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轉移范文10篇

落實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機制存在問題及對策

區委五屆三次全會提出，要突出“三農”工作重點，用50%的時間，保證足夠的人力、物力、財力抓好“三農”工作，確保年內打牢“三農”工作基礎，力爭用3至5年的時間，實現戶戶加入“公司+農戶”的種養經營，每戶至少有一個勞動力進廠工作的目標；要大力推行農村勞動力戰略轉移機制，促進農民增收、農業增效、農村發展。為此，組織力量對我區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

一、我區農村勞動力的基本情況

截至2004年底，全區農村勞動力總數57302人，其中：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總數10050人，男性有5703人，占外出務工人數的56%，女性有4347人，占外出務工人數的44%，在本區范圍內務工的1540人，占外出務工人數的15%，在市內其它縣區務工的2922人，占外出務工人數的29%，在市外出務工人數的5588人，占外出務工人數的55%；另外我區農村富余勞動力共有10478人，這些人中，初高中學歷的共有8703人，占農村富余勞動力人數83%；其它學歷的有1775人，占農村富余勞動力人數17%；在農村富余勞動力中，有外出工作意向的有8585人，占81%。

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區域來看，城區的xxx辦事處農民工在本地從事經商、建筑裝修、餐飲服務和入廠務工的人數較多，而xxxx農民工除少部分在本地從事個體工商經營外，大部分以外出打工為主，主要區域分布在廣州、深圳、佛山等珠三角發達地區。

二、我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機制存在問題

一、關于我國勞動力轉移研究的文獻綜述

(一)關于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的爭議

造成“民工荒”的直接原因是大批農民工從城市返鄉或回到離家更近的小城市或城鎮，于是學者們自然而然地將這一現象與勞動力遷移中著名的“劉易斯拐點”相聯系起來。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1954年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即劉易斯模型。他將經濟的發展分為邊際生產率低的傳統部門(以傳統農業為代表)和邊際生產率高的現代化部門(以現代工業部門為代表)。由于兩部門的實際工資差距較大，便會出現傳統部門剩余勞動力向現代工業部門的轉移，直至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至城市實現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2］。之后，劉易斯又對此模型補充了劉易斯拐點的說明，即當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為短缺，由于傳統農業部門的壓力，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就出現了“劉易斯第一拐點”;接著，二元經濟發展到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的第二階段后，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進一步釋放，當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相等時，即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差距消失，也就意味著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經濟發展從二元經濟轉化為一元經濟狀態，這樣的轉折即“劉易斯第二拐點”［3］。我國學術界有很多學者嘗試用劉易斯模型解釋“民工荒”現象，并對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存在很大爭議。例如:蔡昉(2008)運用反事實分析的方法，認為農業的技術進步偏好表明了勞動力稀缺，進而認為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4］;王德文(2008)通過考察農民工工資變化，判斷近年“民工荒”意味著勞動力市場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我國已經越過了劉易斯第一拐點［5］;吳海民(2012)以勞動邊際生產率的角度分析，采用1990—2010年我國農業和工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得出我國已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劉易斯第一拐點的結論，并預測我國將在2043年迎來劉易斯第二拐點［6］。但也有很多學者對此持相反態度，例如:Minami和Ma(2008)以日本的經驗作為借鑒，從勞動產出彈性視角證明劉易斯拐點還未到來［7］;余宇新、張平(2012)從資本積累的視角對中國劉易斯拐點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的結果表明，我國的資本積累速度與人均資本量并不存負向關系而是顯著的正向關系，這意味著劉易斯拐點并未真正到來［8］。

(二)托達羅模型及其在研究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中的應用

由于劉易斯模型是以遷移勞動力在城市的充分就業為前提假設的，美國經濟學家托達羅(1970)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了修正和補充，提出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決策和就業概率勞動力流動行為模型，即托達羅模型。其核心思想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條件不僅取決于城市與農村的實際收入差距，還取決于城市的就業率，也即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后預期能夠找到工作的概率。模型表示為:Mt=f(d)，f’＞0。其中Mt表示勞動力從農村遷入城市的數量，d為城鄉預期收入差異，f’＞0指人口流動是預期收入差異的增函數。而城鄉預期收入差異d表示為:d=w•π－r，其中w表示城市實際工資水平，π代表就業概率，w•π便是勞動力的實際工資水平，r則為農村平均實際收入［9］。國內也有很多學者嘗試以托達羅模型分析解釋我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遷移。例如:張海濤、楊為燕(2007)認為我國人口流動的實踐和托達羅模型提出的背景極為相似，并以托達羅模型為分析基礎，分析了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狀況［10］。盛亦男、孫猛(2009)以托達羅模型為框架，嘗試從勞動力供需角度解釋農民工返鄉的現象［11］。也有學者探究了托達羅模型在中國實際狀況中運用的局限性，并嘗試對其進行修正和擴展。丁守海(2005)指出托達羅模型忽視了大國經濟中的區域差異，并引入區域因素對托達羅模型進行了拓展，然后運用面板數據進行計量檢驗，結果顯示該模型能較好揭示勞動力省內轉移現象［12］。肖文韜、孫細明(2003)對托達羅模型進行了修正，認為沒有考慮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之后的生活費用，從而引入了生活成本的概念［13］。喻言(2007)在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的基礎上，從生活費用和行政管理費用、就業概率還有農村實際工資率以及非貨幣性收益和成本四個方面對模型進行了修正，但并未運用實際數據對修正后的模型進行實證分析［14］。焦克源、張彥雄、張婷(2011)對托達羅模型進行了擴展，將新生代農民工的需求與傳統農民工區分開來，雖然他們加入非經濟收益的變量，嘗試解釋近年來出現的“民工荒”現象，但也同樣沒有對拓展過的模型進行實證檢驗［15］。

二、限制勞動力遷移模型在我國實踐中應用的因素

摘要:隨著農業的發展,解決好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使農村勞動力從傳統的農業部門向現代經濟部門轉移,這是加快農村經濟發展,協調城鄉關系的重要方面。農村就業問題是當前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也是協調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因此,從農村就業問題入手,積極探索解決農村就業問題的基本方法、途徑是有效緩解當前“三農”問題所帶來的經濟、社會矛盾的一條思路。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現狀;問題;對策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現狀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農村就業結構正在發生積極的變化,非農就業比重上升。2004年從事農林牧漁的就業比重為61.57％,比2000年下降6.81％;工業就業10.94％,比2000年提高2.37％;商、飲、服務業就業比重為5.44％,比1999年提高1.79％。2004年,全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約10260萬人,比上年增長約440萬人,1998～2004年年均轉移農村勞動力380萬人,平均年增長率為4％。[1]預計今后幾年農村轉移新增勞動力將在400萬～500萬人,增長4％-5％。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基本趨勢表現為,本鄉內非農就業比例下降,流向城市就業的農村轉移勞動力比例上升,縣級城市和小城鎮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能力有較大增強,農村勞動力跨省就業的趨勢明顯。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能力繼續減弱,以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勞動力為主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模式逐漸被外出務工和農村個體私營經濟就業方式所取代,外出務工人員就業主要集中在第三產業,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穩定性增強,勞務輸出組織化程度明顯提高。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就業經過了漫長而艱苦的體制變革、觀念更新,家庭經濟就業、自主創業、城市就業這三種基本的就業形式,構成了中國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多元結構。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表明,在1979～1999年的20年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高達14％,即在GDP年均近9.6個百分點的增長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GDP增長的貢獻達1.4個百分點。[2]

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效應

加快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既是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舉措，又是統籌城鄉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社會和諧的根本要求。為使我縣農村富余勞動力就地就近向產業基地和重點企業有序轉移，更好地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根據省、市會議和文件精神，特制訂如下實施意見：

一、指導思想

以鄧小平理論和“*”重要思想為指導，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充分認識加快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是農民奔小康的重要途徑，是優化招商引資環境，緩解我縣工業規模企業招工難的重要舉措。想方設法加大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轉移力度、引導力度和對接力度，積極推動農村富余勞動力由跨省勞務輸出為主向以縣內工業規模企業就業為主的轉變、由無序流動向有組織地到縣內工業規模企業就業的轉變、由謀生型轉移就業到全面發展型就業的轉變、由單純就業向就業和創業并重的轉變，切實激活勞動力市場，促進城鄉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努力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創業方向的戰略轉移。

二、工作目標

1、聯通一個網絡。20*年底前，完成縣級勞動力市場信息系統數據庫建設，統一全縣數據系統。20*年底前，實現縣、鄉兩級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互聯互通。

2、完善一個平臺。在全縣現有21個鄉鎮勞動保障所的基礎上，全縣各行政村按省、市統一要求設立村級勞動保障協管員。20*年底行政村級勞動保障協管員設立率要達到30%，20*年底達到80%，2009年全部建立。村級勞動保障協管員以村委會會計為主，各鄉鎮協管員名單要報縣人事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備案。

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是新時期按照科學發展觀要求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舉措。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就必須實施城鄉統籌就業，就是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打破城鄉就業二元化的分割局面，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提高城鄉就業水平，實現社會充分就業。

20*年、20*年年連續兩年，我市政府將城鄉統籌就業工作列入政府實事工程，今年更列入人大唯一議案。這也是我局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20*年的主要工作目標為全市新增就業崗位40000個，本地勞動力實現就業20000人次，其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10000人次，培訓20000人次。

對照目標，我們于年初召開全市城鄉統籌就業工作會議，將*年城鄉統籌就業工作的各項目標分解到各鎮。各鎮明確任務，狠抓各項工作的落實，及時成立了領導小組，組建了工作辦公室，扎實開展農村勞動力資源調查，建立了農村勞動力資源臺賬，初步掌握了全市農村勞動力就業狀況、就業結構和就業意愿。在各級重視、各方支持的有利氛圍下，全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推進比較順利，起步較好，取得了明顯成效。農村勞動力的培訓、轉移工作成果喜人，上半年培訓農村勞動力8*9人次（其中技能培訓271人次），有力地提高了廣大勞動者的技能水平、勞動素質，通過培訓，上半年全市共轉移農村勞動力7375人，完成年度計劃的74%。

今年上半年我市農村勞動力轉移有以下幾個特點：一加強了宣傳力度，營造我市轉移農村勞動力的良好氛圍。落實各項獎勵措施，擴大企業吸納本地勞動力給予獎勵的覆蓋面。鼓勵企業和用人單位優先招用本地農村勞動力，當年新吸納本地農村勞動力人數占用人總數比例達10%（原標準為30%）以上，用人單位可獲得相應的獎勵。二是建立以公共職介為龍頭，各民辦職介為補充的職業介紹網絡，開放市職業介紹中心，發揮其公共職業介紹的主導作用，定期開辦本地農村勞動力轉移專場。對有就業愿望、有勞動能力的本市農村勞動力，免費為其提供3次擇業機會。三是在培訓方面，我們把培訓工作和提高就業緊密結合起來，在保持去年就業前指導培訓的基礎上，今年工作的重點放在職業技能培訓和創業培訓上，切實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擇業能力和創業水平。各地首先調查研究，了解當地就業工作的實際情況，對當地比較熱門的工種進行統計，一方面加大宣傳力度，使廣大群眾對政府實施免費培訓，提高就業能力的政策得到理解和響應，另一方面，加大同各培訓機構的聯系，使他們積及參與到這一工作中。同時與單位加強聯系，對他要需招用的人員組織訂單式、定向式培訓，合格后直接輸送到位，加大培訓的就業成功率。

總的來看，我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推進比較順利，成效也很明顯。但從實施的情況看，我市農村勞動力轉移還面臨一些困難和問題。從農村勞動力自身看，一是觀念難轉變。不少農民滿足于溫飽，陶醉于小富，戀土戀鄉情結重。部分農村勞動力就業期望值過高，只愿意從事工作輕松、工資待遇高的崗位。也有一部分農村女性青壯年，因家庭經濟相對富裕而不愿就業。二是技能素質不適應。大部分農村勞動力文化程度偏低，技能素質較差，自覺參與培訓的意識不強，難以適應機械化程度、自動化程序較高的一些工作崗位。三是弱勢農村勞動力就業難。農村勞動力中“4*0”人員以及一些有病、殘疾等弱勢群體，包括一些大齡失地農民缺乏就業競爭力，轉移較為困難，生活缺乏保障。四是外地民工進入我市就業加大了本地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壓力，來自外省、外市一些欠發達地區的民工吃苦耐勞，對工資要求相對較低，擠占了一定的就業崗位。從企業層面看，近年來，工業企業逐步加快了資本、技術替代勞動的步伐，一些技術含量高、設備較為先進、發展較好的企業難以招到合適的勞動力。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因外地工工資成本低，相對容易管理，導致勞動力使用重外輕本。不少企業用工欠規范，不依法簽訂勞動合同，隨意加班加點，延長勞動時間，增強勞動強度，工資報酬低，部分企業克扣、拖欠職工工資，故意漏繳或少交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金，以不正當的方式降低企業成本。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就業的積極性。從工作層面看，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及就業服務體系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市鎮兩級勞動力市場雖有形成，但全市勞務和用工信息還未實現聯網，難以掌握較為全面的崗位信息，勞動力培訓還未形成全市一盤棋的局面。各培訓機構大多自成體系，專業設置雷同，缺乏辦學特色，全市培訓資源利用還不夠集約。少數鎮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重視不夠，被動應付多，沒有做到真抓實干。這些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因素，如果不采取針對性的措施加以化解，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就難以加快推進。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安民之道，富民之基，關系“兩個率先”，牽動農村穩定，必須作為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農村工作的重要工程來抓，針對我市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障礙和制約，下階段，我們應著重抓好以下幾項工作。

一、**鄉農村勞動力轉移現狀

**鄉位于**市西南15公里處，行政區域1960平方公里，下轄15個行政村，其中牧業村6個。**年，該鄉人口14187人，其中哈薩克族占76.7%，人均耕地2.2畝。農村勞動力3882人，其中男勞動力占61%；從事種植業、畜牧業、工業、商業的勞動力分別占總勞動力的60%、19.2%、6.3%和3.9%。**年，**鄉有富余勞動力1500人，轉移總體情況如下：

——從轉移比例上看，當年轉移1003人次，分別占全鄉勞動力和富余勞動力的25.8%和66.9%，占全市勞動力轉移總量的19.5%，約為五分之一。

——從轉移特點上看，一是多以短期外出為主，農忙季節都要回鄉從事農業生產，季節性較強，半工半農類居多。同時，勞動力轉移表現出一定間隔性和隨意性，經常是半年打工，半年在家休息，或者是今年打工明年不打工。二是“就地”、“就近”、“就富”轉移居多。**年，該鄉轉移的農村勞動力中在本鄉內實現“就地”轉移的136人，占13.6%；“就近”轉移到鄉外市內的656人，占65.4%；轉移到市外地區內的152人，占15.2%。而轉移到省外的僅有59人，占5.9%，其中“就富”轉向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占94.7%。

——從轉移收入上看，勞務輸出人均增收132元，占農牧民增收的52.8%。

二、**鄉農村勞動力轉移中存在的問題

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不僅是一項緊迫的現實任務，而且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加強科技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是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根本性措施，對于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村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各級各單位、全體農村黨員都要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進一步提高思想認識，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全力推進農村勞動力培訓工作。通過強化培訓，促進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以此帶動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農民收入的持續穩定增長。

一、社會的快速發展形成了農民工就業技能競爭

技術含量低的就業崗位城市需求量逐年減少，從我鄉勞務輸出的實際看。而農村低素質勞動力當前狀況下供給充分，城鄉就業崗位的稀缺和就業技能貧乏的現實導致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受阻。而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建設現代農業、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國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農業部等部門—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的通知)因此，強化農民工的技術技能培訓是增強輸出競爭力的有效途徑。也只有全面推進農民技術技能培訓，才能實現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

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任務非常艱巨。國務院一份統計數據表明，國是人口大國。目前，國農村有1.5億富余勞動力，每年還要新增600萬農村勞動力。農村勞動力素質不高，缺乏勞動技能，影響向非農產業和城鎮的轉移，難以在城鎮實現穩定就業。9000多萬跨地區進城務工的農民中，有相當數量的人員沒有穩定的職業和居所。農村勞動力中，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僅占9.1%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新興產業的興起，缺乏轉崗就業技能的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就業難度越來越大。農民工素質亟待提高。

鄉黨委政府在不斷拓展農民致富渠道的過程中，從我鄉的實際看。近年來。結合本地實際，卓有成效地培育了勞務輸出這一產業，目前為止，鄉常年在外務工經商的農民達到1.5萬人以上，占全鄉勞動力的43%其中有組織、成建制輸出的務工人員達11000人，萬余名勞務大軍跳出貧困偏遠封閉的山鄉，看到外面的精彩世界，開闊了視野，增長了才干，市場經濟的大潮中經受了鍛煉。為我鄉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近十年來，匯入我鄉的勞務資金已達7億多元，成為我鄉農民增收的一條重要途徑。勞務輸出已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廣領域的格局，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勞務經濟。今年以來，鄉勞務輸出模式受到新聞媒體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中央電視臺《勞動·就業》金土地》山東電視臺《鄉村季風》和《南方周末》山東內參》等分別作了采訪報道，外來參觀者絡繹不絕。這是對全縣勞務輸出工作的充分肯定，也給鶴山鄉以極大地鼓舞與鞭策。南方周末》將我鄉勞務輸出的做法稱為“鶴山模式”

發現，勞務輸出發展壯大的過程中。未經過培訓、無技術的崗位明顯比有技術的崗位工資低，且工種多為勞動強度大，環境差的行業，工廠后再實行培訓的人員，上班第一年有的不能實行同工同酬，有的因技術問題而被迫中止合同，造成失業返鄉。農民工技術技能差、整體素質低成為我鄉勞務輸出快速發展的障礙。因就業技能差的原因，鄉輸出人員的就業能力和發展空間都受到影響，對我鄉勞務產業產生較大沖擊。

摘要：勞動力轉移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主要措施。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多種方式，其中農村勞動力向小城市或縣城轉移，是大多數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主要途徑。人口遷移的“推拉理論”是研究流動人口和移民的重要理論之一，農村人口在從農民變成農民工，再變成城鎮人口的過程中，是在拉力和推力兩種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

關鍵詞：勞動力轉移；推拉理論；農民工

Abstract:ThispaperanalysesthewaysoftransferringsurplusrurallaborinChina,pointingoutthattransferringintosmallcityorcountyisthemainwayforthemostpartofruralpopulation.Accordingtopushandpulltheoryofpopulationmigration,asruralpeopletransferredfrompeasantstofarmworkers,fromfarmworkertocitypeople,itadvocatesaconsequanceoftheinteractionofbothforces.

Keywords:transferringrurallabor；pushandpulltheory；farmworker

一、引言

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綜合國力得到明顯增強，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的長期存在，使我國的經濟發展極不平衡，造成了城市化遠落后于工業化、農民的生活水平遠低于城鎮人口生活水平的局面。現在，我國提出了到2020年建成“創新型國家”以及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的目標，而與農民、農業、農村有關的問題，即“三農”問題可能成為最大的障礙，這也引起了我國政府的高度關注。對于“三農”問題，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有不同的解決方法，如：加快結構調整，改革傳統的農業經營方式，加大各級政府的轉移支付力度等，但這些都無法回避由于農業人口過多而導致的生產能力過剩，商品需求不足，人均占有資源過少限制收入增長，以及轉移支付由于人口基數太大形成的財政壓力。因此，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減少農村人口基數，加快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促使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

改革開放*年來，我國建設小康社會的步伐不斷加快，市場經濟體系逐步完善，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一些新的問題、新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如：城鄉發展不平衡，地區發展不平衡，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居民之間的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等等。*縣也不例外，表現出鄉鎮之間經濟發展極不平衡、人口過快增長與農村教育等條件不相適應、經濟利益與環境保護沖突、農民增收與結構調整不協調等一系列問題，特別是人口問題嚴重制約了我縣經濟社會的發展，成為經濟發展中的一大包袱，怎樣將這個包袱轉化為資源優勢，實現農村勞動力的有效轉移，是擺在*發展面前的一項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人口問題解決得好與否，還關系到*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大局。鑒于此情，我做了一些調查，并作了初淺的探索和思考。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現狀及分析

*縣是一個典型的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貧困縣，全縣總人口53.56萬人。其中，農業人口50.94萬人，占總人口的95.1%；農村勞動力24萬人，占總人口的44.8%，占農業人口的47.1%；農村剩余勞動力10.5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43.7%，據調查，每年還將以0.4萬人的速度遞增；有可耕地67.8萬畝，人均耕地1.04畝。隨著人口的快速增長，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農民的生活也更加困難，大量的勞動力需要向外分流。許多農民為了生活和致富，不得不背井離鄉，到經濟相對發達的地方去打工掙錢，很多農民通過打工實現了致富的愿望，過上了富裕的生活。通過多年的努力，勞務輸出已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產業，也是一項可挖掘的朝陽產業，現已建成了人力資源供給的后方基地，富余勞動力主要轉移到昆明、廣東、福建等多個城市，主要從事生產加工、包裝、建筑、保安、紡織、服務等二三產業。截止目前，今年共轉移農村勞動力10.2461萬個，通過技能和適用技術培訓轉移3730人，創勞務收入2.88億元。據統計，*年以來，累計3年已實現務工收入6.43億元，年均勞務收入2.14億元，已成為農民增收的重要來源。

農村勞動力轉移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許多農民通過外出打工，不僅積累了資金，學到了知識和技能，而且更新了觀念，開拓了視野，成為了能自主創業的新型農民。一部分靠打工先富的民工，有的在外地定居創辦企業，有的引導帶動他人外出打工，有的回鄉辦廠、辦企業，成為致富路上的帶頭人，為地方創造了稅收，解決了部分農民的就業問題，帶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當年外出打工的楊萬華，如今投資興辦了云南萬發選廠，并從家鄉招聘民工，提供了200余個就業崗位，創收入220萬元。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加農民收入，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的重要途徑，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迫切需要。通過幾年艱辛的努力，*人力資源開發步入了良性發展軌道，轉移工作更加規范、有序。但是，在經濟快速發展、知識經濟成為主流的今天，我們還應清醒地認識到，由于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還面臨許多困難和問題，值得我們去思考、去解決。

農村人口非農化，是“三農”裂變的核心。我省作為農村人口比重較大的省份，農村青年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情況如何，直接關系到全省經濟的發展。為全面了解和掌握我省農村青年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情況，我們利用3個多月的時間，重點調查了長春、吉林、白城、延邊、白山、四平6個地區,通過座談、談話、暗訪、問卷等多種形式，先后實地考察了8個縣（市）、8個鄉鎮、10個村、10戶建筑、餐飲、裝卸等私營企業，并隨機下發調查問卷1000份，收回828份，現將有關情況報告如下：

一、我省農村青年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基本情況

近年來，我省農村青年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呈逐年上升趨勢，且發展速度迅猛，許多地區已由自發的松散型發展到有組織和規模化。廣大青年農民進城務工、經商的越來越多，有的已經舉家遷到小城鎮或大、中城市居住。根據有關部門提供的資料和我們調查推算，目前，我省進城就業或定居的農民約有160萬人，占全省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5%，40歲以下的青年達136萬人，占進城務工人員總數的85%；進城務工青年總收入年均134.3億元，人均年收入8884.6元；進城的農村男青年為65.4%，女青年為34.6%。各地青年農民進城的情況是：

1、年齡結構。進城務工青年的年齡大多處于16－28歲之間，這部分人約占55%，而16歲以下的只占3%，28－40歲約占27%，41歲以上的僅占15%，表明進城務工人員中青年占絕大多數。

2、文化結構。大部分進城務工青年的文化程度都是初中畢業，約占53%，具有高中（含技校、中專）學歷的約占21%，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4%，而小學畢業的約占17%，還有5%是文盲、半文盲。調查表明，文化程度較高的勞動力進城的比例較高，文化程度較低的勞動力進城比例較低。

3、就業情況。從事建筑、餐飲、環保、搬運、保安、家政服務等普通工種的進城務工青年約占67%，技術工人約占10%，專業人員約占9%，管理人員約占8%，表明大部分進城務工青年所從事的都是城市居民很少有人做的最基礎的工作，而且是臨時打工或到企業應聘的較多，自己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