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投資辦法范文
時間：2023-07-12 17:42:13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國有企業投資辦法，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新投資主體是指本企業之外的境內、外各種經濟實體或個人(含外國、港澳臺地區的公司、企業以及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海外華僑)。
二、新投資主體對國有企業控股51%以上，并接收原企業職工70%以上的，以新投資主體的資金投足前一年為基礎，其新增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屬我市收入部分，可參照《*市鼓勵外商投資的若干規定》(湛府［*］47號)執行。
三、新投資主體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涉及的有關收費，按以下規定執行：
(一)如發生注冊資本變動、公司名稱變更等涉及到工商登記的，原則上按變更登記標準收費，增加注冊資本的，只收取增加部分的登記費。
(二)國有企業嫁接新投資主體資金的各項行政事業性、經營服務性收費，均按國家、省規定的收費標準收取。凡規定有幅度的收費項目，均按最低標準收取。
對違反規定的收費，企業有權拒交，并可向有關部門或市人民政府投訴。
四、新投資主體參與國有企業進行改制后，*市賦予原國有企業的各種優惠待遇繼續保留。
五、國有企業嫁接新投資主體的資金，其建設用地按成本價出讓，減半收取征地管理費，項目的土地出讓金，屬市留部分可分期緩交，最長時間不超過一年。
國有企業嫁接新投資主體資金涉及的土地使用權轉讓，如該企業的土地屬國家劃撥的，國土部門應對轉讓部分的土地按規定優先辦理有關手續。
六、市各職能部門必須嚴格履行職責，依法辦事，對國有企業出讓股權所申辦的事項不得推諉。因政府職能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的過錯，影響甚至妨礙國有企業招商引資的，經查實后，由有關主管部門追究該部門的領導和直接責任人的責任。情節惡劣，造成嚴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
七、國有企業與新投資主體洽談投資項目時，必須積極熱情，并如實反映企業現有條件，向新投資主體無償提供咨詢服務。
八、新投資主體有意與國有企業洽談合資、合作經營、參股或整廠收購時，國有企業必須積極配合，政府有關職能部門應及早介入，參與洽談和決策。國有企業決定放棄時，必須先報政府有關職能部門批準。未經批準，不得自行放棄。國有企業擅自拒絕新投資主體投資，錯過改制機會的，應追究該企業負責人的領導責任。
九、國有企業向新投資主體轉讓股權后，派出的高級管理人員，如不遵守合同、章程和國家有關法規，不能與新投資主體合作共事的，要及時依法更換。
十、國有企業吸收新投資主體后，成為外商投資企業的，除享受本試行辦法規定的待遇外，同時享受國家、省和市對外商投資企業的各項政策。
十一、市有關職能部門要每年公布國有企業出讓股權招商引資項目。
十二、國有企業出讓股權的具本方案，可根據特殊情況，專門報批作個案處理。
篇2
就直接效果來看，債轉股可迅速改善銀行和企業兩方面的資產負債表狀況。但圍繞債轉股也有爭論。集中于二個問題：第一，債轉股能使國有企業走出困境嗎？第二，如何防止債轉股變成債務大赦免，并克服新不良負債的形成機制？其實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它取決于債轉股改革定位是否適當，配套改革是否到位。下面詳細分析。
一、債權和股權的比較：債轉股的政策定位
債轉股在國有企業改革全局中到底能起何作用，須從比較債務融資和股份融資的特征入手。
1.不同融資方式的單位成本比較企業以不同方式融資的單位成本不同。一般規律是，債務融資的單位成本低于股本融資。企業為融入資本必須給投資者提供一定回報率，回報率的高低，基本上反映了融資單位成本的高低。而該回報率由無風險回報率加上風險貼水兩部分組成。無風險回報率在各融資方式下都相同，所以投資回報率，即融資單位成本的高低，就取決于風險貼水的高低。債務融資方式下，無論是債券還是銀行貸款，都必須按事先議定的債息率定期支付本息，而且在企業發生債務危機甚或破產時必須優先償還銀行貸款和債券債務，所以債權人面臨的風險較小，所以企業需要支付給債權人的風險貼水較小。而股權投資者，不論是上市公司的股票持有者，還是非上市公司的股權人，其投資收益隨企業經營狀況而上下波動，面臨較大風險。而且，在進入破產清算程序時，僅能取回償還各種債務后的剩余值，所以企業股本投資者的風險遠比企業債權人的風險大，企業提供給股本資本的長期平均回報率，一定要高于給債務的回報率。也就是說，從長期平均成本的角度來看，企業用股本籌集資金的成本要比向銀行或債券市場舉債要高。
另外，債務利息往往計入成本，可沖減公司所得稅，但股息則無此優惠。這樣一來，股本融資的成本就又進一步高于債務融資于了。
2.不同融資方式對企業支付能力的時間約束比較企業在正常經營中，對于以債務方式融入的資金，其本息支付所面臨的時間約束是“硬”的，回旋余地小。如企業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債權人有權啟動破產訴訟程序。與之相對，股本融資方式在支付、清償方面的時間約束，相對較“軟”，回旋余地較大，企業盈利好則多分紅，盈利不好則少分紅，甚至可以不分紅。而且，不論是公開上市公司還是非公開上市公司，股東一旦認股后，除非由占相當比例股份的股東發起，并經法定程序對企業進行清算，否則，任何單個股東都無權要求退股，只能轉售股權來變現。所以，債務融資方式下對企業施加的支付、清償的時間約束，要遠遠“硬”于股本融資。
股本融資由于具有軟時間約束和高成本兩種特性，這種融資方式適用于投資收益波動大但預期收益高的企業，和投資要有一段較長的無收入或低收入期后才能有高收益的企業。
3.債轉股的政策目標定位從前面的分析表明，如果資產管理公司是按市場經濟的原則來經營，債轉股事實上無法降低企業融資的成本，因為債轉股后，企業應支付給資產管理公司的長期平均回報率須高于銀行貸款利率。所以，認為債轉股可以減輕企業的負擔的流行看法是一種理論上的誤解。債轉股對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意義應該在于，債變成股以后，可以緩解國有企業高額存量債務在短時期內的還本付息壓力，從而給經營不好的國有企業一段較為寬松、從容的“軟”時間約束，來解決其長期存在的問題，提高其競爭和盈利能力。只有在這段軟時間約束里，國有企業能夠消除其競爭和盈利能力低的根本原因，并要求國有企業最終能給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支付比銀行利息更高的投資回報，債轉股才不會變成給予國有企業的又一頓免費的午餐。二、債轉股的作用何在？
國內許多學者和國有企業管理人員把國有企業的高負債率作為國有企業競爭和盈利能力低的主要原因。要評價這個觀點，我們必須弄清楚國有企業為何會普遍存在如此高的負債率。國有企業高負債率的直接原因是國家在1983年實行了撥改貸，對國有企業的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向銀行的貸款。國有企業高負債率的間接原因則是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當國有企業發生虧損或經營困難時，國家由傳統的財政撥款直接支持改為間接地由銀行的低息貸款來支持，國有企業貸了款后經營狀況沒有改善，借的款越來越多，負債的比率也就越來越高。
作為企業投資的資金來源，貸款的成本負擔比股本融資的成本負擔低，而且，在我國，尤其是在近幾年國有銀行的商業化改革之前，國有企業向銀行的投資貸款相當程度上具有政策性質，國有企業貸款到期還息付本的時間約束壓力也不硬。因此，說國家沒有提供給國有企業股本投資，企業要對其子靜止復銀行利息，造成國有企業競爭、盈利能力低在理論上是說不通的。債轉股并不能經由降低企業投資資金成本的方式來提高國有企業的競爭能力。債轉股的作用其實應該是在于提供國有企業一段時間和一種方式來解決國有企業高負債率的間接原因，即預算軟約束的問題。
自匈牙利的經濟學家科耐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國有企業普遍存在預算軟約束的現象以后，預算軟約束已經成為主流經濟學中的一個熱門問題。許多學者把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歸咎于國有企業的所有制性質。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前蘇聯和東歐轉型國家把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作為解決國有企業問題的首要措施，但根據世界銀行《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從計劃到市場》的研究，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在把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后，原來存在于企業的預算軟約束不僅沒有消除反而變本加厲。
如果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不是由所有制的性質決定的，那么預算軟約束的根源為何？我和譚國富在發表于1999年5月份《美國經濟評論》第89卷第2期上的《政策負擔、責任歸屬、和預算軟約束》一文中論證道，由于國有企業普遍承擔著某些國家政策造成的負擔，使國有企業蒙受了政策性虧損，國家對企業的政策性虧損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因此，必須對這種虧損給予補償，但是，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企業可以把經營性的虧損也說是政策性虧損，國家分不清楚那些是政策性虧損那些是經營性虧損，只好把企業的所有虧損都背起來，國有企業的預算因而軟化。當企業的預算是軟的時候，企業經理人員的道德風險和其他治理問題也就會更為嚴重，出現一種惡性循環。預算軟約束的根源是政策性負擔，即使是私有企業，如果政府要其背負國家政策造成的負擔，政府也必須對由此造成的虧損給予補償，而私有企業的經理人員利用政策性負擔為借口向政府要事前的政策性優惠和事后的政策性補貼的積極性會比國有企業的經理人員高，這是前蘇聯、東歐國家在私有化以后預算軟約束更為普遍、嚴重的原因。在不消除政策性負擔的情況下，信息不對稱和激勵不相容的問題會更為嚴重，任何國有企業的改革措施都難于收到預期的效果。
到底我國的國有企業現在還背負有哪些政策性負擔？對此，在我和蔡昉、李周所著的《充分信息和國有企業改革》（上海人民和三聯出版社，1997）一書和我們三人在1998年5月份《美國經濟評論》第88卷第2期上《競爭、政策負擔和國企改革》一文中有詳細論述。歸納起來，國有企業現有的政策性負擔可分為兩大類：1．戰略性負擔。資金、技術密集的產業是資金相對豐富的發達國家的優勢產業，我國是一個資本相對稀缺的國家，這種要素秉賦結構決定了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在我國必須有國家的保護和支持才能生存，在開放、自由競爭和沒有政府的補貼和保護的條件下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但出于國家要優先發展資金、技術密集型的產業的戰略目標，許多國有企業被建立起來。改革前，這類企業能夠生存，因為企業所需的所有投入要素的價格都被人為壓低，而且，其產品在國內市場具有壟斷地位，也不必面對國外同類產品的競爭。改革、開放后，各類投入要素的價格都已一一放開而不斷上升，國內市場的壟斷地位也因國外同類產品和合資企業的進入而消失。于是，這類企業喪失了其自生能力。但這種資金、技術密集的國有企業是政府按國家的戰略目標而建立的，企業本身對其產業和技術選擇不負有責任，當面對市場競爭無法生存時，政府只好給予各種優惠政策和財政或銀行的低息貸款補貼。
2．社會性負擔。改革之前，我國實行了低工資政策，工人在就業時所領到的工資基本上只夠當前的消費，工資應有的其他組成部分由國家直接掌握作為投資，工人的養老、醫療、住房、子女教育等，由國家在工人需要時才以財政撥款的方式直接支付。在1979年的改革以后，對老工人的上述費用逐漸轉由企業自己負擔，增加了國有企業的成本。由于非國有企業沒有這部分負擔，國有企業在和其競爭時，也就處于不利地位。另外，改革前推行的是資金密集型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投資很多，創造的就業機會卻很少，為了解決城市新增就業的需要，國有企業的一個工作崗位經常分給好幾個工人來就業，而有許多冗員，改革后放棄了統收統支制度，冗員對國有企業就成了一種由國家過去的政策造成的一種額外負擔。
三、債轉股的國有企業的轉產轉制。
“拔改貸”并不增加國有企業的資金成本。因此，也就不能指望通過拔改貸的逆向操作來降低國有企業的資金成本以提高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債轉股的作用應該放在解決國有企業由政策性負擔造成的預算軟約束的問題，以硬化預算約束，改善經營機制，提高國有企業的盈利和競爭能力。
首先，對于國有企業的戰略性負擔部分，可以根據企業的技術、產品和市場特性分為三類區別對待。第一類是技術、產品過時，在國內已沒有市場的企業，如一些老軍工企業，對這類型的企業，提高這類企業盈利能力的唯一辦法是轉產，利用債轉股所提供的一段軟時間約束，在市場上重新尋找能夠利用其較好的工程設計能力而又符合我國要素秉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的產品。轉產成功后，產品符合我國的比較優勢，企業的自生和盈利能力提高，也就有辦法支付給資產管理公司應有的股本回報。第二類是產品在企業的所在地已不符合當地的比較優勢，如上海的紡織業，因為勞動力成本在上海遠比在國內的其它地區高，因此，無法和其它地區的紡織業競爭，解決的辦法和第一類一樣是轉產，這類企業通常位于城內，地產的價值很高，適合經營商業和其他附加價值高的產業，債轉股以后，也可以給這類企業的轉產創造條件。第三類是，企業所生產的產品有很大的國內市場，但由于生產所需的技術，資金密集程度太高，不符合我國的比較優勢，在失去市場壟斷以后，如果不克服我國資金相對稀缺、相對貴的比較劣勢，這類企業的產品無法和國外企業和國內合資企業的同類產品競爭，電信和化工即屬這類型企業。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利用市場換資金，讓這類企業和國外的企業合資，或是到國外資本市場直接上市。債轉股也可以給這類企業和國外企業合資或是到國外上市創造有利的條件。最后，還有少數一些企業，其資本和技術密集程度很高，為國防安全所需要，既不適合轉產也不適合外資參股，這類型企業不管國有或是民營，其生存只能靠國家的支持，債轉股可以使銀行解套，將支持這類型企業的責任歸還給財政，但債轉股并不能提高這類型企業的盈利和自生能力。
對于社會性政策負擔部分，應由政府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將企業冗員、職工養老、醫療等負擔從企業中分離出來。目前我國在這方面的制度框架已初具雛形，對于支付現有在職職工所需的流量資金，已按照國家、集體、個人三方共擔的原則進行提取。難點在于以往把本應該用于社會保障的基金積累，已用于生產建設投資，形成了社會保障基金的歷史欠帳。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可行辦法是變現一部分國有企業資產，以彌補歷史欠帳。債轉股給變現國有資產提供了一個較為便利的方式，所以，也可以為社會性政策負擔的剝離，創造所需的資金條件。
四、結論
篇3
【關鍵詞】：國有企業贏利虧損銀行壞帳政府職能國民利益
——八年來，贏利的非金融類國有企業贏利額近五萬億之巨，超過1999-2001年三年合計的國家財政總收入，卻根本沒有上交過國家財政作為國民的公共開支。
——八年來，國有虧損企業虧損額一萬多近兩萬億元，相當于1997和1998兩年合計的國家財政總收入。
——多年來，國有商業銀行為國有企業轉制承擔巨大代價形成巨額不良貸款，需要3萬億元人民幣（3600多億美元）才能幫助銀行全面紓困。
不可否認的是，我國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國有企業，從經濟恢復時期到“五五”時期（1950-1980年）合計，國有企業利潤上交國家財政占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半；被譽為改革開放元年的1978年，國有企業利潤上交國家財政571.99億元，占國家財政收入的50.5%。但到了1985年，國有企業利潤上交國家財政下降為43.75億元，只占國家財政收入的2.2%，反而需要國家財政補貼企業虧損507.02億。1993年，國家財政補貼國有企業虧損411.29億，國有企業利潤上交國家財政僅49.49億，僅占4349億國家財政收入比例1.2%。從1994年起，國有企業就同非國有企業一樣只繳納稅金，再沒有將利潤上交給國家財政。
近年來，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入，國有企業資產中涉及數額巨大的虧損項目核銷以剝離包袱，不斷“做大做強”并強化壟斷地位等，利潤不增加。本文以1998-2005年八年來的相關資料和數據分析：
一、國有企業的利潤、虧損與財政補貼
2005年國有企業利潤總額9047億元（國有企業利潤總額為贏利企業贏利額減虧損企業虧損額，而且不包括金融類國有企業，下同），同比增長25%，再創歷史新高。其中中央企業就占6413億，占國有企業利潤總額的七成以上，而且大部分是壟斷性企業。以中國石油為例，繼2004年利潤總額1100多億元后，2005年利潤總額達1756億元，占中央企業實現利潤總和的27%，其上市公司以1333.6億元凈利潤，成為亞洲最賺錢的公司。地方國有企業實現利潤總額2634億元，同比增長20%。2006年上半年中央企業實現利潤3516.5億元，增長16%。
2003年4月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以來，國有企業不斷要“保值增值”和“做大做強”，利潤不斷攀升，2003年實現利潤總額5000億元，2004年實現利潤總額7368.8億元。從1998-2005這八年，國有企業的利潤總額合計3萬多億元。如果分開算，則這八年來，虧損企業虧損額一萬多億近兩萬億元（相當于1997和1998兩年合計的國家財政總收入），贏利企業贏利額就近五萬億元（超過1999-2001年三年合計的國家財政總收入）（表1）。
表1、全國國有企業贏利虧損狀況（單位：億元）
年份企業戶數（萬戶）贏利企業贏利額虧損企業虧損額利潤總額
199823.83280.23066.5213.7
199921.73290.72144.91145.8
200019.14679.81846.02833.8
200117.44804.71993.62811.2
200215.95588.81802.53786.3
200314.67589.12819.84769.4
200413.610429.43060.67368.8
20052.9747310269047.0
合計----47135.717759.931976
說明：1、1998-2004年的數據來源于《中國財政年鑒2005》。
2、2005年的數據為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資料，其中贏利企業贏利額和虧損企業虧損額并非是全部國有企業，只是2.9萬戶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而9047.0億元利潤總額是全部國有企業。
3、加上其它非金融國有贏利企業的贏利額，則可推算出八年來全國國有贏利企業贏利額將達五萬億元。
對于國有企業近年利潤大增，根本原因就是能源資源價格的持續高漲和對市場的高度壟斷。2004年國有贏利企業贏利額10429.4億元中，僅6家國家壟斷的石油石化和電信行業就占贏利額的70%。去年僅汽油漲價一項，消費者就多掏了427億元給中石油，占其全年利潤的近1／3，如果加上柴油、航空煤油和天然氣，那么中國石油1333.6億利潤中有近600億元是下游企業和老百姓貢獻的[1]。中石化和中石油兩大巨頭擁有國內原油90%的開采權，集開采、進口、加工、批發、零售于一身，是承擔著“政策”并給予行業壟斷特權的企業，擁有絕對的壟斷地位。
國資委李榮融主任在論證石油、電信、電力等國企“幾乎沒有壟斷”時，有一段著名的話：“國有企業搞了半天，它是國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獲得的盈利都是為人民謀利益的”。然而，這八年來，國有贏利企業的利潤就近五萬億元，相當于1999-2001年三年合計的國家財政總收入，卻沒有上交國家財政來為人民謀利益。反而，這八年來，國家財政支出主要用于國有企業的增撥企業流動資金、挖潛改造資金和三項費用、填補企業虧損補貼合計就達一萬億元（表2）。
表2、國家財政用于企業的支出（單位：億元）
年份增撥企業流動資金挖潛改造資金和三項費用企業虧損補貼小計
199842.36641.18333.491017.03
199956.41766.05290.031112.49
200071.06865.24278.781215.08
200122.71991.56300.041314.31
200218.97968.38259.601246.95
200311.951092.99226.381331.32
200412.441243.94217.931474.31
合計235.96569.341906.258711.49
資料來源：《中國財政年鑒2005》P337、P342
說明：1、2005年沒有具體數據資料，但不會低于2003年的幅度，則合計就達到一萬億元。
2、挖潛改造資金和三項費用也有用于非國有企業，其它兩項全部用于國有企業。
二、國有商業銀行為國有企業轉制承擔巨大代價
鐘偉（2004）分析出：國有企業運用廉價資金，給中國銀行體系帶來的損失每年在1500－1700億之間。這還不包括本應由市場定價，但卻被作為國債建設項目配套資金而占用的銀行資金的損失部分。合計存款人損失和銀行損失兩項，資金定價和配置的非市場化至少帶來了每年2000億左右的直接損失。
隨著轉軌過程中的國有企業的效益不斷下滑，導致銀行的大量貸款沉淀形成巨不良貸款，但由于社會保障機制尚不健全及相關政策，國有企業不能大面積破產，國有商業銀行還得承擔著大量政策性或準政策性業務，繼續維持企業生存。1994年為例，四大國有銀行當年的貸款總額為四萬億元，其中70%以上貸給了國有企業，即銀行向國有企業的貸款額為2萬8千億元。[2]
國有銀行的貸款對象一向有以所有制性質劃分的傳統，國有銀行貸款給有國家及政府背景的國有企業覺得較為“安全”，而且以非國有為主的企業大多為中小企業，難以形成放貸的“規模經濟”效果，再加上近年來隨著國有企業的贏利能力加強，國有銀行也實行商業化改革，建立起以利潤指標為核心的多目標考核制度，其貸款對象則重點以國有企業特別是（壟斷）贏利企業為主。以短期貸款為例，2001-2004年國有獨資企業短期貸款在占國家銀行短期貸款總額比例平均為73%（表3）。國有銀行對國有企業貸款的傾斜在此可見一斑。
表3、國家銀行對國有企業短期貸款及比例
項目20002001200220032004
國家銀行短期貸款總額49242.143679.845800.6747987.4646164
其中國有企業短期貸款合計34041.833911.534673.5334746.0732691.41
(1)工業貸款15657.715763.216745.3817639.0717400.71
(2)商業貸款16958.516463.515760.1215168.8314079.9
(3)建筑業貸款1425.61684.82168.031938.171210.8
國有企業貸款占短期貸款比例69.1%77.6%75.7%72.4%70.8%
說明：1、資料來源：《中國金融年鑒2005》（國家銀行人民幣收支情況表）。
2、根據林毅夫（2003）的研究，年鑒對短期貸款進行詳細分類，包括工業貸款、商業貸款、建筑業貸款、農業貸款、鄉鎮企業貸款、私營企業及個體貸款、三資企業貸款和其它短期貸款八項。認為前三項之和即工業貸款、商業貸款、建筑業貸款合計基本上可以代表“國有獨資企業貸款”。
2000年之前，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情況被視為機密，從未對外披露。但事實上，被稱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成本的國有銀行不良資產，在上世紀末已形成了一個驚人數字——1999年不良貸款余額高達25027.47億元，因而在1999年為啟動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鋪路，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并且剝離14291億的四大銀行的不良資產；2003年一次性注資450億美元外匯儲備給國有銀行，年底在對中、建兩行注資進行股份制改造時，核銷了建行569億元、中行1400億元損失類貸款；2004年將建行1289億元、中行1498億元的可疑類不良貸款以50%的價格剝離給信達資產管理公司；2005年5月中旬工商銀行2460億元損失類不良貸款被等值剝離給華融資產管理公司；2005年6月工商銀行4590億元可疑類貸款按地區分為35個資產包，出售給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施華強，2005）。這樣，陸續通過注資、核銷和剝離的資產合計近3萬億元。
然而，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承擔處置銀行剝離的巨額不良資產的責任，具有濃厚的政策性背景，對于國家財政或國有資產來說，始終還是“左袋轉右袋”，正如以往建立股市主要為解決國有企業困境一樣，結果卻還未達到初衷目的。
2005年的審計報告更暴露出處置不良資產存在的問題，其中包括違規剝離和違規收購不良資產、違規挪用資產處置回收資金為職工謀利或公款私存，造成回收資金損失等。這次對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抽查審計中，抽查資產5544億元，共查出各類違規、管理不規范問題和案件線索資金715.49億元，占抽查資金的13%。[3]根據各資產管理公司公布的資料計算，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已承接的不良貸款共11806億元，根據中國銀監會公布的數據，至2006年一季度末已處置不良資產8663.4億元，現金回收率20.46%，回收現金僅1766億元，資產（包括非現金資產）回收率24.2%（表4），那么，不良資產損失則是6567億元。如果按已承接的11806億元不良貸款計，則只能回收現金2400多億，資產損失則是近9000多億；如果按不良貸款余額25027.47億元計，則只能回收5000多億，資產損失將近20000億元。
表4：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資產處置情況表（單位：億元）
資產處置情況2004年末2005年末2006年一季度末
累計處置6750.68397.58663.4
其中：現金回收137017661805.6
階段處置進度53.96%66.74%68.61%
資產回收率25.48%24.58%24.20%
現金回收率20.29%21.03%20.84%
說明：1.累計處置指至報告期末經過處置累計回收的現金、非現金和形成的損失的總額。
2.階段處置進度指累計處置總額占購入貸款原值的比率。
3.資產回收率指回收的現金及非現金占累計處置總額的比率。
4.現金回收率指回收現金占累計處置總額的比率。
資料來源：中國銀行業監督委員會網站2006-04-24。
/mod_cn00/jsp/cn002013.jsp?itemid=9&type=1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施華強的研究結果表明，如果從剔除政策性剝離因素和分類方法等影響后的不良貸款余額來看，2000年達到3.7萬億元的高峰，在此后的5年里，一直在3.6萬億元的高位徘徊，也沒有明顯減少。這表明，1999年以來，賬面不良貸款率和不良貸款余額的明顯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兩次政策性剝離（施華強，2006）。中信銀行行長陳小憲指出：“根據最接近現實的估計，幫助銀行全面紓困，需要3萬億元人民幣，該數字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30%。這將使中國的財政狀況嚴重惡化，政府舉債總規模將會從目前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30%的較低水平，上漲到70%。如果將養老金欠賬包括在內，全部政府借債的總規模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35%”。[4]而據標準普爾估計，中國的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若要沖銷呆壞帳，所涉及的開支可能達6000億美元。
從以上數據可知，國有商業銀行為國有企業的虧損和轉制承擔巨大代價所形成巨額不良貸款的嚴重影響。2007年，我國銀行業即將全面對外開放，國有金融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顯得更為迫切，巨額不良貸款成為最大問題之一。
三、國有壟斷企業的“剝削”
國有企業一方面通過壟斷獲取不斷攀升的利潤，另一方面卻存在巨大的資產損失。在2003年，中央企業就共申報核銷資產損失3178億元人民幣。這相當于9.2萬億元資產總額的4%左右，3.2萬億元凈資產的9.9%。加上財政部已核準的近1000億元損失，央企共計核銷損失達4000多億元。而在過去幾年中，四大商業銀行也共計核銷損失接近2萬億元[5]。2004年中央企業清產核資共清出各類資產損失高達3521.2億元。對此，專家學者認為這只是全部國資損失中的冰山一角......[6]。2005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虧損企業的虧損額再創歷史新高，虧損額1026億元。
另外，從1994年的財政稅收體制改革起，國有企業已經沒有向國家財政上交利潤，其依據是1993年底頒發1994年實施的《國務院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規定，“作為過渡措施，近期可根據具體情況，對1993年以前注冊的多數國有全資老企業實行稅后利潤不上交”的辦法。[7]但實施起來卻是所有國有企業和其他非國有企業一樣只繳納稅金，所得利潤甚至是通過行政壟斷所得利潤就沒有上交作國家財政收入。
而對于非公有制企業的財政貢獻，“從‘十五’末年稅收數據看，公有制經濟（包括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及聯營企業中的國有控資企業、股份公司中的國有控股公司、涉外企業中的國有控資企業）完成稅收收入13235.90億元，占全部稅收收入的43.7%”。[8]則非公有制企業占全部稅收收入超過一半。
一方面是多年來國有企業的巨額資產損失和國有商業銀行為國有企業的虧損和轉制承擔巨大代價，需要屬于國民的公共財政資金填補漏洞；另一方面是壟斷的國有企業利潤額大增，卻已經和其他非國有企業一樣，只按法律法規上繳稅收而沒有上交利潤給國家財政；再一方面是由代表投資者及所有者（國民）的管理部門制定壟斷措施由投資者及所有者（國民）的高價消費來獲取所謂的“高額利潤”，出現企業所有者的企業“剝削”企業投資者及所有者的現象；再另一方面是非公有制企業受不平等的“國民待遇”，及壟斷的國企行業職工待遇高于其他行業造成的收入不均。而且對于包括像兩大石油巨頭的國有（控股）等資源性壟斷企業因在境外上市，中國的資源性收益還流出境外，利潤卻沒有分給最大股東（國民）。因此可以這樣說：用投資者自己的投資，開采投資者自己的資源，再以壟斷高價賣給投資者，獲得的壟斷利潤投資者卻不能全部分享，出現企業所有者的企業“剝削”企業所有者的現象。[9]
現存的國有企業要靠政府庇護下成為享有特權的企業，通過非市場的手段獲得稀缺資源進行壟斷經營，則會傷害其他市場主體及國民的利益，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就難以確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也許會停滯不前，政府也因此難以從對市場的干預中脫身，實現真正的職能轉變。
四、國有企業及其政府部門的職能錯位
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的全部財政收入都來自于國有經濟，不過結果并沒有將中國經濟帶上快速運行的通道，反而成為財政難以承受之重，上個世紀90年代，國家財政對國有企業的虧損補貼一度占全國財政收入的20%（1985年企業虧損補貼507.02億，占當年財政收入2004.82億的25%；1989年企業虧損補貼598.88億，占當年財政收入2664.90億的23%），從1985年—2004年，國家財政支出用于企業虧損補貼共6357.4億元。如果國有企業在一般競爭性領域有比較強的贏利能力，也許就不會輕言痛苦的“國退民進”了。
1990年代中期以前，我們一直采取代價高昂的靠養企業來養人的思路，采取的是低工資高就業的方法，并對失去活力的企業輸血，需要國家給予財政補貼和形成銀行巨大不良貸款，始終需要國民來共同承擔。直到90年代后期才開始實施下崗分流，減輕企業負擔，但卻沒有同步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讓這些對國家做出貢獻的下崗職工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利益受損。所以，“和教育、醫療衛生領域的情況一樣，這樣的問題與其說是由于把國有企業職工推向了勞動力市場，不如說是由于社會保障體系的發育不夠。指望靠維持國有企業來防止職工下崗失業，其實不過是主張繼續使用一種低效率的補貼制度而不是轉向另一種效率更高一些的補貼制度”(張春霖，2006)。事實上，國有企業將下崗職工推向市場減負后的利潤大增，卻沒有以此建立更高水平的社會保障機制，這并非是國有企業改革之錯，而本身是政府公共服務與公共治理方面的缺失。
而在國資委成立以來，“要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和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并且提出“央企不能在規模上進入本行業前三位，就要進行重組。”出現強化國企壟斷地位的動作，國資委的權力和國有企業正迅速“膨脹”，不斷擴張的國有壟斷企業及其節節攀高的壟斷利潤，影響著中國經濟的“生態”。但是，國有企業及其政府主管部門，從職能上應該要保障國民的利益，國有企業出現虧損需國家財政補貼，國有企業及其政府主管部門通過非市場的手段獲得稀缺資源進行壟斷經營獲取壟斷利潤，會傷害其他市場主體及國民的整體利益，不能保證國民利益最大化，存在政府部門及國有企業職能的錯位問題。
現代政府一個公認的職能，是建立和維護支撐市場機制的制度基礎設施，為市場主體公平競爭提供公平的環境，難道多年來國有企業改革最終結局就是要形成壟斷性國有企業？政府如何實現真正的職能轉變？
五、國有企業的效益指標及利潤去向問題
我國的國有企業一直擁有龐大的經營資產，2004年資產總額達21.6萬億元，但一直以來，效益并不理想，如1998年合計的凈資產利潤率為0.4%，銷售利潤率為0.3%，總資產利潤率更低至0.16%，多年來國有企業的虧損面平均超過45%（表5）。
表5：全國國有企業效益指標（單位：億元）
主要指標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
匯編戶數(萬戶)23.821.719.117.415.914.613.6
資產總額134779.9145288.1160068179244.9180218.9199709.8215602.3
凈資產總額50370.753813.257975.661436.266543.170990.876763.2
銷售收入64685.169136.675081.976355.585326100160.9120722
利潤總額213.71145.82833.82811.23786.34769.47368.8
盈利面(%)31.346.549.348.850.147.448
資產負債率(%)65.565.4666564.865.965.7
總資產利潤率(%)0.160.791.771.572.12.393.42
凈資產利潤率(%)0.42.14.94.65.76.79.6
銷售利潤率(%)0.31.73.83.74.436.1
資料來源：《中國財政年鑒2005》P384
雖然國有企業的效益并不理想，但其龐大的資產及所產生的利潤對經濟的影響不能忽視。多年來，國有企業存在的行業，一般是政府頻頻干預管理及限制準入的行業，人為制造出短缺與過剩。每當宏觀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后，出現能源、原材料、交通運輸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瓶頸”約束，產業結構出現嚴重失衡。這種局面的出現，有技術方面的原因，如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量大、周期長等，但更多的還是體制問題。一方面，這些行業內的國有企業不能對需求作出積極而正確的反應，這一點與其他行業內非國有企業的市場反應行為相比較時會看得很清楚；另一方面，這些行業仍在較大程度上處在行政性壟斷之下，行業外的能夠作出積極反應的投資者難以進入（劉世錦,2005），形成不斷的“短缺——加大投資——過剩——壓縮投資——再短缺”的循環，既造成周期性的經濟過熱和經濟起伏的原因之一。
近年來隨著國有企業資產中涉及數額巨大的虧損項目核銷及其它負擔的包袱剝離，并提出“要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和國有企業‘做大做強’”，不斷擴張國有壟斷企業，其利潤相關效益指標也節節攀高，國有贏利企業贏利額由1998年的3280.2億增加到2004年的10429.4億。但利潤主要集中在石油、石化、電信、煙草等國家壟斷行業。如2004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寶鋼集團、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等7家公司實現的利潤，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業利潤的78%，其中6家是國家壟斷的石油石化和電信行業。其中盈利繼續向中央企業集中，如2005年中央企業實現利潤6413億元，占國有企業利潤總額的七成以上，利潤排序前10名的中央企業實現利潤占全國國有企業利潤總額的55%。
但是，從1994年的財政稅收體制改革起，根據有關規定國有企業就沒有上繳利潤作國家財政收入。既然國有企業利潤沒有向國家分紅，則所獲利潤主要去向就是轉為所有者權益留在企業里，即除了部分作流動資金和支付非國有股東股息（如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333.6億元凈利潤，支付非國有股東股息為14.86億）[10]，以及部分作企業內部的（高）福利后，大部分用作新增投資。以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為例，從2000-2003年，四年的凈利潤合計為954億元，但2004年的固定資產卻比2000年增加了934億，[11]這就說明了大部分的利潤轉為固定資產投資，國有壟斷企業既然具有來自壟斷所帶來的高投資回報率的“超額利潤”，又不用上繳，轉為固定資本投資是主要渠道。表5數據可知，全國國有企業戶數從1998年的23.8萬戶減少到2004年的13.6萬戶，但凈資產增加了2.6億元，資產總額卻增加了8萬多億元。
多年來國有經濟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投資比例一直最高，1995年占54.4%，2000年是50.1%，均超過一半，2001-2004年分別是47.3%、43.4%、39%和35.5%，[12]雖然未過半但仍占比例最大。2005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88604億元，其中，城鎮投資75096億元，僅在城鎮投資中，國有及國有控股投資就達40047億元，占全部城鎮投資的53.3%，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45.2%，比1999年多出近3萬億元。2006年1-7月，我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完成44771.01億元，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是20878.50億元，占46.6%，[13]這兩年國有及國有控股的固定資產投資正在膨脹。
筆者根據《中國財政年鑒2005》和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計算，1998-2005年，國有贏利企業贏利額合計近5萬億之多，這些相當部分轉為投資，國有企業利潤轉化為投資是造成投資率過高主要原因之一。
根據《公司法》規定，企業利潤在企業內擁有自由支配的權利，那么國有企業屬于國民的資產收益就可能被企業化、部門化，甚至那些境外上市的資源性企業，會導致中國的資源性收益還流出境外，侵蝕全體國民的利益。而事實上國有企業不可避免地出現“內部人控制”現象，將利潤隱藏或以工資福利及獎金等形式分配，形成國有企業職工普遍的高福利。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電力、電信、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等行業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距，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14]導致社會收入差距過大。特別是壟斷國有企業，通過壟斷方式而并非通過市場競爭獲取壟斷收益，造成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六、國有企業分紅充實社保基金
筆者認為，由于目前存量的國有資產中，一是來源于國有土地和礦產資源，二是對農村“剪刀差”的積累，三是以往從現收現付的保障機制轉向基金積累制前的退休和參加工作未退休的職工，他們在過去的工作年限所積累的養老金及相關貢獻實質上是轉化在存量的國有資產中。國有企業資產既然屬于全民所有，則必須為全體國民服務。社會保障是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必須提供。雖然個人自我保障解決了大部分養老問題，但政府的養老金歷史欠賬依然有幾萬億之巨，這還僅僅是對工人的欠賬，如果把對農民的欠賬也統計在內，則政府的隱性負債將會是一天文數字。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已成為現在經濟持續發展的最大障礙。[15]國有企業利潤承擔對全民社會保障的義務，具有現實可能和意義。
現在，我國中央企業大約有12萬億資產，2004年全國13.6萬戶國有企業實現利潤總額7368.8億元，其中中央直管企業集團實現利潤4673.1億元，占全部國有企業的63.4%。2005年我國國有企業實現利潤突破9000億元，比上年增長25%，兩年翻了一番。中央企業實現利潤6413億元，占國有企業利潤總額的七成以上。因此有必要也有條件將部分利潤上繳，充實全國社保基金，并建立全國統一的覆蓋包括農村居民的全國性基礎養老金保障制度。
2005年5月，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指出，在一定假設條件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2075年間，中國基本養老保險的收支缺口將高達9.15萬億元人民幣。[16]
2001年5月，國務院頒布《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基金管理暫行辦法》（下稱《減持辦法》），決定國家擁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共投資者首次發行股票時，均應按融資額的10%出售國有，減持國有股收入全部上繳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根據《減持辦法》，社保基金的主要來源是中央財政預算撥款、國有股減持收入和彩票公益金收入等，但由于種種原因在同年10月被迫叫停，使社保基金失去了主要資金來源。
目前，僅養老金歷史欠賬就有幾萬億之巨，但是，隨著股權分置改革及《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的實施，其轉讓的主體主要為外資和民意企業，正加快企業國有產權的轉讓速度,如果全國社保基金不能從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獲得資金，將會失去一個重要的機會。因此，可以重新考慮國有股減持補充社保基金改為直接劃撥的辦法。
2005年我國國有企業實現利潤突破9000億元，如果按照一般國外的盈利水平的1/3折算，應該有4000億的紅利上繳；按2/3折算則有6000億。這些資金將彌補相當部分的基本養老保險的收支缺口。
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已從“現收現付”的保障機制轉向基金積累制，但目前仍然存在社會保險覆蓋面過小而需保障面廣、城鄉差異懸殊和社保基金嚴重不足等問題，社會保障制度嚴重滯后，因此，有必要把準備減持的國有股直接劃撥給社保基金，社保基金作投資者直接（長期）持有，甚至可以將準備上市的國有商業銀行部分股份直接劃撥給社保基金，使社保基金成為戰略投資者，既避免國有股減持對股市造成沖擊，有利于保持重點國有股權的長期持有和改善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并獲得資本增殖和股息收入充實社保基金。長遠而言，也可考慮逐漸將所有的企業國有資本劃轉給社保基金持有，由社保基金行使國有資本的股東職責，并以此建立全國統一的覆蓋包括農村居民的全國性基礎養老金保障制度。
七、結束語
這八年來，全部國有企業贏利總額減虧損總額后所得的利潤總額為3.2萬億，贏利企業贏利額近5萬億元。按照1993年《國務院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在“配套改革和其他政策措施”中，已經規定“逐步建立國有資產投資收益按股分紅、按資分利或稅后利潤上交的分配制度”，但十多年來卻一直沒有實施過。
多年來，國有企業巨額虧損需要國家財政填補，獲得的利潤（包括壟斷利潤）卻根本沒有上交過國家財政作為國民的公共開支，這是對“國有企業搞了半天，它是國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獲得的盈利都是為人民謀利益的”的諷刺。因為事實是：國有企業“搞了”這十多年，所獲得的盈利根本沒有上交國家財政來為人民謀利益，反而為了維持國有企業和為國有企業轉制，國家財政不斷為國有企業投入和補貼，造成國家財政的嚴重負擔，國有商業銀行承擔巨大代價形成巨額不良貸款，嚴重影響國有金融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的推進。現有國有企業更有進一步強化其壟斷地位之勢，影響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
國有企業既然是屬于全體國民所有的企業，則必然要為增加國民福利服務，而不能知識讓為少數人受益。對于包括金融行業的所有國有企業，歷年來究竟有多少資產損失？國有壟斷企業對國民整體福利影響究竟有多大？如何處置政府、國有企業利益與國民利益的關系？這些都值得進行具體的研究及制定具體的措施。
目前，國有企業利潤向國家分紅即將實施，但具體方案仍未決定。筆者認為，國有企業利潤完全應該納入國家財政收入之中，作為政府對國民的公共福利開支，這應該成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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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中石油賺錢咋忘了咱老百姓》，《現代快報》，2006-03-22，A30版.
[2]林毅夫、李志赟：《中國的國有企業與金融體制改革林》。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網，/download/2649-1.pdf，2003-10-06
[3]李金華：《關于2005年度中央預算執行的審計工作報告》.審計署網站,2006年06月28日.
[4]陳小憲：《中國的銀行改革出了什么錯？》.《中國經濟周刊》2006年第十二期.
[5]顧瑞珍：《誰該對巨額國有資產“蒸發”負責？》.新華網，2005-03-04.
[6]楊大鵬、熊貝妮：《3500億國資流失只是冰山一角》.《經濟參考報》，2005-11-08.
[7]國務院：《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國務院（93）國發第085號，頒布日期:1993-12-15，實施日期:1994-01-01.
[8]國家稅務總局2006-03-10季統：《各類型企業共同發展稅收多元化特征明顯》.國家稅務總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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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孔善廣：《國有壟斷企業利益與國民利益》.《光明觀察》，2005-05-25.
[10]數據來源于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年度報表》。其2005年會計報表于2006年3月20日經董事會審批通過。/chinese/tzzgx/2005nb/nb012.pdf
[11]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2000-2004合并資產負債表》./jyzk/gsnb2004.htm
[12]根據《中國財政年鑒》的數據計算
[13]2005年數據來源于《200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6年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進度統計。
[14]曉亮.《從工資改革談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國經濟時報》,2006-06-15.
篇4
【Keywords】state-owned enterprise； equity investment ； investment management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1069（2017）04-0027-02
1 引言
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各種私營企業、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等迅速發展，已經在我國的市場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對此國有企業更應該加快改革的步伐，與私營企業一起推動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眾所周知，一個企業的發展必不可少的就是資本的積累量，擁有足夠的資本，才能更好地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上站穩腳跟。現如今，隨著公司制的發展，資本運作和股權投資已經成為市場主體提高資本增量和改善資本存量的必要方式，所以在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入以及市場環境不斷成熟的情況下，國有企業的股權投資無論是在投資規模還是在項目的數量上都有了較大程度的發展，但在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很多問題，這也是國有企業在發展中不可忽視的一些問題。
2 國有企業在股權投資方面的問題以及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
股權投資一般指通過投資擁有被投資單位的股權，投資企業成為被投資單位的股東，按所持股份比例享有權益并承擔相應的責任。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時代下，企業通過股權來參與或控制其他企業的經營發展，是一種非常常見的經營模式。但是在現實中，國有企業在股權投資時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使得資金的投資無法取得應有的利潤，甚至有時會影響企業的發展。以下就是在國有企業的股權投資中經常會出現的問題，也是導致最后企業投資失敗的原因。
2.1 投資的目標不清晰
企業在股權投資之前，都需要對所投資的項目進行嚴格的審查，有一個清晰明確的投資目標是股權投資成功的關鍵之一，但是國有企業在進行股權投資時往往會有投資目標不清晰的情形。而造成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很多國有企業都有跨領域生產和發展的情況，這種現象會使得國有企業在股權投資時，投資的目標呈現多元化的狀態。這看似是多元化的發展，其實這也會造成企業在股權投資工作上找不到最重要的投資目標，需要各方利益進行平衡。各方面都接觸，但是卻沒有精細化的管理，這并不利于企業的發展。
2.2 個別投資不以經濟利益為首要考慮條件
我國一直很支持國有企業的發展，在很多政策上都給予了國有企業發展更加優越的條件。但這也會使一些國有企業的發展沒有危機意識，或者在更多的時候國有企業的投資是以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優先，比如有一些項目是為了承擔社會責任，而投入資金；有一些項目是為獲取資源和地方政府做交換等。這些項目并不一定可以給國有企業帶來利潤，但是國有企業仍然要投入資金。
2.3 沒有建立完善的投資管理制度
投資目標的多元化，造成國有企業在制定投資管理制度的時候，沒有辦法結合某一投資項目的特點，制定切實有效的管理制度。針對股權投資的多元化，國有企業只能總體制定一些投資管理制度，這些制度大都會呈現虛、書面化的特點，這不利于對投資項目進行精細化管理，造成股權投資過于隨意，往往會因為一些小利而進入一些和企業經營無關聯的領域，容易導致股權投資項目最后的失敗，進而加重企業的負擔。
2.4 項目的可行性評估流于形式
項目的可行性評估就類似于企業的風險評估，對于企業投資項目的合理選取有著重要的意義，優秀的可行性評估報告有利于降低項目投資的風險[1]。但是項目的可行性評估比較復雜，同時可行性評估人員并不需要對項目失敗承擔一定的后果，而國有企業又缺少一些針對可行性評估人員的監管制度，這些都造成可行性評估人員在工作中有“走過場”的現象。
2.5 股權投資退出難
大型的國有企業在對外投資的過程中，不僅要考慮企業的經濟利益，同時還要考慮一些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社會責任、員工安置和社會安定等，這些都會造成國有企業哪怕在看到某一些項目的弊端時，很難將投入進去的資金抽出來。
3 如何解決國有企業在股權投資方面出現的問題
雖然在國有企業發展的背后，一直有國家和各級政府的政策支持，但是作為國有企業的領導者也要主動改善國有企業的經營現狀，??化股權投資，推動企業的經濟發展。
3.1 要端正投資態度
從國有企業股權投資中存在的問題來看，在投資前端正投資態度是非常重要的開始。首先有一個正確的態度，才能在股權投資時以一個合理的心態選取投資項目，減少在投資目標選取時過多的加入個人的主觀因素。
3.2 完善股權投資的管理制度
在國有企業管理體系中，普遍的缺少關于股權投資方面的管理制度，其實對于股權投資的管理在企業的管理體系中占據著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有些國有企業往往會忽略對股權投資的管理，造成項目的投資過于隨意化。建立完善國有企業的股權投資管理制度，會使企業的股權投資管理更加科學化、系統化，更有利于企業的健康科學發展[2]。
3.3 選取理想的投資對象
在國有企業的股權投資中，最重要的是選取一個理想的投資對象，一個好的項目才能給企業帶來好的利潤和回報。所以要完善投資評價體系，落實獎懲機制，才能更好地選取理想的投資對象。股權投資如同與他人合伙做生意，追求的是本金的安全和持續、穩定的投資回報，不論投資的公司能否在證券市場上市，只要它能給投資人帶來可觀的投資回報，即為理想的投資對象。其次要注意對投資公司的考察，選取有發展前景的公司進行投資。
3.4 控制投資成本
即使是一些優質公司，假如買入股權價格過高，也還是會導致投資回收期過長、投資回報率下降，算不上是一筆好的投資。因此，投資股權時一定要計算好按公司正常贏利水平收回投資成本的時間，通常情況下，時間要控制在10年之內。但有的投資者在買入股權時，總是拿股權上市后的價格與買入成本相比較，很少考慮如果公司不能上市，何時才能收回成本，這種追求暴利的心態往往會使投資風險驟然加大。所以，即便是很看好的商機，也要控制好投資的成本，以保證在投資失敗的情況，企業仍能很好地發展，仍能東山再起，切不可因為貪?D利益而動搖國有企業的根本。
3.5 加強對國有企業股權投資方面的監督
在完善投資評價體系的同時，要加強對國有企業股權投資方面的監督，這其中包括在股權投資前的項目選取監督、項目進行中的監督和項目完成后的審計監督。這些監督對于促進企業項目的優質完成有著重要的意義，并且可以督促相關負責人承擔相應的責任，是改善國有企業股權投資活動的根本所在。
篇5
關鍵詞：風險防控；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管理
一、我國國有企業進行對外投資風險防控的背景
國有企業的對外投資必然會遭遇一些投資風險，由于對外投資與在國內進行投資的環境有一些區別，因此，對外投資風險與在國內進行投資的風險也有一定的區別，國有企業在開展對外投資管理的過程中，必須有針對性地處理對外投資風險，開展對外投資風險防控工作。從我國國有企業當前的對外投資管理現狀來看，一些企業仍是沒能充分考慮對外投資的風險，對于其風險并未良好處理。
二、基于風險防控的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管理現狀
(一)進行投資決策之前，一些國有企業在對外投資管理上規劃性不足
我國的一些國有企業進行投資決策之前，在對外投資管理方面的規劃性不足，從投資之前就蘊含了一定的風險，當前，這方面的風險防控需要進一步加強。由于國有企業在對外投資管理上規劃性不足，國有企業進行投資決策之前，部分企業對投資項目了解程度不夠，未能深入了解對外投資項目的情況，個別國有企業甚至缺少實地考察這一項。由此產生了兩個結果，一方面是過度投資，另一方面是盲目投資。當國有企業面臨生產經營轉型或擴大生產的時候，容易把目光投向于對外投資領域，在這時某些國有企業由于在對外投資管理上規劃性不足，將過多的投入資金在某個領域的項目中，導致企業資金投入過于集中，不好開展后期的生產轉型。同時，國有企業在選擇投資哪個項目的時，存在盲目投資的情況，在不了解項目內容的前提下，將資金分散至各個領域，缺少對外投資目標，不利于企業利益的實現。
(二)國有企業由于對外投資經驗不足，存在一定的管理經營風險
我國的國有企業開展對外投資的時間不長，一些對外投資管理的經驗不足，缺少在對外投資管理經營上某些關鍵部位的關注，不能很好地對管理經營風險進行防控。國有企業的對外投資管理涉及到非常復雜的內容，最為重要的兩部分，一是業務方面的管理，二是財務方面的管理。在業務方面，由于我國的國有企業在開展對外投資時有可能涉及的是企業了解較少的領域，因此企業可能在產品的定位上未能呈現出更接近需求的產品，產業鏈的構建上也稍顯不足，在如何打開市場進行銷售部分，國有企業的辦法比較老套。在財務方面，因為缺少一定的監督機制，國有企業對外投資方面的財務的預算以及支出未能在有效的監督機制下行使，在對外投資的融資、借貸上，監督機制存在一定的漏洞。
(三)國有企業對外投資非常有可能受到東道國市場影響，產生市場風險
國有企業的一系列對外投資必須在東道國的市場環境內開展，那么，國有企業非常有可能受到東道國市場的影響，產生一定的市場風險。在國有企業的對外投資管理方面，國有企業對東道國的市場風險開展管理仍受到一定的忽視，在處理這類市場風險上，國有企業的相關措施還不夠成熟，不能很好地進行風險防控。具體來說，東道國的市場風險是由于東道國的政治情況、自然災害等各種客觀因素和一些人為主觀因素的變化，導致投資的企業無法實現預期的收益，給這些企業帶來的風險。只要東道國的情況一變化就會產生新的結果，這種結果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不安全性，就是市場風險。
三、基于風險防控的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管理對策
(一)做好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管理規劃，盡可能減少對外投資決策上的風險
相比較在國內進行投資，由于對外投資有著更廣大的市場和機遇，國有企業開展對外投資，所帶來豐富利潤和利益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此，國有企業，當前在看待對外投資時，更容易立足于對外投資的優勢，而對于對外投資的風險不是非常明確。對外投資所涉及的內容很多，所包含的領域也很廣泛，因此國有企業的對外投資管理，本身就是一項相對復雜的工作。國有企業要想做好對外投資，那么必須要在對外投資管理上下一番功夫，將風險防控做深做透。國有企業必須做好對外投資管理上的規劃，簡單來說，就是要明確企業的定位，企業開展對外投資的目的，同時也需要明確企業開展對外投資的周期和資金。對外投資要與企業特點相符合，并適應企業發展的基本戰略，投資方向要合理，要與國家政策相符合，投資規模要在企業承受范圍之內，并且與企業駕馭能力相符合，一般來說駕馭能力包括化解風險的能力、控制和管理的能力、資金支持的能力，最后，在企業的對外投資政策規劃和制定好之后，要合理建立投資制度，明確投資的處置、管理、決策和調研，對其中比較重要的事項要進行特別安排，例如，在投資、資產處置、管理者委派、經營方針等，企業內部負責人的職責明確，相互牽制、程序清晰、有效運行。[1]同時，國有企業也必須對外投資項目的各項內容了解透，有條件地需要多次實地考察項目，以事實為根據，再進行對外投資決策，能良好防控決策上的風險。
(二)進一步深入國有企業的管理和經營工作，完善其監督機制
國有企業下定決心開展對外投資，其根本是由于對外投資的豐厚利潤。國有企業開展對外投資管理就是想實現對對外投資的相關事項的把控，更好地抓好企業的對外投資的工作。一般來說，國有企業的對外投資領域所涉及的范圍是很廣，如海西州發展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所示，其對外投資項目包括產權收購、兼并企業、合資合作、設立公司、合伙企業、股權投資以外，還包括發放委托貸款、對外借款、可轉債等債權投資，固定資產和其他項目投資，證券、期貨投資，保本理財產品等金融產品投資，以及其他形式的投資。由于開展的對外投資類型較多，國有企業開展對外投資管理的壓力也很大，特別是在業務上和財務上。在業務方面，國有企業要想將對外投資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吃透，那么必須要設立規范的業務流程，做好產品的定位和市場銷售工作，需要引進專業的人才和借助外部力量，要讓國際市場認可企業的業務。在財務上，每一項財務流程需要落實在每一個責任身上，讓財務工作每一項有專人負責。同時，需要完善其監督機制，對于業務和財務兩個方面進行監督。各項措施能否有效關鍵在實施,一項好的措施,實施不力或實施過程中發生扭曲都不會達到預期效果,因此加強相關監督機制，嚴格監管以保證其順利實施也就尤為重要，強有力的監管要做到內部監管和外部監管并進,企業在做好內部自我監管的基礎之上,應大力配合外部公共監管。[2]
(三)結合國有企業的實際情況，選擇法律健全、市場波動小的東道國進行投資
國有企業開展對外投資并進行對外投資管理時，將與東道國產生密切相關的聯系，這種聯系在市場環境上有著突出的體現。雖說在開展投資之前，國有企業會對東道國市場項目進行分析和評估，即使分析的結果是此項投資成功的可能性較大，但國有企業都一直都需要面對的一個變化的環境，包括市場、政策等的變化。因此，國有企業應進一步結合實際情況，選擇法律健全、市場波動小的東道國進行投資。西方法律制度較為健全，但是相對而言就是其對外來投資的限制也較多，在選擇東道國進行投資時，首要利用各種渠道，包括我國本國機構，對其法律法規進行了解，做充分的調查分析，并對相關應對政策做好規劃，雖然法律健全的國家有比較多的限制，但就風險性來說，法律比較健全的國家還是能規避不少風險，當爭端出現時，可以采用談判、司法訴訟、仲裁解決的方式來處理。[3]以這種方式，盡可能的減少東道國情況變化所產生的市場風險，有限防控這類風險對于國有企業的影響，使企業在開展對外投資時更加有底氣。
四、啟示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中國的國有企業開展對外投資的步伐也逐漸邁向新的臺階，當前，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參與到了對外投資中來。作為國有企業來說，地位比較特殊，其又好又快發展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堅實后盾。基于風險防控的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管理，簡單說就是需要在對外投資管理中時時刻刻注意風險防范的內容，實際上就是對國有企業開展對外投資活動中的各類風險進行防止和控制，在這個過程中，國有企業需要進一步開展對外投資管理，進一步降低對外投資的風險，為企業獲取利益。
參考文獻：
[1]唐彥昌.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管理中的問題分析[J].商場現代化,2013,20:123-124.
[2]張穎潔.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管理分析[J].現代商業,2015,12:56-59.
篇6
規范工作 緊貼服務 部門聯動
廣東省以產權改革為核心，推進國有經濟股份制改造，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使國有企業產權多元化發展。
一、全面部署，規范工作
廣東省檔案局把國有企業改制檔案處置納入了“十五”、“十一五”期間全省檔案事業計劃，并在每年的全省檔案工作計劃中把國有企業改制檔案處置工作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列入其中，全面部署處置工作的開展。2004年11月，省檔案局專門召開了省屬和中央駐穗企業資產與產權變動后檔案處置工作座談會，總結交流上一階段的經驗，布置下一步的工作。
為了使國有企業改制檔案處置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廣東省把改制企業檔案處置工作納入了地方檔案法規和相關政府規章。在1998年省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廣東省檔案管理規定》、2002年批準的《深圳經濟特區檔案與文件收集利用條例》和2003年批準的《珠海市檔案條例》中，都對國有企業資產或者產權變動檔案處置問題作了規定。2002年的《廣東省駐境外及港澳地區國有企業檔案管理辦法》還規定了國有境外企業產權變動檔案處置的原則，要求依法關閉、破產、拍賣的企業將有關檔案運回國內保管。
及時制定《國有企業資產與產權變動檔案處置暫行辦法》實施細則。1998年國家檔案局等四部門聯合《國有企業資產與產權變動檔案處置暫行辦法》后，省檔案局與有關部門聯合制發了《廣東省執行〈國有企業資產與產權變動檔案處置暫行辦法〉實施細則》，全省各市、縣（區）普遍轉發了省的《實施細則》，并結合本地區實際，制定了工作細則與實施方案，全面開展這項工作。
為了進一步規范全省國有企業資產與產權變動檔案處置工作，廣東省檔案局會同國資委、財政廳聯合印發《廣東省國有企業資產與產權變動檔案處置工作規程》，規定了國有企業資產與產權變動檔案處置基本流程、檔案流向的原則和相應范圍、應進館與不進館檔案的整理工作流程與標準、檔案交接工作的流程與標準、檔案銷毀工作的流程與標準，并附有一整套用表，為國有企業資產與產權變動檔案處置工作的開展提供了一個可操作性較強的依據和規范。
同時，廣東省各級各地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加大執法檢查力度，把國有企業改制檔案處置工作納入執法內容，通過執法檢查使國家與省相關的要求落到實處，推進國有企業改制檔案處置工作。
二、及時跟進，緊貼服務
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成立于1980年12月，是廣東省人民政府的全資直屬企業。1999年1月16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正式宣布廣東國投及其三家全資子公司因不能清償巨額到期債務而進入破產程序。這是我國首宗非銀行金融機構破產案，也是迄今為止全國法院受理涉及財產金額最大的破產案件。廣東省檔案局積極介入，及時跟進，于同月25日向省政府提交了《關于接收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檔案的請示》，提出了將廣東國投檔案接收進省檔案館的具體實施方案，得到了省政府的認可。其后，在長達8年的時間里，省檔案館每天派員到國司工作，以高度負責的態度和高效優質的服務，為廣東國投及其三家全資子公司的破產清算工作做出了突出貢獻，贏得了省政府清算組的好評，最終也將該公司2.57萬卷檔案全部順利接收進館。
2006年12月18日廣東發展銀行重組成功。根據協定由四大股東之一的花旗銀行牽頭重組后的銀行業務，行長由花旗銀行派任，外資銀行取得了對廣發行的領導權、控制權和具體的經營管理權。為了既嚴格遵守國家保密法規和產權變動企業檔案處置的有關要求，又方便銀行因業務銜接對檔案的大量查閱，廣東省檔案局于2007年1月派員到廣發行，會同省保密局和廣發行的有關負責人，商定了廣發行重組后檔案的處置方案，不僅履行了省檔案局作為檔案行政管理部門的職能，也樹立了中國檔案部門依法辦事、合理辦事、服務大局的良好形象。
篇7
貫徹落實《指導意見》，加大改革調整力度
熊大新介紹，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北京市國資委2008年工作的重點是圍繞著首都的功能定位，貫徹落實《關于推進北京市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健全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制，加大國有資產戰略性重組和布局調整的力度．具體將采取六方面舉措：
一是按照“資產重組、業務整合、體制改革、機制創新”原則，繼續完善合并式重組、吸收式重組和托管式重組等多種方式，探索調整重組工作的新路徑、新方式，促進國有資產加快向優勢行業、優勢企業、企業的主業集中，培育發展具有較強市場競爭力的大公司大集團。
二是鼓勵一級企業引進戰略投資者，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優化企業股權結構，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繼續深化二、三級企業的股份制改革。積極鼓勵非公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制，促進企業的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盡快升級換代。
三是積極支持企業上市、上市公司重組和再融資，拓寬融資渠道，改善企業的資產結構和融資結構。制定《關于推動企業上市和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的意見》，推動資產或主業資產優良的企業盡快實現整體上市，爭取國有資本的利益最大化。
四是按照《市國資委“十一五”期間劣勢國有企業退出規劃》要求，研究2008年退出計劃，提高國有資產整體質量。
五是研究設立專業化的國有資本經營平臺，運用市場化的方法，進行直接融資、收購債權、處置債務，全力支持國有資產處置、國有資本運作和國有企業改革發展保障體系的建設，實現國有資本投資效益的最大化。
六是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制定印發關于加強董事會建設的指導意見及相關配套辦法。健全防范化解風險的長效機制。
規范履行出資人職責，加強和改進國資監管
切實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力爭國資監管工作更符合出資人要求，更符合企業發展實際是國資委規范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具體體現。熊大新指出，2008年北京國資委加強和改進國資監管將圍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工作。
首先以健全制度和風險防控為重點，出臺《企業法律審核工作暫行規定》，指導企業修訂完善公司章程，加強以總法律顧問制度為基礎的企業法律風險防范體系建設，夯實監管基礎。
二是進一步細化分類考核，完善業績考核指標體系，優化業績考核辦法，全面實行任期考核，探索股權激勵等中長期激勵方式。修訂《北京國企業績考核薪酬管理辦法》，重點對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節能減排確定考核指標，促進發展方式的轉變。嚴格執行《企業重大經營決策失誤責任追究暫行辦法》，完善激勵約束機制，真正做到“強激勵、硬約束”。
三是結合國務院針對國有股全流通出臺的3個文件，充分利用市場機制，認真研究全流通后協議轉讓、無償劃轉、間接轉讓、大宗交易、市場減持五種方式的監管思路和審批程序，進一步做好國有資產的動態監測工作。繼續推進產權交易市場規范發展，完善進場交易制度，擴大進場交易范圍，創新競價方式，提高競價水平，規范國有產權管理。
四是進一步規范國有資本預算支出，著重支持符合發展規劃的重點行業、重點企業和重點品牌，支持國有企業技術創新。選擇試點企業試運行經營預算，探索深化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
五是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監事會制度，更加重視事前、事中監督，并整合監管資源，提高監督效率。
切實加強企業管理，促進國有企業又好又快發展
針對企業管理中暴露的問題和薄弱環節，采取切實有效措施，把重組改制與加強內部管理結合起來，鞏固和擴大調整重組的成果，促進企業科學發展，是國資委工作的最終目標。對此，熊大新提出將采取四項措施加以實現。
一是指導一級企業更加注重主業發展，堅持突出主業，集中力量發展主業。規范企業投資行為，合理分配各級企業的投資權限，對亂投資、亂擔保造成經濟損失的，要嚴格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切實提高集團管控能力。
二是進一步改革創新管理體制，國資委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國有資本預算、業績考核上鼓勵企業加大技術創新投入，督促企業結合自身實際，學習借鑒先進企業自主創新經驗，把自主創新觀念貫穿到企業各項工作之中。
三是指導企業提高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意識，率先落實有關加強節能工作和環境保護的政策措施，加大以節能減排為主要目標的技術改造和工藝革新，加快發展循環經濟，帶頭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企業。
篇8
甘肅省支持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專項資金管理辦法完整版全文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為實現用3年左右的時間基本完成國有企業的階段性改革任務，加強對支持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專項資金的管理，特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所指支持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專項資金(以下簡稱專項資金)，包括省財政安排的國有企業關閉破產補助資金、企業挖潛改造資金、中央下劃我省有色金屬企業所得稅留地方部分資金、省級企業國有資產收益用于支持企業改革發展的部分資金、省級集中的教育費附加等。
第三條專項資金的管理和使用遵循統籌兼顧、科學分配、強化管理、加強監督、確保實效的原則。
第四條專項資金的安排與使用，根據企業當年改革發展的需要調整資金使用方向，突出重點。
第二章資金籌措
第五條20xx到20xx年，省級通過調整支出結構、安排新增財力以及集中部分國有資產轉讓收益等辦法，3年籌集15億元資金，用于支持國有企業改革發展。
第六條各級地方政府也要籌集一定數量的資金，用于支持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第三章資金使用
第七條專項資金使用范圍：
(一)關閉破產補助資金主要用于支持經國家批準的國有企業(包括實行屬地化管理的原省屬企業)實施政策性破產;
(二)企業挖潛改造資金重點支持企業產業結構調整，技術進步，高、精、尖技術引進;
(三)有色企業當年上繳的企業所得稅留地方收入，重點用于解決中央下劃困難有色金屬企業的突出問題。
(四)省級企業國有資產收益、國有企業土地出讓金等資金的一部分，主要用于支持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實施政策性關閉破產，保障職工的基本生活，妥善分流安置富余人員，分離企業辦社會職能;
(五)教育費附加重點向企業辦社會職能傾斜，解決企業辦中小學的實際困難。第四章資金申請和撥付
第八條使用省屬企業關閉破產費用、有色金屬企業所得稅、國有資產收益等專項資金的企業，按要求向國資部門申報資金使用項目，經國資部門提出意見，財政部門審核確認，編制支出計劃，報省政府批準。
第九條使用企業挖潛改造、省級集中的教育費附加專項資金的，按現行有關規定申報和使用。
第十條支出計劃經省政府批準后，由省財政廳采用國庫集中支付的辦法直接支付。
第五章資金管理
第十一條籌措的專項資金必須納入財政統一管理，專款專用。
第十二條各專項資金的具體操作實施，嚴格按照《甘肅省國有資產收益管理暫行辦法》、《甘肅省省屬企業關閉破產費用使用與管理暫行辦法》、《甘肅省企業挖潛改造資金管理辦法》、《甘肅省中央下劃有色金屬企業所得稅資金管理使用辦法》執行(見附件)。省級集中的教育費附加的使用管理執行國家有關規定。
第六章監督、檢查和處罰
第十三條財政和有關部門要加強專項資金的使用管理，嚴格資金項目審批和審核，并定期進行檢查。
第十四條審計、監察機關應加強對專項資金使用和管理的審計、監督，規范資金使用行為。
第十五條財政部門對各資金使用單位的下列行為予以處罰：
(一)不按要求提供資金使用情況或審計、監察報告的，暫緩撥付資金;
(二)不按規定使用資金或擅自更改項目計劃的，給予通報批評，責令改正;情節嚴重的，調減資金總額或取消其申請資格;
(三)沒有按本辦法加強資金管理，健全內部控制制度或提供虛假資料，造成資金損失或浪費的，對直接責任人和主要負責人按國家有關行政法規進行處罰;情節嚴重、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門。
第十六條對截留、挪用、虛報冒領和侵占資金等違反本辦法規定行為的資金使用單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和國務院《關于違反財政法規處罰的暫行規定》及其他有關法律、法規進行處罰。
第七章附則
第十七條各地可根據管理辦法的要求，結合工作實際制定本地區支持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專項資金的具體管理辦法，報省財政廳備案。
第十八條本辦法由省財政廳負責解釋。
第十九條本辦法自之日起執行。
附件：1、《甘肅省企業國有資產收益管理暫行辦法》
2、《甘肅省省屬企業關閉破產費用使用與管理暫行辦法》
3、《甘肅省企業挖潛改造資金管理辦法》
4、《甘肅省中央下劃有色金屬企業所得稅資金管理使用辦法》
附件1：甘肅省企業國有資產收益管理暫行辦法
第一條為加強企業國有資產收益管理，維護國有資產所有者權益，增強政府宏觀調控能力，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金庫條例》，結合我省實際，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適用于占有、使用國有資產以及設置國有股權的省內各類地方企業或公司、各級政府授權的投資部門或機構(以下簡稱企業)。
第三條本辦法所稱國有資產收益具體包括：
(一)股份有限公司中國有股應分得的利潤;
(二)有限責任公司中國有資產按出資比例應分得的紅利;
(三)各級政府授權的投資部門或機構以國有資產投資形成的收益應上繳的部分;
(四)轉讓國有產權取得的收益;
(五)股份有限公司國有股股權轉讓收入(包括上市公司國有股權轉讓收入);
(六)有限責任公司國家出資轉讓的收入;
(七)其他非國有企業占用國有資產應上繳的收益;
(八)其他按規定應上繳的國有資產收益。
第四條國有資產收益的收繳工作由同級財政部門負責。
第五條財政部門收繳的國有資產收益按現行財政體制納入同級政府國有資產經營預算。
第六條國有資產收益使用國家預算收支科目中第40類國有資產經營收益預算科目。
第七條國有資產收益納入同級財政預算管理，繳入同級財政國庫。其中同級政府集中20%30%部分用于地方國有資本增量投入、調整產業結構、建立導向性投資基金、補充社會保障基金等方面，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專款專用。
第八條國有資產收益由同級人民政府統籌安排使用。國資部門或企業提出書面申請和資金使用明細清單，同級財政部門審核確認后經同級人民政府批準，按適當比例返還國資部門或企業。
第九條企業應在國有資產收益確定后的5日內，向同級國有資產收益收繳部門如實申報，10日內上繳入庫。
第十條上繳國有資產收益統一使用《非稅收入一般繳款書》。
第十一條按規定應上繳國有資產收益的企業，必須及時足額上繳，不得拖欠、挪用、截留、坐支。凡拖欠、挪用、截留和私分國有資產收益的，按照《關于違反財政法規處罰的規定》及實施細則的有關規定進行處理。
第十二條各級財政部門應依據有關規定，加強國有資產收益收繳和企業對收益資金使用的檢查、監督工作。
第十三條本辦法由省財政廳負責解釋。
第十四條本辦法自之日起執行。原有的管理辦法與本辦法不一致的，以本辦法為準。如國家出臺新的國有資產收益管理辦法，按新辦法執行。
附件2：甘肅省省屬企業關閉破產費用使用與管理暫行辦法
第一條為確保我省企業關閉破產工作的順利進行，規范省屬企業關閉破產費用的使用與管理，根據國家法律、法規及有關政策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適用于省屬關閉破產企業。
第三條破產費用的來源：
(一)企業資產變現收入;
(二)中央財政一次性補助資金;
(三)省財政補助資金;
(四)其他。
第四條破產費用使用原則：
(一)彌補經國家批準的政策性破產企業破產安置費用不足的缺口;
(二)保證破產企業及其職工隊伍的穩定，保障企業破產工作的順利進行;
(三)確保破產企業職工的安置;
(四)確保專款專用，嚴禁擠占、挪用。
第五條破產費用的使用范圍：
(一)經常性費用，包括16級工傷、工殘和職業病人員費用，撫恤人員費用和退養家屬工費用;
(二)清算費用，包括訴訟費、資產評估審計費用、清算組人員費用、清算期間維護費用、清算期間職工生活費;
(三)在職職工安置費用，包括全民職工一次性安置費、合同制職工經濟補償金、混崗集體職工經濟補償金、預留按政策規定提前退休人員養老保險費用及710級傷殘人員一次性補助金;
(四)移交設施補助費用，包括企業移交的學校、醫院、公安、供電、供水、供暖等生活和公用服務部門及離退休人員管理機構費用;
(五)社會保險費用，包括應繳基本養老保險費、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養老保險統籌外費用;
(六)拖欠的費用，包括拖欠的職工工資、社會保險費、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撫恤金、傷殘補助金、喪葬費等。
第六條破產費用的審核。
(一)中央下劃有色、煤炭、電子、軍工等企業按財政部《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對國有企業關閉破產費用預案審核操作規程》規定，由財政部駐甘專員辦預審后報財政部核批;
(二)省屬企業由省財政廳審核，并按國家有關規定審批。
第七條破產費用的撥付。
(一)由破產企業按主審法院要求成立的破產清算組編制破產費用支出明細表，統籌規劃使用破產費用;
(二)費用支出明細表及用款計劃由國資部門(控股公司)審查匯總后報省財政廳，經省財政審核后撥付破產費用;
(三)國資部門(控股公司)按照破產清算組的用款計劃，及時將破產費用撥付到指定的破產企業清算專用帳戶。
第八條省屬企業破產費用根據年度預算指標，編制支出計劃，報省政府批準。
第九條破產費用的管理及使用。
(一)破產清算組要設立破產費用專戶，專戶原則上應設在具體企業;
(二)建立健全申報、審批、使用管理辦法，嚴格執行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規范企業關閉破產操作;
(三)按照財政部《國有企業實行破產有關財務問題的暫行規定》和《國有企業實行破產有關會計處理問題暫行規定》進行財務處理和會計核算;
(四)清算組要嚴格按照確定的項目、范圍、標準及辦法及時、足額支付各項費用;
(五)清算組要定期編制清算期間的會計報告，報省財政廳等有關部門;
(六)企業破產終結后，按要求提交實施破產全過程的總結報告，上報省企業兼并破產協調小組及有關部門。
第十條破產費用使用情況的監督檢查。
(一)國資部門(控股公司)負責對撥付的破產費用使用情況進行監督檢查，省財政廳視情況委托中介機構、指定專人或由財政監督檢查部門不定期進行抽查;
(二)對于違規使用破產經費的企業，省財政將給予責令改正、調減或收回資金的處罰，情節嚴重的通過有關部門追究當事人的行政及法律責任。
第十一條本辦法由省財政廳負責解釋。
第十二條本辦法自之日起施行。
附件3：甘肅省企業挖潛改造資金管理辦法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為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加快企業技術進步步伐，有效發揮財政支持企業挖潛改造項目補助資金(以下簡稱補助資金)的導向和促進作用，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所稱企業挖潛改造項目是指企業為提高經濟效益、提高產品質量、增加花色品種、促進產品升級換代、擴大出口、降低成本、節約能耗、加強資源綜合利用和三廢治理、勞保安全等目的，采用先進的、適用的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新材料等對現有設施、生產工藝條件進行改造的項目和其他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技術改造項目。
第三條補助資金由省財政廳根據全省經濟發展和企業改革發展的需要在年度財政預算中專項安排，專款專用。
第四條專項資金的投放主要采取項目投資補助和貸款貼息兩種方式。對條件成熟的重大挖潛改造項目補助資金，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投標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采取招標或政府采購方式下達。
第二章安排原則及支持重點
第五條堅持質量、品種、效益、替代進口、擴大出口和防止重復建設的原則，引進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化。
第六條項目選擇堅持擇優扶強，突出重點，注重實效和國民待遇的原則，不分所有制和隸屬關系，擇優扶持重點企業和重點行業的骨干企業，以及各地具有一定規模或具有發展潛力、影響力的企業。
第七條申請補助資金的企業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一)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注冊，具有獨立法人資格;
(二)銀行開立基本帳戶;
(三)具有規定比例的自有資金，有一定數額的可抵押資產，有較好的財務核算基礎;
(四)為規模以上企業;
(五)重合同、守信用，有較高資信等級;
(六)資金主管部門認為必備的其他條件。
第八條資金支持的重點：
(一)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產品有市場、有競爭力、有效益，對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有帶動作用的項目;
(二)社會效益突出的節能降耗、綜合利用等重點示范項目;
(三)有利于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和企業信息化建設，明顯提高技術含量和技術水平的項目;
(四)有利于促進企業存量資產流動、實現資產重組和優化資源配置的項目;
(五)采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經濟效益好的項目;
(六)用于提高產品質量、發展壯大名牌產品的重點新產品開發項目;
(七)符合產業政策的重點合資項目;
(八)重點出口創匯項目及其他需要扶持的項目。第三章申報程序及要求
第九條凡符合資金安排原則及支持重點條件的項目，市(州、地)屬、縣(市、區)屬企業由所在市、州、地主管部門或財政部門對申請報告進行初審，并在規定時間內，將匯總報告及所附相關文本上報省級主管部門，同時抄報省財政廳;屬于財政安排資金的項目，直接上報省財政廳。省屬企業須通過主管部門上報。無主管部門的，企業可直接將申請報送安排資金的部門。
第十條項目申請報告的內容主要包括：
(一)項目內容介紹;
(二)主要技術經濟指標;
(三)項目預算及資金來源;
(四)資金支持方式;
(五)貼息項目附貸款合同或支付利息憑據;
(六)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
(七)企業營業執照復印件;
(八)相關證書等其他附件等。第四章項目確定及資金下達
第十一條相關主管部門會同省財政廳對申報材料進行形式審查后，按《甘肅省財政專項資金項目評審專家管理辦法》，在專家庫中隨機抽取相關領域專家若干名，對所申報項目進行評審，根據評審結果，確定初選項目。
第十二條初選項目根據資金預算經相關主管部門會同省財政廳進行綜合平衡后，下達補助(貼息)計劃。
第十三條補助資金按規定程序辦理劃撥手續，并及時足額撥付到項目承擔單位。省屬企業直接或由主管部門集中向省財政廳申請撥款。市、州、地所屬單位的項目資金，由省財政廳統一劃轉地方財政部門。省級企業主管部門和地方財政部門在收到款項后1個月內將資金劃撥到項目承擔單位。
第五章資金管理及監督檢查
第十四條項目承擔單位收到投資補助資金，要按國家有關規定計入企業資本公積金。貼息資金相應沖減企業財務費用。
第十五條自資金下達之日起至項目竣工驗收后2年內，項目單位應于每年底10日前向省財政廳和其他相關主管部門上報補助(貼息)資金使用情況的說明。
第十六條省財政廳和其他相關主管部門對項目執行情況直接或委托中介機構進行監督檢查，并對項目完成情況、資金使用效益等績效做出評估，作為今后是否繼續支持的依據。
第十七條補助資金應全部用于項目挖潛改造，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截留、擠占和挪用。違反規定的，按有關規定處理;情節嚴重，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機關處理。
第六章附則
第十八條本辦法由省財政廳負責解釋。
第十九條本辦法自之日起執行。以前所發文件凡與本辦法有抵觸的，以本辦法為準。
附件4：甘肅省中央下劃有色金屬企業所得稅資金管理使用辦法
第一條為進一步推動和深化我省中央下劃有色金屬企業改革發展，加強和規范我省中央下劃有色金屬企業所得稅留地方收入資金的管理使用，根據《國務院關于調整中央所屬有色金屬企事業單位管理體制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發〔20xx〕17號)規定，按照省政府的要求，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所涉及中央下劃有色金屬企事業單位，是根據《國務院關于調整中央所屬有色金屬企事業單位管理體制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發〔20xx〕17號)下放我省管理的原中央所屬企事業單位，具體包括金川有色金屬公司、白銀有色金屬公司(含白銀鋁廠)、蘭州鋁廠(含西北鋁加工廠)、蘭州連城鋁廠、甘肅稀土公司、西北有色冶金機械廠和西北礦冶研究院等15戶企事業單位(以下簡稱有色金屬企業)。
第三條有色金屬企業實現的所得稅留地方收入資金的使用應堅持實事求是、量入為出的原則。
第四條有色金屬企業所得稅留地方收入資金(以下簡稱資金)主要用于解決中央下劃困難有色金屬企業的突出問題、企業分離辦社會職能、重點技改項目及省政府確定的有關事項。
第五條資金從有色金屬企業當年上繳的企業所得稅留地方收入中安排，20xx20xx年每年3000萬元。如有其他情況，經省政府批準，可另行處理。
第六條有色金屬企業可根據資金使用要求向國資部門申報資金使用項目，國資部門、省財政廳進行審核立項后，編制支出計劃，報省政府批準。
第七條支出計劃經省政府批準后，由省財政廳負責資金的撥付，對資金的使用情況進行監督、檢查。
第八條有色金屬企業用于生產經營的資金應列為國家資本金。
第九條使用資金的有色金屬企業必須以書面形式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國資部門和省財政廳匯報資金的使用情況。
第十條有色金屬企業必須嚴格按照省政府批準的項目使用資金，不得挪作他用。如違反規定，省財政廳將給予責令改正、調減或收回資金的處罰。
第十一條本辦法由省財政廳負責解釋。
第十二條本辦法自之日起執行，以前下發的有關規定凡與本辦法有抵觸的，以本辦法為準。
甘肅省人民政府辦公廳20xx年10月12日印發
專項資金基本定義所謂專項資金，是國家或有關部門或上級部門下撥的具有專門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資金。這種資金都會要求進行單獨核算，專款專用，不能挪作他用。在當前各種制度和規定中，專項資金有著不同的名稱，如專項支出、項目支出、專款等，并且在包括的具體內容上也有一定的差別。但從總體看，其含義又是基本一致的。一般來說專項資金是指財政部門或上級單位撥給行政事業單位，用于完成專項工作或工程，并需要單獨報帳結算的資金。
篇9
關鍵詞：國有企業；資金管控；資金管理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2-00-01
隨著我國國有企業不斷發展，規模不斷壯大，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國有企業逐步向國有企業化、國際化方向發展，如何加強資金管控成為企業管理的重點。在管理模式上，通過動態上保持良好的造血功能機制，靜態上做好企業的財務計劃，合理安排資金調度，避免因短貸長投帶來的資金周轉壓力，實現“動態中求平衡，平衡中求發展”。同時，以資金網絡控制系統為載體的資金集中管理模式可以有效解決國有企業財務集權和分權管理的矛盾，提高資金集中管理的運行效率和質量，有效地整合了國有企業的財務資源，為國有企業的財務經營決策提供及時、真實、可靠的財務信息。
一、當前國有企業資金管控中存在的問題
1.國有企業由于規模比較大，一般內部下設多級法人，其分支機構在地域分布上的分散性，資金不能集中控制與合理調配。一方面資金大量分散沉淀在眾多商業銀行；而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內部各分支機構在資金運用上存在很大缺口，被迫向當地銀行大量貸款，在財務管理方面的體現就是國有企業內部銀行存款和貸款大量并存，內部資金使用效率低下，財務費用居高不下。各個子公司之間缺乏交流，資金管理往往是事后的、靜態的，國有企業內部沒能形成高度集中的資金管理控制系統，缺乏統一規范的財務資金調控制度，沒有統一的信息平臺，信息傳遞渠道不暢，財務數據、資金結算、投融資管理集中不起來，致使國有企業決策者難以及時準確全面掌握生產經營相關信息，無法實施有效的管理、監督和控制。
2.投資不當，將資金投向失誤的風險，偏離國有企業的目標，資金貿然投向不可行、不成熟、陳舊和將要淘汰的項目，投向市場上滯銷、落后的產品上，投資回報未卜而大量占壓資金，難以維持收支平衡，導致財務危機；投資規模過大的風險，投資前景不明，資金投放失控、規模過大，出現規模不經濟，造成負債經營的負債率過高，出現沉重的債務負擔，壓垮財務；投資時機不當的風險，投資背時、貽誤商機，資金的時間價值遭貶，直接影響投資報酬率；投資收益背離的風險，實際投資收益達不到預期要求，危及國有企業整體目標實現的期望值。
3.債權債務管理不到位，受長期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國有企業對現代企業制度認識不夠深入，在資金管理上缺乏科學性，債權債務上呆、壞、死賬多，金額大、形成原因復雜，歷史遺留問題較多，解決難度大，賒賬長期處于高位運行，嚴重影響著企業資金的周轉，導致財務陷入困境。雖然自2012年以來我國加大了社會誠信體系建設，但對應收賬款還缺乏有效的信用管理制度性約束，進而導致企業信用政策缺乏科學依據，未能有效運用。
4.管理人員、財務人員金融、投資、證券等專業知識、專業技能缺乏，理財觀念滯后、理財方法落后，缺乏掌握知識的主動性，缺乏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這一切與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相距甚遠，嚴重妨礙了信息化、知識化理財的進程。財務管理水平的提升速度明顯滯后于國有企業的發展速度，成為國有企業發展和提高綜合競爭力的障礙。
二、如何優化國有企業資金管理
1.放大思維，拓寬融資渠道獲取資金，優化資金籌措的方法的組合：（1）利用交易信用方式；（2）獲取銀行短期融資；（3）發行商業本票；（4）出售交易票據；（5）應收票據貼現；（6）吸收社會游資；（7）獲得供銷商的特別融資；（8）客戶預付貨款；（9）財政資金；（10）申請專案貸款。以及財政資金、鼓勵私人投資、風險投資、租賃融資、金融租賃等。通過多種資金組合，不但可以拓寬國有企業的資金來源，而且可以通過優化長短期時間以及籌集資金的渠道，不但可以降低資金的成本而且可以有效控制資金的風險。企業無論選擇哪一種籌資渠道，都應兼顧資金來源屬性，同時加強對資金風險的有效控制能力，擺正自己在融資活動中的位置，保持良好信譽，依法保障出資者的合法權益，以增加出資者對企業的信任度，從而減少籌資的困難。
2.強化子公司流動資金管理，盤活資產，加速應收賬款管理，優化資產結構，解決資產占用上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充分發揮自有資金作用，是優化籌資的最基礎工作。創新物資管理，提高物資采購、儲備環節資金運行效率，利用電子商務打破時空界限，以信息化為前提，建立虛擬國有企業，及時準確掌握各供應方庫存，實現信息流、物流、資金流的高效運轉，有效地降低采購成本，提高資金運行效率，能夠做到一分錢辦幾分錢的事。創新作業過程管理，減少資金占用，加速資金周轉，提高作業過程資金運行效率。企業中普遍存在現場管理亂，庫存較多，質量管理不精細，成本高，交貨時間長等現象。現代作業管理采取準時生產方式、持續地降低在制品庫存，實現生產同步化，推行標準化作業，提高生產系統的柔性。重點放在提高生產能力的利用率，壓縮庫存占用上，縮短交貨期，會大大地提高企業競爭地位，加速資金周轉，從而帶來巨大的經濟效應。創新營銷管理，加速資金回籠，以誠信為基礎，以顧客忠誠為紐帶，建立同盟合作資金，降低經營風險，確保資金按期回籠。把顧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公司努力通過市場信息，盡最大的可能了解顧客的需要、需求、偏好、購買方式，并利用該信息指導所有決策。
3.打造資金風險控制體系。對國有企業實行資金統一管理，必須注重風險防范，加強監管，逐級落實資金風險防范責任制。從完善資金管理的制度建設入手，制定《資金管理辦法》、《信貸管理細則》、《擔保管理細則》、等一系列資金管理規章制度，為資金風險控制提供了操作依據和制度保障。落實資金風險控制責任。由主要負責人親自掛帥，專門落實國有企業資金風險控制工作，層層審批國有企業各項貸款、擔保等重大資金事項，從業務流程的每個環節對風險進行預控。資金管理和風險控制納入到了集體領導、民主決策的制度化軌道。嚴格控制非生產經營性資金的對外支付。各單位的對外支付非生產經營性資金，必須經過國有企業主要領導的審批。同時加強企業管理者資金管理的意識，不斷規范企業的資金管理行為，樹立現金為王的思想，不斷提高企業資金管理的主動性。
參考文獻：
[1]王艷.國有企業企業資金集中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J].中國高新技術企業，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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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6年我國的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包括國有、集體、股份、外資、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總數一共有五十萬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業有7057家，占總數的1。3％，中型企業有16870家，占總數的3。3％，小型企業有482518家，占總數的95。3％。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同其它所有制類型企業的規模結構相比較，具有明顯的趨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共有86982家，僅占全國工業企業總數的17％，其中大型企業有4946家，占我國全部大型工業企業總數的70％，中型企業有10817家，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總數的64％，小型企業有71219家，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總數的14％。由此可見，國有企業的大中型企業，同其他所有制類型的企業比較，具有明顯的規模優勢，構成了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主體，是我國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主導力量。
從工業產值方面進行考察，1996年，我國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總產值為27289億元，占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總產值的43％，其中國有大型企業的總產值為17282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27。5％，占我國全部大型企業總產值的69％，國有中型企業的總產值為5227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8。3％，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總產值的54％，國有小型企業的總產值為4779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7。6％，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總產值的16。7％。1996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所創造的增加值為8742億元，占我國全部工業企業創造增加值的48％，其中國有大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工業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76％，國有中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57。8％，國有小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17。6％。我國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重要地位，不僅體現為在我國工業產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為明顯地體現在創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職工工資、社會福利、資本積累和上繳利稅等，國有工業企業創造的增加值比重，明顯超過其創造的產值比重，不僅體現了國有企業對全社會的巨大貢獻，而且也體現了具有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相比之下，我國集體工業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國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30％和28％，股份制經濟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5。2％和％5。2％，外商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19。49％和8。5％，港澳臺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業的創造增加值比重，與產值比重大體持平之外，集體、外商和港澳臺企業的創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顯低于其產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據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的統計數據，我們可以對不同所有制類型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進行比較分析。1995年，國有大型工業企業的數量，占全國大型企業的比重為73％，三資大型企業所占比重為11％，集體大型企業所占的比重為8。2％，其中鄉鎮大型企業所占比重為3。3％；國有中型工業企業的數量，占全國中型企業的比重為66％，三資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7。8％，集體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21％，其中鄉鎮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8。5％；國有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61％和69％，中型企業分別占20％和16％，小型企業分別占18％和14％；三資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27％和32％，中型企業分別占9。6％和8。7％，小型企業分別占63％和58％；集體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6。2和6。3％，中型企業分別占13。6％和12。7％，小型企業分別占80％和81％；鄉鎮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4。6％和4。8％，中型企業分別占10。4％和9。9％，小型企業分別占85％和85％。從上述數據中可看出，國有企業的生產集中程度和規模經濟水平，遠遠高于其它所有制類型的企業，體現了國有企業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集體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較低，主要因大批鄉鎮企業的平均生產規模較小，城鎮集體企業的平均規模高于鄉鎮集體企業，三資企業的平均規模則介于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之間。②
二、“二元”分化趨勢及負面影響
盡管我國的國有企業的大中型企業，構成了國民經濟的主體和中堅力量，但是，其規模經濟水平和生產集中程度，同西方工業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著很大差距。英、美等國國實現工業化過程中，一般呈現企業規模大型化和生產集中化的趨勢，但是，近年來，我國出現了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趨向小型化，生產集中程度趨向分散化的態勢。這種趨勢的形成有許多的經濟原因，其中包括鄉鎮、私人、三資企業的迅猛增長，國有企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特別令人擔憂的是，從93年以來，隨著國有企業所占的經濟比重不斷萎縮，工業規模結構小型化和生產分散化的趨勢加劇，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均面臨嚴重困難，其它各類企業的虧損面也呈擴大趨勢，私人、鄉鎮、三資企業集中進入的產業，多屬于所需投資較少和企業規模較小的領域，特別是生產過剩的輕紡、家電制造行業，從而加劇了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的不合理，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必然產生嚴重的社會負效應，包括企業經營困難和虧損狀況不斷惡化，職工下崗大幅度增長影響社會穩定，銀行債權和政府稅源遭受重大損失，等等。因此，對于企業的規模結構與所有制結構的變遷，及其對社會經濟效益的種種影響，我們有必要深入研究來龍去脈以及治理對策。
解放前，我國的私人企業的資本積累速度很慢，難以充分利用規模經濟加速工業化進程。期間，我國利用公有制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優勢，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規模工業企業，大大提高了許多行業的生產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八十年代，我國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結構調整政策，鄉鎮、個體和外資企業迅速增長，工業的規模結構開始呈現小型化趨勢。我國大中型企業在工業產值中的比重，從1971年的51％，逐漸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認為上述趨勢不符合西方工業化的一般規律，應該采取組建大企業集團等措施加以糾正。實際上，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上述規模結構小型化的趨勢。我國的工業化過程明顯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工業化早期，私人企業的特點是規模小而生產分散，經歷了數百年的漫長工業化歷程，企業規模和生產集中才達到很高的程度。我國通過計劃經濟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業，有利于利用規模經濟加快工業化的進程，但是，社會資源利用過于集中于少數大企業，不利于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發展經濟，因此，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調整輕、重工業的比例關系。八十年代，我國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趨向小型化的同時，各類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仍不斷擴大，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數量也迅速增長，從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業的數量增長了1。96倍，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數量增長了1。29倍；化工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26倍，機械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2。34倍，建材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46倍，紡織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國工業結構規模的小型化，并未對國有企業的發展造成太大影響，無論從固定資產、銷售收入或實現利稅來看，國有工業仍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從1980至1988年間，國有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增長了134％，企業平均固定資產規模增長了102％，國有企業的銷售收入增長了172％，企業平均銷售規模增長了133％，國有企業創造的利稅總額增長了95％，企業創造的平均利稅規模增長了69％。八十年代，政府對鄉鎮、三資企業實行了優惠政策，包括“三減兩免”的稅收優惠和定價、投資等方面的自，鄉鎮、三資企業的競爭能力相對較強，其增長速度也明顯高于國有企業，因此，許多人認為國有企業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不全面的。國有企業的基數遠遠超過鄉鎮和外資企業，因此增長速度略低于其它類型企業是自然的，正如中國國有企業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西方企業，人們往往將其歸于基數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國有企業不僅產值和利稅增長較快，而且虧損也保持在較低水平上，虧損額同利潤額的比例長期低于10％。1991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56％，國有企業職工人均創造的利稅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158％，國有企業職工人均上交利稅費總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220％。由于企業承擔稅收負擔的微小差別，就能對激烈的市場競爭狀況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國有企業在稅負非常不平等的條件下，其銷售收入和實現利潤仍能大幅度增長，技術水平和全員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不僅為職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會保障，而且從未發生過職工下崗和停發工資現象，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率保持很低的水平，這說明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實際上很好，僅僅因不平等競爭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絕不應理解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并未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造成很大影響，是因為盡管規模結構出現了“二元”分化，仍然較好協調了各類企業之間的關系。由于我國的經濟改革采取了漸進方式，逐步擴大市場調節的范圍的同時，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計劃調節，因此，國民經濟始終保持了均衡的順利發展，從未出現重大的經濟比例失調現象，從宏觀上保證了各類企業的良好經濟效益。我國堅持了公有制企業的主體地位，政府容易協調國有、集體企業之間的關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預緩解彼此矛盾，國有、集體企業職工的分配比較平等，職工收入增長保證了旺盛的市場需求，彩電、冰箱等消費品行業雖超高速增長，89年宏觀緊縮之前從未出現過滯銷。八十年代，我國還實行了“有保護的漸進式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時規定外銷比例出讓市場很少，87年三資企業占工業產值的比重不到2％，適度競爭沒有沖擊國內的民族工業企業，反而通過示范效應激發了國有企業的活力。當然，我國整體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對國有企業的效益也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主要是鄉鎮中小型企業的數量增長過快，僅鄉辦企業就從77年的13萬家，迅猛增長到87年的24萬家，遠遠超過了國有企業數量的增長速度。鄉鎮企業集中進入盈利高的制造行業，導致了這些行業出現了市場過度競爭。例如，87年以前紡織行業的經濟效益很好，86年行業資金利稅率為22％，超過了20。4％的工業平均利稅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為19％，略低于20。5的工業平均資金利稅率，90年代在生產過剩和產品積壓的情況下，各地仍在不斷創辦新的紡織企業，盡管許多中小企業利用淘汰的落后設備，仍能利用稅收優惠和地方保護主義生存，最終導致了紡織行業全行業的嚴重虧損。
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工業的規模結構的變化趨勢，具有更為明顯的“二元”分化特征。從整體工業來看，企業的規模結構更為趨向小型化，生產集中程度更為趨向分散化。這一時期我國整體工業規模結構的變遷，同工業企業所有制結構變化有密切關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步伐大大加快，個體私營經濟和外商獨資獲得了高速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1991年個體私營工業企業所占比重為4。8％，1995年迅猛增長到了15％，外商及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的比重，也從為91年的不足5％增長為95年的13。2％，國有企業所占的工業比重則從1991年的56％，下降為1995年的32％，集體企業所占的工業比重變化不大，僅從91年的33％增長為95年的35％。1995年，個體私營工業企業的數量為568萬家，占全部工業企業數量的78％，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的數量分別占19％和1。2％，但是，國有企業的的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132倍，相當于集體企業的12倍，集體企業的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11倍。八十年代，我國的工業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的特點，是國有、集體等公有制企業占絕對優勢，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微不足道，從92年以來，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迅速下降，而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則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業產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個體私有企業的平均規模大大小于國有企業，從而加劇了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④
90年代，隨著工業規模結構“二元”分化的加劇，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出現了大幅度下降，特別令人擔憂的是，90年代國有企業面臨經營困難的性質，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較大改變。80年代初，由于“”和“洋躍進”造成的困難，國有企業的虧損面曾經高達20％，但是，通過改革搞活和結構調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為9％，88年為10％，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虧損率比較低，即虧損總額占利潤總額的比重較低，82年虧損率僅為7％，85年為4％，88年為8％。1988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為891億元，達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水平，而虧損額僅為81億元。90年代以來，隨著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以及國有企業所占工業產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導致了國家宏觀調控能力的下降，許多行業生產過剩和重復建設的狀況加劇，對國有企業的效益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其它各類工業企業也出現了效益滑坡。1995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665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167億元，下降幅度達到20％，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639億元，，比較上一年上升了157億元，上升幅度達到32％。1996，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總額為412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253億元，下降幅度達到38％，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790億元，比較上一年增加了151億元，上升幅度達到23％，甚至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利潤與虧損相抵凈虧損378億元，國有工業企業的利稅總額，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額達到137億元。當前國有企業面臨的緊迫問題，已不是80年代的相對活力不足，而是大規模破產的嚴峻生存威脅。1996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比較1988年下降了64％，虧損總額卻比88年上升了9。7倍，虧損面比88年上升了358％，虧損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為令人擔心的是，盡管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業改制，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繼續呈現不斷惡化的跡象。1998年，在國內景氣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國有工業企業的經濟效益，進一步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預算內國有工業的實現利潤為負112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虧損總額為339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國有工業企業的上繳稅金也首次出現下降，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盡管從國有企業創造的凈產值率和利稅率來看，國有企業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營、鄉鎮和三資企業，但是，倘若國有企業的嚴重虧損狀況持續下去，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環境中，不可避免將面臨大規模破產的生存威脅。⑤
為何80年代工業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沒有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造成很大影響，而90年代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卻出現大幅度滑坡呢？關鍵問題是“二元”結構的實質內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現了較大的變化。80年代，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鄉集體工業企業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鄉集體企業仍然屬于公有制企業，能夠利用公有產權的規模優勢和政府扶植，同時必須接受政府的監督和政策指導，因此，政府比較容易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協調“二元”結構利益矛盾和分工關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紡織工業同鄉鎮紡織工業，出現了爭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矛盾，后來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較好協調了兩者之間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證了80年代我國紡織工業獲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以經營責任制的創新為主，重新明確界定國有與企業的責、權、利關系，重點放在調動社會各方面特別是職工的積極性，有效促進了生產力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業產權改革則通過長期試點逐漸積累經驗，避免因產權關系急劇變遷引起經營秩序混亂。八十年代，我國對外開放非常注意保護民族工業，引進外資大多采取合資、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監督管理數量較少的合資企業，因此，合資企業不僅沒有對民族工業造成沖擊，而且還通過示范效應傳播了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國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結合較好，我國工業企業的“二元”規模結構，沒有影響國民經濟的有比例協調發展，輕紡、冶金、機械、電子等行業均順利發展，國有、集體和中外合資企業均呈現高速增長，各個社會階層的收入和購買力也不斷提高。92年以來，我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熱潮中，沒有正確總結80年代改革的成功經驗，出現了忽視市場調節盲目性弊病的傾向，甚至出現了泡沫經濟的投機過熱現象，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關系的失調，消耗和浪費了大量社會資源，必然引起企業經濟效益惡化的連鎖反應。80年代初輕紡消費品工業落后的情況下，工業規模的小型化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后來輕紡工業經過高速發展市場接近飽和，需要進行產業調整和加強經濟基礎領域，促進經濟協調發展以彌補泡沫經濟損失，矯正泡沫經濟過熱造成的嚴重經濟失衡，但是，國有經濟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難以采取有力措施矯正比例關系失調。從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個體私營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3倍，外商和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5倍，政府難以對私營和外商企業進行有效監管，也難以協調各類企業之間的分工和利益關系，私營、外商企業不愿進入投資大的基礎產業，大量進入80年代末市場接近飽和的加工行業，特別是紡織、輕工、家電等消費品制造行業，大大加劇了重復投資和生產過剩現象，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市場均陷入疲軟，工業規模結構和經濟效益也不斷惡化，企業破產和職工下崗現象日趨嚴重，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也顯著擴大。許多人認為私營、外資企業的產權明晰而且效率高，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是不全面的，盡管國有企業的效益水平確實比以前顯著惡化，但是，其單位產值創造的增加值和利稅總額，仍然大大高于私營、鄉鎮和外資企業，如根據95年工業普查的統計，國有企業單位產值創造的全部稅金，超過集體工業企業150％，超過私營工業企業330％，超過外商及港澳臺資工業企業160％。
九十年代以來，個體私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迅速上升，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卻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業規模結構小型化和生產分散化，倘若國有企業因嚴重虧損出現大規模破產，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將極大加劇。如上所述，國有企業構成了我國大中型企業的主體，占全國大中型企業占60％至70％，包括小企業的國有企業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一百多倍，不僅技術裝備和管理水平更為先進，對職工、財政和社會的貢獻也更大。近年來，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辦法扭轉國有企業困境，紛紛廉價出售和拍賣困難國有企業，甚至從出售小型企業發展到中型企業，但是，這種辦法并未扭轉國有企業的嚴重困境，反而導致了國有企業效益的進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業規模結構“二元”分化加劇，個體私營和港澳臺資企業的規模較小，不愿意進入投資大的基礎工業領域，特別是建設周期長的社會基礎設施，集中進入生產嚴重過剩的加工工業，加劇了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不合理，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具有巨大規模，能夠不惜代價甚至忍受長期虧損，全面爭奪我國關鍵產業的市場控制權，采取先合資后控股的辦法收購國有企業，這樣國有企業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夾擊，無論是中低檔消費品和高科技產品，國有企業擁有的市場份額都急劇萎縮，加上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營和外資企業的稅負遠遠低于國有企業，上述因素造成了國有企業效益進一步惡化，反過來加劇了“二元”分化和經濟惡性循環。80年代我國改革符合“三個有利于”的原則，促進了社會各階層收入的不斷增長，但近年來，卻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三個不利于”現象，大批工廠設備閑置和職工紛紛下崗，97年城鎮居民中有40％出現收入下降，社會財產和收入差距出現了顯著擴大。隨著企業規模和所有制結構的“二元”分化，私營、外資企業的比重會進一步上升，私營、外資企業普遍采取各種途徑逃避稅收，大批地下經營的私營企業根本不交納稅收，政府進行稅收監管的難度大、成本高，從而可能造成政府財政稅收滑坡或增長緩慢，重蹈俄羅斯改革失敗觸發財政危機的覆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數據，俄羅斯的國有企業推行大規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業陷入虧損，有25％的私有化企業實際已經破產，80％以上的私有化企業有嚴重逃稅的行為，還有相當多地下經營的私營企業從來不納稅，97年企業上繳稅收不到財政預算一半，俄政府因稅源萎縮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甚至軍隊發工資也需依靠舉借高利息外債，正成為醞釀一場新的金融風暴的發源地。當前，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國有企業面臨的嚴峻形勢，以及即將產生的一系列社會經濟負面影響，包括導致產業結構和企業規模結構的惡化，加劇宏觀經濟波動和政府調控困難，社會收入和財產分配趨向兩極分化，國家稅收減少和銀行貸款壞帳增長，等等。
三、協調“二元”結構關系有效改善經濟效益
近年來，我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國有企業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業改制、破產兼產、產權重組等等，在推動企業走向市場方面取得了積極效果，但是，從整體上來看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并未緩解，而且效益滑坡趨勢還有繼續惡化的跡象。國有企業實行“抓大放小”的戰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關系經濟命脈的大中型企業，同時對數量眾多的小型企業放開經營，實行多種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組、出售、承包等等。“抓大放小”改革已經實施了多年，促進了許多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競爭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無論國有大中型企業或小型企業，經濟效益依然持續下降，98年實現利潤甚至出現了大幅度滑坡。許多人認為對國有小企業放開經營，就能像鄉鎮、三資企業一樣具有競爭活力，實際上鄉鎮、三資企業的相對競爭活力，也來自國有企業為保證經濟協調發展所作的貢獻，包括服從了政府的計劃調節和產業政策，上繳大量財政稅收和承擔各種社會義務等等，當前我國面臨著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需求萎縮，“二元”結構加劇了比例失調和生產過剩，這種情況下不應簡單強調依靠市場調節，放開經營和推向市場并不能搞活國有企業，反而可能導致企業效益和社會失業進一步惡化。長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形成了復雜的分工合作關系，大型企業需要依靠眾多中小企業進行配套生產，國有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系遠遠超過其它類型企業，這樣有利于協調利益關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單純抓少數大企業不利于整體上搞活國有企業，倘若國有小企業因銷路不暢而被迫轉產或出售，經濟擴張時期大中型企業會失去合作伙伴，因無法組織配套生產喪失市場或被迫重新建廠。一些地方出現了大中型企業被政府管的“過死”，而小型企業卻過于“放任自流”的傾向。八十年代大多數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一直良好，這說明國有企業的數量多并非是困難原因，政府的適當監督和計劃協調有利于企業經營，關鍵是明確界定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責權利關系，協調不同規模國有企業的分工關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隨著市場變化和企業經驗積累逐漸調整，防止政府對企業的“過多干預”或“放任自流”。
許多國有大中型企業通過實行股份制改造，廣泛籌集社會資金加快技術改造，促進轉換經營機制和提高經濟效益，特別是擴大了企業利用規模經濟的水平，但是，這種改革形式要求企業具有良好效益，否則難以吸收廣泛來源的社會資金，許多地方紛紛對困難企業進行“包裝上市”，這種辦法欺騙了股民必然影響社會穩定。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也進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資產負債率，但是，這種改革形式的適用范圍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資一般僅適合效益良好的企業，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顯改善國有企業困難，一些企業甚至還要求退出改革試點。許多國有小型企業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籌集資金和調動職工積極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體操作辦法往往很不規范，甚至以剝奪勞動權利來威脅強迫職工入股，有些企業通過籌集資金暫時緩解了經營困難，但是，后來因經營不善或市場疲軟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職工的長期積蓄也因此遭受了損失。近年來各地雖然采取了上述多種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惡化，于是各地紛紛出現了嚴重的“破產逃債”現象，甚至廉價拍賣或直接贈送盈利的國有企業。企業破產雖然有“優勝劣汰”的積極作用，但是，也會產生相當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市場疲軟時會引起強烈的反應，加劇社會失業困難和市場需求萎縮，甚至引起連鎖破產風潮和銀行信用危機。更為令人擔心的是，盡管我國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連年出現了進一步滑坡，1996年國有企業的實現利潤為412億元，不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虧損額為790億元，不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1996年國有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率，分別比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國有企業效益滑坡幅度更為令人驚訝，實現利潤本身竟變成了負112億元，比較97年同期下降了433％，虧損額為399億元，比較97年同期增長了40％，均出現了建國以來最嚴峻的困難形勢。實際上，國有企業的困難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來企業經營困難也不限于國有企業，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現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觀經濟和東南亞危機的影響，滬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經營業績都普遍明顯下滑，許多地方的鄉鎮企業也都面臨嚴重的經營困難，但是，由于統計不嚴格和浮夸掩蓋了問題嚴重性，沿海某些地區的私營企業和鄉鎮企業，受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出口市場萎縮的沖擊，甚至出現了60％至80％的大面積虧損，但因擔心債主追債或維護商譽不敢聲張。倘若我們繼續將國有企業困難歸罪于所有制原因，認為放開經營或企業改制就能夠解決問題，很可能因判斷失誤耽誤采取政策措施，及時化解國有企業和其它類型企業的經營困難，導致企業效益加速惡化和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甚至重蹈俄羅斯改革失敗爆發金融危機的覆轍。
倘若我們未能及時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對策，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繼續持續下去，各地繼續推行“破產逃債”和“廉價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將進一步下降，導致生產過剩和市場萎縮不斷繼續惡化，企業虧損和社會失業的狀況將更趨嚴重，甚至形成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強烈的連鎖負面效應：
1）社會收入和財產分配趨向兩極分化，導致社會購買力下降和市場需求萎縮，97年城鎮居民中有40％出現收入下降，消費品和生產資料市場均出現生產過剩，全國的產品庫存積壓高達三萬億元，各類企業虧損和職工下崗狀況更趨嚴重，職工下崗人數比上一年增長了40％，許多地方私營、三資企業也大面積虧損。
2）我國銀行的主要貸款對象是國有企業，隨著國有企業效益滑坡導致銀行壞帳猛增，貸款總額中大約20％成為了呆賬，銀行為避免壞帳被迫縮小貸款規模，進一步加重了企業資金困難和虧損狀況，一旦銀行因壞帳積累出現了信用危機，廣大人民和各類企業的存款都會遭受損失，股票市場也會因經濟形勢惡化出現崩潰，甚至導致國民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之中。
3）我國國有企業單位產值上繳的財政稅收，相當于私營、外資企業的兩、三倍，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長期持續下去，國家財政的比重甚至稅收的絕對規模，都有可能因稅源減少出現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國的工商稅收下降了2％，國有企業效益長期滑坡將會觸發財政危機，政府、軍隊和科教人員將失去工資保證，甚至導致事業單位的大批職工被迫下崗。
4）倘若我們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國有企業，私營、外資企業崛起形成的“二元”規模結構，將會導致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類似于我國解放前和許多不發達國家的情形，私營企業的規模水平遠低于國有企業，更加難以同西方大跨國公司的進行競爭，外國資本控制國內盈利高的正規產業部門，私人資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規產業部門，分散在市場夾縫中小規模生產低檔的產品，社會財富集中于跨國公司和少數富人，兩極分化導致人民貧困和社會購買力低下。社會經濟“二元”分化趨勢發展下去，還會誘發政治多元化和社會動蕩，新興資產階級力量薄弱難以維護國家，西方跨國公司也曾屢屢干涉別國內政，國內外敵對勢力可能趁機制造國家分裂，從而形成對國家和的威脅。
倘若我們不能及時地扭轉國有企業的嚴重困境，制止國有企業紛紛破產或被廉價出售，防止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趨勢，很可能給廣大人民造成巨大社會災難，甚至重演我國解放前和拉美國家的悲劇。我國解放前工業發展緩慢，外國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業行業，民族私營企業規模小難以抵抗外國競爭，許多次在外國競爭打擊下幾乎全軍覆滅，如抗戰勝利后美國向我國大舉傾銷過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營企業有60％破產。拉美國家推行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過程中，外資企業打垮了民族工業并壟斷了當地市場，西方誘迫推行的非國有化變成了非民族化，外資企業采取不適用技術雇傭人數很少，出現了少量外企高級雇員構成的富裕階層，以及廣大人民構成的社會貧困階層，貧富懸殊不僅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問題，而且嚴重阻礙了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外資控制了當地的主要產業和銀行體系，本國政府甚至喪失了制訂經濟政策的。
當前，我國國有企業面臨的嚴重困難形勢，并不僅僅是所有制或微觀經營的原因。93年以來我國出現了較大的宏觀經濟波動，經歷了泡沫經濟、通貨膨脹以及長期的緊縮環境。93年盲目的開發區熱和房地產熱消耗了大量資源，僅僅房地產和鋼材滯銷就積壓了數千億元的資金，投機漲價還誤導了大量的盲目重復建設，由于國有企業的資產總值不過數萬億元，流動資產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經濟的損失仿佛“人體失血幾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包括企業嚴重虧損和三角債拖欠危機。美國29年股票泡沫破滅之后，引起了企業破產風潮和社會失業危機，我國由于國有企業以社會責任為重，不輕易廣泛采取解雇、破產的辦法，大大緩解了泡沫經濟后遺癥的連鎖反應，也為其它類型的企業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機會。西方國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蕭條的教訓，治理泡沫經濟的后遺癥一般采取經濟擴張政策，適當降低稅賦、放松銀根和擴大財政開支。我國93年治理整頓取得了很大成績，有效制止了盲目的開發區熱，防止了泡沫經濟繼續膨脹的危害，但是，此后沒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產部門，以補充其泡沫經濟期間的資源損失。我國國有企業以維護社會穩定大局為重，大大延緩和推遲了泡沫經濟的連鎖反應，但是，由于長期實行了財政金融“雙緊”政策，緊縮銀行信貸和壓縮基建投資規模，企業銷售不旺、資金周轉困難，提高稅賦消弱了企業的“造血”機制，當前國有企業已無力繼續支撐下去了，被迫大規模破產倒閉和大批解雇職工，各地普遍采取破產逃債和廉價拍賣國企的辦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強烈的連鎖負面效應，如銀行和眾多企業因無法收回債務受到重創，必然導致社會市場需求進一步急劇萎縮，企業虧損和銀行壞帳狀況也會加速惡化，企業收入和社會財產分配向少數私人傾斜，職工工資和國家稅收的份額將會大幅度下降，加重社會貧富懸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進一步加快經濟惡性循環的過程。倘若上述趨勢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緩的泡沫經濟連鎖反應可能重新出現爆發，社會失業甚至可能出現急劇蔓延的態勢。
當前，我國國民經濟因多年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以及亞洲金融風暴的強烈沖擊，正處于市場疲軟和失業增加的特殊困難時期。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對改革思路進行調整，暫緩推行易于引起宏觀經濟惡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資產利益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減員增效、破產清算、出售拍賣等等，否則可能導致市場需求萎縮和社會失業增加，加劇國有資產流失和“二元”結構分化，甚至形成經濟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國有企業改革應該繼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經驗，以直接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經營責任制創新為主，產權制度等生產關系的改革則應采取穩妥方式，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具體需要長期漸進進行，防止急于下放資產處置權加劇國有資產的流失，避免產權結構的過快多元化導致經營秩序混亂，糾正監督松弛造成“權力失控”和“責任虛置”。俄羅斯的產權改革未能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益，反而造成了嚴重的經營混亂和“責任虛置”問題，98年俄私有化企業的虧損面竟然高達70%，我們應充分吸取俄羅斯企業產權改革失敗的教訓。
我們還應重新辯證地認識市場經濟的利弊，市場經濟有自發調節供求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有容易導致經濟比例失調的弊端，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業破產和大規模社會失業，西方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的數百年來，一般每隔十年就爆發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我國改革也難以避免市場調節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機造成物資、土地價格猛漲，僅僅房地產和鋼材滯銷就占壓資金數千億元，投機漲價還誤導企業進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資。有些經濟學家認為92年出現的“經濟泡沫”問題不大，這種觀點低估了泡沫經濟造成的巨大損失，八十年代國有企業的全部虧損額為五百多億元，而92-93年泡沫經濟兩年中就造成了數千億元的損失，比較國有企業十年的全部虧損還要高出十倍以上，這正是為什么國有企業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來卻陷入嚴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許多善于經營的著名國有和民營企業紛紛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舉投資和兼并擴張。由此可見，我們絕不可以低估市場經濟盲目調節的弊端，其造成的損失完全可能遠遠超過計劃經濟的失誤，西方數百年來頻繁爆發的經濟危機和戰爭就是明證。西方國家因泡沫經濟破滅出現的經濟蕭條，必然導致資源浪費和破壞社會生產力，如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后僅僅一年中，韓國有70％的私人小企業陷入破產，大量閑置的企業售價猛跌為原來的幾分之一。我國93年因泡沫經濟過熱被迫進行調整后，國有企業具有的各種社會穩定功能，大大延緩了泡沫經濟后遺癥的連鎖反應，但是，倘若我們忽視國有企業的社會穩定功能，強迫其推行以資產利益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劇社會經濟結構“二元”分化的趨勢，延緩的泡沫經濟后遺癥連鎖反應可能重新爆發，甚至引起企業銀行連鎖破產和社會失業危機。近年來，盡管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如破產兼并、減員增效、出售拍賣等等，但是，企業虧損和銀行壞帳狀況仍不斷惡化，大批企業職工下崗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這說明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市場經濟弊端的嚴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經濟后遺癥的有效宏觀調控對策。
解決當前我國面臨的各種緊迫經濟矛盾，不能單純依靠市場機制進行自發調節，原因是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市場普遍存在過剩，企業和銀行采取單純追求盈利的行為，將會導致國民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美國29年泡沫經濟破滅之后，私有企業面對嚴重的生產過剩，采取了削減工人和工資成本的辦法，商業銀行則縮小信貸規模以避免壞債危機，壟斷資本趁機對中小企業實行破產兼并，結果導致了社會市場需求急劇萎縮，企業開工不足和虧損狀況也更趨嚴重，出現了嚴重的企業銀行連鎖破產風潮，大大加深和延長了經濟衰退。當前，我國需要采取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政策，擴大社會基礎建設增加社會有效需求，矯正市場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嚴重比例失調，利用大量過剩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以及大量的企業閑置設備和人力資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環保等方面建設，盡快促進國民經濟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我國貫徹擴大基建投資啟動經濟的戰略，國有大中型企業必須發揮主力軍作用，因為，國有企業才能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采取有利于矯正經濟失衡的“反周期”行為。無論從工業產值、投資和實現利稅來看，國有大中型企業都有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機械等國民經濟的關鍵行業，能夠通過廣泛的產業間聯系產生強大輻射作用，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擺脫經濟疲軟的困境。盡管社會基礎建設獲得的投資收益較低，私營、鄉鎮和外商企業一般不愿意進入，但是，政府通過計劃調節和國有企業的積極配合，能夠重新啟動大量閑置的人力、物力資源，幫助矯正國民經濟的嚴重比例失調，通過產業間聯系和乘數效應刺激工業生產，企業開工不足和職工下崗狀況將明顯緩解，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市場需求將大幅度增長，不同類型企業的經濟效益都將顯著提高，政府稅收和銀行壞帳狀況也會明顯改善。我國今后設計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應該堅持政府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注重協調國民經濟的重大比例關系，才能防止國民經濟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擾。關于政府調節和國有企業的作用，我們不應該受西方國際經濟組織的誤導。西方國際經濟組織從維護壟斷資本利益出發，大肆宣傳“科斯產權理論”以貶低國有企業，誘迫前和發展中國家推行私有化，導致這些國家民族工業陷入了嚴重困境，但是，事實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蕭條中，政府曾對瀕臨破產的私有企業實行國有化，保護了社會生產力并且緩解了經濟蕭條，二戰后西方國家迫于冷戰的壓力，推行了政府干預和國有化的政策，出現了經濟平穩發展的“黃金時代”，相對緩解了經濟周期波動和社會貧富差距。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右翼推行的放棄政府干預和私有化政策，導致了工業衰退和嚴重的社會失業，政府稅收減少和社會保障制度瀕臨瓦解，我們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壟斷媒介的宣傳，追隨壟斷資本誘迫推行的災難性“私有化潮流”。
我國還應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會經濟“二元”分化的趨勢，包括扶植國有、集體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形成良好協作的關系，加強政府對城鄉集體企業的監督和指導，防止許多行業的生產過剩和過度競爭狀況，協調國有、集體企業的分工合作關系，對私營、外資企業采取鼓勵與限制相結合的政策，等等。國有大中型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但是，必須有眾多國有中小企業進行配合，否則大中型企業難以集中力量，發展專業化生產和提高規模經濟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發展道路。當前我國進行大規模投資加強社會基礎建設，需要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之間密切分工合作，對于國有中小企業不應采取“放任自流”的辦法，必須堅決剎住各地廉價出售國有中小企業的風潮，許多國有中小企業是地方經濟的支柱，采取廉價賣光國有中小企業的錯誤作法，地方政府將失去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經濟基礎。對于陷入嚴重困難的國有大中小型企業，也不應簡單采取破產清算或出售拍賣政策，而應提供特殊的破產整頓保護政策，包括減免稅收和暫停支付債務負擔，恢復行之有效的扭虧增盈承包優惠政策，以促使企業恢復經營秩序和償債能力，幫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難的企業，防止政府稅源和銀行債權的重大損失，保護社會生產力和廣大職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業發展經濟的主張，難以搞活國民經濟和解決社會失業，因為，這些企業集中在過度競爭的非關鍵性行業，難以產生啟動國民經濟的廣泛輻射作用，在農村地區的廉價勞動力全部吸納完畢前，不會舍棄自身利益雇傭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
我國的城鎮、農村集體工業企業，不應該將暫時的經營困難歸于公有產權，也不應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應該繼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經驗，繼續利用公有產權的規模優勢，加強職工監督和參與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導并承擔社會義務，促進社區的全面發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鄉鎮集體企業應協調同國有企業的分工合作關系，接受政府的計劃調節和產業政策指導，避免出現爭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尖銳矛盾，集中力量發展各自具有相對優勢的項目，糾正許多行業的重復建設和過度競爭狀況。我國應該鼓勵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第三產業，包括餐飲、服務、小型商業等等，還應鼓勵私營經濟生產拾遺補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進入生產過剩的消費品行業，以免加重國有、集體工業企業的經營困難，還應限制其進入市場潛力大的高盈利行業，以保證國家財政和社會事業的經費來源，以及財政稅收的比重不會下降；特別應嚴格禁止其生產假冒偽劣產品，以及逃避交納稅收或違反勞動法的行為，還應限制其進入容易產生負外部效應的行業，如破壞礦產資源或造成環境污染的行業。我國應對利用外商投資政策進行適當調整，繼承以前“有保護漸進開放”的成功經驗，吸取92年盲目競爭引近外資的教訓。我們應該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糾正引進外資多多益善的慣性思維，辯證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資的利弊得失。我們既要考慮到外商投資的正面效應，如引進資金技術和促進產值增長，也要考慮到外商投資的負面效應，如對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的沖擊程度，相應的稅收、就業和增長潛力等損失。跨國公司為了保持技術優勢和高額利潤，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產過程，僅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進行原件組裝，并且通過轉移價格等各種手段逃避稅收，因此，為我國經濟創造的增加值和稅收較少，難以通過產業間聯系廣泛地促進經濟增長，一旦通過擠占國內市場沖垮了國有企業，我國將喪失長遠的經濟發展利益，甚至還會觸發社會失業和財政金融的危機。我們應該吸取東南亞過度依賴外資的教訓，正視跨國公司控制國內市場的戰略企圖。我們應該根據不同行業和產品的情況，設計相應的利用外商投資的控制配額限制，利用外資的具體形式和股權比例限制，以及國內銷售和出口的比例額度，既要適度利用引進資金和競爭的正效應，也要限制對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的沖擊。例如，對于產品成熟但市場接近飽和的行業，較多限制外商投資的數額和股權比例，保證國內企業充分收回長期投資的效益，防止出現生產過剩和過度競爭的狀況；對于擁有廣泛產業聯系的戰略性行業，應該確保國有大中型企業的主導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就業，引進外資應以合資形式和國內控股為主，規定重要產品的零部件的國產化水平，適度利用引進競爭的激勵和示范作用，嚴格防止跨國公司沖擊和控制國內市場；對于國內暫時無法生產的高科技產品，為鼓勵外商投資容許成立獨資企業，但應考慮限制獨資企業的數量和投資額，以為國內企業保留充分的開拓市場空間。
總而言之，我們在鼓勵各種類型所有制企業發展的同時，仍必須堅持公有制企業的主導地位，糾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強調發展私營、外資企業，一方面輕視公有制企業甚至搞私有化的錯誤傾向，正如同志論述我國現階段的改革任務時，強調不能只講“初級階段”而忘記了“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因為，國有、集體企業具有重要的社會經濟功能，是貫徹政府制定的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保證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實現廣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
注釋：
①數據引自《中國統計年鑒》1997年。
②數據引自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資料。
③數據引自國家統計局編《統計摘要》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