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經濟危機的辦法范文
時間:2023-07-28 17:50:04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解決經濟危機的辦法,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經濟周明定律
定律1:基業長青的企業一定經歷了多個經濟周期。只有熟悉并利用經濟周期的企業才能基業長青。
當“百年企業”、“基業長青”、“永續經營”成為中國眾多企業的目標甚至口頭禪時,企業一定要明白,基業長青的企業一定經歷了多個經濟周期和多個產業周期,既享受了經濟繁榮的紅利,又經歷過經濟衰退的磨難,甚至經歷了經濟蕭條的九死一生。
只有經歷了多個經濟周期,才會明白企業的資產絕不僅僅限于資本、品牌、技術和人才,還包括經歷經濟周期所積累的智慧、面對危機時候的從容、在經濟高漲期為危機所做的準備。
因此,當本輪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到來時,企業獲得了以往在經濟學教科書上難以學到的東西,企業一定要做好應對金融危機的知識管理。企業既要努力應對金融危機滋生的各種難題,更要以基業長青目標來研究經濟周期的規律,積累應對經濟危機的智慧。
或許,本輪經濟危機過去了,最值得慶幸的既不是企業活下來了,也不是銷量或利潤的增長,而是經過經濟危機,企業對基業長青和經濟周期的理解更深刻了,企業更成熟了,對基業長青的理解更深刻了。
無論我們在經濟學教科書上學到過多少關于經濟周期的知識,都不如一場實際發生的經濟危機教給我們的知識那么多。
定律2:經濟周期是逃不開的,它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因此,經濟危機其實是企業經營的常態。
靜止,增長,信心,興奮,激奮,發展過快,震蕩,壓力,停滯,經濟總是逃不開從繁榮到蕭條的周期。數百年來,市場經濟動作過程中總是出現擴張與緊縮的交替更迭,如此循環往復。
知名的經濟周期有長度為2至4年的存貨周期(基欽周期)、長度為9年的資本性支出周期(朱格拉周期),長度為18年的房地產周期(庫茲涅茨周期)。
熊彼特認為,周期是驅動創造性毀滅和經濟增長以及復興的關鍵力量。實際上,每次經濟周期后,經濟總是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運行。同時,對于陶醉在狂熱增長而失去理性的人而言,經濟周期其實是迎頭澆的一桶冷水。
經濟周期是檢驗一個企業實力的最好考試。巴菲特說:潮水消退,才知道誰沒穿泳褲。沒有通過經濟周期考試的學生算不上優等生。
定律3:我國的經濟周期大約每隔10年發生一次。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大約經歷了三次經濟危機:1989年中國經濟陷入低谷;1997年,由于亞洲金融風暴,中國經濟經歷了震蕩;2008年,發端于美國的金融危機波及中國,中國經濟受到影響。
經濟周期有其規律,但它最獨特的規律卻是:當你自以為搞清楚規律時,它的規律又發生了變化。
信心定律
定律4:金融危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對危機的恐慌。
金融危機其實并沒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喪失信心,放棄努力。因此,溫總理說“信心比黃金更寶貴”。
金融危機之所以會發生,就在于經濟時,人們相信是永恒的,沒有為危機做好準備;金融危機下之所以絕望,就在于繼續看淡經濟,沒有發現谷底已經到來。
有辦法才有信心,有信心才能找到更好的辦法。
定律5:傳媒主導社會輿論的時代,金融危機的負面消息被夸大,保持信心最大的障礙不是經濟危機本身,而是對金融危機的傳播。
媒體天生對負面消息敏感。當媒體主導社會輿論時,負面消息比正面消息有更多被報道的機會。因此,要正確了解金融危機的影響,既不能被媒體所主導,也不能被以訛傳訛的各種小道消息所主導,一定要深入一線,親自了解金融危機到底如何。
可怕的決策莫過于根據錯誤的信息做出了正常的決策,企業的信心源于正確的信息。經濟危機期正確的信息源于企業老總(老板)深潛市場。
定律6:“積極的消極”比“消極的積極”更可怕。
是否有信心不在于嘴上說什么,而在于行動做什么。如果采取消極措施,說明信心不足;如果采取積極措施,說明有信心。
如果措施是消極的,越是積極地執行,結果越可怕;如果措施是積極的,哪怕執行得并不到位,結果仍然是積極的。
即使金融危機的影響足夠大,也一定要保持積極的行為。
在本輪金融危機中,我發現一家企業的營銷人員比2008年增加了50%。我問他們為什么敢于增加人員,老板告訴我:只要更多的人更積極地做事,企業就能在危機期仍然保持增長。一旦繁榮期到來,我們也為調整增長做好了準備。
定律7:金融危機下企業收縮或瘦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企業陷入螺旋式收縮或瘦身,從而進入螺旋下降通道。
金融危機下的消極思維是瘦身。瘦身的結果是企業能力下降,導致企業陷入螺旋下降通道。即瘦身一能力下降一業績下降一繼續瘦身一能力持續下降一業績持續下降……
螺旋式下降是企業消極行為的結果。當對未來特別不看好時,企業行為就會消極。一旦消極行為促使企業進入螺旋下降通道,企業的信心就會受到反復打擊,因此,一定要避免陷入螺旋式下降。
定律8:經濟危機情況下企業需要穩定的信心,判斷穩定的信心的標志是是否找到新的營銷節奏。
金融危機打亂了多數企業的營銷節奏,原來的目標和方案都在調整。“冒煙”的市場很多,所以很多企業都在救急。企業救急時不僅失去了原有的營銷節奏,而且很難有穩定的信心。
穩定的信心不是對一件事的信心,而是對未來的信心。只有當企業找到新的營銷節奏,才表明企業對危機有了穩定的判斷,對應對危機有了成套方案。
定律9:金融危機情況下更需要活躍市場,活躍市場首先需要的不是政策,而是創新思維。
金融危機時,企業的“姿態”很重要,“姿態”是企業向社會傳遞的信號。活躍市場就是企業的信心的“姿態”,它既傳遞信心,也能收到實效。
定律10:經濟高漲時員工的信心可能靠激勵出來,可以靠員工“摸著石頭過河”。經濟危機時的信心通常要靠高層指導出來。
經濟高漲時,只要員工有激情。措施不那么到位和正確,照樣會有效。經濟危機時,員工可能束手無策,高層空洞的激勵無法產生信心。
一般來說,多數員工沒有經歷多個經濟周期,所以普遍缺乏應對方法。因此,經濟危機期,高層對員工的指導要更加具體,對員工行為的反饋要更加及時。
經濟危機時的有效辦法也許是員工“發明”的,但一定是高層“發現”的。個別員工的有效措施要靠高層“發現”,然后全面推廣。
定律11:經濟危機期的企業信心并不一定來自結果。往往來自趨勢或好的苗頭。因此要拿著放大鏡發現營銷的“亮點”,“火花”,那可能就是信心的種子。
經濟危機期,并非所有市場都有問
題,一定會有些市場表現得超出尋常的好。個別市場能夠做到,為什么其他市場不能做到?因此,經濟危機期一定要特別關注那些表現杰出的市場。
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筆者曾經花了20天時間考察了30個縣級以上市場,很快就找到了破解危機的“處方”才發現“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定律12:經濟危機期判斷企業是否正常不是縱向比較,而是橫向比較。
經濟高漲期判斷企業運行狀態,通常是看銷量或利潤增長情況。經濟危機期,銷量或利潤下滑是正常現象,傳統的判斷方法就失去了標尺作用。
判斷經濟危機期企業是否正常有兩個重要指標:
一是看企業增長速度是否低于行業增長速度,企業在行業的位置是否發生變化。企業與行業的關系就如同水與船的關系,水漲船高,水降船落。銷量增長并不代表企業進步,銷量下降也不一定代表企業退步。當行業增長時,企業增速低于行業增速,企業實際上在退步。當行業下降時,企業下降速度低于行業下降速度,也說明企業在進步。
二是看企業離“死亡底線”有多遠。經濟危機總有一些企業要死亡,每個行業都有一個“死亡底線”,在“死亡底線”之下的企業多數會死亡。
機會定律
定律13:成功不是因為解決了問題,而是因為抓住了機會。經濟危機情況下也是如此。
美國著名未來學家奈斯比特說:“成功不是因為解決了問題,而是因為抓住了機會。”我們研究過一些著名企業或企業家,他們的財富積累速度在危機期比高漲期更快。
把所有的機會列個清單,把所有的問題列個清單。可以發現,當抓住機會時,問題可能就自然消失了。
經濟危機是企業無法左右的,產生的問題也是單個企業無法解決的。成功就是當大眾沉浸在危機傷害氛圍時,能夠發現一線生機。
定律14:我的困難是問題,對手的困難是我的機會,大家的困難是我的最佳機會。
經濟危機是所有企業的問題,大家的問題就是我的機會。因為大多數企業可能難以找到危機期企業生存的正確方法。那么,少數找到正確方法的企業就找到了機會,在危機期迅速與對手拉開距離。
定律15:機會不在企業內部,而在企業外部。
經濟危機時,企業需要處理的問題比平時更多,因此,企業老板(老總)和管理者們很容易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處理內部事物。
解決經濟危機的機會不在企業內部,而在企業外部。因此,老板(老總)應該走出去,用更多的時間發現市場的機會。只要找到了機會,內部的問題就不那么重要了。
一般而言,企業一線人員在危機期傳回來更多負面消息,原因有二:一是限于一線人員的視野和水平,他們雖然身在一線,卻通常不是一線思維,而是負向思維,即對負面消息比正面消息更關注;二是負面消息通常是自己業績下滑的“理由”,隱含的意思是“市場如此,我也沒辦法,完不成任務的責任不在我”。
在危機情況下發現機會,通常需要高層人員深潛市場,以不同于以往市場調研的方式去洞察市場。老總深潛市場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解決金融危機下營銷轉型的靈感源泉不在專家,不在辦公室,一定在市場一線。自老板以下的所有管理者深入一線的時間一定要翻番。
比如,2009年春節,當媒體爆炒2000萬打工仔失業回鄉時,一家企業老總下鄉后發現,由于農民工回流,農村市場比往常購買力更強。當農民工把沿海消費模式帶回農村時,農村消費面臨著一個升級的機會。因此,面對農村市場的產品只要調整結構,是有機會的。
定律16:機會存在于大眾思維盲點。
機會沒有被發現時,不是機會;機會被所有人發現時,也不是機會。機會只有被少數人發現時才是真正的機會。
有些機會,大家都“看見”了,但只有少數人“發現”了。這是因為機會源于大眾思維盲區。即機會不是視覺問題,而是思維問題。面對同樣一個現象,有人認為是問題,有人認為是機會,這就是思維問題。
比如,商超目前正在向農村鄉鎮滲透,這種現象怎么看?做通路銷售的人說:“由于通路銷量下降,所以公司銷售遇到很大問題。”做商超的人則可能說:“由于商超銷量增加,所以公司的機會來了。”同樣的問題,思維方式不同,則結論不同。
一些企業問我:“現在有哪些機會?”我會告訴他們,如果我沒調查就能夠告訴你,那么這樣的機會還是機會嗎?
定律17:經濟危機下通常會有大量企業脫穎而出,快速發展。找到這批企業,接近他們,接受他們的感染。你或許也能在經濟危機下脫穎而出。
越是經濟危機,越是要加強與其他企業的交流,特別是跨行業的交流。雖然說隔行如隔山,但實際上隔行不隔理。總結1997年成功渡過亞洲金融風暴的企業,發現他們有很多相似之處。如普遍采取了市場重心下沉的措施、著力改善產品結構、越是困難越要推新產品等。
最近在與眾多企業交流中,發現應變良好的企業都找到了破解危機的辦法,甚至還有不少企業把危機當成跨越式發展的機會。在這樣的企業,不僅僅老板有這樣的信心,員工也有這樣的信心。因此。我們相信,信心是可以感染的。信心的源泉是對機會的把握與認識。
與優秀企業接觸、交流,接受優秀企業的感染,對于緩解金融危機的恐慌,正確理解金融危機非常有益。
本能定律
定律18:成功是超越了人性和本能。
當一件不利的事情發生時,基于人的自衛的本能,企業一定會做出自衛性防衛。自衛性防衛通常不是爭取利益最大化,而是損失最小化,即如何把不利事件形成的不利影響控制在能夠接受的范圍之內。正因為如此,當不利事情發生時。企業通常不是采取積極性應對措施,而是消極性應對措施。
如果成功僅僅靠本能,那么絕大多數人都能夠成功。如果成功僅僅靠本能,那么專業還有何用?
不管是否經歷過專業化的訓練,人在面對危機時的反應一定是本能而不是專業的。本能是人的求生能力,它是人瞬間的反應能力。在企業的拓展訓練中,我們會發現很多成功的企業家或專家在面對突發性事件時,竟然完全忘記了專業,竟然像一個普通人一樣做出的是本能的反應。這是正常的。
成功一定是超越了人性和本能。因此,面對危機時,成功企業與普通企業的差別不在第一反應,而在第二反應。即當第一反應是本能時,隨即能夠做出第二反應,即基于專業和理性做出的反應。
當金融危機發生時,第一反應做出自衛性防守。但超越本能的做法則是在穩定情緒后迅速做出第二反應,第二反應通常是積極的反應,即目標不是損失最小化,而是利益最大化。
定律19:大眾的集體本能反應必然形成“合成謬誤”,因此。本能反應看似合理。實則不合理。
金融危機會在瞬間傳染到產業鏈的所有企業。當收益下降時,企業的集體性本能反應是:削減費用、裁減
人員、降價或促銷、減少廣告費用,即當收益無法擴大時,通常降低費用保住企業的利潤。
殊不知,削減費用、裁減人員會造成營業額的再次下滑,并導致企業進入第二輪下降循環。同時,當對手集體削減費用、縮編人員時,意味著市場出現了空當,意味著市場的競爭在短期內降低了。
所謂合成謬誤,就是局部有效但全局無效。一個企業或少數企業采取某種做法是有效的,但如果多數企業都采取相同或相似的做法,則該做法無效。
人的本能是相似的,金融危機情況下的本能反應也是相似的。集體本能反應就會進入合成謬誤。這也是為什么說成功是因為超越本能的重要原因。
為了避免進入合成謬誤,不僅要考慮自己的做法是什么,更要考慮大眾的做法是什么。如果大量企業采取相同的做法,則很容易進入合成謬誤。
定律20:企業所有工作產生的都是成本,只有營銷產生收益。因此,即使不得不采取節支手段,也盡可能不要節省創造收益的支出。
我們理解企業在看淡未來時采取的本能的節支措施。但是,在什么領域節約支出,在什么領域擴大支出,則是值得仔細斟酌的事情。
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說:企業的所有工作產生的都是成本,只有營銷產生收益。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營銷產生的收益,其他的成本越大,企業的利潤就越低。因此,如果節支成為企業不得不采取的措施,那么,在營銷領域的節支必須慎之又慎。
定律21:經濟危機期為了挽救銷量,企業的本能營銷措施是降價、促銷等似乎短期見效的措施。這樣的措施即使能夠短期挽救銷量,也會把企業逼向螺旋下降通道。
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時,多數企業在初期都采取了降價的措施,促銷這種營銷方式的流行也是拜亞洲金融風暴所賜。但企業很快發現,降價是經濟危機期典型的合成謬誤行為,因為這是企業最容易想到的簡單辦法。然而,一旦開始降價,就難以再漲回來,企業難以承受長期降價。于是,被迫采取降質降成本措施彌補降價損失,于是企業進入惡性循環。
結構定律
定律22:經濟危機的表象是總量收縮,本質是結構變化。
經濟危機發生時,最突出的現象確實是總量萎縮。但是,真正在經濟危機中脫穎而出的企業恰恰是通過結構解決總量問題。
經濟危機導致總量下降,這個現象毋庸置疑。然而,不同品類、不同檔次下降的幅度并不一樣,自然導致結構性變化。但是,總量下降掩蓋的結構變化,或者說總量下降是顯性的,而結構變化是隱性的。因此,結構變化更能反映經濟危機的本質。
定律23:經濟危機時,結構改善比規模增長更重要。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很多大企業死亡了。為什么?因為經濟高漲時,規模經濟是優勢。但在經濟危機情況下,規模優勢有可能變成“規模包袱”。一旦虧損,往往是規模越大虧損越多。
規模分攤成本,結構產生利潤。經濟危機情況下,多數企業總是過分關注于銷量增長或下降。其實,產品結構的變化才是根本。因此,越是經濟危機,越應該調整產品結構。
定律24:梯隊化的中國市場結構是企業解決經濟危機的重要空間。
中國的市場,既有與發達國家接軌的都市化市場,也有仍然處于原始狀態的市場,從而形成了一個多種市場狀態共存的“寬頻譜”市場。“寬頻譜”市場給了企業延伸的巨大空間。把一線市場的營銷模式延伸到二線、三線,就能開辟一片巨大的新市場空間。
目前,中國還很少有企業能把國內的所有市場空間全部占領,每個企業都有巨大的市場延伸空間。市場延伸空間越大,企業的機會就越多。
定律25:升級新品通常是經濟危機期挽救困境的有效辦法。
經濟危機期推新品固然很難,然而新品挽救企業的能力最強,越是經濟危機期越是要堅定地推新品。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有兩家企業,初期都采取降價措施。后來一家企業采取既跟隨降價、又推新品的方式。為了推廣新品,企業硬是頂住壓力把推新品不力但為企業發展立下汗馬功勞的營銷副總免職,才最終通過新品挽救了企業。而另一家推新品不利的企業則最終失敗了。
定律26:中國營銷總體上仍然是粗放式營銷,有精耕細作的巨大空間。
以筆者看來,經濟高漲期的多數中國企業不是在創造客戶,而是在“挑選”客戶,“客戶是上帝”只不過是說起來沒有任何敬畏感的話。實際上,經濟危機期只要把過去的空白市場開發出來,把過去不愿意服務的客戶撿起來,或許就足夠了。
定律27:不要指望經濟危機過去后再重出江湖,那時已經是別人的江湖了。
很多處于邊緣化的企業在經濟危機時的如意算盤是:暫時退出市場,等到市場好轉時再“卷土重來”。
這樣的算盤通常會落空。
經濟危機使企業從漸變狀態進入到劇變狀態。危機后生存下來的企業比危機時有了質的變化,危機結束時將不會給傳統營銷模式的企業留下市場空間。
整合定律
定律28:經濟危機相當于對行業的一次自然洗牌,清理門戶的作用非常明顯,其效果與價格戰相似。
中國的很多行業面臨的問題是“該死的企業死不了,該活的企業做不大”。沒有產業整合,就難以崛起世界級的大企業。
自然狀態下的市場整合是緩慢的,代價是巨大的。經濟危機其實相當于一次自然洗牌,它能夠讓處于死亡邊緣的企業瞬間死亡。經濟危機會使落后企業的市場份額向優勢企業“自然轉移”,比起殘酷的對抗性競爭形成的市場整臺,其實更有效。從這個角度講,經濟危機其實能夠推動中國企業的整體進步,對于崛起世界級的大企業是有益的。
定律29:經濟危機會加速產業整合速度。
產業整合的基本方式有三種:一是市場整合,二是資本整合,三是政策整合。經濟危機會調整上述三種整合的時間點和節奏。
在經濟繁榮期,通過市場整合弱勢企業的難度很大。但是,經濟危機可能使得市場整合“不戰而勝”,即沒有發生對抗性競爭,對手就消失了。問題是,消失的對手,他們的市場被誰接收了?是被你的企業接收還是被其他的對手接收?
經濟繁榮期,資本整合的代價比較大,通常要以“溢價收購”的方式整合對手。但是,經濟危機使得一些不存在生存問題的企業遇到生存困難,資本整合的機會增多,代價降低。但是,資本整合的風險也增大。
我們的建議是:經濟危機初期,要更加關注市場整合問題。因為只要有企業退出市場,就少了一個對手,就要考慮接收他的地盤,“不戰而勝”的事不做,難道還要等到下一輪繁榮期嗎?因此,優勢企業在經濟危機期的銷量可能下降,但市場份額完全有可能迅速上升。
經濟危機后期,更多地要考慮資本整合。因為經濟危機初期就熬不下去的企業是沒有資本整合價值的。在經濟危機后期才熬不下去的企業才有整合價值。而且,資本整合后就面臨
經濟復蘇,資產會迅速增值。
客情定律
定律30:經濟危機最大的問題是客戶遇到了困難,最大的機會也是客戶的困難。
經濟危機下之所以出現困難,是因為你的客戶遇到了困難。如果沒有解決客戶的困難,自身的困難就永遠無法解除。然而,一旦你幫助客戶解決了困難,就把困難甩給了對手,自己則贏得了機會。
營銷不是解決自己的問題,而是解決客戶的問題。在經濟高漲期,客戶的問題或許不突出,而在經濟危機期,這個問題就特別明顯。因此,經濟危機往往把營銷最本質的東西顯露出來了。
定律31:經濟危機使傳統客情關系變為非典型客情關系。
經濟危機使所有企業的客情關系面臨考驗,以前靠客情關系可能是有效的,現在可能是無效的。同理,對手的客情關系同樣會遇到問題。因此,經濟危機可能是拓展新型客情關系的最佳時機。
定律32:經濟危機使客戶從至高無上的“上帝”變為“生病的上帝”。
經濟危機使多數客戶變成“病人”。當一個人變成病態時,他的心態也會發生變化,因為病人的心態是脆弱的。
討好一個“病人”不如治好一個“病人”,或者給“病人”介紹一個會治病的“好大夫”。如果你的客戶成了“病人”,而你恰好是一個會治病的“大夫”,那么,客情關系有可能發生反轉,即“病人”因為指望著你“救命”而把你當做“上帝”。因此,經濟危機期一定要研究客戶的問題,協助客戶解決問題。
定律33:經濟危機會使大量可靠的客戶變得不可靠,不可能的客戶變得可能。
經濟危機會使客戶以更挑剔的標準審視企業,以前勉強維持的關系或許維持不下去了。然而,經濟危機也會使以前不正常的關系變得難以維持。比如,靠吃喝或靠灰色交易維持的關系或許難做了,客戶需要真正的服務了。
正因為如此,經濟危機期的關系更應該回歸關系的本質。同時,在維持老關系時,也獲得了發展新型關系的機會。
定律34:經濟危機期,客戶對自身問題的關注往往超過對供貨商產品的關注。
營銷的真諦是:因為你解決了產品的問題,所以你的產品被“搭配”出去了。企業銷售的不是產品,而是產品能夠解決客戶的問題。
經濟危機期,企業的問題發生了變化,企業的產品卻難以發生變化。企業最容易變化的是與產品配套提供給客戶的解決方案。
定律35:經濟危機期,增值服務是比降價或促銷更有效的維護關系的方式。
經濟危機期,客戶肯定要求降價或促銷,因為這樣能夠把危機的損失向產業鏈前端轉移。然而,轉移損失不如消滅損失。增值服務的本質是把客戶的困難向產業鏈前端轉移,但不是轉移損失,即由供應商協助解決企業的難題。
經濟危機期企業應提供什么樣的增值服務?主要應該是幫助客戶解決困難、緩解危機的增值服務。
變革定律
定律36:營銷變革的最佳時機要么是形勢最好的時候,要么是形勢最差的時候。
營銷形勢好的時候是發起營銷變革的最佳時機之一,因為此時開展營銷變革沒有壓力,能比較從容。同時,經濟危機期也是開展營銷變革的最佳時機,最困難的時候,也是企業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時候。“反正都已經這樣,還有什么可擔憂的。”平時搞營銷變革,可能瞻前顧后,當無路可走的時候,可能只有創新一條路了。
定律37:經濟危機是營銷變革的“倒逼機制”。
因為變革有巨大的風險,所以中國人的信條是“利不百,不變法”。正常經營期,人們面對變革的思維往往是“變革會產生什么問題”。經濟危機期,人們的思維可能轉變為“維持現狀會產生什么樣的問題”。
變革的最大障礙是思維在過去的圍城中無法跳出。倒逼機制就是把你逼出圍城,站在圍城外看待圍城。
定律38:每次經濟危機。既有一批巨型企業沉沒,也有一批企業新貴崛起。企業新貴往往代表著創新營銷模式。
企業的營銷模式往往隨著經濟周期變遷,經濟危機通常宣告一種成功的營銷模式終結。經濟危機期,比平時做得“更好”不一定能找到破解危機的辦法,但是,要跳出原有的營銷模式和思維,則有可能柳暗花明。
經濟危機使市場環境發生質變,新營銷環境通常會催生新營銷模式。因此,一定要密切關注那些在經濟危機期表現優秀的企業,特別是一些規模并不大卻充滿生機的企業。
管理定律
定律39:經濟危機會成為很多人無法完成任務的借口,破解困境要先把借口堵死。
經濟危機發生時,有一句話很流行:“由于受經濟危機影響,我們……”我發現,在一些受益于經濟危機或基本不受經濟危機影響的行業,也有一些企業把業績波動歸咎為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已經成為一個筐,什么東西都往里面裝。
要解決上述問題,首先要把借口堵死。堵死借口不是不講經濟危機,而是不能僅僅從概念化的角度講經濟危機。
說到經濟危機的影響,往往是概念化的。只要找到經濟危機的具體化影響,才能找到破解方法。一家企業的老板就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他花了將近半個月的時間,把員工大而化之講的影響條理化了,并且為每個具體的影響找到了解決辦法。
定律40:經濟危機期,比裁員更重要的是提高營銷人員的工作效率。
裁員是節省費用的辦法,提高效率是增加業績的辦法。只要營銷人員的工作是高效的,人員就不存在裁減問題。
據我們對中國營銷人員的了解,其實非常多的人在“努力做無用的事”,營銷人員的工作效率有2-3倍的提升空間。所以,讓營銷人員更有效率地工作,通過高效的工作提高營銷業績,比裁員等節省費用的方法更有效。
篇2
摘要:金融危機所引發的經濟危機使我國許多企業的經營陷入困境,勞動關系問題開始凸顯和爆發。使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特別是發展和諧的勞動關系面臨巨大挑戰。本文認為面對挑戰,企業應以此為契機,抓住機遇,通過創新和提高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水平,發展和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
關鍵詞:經濟危機人力資源管理勞動關系
和諧勞動關系,是指勞動者和勞動的使用者之間建立相互溝通、全面協調、依法治理、公平正義、和睦相處的勞動關系。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就要求勞動者和用人單位本著互惠互利、互諒互讓的原則,公平、平等的建立勞動關系,并解決在勞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第一次提出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發展和諧的勞動關系。這是當前經濟危機下解決勞動關系問題的重要指導思想,對加速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企業通過創新和提高人力資源管理水平,促進和諧勞動關系的構建,進一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1經濟危機給企業勞動關系帶來的影響
西方國家勞動關系發展的經驗表明,在社會轉型期過程中,勞動關系的緊張沖突表現的比較突出。18世紀產業革命使得工業化快速發展的同時,帶來的是大量手工業者失業,惡劣的工作條件、原始的剝削方式使工人的勞動條件和生活狀況急劇惡化,勞資矛盾不斷激化。我國正處于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社會轉型期,經濟體制正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由此引發的各種勞動關系糾紛、勞動爭議案件數量和由勞動關系問題所引發的大量增多。而在當前,由金融危機所引發的世界范圍的經濟危機使我國企業特別是出口企業的經營陷入困境,勞動關系問題開始爆發,直接挑戰和諧勞動關系的構建與發展。經濟危機給企業勞動關系帶來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1.1勞動爭議案件數量增加
經濟危機下因企業倒閉或經營困難而采取的裁員、減薪引起員工的恐慌和抗議,引發勞動爭議,導致勞資關系緊張,威脅企業內部和諧,勞動爭議案件不斷攀升。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初步統計,2008年上半年全國6.7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倒閉。于是裁員、減薪等手段成為企業應對危機最簡單也是最常用的辦法。不僅一些中小型企業如此,一些大型國有企業也采取同樣的措施。企業裁員、減薪的措施引發勞動爭議,導致勞資關系緊張。
1.2勞動爭議案件類型多樣化
經濟危機下,勞動爭議案件不僅數量越來越多,而且爭議類型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過去的勞動爭議案件主要集中在因用人單位除名、辭退而發生的爭議,現在主要有違法辭退,工資、保險、福利、培訓、勞動保護等的勞動爭議,而其中又以勞動報酬和保險福利案件居多。在勞動報酬的爭議中,有關加班工資的爭議最多,占到60%左右。
1.3勞動爭議案件處理的缺陷顯露無遺
現階段,伴隨著勞動爭議案件數量的逐年上升,勞動爭議仲裁制度暴露出程序繁瑣、環節多、消耗時間長,勞動監察不力,從事勞動爭議處理的工作人員嚴重短缺和專業化水平不高,仲裁與審判之間缺乏合理的銜接等問題,甚至出現強制仲裁和仲裁前置等嚴重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為勞動爭議案件的處理帶來重重困難。
1.4與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各項制度和職能密切相關的糾紛越來越凸顯
招聘管理中的公平就業、各種歧視(如年齡歧視、性別歧視、來源地歧視、戶籍歧視等)、勞動合同不規范;薪酬管理中的工資、加班工資、保險福利等、人力資源離職中相關的培訓費、薪酬等之爭。
2經濟危機下企業勞動關系問題凸顯的原因分析
企業勞動關系存在的許多問題與當前我國社會處在轉型期、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勞動合同法》的頒布和實施過程中法律不健全、法制不完善密切相關。更與我國長期低下的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水平有直接關系。由于經濟快速增長,使得勞動關系的問題一直“潛伏在水下”,但是當經濟危機時,企業經營遇到困難,原本就存在的勞動關系矛盾開始“沖出水面”,凸顯出來,企業的勞動爭議案件日益增多,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存在的問題所造成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企業并沒有真正認識到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性
長期以來,我國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對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視是停留在口頭上和口號上。從2003年開始,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網對我國企業的人力資源狀況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在接受調查的企業中,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建設方面,已經制定了與企業發展戰略相結合的人力資源規劃的企業比例僅為12.9%,建立并按照制度執行員工職業生涯發展規劃的企業僅占全部企業的9%,建立并執行員工申訴制度及員工合理化建議制度的企業分別占企業總數的五分之一。考核制度和培訓制度在已建立起相應制度的企業中,有近一半的企業不按照公司的規定執行考核制度及員工培訓制度。曾湘泉做過一個人力資源管理現狀的調查,調查后發現90%的企業不知道什么叫工作分析、工作評價。
經濟危機發生后,企業的應對方案除了解決技術升級和產品創新上的問題之外,主要解決的是管理的問題,尤其是人力資源管理問題。很多企業特別是企業的管理者已經感受到由于沒有解決好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問題,給企業帶來的巨大影響,迫使他們開始重新審視和思考人力資源管理,真正感受到了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性。
2.2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實踐更多的是停留在理念上
在我國,無論是理論界還是企業界,人力資源管理理念盛行。曾湘泉曾撰文指出:“中國人的概念之先進可以與美國人相媲美,美國今天登出的東西,一周后絕對在中國的報紙上能看到。多年來概念是滿天飛,行動是地上爬。”“中國人不缺人力資源管理的理念,而缺人力資源管理的制度。”所以我們掌握著世界非常先進的理念,但是實踐操作上卻遠遠落后。由于人力資源管理沒有很好的工作分析技術,沒有職位說明書,沒有基礎工具,我國企業的招聘、考核、薪酬、晉升、培訓缺乏依據。正是由于實踐操作上的薄弱,使得企業在危機來臨時手足無措,只能靠裁員來應對,而裁員時不分良莠,不管有用無用,一刀切。這種“沖動式裁員”帶來的是經濟一旦好轉,企業將無才可用。現在經濟開始逐漸回暖,很多企業又出現招人難的現象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所以,當前解決人力資源管理的制度問題,加強人力資源管理的執行力變得尤為重要。
2.3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法制化進程較慢
勞動爭議案件出現“井噴”,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法制化進程較慢,使得類似案件長期積累是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企業在勞動用工方面存在拖欠工資、超時加班、不簽訂勞動合同等行為,一些用人單位存在“法不責眾”的錯誤認識,沒有在思想上真正重視起來,仍然沿用原來一些不規范的做法。員工的維權意識隨著《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的深入宣傳、實施正在日益增強,對法律規定的了解也日漸深入,廣大員工開始拿起法律的武器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勞動爭議案件日益增多。由此帶來的是企業既要面對內部員工越來越高的維權的呼聲,又受到政府日益嚴格的監管,還要承受社會輿論的壓力,迫使企業不得不依法管理,推動人力資源管理的法制化。
3抓住機遇,提高人力資源管理水平,促進企業和諧勞動關系的構建。
經濟危機對建設和諧的勞動關系帶來極大的影響,對企業的人力資源戰略管理提出新的挑戰。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該如何應對?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王小廣提出,經濟危機是一次災難,更是一次機遇,經濟調整必然導致資金的重新配置,甚至是國際性的重新配置,其中重要的是人力資源方面的配置。也就是說,經濟危機給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帶來新的發展機遇。所以,我們應該抓住機遇,創新并提高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水平,為營造和諧的勞動關系奠定基礎。
3.1重視并創新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將以人為本落到實處
貫徹以人為本,就應該提高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水平,努力改善工作環境,關注員工的切身利益。人力資源管理水平提高了,員工的利益得到保障了,員工的滿意度就提高了,企業的目標也實現了,企業與員工之間的關系和諧了,以人為本的理念也落到實處了。要提高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水平,就要從人力資源管理實踐入手。
一是要結合企業各個崗位的實際,運用適合企業的工作分析技術,編制好企業的職位說明書,為人力資源管理其他模塊的操作提供依據。二是完善工作績效評價體系,將定性考核與定量考核結合起來,建立起有效的晉升、晉級制度與靈活的激勵機制,體現公平與公正原則,使獎勵、晉升有助于改善員工工作態度,提高員工和企業績效。三是建立健全企業的培訓制度,不斷提高員工素質,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四是結合企業的發展戰略和經營目標,制定企業的人力資源規劃。五是開展多樣化的福利措施,持續地改善職工生活質量。
3.2企業應抓住經濟危機帶來的機遇,為發展做好人才儲備
人力資源是企業的第一資源。經濟危機使得全球范圍內的招聘活動普遍低迷,有很多企業凍結招聘,或大面積裁員。我國的企業也出現了同樣的狀況。但是,我們也看到經濟危機給我國企業吸收高素質人才和緊缺人才帶來了機遇。企業應該從長遠發展的角度,進行人才儲備。因此,經濟危機為創新人力資源管理管理帶來了新機遇。
一是經濟危機給企業選人帶來機遇。在經濟危機時期進行人才儲備對于企業是非常有利的,一是由于很多企業大幅裁員,以及近年來大學畢業生不斷增加,勞動力資源豐富;其次由于失業人員和大學畢業生就業壓力較大,對薪酬、崗位、行業、地區等過去影響就業的主要因素的要求不再挑剔,為企業增大了獲得優秀人才的空間;企業選擇這個時機招聘,會降低企業的招聘成本、用人成本,企業能夠以最低的代價獲取優質人才;現在招聘,能夠體現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有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現在很多企業打破常規,積極網絡人才,為經濟復蘇做好準備。
二是經濟危機是育人的良好時機。經濟危機的到來,使企業在生產經營上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而在困難中培育一支能打硬仗的隊伍,可以說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另外在經濟危機下,很多企業開始采取多樣的培訓方法培養人才,既暫時化解目前企業生產不足、人員過多又不愿裁員的矛盾,又為企業培育了大量的人才。
三是經濟危機為企業用好人才帶來契機。企業如何用人可以說是一門藝術。經濟危機下,企業要給予人才充分的信任,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增強他們對企業的忠誠度,使他們能夠為企業所用,為企業創造最大的價值,幫助企業順利渡過難關。
四是經濟危機下企業更要想方設法留住人才。經濟危機下,既容易留人,又容易“流人”。容易留人是因為勞動力市場就業壓力較大,員工更愿意穩定,降低了企業的員工流失率;容易流人是由于很多企業在現在的環境下,認為市場上有的是人,誰走都無所謂,忽視人才在心理上、事業上的需求,忽視人力資源制度特別是薪酬制度和晉升機制的公平性,一旦市場好轉或有其他的機會,這些人才必將流失。因此,越是在內外部環境惡劣的條件下,越是在企業困難時期,越要想辦法留住人才。
所以危機,它是‘危’,也是‘機’。假如企業能看清形勢,抓住機遇,順利度過這段‘低潮期’,到經濟復蘇時,就是‘機’了。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準備的。現在中國經濟已經開始回暖,現在的進出口貿易額已開始攀升,已經做好人才儲備的企業,這時笑到了最后。
3.3提高人力資源管理者專業素質,改進服務質量
提高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水平,一定要提高人力資源管理者的素質,當務之急就是要提高他們的實施能力。對于成功的人力資源管理來說,制度和方案的制定只是一部分工作,更重要的是如何實施,如何與本企業的實踐結合起來,因此具備較強的實施能力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工作所必需的。人力資源管理者能力的提高,將更有效的推動制度的落實,扮演好企業的戰略伙伴、管理專家、變革的推動者和員工激勵者四種角色,為企業和員工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實現提高企業和諧度的目標。
3.4充分發揮工會組織的作用,切實維護勞動關系
企業工會是廣大員工的“娘家人”,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能。企業的管理者通過與工會的溝通,能夠幫助企業及時了解職工在想什么、有什么需求,從而有針對性地解決員工的實際問題。同時工會組織對于企業來說,不僅僅是員工利益的代表,也是企業與員工之間實現良好溝通的橋梁和平臺。企業可以通過工會組織,了解員工的需求和困難,了解企業的問題,傳達企業的戰略,讓員工理解企業的困難,實現企業與員工的有效溝通。因此企業應積極推動建立健全工會制度,充分發揮工會的組織作用,構建企業和諧勞動關系。
3.5切實推進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法制化進程,規范企業用工,減少和避免勞動爭議
一是企業要規范勞動合同管理。勞動合同是建立穩定協調勞動關系的基礎,也是處理勞動爭議的主要依據。推進人力資源管理的法制化,就是要求企業按照國家法律的有關規定,與員工簽訂合法有效的規范的勞動合同。企業應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要求,在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協商一致、誠實信用的原則下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這樣既使員工的合法權益有了保障,減少和避免勞動爭議,又能夠使企業廣納賢才,增強自身的競爭力。二是要依法辦事。勞動合同中明確規定了勞動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和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勞動保護、勞動條件和職業危害防護等方面的內容。所以,企業在實際操作中,要嚴格按照勞動合同管理員工,合理合法的使用員工,避免違法侵權事件的發生,影響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降低企業由于違法侵權而產生的成本。三是要加強員工法律的培訓,尤其是《勞動合同法》的學習。幫助員工了解法律,提高法律意識,合理使用法律,什么情況下才能去維權,學會維權。
總之,經濟危機下使企業的各種勞動關系問題開始凸顯與爆發,影響了和諧勞動關系的構建,但同時經濟危機也給企業破解勞動關系問題的難題提供了新契機,企業應充分抓住機遇,通過創新和提高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水平,發展和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化解各種勞動關系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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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一)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的關鍵環節“積累就是資本以不斷擴大的規模進行的再生產。”這種積累,只有通過產業資本在“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商品資本”三種形態上的循環運動過程來實現。產業資本不斷地將勞動力這種具有特殊使用價值的商品置于資本的支配之下,不僅源源不斷地生產出新的商品和新的剩余價值,“還要生產并再生產資本關系本身”。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則是要把上一輪產業資本循環運動中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再投入到新一輪產業資本循環運動中去。資本支配下的擴大再生產必然帶來一種結果,即“對過去無酬勞動的所有權,成為現今以日益擴大的規模占有活的無酬勞動的唯一條件”。這種社會再生產過程越是循環反復地進行,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就不得不與勞動資料相分離,轉化為以出賣自身勞動力為生的“虛構商品”。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的分離越是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生產與需求的同一關系就會在越來越大的范圍內轉化為生產與需求的對立關系。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要進行下去,就必須不斷地在商品資本通過市場交換轉變為貨幣進而轉變為擴大的貨幣資本的環節上,實現“商品價值從商品體跳到金體上”,使生產與需求的對立關系暫時地得以解決。不經過這一“飛躍”,則商品價值,進而剩余價值,就不能得到實現;剩余價值若不能實現,也就無從轉化為資本,社會再生產過程也就無法持續下去。因此決定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能否順利完成的關鍵環節是剩余價值的實現環節,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論是古典危機還是當代危機)本質上都是剩余價值難以實現的外在表現。
(二)資本有機構成變化與剩余價值難以實現問題剩余價值的實現過程,特別是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條件下的剩余價值實現過程,從來都不是輕而易舉的。商品價值由商品體到貨幣體的“驚險的跳躍”的過程,在生產與需求的對立不斷擴大的條件下并不必然會發生。這種“跳躍”發生的幾率甚至隨著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的循環反復而趨于減小。商品價值規律發揮優勝劣汰的作用,使得“擴大自己的生產規模的單純的實際可能性也變成了同樣的強制性命令”。資本家擴大生產規模的努力如果單純依靠資本投入的擴張,就會因資本有機構成不變導致勞動力價格過快上升到“嚴重地危及資本關系的不斷再生產和它的規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的程度。對于資本來說,率先采用可以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新生產方法,從而使所生產的每個商品的個別價值低于市場價值,就可以暫時地取得額外的剩余價值,同時淘汰其他競爭者。個別產業資本之間的競爭越是激烈,增進勞動生產力就越是成為資本家擴大生產規模的手段,實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就越有必要。當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成為生產剩余價值的主要方式時,資本有機構成的單向變化就成為一種常態:不變資本的相對量趨于增加,可變資本的相對量趨于減少。資本有機構成的這種變化必然使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結合方式發生不可逆的改變:“在積累進程中形成的追加資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較起來,會越來越少地吸收工人……周期地按新的構成再生產出來的舊資本,會越來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傭的工人”。這種排斥,必定以人口相對過剩的常態化和產業后備軍的形成為結果,進而成為資本持續壓低勞動力價格的有力武器。一方面是資本驅使下不斷擴大的生產能力,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日益貧困化導致的消費需求萎靡。生產與需求的這種對立積累到一定程度,剩余價值就會因為商品交換活動的停滯和萎縮而無法實現,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突然中斷,以商品過剩為特征的經濟危機也就不可避免。
二、透支消費與剩余價值難以實現問題的暫時緩解
(一)透支消費的目的與實質客觀地講,相對于封建主義生產關系下近乎停滯的社會生產來說,資本支配下的社會生產在并不算太長的歷史時期內使社會生產力實現前所未有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日趨激化的生產與需求的矛盾,正是這種發展起來的社會生產力與資本支配的資本蓄積規則及財富分配規則相沖突的結果。如果不能依靠壓縮生產能力的辦法來解決這一沖突,就只能依靠刺激消費需求的方式來尋求緩和。突破“量入為出”的觀念,決不是某個人心血來潮的結果,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局部調整的必然產物。“透支消費”的觀念之所以能夠被接受,恰是日趨發達的社會生產力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間的矛盾不斷發展的結果。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同時也是資本蓄積的過程,資本蓄積越快則生產與需求的對立也就越尖銳化。資本蓄積正是通過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不斷地將剩余價值轉化為產業資本,轉化為現實的生產能力,才能得到完成。在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條件下,由于剩余價值不斷地轉化為產業資本,生產能力的擴張幾乎是沒有限制的;但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卻會使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所具有的消費購買能力相對地變弱。要緩解生產與需求之間的矛盾關系,就必須改變一部分社會勞動生產物的性質和用途,使生產與需求暫時達到耦合狀態,使新創造出來的剩余價值可以從商品交換中得到實現。作為不變資本或可變資本的物質載體的那部分勞動生產物已經補償了在生產過程中消耗掉的勞動資料或勞動力,所以其性質和用途不能再作改變。唯一還可以改變用途的勞動生產物,就是那些補償生產過程中勞動能力和勞動資料耗費之后剩余的那部分勞動生產物。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這部分剩余生產物的價值形態即是剩余價值。由此我們不難看出,透支消費(無論是微觀層面的個人消費透支,還是宏觀層面的國家財政透支)本質上都是將剩余價值的用途暫作改變,在抑制生產能力擴張的同時盡可能擴大有效需求,最大程度地讓新創造出來的剩余價值得以成功實現。
(二)透支消費的必然性與局限性利用透支消費來緩解剩余價值實現過程中矛盾的方法,可以歸納為:用剩余價值實現剩余價值。這種使資本可以繼續行使對勞動者的支配權和對剩余生產物的索取權的方法,在資本主義體系剛剛形成并初步發展的歷史時期,并不是必須的。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資產階級奔走于世界各地……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不斷擴大的世界市場使剩余價值可以較為容易地實現。一旦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全球范圍內取得勝利,資本主義的世界殖民體系日臻完善,絕對剩余價值生產越來越遭到全體勞動者的抵制和反抗,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導致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加快,實行這種“用剩余價值實現剩余價值”的方法就變得越來越有必要。相對于危機爆發時銷毀過剩商品并消滅生產能力的那些危機應對辦法,全社會范圍內的透支消費可以在盡可能小地破壞生產力的前提下,盡量地緩和因資本主義制度導致的生產與需求的對立關系。這是因為,一方面,透支消費在一段時期內將社會儲蓄基金部分轉變為社會消費基金,暫時減緩了剩余價值轉化為產業資本的速度,以破壞相對較小的方式抑制了生產能力的擴張;另一方面,透支消費在一段時期內提高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的消費能力。資本犧牲的是對已實現的部分剩余價值的直接支配權,換取的是資本支配下的擴大再生產過程的平穩運行,以及未來一段時期內剩余價值的順利實現。以“高福利、高消費”著稱的福利資本主義之所以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征之一,正是因為福利資本主義所依賴的全社會范圍內多層次的透支消費,為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的剩余價值實現問題提供了一種毋需廢除資本對生產支配權力的應對辦法。實行透支消費的資本主義國家一直在回避一個根本的問題:即導致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剩余價值難以實現的資本蓄積規則和財富分配規則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的改變。這就注定了透支消費只能暫時緩解社會再生產中的剩余價值實現問題,并不可能從根源上消除生產與需求的對立關系。
三、剩余價值難以實現問題的激化與經濟危機形態的轉變
(一)透支消費使剩余價值向金融資本轉變當資本家以“用剩余價值實現剩余價值”的辦法來緩解被資本支配下的擴大再生產激化的生產與需求的矛盾時,資本不會放棄對轉變了用途的這部分剩余價值的最終支配權。透支消費暫時轉變剩余價值用途的過程,只是通過信貸或公債的方式,將作為這部分剩余價值物質載體的剩余生產物的使用權暫時讓渡給消費者或政府。剩余價值歸資本家所有的財富分配規則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本質的改變,但資本家對已實現剩余價值的即時索取權轉變為對已實現和將要實現的剩余價值的長期索取權。用于實現剩余價值的這部分剩余價值,雖然沒有轉化為在“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商品資本”三種形態中完整循環的產業資本,卻轉化為金融資本:通過到期還本付息的規則,不僅將過去已實現的剩余價值收回,還額外地從因這些剩余價值的墊付而得以實現的新的剩余價值中以利息的形式支取出一部分來。這些游離于剩余價值生產過程之外的金融資本,表面上看只是當作商品的貨幣,但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它作為貨幣所完成的這個行為,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先導”(P383)。由此可以看出,當代資本主義國家長期盛行的全社會透支消費并不是資本給勞動者的無償饋贈,也不意味著勞動者依附于資本的事實發生了改變;實行透支消費的目的只是為了資本可以更好地實現剩余價值,并將資本對勞動者以及對社會生產的支配進一步深化。
(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金融化與貨幣過剩常態化全社會范圍內的透支消費越是盛行,越來越大比例的剩余價值會轉化為金融資本,進而導致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金融化。這種形式的轉化非但不可能使業已存在的生產與需求的矛盾關系得到徹底解決,反倒會使這種矛盾關系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一方面,金融資本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導引作用使產業資本周轉效率提高,單位時間內生產既定剩余價值所需的產業資本預付量減少了。這一改變意味著剩余價值的絕對量會以更快的速度增長,從全社會范圍來看,資本蓄積的速度不是減慢了而是加快了。資本蓄積速度的加快推動生產過程中資本有機構成的加速變化,不變資本比重進一步上升,可變資本比重則進一步下降。另一方面,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加速了勞動者購買力弱化的過程,實現剩余價值的目標使社會對金融資本的需求快速放大。這表現在擴大的透支消費使得對充當支付手段的貨幣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債權關系和信用關系作杠桿,流通中的信用貨幣量成倍放大。金融資本借由透支消費取得的對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支配作用,使得生產與需求的矛盾關系不再直接表現為商品過剩,而是表現為常態化的貨幣過剩。金融資本流向哪個產業部門,哪個產業部門就會在供需兩旺的形勢下迅速膨脹;反之,金融資本一旦撤出哪個部門,哪個部門就會因需求的萎縮而迅速衰落。對商品的需求往往與商品的使用價值無關,也與消費者的實際購買力無關。在這種形勢下,不僅越來越多的剩余價值直接轉化為金融資本,甚至在實體經濟部門中循環周轉的職能資本也有向金融部門流動的趨勢。金融部門相對于實體經濟部門日益膨脹,經濟加速金融化。最近20年美國經濟發生的一些變化,就很能說明這一趨勢。從衡量貨幣發行量的廣義貨幣M2與GDP比值指標來看,1994年美國該指數為62.16%,但到2012年已達89.92%;再從衡量資產證券化的股票市場交易額與GDP比值指標來看,1988年時美國該指數僅為33.97%,在1997年達到123.73%,在2000年時則達到321.88%,2008年進一步上升到450.19%。①
(三)經濟危機形態的轉變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金融化和貨幣過剩的常態化,非但沒有消除生產與需求的對立,反倒將這種對立發展到了更深的程度,社會生產的無序性在各種金融衍生品的遮蔽下悄然生發。以引發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為例,次級抵押貸款本是面向信用程度差和還債能力弱的借款人的一種高風險貸款,次級抵押貸款公司卻將這些貸款通過資產證券化打包成債券出售給投資銀行,投資銀行又利用擔保債務憑證等工具面向保險公司、對沖基金等金融機構為購買這些債券融資。正如馬克思曾說過的那樣,“因為有各種方法使同一資本,甚至同一債權在各種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這種‘貨幣資本’的最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以勞動者為主的消費群體購買力越是隨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而相對弱化,金融資本為實現剩余價值而鼓勵透支消費的動機就越強烈,手段就越翻新。金融資本對透支消費的支持,擾亂了價格信號反映并協調生產與需求關系的過程,使得資本主義生產體系變得更加脆弱。信用貨幣的高度不穩定性,成為頻繁引發以貨幣過剩為特征的當代經濟危機的導火索。不同于金屬貨幣,流通中的信用貨幣量具有高度的可伸縮性。當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中新創造的剩余價值較容易實現時,金融資本為參與對剩余價值的分割而極力延長信用鏈條,大量的信用貨幣被創造出來,并帶動擴大再生產過程的加速。但當擴大再生產過程中新創造的剩余價值難以實現時,金融資本為實現新的剩余價值而讓渡出去的剩余價值就表現為個人和政府債務的累積;一旦債務無法清償,信用鏈條的崩潰會使流通中的信用貨幣量急速萎縮,并加劇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的剩余價值實現問題。信用貨幣的不穩定性,正是金融資本對擴大再生產過程的控制沒有消除資本蓄積規則和財富分配規則的外在表現。擴大再生產越是加速進行,勞動者購買力越是萎縮,與透支消費相聯系的信用貨幣過剩也就越嚴重。當過度擴張的信用也無法幫助資本將擴大再生產過程中新創造的剩余價值實現出來時,信用貨幣流通量的突然萎縮就引發現代經濟危機的爆發。從商品過剩向以貨幣過剩的經濟危機形態轉變,是金融資本通過透支消費取得對社會再生產過程支配權的必然結果。通過透支消費使剩余價值轉化為金融資本并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導引,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生產與需求的對立關系,但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的剩余價值難以實現的問題。正如馬克思所說:“一起現實的危機的最終原因,總是群眾的貧窮和他們的消費受到限制,而與此相對比的是,資本主義生產竭力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金融資本既然不能改變資本在社會生產中占支配地位的資本蓄積規則和財富分配規則,也就不可能真正消除生產與需求的對立,只能使這種對立激化導致的經濟危機以新的形態表現出來。
四、危機形態轉變的經濟后果
(一)勞動者地位的弱勢化建立在全社會范圍內透支消費基礎之上的福利資本主義,曾給人以一種幻覺:勞動者的經濟地位已經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局部調整而提高,高水平的社會福利可以保證勞動者不再依附于資本。但以新的形態表現出來的經濟危機表明,勞動者依附于資本的事實并沒有絲毫改變,并且隨著危機形態的轉變,勞動者的經濟地位有明顯的弱勢化的傾向。一方面,在金融資本引導下不斷加快的擴大再生產過程,使社會絕大多數勞動者被制造業部門所排斥,勞動者面臨越來越大的就業壓力幾乎成為一種常態。上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在遭遇高通貨膨脹率的同時,還出現了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的問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數據表明,美國平民失業率自1974年1月突破5%,1982年曾一度攀升至10.8%,直到1997年5月初才首次降到5%以下水平。②另一方面,勞動者由制造業部門向服務業部門轉移的過程中,勞動者的個人生產力趨于貧乏。在美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1980年的67.23%上升到2011年的73.09%;但服務業就業人數占社會總就業人數比重從1980年的65.7%上升到2010年的81.2%。③相對于非服務業部門,服務業部門勞動者的財富創造能力增長更為緩慢。勞動者經濟地位弱勢化既是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生產與需求對立加深、經濟危機頻發的直接原因,又因新形態經濟危機的爆發而加劇。信用貨幣流通量的突然萎縮導致金融資本失去支持透支消費的能力,轉而要求政府和個人清償因透支消費而累積起來的債務,以便將墊付出去的資本回收。政府和個人債務危機的集中爆發,不僅導致福利資本主義破產,還將勞動者推至更加弱勢的地位。
(二)消費者行為的虛榮化消費者的一切消費行為,原本都應當是為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而服務的。勞動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前提條件,人的勞動的目的和消費的目的應當是一致的,即為了再生產出更自由全面發展的人而勞動,也為了再生產出更自由全面發展的人而消費。金融資本對社會生產的支配使生產與需求的對立關系更加深化,與危機形態轉變相伴生的貨幣過剩也使消費者迷失其行為的目的,陷入消費目的虛榮化的境地。一方面,金融資本主導下的全社會透支消費將需求的范圍限定在人的衣食、生殖、居住、裝飾等動物機能上。人的需求是多層次的,透支消費提供的物質產品和服務可以滿足較低層次的人的動物機能方面的需求,卻不能滿足更高層次的人的精神方面的需求。全社會透支消費培養起來的“消費至上”的觀念,無助于人的精神方面的需求的滿足,也就不能達到再生產出自由全面發展的人的目的。另一方面,金融資本主導下的全社會透支消費使消費者出現“為了消費而消費”的傾向,物質產品和服務的消費相對于動物機能方面需求的滿足也是過剩的。金融資本提供的各種透支消費的機會,使消費者可以僅僅是為了虛榮而非為了需要進行消費。名牌箱包等奢侈品在使用價值上與一般商品并無差異,但是奢侈品可以滿足消費者的虛榮心,故讓眾多消費者哪怕背上債務也要購買。消費者行為普遍虛榮化既是經濟危機形態轉變的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新形態經濟危機發生的風險。消費者出于虛榮心而做出的消費決策,使生產者誤以為商品供不應求是可以持續的狀況,從而盲目擴大生產規模,加劇生產與需求的對立。信用貨幣流通量的突然萎縮使這種虛榮消費失去財富支撐,生產與需求的對立關系就顯現出來。普遍的虛榮消費越是與透支消費緊密結合,金融資本的無序流動就越是容易造成貨幣過剩經濟危機的爆發。
五、結論及對我國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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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小企業;應對;經濟危機;方法
眾所周知,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政府都在采取各種措施刺激經濟,增加投資,拉動需求,以防止經濟危機的進一步蔓延,但全球的經濟減速或衰退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在這種大環境下,企業作為最基本的經濟單元,命運似乎完全由外部大環境所掌控,大多數企業,只能被動接受未來的各種不確定性。
企業如何應對經濟危機?對不同企業而言,因自身能力、所處行業、外圍區域及宏觀環境、內部條件等要素不同,應對措施也就因企而異。對于現行的中小企業而言,本人認為其應對經濟危機主要有以下幾種方法:
1 穩定經營規模,實施科學發展
2008年以前,全球經濟形勢喜人,中國經濟更是一枝獨秀,改革開放30年間,GDP平均增速近10%。但就一般情況而言,企業由于快速發展而缺乏足夠的資源儲備,很容易受到經濟危機侵害,資源投入減少,市場需求萎縮,這不僅僅會遏制甚至可能會枯竭企業的生命。其實,很多企業在經濟危機中無法應對,就是因為平時沒有儲備,根據當時形勢盲目擴張,一旦環境改變又無法迅速調整。面對危機,管理者必須提高企業經營的穩定性,避免過渡擴張,從而優化資源的可持續供給。
穩定經營規模,實施科學發展,首先是對投資項目重新進行可行性評估,當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發生變化,重新評估是非常必要的,對建設周期長的項目,可以提高過程決策彈性,以應對變化,對風險與收益極不對稱的項目,應果斷剎車。按照波士頓矩陣的分析方法,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企業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培育明星業務,對現金牛業務往往采取維持策略,但當宏觀經濟出現衰退時,現金牛業務應成為經營核心,這需要企業管理者從經營思路、資源供給、組織優化等方面調整和改變。從而實現轉變觀念、優化資源、實現降本增效的目的。
2 充實現金流量,強化財務管理
充實現金流量,一要壓縮庫存產品,我們說金融系統為整個經濟體系提供血液,企業現金流也是企業系統的血液,企業破產的根本原因就是現金流斷裂。資不抵債一樣可以生存,只要有現金流量,只不過是財務風險大而已。處于經濟危機中的企業首先就是適度提高資產流動性,尤其是庫存物資和各類帳款,以提高抗擊風險能力。二要降低應收賬款。降低應收帳款的最直接辦法是優化企業銷售管理系統,通過客戶關系管理,提高與信譽高的客戶的銷售份額,逐步淘汰信譽差的客戶;通過帳款回收優惠和激勵計劃促進貨款回收,把優惠給客戶,同時激勵收款人員;對應付帳款部分,大部分中小企業都采用延遲支付期限的方式,提高自身的現金量,其實這是一把雙刃劍,經常會傷害到自己,所以我建議中小企業把商譽放在首位。三要盤活閑置資產。對企業的閑置資產,尤其是價值較高的固定資產,應盡可能盤活或變現。盤活可以提高使用率,也能帶來收益,處置閑置資產也不失為強化財務管理的好方法。
3 收縮部分業務,實施重組策略
企業的首要任務是生存,何況是抗風險能力極小的中小企業,因此,當面臨經濟危機時,對部分業務實施收縮策略有時候不失為正確的選擇。首先是瘦狗和問題類業務,未來發展還不明朗,同時又需要不斷地進行資源投入,對有一定發展前景的業務可以保留,看不到前景的直接采取出售或其它方式予以剝離;對于明星類業務,判斷其生命周期、風險程度、收益率等指標,結合自身業務發展方向,可以保留的繼續運作,但不宜再進行大規模投入,因為會消耗大量的資源。這也說明為什么經濟危機來臨時,不僅僅是整體經濟衰退,也使得科學技術發展停滯不前。企業首先要解決的是生存問題,其次才是發展問題。 另外,有些業務可能處于危機的重災區,或者本身就有缺陷,即使能夠渡過危機,也不會有大的發展,對此類業務建議企業趁早撤離,不能死盯著一點不放。因此,對處于受危機影響大的行業的業務應收縮甚至關閉,大企業在危機時期往往會展開業務重組,中小企業其實也一樣,業務重組可以有效提高企業的抗風險能力。
4 強化企業管理,發揮競爭優勢
一般來說,能夠度過危機的企業都有其特有的競爭優勢,包括自然資源壟斷者和行業或細分市場資源壟斷者,與多數競爭者相比較,中小企業通過強化自身競爭優勢,以其稀缺性或特有性應對危機是最為理想的。
企業競爭優勢構建,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企業在長期經營過程中,逐步培養并建立起來的一種或一組能力,具有稀缺性、價值性、難以模仿、不可復制等特征。對經營管理者而言,必須明確相對于競爭對手而言,自己企業的競爭優勢有哪些?是不是核心競爭能力?面對經濟不景氣,企業管理者需要進一步突出自己在技術研發、采購、運營、市場、銷售、服務等方面的優勢和能力,同時利用該優勢去占領有限的市場區間。
5 建立戰略聯盟,分散經營風險
企業通過構建戰略聯盟以應對經濟危機至關重要,戰略聯盟一般有兩類:一類是基于供求關系的產業聯盟,另一類是基于資源或能力共享與互補的專業聯盟。企業建立供應商聯盟,可以有效組織生產運作,在保證供應物資質量的前提下,還可以形成便捷的供應體系,減少庫存成本。但需要指出的是,經濟增長時期的這些聯盟作用與經濟危機期有著本質不同,增長時期大家關注點是效率和利益分配,而危機時期更應該強調的是穩定與風險分擔,只有明確這一點,合力才能夠有效發揮出來。
專業聯盟在跨國公司已經存在了許多年,這也是一種社會勞動分工,可以大大提升運作效率。資本所有者提供資本或者資源,雙方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聯盟。專業技能所有者提供專業的會計、審計、法律服務、管理咨詢、技術開發或產品設計等服務,企業通過專業聯盟可以進一步明確自身的運營優勢,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無論是產業聯盟,還是專業聯盟,甚至是以前的競爭對手,當面臨外部環境惡化、經濟、金融危機蔓延的時候,都能夠成為真誠的朋友,大家通過聯盟契約方式,成為一個默契的整體,分工協作,資源與能力共享,風險分攤,這樣更容易形成合力,以共同應對危機。
篇5
經濟危機考驗企業盈利能力
在全球經濟環境相對穩定的時候,企業在良好的外在經濟環境和積極的內在發展欲望雙重作用下,往往會迅速擴大生產經營規模,拉長經營產業鏈,以求獲得更大利潤。完成擴張之后,企業規模擴大了,利潤上升了,但管理起來也更復雜了。當然,在良好的經濟環境和豐厚的利潤光環籠罩之下,企業管理系統略微滯后,并不能算是一個大問題。
然而經濟環境不可能像溫室大棚保護蔬菜生長一樣永遠保護企業的發展。市場的天空風云變幻,經濟危機說來就來。2009年的經濟危機籠罩全球,市場經濟氣候環境下沒有溫室大棚,所有的企業都要面對經濟危機的考驗。如何才能讓企業在這場經濟風雨的歷練中存活下來,在風雨過后的彩虹下恢復生機,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加強終端數據管理,實現開源節流
開源節流是提高企業盈利能力的重要方法。要實現開源節流,加強終端數據管理非常重要。企業要完成盈利,銷售終端起到很大的作用。特別是終端銷售在場所性商戶實現的行業,如快速消費品、家電產品、電子產品等等,對終端數據的需求更加強烈。企業要通過銷售終端的貨品銷量、庫存、價格等信息分析經營行為,做出下一步的工作計劃。在傳統的工作模式下,這些終端信息要通過人工逐級匯報,難免因為人為或客觀因素產生偏差,影響企業對下一步戰略的規劃,而且人工成本很高,投入回報比相對偏低。
有需要就有市場,至德訊通公司針對企業終端數據控制問題,經過兩年多的技術開發和一年多的市場實踐,提出了簡單有效的解決辦法,用手機SIM卡實時掌控終端數據,并推出了具有終端數據收集功能的產品――“萬數通”。
企業通過一張嵌入定制系統的SIM卡,使用普通的手機,即可通過萬數通系統對各個地區的終端數據進行采集管理,銷售、庫存、成本、利潤等數據一覽無余,隨時掌控。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只需要向萬數通提供終端數據采集需求,然后由至德訊通根據企業要求將系統嵌入SIM卡中,企業再為各個終端配備這種專用的SIM卡,即可完成終端數據采集管理。“萬數通”終端數據管理系統建設成本低,實施速度快,無需特殊培訓,也不需要維護。終端店面員工只要有一部裝上“萬數通”專用SIM卡的普通手機,通過點選菜單來直接完成業務數據上報,而在管理者的電腦或短信平臺上,軟件將自動完成數據的統計歸類,一目了然。
低成本高質量保證實現終端數據管理
建設成本方面,“萬數通”是一項移動辦公增值服務,企業只需支付服務費,無需額外增加與電腦、軟件相關的費用,也無需額外增加電腦工程師,并且“萬數通”SIM卡屬于公司資產,即使人員有所流動,號碼也不用更換。服務費大概每家店每天一塊錢,就可以完全解決終端的數據問題。
穩定性方面,“萬數通”通過技術手段對信息進行自動處理和壓縮發送,短信量很小。而準確率方面,萬數通提供了通過手機或通過Web界面完成短信群發的服務,短信只要發出,對方一定會收到。這種專用SIM卡使操作過程標準化、規范化,有效降低了人為錯誤發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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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一本書叫《科普先生的企鵝》的書,我非常喜歡。
這本書講的是:一個名叫波普先生“的漆匠收到了南極探險家杜雷科上將送去的一支公企鵝給他起名叫庫克上校。一天“庫克上校”病了,一只生病的母企鵝從水族館來到了波普先生的家,兩只企鵝生了十個孩子這下波普先生全家都面臨著經濟危機,于是他們開始想辦法了。意外的發現,這群小企鵝簡直就是天生的表演家!為了解決家庭經濟危機,波普先生成立了企鵝表演團,紅遍了美國東西海岸。由于氣候變暖,波普先生和企鵝一起去了北極。
我從這本書中讀出本書是寫給有夢想的人,波普先生的夢想是去北極看一看,最后夢想真的變成現實了。
看到波普先生的故事,我又想起魯班學藝的事。魯班小時候很想當個木匠可是他的爸爸不讓,說他是不務正業,但是魯班堅持最后說服了爸爸去終南山拜師學藝。最終如愿以償,成了一個遠近聞名的能工巧匠。
我也有很多的夢想,我希望同波普先生和魯班一樣也能把夢想變成現實,我要繼續努力去實現我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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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危機;貿易保護主義;外貿企業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5-0140-03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這一事件的發生成為金融危機的標志性開端。至此,金融危機從美國波及到世界各地,其嚴重性比起1929―1933年的大蕭條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場危機并沒有止步于金融領域而是逐步滲透到了實體經濟當中,進而引發了一場范圍更廣的經濟危機。中國也未能幸免,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統計:2009年1至9月份累計出口8 466.49億美元,同比回落了21.3%。從主要出口市場來看,對美國出口數量降幅遠小于對歐盟和日本。2009年上半年,我國對美國出口價格下跌3.3%,出口數量下降14.1%;同期,對歐盟出口價格微降0.1%,出口數量下降24.5%;對日本出口價格上漲4.5%,出口數量下降23.8%。①
中國外貿企業在還未走出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的同時又面臨著經濟危機對我國制造業尤其是以出口為導向型制造業的影響,再加之世界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的圍堵,中國外貿企業正面臨著新的、更加嚴峻的挑戰。
一、 經濟危機背景下新貿易保護主義的表現
(一)貿易保護主義的發展原因
新貿易保護主義又稱“超貿易保護主義”,因為貿易保護主義的鼻祖乃重商主義,因此,新貿易保護主義又稱為“新重商主義”。新貿易保護主義始于20世紀70年代,正值國際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兩次石油危機(第一次:1973―1974年;第二次:1979―1980年)使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各國為維護本國的經濟利益,貿易保護主義勢力不斷增強,逐漸形成了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浪潮。“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始作俑者主要是一些發達國家,其原因在于他們的生產能力過剩,往往通過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來抵制他國商品的輸入;再者,為了緩解激烈的國際競爭、經濟危機、產業轉移及就業等帶來的壓力;此外,也為了滿足其強權政治的需求以及發展中國家對它們較強的依賴性等都是他們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原因[1]。
(二)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爆發與中國遭遇的新貿易保護主義
從此次新貿易保護的發展來看,其根源在于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導致了一場全球金融風暴,同時引發了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風潮。奧巴馬政府經濟刺激計劃中“購買美國貨”條款的出臺,更使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范圍內升溫并迅速蔓延。
金融危機引爆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新潮,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尤其在西方發達經濟體有愈演愈烈之勢。目前,金融危機尚未消除,如果貿易保護主義不能及時遏制,其蔓延之勢令人堪憂。據統計,2009年1至8月,共有17個國家(地區)對華發起79樁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額逾百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6.2%和21.2%。②
在全球經濟低迷的時期,在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今天,中國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對中國的外貿型企業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外貿需求銳減、資金鏈的不穩定以及成本的上升等方面。
二、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特點
在經濟危機的影響下,此次貿易保護主義在貿易保護的動機、方式和手段上有著很多與以往不同的特點。
(一)對產業的保護范圍更廣泛
以往的貿易保護主義重點保護幼稚產業,如農業、新興工業或與本國就業關聯度較密的行業,如發達國家的鋼鐵業、紡織業等[2]。而此次金融危機下的新貿易保護主義不僅繼續對傳統產業的保護,還進一步擴大到了金融業、高技術產業和知識產權領域以及其他行業。美國政府自金融危機以來已向諸多的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進行了巨量的注資。顯而易見,這些不同以往的舉措與傳統經濟學理論中的“幼稚產業保護”論。除此以外,一些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國家還要求進口國必須保護知識產權、限制高技術產品的出口。
(二)貿易保護波及全球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演進,世界各國經濟已經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各國之間的經濟處于不可或缺的一環,各國經濟的發展也在加速傳導。而美國作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更是帶動著世界經濟的發展。此次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通過全球化的渠道迅速蔓延,制造了一場國際金融風暴,而由金融危機引發的貿易保護主義的風潮亦很快傳遍世界。
(三)保護對象國針對性強
奧巴馬政府的“購買美國貨”條款將眾多外國商品拒之門外,尤其針對中國商品,因為美國國會正是以抵制“中國制造”為借口,推行這一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美國首開先河,專門制定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世界其他發達國家必然將緊隨其后。
(四)保護措施表面合法化
在實行貿易保護的國家中有以“WTO允許成員國利用其有關協議保護本國利益,反擊遭到的不公平待遇”的條款作為理由來實施貿易保護。他們采取與WTO不直接沖突的各種保護措施,這已成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貿易保護主義的普遍“合法手段”。
三、 中國外貿企業面臨的困境
經濟危機在全球影響越來越大,對我國外貿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導致沿海及內陸地區大量外貿企業破產關閉。我國勞動密集型外貿中小企業的利潤不斷下滑,特別是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勞動密集型企業受到的金融危機的影響非常大。經濟危機對我國外貿企業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外部需求銳減
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全球經濟環境惡化,包括眾多金融機構在內的大型公司開始紛紛裁員,其后果是導致失業率的上升,人們對失業率上升和經濟不景氣的預期使得消費開始緊縮。而消費的緊縮自然地導致了對進口需求的降低。
據海關總署的數字統計,2008 年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七年以來對外貿易進出口速度首次低于20%,出口比上年回落了8.5 個百分點。2009年上半年,我國外貿出口5 215.3 億美元,同比下降了21.8%;進口4 246 億美元,同比下降25.4%。出口價格總體下跌4.5%,扣除價格因素之后,出口數量下降了18.1%。①
(二)資金鏈不穩定
經濟危機起源于金融危機,而金融危機的直接表現是大量金融機構破產和兼并。這場信用危機使得信貸開始緊縮,而美國是消費占GNP多于70%,居民的消費在很大程度上靠信貸支持,當信貸一旦緊縮,勢必導致美國居民的消費意愿和能力的下降,使得需求量大減。而我國出口的主要目的國是美國和歐盟,據海關統計顯示:2009年1月至9月,中國對外進出口總值為1 557 824 175千億美元,而其中與美國和歐盟的進出口總值分別為211 876 534千億美元和260 052 640千億美元,占總進出口值分別是13.6%和16.7%,累計同比分別下降了15.8%和19.4%。② 國外消費的下滑將直接導致我國出口企業的產品出口數量下降甚至出現產品積壓,使資金的回收出現問題。再加上我國外貿企業大都是資金實力不強的中小型企業,本身的資金鏈存在不穩定性,在經濟危機的環境之中資金鏈一旦出現問題,想尋求新的融資非常困難,如果不能彌補資金短缺的問題將會導致外貿企業的破產與倒閉。
(三)成本上升導致利潤緊縮
成本上升主要是由于國內外市場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引起的,使得我國出口企業的經營壓力越來越大。而在經濟危機的影響下,我國出口市場需求低迷、競爭更加激烈,通過提價來轉移成本壓力非常困難;另一方面,由于需求下降使得產品積壓,外貿企業就需要加快存貨周轉,短期內降價是速動的辦法,這樣就形成了成本上升與售價降低的兩頭擠壓,使得利潤空間進一步緊縮、甚至虧損,經營壓力增加[4]。
(四)人民幣升值給出口企業的壓力依然存在
2006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為7.83,到2009年10月21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已經突破6.83,即使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6.83計,人民幣累計升值也達到14.64%。③而人民幣升值使得出口企業的利潤下降甚至虧損。據統計,人民幣每升值1%,出口企業的利潤下降比例將超過1%。事實也證明,人民幣不斷升值使我國直接出口的產品在國外市場上的價格不斷上升,需求不斷下降,出口量也隨之不斷地下降。
四、如何在經濟危機下脫困
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經濟都是有害的,歷史的經驗表明,任何的閉關鎖國都將導致落后和封閉。然而,中國在此次貿易保護的盛行之時被推上了風口浪尖。我國不能祈求他國的仁慈而應該認真的分析形勢,采取積極主動的措施以應對當前的貿易保護主義的浪潮,抓住契機,穩定我國經濟持續發展。
(一) 深入分析當前形勢,抓住機遇度過危機
首先,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抨擊和遏制不能與我們維護本國市場正常秩序的努力混淆、沖突,因為我們警惕和防范的對象不應當僅僅局限于那種旨在保護國內市場的傳統保護主義,還應當包括旨在奪取海外市場的進攻性保護主義。因為經濟危機也大大增強了各國爭奪海外市場的動機,相信各國將更多地運用財政、金融等政策支持本國企業奪取海外市場[1]。經濟危機大大增強了各國爭奪海外市場的動機,相信各國將更多地運用財政、金融等項工具支持本國企業奪取海外市場。即使在美國這個一向忌諱“產業發展政策”之類詞匯的自由主義大本營,奧巴馬經濟刺激計劃的突出特點之一也是對新能源、IT等行業提供大規模財政投入。
其次,貿易保護主義也會給我國帶來某些非負面的影響,中國外貿型企業要充分利用此契機。如此次金融危機使得國外優秀的金融機構大量的裁員以縮減開支度過危機,更有金融機構被兼并收購甚至破產,這都使得很多優秀的金融人才不得不重新尋找新的雇主。而“腦力流失”困擾中國多年,經濟危機中發達國家雇用本國人的風險恰恰有助于我國流失人才更充分地認識到盲目追求海外就業的風險,如美國參議院打算推動一項“雇美國人”(Hire American)條款①,這有助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吸引外流人才回流,減輕“腦力流失”問題。
(二)堅決抵制貿易保護主義,爭取公平待遇
貿易保護主義是一種短視的行為,從長期來看必將導致兩敗俱傷。但是,如果中國遭遇貿易保護主義卻不進行反擊,那么受損的就只能是中國。只有通過反擊貿易保護使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國家付出代價,才能使其保持克制。因此,中國應同大多數國家聯合起來運用現有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的合法手段來爭取公平的待遇。具體來說:
1.加強國內、國際間的合作,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對抗貿易保護主義。以政府作為后盾支持企業主動迎戰貿易保護。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加劇,使中國與貿易伙伴之間原本高發的貿易摩擦愈加頻繁,造成國內企業嚴重的經濟損失。企業是迎戰貿易保護的主力軍,還要學會借助行業協會壯大力量。2009年3 月,為了應對巴西鞋類反傾銷案,福建省首次嘗試由行業組織牽頭、25 家涉案企業抱團進行無損害抗辯,使應訴成效大增。正所謂團結就是力量,眾家聯手對外,才會有更大的機會獲勝,才有希望維護出口利益[1]。
發揮服務型政府的積極作用。經濟危機下,我國不少出口企業經營困難,特別是在遭受反傾銷訴訟時由于經濟實力的限制,往往只好放棄應訴,這就需要政府發揮更大作用來支持企業爭取最大的利益。政府除了在國際上繼續呼吁自由貿易之外,更應為企業做好預警信息通報、出口風險和法律咨詢等工作。
2.在WTO框架內爭取更多的平等待遇。要積極爭取國際社會尤其是歐美等經濟體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承認,使我國企業盡早擺脫在反傾銷調查中經常處于不利境地的情況。在針對部分經濟體濫用反傾銷規則,對中國進行反傾銷制裁時,中國在與其協商無效的情況下,可以堅決地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尋求公平合理的解決方案。
(三)作為全球貿易保護主義風潮中的直接受害者,我們的企業須注重知識產權的開發與保護,提升產品附加值
同樣處于嚴峻的經濟形勢下,同樣面臨國際市場需求萎縮和融資不暢,外貿企業在危機中遭受沖擊的程度不同,保持企業持續發展的能力差別也很大,而知識產權就是造成這種差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缺乏自主知識產權的情況下,我國一直扮演著“代工廠”的角色,極度缺乏自主性,對外貿易額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外國;并且“兩高一資”的這種處于國際市場產業鏈低端的產品仍然占據我國出口產品的主角地位。
為了擺脫上述被動的地位,我國外貿企業應注重自我知識產權的開發與保護,積極引導企業通過培育和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和全球產業鏈循環,增創發展新優勢,創立自己的品牌,不斷增強自主品牌高技術含量的產品的出口,同時還應繼續保持傳統加工、裝配等低附加值的產品出口,在企業內部形成良好的環境。
同時也要努力營造優良的外部環境,外貿企業在知識產權的開發和保護過程中要爭取到政府的政策扶持。同時,要將開發的知識產權向政府有關部門報告,爭取到政府有關部門在人、財、物等開發基本資源上的優化配置,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此外,還要尋求法律保護。知識產權離開了法律的保護,不是夭折,就是流失。所以,依靠政府的支持,營造一個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環境,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工作。
(四)提升對外貿易層次――FDI
研究發現,德國、日本等貿易大國在經濟起飛階段,都曾經經歷了以貿易為主的商品輸出向貿易與投資相結合、再發展到以投資帶動貿易的發展階段。我國的對外貿易正處在金融危機的復雜環境中,這種環境要求我國外貿企業加快步伐,提升對外貿易的層次。
面對外部需求降低、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人民幣升值等外部惡劣環境,FDI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或緩解這些問題。首先,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更好地根據當地居民的需求來開發研制新產品,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擴大需求量;其次,對外直接投資所生產的產品可以在當地直接銷售,這可以避免一些由商品出口所帶來的貿易摩擦;最后,人民幣升值能夠增加人民幣在世界市場上的購買能力,降低對外直接投資的成本,從而增加商品的競爭力。
但是,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必須注意區位選擇的問題。在此次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很多省份的出口貿易的增長速度都大幅下降,但是西北和西南的一些省區,如新疆、廣西、四川、重慶、寧夏,增長速度都超過40%,這和其貿易伙伴受金融危機較小有一定關系。因此,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也必須注意東道國的選擇,要充分考慮東道國的自然環境、經濟條件、消費習慣、政治和法律環境。首先,發達國家的政局比較穩定,法律比較完善,市場條件好,經營管理水平也較高,在這些國家投資對我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都有好處。但是在這些國家的投資難度較大,這就對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在規模和資金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其次,發展中國家一般有豐富的生產要素和勞動力資源,在吸引外資方面也有一定的優惠政策,市場進入相對比較容易,同時還可以避開某些發達國家對我國某些出口產品配額的限制,可以利用它們對某些發展中國家沒有限制的條件,采取迂回開拓發達國家市場的策略。所以外貿企業應該根據自身的條件,充分考慮東道國的各種條件及自己的發展意向,謹慎地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客體。
五、總結
在經濟危機影響下的今天,我國外貿型企業要利用國家政策大力扶持的有利時機,積極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產品的價值,在這場危機中生存下去并實現“轉型”,找到自身發展壯大的核心競爭力,將危機轉化為發展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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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經濟復蘇進程中,各國貿易摩擦與日俱增,全球貿易進入“黑暗保護主義”。這種隱性貿易保護主義的泛濫將導致經濟全球化逆轉,使貿易自由化受阻,加劇貿易摩擦引發貿易戰,從而阻礙全球經濟復蘇,也使我國的對外貿易面臨一系列難題。面對困境,必須轉變觀念,一方面,糾正貿易總體失衡,減少貿易摩擦;另一方面,堅持擴內需與穩外需并重,綜合應對隱性貿易保護主義。同時,要堅決抵制貿易保護的誘惑,帶頭遵守世貿組織協定,與世界各國取得互信,共同抑制貿易保護主義。
關鍵詞:經濟復蘇 貿易“黑暗保護主義” 危害 應對
由美國金融風暴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對世界經濟產生了重大沖擊。歷經一段時間后,經濟開始回升。我國經濟率先復蘇。華盛頓G20會議期間,巴西總統盧拉指出,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在聯合應對危機、共同建立新的國際金融體系等問題上責無旁貸。為此,20國集團承諾不進行任何額外或附加形式的保護主義。然而,峰會后短短數月之內卻有17個國家實行了47項措施,以犧牲他國利益為代價對貿易實施限制。學者Richard Baldwin和Simon Evenett在《全球貿易崩潰、黑暗保護主義以及金融危機:為G20建言》中指出,在這個時候,全球令人失望的時刻,政府卻正在創新地為保護主義設計各種各樣的外衣!全球貿易進入“黑暗保護主義”。
筆者認為,所謂貿易“黑暗保護主義”,是指一國(或地區)利用世界貿易組織允許或不禁止使用的手段,以保護環境、生態資源等為借口,對來自國外的產品或服務加以限制,是一種披著合法外衣的隱性貿易保護主義。本文從分析貿易“黑暗保護主義”或隱性貿易保護主義的形式和特征入手,揭示其危害,并就我國如何應對這種披著合法外衣的貿易保護主義進行有益的探索。
貿易“黑暗保護主義”的形式和特征
隱性貿易保護主義具有多種形式,除了常用的反傾銷、反補貼手段外,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
(一)借助環境保護營造“綠色壁壘”
濫用環境問題抵制來自他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產品,是“黑暗保護主義”的一種顯著手段。國際貿易中“綠色貿易”呼聲越來越高,許多國家以保護自然環境、生態資源以及人類和動植物的生命健康為由,制定一系列苛求的環境標準,對來自國外的產品或服務加以限制,形成一種新型的隱性貿易保護政策―綠色貿易壁壘。例如,2009年中秋節前夕,美國、加拿大等國要求從中國進口的月餅中不能含蛋黃,澳大利亞規定月餅餡料中不得含有肉類。這些條件對我國對外貿易加以限制,有些條件不僅苛刻而且純屬故意刁難:要求食用蛋黃做成的月餅需要在烤箱溫度180攝氏度的高溫下,烤焙不低于30分鐘。名義上打的是食品安全的旗號,實際上是裸的貿易保護。
(二)憑借技術優勢構建技術壁壘
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技術水平存在差異,因而在產品生產標準的技術法規、管理體系認證的標準以及評審程序和認證制度等方面,不僅名目繁多、復雜多變,且常常帶有強烈的主觀性和不透明性,對其他國家的產品和服務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設置重重障礙。同時,各國消費者對產品質量、健康以及生活環境等方面有不同的價值判斷,因此,披著合法外衣的隱性貿易壁壘擁有了巨大的伸展空間。一些國家或企業有針對性地制定某些特殊的技術法規或標準,或使用特殊的檢驗與認證程序來限制或禁止外國商品進入,這種人為的差異具有明顯的貿易保護色彩。
(三)“只買本國貨”的激勵政策
美國應對經濟危機出臺的經濟政策中,有關“購買美國貨”和“雇用美國人”等條款,形式上是刺激內需的激勵措施,實質是典型的貿易保護主義,它是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美國2009年出臺的“綜合撥款法案”第727條規定:“根據本法所提供的任何撥款,不得用于制訂或執行任何允許美國進口中國禽肉產品的規則”。為了達到其“只買本國貨”的目的,除了政策導向,還通過媒體宣傳輿論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愿。例如,利用個別中國企業的生產事故,鼓動媒體大肆炒作,攻擊“中國制造”,一時間“Made in China”成為低劣和不安全產品的代名詞。
(四)濫用特別保障措施
特別保障措施(又稱緊急措施),是指一國(地區)在某種產品的進口大量增長而對其生產同類或者與之直接競爭產品的產業造成損害時,為補救或者便利產業調整而針對引起損害的進口產品采取的臨時進口限制措施。與反傾銷、反補貼不同,特保措施往往針對公平貿易條件下的商品。2009年9月,應美國鋼鐵工人協會的要求,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所有小轎車和輕型卡車輪胎實施為期三年的懲罰性關稅。稅率第一年為35%,第二年為30%,第三年為25%。此舉引起中方的強烈不滿,極易引發中美貿易摩擦甚至貿易戰。運用特保手段,“黑暗保護主義”將受指控方原本符合公平競爭原則的比較利益優勢消除殆盡,徹底違背了世貿組織關于公平貿易的準則。
由此,可以歸納出貿易“黑暗保護主義”的基本特征:其一,形式的隱蔽性。它不同于傳統貿易保護主義,所使用的手段難以判斷其是非,有些保護措施甚至不為國際貿易規則所禁止。其二,手段的靈活多樣性。一些國家只執行符合自己國家利益的國際條約,很多時候將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條約之上,利用區域貿易組織排他性特征保護成員國利益,貿易保護手段更趨多樣化。其三,對象的針對性。奧巴馬政府的“購買美國貨”條款將眾多外國商品拒之門外,尤其針對中國商品。因為美國國會正是以抵制“中國制造”為借口,推行這一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其四,外衣的合法性。WTO允許成員國利用其有關協議保護本國利益,反擊遭到的不公平待遇。這就為各國以“公平貿易”為理由實行貿易保護留下了空間。
貿易“黑暗保護主義”的危害
面對金融或經濟危機,各國往往會有一種沖動或本能,即試圖通過貿易保護使自身置于危機之外,或切斷危機傳導,或轉嫁危機。然而,一旦各國的貿易保護得以實施,任何一方都沒有解除保護的動機。這樣,“貿易戰”就變成一種穩態均衡(納什均衡)。
(一)阻礙全球經濟復蘇
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任何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都將使貿易伙伴的出口遭受打擊,從而導致其經濟萎縮、蕭條,進口需求下降。由于反向作用而影響貿易保護國出口行業的國際生存空間。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不斷蔓延的貿易保護主義,必將成為發達國家深受危害的因素。試圖用“以鄰為壑”的政策轉嫁危機,不僅打破了正常的國際貿易關系和經濟循環,而且將使深陷經濟危機困境的各國更加封閉、孤立,從而阻礙全球經濟復蘇,延長經濟危機的周期。
(二)加劇貿易摩擦引發貿易戰
奧巴馬政府巨額經濟刺激方案中“購買美國貨”的附加條款,不僅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而且在其國內也存在爭議。其他經濟體要么報復,要么效仿,國際貿易環境將急劇惡化,加劇貿易爭端引發貿易戰,從而把全球經濟進一步推向深淵。美國學者歐文指出,美國國會在夾帶這一條款時,忘記了國際自由貿易的“黃金法則”―如果我們只買美國貨,別人就不買美國貨了。《華盛頓郵報》社論的警告更為直白:“貿易保護主義促使美國貿易伙伴排斥美國產品,將使刺激計劃創造就業的努力化為泡影”。
(三)貿易自由化受阻且經濟全球化逆轉
自由貿易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全球所有主要經濟體都是自由貿易的受益者。貿易保護主義的倒行逆施將使經濟全球化發生逆轉,使已經形成的金融體系、全球性分工體系、生產體系和銷售體系鏈條斷裂,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家都要蒙受其害,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將受到重創。貿易保護主義只能使危機中的世界經濟雪上加霜,把整個世界拖向更為深重的經濟危機,引發社會動蕩和政治危機并滋生各種意想不到的惡果。
(四) 影響大國邦交及貿易保護國信譽
貿易保護主義引起的爭端、產生的摩擦容易誘發政治危機。大國間的貿易之爭一旦處置失當,對邦交正常化也會產生不良影響。僅就中美輪胎特保案而言,中方雖然保持了高度克制,但依然作出了回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09年9月毅然做出決定,對美國部分進口汽車產品和肉雞產品啟動反傾銷和反補貼立案審查程序。在紐約會見奧巴馬時告誡,美方對中國輸美輪胎采取特保措施不符合兩國利益,類似事情不應該再次發生。奧巴馬竭力解釋“美政府宣布向中國輸美輪胎加征關稅并非是向世界發出貿易保護主義信號,也并非意在挑釁中國”。在制度層面,美國式貿易保護的潛在危害則是多元的。首先,違背多邊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將會給美國帶來無窮無盡的訴訟(歐盟發出了向世界貿易組織提訟的警告,中國河北興茂輪胎有限公司訴美國商務部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案已經勝訴)。其次,在世界經濟復蘇的緊要關頭,美國的“頂風作案”是對其一貫標榜的貿易自由主義者形象的極大損害。
在隱性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國際環境下,我國作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實體和第二大出口國,面臨的貿易摩擦明顯增加。全球的反傾銷案里,有一半是針對我國商品的,反傾銷的種類從最初的初級商品延伸到汽車零配件、機械裝備等中高端商品,我國已連續十幾年成為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在發展對外經濟中,我國將面臨一系列難題:市場準入門檻提高限制了我國產品的出口;出口產品被迫增加成本,降低了競爭力;出口貿易量萎縮,造成巨額貿易損失、失業率上升;利用外資明顯放緩,甚至出現外資出逃現象。所有這一切迫使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積極應對。
應對貿易“黑暗保護主義”的措施
(一)轉變觀念并在“危”中尋“機”
目前,我國學界乃至媒體輿論對隱性貿易保護主義大多是進行譴責、批判并過早地判斷它的發展趨勢。對出口產品和出口企業在海外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怨天尤人,缺乏對其產生原因、機制的研究,尤其是對西方國家"不買中國貨"所激起的民族情緒渲染過多。其實,國內對于日本產品的“民間壁壘”也由來已久。因此,應該辯證地對待正在興起的隱性貿易保護主義,要勇于面對并采取理性的態度進行研究,變危機為發展機遇。比如,對于企業參加國際博覽會展臺被查抄一事,日本企業以往在美國也曾有類似遭遇,但日本企業通過政府支持、橫向聯合打破了海外障礙。所以,我國有關部門應當聯合扶持我國企業,企業自身也要加強橫向聯合,運用法律武器進行維權。同時,企業還應學會自我保護:一方面,要加強企業自身建設,健全經營機制,規范管理、堵塞漏洞、查找隱患,避免可能出現的貿易爭端;另一方面,要加強信息溝通,通過企業在國外的銷售機構、相關組織等,及時了解產品進口國相關企業的信息和動態,及時采取對策,避免問題發生。
(二) 擴內需與穩外需并重并綜合應對
經濟危機以及與之相伴而生的隱性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的外貿出口造成重大影響。據海關總署網站數據顯示,2009年1月至8月,全國進出口同比下降22.4%,其中出口下降22.2%。在外需繼續下滑的情況下,我國政府積極鼓勵、刺激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使我國經濟在危機中率先復蘇。然而,通過對1978-2006年出口數據回歸分析,出口每增長1%,帶動消費增長0.68%,國內資本形成增長0.74%,反之,出口每下降1%,將會使上述數據出現同等程度的下降。即使出口對國內需求作用累計可能有2年左右的周期,但對內需的抵消作用仍不可小視。短期內,出口對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的作用可能是不可替代的。尤其令人擔憂的是,拉內需、促增長在中期內還面臨著最終需求不足的嚴重約束,在出口下降和消費走低的雙重作用下,經濟復蘇困難重重。因此,面對隱性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以內需代替外需的做法不可取,必須擴大出口,擴內需與穩外需并重,才能促進經濟全面復蘇。
(三)運用法律手段保護企業在海外的合法權益
許多我國企業海外的維權意識相當薄弱,一旦出現糾紛,由于不熟悉國外法律而不敢維權、懼怕維權,使本來就披著合法外衣的隱性貿易保護主義得寸進尺。2009年9月,河北興茂輪胎有限公司訴美國商務部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案,在美國勝訴。表明我國企業在反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爭取公平待遇問題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隱性貿易保護主義慣用世界貿易組織不禁用的手段以達到貿易保護的目的,因此,必須深入研究、把控西方的價值體系和游戲規則,開展對華商和海外僑胞在投資國和居住國的法律培訓,用國外的法律和思維方式去解決在國外出現的問題,避免糾紛,減少矛盾,面對矛盾要敢于維權,做到據理力爭。
(四)利用WTO多邊爭端解決機制并抑制保護主義
2009年11、12月,我國對東盟出口連續兩個月環比大幅增長,環比增幅分別為15.6%和22.1%。在世界經濟仍未走出衰退而我國出口環比出現增長的情況下,貿易摩擦將是一種常態,要以平常心面對。要主動參與國際多邊協調機制和談判,發出應有的聲音和承擔必要的責任。在國際場合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立場,帶頭遵守世貿組織協定、協議以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的承諾。“救市”方案和刺激措施應避免明顯違反WTO規則,不授人以柄,招致報復。因此,必須加強對WTO爭端解決機制和程序的研究預判工作,成立監督他國履行WTO義務的專門信息情報機構,合理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對其他成員方對我國實行的各種不公平的或者歧視性待遇及時提起反訴訟,做到有理、有利、有節,同時,對他國的貿易保護要慎用報復手段。
(五)糾正貿易總體失衡并減少貿易摩擦
由于現行的WTO規則還存在廣泛的灰色地帶,并不能有效阻止各國采取或明或暗的貿易保護手段,因而防范更為隱蔽的貿易保護主義尤顯必要。20世紀80年代,美國前總統里根就曾警告:貿易戰只能關閉美國通往世界的大門,并摧毀數以百萬計的工作機會,“美國應當永遠銘記,貿易保護主義就是破壞主義”。與美國一樣,當今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無一例外高唱“貿易自由”的贊歌,但由于各國都有自利的一面,總希望他國搞自由貿易,自己卻搞貿易保護,看似荒謬,卻是現實。因此,在要求其他國家不要搞貿易保護的同時,我國自身更要堅決抵制貿易保護的誘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定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促進企業產業結構轉型和提升國際競爭力上來。 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維護公平、有序和互惠的經濟全球化,抑制不良的、失序的經濟全球化。同時要打破行業壟斷和地區保護,讓國內資本和勞動力更充分地流動起來,真正把內需搞活,改變我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的格局,擴大重要產品的進口來減少貨物貿易順差,糾正對外貿易的總體失衡,減少貿易摩擦。
同時,我國應充分發揮一個大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讓所有國家都明白:越是在危機中,越應當弘揚自由貿易,鼓勵資本自由流動,因為這是讓經濟盡快走上正軌的唯一辦法,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對于貿易爭端,應盡可能地通過多邊渠道予以解決,促使貿易摩擦非政治化,盡量避免貿易戰。相信在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下,世界各國不僅能戰勝經濟危機,也能遏制貿易保護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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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內在矛盾
新自由主義模式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濟全球化是其形成背景。經濟全球化,是一個自然的歷史發展過程,也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和社會關系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擴大和深化的過程。從相當程度上講,新自由主義既是資本主義克服20世紀70年代初滯脹危機與全球化生存和發展戰略的現實選 擇,也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理論化。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根本特點和表現形式在于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化。資本主義金融化的內在矛盾在于:一方面,金融化 加速了全球范圍內的資本運動,推動了世界貿易和投資的發展,實現了國際壟斷資本利潤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金融化導致金融膨脹,使得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進一 步分離,從而為更嚴重的金融危機埋下了隱患。當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所充分暴露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內在矛盾,集中表現為該發展模式在經濟運行、經濟 結構和社會制度各個層面上的不可持續性。
從經濟運行層面來說,新自由主義模式實際上就是金融風險擴大與加深的根源所在。美國次貸危機是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次貸危機又是 美國秉承新自由主義原則、放寬金融管制的必然結果。2003年以來,美國金融機構為增加金融企業利潤采取減輕貸款前期負擔的辦法來吸引貸款客戶,放寬或實 際上取消了貸款標準,以便為購房者提供便捷的抵押貸款。大量信用記錄較差的低收入家庭進入房貸市場。而美國的銀行和債券評級機構則完全放棄監管責任。金融 衍生產品,特別是抵押債務證券化使次貸市場風險加大。金融衍生產品的杠桿率越來越高,在創新過程中使債務鏈條不斷延長,導致市場風險向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 險轉化,進而造成整個金融市場的不穩定。美國政府的貨幣政策和美國房地產行情變化也是次貸危機的重要因素。本世紀初,美聯儲為了推遲新經濟泡沫的破裂,連 續減息,而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聯儲為遏制通貨膨脹又連續17次加息,使聯邦基金利率從1%升到5.25%。這種情況下,2006年初房地 產開始降溫,房價逐漸由升轉跌。許多靠過度借貸的購房者既無力償付房貸到期本息,又無法再融資。次貸市場違約率大幅上升,大量房貸機構特別是與美國次貸市 場相關的基金陷入困境或破產。據不完全統計,從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中旬,全美80多家次貸機構停業或破產,損失高達千億美元。英國、德國、 法國、瑞士、荷蘭、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50多家銀行、對沖基金等受到波及,損失上百億美元,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劇烈動蕩。
從經濟結構來說,新自由主義模式在美國首先表現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嚴重失衡。美國的金融市場中的次級貸款約為2萬億美元;普通房貸,約為 10億美元;企業債,包括企業之間各種債券,約為60萬億美元;各種金融衍生品,約為340萬億美元。2007年,美國的GDP將近14萬億美元,同金融 衍生品的比例為1:29;其中的實物經濟與金融衍生品的比例為1:68。有學者指出,美國經濟結構的失衡完全是人為的,是美國資本家階級、企業高級經理和 金融機構結成的利益集團為實現資本即股東收益的最大化造成的惡果。經濟結構的失衡導致美國的生產資本即非金融企業的資本積累逐步減少,因此,此次危機不僅 是管理危機,也是積累危機。與此同時,工人的實際工資和社會福利也不斷減少,因而出現了金融資本的高收益和大眾負債消費并存的矛盾現象。從國家層面來看, 生產資本積累危機導致國民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外部投資和進口貿易,為了支持對美國本土企業的需求,美國不得不擴大世界范圍的需求。這種巨大的需求本來會引起 嚴重通貨膨脹的,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這種風險會按照外貿增長的比例分散到世界各國,其中包括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中國。美國依靠自己的經濟霸權和 金融霸權,特別是美元的霸權制造了世界范圍的生產過剩和經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世界各國都要付出慘重代價。杜梅尼爾認為,美國的經濟危機轉嫁機制早在危 機發生之前就建立了,但是以金融資本占主導地位的世界積累制度并不能保證資本主義生產的持續性,而只能推遲危機的到來,此次危機就是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 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巨大沖擊。
從社會制度層面說,新自由主義作為資本主義上層建筑,自然延續著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根本矛盾。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 占有制度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是生產相對過剩。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過剩危機不是偶然現象,而是社會制度本身的必然結果。馬克思在《資本 論》中明確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 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資本主義經濟在社會化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產和商品供給出現無限增長的趨勢, 另一方面是資本剝削日益加重,廣大勞動者的貧困不斷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會購買力增長緩慢甚至停滯,這種狀況必然導致經濟危機周期性地發生。近二三十年 來,在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影響下,美國勞動大眾日益貧困化,社會兩極分化不斷加劇。貧富兩極分化使美國普通民眾不得不靠增加借貸維持日常消費水平。如此發展 模式顯然難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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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當前宏觀經濟形勢比較復雜,導致當前貨幣政策面臨一些困局。目前看來,貨幣政策有兩個功能,一是保增長、穩增長,另一個是控制風險。在經濟下行時,貨幣政策需要推動經濟增長,這好像是要放松貨幣政策,但又因為遇到了長期積累的金融風險,我們去杠桿需要軟著陸,這是困難中的一個選擇。
目前,去杠桿的緊迫性非常強烈,從經濟運行的長周期來看,下降是必然規律。如果遇到了突發性的、災難性的危機,對我們來講還是很不愿意承受的。盡管在過去主要發達國家都經歷過經濟危機,但中國還沒有經歷過,我們有沒有能力防范還不知道。
觀察中國目前的情況,我認為杠桿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內容。從宏觀上看,杠桿率高了違約率就高。從微觀上看,杠桿率高了,企業的負擔就很重,企業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就會受到制約,所以降杠桿很重要。
在中國面臨著雙向選擇的時候,用總量選擇的辦法管制債務市場是不恰當的。我們要調結構。資產負債表里面有國家、企業和個人,國家的負債率、政府的負債率還是比較合理的,總量基本上是可控的。我們擔心的是企業部門,怎么把企業的杠桿調下來,我們要想一些辦法。
如何實現去杠桿,使杠桿率軟著陸?借鑒過去應對危機的一些成功經驗,我認為可以考慮以下幾點:
首先,在適當的時候考慮實施第二次較大規模的債轉股,以改善企業的負債率水平。中國跟美國不一樣,美國的國有資金給了民營企業以后,還會收回來,可以把信貸、股本賣掉。中國的做法不一樣,這不是臨時通道,而是永久通道。這筆錢實際上是永遠永遠的收益。
其次,放開再融資的管制。企業再融資要經過中國證監會審批,從提方案到批準要好幾個月,甚至半年以上。市場好的時候應該讓更多的人投資好的上市公司,增加流動性,讓它獲得更大的產出能力,而不是原始股東把價格炒得更高,這實際是政策上的管制不合理。即使是股市低迷的時期,也應該想辦法放松再融資管制,甚至最終取消再融資的管制,而采取信息披露的辦法。只有這樣才能比較好地利用資本市場。
再次,全面采取企業擴張股本的政策。美國的企業現在基本上沒什么負債,好企業沒有負債。沒有負債的企業就能生存發展,就能應對危機,特別是經濟緊縮下行的時候。中國人的習慣是借錢。現在我們需要思考,有什么好的辦法使企業用股本擴張的辦法,而不是簡單的高利貸。
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很多企業本身不愿意稀釋自己的股權,另一方面資金供給方愿意出資本。針對這個問題,我認為,可以調整一些政策,比如把企業因增加股本而減少了貸款和利息支出、因為減縮了利息支出就減少了稅收這一部分不動,鼓勵企業擴大股本。
中國證監會提出上市公司要分紅,針對這個問題,我認為,也沒有必要過分強調,企業不分紅,你不買它的股票就是了,不一定非要管他分不分紅。鼓勵企業擴大股本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