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研究范文10篇

一、傳媒經濟研究現狀與取向

2006年5月15－19日，第七屆世界傳媒經濟學術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這是該會議第一次在亞洲舉行，第一次在發展中國家舉行。中國人民大學鄭保衛教授在會上對我國傳媒經濟研究現狀作了一個介紹：“在中國，傳媒經濟學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的重點研究方向之一，也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中重點發展的學科之一。僅‘十五’科研規劃中，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委員會的新聞傳播學18個重點課題中，就有7個直接或間接地屬于傳媒經濟學方向。而在教育部的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十五科研規劃重大項目中，第4個方向就是‘世界經濟一體化態勢下的中國媒介經濟’，其中所列舉的重點課題有10個。”［1］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在新聞院校和新聞媒體組建了一批專門的研究機構，一些新聞院校設立了傳媒經濟學專業，開設了專門的傳媒經濟學課程。不少新聞院校招收傳媒經濟學專業方向的碩士研究生，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和中國傳媒大學還專門設立了傳媒經濟學博士專業方向，招收博士生。

學界和業界都紛紛召開了各種各樣學術研討會，有的甚至還把它開到國外去。學界發表和出版了一大批傳媒經濟學方面的研究論文和專著。據不完全統計，論文達到1000余篇，專著超過200部。進入新世紀，就有《廣播電視經濟學》（周鴻鐸，2001年）、《報業經濟學》（金碚，2002年）、《傳媒經濟》（周鴻鐸，2003年）、《大眾傳媒經濟學》（吳飛，2003年）、《媒介經濟學——一個急速變革行業的原理和實踐》（趙曙光、史宇曙，2003年）、《電視媒介經濟學》(吳克宇，2004年)……等等。但對于整個中國的傳媒經濟學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著名傳媒經濟學家羅伯特•皮卡特（RobertG.Picard）教授認為不足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傳媒經濟研究的理論性不夠，對經濟學、管理學、統計學、社會學等學科的融合不夠深入，哲學思辨不夠；二是現狀描述性研究較多，問題性研究、定量研究較少。［2］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筆者認為我國傳媒經濟研究首先要解決其路向問題。所謂路向，從字面上理解就是研究的進路與方向。我們先來看看研究的方向，即所選取的學科領域方向。當今，我國對傳媒經濟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四種取向：

1、經濟學取向

1低碳經濟的專題研究

1．1低碳經濟的概念與內涵研究

對關鍵概念的清晰理解和明確定位是有效開展該領域研究的基本前提，但當前對于低碳經濟的概念還沒有形成統一認識．有學者偏重于從資源與環境的角度進行定位，馮之浚等認為，低碳經濟是低碳發展、低碳產業、低碳技術、低碳生活等一類經濟形態的總稱，其基本特征為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2］．也有學者從環境影響、能源效率和社會發展的角度進行了總結，潘家華等認為，低碳經濟是指在一定碳排放的約束下，碳生產力和人文發展均達到一定水平的一種經濟形態，旨在實現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具有“低碳排放”“高碳生產力”和“階段性特征”三個核心特征［3］．還有部分學者以全面系統的觀點對低碳經濟進行了闡釋，認為低碳經濟具有如下三個主要特征：①綜合性，即低碳經濟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或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到經濟、社會、環境系統的綜合性問題；②戰略性，即低碳經濟要求能源消費方式、經濟發展方式和人類生活方式進行一次全新變革，是人類調整自身活動、適應地球生態系統的長期的戰略性選擇，而非一時的權宜之計；③全球性，即全球氣候系統是一個整體，氣候變化的影響具有全球性，涉及人類共同的未來，超越主權國家的范圍，任何一個國家都無力單獨面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嚴峻挑戰，低碳發展需要全球合作［4］．對概念和地位的準確界定，明確低碳經濟與循環經濟、綠色經濟、生態經濟之間的內在聯系及其各自特點，將是未來研究中亟需解決的基礎問題．這將使政府工作者、企業和民眾形成對低碳經濟的準確認識，在工作和生活中以正確的態度對待“低碳經濟”，而不至于在諸多發展理念的名詞中迷失方向，進而穩步推進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1．2經濟結構及產業低碳研究

經濟低碳研究的核心問題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多數國內學者認為產業結構調整是我國實現低碳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是我國推進低碳發展的根本途徑［5］，所以眾多的路徑建議中都會將調整產業結構放在首要位置．莊貴陽認為，我國在重化工業產業為主導的工業化階段實現低碳發展的可能途徑包括：調整能源結構、提高能源效率、調整產業結構、遏制奢侈浪費、發揮碳匯潛力以及開展國際經濟合作［6］．也有部分學者針對當前將產業結構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轉變的主流觀點，提出不應只重視結構性減排，應同時關注傳統產業內部的技術改進和創新，依靠技術進步和管理改進才能真正實現低碳經濟．潘家華認為，中國要低碳化，靠調整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受當前發展階段和資源稟賦的約束，空間有限［7］．李健、周慧對中國碳排放強度與產業結構的關聯進行了分析，研究顯示，不同省域產業結構與碳排放的關聯特征并不相同，即我國各省域產業結構變動與碳排放之間不存在單一、精確的演變規律，因此，應尊重地方經濟發展的異質性，統籌考慮各省域產業結構與碳排放之間不同的關聯特征，制定適宜的低碳發展措施，包括產業結構調整方向和各地碳減排指標的量化分化等［8］．除經濟結構的低碳化研究外，關于低碳產業這一新領域的發展也有一些研究．蔡紹洪、和思鵬提出了能使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統一優化的新型產業組織模式循環產業集群模式，研究認為，該模式是在低碳經濟背景下構建西部地區綠色增長極的最佳途徑［9］．卞繼紅從低碳經濟的含義和特征出發，分析了低碳經濟模式下我國產業集群存在的主要問題［10］．李健、徐海成從產業低碳化、低碳技術產業化和低碳產業規模化角度出發，研究了低碳產業的特征和發展中面臨的問題［11］．總體而言，關于低碳產業的研究目前尚處于理念構想階段．

1．3能源低碳研究

[摘要]本文首先肯定了大力發展私營經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要求,接著分析了大力發展私營經濟的主要障礙、政策措施及發展趨勢。

[關鍵詞]經濟

黨的十五大之后,我國私營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但私營經濟由于受到傳統計劃經濟觀念、產業和產品特點、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滯后等因素影響,其發展速度、經濟規模和市場環境與私營工商企業相比,存在明顯差距,嚴重阻礙了業生產力的發展。

一、大力發展私營經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

1.大力發展私營經濟是我國私營經濟大發展的必然要求

私營經濟的發展,已經成為支撐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增加財政收入、緩解城鎮就業壓力和分流農村富余勞動力的重要力量和重要來源。改革開放20年來,非公有制經濟在并不寬松的市場環境下,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17%,明顯高于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速度(集體經濟8%,國有經濟4%)。1993年～1996年間,私營經濟的工商稅收增長5倍以上,已經成為各級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勞動就業的重心已向非公有經濟轉移。

摘要：在當前的經濟學研究中，數學工具的應用越來越普遍，然而其中存在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和普遍。國內期刊上發表的文章經常存在濫用數學、假用數學、錯用數學和誤用數學等問題，這類問題又常常是低級錯誤。只有本著老老實實做學問的態度，把歷史邏輯和現實邏輯放在數理邏輯之上，才能最終消除上述問題，才能使科研成果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和科學的推敲。

關鍵詞：經濟研究；數學工具；歷史邏輯；現實邏輯；數理邏輯

一、影響區域創新體系要素耦合的制約因素

1.產業集群自組織發展的障礙

我國產業集群在蓬勃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

（1）產業鏈不長，產品仍處于低端水平。我國的產業集群主要集中在與日常生活用品有關的產業，如紡織、服裝、鞋業、家具等。這些產業對企業的規模、技術、勞動力的素質要求都不高，產業進入壁壘低，且使用的是低技術，但獲得了低成本的優勢。然而，這些集群由于缺少必要的規模，技術整體難以升級，只能生產一些低檔產品，難以形成品牌定位；同時，由于集群內相關企業之間業務關聯和技術關聯并不強，產業結構趨同現象嚴重，很難形成各種能夠推動企業有效互動和相互促進的機制，也阻礙了產業鏈進一步延伸，從而影響產業結構的升級。

人類歷史上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都是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史需要探討的重要課題。本文只擬對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若干問題，作點初步探討。

一

首先從自然經濟說起。

什么是自然經濟，并沒有統一的定義。人們對它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和表述。馬克思主義是從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所反映的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的關系出發，從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對立出發，來考察自然經濟的。凡生產是直接用于滿足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換的經濟，不論它在人類歷史上以何種形式存在，都可以認為它是自然經濟。物質生產的自給自足，就是這種經濟的本質特征。我國學術界通行的這種理解和表述，體現著自然經濟一般。

自然經濟是一個歷史范疇。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曾經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存在。在這幾個不同的社會形態中，自然經濟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質變。探討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討這個經濟范疇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

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個體農民以至個體手工業者，都經營有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如在中國，封建國家經營有滿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業，封建地主經營有“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以贍衣食”的自給性生產等等。然而個體農民(包括自耕農和佃農)是社會的主要生產者，農民家庭是社會基本生產單位，小農經濟是社會經濟的主體。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都集中通過小農經濟的發展變化而表現出來。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宏觀經濟管理體系一般包括宏觀決策系統、宏觀調控系統、監督保障系統、信息反饋系統共四部分。我國國家審計機關是獨立的專職經濟監督機構，這是憲法所規定的，并有“審計法”予以規范，因此行使政府經濟監督的職能，在宏觀經濟管理中屬于監督保障系統的一部分，并具有信息反饋的職能。

在實行市場經濟的一段時間內，人們試圖把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全部交由市場承擔，由于市場的功能性缺陷，產生了與預期效果相反的結果，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對此作了證明。也有經濟學家試圖用政府干預辦法解決經濟發展的一系列問題，然而實踐的結果也并非反映政府干預的十全十美，滯脹、效率低下、官僚主義伴隨而生。這說明國家干預市場失靈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需要適當的機制來控制那些消極現象的產生。因此，適度的宏觀經濟管理是必須的，但必須建立獨立的監控評價機制。

我國尚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剛剛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軌到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同時面臨艱巨的發展經濟的任務，這決定了政府對經濟干預是必要的，問題是在發揮政府干預作用的同時，如何減少為此所付出的代價或帶來的負面效益，如何選擇合適的干預方式以及怎樣把這種干預控制在合適的限度內，如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所說的，“政府的失敗即可能是由于它們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們做得太多”。

我們認為，國家審計機關作為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中的監督保障系統和信息反饋系統的主要組成部分，其職能就是通過審計監督來幫助政府正確行使宏觀經濟管理的職能，運用合適的手段適度調控宏觀經濟并達到預期目的。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實施宏觀經濟管理的主要職能。

1、運用財政功能，制訂財政政策。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中國封建經濟的發展，總是歸功于農民經濟。而決定中國封建社會性質的地主制經濟，卻往往作為寄生的剝削經濟而存在，對封建經濟的發展只起負作用。這無疑是一種缺失。正確評價地主制經濟，是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中亟待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本文對此提出一些粗淺看法。

(一)

地主制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占主要地位的生產關系的總和。封建地主對占有的土地，采取使用僮奴或者雇工的形式自己經營，形成地主經濟。封建地主又將更多的土地，分租與一家一戶的農民耕種，收取地租，形成佃農經濟。此外還有在小土地所有制基礎上從事獨立耕作的自耕農。自耕農經濟并不是游離于地主制經濟之外的獨立經濟體系。它依存于地主制經濟，并受其制約和影響。

地主制經濟是生產力一定發展水平下的產物。當生產方式發生變革的時候，原先的奴隸主或封建領主容易搖身一變而成為封建地主。一定生產力水平產生地主制經濟，更確切地說，是產生地主制經濟所需要的佃農。首先，從前必須由共同體內部分工才能生產的許多重要產品，現在可以由一個農民家庭獨立完成。這就是說，農民應當有足夠的勞動生產率，可以把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結合于家庭內部，不致顧此失彼，以夠滿足自己的溫飽需求。正如《管子•禁藏》所說，農民既要能從事糧食生產，又要能種植“果蓏”，又要能飼養“六畜”，還要能種麻織布，或養蠶織帛。

如果農民的生產僅能滿足自己的溫飽需求，那還不足以產生佃農，要產生佃農，還必須有更高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它要求農民的生產，除了能生產必要產品，以維持自己的溫飽之外，還可以生產剩余產品，即能“得到一個超過必不可少的生活資料的余額”[1]。而這個余額，至少必須足夠交納地租。從“耕民豪民之田，見稅什五”來看，這個余額就應當達到可觀的數量。戰國以后，鐵犁和牛耕的使用與推廣，提高了農業生產力水平，為個體勞動提供了充足的物質條件。在自耕農大量發展的同時，并導致了地主制經濟的確立。

地主制經濟的產生，又以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為歷史前提。在地主制經濟下，包括自耕農和佃農在內的農民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生產單位。農民經濟的運行目標，主要是在家庭內部實現生產和消費的平衡，以維持一家的溫飽。因此，他們要進行自給性生產，以直接取得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特別是食與衣等基本生活資料。但由于經營規模的局限，卻從來不能完全自給自足，又必須進行商品性生產，與手工業者和其他農民交換產品。正如《孟子》所說，他們要“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可以“紛紛然與百工交易”。至少食鹽、鐵制農具和釜甑之類，就必須從交換中得來。又如李悝《盡地力之教》中所說，有些農民還要糶糧易布以衣。農民的生產與消費在家庭內部實現平衡，就不僅有實物平衡，而且有價值平衡。其再生產過程中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價值補償要經過市場，實物替換也有一部分要經過市場。他們的再生產就成為一定程度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發展商品經濟是農民經濟的內在要求。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也就成為佃農和自耕農實現再生產必不可少的條件。

摘要：隨著以農村專業合作社為代表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孕育而生，如何在市場原則下來提升集體資產管理績效，則成為了促進農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又一重大課題。通過主題討論，資產管理措施可從：組建資產管理部門和建立管理章程、縣域政府為資產管理人員提供培訓、通過行為文化來培育資產管理意識、落實部門主體責任下放資產管理權等四個方面來構建。

關鍵詞：農村集體經濟；資產管理；農村經濟；措施

在實施城鄉統籌過程中，培育農村經濟系統成為了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作為農村經濟系統中的主要微觀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則分別在生產和流通領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隨著以農村專業合作社為代表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孕育而生，如何在市場原則下來提升集體資產管理績效，則成為了促進農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又一重大課題。與城市國有經濟組織不同，農村集體資產的產權結構具有顯著的封閉性特質，且歷來遵循著合作入股的形式。隨著農地、林地確權活動的開展，以農地和林地資源入股也已在部分地區實施。因此，為了避免使本文的主題討論過于龐雜，這里主要從優化資產配置的視角來進行問題探討，并聚焦非不動產的管理問題。

一、農村集體資產管理存在的問題

通過調研發現，當前在資產管理中主要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1.資產管理意識薄弱作為承擔著精準扶貧任務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內在利益訴求和外在市場壓力下，習慣于以生產任務為驅動來配置集體資產。這就導致了，集體資產高頻率的處于生產領域，而缺乏對資產日常維護和監管的意識。由于部分集體資產的產權屬于“社員”，所以這就導致了集體監管與個體所有之間的矛盾。由于資產管理意識薄弱，那么也就忽略了資產配置的經濟效益目標。2.資產管理手段固化農村集體經濟在發展過程中，也在不斷完善組織內部機制治理。因此，部分組織已經設置的有資產管理部門，或者將資產管理工作納入財務部門的職能范疇。盡管如此，在對集體資產進行管理時仍反映出手段固化的特點，即習慣于以靜態視角來看待資產管理工作，并單純追求資產存量的安全性。3.管理績效評價缺失以上所表現出的資產管理問題，其發生緣由部分歸因于資產管理績效評價缺失這一現狀。資產管理績效評價的目的在于對有關人員實施崗位績效考核，崗位績效考核便能通過倒逼機制來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資產管理工作。然而，正是由于管理績效評價缺失，而使得日常資產管控意識淡薄和手段固化的癥狀發生。

二、加強集體資產管理的著力點分析

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休閑經濟的內涵；休閑經濟在經濟變遷過程中的積極作用；休閑經濟在經濟變遷過程中的路向選擇等進行講述，包括了休閑經濟有利于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休閑經濟可以提供給人們物質生活要求基本滿足之后的精神文化需求、休閑經濟給人們帶來新的生活態度,新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休閑經濟可以進一步擴大就業,從而減少城鄉剩余勞動力數量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生產力的不斷進步,人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休閑消費文化開始走入人們的生活,并在生活中占據了重要地位。本文從解析休閑經濟的內涵入手,對休閑經濟在經濟變遷過程中的作用及路向選擇進行淺析和提出建議,以促進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關鍵詞】休閑經濟;休閑消費;經濟變遷

改革開放以來,休閑消費文化逐漸從一種低層次活動(如打牌消遣),提升到客觀上具有補償功能和解壓功能的活動。休閑需求的滿足方式,也越來越從自發活動轉變為一種消費活動。

1休閑經濟的內涵

所謂休閑經濟是以人的休閑消費、休閑心理、休閑行為、休閑需求為考察對象,以滿足人的個性、多樣性、多元性發展為目的,在“人的存在”與“人的成分”之間充當媒介,研究人類休閑行為和經濟現象之間互動規律的一門人文社會科學。馬克思曾說過:“閑暇時間即為自由時間,整個人類的發展,就其超出對人的自然存在直接的發展來說,無非是對這種自由時間的運用,并且整個人類發展的前提就是把這種自由時間的運用作為必要的基礎。”[1]由此可見,休閑經濟的興起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也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

一、對斯大林商品經濟觀點的繼承與發展

社會主義社會存在不存在商品經濟，這既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又是一個復雜的實踐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經典理論認為，在未來社會中不存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在全社會公有制條件下，將由社會根據計劃調節來配置資源。當蘇維埃俄國實行“新經濟政策”時，列寧指出，國民經濟在相當程度上必須“采用商業原則”，亦即市場原則，給企業在市場上從事自由貿易的自由。這是列寧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發展，但未能說明商品經濟在社會主義時期是否還會長期存在。斯大林晚年指出，只要存在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就必然要存在商品交換，價值規律就一定要起作用。他還提出了“特種的商品生產”(即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概念。這是斯大林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發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徽教育學院2005年度院級重點科研項目，項目批準號2005WK07。

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上，對斯大林既有繼承又有發展。首先，提出商品生產的命運與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有密切關系，這超越了斯大林把商品生產存在的原因僅僅歸結為兩種所有制存在的觀點。承認，“只要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3]但是，他認為斯大林“關于商品存在的條件，闡述得不完整。兩種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產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有密切關系。因此，即使是過渡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產品還不很豐富，某些范圍內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仍然有可能存在”。[4]從自然經濟經過商品經濟發展到產品經濟，是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特征。至于社會主義能否廢除商品經濟實現產品經濟，在看來至少有兩個條件：一是國家占有一切生產資料，二是社會產品經濟充分發展之后，國家有權支配一切產品。他說：“只有當一切生產資料都歸國家所有了，只有當社會產品大為豐富了，而中央組織有權支配一切產品的時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經濟不必要而消失。”[4](p．976)從生產力發展水平看問題是從總體上把握社會進程，視物質豐富程度決定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存在與否。他還提出通過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提高我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劉少奇認為，“只要按勞分配存在，商品仍會存在”，實現“按需分配的時候就沒有等價物了，保留商品就沒有必要了”。[5]這表明劉少奇從分配形式上分析問題，以實現按勞分配或按需分配為標志來判定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存亡。其實，實行按勞分配抑或是按需分配的根本條件都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和劉少奇對同一事物的認識在表述上略有差異，但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將長期存在。

1958年，“”和化運動中出現了廢除商品生產的“左”傾思潮。對于群眾高漲的社會主義熱情和“苦干三年，進入社會共產主義”的口號表示支持，但對于中國立即進入共產主義，并且廢除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則感到理論上還有未解決的問題。這時，他著手抓了兩方面的事情：一方面親自深入實地調查研究，還指派陳伯達、吳冷西等人分頭調查，獲取第一手資料，針對問題召開一系列會議；另一方面號召讀理論著作，主要有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以及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的社會主義部分(以下簡稱《教科書》)，力求解決這一理論難題。1958年11月，運用所學的理論知識，結合實際多次深入探討了商品經濟問題。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指出：“我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巴西還落后”，所以“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1](pp．435～436)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了集思廣益，11月13日，發電報給劉少奇和鄧小平，建議討論“對商品問題，提出現階段要商品好，還是不要商品好”。[6]隨后，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在取得共識的基礎上，在武昌召開了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會議通過了《關于若干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有一個很大發展”。在糾“左”過程中，這個決議的正確性得到了人們的公認。與此同時，還探討了斯大林提出的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基本條件。斯大林認為將商品交換提高到產品交換、使中央能掌握全部社會產品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基本條件之一。對此十分感興趣，認為一下子就抓住了問題的實質。他指出：“基本點是極大地增加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生產品。問題是怎[樣]多快好省增[加]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生產品。”[6](p.596)一方面提出要發展商品生產，另一方面又要增加社會產品，盡快過渡到共產主義，其中的傾向性顯而易見。其根本原因何在呢?在斯大林模式影響下，人們通常把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相聯系，把產品經濟與社會主義相聯系。也不例外，但是，他畢竟從中國社會的具體情況出發，論證了社會主義“現階段”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將會長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