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形勢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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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簡析國內外經濟形勢與我國經濟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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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市場經濟起源于西方，當它傳入中國以后卻面臨了種種問題，其在中國的發展產生了許多困難。墨家所主張的“兼愛、交利”思想正能給我們以啟示。它告訴人們在現實的功利世界，不要放棄道德目標，在思想深處實現內圣的理想。

我國的市場經濟活動中常常出現道德失范的問題。我們迫切需要尋找一種文化，既融合了西方市場經濟的思想，又不違背我國的傳統文化。

一、市場經濟的基本倫理道德原則

道德是一股無形的力量約束著市場主體的行為，它使市場主體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必須考慮幸福、正義、公平等因素。因此，倫理道德對于市場經濟而言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市場經濟中的倫理道德問題

所謂市場經濟，就是一種通過市場調節社會經濟活動，配置社會資源的一種經濟組織方式，是商品經濟的社會化實現方式。構成市場經濟的要素有：第一，有自由、平等且目標一致的經濟主體；第二，有作為市場客體的用于交換的商品化社會資源，有明確界定資源的主體條件和文化條件；第三，必須有平等競爭的市場秩序；第四，必須有對自然資源認知的科技條件，有對資源進行大規模利用加工的技術條件和管理條件，有超地域大規模交換的技術條件；第五，有保障產權、保障主體平等地位和進行自由交換、維護法治并受法治限制的政府。

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假設就是，每一個人都是自私的，因而在通常的情況下，每一個人都會盡力去追求個人自利行為效用的最大化，這是人類所有行為的基本動機和目的。但由于每個人都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它們之間的競爭最終必然演化成這樣一種經濟局面：為了競爭中占得優勢，實現其經濟價值目的，他們都各自必須也必定會努力降低自己的生產成本，擴大自己勞動產品的市場化潛力，而這種合乎理性的行為，最終必定帶來整個社會或市場的經濟效率的增長。這樣，在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市場經濟就達到了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效果。這也是經濟學的基本目標。

經濟活動中，我們不可回避這樣的問題，即人們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和使用是否有某種既合乎經濟理性又合乎道德倫理原則的價值尺度。這就是市場經濟中的倫理道德問題。

(二)市場經濟活動中應該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則

首先，市場經濟活動應當堅持這樣的價值原則，即功利主義所提出的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義主張，在你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樂的時候，你不僅應該考慮快樂的量，而且也應該考慮快樂的質；不僅應當考慮經驗的可感受的幸福，也要考慮到心靈的、精神的快樂和幸福。功利主義相信，如果每個人都以這種方式看待幸福和快樂，那么個人的算計理性就可能轉化為社會的集體合理性。

其次，努力提高經濟效率也是市場經濟中的美德。效率首先是人類目的性價值的直接體現。對于“效率”概念，倫理學上的理解認為，效率即是某種行為目的的價值實現。效率不僅意味著財富，而且也意味著社會美德。“美德”這個詞在古希臘文中有“成就”、“杰出”、或“優秀”等意思，而這些品質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的道德行為的價值效率。

最后，市場經濟在分配過程中應遵循公正分配原則。市場經濟不論人的出身、門第、登記、親緣關系等，它只按照每一個經濟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所做出的有效貢獻來分配效用價值。市場以它的市場效率為第一分配原則。哪一個經濟行為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付出的成本較低，同時具有價格優勢，那么他可能獲得的利潤或效益就相對多。

二、墨學中的“兼愛”、“交利”思想的主要內容

“兼愛”、“交利”思想是墨家文化的核心，且“兼愛”學說是現代人類公德得以成立的基本價值，也為市場經濟行為提供了道德依據。它的論證方式是“實踐理性”的方法，而現代市場經濟的文化正是依靠普遍的社會道德經驗事實的理性分析或推理來尋求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兩者是契合的。

1.“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提出“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為自己學說的宗旨，并以“兼相愛，交相利”作為實現這一宗旨的基本原則。所謂“天下之利”，除指“天下之富”外，還包括“天下之治”，也就是社會各等級、各成員之間的“和調”；“天下之害”，就是相互攻伐、篡奪，即“交相賊”。墨子把“交相賊”的原因歸結為“不相愛”、“別相惡”。為了“興利除害”，他主張用“兼相愛，交相利”的道德原則取代“別相惡，交相賊”。墨子認為，社會成員雖然貧富有別、貴賤有等，但作為道德主體卻是平等的。為天下興利除害是一切道德行為的目的，也是道德價值之所在。道德之所以“貴”，在于“義可以利人”。反之，“虧人自利”則“不義”。

2.志功為辨

墨子從強調功利出發，在中國倫理史上，首先提出了“志”、“功”這對范疇，認為對行為道德的評價，應“合其志功而觀焉”。有將動機與效果統一起來的思想因素。動機與效果是一對有關道德評價的基本范疇。在道德評價中，應該如何處理動機和效果的關系問題，墨子認為“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人們做事的動機是好是壞，要看事情的效果如何。要根據道德行為對社會的影響來評價其善惡與否同時，也不可以對人們的行為動機不聞不問，要“合其志功而觀焉”。

3.兼以易別，以兼易偏

墨子在尋找社會弊端的病根時，指責了“不相愛”的道德現狀。之后墨子又提出要以“兼相愛”來代替“不相愛”：“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易之，譬之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墨子在中國倫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用兼愛代替偏愛”的命題。他主張的“兼愛”之普遍平等的愛，及不分血緣的親疏和等級的貴賤而給予無差別的愛。

三、“兼相愛，交相利”作為中國市場經濟道德規范的可能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建設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某些方面仍不夠完善，尤其是市場主體的行為，常常出現道德失范的問題。因此，如何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除了法律，我們還應該尋求一種人文精神，從思想上約束經濟主體的行為。而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這種精神正是當今市場經濟道德建設所需要的。因為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思想與市場經濟的基本道德存在著許多一致之處。

(一)興利除害與功利主義

在墨家的“兼愛”學說中，為天下興利除害的思想實質上是一種功利主義的道德觀，這與市場經濟活動中應遵循的價值原則——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

墨子認為“交相賊”的原因是“不相愛”、“別相惡”，而事實上“別相惡”是由于人們在追求個人利益時，產生了利益沖突而造成的。所以墨子主張“兼相愛、交相利”，他認為應該“興天下之利”，因為只有當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得到滿足的時候，真正的個人利益才能夠實現。這與功利主義的價值原則是十分一致的，兩者都主張義與利的兼容，認為人的個體行為必須符合社會整體的利益取向，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功利主義對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它要求市場主體在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必須考慮社會的公共利益，因為如果整個市場是“交相賊”的狀況，個人的利益根本無法得到保障，所以只有“天下之利”得以實現，才能使每個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滿足。

對于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興天下之利”的道德思想是需要提倡的。近年來，中國的經濟領域出現了種種令人矚目的不道德行為：交易中的誠信缺失、為追求商業利潤而對環境的污染、傳銷行為的日益泛濫……這些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正影響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應該讓市場的行為主體明白，對公共利益的破壞并不能真正的實現個人利益，即使實現了，那也決不是長遠的、永久的利益，只有在保證“興天下之利”的情況下，個人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全面、持續地發展。

可以說，經濟學提倡的重視效率，是相對于社會總體效率而言的。因此，評價市場主體經濟行為的效率應看其是否有利于整個社會的財富的增加，應把他的動機與效果相結合。首先，一定要注重市場主體行為的實際后果，要根據道德行為對社會的影響來評價善惡與否。同時，絕不能采取對市場主體行為的動機不聞不問的實用主義態度。即在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不僅要注重提高經濟效益，還要以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目標來參與市場經濟的建設，把動機與效果用以起來，做到“合其志功而觀焉”。

(二)兼以易別與公平分配

墨子所提倡的“兼以易別”傳達著平等、博愛、民主的理念，這與市場經濟的公平分配原則極為類似。

墨子“兼愛天下”的道德理想從根本上反對了“愛有等差”的思想，認為應該以平等的、無貴賤之分的愛來代替偏愛，表達了墨子對民主社會的向往，體現了他對公平分配社會資源的理想。這種保證社會主體地位平等的原則正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市場經濟不管人是怎樣的出身或等級，都按照每一個經濟主體在市場活動中所做出的有效貢獻來分配效用價值，它反對不勞而獲、無功得利。兩者同時看到了社會財產的公平分配對整個社會的重大意義，

公平的分配原則對當今的中國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它既是公平的又是最優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努力尋求可行的“公正”配置機制，來解決社會收入合理分配問題，從而緩解貧富差距擴大的局面，以實現共同富裕，達到理想的和諧社會。

四、結論

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思想作為中國市場經濟的倫理道德原則是可能的，它既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又與市場經濟的許多道德原則相一致。因此我們應該給予“兼相愛，交相利”更多地關注，它有助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能力本位觀的確立；有助于系統的建構和確立基于平民精神、平民的生存哲學或公共哲學；有助于確立個體本位與重視社群相統一的新價值觀，兼愛理論的闡揚可以作為當代人文精神的傳統生長點和創造性基礎。

［參考文獻］

［1］〔清〕孫治讓：《墨子間詁》，中華書局1986年2月版。

［2］〔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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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兆祥，1941年6月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市，1965年畢業于中南財經大學（原為湖北大學）財政信貸專業，曾先后在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現改名中央財經大學）、北京語言學院（現改名為北京語言大學）、中國金融學院等多所高校執教，現擔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擔任《管理世界》學術指導和《金融與保險》、《證券導刊》、《經濟日報·財富專刊》、《現代商業銀行》等刊物的學術顧問，現擔任《經濟研究參考》（國家財政部主辦）、《財政金融文摘》（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主辦）、《現代商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主辦）等刊物的學術顧問。此外，還兼任西南財經大學、暨南大學等多所高校博士生導師。曾擔任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委員會（簡稱“經團聯”）學術部主任、北京開達經濟學家咨詢中心常務副理事長，現擔任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金融發展研究所所長、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中心經濟學家咨詢團成員等。

二、研究領域

多年來，邱兆祥教授活躍于我國經濟金融學界，對我國經濟金融體制改革中的熱點和難點問題發表了不少很有價值的獨到見解，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除在國內重要報刊發表四百多篇學術論文外，還在十多家出版社出版著作二十余本，內容涉及到馬克思的貨幣金融理論問題、學科分類與經濟金融學科建設問題、金融中心建設理論問題、我國改革和發展中的民營銀行和國有銀行改革等前沿性熱點問題，以及反對學術腐敗問題，并且是這些有關領域內發表論著最多的經濟理論工作者之一。

三、主要論著

1、《馬克思的貨幣、信用和銀行理論》，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年。

2、《人民幣區域化問題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年。

3、《經濟科學的數學化趨勢淺議》，《經濟研究》，1986年第7期。

4、《試論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體化的趨勢》，《研究》，1987年第2期。

5、《關于經濟科學學科分類問題的探討》，《研究》，1989年第3期。

6、《試論馬克思貨幣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金融科學》，1990年第1期和第3期。

7、《從諾貝爾經濟學獎評獎看中國經濟理論研究》，《經濟學動態》，2003年第12期。

8、《論創新是經濟學者的基本價值觀——兼論“獨創”是成就大師級經濟學家的必備條件》，《經濟學動態》，2005年第6期。

9、《論現代經濟科學的發展趨勢》，載《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年。

10、《對我國國有銀行實行股份制改革的思考》，載《著名經濟學家讀中國經濟改革》，工商出版社，2001年。

11、《耕耘與探索——邱兆祥經濟金融理論文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9年。

12、《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經濟金融學科建設問題研究》，中國金融出版社，2012年。

13、《在學術高地上攀登——金融理論問題探索集》，中國金融出版社，2012年。

14、《對在我國發展民營銀行問題的若干思考》，《經濟參考報》，2003年9月17日。

15、《論經濟學家的人文精神》，《中國經濟時報》，2007年9月17—18日。

16、《關于國內大城市爭當金融中心的若干思考》，《金融時報》，2008年9月1日。

17、《經濟學博士生的創新能力從何而來》，《光明日報》，2009年8月12日。

18、《論學術創新與人才培養》，《人民日報》，2011年10月27日。

19、《非寧靜無以致遠——對我國金融理論研究現狀的思考》，《光明日報》，2012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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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在靈活運用比較優勢的前提下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文章在分析比較優勢理論的發展脈絡的同時，針對中國的經濟現狀，提出新的歷史條件下要用發展的眼光對待中國經濟比較優勢的議題，指出應同時發揮我國經濟的后發優勢，化比較優勢為競爭優勢，更進一步地推動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 

 

 

無論哪個國家都有自己經濟的比較優勢，正確地利用好這個優勢對于一國的經濟發展來說，具有戰略性的意義。中國是個發展中大國，發達國家與中國相比具有資金雄厚、技術先進、管理經驗豐富的優勢，而我們要做的就是抓住自身的比較優勢，如大批廉價的勞動力，豐富的自然資源，廣闊的地域等發展我國的經濟。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世界經濟形勢的變遷，這種比較優勢又在發生變化，如何認識這些變化，同時發展這種比較優勢，化比較優勢為競爭優勢，是中國經濟今后發展過程中需要長期關注和加以解決的問題。 

 

一、比較優勢理論的形成與發展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否定了重商學派所提出的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一定是非贏即輸的理論之后，提出可能實現雙贏，即絕對優勢理論，也就是經濟主體按自己的特長進行分工實行專業化生產，然后通過市場進行交易，從而實現利益的最大化。針對李嘉圖沒有回答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的產品時的比較成本的差別問題，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要素稟賦理論（簡稱h-o理論）進行了回答。這個理論首先假定不同國家的生產同種商品的生產函數相同，那么比較優勢產生的根源就在于各國或區域的生產要素的相對稟賦不同，不同商品的生產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別。 

新李嘉圖主義不僅從各國生產的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且同時強調從各國的分配領域、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動態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的比較優勢的不同。按照新李嘉圖的理論不同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的差異不僅表現在生產技術、生產條件、勞動效率等差異上，而且不同國家由于分配關系的不同也會導致產品的比較優勢不同。 

 

二、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對比較優勢的認識與運用的發展。 

 

中國對于比較優勢的運用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即從起初的不認識，到后來的自發運用，再到自覺運用的過程。 

改革開放前，中國推行資金密集型的重工業發展戰略，認為產業結構和技術差異是發達國家與落后國家的之間的差別。將提升經濟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當作發展經濟和趕超發達國家的同義語。為了提升經濟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不得不動員中國成立之初極端有限的資源去扶植和發展極少數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最后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費。通過早期的建設我們認識到，在任何國家和地區的早期發展階段，要素稟賦的特征是資本的嚴重缺乏，那么對于其他產業而言，沒有資本的支持，必將處于落后的位置；同時我們所扶植的產業也處于國家扭曲的價格機制下，再加上國家的層層保護措施，這樣的產業在國際市場上是很難有競爭力的，這樣就使得我們的整個經濟缺乏競爭力，綜合國力得不到提高。我們發現這些國家和地區實際遵行了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在其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都比較好地發揮了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它們的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稀缺，就以發展具備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后來，隨著經濟發展，資本逐漸積累，人均資本擁有量提高，要素稟賦結構得以提升，才逐漸把產業結構提升到資本、技術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產業。這就使我們不得不冷靜地思考我們的長項，我們的比較優勢究竟在哪里，我們要實行怎樣的發展戰略。在客觀分析中國的經濟現狀之后，我們認識到，大量存在的廉價勞動力、廣闊的地域和相對豐富的自然資源才是我們最大的優勢。因此我們在借鑒上述國家經驗的同時，力圖將這些經驗與中國的國情結合起來，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發展市場經濟，加強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入。加強對外經濟交流與合作，擴大對外開放，使中國的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當然就總體而言，中國的比較優勢主要是其低廉的勞動力與土地，但除此之外成體系的制造業基礎和潛在的巨大市場規模也是我們的優勢所在；中國的比較劣勢則主要是一些重要技術開發能力弱、某些自然資源相對匱乏和經濟體制中存在的缺陷。因此，在今后的貿易當中要繼續發揮優勢，并揚長避短。

三、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用發展的眼光對待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 

 

（一）發揮中國傳統的比較優勢 

眾所周知，中國利用傳統的比較優勢在經濟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同時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的市場經濟尚未成熟，從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看，傳統的比較優勢不易過早放棄。目前中國農村有數以億計的剩余勞動力亟待轉移。與世界上多數國家相比，中國的資金、技術相對稀缺，成本較高，勞動力相對充裕，成本較低，而一國經濟競爭力與它提供的商品和勞務的成本高低緊密相關，過早地放棄傳統的比較優勢，只會欲速則不達。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區發展不平衡，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優勢將至少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得到保持。我們應充分利用發達國家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機會，將其技術相對先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生產環節轉移過來。為此，要破除勞動密集型產業就一定是技術落后產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就不能利用低勞動力成本優勢的舊觀念。 

（二）發揮中國經濟的后發優勢 

所謂后發優勢是指在世界上存在眾多發達國家條件下，較落后的國家可以從發達國家已走過的經濟發展道路（或軌跡中）吸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或教訓），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做出更明智的發展戰略選擇，從而避免走“先發”國家已走過的“彎路”，以更短的“捷徑”、更快的速度縮短自己與發達國家之間經濟水平上的距離。首先，從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中國現有的建立在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基礎上的比較優勢將逐步減弱。其次，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結構的調整為中國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經驗。再次，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我們不能僅僅依靠內部實現經濟結構的轉化，我們必須借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結合中國的國情，更好地發揮中國的經濟原有的比較優勢，促進中國經濟后發優勢的發揮。發揮后發優勢的途徑有以下方面： 

第一，進一步開拓國內的區域經濟。中國地域遼闊，各個區域間的資源稟賦差異很大，近幾年中國的經濟增長表明，在世界經濟形勢普遍下滑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實現自主發展的效果明顯，中國發揮沿海開放地區作為對外貿易的前沿，優先發展東部地區，而后實行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同時著力于中部的發展，這樣就展現了中國在未來經濟實現內部良性循環大格局的前景，就目前來說，這種格局并未完全形成，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第二，擴大對外開放，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過去30年間，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經濟從封閉走向開放，并逐步擴大開放的廣度和深度，融入國際分工體系，成為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主動參與者。中國的國際貿易規模在過去22年里擴大了約22倍，從1993年以來一直是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資東道國，中國經濟的國際化程度大大提高，同時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吸收外國投資與擴大國際貿易，有力地促進了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創造了大量新的就業機會，推動了國內經濟體制改革，提高了國民經濟運行效率，增強了綜合國力。中國之所以在經濟全球化中贏得主動，正是因為中國政府從本國的比較優勢出發，制定了正確的對外開放戰略，并加以了實施。 

第三，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中國傳統產業具有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比較優勢，盡管目前這種優勢仍然存在，但是我們有必要對其進行必要的改造。 

（三）打造中國經濟的競爭優勢 

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資本的積累相對充足時，就可以在發揮中國經濟傳統經濟的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開發中國經濟競爭優勢。開發技術密集型產業，實現中國的經濟結構轉換。這一點可以通過積累人力資本改善企業的組織結構，和更有利的發揮政府引導作用來實現制度的創新，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來實現。這一點中國目前正在努力實現。 

 

參考文獻： 

1、劉碧云.經濟學[m].東南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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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經濟法學術形成的背景與發展歷程

自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際經濟形勢出現了重大的制度轉型，國際市場經濟體制呈現出自由化的發展趨勢，各國的經濟都更加深入地加入到國際市場中，形成了更加復雜化和體系化的國際經濟形勢。在這種經濟發展背景下，國際經濟法領域也呈現出自由化和一體化的重大變革，國際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一個不可阻擋的歷史發展趨勢。另外，和國際經濟法律密切相關的WTO和IMF等國際經濟組織也發生了重大變遷，很多國際層面的經濟變革也帶動著社會其他方面的變遷。另外，這些變革也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如社會與自然關系緊張，生態系統遭受破壞，很多人與自然的矛盾日益凸顯，這些也成為經濟全球化趨勢和國際經濟法體制發展中必須要解決好的重要課題，國際經濟法領域也變得更加復雜與多樣，其中既孕育著機遇，又包含著巨大的挑戰。自20世紀國際經濟法推行以來，相關學術研究也出現了很高的熱潮，理論研究也更加深入，呈現出較為熱烈的學術爭鳴的局面。早在1999年，英國經濟學者夸爾西就曾在其著作中提到過國際經濟法的語境變遷問題，之后又指出了國際經濟法的多元進路。國際經濟法開始從一種更加復雜多樣的角度洞察，而且每一個單獨視角都要更加深入透徹地去理解，需要通過更多的學術研討會和法律分析會去研討這些問題。之后，湯姆森闡述了國際經濟法推行中如何治理全球化的機構視角，sornarajah也從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發展的角度去探討了如何解決經濟法的爭端問題，pomfret從經濟一體化浪潮的影響角度去分析，研究了區域一體化對國際貿易體系的影響，并較為全面地分析了多邊貿易體制的多方面影響。當然，國際經濟法視角還包括民主視角和經濟制裁視角等，這些都需要學者繼續進行深層次的研究與分析。

二、國際經濟法學術的視角選擇與學術成果

在國際經濟法的研究領域中，存在著多種學術視角。視角的不同代表著理論風格與學術方向的不同，也會得出不同的經濟理論成果。接下來，筆者對國際經濟法的主要研究視角進行分析，希望能夠進一步概括國際經濟法學術研究的現狀，初步分析國際經濟法的學術成果。第一，國際經濟法的實用主義研究視角。這一研究視角的代表人物是杰克遜先生，他在研究時非常強調國際經濟研究的規則導向與政策考慮，注重體現國際經濟法的便利功能，具有典型的實用主義色彩;第二，國際經濟法的自由主義研究視角。這一研究領域的代表人物是彼得斯曼，他主張從理論和人權的角度去分析國際經濟法。因此，這一研究理論也被稱為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在這一經濟理論的研究視角之下，彼得斯曼認識到經濟價值的最終源泉是個人，只有個人在經濟市場中自由行使經濟權利，提高市場上的個人的自由度，才能提高國際市場上經濟的專業化發展，最終實現更加合理化的社會分工，促進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如果要達到這些效果，要以國內普遍推行的民主法律為基本保障，但這一前提在很多國家尚未達成。

三、中國國際經濟法學術領域中的問題與發展策略

國際經濟法之爭也受到了中國經濟學術研究界的關注，很多教材和學術論文都涉入到國際經濟法的研究之中，圍繞著這一新興的學術領域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爭論存在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國際經濟法自身的定位與范圍問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國經濟法學領域中自身發展的局限性問題，這不僅涉及到中國的法律教育問題，更與中國國際經濟法學和國際私法學的學術論爭相聯系，呈現出資源配置與學術論爭之間的復雜聯系。在此情形下，中國國際經濟法學的研究還需進一步深入，不僅要對國際經濟法的定義與問題進行爭論，還應當開展全方面的理論爭辯和多元視角分析。只有在這樣的發展語境中，國際經濟法才能成為一種學術研究的熱點問題，這對于解決好中國自身的國際經濟法問題大有裨益，也預示著中國國際經濟法學術研究之路的發展與繁榮，對于全球視野下的經濟理論發展都會做出巨大的學術貢獻。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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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隨著高校擴招后的畢業生陸續進入求職市場，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日益凸顯，針甘斷形勢下，畢業班班主任和何才能有效地開展大學生就業指導工作呢，本文就畢業班率主任如何對畢業班學生進行就業工作的指導進行了探討。

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規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擴大，2007年全國畢業生人數近500萬，2008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達到達到560萬，比2007年增加了12%，2009年全國畢業生人數超過了600萬，畢業生人數急劇增加。高校畢業生是我國寶貴的人力資源，然而在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卻頗為嚴峻，就業難一直是個問題。

1高職畢業生就業難的主要原因

(1)社會環境造成就業難凸顯。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導致了我國經濟形勢的下滑，使得有效需求增長不足，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在逐步減小，許多企業受到其負面影響，造成經營困難、需求減少，據人力資源部統計，全國受其影響有300萬工作崗位流失，致使大的就業環境變壞。與此同時，我國正處于就業高峰期，包括下崗失業人員和民工，如此多的就業大軍同時涌向一個有限且就業市場，在這種背景下大學生就業難更加凸顯出來。

(2)畢業生加劇供需差距。逐年增加的畢業生與有效需求崗位的差距。由于中國經濟在國際分工中處于底部地位，新增加的勞動就業崗位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企業，低端崗位和服務業崗位居多，這一狀況使得中國在就業上呈現“白領需求不足”，所提供的“白領崗位”遠不能滿足逐年增加的具有“白領技能素質”的畢業生的求職需求，使得大批高校畢業生紛紛將就業“重心”下移，去尋求低端崗位，這進一步造成了就業難。

(3)大學生就業觀念有誤區。大多數高校畢業生就業理念普遍存在一些“誤區”，對自己期望值要求過高。在就業區域的選擇上，寧到東部爭搶崗位，不到西部發揮特長;從就業市的選擇上，寧到大城市屈就，不到小城市高謀;從企業性質的選擇上，寧到國企外企做職工，不到中小民營企業做骨干;造成學生就業愿望與現實的矛盾。導致大學畢業生擇業預期與用人單位實際需求的錯位，也使得就業市場中出現了“很多人沒事干，很多事沒人干”的怪現象，這也直接導致畢業生就業機會的喪失和就業形勢的嚴峻。

2高職畢業生就業難的對策

2.1認清高校的畢業生就業形勢，上下形成統一的認識.給予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

隨著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人，在就業當中，單位與單位的競爭，學校與學校的競爭，各個相關專業的競爭，學生之間的競爭都日趨激烈。學院應成立畢業生就業指導工作小組，專門成立畢業生就業工作小組，為畢業生就業工作提供指導和服務。

2.2加強引導，深入開展就業思想政治工作

畢業班學生面臨學習、就業等壓力，且臨近畢業往往有浮躁情緒出現，所以應該將就業工作作為一個系統工程貫穿學生學習的始終，在專業理論學習和學生課外活動的同時，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就業觀，在面對現實時能夠頭腦清晰、堆確分析、正確處理。

2.3主動出擊，采取把企業“請進來”、召喚學生“走出去”辦法，加強與社會用人單位交往聯系.擴大學生就業門路

加強業務知識學習，了解和熟悉有關就業政策，開展個性化就業指導教育，保證就業信J急傳遞渠道通暢、及時，我院擁有一批就業實習基地和就業聯系點，如常州麗華快餐有限公司，蘇州稻麥香食品有限公司，南通麥帝酥食品有限公司等等。我們積極與其聯系交往，邀請相關企業負責人參加我校招聘會，給用人單位和學生搭建交流的平臺。

2.4增強就業指導與服務理念，做好橋梁工作

由于主客觀條件限制，學生獲取招聘信息的渠道有限，有時候獲取信息具有相對滯后性，所以要著重做好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發動提前頂崗實習的學生，如果企業有用人信息，第一時間將信息傳在QQ群共享;二是發揮學生對網絡信息搜索能力強的優勢，收集相關的招聘信息，放在本班QQ群上進行交流共享;三是指導學生留意學校就業指導中心，各縣市人才中心網站及其他兄弟院校的相關資訊與各種人才招聘活動的信息。

篇7

關鍵詞：流動人口；劉易斯拐點

中圖分類號：C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8-0-02

國家人口計生委在《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2》指出，當前，我國的城鎮人口比重超過50%，流動人口規模達到歷史新高，流動人口流量、流向、結構和流動人口群體的利益訴求都在發生深刻變化。2011年，我國流動人口總量已接近2.3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7%。2012年末，全國大陸總人口為135404萬人。全國人戶分離的人口為2.79億人，其中流動人口為2.36億人，外出農民工為1.6億人。

《報告》顯示，當前，我國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約為28歲，“80后”新生代農民工已占勞動年齡流動人口的近一半。其中占據主體的新生代農村戶籍流動人口，大多數在城市成長，基本不懂農業生產，即使經濟形勢波動，城市就業形勢不好，他們也不大可能返鄉務農。

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家庭規模達到2.5人，青少年流動人口和老年流動人口數量不斷增加。72%的流動人口家庭通過租房居住，尤以租住私房為多。住房條件和子女教育正在成為影響流動人口在城鎮穩定生活的重要因素。

此外，目前，我國農村戶籍流動人口約占流動人口總量的80%。《報告》預測，我國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步伐未來將逐步趨于平穩，2020年我國城鎮化率將達到60%左右，在本世紀中葉，城鎮化也將會進入平穩發展階段。未來十年全國城鎮人口年均增加1300萬-1600萬，其中，農村轉移人口10000萬-1300萬。

2.3億人的流動方向是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

這種流動是自發的、無序的，也是現實存在的。城市化的推進不是推進這些流動人口在北京、上海、廣州的城市化，而是有序的、漸進的中小城鎮化，并且最好是在他們的戶籍所在地，即就地城鎮化。如果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解決這些人的住所、戶籍、子女升學等問題，就不是推進城市化，而是加劇這種無序的流動。

中國在城鎮化的進程中，農村的衰落是必然的，但城鎮化并不是大城市化。要通過政策性的引導，使這種無序流動變為有序，自發的流動變為有目的的流動。在一些中小城市，可以解決流動人口的戶籍、住所、子女升學、社會保障等問題。

中國2.3億人的流動為什么沒有縮小城鄉差距？因為這種流動是一窩峰的北京、上海、廣州，而這些大城市的承載力已近飽和，流動人口的就地城鎮化變得困難重重。

2006年1月1日起，廢除農業稅—這一延續了2600年的“皇糧國稅”，是對農民的一種解放，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一項巨大成果，會寫進歷史。但是近10年來，讓流動人口子女就近入學的義務教育政策促進了流動人口子女的被動流動，產生了一批城市里長大的農村人，導致了今天異地高考的呼聲。我們不能否認，適合不同階段的人口戰略將是關乎一個地區的未來命運是繁榮還是衰落。人口政策應以市場公平競爭為前提，以市場的力量去調節人口流動和人口遷移。全球的人口遷移都是需要成本付出的，這種規律在中國同樣無法避免，適者生存將成為人口流動的重要市場手段。

這里有兩個城市里的農村人：（從鄉村到城市，最終會二元破繭為一，這里姑且這樣稱謂）

王靜，女，23歲，安徽宿縣人，在上海打工，在一家個體老板店里賣鮮花。他想與男朋友約會，可是店里忙，老板不想讓她休息那么長時間，她就請假。撒謊說：她老爺（外公）病了，并且病得很重，要和全家一起回老家看望老爺。老板心一軟，就讓她帶著錢去看老爺了。她也就和男朋友帶薪度假去了，老板一個人在店里苦苦支撐。過了一段時間，嘗到甜頭的王靜又向她的女老板請假，這次的理由是老爺死了，要回老家奔喪。老板二話沒說，又馬上準假了，像上次一樣，還是沒有扣工資。只是她的老板至今也不知道，她的老爺在她還沒出生時就已經去世了。

張前，男，35歲，四川人。在上海某小區做清潔工。清潔工的工資雖然不高，但撿垃圾、收垃圾的收入卻不菲。城里人有的很大方，有時礙于空間的限制，不用的、過時的、陳舊的東西統統扔掉，張前就會一一撿來，然后分門別類整理后，去廢品收購站賣掉；城里人有的很節儉，一些舊報紙、舊書等也會拿去賣，于是張前也在小區做起了買賣，低價從居民手里買回來，然后高價賣掉，賺取差價。有了這些收入，他把老婆、孩子都接到上海，并把兒子送到了附近的小學就讀。現在的義務教育使得他的兒子和城里人一樣接受免費的教育，一起在學校吃午飯，一樣的校服，一樣的書本。張前樂不可支，他要的就是兒子和城里人一樣。讓張前偷著樂的還有小區里那些又笨又愛忘事的城里人。就說他收舊報紙吧，那些老頭、老太，還有那些年輕又時髦的家庭主婦，那個笨呀，不管眼睛睜得多大，也看不懂他的秤，這就給了他發揮的空間。把秤桿與秤砣玩得團團轉，哪怕他少說一半，他們也是干瞪眼。每每想到這里，張前就特有成就感。并且張前還有一絕招，那就是沒零錢。每當他把8塊、10塊的報紙說成3塊、5塊時，還不忘加一句：阿姨，我現在沒零錢，你過2天再來拿吧，并隨手掏出一張臟兮兮的100元讓阿姨看。那阿姨只好說“好吧”。可阿姨愛忘事啊，過不了兩天，她就忘了。就算哪個叔叔阿姨過了很長時間又想起來了，也會琢磨，都這么長時間了，就那幾塊錢，算了吧。這樣的事幾乎天天發生。這城里大呀，這城里人他愛看報紙啊，你說這張前的收入能不高嗎？你說這張前能不偷著樂嗎？都快5年了吧，就一個阿姨找過他，你猜他怎么說，他說：阿姨，就那點廢報紙，我都不記得了。只是那些小區的城里人到現在也不知道他的秤有問題，他的沒零錢是故意的。

他們之所以能來到城市，是順應我國工業化進程的潮流。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曾有經典理論：一個國家可能存在城市和農村的二元經濟結構，農村通常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他們會源源不斷地向城市轉移，這個轉移過程也使得城市的勞動力資源供應無限充分。劉易斯將這種狀態叫做“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經濟”，但是，如果這些剩余勞動力已經被城鎮吸收了，這種情況就不存在了。城鄉之間就會進入一個一體化發展的時代。

劉易斯認為，在一國發展初期存在二元經濟結構，一個是以傳統生產方式生產的“維持生計”部門（以傳統農業部門為代表）；一個是以現代生產方式生產的“資本主義”部門（以工業部門和城市為代表）。農業部門人口多、增長快。由于邊際生產率遞減規律，其邊際生產率非常低甚至為零，農業部門出現大量勞動力剩余。此時，只要工業部門能夠提供稍大于維持農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資，農業部門就有大量勞動力涌入工業部門，為工業部門的擴張提供無限的勞動力供給。（“無限的勞動力供給”是指勞動力供給曲線在既定工資水平下具有無限彈性。“既定工資”就是農業部門勞動力維持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由于在既定工資水平上，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工業部門在實際工資不變的情況下將所獲得利潤轉化為再投資，將規模不斷擴大直到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吸收完，這個時候工資便出現了由水平運動到陡峭上升的轉變，經濟學上稱之為“劉易斯拐點”。

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進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此時勞動力過剩，工資取決于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勞動力短缺階段，此時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余勞動力被現代工業部門吸收完畢，工資取決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剩余變為短缺，相應的勞動力供給曲線開始向上傾斜，勞動力工資水平也開始不斷提高。經濟學把聯接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交點稱為“劉易斯轉折點”。

1972年，劉易斯又發表了題為《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劉易斯提出了兩個轉折點的論述。當二元經濟發展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為短缺，此時由于傳統農業部門的壓力，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第一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在“劉易斯第一拐點”，二元經濟發展到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的第二階段后，隨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業剩余進一步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進一步釋放，現代工業部門的迅速發展足以超過人口的增長，該部門的工資最終將會上升。當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時，也就是說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體相當時，意味著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整個經濟包括勞動力的配置就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結束二元經濟的勞動力剩余狀態，開始轉化為新古典學派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此時，第二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二拐點”開始到來。顯然，“劉易斯第一轉折點”與“劉易斯第二拐點”的內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標志性的象征意義，前者的到來為后者的實現準備了必要的前提條件，但后者的意義是決定性的。

“劉易斯拐點”的到來，預示著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即將結束，“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毋庸諱言，數目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在當前的中國經濟崛起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人口發展規律告訴我們，“人口紅利”不可能無限期延續。因此我們必須考慮與“人口紅利”相伴隨的“人口詛咒”。“人口詛咒”是指當我們過分依賴廉價勞動力的優勢時，久而久之就會失去創新的能力，而當“人口紅利”枯竭時，就會處于不可持續發展的境地。未雨綢繆，所以我們今天要產業調整，經濟轉型，更新經濟體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升經濟結構，替換支柱產業，使國民經濟體制和結構發生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有關中國經濟結構的現狀，還有一種理論，即“三元經濟結構理論”。

張朝尊、陳吉元、等人認為，隨著農村工業的發展，我國自近代開始形成的二元經濟結構已不復存在，以農村工業為主體的鄉鎮企業經濟成為了與農業經濟及城市工業經濟相并列的國民經濟中的一種獨立經濟形式，強調我國出現的并不是其他發展中國家所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而是一種特殊的“三元經濟格局”，即由農業部門、農村工業部門和城市工業部門所構成的經濟體系。

經過多年的探索，中國選擇了市場經濟作為改革開放的目標模式，為經濟起飛提供了合適的制度環境。大國正在崛起，中國正一步步走向富強。但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也面臨著諸多問題。在錯綜復雜的經濟形勢下，我國在區域、產業、行業、企業出現積極分化，為實施差別化調控手段提供了基礎。在區域上，東部地區轉型升級起步早，調整步伐快，服務業、制造業競爭力不斷增強；中西部地區也有許多地方積極培育特色優勢產業。中國經濟最大的潛力之一便是東中西部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在此背景下，國家將擴內需和穩增長的重擔或更多放在中西部地區，生產、出口、投資及勞動力將由東部向中西部轉移。

“牛肚子理論”帶動中部崛起。

20世紀80年代，張培剛教授提出了他著名的“牛肚子理論”。在這篇文章中，他是這樣開頭的：“有一次放牛時，一頭大牯牛不慎陷入泥沼，我們趕忙牽牛鼻子，拉著牛頭使勁往上拉，可是牛身卻越陷越深。正束手無策時，有人扛來幾根粗木杠，墊起牛肚子部位，大家齊心協力，很快將這頭大牯牛拉出泥潭。”

張培剛說，中國這么大，上海和沿海城市就是“牛鼻子”，廣大中部地區就是牛肚子，重慶和西部城市是牛尾巴。如果這頭牛要飛奔，中國經濟要起飛，只拉牛鼻子、只扯牛尾巴，牛肚子還墜在地上，會有用嗎？

“牛肚子理論”就是在沿海開放同時實行中部崛起，帶動西部開發，促成整個國家經濟的騰飛。此后，這個理論成為“中部崛起”的理論依據。

從中國經濟發展的輪廓，能清晰地看出“牛肚子理論”的影響——中國的中部地區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日漸緊密，逐步直接與國際市場對接，區域政策逐步轉向公平，財政、稅收、金融和貿易政策逐步合理，針對中、西部地區的投資在增加，宏觀調控開始向中部傾斜。黨的十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和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能夠揚長避短、有機結合，都得到有效發揮，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

篇8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如今已是春天。回想去年年初,世界處于經濟危機的陰霾之下,那個時候,你有什么想法?

張乾源:一句話,迎難而上。我都80歲了,這么多年經歷過多少風風雨雨?遇到的挫折和阻撓還少嗎?每到這種關鍵時刻,只有橫下一條心,往前走。事實上,2009年我們集團下屬四個企業,在金天任董事長和我共同策劃下,全部實現了贏利。在不久前舉行的董事會上,那些從香港來的董事們都很振奮,通過這次危機,他們更深刻地認識到內地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對內地的未來十分樂觀。

任惠良:許多人都擔心,但我不擔心。因為我們公司主營的服裝設計和品牌管理業務已經發展到非常成熟且有很大優勢的階段,海外市場需要依托于我們這種有良好信譽和優秀管理的供應商。我記得在2008年中的時候,受國際金融市場前危機影響,公司業務已有些下降,那時國內市場還看不出,但我已有思想準備,在生產量方面作了應對市場的適量調整,所以到去年年初,我們已經可以從容應對金融危機對市場帶來的不利影響了。記得有個美國人問我,你手下這么多工人,而現在經濟形勢這么不好,難道你不害怕?我告訴他,“我們的產品在你們美國有400多家連鎖店在天天營業,只要你們不全部關門我怕什么?!”

王雨豪:2009年這個時候,因為金融危機,心中還是比較忐忑的,但其后一年還是走得比較順利,甚至超出預期――2009年的業務估計在2008年的基礎上增長80%左右.這是一個不錯的成績。同時,這一年也給了大家許多思考的機會。

在2009年里,有沒有什么讓你難忘的事情?

張乾源:2009年初,經濟形勢的確不妙。很多租用我們高級公寓樓的外商有一部分撤回了,我們沒有氣餒,而是抓緊那一個多月的時間進行裝修,把高級公寓樓宇內部環境整修一新。到了2009年的5月,形勢開始好轉,不僅先前撤走的外商回來了,而且還迎來了一批規格等級更高的客戶。所以我的體會是,在突然遭遇困難時,不要慌亂,要潛下心來動動腦筋,做一些調查,―定要有信心和熱情,但是在處理具體問題的時候,要冷靜。

任惠良:中國的國情決定了金融風暴對整個中國經濟影響不會太大,所以我們也是平穩過渡。

王雨豪:到了我這個年齡,已經是寵辱不驚,已經學會將更多的事情遺忘。要說有什么難忘的事情?我舉個例子吧。2009年底,我們和新浪有一個并購項目,我們一個公司成為新浪的一部分。為什么這件事情難忘呢?因為互聯網的投資是我所做的投資項目中最冒險的一項,在這個冒險過程中,我看到了許多互聯網企業的生生死死。我記得在2009年初,我們的目標就是讓旗下這家互聯網企業生存下去,我沒有想到,在年底,它卻遇到了這樣一個好機會。這個冒險的過程給了我一個啟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要一點一點地把企業好好做下去。

人總是會遇到讓自己感到遺憾的事情,在2009年你有過遺憾嗎?

張乾源:我覺得沒有什么遺憾。企業發展中,最重要的是誠實、信用,以及勤儉節約、低調務實。我今年80歲了,我經常對自己的兒孫們說,人在順境中,第一個要做到的是謙虛,人在逆境中,最要緊是勇敢地克服困難,滿懷信心地往前邁進,一定會成功的;其次,要有“四心”――愛心、真心、信心、決心。對國家、人民要充滿愛心;待人,要真心;做事,要有信心;人生,要有決心。

任惠良:2009年我做了一個年收入過億項目的商業合作策劃,在最后關頭,由于另外兩個合伙人的退出,導致自己也不得不放棄了這個項目。事實上,這個項目目前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這件事情讓我感到些許遺憾,但我從中鍛煉了自己對商業市場的判斷力及驗證了一個正確的思路,這點我還是感到很欣慰。

王雨豪:做企業多多少少會遇到一些讓自己失望的事情,不過去年并沒有特別顛覆性的事情。我覺得,這和我一直以來的企業管理理念有很大關系。我認為,每一個事物都有自己的生長規律,比如你今天種了玉米,不可能指望它明天就收獲――它必須經歷陽光雨露,它有自己的生長規律,我們不能拔苗助長。事業也是一樣。

在新的一年里,你有什么安排嗎?

張乾源:我最近配合金天任醫學博士在籌劃一個浦東新的健康醫療中心,因為我們在浦西的全康醫療中心(GHC)已完全恢復了原來成績,并且有新發展,目前各項前期工作都已經結束,為了配合上海世博會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成,2010年將全面開業。

任惠良:我們公司的服裝出口和生產管理業務現在主要由我太太在打理,我已經不太在意業務量。2008年開始,我預計到整個中國的出口開始走下坡路,所以就把發展的目標放在了國內。去年,我與上海百聯中環購物廣場合作,開設了5000多平方米的品牌服裝直銷店,意在打造一個在上海大型社區周邊的品牌服裝直銷概念的連鎖店,現在這個商業模式已初步取得成功,我們今年計劃將會復制這個模式擴大開店。

王雨豪:在2009年,我一直講一個詞:“資源整合”。這是一個很老的詞,很早以前就有很多人講過。在2009年,我們的經濟有一個很大的特點,表現上看好像是國進民退,但你會發現這次不一樣,這次很成功。我得出一個結論,同樣的一件事情,你放在不同的背景下做,效果就完全不同――有時收效甚微,但有時卻是如此神速。這是一個不斷融合的時代,不管是做一個殺蚊子的機器,還是做一個網站……都需要交融,需要整合資源。所以,在新的一年里,我要不斷思考,尋找新的商業模式。

在2010年這個春天,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張乾源:企業家應該明白一個道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除了具有企業經營者這一身份以外,本質上,我還是一個建筑設計師。今年我最大的一個愿望是,把凝聚了我半個多世紀職業生涯的體會、經驗所撰寫的那本書《建筑綜合論》印上5000冊,那些學建筑、搞建筑設計的,誰要我就免費送。我已經參與了幾個教育基金,我想以自己的一點心得和經驗,給后輩學員多創造一點條件。在2010年3月中國建筑學會將召開全國建筑創作委員會的國際論壇,我被邀請宣讀我的“建筑綜合論”論文。當場我會將500頁的“建筑綜合論”一書贈送給國內外學者。

篇9

【摘要】現階段我國居民儲蓄的主體城鎮居民儲蓄持續、飛速增長。儲蓄的高增長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為經濟、金融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資金保障;另一方面不僅給整個經濟的持續發展帶來了隱患,而且在開放條件下也影響了資本市場的發展、以及加重了銀行經營成本和負擔。本文在分析完城鎮居民的消費行為后將結論應用于居民儲蓄行為的研究:前瞻型消費者的儲蓄行為是我國儲蓄快速增長的原因。在獲得中國城鎮居民儲蓄行為結論后對儲蓄的變動進行了預測并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消費;儲蓄;饋贈性儲蓄

1我國最終儲蓄率的發展

第一階段:上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我國的最終儲蓄率穩步增長,在15年的時間內上漲了10個百分點。

第二階段: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的最終儲蓄率呈現下降的趨勢,5年的時間內下降了3.6%。

第三階段:進入21世紀后,我國的最終儲蓄率又進一步抬頭。

2前瞻型居民的儲蓄行為

中國國內的居民可以分為兩類:前瞻型居民和短視型居民。本文主要討論前瞻型居民的儲蓄行為。居民前瞻性儲蓄大致可以分為三類:預防性儲蓄、饋贈性儲蓄和生命周期儲蓄。各種類型的儲蓄動機是不同的。因此與當期收入的關系也不相同。

2.1前瞻性儲蓄中的預防性儲蓄:預防性儲蓄是用來預防未來的不確定性。導致預防性儲蓄產生的因素分為兩類,第一類:不確定性因素。在不確定因素下(比如,收入的不確定性)居民會直接增加儲蓄,從而防止消費的劇烈波動所造成的效用下降。這種影響是直接的,居民受這種不確定性的影響直接調整儲蓄。而在我國收入的不確定性不影響前瞻型居民的消費即不會引起預防性儲蓄的產生。

第二類:保障性因素。在低保型因素下(比如,不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或者低收入的保障)前瞻型居民的消費會變得非常有耐心,會盡量的節省,從而減少當期的消費增加預防性儲蓄。這種影響是間接的,保障因素通過影響居民的耐心,進而影響居民的儲蓄。第二類因素其實質是一種與不確定性因素相對的變量。這類因素可以提高抗風險的能力。具體來講:當期收入的總量(規模),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如:養老保險制度,失業保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等)。制度因素暫不討論,當期收入規模對預防性儲蓄的影響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當期收入的規模越大,其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進行預防性儲蓄的動機就越弱,邊際儲蓄傾向就越小。因為收入波動對消費的影響小,會被收入的規模所抵消,不會存在消費的波動,從而就不需要大量的預防性儲蓄來防止消費的波動。另一方面,當期收入的規模越小,其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弱,進行預防性儲蓄的動機就越強,邊際儲蓄傾向就越大。因為收入波動對消費的影響大,而收入的的規模不能抵消這種影響,為了防止消費的波動,實現效用最大化,居民變得非常有耐心,從而減少當期消費,增加預防性儲蓄來防止消費的波動。因此當期收入規模與預防性儲蓄成反比。

2.2前瞻性儲蓄中的饋贈性儲蓄:饋贈性儲蓄是贈送給他人(特別是子孫后代)的儲蓄。決定饋贈性儲蓄的因素包括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主觀因素主要是居民的心理因素,包括個人對饋贈性儲蓄的偏好,這暫不討論。決定儲蓄的客觀因素有兩個,收入的規模和收入分布。

收入規模和收入分布對饋贈性儲蓄的影響:收入規模和饋贈性儲蓄成正比,收入規模的增長會導致消費的增長,進而導致消費的邊際效用的減少,因此收入規模的遞增會導致消費邊際效用的遞減;饋贈性儲蓄也會增加總的效用,并且隨著收入規模的增加,饋贈性儲蓄的邊際效用會增加。當消費的邊際效用低于饋贈性儲蓄的邊際效用時就會產生饋贈性儲蓄。因此收入規模的增加會降低消費的邊際效用,提高饋贈性儲蓄的邊際效用,從而產生饋贈性儲蓄。收入分布對饋贈性儲蓄的關系。在收入規模不變的情況下,收入的變動會影響饋贈性儲蓄的變動。衡量收入分布的主要標準為基尼系數。收入的基尼系數越大,說明小部分的人占有了大量的當期收入,表現了社會的不公平程度。收入的分布越不平均,基尼系數就越大,小部分居名的收入規模比較龐大,因此會產生大量的饋贈性儲蓄。因此基尼系數與饋贈性儲蓄成正比。

2.3前瞻性儲蓄中的生命周期儲蓄:莫迪格利安尼、布倫博格假設消費者面對現在和今后一生總消費的效用函數。試圖將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費和儲蓄之間分配,從而達到效用最大化。消費者在決策過程中不僅會考慮當期收入,而且會考慮今后一生的收入。但是行為人卻是一個短視的行為人。因為現實生活中收入是變動的,在適用性預期的框架下,前期的收入是預測未來收入的主要指標。因此消費會受到持久性收入的影響。而持久性收入又是當期收入和前期收入所決定。消費最終還是受當期收入的影響。但是無論消費是否受當期收入的影響,儲蓄總是與當期收入相關。只有當消費受當期收入影響時,收入的變動會部分的轉為儲蓄,儲蓄的增長就比較緩慢;當小費不受當期收入的影響時,收入的變動完全轉化為儲蓄,儲蓄的增長就比較快。

3對我國近段最終儲蓄率發展的解釋

第一階段:前瞻型居民在解決了溫飽問題以后,收入規模的逐漸增強導致了預防性儲蓄傾向增強、預防性儲蓄快速增長。而且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消費的增長速度,因此最終儲蓄率在這一段時間內穩步增長

第二階段:前瞻型居民的收入和預防性儲蓄總量都達到了一定的規模,與此同時,饋贈性儲蓄的邊際儲蓄傾向還不是很強,因此城鎮中前瞻型居民的總儲蓄傾向減弱。導致了最終儲蓄率的下降。

第三階段:由于饋贈性儲蓄的邊際儲蓄傾向變大所導致的,饋贈性儲蓄傾向的變大是由于城鎮中前瞻型居民的收入規模進一步擴大、城鎮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進一步加大而導致的。

4改進城鎮居民儲蓄行為的政策建議

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是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的主要保障。我國作為最具有發展前景的國家,其國內生產總值在今后的一段時間內將保持穩定、持續增長的趨勢,因此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會相應的的持續穩定增長。另外,從現階段來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率平均在11%左右,上下浮動沒有超過2%,特別在最后兩年基本保持在11%的水平上,因此從現階段的收入數據和我國的基本經濟形勢兩個方面來看,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會持續穩定增長,從而儲蓄也會快速增長。中國儲蓄的穩定增長對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居民儲蓄的穩定增長是中國經濟保持高增長的資本來源。另一方面,中國儲蓄的高速增長也給中國經濟的短期增長帶來了一定的不安因素。消費作為國內生產總值的重要部分,是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支柱。然而消費偏低不僅會導致內需不足,而且會突顯投資在經濟中地位,進而增加經濟的大幅波動。

4.1運用稅收政策。一方面通過個人所得稅、遺產和饋贈稅能夠直接縮小貧富差距;另一方面,政府也能為此而籌集足夠的資金,有利于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實施。

篇10

論文摘要：在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下，中國的很多生產型外貿企業利潤驟減甚至紛紛倒閉。那么，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到底呈現出什么樣的特點，在這樣的特點下生產型外貿企業面臨什么樣的問題，面對問題生產型外貿企業到底應該如何應對？本文從上述三個方面給出了生產型外貿企業的對策。

據海關統計，今年上半年，我國對外貿易呈現出口下降、進口上升，順差減少的局面，正沿著此前扭轉順差過大的調控目標發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出口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也呈現出減速過快的跡象，對于國民經濟產生一定的影響，雖然上半年國家統計局公布GDP同比還是增長了10.4%。從5、6月份看，出口呈快速下降趨勢。6月份，我國貿易順差達213.5億美元，同比下降了20.6%，凈減少55.4億美元。從海關統計數據看，今年上半年，傳統大宗商品出口增長明顯放緩。其中，服裝及衣著附件出口同比回落18.3%，鞋類出口同比回落4.7%。受出口大幅下降的影響，國內很多生產型外貿企業面臨諸多問題，甚至倒閉也常有發生。《第一財經日報》采訪得知，受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宏觀調控緊縮、用工成本上漲、招工難等諸多因素影響，晉江——這個年產10億雙運動鞋，市場份額占全國40％、全球20％的中國最大鞋業基地，2007年陸續倒閉了數百家出口型中小鞋企，而今年的日子更為艱難。那么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到底是什么樣的？生產性外貿企業面臨什么樣的問題？有什么樣的對策來應對？

一、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特點

1.能源資源價格猛漲

今年以來，國際油價屢創新高，由年初的突破100美元大關節節攀升至目前的140美元，而且還有不斷上升的趨勢。隨油價突破每桶100美元已成為現實，高盛認為在有“突發事件”時，油價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上漲至每桶200美元。隨著全世界對石油需求的不斷上升，而石油供給卻有可能在未來有減少的趨勢，油價上漲已經變成一個大家公認的事實。

除了油價外，今年鐵礦石價格比去年大漲了65%，鐵礦石大漲了刺激銅價突破8000美元高位，并刺激銅礦股大漲。受鐵礦石大漲65%影響，倫敦期貨交易市場金屬價格全面上漲。尤其是倫銅一舉突破8000美元/噸大關。

2.貨幣政策繼續緊縮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07年12月3日至5日在北京舉行。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貨幣政策如今將由“穩健”直接改為“從緊”，從緊的貨幣政策由此“全新登場”，并將在明年的宏觀調控中發揮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銀行貸款增速過快以及銀行流動性偏多是目前我國經濟比較突出的兩大問題。為抑制流動性過剩和緩解貸款增速過快，央行除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之外，還三次運用加息、減征利息稅等手段，連續出臺多項政策，打出宏觀調控組合拳。

3.CPI高企和工資上升

從2008年年初開始，受雪災影響，CPI已經成為一個熱點的名詞。2008年前4個月都保持8%以上的上漲，5月份同比上升7.7%，6月份同比上升7.1%。CPI不斷上升引發了普通民眾對通貨膨脹的擔心。引領CPI上漲的諸因素中，食品類上漲仍是主因。

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11日在此間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調查結果顯示，不同地區、規模、經濟類型以及不同行業企業的物料采購價格和人工成本普遍上升。認為人工成本“上升”的企業家占調查總量的85.6%，比認為“下降”的多85個百分點。

4.人民幣升值

統計顯示，進入2008年以來，人民幣升值步伐明顯加快，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幅度已經超過4%。而按照2005年7月匯改時8.11的匯率計算，累計升值已超過15%。2006年5月15日，人民幣兌美元首度升值“破8”，而這之后用了近一年半時間，也就是在2007年10月24日，首次漲到7.5元。而這次人民幣再升值0.5元，卻僅用了不到6個月時間。

二、生產型外貿企業面臨的問題

本文中生產型外貿企業定義為本身有自己的生產基地的外貿企業，出口的產品都是由自己生產的。面對上述宏觀經濟的特點，生產型外貿企業將面臨什么樣的問題？

1.由于原材料漲價，生產成本上升

近幾年以來,國際石油價格一路飆升,不斷創出新高。高漲的油價經過一段時間的傳導后,現已逐步反映出來,成本的逐步提高正蠶食著企業利潤。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2004年10月,全國142個城市378家企業的24種主要生產資料產品出廠價格平均比9月下旬上漲3.5%,漲幅增加3.2個百分點。在油、煤、有色金屬等24種主要生產資料中,15種產品出廠價格呈上升態勢。石油價格上漲帶動了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從而引發了交通運輸、冶金、石化、輕工、漁業、農業等各相關產業大范圍的企業成本增加。油價的上漲也拉動了石油中下游相關產品價格的上漲。塑料、化纖等制品以基本石化產品為原料,由于原料成本占生產成本比重大,對原油價格變化較為敏感。

2.貨幣政策進所導致企業特別是中小型生產外貿企業融資困難

在國內，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一個由來已久的“老大難”問題。而在2008年，由于央行執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各家銀行紛紛收緊信貸規模，銀行信貸緊縮，致使本來就存在貸款難、擔保難的中小企業融資更加困難。今年浙江省工行、農行、中行、建行新增貸款由2007年的1487.27億元縮減為1093.69億元，減少了四分之一。

據《小康·財智》記者調查，受信貸規模緊縮影響，很多銀行傾向于支持安全系數較高的大企業，致使中小企業“融資焦渴”癥狀更加嚴重。中國人民銀行南京分行針對100戶小企業進行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2008年1-3月份，南京市反映資金“緊張”的小企業達35%；部分自有資金比例偏低的企業稱，如果得不到增量資金的支持，或者貸款被壓縮，生產經營將陷入困境。

3.CPI高企導致生活成本上升，用工成本上升

由于CPI的上漲，特別是結構性上漲，主要是食品，特別是肉、禽、蛋和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一些物品的上漲，就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一定的壓力，導致人們的生活成本上升。生活成本上升必然要求工資上升，最終會引起企業用工成本上升。同時，因為近幾年我們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比較快，企業預計到未來的效益會比較好，再加上國家機關的制度改革，導致整個全社會工資增長的水平應該這兩年有加快的趨勢，已經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勞動合同法》實施后，企業用工成本普遍上漲了5%-10%，其中勞動密集型企業尤甚。

4.人民幣升值導致生產型外貿企業不堪重負

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對外貿企業的影響比較大（因為外貿多數是以美元計算的，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以后），出口企業的利潤因為美元貶值而減少。雖然貨幣升值實際上并不影響進出口商品本身價值,只是改變了商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相對價格,削弱了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人民幣升值3%相當于出口產品成本提高了3%,出口競爭力降低了3%。一國貨幣升值后,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上升,經濟學中存在替代效應,外國消費者在同樣價格下購買進口商品的需求下降,從而使企業出口受到制約。進口規模得以擴大。

三、生產型外貿企業的對策分析

面對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特點，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生產型外貿企業面臨很多問題，如何解決上述問題？本文認為應該從三個層次，即國家、行業和企業本身來解決生產型外貿企業面臨的問題。

1.國家層面

對于國家來說，面對外貿企業的嚴峻形勢，可以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個方面加大對外貿企業的扶持力度。

1）財政政策方面

為了應對今年下半年嚴峻的出口形勢，我國可以通過提高出口退稅率政策保持出口增長。宏觀經濟理論對經濟增長真正有貢獻的不是總出口，而是貿易順差。今年上半年，進出口貿易順差又達226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48億美元，增長26.6%。這種外匯供大于求的狀況，使人民幣不但沒有貶值的可能，反而有升值的壓力。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認為，出口退稅提高8個百分點，對出口的刺激作用相當于人民幣貶值16%。林毅夫認為，要刺激對美、歐、非和其他沒有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的出口，可供選擇的途徑很多，提高出口退稅率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個辦法。如果出口退稅進一步增加，對出口的刺激也會相應增加。目前我國的出口退稅率和增值稅法定稅率基本吻合，但我國平均退稅率已調整到12%左右，大大低于17%的平均征稅率，這樣不利于我國出口商品以不含稅價格公平地參與國際競爭。根據有關機構計算，出口退稅率下降幅度與出口成本上升幅度大致相等，出口退稅率每下調1個百分點，就相當于一般貿易出口成本增加約1個百分點，出口退稅率與一般貿易出口成本呈負相關效應。

2）貨幣政策方面

貨幣政策方面，除直接增加低息外貿貸款，扶植生產型外貿企業出口以外。主要是要解決長期困擾中小型外貿企業的融資難的問題。大銀行雖在中小企業信貸領域推出了不少服務品牌，受政策影響較前更關注中小企業客戶；但在具體執行層面，中小企業希望從大銀行得到貸款并非易事。一方面，無論從長期“壘大戶”形成的業務慣性看，還是從目前信貸額度有限的情況下如何把“好鋼用在刀刃上”看，大銀行都更樂意選擇大企業作為放貸對象；另一方面，盡管政策提倡，融資環境日益改善，但中小企業風險較高，貸款額度小導致的規模不經濟情況，短期內很難有太大變化，所以從成本收益分析，排除掉政策性原因，大銀行往往不關注中小企業貸款業務。造成對中小型企業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不僅需要靠市場競爭導致小銀行分化被迫進入這一領域，還需要擁有網絡、資金等方面優勢的五大國有商業銀行發揮作用。在國家層面上，應該鼓勵“大銀行”要從過去緊盯大企業、大集團，開始調整信貸結構，轉向小企業。與那些大銀行相比，國家更應該鼓勵眾多小銀行貸款政策向中小企業的傾斜，則更具實質性意義。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人民銀行和銀監會應該出臺具體的中小企業貸款政策，在貸款額度、執行過程中的存貸比例等方面給與適當的優惠。同時，應該大力發展民營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加快中小企業服務體系建設，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完善的中小企業服務組織體系，積極推動中小型企業信用體系建設，充分發揮中小型企業擔保機構的作用，也有助于克服信息不對稱因素，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信息支持。

2.行業層面

人民幣升值、人工成本上升以及《勞動合同法》的實施成本等原因造成工廠成本上升，但成本上升并不一定就導致工廠倒閉。耐克鞋的成本也在上升，為什么就沒有倒閉？如果這些都不足以解釋生產型外貿企業倒閉，那生產型外貿企業倒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很簡單，就是這些鞋廠沒有定價權，在人民幣升值和人工成本上升，以及《勞動合同法》實施后，鞋廠不能提高產品價格，因為這樣的企業根本沒有任何實力談定價權,定價權幾乎完全掌握在外國人手里,產品成本的增加無法得到轉嫁，而成本一旦成本超過價格，倒閉就在所難免。

以東莞制鞋業為例，不能提高價格，是由制鞋業的內在屬性決定的。制鞋業屬于完全競爭的市場，在這樣的市場上，沒有任何一家企業有定價權，鞋的市場價格是全世界所有鞋廠和消費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就像糧食的價格由所有生產者和消費者決定一樣。在這個意義上，制鞋和種糧食沒有區別。所有的鞋廠只能接受這個市場價格，而無力改變這個價格。雖然東莞號稱“世界鞋都”，產量占全世界的十分之一，但這是就總量而言，就單個鞋廠來說，沒有任何一家鞋廠的規模大到能影響價格的程度，就如世界最大的農場都不足以影響世界糧食價格一樣。核心的問題在于，東莞的鞋不是耐克，不是阿迪達斯，而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鞋，每個國家如果愿意都能生產。東莞能生產，越南、以色列、墨西哥等也都可以。在人民幣沒有升值的時候，在人工成本還比較低的時候，東莞的鞋比其他國家的鞋有優勢，也就是價格一些便宜。

在中國，不僅是大型的外貿公司，還是小型的制鞋廠，在成本壓力不斷上升的今天，都缺失定價權。為什么缺失定價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單個公司的力量太薄弱，所占的市場份額較少，產品技術含量較低，同質化現象較嚴重，當一家企業提高價格后，外商完全可以選擇其他的企業作為他的供貨商。如何解決上述問題？如果從行業層面，則需要行業出面，整合行業內生產型外貿企業的力量，集體和外商進行價格談判。只要提出的價格仍然低于中國市場以外的廠商的價格，中國制造還是具有充分的吸引力的。

3.企業層面

1）面對能源上漲，降低能耗成為首要選擇

面對能源資源價格不斷上漲，對于普通的生產型外貿企業來說，降低能耗是緩解能源資源約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經濟競爭力的必然選擇。建立節能降耗的長效機制，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生產型外貿企業要大力進行科技含量高、能耗低、附加值高的高新技術產品的研發，建立與資源節約型社會相適應的產業體系，通過本身企業結構調整逐步降低企業發展對能源的依賴程度。

2）面對融資困難，拓寬融資渠道

作為生產型外貿企業不能只盯著銀行，應該著眼于構建有效的、多層次的融資系統，從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兩方面同時著手。貸款難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是信息不對稱。我國眾多的中小企業屬于非國有企業，并且很多中小企業存在管理不規范、賬物混亂等現象，致使貸款的管理成本高、風險大，從而使中小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信用相對低下，這些都導致了所謂的所有制歧視現象。因此從自身來講，中小型企業要加強自身的管理，特別是財務管理和長遠規劃，爭取盡可能的融資機會。同時，在拓展間接融資渠道的同時，要充分重視直接融資渠道的拓展，這是當前解決中小型企業融資瓶頸的根本出路。企業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需要不同的融資方式，比如，權益性融資比較適合企業初創和成長時期，對進入穩定期的企業更適合債務型的融資。

3）面對人民幣升值和用工成本上升

（1）塑造大品牌，提高產品科技含量

我國是一個制造大國,若某種產品暢銷,一夜之間就會有眾多名目繁多的同質化產品出現,出口企業更是如此, 我國的很多企業都處在求生存的階段,缺乏品牌長遠規劃,出口產品大多以低價取勝。生產型外貿企業要加大技改投入,加快產品升級換代,努力提高產品質量和附加值,減少價低利薄的低檔次產品出口,擴大質量效益和有自有品牌的產品出口,提高出口產品的綜合競爭力,走差異化、品牌化之路。人民幣升值有可能迫使一些企業進行產品的升級換代,從質量上和品牌上提升出口競爭力。目前,很多產品特別是輕工業出口產品中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產品仍然較少,企業應該逐步進行產品結構調整和資源整合,大力開拓國際市場,實施出口的多元化戰略,實現由產品輸出到資本輸出、品牌輸出,調整產品結構,提高產品質量和檔次。加大出口商品結構調整力度。抓住人民幣升值,進口成本降低的有利機遇,積極進口先進設備和技術、關鍵零部件,促進出口產業結構轉型和技術升級,轉變外貿增長方式。

（2）從外向走向“內需”

在中國經濟由外向內的轉型進程中，人民幣升值只是其中一個環節。據悉，從2007年開始，國家不斷從宏觀方面出臺環保、利用外資、調整進口結構等多項政策促進我國經濟由外向型向內需型轉變。而新勞動合同、兩稅合并、加工貿易禁止類目錄以及對相關產業降低出口退稅等政策都使外向型企業逐漸將目光鎖定國內市場。隨著生產型外貿企業利潤微薄，企業本身必須調整相應的戰略部署。人民幣不斷升值的影響迫使企業加速調整節奏。中國本身就是一個需求旺盛的巨大市場，企業進行國內貿易時，容易避免匯率波動的影響。對生產型外貿企業來說，人民幣升值不是個好消息，但客觀上也逼迫這些“中國制造”們開始考慮向“中國品牌”靠攏。

（3）對外結算工具改用其他貨幣

面對美元持續貶值,OPEC成員國的做法值得借鑒。由于石油交易是以美元來計價美元不斷貶值，直接影響著OPEC成員國以及俄羅斯、安哥拉等石油輸出國的石油美元收入，而其他產品進出易以非美元貨幣來結算，使得石油輸出國承受因美元貶值而帶來的出口收入減少、進口成本增加的損失。為此，在2007年11月OPEC組織利雅得會議上，伊朗和委內瑞拉提議用一籃子貨幣取代美元，作為該組織各成員國石油交易貨幣的計劃。伊朗目前已經完全停止使用美元，改用非美元貨幣進行石油交易結算。生產型外貿企業在進行對外貿易時，由于美元貶值的影響，建議不用美元議價和結算，為避匯率損失，應該采取非美元結算方式（歐元）或人民幣議價和結算。即便以美元議價，有效期也應由過去的1-2個月縮短為現在的一星期，甚至生產型外貿企業在簽三個月以內的訂單時，可以把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確定為某一個固定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