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與城市化的關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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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內容摘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解決“三農”問題的新理念、新思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與我國的城市化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它是我國城市化發展的必然要求。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既是我國城市化的發展階段；也是我國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城市化關系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涵義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解決“三農”問題的基本思想和思路的集中體現，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新理念，是實現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進一步促進農村城市化的新舉措。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堅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方略，在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的同時，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實穩步推進新農村建設。

生產發展—推進現代農業建設，強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產業支撐。大力提高農業科技創新和轉化能力；加強農村現代流通體系建設；穩定發展糧食生產；積極推進農業結構調整；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加快發展循環農業。

生活寬裕—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夯實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經濟基礎。拓寬農民增收渠道；保障務工農民的合法權益；穩定、完善、強化對農業和農民的直接補貼政策；加強扶貧開發工作。

鄉風文明—加快發展農村義務教育，大規模開展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繁榮農村文化事業，加強縣文化館、圖書館和鄉鎮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設施建設；推動實施農民體育健身工程；扶持農村業余文化隊伍，鼓勵農民興辦文化產業，開展和諧家庭、和諧村組、和諧村鎮創建活動。

村容整潔—加快農村能源建設步伐，在適宜地區積極推廣沼氣、秸稈氣化、小水電、太陽能、風力發電等清潔能源技術；以沼氣池建設帶動農村改圈、改廁、改廚；加強村莊規劃和人居環境治理；引導和幫助農民切實解決住宅與畜禽圈舍混雜問題，搞好農村污水、垃圾治理，改善農村環境衛生。

管理民主—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主題，在全國農村深入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加強農村基層組織的陣地建設；健全村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村民自治機制，進一步完善村務公開和民主議事制度，完善村民“一事一議”制度，健全農民自主籌資籌勞的機制和辦法。

可以看出，“十一五"規劃的論述概括了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本內涵和要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現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實際上就是要實現農村生產力發展的社會化、市場化，實現農業的新型工業化、產業化、企業化，實現農村的城鎮化，農民成為與城市居民具有平等身份的社會成員，這些都應該包括在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涵中。

實行農業生產的社會化、市場化、工業化、企業化，最終結果是大大節約了農業生產的成本，節約了勞動力，這樣就會產生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而農村富余勞動力要靠工業化和城鎮化來吸納。農業現代化的結果是，傳統農業和自然經濟條件下的農業脫胎換骨，變成現代化的、社會化的、市場化的農業。一部分農民成為新型的現代農業的經營者、勞動者，一部分農民成為工業和其它產業的經營者、勞動者，越來越多的農民成為現代城鎮居民。農村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新農村。而這也正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趨勢。

我國城市化發展歷程及現狀分析

城市化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生產活動和生活方式由農村向城市不斷轉移以及城市空間不斷擴大的過程，包括基礎設施的配套、城市功能的健全、生活環境的改善、社會經濟的發展等方方面面，而不僅僅是人口、用地規模擴張，城市化需要堅實的經濟作基礎，興旺的產業作支撐。既有數量的擴大，又有質量的提高，是一個全方位、多元化、多層次的綜合過程，更是逐步的、漸進的過程，需要長期艱巨的努力。

推進城市化要積極穩妥，既要充分利用有利條件，抓住機遇，乘勢而上，又要從實際出發，立足于經濟基礎，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與經濟發展速度相適應。

我國建國至今，在不同的時期城市化的發展經歷了不同的階段：

起步階段(1949-1957年）。這是我國三年恢復和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實現的時期。圍繞著156項重點工業項目進行的工業基本建設，吸引了較多農民進城鎮和工礦就業，一批重點城市擴建，城鎮人口增長極快，從1949年的5765萬增加到1957年的9949萬，平均每年增加523萬人，城市化水平從建國時的10.6%增至15.4%，平均每年提高0.6%。

劇烈波動（動蕩）階段（1958—1965年）。這段時期國民經濟大起大落，工業項目上上下下，這種國民經濟的劇烈波動極大影響了城市化的發展，使其呈現出動蕩起伏的特征。

停滯階段（1966—1978年）。這一階段正處于政治動蕩，極左思潮泛濫的“”時期。由于有效需求缺乏和政治運動的影響，使國民經濟遭受到極大的破壞，城市停工停產，工業擴張無力，無法吸收城市自身的就業人口，非城市化的思潮達到登峰造極。

穩定發展階段（1979年-2002年）。1979年至2002年，是我國城市化穩定發展時期。

這一階段開始，由于大批知識青年返城，城市人口增加較快。此外，城市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得到重新認識，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出現了巨大轉變。農村生產經營承包責任制的實行，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勞動生產率，出現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很多農村剩余勞動力到城鎮打工、經商，又進一步促進了城市人口的增長。

高速發展階段（2003年至今）。2002年的十月，第十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把我國城市化的發展進一步推向高潮。筆者認為，十六屆五中全會以來，尤其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被明確寫進“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更使得我國的城市化發展進入了一個獨特的高速發展時期。

十六大之前，我國城市化發展的眼光僅僅集中在城市的建設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方面，忽視了農村在城市化發展中極大的推動作用，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農業大國，農村的推力更是不容忽視。十六大確定了大力發展農業、極力解決三農問題的一系列重農、惠農政策，從而把城市化的發展重心轉向了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加快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倡導農民生活方式城市化方面。這首先從理論上符合了城市化的定義：即城市化是社會生產力的變化所引起的人類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改變的過程。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城市規劃術語》對城市化的定義是“人類生產與生活方式由農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過程……”。它表現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內的人口由農村向城市轉移，農業人口轉化為非農業人口，城鎮人口不斷膨脹，城鎮數目不斷增加，用地規模不斷擴大，農業用地逐漸轉化為城市性地域；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水平不斷提高；城市文化和價值觀念成為社會文化的主體，并在農村地區不斷擴散和推廣，城鄉居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不斷得以改善并逐步實現現代化。

因此筆者認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與我國的城市化發展一致的，它是我國城市化發展的必經階段，是我國獨具特色的城市化之路。新農村建設的推進必將帶來我國城市化水平的高速發展和城市化質量的顯著提高。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與我國城市化的關系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城市化的必然要求。

城市化的發展歸根結底是要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將大量的勞動力從農業中解放出來，使之在第二、三產業就業，從而提高城鄉二、三產業的就業比例；加強城市的各項基礎設施建設，使城市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容量和輻射力；改善農村的環境和基礎設施，改變農民的生活方式和習慣，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進一步縮小城鄉的各種差距……而城市化發展的動力因素既有來自于城市二、三產業的拉力，也有來自農村的推力，尤其對我國這樣的農業大國，忽視農村在城市化發展中的推動作用將給我國的城市化發展帶來嚴重的不良影響，而要消除這種不良影響，使我國的城市化順利發展，就必須重視農村的建設。目前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思想正適應了城市化發展的這一必然要求。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城市化的發展階段。

從世界各國城市化發展的軌跡來看，城市化的發展呈現出由不平衡發展趨于平衡的規律。在某種形態的城市化開始時，是在首先實現突破的地方取得發展，然后再向更多的地方鋪開。當一國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時，也是先從經濟發達地區實現迅速發展，再逐步向經濟后進地區鋪開。例如英國于18世紀后半期首先實現工業革命，到1850年其城市化水平已達到50%。1900年，當世界城市水平為13.3%時，英國則激增至78%。直到20世紀后半時，歐美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才發展到與此相當的水平。

我國的城市化發展也呈現出同樣的趨勢，如目前我國東部地區，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城市化水平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隨著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指導思想的全面實施，，這種東西部城市化水平的極度不平衡狀況將得到進一步改善，我國的城市化也必將進入一個高速的、趨于平衡的、城鄉統籌發展的新階段。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我國的城市化率要提高，就必須將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吸納到城市中來，從而提高城市人口的比例。而目前我國城市現有的吸納能力和就業崗位根本不能滿足大量存在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需求，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另辟蹊徑，即通過推動農村經濟自身的發展，尤其是農村二、三產業的大力發展，就地吸收一部分剩余勞動力，并改變這些農村地區的面貌，使之成為城市地區；我國城市化的質量要提高，不僅要注重城市自身的經濟發展、基礎設施的建設，還必須保證農村地域在向城市地域轉變過程中的質量，以及新轉化為城市居民的那部分農民的技能和素質的提高，而這些技能和素質的提高要靠進入城市之后去學習是不現實的。因此，他們必須在進入城市之前就得到培訓。

由此可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城市化發展由不平衡趨于平衡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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