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院考察報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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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正是在這個令人神往的地方，人們發現了一個燒制歷史長達千年的古代瓷窯——會理窯。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來自四川文物考古部門、大專院校的兩代專家學者唐昌樸、魏達議、羅明遙、吳時敏、黃承宗五位先生，曾分別多次到今西昌地區進行考古調查，發現在西昌有唐宋陶瓷窯址遺存，會理有宋、元、明、清陶瓷窯址遺存，冕寧有元、明、清的陶瓷窯址遺存，在上述遺存地層中發現了數量比較多的“土青花“瓷碗。近年來攀枝花大學講師何霞女士亦多次去會理調查或考察，并在古窯址試掘。

上述專家、學者和專業人士事后都分別在文博書刊上發表了論文。筆者研讀了他們的論文，發現其有三個共同的觀點：

1.會理古窯址始燒于宋代，最遲在元代就開始燒制青花瓷器。

2.會理元明青花瓷器無論是原材料的采用、工藝技術特點，還是產品最終的形態，都與云南體系（玉溪窯、建水窯等）的元明青花瓷器具有突出的共性，可視為一個窯系。

3.會理青花瓷器的工藝技術來源于邛窯的釉下彩，是邛窯工匠被擄南遷的直接結果。

例如：

西南師范學院歷史系教授唐昌樸先生在1982年6月對會理瓷窯（鹿廠窯）遺址進行考察后認為：“……其窯的建造時代是在宋末元初。”

四川文博考古界老專家魏達議、羅明遙、吳時敏在考察后撰寫的《論會理元代青花瓷窯》一文中論述道：

“我國陶瓷發展史釉下三彩的運用，1983年在四川成都青羊宮隋、唐窯址內已有發現，唐代長沙窯和四川邛崍縣的十方堂窯以及其他邛窯系都已廣泛運用，這種釉下三彩的技術已為大家所公認是青花釉下彩瓷的技術基礎。宋代尤其是南宋，成都琉璃廠窯就發展為劃花填彩和繪三彩的所謂‘宋三彩’的釉上彩技術。因而釉下彩技術，可能由成都地區南傳到會理為鹿廠窯所繼承發展為釉下青花。如若此推論可靠，則鹿廠窯宋、元青花就是運用當地原料并繼承發展成都青羊宮窯隋、唐釉下三彩技術而創燒出來的新產品。”

“湖田窯不是青花瓷的創燒者，而玉溪窯又晚于（會理）鹿廠窯，故鹿廠窯在青花瓷的創燒史上應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位先生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在其考察報告中指出：“1973年云南祿豐元代晚期火葬墓出土的一件青釉青花玉壺春瓶，是玉溪窯的產品，其所繪魚藻紋圖案的繪法粗放自由，與鹿廠窯元代灰白釉下青花的繪法完全相同，因此他們之間可能有繼承關系。”

無獨有偶，最近筆者在收集、整理有關四川古代陶瓷研究論文的過程中，有幸讀到攀枝花大學講師何霞女士的論文《四川會理古陶瓷窯口歸屬的分析》一文，何女士曾多次去會理地區實地考察，她認為會理鐵廠的抱母雞坡古瓷窯的年代應比鹿廠古瓷窯更早。在那里，她發現了“原始青花的陶瓷殘片”……其色澤與玉溪窯青花中使用“珠明料”的瓷器相似。

何女士在論文中引用了故宮博物院資深研究員、著名陶瓷老專家耿寶昌先生的話：“云南的青花瓷在著色上色彩比較暗，灰，釉色泛黃，花紋多呈現青黑色。”她認為：“會理原始青花就具以上特點且顏色更深，應早于玉溪窯青花。”

她解釋道：會理窯青花碗內底的支釘痕跡，是運用耐火材料做成的蠶豆大小的顆粒狀支釘墊燒形成的，“與玉溪窯青花的燒制方法完全一樣”。

她感慨地說：”通過對上述窯址的考古發掘和調查，人們直接感受到了邛窯工藝對上述地區的影響。”

會理元明青花瓷器的胎體呈淺灰色，胎質較細膩；釉面呈豆青色或灰白色或黃土色；普遍開“小塊冰裂紋”，青花發色呈“灰藍色”、“灰黑色”、“青藍色”、“青黑色”等，深黑為早期產品，淡藍者為晚期產品。繪畫手法分涂劃和雕皮印刷兩種：涂劃線條粗放隨意瀟灑，雕皮印刷則圖案整齊劃一。雕皮印刷為主要的裝飾手法。圖案多為樹葉或朵花，或無花卉，只有青花的圈記。厚沿外卷，弧腹或折腹，厚底，無匣缽，只有少量墊餅，用于燒制大件器物，盤、缽、碟皆為澀圈疊燒。所用青花顏料則是當地土產青料。裝燒方法多為澀圈重疊和支釘墊燒，故多數瓷碗內底有一圈無釉澀圈或五至六個支釘痕跡。

多年來，按照專家的指引，筆者出于學習、研究的需要，也陸續收藏了一些會理的青花瓷器，在此發圖與方家交流、探討。

朵花紋碗（圖1-1），元代，支釘墊燒，土黃色釉，青花色深，發黑，簡筆彎鉤狀花瓣。這只碗的花瓣畫法與南海出水元代青花碗（圖1-2，圖1-3）雷同。

青花蓋罐（圖2-1），豆青釉，有細冰裂紋片，灰藍色青花，彩繪“福”字、“春”字。這只青花蓋罐帶八思巴文草書“福”字的寫法，與傳統漢字草書“福”字的寫法絕然不同；變形花草形的“春”字，與邛窯酒罐上的“春”（圖2-2）字一脈相傳。

青花團花紋罐（圖3），灰白釉，有微細冰裂紋片，青花呈色灰藍，雕皮印刷朵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