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主要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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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職業教育治理；治理理念；實踐策略；治理模式

中圖分類號 G719.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4）31-0078-06

在近年來經濟危機及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基于通過職業教育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一系列問題的考慮，發展高效的治理體系成為國際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重要目標。2007年，國際大學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專門召開了主題為“高等教育治理”的國際會議。200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召開了“教育治理：透明性、實施性和有效性”的國際會議，并于2009年主題為“教育治理”的《2009全民教育全球監測報告》。2011年，OECD教育研究與創新中心啟動了“治理復雜教育體系”的研究項目；同一年歐盟《職業教育與培訓的領導力》工作報告。國際社會的相關探索和實踐為職業教育治理提出了很多創新性的理念和實踐思路。

本研究試圖通過對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及德國、瑞士、澳大利亞等重要國際組織和發達國家職業教育治理理念和實踐的梳理，對我國職業教育治理體系的改革提出建議。

一、國際職業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

（一）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

治理（governance）一詞，由世界銀行于1989年率先使用，已經成為政治和管理領域中使用頻率極高的概念。200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召開了主題為“教育治理：透明性、實施性和有效性”的國際會議，會議特別指出，教育治理主要是指各種公共或私人機構和組織統籌合作、各盡其能，從而實現對公共教育事務更好地進行控制和引導。與傳統意義上的教育管理相比，教育治理的內涵更為廣泛，其不僅包括政府維度的教育行政，更包括非政府機制，特別是各種相關的全球性和區域性教育組織的管理機制，以及它們之間的互補與合作。在此基礎上，UNESCO的《2009全民教育全球監測報告》將“教育治理”作為世界全民教育發展新的關注點。報告提出，教育治理問題是全民教育發展的癥結所在，相關問題主要體現在教育資助治理、學校管理治理、師資治理以及教育治理規劃等方面。優化教育治理與切合實際的教育政策有助于加強問責，擴大參與，促進教育公平。改善教育治理的路徑是，加強教育政策性引導，重視教育投入的數量與公平；學校要保證并提高教育質量，妥善處理公私合作關系；加強教師治理，支持學校發展；在教育治理規劃與發展戰略間形成一體化措施[1]。

2011年，OECD教育研究與創新中心啟動了“治理復雜教育體系”的研究項目，項目指出，所有OECD國家的政府都面臨管理日益復雜教育體系的挑戰，因此，需要發展一種有效的治理體系來應對這種復雜性，并為治理主體提供相關知識，使其作出科學決策。項目指出，從概念的角度來說，治理是指在一種沒有一個單獨主體進行絕對統治的背景下，共同治理社會的過程。教育治理包括國家和機構層面的，對教育政策發展、實施和評估的結構、關系和過程，其由一個復雜的網絡組成，這一網絡包括法律框架、教育機構及其與整個體系的關系、分配給教育機構的經費以及這些經費怎樣以一種有效的方式支出，還有控制和影響相關教育行為的一些不正式結構和關系。

對于OECD國家來說，怎樣在日益復雜性的背景下，實現教育體系的國家目標，是教育治理的關鍵因素。對此，這一項目主要關注如下兩個關鍵環節：治理機制和知識選擇。其研究重點集中在如下兩個問題上：一是什么樣的治理模式對于復雜教育體系是有效的？二是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對于實現復雜教育體系的有效治理是必要的？

在此基礎上，如圖1所示，OECD提出了治理的三個關鍵因素：確定優先領域，制定政策發展領域，落實責任，這三個要素都是由非線性模式聯系在一起的獨立現象。這一研究項目主要關注如下三個問題：中央水平的政治決策者怎樣在國家、地區和地方層面設計、組織及實施對教育體系的管理？多個層面的利益相關者怎樣在多層面背景下組織、促進教育政策的實施？中央和地區及地方層面的利益相關者怎樣在對教育體系的管理中進行互相交流[2]？

圖1 OECD“治理復雜的教育體系”項目提出的治理框架

（二）職業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

瑞士教育、研究與創新部指出，職業教育與培訓的治理是指將政策、機構和人聚到一起，在多個主體間促進協商過程的一種戰略管理體系。換句話說，每個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的政治治理都是社會和經濟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政策制定者、公民社會和私立部門都對不斷變化的培訓條件實施穩定的影響。職業教育治理體系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盡早發現各個主體間利益的不平衡，并使職業教育體系適應不斷變化的背景[3]。

非洲教育發展協會（ADEA）認為，職業教育治理需要解決如下三方面問題：政府機構怎樣共同承擔對于職業教育的責任；為促進職業教育與培訓的協調發展及職業教育機構與外部利益相關者間的交流與合作，政府機構設立了哪些國家交流、合作與協調機構；是否形成了對整個國家職業教育總體供給情況的衡量指標體系[4]。更明確地說，職業教育治理體系的關鍵要素包括職業教育職責的分配、交流、合作與協調框架，以及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的一致性和銜接性。

2012年5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中國上海召開了第三屆國際職業教育大會，大會工作報告《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的轉型：培養工作和生活技能》提出，善治是對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系統進行成功改革的一個明確先決條件。職業教育善治的關鍵是如何改進協調，讓廣大利益相關者參與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并且根據充足的信息確定優先事項和確保問責。

總體來看，從概念的角度來說，“治理”是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條件下，多元利益主體圍繞共同目標協調互動的過程。區別于傳統自上而下、一元單向的政府“管理”理念，治理的要點在于多元主體合作共治，各主體通過平等協商達成一致目標及行動方案。因此，在治理理論視野中，不僅要求中央政府而且要求地方政府、各級教育行政官員、職業教育專家、行業企業、學生家長及社會各界都參與到職業教育決策之中。

二、國際職業教育治理的模式與實踐策略

（一）國際職業教育治理的主要模式

根據目前相關學者的研究，西方公共教育治理經歷了“規制型”“市場型”“服務型”三種治理范式的演變，每種范式在治理理念、治理結構、治理工具、治理能力方面都有所不同。“規制型”治理范式遵循國家邏輯，強調教育公平，主張政府全程控制教育發展過程；“市場型”強調市場是公共教育發展的主導力量，只有通過市場競爭和激勵，才能提高教育績效，并提供多樣化的教育服務；“服務型”治理范式強調通過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三者之間的有效互動，逐步建立一種新型的公共教育市場，嚴格界定政府在公共教育領域的干預范圍，通過政府解制以推動非營利組織提供公共教育服務[5]。

圖2 歐洲培訓基金會提出的職業教育多層治理模式

歐洲培訓基金會通過對國際社會職業教育治理實踐的研究表明，基于利益相關者間有效、包容、橫向和縱向交流的多層治理模式，非常有利于增強職業教育與培訓政策和體系的效率、效力、一致性、透明性和落實性。讓一些國家層面之下的實體或地區參與職業教育與培訓的管理，以及確定市場對人力資本的需求，更加有利于促進地區層次的經濟增長，并實現地區勞動力供給與市場需求的匹配。這一模式的具體機制如圖2所示。

圖3 職業教育與培訓的四種治理模式

英國行業協會的研究認為，從實施的角度來說，職業教育治理機制的建立是在職業教育利益相關者及特定主體間建立明確交流及合作機制的過程。這些主體包括政府或教育管理者、教育與培訓機構、勞動力市場和社會合作伙伴（雇主或工人利益組織，如雇主組織或行業協會）等，這些主體的一方是職業學校和教育管理者，另一方是以雇主和員工組織為代表的社會伙伴，其關鍵是在這些主體間形成有效的交流方式。從這一角度而言，如圖4所示，職業教育的治理模式分為如下四種：一是自由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利益相關者間的協調機制較弱，職業教育機構和勞動力市場間通過市場信號進行直接反饋；二是計劃模式，其主要特征是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間的正式聯系或交流較弱，并主要根據國家的相關政策規定進行交流；三是參與模式，主要特征是職業教育的各利益相關者或社會合作伙伴間已經形成特定的交流與作用機制；四是協調模式，主要特征是社會合作伙伴是職業教育更新過程的重要驅動者，并全面參與職業教育的實施。

從實踐的角度來說，研究指出，奧地利、丹麥、德國、荷蘭等北歐國家實施的以“集體技能形成體系”（collective skill formation systems）為特征的協調性治理模式（coordinated model）是最有效的職業教育治理模式，這一模式注重社會合作伙伴對職業教育實施的參與，積極加強相關治理主體間的交流對話。其主要具有如下特征：有效、透明的交流過程；利益相關者（社會合作伙伴：包括政府，以雇主協會、行業協會為代表的社會合作伙伴，職業學校，企業等）間廣泛參與、包容性與合作機制；研究本位的決策過程；開放性、反應性、適應性和靈活性；能夠根據勞動力市場需求的變化，不斷更新、調整職業教育的供給模式、課程和資格等，實現職業學校與勞動力市場需求間的有效匹配。

圖4 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的協調性治理模式

德國波恩大學Werner Eichhorst等對世界范圍內職業教育治理體系進行系統的比較研究后也提出，以德國為代表的雙元制職業教育治理模式運行效率是最高的，具體如圖4顯示。其主要特征包括六個方面：一是課程和教學內容的社會適切性，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包括政府、雇主、社會合作伙伴和教育機構都參與到課程開發中。二是與勞動力市場建立并維持密切的合作伙伴關系，建立了雇主對職業教育體系的持續反饋機制。三是職業教育機構獲得了充足的資金支持，具有必備的教學設備設施及受過良好培訓的教師。四是在培訓機構間創立了有效的競爭機制，激勵職業教育機構的有效運行。五是建立了完善、嚴格的資格認證和質量保障機制，能夠維持高水平的教育教學質量。六是職業教育體系是一個開放、逐級晉升的教育路徑，在職業教育機構中獲得的能力和資格與在學術教育路徑中獲得的資格具有可比性，學生可以在兩個體系間實現有效轉換[6]。上述因素也都是高效職業教育治理體系的基本特征。

（二）國際職業教育治理的實踐策略

200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了主題為“教育治理：透明性、實施性和有效性”的國際會議，在會議最后形成的建議中，為各國改善教育治理、實現更好的教育結果提出了十方面建議：把政府權威部門的教育管理責任下放到地方和個體機構水平上；在利益相關者間建立有效的政策協商機制；形成教育發展的綜合性法律體系；為提高教育質量、促進教育公平配備充足的資源；發展不受政黨政治約束的教育治理體系；把學校作為行動的核心；促進專業治理能力的發展；支持教育專業發展及其收入的提高；增強所有層次利益相關者的聲音；加強伙伴關系的構建。

2008年，澳大利亞技能署《國家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的未來治理》的報告。報告提出，為確保對技能挑戰作出有效回應，在發展有效的職業教育治理體系過程中，需要著重考慮如下幾點：一是形成明確的國家目標和政策領導力，澳大利亞的職業教育與培訓在一個全球競爭的環境下運行，為應對這一挑戰，需要加強一種集體性的國家目標發展，形成國家標準、勞動力規劃、與行業新的合作關系，以及各地區之間的協調發展路徑。二是確定或分析技能需求，形成經費撥款框架。三是有效管理和分配公共經費。四是運用系統的信息進行體系改革和發展。五是建立高質量的國家數據基礎，促進相關決策。六是加強優異性、一致性和無縫的規范管理。行業和消費者參與對于國家培訓體系的主流化、一致性和優異性是非常關鍵的，要通過這一點促進對于職業教育與培訓服務的機會、信心和適切性[7]。

根據相關國際學者的研究，美國職業教育治理的基本架構是：地方教育機構負有治理公共職業教育與培訓的主要責任。但地方教育機構要在州立法和規定的框架下運行，而州的相關立法又受到聯邦立法的嚴重制約。聯邦政府向州提供支持職業教育與培訓發展的資金。為獲得這些資金，州必須向聯邦政府提交相關計劃，明確為實現聯邦法律的目標，怎樣運用這些經費。然后，州再要求地方機構提交運用這些經費的計劃。此外，政府資助之外的技能培訓主要由由聯邦勞工部下設的學徒制辦公室等部門實施[8]。

歐盟用高質量、有效、吸引力和適切性來描述職業教育與培訓的良好發展狀態。歐洲培訓基金會提出，治理與職業教育和培訓政策的總體運行績效高度相關，治理影響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實施。2011年，歐盟的工作報告《職業教育與培訓的領導力》提出，歐盟職業教育與培訓的治理呈現如下趨勢：職業教育與培訓機構通過一系列廣泛的活動及責任分配合并成更大規模的機構；中央政府的管理職能下放到地區或地方政府、學校委員會或其他利益相關者；努力增強職業教育與培訓機構的自主性；從關注輸入因素（注冊和參與、項目的學制和性質）轉向日益關注質量保障、學習結果或成果[9]。

英國行業及技能協會的研究認為，國際職業教育治理的普遍策略有：一是通過建立行業組織，在雇主、地方政府及教育機構間加強合作伙伴關系，在地區水平上為企業及雇主提供一個參與職業教育的平臺，幫助發展相關的培訓策略，以有效應對地區產業需求。二是建立對職業及相關技能進行認證的明確指標，并使這些指標獲得廣泛認可，從而吸引更多的學習者參與職業教育。三是政府提供對勞動力培訓的經費激勵，加強對與重點產業相對應職業教育領域的投資，鼓勵職業教育機構和大學在重要行業采取集群行動，促進相關行業的創新和就業。四是加強對學生的生涯支持和指導，并使雇主積極參與，幫助學習者實現特定的就業目標。五是政府制定積極的產業發展戰略，把教育及人力資本作為產業發展戰略的一部分，特別重視對中等后職業教育機構的投資。

2012年，UNESCO通過對世界各國若干旨在改善管理的政策辦法進行梳理認為，如下策略是各國職業教育治理的普遍策略：將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納入一項戰略；使利益相關方結成積極的伙伴關系；決定是否下放權力，以及如何下放；審查并改革資歷認證制度；開發質量保障程序；為制定政策改善證據基礎；將政策框架與實施戰略掛鉤，以實現改革。

總體來看，密切聯系企業和地區經濟體，與地區經濟體建立各種形式的合作關系，勞動力組織積極參與職業教育的設計及實施，這些是實現高效職業教育治理的關鍵。

三、結論與啟示

總體來看，雖然各國對職業教育治理概念理解和具體實踐策略上有所差異，但建立社會合作伙伴多元參與的協調性治理體系是國際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基本經驗和趨勢。如歐洲培訓基金會認為，“職業教育治理”是基于各個層次的利益相關者參與的、設定目標體系、實施并進行監控的職業教育決策管理的一種模型。職業教育治理的目的在于加強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改進政策的問責制、透明度、一致性、效率和有效性。OECD提出，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建立的關鍵是職業教育的利益相關者及特定主體建立明確交流及合作機制的過程，其主要特征包括：高質量的教學及培訓水平，積極的產業政策，靈活的培訓和生涯路徑，政府對職業教育的積極投資。根據國際社會的相關經驗，這一高效治理機制建立的關鍵有如下兩個方面：

首先，在政府層面形成明確的法律規定，對職業教育決策或咨詢中相關利益主體的作用給予明確界定，在此基礎上，加強職業教育機構間及其與工作組織、行業企業的交流對話，形成關于未來技能需求的有效、透明、靈活、開放的交流傳遞機制。

其次，從職業教育自身的特征來看，作為與勞動力市場關系最為密切的一種教育類型，行業企業參與是職業教育治理的重要特征，職業教育需要政府、行業、企業、學校四方聯動。行業企業通過什么樣的途徑和平臺來參與職業教育治理，在實質上影響著職業教育從決策到實施的整個過程。因此，準確定位各級政府、高職院校和社會，特別是行業企業在職業教育改革發展中的權責和職能，理順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國際高效職業教育治理體系的共同特征。

根據國際社會高效職業教育治理的標準，我國職業教育治理體系主要存在如下兩方面問題：一是仍然以政府的行政管理為主，職業教育的法律保障體系，特別是行業企業等社會合作伙伴參與職業教育治理的機構和制度不健全，沒有形成社會共同治理的基礎；二是職業教育發展的相關基本制度建設不完善，如招生制度、資格框架制度、經費撥款制度、勞動力市場需求預測和反饋制度等，不利于職業教育綜合治理能力的提高。

基于我國職業教育治理體系發展面臨的問題，借鑒國際社會的經驗，現代職業教育治理是一個系統的戰略發展和制度設計方面的問題，必須要有一整套完善的國家政策、制度加以支撐。因此，未來急需設計和建立一整套以法律法規為基礎的，具有強制性、規范性、操作性，保障職業教育科學發展和實施的一系列相應的政策法規和制度安排，促進以行業企業為主導的社會合作伙伴積極參與職業教育治理，以實現社會多元主體共同治理職業教育的格局。

參 考 文 獻

[1]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08[R]. Paris： UNESCO， 2007： 21.

[2]Governing Complex Education System： Framework for Case Studies[Z].OECD，2011.

[3]Federal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ffair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EAER，State Secretariat fo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ERI Project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Call for Tenders for Leading House “VET Governance”[Z]. Bern， 16.9.2013.

[4]ADEA. Governance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Z]. Background Document Prepared for the 4th SADC Annual TVET Conference Swakopmund， Namibia 7 to 10 November， 2006.

[5]吳景松. 西方公共教育治理范式變革及其啟示[J].中國教育學刊，2010（11）：10-13.

[6]Werner Eichhorst，Núria Rodríguez-Planas，Ricarda Schmidl，Klaus F. Zimmermann. A Roadmap to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Z]. December 2012.

[7]Skills Australia. Future Governance of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Z]. 17 Septem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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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是指政治統治者的地位保護盒階級壓迫功能逐漸淡化,代之以將行政權力主要運用在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福利等方面的政治意志執行過程。政治是國家意志的體現,而管理則是這一意志的執行。對于什么是治理,許多機構和學者都作出了自己的界定。比較典型的是全球治理協會和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定義。全球治理協會的定義是:治理是個人與機構、官方和私人治理其共同事物的總和,多種多樣互相沖突的利益集團可以借此走到一起,找到合法的辦法。它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既可以是對立的或各異的利益彼此時應,也可以是人們同意或接受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安排。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定義是:治理是運用政治權威管理和控制國家資源,以求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具體而言,治理是有許多不具備明確的等級關系的個人和組織進行合作以解決沖突的工作方式,它靈活的反映著多樣活的規章制度甚至個人態度,以上定義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治理理論的主要特征,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 自我調節的協作方式。即國家、組織、個人之間通過談判實現自動協調目的的方式。

2 多樣化的行動者。國家責任范圍逐漸縮小而公民享受更多的責任,包括政府部門、私營部門、第三部門以及廣大公眾都可以參與治理。

3 互動過程。致力于集體行動的組織依靠互相依賴的權利和資源關系實現互相促進和支持,形成協作性的合伙伙伴關系。

4 國家的主導角色。國家在制度設計和戰略制定方面具有根本性作用,這是其他機構不能代替的,國家的作用充分體現在其宏觀調控和組織協作上。

二、善治的內容

善治是指一種良好的治理。這是治理理念和相關機制建立并運用到實踐中所導致的良好的績效。它應該是社會治理發展的目標。善治只要是指治理能夠收獲到良好的技校,這種績效表現在治理的政治效果、管理效果、經濟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方面。整治效果主要是通過治理達到了公民與公共機構之間的良性互動,公民的責任精神得到提升,公民對公共事務有著廣泛的參與,社區團結性達到非常高的水平。管理效果是通過多元角度的參與和互動,社區和組織的治理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形成了共同治理的機制,提供了最大效率的公共服務。經濟效果主要是指通過治理直線了社區和組織資源最大化的利用,并確定了良好的經濟收益,給社區居民帶來了更好地福利。而社會效果則包括文化觀念、環境保護、社區安全、鄰里照顧等方面都產生良好的小郭,社區成為安全、幸福和文明的居住地。就一個國家而言,職責意味著國家實現有效的制度構建、公民創造力得到激活、政治文明程度高,意味著國家不僅在經濟上去的穩定而快捷的增長,而且在綜合效益上公民生活質量得到了不斷提升,社會和自然都實現了和諧共進的目標。

三、公共治理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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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的財務學者們從不同的研究目的出發，對財務治理的內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見解。程宏偉（2002）認為，財務治理是財務治理主體對企業財力的統治和支配，即關于企業財權的安排，它決定財務運營的目標以及實現目標所采取的財務政策；楊淑娥（2002）則把財務治理理解為通過財權在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不同配置，從而調整利益相關者在財務體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動態制度安排；饒曉秋（2003）提出，財務治理的實質是一種財務權限劃分，從而形成相互制衡關系的財務管理體制；林鐘高（2003）指出，財務治理是一組聯系各利益相關主體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結構關系網絡，其根本目的在于試圖通過這種制度安排，以達到利益相關主體之間的權利、責任和利益的均衡，實現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統一。以上這些有關財務治理的定義，雖然都從不同角度對財務治理的內涵進行了闡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認識偏差。他們要么從制度安排的角度將“財務治理”與“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將“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混為一談，或者只強調財權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視其他方面，因而無法全面準確地理解財務治理的內涵。

綜上所述，對于財務治理內涵的理解，筆者比較傾向于衣龍新（2005）的概括，即財務治理就是基于財務資本結構等制度安排，對企業財權進行合理配置，在強調以股東為主導的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約束等機制，實現公司財務決策科學化的一系列制度、機制、行為的安排、設計和規范。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財務治理是一種制度安排，又強調了財務治理是對財權的合理配置，同時還突出了財務治理是為了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約束機制。

我國絕大多數財務管理學教材都認為，財務管理是利用價值形式對企業生產經營過程進行的管理，是企業組織財務活動，處理與各方面財務關系的一項綜合性管理工作。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財務管理是一項管理活動，其直接對象是企業的資金運動和企業的價值。

從以上對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概念約定可以看出，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區別主要在于，財務治理是一種制衡機制，其目標是協調企業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沖突，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而財務管理則是一種運行機制，其目標在于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也就是說，財務治理規定了整個企業財務運作的基本網絡框架，財務管理則是在這個既定的框架下駕馭企業財務奔向目標。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同時也存在許多共同點，那就是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理論基礎具有同源性（都以產權制度和公司治理為基礎）；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對象具有同質性（都涉及到財權問題）；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具有體系上的統一性（同屬財務范疇且都是企業財務報告的影響因素）；財務治理決定了財務管理的框架和軌道，財務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財務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財務管理學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財務治理的考量

“組織財務活動、處理財務關系”這一概念特征決定了財務管理學的研究應從財務的二重性：經濟屬性（財務活動）與社會屬性（財務關系）相結合來進行考察。但現實情況是，傳統財務管理學僅從數量層面來對財務的經濟屬性進行分析和論述，而對財務的社會屬性——財務關系的處理這一財務管理的本質問題卻一帶而過。而財務管理作為一種綜合管理，企業內部各種權利的制衡、責任的分擔以及利益的劃分，最終將以財務的形式體現。但這些問題的解決，光靠加強日常財務管理是不夠的，應注重公司各利益相關者財務權利和責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財務行為規范等財務治理的問題。現在的問題是，當人們過于注重研究財務管理學的具體內容時，卻忽視了一個對推進公司財務理論發展至關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從財務治理的角度把握財務管理學的特征。

從財務治理的角度來觀察，筆者認為，傳統財務管理學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業財務行為視為一種把非經濟動機排除在外的純經濟行為，較少關注制度與財務文化等社會因素對財務行為和財務效率的影響，而是把影響財務行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認同，致使制度無法納入財務行為的解析框架，對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從而使財務管理學的構建日趨保守乃至封閉。第二，沒有進行相關財務治理影響分析，因而產生對“財權配置”問題的輕視及與此相關的“內部人控制財務”，導致企業外部利益相關者對企業財務監控的弱化及其財務利益的受損，致使理論與實踐相背離。第三，以理性經濟人假設作為理論前提，必然形成對經濟屬性（財務活動）的過度關注而輕視其社會屬性（財務關系），從而加劇財務沖突和財務道德的失落。

三、財務管理學再造：基于財務治理的創新

公司財務理論構建于特定的企業假設基礎之上，企業的不同界定和企業特征的現實變遷都會對公司財務理論產生決定性影響。現有的公司財務理論構建于傳統的企業特性之上，從總體上屬于價值管理理論。誠然，企業作為系列契約的聯結現象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我們同樣不能忽視一個更為重要的事實，即企業的本質特征并不在于這種聯結以及實現這種聯結的契約本身，而是在于形成這種聯結之后的企業財務活動以及在活動中產生的財務關系。隨著公司制企業的出現和現代企業理論對成本、信息不對稱等問題的研究，由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帶來的公司治理問題便成為當前公司財務理論的主要議題。現實表明，單純從各自的學科出發獨立研究財務管理或財務治理問題，已經不能滿足學科發展和現實經濟的需要。因此，財務管理學需要拓寬研究視野和豐富理論內涵，就必須與財務治理進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財務管理目標的重新界定與企業財權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選擇財務目標，建立和完善財務的導向機制，是保證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高效運行并實施有效對接的前提。近年來，財務管理目標的定位經過了企業利潤最大化、股東財富最大化和企業價值最大化等發展階段。但就我國目前的企業組織形式主流為非上市公司、資本市場的弱勢有效、法治建設處于起步期、商業倫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結構不太完善等現實背景下，新《企業財務通則》將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界定為“企業價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為其資源供給者創造財富的受托經濟責任，也是當代財務管理學教材普遍接受的觀點，具有較強的理論邏輯性和實踐有用性。但也應清醒地看到，這些過分強調股東或企業價值的財務管理目標，勢必會將非價值性的社會責任排除在財務管理目標之外。結合我國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東至上”的邏輯和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權被弱化的現狀，以及企業是在復雜的、充滿競爭的關系網絡中開展經營活動的現實，筆者認為“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均衡”應成為企業財務管理的終極目標。這一目標不僅有利于協調各利益相關者的矛盾，而且還使企業的經濟性目標和社會性目標得以有機結合，保證了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企業的經濟性目標就是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這是由企業的本質所決定的，因此，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并不總是與宏觀社會的要求保持絕對的一致性。于是，國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來強制企業必須履行社會責任。但是，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在許多場合無法完全進行硬性規定。這就需要企業的社會性目標，注重企業的社會責任，追求社會效益的最優化，這是由企業所處的社會環境決定的。任何企業都不可能獨立于社會而存在，若過分強調企業的經濟性目標而忽視社會性目標，將會失去社會的支持，從而使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舉步維艱。特別是隨著SA8000在全球范圍的推廣和實施，企業重視社會責任、推動社會責任以及落實社會責任便有了最佳保證。這一堅持多邊主義的理財目標，是與公司財務治理的思想和目標相適應的。按照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理論，企業財權配置不能只考慮股東和經理層的利益，每個利益相關者在企業財權配置中都有權享有相應的財務權利，有不同的財務利益訴求。此外，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相機財務治理，也應在財務管理學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視制度因素在財務管理學中的地位

內生于公司財務行為的制度因素可按財務活動的關系分為財務本體性制度和財務關聯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國的財務管理學中，只是企業財務通則、公司法、稅法等財務本體性制度散見于籌資、投資、收益分配和資產重組及清算等財務活動中，而對在性質上并不是財務性的卻會對公司財務行為及利益相關者的財務網絡起約束和限制作用的財務關聯性制度（如產權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倫理道德等）閉口不談，這不僅背離現實而且還會把財務管理學引入歧途。財務管理學的再造，除繼續重視和完善財務本體性制度對公司財務行為的規范約束，還應當重視財務關聯性制度與企業財務行為之間關聯性研究，這是基于我國的基本國情所決定的。引入財務關聯性制度的研究，將有利于擺脫現有財務管理學“就財務論財務”的思維偏差，使財務管理學再造更具動態調整性和環境適應性。

（三）注重激勵和監督機制構建的研究

財務管理學如果只關注具體的資金運動而忽視在這一過程中的激勵與監督問題，勢必會導致資本運營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受損。因此，財務管理學再造就必須注重激勵和監督機制構建的研究。目前的財務管理學中在闡述企業財務活動時，本能地運用了諸如企業財務通則、公司法、會計法等財務本體性制度來約束與制衡管理者，而對于內部控制這一影響企業命運的制度安排卻沒有片言只語，這與企業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本質要求極不相稱。2008年6月28日，財政部、證監會、審計署、銀監會、保監會聯合了《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這為企業內部控制的內容融入財務管理學再造提供了絕好的契機。公司的成本問題，僅僅靠制衡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恰當的激勵機制能夠通過委托人設計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適當的行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來，以財務治理的觀點考察薪酬對公司財務業績的敏感性漸成潮流。因此，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上市公司應采用股票期權激勵制度。但股票期權的應用是有條件的，需要有比較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比較健全的資本市場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的法律框架等，而這些條件我國目前并不完全具備。我們在財務管理學的再造中，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必須緊密結合中國的國情，關注中國特殊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不能掉進“國際大廚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關注財務文化對解決財務沖突和財務敗德行為的作用

目前的財務管理學較為強調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會責任和道德品質等人類的一些基本價值在現代企業理財中倍受蹂躪而變得支離破碎，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財務關系也日趨惡化，使企業無法實現全面、健康的可持續發展。財務管理學關注資本、成本、利潤等本是應有之義，但影響和決定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為也不應該忽視，因為這有利于解決財務沖突和財務敗德行為。企業財務文化是一種“內隱文化”，是企業為了實現財務目標而一貫倡導、逐步形成、不斷充實并為全體成員所自覺遵循的理財價值標準、道德規范、工作態度、行為取向和生活觀念，以及由這些因素融會、凝聚而形成的整體財務管理精神風貌。財務準則有形而財務文化無形，但財務文化對企業的影響卻無處不在。鑒于財務文化對企業競爭力所具有的原生性決定作用以及它所蘊涵的更為深刻的企業本質特征，要求人們在財務管理學再造過程中必須高度關注這一問題。財務管理學再造關于企業財務文化研究，其最終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國企業特色、與中國企業協調發展的財務文化發展戰略模式，從而更好地指導企業財務管理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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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家族企業研究　學科發展　中外比較　理論評述

[中圖分類號]F27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1)10－0087－05

一、引言

家族企業以其在數量和經濟規模上舉足輕重的地位，一直以來在全球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家族企業都是其經濟結構中最為重要的成分并發揮著關鍵的經濟作用，是推動創業和創新的主要動力。從歷史的視角來看，家族企業無疑是一種最具生命力的、與時俱新的一種組織形式。同時，由于中國獨特的家文化，家族企業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社會發展方面有著重要意義，成為傳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的經濟載體。

家族企業研究一直是全球性的熱點課題，一方面，通過研究家族企業可以發掘家族利他主義和創業精神的獨特價值：另一方面，它也是發展適合于中同制度文化環境下管理理論和推動中國管理實踐創新的重要抓手。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家族企業研究得以將全球管理理論的普遍性與中國管理的獨特性有效結合起來，從而為家族企業的持續發展和創新提供理論和政策支持。

盡管家族企業的研究一直是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研究的關注點，但直到1980年代后，家族企業研究才成為一個系統性的研究領域，這和家族企業經濟作為現實經濟發展的重要部分(與錢德勒強調大型公眾化公司的趨勢不同)再次被人們所認識有關，更離不開中小企業研究、創業創新研究等領域的興起，家族企業研究的國際雜志，機構以及會議的推動。然而，由于中國獨特的家文化和國內相關學術研究開展較晚等原因，國內家族企業研究和國際上的研究還存在較大差距，本文旨在以研究內容為主線，回顧并評述國內外家族企業的研究現狀，在此基礎上以跨學科理論視角進行系統總結并比較中外研究的差異，為后續研究提供理論脈絡和啟示。

二、國外家族企業研究現狀

(一)家族企業的經濟和社會價值

據保守估計，在西方經濟體的企業中家族企業所占比例超過2／3以上。美國的家族企業比例大約為65％－80％，英國家族企業的比例為75％，西班牙家族企業的比例為80％，意大利和中東國家的比例更在95％以上。家族企業在創造經濟財富、提供就業和促進市場競爭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家族企業的價值不僅體現在創造經濟財富，也體現在超越一般經濟意義的社會功能方面。根據商業組織的企業社會責任概念模型，Gallo研究發現，雖然大部分家族企業提高雇員技能、保持企業長期持續經營和影響制度環境方面都未體現出積極角色，但是這些企業在建設社區教育機構，傳播家文化、勤勉、團隊合作和責任承諾等價值觀方面都投入了不少資源，為社會提供隱形的公共產品。并且，家族企業在社會形象和聲譽方面的自我保護意識使其更加關注如平權行動、環境的負面影響和社區反對事件等方面的社會焦點，并在組織行為上遵循社會規范(Jr.Dyer and Whetten.2006)。

(二)家族企業對傳統經濟人假設的背離以及家族企業的特征研究

傳統經濟學將經濟人的理解釋為行為主體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目標不一致或信息不對稱的現實情形下，產生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但是在家族企業中，由于血緣、親情和泛家族等裙帶關系，家族企業雇員所具有的利他主義行為與傳統經濟人的利己主義(Selfish)行為相背離，成為家族企業治理效率的主要特征。與傳統經濟人假設的背離使得家族企業的特征不僅體現在簡單的家族所有權和控制權，還包括利他主義行為影響下家族企業內部特殊的關系(Sehulze et al，2003)。

一個新的研究進展是，相對于非家族企業而言，家族企業內部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是家族影響，這種影響機制會對企業的資源積聚和利用產生優序選擇傾向，通過不同的資源組合來提升企業的績效(Chnsmml et al，2009)。而這種家族影響的作用機理又與家族、企業這兩個不同的“身份(Identity)”有關，兩種“身份”之間的關系動態性(比如沖突和協調)甚至會觸發新的創業機會(Shepherd and Haynie，2009)，這成為家族創業研究的現實依據。

(三)家族企業公司治理研究

家族企業公司治理問題與公眾公司有著質的差異。雖然家族企業內部的利他主義與血緣關系抵消了委托關系中由于私有產權所導致的非效率行為，然而由于家族企業治理結構中家族創業人員的高退出成本，可能會使得人力和金融資本市場流動性的效率無法得到充分體現。但也有研究認為，家族成員對企業的影響應該區分所有權與管理權兩種不同的涉入形式，前者是基于產權制衡并具有排他性，而后者則是基于管理能力與控制權的配置，涉及到企業從外部勞動力市場獲取的社會資本和知識資源，這兩種不同的涉入方式以及程度差異使家族企業治理結構分析進入更為細分的層面(zahra et al，2007)。這些研究結論表明，家族企業公司治理結構研究的重點是家族成員在企業中的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安排特征，不同的配置方式會產生不同的治理效率以及企業績效差異。

(四)家族企業組織行為及其競爭獨特性研究

目前國外有關家族領導行為和組織行為的研究主要還是利用現有的組織行為理論來解釋和探索家族企業情景下的組織行為問題，其中的研究點主要是探討一般意義上的領導行為如何影響家族企業內部的家族因素以及雇員的組織行為特征。如Sorenson[sl的研究認為，參與型的領導行為除了正向影響雇員的滿意度和組織承諾，以及企業績效以外，還有利于家族本身的治理。其實證結論表明，家族領導的威望權力既有利于提高家族績效也和雇員的滿意度正相關。而自由主義的領導行為與雇員承諾正相關。

家族企業的組織行為特征也形成了其競爭獨特性，主要體現在其家族性因素及其獨特的公司治理結構系統所形成的組織行為優勢，其中主要包括家族成員之間的信任和利他主義行為，以及治理機制方面的低成本激勵和高效率的權力結構等。例如，Carney的研究將家族對企業資產的控制權所產生的影響歸納為三個方面：節儉主義、人本主義和特殊主義，這些特征能夠使家族企業在特定的環境中產生獨特的競爭優勢，有利于家族企業創造和利用社會資本，產生創業機會型的投資項目。這些特征和行為在非家族企業當中難于獲得和培育，構成了家族企業獨特的競爭優勢。

(五)家族企業的企業家精神與傳承研究

家族成員的涉人和傳承是影響家族創業成功及其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Dyer，1994)，其中關系到家族企業治理機制以及傳承規劃的問題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其實，傳承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涉及到家族企業創建者及其后代在權

力關系和家族創業戰略方面的變化。在這方面的研究中，Churchill和HattenI"]將其區分為四個階段：家族創建者的獨立創業――下一代家族成員管理能力的培訓和發展――創建者及其下一代共同管理一一權力和責任的傳承，并據此在后代中進行周而復始的連續傳承。其中的主要問題是，傳承過程伴隨著創業者與下一代家族成員(或者代際成員)相互之間在企業中的角色調整和定位(Handler，1990)。此外，也有學者提出創業激情和創新精神的跨代傳承問題(Litz and Kleysen，2001)，將其作為在家族企業中企業家精神培養和傳承的重要部分。

(六)家族創業研究

家族創業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家族在創業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即家族作為特殊的社會組織在企業中的嵌入對于家族企業創業的影響；第二個問題是，這種家族嵌入對創業的影響是否形成新創企業或公司創業的競爭與成長(產出)過程的獨特價值。有學者的研究表明，在家族性影響因素與創業導向之間存在顯著的關聯效應。這主要表現在，具有創業導向的新創家族企業會對不完備的信息更為警覺，有利于新創企業發現和識別各種市場機會。這種機會識別能力一方面來源于家族性因素(如家族創業者的能力以及家族成員的關系網絡)，另一方面在創業初期又構成了其他企業難以模仿的獨特的家族性資源。因此，從創業導向的角度來看，家族創業可以理解為家族因素促使企業組織主動、持續地尋求創業機會的經營理念和成長方式(Habbershon，2006)。

此外，家族企業所有權的特殊性使得家族具有長期的創業導向，因此新創家族企業更具有創新、承擔風險、進行風險投資的特性(zahra et al，2004)。具有創業導向的新創企業創業活動增加了家族企業產品的獨特性進而保證了企業的競爭優勢。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指出，兩權合一、家族創業者兼任的CEO、家族所有權、家族涉入程度等多種家族性因素都顯著影響家族創業的風險承擔特性。這說明，在家族企業的情境下，家族因素成為激發企業創業導向的主要來源，從組織特性的角度挖掘家族企業基業長青的理論根系。

三、國內研究現狀

家族企業研究在國內基本上始自1990年代，當時中國民營經濟在改革開放政策逐漸穩定的轉型制度下迅速崛起。其中民營經濟主要的組成部分是家族企業或家族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中國傳統的家文化對企業的影響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得到恢復和發展，但在制度不完善和復雜的市場環境下，家族企業的成長面對一系列的挑戰。國內家族企業管理的研究除了關注國際學術界的部分共同話題之外，對中國情景下的獨特問題和管理模式給予了高度關注，主要的研究課題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中國文化和信任結構下的家族企業成長困境

中國傳統的家文化以及社會關系形成的“差序格局”特征，產生了親疏關系的信任差異以及任人唯親的決策傾向。隨著家族企業的不斷發展和壯大，其中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專業化管理能力的缺乏，企業從外部勞動力市場獲取人力資源的機制又出現困境。有學者提出，由于家族化的企業組織附有家長權威，這種高度集權的特征使得中低層次的非家族管理者沒有得到足夠授權，從而使得管理能力培養和經驗積累變得缺乏。而這種管理資源的供應不足進一步造成家族企業人力資本的短缺，制約了家族企業的持續成長。管理資源的引入首先是要解決家族企業與職業經理人之間進行有效融合的問題，吸納和整合成新的管理資源，在這個過程尤其要重視家文化和泛家族規則的影響機制(儲小平，2002)。

但是，由于家族企業和經理人雙方在家族主義和利益取向方面的差異，其中的信任問題始終無法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從而導致職業經理人才能的發揮受到制約和逆向激勵。對此，也有學者通過經驗研究發現，家族企業主與非家族雇員在管理層面會形成區別于傳統委托關系的“第二重關系”(蘇啟林和朱文，2003)，使家族企業治理問題更加復雜化。這些研究都反映了家族企業成長過程所呈現的一系列序貫萌生的問題：成長導致管理能力的缺乏――外部職業經理人員的引入――家族企業治理結構問題。而新近的研究則提出了家族內部成員之間的權力治理問題，即具有親緣關系的家族成員內部所形成的家族權威的配置特征(賀小剛和連燕玲，2009)，這方面的研究試圖從家族治理的視角分析家族企業成長過程中的困境，并提出相應對策。

(二)中國家族企業關系治理

崇尚家族倫理和關系網絡的華人社會制度背景，使得關系契約成為企業內部的隱性契約形式，相應地，關系治理成為中國家族企業的一種適應性策略的制度安排。實際上，中國家族企業的實際治理模式是關系治理與契約治理兩種手段并存，現有的研究結論認為這兩種治理模式的配置方式的選擇受到企業內外因素的影響，例如企業領導(家族創業者)的價值觀、企業的家族所有權結構、資產規模和制度環境因素等。也有研究指出，針對家族企業的家族內部和外部兩種人，應該依靠關系特征進行相互制約，因此強關系和強契約治理形式應該是降低這兩類成本的最優配置方式。不過，由于兩種關系治理形式受家族治理和企業治理特征的制約，其相互之間的復雜關聯有待進一步的梳理和分析。

(三)中國家族企業領導行為與傳承：家長式領導與企業家精神傳承

目前針對中國家族企業領導行為的研究還較少，現有研究把家族企業的領導行為分為構建愿景、開拓創新、監控運營、仁慈關愛和責任融洽維度等5種正面的領導行為，分析其對員工工作態度、組織承諾和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然而其影響效應又受治理模式的制約。現有研究只是在中國家族企業的情景中來分析領導行為與員工的組織行為特征，沒有進一步探討不同的領導行為與家族企業的成長問題，也沒有體現出中國情境下的理論獨特性。

家族企業的成長牽系到傳承和繼任，現實經濟中不少中國家族企業目前正面臨從第一代到第二代的傳承交接問題，而“子承父業”是主流的繼任模式。繼任者的繼任能力和繼任意愿的培養過程是主要部分，企業繼任過程中的企業家精神傳承影響著企業后續的持續發展。這方面的研究指出，現任和繼任者之間的人際信任關系、權力傳承的共識程度都會影響到家族創業者的企業家精神傳承。㈣(PIKS)現有研究還發現，企業家的默會知識、關系網絡和企業家精神是家旅企業代際傳承過程中企業家個體所需要傳承的三大要素(竇軍生等，2008)。實際上，這些要素是家族企業持續創業的根基，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家族企業領導行為中應該重視進行持續的制度創新和文化創新，持續地傳承和延續家族企業的創業精神(李新春等，2008)。

(四)家族創業與可持續成長

國內關于家族創業的研究才剛剛開始，主要集中在理論分析層面。在中國的制度環境下，有學者提出可以從家族嵌入、資源和創業導向等視角來開展基于本土化的家族創業研究，為家族企業和創業理論提供補充。也有研究提出基于過程觀的家族創業研究范式，分析家族性因素如何影響創業機會的識別、資源獲取已經形成動態的競爭優勢(陳文婷等，2009)。該領域的研究觀點主要體現在，家族獨特的資源庫和家族創業導向交互影響著家族企業的成長，在家族資源條件

下從機會導向轉變為創業導向的戰略有利于中國家族企業的可持續成長。可見，目前的研究主要從家族因素與創業過程之間的相互嵌入的角度來進行理論研究。可進一步基于現實案例和數據對其中的關鍵變量之間的作用機制進行深入分析。

四、中外家族企業研究的比較與啟示

通過回顧中外家族企業現有的研究可以發現，家族企業的獨特治理結構、家族因素、傳承與績效等問題都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但是，從西方最近的研究趨勢來看，目前的研究焦點已經從探究家族企業的具體特征逐漸過渡到深入分析這些特征如何影響家族企業的組織行為、資源的獲取與利用以及創業過程等。同時還可以認識到，家族企業內部同有的家族因素及其獨特的作用機制，是萌生新研究問題的根源。研究范式也已經突破現有的理論禁錮，結合其他學科(如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相關理論進行跨學科的分析研究，這種趨勢可從前文綜述中最新發表的文獻來考證。例如，從新近的研究可以看到現代公司治理領域中家族企業的身影，對于在資本市場上市的家族企業治理行為，學術界曾產生兩種相左的理論解釋，一個來自經濟學領域的委托理論，另外一個則是心理學中的管家理論。最新的文獻指出，通過結合社會學觀點進行分析，綜合考慮企業的社會嵌入特征和家族制度的內部因素，不同的理論解釋是可以相互融合的。突出家族企業的社會結構嵌入特征(Steier et al，2009)，對于現有的研究結論和理論拓展既有挑戰也有補充意義。

國內較為早期的文獻首先提出的是“家族式企業”的概念，根據血親與姻親關系構成的群體來劃分廣義和狹義的家族企業(莊永競，1990)。由于該時期國內大多數家族企業仍然處于初期創業階段，家族企業管理所暴露出的問題并不突出，更多的則是理論上的初步分析。實際上，初期的研究對家族企業的定義主要是根據家族成員的企業所有權和管理權這兩個主要標準來界定的，其中的主要特征體現在企業經營過程中的家族涉入行為。然而，同際上對家族企業的定義準則既包含了家族對企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也包括家族本身的文化價值觀對于企業發展的影響，同時也要求家族企業經歷多個代際之間的傳承過程(Chua et al，1999)。這意味著，中國大多數家族企業還沒有發展到符合國際學術研究所嚴格定義的標準，從而造成國內家族企業管理研究的重點和方向也呈現出一定的局限性和差異性。

影響家族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因素既有內部原因(如企業治理結構、繼任和企業家精神傳承等)，也有外部影響因素(如社會、經濟與道德環境)。雖然中國家族企業的制度環境自改革開放以來得到不斷改善，但這僅是獲得了經營上的合法地位。在融資約束以及行業進入壁壘的制約下，家族企業社會關系網絡的建立及其維護是企業獲得創業資源與尋求非正式制度保障的主要機制，而其中的實現方式便是履行社會責任(陳凌等，2008)和聘用具有政府關系、行業專長和其他背景的人擔任公司的(獨立)董事(趙昌文等，2008)。然而，西方最新的文獻認為，家族企業的社會資本與家旅社會資本是不同的，后者主要體現為家族成員對家族企業創業過程的支持(chang et al，2009)，具體表現在人力資本和財務資本支持。而萌生于家庭集體對話所形成的家族觀點，又能夠形成一定的道德準則，準則的一致性有利于積累家族社會資本――這是家族企業初創階段的主要資源(Sorenson et al，2009)。這些西方細化的前沿研究，也反映出中國情境下的家族企業研究有待進一步探索的理論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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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四川西南地區;穹窿地貌;地質災害;防治

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國民經濟的發展，生活需求不斷提升的同時不斷增加對各種資源的開發力度使得原本就已經十分脆弱的地質環境承受著新一輪壓力造成地質災害的出現，這些問題的出現不僅給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了重大威脅,同時更是給態環境帶來嚴重影響,為此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對地質災害的的發生采取有效得問防治措施，尤其是鋁礦山的地質災害問題。對于四川西南部地區來說，地質條件比較復雜，地貌特征比較特殊，而且是我國的內陸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東部地區相比還比較落后，再加上此地區屬于穹窿地貌，地質災害頻發，類型較多，影響大，危害嚴重，為了改變這種情況，要針對四川西南地區穹窿鋁礦帶地質災害的具體情況，采取一些有效的防治措施。

1四川西南地區穹窿鋁礦帶地質特征

穹窿鋁礦帶地貌主要是發育在地臺蓋層上的背斜，一般呈圓形形態，中部呈穹窿狀態。對于規模較大的穹窿構造來說，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巖漿侵入，或者是方向直交的褶皺運動發生互相干擾。對于穹窿地貌來說，主要是巖漿侵入沉積巖，沉積巖上拱而產生的一種地貌。穹窿地貌形成初期，也就是上部的沉積巖沒有被破壞時，呈現出孤立的山地狀態，水系發育的形狀也多為放射狀。但是隨著時間的延長，外部沉積巖被侵蝕，核心部分的巖漿巖就會逐漸暴漏在外面，從而行程山叢。這也是四川西南地區穹窿鋁礦地貌的主要特征。

2四川西南地區穹窿鋁礦帶地質災害問題分析

該地區鋁礦帶礦體呈層狀于震旦，礦體展布行于區內剝離斷層（基底與蓋層接觸帶）的展布形態，具明顯的沉積特征，沿走向穩定延伸，并具局部膨大的特征，在四川西南地區穹窿鋁礦帶地區，一般出現的地質災害主要有：滑坡、崩塌和地面塌陷等。出現這些地質災害的主要原因就是，此地區的峽谷較深，坡度較陡，這也是發生滑坡和崩塌的必要條件。此外[1]，傾斜巖基上的土體比較松軟，這也是發生滑坡的潛在原因。在四川西南地區，巖體的完整性遭到破壞，再加上暴雨和持續的強降雨較多，還有人類的活動等都是加劇這些地質災害發生的因素。鋁礦帶發生地址災害的主要特征：鋁礦帶滑坡，一般是指斜坡上的土體或者巖體，在河流沖刷、地下水活動、雨水浸泡、或者地震以及人工切坡等因素的影響下，再受到重力作用，在巖層的軟弱面或者軟弱帶，整體地或者分散地，順著坡度向下滑動的情況。此地區主要是基巖滑坡，與軟弱的巖層有關系，一般滑坡的體積、規模較大，同時也與當地的生產建設活動關系密切，自然和人為因素的雙重作用，導致了基巖滑坡，造成的危害較大。鋁礦帶崩塌一般分為兩類。其一，滑移式崩塌，最初是滑坡狀態，但是滑體育滑床脫離以后，就會出現高速的翻滾狀態，直至跌入河床或者溝谷，其二，傾倒式崩塌，這種崩塌類型，巖性軟硬綜合，在長期的風化作用下，巖體本身存在的裂隙不斷發育，在下伏軟弱層形成崖腔，硬層受到重力卸荷的作用，最終導致傾倒式崩塌。無論是哪種崩塌形式的地質災害，都會造成一定的影響和損失[2]。鋁礦地面塌陷，主要是指地表巖層、土體在自然或人為因素作用下，突然向下陷落，塌陷坑、洞在地面形成。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有人類活動的地區時，就會造成一定的破壞和損失，成為一種地質災害。對于四川西南地區穹窿地區來說，主要是巖溶塌陷，地面塌陷具有一定的，不容易預防，因此，造成的損失較大。塌陷地區或瞬間吞沒車輛、行人、農田等。影響非常大。

3穹窿鋁礦帶地質災害的防治措施

防止鋁礦帶礦產開采帶來地質災害：改善工藝方法防止金屬礦產開采帶來地質災害礦業開發過程中,應將清潔生產工藝貫穿于采、選、冶以及其他生產活動的每個環節,即清潔的投入,清潔的生產過程和清潔的產出,注重綠色科技在環保和資源開發中的作用,從根本上防治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3]。鋁礦帶礦產地質災害實時監測：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在鋁礦帶礦產地質災害防控工作中，也要與時俱進，不斷應用計算機網絡技術，根據鋁礦帶礦產穹窿地貌地區的地質災害情況，合理建立地質災害數據庫，提高防治的主動性，以防為主，以治為輔，結合先關數據，及時進行分析，對地質災害進行監測和預測。鋁礦帶礦產地質災害預警：對于西南地區穹窿地貌地區的地質災害防治，要根據該地區鋁礦帶的具體地質環境情況進行全面分析，科學建立預警系統，并且不斷對其進行改進，創新，與當地的地質災害實際發展形勢相符合，真正發揮出預警作用。這也是比較有效的災害放防控措施。要充分利用網絡信息技術，在3S技術基礎上，應用地質災害預警技術，建立健全鋁礦帶地質災害防控數據庫和監測網站，切實發揮出地質災害預警在鋁礦帶礦產中的作用，對不同類型的災害進行科學預警，逐漸提高防災減災水平和強度，把事后救災盡量轉化成事前防災，最大程度上減少地質災害的損失和影響。鋁礦帶礦產避險搬遷及工程治理：在西南地區穹窿鋁礦帶地區，受到地質災害威脅的基礎工程設施要進行及時治理，對于鋁礦帶礦產地質災害隱患要科學分析，盡量保護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同時也有利于改善當地的地質，降低鋁礦帶礦產地質災害發生的可能性。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對于影響較大或者危害較為嚴重的地址災害隱患區，要把周圍居民進遷移到安全區域，切實規劃、做好搬遷安置工作，把工程治理與避險搬遷有效結合起來，有針對性的實施，提高防治地質災害的水平。鋁礦帶礦產地質災害防治：在西南地區穹窿地貌地區的地質災害防治工作中，要提高相關工作人員的對防災減災工作的重視度。要在當地進行地質災害宣傳，提高公眾的防治地質災害認識，能夠在生活生產中，主動保護生態環境，盡量減少人為原因導致的地質災害。

4結論

綜上所述，四川地區地質環境、生態環境等比較復雜，鋁礦帶的開采使地質災害也頻頻發生，不但影響了自然環境，也影響了地區的經濟發展。對于四川西南地區穹窿鋁礦帶地區，地質災害形勢不斷變化，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已經受到社會的高度重視。因此，要根據實際情況，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降低地質災害的危害和影響，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匡永宏.對四川西南地區地貌地質災害的防治探討[J].世界有色金屬,2016,23:110-111.

篇6

新時期加強國有企業監管的探討??

創新企業文化增強企業競爭能力??

煤炭企業物資采購管理之我見??

攤鋪機前輪驅動優化設計分析??

淺談里王廟煤礦2367-1運巷及回風流中瓦斯超限治理??

長株潭突發公共事件應急聯動機制建設現狀與路徑選擇??

以宜居城市創建促進新型城市化發展的對策建議——以長沙為例??

新形勢下建筑工程管理中信息化應用研究??

IL-6在運動干預胰島素抵抗中的作用綜述?

淺析設計與生活??

我國消費不足的主要特征與原因分析??

淺談建筑工程樁基施工??

淺談ERP環境下作業成本法在成本核算中的應用??

試論如何做好企業職工的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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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我國納稅服務的現狀與改進措施?

強化會計內部控制和監督加強高校會計基礎工作??

淺談如何扎實推進企業反腐倡廉建設??

河北省經濟國際化程度分析??

權威多元化:現代社會公共事務治理的新愿景??

論公路橋梁伸縮縫的施工與質量控制??

塔河油田電網線損分析及降損措施??

我國農村醫療保險的現狀及其發展建議??

我國交強險在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淺談市政排水管道的施工技術——以某污水管道施工為例??

談離職員工管理——從一次性博弈到重復博弈?

煙草企業物流整合策略探討??

淺談新時期企業檔案管理人員的素質修養??

鐵路電氣化施工企業發展戰略探析??

現代大型居住區的住宅設計??

企業人才資源流失管理策略的探討??

加強基層央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論新形勢下醫院經濟管理機制創新??

對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的思考??

淺議企業思想政治工作之創新??

整合營銷理論的聯通發展戰略研究??

對現階段農村資源整合問題的思考??

長沙市養老機構入住老人生活需求的調查研究??

發揮"四個作用",加強和改進國有企業黨建工作??

淺談如何實現企業文化與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機融合??

論述中國房價過快上漲的原因??

中小企業勞動力價格問題探討??

加強科技創新,引領郴州經濟發展??

淺議優化醫院后勤管理??

基于企業戰略導向的薪酬文化整合??

抓實反腐倡廉工作,依法建設和發展城市供水事業

行業協會責任初探??

淺談管理會計在我國企業中的應用??

企業應對反傾銷的會計功能分析?

關于我國境內企業香港上市的幾點思考——以民生銀行為例?

中國制造業的內憂外患??

企業以人的績效為本??

我國中小企業國際化道路探析?

我國房地產金融風險分析??

我國商業銀行競爭力因子分析?

企業打造名牌的價格技巧??

提高公路行業文明度要以人為本?

篇7

 

一、對現代學校制度的粗淺認識

1、概念

 “現代”是一個動態的、標準不斷調整完善的、在絕對時間上沒有固定起點和終點的一個過程、一個時代。自社會化大生產形成以后，相當多的人們總是習慣于將自己所在的時代稱為“現代”。

現代學校制度是指能夠適應新時代經濟和社會的基本要求，以現代教育觀念為指導，學校依法民主、自主管理，能夠促進學生、教職工、學校、學校所在社區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一套完整的制度體系。

2.內涵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提出，“適應中國國情和時代要求，建設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現代學校制度，構建政府、學校、社會之間新型關系”

“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是現代學校制度的四個主要特征，或者是現代學校制度的四根支柱。依法辦學對其他三個方面起著統領作用，既要求政府要依法行政，又要求學校要依法治校，社會要依法參與、依法監督。學校的各種治理要以法律為依據，以法治思維和法制方式實施，一切在法律的框架內行事。

3．路徑

建設現代學校制度，包括健全和完善學校內外部治理體系。

外部治理體系也就是學校的外部環境和宏觀制度背景，關鍵是要進一步理順政府、社會和學校的互動關系。三方主體明確職能，準確定位，切實承擔好該承擔的責任。簡單說，知道自己該干啥，干好自己該干的，配合別人干好該干的，既相互支持又不過多干涉。（附圖）

重點是理順政校關系，實行管辦評分離。政府轉變職能，簡政放權。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無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職能，承擔起該承擔的權力和責任。從目前法律法規看，政府對學校的義務和權力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學校建設、經費保障、人力資源配置、貫徹教育方針。

當然，作為學校，最應該著力的是建立健全內部治理體系，包括內部治理結構、學校章程建設以及配套的制度體系建設。（我將在后面結合試點工作詳談）

總之，通過現代學校制度建設，擴大政府教育統籌權和學校辦學自主權，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形成政府宏觀管理，學校自主辦學、社會廣泛參與、職能邊界清晰、多元主體共治的發展格局。

4.特征

大家注意：現代學校制度強調 學校治理而不是學校管理。“從管理到治理，改變的不是一個字，而是對傳統的學校教育管理理論及實踐模式的創新、超越和發展，是一種本質意義的變革和升華。”

那么治理與管理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從下面圖表可略見端倪。 

管理

治理

主體單一-----上級領導

主體多元：校領導、教職工、學生、家長。。。。。

金字塔式結構

多層級 自上而下 垂直管理

扁平式結構

層級少  多向度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同級）

權力集中 人治色彩濃

權力分散 依法治理

剛性命令多

重控制約束

 

民主參與

重溝通協商

 

管理者責任大   包攬多

人人有責 共治共享

封閉 被動

開放  內生動力

完成任務

達成目標

 二、學校法人治理結構試點工作的體會

 2015年16年，我參與了學校法人治理結構改革試點工作。何謂學校法人治理？根據我國目前法律的規定，學校被定位為事業單位，屬于事業單位法人。學校法人治理結構是對學校各個利益相關者的權利配置的過程，實質上也是一種權力制衡。制衡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保障學校的獨立法人地位，保障學校的自主辦學。

工作目標：以實現學校辦學宗旨為目標，實行舉辦權與管理權分離，建立和完善學校理事會、管理層和監督機構，形成決策、執行、監督相對分離、相互制約的學校法人治理結構，強化學校公益屬性，提升辦學質量和效益。

基本原則：堅持解放思想，創新學校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堅持政事分開和管辦分離，落實學校法人自主權；堅持強化學校的公益屬性，建立社會參與、主體多元的監督機制；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黨管干部的原則，加強和改善黨對學校的領導。

工作程序：建立學校法人治理結構，即學校決策機構（理事會）、監督機構（監事會）和執行機構（學校行政班子），形成新型的現代組織管理體系。制定學校章程，完善監督管理機制和內部管理制度，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具體工作：

（一）建立學校決策機構，成立學校理事會。（由區政府代表、副局長、校長、書記、工會主席、教師代表、家長代表、社區代表和知名人士11人組成，副局長任理事長，校長為執行理事）（理事會每年召開兩次會議，聽取學校工作匯報，審議通過學校工作計劃和發展中的大事）。

（二） 組建學校執行機構，完善學校管理層。（原學校班子）

（三）明確學校監督機構，形成校內校外監督體系。（黨支部、工會和家委會監督）

（四）合理制定學校章程，成為學校管理的綱領性文件。

（五） 完善監督管理機制，拓展社會公眾參與渠道。

（六）逐步建立和完善現代學校內部管理制度。 

學校治理初步做到決策權、日常管理權和監督權的“三權分立”，并且形成五大機制，即民主決策機制、管理責任機制（可操作、可監控和可問責）、監督制衡機制、參與合作機制和平等競爭機制。

民主決策機制:   重大事項由理事會、教代會集體決策，適當吸收開明的社區人士、有“參政議政能力”的學生家長等參與決策，通過民主、集中辯證統一的過程，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來，完成對于重大事項的決策。

管理責任機制:  學校日常管理各崗位職責明確，有具體、明確、可操作、可監督、可問責的《崗位責任制》。

監督制衡機制:  理事會、管理層、監事會肩負不同職能，相互支持配合又彼此制約，學校行政、支部、工會、家委會各負其責，彼此監督，密切配合。特別是涉及群眾利益和學校發展的大事要事，各方共同協商，教職工全程參與，監事會全程監督，確保了公開公正公平。

參與合作機制 : 通過制度建設，激勵、引導教職工、學生家長、社區人士積極主動地參與學校的管理；倡導學生當好小主人，實行自主管理；學校與社區、家庭密切合作，取長補短，互相支持。

篇8

關鍵詞：雙重委托；股權激勵；公平偏好；控股股東掏空

中圖分類號：F27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3）05-0124-06

Study on Double Principal-agent Model Considering

Equity Incentive Based on Fairness Preference Theory

HUANG Jian-bai，XU Shan，LIU Du-chi

（School of Business，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F-S model as reference，and takes the fairness preference theory into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double principle-agent which considering equity incentive.it analyses by probity the participation constraints.it finds that the incentives by stock options to the managers may be even more significant under the fairness preference.And the managers expect higher proportion of stock options.In the listed companies which equity’s main feature is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or highly concentrated，giving a certain degree of equity incentive to the managers with fairness preference，can make the managers’ interests be consistent with the small shareholders’ interests.It can restrain the tunneling of large shareholders to a certain degree.

Key words：double principal-agent；equity Incentives；fairness preference；tunneling of large shareholders

1 引言

傳統公司治理理論認為：公司問題的主要矛盾是外部投資者與企業經理人之間的利益沖突。然而，公司股權結構高度分散的假設在許多國家與地區是不切合實際的，Faccio和Lang等學者的研究均指出，股權相對集中或高度集中是這些國家公司治理中的一個普遍現象[1]，原生于美國當代經濟的公司治理問題，即投資者與職業經理人之間的沖突在其他國家已成明日黃花，而投資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則越來越多地引起了人們的重視。Shleifer和Vishny指出：大型企業通常組建為金字塔集團并由幾個少數巨富集團控制，從而在股權集中到一定程度時，控制性投資者經常憑借實際控制權，謀取私人利益，使得分散投資者的利益受到損害[2]。以至在這樣的公司中，公司治理的主要問題已經不再是經理人與投資者之間的問題，而是控制性投資者與其他分散投資者之間的利益沖突[3]。Johnson等把控股股東通過隱蔽的渠道侵吞公司資源的行為稱為隧道行為（tunneling）[4]。Francesco等、Yves和Claude、Garcia和Martinez、Sun和Mamoru等從理論和實證的角度說明了韓國、美國、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等國上市公司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隧道行為”，并且在以股權結構相對集中或高度集中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中，這種利益侵害現象尤為明顯[5～8]。就中國而言，在轉型經濟的制度背景下，外部保護中小股東的法制體系尚不健全，導致了中國上市公司控股股東侵害中小股東的程度遠高于西方法系健全的國家[9，10]。同時，我國絕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股權高度集中的，且往往是國有股“一股獨大”[11]，這就使得我國不僅存在國外上市公司那種控股股東損害中小股東利益的問題，而且還存在著國有股代表損害國家利益的問題。

已有的對控股股東利益侵害行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股權結構、董事會治理或法律的視角，如段云等發現董事會結構對抑制大股東掠奪等侵害中小股東利益的行為有影響[12]；石水平等均認為股權制衡也有利于限制大股東的掠奪行為[13]；而Dyck和Zingale則指出可以通過法律的途徑限制大股東對中小股東的利益侵害[14]，但是很少有文獻從股權激勵的角度進行研究。股權激勵的設置一方面是為了激勵經營者增加投資者的期望效用；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防止經營者的道德風險，而這些目的的基本條件就是投資者的利益能得到有效保護。LLSV（1998）提出要想讓經營者致力于保護中小股東的利益，只有將經營者與中小股東的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才行。考慮到在中國這種“一股獨大”的經濟社會中，控股股東大多數都是國有性質的企業法人，經營者持股很難成為控股股東，此時，給經營者適度的股權激勵而使其成為中小股東的一員，能有效地將中小股東的利益與經營者的利益緊密聯系起來。

Falk和Fehr等經濟學家認為：委托理論應該通過融入某些形式的行為理論進行分析才能更具備說服力[15]。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系列博弈實驗結果反復證明，人們是有限自利的，許多情況下不僅關注自己的收益，也會關心他人的利益，關注物質利益的分配或行為動機是否公平，即人是具有公平偏好的[16]。描述公平偏好的理論模型主要分兩類：以Rabin（1993）為代表的注重行為動機公平的模型以及以Fehr和Schmidt為代表的注重分配結果公平的模型。研究表明：運用F-S模型可以解釋許多在純粹自利人假設下無法給出合理解釋的社會經濟現象，加之該模型可操作性強，最近幾年國內外的學者逐步嘗試將F-S模型應用到委托理論中，Fehr、 Itoh、Bin Guan、 Sabrina Teyssier等人分別從理論和實證的角度對公平偏好下的激勵機制進行了研究，設計出不同于自利人假設下的報酬契約[17～20]。總體看來，國內將公平偏好理論尤其是F-S模型應用于委托領域的研究還是很少的[21]。

基于上述認識，本文以馮福根[22]提出的雙重委托的分析框架為基礎，從股權激勵的角度探討對控股股東“隧道行為”的影響。并突破傳統自利人假設，借鑒F-S模型，將公平偏好理論融入到考慮股權激勵的雙重委托理論模型中，分析當經理人具有公平偏好時，對于同時具備所有人和人雙重身份的經理人而言，他的公平偏好程度將會如何影響股權契約的設計，從而在雙重委托理論的框架下探討給公平偏好的經理人授予一定的股權激勵能否起到抑制控股股東掏空的作用。

2 納入股權激勵的雙重委托結構描述

傳統的單委托理論主要是針對以股權分散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治理問題而構建的一種分析框架，并沒有涵蓋如何有效解決控股股東惡意損害中小股東利益這個突出問題，因此不適合作為以股權集中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治理問題的分析框架。對此，馮根福（2004）提出了雙重委托分析框架：一個股權集中的上市公司，由于控股股東掌握著公司的實際控制權，使得傳統的全體股東與經理人之間的委托問題已轉化為控股股東與經理人之間的委托問題。此時的第一重委托關系是控股股東與經理人之間的，即控股股東將經營管理權交給經理，并通過董事會對經理人進行監管；第二重委托關系是中小股東與控股股東之間的，公眾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等中小股東，由于受高昂的監督成本和治理能力的制約，實際上并不掌握公司的實際控制權，從而形成了對大股東的事實上委托。那么，雙重委托問題的核心是設計最優的治理機制和結構，使得一方面能促進經營者按照全體股東的利益行事；另一方面能有效防止控股股東惡意侵害中小股東的利益。

本文考慮在“一股獨大”的背景下，通過股權類激勵方案對經理人進行適度的股權激勵，使其作為控股股東人的同時也成為了控股股東的委托人。在這樣一種雙重委托模型的框架下引入公平偏好理論，研究經理人的公平偏好程度對模型均衡的影響。此時，雙重委托鏈如圖1所示。

3 模型建立與求解

3.1 控股股東和經理人之間的委托模型

借鑒H-M模型，在該委托-關系中，控股股東將控制權委托經理人執行，由于保留了所有權，這意味著控股股東承擔了委托中的風險，同時僅擁有控制權的經理人并不愿為此承擔風險，在此，本文設定委托人（控股股東）是風險中性者，人（經理人）是風險規避者，經理人付出努力e產出π1，產出還受其他隨機因素ε的影響，即經理人的線性產出函數為：π1=e+ε，e與π1相互獨立，且ε～N0，σ21，由此Eπ1=e，Dπ1=σ21。經理人的報酬為：S1π1=α1+β1π1，這里α1為固定工資，β1為經理人的產出分享比例。

3.2 董事會內部持股經理人和控股股東之間的委托模型

第二重委托關系的委托方是中小股東，方為控股股東，由于控股股東對公司進行監控，能夠掌握更多公司經營管理方面的信息，因此控股股東可能會通過“利益輸送”從中小股東那里掠奪財富。然而，當經理人接受股權激勵成為中小股東的一員后，他們也將成為第二重委托中的委托人之一。在此，本文探討在股權契約生效后，作為中小股東的經理人與控股股東之間的委托關系。

經理人持股成為中小股東后，身份已轉變為委托人，持股經理人委托控股股東監控公司，意味著他愿意為此承擔風險，但僅作為人的控股股東此時則不愿為此承受過多風險。因此，在這里本文設定委托人（持股經理人）是風險中性者，人（控股股東）是風險規避者，控股股東監管經理人的線性產出函數為：π2=a+θ，其中a是控股股東的一維努力變量，θ為一服從正態分布的隨機變量，Eθ=0，Dθ=σ22。由于控股股東的監控是有成本的，監控成本函數為：C2a，r=b22a2r2（b2>0是常數系數，其中r是股權契約簽訂后，控股股東侵占所有中小股東利益獲取的租金），上市公司必須補償控股股東監控經營者的付出，設所有中小股東付給控股股東的線性支付合同為：S2π2=α2+β2π2，其中β2為激勵系數。控股股東的實際收入為：

其中，t為控股股東的持股比例，設控股股東具有不變絕對風險規避特征的效用函數，即u=-e-ρ2w2（其中ρ2=-u″u′>0為控股股東的阿羅—普拉特絕對風險規避度），則控股股東的確定性等價收入為：

考慮到持股經理人是具有公平偏好的，那么他們的實際凈收入為：VM2=λπ2-S2π2-λ1-tr-k[S2π2+tπ2-S2π2+r-C2a，r-λπ2-S2π2+λ1-tr]（k≥0同上設為公平偏好系數，λ為股權契約中經理人被授予股權的比例）。由于持股經理人是風險中性的，期望效用等于期望凈收入EVM2=λ-kt+kλa-β2λ-kt+kλ+ka-λ-kt+kλ+kα2+kb22a2r2-λ-kt+k+kλ1-tr，令2表示控股股東的保留凈收入，則成為中小股東的持股經理人與控股股東之間的委托關系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I C′表示激勵相容約束I C的一階等價條件。

類似3.1節中控股股東與經理人之間概率化的委托模型求解，在此，本文也令人（控股股東）的概率約束為Pw2≥2=p2（p2為確定常數），根據Dw2=tβ22σ22及Ew的值，本文將上述控股股東的概率約束條件標準化為：

4 比較靜態分析

4.1 控股股東和經理人之間的委托模型分析

（1）對經理人股權授予比例λ的影響

故而，當股權契約簽訂時，經理人的公平偏好程度越高，即k越大，他將付出的努力水平e也會越高；此外易見，當控股股東侵占的利益r越大，經理人付出的努力將越低。

綜合分析上述結果，可以看出對經理人而言，在簽訂股權契約時，經理人的公平偏好感會有助于他們接受股權契約。然而，經理人的風險規避卻降低了他們接受股權的比例，并且，觀測到的控股股東侵占的利益越大，經理人愿意接受的股權比例也將越低。當股權契約生效后，公平偏好感越強的經理人在得到了滿意的工資之后付出的努力會越多，他們將以更高的努力水平以使自己的收益與所創造的價值相當。同時，控股股東對中小股東的利益侵占將使經理人的努力水平受到更大的負面影響。

4.2 董事會內部持股經理人和控股股東之間的委托模型分析

（1）對控股股東侵占中小股東利益獲取租金r的影響

可見，當股權契約執行后，經理人持有股權比例λ越大，控股股東努力水平a越高。

綜合討論4.2，本文發現對控股股東而言，具有較高的公平偏好的持股經理人，將有效地遏制對中小股東利益的侵占行為，值得注意的是控股股東風險規避程度越高，這種影響將更加顯著。同時，由于持股經理人是公司日常經營活動的實際掌控者，熟知公司內部信息，因此，控股股東為避免來自持股經理人的“報復”[23]，隨著經理人持股比例λ的增加，控股股東會選擇適度降低r以盡量減少和持股經理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在控股股東對經理人的監管過程中，為避免發生由于經理人持股比例增加而出現的管理層掏空以及持股經理人的“報復”行為，控股股東會加強監管力度，以實現對經理人更好的監督約束。

模型分析結果表明：經理人持股對抑制控股股東的利益侵害能起一定作用，并且，經理人的公平偏好程度能影響到股權契約的設計，相較于自利的經理人，公平偏好感強的經理人工作努力水平更高。當控股股東存在“隧道行為”時，公平偏好感強的經理人期望獲得的股權比例也更多，且對控股股東的利益侵害會愈發反感。此時，控股股東面對這類持有一定股權的經理人，他們會適當收斂自己對中小股東的利益侵害。

5 結語

傳統委托理論是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設之上的，但該假設忽略了制度參與者的非自利心理偏好對委托關系的影響，也忽略了制度設計可能帶來的對經濟主體心理偏好的影響。這降低了傳統委托理論在公司治理問題研究中的解釋能力，也限制了應用范圍。公平偏好理論的引入，使得委托理論更貼近現實。同時，傳統委托理論無法解釋在以股權集中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中控股股東對中小股東的利益侵害行為。在雙重委托的分析框架下引入股權激勵，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經理人與中小股東的利益關系一致，為研究控股股東的“隧道行為”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本文認為：隨著經理人公平偏好程度的加大，由控股股東的利益侵占而帶來的效用損失將加劇，經理人在簽訂股權契約時將會要求更高的股權比例來補償自己的損失以尋求公平。同時，隨著經理人持股比例的加大，控股股東會逐漸收斂自己的侵害行為以避免和經理人之間的直接利益沖突。

對公平偏好下融入股權激勵的雙重委托模型的研究，為具體實踐中股權激勵機制的完善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對于經理人的選擇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第一，在我國上市公司普遍“一股獨大”的背景下，控股股東對中小股東的利益侵害遠高于英、美等國，為盡量減少控股股東的掏空，給經理人授予股權激勵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手段。因此，經理人的適度持股有助于激勵經理人，從而降低成本，給公司帶來正面影響。第二，在經理人的選擇方面應充分考慮經理人的公平偏好感。適度的公平偏好感有助于增強股票期權對經理的激勵作用，使其付出的努力水平更高。故而，從上市公司角度出發，雇傭一個更加偏好公平的經理人，并給予他適度的股權激勵，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控股股東對中小股東的利益侵害，從而協調委托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降低成本。

然而，本文還有一些問題尚待解決。對公平偏好的經理人進行有效的股權激勵前提是對公平偏好的準確度量，因此公平偏好量表的設計是下一步工作的重點。此外，本文也有待對數理模型的推導進行實驗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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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內部會計控制公司治理

一、公司治理與公司環境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指的是公司所有利益相關者之間為確定、監督和控制各自的責任、權利和利益而做出的制度安排，是公司正常運行的基礎和框架。

每一個公司都生存、競爭于一定的社會環境，公司治理也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公司外部的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構成了公司的外環境；公司內部的組織形式、管理體制、管理水平、管理哲學和經營風格、生產規模和科技實力組成了公司的內環境。外環境和內環境都制約了公司治理的規范性和有效性;公司治理又反作用于公司環境。公司環境與公司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約。

委托理論和團隊生產理論是公司治理的主要理論依據。公司制企業的主要特征是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由此形成了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的委托關系。委托理論針對兩權分離下的利益沖突、制衡和激勵，提出針對合約或信息的不完備性、不對稱性，遏止“敗德行為”而必須采取的治理措施。通過合理配置公司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達到協調、約束和激勵的目標，實現公司利益最大化。公司外部的不同市場環境，公司內部在利益上分享和制衡不同，會形成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約束制度，出現不同的公司治理結構。

由于所處的內外環境不同，各個國家相應地形成各自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比如：美國是外部控制型的治理模式，美國公司環境的特點是股權高度分散，融資主要依賴于股票市場，同時有發達的經理市場和嚴格的信息披露監管機制。所以注重外部公司治理是美國公司治理的主要特點。相反，日本公司的股權高度集中，相關利益主體組成的嚴密內部治理結構和薄弱的外部治理結構組成了日本公司治理的主要特點。韓國公司以家族型企業集團為主，家族型的內部治理結構和不完善的外部治理組成了韓國式公司治理的主要特點。

重外部治理的美國式、重內部治理的日本式和家族型內部治理結構，在公司多元化發展的今天都受到了空前的挑戰，只有內外共同治理才是最佳的治理方式。

二、公司治理與公司內部會計控制

嚴格地說，內部會計控制與公司治理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公司治理解決的是股東、董事會、經理及監事會之間的權責利劃分的制度安排，主要涉及法律層面的問題。而內部會計控制則是管理當局（董事會及經理階層）建立的內部管理制度，屬于內部管理層面，解決的是管理當局與其下屬之間的管理控制關系。但內部會計控制又與公司治理有著緊密的聯系。其聯系具體表現在:

1.公司治理與內部會計控制都統一于實現企業的目標。如前所述，內部會計控制的目標主要是減少虛假會計信息，保護資產的安全和完整，其基本目標乃是保證企業目標的實現。而公司治理的目標是保證企業在正確的軌道上運行，防止董事、經理等人損害股東的利益。因此，內部會計控制和公司治理都統一于企業目標的實現。

2.良好的內部會計控制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保障。根據控制論原理，良好的公司治理需要完善的內部會計控制。

3.內部會計控制與公司治理都遵循相互牽制、制衡的原則。內部牽制既是內部控制的一個基本原則也是內部控制的一個基本內容，事實上，早期的內部控制概念就是指的內部牽制。而完善公司治理的目標就是建立董事會、監事會、經理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相互牽制、制衡關系。實際上，經濟學中也常把內部公司智力稱為內部控制機制（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

4.公司治理設定了內部會計控制最重要的控制環境。內部會計控制必然是在確定外部和內部公司治理結構之下的事實。

5.從會計控制的方法來看，現代內部會計控制的方法主要包括組織規劃控制、授權批準控制、會計系統控制、預算控制、資產保護控制、人員素質控制、風險控制、內部報告控制、電子信息系統控制、內部審計控制等。公司治理里中一些內容也屬于內部控制，如組織規劃控制、授權批準控制的方法與公司治理的方法都有共同之處。

三、我國內部會計控制規范的發展特點

我國的公司治理目前仍以政府為主導，通過政府頒布的法規從外部要求公司進行內部控制規范。經過10多年的發展，我國內部控制規范從無到有，體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發展特點:內部控制的概念更加廣泛――從內部會計結構發展到主次明確的以內部會計控制為主的內部控制;規范的立足點和出發點由信息披露和審計的角度轉移到內部控制的主體――企業;強調風險控制;關注內部控制環境;突出企業內部的全面控制。

雖然我國目前的規范與美國20世紀90年代的內部控制理論相比還有不少差距，但已經開始從公司治理的高度來規范企業內部會計控制，適合我國現階段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中美內部會計控制規范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異。

四、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機制，強化我國公司內部會計控制

1.與市場經濟同步發展，完善外部治理機制。公司治理與內部會計控制都需要逐步完善公司的外部市場，包括商品市場、人才市場、金融市場都需要發展和完善。公司治理與內部控制規范要隨著外部市場的發展而同步發展。

2.完善內部治理。完善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建立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與經理之間的相互制衡關系。

3.聯合指定內部控制規范。根據我國公司的內外環境，在公司外部市場逐步建立的過程中，仍然以政府部門制定公司內部控制規范，從外部向公司內部施加壓力。在條件成熟時，還可以由國務院《公司內部控制條例》。

4.加強對公司治理基本理論的研究。從內部控制結構論提升到內部控制框架體系論是大勢所趨，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把對內部控制方法的評價提升到經營效果和經營業績的評價，實現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的最終目標。

5.引進和探索有效的內部控制評價、監控方法。引進、消化國外成功的內部控制評價、監控方法，如控制的自我評估（CSA）等，建立適合中國公司的內部控制評價、監控方法，保證內部會計控制的建立、運行都處于科學的評價、監控之下。

篇10

[abstract]Corporationgovernancestructureisthestationoftheallocationofthecorporation’sresidualcontrolrightandresidualclaimrightamongitsmembers.Inthehistoryofthedevelopmentofcorporation,onthecorporationgovernancestructure,oureyesarecaughtbytwophenomenon.Atthesametimestage,evenunderthesameexternalenvironment,thegovernancestructureofdifferentcorporationisdifferent.Duringdifferenttimestage,therearedifferentpatternsofcorporationgovernance.Howtocomprehendthesephenomenon?OnthegroundofHayek’sdualityviewpointofthesocietyorder,thispapergivesaprimarycomprehension.

[關鍵詞]哈耶克、社會秩序二元觀、企業治理結構、演化

[keywords]Hayek,dualityviewpointofthesocietyorder,corporationgovernancestructure,evolution.

一、引言

企業是協調社會分工的一種組織形式，其運作的核心問題就是在企業參與者之間合理配置與企業運行有關的權利、責任，（主要是企業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以確保他們之間合作及競爭關系的存續和擴展，這就是企業治理的實質。所謂企業治理結構就是企業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在企業參與者之間配置的狀態。從企業發展的歷史看，關于企業的治理結構，兩大現象引人注目：一從共時性看，不同國家、地區那怕是面臨著類似技術和市場參數的同一產業領域內的企業的治理結構也是千差萬別的；二從歷時性看，企業的治理結構有一個發展演化的過程，從單邊治理到多邊共同治理出現了多種的企業治理模式。對于兩大現象的解釋，很多學者主要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有關理論從節約交易成本的角度進行分析，認為企業治理結構共時多樣性是因為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不同，認為企業治理結構歷時多樣性是不同企業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結果。這樣的分析是有缺陷的，要害的問題在于：一他們把參與經濟活動的個體當做抽象的理性人（有限理性）看待，而忽略了其嵌入其中的社會結構的影響；二把企業概念化為理性的行為者，而忽視了企業作為組織協調內部成員利益差別的復雜的政治過程，也就是忽視了企業治理結構內生演化的方面。結果是，他們既不能很好地解釋企業治理結構的共時多樣性問題，因為按照他們的邏輯，在競爭的作用下，面臨著類似技術和市場參數的同一產業領域內的企業治理結構應該收斂于某一種最節約交易成本的結構，而這與觀察到的事實明顯不符；也不能很好地解釋企業治理結構的歷時多樣性問題，因為他們只能靜態地、邏輯地比較給定條件下不同治理結構交易成本的差異，而不能從動態和歷史的角度令人信服地說明治理結構的演化問題，這樣的分析本質上仍然是一種技術選擇論（鄧宏圖，2003）。正如周業安教授所指出的那樣：“制度安排的比較靜態分析僅僅告訴我們,在給定某類條件下,哪種制度安排更有效或更好,至于一種制度安排為何會變成另一種制度安排,其實并沒有答案（周業安，2001）”。哈耶克是20世紀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曾獲197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社會秩序理論是其經濟學的核心內容，是其經濟學理論的基礎部分。這一理論的核心觀點就是社會秩序二元觀：即社會秩序是由自發秩序與人為秩序在各自運動的基礎上互動所致。哈耶克社會秩序二元觀為解釋上述兩大現象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想，可以避免單純從節約交易成本角度分析的缺陷。本文試圖以此為基礎，對于這兩大現象給出一個初步的解釋。

二、哈耶克的社會秩序二元觀

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而個人又是不同的，包括個人的追求、知識結構、技能等等，人際之間的沖突和摩擦在所難免，但為什么社會總體上看起卻是井然有序的呢？在哈耶克看來，這是“人類行為的結果，但不是人類設計的結果”，也就是說，這不是由某些人理性設計的制度調節的結果，而是由社會中個人的互動形成的。個人的互動最終達致了這樣一種社會狀態，“其間,無數且各種各樣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是極為密切的,所以我們可以從我們對整體中的某個空間部分或某個時間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學會對其余部分作出正確的預期,或者至少是學會作出頗有希望被證明為正確的預期。”(哈耶克,2000)，這就是所謂的社會秩序。個人的互動是怎樣形成社會秩序的呢？哈耶克是這樣分析的：

首先，社會秩序形成所需要的知識是分布在社會中個人之間的，任何一個人在很多方面都處在“必然的無知”狀態（哈耶克，1999）。一個人擁有的知識分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明示知識，這些知識是標準化的、可以言傳的，可以通過一定的途徑在社會成員間傳播，可以依靠學習獲得；另一部分是默示知識，這些知識是個性化的、不能言傳的，難以為他人理解，只能在實際的操作和人們的互動過程中去感悟和把握。由于默示知識的存在，任何一個人不可能擁有完全的知識，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動就會存在障礙。因為他們在很多場合無法理解他人行動的確切含義，合作難以達成，社會秩序就難以形成。

其次，為了克服自身知識的局限性，社會成員在互動過程中形成了一定的規則。這些規則實質上就是社會成員互動自發形成的、并愿意共同遵守的共同知識的集合，是知識的濃縮器。有了這些規則，社會成員依此正確地預期其他成員的行動，并按照這些規則強化自己某些方面的重要特征（如技能和傾向等），進而更好地推動成員間的互動，形成“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哈耶克，1988)。根據哈耶克的解釋，規則來自于慣例，慣例被采納之初可能是因為其他原因，甚至是偶然原因，之后，這些慣例之所以能延續，主要是因為它們使采納它們的群體在生存競爭過程中好于其他群體。這種經成員互動自發形成的規則，被哈耶克稱為自發秩序。外部環境的變化、以及自發秩序之間的競爭，社會成員在互動過程中，某些成員為了獲取更多的收益可能會采取新的行動策略，并通過一個類似慣例產生的自然選擇機制，產生一個在新環境下成員更好互動的自發秩序，從而導致自發秩序的演化；也可能由于成員對規則的過度依賴產生規則鎖定，從而使得成員不能應付環境的變化，最終導致秩序的瓦解。

再次，為了避免由于人們知識的局限性可能出現的“鎖定”效應或降低由人們錯誤決策造成的“失衡成本”（青木昌彥，2002），社會成員可能形成組織來加以補救，這就導致了外部規則的出現，也被稱為人為秩序。它是一種通過“認知分工”部分地克服成員知識有限性的設置，通過人為設計的部分規則，更有效地處理分散化的“關于特定時間和環境的知識”（青木昌彥，2002）。人為秩序以命令的方式把特定的任務、目標或職能賦予組織定的個人,從而可以支配組織成員的行動,它一經創立出來,就會按照自身的規律運轉,它不像自發秩序那樣是目的獨立和普遍適用的，而往往只是服從于組織或統治者的特定目的。它的優勢在于彌補社會成員與內部規則互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一系列失誤、促進社會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具有較強的信息搜集能力及制度供給方面的規模經濟優勢等；其局限性在于常常會出現制度剛性和組織僵化，也常常因為信息不對稱和機會主義行為而導致組織失靈。由于組織之間存在著競爭，競爭將推動人為秩序的演化，演化的機制跟自發秩序的演化類似。

最后，自發秩序與人為秩序的互動形成總體的社會秩序。一方面，一些人為秩序是在自發秩序的基礎上形成的，是將自發秩序法律化和條文化的結果；另一方面，人為秩序也會影響到自發秩序的演進，某種自發秩序的形成完全依賴于人為設定的規則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哈耶克，1988)。隨著環境的變化，自發秩序與人為秩序之間不斷發生互動，可能相互耦合，也可能相互沖突，最終達成一種多重均衡狀態。至于收斂于那一均衡狀態，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往往由互動開始時的狀態、互動的路徑及互動過程中的突發事件等多重因素共同決定。

三、企業治理結構共時多樣性的根源

按照哈耶克的社會秩序二元觀，企業首先表現為一種人為秩序，它是由生產要素所有者互動形成的一種生產性和交易性組織。為了克服個人認知方面的不足，它以命令的方式把特定的任務、目標或職能賦予組織定的個人，從而可以支配組織成員的行動，權威、獎勵、認可和協調形成了企業的組織特征(西蒙1991)。但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是嵌入在社會之中的，本質上是一個社會行動者，其特殊之處就在于他是經濟領域中的活動者，其行動就必然是社會化的、要受到人為秩序約束的。這樣，我們可以認為企業是在人為秩序下由企業參與人互動形成的一種自發秩序，是自發秩序與人為秩序的統一。由此，我們就不難得出“企業的治理結構是由自發秩序、人為秩序共同決定的關于企業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在企業參與者之間配置的狀態”的結論。由于從企業的現實運行看，企業不過是要素使用權交易契約的履行過程（謝德仁，2002），這樣，具體企業的治理結構就是在給定人為秩序條件下，參與企業的生產要素所有者共同談判的結果。給定的人為秩序往往給出了談判的初始規則、要素所有者初始的權利設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要素所有者的目標、偏好、非正式組織狀況等等。比如有的國家特別重視勞動者權利的保護，比如德國公司法便明確規定，企業董事會必須有職工代表參加等。在此基礎上，每一個參與人具體的權利和義務狀況由該參與人的談判能力決定。在企業設立時，生產要素所有者談判能力的大小主要取決于以下因素：

1、要素所有者所提供給企業的生產要素可能在企業中發揮的作用。一般來說，發揮的作用越大，該要素所有者獲得權利就越大、責任越大，反之，則反是。比如擁有高專有性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其談判能力就相對較高，所謂“專有性”(exclusive)生產要素就是指這樣一些生產要素,一旦它們從企業中退出,將導致企業團隊生產力下降、組織租金減少甚至企業組織的解體，生產要素專有性程度是決定生產要素所有者分享組織租金的談判力基礎。（楊瑞龍、楊其靜，2001）。

2、生產要素所有者對其生產要素不進入企業生產過程而閑置所產生的機會成本的承受能力。承受能力越大，談判能力越強。比如在那些資本短缺、勞動力供給過剩的發展中國家，擁有資本的人的談判能力就強，而那些只能提供簡單操作勞動的人的談判能力就弱。

3、生產要素所有者所擁有的通用性生產要素的稀缺程度。由于稀缺，該生產要素的可替代性就低；由于通用，他就不怕閑置，因此生產要素通用性越強、稀缺程度越高，他的談判能力就越強。比如我國東南沿海地區，一些高級技工嚴重缺乏，他們的收入甚至比部門經理的收入都高，有些企業為了留住他們甚至給他們股票期權。

在企業存續階段影響參與企業的生產要素的所有者的談判能力的因素，除了上述因素外，還包括：對該生產要素績效衡量的難度和監督生產要素所有者機會主義行為的成本，難度越大，成本越高，該生產要素所有者的談判能力越強。

在外部環境變化不大的情況下，上述談判結果的主要特征就會被當作企業的慣例穩定下來成為組織的記憶，使企業參與者休戰而進入合作狀態（納爾遜、溫特，1997）。企業參與者按照上述慣例強化自己的技能、認知、傾向等，使得企業治理結構的主要特征得到強化，從而在一段時期內保持相當的穩定性，直到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或企業參與者的構成發生重大變化時將之破壞為止。

從上面的論述我們不難看出，同一時段內，不同國家、地區，不同的企業面臨的人為秩序不同，也就是所嵌入的社會結構不同；加之，同樣人為秩序下，由于不同企業內部各生產要素所有者談判的結果不同，因此，同一時段內，企業的治理結構是千差萬別的。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從技術層面上（產業領域、企業規模、各生產要素的相對稀缺程度）看大致相同的美國企業和日本企業，企業的治理結構會差別很大，根源在于其背后的自發秩序和人為秩序的不同。

四、企業治理結構歷時多樣性的一個粗略機制

由于外部環境的復雜性、人們的有限理性，企業運作過程中的不確定性肯定難以消除，這樣在一定的人為秩序下，企業作為一個要素使用權交易契約之履行過程，就是參與企業的生產要素所有者不斷再談判的過程。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及其交互作用，其治理結構就必然會處于不斷的演化過程之中。其演化遵循這樣一個粗略的機制，鑒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只給出該機制的主要內容以求拋磚引玉，而不用企業史資料加以印證：

1、企業運營績效差異的持續性。在某一時期、一定市場范圍內，即使是面臨相同或類似外部環境的企業，由于參與企業的生產要素和其所有者的異質性以及由此決定的企業治理結構的差異，在競爭過程中企業的運營績效會出現差異。另外，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如生產技術的重大突破、市場的擴大或人為秩序發生較大變化時，所引起的不同企業自發秩序的變化是不同的。有的企業可能通過創新形成新的更適應新環境的自發秩序，當然適應的程度有大、有小；有的企業則可能由于路徑依賴作用而鎖定在舊的自發秩序之中，而難以從外部環境中獲取物質和能量等；這也會帶來企業運營績效的差異。盡管企業間的模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企業運營績效的差異，但是由于關鍵資源缺乏彈性和企業組織慣性等原因，產生了一種模仿的阻隔機制，單憑簡單、機械的模仿是難以消除這種差異的。結果是企業運營績效的差異就具有了一定的持續性（邸強、唐元虎，2004）。

2、適應性學習。在一定市場范圍內，在企業之間多次競爭過程中，企業經營績效的差異具有一定的持續性。一些企業因經營績效太差不能從外部環境獲取能量、資源等而被淘汰，競爭過程中始終保持優良績效的那些企業就會成為企業“明星”。那些績效較差的企業在生存壓力的推動下，啟動了適應性學習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搜尋，就是通過各種途徑在企業已知的明星企業治理模式中尋找自己所需要的，然后加以引進、模仿；一是創新，就是經過成員互動創造嶄新的企業治理模式。經過適應性學習，一些原先績效較差的企業可能通過創造性模仿或創新脫穎而出成為后來居上的企業明星。經過一定時間的市場競爭和適應性學習，與明星企業治理結構有關的一些顯性知識便會在一定市場范圍內擴散開來，成為公共知識。在這個過程中，競爭起到了“獲致知識的途徑和程序”的作用（馮興元，2002）。

3、市場選擇。經過多次競爭，市場上就會出現老牌明星企業和后來居上明星企業的若干種企業治理模式共存競爭的局面。哪種治理模式將為主流模式，將接受市場的選擇。市場在選擇的時候，往往遵循一個所謂的“戰略互補性”的機制（青木昌彥，1999），即社會上的企業采用某治理方式的比率越是上升，對每個企業來說，采用該模式的戰略優勢就越大，該模式就會被當作一個慣例穩定下來。這類似于威特（Witt）所講的“頻數依賴效應”，即一個個體對創新者是模仿還是反對取決于群體中已有多少成員作了這種選擇（盛昭瀚、蔣德鵬，2002）。隨著環境的重大變化，企業在應對環境變化的過程中，有些企業可能會沖破“頻數依賴效應”的束縛對已成為慣例的治理結構進行重大的創新，由于路徑依賴和企業適應性學習能力的差異，創新也會呈現多樣化的態勢，于是進入新一輪適應性學習和市場選擇的過程，在經過一個一定的閥值或頻數后，某種治理模式成為主流模式并流行開來，形成新的慣例。當然，由于默示性知識的存在，各個企業只能獲得那些關于該治理模式的顯性的知識，各個企業的治理模式不會完全相同。

通過這樣一個粗略的企業治理結構演化機制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若干新制度經濟學家如詹森等人提出的“最小化成本的組織形式會流行起來”的觀點是錯誤的（弗羅門，2003）。我們認為，流行的不一定是最優的，流行的企業治理結構模式可能只是比較優秀的，也就是說是次優的。它們只所以流行，與其說因為是最優（效率最高），不如說是因為有更多的人選擇了它們。

五、幾點啟示

綜上所述，對我國企業治理結構的創新而言，我們認為要注意以下幾點：

1、企業的治理結構是自發秩序和人為秩序共同演化的結果，并不存在唯一的所謂最優的企業治理結構，現實生活中存在更多的是次優的治理結構，在相應的環境約束下，各種次優的企業治理結構都可能是有效的，具有適應性效率的。那種追求唯一的所謂最優的企業治理結構的努力是徒勞的。

2、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推進企業治理結構創新時，需要借鑒發達國家自發積累的關于企業治理結構演化的信息，通過有效地模仿發達國家的企業治理結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業治理結構演化過程中由知識的有限性帶來的限制，加快企業治理結構的演化進程，這是我們的后發優勢。但是由于其中很多信息屬于默示知識的范疇，無法完全移植，機械地模仿結果只能是“淮橘為枳”，這就會變成我們的后發劣勢（楊小凱，2000）。因此，不能將某一國家的主流企業治理模式當作我們企業治理結構創新的目標，我國的企業治理結構必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

3、在企業治理結構演化的過程中，政府作為一種人為秩序，要擺脫那種認為可以人為設計出最優制度安排的被哈耶克稱為“致命的自負”的束縛，充分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放手讓廣大企業去探索、去進行組織實驗，為企業治理結構的演化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如促進產權主體多元化、打破壟斷、促進市場競爭等等，用楊小凱的話說就是“政府注意的重點不是立法，而是案例形成和創立與成例不合的新案例的程序的公正性”（楊小凱，2000）。以自發秩序為主、人為秩序為輔，是今后我國企業治理結構創新的最優策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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