產業鏈研究方案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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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30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7）05-011-02

一、引言

自主創新能力是推動技術發展的不竭動力，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核心要素。時代創新的大背景催生了一系列創新方法的產生及推行應用，TRIZ理論是源于蘇聯科學家阿奇舒勒通過對大量發明專利進行研究、歸納所得的一種創新方法，其涵蓋了解決發明創造、創新技術問題過程中可尋的科學規律，并在隨后的逐步發展中明確了基本原理與法則、建立起完善的理論體系，后傳入西方國家并隨之發展成為各國家、各企業及其他社會團體所重視的國際性創新方法。

農業產業聯盟是由多個涉及農業生產相關環節的企業、科研院所和高校等機構組成的一種農業領域的產業組織形式，聯盟各伙伴在發展過程中通過技術、設備等相關資源共享形成利益共同體，旨在通過多方合作促進各聯盟伙伴在技術、經濟上的有效發展。農業產業聯盟應用TRIZ理論，一方面有助于整合各方資源，開拓創新思維，創新技術發展；另一方面可以將TRIZ應用于聯盟的創新管理過程，形成完備的創新管理體系，為聯盟各伙伴的創新合作提供合理的指導思想。因而本文針對農業產業聯盟組織模式和運行機制的特點，進一步分析農業產業聯盟在應用TRIZ理論指導創新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旨在設計推動TRIZ理論高效運行的相關方案，以提升其整體創新水平。

二、TRIZ理論的基本原理

TRIZ理論的創始人指出創新不是一種隨機性的行為，創新發明是有規律可循的，是可以通過對大量發明創新的實際案例進行分析，從而總結得出創新所遵循的基本規律；TRIZ理論正是基于這種思維下的創新辦法，經過國內外專家學者對這一理論的不斷研究、完善，其現下已經形成了蘊含一整套系統性創新方法和創新工具的理論體系。

在解決創新問題、破解創新矛盾時，可以運用TRIZ理論體系中的創新工具與方法，具體包括ARIZ算法、矛盾矩陣、39個工程參數和40個基本原理、物――場分析法、最終理想解等；通過創新者將實際遇到的具體創新問題抽象化為TRIZ問題，并將TRIZ問題整合到TRIZ理論體系中，運用相應的創新工具解決TRIZ問題從而得出創新問題的TRIZ解，對此再結合具體的實際情況將其轉化為有針對性的具體解法。

三、TRIZ理論作用于農業產業聯盟的創新特性

現下，TRIZ理論在管理創新方面的應用主要針對于具體企業，而其在農業產業聯盟創新中的應用研究仍在起步階段，在農業產業聯盟中更好的應用TRIZ理論解決創新問題，就必須明確農業產業聯盟這一特殊主體區別于企業的創新特性。

（一）農業產業聯盟的組織模式

由于農業產業聯盟是由多主體構成的產業組織形式，其伙伴選擇的多樣性、合理性及適應性決定了聯盟的創新方向；聯盟內部在整合資源、集成創新的過程中依賴于創新項目組的引導與促進，創新項目組內的高層領導對創新流程的頂層設計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是推進整個創新管理流程的關鍵力量；同時高層領導與項目組成員之間的信息傳達，關系著創新管理過程中的有效支撐，此外能否將創新指導意見落實為創新思維，與項目組內部成員對創新問題的識別與抽象化為TRIZ問題的能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這也是創新過程中的難點，能否統一整合各伙伴項目組成員的相關意見、增強項目組成員的團隊意識、提升知識轉移效果以及各成員對農業領域知識、TRIZ理論的掌握程度等，都體現了農業產業聯盟組織模式上的創新特性，對其創新過程的科學性、流暢性以及透明程度帶來一定影響。

（二）農業產業聯盟的運行機制

影響農業產業聯盟有效運行的相關因素諸多，其一是聯盟的組織者需要具備行業內的相關領導能力，能夠聯合各合作伙伴充分利用現有資源最大化解決共同面臨的技術問題、應對行業風險，及早識別聯盟伙伴中的“搭順風車”行為，確保聯盟各伙伴針對自身能力提供相應資源、制定適應于各伙伴的運行模式，確保各方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是創新激勵機制的有效運行有助于提升聯盟的創新能力、充分調動各伙伴的創新思維，通過晉升、利益分配等激勵手段增強聯盟各伙伴合作解決創新問題的信心與意愿，推動聯盟創新的科學有序運行。

四、TRIZ理論推動農業產業聯盟創新過程中的問題

TRIZ理論的創新思維以及系統性的創新工具與方法是推動農業產業聯盟創新的有效手段，通過分析農業產業聯盟的創新特性，結合現下TRIZ理論的應用現狀，得出TRIZ理論在農業產業聯盟創新過程中的應用仍存在諸多問題。

（一）研發人員專業知識與創新能力不足

研發人員作為創新的主體，是整個創新管理流程各環節中的把控者，承擔著識別創新問題、規避創新風險等一系列的任務；更好地應用TRIZ理論推動農業產業聯盟創新，就要求聯盟內部研發人員需要具備一定的專業水平，了解時下農業領域市場相關環境、熟悉農業產業生產鏈各個環節，以此能夠準確分析現下的市場狀況，據此有效聯合聯盟各伙伴規避行業風險、推動技術發展及把握市場機遇。但現下農業產業聯盟的研發力度不夠，其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研發人員的專業知識基礎不足，此外對于創新問題的轉化、抽象能力存在欠缺，不能及時將創新過程中存在的矛盾抽象為TRIZ問題，影響了整體創新進程。

同時，研發人員專業知識與創新能力的不足也反映了聯盟內部整體創新意識不夠，相關激勵機制不健全，難以調動成員創新積極性、沒有形成良好的創新氛圍；缺乏部分TRIZ專家的指導和對員工的TRIZ培訓，使得對TRIZ理論的理解和應用程度仍停留在表明層次，難以發揮其有效的創新效率。

（二）知識轉移渠道不暢

農業產業聯盟的創新主體多、專業性質強、創新問題復雜，這些創新特性都要求農業產業聯盟內部各伙伴需要更高標準的知識轉移渠道。各農業產業聯盟發展仍不夠成熟，各伙伴建立起的協調溝通機制并不完善，其中一方面在于缺乏相應的契約機制來保護技術知識產權，另一方面則是成員間沒有建立起科學的學習機制，沒有為TRIZ理論的應用搭建良好的創新平臺；溝通與交流的不足阻礙了內部各伙伴之間的資源共享及合作，減慢了創新進程。

此外，TRIZ作為一種國際性的創新理論仍在不斷的完善、發展，相關產業領域聯盟應用TRIZ的相關經驗、農業企業運用TRIZ理論進行創新的示范效應等都值得借鑒學習，脫離外界而只閉門造車的理論本就脫離了創新的本質，有效推動TRIZ理論的創新效率還應積極加強與應用TRIZ的外部單位溝通交流。

（三）科技中介服務機構質量較低

科技中介服務機構也在迅速發展，其數量在不斷增加的同時有助于聯盟創新績效的提升，但其提升的效果并不顯著。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其服務質量水平較低，仍未與聯盟內部的創新需求速率相平衡，公共信息交流平臺、創新人才及發明成果等數據庫的建設不夠完善，在應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時下高效信息處理方式上仍有不足，其較低的信息獲取和處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介服務機構對TRIZ理論的推廣和有效運行。

五、農業產業聯盟中推行TRIZ理論的建議與方案

綜合上述對TRIZ理論推動農業產業聯盟創新過程中所遇問題的分析，提出關于農業產業聯盟中推動TRIZ理論的相關建議。

（一）加強對TRIZ理論的培訓

通過對聯盟內部成員進行TRIZ理論的相關培訓，以此培養其創新思維及增加對TRIZ理論的了解和運用。具體的培訓形式有，一是增加對培訓講師的技能要求，率先對其進行篩選和培訓，確保培訓講師對農業領域創新現狀、農業市場情況等有一定的了解，同時要確保培訓講師對TRIZ理論有較為深入的研究，能夠將TRIZ理論體系系統、具體地傳達給聯盟成員；二是加強對員工創新技能的培訓，建立線上線下的學習機制，使得員工有更寬闊的渠道和自由時間接受TRIZ理論的培訓，也可以通過定期邀請相關TRIZ專家開展教育講座，對TRIZ理論進行現場實際指導。

（二）建立創新激勵機制

在聯盟內部形成良好的創新氛圍，推動聯盟內部成員將TRIZ理論的創新思維發揮應用到實際問題中，就需要建立完善的創新激勵機制。創新激勵機制的形式可以為：一是聯合各伙伴定期參與由聯盟創新項目組開展的好點子創新方法大賽，鼓勵聯盟內各成員就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創新問題、創新機會提出自己的創新想法，經創新項目組內的專家評審，對于提出具有可操作性、效益性強的創新點子的成員給予獎金、晉升機會等獎勵，以此激發員工的創造力；二是將創新納入員工的績效考核，作為年底獎金、晉升渠道中的一部分，同時開拓員工創新渠道，形成聯盟內整體良好的創新氛圍。

（三）搭建有效知識轉移渠道

知識轉移渠道是聯盟內部各伙伴溝通交流的有效手段，保證良好暢通的知識轉移渠道，有助于科學整合各伙伴的創新資源、發展創新技術以及更好地實現創新目標。搭建有效的知識轉移渠道，一是要從組織和制度層面進行規劃，建立科學的、完善的契約機制來增強聯盟內各伙伴之間的信任程度，同時提升聯盟各伙伴對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意識，確保各伙伴的創新技術、創新辦法得到有效保護，確保相應的資源共享，以此實現其共同的創新目標、達成共贏；二是要建立相應的學習機制，一方面聯盟內各伙伴間要加強溝通交流，提升內部成員的學習意愿、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另一方面要積極與應用TRIZ的外部單位進行交流學習，不斷提升對TRIZ理論的理解及實際運用能力。

（四）發展農業科技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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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小微企業；科技；金融；轉型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經濟，促進了民營企業的高速發展，同時也迫使當前的小微企業面臨著生存的轉型挑戰。如果小微企業裹足不前，在技術創新和降低成本等方面不思進取，則會被迅猛經濟發展的轉型升級的社會要求所淘汰，尤其是小微企業需要強化企業的創新能力，優化企業的資本運作，構建科技型小微企業，與金融企業的能力合作必不可少，如何尋求積極有效的合作路徑，達到雙方共贏，使金融支持小微企業的順利發展，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一、小微企業融資的內涵及作用

一個企業的啟動與發展是要有足夠的資金為基礎，沒有資金所有的項目和計劃都是紙上談兵，霧里看花，即便有所活動也會中途擱淺。因此，充足的資金供給是企業經營活動順利進行的重要保證。我國小微企業的發展時常會被資金鏈斷裂所困擾，迫使生產經營停止運行，失去企業的競爭力。小微企業要從各個資金供給渠道融入資金，諸如：銀行貸款、民間借貸及商業信用等融資方式，融入資金后去維持生產經營及技術研發、擴大再生產等經營生產活動，帶著充裕的資金優勢面對紛繁多變的市場競爭，主動出擊，積極應變市場的變化，促使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敗之地。

二、小微企業融資的約束分析及金融支持

縱觀我國小微企業絕大部分都處在發展的初級階段，信用貸款及融資理念的建立，財務管理不健全及經營狀況混亂，透明度不高，缺少大型、價值較高的固定資產，廠房設備抵押率低，流動資產流動比率高等特點，使得小微企業存在著嚴重的缺陷，特別是與金融機構存在著信息不匹配，銀行方面無法得到準確的企業經營狀況信息等多種因素，導致銀行對資金的放貸存在憂慮而加劇小微企業的融資難度；政府支持力度也因小微企業的信用制度不健全不能到位，最終造成小微企業的融資難以實現。

所以，要想使小微企業發展壯大，企業從根本上要實行樹立良好的信息品牌，管理創新、技術創新，開發先進的技術資源，引進一流的研發人才，建立科學有效的管理機制，同時與金融機構通力合作，得到金融機構的大力支持，才能真正地將企業從窘迫的經營環境中擺脫出來，使科技型小微企業立足于經濟之林。

1、銀行信貸與資本市場是金融發展的兩種模式

科技型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分為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而內源融資通常是在企業的創業初期，外源融資則是小微企業發展壯大后的主要融資途徑，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內源融資難以滿足企業的擴大再生產、技術創新和優化企業管理的需求。外源融資渠道主要是：銀行貸款、民間貸款、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小微企業最主要且不可缺少的融資渠道就是銀行貸款。從銀行放貸分析，銀行要對企業發展的項目進行有效的、客觀的監控，對項目的可行性進行有的放矢的分析，對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進行實時的跟進，對資金需求情況和資金在創新項目中的運用、企業的盈虧狀況等方面進行考察，根據可靠的項目進度及資金需求為科技型小微企業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為小微企業的外源融資得到有效的保證。

2、原創型與追趕型是創新的兩種基本模式

不同的小微企業生產力不同，使得他們的技術領先程度各不相同，技術領先的企業風險投資大，企業技術創新活動活躍，正面的影響顯著，刺激企業技術發展的動力強，所以多數以直接融資的金融支持模式進行融資活動，而技術力量相對薄弱，不斷地追趕他人先進的技術企業則偏向以銀行信貸的途徑來完成企業融資活動，與此同時，我國政府對追趕型企業技術創新的融資政策，采用的是貸款機構為中心，輔助擔保機構、風險投資基金等多類化、多層次的融資方式運用在金融市場中。對于小微企業的技術創新、優化管理形成一種產業結構變化的新興產業，直接融資的優勢顯而易見，對資金短缺的問題可以快速便捷地解決；追趕型的技術創新與優化管理，采用銀行貸款的間接融資比較穩妥。

3、風險投資與R&D 是支持小微企業創新的投入方式

風險投資是將資金投向不定因素的高新技術和產業產品的新型研究開發領域，使研究開發產品成果盡快地轉化為有價值的商品化，并形成一系列的產業化，從而得到高額收益的一種投資過程。這種投資方式是不需要資產抵押、也不需要償還的，盡管投資企業進行高新技術的研發失敗，也不會使企業背負著沉重的債務，這種投入方式對小微企業的發展有著促進作用，極大地催化了小微企業的成長。

R&D投入是在科學技術領域，企業為了增加產業的知識總量，并將這些知識靈活運用到產業鏈中，創造新的應用體系進行企業的創造性活動，這項投入可以體現企業的經濟競爭實力，但是我國的現狀對此項投入強度低，投入的結構也不合理，造成這項投入規?，F狀不容樂觀。

三、創新與優化的理論構建

為了解決小微企業的資金短缺問題，同時還能提高其技術創新與優化的能力，在資本市場中得到強有力的支持，使企業的經營管理登上新臺階，構建新型的企業管理架構，風險投資與R&D雙管齊下，讓風險資本家參與到企業的管理中來，達到降低企業技術創新的融資成本，督促企業轉型升級。

1、小微企業轉型升級的發展階段

我國的科技型小微企業源于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在技術發展不斷進步，市場經濟不斷驅使小微企業自我修煉、蛻變而來的，縱觀歷史發展，根據小微企業的業務增長情況分為五個成長階段，其中有三次質變，兩次量變過程，與小微企業發展同步的金融需求也產生了波浪式增長趨勢，經過科學研究者分析，結出小微企業轉型金融需求的“波浪式增長模型”，為今后的小微企業轉型升級的路徑建立了一定的理論基礎。

小微企業的業務增長第一階段是創業階段。在這個階段，內源性融資是這個階段的主要資金來源，由于沒有相應的企業信譽、資產做保證，外部的資金籌集存在著巨大的困難。而企業發展資金的到位，使得企業金融從無到有，產生了質的變化，這是質變的第一個階段。

第二階段是穩定增長階段。隨著小微企業的持續發展，生產規模不斷增大，企業信譽及企業產品質量不斷提高，對企業資金的需求也隨之增加，在這個階段中，企業可以通過合法的途徑向銀行信貸進行融資，取得企業經營性資金，在資金量的需求體現了量的積累，這是量變的第一階段。

第三階段是產業鏈提升階段。企業發展要務實創新，不斷挑戰新的技術領域，抓住發展機遇，降低企業發展成本，實現新型的產業產能，都是小微企業的轉型升級的目標。在這個階段發展過程中，小微企業的融資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不僅體現在外源性融資占比加大，而且介入了直接融資方式，實現了質的飛躍，這是質變的第二階段。

第四階段是產業轉型階段。小微企業的產能壯大，業務擴展和產業鏈的攀升，在市場競爭中能力不斷加強，但跟核心競爭力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原始單純的業務技術在市場競爭中有一定的局限性，保留原有業務探索新的領域是小微企業勢在必行的選擇模式，也可以從多方面的融資途徑得到企業發展資金來源。這是穩定發展的階段，是量變的第二階段。

第五階段是產業集群轉型階段。經歷了前四個階段的小微企業基本上完成了原始蛻變，將同質性的小微企業進行有機的整合，在資金融資和技術擴充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這是一個質的變化，是質變的第三個階段。

2、小微企業轉型升級的金融支持

小微企業的轉型升級使小微企業在尋求金融融資方式上也有所不同，尤其是在質變階段的金融支持。微型金融做為小微企業融資機構的供給主體，具備雄厚的戰略資金，從宏觀和微觀的角度看，剔除金融機構對小微企業的風險投資存在的盲目性，豐富小微企業金融產品，及時與小微企業之間的信息傳遞，建立權利與義務相匹配的金融價值鏈對深化市場化改革，緩解資本市場的供求矛盾，轉變小微企業生產規模，優化企業的管理水平，具有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技術核心領域，金融機構對這類小微企業進行政策性傾斜，制定嚴謹縝密的風險管理體系和授權體系，形成一個運行良好順暢的金融價值鏈，環環相扣，實現企業與金融機構的交易各項條件匹配，金融機構以足夠的資金安排將企業的科技創新順利地轉化為具有競爭實力的實際產品，從而提升小微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延長小微企業的生存生命周期。

四、結束語

目前，我國的金融市場不斷發展，對科技型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給予了高度的關注，甚至在金融機構體制中，設立了專業化微型金融機構對小微企業的信貸產品創新開了綠燈，同時遵循“需求追隨”理論進行了論證，使具有高風險承受能力的盈余資金進入了小微企業的企業管理創新及產品優化管理過程中，采取了降低成本的舉措，制定相對應的創新金融產品，通過互聯網的金融平臺，為小微企業的科技管理創新提供創新性的服務，有效地將資金配置用在小微企業資金發展的刀刃上，增加小微企業和金融的收益，實現雙方共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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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建偉. 城鎮化背景下農村異質性金融需求制度實證研究――基于金融排斥的視角[J]. 云南財經大學學報. 2014（01）

[4] 張振，朱斌. 基于信息不對稱視角的小微企業融資困境研究[J]. 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中旬刊）. 2014（01）

[5] 姚耀軍，董鋼鋒. 中小銀行發展與中小企業融資約束――新結構經濟學最優金融結構理論視角下的經驗研究[J]. 財經研究. 2014（01）

[6] 盧福財，張榮鑫. 民營銀行的現實問題剖析及發展路徑――基于頂層設計下的漸進式視角[J]. 財經科學. 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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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服務外包；一帶一路；江蘇省

[中圖分類號]F75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283（2017）02-0016-04

一、引言

2013年9―10月，主席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以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為發展目標[1]，以加強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為互聯互通的要點。2014年5―7月，兩次指出中國經濟邁入新常態，并指出中國經濟進入了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從結構不合理轉向結構優化，從要素投入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時期。

服務外包產業具有消耗能源低、吸納大量勞動力等特征，符合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經濟發展大趨勢[2]。在降低成本、尋求更優質的資源和服務、規避經營風險等目標驅動下，經濟全球化逐漸演變且形成了以服務外包為主要特色的產業轉移新浪潮[3]?！耙粠б宦贰毖鼐€許多國家和地區在服務外包產業發展方面表現活躍，存在廣闊合作空間。部分沿線國家和地區已成為中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承接業務的目的地。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將有利于拓寬和深化中國與沿線國家和地區在服務外包產業方面的合作[4]。

二、江蘇省承接“一帶一路”國際服務外包現狀

（一）承接規模越來越大，承接額不斷攀升

商務部資料顯示，2015年我國承接“一帶一路”國際服務外包合同額為178.3億美元，執行額為121.5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了42.6%和23.4%，環比分別提高了3.0%和1.2%。2015年江蘇省承接“一帶一路”國際服務外包業務執行額為21.5億美元，占全省國際服務外包業務執行總額的15.7%，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投資項目138個，中方協議投資額為21.2億美元，“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江蘇省投資135個項目，實際使用外資7.0億美元。2016年前兩個季度，江蘇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協議投資額已經達20.4億美元，同比增長21.6%，對外承接項目完成營業額為23.1億美元，企業“走出去”承接“一帶一路”國際服務外包的規模持續擴大。

（二）承接項目逐漸增多，承接領域越來越廣

江蘇省企業“走出去”承接“一帶一路”項目的步伐逐步加快，承接領域越來越廣。承接機場、港口、公路、鐵路等項目建設逐漸增多，對外投資和承接項目的領域逐漸擴展到礦產資源開發、新能源（太陽能、風能等）開發、房地產開發、農業項目開發、工業及生活垃圾發電、污水與污染處理、服裝與印染行業、工業裝備制造業等多個領域。在國家政策推動下，PPP（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將成為江蘇省企業未來承接“一帶一路”國際服務外包業務的主要模式，包括港口建設、公路建設、鐵路建設、能源開發、信息技術、產業園規劃等PPP項目的承接與投資。

（三）相關支持政策法規相繼出臺

江蘇省政府已出臺多個支持企業承接“一帶一路”國際服務外包業務的政策法規與措施，如《關于搶抓“一帶一路”建設機遇進一步做好境外投資工作的意見》《關于落實國家“一帶一路”戰略部署，建設沿東隴海線經濟帶的若干意見》《推M2015年“一帶一路”交匯點建設工作的實施方案》《江蘇省參與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實施方案》等。這些政策法規與措施的相繼出臺，極大地激發了省內企業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合作熱情，推動了江蘇省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

（四）資金保障與參與力度不斷加大

根據《“一帶一路”大數據報告（2016）》統計，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省區市中排名前十的依次為廣東、浙江、上海、天津、福建、江蘇、山東、河南、云南、北京，其中江蘇省位列第六。在資金保障方面，江蘇、江西、福建、天津等10個地區排名靠前，均設立了“一帶一路”建設的專項資金，其中江蘇省設立的專項資金支持范圍最廣，涵蓋“一帶一路”境外投資、并購、國際物流等多個領域。

三、承接國際服務外包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承接“一帶一路”國際服務外包缺少統籌規劃

在承接“一帶一路”國際服務外包業務時，江蘇省需在頂層設計上下足功夫。服務外包領域存在多頭領導現象，而不是由一個主管部門牽頭。雖然有地方政府部門支持，但不同部門組織不同單位專業力量研究制訂的承接“一帶一路”國際服務外包具體計劃存在差別，制訂的研究方案多種多樣，沒有做到統籌規劃與優中選優。一些部門沒有充分研判“一帶一路”國際服務外包發展的大趨勢，包括對地區、全國乃至世界產業經濟發展的預測，也沒有充分調研“一帶一路”國際服務外包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發包商狀況，如發包能力、市場占有份額、經營特點、信譽資產、發展規劃等，而頂層設計需要考慮省內外接包環境設施系統的區位條件、區域經濟發展條件、服務外包需求及服務水平條件、人才與技術條件、接包企業的優勢和劣勢等。

（二）接包企業實力不強

江蘇省接包企業在參與“一帶一路”國際服務外包業務競爭時的實力不強。沒有有效借助外部資源建立接包企業、省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發展聯盟，使大學與科研機構的創新研發資源和企業的經營管理資源沒有形成優勢互補、實現研發鏈和產業鏈的有機結合、運用知識產權規則保護屬于自己的知識產權、建立企業自主創新發展體系。本土實力不強的服務外包企業一般難以走出國門，需要積極依托省內部分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借助其資源網絡，通過承接跨國公司業務，同時掌握“一帶一路”國際市場信息，汲取更多國際服務外包的承接經驗以增強競爭力。

（三）缺乏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的高素質人才

世界已是平的[5]，特別需要有針對性地培養熟悉“一帶一路”國際服務外包的高端人才，熟悉相關政策、流程、糾紛處理等。服務外包企業往往忙于業務而忽略了企業教育，員工難以形成全球化接包意識，要有針對性地進行跨文化人力資源培訓，建立多元文化理念。高校與教育機構培養的人才與企業需求存在一定的時空差距，應有針對性地開展培養與培訓，設置跨文化交流與商務禮儀的相關課程，提高多元文化的適應性和包容性，與國際發包商開展培訓合作，使員工在真實的工作環境中提升跨文化交流能力。

（四）對“一帶一路”市場的拓展與合作力度不夠

在“一帶一路”建設大背景下，服務外包企業一般很難從戰略高度上認識到樹立品牌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也鮮有企業將品牌打造與推廣放在企業整體發展戰略的重要位置，難以直接感覺到利用服務外包品牌去拓展市場的力量，大部分企業只是被動地承接業務。另外，較少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直接或間接地收購企業及購買股份，難以學習到有效的國際服務外包的管理經驗。相關部門在市場的拓展與合作上可利用外資合理優化商品與服務進出口，進一步放開投資準入，打造透明、穩定、可預見和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提高對國際發包商的吸引力，有助于江蘇省企業提高“一帶一路”國際服務外包承接的競爭力。

四、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的應對策略

（一）制定有效的承接政策，發揮鼓勵與引領效應

1.鼓勵建立具有特色競爭力的服務外包產業群與戰略聯盟。政府應鼓勵和支持企業優化資源配置，通過資產重組、收購、兼并等方式形成上市企業與大型服務外包企業集團，集團與集團之間連接形成服務外包產業圈，各服務外包產業圈分別以BPO（流程外包）、ITO（技術外包）、KPO（研發外包）為圈心，形成各具特色的服務外包產業群。接包企業應積極實施海外并購戰略：一是并購與江蘇省服務外包企業有業務往來的企業；二是并購較為熟悉的服務外包企業；三是并購企業上下游相關產業的企業；四是并購瀕臨破產但是具備潛在實力的企業；五是并購有一定品牌的企業，為服務外包業務獲得品牌認可打通道路。

2.加快投資促進平臺建設以增強接包企業競爭力。借助政府力量加快投資促進平臺建設，建立“一帶一路”國際服務外包的國內外電信連接端口，在投資促進平臺上為江蘇省服務外包企業提供多元化服務。服務外包企業應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跨國公司、全球服務外包知名企業和境外服務外包協會的溝通與聯系。

（二）建立服務外包文化，強化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的人文效應

1.完善服務外包文化管理機制與考核體系。根據MBO（目標管理）原則建立科學的服務外包文化管理機制，加強服務外包文化考核，建立合理的服務外包文化秩序，實現服務外包文化資源合理性配置。實行人性化的文化管理，取消繁瑣的行政管理層級，體現以人為本的文化理念。建立360。全方位考核體系，為獎懲、晉升等提供參照依據，結合外包考核結果建立適當的激勵體系。

2.從“業務包”向“價值包”轉變，發展第三方外包文化，加強第三方監管。“一帶一路”國際服務外包流程需要發包與接包雙方不斷完善和優化，特別是在剛開始的接觸與試探期，雙方需要及時溝通。江蘇省接包企業要積極為對方提供對方認可的基于價值增值文化背景的“價值包”，而不是基于簡單物質利益文化背景的“業務包”。發展第三方外包需要各級政府給予指導，從信貸、金融政策等方面營造有利的政策環境，以服務外包需求為導向，有效拉動第三方外包發展。在猶復雜和不確定性較強的國際服務外包發展環境下，積極發展第三方外包，加強第三方監管可有效規避外包風險、降低外包成本，提高資源的有效合理配置。

（三）增創對外開放優勢，強化“一帶一路”國際服務外包市場開拓能力

1.充分發揮服務外包協會等組織的作用。協會可定期向企業、國外的發包商、政府、高校研究機構等“一帶一路”服務外包相關政策與信息，促進服務外包企業積極交流與溝通，為服務外包企業搜集與提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市場專業數據和服務外包資訊信息，并積極參與制定相關戰略，協助政府實施“一帶一路”服務外包政策措施。一些中介組織可以幫助服務外包企業提供多種多樣的服務與咨詢業務，如會計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評估師事務所、管理咨詢公司等。

2.加強服務外包公共平臺建設。江蘇省可建立“一帶一路”國際服務外包公共信息服務平臺，優化門戶網站，政策、投資等信息，與大型網站建立鏈接，為服務外包企業提供良好的公共信息服務?？山a業示范效應平臺，推進企業示范榜樣建設，發揮示范作用與帶頭作用，引領其他服務外包企業發展的方向，形成學習效應。還可建立企業間的信息資源共享平臺，加強合作交流，消除不正當競爭，實現合力發展，提高服務外包企業在“一帶一路”國際服務外包市場上的整體實力。

（四）優化人才體系構建，合理開發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的人力資源

1.在服務外包高端人才培養上應大膽創新。優化人才培養結構，探索校企聯合培養、訂單培養等新模式，擴寬培養渠道，構建政府投入為主導的多元服務外包人才培養機制。設立服務外包人才培養信息共享平臺與預警機制，從宏觀角度監控服務外包人才流動。構建產業化人才市場，實現人才資源配置的市場化，促進用人單位和服務外包人才兩個主體的雙向選擇。

2.注重服務外包企業選人、育人與用人的協調發展。積極引入競爭機制，大力推行公開選拔和競爭上崗，保證高端人才識別的廣泛性和持續性，完善程序、途徑和方法，打破區域、部門和所有制的壁壘。應盡量實行BPO、ITO、KPO等領域人才的錯位培養。加快推進人才資源市場配置的各項改革，在人才使用上不拘一格，讓服務外包高端人才獲得更大的選擇與發展空間，激發各類服務外包人才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五）加強科技研發投入，培養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的創新能力

1.加強企業創新文化建設，重視創新意識培養。建立符合科學發展規律的創新意識，營造寬松自由的創新環境，強化創新意識的培養，加強企業創新文化的積淀與傳承。服務外包企業可在觀念和制度上推動自主創新文化建設，建立“產權清晰、責權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以企業使命與愿景目標驅動自主創新能力培養。建立多重融資渠道，保障研發項目有持續的資金投入，通過資本市場的進入為自主創新能力提供必要的財力支持。

2.完善相關政策，鼓勵企業自主創新。政府鼓勵與推動服務外包企業通過自主創新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轉變。設立消化吸收專項基金，推動企業做好引進與消化、吸收、創新、再出口工作，鼓勵和支持服務外包企業依靠自主創新實現轉型升級，建立對自主創新企業的金融扶持政策，建立稅收優惠政策，鼓勵有能力的企業積極上市獲得創新資本。

（六）打造江K服務外包品牌，提升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的影響力

1.選擇有效的服務外包品牌推廣策略?？砂丫W站宣傳、廣告與搜索引擎推廣、網絡口碑及公關、參加國際推介會等方式組合運用。尤其應注意英文網站的品牌宣傳，可在信息提供、服務支持等多個方面向國際服務外包商展示形象。可通過搜索引擎優化，爭取優先位置排名。利用網絡媒體的信息化、全球化、多媒體、低成本以及全方位傳播等多元特性，即時信息，對發包商產生影響，達到及時把握商機推廣品牌的目的。對企業的合同信用、質量信用、勞動信用、環保信用、納稅信用、司法信用及企業法定代表人個人信息進行全面評估，解決融資問題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加快金融產品創新和加強金融服務，滿足服務外包企業全方位、多層次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需求。

2.注重服務外包品牌的維護。事前控制做到先評估后推廣，事中控制做到品牌價值推廣處在正常軌道，事后控制做到發生偏差時及時采取應對措施，確保品牌順利推廣?？蓪⒔K省服務外包文化資源物化成促銷的物質，使促銷既反映品牌思想又體現江蘇省文化價值?？蓪⒎胀獍a品包裝創造成品牌載體，使其具備較強的品牌屬性，讓服務外包過程變成品牌推廣過程。多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發包商親身感受到江蘇省服務外包品牌的親和力。成立品牌知識產權保護小組，撥出經費保護品牌的知識產權，維護品牌形象。服務外包企業應積極擔負各種社會責任，參與省內外各類社會公益活動，努力維護服務外包品牌美譽度。

五、結論

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可促進江蘇省經濟再次騰飛，形成新的增長點。本文從政策、文化、人才等六個角度提出江蘇省承接“一帶一路”國際服務外包業務的相應對策與路徑，為江蘇省服務外包產業跨越式發展提供現實建議。研究成果可應用于江蘇省服務外包產業領域，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大背景下，有助于推進江蘇省承接“一帶一路”國際服務外包的可持續發展，對其他省市的可持續發展也具有一定的實踐參考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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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戴軍，武紅陣等.中國21城市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的競爭力實證研究[J].亞太經濟，2015（5）：102-106.

篇4

一、技術創新的含義

技術創新的概念最早是由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的。綜觀各國學者的觀點,對技術創新可做如下定義:技術創新就是企業家為了獲取潛在的超額利潤而重新組織生產要素,從而生產新的產品或提供新的服務,推出或引入新的生產工藝或方法,開辟新市場,獲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應來源,建立企業新的組織形式和經營管理模式等一系列技術經濟活動過程。

從技術創新的定義可以看出,技術創新是一種以技術為主體和導向的活動,是一個從技術設想到市場實現的過程。其中最關鍵的是研究與開發成果的商業化。創新是企業的生命線,一個企業如果想要在充滿競爭的環境中生存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創新,尤其是技術創新,來保證企業自身的順利發展。

二、中醫藥學與西醫藥學的地位之爭

中醫藥學作為中華民族創造的醫學科學,是我國優秀民族文化的瑰寶,其地位,作用,及科學性是不容置疑的,中醫藥學在保障人民群眾健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是我國衛生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自從西醫傳入中國開始,就一直有“廢除中醫藥”的風波。這一問題讓我們感到有必要將中西醫藥的優劣做一區別,然后尋其原因。

(一)西方醫藥學

西方的醫學一般是與科學,技術相提并論的,互不隸屬。因為西方的醫學既包括理論,又充滿技術因素,而且很多是只需要經驗看病治病的,哪一類科學和技術都是不能包含它的。所以西醫學被看成是科學,技術和經驗的混合體,在嚴格分類上是一個獨特的知識體系。西藥是在高科技的支持下,合成的化學制品。有讓人服用方便,療效高,見效快等優點。其相對于祖國傳統醫藥學來看,確實有一些可以看的見的優點。但西醫藥的缺點也是不容忽視的,如副作用大,擾亂人體內正常菌群,有抗藥性等。當前我國提倡慎用抗生素就是基于以上諸種原因。

(二)中國的傳統醫藥學

取材于大自然的中醫藥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有許多自身優勢。是西方醫藥無可取代的。比如中醫藥取材于大自然,副作用小,對于慢性疾病的治療和保健療養,非耐藥性等方面都是優于西方醫藥學的。自古至今中醫藥為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為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在醫藥新技術日益發展的今天,也顯露了一些問題,面臨著挑戰。例如在中醫藥理論層面上不斷創新,至今仍在研究古人的專著,單單拿先賢的高明來證明中醫的偉大,是不易說服人的;中醫藥學在精確量化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中醫藥在采集和應用方面存在的問題;以及目前我們在利用現代化醫學方法來創新和發展中醫藥方面不夠重視等等。由于以上的諸種原因導致了部分人提出了“廢除中醫藥”的口號。

三、天士力藥業集團的發展——技術創新

中醫藥要發展,就要加快現代步伐,用現代醫學方法來研究。然而對于中醫學的發展,自古以來強調的是要繼成這筆古老的文化,而沒有很好的利用現代的醫學方法來進行創新和發展。就像牛頓評價他的成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樣我國的中醫藥學也應是在我國優秀文化的傳統的基礎上進行研發和創新,力求再上一個更高的臺階。在現實的生活中,正當一部分人責備中醫藥是不科學的,應“廢除中醫藥”時,我們的科研工作者并沒有因為非議而退卻,而是用他們的努力來證明我國傳統醫藥學的寶貴價值。其中天士力藥業集團的發展創新便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天士力集團自成立以來,就立足于中藥現代化,不斷推動高技術產業化,開發現代中藥,全力打造現代中藥產業鏈,構造先進技術制造平臺,推動中醫藥由粗放型傳統產業向精益型集約型現代產業轉化。天力士集團一直奉行的一個原則是“創則變,變則新,新則勝”的信念。為本企業的進步不斷的注入活力,在創新求實中取得了巨大的跨越發展。

天士力的現代中藥研究所主要是利用現代化提取和制劑技術,提高生物利用度,使中藥效量化,它首次實現了中藥復方制劑定性,定量,有效性可控,填補了藥典空白,并且在國內建立了三個符合gap標準的藥源地與國際標準接軌。巨大的科技投入,同時也保障了天士力現代中藥的品質與心腦血管系列藥品飛速發展,復方丹參滴丸作為用現代高科技手段制成的一種純中藥滴丸制劑,具有溶出速度快,可直接經粘膜吸收入血,生物利用度高等特點,復合劑量小,毒副作用小,速效,高效等現代藥劑學的要求。它是我國率先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臨床用藥申請,取得了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認證的中成藥品。

天士力集團將中國傳統中醫藥與現代高科技完美結合,為中藥走向國際市場展現了廣闊的前景。也讓我們認識到了,只有以技術創新求發展才能推動中醫藥國際化,才能讓中醫藥在世界上站有一席之地,最終能夠讓我們更好的繼承和發展我們民族的寶貴文化財富。同時,“天士力”藥業集團對中醫藥的發展所做的貢獻也讓我們深深的體會到,我們面對的是如何拯救中醫藥,如何在繼承的基礎上來創新中醫藥,而不是取消中醫藥。

四、對中醫藥的創新發展的幾點建議

中醫藥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為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針對目前中醫藥學發展所面臨的爭議,我們應有所創新的繼承與發展祖國的傳統醫藥學。下面是對進一步推動中醫藥的創新發展提出的幾點小建議:

(一)堅定不移地發展中醫藥事業

中醫藥是我國優秀的文化傳統,在保障人民群眾健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是我國衛生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我國中醫藥事業的發展關鍵是要做好繼承和創新工作。由于中醫藥自古發展至今已有幾千年的歷史,其總體內容是先進的,不過時的,但是也會有個別的理論概念和方法不太適用于現代。因此我們要有所選擇的繼承。同時在我們選擇要堅定不移的繼承我國傳統醫學的時候,應把現代的高新技術和中醫藥理論相結合以此起來推動中醫藥學的發展。

(二)將先進的高科技與傳統的中醫藥理論相結合

中醫藥對人類作出的貢獻已被廣大人民所認同,但由于中醫藥研制服用具有一定的缺點,比如炮制復雜,服用麻煩等等。要解決這一難題,我們可以采用創新的方法將21世紀最先進的科技手段與中醫藥理論相結合,摸索出一套先進的中國式的科技方法與科學規范,讓中醫藥更好的為人類服務,為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做貢獻。

(三)用高科技的方法來發掘和整理中醫藥典籍

繼承和發展中醫藥事業,首先要重視中醫藥典籍我們可以利用現代化的工具來收集整理中醫典籍,也可以組織在理論上和經驗上造詣很深的知名老中醫,整理有代表性的中醫典籍,并將他們對中醫理論提出的認識及其臨床寶貴經驗利用高科技的方法進行整理和推廣,比如將他們所整理的知識制作成軟件和課件等等。不僅使醫務工作者更全面的認識中醫藥學和及時的了解中醫藥學發展的動態,而且也方便了為廣大的人民群眾進行中醫藥學知識的普及。

(四)以臨床實踐為核心,做好繼承與創新

轉貼于

中醫是源于臨床實踐的科學,中醫理論和治療技術都是在臨床實踐中發展起來的,中藥新藥往往是從臨床處方,院內制劑的基礎上研究的,這是中醫藥的一個特殊規律。目前中藥在研發方面存在著與臨床實踐相脫節的現象,這對中醫藥學的發展都存在不利的影響,所以我們在對中醫藥學有所繼承的創新時,要保證把臨床實踐作為核心要素。

(五)傳統研究方法和科學研究方法并用

中醫藥科研要想有所創新的發展,既要采用傳統研究方法,又要積極的運用現帶化科技和方法。只有這樣,才能實現高水平的跨越和突破,實現中醫藥現代化,才能得到全世界的公認和推廣。

(六)推廣高新技術在中成藥生產中的應用

傳統的中醫藥制作比較麻煩,要解決中成藥生產過程自動化,集成化相關的一系列關鍵工程技術問題,是中成藥生產實現現代化的制高點。通過在中成藥的生產中運用高新技術來提高中藥在國際市場中贏得更好的競爭力。

(七)全方位運用高科技推進中醫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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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區位選擇； 引力模型

文章編號：2095-5960（2017）02-0092-08；中圖分類號：F125；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是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和濟全球化的兩種重要途徑之一，隨著國家“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和規模均取得了快速發展。據商務部相關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5個國家和地區的6532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實現對外投資11802億美元，同比增長147%，而同期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12627億美元，同比增長55%，說明我國已經到了“引進來”和“走出去”發展并重的新階段。關于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問題也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Buckley（2007）研究了中國對外投資的驅動力和決定因素[1]，Salidjanova（2011）則從資源和技術兩個層面分析了中國OFDI快速增長的原因[2]。然而，從國別差異的角度探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和動機等問題則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

任何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都不可避免的面臨著回答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動因、條件和流向等問題，因此，面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諸多新現象和新特征，如何解釋我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我國企業對不同東道國投資的區位決策影響因素是否一致？顯然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仍存在進一步推進研究的空間和可能性。本文在以往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為指導，借助投資引力模型，選取2003―2014年28個主要國家和地區的面板數據，并將樣本國家分為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兩類，在國別差異視角下重點考察東道國市場因素、資源稟賦因素和技術因素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以此說明我國對不同類型東道國OFDI驅動力和影響因素的差異，預期將為“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企業持續“走出去”提供理論依據和現實指導。

二、文獻述評

關于OFDI區位選擇問題目前尚未出現系統并得到一致認可的理論，通過對現有文獻的認真梳理，我們可以發現理論界在探討國際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時大體上沿著三條思路展開，一是從區位經濟學入手，從企業生產成本的最小化和靠近市場來進行生產地點的決策；二是從國際貿易理論入手，重點考慮資源稟賦、技術、偏好和運輸成本對生產地點決策的影響；三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在綜合考慮前兩條思路的基礎上，主要考慮影響區位選擇的因素包括資源和原材料的可獲得性、勞動力的成本、市場及其相關因素、政府政策措施等。[3]

Tinbergen（1962）首次將物理學中的引力思想引入到國際貿易流量的分析中，認為兩國貿易流量和自然界星體等物質之間的引力一樣，和他們的質量成正比，和他們的距離成反比，即兩國間的貿易流量和這些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成正比，而和他們的距離成反比[4]，貿易引力模型的一般形式為：

其中XAB表示AB兩國的貿易流量，GDPαA和GDPβB表示AB兩國的國內生產總值，distζAB表示兩國的距離，λ是給定的常數。貿易引力模型自提出以后受到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并對其進行了實證檢驗，Brainard（1993），McCallum（1995），Linnemann（1996），Branstetter（2010），Chaney（2011）[5][6][7][8][9]等學者基于不同國家數據的檢驗證明了引力模型的廣泛適用性。

鑒于引力模型在分析國家雙邊貿易流量問題上的良好適用性，并且根據Kojima（1978）[10]的貿易和投資相互促進理論，學者們開始將引力模型引入到投資領域的研究。Anderson（1979）在對貿易引力模型進行修正的基礎上提出了投資引力模型[11]，其一般形式如下：

其中OFDIij表示i國和j國直接投資流量，GDPi和GDPj分別表示i國和j國的國內生產總值，Pi和Pj分別表示i國和j國的人口總數，Bij分別表示i國和j國之間阻礙互相投資的各種因素（如距離、稅收等因素），Hij表示促進i國和j國互相投資的各種因素（如簽署投資協議、具有共同語言等因素），εij表示前述各種因素沒有考慮到的誤差項。根據投資引力模型，兩國投資流量與兩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及人口量和一系列助力因素正相關，和貿易壁壘以及一系列阻力因素負相關，并且可以根據不同研究對象和目的的需要，在投資引力模型中加入其他變量進行檢驗。

近年來，在投資引力模型思想啟發下，結合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現狀研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的成果逐漸增多。其中大多數學者從實證角度選擇將制度因素納入分析模型中，魯明泓（1999）是國內較早將制度因素納入到國際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分析的學者，在對以往研究成果回顧的基礎上，通過選取110多個國家的10多項制度性因素，并把制度因素分解成國際經濟制度安排、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企業運行的便利性四種類型，實證分析了制度對國際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最后從短期和中長期兩個時間維度提出了中國制度亟須改進的地方。[12]程惠芳、阮翔（2004）選取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32個國家和地區作為代表性樣本，實證檢驗了東道國的經濟規模、地理距離、雙邊貿易量以及是否簽署投資保護協定和避免雙重征稅協定等虛擬變量和投資流量之間的關系，并通過引力模型計算出中國與東道國的引力系數，研究發現東道國的經濟規模、雙邊貿易量和投資流量正相關，而雙邊距離則和投資流量負相關，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投資引力模型。[13]蔣冠宏、蔣殿春（2012）基于投資引力模型，利用中國對95個國家投資的面板數據，對影響中國OFDI區位選擇的因素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中國對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投資的動機存在差異，并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制度風險表現不明顯。[14]隨著微觀數據在實證分析中得以廣泛應用，也有部分學者對該問題進行了相關研究。閻大穎（2013）則是基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微觀企業數據，通過納入價值鏈因素實證檢驗了中國企業OFDI的區位分布及其決定因素。研究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自然資源尋求型和戰略資產尋求型，而制度因素對跨國公司OFDI區位選擇影響同樣顯著。[15]王永欽、杜巨瀾、王凱（2014）從東道國制度視角出發，選取中國2002―2011年842筆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為研究樣本，重點探討了東道國的六類制度性因素以及稅收和自然資源等因素對OFDI流量的影響，結果顯示不同制度性因素對中國OFDI的影響具有差異性。[16]趙蓓文（2015）以中國OFDI區位選擇中呈現出的新特征作為切入點，分別剖析了中國對歐美、非洲、拉美以及新興經濟體進行投資的典型案例，在甄別不同投資動機的基礎上提出了針對不同投資類型要進行風險預判的政策建議。[17]

通過文獻回顧可以發現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OFDI區位選擇問題進行了相關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不僅豐富了區位選擇理論，也為學界下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但仍然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首先，關于研究視角的問題，部分學者在研究時沒有對中國OFDI東道國進行區分，而是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對待，這將導致無法準確甄別出中國OFDI的投資動機及其區位決策的影響因素；其次，關于研究方法的選取問題，如程慧芳和阮翔（2004），Kolstad & Wiig（2009）等選取的都是截面數據，和面板數據相比較可能存在的問題是由于沒有考慮時間趨勢和個體效應所導致的結論有偏；再次，關于研究變量選取的科學性問題，如部分研究僅僅側重于自然資源因素，而有的研究僅側重于市場因素等，這些問題可能會導致無法全面把握影響中國OFDI^位決策的影響因素。針對上述研究存在的問題，本文希望克服以往研究存在的缺陷，從國別差異的研究視角出發，將全部樣本劃分為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兩類，將影響因素概括成東道國市場因素、資源稟賦因素和技術因素，借助于投資引力模型，運用面板數據實證檢驗我國OFDI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試圖為該領域的研究作出一定的改進和創新。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和指標選取

1.樣本選取

考慮到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的系統是從2003年開始，并且對外投資區位分布呈現出集聚現象，因此遵循樣本選取的代表性和簡潔性原則，本文在樣本選取上，以2014年我國OFDI存量數據中排名前30位的國家和地區為標準，去除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的數據后①〖ZW（DYB，0.25〗〖HTF〗①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為傳統意義上的“避稅天堂”，對其研究不具有實際意義，因此將之剔除?！糧W）〗，研究對象為28個國家和地區②〖ZW（DYB，0.25〗〖HTF〗②2014年我國對該28個國家和地區的OFDI存量占當年全部比重的83.9%，因此樣本選取具有較強的代表性。〖ZW）〗，這28個國家和地區分別是：中國香港、美國、澳大利亞、新加坡、英國、俄羅斯聯邦、法國、加拿大、哈薩克斯坦、南非、德國、荷蘭、中國澳門、緬甸、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印度、柬埔寨、泰國、瑞典、巴西、韓國、日本、委內瑞拉、阿爾及利亞、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尼日利亞。按照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編制的“人類發展指數” 將這些國家和地區進一步劃分為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兩類，其中發達經濟體為：美國、澳大利亞、新加坡、英國、法國、加拿大、德國、荷蘭、中國香港、中國澳門、瑞典、韓國、日本。發展中經濟體為：俄羅斯聯邦、哈薩克斯坦、緬甸、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印度、柬埔寨、泰國、巴西、委內瑞拉、阿爾及利亞、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尼日利亞、南非。

2.指標選取

根據樣本選取對象和研究目的，本文將歷年中國對各東道國OFDI流量作為被解釋變量，并從經濟規模、資源稟賦和技術稟賦等角度擬將以下指標作為考察對象，變量具體含義、預期符號及理論說明如表1所示。

（二）數據來源說明和描述性統計

限于數據的可得性和全面性問題，本文在盡量擴大研究樣本量的原則指導下選取了2003―2014年世界28個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年度數據，其中，中國對各東道國OFDI流量數據取自歷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投資國與東道國國內生產總值數據取自UNCTAD數據庫，投資國與東道國雙邊貿易規模數據

取自WTO數據庫，15―64歲的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POP）、能源使用量（ENE）、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GTEC）數據取自世界銀行（World Bank）數據庫，中國與各東道國距離成本（DIS）是國家之間的航運距離和國際油價的乘積，航運距離的測算參考Mayer和Zignago（2011）的相關研究，將測算公式設定為：

（3）式中，Dij表示兩國之間的航運距離， popm 和popn表示兩國的城市人口， popi 和popj 表示兩國的人口總量，λ表示貿易距離彈性，一般設定為1，國際油價參考World Bank數據庫中英國布倫特輕質石油年度平均成交價格。BORDER和LANG為虛擬變量，分別表示中國和東道國是否有共同邊界和共同語言，是取1，否取0。各變量中所有以貨幣度量的指標均采用美元計價，為排除物價波動的影響，均按1990年不變美元價格進行調整，對個別缺失值均按插值法進行補齊，對投資流量、經濟規模、貿易規模、距離成本和資源稟賦分別取對數，并將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列示于表2中。

（三）模型建立

本文在原始投資引力模型Anderson（1979）的基礎上，參考Di Mauro（2000）的研究方法[18]，將模型設定為：

為了將我國對各東道國OFDI與解釋變量之間的非線性關系轉換為線性關系，本文在（4）式的基礎上，將模型兩端同時取對數，這樣不僅可以克服自相關問題并將有效改善模型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問題，于是，修正后的模型設定如（5）式所示。

其中，i代表樣本選取的28個東道國，t代表年份為2003―2014年，α代表截距項，β為各變量的彈性系數，μ表示國家效應，ν表示時間效應，δ為干擾項。其余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的含義及理論說明和表1相同。

四、實證檢驗和結果分析

（一）面板模型選擇

面板模型估計方法一般有固定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和混合效應模型，根據Baldwin和Taglioni（2006）的研究，當模型中包含國家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比不包含固定效應或只包含一種固定效應時估計結果更加可靠。[19]Jeffrey M. Wooldridge（2002）也指出對使用總量數據的政策分析而言，采用固定效應模型總比隨機效應模型更加令人信服。[20]因此，本文選取固定效應模型來進行實證分析。另外，為了考察我國對不同東道國OFDI區位選擇影響因素的差異，本文還設計了以下三個研究方案，第一個方案針對全部28個樣本國家進行估計，估計所得結果如表3（1）列所示，第二個方案針對13個發達經濟體進行估計，估計所得結果如表3（2）列所示，第三個方案針對15個發展中經濟體進行估計，估計所得結果如表3（3）列所示。

（二）實證結果分析

表3引力模型回歸結果顯示，從全樣本回歸結果來看，投資國與東道國國內生產總值、投資國與東道國雙邊貿易規模、中國與各東道國距離成本和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通過了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15―64歲的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能源使用量通過了5%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兩個虛擬變量BORDER和LANG則分別通過了5%和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從預期符號來看，投資國與東道國國內生產總值、投資國與東道國雙邊貿易規模、15―64歲的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以及BORDER和LANG均和預期一致，說明了投資國和東道國的經濟規模、貿易規模以及勞動力結構均能促進我國OFDI流量，是否和東道國擁有共同邊界和共同語言顯著為正說明了不僅符合理論預期，并且反映了我國OFDI總體傾向于流向有內在聯系的國家和地區，而能源使用量和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則和預期不一致，說明了當前階段我國OFDI對技術稟賦需求仍存在較大的增長空間。另外，雙邊距離成本符號和預期不一致則說明了隨著技術進步和運輸工具的革新，距離已經不再是影響OFDI的決定性因素。

從對發達經濟體的回歸結果來看，所有變量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其中，投資國與東道國雙邊貿易規模、中國與各東道國距離成本、15―64歲的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和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通過了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投資國與東道國國內生產總值、能源使用量通過10%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虛擬變量是否有共同語言和共同邊界則分別通過了1%和10%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和全樣本回歸結果不同的是，對發達經濟體的檢驗發現雙邊貿易規模、勞動力結構以及高科技產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均顯著為正，說明了我國對發達經濟體的對外直接投資存在典型的市場尋求和技術尋求的目的，是否有共同邊界（border）顯著為負則說明我國流向發達經濟體的OFDI受到邊界效應的影響并不大，而具有共同的語言顯著為正則說明了我國流向發達經濟體的OFDI受到了語言因素較大程度的影響。

從對發展中經濟體的回歸結果來看，只有投資國與東道國國內生產總值、投資國與東道國雙邊貿易規模和能源使用量通過了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了我國對發展中經濟體的對外直接投資存在典型的市場尋求和資源尋求的目的。雙邊距離成本雖然和理論預期一致，但顯著性水平則較低，另外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和是否有共同邊界均和理論預期符號一致，但都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另外，通過方案3的檢驗也說明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區位選擇決定因素既有相同的影響因素，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國別差異，從投資動機上來看，我國OFDI流向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都有市場尋求的目的，但流向發達經濟體的OFDI更側重于技術尋求，流向發展中經濟體的OFDI則更加側重于資源尋求，這和我國當前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實踐是一致的，即我國當前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跨國并購和綠地投資不僅在于開拓東道國市場，同時更加重要的是為了獲取其先進的技術，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投資活動則主要是為了獲取其自然資源，而技術尋求的目的則不明顯，甚至存在著技術溢出到東道國的現象。

（三）穩健性檢驗

由于投資國和東道國雙方的經濟規模越大，越有可能促進對外投資的發展，另外隨著對外投資規模的擴大，也會帶動雙方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因此，變量之間存在的雙向影響關系使得實證分析中有可能會出現內生性問題從而導致回歸結果的有偏性。因此，本文選擇將經濟規模、貿易規模和距離成本分別滯后1期，對模型進行再次檢驗，以確保分析結果的準確性和穩健性。從表4的穩健性檢驗結果可以看出，無論是對樣本國家的總體檢驗，還是對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分類檢驗，本文所選取的各個變量的系數值和顯著性與表3分析結果基本保持一致，說明實證分析結論是穩健的，并具有一定的實際意義。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選取2003―2014年28個主要國家和地區的面板數據，借助于投資引力模型，從國別差異的角度出發將所有樣本國家分為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兩類，通過設計3個研究方案重點考察了東道國市場因素、資源稟賦因素和技術因素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結論表明我國OFDI區位選擇呈現出明顯的國別差異，從對不同研究方案的分析來看，我國OFDI區位選擇受到了不同解釋變量的影響，并表現出不同的投資動機，對發達經濟體的投資不僅受到市場規模因素的影響，同時也受到技術稟賦因素的影響，即呈現出市場尋求和技術尋求的動機，對發展中經濟體的投資在同樣受到市場規模因素影響的同時，還受到資源稟賦因素的影響，即呈現出市場尋求和資源尋求的動機。

通過上述研究結論，結合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首先，要繼續擴大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技術尋求型ν庵苯油蹲使婺＃通過本文分析發現我國對發達經濟體的OFDI已經表現出明顯的技術尋求特征，在當前我國自主創新能力促進技術進步的作用亟待提高的背景下， 借助于OFDI途徑通過嵌入技術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高端產業鏈條，運用模仿以及“干中學”等多種手段獲取東道國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以及前沿信息，并通過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將獲得的成果傳遞到我國，最終借助于技術傳播和擴散提高我國的整體技術水平。

其次，要繼續加強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與合作，本文分析結果顯示我國對發展中經濟體OFDI呈現出明顯的市場和資源尋求的動機，因此面對當前受困于全球經濟緩慢復蘇導致我國外貿發展受阻以及國內資源有限且分布不平衡的現狀，在國家“一帶一路”頂層戰略的推動下，通過加大對發展中經濟體的對外投資，不僅可以擴大我國國際市場規模，同時對于我國資源的穩定供給也提供了重要保障。

再次，要重視對被投資國家和地區的制度考察。隨著我國OFDI 的快速發展，經濟規模、基礎設施等“硬環境”所起的作用正在逐步下降，而諸如東道國的政府效率、法制水平以及腐敗控制等“軟環境”所起的作用正在逐步上升，因此，我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要更加重視對東道國的制度環境的關注和考察，應利用自身優勢有意識的打破“制度接近性”的束縛，積極擴大對制度比較完善的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規模，提高我國企業的綜合競爭優勢和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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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