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與發展范文10篇

一、引言

經濟發展受到多方面的影響，而物流作為其中重要的因素，其對經濟的影響收到了廣泛關注。遼寧省老工業基地的發展與物流業密切相關，本文利用灰色關聯分析法，對各運輸行業的發展水平與濟發展水平的協調性進行研究，進而提出遼寧省物流業發展的對策。

二、指標與模型

指標與數據本文選擇了鐵路，公路，水運，民航和管道5個行業的貨運量和貨物周轉率共計10個指標，以貨運量和貨物周轉量表示是物流發展水平，用生產總值代表經濟發展水平。方法與模型在經濟發展和物流發展的協調性研究中，多數文獻采用了統計分析方法，如文獻，考慮到樣本數量有限，本文選擇了文獻中選用的灰色關聯分析法來研究制造業發展與物流發展的協調性。由于鄧氏關聯度能夠更好的反應不同計量單位變量之間的關聯程度，因此，本文選擇鄧氏關聯度的計算模型，以保證結果的科學性。

三、計算與結果

1.計算與處理

【摘要】通過分析廣西龍州壯錦的織錦技藝來了解龍州壯錦存在的一些不足之處，研究創新壯錦發展的新模式。在傳承非遺的同時，將非遺技藝與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相結合，通過互聯網等平臺向社會傳遞民族非遺技藝風采。通過與地方高校合作，推動“產、學、研”融合，在保護、傳承壯錦非遺的同時更好地促進地方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龍州壯錦；創新；發展；文化價值

壯錦源于秦漢，初形于唐宋，興盛于明清，衰落于清末民初，新中國初期開始曲折發展。利用壯錦產業發展好農村邊遠地區，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1]。廣西龍州縣位于廣西的西南部，其西北地區與越南相交，是一座具有一千多年歷史的邊境貿易文化名城。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迅速增長，大多數農村的年輕人不愿留在農村地區傳承織錦技藝，導致壯錦的發展停滯不前甚至瀕臨技藝失傳的絕境[2]。如何促進龍州壯錦技藝的傳承與發展，以帶動農村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以及實現壯錦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1龍州壯錦產業化的可持續發展價值

壯錦，其意為天紋之頁，壯錦凝聚了壯族集體人民的智慧，區別于其他名錦，是壯族民間特有的手工技藝，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物質財富。傳統的壯錦主要是用棉、麻線經緯交織而成，用于制作衣服、圍裙等日常生活用品，其圖案變化多樣、配色大膽鮮艷且寓意豐富，是廣西地區人民智慧的結晶。龍州壯錦歷史悠久，寓意豐富。其織錦材料主要使用絲絨和棉紗，利用當地植物和有色土進行染色，主要染色原料有胭脂花、蘇木、黑土、樹皮等，所做壯錦主要用于制作被套、衣裙、臺布等。歷經數年的發展，以壯錦藝術為典型代表的織錦已經成為我國民間傳統手工藝術品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豐富多彩的壯錦紋樣，可以彰顯出壯族先民對生活、自然、民族文化的熱愛與崇敬，滲透出積極樂觀的心態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壯錦極具文化價值，通過簡單的壯錦可以衍生出一系列文創產品，比如手提包、圍巾和燈飾等，這些文創產品在產生經濟價值的同時也在向人們傳遞文化價值，為壯錦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可能。民族的復興與農村地區的發展振興密不可分。廣西地區利用民族文化資源和優勢，打造了“非遺＋產業”化模式，在保護的前提下推動非遺產業發展，將文化與產業緊密結合在一起，實現保護非遺產業與經濟發展的相互促進。為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需要進一步加快促進地區產業發展，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將壯錦文化產業與社會經濟發展相結合，不僅可以拉動內需，而且可以拓寬就業渠道。廣西地區壯族婦女大多熟悉制作壯錦的技藝，所以大部分農村地區家庭可通過手工技藝制作壯錦以增加家庭收入，同時也使壯錦技藝可以更好地傳承和發展下去。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的經濟開始迅速崛起，許多外來的品牌在中國占領了一定的市場份額，由于國外品牌的影響，民族工藝的傳承面臨后繼無人的普遍情況，民族產品的發展舉步維艱，壯錦文化的發展與傳承面臨著諸多問題。

2廣西龍州壯錦的技藝特征與傳承

摘要：新化舞獅是貴州省錦屏縣新化鄉新化所村具有代表性的一項民俗傳統活動，亦是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文章采用文獻資料法、訪談法、實地考察法剖析體育非遺新化舞獅在傳承角度下的體育文化價值，找出新化舞獅雖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但仍存在“舞獅”文化保護意識認知不強、舞獅傳承人斷層缺失、缺乏政策扶持，原生態傳承缺乏創新、新化舞獅產業文化開發單一等問題。傳承發展路徑：加強宣傳力度，提升政府和群眾對其的重視，注重傳承人的栽培，加強非遺保護政策，結合體育業和旅游業提升產業層次、增加融資渠道，促進新化舞獅和當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1相關的界定概念

1.1舞獅“龍獅運動凝聚著中華民族精神的傳統體育項目，是華夏文明的傳承與發展，是中國特有的文化衍生出的民俗傳統體育文化，對于傳承和發展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活動具有重大意義”。[4]舞獅是中國流傳已久的民間藝術，舞獅有南獅北獅兩種，南獅也被稱為是醒獅。舞獅是獅文化傳承的一種形式，它是獅子的形態與舞蹈相結合的產物。人們認為舞獅是驅邪避災的吉祥瑞物，每逢重要節日都有舞獅表演助興。“舞獅運動是集武術、音樂、舞蹈、表演、競技于綜合一體的多元社會文化現象，舞獅是一項綜合的民族傳統體育運動項目，更是一項民族風俗”。[5]

1.2新化舞獅新化舞獅起源于明清之際，發展高潮是在民國，且新化舞獅系北派舞獅系列，以表演威武雄壯的“武獅”為主,[6]是新化傳承久遠的民間文化活動，至今已傳承六百余年。2007年新化鄉被貴州省人民政府授予了“舞獅文化藝術之鄉”的著稱，同年也被列為貴州省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因其形象逼真，動作矯健活潑，擅于表演高難度動作。能強身健體又能娛情怡志而深受當地人民群眾喜愛，傳承至今，經久不衰。因其濃厚的漢文化色彩和獨特的地方文化特色，原屬于移植的民間文化，經過歷史的不斷演變，已經與當地人民的勞動生活和民俗民風融匯在一起，形成獨樹一幟的錦屏特色體育文化。

2新化舞獅的概況

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錦屏縣的新化舞獅是當地獨具特色的民俗傳統體育文化活動，政府對民傳體育的扶持力度在改革開放后逐漸增大，并且建立專門體育工作機構培養民族傳統體育人才來促進新化舞獅運動的展開。新化舞獅逐漸成為當地政府的品牌特色，舞龍舞獅活動一般是在特定的時間地點，以一定的流程展現的，它不僅是一項傳統體育活動，更是一種有儀式感，可傳承文化的活動。通過實地調查和與傳承人交談得知，新化在早年活動的舞獅道具靠自己用麻袋和布料做成獅子的毛發，在長布條里塞谷子或是鋸木灰做成獅子的脊背，是新化傳承了數百年的民俗文化活動，因其形象性逼真、動作矯健活潑。獅頭圓又大且不失靈活，前額突起和黑亮有神的眼睛，凸起的鼻子，操縱自由的大嘴，威武靈動的雙耳是新化舞獅的典型造型。頭頂上的彩球是由彩綢扎成的憨態可掬的模樣，具有驚、險、奇、絕、美的藝術特征。2007年新化鄉被授予了“舞獅文化藝術之鄉”的稱號，同年也被貴州省列為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摘要：我國的漢唐舞蹈是漢唐兩朝之間的舞蹈文化體現，它獨具一格的風格是我國古代人民對于漢唐文化的總結與歸納。現如今，漢唐文化的發展也受到了更多人們的喜愛和崇拜。那么，對于漢唐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就更加的重要了。漢唐舞蹈的有利傳承和發展會大大推動我國的社會文化的進步和繁榮。本篇文章就針對漢唐文化進行了簡要的介紹，以及針對漢唐文化傳承和發展的必要性以及發展的注意事項進行了一系列的闡述。

關鍵詞：漢唐舞蹈；傳承；發展；探究

在我國舞蹈的發展歷史中，漢唐古典舞以它獨特的風格成為了中國舞蹈文化里極具代表性的舞種。漢唐舞蹈主要以最明麗的漢、唐精神和社會特征而組成。它的獨特風格以及氣質在我國的舞蹈中占有很重要的舞蹈地位。那么我們要更加重視漢唐舞蹈的傳承與發展，因為它可以更好的展示漢唐文化，讓整個漢唐文化可以用舞蹈的形式展現給更多人。這樣一來，不僅可以有力的展示漢唐文化的豐富性、多彩性，還能夠推動我國的社會文化的發展和進步，為祖國豐富多彩的文化添磚加瓦。

一、漢唐舞蹈的風格特點

（一）袖，袖得輕盈和唯美。在舞蹈文化中，“袖”是最為出色的舞蹈表達方式之一。袖分為拂袖、抖袖、拋袖、振袖等袖法，由于它的多變性，就塑造了比較多元的舞蹈形態。袖可以根據舞者對于身體的自身形態而自然的發生變化，通過身體的一揚一頓，以拋一收，就好像流水般順滑，在無意間轉換了多種姿態，從而“袖”出了具有漢唐舞蹈獨特風味的輕盈、唯美。（二）“韻”出婉約柔媚。漢唐舞蹈主要就是在“韻”出一種柔媚和婉約。其中“韻”包含有少女的嬌羞，流露少女的純真以及質樸的韻味。這樣一來就可以讓欣賞的觀眾切身體會漢唐女子的獨特風味。

二、漢唐舞蹈傳承與發展的必要性

一、活態文化傳承與保護的意義

大連的民藝有著廣泛的社會影響。如布藝、農民畫、面塑、泥塑、木偶、皮影、刺繡這些都與人的活動息息相關，是靠人傳承下來的，這也是民間活態文化的主要特征。現如今，由于現代文明的沖擊，民間美術也面臨困境，隨著民間藝人的去世減少，民間活態文化就有可能失傳。關于活態文化的研究，是強調以活的文化事實和傳承人群體為研究主題的文化價值觀，是強調將民間藝術類型還原到生活事實的基本研究原則，強調田野文本的寫作應以活態文化傳承人、地方知識及生活經驗解釋為活的文本。由于長久封閉于天地一隅之中的民藝及民間藝人，他們的手藝代代相傳，但對外界的信息所知有限，也不太清楚自己的藝術價值。只有記錄這些民間藝術和技藝的傳承人，為其打開思路，進行創新，才能使這些珍貴的民間活態文化資源得以傳承和發展。

二、大連活態民藝資源調研與分析

通過對大連活態民藝資源實地考察，了解民藝資源的現狀，讓大連珍貴的民藝活態文化資源可持續發展，提升大連的軟實力、凸顯區域文化與經濟特色，為大連城市經濟建設服務。筆者以大連剪紙為例，進行問卷調研與分析。此次調研人次459人次，男性201人，占總人數43.79%，女性258人，占總人數56.21%。年齡均為18歲以上成年人。第一階段調研針對剪紙藝術的受眾人群和傳播途徑進行設問：如您通過哪種途徑了解大連剪紙藝術？參與問卷的人群有37.38%的人是通過電視網絡，12.62%的人是通過學校課程，14.02%的人是通過書籍，17.10%的人是通過宣傳展出，13.27%是通過競賽比賽了解的，12.15%的人通過社區活動，其它途徑為13.46%。第二階段調研針對剪紙藝術市場和剪紙內容進行設問：如“請問您愿意主動購買或嘗試制作剪紙藝術嗎？”對這個問題有55.99%的人表示愿意，44.01%的人表示不愿意。當問及您認為剪紙藝術有什么作用？有26.19%選“傳統文化繼承”，20.00%的人選“節日氣氛的渲染”，19.59%的人選“動手能力的培養”，17.66%的人選“審美裝飾”，16.55%的人選“經濟利益”。第三階段調研針對剪紙藝術的創新、傳承、保護進行設問：如：您認為剪紙藝術傳承與保護的突出問題是什么？認為缺乏資金支持的人數占32.24%，認為傳承人稀少的人數占28.76%，認為政府保護政策不夠完善的人數占20.70%，認為人們重視程度不夠的人數占18.30%。調研問卷設問層層遞進，緊扣文章主題，從調研問卷可看出：雖然剪紙看起來技藝簡單，但是能夠熟練掌握的人卻不是很多。尤其是年輕人基本沒剪過紙。建議學校和社區多舉辦一些展覽和比賽活動，讓更多的人投入活動中。更應該在我們這一代重視起來。

三、大連活態文化資源傳承與創新的途徑探析

（一）將大連民藝調研資料與大連地區高校人才培養相整合。將大連民藝活態資源融入高校藝術文化創意教學中，開辟高等院校多元教育模式。以大連民藝活態資源為研究核心，提煉民間藝術中的精華，使之成為高校文化創意教育、應用型人才培養的新源泉之一。通過在人才培養的理念、課程體系改革、教學方法、實習實踐、師資培養等方面相互結合，使之能在更深層次上與創意產業教學相結合，使大連民間藝術活態文化資源得到傳承和發展，同時也能夠促進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另外，邀請民藝傳承人到高校參與教學也是活態傳承的一種重要方式。民藝傳承人到地方高校任教，以滿足人才培養所需要的“懂民藝、通實踐”師資力量。（二）大連民間藝術活態文化的數字化保護。對大連民藝活態文化數字化保護，是民藝傳承與傳播的有效方式。利用數字技術對民藝種類、內容進行文字、照片、錄音、錄像、數字化多媒體等各類載體的記錄，并將數據資源進行標準化輸入和轉化，實現系統化整合、專業化分類和信息化儲存，最終通過數據庫等形式，達到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保存、管理、交換和利用的目的。這種用文字、音像、視頻的方式，以現代科技手段對大連民間藝術活態文化資源進行數字化保護，是當前有益也有效的傳承和保護。對大連民間藝術考察收集而來的素材進行系統的分類和整理，利用電腦手段，按照類別歸納、匯總、整理傳統民藝圖形與圖像資料，并對素材進行文字的說明性標注。目前，這種數字化保護的研究己開始應用。（三）將大連民藝創新與發展與旅游文化相整合。在旅游文化開發過程中，旅游紀念品最大的特點與價值是獨特性的紀念意義。從這一點說，民間藝術最能成為旅游紀念品。民間藝術可通過創新訓練，融入旅游區創新發展中。將民間藝術與旅游文化相結合，比如結合大連特定旅游區文化需求，通過對民間藝術符號的表現形式、材料工藝等方面創新，讓民藝作品走進市場，與大連旅游文化相結合有目標、有重點地進行實施，這是由民間美術的地域性所決定的，這將有利于社會民藝融入生活從而拓寬了民間藝術的應用途徑。（四）加強政府對民藝活態文化的保護。民間藝術的載體是民間藝人。包括民間傳說的講述者、民間工藝美術大師，民間的表演藝術家。他們通過口傳身授，一代代將技藝傳承下來，沒有他們，今天的我們就不能了解到如此豐富斑斕的民藝作品。各級政府對大連民間藝術活態文化資源的代表性傳承人的重視與扶持，是活態傳承的關鍵。可通過文藝基地建設、實地采風、藝術表演和普及等，統籌區域文化建設。樹立一批德藝雙馨、造詣深厚的民間藝人大家，并進行宣傳和加大推介力度，從而整合優勢資源，探索大連民間活態文化傳承發展的新途徑。

【摘要】榮昌陶在歷史上曾作為國禮暢銷海內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在時代發展的今天，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榮昌陶，如何實現其縱深向度的傳承與發展成為一個時代課題。本文采用田野調查法對榮昌陶的歷史及存續現狀進行探究，發現其在傳承人、產品市場以及影響范圍方面還存在一定的發展困境，并從政府加強宏觀指導，傳承人守正創新、運用的各種技術手段以及借鑒“非遺”保護成功經驗等幾個方面提出建議，以期為其他同類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發展提供參考。

【關鍵詞】榮昌陶；傳承；發展

一、問題的提出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年頒布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公約》，自2005年6月起，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之路便踏上了行程，在我國十余年對“非遺”研究和保護的過程中產生了大量實踐、理論和研究成果，各個學科諸如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歷史學等學科也對其進行了方方面面的研究。和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進程同步進行的是相關學科的理論構建，早在2003年曹兵武就曾提出要構建文化遺產學，認為對于文化遺產的保護是一個綜合、整體的研究，并不是單一學科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學科整合。近年來，大理大學教師潘寶認為文化遺產在人類學中也應該建立專門的分支學科稱為遺產人類學，“遺產人類學的學理意義在于將遺產從原有的歷史建筑與文物保護、物質與非物質、自然與文化等理論研究范式中轉移至人與社會自身的存在中，并重新思考遺產產生的現代性基礎與發展動力，探尋遺產存在的社會化背景與轉化機制，從而通過過遺產的視角審視和批判現代性社會發展對‘人’與‘物’之間的關系所造成的影響”[1]。在這學科構建的關鍵節點上，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個案研究并找到現今存在的普遍性問題和解決措施顯得尤為重要。本文運用文獻法，對作為工藝美術的榮昌陶發展歷程進行回顧，在此基礎上使用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法，尤其是其中的觀察法和訪談法，對榮昌當地安陶展示和傳承的場所進行調查，對擁有安陶制作技藝的手藝人進行訪談，以期了解榮昌安陶制作技藝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本體現今的發展現狀，并明確非物質文化遺產背后活態傳承的人的真實生活樣態。在對資料進行總結分析后總結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當地的發展過程，現今遇到的困難，并提出相關的解決措施。

二、榮昌陶的歷史與發展

榮昌陶源于重慶市榮昌區安富鎮鴉嶼山一帶，當地屬于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因而該地降雨量充足，水資源豐富，滿足了制陶對水的要求。當地鴉嶼山脈有近一百平方千米的陶土帶，陶土資源豐富，便于開采制陶。另外，這里還有茂密的森林和豐富的煤炭資源，作為制陶時燒造的燃料。在諸多有利的條件下，榮昌陶形成了以當地紅泥和白泥制作和造型的獨特風格，且早在漢代就已經出現用榮昌陶制作的陶俑。榮昌陶的傳承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進程，其過程幾經波折。自漢代出現榮昌陶之后，這項技藝就一直在器具種類、裝飾紋樣等方面不斷發展，明末清初因長時間戰亂致使這項技藝一度衰敗，后因“湖廣填四川”，移民大量涌入，對制陶有所了解的移民修繕了陶窯才使得這項技藝再次興盛。清代至民國時期當地制陶業十分繁榮，民國時期陶廠多達三十多座，陶器不僅本身造型多樣、數量可觀，而且產品在國內外暢銷，最遠曾銷售至英國、美國等30多個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成立了國營性質的榮昌陶器廠，培養了大量技術人員，這批從業人員中不少人后來都成為了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性傳承人。在1978年改革開放大潮后的幾十年時間里，制陶廠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數量大幅減少，一些商家為了應對當時的狀況轉做白酒包裝瓶，因而存活了下來。當地伴隨制陶業產生的還有祭窯王的習俗。祭窯王的儀式可簡單也可復雜，但是每次都需要殺雞宰羊進行祭拜，以求窯里燒出的陶制品成色好，合格率高。傳統的儀式除了要用特定的紙錢、香、蠟之外，還要殺雞鳴炮，“將九根雞毛貼在第三倉窯門上”[2]。現在隨著技術的進步，很多制成品改用氣窯、電窯或瓦斯窯等來進行燒制，但是當地對手工藝的尊重，對制陶手藝的虔敬心情還深深植根于民眾內心。2011年5月“榮昌陶器制作技藝”入選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項目名錄（項目編號：Ⅷ-98）①，榮昌陶的發展逐漸迎來了新的發展契機，榮昌陶的傳承和發展方式也與歷史中相比展現出很大的不同。傳統的家庭作坊和現代制陶廠多為有組織的工作室所替代，并且新的工作室層出不窮。傳統的榮昌陶制品多為泡菜壇、水缸等日用陶器具，現今隨著市場需求的轉移，生產出的陶制品進一步升級，化身大眾藝術品，成為身份和品味的象征。在政府的支持下，榮昌當地建有安陶博物館、安陶小鎮、安陶大師園、國家級示范性綜合實踐基地等為榮昌陶的傳承和發展提供了保障[3]。安陶博物館和安陶大師園中有手藝精湛的陶藝師在其中開設工作室，為榮昌陶的存續提供源源不斷的內在動力。安陶小鎮中開設有各式各樣的陶藝成品店以及陶吧，可供游人參觀和體驗，為當地游客視覺和觸覺上感受榮昌陶搭建了良好的平臺。國家級示范綜合實踐基地為當地中小學研學創造了條件，在基地中可以充分體驗和感受榮昌陶的魅力。基地中的課程按照學生的年級區分開來，而且還設計了一天的課程和多天的課程，以便不同學生進行研學[4]。

摘要：在哲學發展進程中，哲學觀對于哲學的發展具有不可替的作用，具體到每個人的對于哲學的觀點和態度影響和推動了哲學發展的進程。本文以筆者在日常課程學習中的心得體會為基礎，提出了自己的思路，簡單論述和分析哲學觀與哲學發展及兩者之間的關系，旨在強調每個人的哲學觀對于哲學發展的意義，強調哲學發展中的人的主體地位，表達筆者個人對于哲學發展的一些淺薄的觀點和看法。

關鍵詞：哲學發展；哲學觀；意義

筆者在日常的學習中，經常會遇到關于哲學發展的理論和觀點，這些理論和觀點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論述了哲學的發展，也提出了很多關于哲學發展的本源的看法。但是卻很少有人提到哲學觀對于哲學發展進程的影響，更具體的說，很少有哪種理論或者觀點是在分析和探討每個人對于哲學的看法對于哲學發展有什么樣的影響。似乎哲學界的多數人和多數理論家都專注于研究和探索某種哲學理論或者某個哲學流派，似乎哲學界對于哲學發展的界定大多數都在于哲學發展史。但是筆者認為，哲學發展史的意義在于向我們傳遞一種知識，這種知識告訴我們在歷史的不同發展階段中哲學是什么樣的。在日常學習和生活中，時常會產生一些關于哲學發展的思考，本文旨在從哲學觀出發提出筆者個人對于哲學發展的看法和認識，從另外的一個角度看待哲學發展，簡單分析哲學觀對于哲學發展的作用和意義，表達筆者對于人的哲學觀點和態度在哲學發展中的作用看法和理解,表達筆者對于哲學觀與哲學發展的個人思考。

一、對于哲學發展的個人認識

隨著社會實踐的不斷推進，哲學在以各種各樣的形態向前發展。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形式各樣的哲學理論。這些理論，有的是關于哲學整體的思考和發展，有的則是關于哲學中某一流派的理論的研究和創新，有的是關于哲學某一部分或者某一觀點的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哲學觀是哲學所有問題中的根本問題，而每個人對于哲學的觀點不同，又形成了個人的豐富多彩的哲學觀。在一定的范圍和界限內，筆者認為任何哲學觀都不能被判定為錯誤，因為哲學觀的根本就在于人對于哲學是如何認識的。哲學觀需要的不是對錯，哲學觀需要的是包容和接納。通過對中西哲學進行比較可以發現，中西哲學都強調從人出發，從人的本質出發，在分析和研究哲學問題時都要把人的觀點貫穿其中。從某種意義上，哲學作為人性的自覺理論，它所追求的也總是一種形而上的本性，總要從有形存在進入無形存在，追究本源、本根，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講究終極關懷。[1]盡管哲學觀的問題紛繁復雜，但是如果我們摒棄其他因素的影響來看哲學的發展進程，就可以把哲學的發展看做是你的哲學觀、我的哲學觀、哲學大家們的哲學觀、所有人的哲學觀的綜合和碰撞的過程和結果。誠然，哲學的發展進程要復雜很多，經歷了各種各樣的體系結構和其他各種因素的洗禮，但是，在哲學的發展中，人始終是主體，人對于哲學的思考和探索，人對于哲學觀點的研究，才是哲學發展的推動力。

二、對哲學觀的含義的理解

地域文化與旅游發展

十八大以來，社會主義生態文明邁入新的發展階段，旅游貫通消費與生產領域，促進中國經濟脫虛入實，發揮了“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重要功能，成為中國經濟一抹亮麗的風景線。《2019年旅游市場基本情況》報告顯示，2019年，旅游經濟繼續保持高于GDP增速的較快增長，國內旅游人數60.06億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長8.4%；全年實現旅游總收入6.63萬億元，同比增長11%。旅游業對GDP的綜合貢獻為10.94萬億元，占GDP總量的11.05%。旅游直接就業2825萬人，旅游直接和間接就業7987萬人，占全國就業總人口的10.31%[1]。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旅游的動力來源于差異性，旅游的發展總是有意無意地依托著一定的文化背景，文化本身就是一種旅游資源，一個有文化的城市對人的吸引力是持續的。因此，對地域文化要素的充分識別與利用，對旅游發展有著深遠的意義。

敦煌文化旅游發展現狀

敦煌位于甘肅省河西走廊最西端，地處甘肅、青海、新疆三省交界處，自古是絲綢之路的交通樞紐，也是我國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旅游資源富集，擁有多處國家級、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近年來敦煌的旅游知名度和美譽度不斷提高，具有很強的品牌優勢，既得益于其千年來的文化傳統積累，也離不開后期的開發與保護。

（一）文化資源要素梳理

首先，筆者梳理了影響城市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文化資源要素，包括自然地理環境要素和歷史文化要素等多元景觀資源。敦煌是大漠綠洲、沙水共生的自然與文化奇觀特色地，南枕氣勢雄偉的祁連山，西接浩瀚無垠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北靠蛇曲的北塞山，東峙峰巖突兀的三危山。境內有鳴沙山、月牙泉等自然奇觀。其特殊的區位促使敦煌成為了絲綢之路上溝通中原與西域的“咽喉鎖鑰”，是華夏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臘文明、伊斯蘭文明等世界四大文化體系交匯地[2]。千百年來留下了大量的人文景觀資源，如歷史文化名城（郡縣承峙的敦煌郡城、“沙州故城”、敦煌縣城）、歷史文化街區（南倉歷史文化街區和北臺歷史文化街區）、歷史文化地段（文廟巷歷史地段）等，以及其他城市外圍的名鎮名村（月牙鎮月牙村、陽關鎮龍勒村）等具有地域特色的傳統村落[3]。同時，敦煌還擁有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共300余處，包括世界級文化遺產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處（莫高窟、玉門關遺址、懸泉置遺址、敦煌漢長城）；省級文保9處、市級文保1處、縣級文保34處，以及其他文物古跡，其主要類型為墓群、寺廟、石窟與歷史建筑。由于敦煌莫高窟的創造者是石匠、泥匠、畫匠、塑匠、木匠等，因此也留下了大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涵蓋國家級1個、省級14個、酒泉市級52個以及敦煌市級68個，其傳承類型多樣，包括敦煌曲子戲、敦煌彩塑制作、敦煌舞、敦煌民歌、敦煌書法等[4]。

摘要：鄉村振興戰略對于遏制鄉村衰敗現狀、提振發展活力以及實現現代化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村落文化傳承以及保護等是農村發展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鄉村振興需要積淀深厚文化，并實現“活化”發展。對此，本文分析了鄉村振興戰略下傳統村落文化保護發展面臨的問題，并提出幾點保護與發展策略，希望能夠為相關單位與人員提供參考。

關鍵詞：鄉村振興；村落文化；保護與發展

在鄉村振興戰略深入發展以及精準扶貧政策深入開展背景下，徹底解決了農村地區貧困問題。但是農村文化并未得到同步建設，成效并不明顯。總書記提出：鄉村振興，在塑型過程中，還要鑄魂。其中，“魂”是指文化，而傳承以及發展村落文化屬于關鍵內容［1］。

一、傳統村落文化在鄉村振興中的重要性

（一）傳統村落文化

傳統村落文化是村落原住民創造的無形、有形文化形態，就是禮儀文化、民俗文化等非物質文化與生產工具、工藝品、傳統建筑等文化產品。其中，非物質文化主要反映出原住民生活習慣與生產習慣，若是原住民消失，則此種文化也不復存在。例如，村落中千年古槐、古地道、古戲臺、橋梁、古堡等，均是村落中物質文化。

所謂用資能力是指地方高校為實現人才培養目標所獲取的教育資源配置的效率。教育資源配置的效率是指如何配置一定數量的教育資源，使其效果達到帕累托狀態，即若改變這種配置狀態，會造成至少一個受教育者的利益受損［2］。地方高校基本為培養應用型人才的教學型學校。為保證人才培養質量，教育部對新辦本科院校教學工作合格評估體系的教育經費配置有明確要求:教學經費投入能較好地滿足人才培養需要。其中，教學日常運行支出占經常性預算內教育事業費撥款與學費收入之和的比例≧13%。生均年教學日常運行支出≧1500元人民幣，且逐年增長，其增長幅度不低于教育事業經費增長的幅度。但目前許多地方高校缺少清晰的戰略發展規劃，同時理念上也沒有建立起可持續的發展觀，表現在內部資源配置方法上:一是沒有實施預算管理。預算是對納入預算管理的所有財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的有效工具。但許多學校沒有年度預算計劃，資源的配置是學校內各部門相互博弈的結果，資金使用僅靠人為的指揮和控制;有預算的學校也存在內部預算分配缺乏科學的定額標準、部門的預算收入和學校實際預算收入存在差異、部門預算沒有將債務收支納入綜合預算以及預算的軟約束等問題。二是財務核算仍采用傳統的只核算費用支出、不核算培養成本的方法。高校的成本會計核算是計量教育投資效益的前提，也是實現高校持續發展和增強競爭力的基礎。由于高校財務管理弱化，在缺少有效制度約束下，教學、科研、設備、后勤服務等方面的資金使用沒有計劃性，勢必造成辦學成本上升和辦學效益的低下。缺乏效率資源配置的結果，首先表現在設備利用率不高。學校的固定資產是辦學的物質基礎。由于資產管理制度不健全和管理方法不科學，財產分散，造成設備閑置、物資積壓、損失浪費嚴重;財產物資的購置、驗收、領用、保管、報廢手續不嚴密，驗票不驗貨，造成重復購置，使用上不核算成本，利用率低，損失浪費嚴重［3］。其次是盲目追求大而全及提高辦學層次，專業設置同質化。地方高校無法通過有效的資源配置來實現專業結構的優化，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優質課程教學資源建設、教學手段與教學方法改革的突破、雙師型師資隊伍的建設等目標，無法形成辦學特色從而增強學校的核心競爭力和提升學校的聲譽，這必將影響學校的再融資能力。地方高校的資源配置無法體現為地方區域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輸送合格的應用型人才目標，必然抑制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資的積極性;難以吸引優質人才及優質生源，教學質量與非財政收入都將進入惡性循環，學校的可持續發展無從保證。

在地方財政支付能力有限的情況下，為了滿足區域經濟與社會對高等教育不斷增加的需求，政府除了為地方高校提供的直接財政款項和專項經費外，還應構建多元化的高校財政支持資金來源系統，通過多種渠道為地方高校財政支持籌集更多的資金。與此同時，地方高校自身也應增強自我籌資的能力和加強財務管理，平衡規模、結構與效益，注重內涵建設，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央財政應建立對地方高校的轉移性支付制度。人才的市場化致使人才資源配置不存在壁壘效應，即人才在市場的流動導致地方高校培養的人才不一定為本地區經濟服務。特別對于經濟不發達地區，當人才流動率不斷提高時，必然使地方政府對高等教育投資效益每況愈下。而勞動力的流入地享受著輸入地教育提供的社會效益，卻不需要為之提供資金等支持［4］。同時高等教育還存在著事權與財權的不匹配，這也制約了地方政府增加高等教育的財政投入。因此，中央財政應通過補助生均公用經費、實行績效撥款和加大對學生資助力度等方式來加大對地方高校的轉移支付力度，以利于解決地方高校資金困難，調控區域教育發展水平差異，引導地方高校更加注重辦學質量與特色，實現可持續發展。完善地方財政投入的監督制約機制。為保障地方財政對高等教育經費的投入，必須建立相應的監督制約機制。首先，國家以立法的形式明確統一規定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投入到高等教育的財政直接撥款占該地區總財政收入的最低比例;其次，相關部門要加強對地方高等教育的預算審核，對于財政投入不足的高校，應限制其招生規模，規模的擴張也是經費緊張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時，鑒于傳統高教生均定額加專項補助的撥款方式，存在著助長學校追求數量與層次結構的盲目擴張，無法激勵學校追求效率的弊端，應改變撥款機制，建立和完善地方高校的績效評價體系，將績效因子納入撥款公式中，并逐步加大根據績效分配資源的比重，激勵地方高校提高教育質量，避免資源浪費。開征高等教育消費稅重構成本分擔制度。教育成本分擔是學校相關利益者之間的一個博弈過程。高等教育通過增進人的知識、技能和素質提高人的職業能力，從而給社會、個人以及用人單位帶來經濟利益。因此，高等教育的受益方均是成本分擔的主體。我國現行的教育成本分擔的主體中，國家的財政撥款卻在逐年下降，至今未達到GDP的4%，而受教育者個人分擔的比例逐年提高，雇主、企業等受益者所分擔的高等教育成本未超過2．0%。目前的就業市場對地方院校的畢業生存在歧視，他們大都就業層次比較低，所獲得的教育投資收益無法補償分擔的成本，目前的分擔制度顯失公平。因此，國家應本著誰受益誰付費的原則，開征高等教育消費稅，向用人單位等受益者課稅，使高校的收入得到法律的保障和約束，為高等教育創造一個良好的運轉環境。同時，開征教育消費稅不僅可以將教育成本合理分攤，還能促使用人單位合理利用人力資源，有效遏制盲目追求高學歷的用人傾向［5］。完善激勵教育捐贈的法律規范。《教育法》與《高等教育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對捐資助教雖有鼓勵條款，卻無對捐贈方減免稅收優惠的具體比例規定。同時由于國家沒有頒布募捐法，使學校的募捐及管理工作處于法律的相對真空地帶，也增加了捐贈者的缺少法律保障的擔憂，無法激發社會捐資助教的積極性。應在國家文化建設層面樹立公民的社會責任意識，營造支持社會公益事業的氛圍，建立與健全有關捐資助學相應的法律與法規，如出臺募捐法、修訂稅法中的相關內容，包括開征財產稅、遺產稅及捐贈的稅收優惠政策的實施細則等，以激發社會團體、企業和個人的捐資助學熱情，并制定高校融資和接受捐資的激勵政策，將高校融資與政府配套獎勵資金相配套［6］。

采用PPP模式融資。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伙伴關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簡稱PPP)是一種公共產品供給的模式，其實質是公共部門根據社會對公共產品的需求，提出建設項目，通過招投標確立私人部門合作伙伴，私人部門負責項目的設計、建設、運營和維修，即實行契約機制，私人部門提供公共服務的生產，公共部門(或政府)向私人部門付費作為對其生產成本的補償和收益的回報［7］。地方高校可以通過PPP模式來緩解教學資源的緊缺。在PPP模式運行中，應選擇合適的項目，一般是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如教學樓、學生宿舍和體育運動設施等并合理選擇PPP的類型;建立規范化標準和程序來選擇合作伙伴;財務部門應加強對PPP項目的成本效益核算，建立起項目啟動前后的績效評估指標體系及監管體系，確保項目能真正發揮作用。產學研結合增強創收能力。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完善，未來企業的競爭將是創新能力與人力資源的競爭，這必將導致研發投入的持續增加、管理創新需求和人力資源培訓的增加。地方高校應順應地方經濟的轉型升級、順應知識經濟和市場需求，充分利用自身人才和智力優勢，增強應用型和技能技術型科研成果“產出”能力，積極與當地企業、團體密切合作，開展受托研發、技術指導、共同申報課題、共建實驗室、開放校內實驗實訓平臺、進行人才交流等［8］，通過有效開展產學研，既履行了地方高校服務區域經濟的職能，同時也能部分解決科研經費投入不足問題;通過產學研究合作教育，與企(事)業或行業合作舉辦專業、共建教學資源、合作培養人才來解決專業建設中實踐經費投入有限等問題，實現校企雙贏。此外，高校還可為企業提供戰略規劃、流程再造、管理診斷、稅收籌劃等各類咨詢和服務，以及承擔各種培訓來獲取收入。加強學校特色建設以吸引社會捐贈。捐贈收入要成為高校籌資渠道的前提是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們收入水平的較大提高。對于辦學歷史不長的地方高校而言，由于畢業生大都是一般收入階層，校友的捐贈能力相對比較有限。因此，地方高校應貼緊區域經濟支柱產業的發展來優化專業結構，在專業課程體系構建、師資隊伍建設、課程資源建設、人才培養模式、教學管理和校園文化建設等方面不斷努力探索，不斷提升辦學質量，形成特色、品牌和社會聲譽，以此來吸引包括校友在內的社會各界的捐資助學。同時，學校應成立募捐管理機構，設計多種形式的募捐途徑，并對所募集的資金進行透明化管理，公布資金使用的用途及成效，使募捐工作制度化與規范化，成為學校一條經常性資金來源渠道。實施教育流程外包引進優質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是開展教育活動所需要的一切基礎和條件。教育水準與經濟發達水平基本是一致的，發達國家有豐富的應用型人才培養的經驗可供地方高校借鑒。有條件的地方高校可嘗試教育流程外包。所謂教育流程外包，是一種外資引進的模式，是借鑒服務業流程外包的原理，將部分教育服務全程承包給外資，容許外資在我國法律框架下，提供獨立于我國現行教育體系之外的服務［9］。目前各高校所開展的中外合作辦學可視為教育流程外包的方式之一。成功的教育流程外包應能起到引進國外優質教學資料，影響與帶動學校的教學理念、教學模式、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等方面的變革，促進學校辦學條件改善，并使人才培養的規格、人才培養的社會適應性、人才培養的就業競爭性提高，進而提升學校的競爭力，拓展學校發展空間。

高校資金管理的本質是實現資源約束下的最優選擇。從資金的籌集、分配到有效利用，是系統工程，學校應設立校融資管理的專門組織進行管理，使資源的配置能圍繞培育與形成學校的特色展開，最終形成學校存量教學資源的差異性，以此來提升學校的競爭力，保證學校的可持續發展。加強融資預算管理。所謂融資預算管理指在地方高校融資管理活動中，對融資規模、方式和結構，資金使用和負債資金歸還來源、償還方式等方面的未來情況進行預測與規劃及其制度安排。融資預算管理包括了預算的編制、執行及考核過程。融資預算編制的起點是學校的辦學規模，地方高校應基于可持續發展的視角來合理確立其規模，預算的編制方法可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結合方法;預算經過審批下達后各部門應嚴格執行，同時學校應建立起相應財務資源優化配置的評價指標體系，用于考核預算的執行情況。如果沒有合理的預算，內部資源的配置就會缺少追求成本最小化的激勵機制，運行中往往是趨向成本最大化，學校的融資就難以從粗放走向集約。通過融資預算，可以規范融資行為，實現學校融資的來源、使用、還款的同步控制，為學校戰略目標的實現奠定基礎。建立和完善財務成本管理。高校教育財務成本管理是實現學校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提高辦學效益的需要。在建立和完善財務成本管理內容過程中，首先要明確教育成本核算的對象，如可以把二級院、系、部、所作為各個成本核算單位，然后再細分到各專業、各年級作為核算對象，進行成本歸集和分配。隨著條件的成熟，進而過渡到把每個班、每個年級作為一個成本核算的對象進行細化管理［10］。其次以學年作為成本核算期，合理選擇成本核算方式并確定教育成本核算的范圍，凡培養學生有關的各項費用均應計入教育成本，而與培養學生無關的費用則不應計入;再次設置成本項目并進行記錄、歸集、費用分配和成本結轉，基本的成本項目應包括:人力成本、固定資產成本和費用成本;最后強化成本控制。制訂教育成本的控制標準，實施成本形成過程的動態控制并考評成本控制結果。構建融資風險防控體系。地方高校融資風險是指學校在融資過程中，存在的不能籌集資金和無法償還債務的可能性。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指學校融資結構及負債融資規模不合理所引發的無力償還到期債務本息的風險;二是指環境變化及學校財務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導致的學校“信用”下降，弱化學校再融資的能力，無法在相應的籌資渠道獲取所需要的資金的風險。為有效防控風險，應樹立風險觀念;建立評價學校償債能力體系，合理確立負債融資規模，集成使用各種負債融資方式，降低負債融資的成本;加強對負債資金使用項目的可行性評價，提高負債資金使用效益，增強再融資能力;加強債務資金使用的動態控制，建立識別風險的預警體系;制訂還款計劃，建立償債基金，以保證債務資金的到期償還。加強學校資產的經營管理。加強學校資產的經營管理是指通過經營、置換學校閑散資產和無形資產等來提升學校資產使用效率和完善教學設施的一種方式。在法律框架下，以區位理論和級差地租理論為指導，利用土地置換和出讓、出租閑置低效設施、參與股份制、建筑物冠名等形式從事商業活動［11］，通過多種市場化經營模式優化學校資源配置和提高學校資源的使用效率和效益。總之，單純依靠地方財政投入和學費收入的二元結構的經費來源，已經不能滿足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因此，政府應調整相關高等教育的投融資政策，構建多元化的高校財政支持資金來源系統，增強對地方高校財政支持。與此同時，地方高校也應增強自身的外源與內源融資能力，加強內涵建設，實現辦學規模、結構與效益的統一，實現學校的可持續發展。

本文作者：陳育儉工作單位：莆田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