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文化傳統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古代的文化傳統，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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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古代漢語是高等院校中文類專業的主干課和基礎課，承擔著培養學生的古代漢語素養和古代典籍解讀能力等教學任務。這門課程沙及到哲學、歷史學、文學、語言學的內容，甚至包括天文、律歷、姓氏名號、職官等文化常識，可謂內涵豐富、外延廣闊。而以上這些內容，正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在當前傳統文化復興的大背景下，古代漢語課程的教學改革更應該側重于觀照傳統文化的解讀方式，將傳統文化的傳承視作其重要任務之一。

和我國高校的其他課程一樣，與時俱進，適應社會發展，古代漢語的教學改革也刻不容緩。新時期的古代漢語課程改革，我們認為在發揮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時，更應該提倡在古代漢語教學中實現傳統文化傳承、人文素質教育、審美情操培養等多方面的功能，對此，筆者已撰文討論。本文就古代漢語教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及相關問題試做討論。

一、從古代漢語課程的教學目的談起

我們到的教學材料表明，古代漢語這門課，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時期，教學內容、教學目的各有不同。據王力先生說，“有的當作歷代文選來教，有的是當作文言語法來教，有的把它講成文字、音韻、訓話，有的把它講成漢語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學者們重新考慮這門課的教學內容、教學目的，以提高古代漢語課程的教學效果。從.此，古漢語的教學改革開始，并大有一發而不可收之，勢。自從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編寫并出版適用于全國高校文科專業的第一套古漢語教材以來，古代漢語課有了較為確定的內容，即采用文選、常用詞、古漢語通論三結合的原則，并以這三個方面作為古漢語課程的主要教學內容。從此，古代漢語課程也有了比較明確的教學目的，即培養學生閱讀古書的能力。培養這一能力就是為學生更好地學習中國古代的哲學、歷史學、文學、文獻學等知識打下堅實的基礎。而以上這些哲學、歷史學、文學、文獻學知識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因此，古代漢語課程教學應該觀照傳統文化的傳承，并將其作為教學的一項重要內容。

二、古代漢語的教學內容本身承載著豐富的傳統文化信息

我國傳統文化是國家和民族的寶貴財富，它內容豐富、博大精深，其內涵包括睿智的哲學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倫理體系、輝煌的文學藝術、獨特的語言文字形態、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諸方面。古代漢語課程不同于其他課程，它的內容就是以上傳統的優秀文化內容的復合體。現行古代漢語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作為參照，學者們或采用文選、常用詞、通論“三結合”的編排原則，如郭錫良等主編的《古代漢語》、朱振家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或主要突出文選和通論兩部分，如易國杰主編的《古代漢語戶。但他們的教材都彰顯了我國燦爛多彩的傳統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為例(以下簡稱王本)，僅就文選部分和通論所承載的豐富的傳統文化信息加以討論。

王本《古代漢語》在文選部分選取了《左傳》、《戰國策》、《史記》、《漢書》等經典的史學作品，還有《詩經》、《離騷》、唐宋古文、唐宋詩詞等優秀的文學作品以及諸子百家的哲學作品(尤其是正統的儒家作品)，這些都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觀念，在古代漢語教材的課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個人修養的，如《論語·學而》，講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說明古人非常重視個人修養，作為古漢語的教學內容，必然使學生通過學習受到潛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與學關系的，如《禮記·教學相長》:“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這一觀點到現在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個人對社會責任的，《論語 ·微子》:“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這是孔子面對隱者的譏諷嘆息時所說的話，意思是個人對社會是有一定責任的，人不能逃避現實。另外教材所選北宋范仲淹《岳陽樓記》，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優而優，后天下之樂而樂。”集中體現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憂，后于人樂的傳統道德觀念。以上這些都是古人優秀的品質，也是傳統文化的精華，通過古代漢語教學，可使學生受到熏陶，起到傳承優秀的傳統文化的作用。

通論是現行古漢語教材都非常重視的不可或缺的內容。王本《古代漢語》“通論”涉及到文字學、訓沽學、音韻學的諸多內容，還涉及到文體、修辭等語言學知識，古代的姓氏名號、車馬宮室、職官、樂律、天文歷法等豐富的文化知識。以文字學知識來說，包括“漢字的構造，古今字、異體字、繁體字”等內容，給我們揭示了漢字和漢文化的密切關系。漢字的書體有甲骨文、金文、篆書(大篆、小篆)、隸書、楷書、草書、行書等。對學生來說，從漢字人手了解中國傳統文化，這是最直接的途徑。我國歷史上對漢字較系統的研究，開始于東漢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可以說漢字本身及許慎依據漢字形體結構闡釋字義的過程，都積淀著豐富的古代傳統文化信息。《說文解字》通過說解漢字展示給我們的傳統文化內容，陸宗達先生將其歸納為四個主要方面，即古代社會生產、古代的科學、古代醫療學、社會制度等，包括范圍很廣闊。學生在學習這些內容時，已經不單是簡單地將其作為古漢語知識學習，而是觀照到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識空間擴大了很多。

還有一些關于古代的姓氏名號、服飾、車馬、宮室、天文等方面的內容，給學生學習傳統文化的空間就更大了。比如，我們通過學習“古代的姓氏名號”，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稱字”，所以，稱別人的“字”以示尊重。我們知道了古人還可以有“號”，如陶淵明自稱“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還有謐號，而溢號往往根據此人生前品行業績而定，如陶淵明溢號“靖節先生”，顯然是依據其高潔之行得來的。學了天文律歷，我們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將音樂中的十二律對應歲時的十二月，再讀陶淵明的《自祭文》“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就知道“律中無射”實際指的是9月份，是用樂律名稱表達時序，因為“無射”剛好和“季秋”時節相對。學生學習這些內容的過程，就是對傳統文化接納、傳承的過程。

三、當前的文化大背景決定了古代漢語課堂應該成為傳承傳統文化的主陣地

隨著世界經濟、文化的發展，我國曾一度出現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勢頭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論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于不顧。就拿節日習俗來講，人們迷戀于“圣誕節”、“情人節”，不管是否符合國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樂意“拿來”，使傳統文化備受冷落。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綜合實力的提高，我們高興地看到我國傳統文化有了回歸的趨勢。如，2008年的奧運會開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四大發明、中國畫、武術、中國戲曲、皮影戲、古代音樂等等。開場戲《擊擊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現了我國古老而熱情的迎接貴賓的喜慶儀式，表達了“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意蘊。2009年，我國頒布了國家傳統節日，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重要傳統節日和春節一同作為法定假日，這將有利于弘揚我國的優秀民族文化。因為中國每個傳統節日背后都有著深厚的文化淵源，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們是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還有全世界范圍內興起的漢語熱，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中國留學，“孔子學院”在許多國家的建立等，都為我們弘揚傳統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為高校的教育者，我們有責任加人到傳承、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行列中，更應該走在弘揚祖國傳統文化隊伍的最前列。從這個方面講，高校古代漢語教師應義不容辭地將古狀漢語課堂作為傳承和弘揚我國傳統文化的主陣地，這是責任也是義務。

四、古代漢語教學實現傳統文化傳承功能的措施

通過古代漢語教學實現傳統文化的傳承，對教師是嚴峻的挑戰，不僅要求古漢語教師要有專業獻文化素養，還要有好的教學方法。我們所說的“專業的文化素養”主要指古漢語教師不僅要具有深厚的專業功底，還要有廣博的專業知識面，對我國古代的政治、歷史、天文、教育、哲學、風俗習慣等文化知識都有所了解，這樣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進行古代漢語教學。“好的教學方法”貝組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采用各種方法或者技巧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喚起學生對古代漢語的興趣，導他們去探究優秀的傳統文化，使之加人到對傳統文化進行傳承、創新的隊伍中來。具體來說，通過古代漢語教學來實現傳統文化的傳承，具體措施表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師要改變教學觀念，對學生進行正確引導。傳統.的古漢語教學中，教師將這門課僅僅視作學習其他‘課程打通語法、掃除文字障礙的工具。新時期的教學改革首先要求教師改變傳統的教學觀念，有意識地對學生的學習進行正確引導。如講到《論語》時，教師應結合現實，引導學生感受古人為人處事的準則、教書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學生多記誦名詩名文，從而加大對優秀的傳統文化教育的力度。還可以適時地結合傳統節日，滲透傳統文化觀念。

其次，選取好的教學內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說過:“智仁勇三者是中國重要的精神遺產，過去它被認為‘天下之達德’，今天依然不失為個人完滿發展之重要指標。”實際上中國傳統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諧統一的崇高道德標準就存在于我們的古漢語教學內容中，這就要求我們根據教學需要進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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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簪釵是中國古代婦女束發美發的工具，中國古代女性發飾種類非常豐富，它的設計制作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深深地體現了民族文化的個性特色。因而，古代婦女發釵無論在裝飾上的題材、內容還是在藝術形式上都承載著悠久的歷史，儼然是吉祥文化標本之集合，反映了中國傳統的審美情結。因而，簪釵上的傳統意趣應該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和藝術價值。徜徉在這些傳統文化藝術品中，我們不僅僅是為了欣賞它的絢麗多彩，而且還因為它能繼續給我們以啟迪，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很多時候，我們在古代繪畫、歷史影視作品中會看到掃黛眉、施胭脂、梳高髻，配以滿頭的金銀花釵的婀娜女子。或許，在詩詞歌賦的描述中我們也會想像到那發飾上的繽紛世界。這好像一直是中國古代仕女的經典形象。發飾是她們美發極其重要的部分，梳好的發髻要用花和寶鈿花釵來裝飾，從目前傳世的古代婦女發飾看，種類十分豐富，常見的有：簪、釵、梳、步搖、珠翠、金銀寶鈿、騷頭等。

簪的本名稱“笄”（《說文》：“笄，簪也。”）是中國古代束發的工具。在古代，漢族的結發方式，無論是辮發盤髻，還是束發著冠，均須以簪釵約束固定。女子年滿十五歲時，如已許嫁，便將頭發綰成一個髻，即以簪插定發髻。以示成人，如“年以及笄”。在中國古代，簪釵還常被用于男女間定情的信物。皇宮貴族的女子可以用珍奇的材料做發飾，而一般小戶人家只能戴荊釵（荊條編織的發釵），我們在文言文中所讀到的“拙荊” 便是古代男子對外人稱自己的妻子的謙詞。

就形制而言，單股笄稱“簪”，雙股笄為“釵”，笄首有垂珠墜飾者則稱為“步搖”。《釋名.釋首飾》：“步搖，上有垂珠，步則動搖也。”唐代畫作《簪花仕女圖》中,那位手揭紗領的女子，其烏發上便是展翅金鳥飾的步搖，想來隨著人的走動或輕風吹過而微微顫動，多么生動！民間工匠這種巧妙的造型構思和豐富的藝術想像，為古代女性的頭飾增添了無限的風情。二者并無大的區別，往往是簪釵并用，彼此配搭，只是簪較多用于別盤發髻，而釵則主要用來插戴，起裝飾作用。釵在中國古典詩詞中常常用來描繪女性的風情韻致。蘇軾有詞：“人未寢，倚枕釵橫鬢亂。”銀釵對烏發，釵的冷白與鬢發的烏黑形成對比，互為映襯，具有極佳的視覺效果；還有溫庭筠傳神的句子：“翠釵金作股，釵上蝶雙舞”，輕纖造型仿佛觸手可及。中國傳統美學認為平直多滯板，橫斜姿態，所以釵的插戴多橫斜，以營造搖搖欲墜、溫婉可人的柔美韻味。諸此種種中國古代傳統審美觀點也感染和陶冶著當今的人們。

千姿百態的簪釵造型，為古代女性不同需求提供了豐富的選擇。就流傳至今的簪釵實物而言，發簪樣式工藝豐富多彩，用于別盤發髻之外，有的簪首上部還做成耳挖。簪釵所帶來的美感，平添了女性的嫵媚，高雅。更重要的是，其圖形紋飾反應了中國文化的傳統寓意及藝術。處處體現出濃郁的中國文化情結，滲透著傳統文化意趣。

從簪釵上的圖形紋飾上看，簪釵的裝飾大致可以分為祥禽瑞獸、花卉果木、人物神仙、吉祥符號等。花卉果木中常見的有牡丹、蓮花、梅竹、石榴、桃等。如明代的一支“水仙簪”，名中有“仙”字，是吉利的花卉，人們認為用它作吉祥圖案可避邪祛穢，給家庭帶來吉祥；祥禽瑞獸有龍鳳、仙鶴、鹿、十二生肖等；如“梅花與鹿” 簪，因梅花分五瓣，比喻“福、祿、壽、喜、財”五種福。鹿借“陸”之諧音，“陸”與“六”同音，鹿又諧音“祿”，寓意六六大順。吉祥符號有八吉祥、八寶、琴棋書畫、文房四寶以及各種傳統幾何紋樣等。銀簪的裝飾方面不僅展現了精美的圖紋，也體現了古人們深深的文化情結。這些簪釵上的圖案紋樣運用形象符號的組合，傳達著祈福納祥、愛情美滿的愿望。如“喜鵲登梅”紋樣由兩只喜鵲和幾枝梅花構成，民間有“喜鵲登梅，喜上（梅）眉梢”的說法。“鴛鴦戲蓮”紋樣，比喻志同道合的恩愛夫妻。就情感而言，這些均表達為吉祥、富貴等，這是人類基于生存前提的普遍思想。

小件而有大氣象，明清時期，女性發飾達到了傳統精湛工藝與優秀傳統文化的完美結合，成為歷史上民間簪釵中最精美的發飾。當時民間流傳的簪釵多以鮮明的世俗吉祥含義蓬勃發展。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寓意表現得淋漓盡致。像蝴蝶、蜻蜓、蟬等靈巧的昆蟲都能夠活躍在女性的釵頭上,形成獨特風景。有一組發飾中的白菜蟈蟈銀制發簪造形生動，工藝精良。白菜與“百財”諧音，蟈蟈諧音“哥哥”，隱喻生男之意。再如鴨紋中鴨子的偏旁是“甲”字，甲是天下的第一位。故以一只鴨子喻狀元及第。再如“三多”紋銀質發簪,“三多”是指石榴、佛手與桃三種果實的組合。石榴多子，佛手的“佛”諧音“福”，而桃比喻長壽。所以“三多”象征多子、多福、多壽。所有這些精心設計的花卉、植物紋樣都有不同的象征意義，多是對生命繁衍、前程似錦的期盼。 花草紋也是簪釵中十分常見的題材。以牡丹花為領銜的各種花草有幾十種之多。例如一枚銀簪中的“瓜田紋”，它的構思以田字為中心，與豐收的瓜果相簇擁。揭示了農田是豐收之源的深刻主題，現實生活人物的題材也十分精彩。一幅表現男女喜結良緣的圖紋十分宏大，兩對新人在庭院中喜慶歡舞，景物中的亭閣石欄、小橋流水、奇花異草一覽無遺，這種詩情畫意的圖紋，極具審美情趣。還有一枚清代“蹴鞠紋”銀簪，描繪的是古代軍營中踢球的游戲場面，這也是足球起源于中國的一個佐證。民間發簪豐富的紋飾題材，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古人的文化生活情趣和習俗，把這些圖紋融合起來，猶如一幅民間民俗畫卷，給世人以無限的遐想空間。整體來看，它們風格寫實，古拙渾厚，較之皇家貴族發簪更直接得展示了傳統文化的意趣。

簪釵作為的中國古代婦女最為尋常的發飾，與各個級層的女性生活息息相關，無論哪個朝代，上層宮廷貴族多追求精美、絢麗，以唐代宮廷貴族中的婦女為例，發飾中的簪釵不僅品種繁多，使用材料貴重，多以金銀珠玉為主。而且插戴數目也極多，而花釵禮衣制的實行，更將其推向極致。花釵禮衣制是婦女在婚嫁等重要時刻，須穿戴花釵禮衣，不同等級的婦女戴釵有所不同。中國傳統的等級觀念在小小一枚發飾的插戴中也略見一斑了。當某紋飾一旦被民眾喜聞樂見并認定后，便廣為采用，并很快在民間流傳開來。陸游有詩：“負籠銀釵女，鋤畬鶴發翁”，插戴簪釵已成為民間婦女的普遍習俗。人們把自己對生活中最樸素的認知及最熟悉的生活體驗用藝術形式表達出來，并抒發對理想生活的向往。

隨著人們觀念的轉變和女性發型的改變，傳統的簪釵漸行漸遠。無疑，從目前留傳下來的古代婦女發飾看，這些簪釵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和藝術價值。中國古代婦女的發簪在流傳過程中因時代的變遷和地域的不同，其間不斷融入新的技法、樣式和風格。它是高雅的，也是世俗的；它是歷史的，也是現代的。這些簪釵上處處充滿著中國文化的精髓和傳統思想的意趣。發釵藝術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面對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千姿百態的簪釵，不僅僅是為了欣賞它的絢麗多彩和歷史傳說，而且還因為它能繼續給我們以啟迪和思考。

現代社會技術的革新、技巧的進步都能夠制作出更出彩的發飾來，但一件件久遠的早已成陳跡的古飾，為什么仍能感染著我們？正是因為凝聚在這些發飾工藝品里的中國傳統文化和審美情結，儼然是吉祥文化標本之集合。它們所表現的生動神韻、精湛技藝和廣泛內容令人嘆服，使得我們在民族文化傳承上具有良好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王金華.中國民間工藝風采叢書——《民間銀飾》.中國輕工業出版社

[2]杭海.《妝匣遺珍》.三聯書店 2005

[3]《中國民間美術全集-飾物》.廣西美術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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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蒙古族傳統民俗文化;發展;變遷;蒙古族婚喪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08-0076-02

蒙古族傳統民俗文化指的是蒙古人在飲食起居、婚喪嫁娶以及祭祀禮儀等方面形成的風俗，它是蒙古族歷史的展現，也是蒙古族文化發展的結晶。蒙古族民俗充分展現出與歷史發展相一致的發展特征，很好地體現這個民族的生產狀況、生活水平和情感表達方式，是民族特征的重要展示，對蒙古族民族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作用。

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所逐漸完善的蒙古族傳統民俗文化，本質意義上是人民情感和心理的體現。例如，蒙古族民族飲食文化的發展，它雖然是以物質作為存在的前提條件，但在實際的生活中已經形成了固定的穿衣要求、居住習慣、飲食方式等，具有十分濃郁的主觀臆想。

一、蒙古族傳統民俗文化

（一）蒙古族飲食文化

1.蘇臺柴

用蒙古族的語言翻譯過來就是奶茶的意思。蘇臺柴作為蒙古族平時生活中最常見的一種飲料，常常被用來招待客人。它是以磚茶作為原材料，按照一定的比例加水并在鍋中逐漸燒成紫紅色，再加入一定量新擠的牛奶或是羊奶，小火燒到鍋里沸騰即可。蘇臺柴富含營養價值，能夠有效地提神、開胃、解渴等，是深受蒙古族人民喜愛的飲料之一。

2.馬奶酒

馬奶酒用蒙古族的語言來講就是“乞戈”或是“艾日戈”，它起源于蒙古族大草原的東西地區，最初是由馬奶簡單制作而成的含酒精量較低的飲料，具有味道濃厚、涼爽止渴等特點，是蒙古族人民招待來客的必備飲料之一。后來馬奶酒的做法逐漸精致，要求將新鮮的馬奶先放入生皮囊中，在陽光充裕處用特殊制定的木棍定期攪拌，促進馬奶的發酵。直到生皮囊的馬奶呈現出近似透明狀態、味道帶辣時，才發酵結束成為真正的馬奶酒。事實上，馬奶酒的發展歷史十分久遠，自《馬可?波羅行記》和元朝詩人耶律楚材的詩中都有所提及，并對馬奶酒的味道大力贊揚。經常飲用馬奶酒，有利于胃潰瘍、肺結核的病人恢復身體健康。

3.酸

作為蒙古族廣為流傳的飲料之一，一直深受蒙古族人民的喜愛。大多數人都不喜歡直接飲用新擠的牛奶，而是將之制作成為酸之后再飲用。酸的制作有兩種方法，一是將新擠的牛奶放入鍋里大火燒開，再放置陰涼處進行通風，促進其發酵，形成酸味;二是將新鮮的牛奶直接放到陽光充足的地方進行暴曬，促進其自然發酵，形成酸味之后便可直接飲用。酸的營養價值很高，味道純正，香氣撲鼻，是降火化痰、清涼解渴的最佳飲料之一。

4.全羊席

全羊席用蒙古族的語言來講也可稱之為“秀什”或“不禾勒”，是蒙古族招待重要客人的傳統菜。全羊席作為傳統菜肴中最隆重的一種，通常情況下只會出現在重要晚會或是婚禮中。全羊席的制作工藝十分講究，它要將烤熟的整只羊置于長方形的大碗盤中，呈現出活羊的形狀，味道十分鮮美，香氣濃郁，深受蒙古族人民的喜愛。在正式用餐之前，主人還要進行一場儀式來贊美這只整羊，并做真摯的禱告等。

（二）蒙古族住房與交通文化

1.蒙古包

蒙古包是蒙古族人民居住的傳統房屋，十分便于搭建和推移，在古代也被稱之為“穹廬”、“氈包”或“氈帳”。蒙古包的上方呈現出尖狀，整體是一個圓形，通常是采用柳木桿制作成為籬笆的形狀，設有大量的木頭椽子作為整個的支撐，搭建成為傘狀，屋頂上用厚厚的一層羊毛覆蓋住，屋頂中央設有通風的窗口，門朝南或東南方向。12個哈那的巨大蒙古包，占地面積近70平方米，十分少見，只有在20世紀末期的錫林郭勒盟第七屆那達慕大會上見到過，是目前為止最大的蒙古包。

2.勒勒車

勒勒車作為蒙古族常見的交通工具，最初是由樺木或是榆木構建而成。全車重量有百余斤，可承擔數百斤或是上千斤的重量。勒勒車的車輪十分巨大，車身反而很小很輕，大多是由十輛及其以下相連接，再由一到兩個的牧民（主要是女性）來駕駛，凸顯出蒙古族獨有的地域特色。通常情況下，勒勒車適用于短距離內的水運輸，也能夠進行遠距離的生活必需品的運輸。目前經過不斷完善之后的勒勒車，原先木質的車輪已經改為鐵輪，仍然是由馬或者是牛來拉，但速度方面得到了明顯的提升。

（三）蒙古族婚喪嫁娶文化

1.婚嫁

蒙古族的婚嫁分為搶婚和聘婚這兩種。搶婚是在奴隸制時期就已經存在的一種婚嫁制度，例如成吉思汗的父母的結合就是采取的這種形式;在奴隸制時期過后，蒙古族進入了封建制時期，開始推行婚聘制度。所謂的婚聘制度即男方在正式定親之前要多次向女方求親，并在定親之后根據實際情況給女方家送聘禮，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彩禮。蒙古族牧區通常是以牲畜作為聘禮，而農區基本是以衣服、珠寶作為聘禮。在牧民認為“久”是十分吉祥的數字，因此聘禮是從“久”開始，遵循“一九”到“久久”的規律，其中牲口最多可以有八十一頭。而對于部分貧困的牧民而言，聘禮牲口的數量可以是比九小的奇數，如三、五、七，但絕對不能是二、四、六、八的偶數。因此，在蒙古族流傳著一句俗語“媳婦娶得了，聘禮出不了”。事實上，蒙古族娶親的儀式也十分盛大，并繼承了傳統的男方去女方家過宿娶親的風俗。首先，娶親儀式會進行占卦選取良辰吉日，男方要在娶親的前一天穿上正裝，由專門的人駕駛彩車，與迎親的共同騎馬，帶上禮品去女方家里。到了女方家門前，先要圍繞女方家走上一圈，并獻上“碰門羊”一只以及帶來的所有禮品。其次，男方和女方要雙手持哈達，向父母長輩逐一獻上并敬酒，行跪拜叩首的大禮之后才算完成。隨后，男方及其同來的人一起入席用餐，到了夜晚還要舉行隆重的求名問庚的典禮。直到第二天早上，準新娘由其家人抱到迎親的彩車中去，準新郎要騎馬繞三圈彩車，之后迎親和送親的隊伍才能共同出發前往準新郎家里。在前往的過程中，迎親人和送親人的隊伍要進行競賽，開展“刁帽子”的友誼比賽。最后，在達到準新郎家里后，要進行盛大的婚禮儀式，也就是準新郎和準新娘不允許下馬車，而是先圍繞新郎家繞三圈，舉行拜火儀式，讓新娘和新郎一起從火堆上走過去，寓意著雙方的愛情更加圣潔純粹，婚后生活和諧美滿。在新娘和新郎共同進入蒙古包之后，要先叩拜佛祖和灶神，再叩見新郎的父母以及長輩。叩拜禮儀完成之后，由專門的梳頭婦人為新娘梳頭打扮，之后新娘便可等待婚宴的正式舉行。婚宴大多都是擺設蒙古傳統菜式之一的“羊背子”，將整個的羊分為七個大塊，卸除胸部放入鍋中大火煮熟，加入適量的鹽，煮熟之后用大銅盤盛放，除此以外，婚宴上還有全羊、奶制品、糖果等菜式。婚宴進行的過程中，新郎要手拿銀質的酒壺，新娘手拿銀質的酒碗，向家中長輩、來者賓客一一敬酒，并獻上代表真摯情感的哈達，眾人大口喝酒、大塊吃肉，姑娘們則與馬頭琴曲共同歡唱。這樣的婚宴要連續進行三天，親朋好友們才會盡興而歸。

2.葬禮

蒙古族的葬禮通常是采取的天葬，這是一種牧區推行的葬式，也被稱之為“野葬”“棄葬”。在人去世之后要先脫去其身上的舊衣服，換上新的衣服或是用白布包裹好，把尸體抬到勒勒車上，快速趕車前進，讓車劇烈顛簸起來，尸體受到顛簸掉下來的地方即最合適的葬地。隨后，快速地沿路返回，切忌回頭觀看。三天以后，死者家人去往葬地查看，倘若尸體被來往的野獸吃掉，則可以看作死者已經升入天堂;相反地，倘若尸體沒有被吃掉，則可以看作死者的魂魄還在，不利于后世的發展，因此要請喇嘛超度，驅散靈魂，并涂上厚厚的黃油在尸體上，吸引野獸前來。在葬禮舉行的49天之內，死者的后人不能剪發、不能有娛樂活動，在路上遇到熟悉的人也不能打招呼，以此來表達對死者的憑吊。

二、蒙古族傳統民俗文化對當代的啟示

（一）大力弘揚蒙古族的民俗文化，培養出高素質蒙古族文化人才

蒙古族沒有得到發展的最關鍵的因素就是缺乏高素質水平的人才和先進的科學生產力，教育教學時培養高素質人才的重要途徑，也是發展科學生產力的第一推動力。因此，受到蒙古族傳統民族文化的啟示，我們要大力弘揚蒙古族的民俗文化，培養出高素質蒙古族文化人才，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不動搖。一方面，我們要先建立健全鼓勵政策和人才培養制度，尤其是要著手于蒙古族干部的選取。同志就這樣說過：“要吸收蒙古族的高素質水平人才，做好干部的培養工作，教育好蒙古族人民。”同志之所以這樣認為，是由于在蒙古族地區，蒙古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干部能夠起到漢族干部無法起到的作用，而蒙古族干部本就成長在蒙古族地區，十分熟悉本民族的民俗文化，與蒙古族人民關系非常密切，能夠表達蒙古族人民的真正需求，所以說只有蒙古族干部才能發揮領導作用。另外，不斷提高對這種作用的認識，不僅能夠有效地加強蒙古族干部的責任意識，還能夠促進多個民族之間的溝通交流。另一方面，要能及時地采取相應的措施，加強教育環境的建設，多途徑、多方面地進行科學文化知識的教育，提高蒙古族人民的整體素質，培養出高素質蒙古族文化人才。

（二）大力研究蒙古族的民俗文化，促進其得到更好的繼承和發展

民族文化的形成需要很長時間的積淀，民族文化具有特殊的含義，是一個民族發展過程、存在價值的體現，也是一個民族的存在根基。只有大力研究蒙古族的民俗文化，促進其得到更好的繼承和發展，才能真正使這個民族發展壯大起來。本民族民俗文化的學習，能夠帶來強烈的民族自豪感，有益于其他民族加深對這個民族發展歷史的了解，更好地完成民族工作。一個民族要能夠完成文化的繼承與發展，一定要能夠加強對本民族民俗文化以及各種優秀文化遺產的研究。在社會前進的歷史潮流中，在現代化開放發展的過程中，民俗文化肯定會受到影響發生新的改變，但絕對不能忽視對它的研究。與此同時，已經在民俗文化的繼承與發展上取得了重大的勝利果實，大大提升了蒙古族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參考文獻：

[1]陳崗龍.蒙古民俗學的現代轉型與民俗志寫作的反思[J].民間文化論壇，2005（2）.

篇4

幾千年來，傳統草原文化一直是蒙古民族傳統的標志性符碼。漫長的歷史歲月使現代文明生活的內容異常豐富多彩，但在物質生活越來越豐富的今天，人們不時發現自己正處于現代文明的迷途之中。一些很富有草原民族傳統文化意義的東西在逐漸失落。如果我們淡化了傳統草原文化的特色，內蒙古的現代文明將走向何方?在現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內蒙古怎樣保持其民族精髓?成長于文化斷層期的現代人很多對于傳統草原文化資源沒有什么清晰的概念。有人可能會感嘆傳統草原文化的博大精深、豐富多彩、源遠流長；還有人可能覺得時代進步了，世界變化了，傳統草原文化該逐漸退出現代文明的氛圍了。更多的人卻感受到一種對于傳統草原文化的迷失。例如，有些地區片面追求城市化率的高速度增長，認為城市化到了什么程度，經濟就能發展到什么程度，認為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就代表著現代文明程度的高低。“全球化的浪潮將吞噬和同化許多富有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化。城市將喪失文化的獨特性，從而喪失它最珍貴的‘精神血液’。這又是一場人文領域內的城市災難，也是一種人文和精神意義上的生態危機”。這種片面的發展其實是傳統草原文化尷尬境遇的一個縮影，自然會帶來傳統草原文化的迷失。

二、現代文明中的追尋

(一)傳統草原文化資源是內蒙古現代文明的精神支撐

作為中華文化三大主流文化之一的草原文化，是草原游牧民族在漫長的社會歷史過程中逐步創造和積累下來的寶貴財富。草原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豐富的內涵和獨特的風格，蘊含著現代文明賴以傳承的優秀文化遺產、精神資源和思想源泉，為現代文明建設提供肥沃的土壤、滋養和啟示，對進一步增強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重要意義。國民之魂，文以化之；國家之神。文以鑄之。傳統草原文化中積極因素的長期熏染、代代傳承，使整個蒙古民族在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倫理觀念、審美情趣等方面漸趨認同，形成了一種民族的風骨和精神，使得草原民族的精神血脈得以支撐和延續。

(二)傳統草原文化資源是內蒙古現代文明的重要內容

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一個不間斷的歷史過程。由多個民族相繼創造、具有悠久歷史的草原文化，為現代文明建設留下了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深深植根于草原民族生產、生活實踐的草原文化，既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和古老的民族傳統。成為迄今為止我國現代文明建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珍貴歷史文化資源；同時又以飽含現代文明內涵的豐富內容。融入我國現代文明建設的時代潮流，是現代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

(三)傳統草原文化資源是內蒙古現代文明的特色之源

對傳統草原文化資源的繼承、保護、弘揚和開發、利用，將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豐富的經濟生長資源，是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在現代文明生活中，所有的人都生活在過去的“文化積累”之上，傳統草原文化是在內蒙古生活的人群的“集體記憶”。對于現代文明來說，一切發展和創造都是建立在對過去文化、智慧的繼承和總結之上，沒有記憶就沒有創造。有了這樣的共識，就必然引發人們在內蒙古現代文明進程中竭力保護傳統草原文化資源的渴望與努力。

“歷史文化是城市發展之‘源’，城市化是發展之‘流’。我國城市應當‘源遠流長’，才是健康的持續發展之道”。地區特色制約其文化定位，文化定位體現其地區特色，而文化定位一旦形成又必然會強化地區特色。這種特色有利于地區個性的培育、形象的樹立、魅力的增加和品位的握造。現代文明不應該只是建筑的疊加與羅列，不應該只是道路的延伸與交叉，而應該體現出自然環境、建筑藝術和人民素質的和諧結合，應該體現出這一地區的傳統風情、現實生活和文化創造的和諧共生。

三、傳統與現代的和諧

(一)傳統草原文化與內蒙古現代文明共存互補的可行性

傳統草原文化與內蒙古現代文明的共存互補作用對于建構現代和諧文明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它為現代文明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礎資源。奠定了現代文明厚重的根基；另一方面，它可以為現代文明提供多彩多姿的民族形式，推動現代文明的多樣化發展。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在為其日益嚴重的社會混亂深感不安時，開始在東方文化中尋找救世的良方，就是這種共存互補可行性的范例。

傳統草原文化與內蒙古現代文明共存互補具有重要的生態意義。在我國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中，草原文化所蘊含和揭示的生態文明意義是十分突出和顯而易見的。比如，草原游牧民族為了防止草場的超載使用，將可利用的草原劃分為四季營盤，以減少對草原原生態的破壞。傳統的游牧、輪牧、休牧。實際上是一種對草原自然的生態恢復的科學理念和做法。當我們以歷史的目光來審視北方的草原生態屏障時。不能不對草原文化中人與自然的和諧內在要求有更深刻的歷史感悟。

傳統草原文化與內蒙古現代文明共存互補還具有重要的現代文化意義。自古以來，內蒙古就是民族聚居、相互交融、共同發展的地區。一部草原文化史本身就是一部多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共同繁榮、攜手進步的歷史。統計資料顯示，在內蒙古廣袤的土地上，至今留下了各個歷史時期豐富多樣的文物古跡，現已查明全區不可移動的文物古跡共有15萬余處，館藏文物50萬件，有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6處，自治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58處。這些珍貴的文化寶藏是內蒙古草原歷代先民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其中，最為精華的當屬民族建筑的精華。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各種原因而導致寺廟古塔很多都忝待搶救維護。在現代文明發展中追尋傳統草原文化資源的現代文化意義也由此可見一斑。

(二)傳統草原文化與內蒙古現代文明共存互補的實踐性

草原文化的現代文明意義還表現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實踐中。草原歌舞在各地風靡，草原風情吸引了眾多的目光。紅山文化等文化遺址見證了草原文化也是中華文化的源頭，蒙古族無伴奏合唱和民族歌舞摘得國際樂壇上的金獎，烏蘭牧騎走遍中國大江南北，草原的乳、肉、絨等產品享譽國內外。這些實踐活動展示了草原文化蘊涵著的無窮魅力，增強了世人對于草原文化重要性和深遠影響的理解和認同。歷史和現實都證明，草原文化對于構建和諧社會的積極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草原文化也是在這個過程中實現對于各地、各民族優秀文化的吸收和走向世界的升華，并以此成就草原文化的現代文明意義。

(三)在對傳統草原文化資源的追尋中去發展內蒙古現代和諧文明

對草原文化來說，經濟全球化既是一種挑戰，也是一種機遇。草原文化與經濟全球化具有互動性，一方面，草原文化可以通過發揚綠色生態傳統來大力發展綠色經濟；另一方面，應抓住經濟全球化的機遇將草原文化推向經濟大潮中，樹立“創意經濟”意識，積極延伸草原文化的內涵。在內蒙古的發展中，應樹立向文化大區轉變的觀念，樹立傳統草原文化資源有效保護與合理利用的發展理念，使之成為內蒙古的文化標識和地區特征。內蒙古與其它地區的不同不是在于地區功能，而是在于文化傳承與文化底蘊不一樣所形成的地區特色、地區風格。內蒙古的現代化不僅意味著完善的城市基礎設施，更要有傳統草原文化作為底蘊、內涵和資源，這樣。內蒙古的現代文明建設才有生命力，才可以可持續地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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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name traditional ideas as the example, in the discussion the Western culture tradition difference, comparative analysis English and Chinese different language connotation difference, helped the reader to strengthen in order to English understanding.

關鍵詞： 宗教 文化傳統 差異

Key word: Religion Cultural tradition Difference

作者簡介： 何志倫（1973-）男，四川樂山人，碩士研究生，講師，從事語言教學學和應用語言學研究。

陳國紅（1979―）女，四川自貢人，中學一級教師，主要從事中小學教學法研究。

一 、引言

一說到語言，人們就會不由自主地聯想到文化。同樣的，一說到文化，人們也會自然而然地把它和語言聯系起來。那么，究竟什么是語言，什么是文化，它們之間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呢？對于語言的定義，一直以來就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現在中國語言學界普遍認同的是：語言是人們用于交流的一套可以任意組合的聲音符號系統。多年來，不斷有學者對這些問題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他們都毫無例外地認為語言和文化是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尤其是幾千年以來潛移默化宗教為等傳統文化對各民族各國家豐富多彩的民族精神、文化內涵和對于言的不同理解有著深刻的影響。有鑒于此，人們又會產生另一個疑問，不同的文化內涵對英漢兩種語言的內涵會有怎樣的影響呢？

在此之前，已經有不少學者在這個領域做過一些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如鄧炎昌和劉潤清在《語言與文化：英漢語言文化對比》一書中從多角度探討了文化對語言的影響。本文將就這個方面進行詳細的闡述，通過追溯東西方不同的宗教文化和哲學基礎來探究漢語和英語中一些詞匯在字源意義上的根本差別。

二、英漢文化傳統和語言內涵差異比較分析

由于不同的傳統文化和哲學基礎，中國和西方各國對人際關系有不同的闡釋。在中國，根據年齡和親疏關系，對親屬有很多種不同的稱謂，而且要對親屬分出姻親和血親。而在英語國家當中，親屬關系的稱謂則要簡單得多。比如說：Katherine’s brother married John’s sister. 這句話看似簡單，但是要把它翻譯成漢語卻很讓人頭疼，因為翻譯者需要考慮Katherine’s brother 究竟是比Katherine 大呢還是小（漢語里面大的叫哥哥，小的叫弟弟，概念和關系都是不一樣的）。中國人親屬之間的稱謂非常復雜，而且人們一聽或一看就知道他們之間的親屬關系。比如中國人的表兄弟表姐妹實際上還要分姑表，舅表和姨表，內外侄女也同樣要分姑侄，舅侄和姨侄。

中國人的人際關系非常復雜而且很重要，親屬關系和親屬稱謂就更不用說了。而在西方國家，人們對人際關系看得并不是很重要，對于人與人之間的稱謂也不重視，即使是年輕人稱呼老年人都可以直呼其名，家庭成員和親屬之間也是如此，這在中國則被視為不禮貌。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先了解分別影響中國和西方幾千年的儒、釋、道傳統和基督教傳統。孔子是中國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而且是開山祖師，他生活在中國古代的東周時期，當時的國王權力勢弱，各諸侯國之間相互混戰，人民生活困苦，傳統的禮節不再被人們所遵守。孔子認為當時的混亂局面的根結就在于傳統禮教的淪喪，于是他提出了一套以君、臣、父、子為主要內容的“正名”理論。所謂“正名”就是國君要像國君，臣子要像臣子，父親要像父親，兒子要像兒子，各種人都明白自己的等級和身份，什么樣的人跟什么樣的事情，決不做名分以外的事情，這樣才能保證國泰民安。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家的觀念或親屬關系被多次提到并運用于儒家理論當中。

基督教的創始人耶穌生活的年代是在羅馬帝國。他當時用了兩條戒律概括了《舊約全書》的所有戒律：一是“Love the Lord thy God. ”，二是“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基督教認為，在基督教這個大家庭里面，出了家長耶穌以外，其他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應該像兄弟姐妹那樣互相幫助。

基督教很重視人們相互之間的距離或獨立。 為什么基督教的教義會有這樣的內容呢？這是因為在當時羅馬帝國的統治下人民生活艱苦但是又無法擺脫當時殘酷的現實，超自然的上帝耶穌則恰好能夠是他們暫時擺脫現實的煩惱。于是乎，時間所有的倫理關系、人際關系都不重要了。

三、結論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源于古代的宗教和哲學思想文化傳統對語言差異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根本性的影響。中國的儒家思想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分別衍生出不同的人際關系觀念和價值觀念，而這些不同的文化和觀念又在不同的語言內涵當中得以體現。本文所列舉的例子只不過是語言中所隱藏的豐富的文化內涵里面的點滴而已，還有其他很多方式和角度可以對其他一些語言材料進行分析比較，比如英漢習語當中的動物，或者從其它層面比如句法結構，語篇語體等進行比較分析研究。通過本人對英漢兩種語言的比較分析，希望能夠對中國的英語學習者有一定的幫助，同時也盡請各位讀者批評指正。

參考文獻：

【1】 鄧炎昌，劉潤清.語言與文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

【2】 高旭東，吳忠民. 孔子精神與基督精神[M].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篇6

所謂文化時代性和民族性，實際上是講古、今、中、外的問題。一方面要承認文化的古今區別，另一方面也要承認文化的中外區別。相當一部分人講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往往只講中外、不講古今，這是不符合實際的。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西文化是古今之不同，前者是古代封建文化，后者是近代資本主義文化，這種觀點認為有古今而無中外，也是不符合實際的。我認為，文化既有時代性又有民族性，既有古今之分，也有中外之別。

從時代性來說，有奴隸制文化、封建主義文化、資本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等，原始社會是文化的萌芽階段，是文化的淵源時代，卻不是文化主流產生的時代。在日常不嚴格意義上所講的中國傳統文化，事實上是主指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所講的西方文化，事實上是主指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這是因為中國有著不同于西方的、更長遠的、更系統的封建社會歷史文化，而并沒有獨立、完整的資本主義社會歷史，封建社會的文化構成了中華文化的主流，而對于西方世界則相反，他們沒有長遠的封建社會，卻有著發達的資本主義，于是資本義文化就構成了西方世界文化的主流。

文化除了時代性之外，還有民族性。民族的差別可以從人與自然的關系、民族關系、家庭關系三個方面來分析。

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國文化比較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不把自然界看成是一種敵對力量，而把它看成是和人類相輔相成的，即相互促進、相互成就的兩個方面。所謂天人合一，就是講天人有統一的關系。這種觀點有其現實基礎——它是農業社會的反映。靠天吃飯、不把天人看成是敵對的關系。西方工業較發達，強調征服自然、戰勝自然，強調人與自然的對立，把自然看成是敵對的力量。這和中西文化產生的淵源是一致的：西方世界發源于古代的游牧部落，以狩獵為主，于是征伐就成為這些民族的文化傳統，而中國，發源于古代的種植業部落，隨季節而耕種，應天時而收獲，于時和大自然和諧相處，以求生存就成了我們這個民族的傳統文化。可見，東西方文化在此問題上有不同的傾向，當然，這些傾向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關于民族關系：中國有一個傳統，就是既要維護自己民族的獨立，又不向外擴張。我不去打你，你也別侵犯我，你要是侵犯我，我就奮起抵抗。這是中國愛好和平的優良傳統。西方在民族方面講究競爭、講究斗爭，就是要征服別的民族。同是遠洋航行：鄭和下西洋目的是和外族進行物質交流，文化交流，而歐洲人的新航路的辟，卻是為了征服更多的民族，以取得本民族的更大利益。這種民族關系的文化差別，事實上也來源于其更深層次的上古文化傳統，也就是與其游牧傳統中的征伐思想和農耕傳統中的和諧思想有關關系，在傳統文化節日中，西方的斗牛和中國的賽龍舟之間的差別很能說明兩方文化的差別：兩者都是比賽，前者講求以擊敗對手為勝，后者講求以超越對手為勝。

家庭關系方面：中國是家庭本位，認為家庭非常重要。在家庭中，有父子關系、夫婦關系、兄弟關系，要各有職責、各盡義務，但是，封建社會強調子女對父母的服從、幼小者對年長者的服從，到宋以后干脆講絕對服從，其中也包含妻對夫的服從，結果出現了很大的偏差和錯誤，對文化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消極作用。中國強調家庭本位，對個人自由比較忽視，而西方強調個人自由、個人的獨立性，這有其長處，但也有缺點。西方國家近年出現的家庭危機正是其表現之一，家庭很難維持，人們結婚后不愿生孩子，生了孩子不愿養孩子，孩子大了不愿養老人。當然，中國強調家庭本位，有其長處，也有缺點。

中西文化的區別還有一個問題比較顯著，這就是對于宗教關系的態度。在這方面，中國與西方大不一樣。在西方，不能同時信兩個教，甚至在一個教中不能同時參加兩個教派，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勢不兩立，在中國，可以既信佛教，同時又信道教，還要尊孔，各個教可以同時信仰，不相違背。《中庸》上講“道并行而不相悖”，這是中國的一個特點。

篇7

一、中國古代“禮”的觀念

我國自古就有禮儀之邦的美稱，我國古代的法律的根本思想就是“禮法結合”。充分認識“禮”在我國古代法制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研究我國古代法制史的必要條件。法律的出現是國家政權的出現后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利益而存在的，我國的法制史也就同早期夏、商政權的建立而開始。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新的階級的產生和封建制度的逐步形成，出現了我國歷史上著名思想繁榮時期——百家爭鳴。我國古代的法律制度也隨著各種思想的交鋒而逐漸地形成獨特的體系。到了漢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開始正式形成了我國古代“禮法結合”的法律指導思想。本文將選取我國古代幾個有代表性的流派分析“禮”的觀念。

（一）孔子的“禮”

孔子思想中的核心就是“仁”和“禮”，“禮”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論語》只有20章1萬多字，但其中談到“禮”就有74次。孔子的“禮”指的是周禮，他認為“禮”作為規范社會活動和人民行為的基本制度早已存在并將一直存在下去。為實現國家的穩定、社會的安定和人們的和諧共處，“復禮”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式。孔子的“復禮”就是要恢復和維護西周的宗法制度，即所有人都要依據嫡庶、親疏、長幼等關系，確定貴賤、上下大小等的等級區別，以形成各種名分，然后按照名分，確定倫理規范和行為準則，然后以其制定有關社會政治的禮法制度。所有人都要遵守這樣的禮法制度，各守其位，履行相應的責任和義務。

（二）管子的“禮”與法

《管子》也是我國古代思想史上重要的典籍，《管子》一書中，關于“禮”、法的論述很多，對后世的影響也很深遠。《管子》的“禮”主要指的是禮節、禮儀和禮制，認為要以內在的道德觀念引導人民遵守“禮”的規范，用“禮”來節制人的感情和行為，用“禮”維護社會秩序、處理出現的問題。

《管子》的法則是懲惡揚善、限制君力、規范民眾衛星的思想，這種思想后來發展成了韓非子的法家思想，也是我國古代法制史的重要指導思想。

（三）荀子的禮法思想

荀子在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禮”的思想的基礎上， 又對法家思想加以拓展和修正，形成了“隆禮重法”的儒法合流的思想，成為我國古代封建治國思想的重要思想來源。荀子是以性惡論為理論出發點的，認為只有通過“禮”的約束和法的制裁，才能使人為善。“法者，治之端也”。荀子與孔子不同的是，他認識到了道德并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必須通過對犯罪者加以重罰才能穩定社會和民心。與法家實行嚴刑峻法不同，荀子主張慎刑，對能夠教化的就不要殺掉，而首惡必株。

二、“禮”在中國法制史中的地位和影響

“禮”最早起源于原始社會的祭祀活動，延伸到群體和宗族之間，逐漸形成了一定的習慣、風俗、禮儀、禮制。可以說，“禮”與法從來都就不是對立的，兩者從本質上而言就是為了維護國家和社會的穩定，使人們的行為遵循一定的秩序，保持行動的規范。雖然偏重不同，但也有重合的部分。

（一）“禮”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的統治地位

“禮”在中國古代法制史中是占據絕對的統治地位的，尤其是漢代“獨尊儒術”以后。統治者選擇儒家思想作為社會的統治思想的根本出發點就是著眼于儒家思想中“禮”的觀念，“禮”的思想要求所有人按照等級尊卑各處其位、各行其是、規范自己的行為并履行應盡的義務，這種思想便于統治者約束和管理人民，限制了被統治階級的反抗，在某種程度上甚至緩解了被統治階級的不滿。“百善孝為先”，我們以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中最重要的“孝”為例。“孝”的理念是禮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漢代以孝治國，就是將這種理念發展為一種統治人民的思想工具。君主可以用孝治理國家，臣民可以用孝治家修身，于是，孝就逐漸開始被與忠君聯系了起來，最終升華為“忠”是“孝”的發展和擴大，要像孝敬父母一樣忠于君主，實現了統治階級的思想統治目的。

（二）“禮”對封建統治者的影響

“禮”在被統治者確定為統治思想以后，完美地將封建道德規范與封建法律聯系起來了，這也就不難看出為什么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始終是以“禮”的理論治國，不難看出為什么儒家思想具有古代思想潮流的主流地位。

1、“禮”與法

“禮”不是法律，但在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禮”重于法。從某種程度上講，在我國古代法制史上，“禮”包括了全部的道德和部分的法。當違背禮數僅應該受到輿論譴責時，“禮”相當于道德，而當違背禮數被規定強制懲罰的時，“禮”就是法。不守法的行為只是違法行為，但不守禮的行為是不順應天意的行為，因此，我國的古代法制制度自漢以后，大體都是禮主法輔、禮法結合的制度。

2、禮法結合的我國古代法制思想

禮是順乎天意的規范，但法是統治者意志的表現。因此，我國古代治國必須首先以“禮”教化，以德服人，教化不起作用時才使用法律，法律從實際操作上變成了保證“禮”的約束的懲罰手段。我們可以看到，自漢代以后，成為統治思想的儒家思想已經融進了禮法結合的理念，成為歷代統治者約束人民的思想工具。

（三）“禮”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

“禮”與法的結合，使“禮”正式走進了我國古代的法律制度當中。“三綱五常”的第一句就是“君為臣綱”，這是對孔子的“禮”的延伸和拓展，經統治者洗牌后的“禮”成了整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

三、中國古代“禮法結合”的思想對當代的影響

禮與法都是用于約束社會行為，它們可以并存并互相補充，我國古代法制制度的實踐證明這一點。而這種禮法結合的思想，也成為中國法系的一大特色。

中華民族的禮治精神即使在現代社會，仍然深深地影響著人民的日常行為規范。“禮”的觀念可以作為現代法律的道德補充，其中的精華部分也仍然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我們在重視法治化發展的同時，絕不能遺棄對我們民族的千年發展起到促進作用的，至今仍然具有影響力和現實意義的“禮”治思想的部分。

法治的落實不在于用法條來取代固有的文化傳統，而是要把人們對法、法律和法治的恒久的信念融入到人們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傳的文化傳統中去。重視道德對社會成員的規范作用，應該說是中國傳統治國思想中的精華。比如，古代中國人把“和諧”奉為社會中絕對的最終目標，應當遵循宇宙本來的秩序，這些思想近年來也在于時展的指導思想相結合，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民族復興大業中，仍將起到關鍵性的指導作用。（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法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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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國古代家庭教育內容方式方法特點意義

家庭教育,即在家庭中實施的教育,通常多指父母或其他年長者對子孫晚輩進行的教育,同時也指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影響。[1]中國古代家庭教育,源遠流長,自古以來,就是一種教育形式,對推動中國古代社會家庭的鞏固與發展,促進古代各類學校的產生與進步,形成民族文化傳統和家庭道德觀念,乃至對于國家政治、社會穩定、生產生活等各方面,都有著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一、中國古代社會對家庭教育重視的原因

(一)政治基礎――孩子是未來的勞動力和兵源。

中國古代社會及家庭對孩子的重視,從文字記載上看,約始于春秋戰國時期。當時,周天子一統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各諸侯國互相吞并,而爭雄稱霸的主要條件是實行“耕戰政策”,富國強兵。[2]此時勞動力和兵源就成為國家興衰的重要問題,對孩子的重視即表現為“慈幼”思想,以及對其進行教育。

另外,中國古代的官學其存在和發展都與社會政治關系緊密相連。王朝頻繁更迭、社會動蕩,使官學處于不穩定狀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狀況普遍存在。與其相比,家庭教育更為穩定,其不拘泥場地,教育方式激動靈活,執教與受教者的親屬關系保證了雙方長期緊密的聯系。[3]

(二)文化基礎――視“齊家”為治國的根本之道。

《周易?家人》這一卦的卦辭中較早提到了家教在治國的作用,其中提到“教先從家始”,“正家而天下定矣”。《大學》中有云:“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在家天下的中國古代社會,齊家即是修身的目標,又是治國的基礎,是中國古代家庭教育的根本追求。因此,確立了中國古代家庭教育與封建社會階級統治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關系。

(三)經濟基礎――家庭自然經濟條件下的世襲家傳。

春秋戰國之后,以家庭為單位、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式的家庭自然經濟在古代中國一直占有主導地位。因此,特別是在科技、傳統手工作坊之類的家庭中,家庭教育是一種家庭謀生手段的傳遞與繼承。管子就曾指出:“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因而得出結論:“故士之子常為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此結論雖過于絕對,卻充分說明了古代家庭生產、生活方式對年輕一代的發展有極大的制約作用。[4]

二、中國古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內容及方式方法

(一)古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內容。

1.以“孝悌”為核心的倫理道德教育。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言,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5]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強調德育首位,以“孝悌”為核心,是我國古代家庭教育的一大特色。培養孝悌之德不僅成為“齊家”的需要,而且成為“國治”的基本素質要求。[6]另外,遵從血緣宗法制度的積極意義是要繼承家族傳統振興家門,因而孝悌之德的另一層含義便是要求晚輩自強自立,光宗耀祖。

2.綜合知識的灌輸及學術技能的培養。

關于這一點,主要是指蒙養教育與在此基礎上的專經教育。所謂蒙養教育,即對子弟兒童時期的啟蒙教育,包括吃飯、說話、縫補等生活技能,識字數數等基本知識,男女禮讓等基本禮儀規范。其次就是進一步的專經教育,除傳統經學教育外,還有很多世族家學內容,即我們前文所提到的世襲家傳的技能。

3.立身處事的教育。

我國古代家庭教育歷來重視對兒童的立志教育,認為立志是修身之基,是人行為的強大動力。在我國古代的家教歷史中,諸多位有眼光的家長還均對其子弟進行了以耕讀為主的處事方式教育。從事耕讀者,邊讀書,邊種田,進可以應科舉以出仕,光耀門庭;退可以力田以為生,撫保妻子;可出可伏,可顯可隱,實在是一種最穩妥不過的處世方式了。[7]實際上,更多的古代家長教子弟讀書,倒不一定是為了做官,主要是為了教其做人。

(二)古代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

1.因材施教,循序漸進。

由于人的資質稟性不盡相同,興趣愛好相差更遠,因此要因其材而成全、造就人才。西楚霸王項羽就曾在其叔父指導下,學文不成改學武,終成一代帝王。如果不做區分,一律看待,勢必會埋沒人才。

循序漸進的教育方法很早就出現在我國,如西周時期,周代貴族家庭就有一套按兒童年齡安排教育的程序,《禮記?內則》就對此進行過介紹:“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后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目。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記。”

2.以身作則,潛移默化。

歷代家庭教育重言教,但更重身教。老子所謂的“不言之教”,正是以自身的行為所進行的潛移默化的教育。顏之推在家庭教育中廣泛使用了身教示范的方法,他認為家長的言行對孩子起著“潛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子女大多是在活動中無意識地接受教育。

3.訓誡引導,慈嚴結合。

凡善于教子弟者,并非只是一味的訓誡,也很關注對子弟的循循善誘,在情感交融中申訓誡大義。孟母“斷杼”,曾子“殺豬”,都是因勢利導,誘使兒子勤學向善。訓誡與引導相結合,恰恰反映了為家長者嚴與慈的一致。

當然,我國古代家庭中也不免會存在“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思想。“凡怒子弟,小則罵,大則笞”。[8]更有甚者,將宋濂在《元史?王冕傳》中所談到的“暮歸,忘其牛……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視為一種家教典范。[9]這是將大家長權威的訓誡作用發揮到極致的產物,我們在當今社會不予以提倡。

三、古代家庭教育的特點

我國古代家庭教育擁有許多特點,其中不乏積極的先進的因素,值得我們借鑒;同時也存在一些落后的,為封建社會所特有的現象,需要我們在現代家庭教育中予以摒棄。

(一)重胎教和童蒙教育。

《三字經?訓古》中就曾提到胎教問題,孕婦“目不視惡色,耳不聽聲,不出亂言,不食邪味,嘗行忠孝友愛慈良之事,往往生子聰明,才智賢德過人”。朱熹也曾針對兒童的早期教育,力求符合其身心發展特點,制定了《童蒙須知》。

(二)重環境的作用。

我國古代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視環境在兒童成長過程中的作用,如孟母三遷的故事就是生動的例證。顏之推也曾強調:“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自芳;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絲,是之謂也。”[10]

(三)重“惜時”教育。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中國古代教育家重視對子女進行“惜時”教育,教導他們珍惜青春時光。[11]

(四)我國古代家庭教育強調男女有別,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貫穿其中。

男尊女卑的思想首先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產物,同時也與封建社會小農經濟及男女在生產中的分工相聯系。在當代教育中,我們一方面要摒棄這種傳統封建思想,另一方面不要否認客觀存在的男女差別。

(五)古代家庭教育有抹殺兒童天性的傾向。

家長們只知道以長者的模式規范他們,灌輸承認的思想,而不去了解和研究兒童。這一點也是我們當代教育工作者需要注意的問題。

此外,相對于其他民族和國家,我國古代的家庭教育也有其獨特的一些性質。比如說,父母對子女教育的連貫性。西方世界,子女長大后父母便準其獨立,對其一切不加干涉。而中國家庭則不然,只要父母或長輩健在,就要對子女負責到底。再有就是傳承性。有些家族的家風、家教,甚至可以由先秦一直傳到近代。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絕無僅有。[12]

四、中國古代家庭教育的意義

中國古代的家庭教育在作為學校和社會教育的輔助手段的過程中,培養出大量的杰出人才,同時也傳承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文明,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絢麗的一頁,其發展反映了中國古代文化的繁榮。同時隨之形成的各家家訓,作為家庭教育的基本文獻形式,是我們祖先對家庭教育深入思考的智慧結晶。這幾千年的家庭教育實踐,所積淀的豐富的家庭教育經驗,形成的豐富理論,以及獨特的教育方法和優良傳統,直至今日,仍然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對中國現代家庭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同時,不可否認,我國古代的家庭教育,作為當時社會應運而生的教育形式,存在著不少為維護封建社會統治、強調血緣宗法制度的陳舊思想。但就其當時存在的年代,其進步性不可抹滅,因此我們應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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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尹德新.中國古代的家庭教育.父母必讀,1983,(12):34.

[3]姚紅艷.淺談中國古代家庭教育――家學.中國成人教育,2007.6:104.

[4]李雅娟,王麗新.我國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初探.遼寧教育學院學報,1994,(4):27.

[5]楊伯峻.論語?學而篇.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06:5.

[6]王建軍.論中國古代家庭教育思想.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01,(2):100.

[7]張崇琛.中國古代的家庭教育.山東教育,(Z2):24.

[8]鄭珍.母教錄.中國古代教育名著選讀.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126.

[9]馬存芳.中國古代家庭教育方法探析.青海師專學報(社會科學),1998,(2):53.

[10]王利器.顏氏家訓?慕賢.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中華書局,1993:128.

篇9

只有一種批評，我覺得有必要在這里多說一句。就是有些朋友根據《中國儒教史》做出判斷說：李申從一個無神論者變成了有神論者，并且因此對李申大加批駁。僅憑這一點，我就能斷定這些朋友的其他判斷不足據，因而也就不必再和這些朋友討論什么了。

本人所著《中國儒教史》，其目的是通過史實向讀者展示儒教發生發展的歷史，以求讀者在了解史實的基礎上，弄清儒教的宗教性質。本書則企圖在《中國儒教史》的基礎上，展示儒教的各個方面，并通過與其它公認的宗教進行比較，通過進行這種比較所揭示的宗教本質，來闡明儒教的宗教性質。

關于儒教是教非教的爭論，至今已經二十余年。雖然，爭論的焦點集中于儒教是教非教，然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就不僅是個彼此是非而已。

首先，這個問題牽涉到如何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性質，而只有正確地認識了中國傳統文化，才能正確地利用傳統文化，才能正確認識中國的國情，才能正確處理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事務。其次，它也牽涉如何認識宗教的本質，因而對于建立中國獨立的宗教學有著重要的意義。迄今為止，宗教學這門學科，基本上可說是西方學者的學科。擴大一點，也是國外學者的學科。國外宗教學的基本參照物，是基督教；所運用的資料，大體分四類：一類是基督教的，第二類是那些文化傳統已經中斷的古代資料，第三類是不久前尙處于原始階段的民族的資料，其他的可歸于第四類。對于中國的資料，則運用很少，或者雖然運用，其理解也大可商榷。至于第二類和第三類資料，不僅資料本身的價值值得商榷，對這些資料的理解，也使人不敢茍同，因為這些學者往往是用基督教做參照來理解它們。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古代的文化資料，對于宗教學就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第一，中國的文化傳統從未中斷，因此可以追根溯源，保證理解的比較正確；第二，中國宗教的起源和發展，都處于一種正常的狀態，可以作為宗教學利用的典型案例。然而這一點，至今還很少被人充分注意，所以中國學者在這方面不僅擔負著重要的責任，而且也面臨著一個歷史的機遇。而要能夠擔負起這個責任，必須對于儒教進行全面、系統和深入的研究。《中國儒教史》和這本《中國儒教通論》，只是全面、系統和深入研究儒教問題的開始。它的任務，還主要集中于論證儒教是教，以回答世人對于儒教是教非教的疑問。

要回答儒教是教非教，首先還不能完全按照著者本人對于什么是宗教的理解來論述，還必須首先回答當前學術界對于儒教是教非教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比如儒者是否信神？孔子是人是神？孔子對待鬼神的態度如何？儒教有沒有自己的彼岸世界？儒教有沒有自己的組織？誰是教徒？此外還有出世、入世問題等等。

這些問題的提出，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共同的原因是對宗教認識的偏差。在不少人看來，只有像佛教僧人那樣出了家，像基督教那樣有個人格神的上帝，并且講天堂地獄，才是宗教。而這里所說的人格神，往往被理解為具有人的形象的神；天堂地獄，則被作為彼岸世界的唯一標志。而且，宗教必須是出世的，如果在家過正常的世俗生活，就不是宗教。如此等等。從這種理解出發，張載說“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就被認為是否定鬼神存在的唯物主義命題；程、朱的“天者，理也”，也被認為是否定上帝存在的理性認識。一般儒者，都被認為是無神論者。

筆者在宗教知識方面的第一個進步，是得知基督教的上帝是無形無象的。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神父說，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但上帝并不具有人的形象。這樣的命題曾經給我以強烈的震撼。再留心觀察基督教的教堂，其中有耶穌像，有圣母像，就是沒有上帝像。此后又進一步得知，伊斯蘭教的安拉，從來就是無形無像的。所以伊斯蘭的清真寺里，什么偶像也沒有。于是，原來關于神的觀念動搖了。而由此出發，此后也就更加留意宗教的知識。并且進一步發現，彼岸世界問題，出世入世問題，遠不像我們想的那么簡單，更不是宗教的本質特征。宗教的本質特征只有一個，那就是對神的信仰。而神，乃是超自然力的化身。至于這種化身取何種形象，則要以具體情況而定。

以神的信仰為中心，派生出一系列的宗教觀念和宗教設施。至于派生出哪些觀念，什么樣的設施？各種宗教并不一樣，同一個宗教在不同時代也不相同。

以對宗教這樣的認識回頭來看儒教問題，許多問題就比較以前清楚多了。

對儒教問題的不理解，還與對中國哲學的理解有關。

老一代學者接受了西方的學術，回頭反觀中國傳統文化，從中挖掘出和西方文化相近的內容，建立了中國哲學等一系列學科。其開創先行之功，是后來者永遠無法逾越的。然而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至今還不到一百年的歷史。其中的許多問題，還需要我們進一步的發掘和認識。

比如氣這個范疇，前輩學者認為它相當于西方的“物質”。氣的凝聚，形成了萬物的形體。這是沒有錯的。問題在于，西方的“物質”概念，在許多情況下，不包括中介，也不包含運動。而氣則不僅是形成萬物的質料，而且是物與物作用的中介，并且自身就包含著運動。更重要的是，在西方哲學中，物質和精神，一般地說，是根本對立、界限分明的，至少我們所接受的西方哲學，一般是這樣認識的。但中國古代，氣自身不僅被認為是構成萬物形體的質料，而且精神存在也被認為是一種特別精細的氣：精氣。而為了把精神從氣中區別出來，中國古人曾經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努力。最后的結論則是：氣本身是有靈的，所以它在形成人時，才有人的精神。當它形成其他事物，特別是像天地山川這些大的事物時，就使這些事物具有了靈。這樣，當他們把天地山川作為神靈來祭拜、認為它們可以主宰人的命運時，也就順理成章了。

在西方古代哲學中，物質是死的，上帝是純粹屬靈的。人的精神是上帝賦予的。西方傳教士以此出發，批評中國哲學的不明。然而，單從哲學思維水平這一點說，中國哲學對世界的說明毋寧是更加合理。因為西方哲學不能回答“精神從何而來”。

如果僅僅把氣作為物質來理解，就無論如何也難以理解那蒼蒼的自然之天為何就是宗教之天，更不能理解唐宋時代的國家祀典明確寫著“元氣廣大則稱昊天”，而昊天就是上帝。

當我初次看到“天者理也”，“元氣浩大則稱昊天”等命題時，其心靈的震撼也是巨大的。在這種時候，我們不能用已經獲得的概念去批評古人，而只能從古人的命題出發去理解古人。當我由此出發理解了氣范疇的內涵，“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就不再是否定鬼神存在的概念，而是對鬼神的新的說明。

類似氣這樣的例子，是理解中國哲學的典型例子，但不是唯一的例子。常言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我們的前輩，用他們智慧的勞作把我們領進了傳統文化研究這個領域，我們的任務，是更好地“修行”，而不是堅持他們的某些判斷。

轉貼于 中國人接觸西方文化，從開通絲綢之路算起，已有二千年。然而西方文化真正影響到中國傳統文化，則是從開始。

此前二百年，當利瑪竇儒服傳教，把西方科學介紹給中國的時候，中國儒者用以對抗這先進科學的，是“西學中源說”。那意思無非是說，你那一套還不是從我家祖宗那里學去的，沒什么了不起！這一次，中國儒者不僅用“西學中源說”堵住了西方科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上面打開的缺口，而且也用儒教淹沒了一度曾經迅速傳播的天主教。

以后就不同了。這一次，中國人不是僅僅看到了西方歷法的優越，而是通過炮艦，全面看到了西方科學的厲害。這一次，不僅導致了至今盛而不衰的學習西方的運動，也引起了新一輪的西學中源說。新一輪西學中源說不限于證明幾何源于勾股，而要證明西方所有的科學成果都源于中國。比如“星氣始于臾區，勾股始于隸首……機器創于班墨……氣學出于亢倉……電學源于關尹……”（嚴復《救亡決論》）等等。這新的西學中源說沒有能夠像上一次那樣堵住西方科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上打開的缺口，要和西方科學比美，僅僅依靠六經是不行的。對諸子書興趣的日益高漲曾經引起作《勸學篇》的張之洞的深深憂慮，然而終究擋不住思想發展的大勢。隨著西方科學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國人對子書的興趣也日益提高。并且由于之后所建立的政權取消了尊孔讀經，到新一代學者撰寫中國哲學著作時，就大量從諸子書中取材了。

就實際狀況而言，較為完整的哲學思想的確主要存在于諸子書，然而只有經書和經注才是古代的基本著作。士人們從小到老，都要用經書作為言行的指南。而諸子書，不過是對經書中某些具體內容的發揮和解釋罷了。如果能夠兼顧子書和經書的實際關系，則哲學史就能完整而集中地反映出中國古代的最高思維成果，如果割裂子書和經書的實際關系，那就必然導致片面性。

篇10

千年的風沙千年的沉淀千年的時光鑄就了千年的輝煌

千年之絲路當今之水路一帶一路中國的新高度

這是我語文老師的一首小詩，他從古到今，對中國的宏偉藍圖進行了高度的概括。

是呀，從古代的絲綢之路，到鄭和的下西洋，再到一帶一路，無一不體現著中華民族的智慧。

回顧千年歷史，絲綢之路在歐亞大陸北部延伸，海陸兩條絲綢之路把中國的絲綢，茶葉，漆器等等輸往沿途各國，帶去了文明和友好，贏得了各國人民的贊譽和喜愛。

如今，一個新的戰略，一帶一路的構想鋪展開來，這一跨越時空的宏偉構想，從歷史深處走來，融通古今，承載著絲綢之路，承載著沿途各國發展繁榮的夢想，賦予古老的絲綢之路嶄新的時代內涵。我相信，在提出的一帶一路構想下，在中國攜手各國合作與發展的情況下，我們一定能更加繁榮富強，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的中國夢！

神奇的中國路，不僅是經濟交流，也是政治文化交流。絲綢之路，再現了古代中國禮儀之邦的盛世氣象。一帶一路，向世界展示了熱愛和平的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在北京奧運會上，中國元素通過奧運會已經征服世界，世界通過開幕式的中國元素更加了解中國。北京奧運會讓我們更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在地球村中的位置，更溫情地對待歷史，更有信心的面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