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中國社會科學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在經過了十年的快速發展之后，2011年繼續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明確提出了綠色文科、綠色學報的辦刊理念，期刊定位更加清晰，學報定位為“多學科研究資源環境問題的國內高端學術平臺，廣受學界尊敬的新銳文科學報”。二是相關期刊數據繼續前移，權威文摘轉載量穩中有升。學報再次入選全國中文核心期刊（北大2011版）和CSSCI來源刊（2012-2013），其中在CSSCI同類期刊排名由2008-2009年版的第65位、2010-2011年的第42位提升到第27位。三是特色欄目“資源環境研究”榮膺教育部“名欄工程”建設欄目。

為感謝海內外專家學者的支持與厚愛，進一步提高期刊質量和學術影響力，本刊編輯部決定從2011年起，開展年度優秀論文評選活動。現將具體事宜通知如下：

一、評選范圍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刊發的全部論文（共計119篇）。

二、評選數量

共評選10篇優秀論文。

三、評選標準

1.論文選題探討的是本學科的前沿、難點問題，或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穎獨到之處。

2.有較高的影響因子。

3.被權威文摘全文轉載。

4.適當考慮是否為重要基金項目。

四、評選方式

1.初選階段。在初選階段，作者可以自薦，讀者可以推薦，但需要提供推薦理由或證明材料；同時，編輯部也將對所刊發的論文進行挑選。自薦或推薦截止日期：2012年3月31日。

2.專家評議階段。成立由校內外知名教授組成的評審專家小組。編輯部將組織專家進行同行評議，確定擬入選的優秀論文并在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網站（省略）上進行公示。

3.省略.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部

我校首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開題論證會召開

篇2

【摘要題】理論探索

【關鍵詞】社會科學/科學生產力/CSSCI

1引言

科學生產力與物質生產力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范疇，它們的成果表現形式有著質的差別。后者的成果是物質的、有形的，而前者則是非物質的、無形的，需要經過轉化才能成為有形的。自然科學、技術生產力成果的表現形式主要是論文、著作、專利；社會科學生產力成果的表現形式則主要是著作、論文、研究（咨詢）報告。對于物質生產力的評價國際上已經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認的指標體系，可以進行直接評價。而對于科學生產力的評價，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質的、無形的，因此無法對它進行直接評價。目前，國際上的通用做法是對它的成果的轉化表現形式進行量化評價，從而對科學生產力進行間接評價。

論文是科學成果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這里所說的社會科學生產力是指社會科學生產的能力。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加菲爾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國費城科學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學引文索引》(SCI)，以在SCI來源期刊上發表科學論文的數量和已被SCI錄用論文的引用量作為衡量科學成果的量和質的主要指標。經過30多年的實踐，目前SCI已被國際公認為評價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單位乃至學者個人科學成果（主要是基礎研究）和學術影響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開始，受國家科委的委托，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依據SCI每年我國各科研機構、高等學校在SCI的發文量和被引量統計。這一重大舉措導致了各高等學校、科研機構紛紛采取各種激勵措施，從而在總體上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科學生產力的發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學引文索引》之后，美國費城科學信息研究所相繼研制、出版了《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和《藝術與人文科學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國際性的，且不收錄中文期刊，而我國的科學研究人員的成果絕大多數發表在國內出版的中文期刊上。為了能準確、全面地反映、評價我國的科學生產力，研制基于中文學術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為十分緊迫的重要任務。1995年，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研制的以國內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為素材的《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學開始研制《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CSSCI)，1999年經專家組論證，教育部正式批準，將《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列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九五”規劃重大項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導下，經過課題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繼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盤和網絡版，并提供查詢、咨詢、統計服務（包括網上服務）。CSSCI的出版填補了我國該領域的空白。CSSCI來源期刊的選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導下、廣大社會科學領域專家的參與下進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咨詢委員會”，由全國17所高校的社會科學專家和社科管理專家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領導的參與下，咨詢委員會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別在南京、長沙、珠海召開會議，對CSSCI來源期刊進行了充分、深入的討論，會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組織全國社會科學領域1000名教授對CSSCI來源期刊進行評選，最后確定CSSCI來源期刊419種。這保證了CSSCI的科學性、客觀性。

表1論文的地區——學科分布

附圖

說明：由于少數論文涉及2個學科、作者涉及2個地區，故論文總數略多于CSSCI(2001)論文總數。

本文基于《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01)，以發表學術論文為指標，對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及其結構、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對我國社會科學研究作一宏觀描述。

2社會科學學術論文總量及其地區、學科分布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01)來源期刊為419種，錄用來源文獻為61492篇。根據CSSCI(2001)數據庫，分析、統計得出社會科學學術論文的地區——學科分布，如表1所示（見上頁）。

3我國社會科學生產力結構分析

由表1論文的學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國社會科學學術論文總量中經濟學占30.41%，這是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實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在論文學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論文總量4%以上的其他8個學科依次是：教育學，政治學，新聞與傳播學，圖書館、情報學與文獻學，文學，歷史學，法學，哲學。

由表1論文的地區分布可知，2001年發表的社會科學學術論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遙遙領先于其他省市，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質高的高等院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黨政部門（含所屬研究機構）所導致的。占社科論文總量4%以上的其他6個地區依次是：上海(9.04%)，江蘇(7.70%)，湖北(6.82%)，廣東(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國社會科學生產力的地區分布。它還列出了社會科學各學科論文的地區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會科學各學科生產力的地區分布。表2列出了各學科論文發文量按地區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學科社會科學生產力處于領先地位的省、市，比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蘇、湖北、廣東。

表2學科論文地區發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圖

收稿日期：2003-06-09

【參考文獻】

1鄒志仁.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

2鄒志仁.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計量指標——論文、引文與期刊引用統計（2000年）.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

篇3

英文名稱：Issues of Forestry Economics

主管單位：

主辦單位：中國林業經濟學會;福建農林大學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福建省福州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5-9709

國內刊號：35-1060/F

郵發代號：

發行范圍：

創刊時間：1981

期刊收錄：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榮譽：

Caj-cd規范獲獎期刊

聯系方式

期刊簡介

《林業經濟問題》（雙月刊）創刊于1981年，是中國林業經濟學會和福建農林大學共同主辦的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全國性學術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中國科技核心期刊，被中國科技論文統計與分析、中國核心期刊磷選數據庫、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論文與引文數據庫、中國科學文獻計量評價數據庫確定為來源期刊，被國家科技圖書文獻中心、中國社會科學期刊精品數據庫、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萬方數據、《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等全文收錄。

篇4

關鍵詞：SCI； CSSCI； 體育科研

中圖分類號：G8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2076（2016）04-0056-04

Abstract：Based on documents， web survey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author queried the source journals included by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an important retrieval evaluation tool， and then ma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the data of CSSCI source journals in terms of dynamic changes， publication frequency， research horizons， subject categories and so on. It analyzed the difference of sports discipline in survival mode and academic background of research group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discussed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Chinese sports scientific literature， with a view to offer new perspectives and ideas for Chinese spor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 研究目的

在體育科學研究評價領域，權威期刊的遴選，以及科研成果學術影響力等，一直是學者們關注和討論的問題。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SCI）歷來被公認為世界范圍最權威的科學技術文獻的索引工具，能夠提供科學技術領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1]。在中國，南京大學于2000年5月研制成功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簡稱CSSCI），成為我國公認最權威的社會科學發展科技文獻索引之一，亦成為評價我國體育科學研究成果的最重要工具之一。

探討CSSCI與SCI體育類期刊的異同，有助于認識中國體育科學研究與世界體育科學前沿之間的區別與差距。國內外不同機構對各學科核心期刊的認定有不同的序列和數量，篩選出的核心期刊的品種和數量便會存在很大的差異。各體系大多采用的公認度較高的以下指標中部分作為評價依據：影響因子、基金論文比、Web下載量、總被引頻次、被引頻次累積量、被引用期刊總數、期刊累計數、獲獎或被重要檢索系統收錄、引用該刊的期刊數、期刊半衰期、他引影響因子、二次文獻轉載或收錄、被索量、被摘量、被摘率、他引量等。在SCI與CSSCI的諸多相關信息中，存在著評價機構、學術文化、學科歷史、科研背景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使得兩者并不在一個學術平臺上。

中國體育科學研究的進步與發展，不能無視世界體育學術水平、前沿領域的狀況。對國內體育科研工作者而言，盡管CSSCI的科研水平較高，反映出我國體育學科最新成果以及新理論、新技術、新方法的發展水平，基本滿足了體育學科的科研信息需求。對于世界體育科研的前沿與動態，我們卻知之甚少。將代表中國最權威學術期刊之一的CSSCI，與世界公認的科學論文索引權威SCI相提并論，有助于更為清晰和深刻地認知中國體育科研正在行走和將要行走的道路。

2 研究對象與方法

2.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使用的數據來源于美國科技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出版的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中的光盤版（SCI-CDE）與擴展版（Science Citation Index-Expanded， SCIE）。及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主持評選出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hinses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CSSCI） （2010-2011年版）。

2.2 研究方法

采用文獻資料、網絡調查和統計分析等方法，查詢了用于期刊引用分析研究的重要檢索評價工具，《期刊引用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簡稱JCR）中所收錄SCI體育類來源期刊和背景資料，與中國CSSCI體育類來源期刊數據進行統計、對比和分析。

3 結果與分析

3.1 對比：CSSCI與SCI體育類期刊的差異

SCI是根據加菲爾德的引文集中定律和布拉德福的文獻分散定律編制而成。80/20定律表明：大約20%的期刊收錄了某學科80%的重大的、值得關注的科研成果。SCI最大限度地收錄了世界上各學科的主要期刊和文獻，其信息平臺提供的信息囊括了可回溯到1900年的涉及到100個學科的全世界8 700份領先的學術、科學期刊中的當前和回溯性的文獻信息、作者摘要、及引用參考。SCI國際學術期刊，能提供有價值的信息服務，其收錄的6 037種來源期刊（其中含光盤版期刊3 764種）為對象，將期刊所屬的170個主題范疇歸并為21大類。

CSSCI是由南京大學開發、香港科技大學加盟，被教育部列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以中文社會科學期刊登載的文獻為數據源，按照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原則，從全國3 500種社科期刊中精選出學術性強、期刊質量高、編輯規范的期刊作為其來源期刊。CSSCI評價系統以引文指標對學術期刊進行定量評價后再聘請專家進行定性評審，遴選出其來源期刊。單指標量化評價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單純用被引指數來評價學術期刊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反映基礎研究類論文的學術影響力，應用類論文的學術影響力則很難反映出來[2]。2014年更新的數據庫中，CSSCI來源期刊目錄共533種，學科分類為25類，其中體育類期刊有10種。

3.1.1 來源期刊動態的比較

美國ISI公司自1975年起，在SCI基礎上每年發行上一年度世界范圍內的檢索工具《期刊引證報告》，JCR在其期刊分類體系中專門列出了體育類期刊（Sport Sciences）。ISI網（）的查詢結果顯示，1999年SCI體育類期刊共60種。[3]

SCI對入選的刊物進行動態管理，每年評出有前景的新刊，淘汰利用率不高的舊刊。2014年查詢到的體育類期刊（Sport Sciences）共56種，與1999年相比，美國《運動醫學標準與不當療法報告》（SPORTS MEDICINE STANDARDS AND MALPRACTICE REPORTER）2004年從SCI源期刊中刪除；意大利《運動創傷及相關研究雜志》（EUROPEAN JOURNAL OF SPORTS TRAUMATOLOGY AND RELATED RESEARCH）2005年從SCI源期刊中刪除；美國《運動標準與不當療法報告》（EXERCISE STANDARDS AND MALPRACTICE REPORTER）2005年從SCI源期刊中刪除；美國《醫師與體育醫學》（PHYSICIAN AND SPORTS MEDICINE）2006年從SCI源期刊中刪除；英國《人類活動研究雜志》（JOURNAL OF HUMAN MOVEMENT STUDIES）2007年從SCI源期刊中刪除；美國《體育哲學雜志》（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2008年從SCI源期刊中刪除。新增期刊有：德國《運動免疫學評論》（EXERCISE IMMUNOLOGY REVIEW）為2005新收編；新加坡《運動科學與健康雜志》（JOURNAL OF EXERCISE SCIENCE & FITNESS）為2007新收編。十多年來，SCI體育類來源期刊在減少6種的同時，僅新增2種。

2000年CSSCI收錄體育類來源期刊為7種，分別為：《體育科學》《上海體育學院學報》《武漢體育學院學報》《天津體育學院學報》《北京體育大學學報》《成都體育學院學報》《體育與科學》；2006年新增《中國體育科技》和《體育學刊》為來源期刊。2010年新增《西安體育學院學報》。CSSCI體育類期刊從2005年7種增加到2010年的10種，增長率高達43%，而SCI此間的體育類期刊總數基本沒有變化，期刊遴選則是有進有出。SCI的常換常新與CSSCI的有增無減形成鮮明對比，體現出中西方文化在流動性方面的較大差異。

3.1.2 出版頻率的比較

期刊的出版頻率是指期刊出版的周期或間隔時間長短的頻率。60種SCI體育期刊的出版頻率，月刊（Monthly）僅7種，比例為11.7 %；雙月刊（Bimonthly）共16種，占26.7%。一年四期的季刊（Quarterly）共31種，比例為51.7%。其中出版頻率為一年三期（Tri-annual）的期刊有2種：美國《探索》（QUEST）；美國《運動管理學雜志》（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出版頻率為一年兩期（Semiannual）的有3種：英國《運動生物力學》（SPORTS BIOMECHANICS）；英國《體育教育和社會》（SPORT EDUCATION AND SOCIETY）；新加坡《運動科學與健康雜志》（JOURNAL OF EXERCISE SCIENCE & FITNESS）。而德國《運動免疫學評論》（EXERCISE IMMUNOLOGY REVIEW），則為一年一期（Annual）。

CSSCI的10種期刊，出版頻率為月刊有3種，占30%；雙月刊的有7種，占70%。兩相比較，中國的權威期刊明顯較國際權威期刊出刊頻繁。在中國，權威期刊一年僅出一期或兩期的頻率幾乎不可想象。對于科研成果的出版頻率而言，科研是否嚴謹、成果是否真實，不能簡單用學術周期來評判學術成就的高低。但國際公認權威期刊超過半數的季刊及更長周期的出版頻率，應該引起中國“又好又快”發展道路上，對“短、平、快”方式的重新權衡。

3.2 分析：中美體育科研工作的差異

中國體育科學研究的發展，需要公正、健全的科研評價指標體系。評價手段和標準，關系著科研機構、科研人員的切身利益，更影響到良好的學術環境的生成，科研人員積極性的激發，乃至國家體育科研整體水平的提升。因此，對于評價方法和評價工具的正確認知，有助于針對性地認識SCI與CSSCI的“數量”分析的局限性，避免產生盲目、片面、甚至錯誤的崇拜和追逐。在對比SCI與CSSCI表象上的“知其為何”之后，更需要深入分析二者背后的“何以如是”。

3.2.1 學科生存方式的不同

中國的體育大學和體育學院，是當前體育學科發展的主力軍；而美國的專業體育大學非常罕見，使得體育學科生存的背景存在巨大差異。期刊名稱能反映出學科文化格局的基本構造。SCI的美國《體力與訓練研究雜志》（J STRENGTH COND RES）；美國《適應性體育活動季刊》（ADAPT PHYS ACT Q）；美國《運動行為雜志》（J MOTOR BEHAV）此類期刊名稱，與中國CSSCI的《北京體育大學學報》《上海體育學院學報》《成都體育學院學報》《天津體育學院學報》《武漢體育學院學報》的期刊名稱，體現出不同的體育學科生存方式。《體育科學》與《中國體育科技》由國家體育總局主管，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科學研究所主辦，《體育與科學》由江蘇省體育科學研究所主辦；更體現出強烈的“中國特色”。

CSSCI的體育期刊名，無一例外屬于“體育科學理論綜合類”，其100%的占有率與SCI僅10%的“綜合類”期刊比例相比，顯現出完全不同的學科格局。中國體育學科話語權的掌控機構，代表著中國體育科學研究的權威，以“大雜燴”的形式統攬著體育科研的方方面面。這與SCI注重期刊專業領域的指標大相徑庭。CSSCI體育類期刊的學科重點和學科優勢，埋沒在“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大綜合學科背景中，需要引起重視。未來發展對于專業不斷分化、細化的趨勢，必將挑戰中國的“壟斷綜合”式權威期刊。

SCI體育類期刊的類別分為：運動醫學類31種，占51.67%，運動生理學類13種，占21.67%；體育科學理論綜合類6種，占10%；體育教學和運動訓練5種，占8.33%；體育哲學社會科學類3種，占5%；運動心理學2種，占3.33%[3]。在國際通用的期刊類別劃分中，運動醫學類的雜志被歸類的主題范疇為體育科學。被北京大學圖書館等單位組織評定為核心期刊的《中國運動醫學雜志》，并不在體育類期刊之列。表現出我國體育科學分類方式，與世界公認的分類方式存在較大差異。與此同時，《中國運動醫學雜志》亦不在CSSCI的來源期刊之中，即CSSCI中的運動醫學類期刊為空白。中國有關運動醫學和運動生理學的相關研究，分散在各種體育核心期刊中的運動醫學欄目中，尚未到達“自立門戶”的專業水平。SCI體育類期刊的運動醫學和運動生理學期刊共占73.4%的比例，此種期刊遴選與分類的方式，傳遞出體育科學前沿的研究領域和未來的發展方向。顯然，運動醫學在“體育學”或“醫學”的學科歸屬問題以及學科獨立等問題上，國內外學術期刊并不同步。

美國體育科研的目的非常明確，主要服務于重大比賽。其課題多由奧委會的科研機構和有條件的大學研究機構共同承擔，研究成果直接用于運動訓練實踐，科研信息的反饋迅速[4]。與之相比的中國體育科研，則顯現出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脫節。科研信息更新不及時，理論成果如何與運動訓練實踐合理對接等，是今后體育科研價值轉化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3.2.2 科研群體背景的不同

在美國的大學中，高水平運動隊的教練員、絕大部分的體育課教師和課外體育健身指導員一般不屬于大學體育部固定配置人員。校運動代表隊的教練員都是采用合同聘任制方式聘用的，這些教練員專門從事運動隊的訓練與管理工作，不承擔體育課教學任務；絕大部分體育教師都是采用外聘的方式來聘用的，一名被外聘的體育教師一般都是同時在幾所大學擔任某個運動項目課的體育課教學工作，這些被外聘的體育教師有的是具有教師資格的體育教師，有的是具有職業運動員資格的運動員，他們一般都沒有什么所謂的專業職稱，都是按照課次的數量給予報酬。[5]

美國體育科研成果有許多都來自于其他學科的教育科研人員對體育領域和體育問題的研究。例如杰?科克利（Jay J.Coakley），作為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在體育社會學、閑暇、大眾文化、種族關系與社會心理學方面都有較深的造詣。他倡導并創辦了《體育社會學雜志》（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多年來一直擔任該雜志主編，其專著《體育社會學――議題與爭議》成為世界暢銷的體育產業MBA教材。在美國，經濟學教授出版《體育經濟學》專著；管理學專家撰寫《運動管理學》教材，此種早已形成常態的學術現象，是體育科學與其他學科高度綜合的有力佐證。體育科研工作者的學科背景和專業身份，無疑為體育科學發展的深度和廣度奠定了基礎。

有學者對2003年中國體育核心期刊中2 633篇論文的高校教師進行項群統計，結果顯示：專業體育院、系教師1 809篇，占68.71%，大學公共體育教師占24.0%，大學非體育專業教師發表的論文僅占7.29%。反映出我國體育科研主要集中于體育院、系[6]。大學體育教師和體育院系的專業教師，成為中國體育科學研究的最主要群體，這與中國大學體育教師職稱評聘的指標與方式不無關系。CSSCI的10種期刊這一事實說明，中國體育科研的核心力量，來自專業體育院校，以及國家體科所。究其學術背景，均以體育為起點，用體育的視角探討社會學問題、經濟學問題、管理學問題等。對我國尚不完善的體育學科語言體系而言，美國學者用社會學的知識探討體育現象；用經濟學的理性分析體育事件；用管理學的統籌協調體育事務等；此類眼光、視野，甚至立場、方式，與中國大相徑庭。

兩相比較，中國大學體育教師和教練員在科研方面的壓力較大，大學對體育教師與教練進行職稱評聘的首要評價指標，是科研成果而非課堂教學或競賽訓練。美國的體育教師和教練員，可以脫離大學教師職稱評聘的學術壓力，完全依靠其授課能力和訓練水平獲取報酬。這種采用合同聘用制，使體育教師和教練流動于大學體育教學與訓練崗位的方式，在中國公立高校主導的高等教育體制下，至少目前不具備可行性。中國參與學術競爭的體育科研群體，大多成長于體育專項技術技能的常年訓練，甚至是專業運動員出身的教練員、體育教師。基于此種背景生成的體育科研成果，在國內學術界獲取評價認同和學科話語權，尚需時日。中國體育科研走向世界的夢想，在改變學科生存方式的同時，亦需重新認知科研群體的學科背景、科研能力、文化底蘊的重要性。

4 結論與建議

2000年研發的CSSCI與始自20世紀60年代初的SCI相比較，不能僅用簡單的差異和距離來評判優劣。由于我國的科學評價機制起步較晚，SCI亦成為我國科學評價事業的基礎，以及中國科技走向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國的窗口。CSSCI在中國所取得的權威地位和社會關注度，有其自身的歷史背景和文化根基。觀察與分析兩者間的異同點，是為中國體育科學研究的去向探尋更為清晰的發展思路。從世界權威科學技術文獻索引工具受到的啟發，使我們將目光不只局限于CSSCI的期刊數量、文章數量，或被引頻次，更將視野置于體育科技文獻的專業細化、新興學科等科研領域的前沿，以免產生對SCI與CSSCI的認識偏誤和功能曲解。

任何一種科研成果評價標準都會有利有弊，簡單絕對地使用SCI或CSSCI作為科研成果的主導性評價標準，必然存在諸多局限性，并生成一些并不可靠的評價結論。在未來推動體育科學良性發展的評價體系中，定量指標和同行評議相結合，根據各學科和期刊不同的實際情況，充分考慮綜合指標進行評價的方式將得到發展和完善。因此，學會有效使用SCI、CSSCI此類文獻檢索工具，快捷方便地獲取體育學科發展前沿的最新信息，使其更好服務于體育科研的各個領域，才能真正體現文獻檢索工具的價值，為中國體育科學研究的學術競爭力提供幫助。

參考文獻：

[1]劉文娟，等.SCI、SSCI收錄我國體育科技論文的統計與分析[J].西安體育學院學報，2003（4）：37-39.

[2]劉文娟，盧石.我國5種體育類核心期刊遴選體系的比較研究[J].沈陽體育學院學報，2010（2）：70-72.

[3]盧石，等.SCI體育期刊評價指標的分析[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02（4）：440-442.

[4]李訓錦.中外體育科研的比較研究[J].北京體育師范學院學報，2000（3）：4-6.

篇5

默頓受邏輯經驗主義和內史主義影響，走向了科學社會的內在主義，20世紀60年代形成了頗有影響的功能主義的美國傳統即默頓學派；貝爾納受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史外史主義的影響，走向了科學社會外在主義，并影響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形成的社會建構主義的英國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愛丁堡學派和巴思學派。不同觀點、不同思想、不同傳統的相互碰撞與合流，使科學社會學得到迅速發展。80年代后的一些科學社會學家受庫恩(T.S.Kuhn)歷史主義、系統論、整體論和語境論(contextu-alism)的影響，開始進行科學社會內在主義與科學社會外在主義的整合研究。于是，出現了社會語境意義上的科學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

概括地講，科學社會學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生了重大變化，由默頓傳統的現代科學社會學走向了英國傳統的后現代科學社會學；由非認知科學社會學走向了認知科學社會學”[1]；由科學結構研究的社會學走向了科學知識研究的社會學；由社會功能主義走向了社會建構主義；由宏觀研究走向了微觀研究；由科學的社會學研究走向了更廣闊的科學的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研究[2]。從方法論的角度看，我們認為，科學社會學經歷了從不成熟到成熟、從單一的定性和單一的定量到定性與定量的結合，從單一的科學社會結構分析到整體的科學社會語境分析的發展。具體地講，科學社會學方法論經歷了科學內部因素分析方法、科學外部因素分析方法、科學社會語境分析方法三個發展階段。

1　科學內部因素分析方法

我們把對科學進行內在社會結構分析和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的研究流派稱為科學社會的內在主義，其研究方法稱為科學內部因素分析方法。它包括結構—功能分析方法、計量分析方法和人類學方法。

1.1　結構—功能分析方法

這主要是默頓及其學派的方法論，其實質是從結構出發分析功能。他們把科學看作是具有復雜結構的社會系統，對其社會體制的結構做精細的分析，由結構解釋功能，而很少研究科學知識的內容及其與社會因素的關系，被稱為科學社會學的功能主義，形成了科學社會學的美國傳統”[3]。從1938年發表《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到1973年出版的文集《科學社會學——理論和經驗的研究》，默頓運用結構—功能分析方法對科學的社會建制、科學的精神氣質、科學的規范結構、科學交流、科學獎勵制度、科學家的行為模式、科學中的優先權之爭等進行了深入研究，這些內容構成了科學社會學的主要內容，形成了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傳統。其他學者如本·戴維(Joseph Ben-David)的《社會中的科學家角色》、巴伯(Benard Barber)的《科學與社會秩序》、克蘭(Diana Crane)的《無形學院》、科爾兄弟(Jona than Cole，Stephen Cole)的《科學界的社會分層》、加斯頓(Jerry Gaston)的《英國和美國的獎勵制度》等，進一步運用了結構—功能分析方法，發展了默頓的思想，成為默頓學派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過，這種方法的保守性是十分明顯的，因為它只能從科學的現存社會結構出發，依據結構決定功能的假設進行某些功能的預測，而對于過去和未來的科學的社會結構的研究不能令人滿意；它只研究科學的宏觀社會結構，而不研究科學知識產生的微觀認識過程，其方法論說到底是“黑箱式”的。

1.2　計量分析方法

計量分析方法是運用數學、統計工具對科學進行定量描述的方法，包括數學統計分析、引證分析、內容分析、多變量分析。

數學統計方法就是運用數學、統計工具對大量數據進行處理，從中得出結論的方法。默頓在《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博士論文中廣泛采用數學統計方法，通過對大量文獻的統計所得數據進行分析，說明十七世紀英國上層社會特別是知識界對科學興趣的普遍轉移，有力地說明了當時英國科學的社會結構隨著科學興趣的轉移而發生的微妙的變化。普賴斯(Dreek J De Solla Price)在1961年發表的《巴比倫以來的科學》和1963年發表的《小科學，大科學》中，廣泛運用數學分析和統計方法研究科學的整體發展，揭示了科學由小科學到大科學的發展規律，說明了科學機構與科學組織的不斷規范化、規模化、國家化。

引證分析(citation analysis)是利用科學引文索引(SCI)所提供的資料進行數量分析得出結論的方法。在科學社會學中，廣泛運用引證分析研究引證數與科學獎勵的關系、引證率與論文影響度的關系、科學發現前后的繼承關系、科學共同體內部科學家之間的相互關系等。引證的網絡分析還用來研究不同學科間的相互交叉與滲透關系，譬如普萊斯運用引證分析研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關系，發現自然科學近五年的文獻引證率遠高于人文科學，說明不同學科內部的體制與進步程度是有區別的。克蘭在《無形學院》中用引證分析研究科學共同體內部的結構，發現知名度高的科學家的論文被引證率高。科爾兄弟利用引證分析研究科學論文的質量、科學界的社會分層情況以及獲獎情況等[4]。

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是對傳播交流的內容進行精確的數量分析的方法，它最早出現在新聞學，隨后在文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眾多學科中廣泛應用。科學社會學中還只是初步使用這一方法。這種方法不研究行為，也不研究語言、符號的語義，只是通過語言、符號的數量分析如篇幅長短、篇數多少的統計來達到研究的目的。薩頓(G.Sarton)在《科學史導論》中運用內容分析考察先前科學史著作中各組成部分不同時代所占的篇幅數量的多少，以此來說明科學的加速發展。默頓在《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中也運用了此方法說明科學興趣的轉移現象。

總之，計量分析方法對科學進行統計學的概括，注重數量關系分析，通過數量關系研究科學內部各個要素的關系。從這種意義上講，計量分析方法是一種通過數量關系的分析研究科學的內在關系的宏觀方法。

1.3　人類學方法

這主要是法國哲學家拉圖爾(Brune Latour)和美國社會學家謝廷娜(Karin D.Kno-Cetina)研究科學實驗室情況的方法。人類學方法的引入，使科學社會學發生了人類學轉向。謝廷娜把這種方法稱為微觀—傾向發生學方法，因為人類學對科學的研究關注的是科學家信念的形成過程[5]。

他們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進入實驗室，把一個具體的實驗室看作一個部落進行考察，把看到聽到的如實記錄下來，再應用語言分析方法對所記錄的情況進行分析。拉圖爾的研究得出兩個結論：其一，實驗室可以描述為一個文字標記系統，因為儀器具有標記能力，每個標記的裝置是機器、儀器和實驗人員的組合，科學論文就是這種文字標記系統的產物；其二、實驗過程中產生的科學事實不過是實驗人員的構造物，是儀器產生出的文字標記被人為地解釋為事實，因此科學實驗不是發現事實而是創造事實[6]。前一個結論是對實驗室活動的自然主義描述，后一個結論是對實驗結果的哲學說明。

謝廷娜(K.D.Knorr-Cetina)運用人類學方法提出了科學的建構主義綱領，認為科學是人為的，實驗室的一切都是人們事先精心準備好的，即決策負荷的，這樣科學實驗就是主觀建構活動，它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她特別強調科學實驗的社會網絡不是科學共同體，而是超認識的資源關系形成的社會網絡。[7]因此，人類社會學的方法就是要說明科學認識過程、科學知識形成過程無不與社會有關，無不說明社會因素向科學的滲透。

然而，這種方法仍是一種經驗描述方法，因為它關注的是科學研究的過程，對科學實踐過程進行微觀研究而不注重宏觀研究；傾向于對科學家言論的主觀分析而不注重科學研究的客觀實在性。因此，人類學方法的語言學轉向、認知轉向也是十分明顯的。

2　科學外部因素分析方法

我們把對科學與其外在諸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傳統稱為科學社會外在主義，其方法論就是科學外部因素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論的特點是把科學當作一個“剛體或黑箱”，不考慮科學本身所包含的意義，只考慮科學與其周圍其他因素的相互關系。謝廷娜把這種研究稱為宏觀—定向相一致方法即宏觀方法，它包括歷史背景分析方法、歷史主義方法、文化分析方法。

2.1　歷史背景分析方法

這主要是貝爾納(J.D.Bernal)考察科學及其社會功能的方法。貝爾納是一位對科學的歷史及其社會功能進行全面考察與研究的科學家，他認為對于科學的分析應放到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去進行，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來，科學已不是個人的事業，它已成為大工業集團甚至整個國家的事業，科學發現與發明不再是個人的發明與發現，而是科學共同體的共同成果。因此，科學的作用、功能必須結合其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來加以認識。正是從這種科學觀出發，貝爾納反對當時流行的兩種對立的科學觀：一種是理想主義科學觀，認為科學是追求真理的純粹智力活動，其功能是建構與經驗世界相符合的意義世界，即創造能解釋經驗事實的理論；一種是現實主義科學觀，認為科學是人們用來認識自然、支配自然并為人們所利用的手段，這實際上是一種實用主義，幾百年來人們一直這樣看待并利用科學[8]。

2.2　歷史主義方法

庫恩(T.S.Kuhn)把歷史注入科學的方法不僅影響了科學哲學的歷史主義轉向，而且也影響了科學史的外史轉向，反映在科學社會學中就是科學的外部因素分析傾向。美國哲學家阿伽西(J.Agassi)把對科學的這種研究稱為社會學主義。科學哲學、科學史、科學社會學不約而同地從社會維度研究科學，一方面說明科學對社會的影響日益增大，另一方面說明對科學的理解絕不能脫離社會歷史環境。我們認為歷史主義可分為內在的歷史主義和外在的歷史主義。前者指科學哲學中的歷史主義，它著重科學理論結構、科學發展模式的演化研究，如庫恩的范式轉換模式、勞丹(Larry Laudan)的研究傳統進化模式等，較少研究社會因素對科學的影響。后者指科學史的外史論和科學社會學主義，它關注科學與其之外的社會因素的互動關系，而很少關注科學內部的歷史演化。但不管哪種歷史主義，從動態而不是從靜態，從歷時而不是從共時，從整體而不是從部分考察科學的方法和立場值得肯定。

2.3　文化分析方法

這是一種從文化學角度研究科學的方法，代表人物有巴恩斯(B.Bames)、布魯(Da vid Bloor)、懷特(Leslie A.White)、李克特(Maurice N.Richter，Jr)。

巴恩斯以愛丁堡學派的代表人物著稱，他在《科學知識和社會學理論》一書中主張社會文化因素影響知識形態的觀點，科學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占統治地位的文化思想的影響。他把科學看作一種亞文化的集合，是人類整個文化的一部分，科學文化是在文化的氛圍中生成的[9]。在他看來，文化影響科學家的信念和想像，從而影響到科學知識，通過對整個文化進行分析就能弄清科學的發生與發展。不過，他把科學看作是一組程序和方法論的約定，由約定主義走向了文化相對主義。

以提出科學知識社會學強綱領而著稱的布魯把科學當作文化現象，把真理看作文化符號，而不是把科學看作智力形態。他主張在整個人類文化的框架中審視科學及其與意識形態的關系[10]。他的強綱領的四個內容因果性、對等性、對稱性和反身性就是要說明科學知識產生和評價的社會文化原因。

懷特在《文化的科學》中認為科學是一種人類行為，是把握經驗的活動，科學不是實體本身，而是解釋經驗世界的方式。科學依賴于文化，而文化依賴于符號，人類的一切行為都是在使用符號中產生的。從這一觀點出發，他進一步認為正是文化而不是社會才是人類與眾不同的特性，文化對于科學較之社會對于科學有更直接和更重要的作用。一種發現與發明是已經存在的文化要素的綜合或是將一種新的要素吸收到一種文化系統中。每一種發現和發明都是文化經驗積累過程的有組織的表現，計算機的發明不可能出現在牛頓時代，因為當代就沒有發明計算機的文化積淀。由此，他得出兩個推論：一是當文化積累還沒有到達產生發現與發明的條件前，任何發明與發現都是不可能的；二是當文化積累到成熟，發現與發明便必然產生。這是典型的文化決定論，一種絕對的文化主義。

李克特在《科學是一種文化過程》一書中闡明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科學是一種方法，一種社會建制，一種專門職業。他把科學定義為過程，認為科學是作為個體的認知發展在文化上的對應物，是作為傳統文化知識的一種生長物，是作為文化發展的一種認知形式。在他看來，科學發展的方向類似于個體的認知發展方向，科學發展的起始點是傳統的文化知識，科學發展的結構一般類似于進化過程的結構，特別是類似于文化進化過程的結構，科學是一個從個體層次向文化層次的認知發展的延伸，是一個傳統文化知識之上的發展生長物，而且是一個文化進化之特殊的認知變異體和延伸。

我們認為科學是一種文化現象和文化過程，但文化并不能決定科學的一切，文化決定論是一種絕對主義，一種外在主義，過分夸大文化對科學的決定和滲透作用，忽視了科學的內在自主性.

3　社會語境分析方法

將科學置于社會歷史中進行考察，從內因和外因、歷時和共時的綜合上分析科學與其外在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關系，我們把這種方法稱為科學社會語境分析方法，主要表現為社會實踐方法、系統分析方法、功能—結構分析方法、社會修辭學方法、行動者—網絡方法和實在論的建構主義方法。

3.1　社會實踐方法

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科學的方法。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生活在19世紀，但他們在剖析資本主義社會和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時候，就運用實踐的觀點、立場和方法分析當時的科學技術，把科學作為社會的內在因素來考慮的。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科學的社會實踐的分析，東、西方的社會學家都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科學社會學的鼻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許多論著中研究了科學技術，他們的著眼點是考察科學技術與社會生產力的關系，科學技術進步與社會進步及社會變革的關系。他們對科學技術的研究表現出社會實踐觀。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力量，科學的發生與發展一開始就是由生產決定的，科學在社會生產中產生，在社會實踐中形成，它反過來又通過改造技術來推進生產力的發展，最終引起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的變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實踐方法為我們研究科學與技術、科學與生產、科學與社會中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的關系提供了一種十分有效的方法論。

3.2　系統分析方法

系統分析是把研究對象當作一個系統進行定量化、模型化和擇優化研究的方法。在科學社會學中，運用系統分析方法對科學及其社會因素的關系進行全面的分析與綜合，并給出科學與社會諸因素互動的模式。魏因加特(P.Weingart)研究科學外部控制的非科學目標內化方法和科勞恩(W.Krohn)的科學目標化方法都屬于系統分析方法。

魏因加特的非科學目標內化指把科學以外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社會目標在國家和政府的干預下轉化為科學內部的研究準則，或者說科學的環境目標被科學有選擇地吸收、消化、整合。他以美國癌癥研究為例進行個案研究，運用系統方法詳細地分析了非科學目標內化的整個過程。這一過程大致為：社會問題——政治阻力——政策規則——科學政策規劃——機構阻力——研究[11]。這種系統地研究非科學因素轉化為科學內部問題的方法值得我們借鑒。

科勞恩的科學目的化指國家和政府有意識地把科學的外部目標導入一個學科的發展之中，使之成為科學理論發展的主導線[11]。科學的目的化使科學與政治、經濟、軍事等社會問題緊密相連，使科學致力于社會實際問題的研究。這樣一來，科學便與整個社會一體化。因此，對于科學目的化的研究必然要運用系統分析方法。

3.3　功能—結構分析方法

這是德國社會學家魯曼(N.Luhmann)創立的一種與結構—功能方法相對立的方法[11]。它不是從結構出發分析功能，而是從功能出發分析結構。魯曼把科學看作一個社會系統，運用功能—結構分析方法研究了科學的社會運行機制。他認為科學作為一個社會系統，具有自治性、適應性和學習能力。科學的自治性是指科學能夠根據自己特定的規范去行動、根據自己特定的價值標準去選擇。科學的適應性指它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和作出反應的能力。適應性是科學賴以存在與發展的基礎，不適應環境的學科遲早會消失，因為科學是一個開放系統，需要不斷與其環境進行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從而與環境保持動態平衡，既發展自身同時又高效地影響環境。科學的學習能力指主動適應環境的能力，這種能力從根本上講是科學的創造力，被動地適應環境是一種被動的學習，是缺乏創造力的學習。

3.4　社會修辭學方法

這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英國出現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代表人物馬凱(M.Malkay)的研究方法。它是在科學哲學的反實證主義、現象主義等哲學思潮影響下形成的。它不同于默頓傳統方法論的地方在于科學知識社會學依據傳統社會學的方法對科學知識本身進行社會考察與分析。馬凱在對科學知識作社會文化的解釋時，提出了“科學社會修辭學”這個新術語，其含義是：科學共同體內部的科學家行為并不能用統一的規范來說明，而只能以科學家各自的利益和目標來說明。[12]也就是說，科學家的行為和科學的行為并不是依據科學語言來說明的，而是依據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的社會語言或文化資源來說明的；科學規范不是用默頓所說的科學體制來保證的，而是用科學的文化資源來說明的。在他看來，科學是一種解釋性的事業，客觀世界的本性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科學知識是經科學家磋商(negoiation)建立起來的。磋商就是科學共同體內的科學家之間運用共同的文化資源提供的節目單(repertoire)或字典(vocabul ary)進行的協商和交流。通過科學“磋商”建立起來的結論并不是對物理世界的確定性說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中的科學家們認為是正確的主張而已。

我們認為，馬凱的社會修辭學就是社會語境(social context)，科學家的行為規范要在其社會語境中得到說明。科學知識的意義以及它產生的過程都要用社會修辭學來說明。這種社會修辭學方法說到底就是一種社會語境分析方法。

3.5　行動者—網絡方法

這是拉圖爾和卡龍(M.Callon)研究科學實驗室生活的方法[13，14]。行動者—網絡(Actor-Network)的含義有三：一是微觀網絡，指生產科學知識的場所——實驗室。在實驗室中，實驗者、實驗儀器、實驗材料、實驗環境應該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行動者（實驗者）與其他因素相互關聯，構成了實驗語境，也就是一個行動者—網絡。這個行動者—網絡系統不斷構造自然，不斷生產新的科學知識；二是宏觀網絡，指實驗室與其之外的社會的關聯，形成社會語境。在宏觀網絡中，行動者不僅是科學家，也包括政府、企業和消費者，這些行動者共同編織成自然—社會之網絡；三是微觀網絡和宏觀網絡是雙向互動的。實驗室通過建構進而塑造社會，即把科學知識社會化；社會以它特有的方式支持、支撐和資助實驗室。他們認為，科學論的研究不應停留在對已經形成的“科學文本”的哲學考察，而應對正在建構中的“科學實踐”即實驗室活動進行考察。他們由對科學的哲學建構走向了社會建構；由科學知識的微觀研究走向宏觀研究；由自然、實驗室走向了自然、實驗室、社會的語境化建構。

3.6　實在論的建構主義方法

這是當代美國著名科學社會學家科爾(Stephen Cole)研究科學的方法論[15]。他認為科學上長期存在著兩大傳統；一是實證主義或實在論傳統的“默頓學派”；另一是建構主義傳統的“西歐學派”。實證主義科學觀把科學看成是純理性的事業，理性的認識結果必須由經驗事實裁決，即科學是由自然界決定的，人只是被動地反映自然，而且科學的發展與社會無關。建構主義科學觀把科學看成是完全由社會建構的事業，科學知識不是對自然的描述，而是社會性地建構起來的；科學不是由理性和規則支配的活動，科學知識的真偽也并非由經驗證據裁決，而且自然界對科學知識沒有影響作用，科學知識是科學家社會行為“磋商”的結果。科爾既不贊成極端的實證主義立場，也不贊成極端的建構主義立場，因為前者是絕對主義，后者是相對主義，它們的錯誤在于“非此即彼”。科爾明確宣稱他的科學觀介于“右翼的”社會建構主義和“左翼的”傳統實證主義之間，是實在論的建構主義。在他看來，科學知識是社會和自然界共同決定的，是理性和經驗共同決定的。我們認為，科爾的方法是一種語境化方法；他在社會、人和自然之間建立了必要的聯系，突破了實證主義的“人—自然”框架和建構主義的“社會—人”框架，建立了“社會—人—自然”語境化的框架。 參考文獻

[1]　浦根祥，狄仁昆.科學社會學的認知轉向[J].自然辯證法通訊，1998(5):29-34.

[2]　劉jùn＠①jùn＠①.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轉向和科學技術人類學[J].自然辯證法通訊，1998(1):24-30.

[3]　劉jùn＠①jùn＠①.科學社會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7，75.

[4]　喬納森·科爾，斯蒂芬·科爾.科學界的社會分層[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35.

[5]　Karin D Knorr-Cetina，Michael Mulkay.Science observed[M].SAGE Publication，1983:115，117.

[6]　Bruno Latour.Laboratary Life[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58-64.

[7]　Karin D Knorr-Cetina.Th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M].Pergamob Pre，1981:152.

[8]　貝爾納.科學的社會功能[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25-37.

[9]　Barry Barnes.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ociological Theory[M].Routledge Press，1974:63.

[10]　David Bloor.Knowledge and its Social lmagery[M].Routledge Press.1976:4-5.

[11]　李漢林.科學社會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308，311，97.

[12]　Michael Mulkay.Science and the Sociological Knowledge[M].George Allen and Unvin Ltd.1979:62-63.

[13]　Bruno Latour.Science in action[M].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

篇6

關鍵詞：科學技術異同比較概念厘清

Abstract:AlthoughScienceandTechnologyhavecloseconnectionandsimilarities,butafteralltheyaretwodifferentconcepts.Thispaperdiscussestheirdifferencesfromthepursuingaim，researchableobject，activity''''sdirection，processofquesting，concernedproblems，adoptivemethods，thoughtmodes，constitutiveelements，languageexpressions，finalresults，evaluativestandards，containsofvalues，normoffollowing，occupationalconstitution，socialinfluences，historicaloriginanddevelopment，developmentandprogress.

KeyWords:science,technology,comparisonof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clarifyvingconcepts.

在現代，科學和技術關系密切，之所以如此，除了二者相互依賴和相互促進——科學要借助技術更新設備、啟示問題、激勵靈感，技術要借助科學提高理論水準、擴展發明視野、開拓新奇領地——之外，也在于科學和技術確實有諸多相通或相近之處。正如考爾丁所說，科學和技術二者都處理物理世界，使用相同種類的物質世界的知識。二者在研究中使用經驗方法，雇用在科學中受訓練的人，使用類似的詞匯表。技術因它所應用的知識依賴科學，有時也為科學進展提供未加工的材料，即新觀察或其他的激勵研究的東西。

考爾丁只是籠統論之。其實，條分縷析一下科學和技術的各個要素，問題就更清楚了。例如，在建制方面，科學與技術都是高度創造性的行當，它們都給予那些能夠以有意思的方法合成完全不會在其他人那里發生的思想的人們以一種獎勵。在規范方面，科學和技術都具有非本地化和世界主義的特征。科學不是由于定義才是普適的，而是通過許多努力消解本地發現的與境的。技術不是自動地可用于其他境況的，它要求技術和境況兩方面適應，以創造起作用的技術。這個消解與境過程的社會方面也是深入科學和技術之域消解與境，它在于在實踐、流通和網絡創造之間的交流。在結構方面，一切科學都有理論、觀察、實驗這三個部分，技術同樣如此。因此，把技術和科學對立起來的做法是毫無意義的。科學和技術都進行觀察和實驗，提出理論，提出關于（通過實驗）造成一定條件的方式的陳述。在基礎研究問題上二者也有一定的重合。在方法方面，技術研究與科學研究沒有什么區別。其研究周期圖式都是一樣的：確定問題；用現行的理論知識和經驗知識解決問題；倘若嘗試失敗，就找出某些可能的解決問題的假設以至整個假設-演繹系統；借助新概念系統尋求問題的解決；檢驗解決問題與結果；對假設或初始問題的表達方式做出必要的修正。在評價方面，

任何特定技術的發展是否值得的裁決必須永遠是暫定的，對借助新證據重新評價是開放的。以這種方式，對于科學使用的問題不能給出永恒的答案，正如科學理論本身的真理問題不能給出永恒的答案一樣。

特別使我們感興趣的是，在哲學底蘊方面，科學和技術都體現了操縱或擺布的思想。西方科學是作為實驗科學發展起來的，而為了進行實驗，它必須發展精確和可靠的操縱能力，也就是說進行檢驗的技術，人們操縱擺弄是為了檢驗。技術也操縱自然界的對象，同時也引起新的人操縱人的過程，或者說社會實體操縱人類個人的過程。隨著技術的發展發明了新的和十分微妙的操縱方式，在這種方式中，對事物的操縱同時需要人類接受操縱技術的奴役。

也許正是由于這些相通或相近之處，不少人認為，科學和技術沒有本質上的不同，或者沒有原則性的區別，在二者之間是無法劃界的。譬如，克羅斯和巴克堅持，在20世紀，科學和技術就形式而言似乎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在不把二者蠻橫地弄得支離破碎的情況下，不可能把科學和技術作為分離的實體與整體分開。雷斯蒂沃則一言以蔽之，純粹科學的神話是近代科學作為禮拜堂的基石。近代科學的意識形態使我們之中的許多人相信，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可以劃界，并因我們社會和環境的疾病而責備技術。

誠然，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存在邊界起初不可能十分尖銳地顯示出來的領域，正如在遺傳工程和基因治療的情況中那樣”。誠然，“許多現代建制的探究形式把科學的知識進展的興趣與特定技術的較大效率的目標融合在一起，一致在二者之間不存在建制上的劃線。科學和技術在醫學科學沒有簡單的可維持的區分，雖然在極端的對照中是清楚的。”誠然，在科學和技術之間的任何區分實際上都可能強烈地受到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如規劃的制定和資金的提供就涉及區分問題。科學和技術的區分還缺乏明晰的和毫不含糊的劃界標準，在一種與境中是所謂“科學”和“科學的”東西，在另一種與境中往往被稱為“技術”和“技術的”東西，反之亦然。然而，

不管怎樣，從學理上講，科學和技術畢竟不是一回事，二者的區別眾多而明顯。從實踐上講，把二者混同起來，也會在實際工作造成不應有的危害——我國科學政策和科研管理方面的諸多偏差，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混淆了科學和技術的概念和轄域。為此，我們必須盡可能把科學和技術區分開來，以便于澄清概念上的混亂和糾正管理上的不當。

邦格曾經以表格的形式，列舉了科學和技術之間的某些相似點和和相異點。陳昌曙教授也從十個方面揭示了科學與技術之間原則上的、本質性的不同：基本的性質和功能，解決問題的結構和組成，研究的過程和方法，相鄰領域和相關知識，實現的目標和結果，衡量的標準，研究過程和勞動特點，人才的素質和成長，發展的進展和水平，社會價值、意義和影響。在我的心目中，科學和技術一直是兩個有別的概念和范疇。在混亂日盛且大有蔓延之勢的情況下，我接連寫了數篇強調科學和技術有別的文章，力圖予以匡正。當時我沒有研讀多少資料，主要是憑直觀和經驗發議論的。在這里，我準備把原來簡略的框架和十分有限的文字予以擴充，比較詳盡地厘清一下科學和技術的差異。

（1）從追求目的上看，科學以致知求真為鵠的，其目標在于探索和認識自然；技術以應用厚生為歸宿，其意圖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科學著眼于理論知識的不斷進展，技術追求生產目標的有效實現。盡管技術也涉及知識——應用零散的經驗知識和系統的科學知識，也創造一些實用性知識——但是它把知識工具化。也就是說，科學把知識始終視為目的，而技術僅僅把知識當作手段。

盡管在某些現實的研究課題或項目中，致知求真和應用厚生這兩個目的是相伴出現的，即便研究者只涉及一個方面；盡管每一個正確的科學理論都可能潛在地導致技術應用，而每一項技術研究項目也可能促進科學知識的進展；但是，這并不能掩蓋科學和技術在目的上的鴻溝之分。考爾丁對此洞若觀火：科學和技術的基本區分還是在于目的。科學的目的是獲取知識，技術的目的是應用知識控制物質。技術人員的問題是分派給他的，希望他提供答案；而科學中某種研究自由是基本的。于是，科學的發展遵從它自己固有的需要，即對真理的追求；而技術的發展遵循公眾的物質需要。桜井邦朋也一語中的：

科學和技術本來是有差別的東西，科學被認為是就隱藏在我們周圍擴展的自然中所看到的各種現象的奧秘中的真理，換言之，是就各種事實和在它們之間存在的法則研究的學問；與之相對，技術是立足于把科學的成果作為在我們的生活中有用的東西熟練使用的目的而加以研究、而組成的東西，是實用性極強的東西。

不用說，純粹科學，如果它是實驗性的，也控制和改造世界，但只是為了認識實在在很小的規模上這樣做，而不是以此為目的。科學是為了認識而去變革，而技術卻是為了變革而去認識。希爾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科學可以可以發明、改進和推廣儀器工具，但是這不是它的首要關心。它的首要任務是認識，并通過認識擴大我們的知識。技術并不這么多地關心認識，它關心為最佳的利益而生產和使用。”

（2）從研究對象上看，科學以自在的自然實在為研究對象，不管這些對象是實體實在還是關系實在，不管它們是以物質形態存在還是以能量或信息形態存在，也不管它們是有生命的還是無生命的。總而言之，它們是自在的自然的。當然，為了獲取自在的自然實在的知識，實驗科學家也在受控實驗中對其進行某些干預，但是這種干預是小規模的、不成氣候的。更重要的是，如此干預只是作為獲取自然奧秘的手段，而決不是為干預而干預，決不是把干預自然作為目的。相反地，技術的對象則是現實的或擬想的人造物，也就是說，它要設計或制造出某個自然界中沒有的人工東西來。當然，技術也針對自在的自然對象做研究和試驗，例如研究和利用天然石頭作為建筑材料，但是無論從研究的出發點講，還是從試驗的結局上講，都聚焦于實用和使用，其結果，已經使自在的自然存在變成為人的非純粹的自然存在了，如砌墻基的方形花崗巖石料、拋光和切割的大理石平板。

（3）從活動取向上看，科學活動是好奇取向的（curiosity-oriented），與社會與境和社會需要關系疏遠；技術是任務取向的（mission-oriented），與社會現實和社會需求關系密切。科學本來就是在有閑暇的條件下，由人的好奇天性觸發的。科學愛好的激起，科學問題的提出，研究沖動的萌生，在很大程度上無一不是由好奇心驅使的。一個沒有好奇心和驚奇感的人，是不會成為天才的科學家的。科學的好奇既表現在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如愛因斯坦對指南針的好奇）上，又表現在對科學理論的好奇（如愛因斯坦對歐幾里得幾何學的好奇，對空間和時間問題的好奇，對經典力學和電動力學關于運動相對性解釋的不協調的好奇）上，這些都可能成為新發現的導火線或助產士。愛因斯坦說得好：

重要的是不停地追問。好奇心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一個人當他看到永恒之謎、生命之謎、實在的奇妙的結構之謎時，他不能不從心理感到敬畏。如果人們能夠每天設法理解這個秘密的一點點，那就足夠了。永遠不要失去神圣的好奇心。

他還這樣講過：“如果要使科學服務于實用的目的，那么科學就會停滯不前。”

另外，技術像現代社會的許多建制一樣，其取向往往是短視的，科學則不是如此、也不能如此。多爾比認為，短視的觀點可能在技術的語境中被捍衛，但是卻會使科學研究遭難。因為集中關于可預見的眼前利益，會使科學完全轉向應用的和任務取向的科學，會減少產生未曾料到的新知識的能力，從而也會使未來技術的源泉枯竭。因為技術常常是為了滿足眼前的需求而研制、應對市場當下的急需而生產的，所以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態度和做法。科學一般不會如此短視，因為科學與人的物質欲求和市場的急需沒有多少聯系。假若出現短視的科學，也只能欲速則不達，美國攻克癌癥計劃的失敗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因為科學的發現是無法預見和計劃的，只有在科學內部的各種條件具備和時機成熟之時（如舊有理論的完備，相關學科的發展，實驗資料的積累，天才科學家的關注等）才有可能取得理論突破。正是由于取向的不同，科學研究的自由度要大得多，而技術的進展則要受到社會與境多方面的約束和限制。

（4）從探索過程上看，科學發現的目標常常不甚明了，摸索性極強，偶然性很多，失敗遠多于成功。因此，科學家在探究過程中隨時掉轉方向、動輒改換門庭是常有的事。誠如俗語所說：你本來要進這一個房間，卻步入另一個屋子。在這種情勢下，你根本無法計劃和組織科學研究；即使硬著頭皮做出計劃，也不過是鏡花水月而已，你根本無法在實踐中實施。大凡頭腦機敏的科學家對這一點都心知肚明。一般來說，他們只有一個大致的研究范圍，至多只有一個飄忽不定、若隱若現的靶子，但是他們卻具有審時度勢、隨機應變的本領——這是他們成功的秘訣之一。

相比之下，技術發明對準的靶子往往事先就很明確，可以做出比較詳細、比較周密的組織和規劃，然后或按圖索驥，或有的放矢，偶然性較少，成功率較高。美國的曼哈頓計劃和登月計劃，中國的兩彈一星工程，就是技術項目計劃周到、組織嚴密、完成出色的絕佳表演，而剛才提及的美國攻癌計劃則是計劃科學失敗的典型例證。正如我先前所寫的：學術科學或基礎研究是不可計劃和組織的！組織和計劃的學術科學不利于科學發展！在這里，愛因斯坦的告誡值得我們認真汲取：“人們能夠把已經做出的發現的應用組織起來，但是不能把發現本身組織起來。只有自由的個人才能做出發現。”他還說：

科學史表明，偉大的科學成就并不是通過組織和計劃取得的；新思想發源于某一個人的心中。因此，學者個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學進步的首要條件。除了在某些有意識的領域，如天文學、氣象學、地球物理學、植物地理學中，一個組織對于科學工作來說只是一種蹩腳的工具。

（5）從關注問題上看，科學需要了解“是什么”（what）和“為什么”（why），而技術面對的問題則是“做什么”（dowhat）和“如何做”（howdo）。邦格用一句話點明：技術的中心問題是設計而非發現。正因為如此，技術雖然以應用科學為基礎，但是并非機械地追隨應用科學。盡管實際情況遠比想象的復雜——大量的、很好的甚至是很出色的科學工作，是在有著明確技術目的的研究過程中完成的，而且科學家自己在“科學”與“技術”職業之間來更而不改變自己實際從事的工作——然而“這些構成科學的問題是認識論意義上的問題，而技術研究的本質卻是一件經濟的和社會的工作。”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科學發現的原創性和技術發明的原創性是不同的。“這兩者的原創性都受人欣賞，但是在科學中，原創性在于比別人更深入地看到事物的本質的能力，而在技術中，原創性則在于發明家把已知的事實轉化為驚人的利益的創造力。”因此，技師的啟發性熱情是以他自己迥異的焦點為中心的。他遵循的不是自然秩序的前兆，而是能使事物以一種新的方式運作以便達到某一可接受的目的，并能便宜地得到利潤的可能性的前兆。在向新的問題摸索著前進時，技術專家所考慮的必定是科學家所忽視的利益與危害的整個全景圖。他必定對人的需求特別敏感，并有能力評估他們準備滿足這些需求時所付出的代價。科學家的眼光則全神貫注在大自然的內部法則上。

（6）從采用方法上看，科學主要運用實驗推理、歸納演繹諸方法，而技術多用調查設計、試驗修正等方法。考爾丁承認，技術研究的方法與科學方法有類似之處，如在實驗中控制可變因素，使用矯正的參數，但是作為一個整體的方法根本不同于科學方法。科學的實驗指向理解研究中的系統，本質上與科學方法的其他部分即說明的假設形成關聯。沒有導致新理解的實驗是失敗，實驗通常借助一些假設設計，以便證實它或否證它。另一方面，技術的實驗除了部分利用科學已經贏得的知識外，僅利用試錯法，它不導致對自然的任何新的理解。技術通常滿足于列舉的觀察資料，以方便的形式達到某種特定的目的，而不追求理解觀察資料之間的關系。技術以科學的理解為先決條件，但它通常不為理解做貢獻。廣泛而精確的定量資料表并不構成知識，盡管它們可以是科學家的未加工的材料。

（7）從思維方式上看，科學思維除了在科學發現的突破時刻以形象思維為主外，在大多數場合下是以抽象思維和概念思維見長的，而技術思維是具象思維和形象思維統治著技術設計和工業設計。由于科學理論具有非自然的特征，科學思維必須擺脫與常識相聯系的自然思維強加的模式，以理性批判和概念分析開路。技術思維在早期是直接與常識和經驗密切相關，爾后出現的以科學理論為基礎的技術，還帶有常識思維和自然思維的胎記和烙印，它直接沿著現成的科學知識下行，化形而上的抽象為形而下的具體，注重可行性和成本效益分析。沃爾珀特徑直指明，技術的許多方面是看和非詞語的，這完全不同于科學思維。這并不是說，科學家不使他們建構的概念和機制形象化，不過對科學來說，說明是基本的，必須把圖像翻譯為語言和符號，尤其是數學。由于未受詞語化的理論的牽累，技術設計者在他們的心智中把不同的要素會聚在新組合中。與科學相對照，從文藝復興直到19世紀的技術知識刊載在圖示占統治地位的書中——信息主要以繪圖的形式刊載。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技術思維是由技術理性或曰主觀理性、工具理性主導的，科學思維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的是科學理性或曰客觀理性、純粹理性。所謂客觀理性，按照霍克海默等人的觀點，是指客觀結構是個體思想和行為的量尺，而非人和他的目標。在這里，關鍵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說，客觀理性關心的是事物之“自在”而不是事物之“為我”，它要說明的是那些無條件的、絕對的規則而不是假設性的規則。所謂技術理性，關心的是手段和目標，追求效率和行動方案的正確，而很少關心目的是否合理的問題。它是圍繞技術實踐形成的一套基本的文化價值。它預設了笛卡兒式的主體-客體、精神-自然的二元對立，也預示了一種人對自然的新的體驗方式：人作為主體，雄居于所有客體之上，把世界看成是一個可以縱和統治的集合體。它包括這樣一整套基本文化旨趣：人類征服自然，自然的定量化，有效性思維，社會組織生活的理性化，人類物質需求的先決性。

（8）從構成要素上看，科學的構成要素可以說是非物的——科學知識體系純粹是非物的；研究過程雖然離不開實驗設備的支撐和物資的消耗，但是這些物本身并不進入科學的結果即科學理論之中。尤其是，基礎研究或學術科學對物的依賴是很少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計，一支筆加幾張紙足矣——難怪有人把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革命稱為“紙上的革命”。即便非要把科學與物扯在一起，科學也只是“抽象物”的科學或“物之共相”的科學。相反地，技術則是實實在在的物的技術，時時處處與具體物打交道，起碼或多或少是離不開物的。盡管在學術層面，學人對技術構成要素的理解還有“技術非物”和“技術是物”的歧見，但是技術恐怕很難完全與物脫離干系。只是“對于不同的技術，物的因素所占的份額和所起的作用是有所區別的。或者說，在人工自然的創造或技術活動中，人們可以讓物質實物扮演各種角色，如載體角色、對立體角色、匹配體角色和包容體角色（這當然是不確切的劃分）。”

（9）從表達語言上看，科學語言也使用日常語言進行事實的描繪和實驗的敘述，但是其中無論如何缺少不了科學概念或術語。在科學理論中，更偏重抽象的概念說明和的繁難的數學推演，這一點在科學的典型代表物理科學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特別是要嚴密、精確地陳述科學理論，非數學語言和數學公式莫屬。相形之下，技術語言多是具體的、平實的描述，缺乏復雜的概念分析和數學演繹。在技術中也運用數學工具，但大都是具體的數值羅列和一般的數字計算，技術結果也不要求絕對精確，只要滿足實用需要，在某一誤差范圍內得出具體的數值即可。尤其是，表達科學知識和理論的科學語言的是可傳達的、可交流的、可用文字和數學符號書寫和記載的，科學共同體實際上是科學語言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使用相同的詞匯表或詞典。可是，在技術方面，情況就不同了：有些技術事項是無法用語言、文字或數學符號表達清楚的，因此得借助圖示、模型、樣品等來說明。更為歧異的是，不少屬于技術的技藝、訣竅之類的東西根本無法用語言解釋和傳達，也無法從書本學到手，只能像師傅帶徒弟那樣，邊干邊學，邊觀察邊體味，才能逐漸達到心領神會、游刃有余的境界。此類知識就是波蘭尼所謂的“私人知識”（personalknowledge）或不可言傳的知識（tacitknowledge）——后者也可譯為“意會知識”或“默會知識”——技術知識的某些分野就歸屬這樣的知識。

（10）從最終結果上看，科學研究所得到的最終結果是某種關于自然的理論或知識體系，技術活動所得到的最終結果是某種程序或人工器物。科學成果是人類精神的非物質成就，而不是設計和生產的物質成品。史蒂文森斷定，科學不是技術，它不在于器械的發明。科學的中心關注和最終結果是knowingwhat即真理的知識，與knowinghow即如何做的技術知識相對。當然，這兩類知識是相互關聯的，尤其是在現代。沃爾珀特斷言，科學的最終產物是觀念和信息，也許是在科學論文中；技術的最終產物是人工制品，比如說鐘表和電機。與科學不同，技術的產物不是針對自然實在衡量的，而是借助于新奇性和特定的文化加于其上的價值衡量的。巴薩拉（Basalla）道同志合：“雖然科學和技術二者包含認知過程，但是它們的終極結果是不同的。創新的科學活動的最后產物最可能是寫成的陳述、科學論文、公布的實驗發現或新的理論見解。相對比，創新的技術活動的最后結果典型地是對人工制造的世界的添加物：石錘、鐘表、電動機。”

（11）從評價標準上看，對科學的評價以是非正誤為主，以優劣美丑為輔，真理和審美是其準繩；對技術的評價是利弊得失、好壞善惡，以功利和價值為尺度。沃爾珀特一言蔽之：“技術的成功與欲求和需要有關，而科學的成功依賴于與實在符合。”對此，多爾比論述說，就作為知識形式的科學和技術而言，二者之間的關鍵區分是，技術借助于實用標準“它奏效嗎？”評價，而科學知識則借助于“它為真嗎？”評價。他繼而指出：

對技術和科學而言，成功的標準依然是不同的。在技術中，成功與起作用的產品、尤其是與在目前市場條件下在商業上的產品俱來。相對照，在科學中，成功的標準不是它起作用，而是它被接受為真。

（12）從價值蘊涵上看，作為知識體系的科學大體上是價值中立（value-neutrality）的，或者說其本身僅蘊涵為數不多的價值成分；而技術處處滲透價值，時時體現價值，與價值有不解之緣。莫爾就是這樣看問題的。他說，真正的科學知識在倫理的意義上是善的，而在技術中，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每一項技術成就，必然使人又愛又恨（有矛盾心理）：它能夠或善或惡，技術必然是雙刃工具。盡管把已知的技術成就分類為善或惡從來也不是確定的，但是任何一項給定的技術總是在倫理上能夠分為善或惡，這取決于人心中的目的，取決于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邊界條件。邦格詳細地陳述了他的觀點：對科學家來說，所有具體對象都是同樣值得研究的，而不涉及價值問題。技術專家卻不是這樣：他把實在分為原料、產品和其他部分（即一堆無用之物），他最珍視產品，其次是原料，最輕視其他部分。技術知識和技術活動的價值準則是與純粹科學的價值中性相對立。技術專家凡事都要衡量其價值，而科學家只衡量自己的活動和成果的價值。科學家甚至以擺脫價值觀念的方式去處理價值問題。雖然基礎研究作為心理過程的評價，它也做出價值判斷，但是這完全是內在的：它們涉及科學研究的要素，諸如資料、假設和方法，而不涉及科學研究的對象。另一方面，工程技術專家不僅做出內在的價值判斷，而且也做出外在的價值判斷：他評價他能得手的每一事物。基礎研究就其自身目的而言，是尋求新知識，是不涉及價值的，在道德上是中性的。當可以做某些有利于或不利于他人的幸福或生活的事情時，才涉及道德，工程技術專家恰恰在這里有份兒。他們應該遵守可以稱之為技術命令（technologicalimperative）的東西：

你應該只設計或幫助完成不會危害公眾幸福的工程，應該警告公眾反對任何不能滿足這種條件的工程。

（13）從遵循規范上看，科學遵循的規范是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默頓所謂的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無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組織的懷疑主義（organizedscepticism）；技術的規范與此大相徑庭，它以獲取經濟效益和物質利益為旨歸，其特質是事前多保密，事后有專利。波蘭尼看到這種天壤之別：“科學知識與技術操作原則之間的不同被專利法認識到了。專利法對發現和發明做了鮮明的區分。發現增加我們關于大自然的知識，而發明則建立一個服務于某一得到承認的利益的新的操作原則。”普賴斯也十分清楚：

存在著科學和技術之間最為重要和最有意思的一種對照。大家都明白，在科學上只要你第一個發表了，你就打敗了其他人。通過發表來表明你對知識產權的私有要求。非常不可思議的是，你的發表越公開，你的產權要求就越安全地為你所獨占。在技術上則是另一回事。當你做出發明時，你必須為其取得專利，你必須防止工業間諜的竊取，你必須看見它遠在能夠被競爭者復制或取代之前就被制造出來并銷售出去。在技術上你得用通常的保護方法來確保你的私有權。

他進而揭橥，這種差異的原因在于，從哲學意義上看，即使科學是對規律的一種概括和發明過程，自然卻非常強烈地表現出似乎只有一個世界可以被發現，如果波義耳沒有發現波義耳定律，那么必然會有其他人去發現。但是，技術中的大部分競爭比在科學中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技術是一種文明所獲得的，而科學則讓人感到更像是自然的規定而不是人的大腦所擁有的。

（14）從職業建制上看，科學和技術無疑是相互滲透的，并且經常看上去好戴著同一頂帽子或穿著同樣的實驗服裝。但是將兩者混淆起來的做法是把表面的東西——例如機構聯合——當成了深層的東西。在科學共同體中，其主要成員是以思想型、理論型、動腦能力見長的研究員和教授；而在技術共同體中，其主要成員則是以實踐型、經驗型、動手能力見長的發明家和工程師。前者的建制實體是國家科學院、科學各學科研究所、科學學會、綜合大學的科學研究機構等，后者則是國家工程院、工科院校的研究機構、工程學會、工業部門的研究所、工業實驗室、高技術開發區的企事業單位等。不同的職業建制也體現在人才培養模式的差異上。科學人才的培養主要在綜合大學的理科院系和科學研究所進行，注重理論知識、概念辨析、數學基礎、邏輯推理的訓練；技術人才主要在工科院校、工業研究所和實驗室培養，偏重專門技能知識、數值計算、實際操作的訓練。盡管這兩種角色可以轉換，也有可能一身二任，但是轉化總得有一個學習和適應過程，而且“雙肩挑”的人畢竟是稀少的，即便兼而有之，此類人物也是有所側重的。

（15）從社會影響上看，科學和技術對社會的影響都是巨大而深遠的，而且各自作為子文化，都是文化進化的重要推動力，顯示出很強的文化滲透性。但是，二者的社會影響無論如何是有相當大的差別的。科學主要是觀念形態的東西，它的社會影響基本上是思想上的和精神上的，尤其是科學思想、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直接作用于人的心靈，促使人更新觀念、提升素質、完善人性，而它對政治、經濟、軍事、環境和生態基本上沒有直接的影響。技術則不然：技術往往是以器物的形態出現的，它對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影響是間接的，但是卻直接作用于社會的其他各個方面，其影響是巨大的，而且具有兩重性。反過來，由于科學自身的本性，社會對科學的影響較小、約束力弱，但是對技術影響很大、約束力也強烈得多。

（16）從歷史沿革上看，技術的歷史是古老而漫長的，可以說從原始人打制第一塊石器時就開始了，而科學的歷史沿革是相當短暫的，至今不過三百余年的歷程，即使把科學的萌芽時期計算在內，也僅僅有兩千多年。與技術的歷史相比，科學的歷史短得簡直可以忽略不計。此外，技術依賴于科學的時間，就更為短暫了。沃爾珀特對此印象深刻，他進而還洞察到科學和技術在歷史上相互影響的不對等性，以及科學起源與技術起源在特點上的差異。他說，在確立科學的非自然本性（反常識的和反直覺的）時，必然要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做出區分。區分的證據主要來自歷史。技術比科學要古老得多，它的大多數成就——從原始農業、陶器的燒制、金屬的冶煉制造、大教堂的建筑乃至蒸汽機的發明——無論如何是獨立于科學的，直至19世紀科學才對技術產生影響（合成染料和電氣工業）。這些技術基于常識和經驗的實踐手藝，而實踐取向無助于純粹知識。技術的歷史大都是無名的歷史，這再次不同于科學。就觀念和器械而言，歷史上的科學嚴重地依賴可以得到的技術，技術對科學有深刻的影響，反過來，科學對技術的影響是相當晚近的事情。一旦承認科學和技術之間的區別，科學在希臘的起源就呈現出特殊的意義。科學的特殊本性對科學僅僅一次出現負責。往往被認為是科學家的中國人實際上是熟練的工程師，對科學做出的貢獻微不足道。他們的哲學是神秘主義的。容許科學在西方得以發展的，也許是理性和支配自然的定律的概念。史蒂文森也明確地意識到，與科學不同，技術在某種程度上對一直存在的每一種人類文化是共同的。與技術不同，科學并不是在人類歷史的每一個階段都存在或在每一個文化傳統中都存在。

（17）從發展進步上看，科學和技術都具有發展進步的性質，在這一點它們與文學、藝術、哲學不盡相同。但是，它們二者在發展進步的特點上判若黑白。列維特揭示，科學發展與技術進步，科學與作為在社會、經濟、歷史中展開的技術的邏輯，是很不相同的，盡管這兩個建制看起來并肩前進。關鍵的差別在于，科學——仍然是指對惟一的物理世界的探索——的確是邏輯的，無論是作為一個過程還是作為已經完成的提煉過的理論結構。科學的發展結構基本上是樹枝狀的，即新的知識分支不斷從老的枝干上生長出來，盡管在更深的層次上是一體的。與之相比，技術展開的機制完全不同。那些在生長點和結點工作的人是混合的集群，很難以一種簡單的方式加以概括。關鍵人物可以是科學家或工程師，但也可能是行政領導、官僚、銀行家、軍官或政治家。技術的進步、后退、停滯或分叉看起來并不遵循任何可以概括的邏輯。沃爾珀特指出驅使科學和技術發展的動力大相徑庭：對技術來說，它是市場的需求或進展中的技術“造成”的需要。情況似乎是，發明活動是受發明的預期的價值支配的，在投入高峰時即是發明高峰——科學往往不是這樣的。斯科利莫夫斯基（H.Skolimowski）認為，二者進步在目標上各行其是：與科學進步的目標在于接近真理相對應，技術進步的內在目標在于提高有效性。這種有效性在具體的技術實踐中表現為精確性、耐久性和低成本（或稱效率性）。還有一點必須提及：盡管科學知識單元在進化過程可能出現復雜和多樣的局面，但這只是暫時的、過渡的現象，它最終必將趨向簡單性和惟一性。可是，技術物品的單元在進化中趨向復雜性和多樣性，各種用途的錘子，各種大小和型號的扳手、螺絲，各種面料和花色品種的紡織品，各種配方和商標的牙膏、香皂等等。

科學和技術在歷史上的絕大多數時間是分離的，科學大規模地轉化為技術的高峰時期也寥寥可數，可是在現代，科學趨于技術化和技術趨于科學化也是不爭的事實。為此，斯平納提出認知-技術合成體（cognitive-technicalcomplex）和現實化的科學（realizedscience）的概念，拉圖爾甚至和盤托出了“技科學”或“技術科學”（technoscience）的生硬概念。這種科學技術一體化的思想是后現代主義的主題思想之一，誠如福曼（P.Forman）所言，技術取向的科學（technologicallyorientedscience）以及科學取向的技術（scientificallyorientedtechnology）其范圍之廣和力量之大是眾所周知的。這是后現代性之結果。為了說明科學和技術之間的密切關系，人們提出了諸多說明模型，例如“線性模型”、“舞伴模型”、“雜交模型”等。這些模型都有可取之處，也道出了部分真理。但是，線性模型似乎簡單化了一些，把科學和技術復雜、多變的關系描繪得過于徑直，而且易于引起技術神話。舞伴模型亦有把科學和技術互動過程簡單化之嫌，同時它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科學和技術不僅可以跳雙人舞，而且有時也獨舞。雜交模型把科學和技術視為一個新的綜合體，這實際上已經使二者一體化了——這是我們絕對不能同意的——盡管這種一體化是部分的一體化而非整體的一體化。我覺得，可以接受的比較周全的觀點也許是：

科學和技術是有聯系的，但并非一體化；科學和技術是有區別的，但并非決然對立；科學和技術有時是互動的，但互動的形式多種多樣，互動的過程錯綜復雜，而不是線性的和一義的。

參考文獻

E.F.Caldin,ThePowerandLimitofScience,London:Chapman&HallLTD.,1949,ChapterX.

普賴斯：《巴比倫以來的科學》，任元彪譯，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61頁。

A.Rip,ScienceandTechnologyasDancingPartners;P.KroesandM.Bakkere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ndScienceintheIndustrialAge,NewPespectiveontheScience-TechnologyRelationship,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92,pp.231~270.

柯拉赫：工業的科學。戈德斯密斯、馬凱主編：《科學的科學——技術時代的社會》，趙紅州等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11頁。

H.Rapp：技術哲學（上），張彩云譯，上海：《世界科學》，1989年第1期，第54~57頁。這是拉普引用朗夫的話語。

邦格：技術的哲學輸入和哲學輸出，張立中譯，北京：《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叢刊》，1984年第1期，第56~64頁。

L.StevensonandH.Byerly,TheManyFacesofScience,AnIntroductiontoScientists,ValuesandSociety,Boulder,SanFrancisco,Oxford:WestviewPress,1995,p.210.

莫蘭：《復雜思想：自覺的科學》，陳一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80~81頁。

P.KroesandM.Bakker,Introduction: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ndScience.P.KroesandM.Bakkere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ndScienceintheIndustrialAge,NewPespectiveontheScience-TechnologyRelationship,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92,pp.1~15.

S.Restivo,Science,Society,andValues,TowardaSociologyofObjectivity,Bethlehem:LehighUniversityPress,1994,p.87.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London,Boston:FaberandFaber,1992,p.165.

R.G.A.Dolby,UncertainKnowledge,AnImageofScienceforaChangingWorl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169.

P.KroesandM.Bakker,Introduction: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ndScience;P.KroesandM.Bakkere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ndScienceintheIndustrialAge,pp.1~15.

國人有意或無意地把科學視為“生產力”和“財神爺”，國人習慣于或集體無意識地把“科學和技術”稱為“科學技術”、進而簡化為“科技”，就是這種現狀的生動反映。有趣的是，這種狀況在東鄰日本也存在。正如桜井邦朋所言：“在我國，把科學和技術看做同質的東西，在各種場合把‘科學技術’歸攏在一起使用。像現在這樣的科學發現經過不了多久就被應用于技術，進入到我們的生活之中，在屢屢經歷這樣的經驗期間，隨之認為科學和技術是水平同質的東西。”參見桜井邦朋：《現代科學論15講》，東京教學社，1995年，p.1。

邦格：科學技術的價值判斷與道德判斷，吳曉江譯，北京：《哲學譯叢》，1993年第3期，第35~41頁。

陳昌曙：《技術哲學引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68頁。

計有李醒民：什么是科學？——為《科學的智慧——它與宗教和文化的關聯》序，北京：《民主與科學》，1998年第2期，第35~37頁。李醒民：有關科學論的幾個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第20~23頁。李醒民：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北京：《光明日報》2003年4月29日，B4版。XingminLi：ScienceandTechnologyIsNotSimplyEqualtoSci-Tech?inGenomics,Proteomics&Bioinformatics,May2003,Vol.1No.2,pp.87~89.

E.F.Caldin,ThePowerandLimitofScience,ChapterX.

桜井邦朋：《現代科學論15講》，東京教學社，1995年，p.1。

邦格：技術的哲學輸入和哲學輸出。

D.W.Hill,TheImpactandValueofScience,London,NewYork,MelBourne:Hutchinson’sScientific&TechnicalPublications,Chapter1.n.d.順便說說，V.布什的下述言論有助于加深我們對問題的理解：科學具有簡單的信仰，該信仰超越有用性。正是該信仰，是人學會理解的特殊榮幸，這是他的天職。為理解而認識是我們存在的本質。參見VannevaBush,ScienceIsNotEnough,NewYork:WilliamMorrow&Company,Inc.,1967,p.191.

卡拉普賴斯編：《愛因斯坦語錄》，仲維光等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76、160頁。

R.G.A.Dolby,UncertainKnowledge,pp.294~295.

李醒民：學術科學可以被計劃嗎？北京：《學習時報》，2004年12月20日，第7版。該文以較多的篇幅發表在上海：《社會科學報》，2006年4月13日第5版。很遺憾，現今的一些編輯常常在不告知和征求作者意見的情況下，隨意對稿件大刀闊斧地腰斬或刪改，弄得作者哭笑不得，實感無可奈何。對這篇文章的完整性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到吳國盛教授主辦的“北京大學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網站閱讀和下載。

許良英等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1版，第203頁。

內森、諾登編：《巨人箴言錄：愛因斯坦論和平》（下），劉新民譯，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84頁。

邦格：科學技術的價值判斷與道德判斷。

列維特：《被困的普羅米修斯》，戴建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70頁。

波蘭尼：《個人知識——邁向后批判哲學》，許澤民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73頁。

E.F.Caldin,ThePowerandLimitofScience,ChapterX.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33.

高亮華：《人文主義視野中的技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54~161頁。但是，我不同意作者的下述說法：現代自然科學“是在技術理性所構成的地平面上產生和展開的”，它“具有內在的工具主義的特點”。眾所周知，在科學的起源中，理性傳統和工匠傳統兼而有之；在科學的發展中，科學內在的理性邏輯和人的純粹理性一直是強大的動力。縱觀整個科學史，對科學家來說，“為科學而科學”的思想始終具有巨大而誘人的魅力。

E.Bellon,AWorldofPaper,SdudiesontheSecondScientificRevolution,TheMITPress,1980.

陳昌曙：《技術哲學引論》，第96~97頁。

L.StevensonandH.Byerly,TheManyFacesofScience,p.2.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31.

A.Rip,ScienceandTechnologyasDancingPartners.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32.

R.G.A.Dolby,UncertainKnowledge,pp.169~170,183.

H.Mohr,Structure&SignificanceofScience,NewYork:Springe-Verlay,1977,Lecture12.

邦格：技術的哲學輸入和哲學輸出。

邦格：科學技術的價值判斷與道德判斷。

波蘭尼：《個人知識——邁向后批判哲學》第271頁。

普賴斯：《巴比倫以來的科學》，第161~163頁。

列維特：《被困的普羅米修斯》，第171頁。

邦格厘清了一種誤解：“經常有人認為，技術與文化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彼此對立的。這是一種錯誤的觀點，是對技術過程尤其是對革新性技術過程的理論豐富性完全無知的表現。……事實上，技術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組成部分，它與整個文化的其他各個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而且在現代文化中，只有技術和人文學科（特別是哲學）與其他文化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具體地說，技術與系統的哲學的幾個分支（邏輯、認識論、形而上學、價值論和倫理學）都有很強的相互作用。”參見邦格：技術的哲學輸入和哲學輸出。

海森伯對此有具體的說明：從18世紀和19世紀初起，形成了一門以發展機械操作過程為基礎的技術，這起初只是舊手工工藝的發展和擴充，其基本原理人人都能掌握。甚至在蒸汽機得到應用以后，技術的這一特性并未得到根本改變。但是，19世紀后半葉出現的電工技術，使得技術與舊手工工藝的聯系已經不復存在，電力這種自然力的開發不是來自人們的直接經驗，而是基于科學理論。參見海森伯：《物理學家的自然觀》，吳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1版，第6~7頁。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p.vii,24~30.

L.StevensonandH.Byerly,TheManyFacesofScience,p.5.

列維特：《被困的普羅米修斯》，第171~173頁。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31.

劉文海：《技術的政治價值》，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9頁。

普賴斯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科學的正常成長更多地來自科學，而技術的正常成長更多地來自技術。技術專家用的科學大多數是他們在學校學習和大眾知識中的科學，而科學家用的技術大多數是伴隨他們成長起來的那些技術。兩者之間的強有力的相互作用只出現在很少的時候，因而引人注目地形成歷史山脈的高峰。在17世紀的科學革命中，有一種從工匠技藝狀態向新型科學儀器的有力轉換，它使科學從古代狀態突破而獲得爆炸性的增長，并帶來現代的實驗傳統，帶來望遠鏡、顯微鏡、氣壓計、溫度計、抽氣機和各種靜電機械。在我們這一代，工業革命已經達到一個新水平，主要通過物理學——特別是愛迪生的電學——科學找到了它回報技術的方法。在大多數情況下，科學并沒有給技術許多幫助，但偶爾你會遇到像晶體管和青霉素這樣完全相反的反常事件。同樣必須注意的是，這里存在的引人注目的例外而不是規律。高峰不是典型。不能以牛頓和愛因斯坦的標準去判斷科學家。不能以晶體管的特例去判斷科學對技術的影響。承認科學和技術大體上是只有松散聯系的系統，人們的動機目的甚至訓練都非常不同，屬于完全不同的類型，這在理智上是沒有什么困難的。普賴斯：《巴比倫以來的科學》，第170~171頁。

H.F.Spinner,TheSilentRevolutionofRationalityinContemporaryScienceandItsConsequencesforthe“ScientificEthos”.RevolutioninScience,U.S.A.:ScienceHistoryPublications,1988,pp.19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