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成本論文范文
時間：2023-03-30 0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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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人力資本；交易成本；遷移成本；區域經濟差異
中圖分類號：F06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6)01―0081―06
一、引 言
篇2
國際貿易理論是開放條件下的微觀經濟學，它的基本主題之一是對國際貿易動因的探索和研究。對貿易學說史的考察表明，比較優勢反映了不同國家同種產品的機會成本（或相對成本）差異，是國與國之間產生分工和貿易現象的基本動因。那么，一個自然的追問是，形成比較優勢的機會成本包括哪種或哪些成本呢？迄今為止，大部分國際貿易模型從生產成本角度解釋國際貿易的基礎（海聞等，2003）。[1]概括而言，古典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主要表達了基于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它們分別從勞動生產率（技術）、要素稟賦、生產規模等視角找到了形成相對生產成本差異的根源，進而都可表達為“相對生產成本不等式”。然而，隨著“制度與貿易”（North，1990；[2]Greif，1992；[3]Belloc，2006；[4]Nunn，2007；[5]）、“生態環境與貿易”（Siebert，1974；[6]俞海山，2004；[7]）、“可持續發展與貿易”（趙曉晨，1999；[8]傅鈞文，2010[9]）等學術主題的日益興起，比較優勢的成本基礎逐步出現多元化和廣義化的趨勢，僅僅基于相對生產成本差異來分析比較優勢已暴露出諸多不足之處，進而難以通過國際貿易有效配置世界范圍內的能源和資源、無力協調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從經濟學角度而言，“追求效率的最重要原則就是計算所有的成本”（戴利，2006），
毫無疑問，上述文獻為本文寫作奠定了重要基礎，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拓展了比較優勢的成本觀，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但由于已有研究對形成一國比較優勢的要素基礎認識不全面，導致其對塑造比較優勢的成本外延的界定仍欠系統，同時將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納入比較優勢形成過程的努力也極為鮮見。本文試圖對李嘉圖模型、H-O模型和規模經濟模型進行集成，并將其表達為“相對生產成本不等式”。在此基礎上充分吸收分工和貿易理論的若干新進展，力圖表明當代比較優勢的成本基礎正在逐步由生產成本拓展為“全成本”，一國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應通盤考慮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從而謀求貿易增長、技術進步、制度創新、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有機統一。在這個意義上，本文的分析不僅從理論上拓展了比較優勢的成本觀，而且對于實現一國對外貿易的穩定、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
二、從李嘉圖模型到規模經濟模型：相對生產成本不等式
從古典貿易理論中的李嘉圖模型到新貿易理論中的規模經濟模型可最終歸結為基于相對生產成本差異的比較優勢，不同階段的貿易理論只是在尋求產生這種生產成本差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基于這一考慮，本文通過對李嘉圖模型、赫克歇爾—俄林（H-O）模型和規模經濟模型進行集成，以涵蓋從古典貿易理論到新貿易理論的主要學術思想，從而確立本文的分析基準（Benchmark）。
這一集成模型的基本假設融合了從李嘉圖模型到規模經濟模型的假設前提，具體包括：（1）兩個國家、兩種可貿易產品和兩種要素。①兩個國家分別為A、B，兩種產品分別為X、Y，兩種要素分別為L（勞動力）、K（資本）；（2）給定生產要素供給，生產要素可在國內不同部門之間流動但不能跨國流動；（3）A國和B國在生產技術（要素生產率）、要素稟賦、規模經濟等一個或多個方面存在一定差異；（4）國家之間進行自由貿易，且不存在交易成本；（5）不考慮基于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
在這些假設前提下，A國和B國能找到各自基于相對生產成本差異的比較優勢嗎？一旦綜合考慮生產技術（要素生產率）、要素稟賦、規模經濟等多個因素，就需要分別分析三者的變動對于生產成本變動的影響。若將一個國家生產某種產品與另外一個國家生產該產品進行對比分析，可能在某種因素上有導致生產成本取得優勢的作用，而在其他因素上則可能存在導致生產成本處于劣勢的作用。比如，A國在X產品的生產技術上比B國更先進，但同時，A國缺乏生產X產品的生產要素，或者生產X產品不能產生規模經濟效應，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那么，A國生產X產品與B國相比究竟是處于比較優勢地位還是比較劣勢地位則難以判斷。楊小凱、張永生（2001）[17]甚至提出了“不可能定理”，即“一般均衡是技術、稟賦、嗜好、交易效率等多個參數經由價格、數量之間無數反饋圈形成，根本找不出普適的規律”。倘若要對李嘉圖模型、H-O模型和規模經濟模型進行集成與綜合，理論上的突破點在于確認是否存在一種可能性：兩國之間生產技術、要素稟賦、規模經濟等因素引起要素投入向量a（X）、a（Y）、b（X）、b（Y）和（或）要素價格向量P（A）、P（B）發生變化后，經過綜合反饋，基于生產成本的優勢和劣勢剛剛抵消，從而使得兩國關于兩種產品生產成本的“相對比較”完全找不出差異，即，進而無法找到兩國各自的比較優勢。從貿易現實來看，這只是一種小概率事件。更常見的情況是，經過生產技術、要素稟賦、規模經濟等多個因素之間的綜合作用，兩個國家關于兩種產品的相對生產成本或多或少會存在一定差異，即，這正是基于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理論所表達的核心思想 。在李嘉圖模型中，特殊之處在于假設只有勞動力一種要素投入，并認為不同國家在技術（勞動生產率）上的相對差異是形成上述不等式的根本原因。在H-O模型和規模經濟模型中，分別將分析視野由一種要素拓展為多種要素，由完全競爭市場、規模報酬不變拓展為不完全競爭市場、規模報酬遞增，進而分別從要素稟賦和生產規模的角度找到了上述不等式成立的證據，但并沒有影響上述“相對生產成本不等式”作為評判比較優勢的“基準”。
三、比較優勢的成本基礎之拓展分析：“全成本觀”的提出與論證
（一）基本假設
按照拉卡托斯（Lakatos，2005）[18]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筆者認為，若從成本視角審視比較優勢理論，它的“內核”在于“比較”，其“外圍保護帶”主要體現為對稀缺要素及其成本基礎的界定。因此可將本文基本假設總結如下：
第一，兩個國家和兩種可貿易產品。兩個國家分別為A、B，兩種產品分別為X、Y。
第二，國際貿易的相關當事人是“社會人”，國際貿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交易成本。也就是說，人是利己與利他的混合體，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語），現實中的人是“社會人”而非“經濟人”（伍世安，2010；[19]胡石清、烏家培，2011[20]）。從利己的角度看，為了“利己”，一些人甚至不惜以“損人”為手段，即存在著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從利他的角度看，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們在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同時，也會兼顧社會利益、生態利益、可持續發展等涉及“集體理性”和“長期理性”的事情。
第三，A、B兩國的對外貿易均會產生環境成本，并根據環境成本內在化程度將其納入廠商的生產決策中。也就是說，就經濟貿易活動作用的空間范圍來看，大自然的諸多功能均具有經濟價值，但經濟學卻將我們生存的真實世界外在化了（鈴木，2008），[21]因此本文在經濟—環境大系統中分析國際貿易的成本和比較優勢。
第四，A、B兩國的對外貿易均會產生代際成本，并根據代際成本內在化程度將其納入廠商的生產決策中。也就是說，就經濟貿易活動作用的時間范圍來看，可持續發展作為處理人類代際關系的準則，是比經濟人假定層次更高的規范（章錚，1998），[22]本文采取“可持續發展”假設，在動態的經濟—環境大系統中考察國際貿易的成本和比較優勢。
（二）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模型：簡化分析
隨著時代的變遷和貿易現實的發展，國際貿易中的成本或代價日益多元化，進而需要豐富比較優勢理論中的相對成本外延，拓展其“外圍保護帶”，通盤考慮各種重要因素，構建系統和全局的成本觀，為尋求科學合理的國際貿易成本補償機制奠定基礎。
為簡單起見，本文在對上述四類成本（即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進行加總時，先采取簡單求和方式說明相關機理并拓展比較優勢的“外圍保護帶”，然后再將其一般化。雖然這種處理難免存在一定誤差，但是考慮到目前尚未發現更好的表達“全成本”的函數關系式，當前可以肯定“全成本”與其各個子成本之間是正相關關系，簡單加總方式可以很明白地體現這一特點，故選用之。不過后續分析表明，這一簡化處理并不影響模型結論的一般性。
在t期，i國一單位j產品的全成本表達式可簡化為：
根據比較優勢理論，若貿易模式為“A國生產X產品并出口至B國，從B國進口Y產品；B國生產Y產品并出口至A國，從A國進口X產品”，則有：
（2）式左邊為A國X產品對Y產品的相對全成本，右邊為B國X產品對Y產品的相對全成本，根據公式（1），可將（2）式轉化為：
可分如下三種情況對此加以探討。
情況一：如果
（3）式成立，此時A國在X產品上存在基于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的比較優勢，B國在Y產品上存在基于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的比較優勢，兩國依然維持基于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下的分工和貿易模式。
情況二：如果
（3）式不再成立，此時A國、B國均不存在基于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的比較優勢。
情況三：如果
（3）式不再成立，此時兩國比較優勢狀況發生了“逆轉”，A國在Y產品上取得基于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的比較優勢，B國在X產品上取得基于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的比較優勢，此時兩國的分工和貿易模式也會隨之發生“逆轉”。③
上述分析表明，包括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代際成本等在內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國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的比較優勢的基礎。并且，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可增強、削弱、抵消甚至“逆轉”一國基于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狀況。一國要在某種產品上獲得真正的比較優勢，應將所有外部成本內部化，進而言之，比較的成本不僅包括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必然包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
（三）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模型：一般分析
貿易以生產為基礎，在產品生產過程中對勞動、資本、土地、管理等傳統要素的使用會產生生產成本。在此意義上，傳統貿易理論立足于“生產”視角并從基于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角度解釋貿易現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時也應看到，隨著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和人們對制度的認識逐步深化，在防范機會主義行為的過程中制度（尤其是好的制度）要素的稀缺性日益顯現，國際貿易的本質是產權的跨國（或地區）轉移，在貿易活動中各種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各種人與人之間打交道的成本（交易成本）。伴隨著生態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的成熟和生態平衡破壞、環境污染等現實問題的凸顯，宜人生態環境日益成為稀缺要素，使用生態環境要素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各種人與生態環境之間打交道的成本（環境成本）。隨著資源經濟學、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完善和經濟社會中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確立，“可持續性”逐步成為一種新的稀缺“要素”，④耗費“可持續性”要素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各種當代人與 后代人之間“打交道”的成本（代際成本）（楊青龍，2011）。[23]因此，除了勞動、資本、土地、管理等傳統要素對于貿易活動是重要的，制度、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等要素也不可或缺，不過由于制度、生態環境、“可持續性”要素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等公共品屬性，在傳統的基于私人產權的經濟分析中，往往難以將其納入分析視野。然而，由于包括傳統要素、制度、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等要素在內的“廣義要素”在當今世界中都日益顯現出明顯的稀缺性（雖然在不同國家或地區這些要素的稀缺程度存在差異），使用它們均會發生成本或代價，進而有必要將制度、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等要素納入比較優勢的“外圍保護帶”，形成基于“廣義要素”的成本范疇。根據前面的分析，就經濟系統內部的生產過程和生產成本而言的比較優勢可稱為“狹義比較優勢”，而在動態的經濟—環境大系統中，基于生產、交易、消費等全過程和“廣義成本”（或“全成本”）的比較優勢則可理解為“廣義比較優勢”。在此可從多個角度對二者進行比較，如表1所示。
從內涵看，“全成本”（Full Cost，FC）是某種物品的產權在跨國轉移中，發生于國際貿易過程，進而涉及生產和消費、經濟和生態、今人和后人，使用一切資源要素的代價總和；從外延看，“全成本”是以國際貿易中的生產成本（PC）、交易成本（TC）、環境成本（EC）和代際成本（IC）等為子系統的動態開放系統。本文將“全成本”理解為一個系統，可將i國j產品出口至m國所發生的“全成本”的一般形式寫作：
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理論認為，若貿易模式為“A國生產X產品并出口至B國，從B國進口Y產品；B國生產Y產品并出口至A國，并從A國進口X產品”，則有：
對應于前文所述的“相對生產成本不等式”，在此可將（5）、（6）兩式表達的思想稱為“相對‘全成本’不等式”。⑤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是一種綜合比較優勢（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CCA），它是稟賦比較優勢（TFCA）、制度比較優勢（ICA）、環境比較優勢（EECA）和“可持續性”比較優勢（SCA）的有機結合，可將綜合比較優勢函數寫成：
CCA=cca（TFCA，ICA，EECA，SCA）（7）
在此將全成本函數和綜合比較優勢函數等均表達為抽象函數形式，意在表明：從一般意義上說，“全成本”和綜合比較優勢并非它們各自子系統的簡單加總的結果，而是由其子系統有機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雖然前文的簡化分析中曾將“全成本”寫為四種子成本的簡單求和形式，但這只是全成本函數的一個特例，現實的“全成本”并不一定是四類成本的簡單加總。需要指出，本文嘗試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個動態開放系統，不排除將來還可能產生其他稀缺要素，進而納入除了上述四大成本之外的其他成本項目，并且各項子成本在“全成本”系統中的地位也可能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生動態變化。
四、結論與啟示
古典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證明了“基于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即不同國家在同種產品上的相對生產成本差異是形成比較優勢的基礎，本文將其理解為“狹義比較優勢”。然而，制度差異可以塑造比較優勢，使用制度要素而表現出來的交易成本應進入一國比較優勢的形成過程中。而環境成本內部化和代際成本內部化，同樣在塑造一國比較優勢時發揮著重要作用。隨著各類成本逐步內部化，它們的累積效應將會改變比較優勢的定義（潘家華，2007）。[24]比較優勢理論廣義化的一個基本趨勢是，在比較優勢形成過程中同時納入傳統要素、制度、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等廣義要素，進而可將使用或耗費廣義要素的代價定義為“全成本”。其中，使用勞動、資本、土地、管理等傳統要素的代價構成了生產成本；使用制度要素的代價構成了交易成本；使用生態環境要素的代價構成了環境成本；耗費“可持續性”要素的代價構成了代際成本。隨著成本的廣義化，當形成比較優勢的成本由“生產成本”拓展為“全成本”之后，“全成本”才是一國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的比較優勢的基礎。于是，可將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理解為“廣義比較優勢”。需要特別指出，對國際貿易進行全成本分析并不是要徹底推翻經典的比較優勢理論，相反它恰恰是要在堅持與繼承比較優勢理論合理內核的基礎上，嘗試從成本視角拓展其外圍保護帶，形成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學說。正如王文先、王孝松（2008）[25]所言，比較優勢概念揭示了國際貿易起因和影響的一些最為重要的東西，在許多與現實世界相符的假定之下，該理論本身仍能夠成立。
若以“國際貿易的全成本論”為指導，一國在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時，必須綜合權衡“全成本”的各類子成本，盡可能統一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短期理性與長期理性，謀求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為此，具體的戰略和政策可包括：（1）以系統觀念認識對外貿易中的成本和收益；（2）理性參與國際分工，謀求基于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3）制度創新和其他手段密切配合，謀求基于交易成本的比較優勢；（4）逐步完善環境價格形成機制，謀求基于環境成本的比較優勢；（5）堅持可持續發展理念，謀求基于代際成本的比較優勢（楊青龍，2012）。[26]
注釋：
①為了簡單起見，此處不分析國家、產品和要素的多維（大于二）情形。但不難證明，將這里的要素拓展為三種甚至三種以上，基本結論仍然成立。
篇3
【關鍵詞】外商投資企業；動機；區位
一、經典作家關于外商投資企業投資動機的理論解釋
馬克思雖然沒有創立系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但馬克思有關資本國際化，尤其是有“過剩資本”和資本輸出的思想，對于我們分析當代外商投資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仍有現實意義，馬克思有關資本輸出的思想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1．“過剩資本”，形成資本輸出的物質基礎和必要前提。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在資本主義社會由于資本主義積累規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使資本的增大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以日益加快的速度進行，形成大量的相對人口過剩。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社會相對于國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生產過剩不可避免；同樣，相對于國內日益下降的平均利潤率而言，必然存在大量過剩資本。與生產過剩、相對人口過剩同時并存的大量過剩資本正是資本輸出的物質基礎和必要前提。
2．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內在要求，是過剩資本的一條出路。按照馬克思的論述，由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即剩余價值規律的作用，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增值運動并不受國家或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生來就是具有國際性。馬克思、恩格思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都成為世界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的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雖然在當時的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資本輸出并未成為經濟現象，一國資本越出國界主要表現為商品資本，但商品生產的本性必然導致生產商品的企業為擴大商品銷路而到國外去投資，以開拓國際市場、獲取廉價原材料和追逐高額利潤為目標的資本輸出就成為過剩資本一條必要出路。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創業，到處建立聯系。”
3．高額利潤和獲取高額利潤是過剩資本輸往海外的最根本的內在動力。馬克思明確指出：“如果資本輸往國外，那么，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并不是因為它在國內已經絕對不能使用。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它在國外能按更高的利潤率來使用。”而且過剩資本所追求的不僅僅是較高的利潤率，更重要的是追求利潤量的最大化。正如馬克思所說：“超過一定的界限，利潤率低的大資本比利潤率高的小資本積累得更迅速。”可見，資本要取得更多更快的增殖特性是資本輸出的最根本動因。
二、西方主要經濟學者關于外商投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動機的分析
1．優勢理論。1960年，海默在他的博士學位論文中，率先提出了有關外國直接投資的一般性理論，即壟斷優勢理論，海默認為，外國直接投資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資產交易過程，它還包括非金融和無形資產的轉移，是外商投資企業使用和發揮其內在組織優勢的過程。美國企業之所以能從事海外直接投資，其主要決定因素在于美國企業擁有技術和規模等壟斷優勢，而壟斷優勢源于美國企業控制了技術的使用以及實行水平一體化和垂直一體化經營。后來金德爾伯格系統闡述了壟斷優勢理論，該理論亦被稱為“海默-金德爾伯格學說。
2．市場內部化理論。概括而言，市場內部化理論的基本觀點是：第一，用自然性市場非完善性代替結構性市場非完善性，并以此作為市場內部化理論的關鍵性前提。第二，由于市場和企業是組織、配置要素和商品交換的兩種基本途徑，當企業內部交易成本低于市場交易成本時，交易應在企業內部即外商投資企業所屬各企業間進行，從而形成一個內部交易、內部轉讓的內部化市場。第三，內部化過程超越國界，外商投資企業便應運而生，因此，內部化優勢促成了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但巴克利等人強調，外部市場的自然性的非完善性是相對于效率而言的，因此，內部化優勢并不是指給予企業擁有特殊優勢的這種資產本身，而是指這種資產的內部化過程（相對于把這種資產出售給外國生產者而言）賦予外商投資企業以特殊的優勢。換言之，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外商投資企業并不需要一定有壟斷優勢，而只需要創造比外部市場更有效的行政機構或內部市場。第四，海外的直接投資在外商投資企業的國際經濟交易方式中居于主導地位。
3．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該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企業從事海外直接投資是由該企業本身所擁有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等三大基本因素共同決定的。第一，所有權優勢。所有權優勢在鄧寧的幾篇論文中定義不盡相同，但主要是指企業擁有或能夠得到的別國企業沒有或難以得到的無形資產和規模經濟優勢。具體包括：技術優勢，包括專門技術、專利和商標、生產訣竅、營銷技能、研究與開發以及產品特異化功能。企業規模優勢，它是由規模、壟斷和獲得資源的能力所產生的優勢。如規模大的企業研究與開發能力強，產品創新優勢突出；寡占企業易控制原材料和產品市場；大規模企業能充分利用各種要素稟賦、市場—政府干預等方面的國際差異，分散企業經濟經營風險，獲得規模經濟優勢等。第二，內部化優勢。它是指企業為避免市場的非完善性而將企業所有權優勢保持在企業內部所獲得的優勢。鄧寧所說的市場非完善性既包括結構性市場非完善性（如競爭壁壘、政府干預等），也包括自然性市場非完善性（如知識性市場上信息不對稱及高交易成本等）。鄧寧認為，企業將共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可以避免世界資源配置的外部市場非完善性對企業經營的不利影響，保持和利用企業技術創新的壟斷地位，從而有利于獲得最大化的利潤。第三，區位優勢。它是指國內外生產區位的相對稟賦對外商投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吸引與推動力量。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區位優勢是由東道國和母國的多種因素的綜合決定的。若東道國經濟中的有利因素吸引外國投資者前去投資，則形成直接區位優勢；若母國經濟中的不利因素迫使企業到海外從事直接投資，則稱為間接區位優勢。概括而言，區位優勢主要取決于：一是，勞動成本。由于國際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善性，尤其是妨礙各國之間勞動力移動的移民管制，導致實際工資成本的差異；而外商投資企業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目標之一就是要使總生產成本最小。因此，企業在選擇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時，必然先考慮勞工成本較低的地區，特別是當產品技術已經標準化以后，企業更傾向于將生產活動轉移到勞動投入的來源地。典型的例證是東道國廉價而豐富的勞動力會吸引國外企業前來從事勞動密集型的投資。二是，市場購銷因素。盡管尋求廉價勞動成本的投資一直在迅速發展（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增長很快），但在數量上相對并不重要（尤其是與在發達國家直接投資相比仍然只是很小數目）。這主要是因為，國際性的競爭不只是包括為了提高生產率和降低勞動成本而在全球范圍內選擇投資地點，更重要的問題是在哪里出售產品和占有市場。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交換力”和“市場范圍”最終限制著因分工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因此，東道國市場規模、市場潛力、發展階段以及當地競爭程度等市場購銷因素對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決策有到頭重要的影響。例如，市場位置相距遙遠的國家，由于運輸成本和通訊成本較高而不利于開展貿易活動，但卻能吸引海外直接投資活動；又如，若東道國競爭激烈，出口廠商會考慮在對方市場投資生產，以“當地制造”的標簽推銷其產品，而更為重要的是，迎合東道國不同口味和需要的生產和營銷活動，嚴重依賴于東道足夠的市場規模和市場潛力。從一定意義上講，全球經濟增長的桎梏不是來片于供給，而是來自于需求，不管是對消費品還是對工業品，外商投資企業能在多大程度上從事專業化的生產和出售復雜的產品將取決于成熟的市場。為了尋求市場需求，當代外商投資企業打破了所有國家間、地區間的界限，將生產性的環球工廠與環球購物中心相互補充，從而將全世界都作為其市場目標。但發展中國家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其市場規模和市場潛力極其有限，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代外商投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主要是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三是，貿易壁壘。東道國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存在，會直接影響到外商投資企業在直接投資和出口之間選擇。許多東道國一直在意識地將利用關稅、配額和當地標準等手段作為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地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實行進口替代戰略地發展中東道國，貿易壁壘可誘使那些過去向其出口地外國企業到當地進行直接投資。四是，政府政策。一般而言，政法、社會和經濟環境等直接關系到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國家風險。母國和東道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母國對外投資的鼓勵與限制政策、東道國引進外資的鼓勵與限制政策等，都會對外國企業進入東道國市場的方式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如母國的投資鼓勵政策和東道國的引資優惠政策能增強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優勢。第五，心理距離。前述由于經濟條件不同形成的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的物質和經濟距離是跨國區位優勢的主要決定因素，而由于歷史、文化、語言、風俗、偏好、商業慣例等因素形成的心理距離，也是區位優勢的重要決定因素。一般而言，心理距離越小，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優勢就越大。
鄧寧認為，區位優勢不僅決定著企業從事國際生產的傾向，而且也決定著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和國際生產類型。不難看出，鄧寧有關區位優勢的解釋，不僅吸取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關于國家優勢的思想，而且承襲和發展了不少國際經濟學者有關區位因素的分析。鄧寧在抽象出上述三個決定外商投資企業行為和外國直接投資基本因素的基礎上，根據三種優勢的不同組合來說明外商投資企業如何在技術轉移、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資三種國際經濟活動方式之間作出選擇。若一國企業僅擁有所有權優勢，則企業將選擇許可證安排方式進行技術轉移；若一國企業具有所有權和內部化兩項優勢，而無區位優勢，則企業將選擇國內生產然后出口的方式；而一個企業只有同時擁有所有權、內部化和區位三種優勢，該企業才會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方式。西方經濟學者對外商投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被人們最廣為接受的綜合性國際生產模式，被譽為國際直接投資領域中的“通論”。
參 考 文 獻
[1]陳秀山等．中國區域經濟問題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2]魏后凱，賀燦飛，王新．中國外商投資區位決策與公共政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3]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編譯局譯．資本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楊丹輝．外商投資新動向分析[J]．湖南商學院學報．2004（2）
篇4
關鍵詞：企業；貿易；發展； 綠色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28（2016）08-106 -02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隨著中小企業規模不斷擴大與進步，管理者的素質與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擁有了一定的專業外貿人才和強有力的技術競爭能力，出口產品也逐漸從單一性轉向為多樣性。央視財經根據海關數據統計，2015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總值14.14萬億元，其中中小企業出口總額為9.1萬億元，占出口總額的64%。然而在伴隨著中小企業對外貿易體系的逐漸完善的過程中，一些發展瓶頸也逐漸顯露。我們根據數據統計發現2015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總值比2014年出口貿易總值仍然有所下降。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我國中小企業雖然較之前了很大進步，但從理性上來看，不論是學術中將中小企業對外貿易與綠色發展相結合的探究還是具體現實中將二者結合的實踐都存在意識缺乏或不給予足夠重視的現象，中小企業在對外貿易過程中的環境問題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已經對整個國民經濟造成日益嚴重的影響。為突破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發展新瓶頸，適應國內外環境發展的行情，必須走一條適應時展新潮流的道路――綠色發展。所謂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的綠色發展道路，就是讓綠色發展這一新理念貫穿于中小企業價值觀，規范著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發展的戰略制定、目標、重點、階段和相應的策略。簡單地說，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的綠色發展道路就是讓中小企業以綠色發展新思路作為指導思想。
本文將中小企業對外貿易與綠色發展結合起來，通過詳細分析國內外環境指出當代綠色發展已成為刺激中小企業對外貿易持續健康發展迫切需要的新思路、新道路，并對如何落實對外貿易綠色發展的具體措施進行探討。
二、適應國內外發展潮流：積極倡導綠色發展新理念
（一）從本國角度來看
“十一五”規劃以來，我國大力倡導綠色發展，堅持綠色富國、綠色惠民，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堅持推進傳統行業的綠色改造，推動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產業體系，鼓勵企業工藝裝備更新之外，發展綠色經濟。我國大力倡導走綠色發展道路，在經濟的長遠發展中綠色經濟處于主動和有利的位置。“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這句話是今年兩會代表委員們熱議的綠色發展理念。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綠色發展已經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個重要理念。當代中小企業在發展對外貿易過程中應當有效地與綠色發展相結合，遵循本國經濟發展趨勢，這既是響應國家綠色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促進對外貿易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發展的必然選擇。
（二）從國際角度來看
隨著工業發展加速，經濟高速發展，環境與貿易的問題日益突出，綠色貿易壁壘自20世紀80年代應運而生，隨后得到不斷發展，現已成為限制我國中小企業進出口貿易的重要阻礙。所謂綠色貿易壁壘就是環境壁壘，是指在國際貿易領域中，一些發達國家憑借其科技優勢，以保護環境和人類健康為目的，通過立法，制定繁雜的環保公約、法律、法規和標準、標志等形式對國外商品進行的準入限制，它屬于一種新的非關稅壁壘形式，已經逐步成為國際貿易政策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綠色壁壘使得出口產品的各個流程成本增加，規模較小的中小企業不能將出口產品內部化，出口市場份額、貿易機會、企業和商品信譽等方面都產生了很大的不利影響。尤其是中小企在對外貿易過程中，從資金和技術上難以使出口商品環境成本內部化，這樣就改變了以往的貿易條件和比較競爭優勢。綠色壁壘的產生無疑是對我國缺乏綠色發展意識的中小企業發展對外貿易的嚴重打擊。
三、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綠色發展道路的實施
現如今仍有很多中小企業在對外貿易過程中沒有樹立正確的觀念，把擴大對外銷售作為第一理念，缺乏對外貿易綠色發展理念的認識。要想促進中小企業對外貿易順應時代潮流，破除發展新障礙，必須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走綠色發展道路，這是帶動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發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選擇。具體實施方案如下：
（一）牢固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并積極發展綠色產業
綠色理念對貿易發展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中小企業要想促進對外貿易的新發展，必須牢固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并將這一理念貫徹、落實到對外貿易的各個環節，發展綠色產業。綠色貿易壁壘成為我國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發展阻礙的這一事實已無法改變，那么中小企業可以充分利用這次挑戰帶來的機遇，提高中小企業的環保標準，大力倡導并發展企業的綠色發展，在生產、管理和服務過程中彰顯人性化，讓綠色成為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的一大特色。與其同時，政府要在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綠色發展道路中充分發揮這只有形的手，給企業一定的引導和支持。
（二）中小企業進一步自我完善，優化出口商品結構
中小企業在管理者素質與能力、專業人才與技術競爭能力有所提高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自我。要充分、及時、準確地了解國外實行的綠色壁壘的實時信息以及發展的動態，充分做好迎接綠色壁壘的準備，讓綠色壁壘成為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機遇。尤其是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的領導要率先樹立綠色發展意識，抓住機遇，帶動全體員工為企業生產和經營的每一個環節把好關，全面提高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發展的效率和能力。在優化出口商品的結構上要樹立創新意識，尤其是技術創新方面，優化并提高出口產品的質量和出口產品的各個環節。環節包括研制開發、加工、包裝、運輸、銷售、服務、廢棄物處理，讓綠色發展貫穿于這一系列環節的始終，提高出口產品的檔次。
（三）充分發揮中小企業外部的作用
由于中小企業在對外貿易過程中更多的是關注眼前利益而忽視長遠綠色發展理念的重要性，這就需要政府積極組織、宣傳或成立為引導和推進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綠色發展的專門部門，為它們收集更多關于其他國家環境壁壘的數據和信息以及有關綠色發展的實時信息，讓中小企業在了解更多國外貿易環境的基礎上發展綠色貿易。同時，政府應當為這些中小企業給予技術、理論支持，為降低中小企業在對外貿易過程中的生產成本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和綠色壁壘補貼，從而降低中小企業對外貿易成本，增強國際競爭力。
中小企業外部作用除了政府，還包括各個中小企業之間的相互合作，在走對外貿易綠色發展道路的過程中，中小企業加強合作，有利于共同應對國外貿易環境的挑戰，共同營造綠色發展道路，在國際市場上樹立中小企業的綠色形象，共同突破貿易壁壘。
四、堅持綠色發展的建設性意義
（一）順應當代綠色需求給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的發展帶來機遇和挑戰
隨著經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來越重視和關注環境問題，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設置的綠色壁壘正是對綠色產品需求增強的體現。綠色需求對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發展不僅是挑戰更是探索新戰略、促進自身發展的新機遇。如果中小企業在對外貿易中忽視綠色發展道路，不能正確認識綠色發展在當代國際發展的新局面，就會被淘汰；國外消費者需要什么產品，中小企業就銷售什么產品，既然綠色需求是國際市場的需求，那么中小企業就應當順應此需求，為中小企業獲取利益謀求發展的機遇，如果中小企業在對外貿易中以綠色發展為導引并提供綠色產品或服務就能在未來貿易中得到迅速發展。
（二）在國際市場樹立中小企業綠色形象，贏得競爭優勢
中小企業對外貿易實行綠色發展戰略有利于在國際市場中樹立綠色企業的形象，拓展綠色產品在國際上的潛在市場，提高中小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盡管綠色產品的生產成本比較高，但是它的價格也高于同類產品的價格，因此它的收益也是可觀的，而且加上國際對綠色的重視，中小企業更應該從綠色發展上實行對外貿易，讓自身跟緊世界大舞臺發展的步伐。
（三）優化產業結構，實現資源合理配置
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綠色發展道路的推行成效關系到在未來國際市場競爭中的話語權，在對外貿易發展過程中重視綠色發展戰略，走綠色發展道路，可以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使得管理的全過程不論從最開始的產品設計還是到產品的售后與廢棄物處理，都考慮綠色、環保，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
五、總結
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的經營和發展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實施對外貿易綠色發展道路與中小企業經營、發展的目標是一致的。因此各中小企業對外貿易應當積極主動走綠色道路，克服一切發展過程中的困難，并探索出適合自身對外貿易綠色發展的思路，在國際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從而不斷促進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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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摘要:古典經濟學的核心是關于分工對經濟發展的意義,但隨著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經濟學關注的重心由經濟組織問題轉到了對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上,直到20世紀80年代,新發展的新興古典經濟學才重新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關鍵詞:新興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和亞當•斯密(Adam•Smith)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核心,是關于分工和專業化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此后,隨著經濟學新古典框架的構建,以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部分內容共同組織起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新古典微觀經濟學關注的重心是價格制度對于資源分配的決定作用而非價格制度協調專業化和分工的功能,這使得經濟研究的重點由經濟組織問題轉到了對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不能解釋諸如經濟發展、貿易和經濟增長等現象,也無法闡釋交易成本和產權的經濟含義,因此,在它之后,人們又分別發展了發展經濟學、貿易理論、增長理論以及產權經濟學、交易成本經濟學和新企業理論等多個經濟學學科的分支理論,以填補以上空白。這使得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各分支學科,存在理論核心的內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決這些經濟理論內在矛盾和沖突的經濟學家們經過努力,在20世紀80年代,通過采用非線性規劃(超邊際分析)工具,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變成了決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焦點集中在人們的專業化水平決定的社會分工水平對生產效率和經濟發展的意義上。通過對分工與專業化的研究,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有互相獨立的分支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框架中分工發展的不同側面,分工和專業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為理論的內在核心,并成功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經濟學主流地位的確定
綜觀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以威廉•配第和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是關于分工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場的大小”。楊格(Allyn•Young)又將其發展為楊格定理,即不僅分工依賴于市場的大小,而且市場的大小也同樣依賴分工的水平。這種因果循環揭示了分工的網絡效應,分工網絡效應是基于個體網絡決策的,而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則需要采用所謂的“超邊際分析方法”。當馬歇爾在19世紀末試圖用數學框架將古典經濟學形式化時,受到當時數學發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個純消費者決策和純廠商決策截然兩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點解①和相關的超邊際分析。馬歇爾對需求與供給的邊際分析,使他在取得對資源分配問題形式化的成功時,同時也遺憾地導致了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經濟學這一主流學派中地位的逐漸喪失。通過歷史,可以看出這一過程。
1890年,馬歇爾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一書,這標志著新古典經濟學的成形。這本著名教科書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洞見,即古典的經濟組織問題;另一部分則是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價格理論。由于當時還缺少處理角點解的數學工具,馬歇爾不能用一個數學框架將他對分工與專業化問題的洞見數學化;而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供求分析,在對資源配置問題進行數學處理時則非常得心應手,這使得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一書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極大的成功。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對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數學化,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種科學,更接近一代代經濟學家所追求的目標,因而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經濟學的主流。而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之核心的專業化和分工這一深刻的經濟思想卻被淡忘了。
到1948年,薩繆爾森出版了他的《經濟學》教科書,這是經濟學發展的又一個分界點。他的這本教科書內容分為兩個部分,微觀經濟學部分就是馬歇爾對供求的邊際分析,宏觀經濟學部分則是凱恩斯經濟學。在這本被無數大學用做標準教科書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對分工和專業化問題表示象征性重視的文字了。這樣,在薩繆爾森之后,關于個人選擇專業化模式的決策及其對分工網絡決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對市場協調分工職能的研究,在主流經濟學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存在針對不同的經濟問題和經濟現象,需要不同的經濟學分支理論來給予解釋。例如,發展經濟學、貿易理論、比較經濟學、增長理論以及產權與交易成本經濟學、新企業理論等的產生,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學科分支之間,理論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沒有一個內在統一的理論內核成為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不可調和的矛盾。
二、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興起
一些經濟學家質疑并致力于解決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下的內在矛盾和沖突。新興古典經濟學正是這樣一支最新發展起來的經濟學流派,它從傳統經濟學的困境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深入展開了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義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它有三個特點:(1)采用邊際分析方法來研究需求和供給,并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基礎。因此,社會的分工結構是外生給定的,市場的存在及市場的大小也是外生給定的;(2)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中,廠商的生產條件主要由廠商的生產函數代表,而生產函數是產出和投入的關系,生產力與廠商規模有關,而與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及全社會的分工水平無關;(3)新古典經濟學中的邊際分析方法是假定最優決策不可能是角點解,而進行的一種對內點解②的分析。這些研究前提和內容與我們的現實經濟生活存在較大差異而遭到質疑。細想這些研究特點的產生,在分工與市場互為前提的條件下,個體網絡決策決定分工的網絡效應,因此,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就顯得特別重要。但由于受當時個體網絡決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前提的理論假定,導致了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存在著內在的缺陷,這也導致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對分工研究的淡棄。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邊際分析的概念,超邊際分析方法為個體網絡決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體說來,超邊際分析方法的運用,首先是對個人選擇專業化模式的決策所產生的角點解進行邊際分析,然后在不同角點之間進行總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終決定市場的均衡結構。由此產生的所有關于超邊際決策(或任意一對參與者是否相聯通)的信息稱為“組織的拓撲性質”,而所有關于資源分配邊際決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關,它被稱為“組織的非拓撲性質”。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開始將超邊際分析應用于各種決策問題。但是,很多經濟學家仍然遵循馬歇爾關于純消費者和廠商截然兩分的假定。在這個假定下,角點解是一個例外,而內點解則是一個通例;并且,經濟組織的均衡拓撲性質不能嚴格定義。
直到20世紀末,由張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證明,才極大地推動了對分工網絡效應的研究。張五常和文玫等人證明:如果采用一個斯密框架,則內點解就決不可能是最優均衡,而角點解則成為一個通例,其結果正好與外生給定的純消費者與廠商截然兩分前提條件下的結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對于揭示分工網絡效應的含義,邊際分析就不夠了,超邊際分析成為必需。到20世紀80年代,在此基礎上,以羅森(Rosen)、貝克爾(Becker)、楊小凱、博蘭(Borland)和黃有光(Ng)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遵循以上思路,從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變成決策和均衡模型。這些前沿經濟學家以超邊際分析方法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所展開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理論體系,被稱為新興古典經濟學。這一理論學派所解決的問題是:資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在不同個體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下發展全社會分工水平,從而不斷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而隨著分工的演進,生產集中程度、貿易多樣化程度、個人的專業化水平、每人的生產率、每人的貿易依存度、社會結構的多樣化程度、社會的商品化程度、市場個數都將隨著分工的演進而演進。此后,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和完善。這一理論對分工與專業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得以在具有新數學模型的現代軀體中復活。
三、新興古典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的復興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謂范式,按照科學哲學家庫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種“科學共同體”的“共同信念”。這種共同信念規定了該科學共同體共有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基本方法,為共同體成員提供了共有的理論模型和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并成為規定相應學科發展方向的共同傳統。庫恩給出了范式的一般內涵,在此基礎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用于范式內部的基本結構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綱領或范式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體系,包括內核和保護帶兩部分。對某種特定的范式而言,保護帶是,由種種輔假說構成,是不穩定的、可變的;內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論構成,是穩定的,不容改變的。
深入領會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難發現,分工和專業化思想是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古典范式的內核是: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按照亞當•斯密的闡釋,其內容是:(1)國民財富增長,源于勞動分工;(2)勞動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勞動生產率;(3)分工雖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場范圍。但不幸的是,古典經濟學的系統理論沒有一個好的數學框架來組織,隨后的一場致力于將經濟學發展成為精密科學的邊際革命,則將這一核心問題逐漸擠出了主流經濟學的視野。經濟學關注的核心問題,也就由經濟組織問題逐漸轉向資源配置問題。
分析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其帶來的結果是:(1)經濟研究的重點從專業化和經濟組織問題,轉向給定組織結構下的資源分配問題。經濟組織為什么會從自給自足變得越來越專業化,企業和市場為什么會出現并變得越來越復雜等現象,新古典經濟學無從解釋;(2)由于純消費者與企業的絕對分離假定,使得專業化經濟概念變得沒有意義。因此,專業化經濟概念被規模經濟概念所替代。事實上,專業化和企業規模是相關但不盡相同的兩個概念:專業化的增加與活動范圍的縮減有關,而并不一定意味著企業規模的增加。專業化與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經濟相對應,而不同于規模經濟;(3)在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理論框架中,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配置和均衡總是同外生給定的最高總產量邊界聯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總合生產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這個框架不能用來解釋古典的經濟發展問題:為什么在生產函數和資源稟賦不變的情況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卻能提高總合生產力?看不見的手是如何協調分工從而促進經濟進步的?還有很多經濟現象也都無法用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來解釋,比如:城市的出現、貨幣的出現、市場的擴大、生產力的提高、比較優勢和貿易依存度的變化等等。
其實,馬歇爾也曾注意到供給和需求邊際分析的弱點,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來解釋社會分工的經濟效果。但是,美國經濟學家楊格(1928)指出,遞增報酬并不是由工廠或產業部門的規模產生,而是由專業化和分工產生的。楊格的學生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犯了一個邏輯的錯誤,因為對所有企業都是外部性的規模經濟,不過是一個毫無內容的空殼而已。但是,楊格也無法將他的思想數學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過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流傳下來。
直到20世紀50年代,數學家發展了線性規劃和非線性規劃等方法,為處理分工和專業化問題涉及的角點解提供了有力的解決武器。一批經濟學家采用超邊際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新興古典經濟學用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及個人決策如何交互作用決定全社會分工水平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經濟的發展歷程。遵循這一思想,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資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來促進全社會分工水平的發展,從而不斷地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對于一個給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資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這種給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優只是一種局部均衡,而整體帕累托最優包括了最優資源配置和最優分工結構兩部分內容,它被稱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個。新古典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是與生產可能性邊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時意味著生產力最大化。但在新興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著分工好處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時,帕累托最優不會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帕累托最優和市場均衡才會越來越接近生產可能性邊界。這意味著,交易效率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一種推動力量,流通效率決定著生產力水平。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它通過提高生產力,減少資源的稀缺性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發展。市場決定最優分工水平和結構的功能更主要表現在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最終決定的參與市場行為的組織效率上,所謂組織效率,是指給定產品的相對生產和消費量的情況下,分工水平和結構達到最優。而資源配置效率則只是在給定分工結構下(生產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時)對相對生產量和消費量的最優折衷。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模型,歸納起來有以下三個特征:(1)每個決策者都是一個消費者——生產者,他們用邊際分析對每個貿易模式計算資源分配,然后用總成本——收益分析法來從眾多的角點解中選擇最優的貿易模式和專業化水平。這兩步決策程序,就被稱為超邊際分析。最優決策總是一個角點解而非內點解;(2)生產函數是對每個消費者——生產者設定的,且代表每個人對所有可能的生產活動邊干邊學的能力。企業制度是隨著在當個體決定去選擇一個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勞動市場來協調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之間的分工時才會出現。同時,作為個體生產函數組合的企業生產函數也在事后出現。整個行業呈現為一個相互關聯的分工網絡,使得一般遞增報酬和分工的網絡效果同一個競爭性的市場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帕累托最優效用邊界可能不同于生產可能性邊界。同樣,在競爭性均衡中,邊際成本定價法不再成立。這一特征使它區別于所有有規模經濟的模型;(3)交易費用對均衡的分工網絡大小有著重要的含義。隨著交易費用系數下降,均衡的分工網絡規模擴大,總合生產力和社會福利會提高,而總交易費用也會提高。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內生了市場結構和分工水平,從而推動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從關注資源配置問題向經濟組織問題的研究轉換。在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內,它逐步解釋了分工的發展是如何引起市場的出現、企業和貨幣的產生以及失業和景氣循環交替的原因,它解釋了新產品、新行業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產部門的加深而出現,保險業如何為解決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問題而產生,分層金字塔交易組織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為提高交易效率而產生和不斷演進……這些不但擴展經濟學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重新將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互相孤立的經濟學分支,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新貿易理論、新內生增長理論、演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對策論等,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理論統一起來,所有互相獨立的個別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經濟學中分工發展的不同側面。一旦用超邊際分析方法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然后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點就可以被徹底克服。
篇6
關鍵詞：電子商務；安全電子交易協議；客戶認證
電子商務是伴隨著信息經濟的腳步，在20世紀90年代興起于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的一個新概念。作為全球經濟的一分子的中國參與全球的電子商務也已是時不我待，只爭朝夕。電子商務其實是一種商務活動的新形式，它通過采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以數字化通信網絡和計算機裝置代替傳統交易過程中紙介質信息載體的存儲、傳遞、統計、等環節，從而實現商品和服務交易以及交易管理等活動的全過程無紙化，并達到高效率、低成本、數字化、網絡化、全球化等目的。下面從我國的網絡基礎、互聯網的發展、電子商務的軟硬環境來分析我國電子商務發展及相應策略。
一、中國的電子商務狀況
電子商務在我國處于剛剛起步階段。因此要對我國電子商務發展狀況進行分析，就必須認清我國電子商務發展所處的環境條件。要實現普通意義上的電子商務，必須有先進、可靠的信息交換網絡平臺作為支撐。概括起來，電子商務所需要的網絡平臺主要有：因特網、內聯網、外聯網以及其他一些通信網如固定或移動電話網、分組交換網、數字數據網、幀中繼等數據通信網。
盡管這些年，我國在通信網規模和技術層次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互聯網基礎設施發展也非常迅速，但是由于受上網用戶增長迅猛、網絡自身服務能力及可靠性有限、網絡營運成本及資費體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造成了上網速度慢、收費高，網上中文信息量有限等問題。作為電子商務的主角--企業的信息化狀況也是絕對不容忽視的，我國企業信息化建設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總的看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其現狀如下：
1．企業對信息化的認識普遍提高。許多大中型企業都把信息化建設作為今后幾年要抓好的重點任務。網絡化發展也為小企業利用信息迅速崛起創造了有利條件，其信息化建設的熱情非常高。
2．重大信息工程建設相對滯后。我國目前各種規模的企業絕大多數都用上了微機，利用計算機技術進行信息處理，輔助管理，許多大中型企業擁有相當多的信息技術設備，并培養和儲蓄了一些信息化人才。一些重大的信息工程建設，如計算機輔助設計／計算機輔助制造（CAD／CAM）、管理信息系統（MIS）、制造資源計劃（MRPII）、計算機架成制造系統（CIMS）等在一些大中型企業也有所發展。
3．企業信息化總體水平偏低。據統計，在我國1．5萬家國有大中型企業中，大約有10％的企業基本實現了企業信息化或運用信息手段比較好，大約70％左右的企業擁有一定的信息手段或著手向實現企業信息化的方向努力，大約有20％左右的企業只有少量的計算機，而且往往只用作財務、文字錄入，很少作其他目的的運用。
4．企業聯網率低，使用效果欠佳。在我國，只有48家企業有自己的域名，1000家國有大中型企業中，有一半以上建立了內聯網，但接入因特網的還不到10％，已在因特網上建立主頁的企業，大多數仍舊停留在信息，信息查詢等階段，真正利用互聯網絡開展營銷的非常少。
5．企業信息化程度差異較大。在行業上，金融、鐵路、民航較其他部門高；在區域上，中西部較東部還很落后。
二、實現電子商務的軟環境
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廣泛應用，加快了信息化世界的到來，但要使越來越多的商務活動得以在網絡上進行，還有許多實際問題等待解決，諸如稅收問題，電子支付中的法律問題，知識產權、商標權、域名問題，安全和隱私權問題，資費問題，標準問題，政府與行業管理部門的責任等等。下面將從法律問題、稅收問題和安全問題這三個大方面對我國電子商務的軟環境加以分析。
（一）法律問題
法律制度的制定遠遠落后于信息工業的發展。In-ternet發展了這么多年，電子商務也開展了幾年時間，可世界各國至今都沒有制定有關Internet的完整的法律，在我國更是如此。目前，我國還沒有專門的電子商務方面的法律條文，但有關部門正在從事有關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作為電子商務的專門性法律，我認為，應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首先要解決電子交易的合法性，如怎樣取得交易的電子證據，法律是否認可這樣的證據，以及電子貨幣，電子銀行的行為規范，跨國銀行法律問題等。其次，對電子商務的安全保密也必須有法律保障。對計算機犯罪、計算機泄密、竊取商業和金融機密也要給予法律制裁，以逐步形成法律許可、法律保障和法律約束的電子商務法律環境。最后，對網上知識產權、隱私權的保護也需要明確的法律規范。
（二）稅收問題
網絡貿易如不進行實物交易，是否需要另外設立新稅種？沒有物理上的交易地區，特別是跨國界的交易，政府還要不要征稅，又如何征稅？如何避免網上貿易成為"逃稅區"？這些是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稅務部門所普遍關心的問題。
從這些問題中我們不難看出，電子商務中的稅收問題可分為國內稅和國際貿易稅。在國內稅方面，大多數人認為應實現稅收中性，即對電子交易方式進行的交易的征稅不高于相當于非電子商務的征稅。明確電子商務征稅的管轄權是現階段一個很重要的任務，以避免重復征稅。在國際貿易關稅方面，世貿組織曾于1998年5月在日內瓦達成盡快實行免征Internet商務關稅的協議。近年比較流行的一種觀點就是征"比特稅"（bittax）。一些經濟學家建議，除了對交易本身征稅外，還要對因特網的傳輸數據征稅。
（三）電子商務的安全問題
我們知道，CA應該由除參加交易的買方、賣方之外的具有權威的第三方擔任。這個第三方可以是政府部門，也可以是行業主管部門，也可以是交易雙方共同信任的組織。在國際上，CA是由市場競爭出來的。由于歷史的原因，市場還不夠開放，電信行業壟斷性較強，政府參與較多，所以在我國，CA現階段還應由行業主管部門和政府出面擔任，然后扶持出一些CA，營造競爭，使CA建設更加規范和高效率。至于如何扶持一些CA，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我想應把這些部門與CA有關的部門剝離出來，讓它們自由營運，自負盈虧。
三、中國電子商務發展策略
中國的電子商務發展既面臨國際共同的問題，如前面討論過的法律、稅收、安全等問題，同時又受制于我國的一些特定問題，如信息基礎建設問題、商業規范問題、市場容量問題等。
（一）國家政府部門：加強規劃，引導支持
1．明確發展電子商務的方向，制定扶持電子商務發展的政策。鼓勵企業和有關各方面積極開放和應用電子商務、鼓勵試點，在取得經驗的基礎上逐步推廣，鼓勵中國企業與外國公司展開合作，學習國外電子商務先進的運作模式和技術手段。
2．制定國家電子商務整體發展戰略、規劃。電子商務可以打破地區界限，使落后地區可以通過網絡接觸外面的廣闊世界。因此電子商務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它的發展也需要國家做好整體規劃，兼顧不同的地區經濟基礎和社會狀況，制定出適合國際的電子商務發展戰略規劃。
3．帶頭實行政府上網，實現社會公共服務信息化。政府部門應該積極推進電子政府建設，一方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減少浪費，為公眾提供更好的服務；另一方面，可以使政府公務員加深對現代信息技術手段的認識。
4．在電子商務服務及電信網絡保障等方面，保護公平競爭，促進技術創新，保證以合理的價格提供可靠的通信網絡服務。
5．協調制定統一的、兼容的能與國際接軌的電子商務體制框架與技術標準。在國際上尚未形成統一的、相互兼容的電子商務標準、規范之前，我國應積極參與有關規約的制定工作，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對話及協調，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在全球性的電子商務規約中充分體現我國的意見，以維護我國的政治經濟權益。
6．支持建立一個具有權威性的交易安全保障體系，對符合要求的密鑰管理和電子鑒權認證機構進行規劃、發展授權，并進行監督管理，支持發展信用支付和電子支付系統。
7．逐步建立一個適當的法律法規框架，完善執法與監督，使電子交易得到法律承認，受到法律保護。
8．推進電子商務示范工程。中央政府應提高對電子商務重要性的認識程度，設立相應的組織機構，開拓電子商務。
（二）電子商務涉及的各行各業：積極支持，有效管理
1．信息產業部門。信息產業部門應該加強信息基礎設施的規劃和建設，以便為電子商務的開展提供安全、可靠、方便的網絡基礎。應大力發展公共基礎網絡平臺，合理配置資源，鼓勵資源共享，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在規劃時應充分認識到電子商務在我國發展的階段性和地區間的不平衡性，根據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開始應發展企業之間的電子商務。
2．金融部門。電子支付是進行電子商務的基本前提。近幾年，我國在金融電子化方面有了很大的發展，但電子商務的發展不僅需要信用卡等支付手段，還需要有其他一些適合于小額交易的靈活的電子支付手段，如電子現金、智能卡等等。我國應加快建立跨區域、跨銀行的電子支付系統，建成銀行間、銀行企業間資金清算和金融管理系統，使企業和個人隨時隨地方便地使用電子支付完成電子交易。
3．稅務海關等稅收征管部門。電子商務通過網絡開展商務活動，不僅企業之間、企業與用戶之間的貿易往來可以通過網絡進行，稅務海關等稅收征管部門應該加強電子化進程，使納稅電報、繳納及有關稅收憑證，文件的傳送都能通過網絡以電子化方式進行，只有這樣才能夠實現完全意義上的真正的電子商務。
4．信息技術與安全部門。電子商務的安全問題既是一個國際性問題，也是一個關系國家利益的問題。信息安全部門需要加強電子商務安全問題的技術和效果研究，保證國家對電子商務安全交易的有效控制，有力打擊計算機犯罪，保障國家、企業和用戶利益不受損害。電子商務是一種全新的動作環境與手段，同時也是跨區域、跨部門、跨國界的。因此，所涉及到的統一的、相互認可的技術標準和相關規約及政策，需要部門之間相互協商，共同參與研究制定。政府應該統一規劃和組織各種專業主管部門的職責分工，協調信息產業、金融、財稅、海關、貿易、公安等部門工作。
（三）企業：提高認識，積極參與
發展電子商務首先要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電子商務將越來越成為企業成敗的關鍵。企業要加強對電子商務的研究，提高電子商務意識。電子商務可以降低企業的采購成本，減少庫存，縮短產品的上市周期，改善服務、降低銷售和營運成本，創造銷售契機，增加企業的戰略優勢和知名度，實現貿易全球化、直接化、網絡化、數字化。企業只有認識到這些眾多益處，才能以積極的態度加入到電子商務活動中來。企業應該加強和完善企業辦公自動化系統、管理信息系統及其他信息系統的建設和應用，結合企業的實際情況，加快建設安全的內聯網及外聯網，參與競爭，開拓市場，提高企業的生產、銷售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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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績，特別是以勞動力成本優勢為依托的對外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從長遠看，特別是這次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衰退，影響到我國對外貿易的持續增長，出現了很多現實問題。如貿易結構存在嚴重傾斜，在高、中、低產品貿易層次中沒有形成合理、均衡的結構，與主要貿易國的貿易摩擦加劇，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抬頭等。如何在新形勢下繼續保持我國對外貿易的國際地位，對我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引導帶來了新的挑戰。
一、國際貿易政策理論與現實
國際貿易發展的歷史，可以說是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交替發展的歷史。一國不同時期采用的貿易政策，往往取決于其經濟發展水平和所處的國際經濟環境和政府的政策目標：當一個國家經濟穩定增長，貿易交換的商品具有比較優勢，并對經濟發展起促進作用時，就會倡導自由貿易政策；而當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分工地位及其利益與工業化發展之間出現矛盾時，必然轉向保護貿易。
自由貿易政策主要基于傳統的比較利益理論，并隨著世界經濟和國際市場供求關系的不斷深化發展和層次上的變化而產生了新的理論基礎。如從需求角度解釋貿易發生的重疊需求理論，從供給角度的規模經濟、差異產品和不完全競爭來闡述的國際貿易新理論等。而保護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首先取決于政府要保護的目的，其理論基礎包括早期的重商主義、李斯特的幼稚產業保護、凱恩斯的超貿易保護觀點，以及在新的市場競爭條件下的戰略性貿易保護理論等。其次，根據政策目標選擇適當的政策措施。由于全球貿易自由化發展的趨勢，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框架下對各國實施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明顯抑制作用，當前新的貿易政策措施層出不窮，并成為實現政府政策目標的工具。最后，這些政策措施實施的效果是否達到了政府的政策目標，從而成為繼續或將來實施的依據。
我國改革開放至今，對外貿易經歷了由國家統一經營、國家管理經營到放開經營的過程，貿易開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在以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推動下不斷深化，但是，國際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主義卻在自由化進程中更加激烈。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對外貿易的高速增長和地位的提升，一方面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拉動了經濟的總需求；另一方面與我國主要貿易對象——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也凸顯出來，而這一變化是與我國改革開放后不同階段的發展水平和采取的政策調整分不開的。在我國工業化過程尚未完成之時，因貿易的迅速增長而引起的貿易沖突加劇，勢必影響到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因此，當前對外貿易政策的調整必須注意保留貿易平衡政策運用的空間。
二、我國對外貿易政策的階段發展及其效果評析
我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制定離不開我國改革開放總體經濟發展的背景，同時又與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與外貿體制改革的進程息息相關。
(一)國家統制下的開放型貿易保護政策
改革開放初期到90年代初，我國在沿襲建國后進口替展戰略的同時，提出了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主要采取的是“獎出限Jk"的政策，這與當時我國經濟發展基礎和對外開放面臨的外部環境是相適應的，也符合國際貿易幼稚產業保護理論以及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發展的“中心一”理論的觀點。實施促進國內工業發展的貿易保護政策措施主要是關稅，以及進口許可證、外匯管制、商品分類經營和國營貿易等較嚴格的、傳統的貿易措施。伴隨著我國外貿體制實踐中的外貿承包經營責任制、下放部分外貿經營權、開展工貿結合、取消財政補貼等改革進程，采取了放寬外匯管制，實行出口退稅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為外貿企業自主經營創造了外部環境，為對外貿易的市場化改革奠定了基礎。
該階段采取了動態的、有條件的貿易保護措施，倡導的是國家統制下的開放型貿易保護政策，結果促進了國內民族工業的發展，鼓勵和扶持了一批出口型企業，通過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和大批工業項目建立了我國的出口生產體系，形成了我國明顯的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與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商品進口的貿易結構，體現了比較優勢行業和產品貿易的發展。但是由于政策實施上的不平衡，我國東西部貿易發展差距較大，外資政策與外貿政策的不配套，沖擊了一般貿易下的設備進口，甚至造就了一些假合資企業。同時設備的引進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導致較先進的設備閑置，浪費了寶貴的外匯。
(二)貿易自由化傾向的過渡型貿易政策
進入90年代到我國人世前，是我國對外貿易全面深化改革、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時期。該時期我國經濟提出了“外向型”發展和“國際大循環”戰略，為此國家外經貿部提出“大經貿戰略”和“科技興貿戰略”。該時期對進口管制進行了較大的改革，在進口方面，1992年開始按照HS編碼協調制度對225個稅目進口稅率下調，減少和取消配額和進口限制等非關稅壁壘，以及實行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等；在出口方面繼續實行出口退稅制度，成立中國進出口銀行專門扶持企業的對外出口，大力發展加工貿易等。特別是1994年外匯并軌制為代表的我國外貿體制改革的深化，對外貿企業實行統一的結匯制、減少進出口數量限制、鼓勵企業所有制的多元化、加強出口退稅制度等，理順了連接國內市場價格體系與國際市場價格體系的通道，有效地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的迅速增長，到2001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達5097.68億美元，大約是改革開放初期1987年(206.4億美元)的24.6倍，是1992年(1655.3億美元)的三倍。確立了我國在國際分工中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以及我國進出口商品結構，為我國成為國際貿易大國奠定了基礎。
該階段由于我國經濟體制市場化取向，形成了我國特有的傾向于貿易自由化的過渡型貿易保護政策。盡管政府實施政策的目的是為了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與開放之初的政策目的有所不同，但仍然受古典重商主義觀點的影響，重點鼓勵出口創匯，甚至不遺余力地從事虧損出口創匯。結果長期的、越來越大的貿易順差在給中國帶來發展經濟、引進技術所需的雄厚外匯資金的同時，“中國制造”的優勢也給中國“制造”了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此外還存在出口貿易方式和結構的不平衡。加工貿易、代工貿易比重和出口中外資所有制比重上升的結構，實質上是經濟全球化和跨國公司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進行資源配置進行的全球生產鏈的轉移，中國處于全球低端生產環節，固化了中國在國際分工低端產品的比較優勢；剛性的出口收匯任務與國家資源收購方法之間的矛盾，引發了外貿經營者之間對國內貨源的爭奪；優惠政策傾斜的目的與實施對象的矛盾。由于國家鼓勵多創匯，原有專業外貿公司或國營外貿企業實力強，仍是受惠主力，與優惠政策扶植我國私營和民營等外貿新生力量的初衷相悖。
(三)有管理的貿易自由化政策
加入WTO以后至2007年，我國面臨著加入WTO后如何推進外貿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和內外貿一體化的變化，為適應新的國際經濟環境以及我國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變化，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增強經濟安全成為新時期中國外貿戰略理念的核心。對外貿易政策目標以構造有利于經濟均衡發展的產業結構、實現產業的持續升級、推動中國經濟在適度內外均衡基礎之上高速發展和對外貿易由靜態比較優勢向動態比較優勢轉移為重點。尤其是WTO非歧視原則下的國民待遇、公平競爭與貿易、貿易政策的透明度等，在相當程度上制約著我國貿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因此，我國采取的基本是相對較低的保護與溫和的出口鼓勵政策相結合的措施，即運用關稅、反傾銷、反補貼、反壟斷、保障、政府采購等措施對國內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實行動態的、以擴張出口為目標的保護；運用低估匯率、調整出口退稅和補貼鼓勵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出口鼓勵措施。人世后我國的對外貿易地位急劇上升，2004年進出口總額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達到11547.4億美元，成為僅次于美國和德國的第三大貿易國，短短四年后，即使在金融危機開始影響下的2008年，全國進出口總額達25616.3億美元，是人世時(2001年)的五倍，是改革開放時(1987年)的一百二十多倍。
該階段“人世”的要求決定了我國貿易政策的基本取向，要體現社會經濟形態向現代市場體制轉變的發展要求，具體體現在貿易政策重心的轉移，即政府從側重宏觀外貿戰略向側重微觀主體發展方向轉移，實施有管理的自由化貿易政策。而現實中我國與貿易國的摩擦卻并沒有因為入世后自由化進程加快而有所減少，相反我國遭遇了更為頻繁的貿易糾紛，在我國工業化進程尚未完成之時，因貿易的快速增長而引起貿易沖突的加劇，對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必然帶來不利的影響。因此，調整現行貿易政策、保持貿易的平衡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成為新的經濟形勢下面臨的長期問題。
三、新時期對外貿易政策導向與對策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加入WTO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加入WTO的機會熟悉運用其中的規則，保護和發展本國產品的對外貿易能力和自己的民族工業，而不是單純強調對WTO承諾的兌現。WTO賴以建立的經濟學理論基礎——比較利益理論是有利于世界貿易發展的，但是其有效實現必須有一個基本前提，即參與貿易的各國面對的競爭條件應是平等、公正的。而現實中的國際體系和國際分工，存在著強權政治和霸權體系，國際關系中充滿了矛盾和斗爭，在這種體系中，國家實力和地位始終是本國、本民族最大經濟利益的可靠保證。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堅實的工業基礎，不但不能使國家變得強大，而且很難保持政治統一和國家權力的獨立地位。從國際貿易政策理論的發展與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對外貿易實踐來看，在實現工業化的道路上無不利用了重商主義學派的觀點，也為像中國這樣的還沒有完全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政策取向。
(一)貿易政策中性化趨勢中的適度保護政策
我國對外貿易的迅猛增長和經濟地位的提升，引發了發達國家與我國貿易摩擦的不斷加劇。我國出口額的增長率自2005年至2008年不斷下降，但2009年上半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出口總額首次居世界第一位。與此同時受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影響，世界貿易保護更加嚴重。根據世界銀行監測統計，從2008年10月到2009年2月，各國政府提出的與貿易相關的提案有78例，其中66例涉及到貿易保護，高達84.6％，而在66例與貿易保護相關的提案中，已有47例被執行。其中發達國家在最終執行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等貿易措施上的比例高于發展中國家。面對危機時期貿易保護的升級，我國與貿易對象國特別是發達國家貿易摩擦的加劇，以及我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存在的問題以及所處的國內外政治經濟關系，決定了我國應在中性化趨勢中進行適度保護的政策取向。
我國面對貿易爭端如果采取簡單的貿易報復措施，引發貿易戰是不利于自身發展的，但在工業化發展進程中對本國幼稚產業實施保護，是有充足的理論依據的。因為一國貿易政策是傾向于保護或開放還是中性，根本上取決于一國經濟發展的狀況。我國人世后的貿易自由化道路的選擇以及實施開放型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決定了對外貿易政策的目的強調促進結構的轉變、進出口政策作用力的相互抵消，使總體的貿易制度走向中性化。但是一個國家的利益始終是第一位的，政策的制定與調整必須基于本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市場機制和國際環境的有效作用，貨幣、貿易政策以及其他經濟手段是達到這種目的的工具。但問題是對“幼稚產業”的選擇和判斷應避免出現最終演變為保護落后產業的失誤。因此，采取的保護政策必須注意以下的問題：一是扶持的范圍必須是具有未來發展潛能的，達到保護是為了日后不需再保護的幾個行業，因此所選定的行業必須有利于國民經濟結構的提高，并且存在顯著的關聯效應、學習效應和動態外部效應；二是應該明確保護或扶持的時間，對被保護的企業和行業規定限期；三是扶持目標，定位于能成為國際市場最主要的競爭者的這些產業，通過整合的方式提高大企業間高強度的競爭，以競爭促發展；四是政策手段不強調貿易保護，而主要是通過國內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產業組織政策等加以規范、誘導和扶持。例如，可以考慮把汽車、半導體、數控機床和飛機工業列為幼稚產業，扶持時間定為今后的“XX個五年計劃”，并對扶持目標和任務進行詳細分解。
(二)擴大內需、以進促出，保持經濟可持續和穩定發展
2007年我國GDP總量(按當時價格計算)為2.49萬億元，經濟規模居世界前列，預計到2010年，我國GDP總量將比2000年翻一番，屆時我國大國經濟體的特征將進一步顯現，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容忽視。考慮到經濟發展潛力、人口規模、市場規模，我國的經濟增長比較趨近于大國的經濟模式，應更加強調內需的作用。同時，面對當前對外貿易不確定性因素，合理化解高外貿依存度帶來的潛在風險，提高本國經濟抵御外部經濟風險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也需要依靠擴大內需來保持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有關我國內需不足的問題，可借鑒我國主要貿易市場的經驗。在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中，是在通過稅收政策基本解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并且創造了“中產階級”以后，才達到提高“內需”的目的，而這種“內需”又推動發達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美國在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主席時，就是依靠巨大的“內需”使美國經濟長期繁榮，直到這次“全球經濟危機”爆發為止。相比之下，中國沒有利用對中國投資的外商通過征收大量稅金來縮小外商與中國平民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甚至也沒有對中國的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及其管理人員征收大量稅收，以解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問題。如果中國能采取相應的財政政策，幫助大量相對貧窮的消費者提高收入，尤其是幫助中國消費者減少在“醫療、住房、教育”三方面的巨大支出，中國“內需不足”的問題基本可以得到解決。
另外，我國經濟增長應依靠要素供給的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這些要素的加強有賴于我國的進口結構和質量，因為進口中的先進設備、先進技術和戰略資源，雖然不會直接對GDP總額產生作用，但將促進科技進步和生產率的提高，促進經濟集約化增長，從而提高GDP增長率和提升產業競爭力。利用充足的外匯儲備進口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和科學的管理，并注重消化、吸收和創新，增強本國產業和產品國際競爭力，可以“以進促出”，保持適度的國際貿易收支順差作為促進中國外貿和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支撐條件。
(三)優化對外貿易結構，減少貿易摩擦
面對經濟危機每個國家都在尋找各自的出路。美國強烈要求中國減少外匯儲備，改變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的增長方式，實施進出口平衡政策。而這一政策卻使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陷入兩難：一方面實施進出口平衡政策，會造成出口受阻、企業倒閉和工人失業，從而引發銀行出現大量的呆賬壞賬；使國內的總供給能力大于總需求，從而產生與經濟危機類似的產能過剩問題。另一方面如果不實施進出口平衡政策，“4萬億計劃”又可能引發通脹問題，從而加劇被美國套住和承受外匯儲備大幅貶值的可能。因此，應當轉變當前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優化對外貿易結構進行進出口平衡，減少貿易摩擦。
從貿易結構來看，應逐步改善商品結構單一、技術含量低的現狀，加大研發投資的力度和重視程度，鼓勵企業自主創新，推進產業結構升級；通過調整和完善出口稅收、加工貿易等政策，改變貿易方式中加工貿易大部分處于低附加值、價值鏈低端的局面；我國對外貿易區域的結構性問題恐怕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改變，要想減少貿易市場過分集中帶來的威脅，需要加強內需，擴大國內市場來分散風險；針對長期以來大多出口產品采用貼牌的生產方式，鼓勵企業品牌發展戰略；嚴格控制“兩高一資”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對環保節能型產品的出口給予優惠政策；規范出口競爭秩序和行業自律，穩步推進對外貿易秩序的法律法規建設，加快建設外貿信用體系。同時應協調利用外資政策，調整外商的投資結構，減少外商低端制造業的投資，限制技術含量低、資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大的外資項目，提高外商投資的質量；取消對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縮小民族產業與外資企業之間的差距和資源配置的不平衡性，減少國家財政收入流失，增加政府調控資源配置的能力。
另外，政策措施應注意加強針對性。例如，美國輪胎特保案對我國的啟示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我國出口退稅政策存在國家干預不當問題。對于在國際上容易引起糾紛的傳統優勢產業，出口退稅只要達到使出口產品以不含國內間接稅的公平價格參與國際競爭即可，避免出口企業以退稅作為壓低報價的“優惠鼓勵政策”，從而避免國外進行反傾銷的可能。二是上述提到的國內外市場不統一，存在國家干預的缺位問題。目前出口市場的信用體系暢通，而國內市場信用體系相對滯后，交易成本高、風險大，導致對內銷售的報價偏高。三國內商品流通出現阻滯的物流系統建設滯后，存在中央政府干預缺位，而地方政府干預不當的問題。因此，需要由中央政府打破地方保護主義，改革高速公路收費體系，發展鐵路交通。
(四)建立開放經濟下的內外統一的貿易綜合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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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等智能科技的發展，我們邁入了豐富多彩、趣味橫生同時又充滿神密色彩的互聯網時代，這是一次時代的變革。創造企業價值、提供決策信息的管理會計承載企業運營管理過程中較全面的信息，是目前企業進行信息管理的最重要、最便利工具。MAIS信息是最重要的經濟信息，它連續、系統、全面、綜合地反映和監督企業經營狀況，并為管理、經營決策提供重要依據。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引發了MAIS信息管理的思維變革，在會計數據、會計信息需求等方面都產生了顛覆性的變化，MAIS信息管理變革的機遇與挑戰并存。
1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及其在信息管理中的應用
1.1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
互聯網時代的鮮明特征是互聯網技術的發展，Fernando和António(2013)對用于企業信息管理的互聯網技術進行了整理，主要有以下幾種：
1.1.1 互聯網服務。互聯網服務用來識別一個自主的軟件組件，由統一資源標識符(URL)來唯一標識，通過標準的Internet協議，如XML、SOAP或HTTP進行訪問。今天，這些服務允許像MAIS不同系統、操作系統和網絡應用之間的集成。最終，他們加強外部報告和實時報告，對廣泛的利益相關者來說，增加了信息的可用性。
1.1.2 移動設備。移動革命，通過無線技術影響了企業很多業務的進行，提供實時和全面的重要數據，影響企業和客戶之間的溝通。因此，這些系統及其性能數據與MAIS集成非常重要。移動設備也強調組織的重要性，利用移動渠道，使實時報告成為可能，支持他們的當前和潛在的投資者、債權人、財政或監管機構進行信息交流。
1.1.3 云計算。隨著網絡系統的普及，基于網絡的會計軟件的使用越來越普遍。互聯網技術提供的一個解決方案是云會計，一個基于云的完全的在線記賬軟件，即基于軟件即服務(SaaS)的體系結構，也被稱為云計算。有了這樣的解決方案，不同利益相關者可以從任何地方的互聯網連接實體會計和財務管理的實時報告。
1.1.4 環境掃描。環境掃描可以被定義為一個組織的外部環境中的事件，獲取信息使用的趨勢和信息之間的關系，這將有助于管理組織未來的行動計劃。很多企業仍忽視外部信息，然而，外部信息和關鍵的戰略決策息息相關。環境掃描有助于構建更完整的企業發展視圖，它能夠提供戰略分析過程中所需的全面信息和重要的外部因素。此外，環境掃描獲取的一些外部信息(如當前或未來的產品或利率的價格)可能有助于預測銷售趨勢或識別和管理風險。Xiaoping Qiu、Gangqiao Shi(2011)研究表明企業外部環境促進信息可用性的變化和業務流程的重新設計。
1.1.5 商業智能。商業智能通過處理大量的信息有助于識別和發展新的機會。同時，能夠為組織在戰略層面、戰術和業務水平上提供有益的見解。商業智能通常進行數據挖掘、過程挖掘、統計分析、預測分析或預測模型，它可以支持一些管理會計問題的解決，如預測或幫助解決一些企業管理關注的問題，如識別和分析戰略選擇，決策支持或業務風險管理等。
另外，Cengiz、Ihsan(2011)指了出企業信息管理(EIM)的智能技術，如模糊集理論(FST)，多智能體系統(MAS)、神經網絡(NNS)，遺傳算法(GA)，蟻群優化(ACO)和粒子群。Xiaoping Qiu、Gangqiao Shi(2011)在通過對數據庫技術分析的基礎上，詳細討論了一種可行的工作流引擎的實現方法，以實現企業信息管理。
1.2 互聯網技術在企業MAIS信息管理中的應用
先進的互聯網技術已經成為當今企業環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互聯網技術的不斷出現，促使企業采用以更復雜互聯網技術為基礎的系統(Ahmet、 Michel，2013)。因此，各種信息系統，如企業資源規劃、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供應鏈管理和客戶關系管理等，越來越多地用于收集業務交易、供應商和客戶的信息(Cengiz、Ihsan ，2011)。Aysel(2014)指出今天的互聯網技術在企業形成記錄最小信息單元的數據銀行(數據庫)，可以通過一個單一的操作同時刷新所有相關信息，企業的所有部門可以根據他們的需要訪問最新的和真實的信息。所以，互聯網技術可以提供高質量的、全面的企業所需要的信息(Düren，2000)。
Maziyar、Vahid(2011)認為互聯網技術給會計部門創造了顯著效益。網絡和計算機系統增加了會計部門的功能，提高了信息精度，加快了信息處理，優化了財務報告，同時，提高了企業管理整體的效率和準確性。其他研究人員認為，互聯網技術使管理會計的實踐經歷了從“管制”向“商業定位”與“數據分析”改變。互聯網技術結合現代軟件開發(Harney，2002)使得會計和控制在時間和空間上相互獨立。在跨國企業，互聯網技術已被用來創建全球信息系統。
2 企業MAIS信息管理
2.1 企業內部報告信息的管理
增強管理透明度： Jong-Min Choe(1998)的研究表明，信息技術幫助高級管理層了解更多關于其他部門在生產新產品過程中的內部管理事項。信息技術允許高級管理層監控下屬，而且，從日常決策過程退出的首席執行官，可以在無形中監視企業管理工作，同時，管理者也被他們的同事和下屬監督。有趣的是，公開透明并沒有創造恐懼，它實際上創造了同事間的壓力，使他們更認真仔細地工作。
實時報告：全球市場的快速變化和日益激烈的競爭、產品生命周期的快速縮短迫使企業分析準確和及時的信息，以在其業務發生變化時作出反應(Sahay、Ranjan，2008)。企業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時代，被稱為“實時經濟時代”，其特點是業務測量、評估和決策過程的實時性加速(Vasarhelyi、 Alles，2008)，實時經濟對會計信息系統提出了新的挑戰，就是實時報告。Fernando、Antonio(2013)強調，大部分的財務信息專業性報告還是由會計師從事的，公開交易的組織通常需要使用財務數據的在線報告，會計人員需要能夠編制實時和交互報告。除此之外，組織還使用他們的網站或者其他移動渠道來放置他們的財務報表和其他財務報告(J.A.Hall，2010)，這些報告在滿足實時性的同時還要滿足合規性。
2.2 企業預算信息的管理
互聯網時代先進的會計程序或軟件可以幫助會計或企業主創造預算，這些程序和軟件會自動輸入企業的財務信息，控制人工輸入錯誤的信息(Maziyar、Vahid 2011)。無處不在的移動訪問應用程序服務，可獲取和分享信息來支持協同決策并提高生產力，通過用戶自助服務來簡化配置和系統管理(Fauscette，2013)。這樣能夠更快速更有效的進行業務決策，通過更好的數據訪問和嵌入式的合作縮短財務預算流程，使公司的財務資本需求和經營預算平衡。Xiaoping Qiu、Gangqiao Shi(2011)認為在企業實施電子商務系統可以更好的控制庫存和產銷量。通過提供準確、實時的銷售、收款、現金流、庫存周轉等信息，提高預算過程的準確性。
2.3 成本信息的管理
互聯網和電子商務的出現為管理會計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它允許管理會計師跟蹤績效信息，超越了以傳統成本信息為基礎的通用分類賬系統(Xiaoping Qiu、Gangqiao Shi，2011)。成本信息的管理還包括企業供應鏈信息的管理(Catherine、Panagiotis，2014)，供應鏈管理使貿易伙伴通過信息共享來協調他們的流程，以方便供應商的客戶互動，最大限度地減少交易成本。最重要的供應鏈流程包括產品開發、采購、制造、物流、客戶關系管理和績效測量(Olson，2012)。
2.4 業務流程信息管理
業務流程管理(BPM)已進入一個新時代的智能管理時代(António、 Fernando，2014)，其中包括一個新的模塊的業務活動監控，它提供了對各種業務監測提供實時信息的能力，這有利于會計執行其識別、計量和溝通經濟管理信息的職能。在進行業務流程信息管理時，Yannis和 Nikolaos(2008)要求對組織結構進行設計，對生產、管理方法和經營策略進行重大調整。Sonnenberg和Brocke(2014)提出了過程會計模型(PAM)，在過程感知信息系統中構造事件記錄，使過程導向會計成為可能。
企業的銷售和服務部門利用互聯網和外網與客戶的銷售部門溝通，客戶的聲音，如需求、滿意度、投訴、建議等，可以通過遠程訪問系統或客戶的質量體系傳達到企業，既客戶直接影響企業的管理活動。企業可以快速響應客戶需求和客戶投訴，并利用互聯網質量信息管理系統(IEI-QIS)實時提供滿意的客戶服務。同樣，一個企業的供應商可以通過互聯網與采購、產品質量控制部門溝通。供應商提供給企業相關的質量信息，如購買零件的信息、反饋信息等，也直接影響企業管理活動。
3 互聯網時代管理MAIS信息管理的挑戰及未來發展方向
3.1 MAIS信息管理的挑戰
3.1.1 策略制定問題。(1)在未來，企業信息管理的真正挑戰在于適應持續性網絡系統的互操作性(指兩個或多個信息系統間的連接)的同時簡化MAIS的變革，Carlos和Yves(2015)提出了可持續的互操作性作為下一代企業信息系統的一個新的大挑戰。
(2)Markus(2011)認為，研究現代信息技術與管理控制之間的接口是很重要的，信息技術如何連接管理控制邏輯或管理控制問題的整體，將關系到信息系統的解決方案。
(3)C.Garita和Hamideh(2001)指出對信息管理變得特別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有數據的物理分布、企業自主權和隱私執法、對共享信息的訪問權限以及數據可視化水平等。
(4)研究信息的戰略管理領域的特點是沒有一個統一和通用的術語;信息管理的各種定義被用來描述現代企業和企業合作的相同或相似的方面(Blecker，1999)。
(5)Inge 、Jens(2014)認為解決集成報告的挑戰將涉及戰略重點、信息的連接、使各種復雜資本透明化等問題。
(6)Q.Zhou，M.Ristic(2000)認為數據共享和跟蹤已成為生產計劃和控制系統所面臨的挑戰。
3.1.2 策略實施問題。(1)Verena和Susan(2014)的研究結果表明，制定策略是第一步，將企業范圍內的戰略轉化為業務活動存在很多問題，許多案例證明從戰略到行動存在困難。例如，45%的企業認為執行政策的重大挑戰是獲得部門和一線管理人員的廣泛支持。因此，當擁有一個企業信息管理(EIM)策略來實現可觀利益的挑戰在于有效地在整個企業中實施該策略。
(2)當提及信息管理可能出現的潛在缺陷時，最常見的是客戶的財務信息安全和保護問題，如未經授權的訪問、信息竊取或計算機黑客(Bechtel，2013)。Otilia和Marian(2014)指出在使用云技術時，如果合同不能充分保證服務質量和可用性，對數據控制的損失成為依賴于云供應商的另一個問題。另外，互聯網連接的中斷也會使客戶被迫暫停活動。
(3)雖然技術解決方案已被管理者普遍認為是有效信息管理的重中之重，而真正的問題可能涉及管理和信息使用者(Nor、Ramlah，2008)。據Robertson(2005)，真正的問題是正確的人在正確的時間通過可用的形式獲得正確的信息。
(4)Anders和Carsten(2007)得出結論，企業的結構，特別是單一的企業模式，由于對信息通信技術和相關工具的大部分投資都是造成負面的影響，管理者或所有者意識到對信息和通信技術具有一個長期的投資回報率，但他們總是傾向追求短期回報的投資。
3.2 MAIS信息管理的未來發展方向
為了適應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以及企業發展環境的變化，一個合格的信息管理系統應滿足以下主要要求(Q.Zhou，M.Ristic，2000)。
一是企業中的信息互操作性。這是一個優化計劃和合作行動的基礎。
二是整個企業的信息一致性。一些數據在不同的地方重復出現是很常見的，保持兩者之間的一致性是一個困難而且很重要的任務。
三是開放的和可擴展的信息體系結構。針對企業的組織結構可能出現的變化，重新配置信息管理系統的效率也是一個重要指標。
四是信息安全。安全控制至少有三個級別。一個是在一個公司內部，提供內部用戶安全訪問、共享信息;第二個安全級別為企業中的其他合作伙伴提供安全訪問;最后一個是網絡安全控制，保護公共網絡的信息傳輸。
五是有效溝通。對于地域分布廣的企業，通信效率高對整個系統的性能有重要影響。
六是經濟。在信息管理中使用的技術，也應該符合成本效益原則，因為企業的目標之一是降低生產成本。只有經濟的解決方案，才可以吸引更多的中小企業。
七是不同的數據模型。由于不同的公司可能有不同的遺留系統和數據模型，信息管理系統應該能夠適應不同的數據模型。
4 小結
本論文從MAIS的視角回顧了企業信息管理的相關研究，學者們將互聯網思維納入管理會計體系，分析互聯網時代如何科學管理信息資源，提高數據信息的質量，降低數據信息的交易成本，不斷降低與消除數據信息的不對稱，通過有效地配置數據資源，提高企業數據資源利用效率、發揮企業數據的最大價值，進而將數據轉化為企業利潤。主要在管理會計信息系統的預算、成本管理、業務流程管理、內部報告及決策等環節對信息的生產、收集、存儲和分析利用進行管理研究，使管理會計在互聯網時代為企業決策提供更有用的信息。但是管理會計的工作因企業而異，MAIS的信息管理也各不相同，少有學者針對具體行業或企業進行分析研究。今后作者打算針對具體的行業或企業做出互聯網時代信息管理的探索研究工作。
篇9
一、引言
中國農產品期貨市場起步較晚,僅有十幾年的發展歷程。盡管發展速度較快,但相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仍存在較大差距。一個明顯缺陷就是我國至今還沒有上市農產品期權。這不僅影響了農產品生產者、經營者和期貨市場上投資者科學合理地選擇所需要的金融工具以規避市場風險,還影響到農產品市場供求以及價格的穩定性,同時也制約著農產品期貨市場功能的有效發揮。那么,中國目前是否有必要發展農產品期權交易?推出農產品期權的條件是否成熟?如何發展?現有文獻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較少或不夠系統,如高志杰等著書發達國家農產品期權市場發展規律及其啟示,偏重于總結發達國家發展農產品期權市場的經驗,而對中國是否應當發展農產品期權市場的論證顯得不夠充分。為此,本文在分析期權市場發展情況、特點及優勢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較為詳細地論證了中國發展農產品期權市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有關的政策措施。
二、期權市場的產生和發展
期權交易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8世紀。在工業革命和運輸貿易的刺激下,歐洲和美國相繼出現了有組織的期權交易,標的物以農產品為主,均采用場外市場(OTC)的交易形式。18世紀末,美國出現了股票權,到19世紀時,期權交易已經包括股票、實物商品、貴金屬以及房地產業務等。交易所內的期貨期權最早產生于1980年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的大豆期貨期權,此后,美國、日本、加拿大、阿根廷的農產品期貨交易所紛紛推出了多種農產品期貨期權合約。目前,在商品期貨期權中,農產品期貨期權仍然是最主要的交易品種。2000年,各國交易的農產品期貨期權合約數目達到43個,約占全球商品期貨期權總數的一半近幾年,期權市場交易量的增長速度明顯加快,1999年全球期權交易量突破10億張,2000年突破15億張,2001年又突破25億張,已超過全球期貨合約的總交易量,顯示了極強的發展勢頭。
三、期權交易的主要特點及優勢
(一)期權交易成本低,操作靈活。期權交易成本低,杠桿作用比期貨交易還明顯。期權買方只要繳納少量的期權權利金,就可獲得期權合約,達到保值或者投機獲利的目的。因此,期權交易備受中小投資者的青睞,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很多農民及小生產者都會十分熟練地利用農產品期貨期權進行套期保值。同時,期權買方在繳納權利金獲得期貨合約后,不需要繳納保證金,不需要像期貨合約那樣逐日盯市并被要求隨時補足保證金,也不存在因保證金不足而被強行平倉的風險。因而,期權交易在國外深受投資者歡迎,特別是受到廣大中小投資者以及上班族的歡迎。
(二)期權的風險和收益具有非線性特征期貨交易的風險和收益是線性的,即隨著價格的變化,期貨頭寸的風險和收益都呈線性增長,而期權的風險和收益則具有非線性的特征。期權的買方,其風險有限而收益無限,而期權的賣方收益有限但風險相比買方更大些。對于期權買方來說,它的風險是有限的,最高損失是期權權利金額度,即期權買方為獲取期權合約所賦予的權利而向賣方支付的費用。如果期貨價格走勢對買方不利,他可以放棄執行該期權合約,損失的僅僅是一筆權利金;如果期貨價格走勢對買方有利,則買方執行期權獲利。對于期權賣方來說,它的風險相比買方要大,但由于其事先收取了一筆期權權利金,因此它的風險小于持有相應期貨頭寸的風險。因此,買賣農產品期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貨期權的風險事實上比單純的買賣農產品期貨合約的風險要小許多。期權的這種非線性特征可以使期權與期貨之間,期權與期權之間構造出多種復雜的資產組合,從而滿足不同偏好者不同價格預期及投資決策的需求。因此,期權的誕生極大地豐富了投資者的投資工具。
四、中國發展農產品期權市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我國推出農產品期權的必要性
1.推出農產品期權,可以為政府糧改提供更多的市場化手段,為訂單農業中的企業、農民合作組織和農民提供簡便易行,風險較小的避險工具,有利于保護、促進國內農業的發展,為農民增收服務。目前,我國的農民和糧食經營企業資金實力普遍單薄。雖然他們可以通過期貨市場來規避現貨市場的價格風險,但是,期貨市場實行逐日盯市制度,期貨市場價格的劇烈波動會導致期貨保證金的相應變動,一旦看錯行情或市場上期貨價格向著不利于自己方向變動的時候,他們就面臨著追加保證金的壓力,進而會影響到套期保值的效果,會降低他們參與期貨市場的積極性。
比如,按照目前期貨經紀公司收取8%的保證金計算,即杠桿率為12.5倍,交易者一旦看錯行情,期貨價格1%的波動就會使其遭受12.5的損失,一旦發生漲跌停板(±3%),盈虧率將達到37.5%,而這些盈虧率會轉化成追加保證金的巨大壓力,使他們的套期保值效果大受影響。面對這種風險,那些資金實力單薄的企業或農戶只好對期貨采取避而遠之的態度,而且最低開戶資金要求擋住了一批資金實力不足的交易者利用期貨市場的步伐。當前,一些期貨投資賬戶的最低開戶資金額要求是5萬元,這對廣大的農戶而言無疑是一個相當高的門檻。利用期權規避現貨市場風險則更具優勢,它可以克服利用期貨市場進行套期保值的弊端,買入期權不用繳納保證金,只需繳納少量的權利金,而且在交易過程中也沒有追加保證金的壓力。所以,對于農戶和糧食經營企業或農民合作組織等非專業投資者來說,通過買入期權合約來規避農產品價格波動的風險,不僅能夠防范價格不利變動的風險,還能保留價格有利變動帶來的好處,是比較理想的選擇,同時,還可以大大增強農民的市場意識。
2.上市農產品期貨期權交易有利于保護投資者參與期貨市場的利益,促進期貨市場功能的有效發揮。市場中存在各種類型的投資者,他們對風險有著不同的偏好,對價格走勢也有著不同的預期,而期貨品種本身的局限性令投資者無法選擇更為靈活的風險收益方案,期貨期權合約推出后就極大地豐富了投資者的資產組合。期貨和期權可以組合出靈活多樣的交易策略,如期權的賣方為了防范履約的風險,事先在期貨市場上買入相應的期貨頭寸進行保護。更為重要的是,期權組合策略的運用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參與期貨交易,有利于增加期貨市場的交易量、持倉量和效率,使期貨市場的功能得到進一步發揮。當期貨市場價格與期權價格偏離市場的均衡水平時,套利者可以在期權市場與期貨市場之間進行套利,期權價格和期貨價格的互動有利于改善期貨市場的運行質量,促進期貨市場價格發現功能的發揮。
3.上市農產品期貨期權可以實現與國際期貨市場接軌,增強國際競爭力。當前,世界商品期貨市場出現了立體化發展的多層次格局,有期貨必然有期權,幾乎所有成熟的商品期貨都有相應的期權交易。如美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BOT)從1984年開始期權交易后,原來上市的期貨品種逐步推出期權交易,而后來上市的交易品種都是期貨和期權一起上市,期貨和期權相輔相成,有利于增強期貨市場的國際競爭力。因此,我國推出成熟品種的農產品期貨期權,培育完善的農產品期貨市場,對提高我國在農產品現貨交易中的地位,增強市場競爭力意義重大。
(二)推出我國農產品期權的可行性
1.大多數農產品價格已實現市場化,現貨商規避風險意識強烈。目前,隨著我國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深入,我國多數農產品包括大宗農產品,如大豆、玉米、小麥、棉花等的價格已基本實現市場化。價格是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因此與這些農產品相關的現貨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面臨著較大的價格波動風險,尤其是在我國加入WTO以后,國內農產品價格受國際因素影響較大,農產品價格變化的不確定性加劇,更需要利用相關工具進行保值和避險。而在衍生工具方面,期權合約具有期貨合約所不具備的諸多優勢。現貨商在購買期權合約后,不必隨時盯盤和追加保證金,不承擔因保證金不足而被強行平倉的風險。因此,農產品期權合約推出后,必將會受到市場的廣泛歡迎,吸引大量現貨商,尤其是中小現貨商的積極參與。
2.期貨市場交易活躍,功能發揮比較充分。近幾年來,經過規范整頓的中國期貨市場開始活躍。我國期貨市場的活躍,尤其是大宗農產品期貨的活躍為農產品期權的成功運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從2000年開始期貨交易量和交易額穩步增長隨著我國期貨市場規模持續穩步增長,其內在運行質量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以小麥、大豆為例,鄭州商品交易所的小麥期貨價格和現貨價格,墨西哥灣小麥價格都保持較高的相關性,相關系數都在90%以上。在農產品期權合約推出后,期權價格以其成本低、操作靈活的特點,對現貨價格乃至期貨價格都會產生一定的前向預期作用,有助于增進期貨價格的真實性和權威性,從而更有效地發揮期貨市場的功能。3.交易所控制風險的能力在不斷提高。經過前一階段的治理整頓,再加上交易所在控制風險方面積累了一定的經驗,目前,國內三家交易所在應對市場風險方面都具備了較高的市場管理水平和風險防范能力,在農產品期權推出后,交易所完全有能力控制期權市場的風險,保證期權交易的正常運行。超級秘書網
五、政策措施
(一)盡快開展期權交易的試點。開展期權交易試點有著重要的意義。首先,我們對期權進行了長期的研究,做了一些必要的上市準備,期權交易有了一個較好的試點基礎。其次,期貨市場運行環境較為穩定。在我國加入WTO以后,面臨著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需要期權這種工具進一步完善期貨市場功能,提高期貨市場運行質量,而所有這一切,都需要一個實踐、實驗的場所和機構。因此,我們要盡快選擇合適的品種進行期權交易的試點。
(二)加強投資者教育,特別是對參與者進行風險分析的教育。我國的期貨市場一直都不太重視對投資者的教育工作,致使廣大的市場投資者對期貨市場產生諸多誤解,至少是對期貨不太了解和熟悉,這直接限制了投資者參與期貨市場的積極性。期權上市后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流動性的高低,而流動性高低是與市場參與者的多少和踴躍程度有密切關系的。雖然,我們可以通過制度設計和采用做市商制度來在某種程度上解決這種問題,但投資者教育工作對期權交易的成功與否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1]曲立峰.中國農產品期貨市場發展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篇10
摘要:從理論上分析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對現代服業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并對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對我國服務業增長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人均第二產業增加值表示的工業化發展水平對服務業存在負向影響,信息化對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城鎮化水平對現代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的影響顯著;同時發現衡量“五化”中的市場化和國際化的指標,與市場化指數和人均FDI地區差異明顯。鑒于全國數據波動比較大,實證結果表明它們對現代服務業發展水平的影響并不顯著。
關鍵詞:“五化”理念;現代服務業;影響因素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現代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已不再是“邊緣化的或奢侈的經濟活動”,其在增加就業、調整產業結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進國民經濟增長、保持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如何解決中國服務業比重明顯偏低且增長緩慢的問題亟待研究。本文基于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對現代服業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對影響我國服務業發展的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以期對我國現代服務業的健康發展以及與整個國民經濟的良性互動、協調發展提供政策性建議。
一、我國現代服務業發展現狀
長期以來,受傳統經濟發展指導思想和經濟體制的影響,我國服務業一直不受重視。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服務業的增加值比重和就業比重兩個指標在世界各國中都處于最后幾位。1980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僅為22%,服務業吸納的就業占全社會就業總數的比重僅為13%。同年,這兩項指標的世界平均水平分別為56%和60%。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服務業增長較快,到2007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升至40%,就業比重升至32.4%。近30年來我國服務業發展的特點: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的上升前快后慢,20世紀90年代以前增長迅速,然后有一段停滯甚至下滑的時期,2000年以后基本維持在40%左右的水平上;服務業就業占全社會就業總數的比重處于緩慢但持續上升的過程中,從1980年的13%上升到1995年的24.8%,而后又穩步上升到2007年的32.4%。
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在較低水平上趨于穩定,并不符合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20世紀80年代中國服務業的快速增長可能是對以往多年重建設輕生活、重工農業生產輕服務業發展這種傳統增長模式的校正和補償,而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緩慢增長則表現為一種“常態”(江小涓、李輝,2004)。雖然服務業發展滯后,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并沒有受服務業發展緩慢阻礙的影響。近20多年來,我國經濟一直保持幾乎是全球最高的增長速度,可見,服務業發展滯后并沒有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學者們通過分析得出這樣的判斷:我國經濟還沒有進入服務業迅速增長的階段,這一現象符合我國現在的國情。
服務業比重穩定上升只在工業化完成之后的發達國家才表現得更為明顯,而在處于工業化過程中的國家則上升趨勢并不明顯,甚至有時還可能出現短暫的徘徊甚至下降(魏作磊、胡霞,2005)。工業化一直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難以跨越的“卡夫丁峽谷”,我國的工業化任重道遠(張世賢,2000)。我國目前仍處在從二元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轉變過程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巨大,工業化程度仍然很低,當然也是工業化加速發展的時期。工業相對于服務業以更快的速度增長,使得GDP構成中工業比重不斷上升而服務業比重徘徊不前。我國服務業比重上升緩慢是當前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大背景所導致的,是由當前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決定的。但是,人們也應該看到我國服務業發展的潛力,我國現代服務發展速度雖然緩慢但總體趨勢還是良好的。
二、影響現代服務業發展因素的理論分析
作為一個產業,影響服務業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由于中國正處于轉型期,不同服務業的發展所受的影響因素差異也很明顯。所以,分析中國服務業發展的影響因素應該從經濟全局出發,細分各項經濟指標,考察它們與服務業發展之間的緊密聯系。本文結合“五化”理念,從服務業整體發展角度出發,分析影響服務業發展水平的各項因素,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1.經濟發展水平。配第—克拉克定律將產業結構發展過程描述為:“隨著經濟發展,勞動人口由農業移到制造業,再從制造業移向商業和服務業”。發達國家服務業產值比重和服務業就業比重普遍提高的事實驗證了這一定律。大量實證研究也表明:各國服務業產值比重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人均GDP較高的國家服務業產出也相對較高,人均GDP和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兩者之間存在正向相關性。因此,用人均GDP來表示的經濟發展水平是服務業發展的一項重要影響因素。
2.消費需求水平。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重是否隨消費需求水平的提高而上升,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對服務產品需求的收入彈性和價格彈性。從較長時期看,人均收入水平是影響服務需求的一項重要的因素。消費需求對服務業的影響主要作用在生活業。根據恩格爾定律和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類需求是分層次的,人們總是在滿足了低層次需求后才會轉向高層次需求。現代社會,農產品滿足人們基本生存需要,屬于最低層次的基本需求,工業品則是較高層次的需求,服務品中雖有一些也是基本的生活需求,如衣食住行等,但更多的是為滿足高層次的享受和滿足。隨著人們收入增加,越來越大的消費比例將用于服務消費,換句話講,也就是服務品的需求彈性高于農產品和工業品。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對生活服務的需求,一些現代生活產品在較高收入水平時才能大規模消費,例如旅游、高等教育、休閑、健身等消費。隨著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這類消費需求的收入彈性系數會有較大幅度的上升。由此可見,消費與生活業的聯系緊密,可用最終消費支出來反映生活業的需求水平。
3.工業化水平。隨著經濟增長、勞動分工不斷細化和市場不斷擴展,產品的制造過程被分解成為一個個更細的專業化節點,大量的中間產品和加工過程獨立出來,此時,連結這些節點形成分工網絡的必要性就顯現出來,這些中間需求是生產業的重要部分。生產業是為了滿足中間需求,向農業、工業甚至服務業提供服務,在國民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當前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及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階段,工業、建筑業是生產業的需求主體。因此,工業發展狀況對服務企業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同時從世界的經驗來看,服務業是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上的,服務業在工業化達到一定高水平后往往能夠得到迅速發展。工業發展好的地區,業務機會較多,更容易促進生產企業的發展。因此,工業化程度是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工業化水平是一個技術指標,很難用一個簡單的經濟變量來描述它,這里僅僅用人均第二產業增加值來表示工業化的相對發展狀況。
4.信息化水平。由于服務業的許多工作需要手工勞動,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總體上比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慢,和制造業相比,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是滯后的。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滯后是服務業就業增長較慢的主要原因。同時,服務業較低的價格彈性導致了“成本病”(Baumol,1967)。程大中(2004)使用1978-2000年數據,較為系統地驗證了Baumol的論點,結論是:中國的服務業除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務外,其它部門表現不同程度的滯后;服務業的需求幾乎缺乏價格彈性,很容易導致“成本病”。傳統服務業只有基于信息化才能加速發展,才能解決“成本病”問題。信息技術對服務業的滲透,促進了服務業的增長,基于信息技術上的先進管理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從國際服務業發展經驗來看,信息化的迅猛發展有助于服務業的增長,對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信息化發展指數來表示信息化發展水平。
5.城市化水平。城市是服務業發展的空間載體,也是服務業的集聚地。世界發展經驗表明,人口集中居住更有利于服務業的增長。人口規模決定商品潛在市場大小。服務品的非儲存性,即生產和消費的同時性要求大多數服務只能在當地市場出售,因此,市場規模成為服務業發展的首要影響因素。城市化帶來人口集中,集中的人口能產生巨大的服務需求,從而為服務業創造了必要的生存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大量的農村人口從農村涌向城市,引起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城市規模擴大、交易成本降低、經濟效率提高,也促使服務業水平不斷提高,促進人均服務業增長。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服務業與城市化的相互促進作用表現得非常明顯。城市化為發達國家服務業發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需求基礎,推動服務業新行業的形成和傳統行業的發展。城市化水平是服務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本文選用城鎮人口比重來反映城市化水平。
6.市場化水平。學者普遍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業增長與市場化水平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目前我國的市場化程度并不高,發展歷程也相對較短。短期內市場化水平的提高所帶來的經濟結構效應可能還未充分發揮出來,對服務業的增長起到的作用并不明顯。但從長期來考慮,市場化有利于產業結構轉變,有利于行業內競爭,從某種程度上促進服務業的增長。市場化水平的提高對服務業來說就是要放寬市場準入,引入競爭機制。允許進入和允許競爭,即準許新的市場主體進入本行業,參與市場競爭,提高經濟效率。本文利用市場化指數來表示市場化水平。
7.國際化影響因素。擴大對外開放,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是中國服務業發展的一個大背景,它在以下幾個方面促進服務業發展:開放條件下市場從國內擴展到國際,市場規模的擴大可以促進分工深化和生產率提高;通過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引起的知識和技術外溢,提升引進國技術水平,從而促進服務業增長;外商直接投資擴大了投資規模,對東道國服務業發展有直接推動作用。開放有利于競爭環境的形成,促使企業進行創新,提升服務業競爭力。本文選擇人均利用外資情況來反映國際化影響因素。
三、理論模型設定與實證分析
本文以服務業增加值比重SPER為被解釋變量,表示服務業發展水平,以上文理論分析之諸因素為解釋變量。服務業理論影響因素匯總于表1。
根據現代服務業影響因素的理論分析,構建如下理論模型,并進行實證分析。
SPERt=α+β1PGDPt+β2PFDt+β3PIGDPt+β4IDIt+β5CITYt+β6MIt+β7PFDIt+ut
其中下標t指1995-2007各年,α為截距項,ut為隨機擾動項。本文選取了1995-2007年度的數據進行分析。信息化發展指數來自《中國信息統計年鑒》,市場化指數來自《中國市場化指數》,其余數據都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以及用其相關數據計算得出。理論分析所選定的7個自變量中部分不顯著,加以剔除。其中,PGDP雖然顯著,但與PIGDP表現出很強的相關性,復合共線性明顯。這主要是因為:在過去的10多年中,工業一直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兩者高度相關且共同趨勢明顯,產生了復合共線性。基于這一原因,剔除前者PGDP。模型回歸及檢驗結果如表所示(見表2)。
表2報告了計量模型的回歸結果以及各個研究假設的相關系數。回歸分析中由于MI和PFDI明顯不顯著,所以把二者剔除掉。MI和PFDI不顯著的原因,可能是這兩項指標的區域差異特別明顯,在沒有考慮區域影響因素的情況下,二者波動比較大(見圖1),與服務業增加值比重不存在相關關系。從表中我們容易看到PFD與SPER存在正相關關系,并且這種相關關系是10%水平上顯著的,這說明在我國目前經濟發展狀況下消費需求對服務業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PIGDP與SPER的相關系數一直為負,這說明第二產業對服務業存在負向影響。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是一個相對指標,其大小不僅取決于服務業自身的發展速度,還取決于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速度,與工業和農業比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利用人均第二產業增加值來表示工業化程度,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工業化程度是一個技術指標,與人均第二產業增加值并不存在直接的聯系。IDI和CITY兩個指標與SPRE都是正相關關系,尤其IDI的正相關性最為明顯。信息技術對服務業的滲透,促進了服務業的增長,過去的10年中國的信息化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當然,這兩個指標同樣也沒有考慮地區的差異性,也存在不合理的一面。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的實證研究表明,首先,在我國目前經濟發展狀況下消費需求對服務業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消費需求對服務業發展的促進作用具有“門檻效應”。消費需求是有層次的,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最終消費支出主要為滿足基本生活所需,屬于較低的需求層次,對服務業的促進作用并不明顯。而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的水平,消費需求對服務業的促進作用才顯現出來。就我國目前的平均消費水平來看已經突破了這個“門檻”,對服務業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其次,第二產業對服務業存在負向影響: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是一個相對指標,其大小不僅取決于服務業自身的發展速度,還取決于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速度,與工業和農業比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服務業比重低(高)一種可能是服務業發展水平低(高),另一種可能是工業或農業發展速度更快(慢)而相對“擠壓”(“放大”)了服務業比重。實證結果顯示的我國服務業比重受第二產業負向影響,其原因就在于后者。此外,信息化和城鎮化兩個指標與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都是正相關關系,尤其信息化的正相關性最為明顯。信息技術對服務業的滲透,大幅降低了服務業成本并提高了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促進了服務業的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