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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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于美國次貸危機的根源,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關于次貸危機形成過程的描述卻是大體一致的。一般認為,次貸危機的形成經過了三個相關聯的階段:

第一階段:房地產市場繁榮導致抵押貸款標準放松。2000～2003年,美聯儲的持續降息拉動了總需求,帶動了房地產市場繁榮。在市場繁榮時期,房地產金融機構爭相放寬信用標準向購房者發放住房抵押貸款。這種向收入水平低、信用等級低的人群發放的貸款就是次級房貸或稱為次級債。

第二階段:次級貸款證券化導致信用風險向整個金融市場傳遞。房地產金融機構為了轉移風險,在投資銀行的幫助下將次級房貸通過證券化和層層打包推向金融市場,出售給投資銀行、對沖基金、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共同基金甚至于養老基金和個人投資者,使整個金融市場牽扯其中。

第三階段:房價下跌導致次級房貸違約率上升,最終引爆危機。隨著新一輪加息周期的到來和房地產市場的降溫,越來越多的次級貸款出現違約,違約的增多首先使發放次級貸款的公司倒閉,并使購買了次級貸款證券的機構遭受損失,進而沖擊到整個金融市場,引發金融危機。

從以上分析似乎可以看出:一是寬松的房貸條件所具有的高風險為危機的產生埋下了伏筆;二是次級房貸的證券化引起的風險傳遞使整個金融市場牽扯其中;三是房價下跌最終引爆了經濟危機。

這樣一來滋生了次貸危機的根源是由資本擴張引起的經濟悖論:銀行放寬貸款標準是為了擴大有效需求以實現資本擴張;而資本擴張又會導致經濟過熱并產生新的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致使房價不可能永遠上漲;即擴張的資本必然抑制社會需求,由此導致經濟擴張失去其實現條件,產生資本過剩性危機,因而金融危機不可避免。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寫道:“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發展的、與人口相比顯得驚人巨大的生產力,以及雖然不是與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資本價值(不僅是它的物質實體)的增加,同這個驚人巨大的生產力為之服務的、與財富的增長相比變得越來越小的基礎相矛盾,同這個日益膨脹的資本的價值增值的條件相矛盾。危機就是這樣發生的。”經濟危機永遠是細節不同,本質卻相同。1991年日本房地產泡沫如此,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如此,2000年美國網絡泡沫亦如此,而這一次的次級房貸危機也不例外,它顯示了一種常規模式,即資產價格上升――信貸擴張――投機――過剩――資產價格下降――違約――市場恐慌,而這種模式的背后是資本擴張引起的經濟悖論。

生產過剩

次貸危機以來,經濟學界一直沒有停止過對危機根源的反思,主要的觀點有“制度說”、“政策說”、“市場說”,雖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此次危機的原因,但主流的反思和解釋不得要領,沒有從制度和經濟根源上深刻剖析此次危機。

兩百多年前,馬克思就對經濟危機的根源作出了明確和系統化的解釋和思考,即生產過剩理論。生產過剩理論不僅可以解釋古典經濟危機,也可以比較系統與全面地剖析和解釋現代經濟危機的根源,次貸危機自然也不例外。

在馬克思看來,隨著資本主義的到來,大工業生產方式開始跳躍式擴展(惡性增值)。一方面,生產能力幾何倍數的增長速度使資本家和資本在追逐利潤(剩余價值)的經濟本能下不斷膨脹;另一方面,因生產資料私有和分配的不公,廣大無產階級相對貧困,消費能力的增長無法跟上生產增長,社會生產能力與消費能力的差距和非均衡矛盾不斷加劇,并體現為市場供求矛盾,經濟蕭條和工人失業。概括起來,馬克思危機理論最核心的內容是關于危機根源的邏輯,其基本框架就是:(1)經濟危機的本質是生產過剩;(2)生產過剩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群眾的購買力不足;(4)群眾購買力不足的原因是資本和勞動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5)兩極分化的原因是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占有制度。

生產過剩下的信用

自此,生產過剩解釋得已經很清楚,那信用在這次危機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對于此,馬克思只是籠統地說,服務于市場交換的資本主義的貨幣制度、銀行制度、匯兌制度、信用制度等,為市場交換領域矛盾的激化、潛在危機的現實化提供了制度結構條件,并未詳細分析。或者說,分析這些資本主義內部的制度構架,對于解決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根本沒有意義,如黃達,就評價貨幣制度是“無法對資本主義帶來破壞性作用”的范疇。不過,對于解釋次貸危機的演進過程來說,這種分析依舊是有意義的。

首先,在資本主義內在矛盾下,生產跳躍式增長,而無產階級(廣大民眾)的收入水平以及主要由收入水平決定的消費水平卻增長緩慢,出現了相對貧困。此時,從宏觀經濟學家們的統計圖表上來看,總需求下降,經濟增長放緩,似乎有衰退的跡象。

經濟學家對于經濟危機有一套系統的解釋框架,即凱恩斯開創并被西方經濟學家不斷發展的“需求管理”。具體說,分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總的政策方向是拉動總需求跟上總供給的增長水平,緩解供求矛盾。拉動總需求的切入點有三個:消費、投資和凈出口。而拉動的工具,都離不開信用。比如財政政策,政府通過財政赤字,增發國債,增加支出來刺激經濟;再如貨幣政策,央行降低利率,鼓勵貨幣的借貸來刺激經濟。本質上,都是利用信用,花明天的錢在今天消費或投資,來緩和生產與消費,或者說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矛盾。

再看次貸,其實也是通過信用來刺激需求(包括房產投資和消費)的一個具體體現。本來買不起房的相對貧困者,突然被告知可以借入條件異常優惠的次級貸款消費,自然需求大增,于是房地產市場又走向了“繁榮”。

整個宏觀經濟大致如此,只是實現的具體手段各異。總之,在以信用為主要工具的需求管理(廣義上包括了金融業自發的信用供應)之下,經濟似乎又恢復了繁榮景象,圖表上增長的量和速度都十分喜人,于是宏觀經濟學家和財政部與美聯儲的官員們彈冠相慶,并預期,經濟將繼續增長,持續繁榮,“經濟周期被打敗了”。

可是,這之中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花明天的錢在今天消費或投資,那到了明天,花什么錢呢?

答案是沒有錢。于是大量次級貸款人無法還款,CDO和CDS市場崩潰,華爾街金融市場大海嘯,危機還不斷向實體經濟和其他領域蔓延

總之,在生產與消費矛盾激化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試圖利用信用為工具預支將來的財富來刺激需求,解決總供需矛盾,但這種拆東墻補西墻的做法只是延緩和壓抑了危機,并不能阻止危機的爆發。

問題的嚴重性在于,不僅美國居民在“透支消費”,而且美國政府也在推行“透支經濟”。眾所周知,美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80年代以來,隨著對外投資速度的持續下降,美國轉而倚重來自國外的投資以支撐本土經濟的增長。1985年美國從凈債權國變為債務國,結束了自1914年以來作為凈債權國長達70年的歷史。在全球經濟都在為“過剩”而發愁的今天(只需一家大的汽車公司開足馬力生產,就能滿足夠世界用一年的汽車需求量),美國之所以能夠獨善其身,正是在于其“透支消費”與“透支經濟”暫時填補了收入與消費之間的缺口,從而掩蓋了本國的經濟擴張與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在市場經濟制度的框架內,與“把牛奶倒入大海”相比,“透支消費”畢竟不失為明智之舉。但是,“透支消費”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產過剩”問題。這就如同為了緩解癌癥患者的疼痛而不斷加大嗎啡的注射劑量一樣,“透支消費”不過是靠透支“未來”來支撐“今天”,把當下的危機延遲到未來爆發罷了。一旦對未來出現悲觀預期,以至于沒有未來可以透支的時候,危機就不可避免。在美國,“透支消費”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從房子到汽車,從信用卡到電話賬單,透支無處不在。而引發這次危機的次級抵押貸款(貸款機構向信用程度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不過是“透支消費”中的個案罷了。換言之,只要“透支消費”不停止,那么即便沒有“次貸”問題,也必然出現經濟危機,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建議與結論

1、次貸危機的經濟和制度根源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導致的生產過剩,信用只是一種長期中必然失敗的延緩生產過剩矛盾的手段,只能暫時壓抑矛盾,而無法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危機在給經濟社會帶來巨大動蕩的同時,也重新騰出大量生存空間,危機產生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客觀上促使生產跟著萎縮,進而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在經濟危機中,我們應該保持冷靜和理性,保持信心,積極等待經濟的復蘇。

2、從根本上,次貸危機以及它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難以在資本主義制度邏輯內部解決的,須尋求制度外的根本性解決措施。不過,我們雖不能避免經濟危機,卻可以預防和預測經濟危機,在一定程度上要預防這種金融危機(本質是信用危機),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針對信用增殖的合理的制衡機制。

篇2

近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探討其產生原因和影響的文章非常多。在很多文章尤其是媒體報道中，“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這兩個概念經常混淆使用，甚至互為替代，這種用法對嗎?這兩個概念究竟有何區別和聯系?

2007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對當前世界各國經濟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無論從波及的范圍，還是從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看，這場金融危機都不亞于1929～1933年那場經濟危機。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探討其產生的原因和影響的文章非常多。而很多文章尤其是媒體報道中，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這兩個概念經常混淆使用，甚至互為替代，這是不對的。搞清楚這兩個概念的區別和聯系，對于深入理解當前金融信機的性質和影響是必要的。

什么是經濟危機

當代多數中國人頭腦中的經濟危機概念基本上來自于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政治經濟學中，經濟危機指的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周期爆發的生產過剩的危機，是經濟周期中的決定性階段。自1825年英國第一次爆發普遍的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從未擺脫過經濟危機的沖擊，其表現為生產減少、工人大量失業、購買力和需求下降、通貨膨脹等問題。

但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其內涵要比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寬泛得多。從形成經濟危機的根源來說，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危機主要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激發的結果。爆發于1929～1933年間的美國經濟危機，其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社會財富嚴重分配不公，使得社會貧窮階層和人口不斷擴大，從而制約了社會消費能力，導致了社會生產的過剩。而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并非單一的。有政治，經濟、金融和貿易體制等多方面的原因。二戰后，國家干預主義盛行，世界貿易一體化趨勢加強，資本市場發達，金融領域創新活動頻繁，各國經濟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增強，虛擬經濟超實體經濟加快發展。這些因素雖促進了各國經濟的發展，但也為經濟危機的爆發埋下隱患。

舉例來說，1970年由石油危機引發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是由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兩大利益集團的矛盾引發的；1996年亞洲金融危機則是由東南亞國家放松管制和過快的資本自由化、銀行體系不完善、金融監管缺失，匯率制度僵化等原因造成的；2007年越南經濟危機則主要是資本項目開放過早且金融體系不健全、監管不到位造成的；2007年美國金融領域中次貸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次級抵押貸款產品設計上存在固有的缺陷、國際和國內的流動性過剩等因素，深層上還有社會政治原因：政府長期以來為滿足民眾的愿望而偏好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房貸政策。

什么是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又稱金融風暴，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金融危機具體表現在金融萎縮，股價下跌，資金供給不足，流動性低，并引發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社會普遍經濟蕭條，甚至社會動蕩或國家政治動蕩。

現代社會金融危機之所以頻繁發生并迅速蔓延，這與發達的現代金融市場密切相關。由于實體經濟迅速發展，貨幣制度硬約束的不復存在(即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現代科學技術特別是電子計算機及網絡技術的發展，導致虛擬經濟超常規發展。金融市場異常活躍，泡沫現象嚴重，這使貨幣流通速度加快，資本市場過度膨脹，流動性過剩加劇。同時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不斷加強，各經濟體之間的聯系緊密，某一國或地區金融領域出現問題，立即會波及到世界各地，世界經濟形成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格局。這些因素就好像一把雙刃劍，既推動了世界經濟的飛速發展，也導致了金融危機的頻繁出現。

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的聯系和區別

篇3

經歷上世紀60年代西方生態學者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及其產生的根源進行探究后;7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沿著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道路、從資本主義技術理性視角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進行了深入探究;70年代后期，生態又從多角度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進行了系統剖析。

吸取生態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根源分析的合理內容,立足于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理論上，本文筆者試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文化三個方面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加以揭示,以為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啟示。

    ―、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經濟根源

    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經濟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實質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其手段是分工的深化,其特征表現為利潤最大化。剖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可以把握其生態危機的根源。

(一)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

    生產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包括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兩種生產方式。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不斷發展,絕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的主體地位逐步讓位于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這是由于絕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的增長潛力有限，通俗地說,勞動者一天只有包含必要休息在內的二十四小時。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的增長潛力不斷拓展。降低勞動力價值的途徑不外乎降低勞動者及其家庭所需生活資料的價值，而生活資料價值的降低則寄望于其生產效率的提高。提高生產效率可用單位時間生產更多的產品數來詮釋，當然也可用生產單位產品所需的時間縮短來表達。

實現生活資料生產效率的提高,可從生產生活資料的相關要素來人手。生產生活資料需要土地、水、空氣等自然資源，需要科學技術與企業家才能。為了單位時間生產更多的生活資料，生產資料所有者自然會大量開發與利用自然資源。比如,在土地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方面，表現為破壞生態環境去大量開墾耕地、破壞土地生態去過度利用土地;在水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方面，表現為破壞生態環境去大量開采水資源、破壞水資源生態過度利用水資源;在空氣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方面,表現為對空氣物理性污染與化學性污染不斷加劇。

可以想象，由于科學技術日新月異，信息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工程技術等技術類型已不斷提升生活資料生產中對自然資源開發與利用效率，不斷提高其開發與利用程度。而且,在企業家組織與管理水平不斷提高的背景下，生活資料生產中對自然資源開發與利用不斷精致。顯然科學技術與企業家才能投人到生活資料生產中促進單位時間的產品數增加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形成對土地、水、空氣等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與利用。

這種過度開發與利用不斷累積，勢必形成對生態環境的污染加劇，破壞生態系統正常的物質與能量的循環，導致生態危機。

(二)資本主義的分工深化

分工受制于生產力發展水平，反過來又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之前,分工發展比較質樸。.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分工飛速發展。以蒸汽機為標志的工業革命的到來，資本主義分工深化不僅體現于生產部門內部分工越來越細、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而且體現于生產領域的日益拓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資本主義分工由國內漫延至國際。

分工拓展了生產領域。被譽為黑色金子的煤,其成規模開采與利用始于18世紀。石油是工業的血液，其成規模開采與利用始于19世紀。海洋資源內涵也不斷豐富，海洋資源生產領域不斷拓展。

分工促使生產部門內部分工越來越細,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工業流水線又稱為裝配線，指每一個生產單位只專注處理某一個片段的工作。其起源于1769年英國人喬賽亞?韋奇伍德的埃特魯利亞陶瓷工廠。韋奇伍德把原來由一個人從頭到尾完成的制陶工藝細化為幾十道專門工序，每道工序分別由專人完成。這樣一來,傳統意義的制陶工被后來的挖泥工、運泥工、扮土工與制坯工等工匠所代替。制陶工場的工人按統一的勞動節奏勞動，生產更多的產品。

伴隨生產部門內部分工越來越細，生產部門同類企業逐漸分離、同一企業新部位逐漸產生。這些新企業新部門擁有專業化的機器設備，專業化的工藝流程,專業化的生產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干部。當然，生產部門專業化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在工業化初期，是從部門專業化、產品專業化開始;到工業化中期和后期,發展到零部件專業化、工藝專業化。

國際分工是各國社會分工的延伸和發展,是超越國界的專業化分工，是一國國民經濟內部分工向國際領域擴展的結果。國際分工的產生和發展有其一定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其社會經濟條件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發展水平,其自然條件指自然資源。隨著資本主義分工深化，極大地促進了資本主義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開發與利用自然資源的能力提高了,在追逐剩余價值動機驅使下,資本主義國家對自然資源掠奪不斷加劇。

(三)資本主義的利潤最大化

資本所有者生產的唯一動機是利潤最大化，由此構成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重要經濟根源。

利潤是剩余價值轉化形式,剩余價值是利潤的本質。利潤和剩余價值數量上是等值的，只不過剩余價值是相對勞動力資本來說,利潤是相對全部預付資本來說。

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資本所有者會盡可能地降低生產成本。生產成本的降低無非從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兩個角度來著手。從降低生產要素的成本來說,在降低勞動力成本的同時,會盡可能地使用廉價的自然資源。根據價值規律,自然資源的價格受供求關系的影響。為了降低自然資源的價格,勢必不斷增加自然資源的供應。由此，造成對自然資源不斷地開發。自然資源是自然的有機組成,人為剝離的后果自然是擾亂生態平衡。

常識告訴我們，自然資源是有限的。不斷開發自然資源,必定會有自然資源枯竭的時候。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開發自然資源的原則不是生態破壞最小化,而是利潤最大化。“資本害怕沒有利潤和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丨0%的利潤，它就得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這樣,幵發過程中為服從利潤最大化原則,對生態平衡的擾亂程度勢必更大。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交往中，掠奪自然的觸角已由國內伸到全世界。這樣,原來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出現的能源短缺和資源枯竭問題正波及全球,導致全球性的生態問題。

二、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制度根源

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經濟根源是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產生的決定性方面，它決定與支配著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其他根源。當然,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其他根源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經濟根源無疑也產生著影響和作用。

資本主義制度是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又一根源。解讀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制度根源需要分析資本主義制度的合法性危機。W75對此，我們應簡單回顧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盡管今天資本主義制度面臨質疑，但當年資本主義制度的的歷史進步性無疑是巨大的。這一點，可從馬克思的論述來理解，“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制度的精髓是政府履行“守夜人”的角色，讓市場自由活動。亞當?斯密反對國家干預市場自由活動,指出:應當聽任市場自由活動,如此“君主們就被完全解除了監督私人產業,指導私人產業,使之最適合于社會利益的義務。”他認為如果政治家企圖指導私人應如何應用他們的資本,那不僅是自尋煩惱”,而且是僭取市場主體的權力，“是再危險也沒有了”。

但是，在不干預市場經濟活動理念指導下,經濟生活出現了嚴重的問題。20世紀二三十年代,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嚴重經濟危機激發了人們對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

凱恩斯主義在如此背景下產生,它深人地影響了資本主義制度。凱恩斯主義的精髓是主張國家干預經濟,市場力量部分讓位于政府力量。[力12在凱恩斯主義理論指導下，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廣泛干預社會經濟生活，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頻繁發生。

但是,資本主義“對使用行政計劃來確保資本運作的需求在不斷增大”,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則要求國家干預有一定的界限,禁止對資本主義矛盾有計劃地加以協調。”“由于國家已經卷人生產過程，因此，它就改變了資本實現過程本身的決定因素。在階級妥協的基礎上，行政系統獲得了一種有限的計劃能力。這種計劃能力可以在通過形式民主獲得合法性的架構內，用于被動地避免危機。在這種情況下,維護集體資本主義的利益一方面與個別資本集團的利益發生矛盾和競爭,另一方面與各種大眾集團以使用價值為取向的普遍利益發生競爭。”[4]65由此,構成資本主義合理性危機的一個原因。至于另一個原因，是“由于國家彌補自我封閉的經濟系統的弱點，承擔起協助市場的任務,因此,國家控制手段的邏輯就迫使國家不得不允許越來越多的外部因素進人系統”。

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危機，孕育了資本主義的合法化危機。如此情形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統治不再以價值規律（雇傭關系）這樣一種匿名方式來進行,實際的‘權力格局’直接決定了各階級之間的利益關系。正因為如此,國家必須對這種‘權力格局’的正當性作出證明--證明其干預行為具有某種正當的規范基礎”由于資本主義國家無法對其行政行為的正當性作出論證，由此構成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危機。

身處合法性危機的資本主義,不得不傾向于采取非政治性的社會補償政策來維護自身統治的合法性。當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向人民許諾提供越來越多的商品和財富的同時，人們對經濟增長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產生一種習慣性期待。在資本主義國家試圖不斷弱化群眾的政治意識過程中,必須不斷向外擴張、對自然界進行無節制地開發。可想而知,結果是資本主義制度和有限的生態系統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加劇。

三、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文化根源

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文化根源是控制自然的觀念、消費主義價值觀以及科學技術的異化。

(一)控制自然的觀念

人類進化過程中,人與自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始朦昧時期,人還沒有自我意識，人與自然天然渾成。隨著人類的進步,人與自然關系在統一中呈現比較強烈的對立性。

尤其是人類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時期，人類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對抗自然的能力也在顯著提高。在與自然對抗中，人類逐步產生控制自然的觀念。加拿大學者威廉?萊斯就把控制自然的觀念理解為生態危機的最深層根源。他明確指出:造成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是千百年流傳下來，厚厚地積淀在人們頭腦中的控制自然的觀念,而解決環境問題的關鍵也正在于改變人們原有的控制自然的觀念。

在這種人類中心主義觀念的作用下，人類工具性地對待人之外的存在物。由此，人和自然的關系只是一種控制和被控制的關系，人們習慣于從實用角度理解自然界和處理這種關系。從歷史維度來看,控制自然的觀念雖然鼓舞人們相信人類可以根本改變生存的物質條件,但同時也使人類利用自然力的性質發生改變,產生了消極方面的影響。萊斯認為,這種負面影響體現在人們把全部自然（包括人化自然）作為滿足人貪婪欲望的材料來加以理解和占用,從而威脅著一切有機生命的供養基礎、生物圈的生態平衡。

(二)消費主義價值觀

消費主義價值觀同當代生態危機有內在的聯系。消費主義是20世紀20年代產生于美國的一種主張消費至上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它設想人們把消費當做人生的最高目標，鼓勵人們拼命掙錢、及時消費。

顯然，這是一種錯誤的價值觀。人類經濟活動基本形式的生產與消費關系是，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消費的需要，消費的目的是滿足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需要。這就是說，消費的目的不是個體的窮奢極欲,也不是一代人的奢侈浪費。

消費主義價值觀盡管是錯誤的,但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末日心態下不斷蔓延。在消費主義價值觀的引導下，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自然生理需要,而是為了滿足被現代文化刺激起來的表現欲望。由于消費主義價值觀把物質消費活動作為獲得滿足的唯一形式，當代西方社會勢必要把如何保證物質條件作為關注的中心。這些物質條件的保障既是支撐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又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創造豐富的物質條件,勢必掠奪自然、導致嚴重的生態破壞后果。在高生產、高消費的經濟模式中，資本主義工業體系勢必產生大量的生產廢品和生活垃圾，加劇生態后果的嚴重程度。

(三)科學技術的異化

今天,科學技術對社會生產的影響日益巨大。科學技術首先是以觀念形態呈現出來的。無可質疑，觀念形態的科學技術投人到社會生產中,表現出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正是由于其巨大的作用力,它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其對人類生存環境的影響作用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在資本家逐利動機下,科學技術成為了資本家掠奪自然環境的幫兇。人類生存環境破壞的嚴重狀況，正是由于不合理使用科學技術。

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科學技術時忽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這是資本家逐利動機下的溫和行為所致。而帝國主義資本以國家政權特征的逐利動機下所開發的核武器等反人類的科學技術產品則是科學技術異化的極致。

科學技術表現為人類發展的敵對力量，就是科學技術的異化。雖然我們不能把生態危機歸因于科學技術本身，但是我們不能脫離社會生產關系和社會的政治制度來談論科學技術的異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政治制度是資本主義科學技術異化的土壤，資本主義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科學技術異化的必然結果。

四、啟發

分析資本主義生態危機根源的目的是為了從中獲取啟示,避免我們國家出現生態問題，同時促進中國生態文明建設。

上面的分析從側面給我們一個理論依據:在社會主義國家，沒有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產生的土壤。確實，在成熟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也不可能出現生態問題,但在不成熟不是十分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生態問題的溫床自然很正常。對照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根源，反思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存在的生態問題,我們應當加強如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加強對市場經濟的管控。資本主義生態危機根源之本是其經濟根源,而經濟根源的本質不過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剩余價值產生基礎是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資本主義分工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利潤最大化的結果，資本主義的利潤最大化不過是私有制基礎上資本貪婪本性的表現。為避免出現生態問題，就要從所有制層次來著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充分發揮多種所有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性，但如此作為的前提是，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理想的國情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其歷史合理性。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充分發揮市場經濟在配置資源當中的積極作用。但市場經濟在配置資源當中有失靈的時候，尤其是在生態成本外溢中更加明顯。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給我們的啟示是，在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積極作用的同時，管控其對生態發展不利的影響。

(二)完善政府經濟職能、完善政府公共職責保障機制、完善行政權力結構與完善政府自身建設以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在建立市場化的宏觀調控體制過程中，增強包含生態文明建設在內的中長期規劃的科學性和約束性。在強化宏觀調控中政府的獨立地位的過程中，增強包含生態文明建設在內的宏觀調控的科學性、預見性和有效性。在建立現代市場監管體制過程中，確保包含生態文明建設在內的市場監管的有效性。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職責分工及其保障機制,建立符合公共服務型政府要求的績效評估體系和行政問責制度。構建行政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集中解決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群眾意見大、制約政府公共權力規范行使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建立圍繞生態文明建設的陽光政府、效能政府、廉潔政府、法制政府。

(三)揚棄控制自然的觀念，摒棄唯消費主義價值觀。人是從自然中分離出來的靈長動物，是人成其為人的進步。人來自自然，但不能凌駕于自然。人離不開自然，受制于自然。自然有其特定的發展規律，人類不能控制自然，更不能取勝于自然。“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了報復。”同時，消費主義價值觀為消費而消費，導致消費

方面的無節制。我們應當摒棄消費主義價值觀,對消費進行有節制地健康地引導。加強對科學技術研究與應用以人文精神引導，推進科學技術對經濟社會發揮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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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學”理論觀點最早見之于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爾與阿多諾合著的《啟蒙的辯證法》一書(1947年)。由啟蒙精神所產生的認識論意味著我們是在對自然有支配權的范圍內認識自然的，認識自然的目的就是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壞了，每一種想要取消對自然奴役的企圖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產生了歐洲文明的過程。”

“生態學”首次提出和使用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學者本·阿格爾。阿格爾在《西方概論》一書中，將"TheEcologicalMarxism"理解為“生態學”。“生態學”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茲、詹姆斯·奧康納、威廉·萊斯、本·阿格爾、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大衛·佩珀。他們認為，首先，生態問題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最為突出的問題，應強調生態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生態危機已取代經濟危機而成為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其次，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異化消費”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態危機的根源，他們主張應予批判。再次，擺脫生態危機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種“穩態”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最后，提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爭取社會主義道路的設想。

20世紀90年代以前“生態學”生態危機觀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馬爾庫塞對“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的批判；威廉·萊斯重新定位自然與社會的關系；本·阿格爾的生態危機理論的建立。

(一)關于對生態危機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爾在《西方概論》中提到，關于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危機理論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機的趨勢已轉移到消費領域，即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對西方的階級意識和危機理論給予高度重視，認為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危機就是生態危機。

詹姆斯·奧康納在《自然的理由——生態學》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觀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傳統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理論。

威廉·萊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資本主義倡導的生產和消費模式雖延緩了經濟危機但卻加劇了生態危機，他鮮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觀念”才是生態問題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萊斯還對“控制自然的觀念”有著重要影響的培根的思想和馬克思的自然觀進行了分析。

大衛·佩珀在《生態社會主義——從深層生態學到社會主義》中指出，生態危機的原因不在于生產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長，而在于資本主義獲利本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

貝拉米·福斯特在《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中認為，生態危機與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方式有關，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方式使得環境持續性地惡化。

(二)關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詹姆斯·奧康納在《自然的理由——生態學研究》中深刻、尖銳地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除存在歷史唯物主義所講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外，還存在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與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即資本主義的雙重危機理論。兩種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劇了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的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

安德烈·高茲在《經濟理性批判》中認為，資本主義的利潤動機必然破壞生態環境、資本主義的危機本質上是生態危機。資本家不愿意在環境保護上投資，即便投資，腦子里想的也是賺錢。在《勞動分工的批判》一書中一針見血的指出：“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是一切異化的根源”。

貝拉米·福斯特《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指出，以經濟增長為目的的當代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克服日趨嚴重的生態危機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廠主在環境保護上或許作過一些努力，但這種努力是為了獲取更大的利潤。二、國內文獻研究現狀

王雨辰、郭劍仁對以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奧康納為代表的北美生態學進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貝拉米·福斯特理論的特點是力圖通過對馬克思理論文本的解讀，挖掘其中的生態哲學思想，從而建構出他自己的生態唯物主義哲學和物質變換裂縫理論”。在此基礎上，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同生態危機的關聯，其理論側重點是環境社會學研究。詹姆斯·奧康納則是通過建構歷史唯物主義的文化和自然緯度，揭示資本主義二重矛盾同生態危機的關系，提出生態社會主義構想，其理論側重點在于生態政治學。

曾文婷在《“生態學”研究》一書的第二章，從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層面對“生態學”的生態危機理論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學技術的錯誤利用方式與生態危機的關系；生態危機不在科學本身，而是在于意識形態，控制自然的觀念才是生態危機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態危機不是一個純粹自然的和科學的問題，它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危機、經經濟危機和人的本能結構危機的集中表現，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

郭劍仁在《生態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討了北美生態學者貝拉米·福斯特的生態危機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不可改變性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可持續性，揭示了生態危機的根源、生態和資本主義的對立關系及解決生態危機的出路，即社會正義運動和環境運動的聯合是解決之道。

葛恒云的《“生態學”及其啟示》認為，生態學理論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或在于其認識上的問題，或在于其理論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為理論核心的異化消費概念，是從異化勞動概念中派生出來的，沒有以對人的物質需求的深入分析為理論前提，影響了對壟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分析的邏輯力量。其次，是對科學技術的片面評價。

曾文婷在《“生態學”評析》一文中，對生態學理論的評價總體偏重于其可借鑒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態學”努力運用的觀點和方法，去分析當代生態環境及其危機問題，致力于生態理論與的結合，豐富和發展了的生態思想，為在當代的發展與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劉光明的《生態社會主義產生的科學文化背景探源》認為，“生態學”作為有影響的一種社會思潮是特定的科學研究發展和文化環境的產物。生命與環境科學的發展是它的自然科學前提：關于自然——人——社會未來的論述和西方對進一步探索中的有關生態、環境問題的認識為它的產生和發展客觀上起了指導、借鑒作用。

解寶軍《對“控制自然”觀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論述了20世紀中期以來，由于科學技術在運用不當和失控狀態下造成了一系列極其復雜的社會問題，引發了資本主義國家資源浪費嚴重，環境惡性污染，破壞生態平衡的生態危機。

陳紅兵《奧康納生態學與生態文化建設》一文分析了奧康納繼承和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立足于生產勞動范疇，將生態問題作為時代主題，把自然生態因素與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相聯系研究生態危機的根源及其現實解決途徑。

三、研究現狀評析

總體而言，盡管國內外學術界對“生態學”理論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研究現狀還有不盡人意之處，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現在：國外學者對“生態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生態危機的產生根源上，并對這兩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發展，而對“生態學”的綠色社會主義構想及其實現手段研究較少。國內學者的研究雖較系統和完善地評析了“生態學”各學派的思想，但僅停留在介紹其思想的階段，缺乏把“生態學”與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聯系起來研究，提出具體的方案；缺乏從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關系的角度出發把“生態學”生態危機與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聯系起來的可實施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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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合法化；危機；社會信任

中圖分類號：B8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3-949X（2013）—07-0046-01

我國當前面臨國家社會日益市場化和貨幣化的趨勢。社會中各層面、各領域的人群都已感受到了當下的信任危機。這種信任危機彌漫于中國社會的各個細胞內部。近年來，慈善機構中國紅十字會就由“郭美美”的炫富事件，引發其嚴重的信任危機，被公眾視為一個不透明、不規范的慈善機構。歐美資本主義社會在其現代化進程中，也曾由于現代技術的高度增長與管理和控制的過渡加強而產生一系列領域的危機。哈貝馬斯對此進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其合法化危機思想，其理論對于破解我國社會當前存在的信任危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合法化危機產生的根源

實事求是地說，現代中國當下的社會信任危機并是唯有我國在現代化進程的歷史時期才能遭遇的一個獨有的問題。有學者指出，“現代性自身也存在著嚴重的矛盾和缺陷，由此引發了現代性危機”。但是，我國的社會信任危機有與資本主義社會危機存在本質區別。毋庸置疑，經濟危機等其它三種危機比較偏離我國社會當前的實際狀況。唯有第三種危機，也就是合法化危機在某種層面上應當比較接近于我國當前信任危機的一些特征與因素，對其產生根源的部分核心論述對于破解我國社會當前的信任危機也可稍作借鑒。

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合法化危機，簡言之即廣大群眾對晚期資本主義的政治組織原則和形式產生懷疑。哈貝馬斯主要從兩方面分析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的根源：

其一，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陷入了一個自身無法克服的悖論之中：一方面必須實行國家干預，以解決市場機制下經濟功能失調而頻繁發生經濟危機的問題，以此來減輕經濟危機對群眾物質生活的危害從而獲得他們的忠誠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國家實施干預活動，其統治形式又會受到群眾的懷疑，從而失去合法性基礎，因為經濟的私有化、市場化以及“自由競爭”、“公平交換”的等對于資本主義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于是，矛盾就不可避免的產生了，沖突也就隨之而來。這種沖突是產生合法性危機的一個重要來源。

其二，更為根本的是，國家的干預和行政指令不僅涉及經濟領域，而且也侵入到社會文化系統。對文化進行商業生產和行政計劃，會將它原有的規范力量消耗殆盡，社會文化系統越來越無法向政治系統投入必須的群眾忠誠，以滿足其合法性的需求。由于國家干預，原先非政治化的公共領域政治化，促使社會成員對國家提出了更高的合法性要求，使得政治統治對合法性的需求比例增長，以致政治系統和文化系統之間的關系失調。

由此可見，合法性危機實質上是由社會文化系統的“產出”危機所決定的，即由“動機危機”決定的。

二、對我國社會信任危機的道德考量

近年來在我國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國社會正在面臨一場極其深刻的社會信任危機，有人已經把此稱之為中國社會的“全民不信任運動”。從三聚氰胺奶粉、地溝油等事件一直到毒膠囊事件，食品安全問題一直圍繞在我們身邊，這是關系到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的問題。

表面上看來，是由于商家的利欲熏心，政府部門的管理和控制的疏忽，使得這類事情仍在不斷的發生。深入探討就會發現，社會的信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政府是否有自信；其次是老百姓對政府是否相信。

在經濟日趨快速發展的今天，不可避免的出現不良商家的欺詐消費者的行為。合法化行為代表著一種“人權”，及人心所向，每個人都秉承著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當危機事件發展時，我國的民眾首先想到的就是對于政府的依賴，也就是說人民對政府有著一定的信任度。每個人都希望通過政府的努力以及措施使得事情向好的方向發展，盡量避免類似事情的重復發生。相互信任是社會交往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的一個重要條件，也是維護社會秩序的一個重要條件，社會作為一個人群共同體，其存在離不開一定的社會信任。社會信任的缺失，不利于社會的發展。而要扭轉這種狀態，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這需要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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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看出，哈貝馬斯并沒有回避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私有制所造成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這種矛盾不可避免的會導致經濟危機。然而，在其社會學系統理論的分析視域下，經濟危機并不必然與階級斗爭相聯系，而且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階級統治的政治匿名化被社會匿名化所取代。哈貝馬斯盡管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但他否認資本主義社會通過革命而解體。他的結論是，“重新組織經濟既無必要，也不可能”，他認為徹底變革經濟基礎的革命只能是烏托邦式的幻想。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逐步演化成一種改良的理論，而且他在改良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站在了革命的對立面，成為了資本主義的辯護人。

由系統控制危機到社會規范危機的轉換過程

上文中我們肯定了哈貝馬斯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根源的認識，盡管這一根源對于他的危機理論來說似乎無足輕重。因此，我們有必要搞清楚哈貝馬斯“危機”概念的真正內涵，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其危機理論的實質。哈貝馬斯在《合法化危機》一書開篇之處是這樣論述“危機”范疇的:“我們把危機與一種客觀力量的概念聯系起來，這種客觀力量剝奪了一個主體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們把一個過程說成是危機，這樣也就賦予了該過程一種規范意義:危機的克服意味著陷入危機的主體獲得解放。”

可見，哈貝馬斯一開始就是從控制與規范之間關系開始構建其危機理論的。哈貝馬斯首先介紹了社會科學范疇的系統論危機概念，從這一角度講，危機就是系統整合的持續失調。但哈貝馬斯認為，只有系統控制危機使社會整合岌岌可危時，也就是社會規范結構的共識基礎受到破壞時，才會形成社會危機。因此，哈貝馬斯強調:“一種適當的社會科學危機概念應該能夠把握住系統整合(Systemintegration)與社會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關系。”為此，哈貝馬斯引進了“生活世界”這一范疇，并將生活世界與系統這兩個范式聯系起來。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蘊含著一個社會的規范與價值，生活世界規范結構的正常運行，服務于社會整合，又依賴于社會認同;而系統僅僅關注于社會系統自身的控制機制與原則。因此，“危機分析要求一個能夠把握住規范結構與控制問題之間關系的分析層面。”

在此基礎上，哈貝馬斯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危機就是控制機制對社會規范結構的破壞，就是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讓我們結合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看看系統控制危機如何轉換成社會規范危機，也就是哈貝馬斯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理論的具體內容。哈貝馬斯認為，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原則不是政治性的階級統治，而是經濟系統內部的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經濟系統同時承擔著系統整合與社會整合的雙重功能，由此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屬于純粹意義上的系統危機。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系統依然有其自身的組織原則，政治系統為避免經濟系統的功能失調，用整體計劃調節經濟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場機制。經濟系統內部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被轉化成經濟系統與政治系統不同組織原則、不同控制手段之間的矛盾。遺憾的是，行政行為不但不能解決經濟危機，反而會使政治系統自身陷入危機，經濟危機轉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機。哈貝馬斯借用經濟學的“投入”與“產出”模式來分析政治系統危機傾向:“政治系統需要盡可能投入各種不同的大眾忠誠，所產出的則是由權力機構貫徹的行政決定。產出危機表現為合理性危機，即行政系統不能成功地協調和履行從經濟系統那里獲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機則表現為合法性危機，即合法性系統無法在貫徹來自經濟系統的控制命令時把大眾忠誠維持在必要的水平上。”

因此，“合理性危機是一種轉嫁的危機，與經濟危機一樣，合理性危機把為非普遍利益而進行的社會化生產的矛盾表現為控制命令之間的矛盾。”哈貝馬斯闡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機產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計劃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其根源還是在于經濟系統自身的“為非普遍利益而進行的社會化生產”的結構性矛盾，簡單的說，就是國家行政手段無法解決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國家彌補自我封閉的經濟系統的弱點，承擔起協助市場的任務，因此，國家控制手段的邏輯就迫使國家不得不允許越來越多的外部因素進入系統。”

行政行為一旦介入經濟危機，就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對經濟系統的訴求馬上轉移到政治系統上。哈貝馬斯還進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機會通過國家機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喪失，意味著國家行政行為無法維系原有的合法性規范。如果說行政合理性危機指的是政府干預經濟行為缺乏理性，行政行為無法滿足經濟系統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機則是指，行政行為在干預經濟危機時所作的各種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壞了原有社會文化領域的規范結構。社會文化系統產生所謂的“動機危機”，無法再提供滿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識形態和規范價值體系，社會主流價值與制度受到質疑，大眾忠誠喪失。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由系統控制到社會規范這一危機的轉換過程。哈貝馬斯從經濟系統的控制原則入手，但其理論落腳點卻是社會文化領域的規范結構。也就是說，哈貝馬斯危機理論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機，而合法化危機的實質是社會認同危機。

合法性危機的實質是社會認同危機

哈貝馬斯危機理論重點不在于經濟危機，他更無意于探討經濟危機背后的社會結構性矛盾。他認為經濟危機已不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危機，合法性危機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最主要的危機形式，而合法性危機的實質是社會認同危機。在哈貝馬斯這里。社會危機從經濟系統轉換到政治文化系統，由經濟基礎轉移到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領域。哈貝馬斯認為，合法性危機意味著，行政行為在應對經濟危機時，無法確立或維持必要的合法性規范結構，無法從社會文化系統汲取行政行為正當性的資源，無法對行政合理性進行論證。如果國家無法對其行政行為的正當性做出論證，則必然會陷入合法化機之中。合理性危機并不必然導致合法性危機，而合法性危機卻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機，是合理性危機通過社會文化系統的轉換，是系統整合危機向社會整合危機的轉換。“各種危機傾向只有通過社會文化系統才能爆發出來，原因在于一個社會的社會整合依賴于這一系統的產出:直接依賴的是社會文化系統以合法化形式給政治系統提供動機，間接依賴的是社會文化系統向教育和就業系統輸送勞動動機。”

社會文化系統自身的危機表現為動機危機，哈貝馬斯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與家庭職業私人性原則是最重要的動機模式，對政治系統與經濟起著重要的維護作用。正是這兩個模式遭到系統的破壞，形成動機危機，進而影響社會系統整合。也就是說，社會文化系統與社會整合密切相關，對社會整合起著決定性作用。從系統與生活世界的之間關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經濟系統和政治系統，即受到金錢和權力這兩種手段的控制。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正是各種社會系統以不同的機制和原則破壞了生活世界的規范結構，社會文化系統產出失調，規范結構無法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據，造成合法性危機以及系統對“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貝馬斯同時指出，合法性危機必須追溯到對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為政治系統意義儲備變得越來越貧乏。因此，哈貝馬斯認為，“不能隨時用來滿足行政系統需求的僵化的社會文化系統是加劇合法化困境并導致合法化危機的唯一原因……決定合法化危機的必然是一種動機危機，即國家、教育系統和就業系統所需要的動機和社會文化系統所能提供的動機之間所存在的差異。”因此，“合法性危機是一種直接的認同危機(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統整合受到威脅而產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實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計劃的各項任務使失去政治意義的公共領域的結構受到懷疑，從而使確保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質疑。”

在哈貝馬斯合法性理論的范疇中，“認同”或者說“承認”扮演著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危機”是哈貝馬斯政治合法性理論的邏輯起點，“認同”則是其理論的落腳點。現代政治合法性論證的第一要義就是民眾的認同原則，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過民眾對政權的認同和擁護程度表現出來。哈貝馬斯危機理論不僅為我們揭示了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系統的相互關聯，揭示了系統控制與社會規范的內在張力;同時，他對于合法化危機實質的剖析，也為危機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過交往理性的重構，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會規范價值體系，從而消除合法化危機。

哈貝馬斯危機理論對于我國現階段經濟文化建設的重要啟示

哈貝馬斯危機理論不斷從經濟系統轉換到政治文化系統，并且試圖在作為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領域探求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實質與解決途徑，實質上是否定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因此也注定了這一理論的烏托邦命運。然而，哈貝馬斯危機理論不僅以社會系統角度為我們揭示了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系統的相互關聯，同時也揭示了系統控制與社會規范的內在張力。特別是哈貝馬斯對于社會危機的根源，合法性危機的實質，以及國家行政行為對經濟文化系統的干預等方面的剖析與闡釋，對于我國現階段經濟體制改革與加強文化建設都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與啟示意義。

(1)深化經濟改革，避免產生危機的結構性矛盾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價值規律在市場資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礎性作用。但近些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遠遠落后于經濟的發展，經濟領域矛盾不斷積累。一方面，經濟體制改革與行政體制改革相對滯后。“改革滯后的主要表現是，政府支配的資源過多，過分主導資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資不分、政事不分問題未解決，抑制了市場優化資源配置功能的發揮。一句話，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沒有理順。”哈貝馬斯在批判晚期資本主義的時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還繼續存在著經濟危機傾向，這就表明，國家干預資本運作過程的行為和交換過程一樣，也服從于自發的經濟規律。”

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機，簡單地說，就是政府行為未能成功地協調和履行從經濟系統那里獲得的控制命令。我國目前體制改革的關鍵就在于使政府能夠更好地、更理性地為經濟和市場服務，這也是轉型期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任務。在哈貝馬斯看來，經濟系統的危機具有自發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周期性規律。而國家行政行為對經濟危機的干預，使危機從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領域和社會文化領域。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面臨著同樣的風險與挑戰，因此，我們必須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實現發展與保持穩定，但不能以發展與穩定為托詞而拒絕深化改革，這樣只會削弱進一步發展的動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穩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轉變與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只有通過深化改革，才能不斷轉變政府職能，規范政府行為，有效防止政府行為對經濟的過當干預。否則，政府的干預行為不僅不能解決經濟系統自身存在的問題，而且使經濟的問題誘發政治的問題，造成社會民眾對國家政策、政府行為甚至于體制制度的強烈不滿，并進而引發哈貝馬斯所謂的“行政合理性危機”與“政治合法性危機”。

另一方面，經濟系統危機根源于其系統內部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結構性矛盾，而當前我國經濟領域的生產要素的結構性矛盾日益明顯，例如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與失業問題，市場投資過熱與購買力低下問題等同時存在。生產要素結構性的矛盾不僅會導致生產的不平衡性與經濟滯脹，同時不可避免地導致分配不公以及貧富差距過大。經濟領域結構性矛盾越積累越嚴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發展才能解決。只有理順各種所有制形式之間以及社會各系統之間關系，不斷調整與完善經濟結構才能實現經濟的良性發展。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既得利益的阻撓與反對，使深層次改革舉步維艱，各種危機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們必須樹立正確的危機意識，解放思想，事實求是，既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不動搖，積極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實現形式，為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提供物質保障;同時又要鼓勵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不斷探索勞動與資本有效的結合方式。一句話，只有在不斷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各種結構性矛盾以及所引發的一系列危機才能得到緩解與避免。

(2)加強文化建設，增強核心價值體系的凝聚力

哈貝馬斯為我們揭示了社會各系統之間的危機轉換過程，并指出合法性危機的實質是認同危機。合法性危機雖然與行政合理性危機同屬于政治危機傾向，但合法性危機并不是系統整合的危機，而是社會整合的危機。社會文化系統遭到破壞，社會規范價值體系遭到質疑，嚴重威脅整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哈貝馬斯批評了晚期資本主義國家行政行為對公共輿論的操縱，“政治系統承擔起規劃意識形態的任務……文化系統特別能抵制行政控制:意義從來都不是用行政手段創造出來的。對符號進行商業生產和行政計劃，會消耗掉虛擬的有效性規范力量。獲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對合法化的追求就會不戰自敗。”

認同是意義的來源，但現代文化產業與意識形態不但不能滿足意義生產的需要，而且還會消耗原本就有限的意義資源和價值資源。行政行為對社會文化系統意義生產的介入，不可避免地滲透著一種特殊的政治利益，利益導向取代了共同價值取向，傳統的意義資源和價值認同就會喪失。哈貝馬斯上述之見解固然有失偏頗，也誠然為我國文化建設提供了借鑒。直到近些年來，我們才意識到文化建設所面臨問題的嚴重性———目前整個文化確實導致了認同出現了危機。我國現在面臨著一種“文化失衡”現象:傳統的價值觀念與社會規范，在功利主義、拜金主義的沖擊下，已經無法為社會發展提供必要道德規范與價值支撐，由此而產生的社會焦慮心理直接影響社會價值的認同與政治合法性的認同。這既是多年來只重經濟發展造成的必然結果，同時也與我們過去文化建設過分強調意識形態密切相關。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文化強國，實現文化事業的大發展、大繁榮，同時強調，要加快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構建有利于文化繁榮發展的體制機制。一方面，我們必須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在全黨全社會形成統一指導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強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規范，以此來應對認同危機與合法化危機可能帶來的挑戰;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必須規范政府在文化建設中的作用發揮，在文化建設中，政府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既不能越位也不要缺位。

要把文化建設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立與人民群眾現實訴求與精神需要結合起來，要防止自上而下政治說教，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性并形成共識。“作為‘統一指導思想和共同理想信念’的核心價值體系，必須在充分的民主協商、公共討論之后形成，必須是社會各階層在這種討論和協商之后形成的共識，而不是自上而下強加的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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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性的經濟波動所帶來的危害在范圍、程度上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在追成經濟衰退的同時帶來巨大的浪費，嚴重地阻礙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本文從國際資本的本性與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的私人性質的角度出發來分析和研究產生經濟波動的根源。

論文關鍵詞：國際資本；金融危機；壟斷；經濟危機

從資本主義誕生的那一天起，經濟波動或者稱之為經濟周期就像噩夢一樣籠罩在資本主義世界上空揮之不去，上演著一幕幕繁榮、蕭條的悲喜劇，危機－蕭條－復蘇－高漲－危機……成為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永恒不變輪回，所有周期的結局都已經寫好，生產苒生產被破壞，人民生活陷入困境，文明的進步嚴重受阻，同時帶來了資源巨大的浪費，使得資源稀缺形勢變得更加嚴峻。隨著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和深化，這種危害在世界蔓延的范圍越來越大，造成的危害成倍增加，卷入其中的國家和地區深受其害，損失巨大。

一資本的存在和擴張是經濟波動的根本原因

資本的存在和擴張是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為了增值，為了實現增值不折手段是資本殘忍和血腥的具體表現，同時也構成了資本運動的全部和原始的動力。從資本主義誕生到今天走過了近五百年的時間，五百年來，資本主義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經過了原始積累、自由競爭，壟斷、國家壟斷的歷史過程，伴隨著這一過程，資本主義勢力稱雄世界，資本主義集團內部通過激烈的競爭，不斷分化和組合，形成了規模宏大、實力雄厚的金融、能源、礦產、糧食世界性壟斷集團，在與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的長期博弈中，最終獲勝，獲得了貨幣發行權，資本主義步入國家壟斷階段，國際資本應運而生，資本主義政權最終成為國際資本的附庸，國際資本通過手中掌握的海量資本，完成了對世界經濟的全方位掌控，其實現增值的手段變得隨心所欲，花樣翻新，不斷通過制造經濟波動，劫掠世界財富。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性的經濟波動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近年來發生的頻率有不斷上升的趨勢，雖然導致經濟波動的原因不盡相同，但是，結局卻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值得我們認真地分析和研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進入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資本的形態也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的同時，其實現增值的方式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資本已經對通過傳統手段掠奪財富，實現增值變得失去了耐心，而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海量資本頻繁攪動世界經濟，實現一夜暴富，瘋狂地掠奪世界財富，掠奪的手段變得更加隱蔽和富于欺騙性。

二戰后在頻繁發生的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糧食危機、局部戰爭危機的背后我們總能看到資本的影子，資本在這些危機的背后鬼魅魍魎，若隱若現，事實上我們應該知道：它___一國際資本才是這些危機的真正罪魁禍首!但哭得最傷心的卻往往是最大的贏家，每次經濟危機的最大受益者恰恰就是它，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危機的根本原因，也許能加深對危機的認識和把握，在未來的經濟運行中防微杜漸，減少損失。

二金融危機成為世界經濟波動常態

金融經濟國際化早在70年代就已露端倪，80年代進一步發展，到了90年代演化成席卷全球的大趨勢。盡管幾次金融風暴的沖擊使金融經濟國際化受到異議，但是，隨著經濟壘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迅猛發展，金融經濟國際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已成共識。金融國際化使得國際資本輕而易舉敲開了世界各個國家的大門，表面上表現為壘球經濟一體化以及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內的合理高效流動，但本質上我們可以看到金融的國際化進一步加深了國際資本對世界經濟的全方位控制，為國際資本攪動世界經濟創造了條件和機會，國際資本只是在等待的合適的時機和機會來制造增值的機會。基于國際資本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控制地位，技術壟斷、資源壟斷、規則壟斷、金融國家化使得國際資本如虎添翼，金融危機成為世界經濟中的經常發生的現象，金融危機的常態化使得世界經濟陷入經靜性的波動中。

三次貸危機引發全球性經濟危機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迅速演變成席卷壘球的金融危機，世界各國的投資者損失慘重，這場危機在范圍、程度、損失方面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并且很快波及和影響到實體經濟，成為自二戰以來最為深重的經濟危機，它不僅沉重打擊了發達經濟體，同時遏制了發展中和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經濟的增長，延緩了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產業機構調整和升級換代的步伐，全球經濟被迫陷入停滯和衰退中，人民在危機中痛苦地掙扎著。

篇8

【關鍵詞】《資本論》 危機理論 金融危機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國內外金融市場的發展，許多銀行和金融機構都致力于拓寬自己的金融市場。金融危機一旦爆發，其帶來的巨大損失將蔓延至全世界。同時，金融危機也會由金融部門向實體經濟部門蔓延，嚴重影響實體經濟的發展，造成全球性的經濟衰退。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第五篇中，闡明了虛擬資本的理論，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和經濟的演進歷程進行了動態性的分析，對信用做出了雙重性評價。同時介紹了金融危機爆發的全過程，并且對危機產生的根源進行了剖析。

二、《資本論》中對金融危機的闡釋

《資本論》將經濟周期劃分為繁榮、生產過剩、危機和蕭條以及復蘇四個階段。馬克思指出，金融危機大多是經濟危機的征兆，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自身的內在矛盾――“乍看起來好像整個危機只表現為信用危機和貨幣危機。而且事實上問題只是在于匯票能否兌換為貨幣。但這種匯票多數是代表現實買賣的， 而這種現實買賣的擴大遠遠超過社會需要的限度這一事實歸根到底是整個危機的基礎。”

同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版中總結出――“本文所談的貨幣危機是任何普遍的生產危機和商業危機的一個特殊階段，應同那種也稱為貨幣危機的特種危機區分開來。后者可以單獨產生，只是對工業和商業發生反作用。”這段話中的“特種危機”，就是獨立的金融危機，來自于金融系統自身內部的紊亂。

綜上，《資本論》中將金融危機分為兩類，一是作為經濟危機的征兆發生的金融危機，另一類則是獨立產生的發生于銀行、交易所的金融危機。

三、《資本論》中對金融危機原因的分析

（一）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

《資本論》中，馬克思將經濟危機的產生解讀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一切真正危機的最根本原因，而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因此，任何條件下發生的經濟危機其本質都是生產過剩的危機。

（二）馬克思的金融信用危機理論

由《資本論》第三卷“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與貨幣經營業的發展聯系在一起，而在資本主義生產中，貨幣經營業的發展又依然會和商品經營業的發展齊頭并進。”于是信用制度引發了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使再生產過程不斷被拉緊從而達到極端，加速了生產過剩的內在矛盾借由危機的形式爆發。作為資本積累和集中的有力推動，信用使得股份公司和銀行把分散資金集中起來，擴大了生產，但也不可避免地使單純性投機出現。這樣，生產脫離市場而迅速擴張，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再生產的過程。“信用制度加速各種生產力的物質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加速了危機”;“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系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現金支付才會有效，金融危機就會爆發。”

（三）《資本論》中的虛擬資本理論與金融危機

所謂虛擬資本，是本來并不存在，而是根據一定收入虛構出來的資本。“當商品經濟不斷發展，貨幣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生息資本就出現了。”生息資本的出現表明：每一個確定的貨幣收入都將表現為一個不一定是由這個資本本身產生的資本的利息。收入的資本化過程解釋了虛擬資本的形成。在這一過程中，價格與價值發生了分離，作為生產之外出現了虛擬市場――資本市場就出現了。虛擬資本的價值運動獨立于現實資本，其價值并不隨著現實資本價值的變動而變動。

從虛擬資本理論中可以得出，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是由于金融商品或虛擬資本貨幣之間的矛盾造成的，這種矛盾對立的嚴峻程度很容易超過一般商品與貨幣的對立矛盾。由此可見，“虛擬資本的過度膨脹和銀行信貸的過度增長是造成金融危機的基礎。”

四、啟示與政策建議

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的相互影響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獨立發生的貨幣金融危機，也會反作用于實體經濟，從而對一個國家乃至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產生惡劣影響。我國的金融體系正處于初級階段，一個平穩有序的市場環境是至關重要的。基于《資本論》中有關金融危機理論的分析，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議。

（一）加強對金融行業的市場監管

由馬克思對于信用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的分析，信用危機的存在，是金融市場的一個巨大的隱患。因此，加強對金融行業的市場監管勢在必行。加強金融監管，就要建立健全金融監管機制，制定科學與有效的經濟政策。

監管措施方面，應當注重監管手段的科學合理，監管方法的多元化。金融監管并非管制，對于金融的過度束縛無疑將會阻礙一國的經濟發展。金融監管不僅要科學、合理，還要適度。

（二）加強對虛擬資本的管理

虛擬資本在金融危機的形成及發展過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由于虛擬資本的雙重作用，在推進和支持虛擬資本的發展的同時，還應該加強對虛擬資本的管理，從而更好地利用虛擬資本，創造更大的收益。

具體來講，首先應當規范股票、期貨等的市場交易秩序，以保證金融交易的有序進行。第二，有關部門應該嚴格把關銀行等金融機構開發的金融工具及金融衍生品，科學預測其發展前景，從而避免不必要的社會的巨大損失。

參考文獻

[1]高新宇.《<資本論>中金融危機理論問題的研究與思考》[J].《沈陽教育學院學報》2005（04）.

[2]湯延剛.《理論視角下的美國金融危機問題研究》[M].2010.

篇9

關鍵詞：國際資本；金融危機；壟斷；經濟危機

從資本主義誕生的那一天起，經濟波動或者稱之為經濟周期就像噩夢一樣籠罩在資本主義世界上空揮之不去，上演著一幕幕繁榮、蕭條的悲喜劇，危機－蕭條－復蘇－高漲－危機。成為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永恒不變輪回，所有周期的結局都已經寫好，生產苒生產被破壞，人民生活陷入困境，文明的進步嚴重受阻，同時帶來了資源巨大的浪費，使得資源稀缺形勢變得更加嚴峻。隨著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和深化，這種危害在世界蔓延的范圍越來越大，造成的危害成倍增加，卷入其中的國家和地區深受其害，損失巨大。

一、資本的存在和擴張是經濟波動的根本原因

資本的存在和擴張是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為了增值，為了實現增值不折手段是資本殘忍和血腥的具體表現，同時也構成了資本運動的全部和原始的動力。從資本主義誕生到今天走過了近五百年的時間，五百年來，資本主義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經過了原始積累、自由競爭，壟斷、國家壟斷的歷史過程，伴隨著這一過程，資本主義勢力稱雄世界，資本主義集團內部通過激烈的競爭，不斷分化和組合，形成了規模宏大、實力雄厚的金融、能源、礦產、糧食世界性壟斷集團，在與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的長期博弈中，最終獲勝，獲得了貨幣發行權，資本主義步入國家壟斷階段，國際資本應運而生，資本主義政權最終成為國際資本的附庸，國際資本通過手中掌握的海量資本，完成了對世界經濟的全方位掌控，其實現增值的手段變得隨心所欲，花樣翻新，不斷通過制造經濟波動，劫掠世界財富。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性的經濟波動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近年來發生的頻率有不斷上升的趨勢，雖然導致經濟波動的原因不盡相同，但是，結局卻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值得我們認真地分析和研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進入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資本的形態也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的同時，其實現增值的方式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資本已經對通過傳統手段掠奪財富，實現增值變得失去了耐心，而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海量資本頻繁攪動世界經濟，實現一夜暴富，瘋狂地掠奪世界財富，掠奪的手段變得更加隱蔽和富于欺騙性。

二戰后在頻繁發生的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糧食危機、局部戰爭危機的背后我們總能看到資本的影子，資本在這些危機的背后鬼魅魍魎，若隱若現，事實上我們應該知道：它___一國際資本才是這些危機的真正罪魁禍首!但哭得最傷心的卻往往是最大的贏家，每次經濟危機的最大受益者恰恰就是它，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危機的根本原因，也許能加深對危機的認識和把握，在未來的經濟運行中防微杜漸，減少損失。

二、金融危機成為世界經濟波動常態

金融經濟國際化早在70年代就已露端倪，80年代進一步發展，到了90年代演化成席卷全球的大趨勢。盡管幾次金融風暴的沖擊使金融經濟國際化受到異議，但是，隨著經濟壘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迅猛發展，金融經濟國際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已成共識。金融國際化使得國際資本輕而易舉敲開了世界各個國家的大門，表面上表現為壘球經濟一體化以及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內的合理高效流動，但本質上我們可以看到金融的國際化進一步加深了國際資本對世界經濟的全方位控制，為國際資本攪動世界經濟創造了條件和機會，國際資本只是在等待的合適的時機和機會來制造增值的機會。基于國際資本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控制地位，技術壟斷、資源壟斷、規則壟斷、金融國家化使得國際資本如虎添翼，金融危機成為世界經濟中的經常發生的現象，金融危機的常態化使得世界經濟陷入經靜性的波動中。

三、次貸危機引發全球性經濟危機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迅速演變成席卷壘球的金融危機，世界各國的投資者損失慘重，這場危機在范圍、程度、損失方面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并且很快波及和影響到實體經濟，成為自二戰以來最為深重的經濟危機，它不僅沉重打擊了發達經濟體，同時遏制了發展中和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經濟的增長，延緩了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產業機構調整和升級換代的步伐，全球經濟被迫陷入停滯和衰退中，人民在危機中痛苦地掙扎著。

篇10

 

在馬克思完成經濟危機理論的批判性建構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每一次爆發都將對經濟危機的研究重新拉回到馬克思的視角。誠然，撇開歷史情境不論，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給后來的研究者帶來了雙重的印象，它“在傳統中扮演著一個核心角色，而與此同時，它又是理論中最為薄弱和最少得到闡發的領域”。但不可否認的是，馬克思為經濟危機理論的建構提供了更深層次、更多維度的理論支柱，其超越歷史的寬大研究視野迄今無人可及。目前仍未完全過去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使國內外重新掀起了圍繞生產過剩、利潤率、資本積累和債務泡沫等問題的新一輪討論，這為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生命力提供了又一個注腳。回溯和梳理針對生產過剩的論述，對于正確解讀當前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有著重要的理論研究價值和現實借鑒意義。

 

一、經濟危機中的生產過剩與積累過剩

 

理論的發展往往是現實經濟生活的直接反映。馬克思首先納入經濟危機理論研究視野的是生產過剩現象。“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從生產過剩出發，馬克思批判性地建構了自己的經濟危機理論，并在研究中展示了獨特的邏輯演進路徑。

 

(一)商品生產過剩與資本過剩

 

在對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回溯中，最早引起人們注意的，是關于消費需求不足的論述。消費需求不足與危機中的商品普遍滯銷有關。實際上，在1857年以前的數次經濟危機中，商品過剩現象已然成為危機中的常態。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施托爾希、西斯蒙第和馬爾薩斯等，都從工人階級有限的消費可能性進行了解釋。在1857-1858年的早期研究中，馬克思認為該觀點有一定的正確性，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驅使“生產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應進行的生產的比例……如果‘超過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縮減了，那就會出現崩潰。”不過，在批判蒲魯東的觀點時，馬克思指出了消費需求的一個重要區別：不僅工人有需求，而且資本家也有需求。因此，工人不能買回自己的產品這種論點，實際上不足以用來論證生產過剩。不過，當時馬克思更傾向于將個人的消費看作是生產的最終界限。在后來的研究中，他開始更注重整體性的研究方法，轉向強調社會需求和社會消費：“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分析中，馬克思并沒有像有些學者所說的那樣，暗示消費需求是危機的根源，盡管群眾的貧困和有限的消費并不能獨立于危機根源之外。正如恩格斯后來所說：“群眾的消費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剝削基礎上的社會形式、從而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形式的一個必然條件;但是，只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才使這種情況達到危機的地步。因此，群眾的消費水平低，也是危機的一個先決條件，而且在危機中起著一種早已被承認的作用;但是它既沒有向我們說明過去不存在危機的原因，也沒有向我們說明現時存在危機的原因。”

 

無論是消費不足還是商品的過剩，都在另一個層面反映出生產和投資的過剩。在1858年稍后的研究中，馬克思敏銳地覺察到，李嘉圖之后的經濟學家的解釋面臨著困境，即在看到資本的生產存在過剩現象的同時，卻否定商品過剩的可能性。他們沒有認識到，商品過剩與生產過剩兩者都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獨有的現象。因此，只有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才能說明這一事實。“什么叫作資本的生產過剩呢?就是預定用來生產剩余價值的那些價值量的生產過剩(或者，從資本的物質內容方面來考察，就是預定用來進行再生產的那些商品的生產過剩)，——因此，就是再生產的規模太大，這同直截了當說生產過剩是一個意思。更加明確地說，資本的生產過剩無非是，為了發財而生產的東西過多了，或者說，不是用作收入進行消費，而是用來獲得盈利、進行積累的那部分產品太多了。”與《1857-1858年手稿》中“生產超越它在對工人的關系上所應進行的生產的比例”的觀點不同，馬克思在這里強調了生產過剩與價值增殖的關聯性。換言之，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需求太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批評說：“李嘉圖及其整個學派始終不了解實際的現代危機，在這種危機中，資本的這種矛盾暴風雨般地突然爆發出來，日益嚴重地威脅到作為社會基礎和生產基礎的資本本身。”在另一處涉及生產的“社會基礎”的論述中，馬克思給出了一個更清晰的界定：“資產階級的生產，由于它本身的內在規律，一方面不得不這樣發展生產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個有限的社會基礎上的生產，另一方面它又畢竟只能在這種局限性的范圍內發展生產力，——這種情況是危機的最深刻、最隱秘的原因。”在這里，價值增殖可能性構成了一個界限和內在的基礎，使得資本在積累的同時，也體現為社會生產超越簡單再生產需要的過程。

 

(二)結構性過剩與普遍過剩

 

通常意義上的比例失調現象，在危機過程中表現為一種結構性的生產過剩。馬克思構建了科學的兩部類模型，其中，兩大部類之間的失衡是作為普遍性危機的典型形態來分析的。在馬克思看來，部類內部的失衡往往引起的是局部性經濟危機或結構性經濟危機。“這種平衡本身已經包含著：它是以平衡的對立面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機，危機本身可能成為平衡的一種形式。”

 

在比例失調情況下，生產和消費的緊張關系涉及的供需比例，本質上是社會勞動的分配。在社會化的商品生產條件下，社會生產的內在要求是按合理的比例進行。但在資本主導的社會生產制度下，資本逐利的本性實質上建立在超額勞動和超額消費等基礎上，社會生產超越合理的比例也就不可避免。這種超越有時還表現為外在的強制，“在競爭中，資本的這種內在趨勢表現為一種由他人的資本對它施加的強制，這種強制驅使它越過正確的比例而不斷地前進，前進!”而且，從再生產比例關系的恢復機制來看，遵循的是商品經濟下對社會勞動進行重新分配的規則。“危機的另一個方面是實際上減少生產，減少活勞動，以便重新建立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之間的正確比例——這個比例歸根到底構成一切的基礎。”

 

馬克思認為，社會生產的比例性失調總是表現為總體上的生產過剩，而不僅僅表現為生產部門間在供求上的不平衡。特殊商品的短缺也并不表現為其他商品的短缺，而總是表現為貨幣的短缺。其原因在于，馬克思沒有將產生生產過剩和貨幣短缺的可能性歸結為人們的實際需要，而是從資本增值、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的角度給出了解釋。固然，供求關系對生產具有調節作用，但如果僅僅從供求去理解比例失調現象，則危機發生的理由并不充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比例失衡的情況出現時，市場體系會如李嘉圖所預期的那樣，通過供求關系的相互作用來矯正生產的比例不平衡，但危機時期的情況卻經常與此相反。資本主義危機就其性質而言是總體性的，并非市場競爭導致某個生產部門的資本不能獲利，而是危機時期所有部門都不能幸免，“在生產過剩的普遍危機中，矛盾并不是出現在各種生產資本之間，而是出現在產業資本與借貸資本之間，即出現在直接包含在生產過程中的資本和在生產過程以外(相對)獨立地作為貨幣出現的資本之間。”至于通常意義上的競爭，不過是將資本內在的積累要求轉化為外部的壓力加于個別資本家，以確保社會生產局限于生產比例協調的限度之內。不過。在真實世界的市場中，競爭的壓力總是驅使個別資本家無意識地超越這一限度，并引起連鎖效應。這樣，在互補的生產部門中，將會逐一產生生產過剩，直至整個經濟體系陷入困境為止。

 

(三)資本過剩與積累過剩

 

對資本過剩的考察是馬克思創造性的觀點之一。在馬克思的闡述中，由于平均利潤率規律的作用，資本過剩本質上是一種“積累過剩”。這種絕對意義上的積累過剩，通常會導致追加資本實現不了自身增值的目的。相反，積累得越多越快，會使原始資本增值得越慢，極端情況下甚至還會直接導致原始資本的貶值。在馬克思看來，在沒有其他例外因素(如技術進步等)干擾的情況下，利潤率下降規律發生作用時資本積累就存在著過剩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一旦變為現實，現實中哪些存量資本需要貶值，哪些資本將被迫貶值，就會成為競爭的主題。作為競爭的結果，往往是生產大面積停滯，使原有就業者被擠出生產領域，從而對其余在業人員的工資水平形成壓力。競爭還會導致另一個結果，即機器的大量使用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這同樣會導致更多的勞動力被排擠出就業崗位。在不變資本要素的貶值和可變資本要素被壓低這兩種力量共同作用下，處于極低水平的利潤率將會緩慢抬升，這樣，周期將重新開始。

 

資本的積累過剩過程是伴隨著資本的周期運動進行的。“資本的生產過剩，僅僅是指可以作為資本執行職能即可以用來按一定剝削程度剝削勞動的生產資料——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生產過剩;而這個剝削程度下降到一定點以下，就會引起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混亂和停滯、危機、資本的破壞。”在這里，剝削程度太低或剩余價值率的下降與積累過剩發生了必然的聯系。當然，他也注意到另一相反的趨勢，即資本在競爭下固有的、轉向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趨向，后者可以提高剝削程度。在經濟危機后期，這往往成為緩解危機和進入下一輪經濟周期的決定性因素。

 

馬克思的進一步分析表明，積累之所以成為其自身的對立面，主要根源在于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度與社會化生產之間的緊張關系，使得在生產無限擴大的同時，社會的消費卻相對縮小。“因為一種生產推動另一種生產，從而給自己創造了作為他人資本的工人而出現的消費者，所以對于每一單個資本來說，工人階級的由生產本身造成的需求表現為‘足夠的需求’。這種由生產本身造成的需求驅使生產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應進行的生產的比例;一方面，生產必須超越這種比例;另一方面，如果‘超過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縮減了，那就會出現崩潰。”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產主體和消費主體完全不同于此前的簡單商品經濟，他們在生產和消費中的地位比以前更復雜，且產生了分離的趨向。“普遍生產過剩所以會發生，并不是因為應由工人消費的商品相對地[消費]過少，或者說，不是因為應由資本家消費的商品相對地[消費]過少，而是因為這兩種商品生產過多，不是對消費來說過多，而是對保持消費和價值增殖之間的正確比例來說過多;對價值增殖來說過多。”因此，從整個社會的層面看，資本和勞動之間的緊張關系，實質上是造成經濟危機的一個內在原因。

 

二、信用制度與隱蔽的生產過剩

 

在今天，生產過剩問題如果不與信用制度聯系起來。將失去應有的說服力。實際上，即使在早期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經濟危機也往往從貨幣市場開始。在馬克思的分析中，在貨幣市場上呈現的危機，其實反映著生產過程和再生產過程本身的失常。而由貨幣經濟向信用經濟的發展，則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失常。

 

信用關系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信用制度的建立，不僅意味著交易關系的根本性變化，更成為資本加速積累的杠桿。馬克思認為，“貨幣經濟只表現為信用經濟的基礎。”而信用經濟相比商品經濟來說則是一個更高級的發展階段。本來，貨幣和金融危機之所以有發生的可能，是商品內在的兩個屬性(即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矛盾埋下的種子，在現實中則是與商品形態向價值形態的轉化過程有關。這也就是說，在商品經濟中，買、賣之間的分離以及其在時間上的分離，只是蘊藏了貨幣危機的可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于勞動力也成為商品，資本的流通過程的復雜和支付結算鏈條的延長使危機的可能性實現了向現實性的轉化，并且是在更容易得多的程度上轉化。

 

在馬克思的分析邏輯中，信用與隱蔽的生產過剩是相關的。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生產同流通過程的分離因為信用工具的使用會大大地加劇，“信用使貨幣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實際回流的時間為轉移，這無論對產業資本家來說還是對商人來說都是如此”。在繁榮時期，盡管貨幣形式的回流顯得迅速而可靠，但這往往是一種表面的現象，“在回流實際上已經消失以后，總是會由于已經發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較長時間內保持下去，因為信用的回流會代替實際的回流。”這樣，實際的生產過剩就被掩蓋了。不過，信用制度有時也會緩和危機，其前提是銀行信用沒有在危機沖擊下動搖。這時，增加信用貨幣會成為緩和恐慌的有效方法，反之，收縮信用貨幣時則加劇恐慌。

 

信用制度推動隱蔽的生產過剩的另一個原因，來源于觀念上的貨幣。信用的擴張意味著貨幣在觀念形態上的膨脹，與之相應的是虛擬資本在總量上擴大。在貨幣幻覺下，相互獨立的資本家將會傾向于擴大生產。“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產業資本的最充分的動用，也就是等于產業資本的再生產能力不顧消費界限的極度擴張。”并且，這種極度擴張又為下一周期中商品流通的中斷奠定了物質基礎。“信用制度加速了生產力的物質上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這二者作為新生產形式的物質基礎發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使命。同時，信用加速了這種矛盾的暴力的爆發，即危機，因而加強了舊生產方式解體的各種要素。”此外，信用擴張本身也會導致貨幣支付鏈條的脆弱化。支付的鏈條越長，抵消支付的對象和內容越多，支付或抵消支付的環節就越不能有閃失，否則將會引起災難性的連鎖反應。“在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系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現金支付才有效，危機顯然就會發生。”顯然，充當支付手段的虛擬資本在數量上越是超過現實中的硬貨幣數量，貨幣和信用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后果也越嚴重。不僅如此，信用制度還會使危機變得漫長而難以恢復：“這全部人為的使再生產過程猛烈擴大的體系，當然不會因為有一家像英格蘭銀行這樣的銀行，用它的紙券，給一切投機者以他們所缺少的資本，并把全部已經跌價的商品按原來的名義價值購買進來，就可以醫治好。”

 

可見，資本主義下的信用制度往往成為其借以擱置內在矛盾的手段。南于社會再生產普遍聯系的性質，一旦資本利用信用制度從事盲目的擴張，原有的貨幣制度無法規避金融投機的懲罰性后果，本來，在商品經濟規律的作用下，即使出現局部的生產過剩，也會因信用擴張、破產企業較少等原因，通過市場競爭的法則來消解，現在卻出現了一個相反的后果。在信用的擴張和競爭的聯合作用下，利潤率水平從整體上被拉低，全部商品的名義價值縮水。在這一分析框架中，信用擴張和繁榮相聯系，而信用制度的崩潰，則又往往導致資本以壞賬和滯銷商品的形式出現，并以資本的急劇貶值告終。這種信用收縮——資本貶值——生產能力破壞——資本家之間財產關系重組的過程，實際上是社會生產在危機水平上進入新的經濟周期的必要環節。

 

三、隱蔽生產過剩下的債務泡沫與當代資本主義危機

 

馬克思關于生產過剩與信用擴張關系的論述。仍然是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有效工具。與信用擴張相聯系的債務泡沫化及其破滅，目前已經成為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典型表現形式。馬克思預見的信用擴張后果，在2007年次貸引發的最近一次危機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正如大多數左翼學者認識到的，戰后繁榮結束后西方國家的生產和投資并沒有取得飛速的增長，反而呈現某種停滯的趨勢。伴隨這種停滯趨勢的是經濟金融化進程的加強。這同時也意味著西方國家資本積累路徑轉向金融化的改變。考慮到國際壟斷資本主導全球化、美元具備世界貨幣職能的現實，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的信用擴張，實質上為全球經濟泡沫化開辟了道路。與此相對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資本過剩的基礎，不再是其內部商品生產的過剩了，而是迂回地通過發展中國家的商品過剩體現出來。商品國際性流動的加快和規模的擴大。同時也伴隨著壟斷資本的國際性積累進程。資本國際積累帶來了雙重后果：一方面，過去數十年間，發達國家內部勞動者所受剝削程度空前加重，大量國家福利被消減，工會力量受到打壓，工資增長被壓低，社會財富加速向大資產者轉移;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市場的開拓和融入。國際壟斷資本大量地攫取了他國勞動者的財富。

 

經濟的金融化和全球化，是數十年來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但天下并沒有免費的午餐。過度的金融化，也導致美國等發達國家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形成了巨大的鴻溝，債務泡沫化程度日趨嚴重。喬爾·戈伊爾(2009)認為，1987年以后的短短20年間，國際信貸市場的債務就翻了大約4倍，從近110億美元猛增到480億美元，遠遠超出了經濟增長率。盡管美國占有主導世界貿易體系的地位，并且往往通過負債來維持和擴大消費，但最終仍未能避免債務泡沫破滅的命運。

 

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新自由主義起到了一個反面角色的作用。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放松管制，實質上使金融部門成為了資源配置的獨立領域，使社會資本再生產過程脫離了從商品到貨幣的“驚險的跳躍”過程，還將大量的資源卷入虛擬經濟的帝國中。在全社會盛行的投機行為中，對沖基金處于金字塔的頂端，吞噬著社會新創造的財富。在金融創新的名義下，放松銀行管控無疑就是取消或半取消銀行系統的自律機制。出于逃避監管的目的，商業銀行可以利用各種所謂創新工具或手段，在賬面上對不同類型的貸款和投資給予模糊化處理;杠桿機制成為投機的新渠道，即使銀行達不到資本儲備量要求，也可以對包裝后的債務產品進行信貸交易。作為政策背景的則是經濟刺激政策的濫用。使本該被經濟法則摧毀的過剩生產能力和過剩資本高歌猛進。總之，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創造了一個巨大的債務泡沫，躺在豐厚的利潤上，雖因管制的自由化暫時散發著致富的神話光彩，卻并不能在資產價格不斷抬高的壓力下而免于破滅。正如馬克思指出的：“資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資本本身的性質上遇到了界限，這些界限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制，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

 

四、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給中國的啟示

 

在一個由資本主導的世界生產體系中，馬克思關于經濟危機的理論是永遠不會過時的。目前，世界仍沒有逃離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陰影，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對中國正確防范經濟危機沖擊和負面影響，仍具有指導意義。

 

首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如前所述，消費不足、生產過剩和信用膨脹都是與資本的內在矛盾相關的。正如國內有關學者所指出的：“中國反危機策略，重中之重在于反私有化，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在私人占有制主導下的社會生產，不能根本上扭轉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更不可能消解消費不足和生產過剩的難題。須知，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歸根到底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削弱，既不利于擴大內需和改善民生，也不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更無力遏制國內外資本的投機。這不僅與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相悖，更遑論抵御國際金融資本的沖擊，保持國民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其次，正確處理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虛擬經濟的作用在于為實體經濟動員資金、提供融資支持，也有利于轉移風險和降低交易成本。本質上說，其定位應當是服務于實體經濟和提高經濟效率，包括社會資本配置效率和企業經營效率。但是，我們不能低估虛擬經濟過度膨脹帶來的負面效應。只有在實踐中和政策上規范虛擬經濟發展，控制投機和非生產性投資，才能消除經濟過大波動。同時，在參與國際金融市場和利用國外資本時，也要做到以我為主，堅持獨立性，避免成為國際金融資本的投機對象和轉嫁危機的對象。

 

最后，切實加強金融監管。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要素，也是經濟部門中風險較大的領域，監管是不可或缺的。完善資本市場體系是加強金融監管的基礎，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有效規避和轉移風險是金融監控的目的。加強金融監管需要法律保障，沒有健全的金融法律法規和金融業管理規章制度，就難以規范金融系統中的投機行為，更無法應對虛擬經濟的泡沫化發展。此外，成熟的市場和嚴格的法律也需要落實在實際管理工作中。只有在金融監管中嚴格執法，才能維護好信用制度，防范泡沫，使金融部門真正為實體經濟服務，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堅實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