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攤經濟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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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低碳理念；建筑設計；途徑

中圖分類號：TU201.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038（2015）49-0111-02

前言

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的現階段，人們對于生活質量等方面的要求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特別是在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的背景之下，人們開始關注對低碳生活的追求。在城市建設的設計工作當中，建筑設計師肩負著引領低碳生活的重要責任，其設計理念是實現建筑長遠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同時也是建筑設計質量、品味和格調實現的關鍵。在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的當下，高能耗的建筑設計已經不再適應現代化的發展需要，大力建設節約型社會要求建筑設計中必須要實現低碳環保和節能減排的目標，實現建筑整體環境和功能上的最優化，以切實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

1低碳建筑概念

低碳建筑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綠色建筑和生態建筑的基礎之上，在21世紀又提出了低碳建筑這一新的概念，從內容上來看包括了綠色建筑和生態建筑的主要內涵，只是將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作為最終要實現的目標。低碳建筑，實際上是指在建筑物的全生命周期范圍之內，包括建筑材料的生產、運輸、施工和建筑的運行、拆除等整個階段，能源消耗低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少的建筑。從本質上來講，低碳建筑是節能建筑概念的延伸，但是與建筑節能又具有一定的區別，低碳建筑是以提高需求終端的能源利用率為目標，其節能減排的實現有一個約定的基準線，且這一基準線是歷史某一時間節點的實際排放量，要求未來的減排目標必須要低于這一基準線。

2基于低碳概念的建筑設計原則

2.1環境友好型原則

低碳建筑要求在其規劃設計階段要切實的考慮到與自然環境友好共存的關系，還需要考慮到建筑的合理自然通風和日照等，盡可能的保留原來場地中的自然環境；在建筑材料的選擇方面要盡可能的選取當地的材料，且在施工建設階段要對場地內的鄉土植物進行必要的保護，且減少在自然環境對廢棄物的排放。

2.2低能耗原則

從低碳建筑的概念可以看出，低碳理念是貫穿于建筑的整個全生命周期過程當中的，具體表現在建筑的規劃設計階段、施工階段和維護階段，在材料的選擇與使用方面要充分的考慮到如何減少碳排放量和降低能源消耗；另外，還要對自然界中的太陽能、風能等可持續能源進行應用，為建筑提供必需的能源供應。

2.3居住空間舒適性原則

大力倡導低碳建筑，不僅僅只是為了實現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和降低資源和能源的消耗，更主要的目的是對人們生活的居住環境的健康性設計，因此在對低碳建筑進行平面設計的時候，要對熱環境質量、空氣環境質量、聲環境質量和光環境質量等方面進行考量，保證自然環境的親和性，實現自然環境的高清新性和融合性。

3基于低碳概念的建筑設計途徑探索

基于低碳概念的建筑設計主要體現在整體結構的設計、構造形式、長期使用等環節中，對低污染、低消耗和低排放等相關問題進行綜合考慮，同時重視建筑的易拆性和資源節約等問題，具體可以從以下幾種途徑進行探索：

3.1建設形式與地區條件統一

建筑形式的合理，不僅可以有效的節約資源，降低有害氣體的排放量，而且還能夠與建筑地區的降水量和溫濕度條件相結合形成可再生的循環環境系統。光和熱是氣候因素中兩大最基本的要素，其在建筑當中的直接體現就是窗戶的采光作用，因此在對低碳建筑進行設計的時候，在標準采光條件得以滿足的情況下，要盡可能的選擇較小的窗墻，并且配合鋁制窗框或者隔熱玻璃等設備材料，以實現減少廢氣的釋放量。另外，建筑遮陽散熱的方式也要合理適度。具體的遮陽散熱方式包括了很多種類，也具有一定的開放性特點，例如利用植物遮擋陽光和吸收熱量、建筑物之間相互遮擋、設置人工遮陽構件等，一方面能夠使建筑表體對外部氣候資源的利用率實現提高，另一方面還能夠為建筑的內部空間提供較為通暢的氣候回流循環環境。

3.2建筑材料的選擇

3.2.1綠色材料的選取

在建筑施工和裝修等過程中所使用的材料的生產和使用等環節當中，都會對環境的改變和能源消耗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傳統的混凝土材料會散發出一種對環境產生不良影響的氡氣，而人造板材中又會揮發出大量的甲醛，且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建筑中所使用的水泥會造成較大的能耗，在拆除之后的廢棄物處理方面的難度也比較大，因此，低碳建筑設計要盡量選取綠色材料。例如，在黃土高原地區，生土材料主要是對黃土進行直接的加工，并在其中混入了麥草和蘆葦等，能夠有效的避免建筑結構出現開裂的問題；而且，從生土結構建筑來看，其施工方法十分簡便、取材容易、能源消耗較低、適合長期使用；以土坯磚為例，其制作成本僅僅是混凝土的20％，但在維護結構上面卻與混凝土具有相同的效果，甚至比混凝土的效果更好，且土坯可以被反復使用，不會對環境造成污染。

3.2.2提高材料利用率

在對低碳建筑進行設計的時候，要對材料資源節約設計進行重點把握，爭取實現材料利用率的最大化，并且從建筑垃圾的減排方面著手，最大程度的避免材料的浪費。①要保證建筑設計和室內室內設計的一體化，盡量減少建筑結構要素，以減少材料的損失；②對不同材料的特性和使用方法進行全方面的掌握，結合建筑設計的實際來發揮出不同材料的優勢；③盡量選擇低碳、節能、環保的新型建材，如自身重量較輕，且具有可再生性的鋼結構構件，減少廢棄材料所造成的環境污染。

3.3建筑結構設計的合理性

建筑墻體的保溫性能是影響建筑節能指標實現的關鍵因素，同時也是眾多國家建筑節能開發工作中的重點，其墻體的顏色、構造方式等都會對建筑的能耗產生直接的影響，因此要保證建筑結構設計的合理性。例如，在屋面的節能設計和構建當中，采用屋面綠化和墻體垂直綠化相結合的方式，能夠增加建筑的保溫設計；同時，水分的蒸發還可以對空氣環境進行凈化，對建筑的室內溫度進行有效的調節，緩解城市“熱島效應”。

3.4可再生能源的綜合利用

在對低碳建筑進行高度節能設計的同時，還應該對其能源利用方式進行優化，重視對新技術和新材料的開發與應用，對可再生資源進行綜合利用。建筑的能源消耗存在地區差異性，因此要針對不同地區的實際特點來選擇不同的能源利用方式，例如北方城市建筑設計要考慮保溫層的設計；同時還要對生物質能、地熱能、風能和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進行考量，以滿足建筑和環境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

4結束語

綜上所述，在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不斷發展的當下，面臨著環境污染問題的日益嚴重，節能降耗已經成為人們所關注的焦點問題，且低碳理念已經成為現代建筑設計中的核心思想，要求在建設設計的各個環節當中都必須堅持低碳的原則，通過選擇綠色建材、提高材料和建筑空間利用率、利用節能環保新技術、注重建設形勢與地區環境相統一等途徑來對實現低碳建筑的設計，并且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讓人們切實的感受到低碳建筑所帶來的實際利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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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邵杰.基于低碳經濟視角的杭州建筑室內設計可持續性發展研究[J].特區經濟，2014，08：71~73.

篇2

Abstract: As a form of low-carbon economy，low-carbon tourism represents the trend of the world's tourism industry. Low-carbon economy mainly includes three factors: macroscopical low-carbon decision-making，microcosmic low-carbon production and low-carbon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three points of low-carbon economy，the article redefines the low-carbon tourism,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links among low-carbon tourism，ecological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關鍵詞： 低碳經濟；低碳旅游；概念體系；三位一體

Key words: low-carbon economy；low-carbon tourism；concept system；trinity

中圖分類號：F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08-0151-02

1研究背景

繼工業化、信息化浪潮之后，世界已經迎來了第四次浪潮，即低碳化浪潮。低碳化是解決全球環境問題、能源問題的根本途徑，是人類發展的必由之路，“低碳經濟”（low-carbon economy）一詞也便應運而生。而隨著資源環境的日益枯竭與人們低碳意識的不斷提高，低碳化也必將是未來旅游產業發展方式的新選擇，低碳旅游必將成為低碳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低碳旅游是近幾年才剛剛“嶄露頭角”的新名詞，盡管已經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但目前業內對其的研究無論從深度上還是廣度上都還遠遠不夠，從概念，到結構，再到構建模式的各個方面都十分模糊，亟待完善解決。

2相關概念界定

2.1 低碳經濟與低碳旅游“低碳經濟”一詞最早見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所謂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表面上看，低碳經濟是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做努力的結果，但實質上，低碳經濟是經濟發展方式、能源消費方式、人類生活方式的一次新變革，它將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礎上的現代工業文明，轉向生態經濟和生態文明。低碳經濟的核心是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和制度創新以及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1]，目標是減緩氣候變化和促進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即依靠技術創新和政策措施，實施一場能源革命，建立一種較少排放溫室氣體的經濟發展模式[2]。國務院總理在2009年8月12日主持召開了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了《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草案）》，首次把應對氣候變化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把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和適應氣候變化目標作為各級政府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和規劃的重要依據，這標志著低碳經濟在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中地位的確立。旅游產業的關聯效應和“無煙”特性決定了其既是經濟騰飛的重要助推器，又是當前最適合發展低碳經濟的領域。低碳旅游是低碳經濟的一種形式，其概念的提出，最早見于2009年5月世界經濟論壇“走向低碳的旅行及旅游業”的報告。在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加快發展旅游業的意見》中，明確提出要推進節能環保，倡導低碳旅游方式。可以看出，國家已經將旅游產業的良性循環擺到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戰略高度[3]。低碳旅游作為一種新型的旅游發展方式，目前對其概念的界定及其內涵的解讀還眾說紛紜，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標準，眾多專家學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詮釋，如“低碳旅游是指在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基礎上開展相應的旅游活動，盡可能減少碳足跡與溫室氣體（CO2）的排放，從而使游客的旅游體驗質量與旅游的經濟、社會、環境效益獲得共同提高。”（吳瑩，2010）[4]“低碳旅游，就是借用低碳經濟的理念，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綠色旅游。它不僅對旅游資源的規劃開發提出了新要求，而且對旅游者和旅游全過程提出了明確要求。”（黃文勝，2009）[5]“所謂低碳旅游，就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動過程中，樹立低碳意識，將各種旅游消費行為的碳排放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并盡量減少碳排放量的一種新型旅游消費模式。換句話講，低碳旅游是一種倡導低碳飲食、低碳住宿、低碳旅行、低碳游覽、低碳娛樂、低碳購物的旅游消費活動，而貫穿其中并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旅游者的低碳意識。”（鄭琳琳，林喜慶，2010）[6]“所謂低碳旅游，就是借用低碳經濟的理念，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綠色旅游，要求通過“食、住、行、游、購、娛”的每一個環節來體現節約能源、降低污染，以行動來詮釋和諧社會、節約社會和文明社會的建設。”（劉嘯，2009）[7]。不難看出，以上概念大多傾向于從旅游者的角度出發，重視了旅游產品需求鏈中的“低碳化”，但忽視了對于旅游產品供給鏈的說明。相對而言，華東師范大學的蔡萌、汪宇明則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于低碳旅游概念界定的突破，將旅游供給系統納入到了考慮范圍。他們認為，“低碳旅游是在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以減少旅游發展中的溫室氣體排放和實現旅游的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低碳旅游裝備、低碳旅游吸引物、碳匯旅游體驗環境、低碳旅游消費方式為主要實現途徑的一種新的旅游發展方式。[8]”“低碳旅游是基于生態文明理念，對發展低碳經濟的一種響應模式，即在旅游吸引物的構建、旅游設施的建設、旅游體驗環境的培育、旅游消費方式的引導中，運用低碳技術，融人碳匯機理，倡導低碳消費，來實現旅游的低碳化發展目標。[9]”

原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駐華代表處主任夏冶と銜，低碳經濟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低碳生產，另一種是低碳消費[10]。該觀點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同，這在蔡萌、汪宇明的兩篇論文中體現得尤為明顯[8、9]。但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低碳生產和低碳消費都是市場經濟下的微觀主體行為，低碳經濟還應該包括一種宏觀主體行為，即國家（各級政府）的低碳決策行為。以此“三分法”為核心思想，低碳旅游的概念可以界定為：所謂低碳旅游，是指在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指導下，通過制度創新、技術創新、輿論宣傳等多種手段影響旅游宏觀主體行為和旅游微觀主體行為，不斷減少旅游活動各個環節（政府決策過程、旅游企業生產過程、游客消費過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從而實現對旅游資源環境的永續利用的一種新型旅游發展方式，它包括政府的低碳決策行為、旅游企業的低碳生產行為和旅游者的低碳消費行為。其中，政府低碳決策行為主要依靠政策法規創新和制度創新來實現，低碳生產方式主要通過低碳技術的運用和各種節能管理措施加以實現，低碳消費方式則主要通過社會輿論的導向作用和旅游者生活方式的轉變得以實現。

2.2 低碳旅游、生態旅游與可持續旅游根據世界旅游組織（WTO）的定義，所謂可持續旅游，是指“在維持文化完整、保持生態環境的同時，滿足人們對經濟、社會和審美的要求”的旅游方式，“它既能為當代人提供生計，又能保護和增進后代人的利益，并為其提供同樣的機會。”可持續旅游的核心思想是強調“旅游發展環境的持續性”、“旅游發展效益的福利性”以及“旅游發展機會的公平性”。從低碳旅游、生態旅游和可持續旅游三者之間的關系來看，低碳旅游和生態旅游作為兩種現代旅游發展方式，都屬于可持續旅游的范疇，它們都以可持續旅游思想為導向，以實現旅游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為終極目標：生態旅游著眼于維護旅游生態環境的獨立性和持續性，目的在于通過營造良好的旅游生態環境為旅游者及當地居民提供福利，并強調旅游發展機會的公平性。低碳旅游則立足于對旅游發展中碳排放量的控制，其中必然包涵了對維系旅游持續性所應付出的責任；低碳旅游主張通過旅游發展模式的創新，降低旅游產業對全球氣候變暖的“貢獻率”，謀求整個行業甚至全人類的福祉；低碳旅游還強調旅游發展過程中滿足所有國家、所有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與碳排放權利，也就包含了對旅游發展機會公平性的關注。[10]簡而言之，生態旅游和低碳旅游是實現可持續旅游的兩種途徑，兩者均包含了可持續旅游“持續性”、“福利性”和“公平性”的核心思想。從理論層次上講，低碳旅游與生態旅游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遞進或者繼承關系――低碳旅游正是繼承了人們對生態旅游的厚望，在充分吸納了低碳經濟的理念后才發展起來的。但低碳旅游從內涵、范圍、實現手段三個方面又與生態旅游有著明顯的不同[12]。

①從內涵來看，生態旅游建立在“資源有限”、“環境易損”的觀點之上，因而其所追求的是一種減少人為干預，保持資源天然性、原真性的“零碳排放量”的旅游發展方式[9]。國際生態旅游協會（TIES）將其定義為：“為了解當地環境的文化與自然歷史知識，由目的地到自然區域所做的旅游，這種旅游活動的開展在盡量不改變生態系統完整的同時創造經濟發展機會，讓自然資源的保護在財政上使當地居民受益。”該定義有兩個要點，一是生態旅游的物件是“自然區域”中的自然景物；二是生態旅游的物件不應受到損害。因此，生態旅游著眼于旅游的“生態”特性，即“自然旅游”，強調的是較少的開發和干預。而低碳旅游以減少旅游過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目的，著眼于低碳環境創設、低碳管理創新和低碳生活方式轉變。低碳旅游不排斥開發，相反，它鼓勵那些通過制度創新，依托新型能源，運用低碳技術的開發建設。

②從范圍來看，生態旅游是“生態旅游者”通過“生態交通”到“生態旅游資源”目的地的旅游。一種旅游方式必須要突破“生態旅游者”、“生態交通”和“生態旅游資源目的地”三層限制才能稱得上是生態旅游。然而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在現實世界，對于三者的界定存在著明顯的分歧，因而生態旅游的范圍是十分模糊的。并且這三種條件缺一不可，也使得真正算作生態旅游的旅游方式并不多，也便縮小了生態旅游的范圍。而低碳旅游涉及到旅游活動的全過程，所有有助于減少能源消耗、溫室氣體排放的旅游方式都可以被稱作低碳旅游。因此，低碳旅游的鑒定指標清晰，并且其范圍要明顯廣于生態旅游的范圍。

③從實現手段來看，生態旅游側重的是“維持”、“保護”，通過對“有限資源”的“有限開發”，制造“有限廢棄物”來實現旅游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生態旅游是一種較為“被動”的“適應”自然環境的旅游發展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斥旅游規劃與開發的。而低碳旅游則主要依靠政府的低碳環境創設、旅游企業的低碳管理創新和旅游者的低碳生活方式轉變來實現，這些方法與手段包含著一種“主動出擊”、“積極改造”的意味，當然這種“出擊”與“改造”也是建立在不損害自然承載力的既定條件之上的。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低碳旅游比生態旅游更具可操作性和實用性，而生態旅游則更具有實踐指導意義，它實際上是一種理念，表達人類對旅游發展的一種價值取向的追求[9]，而兩者同樣以旅游可持續發展為終極目標。于是便構成了一個層次分明的金字塔式現代旅游發展方式模型（見圖1）。其中，可持續旅游既是生態旅游所追求的，又是低碳旅游欲求達到的目標，位于金字塔頂端的目標方向層；生態旅游多數情況下則作為一種追求可持續旅游的抽象理念，位于金字塔中部的理念指導層；低碳旅游是對可持續旅游、生態旅游發展理念的一種行動響應，是將可持續旅游和生態旅游理念轉化為一種實實在在可供操作的旅游發展行為方式，其位于金字塔底部的基礎響應層。

3結論

在當代，低碳旅游作為一種低碳經濟，引領著旅游產業發展的潮流。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最新的研究報告預測，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在未來10-15年內將達到頂峰，而后逐漸減少，直至本世紀中葉將下降到2000年一半的水平[10]。因此，可以預見，低碳經濟至少在未來10-15年中都將是一個熱門話題，而低碳旅游方式也將成為全球旅游產業發展的主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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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在自然界里頭，沒有現成的數字，也沒有現成的數學，更沒有現成的數字化技術。數字、數學、數字化技術，是人的創造，是人基于l現的發明。這是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人為什么要去搞數字呢？有好多解釋：

一組解釋指向好奇。人類總是對自然界充滿好奇，自然界的各種屬性中，有一種就是數字的屬性，數的屬性。還有一種解釋指向有用。無論是發明阿拉伯數字，還是運用這些數字來計數、做演算，一直到今天極其復雜的數字化生存，都是因為，數字能夠解決人類的問題。

解決問題，就會動員人類花更多資源往數字這個方向走，講起來也非常有意思。你說，數數怎么會對解決經濟問題有幫助呢？遠古時期，如果你一天采了10個果子，而我采了4個，那我是不是說：應該再努力一把？所以，任何東西的測度，有個數放在那兒，人的行為就會有一些變化。

最近，北大在云南彌渡縣有一個精準扶貧的對象。大理為了推進精準扶貧，引進了號稱窮人銀行的孟加拉格萊珉銀行（注：該銀行以小額信貸著稱），在那里的年輕學生給我講的故事，很有啟發性。

這格萊珉銀行貸款有個原則，窮人借錢即便是很小的錢，3000塊、5000塊，1萬塊，都得從借的第一周，就要開始還。我剛開始覺得不好理解：他沒錢才要借，他借錢買一個豬崽子養大，總得幾個月嘛，怎么可以從第一個禮拜就要還錢呢？后來聽一線工作的人說，還真的有效果。銀行這樣還款的要求，就希望幫助窮人組織他的生活，不該花的錢別花了，能掙的小錢去掙，只要每個禮拜你帶著還50、100、200塊錢，一年就能養出好幾頭豬來。做這種貸款的貧困戶脫貧的速度，就是變快了。

再來看一個復雜的經驗，全國現在600多個地級城市，很多市長都不知道下面這組數據：全世界最厲害的城市紐約有個最厲害的區叫曼哈頓區，一共68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每年產生的GDP是16億美元。看到那個數字，我受到很大沖擊。我相信如果600多位市長知道這個數以后，至少可以重新想想，城市到底在忙什么，是不是還需要這么攤大餅式地攤。

所以，記數對人的行為有影響，不光是數字技術間接改變行為，它直接改變生產過程。

“解決人家的問題”

人類經濟活動，越早越是靠自然，越往現代走，越靠人的想法、靠抽象概念。中國經濟已經是往非常現代的方向走，而數字這些東西，不是自然界給我們的，是要通過人的努力把它開發出來，這是我今天的第一點感受。

第二點感受，現在中國有個好現象，對任何新東西都非常敏感、非常感興趣，輿論、媒體反應非常快，新概念鋪天蓋地，中國再也不是對任何新東西直搖頭的國家了。但缺點也有，就是這些概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落地。

我最近看到了幾個東西蠻有觸動，數字經濟是可以解決許多問題的。比如品質問題。為什么大家要跑到日本去買馬桶蓋？都知道是制造能力過剩，品質不行。可是你深入這個問題，就會發現問題不容易解決：我們常年低價競爭形成了環境，想提高品質，成本過不去，就會比別人貴。我們的市場，很大程度還是對價格敏感的市場。既要滿足價格低，又要提高品質，我們很多傳統產業不是不想干，是難以做到。

怎么突破、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這一兩年我訪問過小米，小米經驗對我有啟發。小米就強調一條：性價比，質量要好，價格還是不能貴，否則在中國市場你打不開局面。成本怎么降？用數字技術降下來，把生產流程改合理，把銷售流程簡化，不該花的那些錢全省了，最后聚焦到品質上。我也不是做廣告，這讓我看到中國打品質這一戰，有希望。

第二個故事，中國有大量中小企業。你再喊時髦的口號、技術，很多小微型企業，怎么跟上來？這也是中國經濟的一個問題，數字技術能幫助解決這個問題。

我今年1月份就在騰訊調查，因為我看到他們有個開放平臺，叫再造一個騰訊，騰訊只管用自己的技術支持，供很多小型企業來創業，現在上面小企業的總估值，已經等于騰訊自己了。

另外我們金融界還有一個老大難問題，就是小微企業融資難。小微企業沒有信用之前，融資就是很難。現在看來，中國制造業、中國數字經濟走在前面的企業，如果都用騰訊這種開放平臺，一個帶上幾百個、上千個，那這個問題的解決，也會有很大的希望。

中國經濟要解決的問題非常多，我們最近調查的一個方向也是“怎么用數字技術解決問題”。無論大問題、小問題，發達地區問題還是貧困山區問題，要把這個作為我們數字經濟的一個口號，以解決問題為算，不能光是人人嘴里說概念，而是要把我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交流方式真正落到以人的發現、發明為基礎的數字技術基礎上來。

當然，解決問題既要解決人家的問題，更要解決自己的問題。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哪個是重點呢？我講一個不成熟的意見：用數字技術解決人家的問題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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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商譽；國際會計準則（IAS）；中國企業會計準則

一、商譽的概念

there has also been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standards asso-商譽一詞最早出現于16世紀中后期，由英國會計學家最早提出“商譽”一詞；為了更好的審理案件，法官首先對商譽進行的定義是：“商譽指企業在從事經營活動中所取得的一切有利條件。”1999 年9月7，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日公布了一項征求意見稿，首次提出了“核心商譽”的概念。

從16世紀出現“商譽”一詞至今，經過近400年的探索、研究。國際會計準則與中國企業會計準則又產生了不同的確認與計量的標準。

二、商譽會計確認與IAS的比較與趨勢

（一）國際會計準則（IAS）中關于商譽的確認和計量

1.購買產生的商譽確認和計量

（1）交易發生時，可以作為一項確認的資產，并被認為是商譽的是：購買成本超過購買企業在所購可辨認資產和負債的公允價值中的股權份額的部分。

2.內部產生的商譽：

在企業內部所產生的商譽是不是企業的資產。在有些情況下，為創造未來經濟利益需發生支出，但這類支出不會產生滿足準則確認條件的無形資產。

3.攤銷

商譽應在它的使用年限內進行合理地攤銷。確定攤銷的期限應該是反映對未來經濟利益和預計要流入企業期間的最好估計。按一般的規定商譽的使用年限從其初始確認起不應超過20年。在極少情況下，可能會存在有說服力的證據，表明商譽的有用年限將超過20年而達到某個年限。

（二）國際比較

1.商譽的核算的比較

通過新頒布的準則對國際準則IAS38的規定的參考，得出一個結論商譽是不作為無形資產作為記錄，而同時把無形資產和商譽一起列出來，同時不把企業自創的商譽以及品牌、報刊等作為無形資產來對待，這是一種周全而可以理解的做法，是和國際會計準則相趨同的。我國做得不是很到位的地方就在于沒有在商譽的核算上作出相符合的規定。

2.關于自創商譽的比較

在這一點上中國與國際準則上的做法是相同的。在企業收購或并購被購買或被并購企業時的商譽，即調整當期的股東權益（盈余公積或資本公積），不能單單的把商譽用來變現，它是無法確定是否能使用的，所以不管采用何種方法都會被認為有過于主觀的嫌疑，與自創商譽應該采用一致的做法，就是發生購買企業的時候所產生的商譽也不應該被確認。

三、我國商譽計量的問題

（一）存在于我國會計準則中的問題。

1.商譽測試時所間隔的時間相對較短。一般而言商譽是包括了企業基本身所有的優質的資源，它也是企業經過長期的經營而慢慢累積起來的，因為在商譽是一種長期的資產，是不容易發生變化的，所以并不是每年都會減值測試。

2.計量基礎給會計處理帶來困難。

（1）商譽的價值并不是一方面的所以通過計量基礎來表明的商譽所存在的價值并不是全部的只是一部分。把公允價值引進到商譽的計量里，并不完全都是有利的一面，還存在著弊端。從有利的一面來說，在這樣做可以，讓無形資產的價值更能符合其真實的市場價值；從有弊的一面來說，是否真正“公允”在現實層面上的操作也存在著困難，作為第三方不太容易可以判斷出企業所使用的公允價值是不是符合市場價值的。但現在也是有許多的計量屬性是同時存在的，這樣就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使得計價非常的不固定，這樣就容易產生更多的盈余管理。

四、商譽的改革方向

通過國際會計準則對變更怎么樣處理商譽的方法，結合現在我們國家對商譽的以及其它與之相關聯的法律法規的分析，這樣就可以很容易的發現處理商譽的方法都是有根據的，不是憑空猜測的，并且在2006年的時候還頒布了新的規定，并且與國際會計準則非常相像。這樣的規定對我們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并且實現經濟國際化是非常有作用的，可以加快我們國家實現國際化的步伐，并且對我國的會計發展而且有利于與國際上發展很好的國家進行更加深入的交流看。

除此之外，我們也要意識到，趨同不等于盲目的相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畢竟和其他國家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我們應該加強與國際會計屆的相互交流，使我國會計準則和國際會計準則相互適應，而不是我國會計準則一味地向國際會計準則靠攏。針對改革措施的問題，提出以下建議：

（一）計量基礎應當完善公允價值的引進。

1.發展信息和價格的市場。首先要完善信息和價格的市場，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完善我國的證券市場等于經濟息息相關的市場，而且還要提供有效地，合理的資產與價格信息。

2.要對會計準則計量基礎進行一定的規范。在對商譽計量基礎中規定是否要減去評估費用，準確的界定之后就能避免一些麻煩的產生。就可以在不同的企業間使用統一的商譽減值的計量，解決了可比性這一會計要求。（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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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財政部.《企業會計準則第6號――無形資產》[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28-32

[3]IASB.《國際會計準則第22號-企業合并》[M].1998

[4]IASB.《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無形資產》[M].1998

[5]徐勇.自創商譽會計確認與計量思考[J].財會通訊（學術版），200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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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統擴張三板斧：拓區域、開店、增加產品線的粗放式增長失效！

在價值鏈的終端，靠近客戶的地方，品牌型企業在經濟轉型期，同樣面臨著有質量增長的麻煩！

品牌廠商采用的傳統成長方式主要是擴大銷售區域、增加門店數量、增加產品線，我們管它叫三板斧。在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幾乎所有的這類企業都是從單產品、區域化中成長起來的：在早期發展過程中，只要以單產品從一個區域向全國區域擴張、從少數門店向多數門店擴張，然后從單一的產品線向較長的產品線去擴張，它的成長是自然的。

安踏早年給國外運動鞋的品牌做代工，當它發展出代工能力后，生產的鞋品質很好。安踏的老板就有一種很強烈的愿望去做一個品牌。他就從王府井的一個店開始練攤，獲得了做終端的品牌營銷經驗，然后他就開始從單店往多個店、從局部市場往多個市場去擴張，早年從國內的三級市場一個店一個店的做下去，就獲得了非常好的成長。

接下來，從運動鞋轉向運動裝備即服裝；從單一的領域做球類的、運動類的，再往運動休閑的方向走，每一次戰略的升級都是由擴張銷售區域、增加門店數量、增加產品線這種傳統的方式來的。這種方式的應用非常明顯，其他的領域也差不多是同樣的方式。

服裝領域在走向時尚化的過程中，企業的產品線不僅有了品類上的差異，從鞋、到褲裝、到上裝，還有了應用場景的發現，從運動的到運動休閑的，于是開始面臨著一種時尚化的壓力：必須在款式上要很多，更新要很快。企業一旦處于這種環境的時候，依靠傳統的簡單方式就面臨著成長的障礙，即無法再擴張區域。因為耐克、阿迪達斯進入中國的時候，是從一級市場開始做品牌，李寧是從二級市場做品牌，等到安踏進入市場的時候是在三級市場去做品牌。在這個過程中，這些企業彼此之間是沒有競爭的，因為中國經濟的成長速度太快，往往面臨著一二三級市場的同步增加，耐克、阿迪達斯做品牌非常強調持續的、穩定的戰略性成長，一開始不會很大的放量，只會在一線城市開一些旗艦店，更多的是做消費者教育的工作，就是把一些NBA的、足球領域的或者其他領域的一些最有名的運動明星請到中國做代言，和中國消費者進行面對面的溝通和互動，增加品牌偏好度，然后才是放規模；李寧由個人品牌轉到服裝品牌，在二級市場上幾乎沒有壓力，因為這是中國市場中的一個空白，中國的經濟從啞鈴型向紡錘形轉變時，中端市場上李寧基本上沒有遇到競爭對手；而在三級市場上，安踏面臨的競爭對手，一個是地攤貨，另外就是兩家國有企業——青島的雙星和上海的回力，國有企業盡管有很好的先發優勢，因為機制問題使得它在市場經濟浪潮中沒有機會獲得發展，成長是變慢的，而地攤貨無法與安踏這樣的企業抗衡，而且在三級市場人們的消費觀念也轉變為要去買好東西。早期，安踏不需要做品牌，因為所謂的品牌就是大家看到你的門店看起來跟別人是不一樣的，店里的東西是有統一風格的，品質很好就已經是品牌了，連廣告都不需要做。只要把這樣的店從一個區域擴張到另一個區域、從一家店變成一百家甚至一千家，然后再逐步加上廣告的宣傳和產品線的延伸，這個企業已經能成長到幾十億的規模。但這種區域的擴張是有極限的，從三級市場走到二級市場再走到一線市場，能夠開的店都已經開得差不多了，而增加門店的數量也是有極限的，企業所能管理的門店數量也是有限度的，一個區域的門店密度也是有限量的，否則如果門店的輻射區域將變小，其經營規模將很難養活一個店，尤其隨著租金的越來越高、用工成本越來越高，一個門店所輻射的銷售區域其實是比原來增大的，那就意味著在一個區域里的門店布局，是有確定的數量的限制的，超過這樣一個密度就面臨著門店經營效益的下降，然后很容易去殺價、竄貨，企業的管理能力就會變得很復雜；同時產品線已經增長到了一種極限的程度了，不僅從應用的場景走向時尚化，產品生命周期越來越短，因為產品線增加的壓力越來越大。這個過程中，銷售區域沒辦法擴張了、門店沒辦法擴張了，產品線似乎還能擴張，產品線一旦走向過度擴張，所面臨的就是生產效率降低、營銷費用成本加大，而一旦在營銷端出現了過度競爭，就面臨著庫存的壓力，現在服裝行業面臨的庫存壓力，已經成為了行業的致命缺陷，這種庫存會壓死這個行業。

2005年我們服務九牧王，九牧王的老板林聰穎說九牧王是男裝褲裝領域的第一品牌，我說那你經營狀態應該是很好的，他說一分錢都沒賺到，2004年賣了400萬條褲子，賺到了100萬條褲子，就是說如果把這100萬條庫存賣掉就是凈利潤，但事實上賣不掉，就變成了企業沉重的包袱。這個庫存還只是九牧王自己的庫存，還沒有考慮渠道的庫存。不止九牧王，包括李寧、美邦，這些上市公司財務報表上的庫存還只是企業自己的庫存，還沒有算到下游經銷商的庫存。如果把經銷商的庫存加起來，從我們調研安踏、到九牧王的經驗上判斷，大概是企業庫存的兩到三倍，這就意味著企業是沒有辦法處理庫存的。如果采用大量傾銷的方式，企業的品牌瞬間就會被打蹋，明年新貨將無法維持一個好價格，到時候企業只能再去降價，一旦降價，就會消耗、賣掉更多的量，走向兩難的境地。

如果不清理庫存，想通過新貨一點點往外帶，經銷商的庫存只要存在，對于新貨的銷售積極性就會消退，就會在每一年新季來臨候把去年的庫存翻出來擺在貨架上，這使得消費者對品牌的認知變成了“產品更新速度變慢”，時尚感就沒有了，也仍然降低了品牌的價值。

中國許多企業其實已經走到了這種狀態，或者仍然在延續以前的那種手段，那么也必然會走到這種狀態，這是宿命。如果不從戰略上改變經營模式，一定會走到這個狀態。而走到這個狀態再想走回來會很難：如果不能通過智慧的方式去逐步改變，僅僅想通過簡單的處理庫存的方式就會傷害到企業，如果不去處理庫存，只會相對慢一點被傷害。

這也是2002年我們服務安踏時，給安踏輸入的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原來安踏認為，我的經銷商賣很好，我沒有庫存、利潤率又很好。我們不僅按照常規上去告訴安踏要增加品類從鞋走向裝備，更重要是告訴他，經銷商的庫存其實就是你的庫存。安踏要做的是提高整個價值鏈的經營效率而不是單點企業的效率，不是把問題轉移給下一個環節就能解決企業所有的問題，而是只有解決整個價值鏈的問題才有可能跟相關的環節長期合作。安踏要把經銷商的庫存當作自己的庫存，才能想辦法提高整個價值鏈的競爭力。我們通過一整套策略來幫助安踏達到一種較好的狀態，也使得到了2012年安踏自己的庫存以及他的經銷商的庫存相對較少。很多企業是不顧經銷商的庫存的，如果經銷商庫存多了、不再購買新貨，企業就重新招商、把原來的經銷商砍掉。當品牌廠家有優勢的時候，可以采用每年授權當地經銷商的方式，但這種方式做了一次、兩次、三次之后，在區域市場這個品牌在經銷商心目中就下降了，企業的誠信就下降了，就不會有人愿意和你合作了！

篇6

不少熟悉華人社區的人士稱，中國大陸移民階段性較為突出，可以五六年為一階段，反映出不同的生活狀態及觀念。新一批的是于千禧年后本世紀初前往加國的，人數眾多比較集中，而且專業背景大多以高科技類為主，在職場上競爭性很大。他們大多經歷過中國經濟騰飛的時代，享受過富足的生活工作條件，或身居要職，或經濟富裕，家境與以往的大陸移民完全不同，他們移民后的時差反應是最強烈的，也最容易處于進退兩難的困境，心理矛盾很重，對社會不滿情緒也較大；于90年代中期去的移民，目前處于一種建家立業的關鍵之時，他們爭取時間建立自己與子女的堅實生活基礎，趨于安定狀態；于90年代初及以前去的中國移民，人數雖少，但基本上已穩定安居，子女也大多成長起來自己對加拿大的隔膜感基本消除，融入主流能力也較強，甚至不少優秀人，才已投入主流政商界。

這種分析自然未必精確，而且每個人調整時差的能力各不相同，如有些來到加國不到1年的新移民，完全沒有時差感，馬上融入主流社會，有投身于商界，有投入各種政治選舉活動中。但這種分析大體上可以反映出目前大陸移民時差的現況。

這種時差很容易反映出新老移民觀念的差異性，這種情況并非獨處于大陸移民群中，以往中國臺港移民也有這種新老移民的時差狀況，新移民以專業人士、富有商人為主，他們對老移民社區及加國創業環境同樣也有隔膜感，但由于社會制度的相異，以及移民專業背景的不同，加之中國移民從90年代末期就是密集型涌入大城市的強勢，使中國移民這種時差性表現就更為明顯而強烈。

而這種時差，也不是單方面指向由大陸去的新移民，同樣也有逆向反映。長居加拿大的移民只要相隔幾年再回到高速發展的中國，同樣也有難以適應的時差感。

時差是現實存在的難題，人力不能回避，時差可以引致親情失和，心情失調，判斷失誤等等，但唯一的解脫只有自己去調適，既然選擇了離鄉背井，承受時差的痛苦煎熬也是必不可少，只是時間長短之差。開朗的個性可能是最佳的鎮靜劑，現在從事家居產品貿易的王東成就說，要想遠離故里，闖蕩四海，沒有很好的心理素質是很難的，有些人根本沒有任何心理準備，走一步算一步，別人移民跟著移民，別人回流他跟著回流，兩面都在倒時差，人也變得越來越沒判斷能力。王東成自稱自己已沒有太大時差感，飛來飛去，一下飛機馬上就能調適、工作，但他也曾付出過很大代價才換來的。

長期的時差感，就會導致不安全感，近3年來的新移民最能體會進退維谷的窘困，老移民常會說“急不得”，但他們看著國內同事、朋友不斷成長，焦慮感非常重。有過同樣經歷的李邁說，“2004年移民到多倫多，一看工作環境就心灰了，留下孩子、老婆就往回趕，但僅僅是幾個月時間，國內的環境就大不相同，原先經理職位早有人坐上了，人走茶涼，國內你不在位上，只有求人的份，一般能移民的人都可以說是在國內中上流圈的，本來互相競爭、嫉妒就很重，除非你在國內還有公司、企業，否則你再降低身價去打工，心理的負擔更重。所以我就回多倫多，什么工都打，反正自己選的路就自己去承擔吧。”

新移民群中確實低落情緒較重，考慮何去何從的顧忌也多，但談論得多，真正回頭的人也僅屬少數。反而現在一些早年留學、移民美加的人，現在有較多的人回流找尋更大發展機會，他們大多已在北美打下事業基礎，生活無憂，沒有后顧之憂之下，他們回國尋求前程的心理壓力就較小，有良好的情緒去適應快速變化的國情。

現在在上海一家大型信托公司任副總經理的金先生表示，這兩年周圍回來的大學同學越來越多，他們出去都10多年以上，一般都在北美名牌大學、大公司任高級職位，現在看好中國近年來的發展前景，所以回國發展。有些人是作為國外大學、公司的代表回到國內，還有不少是夫婦全部回國，進入高科技園區求職，現在投入金融圈的人也很多，主要是近年來中國資本運作市場激增，發展的機會較多。從他們的經歷而言，本來在國外都有很高的基礎，回到國內起點也較高，工作環境與國外差距不大。

篇7

我猜想，你選擇日本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為什么？道理很簡單，因為在大多數人（包括你）的印象里，日本的汽車遠比中國的好。

其實，在人們的印象里，并非只有轎車是日本的比中國的好，幾乎所有的產品都是日本比中國的好。如果撇開民族情緒，你必須得承認這一點。

這個印象對消費者很重要，它能左右消費者對一個國家的產品做出“取”與“舍”的選擇；這個印象對于國家來說同樣很重要，它決定了這個國家的產品被消費者選擇機會的大和小。

這就是“國家品牌形象”對消費者消費行為帶來的影響。

那么，什么是“國家品牌形象”呢？我們把人們意識里對某個國家的產品形成的總體印象，稱為這個國家的國家品牌形象。

當我們談到或想到某個國家或這個國家產品的時候，我們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在腦子里升騰出一些總括性評價類印象，比如：“好”、“不好”、“優秀”、“一般”，等等。如果某個國家的產品信息在我們腦子里不足夠充分，你會依據有限的相關信息產生聯想，并最終得出一個判斷類的結論。

國家品牌形象，可以視為這個國家所有產品的形象總匯，或者說總括類形象。其意義在于它對你的購買決定發生影響，這正是營銷學要研究的。因為這個印象，你可能連考慮一下都沒有就買了一輛日本汽車，也可能因為這個印象你把一輛本不錯的中國汽車給錯過了。因為人們的購買行為是在意識支配下發生的，而意識先行顯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其實，在我們的生活中，意識先行的情況經常發生。有一次，我要買一支洗發水，一個導購小姐極力給我推薦一個新牌子的產品，我拒絕了她，理由是“我沒有聽說過這個牌子”，那個小姐很失望，說“飄柔剛開始你不是也沒聽說嗎？”為什么我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那個牌子的洗發水呢？這就是因為我的腦子里有個固有印象。這個故事說明，一旦一個品牌在消費者腦子里形成某種形象，是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的。國家品牌形象的情況有點類似，要想扳倒美國、日本的國家品牌形象不容易，建立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強勢國家品牌形象同樣不容易。

國家成了所有產品及輸出品牌的代名詞，這就是國家品牌形象的特質。

我們提出“國家品牌形象”的概念，有一個大背景，那就是越來越多的外國企業走進中國，和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國門進入國際市場。在這個背景之下，國家品牌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國家品牌意味著什么？

當我們發現同樣品質的產品，中國的必須比日本甚至韓國的賣得便宜才行的時候，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繼續無視國家品牌形象建設的問題了。

國家品牌形象，意味著一旦消費者形成對一個國家產品的總體印象，他就會帶著這個印象看這個國家生產的所有產品，并依據這個印象做出取舍的判斷。換言之，即使消費者對你這個國家的不良印象是從摩托車、羽絨服等個別產品得來的，他也會推而廣之地把這個印象放大到所有產品上去。反之亦然。為什么中國的產品在美國始終不能登堂入室與日本、韓國的產品放在一個貨架上銷售？就是因為美國的消費者已經形成了“中國產品質次價廉”的不良印象，這個印象決定了中國產品必須比日韓品牌賣得便宜才行。中國的產品真不如日本、韓國的嗎？未必，但是，市場就是這樣無情，你必須得接受這種“不公平”的現實。同樣的產品，貼上日本的標簽和貼上中國的標簽買價就是不一樣，原因即在于中國國家品牌形象支持力不夠。

事實上，國家品牌形象已經不再限定產品必須是來自母國，雖然本田轎車、松下彩電早已實現在國內生產，但是，我們仍然不認為它們是中國產品，因為這些品牌（而非產品）屬于日本。

塑造國家品牌形象的意義在哪里？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良好的國家品牌形象能有效帶動這個國家的產品在海外市場的銷售，比如，日本的國家品牌形象比較好，幾乎所有的產品認同度都比較高，其結果是，日本產品全球暢銷。

相反，落后國家的產品形象一般都比較弱。如果我們強行給你灌輸“越南的產品和日本的產品一樣好”的觀念，你一定很難接受，為什么？因為越南的國家品牌形象在我們腦子里已經固化，那就是“國家落后，產品技術含量一定也很低”。這一觀念影響我們對國家品牌形象比較弱勢的產品持消極態度。

目前，中國產品在美國等發達國家銷售情況整體來看不理想，大部分產品受到的是“低檔產品”的待遇，雖然其中不乏好產品。這也許是不公平的，但是，卻是現實的。在美國消費者心目中，中國是一個落后的國家，產品形象受到這個觀念的連累，也就成了低檔產品的形象。

所以，要想從根本上改變一個國家的產品在另外一個國家的市場地位，就必須從改變這個國家的國家形象在另外一個國家民眾心里的印象開始。不改變這一點，你的產品永無翻身之日。

但是，改善一個國家的品牌形象談何容易，沒有拿得出手的產品肯定不行。換言之，只有產品才是支撐國家品牌形象的根本要素。看看全球國家品牌形象強大的國家，哪一個不是經濟發達、科技領先、產品優秀的國家。所以，籠統的國家形象向來和具體的產品形象分不開，沒有產品形象就沒有國家形象。要改變國家品牌形象，必須從每一種具體的產品開始，從每一個具體的企業開始，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僅僅有高談闊論是不行的。在這方面，中國應該想日本學習，中國企業應該好好向日本企業學習。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本文里，我們把“國家品牌形象”視為一個營銷學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雖然國家品牌與國家政治形象密不可分。

國家品牌形象三大屬性

如果把國家品牌形象看成一個營銷學概念，那么，這個營銷學概念有什么屬性呢？

首先，國家品牌具有泛指性特征。所謂“泛指性特征”，就是說它來自于具體的產品，卻高于具體的產品，我們腦子里形成的“美國產品好”印象，并非具體指那一種或幾種產品好，而是泛指大多數產品都好。雖然在實際生活經驗里，我們發現美國產品并非樣樣都好，我們仍然習慣于這樣認知和表達。這種情況和我們對身邊的人或事作出判斷是一個道理，我們說“某某人很有才”，其實是指他做過的某一件事或幾件事很成功，這在統計學上叫“不完全統計法”，雖然是不完全統計，我們仍然習慣根據這一統計作出完全性判斷。

“不完全統計”思維在我們生活中經常使用。你對某個人的印象比較好，比如說他誠實，其實就是在和他打交道的過程中，有幾件事你覺得他表現的比較誠實，于是你就得出“他是一個誠實人”的結論，難道他就沒有不誠實的時候嗎？顯然不是。一般來說，一個人不可能一輩子不撒謊，但是，你沒有經歷過他的撒謊，你就有理由認為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也許同樣是這個人，偏偏在他撒謊的時候被另外一個人經歷了，那個人就會得出和你完全相反的結論。

國家品牌形象的這一屬性告訴我們，只要把關鍵產品的國際形象建設好了，就可以有效帶動這個國家整體品牌形象的提升。TCL彩電在越南市場的良好表現，改變了越南民眾對中國產品的整體印象，就是典型例證。

國家品牌形象泛指性特征的重要性在于，一旦形成好的國家品牌形象，不好的產品也能沾光賣個好價錢；一旦形成不良國家品牌形象，好產品也可能受到拖累，從而屈尊于地攤貨的命運。

其次，國家品牌具有非完全企業屬性。所謂“非完全企業屬性”，是說，雖然國家品牌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由這個國家的產品（或品牌）在海外市場的表現決定的，但是，產品絕對不是決定國家品牌形象的唯一因素，這個國家在國際上的科技形象、教育形象、經濟形象等等，都會對這個國家品牌形象的形成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

國家品牌形象的非完全企業屬性表明，完整的國家品牌形象建設，僅僅有良好的產品是不夠的，還要相關形象做得好，因此，國家品牌形象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全方位的努力。美國、日本、德國等國家品牌形象比較好的國家，其實并非只有它的產品具有競爭力，它們無不構架了完整的國家形象鏈條。

再次，國家品牌具有政治干擾經濟屬性。所謂“政治干擾經濟屬性”，是說我們雖然把國家品牌圈定在營銷學的范疇內，事實上它是一個帶有政治色彩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氣候的影響。全球普遍認為日本的產品比較好，尤其是電器和汽車，全世界數一數二，但是，因為日本的國際政治形象一直很委瑣，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國家品牌形象的確立。這一問題在東亞國家表現得更明顯，因為對日本政府的歷史態度不滿，中國、韓國等國家經常發出“抵制日貨”的呼聲。

國家品牌是怎樣形成的？

我們不可能對每一個人“蓋棺”之后再“定論”，那等于不可知論。消費者同樣無須對一個國家所有的產品都使用一遍才能再說“好”或者“不好”，他們有資格根據自己的有限認知，得出無限結論。基于此，我們在做事的時候，一定要善于抓住關鍵點，在關鍵點上爭取良好的表現。有一句話說得很好：人生不是每一步都很重要，但是，關鍵那幾步一定要走好。

鑒于此，我們有必要對國家品牌形象的構成取得一個完整的認知。

國家品牌形象的構成，有兩大決定性因素。一是產品因素，二是國家因素。

所謂“產品因素”，就是產品本身給消費者帶來的印象，這個印象直接關系到國家品牌形象的形成。可以說國家品牌形象與產品形象息息相關。沒有良好的產品形象支撐，國家品牌形象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事實也是這樣，我們至今沒有發現哪個國家產品一塌糊涂還能有良好的國家品牌形象。國家品牌不是夸夸其談吹出來的，國家品牌形象的大廈是由產品形象的磚石一塊一塊壘起來的。

所謂“國家因素”，就是說，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上的政治、經濟、科技、教育、軍事形象，對這個國家品牌形象的形成有至關重要的影響，企業的產品能影響國家品牌形象的生成，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教育等形象同樣能影響國家品牌形象的生成。事實上，國家品牌形象是企業形象和國家形象的綜合體。

因此，國家品牌形象的形成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只不過在這眾多因素中，產品因素是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而已。

國家品牌和企業品牌相互滲透

國家品牌與企業品牌的關系，類似于母品牌和子品牌的關系。

我們不妨借用寶潔和它旗下四大洗發水——飄柔、潘婷、海飛絲、沙宣的關系來說明國家品牌和企業品牌之間的關系。

如果把飄柔、潘婷、海飛絲、沙宣比喻為企業品牌，那么寶潔就是國家品牌。寶潔母品牌形象的提升，直接為下屬產品的銷售創造良好的企業大環境；反過來，四大洗發水良好的市場表現，又促進了寶潔母品牌形象的進一步提升。象寶潔這樣一種產品推出多個品牌的情況至今并不多見，過去，我們甚至認為這是品牌策略的大忌，自己與自己競爭。現在看，這恰恰是寶潔的高明，無論消費者把錢裝進寶潔的上口袋還是下口袋、左口袋還是右口袋，都是把錢裝進了寶潔的口袋。寶潔所以能推一個產品成一個產品，和寶潔這個母品牌的形象相當強勢有很大關系。國家品牌和企業品牌也是這樣，如果國家品牌相當強勢，這個國家屬下的產品就很容易讓海外市場的消費者接受。美國產品打中國市場和中國產品打美國市場，其難度絕對不一樣的，因為國家品牌形象不同，中國消費者看美國是仰視，而美國消費者看中國是俯視。這不是什么崇洋媚外，也不是什么歧視，是國家品牌形象有高下之分。

事實上，良好的企業表現，不僅可以改變國家品牌形象，甚至可以改變這個國家的社會形象。

舉一個例子：1990年代，中越之間邊貿發展很快，一些無良中國商人為了眼前利益，大量向越南販賣質次價廉的產品，比如廉價摩托車等，結果導致中國產品在越南民眾中的印象很壞。1998年，TCL剛開始進入越南市場時候，甚至不敢說自己是中國產品。經過三年辛勤努力，現在TCL在越南成了國際名牌產品，基本上和索尼、三星處于同一個檔次。因為TCL在越南的卓越表現，現在越南民眾對中國產品的印象也發生了很大改變。這說明，一個企業的表現，甚至能影響一個國家的整體形象。從某種程度上說，走出去的企業，承擔了國家“形象大使”的使命。韓國近年來國家形象提升很快，很大程度上是由三星、LG、現代這些大企業在國際上的良好表現帶來的。

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品牌的興起，對國家品牌形象的建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國正在成長出象TCL、海爾、華為、聯想這樣一些初具國際影響力的企業品牌，這對中國國家品牌形象的提升，具有重要意義。但是，應當看到，把中國優秀品牌放在全球企業群里看，這些企業的影響力仍然是有限的。中國必須成長出數量足夠多、影響足夠大的國際級企業，才能夠支撐中國國家形象的進一步提升。

國家應該積極扶持有前途的企業走出去

正是因為企業形象直接關系到國家形象，因此，國家應該制定積極的產業政策，對于那些在國際市場上表現優秀的企業，應該給予特別的支持乃至獎勵。在這方面，中國應該向韓國學習。韓國為了實施國際化戰略，對一些有競爭力的大企業集團給予特別的扶持，終于產生了三星、LG、現代等成功的國際級企業。目前，已經有專家建議建立國家品牌推廣機制，設立國家品牌推廣基金，對那些在國際市場上表現突出的企業給予重獎。同時，對從事海外市場開發的企業的行為，做出統一的規范和要求，保證中國企業的國際化在積極的、制度化產業軌道上運行。

篇8

    將馬克思國民收入的理論作為依據,在國家統計局中,農業工業、建筑業、郵電運輸業、商業等五大生產部門的凈產值都劃分在國民收入中,并且還制定出一套更加具體的統計方案,在這種情況下,國民收入在計算出來之后,會更為真實和準確,這樣的話,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發展水平、速度以及比例關系就會更為正確地反映出來,經過三十多年的實踐證明,我國國情還是比較適合這個指標的,在實際運用中也會發揮很大的作用。且符合如實反映客觀的統計原則。但也還存在一些理論上的問題和許多具體計算方法問題,需要不斷地改進和完善。主要統計的范圍不全,該包括的未包括進去,如修理服務業,工藝美術服務業,城市交通服務業。我認為兒和五大生產部門性質相近似的服務業,如城市公用汽車,三輪車服務站類似交通運輸、工藝美術服務類似工業等等,都應該劃入生產部門計算國民收入。交通和郵電,到現在仍是一分為二,不利于觀察一個部門完整的經濟效果,而且硬把交通旅差費、交通養路費,本屬于交通部門的國民收入,人為地攤派到其他部門去。不利用貫徹轉軌變型的方針,妨礙了企業的積極性。對國民收入流出流入的產品結構和甲乙兩部類的劃分,只有方案規定,缺乏理論依據。統計制度所列平衡法,直接計算法,聯行往來法和上交下撥法等四種計算方法,前三種在方案說明中已承認“難以計算”。第四種容易一點,但有時嚴重歪曲事實。折舊費是物質消耗,理論上很明確,旅游外匯收入尚缺理論根據,但兩者的共同點是,實際上都納入國民收入的分配,不適當處理,消費加積系還會大于國民收入使用額,旅游外匯收入,可直接到國際市場使用,可以作流入處理,折舊費可當作上年結存而加到國民收入的使用額中去。對這些問題怎樣處理,可以進一步研究,我們既不受西方體系的不良影響,也不能受東方體系老框框的束縛,要努力探索適合我國情況的自己的統計方法。

    二、國民收入統計范疇的兩種不同意見

    在國民收入統計范疇過程中會出現以下兩種不同的意見:

    (一)第一種意見

    很多國家將馬克思對甲、乙兩部類在擴大再生產中關系的分析作為依據,從而在計算國民收入過程中,指在物質生產部門中進行,而服務部門是不會參與其中的,這種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因為在馬克思的思想范圍中,只是分析“總生產物”的生產過程,從來沒有在服務中進行再生產。反之,馬克思在對亞當·斯密的《關于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理論》進行分析的時候,“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產勞動是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只有生產資本的雇傭勞動才是生產勞動”這些觀點在其中是被多次提起的,這樣的話,在生產勞動中,資本家所帶來的剩余價值的服務勞動就是其中所包含的。作為生產勞動的特性,它所表現出來的是社會生產關系,但是并不是勞動的內容或者結果。

    再者說,“這些服務本身有使用價值,由于它們的生產費用,也有交換價值”;“對于提供這些服務的生產者來說,服務就是商品”,馬克思將這些說法在一部著作中做了進一步的肯定。所以,很多人認為,在產品中,物質產品的生產和服務產品的生產是其中的兩種形態,這兩者之間是存在很大差別的,絕對不可以將其物質范圍肆意增大,也不能將服務生產的屬性錯以為是非生產性的,更嚴重的就是在物質生產和人民生活中,認為它是不會起到有利作用的。最終的結果就是,將物質生產部門結合非物質生產部門,然后在進行國民生產總值的計算,只有這樣,我國的國民經濟建設的才能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二)第二種意見

    在計算國民收入的過程中,價格國民生產總值口徑作為依據,這樣的計算方式在內容上并沒有太符合要求,而且計算的重復性也比較強,但是因為服務收入包含在其中,在這種情況下,對于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就可以站在大于生產的范圍進行觀察。除此之外,為了能夠滿足在國際實際需求,國民生產總值的計算在我國的進行也有著很大的必要性。但是若是將服務部門也劃分到生產部門中,服務部門的勞動也就是生產勞動,這種想法其實在理論上也是可以進一步進行研究的。這種意見主要就是說,生產勞動和社會有用勞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不能夠相提并論的。社會有用勞動的概念是比較廣泛的,而生產勞動則是處于物質生產中這樣的范圍內,生產力勞動的形成。什么是生產力,其實也就是人們在生產關系中,運用勞動工具將生產資料和個人消費品制造出來的過程。因此,生產力并不是自身獨立存在的,而是在生產過程中產生作用之后形成的。所以,就好比是科研成果,若是沒有投入生產,使其發揮作用,那么它就不會產生生產力,在科研中也就不會出現產品。再好比,在旅游服務中,會收入一定的貨幣,就算是利用這些貨幣購進一些國外先進的產品,站在全世界的角度上進行分析,其實充其量也就是國與國之間國民收入的實物形態的再分配,在旅游服務中并沒有任何新產品生產出來。這種意見認為,在馬克思著作中,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劃分更加明確,在生產性勞動中,社會勞動并沒有納入其中。例如,很多人都知道,馬克思之前也明確地指出,流通費用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其實也就是將商品價值所消耗的費用有所實現,換言之就是非生產勞動耗費。在《剩余價值理論》一書中,馬克思站在社會關系的角度上做了一定的分析,明確地將亞當·斯密的說法再一次進行了肯定,也就是同意在生產勞動中包含:“直接同資本交換的勞動”和“直接同收入即工資或利潤交換的勞動”、因此,馬克思在提到“服務”這個詞的時候,提出了“凡是貨幣直接同不生產資本的勞動即非生產勞動相交換的地方,這種勞動都是作為服務被購買的”的觀點。所以,在生產性部門中,服務部門并不一定都是包含其中的,因為服務部門與資本相交換的時候是很少的,但是物質部門卻與服務部門完全相反。

篇9

關鍵詞：大學生；非正規就業；就業環境；調查

一、引言

“非正規就業”的概念最初由國際勞工組織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國外一般稱之為非正規部門就業或非正規組織形式就業。目前國內一般將“非正規就業”定義為在勞動時間、收入報酬、工作場地、社會保險、勞動關系等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業化和現代工廠制度基礎上的、傳統的主流就業方式的各種就業形式的總稱，“既有在正規部門（依法設立的企事業、政府機構和社會團體、社會組織等獨立法人單位）的非正規形式的就業，諸如非全日制就業、短期就業、季節性就業、兼職就業、派遣就業、遠程就業等，又有在非正規部門（正規部門之外的從事商品生產、流通和服務的微型企業、家庭生產服務單位以及個體勞動者等）的自營就業、家庭就業等”。［1］

受中國傳統觀念影響，大多數大學生畢業首先選擇的是在正規部門就業。然而，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發展，傳統的就業領域在自身的技術升級換代中對大學生的吸納力降低，新興正規部門在經濟轉型時期發展滯后，短期內難以吸納所有的大學生，政府部門及事業單位本著效率最大化的原則，控制著其機構容納編制內人員，這些正規部門提供的就業發展空間越來越有限。另一方面，高校畢業生供給總量逐年持續增加，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不能在傳統正規部門就業，必須在正規就業之外尋找新的就業途徑。有研究顯示，當前大學畢業生就業格局變化的最突出特點就是從事被社會默認的所謂傳統、正規行業的比例下降，靈活就業、非正規就業的人數逐年增多，高校畢業生的非正規就業現象不斷增加。2006年上海高校學生職業發展及就業工作調查報告顯示，高校畢業生就業的一個特征是流向多元化，“十五”期末和“十五”期初相比，畢業生就業形式更為多樣，靈活就業和自主創業的比例有所提高。［2］2008年北京地區大學生就業狀況抽樣調查結果同樣顯示了大學生就業形式呈現多樣化［3］。“近幾年有至少5%～10%畢業生轉入到非正規就業中”［4］。非正規就業正成為大學畢業生就業的重要形式。

二、當代大學生非正規就業現狀的調查分析

本文選擇某理工類高校大學生為調查對象，采取無記名問卷調查、訪談等形式對該校學生非正規就業狀況進行調查，共發放問卷315份，收回問卷310份，問卷回收率為98.4%，問卷有效率為100%。

調查對象的年級分布情況見表1。

調查對象的性別情況：男生160人，占51.7%；女生150人，占48.3%。調查對象的專業分布：涉及到財經類、文史類、管理類、理工類和其他類的各個專業，其中財經類占1%，文史類占19%，管理類占14%，理工類占60%，其他類占6%。各專業分布基本符合該校理工類學校的性質。

1.對非正規就業認識不足，將其做為臨時的過渡就業形式

在“您了解非正規就業嗎”選項中，56%大學生表示對“非正規就業”這個概念“不知道，這次問卷第一次聽說”，29%的大學生表示“聽過，但不了解”，15%大學生表示“了解，但沒有具體研究過”。統計結果顯示，該校大學生對“非正規就業”大體處于“不知道”和“不了解”中。

在“您覺得哪種形式屬于非正規就業（多選）”中，7個選項均有學生選擇，并且比例相當，統計結果見表2。

在“如果您畢業在即，您會選擇非正規就業嗎”中，75%大學生選擇了“會，在沒有找到正規工作之前”。經過訪談了解到，他們中選擇“會，在沒有找到正規工作之前”的學生，往往把非正規就業作為通往正規就業的途徑和跳板，通過這種方式大學生積累工作經驗，使自己的能力更符合用人單位的要求。

以上幾項調查說明，當代大學生對非正規就業的認知不足，非正規就業的現實存在并未得到大學生的理性把握，對非正規就業的認知，絕大多數學生僅僅停留在字面理解上。然而，雖然大學生對非正規就業的內涵模糊，但是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他們無奈地選擇非正規就業。

2.就業期望值高，功利性強，對高層次的非正規就業充滿熱情

在“如果您選擇非正規就業，您最能接受第5題中哪種方式就業”選項中，除了12%學生未填寫（即：不會選擇非正規就業）外，作為高智群體的大學生，超過一半的人選擇從事自主創業、自由撰稿等高技能、高層次的非正規就業方式，統計情況如表3。

在“影響您選擇非正規就業的重要因素是什么（選前三項）”選項中，

統計結果顯示，金錢、生存、興趣是影響該校大學生選擇非正規就業的最重要因素，選擇的學生百分比分別為29.5%、25%、25%，反映了該校學生擇業的功力性很強，這與當代社會背景有關，也與現實生活壓力相關。同時，在選擇非正規就業時，該校很多大學生認為專業并沒有給他們更多的就業優勢。

以上幾項調查說明，大學生選擇非正規就業時，更多地從自身發展的角度和務實的角度考慮，大多希望從事較高層次、能體現自主性的非正規就業方式，如25%選擇了自主創業，他們期望在非正規就業中實現自身價值。

3.非正規就業層次不高，學校就業創業教育工作有待加強

在“您周圍有同學在創業嗎”選項中，93%大學生選擇“有一兩個”或者“沒有”，僅6%大學生選擇“有很多”。這一結果與在該校就業指導中心訪談的結果相符。據了解，近年來該校一些大學生嘗試自主創業，也涌現了一些成功創業的典型，但每年在就業指導中心正式登記的進行自主創業的畢業生寥寥無幾。而據該校就業指導中心跟蹤調查，大多數畢業生剛開始都是從事“打零工”等較低層次的非正規就業。

在“如果您選擇不創業，您不想創業的原因是（多選）”選擇中，25%大學生“不知道怎么去創業”，有24%大學生認為自己“不具備創業的潛質”，18%大學生認為“創業太辛苦”，還有12%大學生因為“家人不支持”，10%大學生“怕創業失敗”。調查結果說明，該校大學生缺乏對創業的深入了解，還有求穩定、怕吃苦的心態等，使得他們對創業抱有較高熱情，但投身創業實踐不多。

在“您認為大學生創業的主要困難在哪里（限選三項，按重要程度排序）”選項中，排名前三的困難因素分別是資金短缺、缺乏管理經驗和對市場環境不熟悉。其中資金短缺問題是外部性因素，而缺乏管理經驗和對市場環境不熟悉則是高校內部性教育因素。

在“您認為大學教育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強學生就業能力”選項中，選擇“創新理念及能力的培養”、“教學內容應更加結合社會需求”、“加強職業生涯規劃方面的教育”、“就業觀的轉變”的學生達95%。

以上幾項調查結果顯示，當代大學生從事的非正規就業層次還不高，他們雖然具備了一定的創業意識和創業熱情，但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投身創業和成功創業的人數不多，迫切需要政府、學校在創業相關政策、創業活動訓練、創業指導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服務。

三、當代大學生非正規就業中存在的問題

1.大學生的就業觀念尚未完全轉變

雖然“雙向選擇、自主擇業”的就業制度已普遍為大學生所接受，但受中國傳統文化、社會現實環境以及父母和同輩的影響，大學生的就業觀念還是落后于市場對人才配置的要求，還存在一定的誤區，他們潛意識自加“身份標簽”，更多地選擇更為體面的工作。如在A高校調查中21%大學生認為“擺地攤”是非正規就業形式，但是只有4%大學生表示“擺地攤”是最能接受的就業方式。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從規模上已經完成了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的轉型，大眾化時代的大學生如果依然將自己定位為“精英”，應該從事“精英的工作”，這種脫離社會實際的就業期望和不良的擇業心理限制了大學生的就業視野，制約了他們樹立主動、靈活、多形式的就業觀，也往往是導致大學生就業難或者無奈選擇較低層次非正規就業的重要原因之一。

2.大學生就業環境尚需進一步完善

隨著大量高科技、專業化服務的新型產業部門的迅速成長以及現代企業組織管理和經營方式的進一步變革，一大批新型的非就業方式將催生更多的具有高知識型的非正規就業形式。但是從對A高校調查和訪談的情況看，目前從事非正規就業的畢業生還只占少數，特別是能夠利用自己所學專業從事高技能的非正規就業形式的畢業生更少，很多大學生因為落戶、檔案結轉、地域選擇等方面原因，暫時性地被動選擇“打零工”、成為“蟻族”，從事較低層次的非正規就業。

另一方面，適應非正規就業的靈活有效的失業、醫療、養老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大學生的勞動權益和社會福利難以保障，而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行業保護主義主導下的戶口地域限制使得大學畢業生難以在整個勞動力市場自由流動。近年來國家出臺了許多政策措施鼓勵大學生自主創業，但一些扶持政策較難操作，使得更多的大學生對自主創業持觀望的態度。這些都很大程度上消減了大學生從事非正規就業的熱情。

3.高校人才培養工作有待進一步改進

雖然“就業問題”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但由于我國高等教育現階段還處于“賣方”市場，人們關注更多的是“就學”機會，而不是未來的“就業”機會，這種狀況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高校忽視了按需培養的問題，人才培養工作相對滯后，缺少根據市場的變化及時對專業設置進行合理的預測與規劃。而在長期不變的、僵化的教育模式培養出來的學生，“與企業對人才的期望值之間的反差，使大學生面臨就業時更多表現為被動的適應，獨立意識薄弱，對非正規就業或恐懼、或憂慮、或排斥”。［5］在A高校調查和訪談中，大學生期待從事自主創業、自由撰稿人等高技能、高層次的非正規就業，特別希望學校能多開設一些與就業市場緊密相關的課程，以擴展自己的就業面。但是學校的創業教育體系以及就業指導服務體系等與大學生的需求還有一定距離。

四、高等學校在促進大學生非正規就業方面的建議與對策

1.完善教育教學體系，提高大學生就業能力

高校應主動適應市場的需要，更新教育理念，將教育與就業相聯系，建立適應市場變化的學科專業設置、人才培養計劃的調整機制，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提高大學生創新能力，鼓勵他們利用自己的專業優勢，從事高技能型的非正規就業。同時，增強與政府部門、企業單位等合作，盡可能多地給大學生提供鍛煉就業能力的機會，讓他們在實際工作中發現自身存在的問題，補短揚優，在實踐中積累實現就業必須的工作經驗。

2.呼吁政府部門出臺相關法律法規，保障從事非正規就業大學生權益

針對非正規就業中如何更好地維護大學生權益問題，高校可以通過申請相關主題方面的課題研究等體制內方式引起相關政府部門對這方面的關注，同時呼吁政府出臺相關法律法規保護非正規就業中大學生的合法權益，改革戶籍制度、完善勞動制度，建立公平、公開、公正的大學生就業競爭環境，促進就業市場健康發展。

3.加強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與服務，幫助大學生順利就業

通過加強教育引導，轉變大學生就業觀念。樹立以大學生的可持續發展為第一需要的指導理念，由“管理”為主轉變為“服務”為主，更加重視培養學生自我設計、自我發展、自我調試的能力，鼓勵他們積極尋求各種就業渠道。打造一支高素質的畢業生就業工作隊伍，注重與學生的溝通與交流，搭建信息互通網絡平臺，及時有效的學生實習、兼職、就業等信息以及政策方面的就業信息，提供全方位服務。

4.積極開展創業教育，鼓勵大學生自主創業

自主創業是非正規就業中的高級形式。高校應當將創業型人才培養與研究型人才、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高度重視創業教育，開設相關創業指導課程，增強大學生自主創業意識，培養大學生的自主創業能力，積極鼓勵大學生自主創業，以創業實現就業，帶動就業。

參考文獻：

［1］ 劉承波.鼓勵非正規就業，促進畢業生就業模式多樣化［J］.中國高等教育，2004，（12）.

［2］ 課題組.2006年上海高校學生職業發展及就業調查報告［J］.教育發展研究，2007，（4A）.

［3］ 黃敬寶.2008年北京地區大學生就業狀況調查［J］.中國青年研究，2009，（1）.

篇10

[關鍵詞] 現代商業傳統商業差異性特征歷史性聯系

一、導論

語言學家們認為商業是“以買賣方式使商品流通的經濟活動”。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第三次大分工，商業開始出現。此時的商業被稱為商人商業；隨著工業革命和科技的發展，商業主體組織化－企業化，此時的商業被稱為組織化商業；二戰以后新科技革命引發商業領域的多次革命，此時的商業被稱為多事業化商業－流通業。“現代商業”還沒有明確的概念，但可以確定的是現代商業是以連鎖超市為代表的現代化業態為載體，以信息化為催化劑的。多事業化商業（流通業）就是現代商業的開端。商人商業和組織化商業則可以包含在傳統商業的范疇之內。現代商業與傳統商業具有差異性特征，但兩者不是兩個絕對對立、沖突的概念，它們存在著歷史的邏輯聯系。

二、現代商業與傳統商業的差異性特征

現代商業與傳統商業既有歷史性聯系，也保持著各自差異性特征。這種差異性是源自現代商業對傳統商業的發展即商業范疇自身的更新和升級。現代商業對傳統商業的變革性發展是指在商業主體、商業客體、商業載體（業態）和商業信息技術等方面進行變革和升級。

1.商業主體。商人商業的主體是自然人。他們或是從生產者中分化而來，或是由其他富裕人員（奴隸主或貴族）插足商業而形成。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市場的擴大，商人商業由于無法勝任或適應生產和消費領域發生的巨大變革而不得不讓位于組織化商業。在組織化商業階段，占主流地位的商業主體不再是“行商”，而是開設各種店鋪，雇傭一定數量的徒工，大批量經營的商業組織形式。而現代流通業的主體除了包含傳統的組織化商業企業及其連鎖經營企業外，還包括逐漸獨立的商品采購、運輸、倉儲、加工、信息公司等。此外，商品直銷公司、商務公司以及電子商務公司等更是迅速發展。

2.商業客體。在商人商業階段由于生產力相對不發達，所以社會商品的品種和數量都比較有限。商人所購銷的商品以鐵制勞動工具、手工紡織品、牲畜、糧食、鹽等生產和生活資料為主。在組織化商業階段商品已經包括日常生活用品、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紡織品、文化用品、生產設備、原材料等。這一階段的商品較之商人商業時期大為豐富，其質量和技術含量也大為提高。在現代流通業階段社會產品的極大豐富使得客體范疇極其廣泛，除包含組織化商業時代的客體范疇外，還包括各種新產品、各種可用于交易的產權、各種可轉讓的專利技術、特別是形式多樣的服務等。

3.商業載體（業態）。在商人商業時期，商人主要是向小生產者采購商品，然后利用人力或畜力運載著商品，主要通過“集市”向購買者出售商品。在組織化商業時期商業業態逐漸多樣化起來，除了繼續存在的商人商業階段的雜貨鋪、“流動地攤”外，還出現各種新型的并占主流地位的各種業態，如百貨店、超市、專業店、便利店等。在多事化商業階段，從事流通業的各種行為，包括從生產領域向消費領域推動商品運動的各種行為，如采購、運輸、倉儲、加工、銷售等不斷地社會化和規范化。與此同時，流通業廣泛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使流通方式和手段多樣化，流通效率迅速提高。隨著電子技術的廣泛運用，物流設施的日益發達和完善，促進了連鎖經營的快速發展。連鎖經營方式日益滲透到百貨店、超市、專業店、便利店中，以連鎖超市為代表的現代商業業態正日益在商業經濟發展中居于主導地位。

4.商業信息技術。信息的收集與傳遞方式是一個組織特別是商業組織的網絡神經。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商業信息的傳遞方式不斷得到更新和升級，采集、處理和傳遞商業信息的成本越來越低，從而大大提高了商業效率。以信息的傳遞方式來看，商人商業階段的社會以手工生產力為特征，小商小販在商業活動中起主導作用，他們不通過其他任何載體直接把信息和商品送到顧客手中。那時的商業信息比較簡單，小商小販采用口頭表達或打手勢的方式進行信息傳遞。在組織化商業階段信息傳遞采用大眾媒體傳播方式。它與以機器化大生產為特征的工業化階段相適應。零售商業企業在商業活動中起主導作用，它們通過大眾傳播媒體傳遞信息。從20世紀中葉開始現代商業進入電子載體傳播階段。在這一階段，爆發了以電子計算機為代表的信息革命，電子計算機的發明與使用，替代了人腦的部分功能，使人機結合的信息處理方式逐漸取代了以人為惟一載體的信息處理方式，非群體化傳播工具將逐漸代替大眾媒體傳播階段的群體化傳播工具。從商業發展史來看，商業經營方式的每一次重大革命都與信息技術的進步息息相關，超級市場的興起、連鎖經營的發展、無店鋪銷售的出現都是依賴于它。由于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的應用，流通業一體化趨勢加強，現代商業企業的組織化程度不斷提高，規模不斷擴大。正是由于大量商業企業應用現代信息技術，如條碼技術、商業自動化技術、網絡技術、多媒體技術、物流配送技術等來改造傳統的經營管理方式，提高商業運營效率，因而現代商業企業越來越成為一種信息技術密集型企業。

三、現代商業與傳統商業的歷史性聯系

1.商業的本質沒有改變。正如米爾頓?弗里德曼所言，“商業的本質就是贏利”。無論是現代商業還是傳統商業，都是以賺錢為出發點和歸宿的。在商人商業中存在著以營利為目的的職業商人，他們“把買賣商品的經營活動作為自己的社會職能，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充當居間人，并媒介商品交換”；在組織化商業中商業的主體已不是一個個的商人，而變成了商業企業。它是應對大量生產的產品在市場上匯集并轉化為極為可觀的資金流量后經過社會的初次分配而形成大量消費的格局而產生的。商人商業由于無法勝任或適應生產和消費領域發生的這種巨大變革而不得不讓位于組織化商業；在多事業化商業中，產品從生產出來一直到消費者手中經歷一系列活動，不僅僅涉及批發和零售，而是包括了直銷、、批發、零售到倉儲、運輸、售后服務等各個方面。這些活動都與產品價值的創造有密切的關系，故渠道成為企業競爭的關鍵。企業紛紛自建產品分銷體系，或者通過控制分銷網絡等方式，達到控制產品銷售市場、提高利潤水平的目的。現代流通業是物流、人流、資金流和信息流匯聚之業，它上聯制造業、下聯金融業，是全世界財富聚集最快的行業。傳統認為，投資金融業最具投資價值；現實表明，從公司價值迅速提升來看，商業流通業的投資回報率高于金融業。在世界500強排名中商業流通企業占到10%；在美國50強排名中商業流通企業占到20%；在2003年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上，前10位中則有6位來自流通企業。

2.商業倫理一直在提倡。商業作為一種經濟活動，其進步和發展離不開經濟倫理的支持。在先秦時代儒家就有“義以生利”和“以義制利”的思想。后來到了明清時期更是出現一批實踐儒家倫理價值觀念的商人，他們被稱為儒商。“義以生利”和“以義制利”的思想，是儒家義利觀的核心內容，由此所派生出來的 “見利思義”、“取之有義”、“先義后利”、“重義輕利”等思想便構成了儒家“義利觀”的基本內容。“義利觀”同商業公平交易、等價有償、互惠互利等原則相融匯，逐步成為中國傳統商業經營的指導思想并貫徹到商業活動的全過程。在提倡誠信經營，重構社會信用體系的今天，儒家“義利觀”思想對指導我國現代商業的發展仍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儒商是儒家文化精神尤其是儒家倫理價值觀念和商業經營活動有機結合的產物。儒商所體現的經濟倫理精神把儒家長于倫理、注重理性的精神氣質引入商業經營領域，塑造義利結合、理欲兼溶的經營價值觀念，對純商業活動必然產生的功利追求和物欲沖動加以必要的限制和調整，代表著中國傳統的道德理性主義和經濟功利主義的適度結合。而正是這種結合，有助于完善商業運行機制，促進經濟活動的有序和規范，使商業經營從“無商不奸”的惡性循環和低層次發展中擺脫出來，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兼顧。中國現代商業發展需要繼承和發展傳統儒商的經濟倫理精神。

3.“無商不活”一直在被證明。中國有句俗話叫“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自從第三次社會化大分工商業產生之后，商業總是與城市的起源和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城市最初是以具有商品交換的基本功能出現的，城市的經濟最初表現為商業的繁榮。一個城市作為經濟中心總是以它的物資集散地、繁榮的商業著稱的。在明代以前，我國商人的經商活動，多是單個的、分散的，是“人自為戰”，尚沒有出現具有特色的商人群體，也即有“商”而無“幫”。明清時期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鄉誼為紐帶的商幫開始崛起，逐漸形成了以晉商、徽商為代表的十大商幫，它們對于社會資源整合、社會經濟和文化的活躍起了很大的作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商業由商人商業范疇發展到組織化商業范疇，二戰后又發展到現在的流通業范疇。馬克思的《資本論》告訴我們：商品流通是商品生產的前提條件，商品流通決定著商品價值的實現命運。隨著人口的增加、市場的擴大，生產的規模隨之增大，手工作坊被機器大工廠去取代（即生產被組織化），產品產量的提高意味著商品流通必須升級才能實現商品價值。在生產被組織化之后，流通被組織化成為一個必然選擇。沒有組織化的商業，需求滿足（即消費）就會受到限制，進而會影響生產。正所謂“大生產必須有大流通相呼應”。

四、結論及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