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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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跨文化；交際；中西方文化；差異

1前言

全球化促進了“跨文化交際”的發展，“跨文化交際”一詞最早在美國著名人類學家霍爾的《無聲的語言》中出現，指文化背景各異的人們之間的交際活動。不同的民族因獨特的社會歷史環境和地域環境形成了風格迥異的民族文化，這些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體現在思維方式、交流方式、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給“跨文化交際”帶來的天然的屏障與阻礙。文化價值觀和行為文化特征是國際間“跨文化交際”的主要內容，結合當前“跨文化交際”中出現的誤解和沖突，接下來筆者將從思想觀念和日常生活兩個方面出發多中西方文化之間的差異做一詳細分析，并探尋有效解決文化交際沖突的方法途徑。

2中西方思想觀念上的差異

2.1思維方式的差異

中西方在對待事物的理解和看法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內在的表現在中西方思想觀念的差異。我們中國的思維方式在注重直接感受的基礎上實現從一般到具體的認識過程，而西方的思維方式恰恰相反，西方的認識過程是從具體到一般的過程。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還體現在認識的模式上，中國素來重視“天人合一”，即人的發展與自然和諧統一，整體性思維中國認識世界的基礎；西方在自然科學的指導下，建立了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的關系，保護個人的利益和自由、獨立發展等西方觀念體現出了西方的個體性思維。

2.2價值觀念的差異

有學者提出“跨文化交際”的核心是價值觀念，要想實現跨文化交際的真正發展，必須正確認識中西方價值觀念上的差異。在家庭觀念上，中國傳統的家庭有濃厚的家族觀念和血脈觀念，家庭內部長幼有序、輩分有別。但是在西方的家庭中，兒女18歲后就離開父母，對父母也不承擔贍養的職責。在對待個人隱私上也存在很大差異，中國人注重團結和坦誠，隱私觀念比較薄弱，而西方人比較注重個人隱私的問題，貿然問一名西方女子的年齡，會引起西方女子的極大反感。

2.3法律觀念的差異

法律是在文化土壤中盛開的鮮花，不同的文化催生了不同的法律精神，中西方的文化差異還體現在法律觀念的差異上。中國注重“以和為貴”和“家和萬事興”，打官司在中國人的意識里是有傷和氣和不光彩的事情，制定法律的理論基礎也是中國傳統的綱常倫理，由于缺乏明確的公共意識，法律的執行也要依靠道德的規范。西方的法律觀念和法律意識比較濃厚，法制精神已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在西方法制化國家里有一個著名的例子，一所大型商場因建筑不恰當形成旋風致使老人摔倒，商場被告上法庭，老人獲取了高額賠償金。

3中西方日常生活中的差異

3.1風俗習慣的差異

在跨文化交際中要十分重視中西方文化在風俗習慣上的差異，避免出現不必要的尷尬和誤會?！肮贰痹谥袊恼Z言環境下多用于貶義，影射壞人、笨蛋或背叛的人，如“狗東西”、“狗屁不通”和“走狗”。但是西方的語言環境下，從“a luck dog”中即可看出與中國的“狗”意象就有不同的象征意義。再如中西方在數字使用習俗的也存在很大差異，中國人喜歡偶數，例如“好事成雙”“十全十美”等都寄予了中國人的美好愿望，而在西方國家了人們偏愛奇數，認為單數是吉利的數字。

3.2交往習慣的差異

跨文化交際加深了國際之間的交往和交流，強調了把握中西方交往習慣的差異的重要性。首先在稱呼上，中國重視“長幼有別”，所以不能直呼長輩的姓名，而在西方親屬之間直呼姓名是親切和禮貌的表示。其次在見面問候時，中國人為了表達自己的關心之意，常常說“你去哪里？”或“你吃飯了嗎？”，而面對西方人“你去哪里？”明顯冒犯了他人的隱私，“你吃飯了嗎？”西方人會誤解為你要請他吃飯。最后再告別用語上，中國人注重表達自己的關心和感激，例如在告別時說“多謝您的指點，學生我受益匪淺！”，而西方在告別時多說“Happy talking to you ！”來表達自己對他人的欣賞之意和交往過程的評價。

3.3教育方式的差異

教育方式直接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在教育方式上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中國對孩子進行教育的目的著眼于未來找到一份高薪、穩定的工作，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在這一教學目標的指導下，片面注重學生的成績高低，忽視了學生的全面、綜合發展。此外，中國孩子缺少必要的社會教育，造成社會使用能力比較低。目前，中國教育不斷進行素質教育的改革，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西方的教育重視孩子多元化的發展，希望通過教育培養出具有自由民主精神和探索精神的人才，在教育目標和教育方式上與中國的教育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3.3飲食文化的差異

“民以食為天”，中西方在飲食文化上的差異也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中國具有悠久的飲食文化，對食物強調“色、香、味、意、形”俱全。中國人習慣親朋好友聚在一起吃“團圓飯”，中國人的飲食工具“筷子”成了中國飲食文化的形象代表。西方人在飲食上追求簡單和營養，十分重視進餐禮儀。西方人出于衛生的考慮，在進餐是實行分餐制，以“刀、叉、匙”為飲食工具。

4在中西方文化差異下實現跨文化交際的途徑

4.1在平等尊重的基礎上加深中西方之間的溝通了解

在平等尊重的基礎上加深中西方之間溝通和了解，是在差異下實現共同發展的根本途徑。文化沒有貴賤之分，跨文化交際的終極目標是為了實現世界人民之間的平等交流和共同發展，在文化交流中，我們中西方要相互尊重對方的文化，尊重對方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對話，最終實現世界文化的多元化。

4.2在堅持入鄉隨俗的原則上提升和完善自我

“入鄉隨俗”是跨文化交際過程避免出現誤會和尷尬的有效方法，實現“入鄉隨俗”的前提是了解西方的文化和風俗習慣，即通過交流和學習不斷完善和提升自身的文化素養。有效的語言交流要考慮特定的語境和交流環境，如見到中國朋友仍舊以“你吃飯了嗎？”的形式打招呼，見到西方人則說：“How are you ！”此外，跨文化交際者要汲取世界文化營養，不斷提升自身的社交知識和社交技能，掃除跨文化交際中的文化阻隔和文化障礙。

5結語

綜上所述，中西方之間的文化差異主要體現在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交往習慣、飲食文化等方面，在平等尊重的基礎上加強溝通交流和完善自身文化素養是掃除文化差異障礙的有效途徑。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中西方的文化不斷交流和碰撞，跨文化交流促進了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和共融，中西方的文化差異最終也將在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逐漸消失。

參考文獻：

[1]董芳.跨文化交際背景下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比較研究[J].理論觀察，2012（4）

[2]邵彤.中西方社會文化差異在跨文化交際中的表現[J].沈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

[3]黃耘.中西方文化差異對跨文化交際的影響[J].南方論壇，2010（3）

[4]陳星伊.論跨文化交際中的中西方文化差異[J].當代教育理論與實踐，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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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國際商務談判 文化差異 文化沖突 對策

現代社會文明的進步，把世界變成了“地球村”，使全人類的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隨著我國加入WTO，國際貿易業務日益頻繁，各種類型的涉外談判也越來越顯示其重要地位。本文擬從中西文化沖突的角度來探究國際商務談判的內在規律，尋求涉外商務談判的方法和策略，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服務。

一、中西方文化差異與文化沖突對談判活動的影響

在不同的文化觀念、國家制度等影響下形成的談判習慣及談判作風，對于談判活動的成敗，都將產生深刻的影響。正確認識東西方文化的不同及其沖突十分必要。

一個國家的文化特性往往體現在它的國民性上。國民性，即一個國家和民族所共有的建立在共同的文化觀念、價值判斷和行為方式的特性。它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中西方由于文化傳統和觀念的不同，在談判過程中對問題的看法往往容易產生誤解。例如重“面子”是中國的國民性中的一個很突出的現象。如果要在“體面(面子）”和“利益”這二者中做出選擇，中國人往往會選擇“體面”；而西方人則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利益”。以至有的西方談判家們告誡讀者在和中國談判時，一定要注意利用中國的這種國民性。很顯然，只有正確地認識并妥善地把握中西方存在的國民性的差異，才能有效地使我們正視自己的缺點，強化自身優勢，并合理利用對方的缺點，瓦解對方的優勢。在國際談判的領域，中西文化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認識客觀事物的思維差異。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常以自己的悠久歷史和文化而自豪，中國人有極強的愛國之心，這對民族的發展有著積極作用。但也容易產生一種“自傲的偏見”――“面子”，使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英國談判學家比爾?斯科特曾說:“中國人極重面子，不要使他在讓步中丟面子?！蔽鞣絿业膰裥杂幸欢ǖ墓残?。例如美國人的國民性在西方是最有典型意義的。他們崇尚奮斗和獨立，性格外露，自信熱情。在國際事務中，他們精于使用各種手段，配合外交談判，從而謀得利益。美國人對表面的、儀式性的東西看得極淡，而對實質性的問題卻非常敏感。

2.倫理和法制觀念的差異。在調節人的行為和處理糾紛方面，中西方有著更大的差異。中國文化盡量回避從法律上解決問題，著重于從倫理道德上考慮問題。而西方人習慣用法律解決問題，由律師出面去處理糾紛。中國人平均主義傾向和“官本位”的思想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發揮著特殊的作用，它使一些人依靠當官的“后臺”來做交易。美國學者帕伊曾感慨地說：“許多美國工商業者已經學會，在中國人中間，只須用口頭約定，或者握一下手，來決定協議或協議生效的可能。”綜上所述是中西方文化差異在國際談判中的一些體現，人們已經認識到文化差異對于交往和談判帶來的影響是深刻而復雜的。

二、應對談判的對策

中西方文化各具優劣勢，而研究中西方文化差異及其沖突的目的就在于認識自我和了解對手。我們在涉外談判要特別注意以下幾方面。

1.分權與集權。中西方在談判過程中，都是既重集體又重個人的。相比而言，西方人較側重于強調集體的權力，強調個人的責任，即“分權”。而中國人則強調集體的責任，強調個人的權力，即“集權”。西方人表面看來是一兩個人出場，但他們身后的決策機構賦予談判者個體以相應的權限，智囊群體輔助其應對談判中的復雜問題；中方則是眾人談判，一人拍板?？梢韵胂?，如果拍板的人是外行，那么談判的結果就難以預料了。因此，我們在談判中，應當科學恰當地處理好“集權”與“分權”之間的關系，在談判中掌握主動權。

2.原則與細節。中國人談判時一般注重“先談原則，后談細節”，在處理麻煩的細節問題之前先就雙方關系的一般原則取得一致意見，把具體問題安排到以后的談判中去解決。這可使我方在以后的討價還價中，處于有利地位。而西方恰恰相反，他們通?！跋日劶毠?，避免討論原則”，因為他們認為細節是問題的本質，因而愿意在細節問題上多動腦筋，而對原則性問題則顯得比較松懈。事實表明，先談原則必然會對后面的細節討論產生制約作用。例如：我國政府在香港和等涉外談判中，始終堅持“臺灣是我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原則。因此，預先確立了細節談判的基調和范圍，贏得談判優勢。正是此談判策略的應用，使上述外交談判取得圓滿成功, 贏得了國際社會普遍贊譽。

總之，了解中西方談判作風的差異，有助于我們有效地利用某些優勢，克服某些方面的弱點，積極駕馭談判過程，把握談判的方向和進度，掌握國際商務談判的主動權。

參考文獻:

[1]Bell, David and Howard Raiffa:Marginal Value and Intrinsic Risk Avers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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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商務談判 思維差異 對策

中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

作為一種長期的文化積淀，思維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社會生活。中國幅員遼闊，地形復雜，西部高山縱橫、東部丘陵起伏。此外中國三面陸地，一面環海，北面多沙漠，西北、西南均為難以跨越的高原地帶。封閉的大陸型地理環境使中國人的思維局限在本土之內，喜歡“以史為鏡”。這種內向型思維導致了中國人求穩好靜的性格，對未知事物缺乏興趣，易形成自大與自我滿足的心理。而西方大多數國家則處于開放的海洋型地理環境，自古希臘時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體，探索自然奧秘的傳統。海洋環境的動蕩不安，使生活在這里的人們要生存下去就必須要具有冒險性和開放性，并且，還要求人們必須具有嚴守規則、默契配合同時又尊重權威的團隊精神。

其次，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感性的，這種形象思維方式對于直觀經驗較為重視，但是具有明顯的籠統性和模糊性，在商務談判過程中往往表現出不善于以客觀的態度去分析、判斷，做出的決定有時會帶有一定的主觀因素。在處理具體事務時容易忽視量的分析，只注重質的判斷和其總體特征把握。而西方人的思維模式是理性的邏輯思維方式，它強調的是不具任何價值色彩的事實，習慣于對事務進行細致的分析研究，通過量的分析判斷出某種決定“好”到何種程度，壞到何種程度。因此，西方人在談判之前會準備好準確的數據，談判過程中的分析和決策均以數據為準繩，他們對合同條款的措辭嚴密而精準，其目的是借此來保證自己的利益不受各種爭端和意外事故的損害。

再次，中國人習慣從總體上觀察事物，以全局觀點開展工作。以與外國公司商談建立合資企業為例，談判一般要經過兩個階段，一是意向書的談判，二是合資合同和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談判。在意向書談判階段，中方通常都是從總體原則和共同利益展開討論，首先要盡快明確合資意向、投資主體、股權比例、經營范圍、原料和技術來源等，以便盡快對外宣布，搶占盤子，阻止潛在競爭者進入。在合資合同和章程及其附件的談判階段再對諸如原料價格和技術許可費等具體細節進行討論，習慣于把最困難，也是最實質的內容安排到談判的最后階段中解決。而西方人采用的談判方式是局部取向，認為細節才是問題的本質，通常在第一階段就要求確定原料價格、技術許可費等細節，一開始就想明確自己在合資企業中的利益所在。由于這些問題的談判關系到雙方各自的切身利益，往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和很多的精力，并且還會給潛在的競爭對手造成可乘之機，以致雙方失去良好的戰略機遇。

應對中西方思維差異的策略

（一）樹立思維差異意識，力爭

斯大林說：“每一個民族不論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質上的特點，都有只屬于該民族而為其它民族所沒有的特征”。由于文化習俗的差異，決定了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談判人員具有不同的思維或行為，也決定了他們具有不同的談判風格。所以為了使談判順利完成，我們必須加強思維差異意識，正確認識不同文化背景的談判者在需求、動機、信念上的不同。在談判期間，我們不能以自己的標準去衡量或判斷對方的思維方式，更不能將自己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強加于人，要學會理解和尊重對方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只有充分注意到對方不同思維和行為方式，才能針對其中的差異采取行之有效的對策。同時，要善于發現雙方文化的共同點，取長補短，求大同，存小異，相互理解，相互妥協，努力實現雙贏。

（二） 提高法律意識，增強法制觀念

在現代社會，許多類型的談判都普遍受到法律體制的影響。由于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不同，中西方的法律觀念存在著明顯的區別。西方國家是法制國家，法制完善，法律意識根深蒂固。中國人受到等級觀念，官本位思想以及關系意識的影響，法制觀念比較淡薄，導致了在談判過程中注重人際關系和非正式的處理方式。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內企業已被置于與國外企業平等競爭的法律環境，涉及的法律事務將大量增加。運用法律手段有效防范和化解經營風險，已成為我國企業提高市場競爭力的重要前提。這就要求直接參加合資談判的一線談判者要努力健全法制觀念，提高法律意識。一旦發生糾紛，要爭取用法律保障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努力營造公平、公正的談判環境。

（三）講究誠信，切忌漫天要價

筆者曾參加過一次由中方提供一地到某地約40公里的火車運輸服務談判。開始時，中方有人提出80多元/噸的天價運費，當外方初表訝意，馬上就60多元/噸、40多元/噸…的往下降。其實，這樣不切實際的獅子大開口，任由砍一刀的做法，結果只能使報價者的誠信度隨著運費的下降而快速下降。因此，筆者認為，談判時要做到目標明確、準備充分、言必有信。在圍繞目標向對方提出要價時，要學會用市場和經驗數據來證明要價的合理性。既不能胡亂開價，也不能胡亂降價，否則自己的誠信度會下降的比價格還要快。另外，談判中涉及投資、產品方案等重大事項，必須要先請相關設計院做方案比較和可行性研究，充分運用準確的數據進行定量分析，以數據和事實說話，提高權威性以取得對方的信任。

結論

綜上所述，思維差異是客觀存在的。國際商務談判雙方來自不同文化的國家和地區，談判者的思維方式不同，談判的模式和方法也會不同。要成功進行跨文化談判就必須充分認識這些差異，學會觀察異國思維，善于將他人的思維與自己的思維對比。只有充分了解中西方談判者思維的差異，找到建設性的溝通渠道，才能發現導致彼此誤解或對立的真正原因，共同創造一個雙方都能適應的經濟文化環境。否則，忽視思維差異、乃至處理不當都會增加談判難度，甚至無法達成協議，喪失商業機會。

參考書目：

《淺析中西思維方式差異的原因及主要表現》 敬南菲 美中外語 2004.7

《中西思維差異對國際商務談判的影響》 邱國丹 商場現代化 2007.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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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教育歷時性發展中西方差異隨著教育不斷深化改革，學前教育受到高度重視，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其綜合性非常強。學前教育主要是針對幼齡兒童，采取有效方法刺激其大腦，使其腦部功能逐漸完善。受年齡和身體特征限制，在教育的過程中，需遵循一定的原則，符合其心理規律，如采用游戲教育法、激勵誘導等。除了智育，還要兼顧情感、價值觀等多方面。經過大量實踐，關于學前教育的研究越來越多，在變化中日臻成熟。為適應新形勢下的要求，學前教育還應更加靈活、多樣化。國內教育整體狀況較為落后，不妨從西方借鑒一些有用的經驗。

一、中西方學前教育歷時性發展的對比

1.發展歷史對比

人類學前教育出現很早，追本溯源，西方可上溯至古希臘、古羅馬時期，我國的學前教育則大致濫觴于戰國時期。相比之下，西方在此方面具有良好的傳承和豐富的積淀，從柏拉圖到夸美紐斯，再到蒙臺梭利，他們都遵循自然、自主、自由的教育原則，重視年齡和心理規律；我國古時，孔子有“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的思想言論，顏之推則倡導“天性自然胎教說”。不過總體而言，國內的學前教育傳承性較差，且缺少系統研究。此外，非主流和民間說也是我國傳統學前教育的特點；而西方則較為系統，由專家研究引導，政府予以支持宣傳，研究成果則通過名著傳承，而且有法律的保障。

2.現代學前教育

在時間上，中西方的學前教育建制式均在19世紀興起。西方將學前教育從普通教育中獨立出來，逐漸建立起相關理論。班級幼兒教育迅速發展，德國教育家福祿貝爾在1937年創建一所教育機構，主要是針對1～7歲的兒童，1840年改稱幼兒園，并系統的論述了幼兒園教育的重要性及方法和內容。在他看來，幼兒園教育應建立在兒童自主活動的基礎上，符合兒童心理。之后，杜威、蒙臺梭利等在此方面都有很多進步表現。我國當時主要是康有為的倡導，之后陳鶴琴也提出了“四要”教育思想；陶行知創建了國內第一所鄉村幼兒園。然而直至如今，國內的學前教育理論缺少系統性，與實際情況不符，缺乏類似西方學前教育歷時發展的厚重與縱深。雖然近代有學者從西方教育思想中借鑒，但受傳統儒家文化影響較深，多為看護式，而不是自然引導，與西方差異顯著。

3.法律保障對比

學前教育在20世紀受到高度重視，不但理論研究和派系增多，在法律上也開始有了保障，兒童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地位大幅提升。如英國先后頒布的《費舍法案》《巴特勒教育法》等，都對兒童教育有了明文規定。包括2～5歲兒童具有義務教育權、要以90%的比例保障入學率、教育內容要具有藝術閑適性、促進兒童全面發展等內容。美國也先后出臺有《兒童保護法》《兒童早期教育法》等，對于4歲普通兒童的學前教育，應有科學合理的規劃。如果是天才兒童，要保證其個性化得到充分發揮；加強對學前教育的重視，對貧困兒童要予以各方面的補償和支持，提高學前教育的地位，使其上升至戰略層面。隨著人口的增多，政府對學前教育的財力支持越來越大，美國每年大約要撥款80億美元，英國每年則要撥款近25億英鎊。

相比之下，國內的立法本就不完善，在學前教育上同樣如此。從上世紀50年代起，雖制定有很多相關法律法規，如《關于改革學制的規定》《幼兒園工作規程》《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等，但并未形成完整的系統。而且存在以偏概全的現象，難以真正發揮法律作用，起到實際性效果。主要表現為：局限于日常管理工作，缺乏針對性和內在關聯性。由于教育模式不合理，重城市輕農村、數量多能力低、要求高管理差等矛盾越來越突出，與西方的差異更加明顯。在西方國家，學前教育事業在法律的保障下，公益性水平不斷提升；而我國法律落后，功利性重，公益水平不斷降低。

二、如何促進國內學前教育的兼容性發展

兒童是人生的早期階段，教育水平和素質能力對以后有著直接影響，必須加強在教育方面的重視。學前教育的開展需要考慮很多因素，如教育環境、師資隊伍、教育模式、教育思想體系、法制建設等。而且不能太過單一，要敢于從西方教育中借鑒經驗，實現多元化發展。

1.教師的綜合素質和專業技能需進一步提升

教師是教學的引導者，其教育觀念和自身能力與教學水平密切相關。在當前時代，應強化教師的人本意識，改變傳統的教學思想，理解學前教育的內涵。只有走進兒童的內心世界，才能把握其心理規律，然后予以相應的教學。除了尊重兒童，還要體現其自主性，在此方面，教師應深入探究西方“無目的學前教學”。另外，隨著學前教育的多元化日益突出，教師應提高自身素質，實現“一專多能”。即在專業技能之外，還應“多才多藝”，以便對兒童更好地管理。

2.采取中繼進階、分級認證制度加強教育隊伍建設

美國專業團體實行三階段進階式、中繼性學前教育資格認證制度值得借鑒。要培養高素質人才，以緩解人才“需求滯怠”的問題。教師的知識結構必須有“質的變化”，通過繼續教育形成促進教師原有知識單元的順應與同化，避免造成幼教人才在絕對量需基礎上的質量缺失。同時制定多維度考察評價標準，從專業知識、工作態度等方面考察教師。

3.在未來發展中需推行前瞻性和保障性立法

學前教育立法化已成為國際性趨勢，西方大國及部分亞洲強國相繼實現了學前教育法制化，將國家兒童權益簽約與學前教育法的制定緊密聯系，形成了教育前、教育中和教育后三階段的立法。國內在此方面必須加強重視，提高學前教育的法治水平。

三、結束語

學前教育對幼兒有著深遠影響，在長期發展中，雖然取得了很大進步，但仍需完善。中西方在此方面有著很大差異，我國總體水平與西方還有一定的差距。在今后發展中，不能固步自封，而應積極改革，吸取西方教育經驗，化為己用。

參考文獻：

[1]郭躍進.中西方學前教育經緯對比與優先發展思考[J].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12，24（12）：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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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漢語；英語；整體思維；個性思維

中圖分類號：H0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489X(2012)24-0109-02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Thinking Differences//Li Nan

Abstract Language is a symbol system, is a product of the human mind, it is a thinking tool, to recognize the outcome of the store. Thinking ability is common to all mankind, nationality, has a national character, but the way of thinking in the Western way of thinking on the expression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very important.

Key words Chinese; English; overall thinking; personality thinking

Author’s address Qiqihar Medical College, Qiqihar, Heilongjiang, China 161000

一個民族的傳統與文化塑造了這個民族特有的思維模式，而這種思維模式又不可避免地在其語言中有所體現。按語言譜系分類，漢語和英語分別屬于漢藏語系和印歐語系，由于它們各自所處的地理環境、歷史文化等因素的不同，各自用獨特的方式來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形成各自獨特的民族語言體系。

1 中西方文化基礎的差異導致思維的差異

語言和思維方式都屬于文化范疇，但又受到民族文化和哲學觀念等因素的影響。就文化本質而言，我國學者吳森教授在論及中西文化精神基本差異時指出，西方文化有三大支柱：科學、法律、宗教。中國的文化有兩個基石，一是道德，二是藝術。但中西文化最顯著的差異是：中國文化是藝術，西方文化是科學?？茖W的精神是按著抽象的符號，利用分析和實證的方法，從而對事物做理性的解釋，目的在于尋求真理。藝術的精神是借著具體的意象，傳神達意，畫龍點睛地來表達感情或價值判斷，目的是價值的欣賞和創造。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形成中國特有的文化特質。對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國人崇尚天人合一，認為人與自然、人間秩序與宇宙秩序、個體與社會是一個不可分割、互相影響、互相對應的有機整體，人要順從自然規律。這種萬物皆一的整體觀念使中國人習慣于整體具象思維，在語言上講求整體、重直覺。西方人崇尚天人兩分，認為人與自然關系是對立的，而且人處在支配改造的自然地位，故西方人看問題以個體為基點，習慣于解析抽象思維，在語言上求精確。

2 中西方傳統哲學的差異影響思維模式

中西方不同的哲學觀念表現在思維范式上，中國人是重綜合、重歸納、重含蓄；西方人則重分析、細微曲折，發掘唯恐不盡，描寫唯恐不周。中國傳統哲學強調思維上的整體觀，對語言中的表現法影響極深。我國古代哲學家倡導一體思想，認為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莫不存在于一體之中?！肚f子·天下》提出：“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边@種整體思維觀歷千百年形成一種思維形態，同構對應于語言形態之中，對語言活動起一種支配、定勢作用。西方哲學具有崇尚個體思維的習慣。從辯證法的奠基人之一赫拉克利特提出整體只有在與個體的對立中才能存在時起，即不斷有哲學巨人提倡個體思維的價值。古希臘著名悲劇家索?？死账固岢觯骸懊總€人都應有自在的個性。”對英語的理性素質影響最深的是英國哲學家洛克，他重論證的主張與歐洲大陸笛卡爾唯理論的匯合，從思維上對莎士比亞后英語的理性規范化提供了有力的依據。

哲學中整體思維對漢英語的影響至少可舉出3個方面。

1）用詞語為事物命名的整體觀照。漢語命名重統一觀，具體表現為對事物的類屬概念必須給予描寫。如星球，漢語的命名首先是統稱“星”，然后分別稱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等。而英語命名時并不給予統稱，則分別稱為Venus、Jupiter、Mercury、Mars、Saturn、Uranus、 Neptune、Pluto。統稱的目的就是為了顧及整體的統一感。

2）整體性重復的句子安排。漢語中經常出現周遍性重復，或叫做回環性復疊，這是中國式的整體思維風格的表現，如我國古詩中早就有：“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互戲蓮葉北?！保ā督稀罚┰姼梵w以外的散文化敘述中，回環式鋪敘法也很常見。在英語中這種情況是很少見的。

*鎮子坐落在一個峽谷里，東面是山，西面是山，南面是山，北面也是山。

The small town lies in a valley surrounded with mountains.

3）表現法的程式化綜合性傾向。程式化敘述往往產生于力求全面的整體觀要求，漢語常有這種表現。

*還有一些人相愛，一是通過長期在工作中的接觸，二是性格相近，三是對工作和愛情的看法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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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會計文化；會計文化差異；文化建設

中圖分類號：F23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01-000-01

1986年美國會計學會年會上首次提出了“會計文化”概念，與會學者圍繞“會計與文化”的主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從此，會計文化的研究逐步擴展到美國、日本等世界諸多國家。我國會計界也從1990年開始展開了對會計文化的研究探討。

一、會計文化的內涵

會計文化廣義上是指人類社會已經創造出來的會計方面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目前國內許多學者用文化結構層來定義會計文化，分為表層――會計物質文化層，中間層――會計制度文化層，內層――會計精神文化層。狹義的會計文化把會計文化定義在精神層面，指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形成的獨特的價值觀念、思想意識和行為方式（毛柏林.關于會計文化若干問題的研究，1993）。

二、研究文化差異的理論基礎

1980年霍夫斯蒂德（Hofstede）提出了區別于民族文化特征的四個層面：（1）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指處理個人與集體的關系時，把誰的利益放在首位。（2）權距，指對組織的等級制度和權利的不公平分配的忍耐程度。（3）對不確定性的回避程度，指對不確定的未來采取激進還是保守的態度。（4）陽剛與陰柔，指對待生活態度和個人成就方面，是強調業績還是人文關懷。

基于Hofstede的理論，1988年格雷（Gray）設計了一個連接文化和會計的理論框架， Gray又根據該框架提出了連接文化價值和會計價值的三個假設：（1）一個國家個人主義傾向越小，權距越大，不確定性回避程度越高，會計價值的統一性越強。相反，職業性越強。（2）一個國家個人主義傾向越小，不確定性回避程度越高，陰柔性傾向越高，會計價值的穩健性越強。（3）一個國家個人主義傾向越小，權距越大，不確定性回避程度越高，陰柔性傾向越高，其會計價值的保密性越高。（張云.中國會計文化研究，2007）

三、中西方國家會計文化的差異

根據Gray的理論研究，筆者接下來分析中西方會計文化的差異。

1.西方文化強調職業主義，個人主義傾向較大，權距較小，不確定性回避程度較低。他們傾向于較少的政府干預，注重權利平等，推崇個人主義，強調專業導向，較少依賴法規。政府對會計管理的作用也有限，會計職業的社會地位較高，會計人員自我約束較強，從而能充分發揮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能力。我國文化崇尚集體主義，權距較大，對不確定性的規避程度較高，陰柔性傾向較高。而且我國的法律管制強于職業主義。會計人員普遍認同國家統一制定的會計準則和制度，職業化水平明顯低于西方國家。

2.西方國家會計準則的制定和實施靈活性較強，更加注重人的能動性，對會計實務的處理比較靈活，對會計差異的容忍度也較高。

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和實施統一性較強，強調全國高度統一而且詳細到每一個細節上，雖然對會計制度和法規的執行力強，但是企業因地制宜進行會計處理的空間很小。

3.西方國家傾向于激進主義，對風險的規避程度低，對會計要素的確認和計量較激進，大膽創新，強調會計處理結果上真實反映，對會計核算方法的關注度較低，比較樂觀。我國會計文化具有高度穩健性。會計準則統一規范會計要素的確認計量、報告，比較謹慎、保守選擇會計處理方法，對不確定的收益持保守態度，如應收賬款按賬齡分析提減值，存貨價值確認按照成本與市價孰低法等。

4.西方國家推崇業績和優勝劣汰，陽剛之氣較強，對會計信息的透明度要求非常高，強調真實反映，充分披露。我國更注重人際關系，人文關懷，陰柔勝于陽剛。不愿意對外公布企業的重大決策信息，年報中對財務數據的披露也較為簡略。管理人員和會計人員傾向于業務數據的保密，會計信息的透明度較低。

四、中西方會計文化的差異對我國文化建設的啟示

從上述論述中看到，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帶來了巨大的會計文化差異。我們在借鑒西方國家先進會計文化的時候，必須考慮到我國的文化特征，從實際出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會計文化。

1.進行會計管理體制改革，加強行業監管。堅持以政府監管為主，會計行業自律組織管理為輔，兩者各司其職，充分發揮最大的效用，行業組織應借鑒西方經驗，通過強化自身能力提高會計在企業管理上的職能。

以國家立法為基礎，完善具有企業特色的會計制度，提高執行力，使制度落到實處，完善制度落實的責任制，明確責任主體，建立健全監督、反饋和考評機制，切實維護制度權威，形成會計文化“品牌制度”。

2.堅持以人為本，培養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力。會計工作的主體是人，會計人員的行為方式、行為力度與效率直接決定著會計工作的效率。所以，關注人，尊重人，堅持以人為本的文化理念是構建我國會計文化的重要前提。建立相應的內部激勵和約束機制，引導會計人員自覺參與企業會計決策的選擇與實施中，充分發揮會計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培養具有職業精神和進取精神的會計人才。

3.提高會計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可靠性。會計信息的服務對象不僅是決策使用者，應更多地面向利益相關者。加大對企業表外信息的披露，提高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可靠性、相關性，如企業的財務預測、全面收益等。對外公布信息堅持充分、公允的原則，避免因信息不對性產生管理者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風險，滿足不同的利益相關者的需要。

綜上所述，進行中國特色的會計文化研究對新形勢下會計工作的創新發展具有深遠意義。一方面，要對中國的會計文化進行創造性的分析、揚棄和改造，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另一方面要吸收繼承人類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我國的會計文化應在繼承民族會計文化精華的同時，加強與國際會計文化的交流，在會計理論和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我國的會計文化，做到兼收并蓄，中西融合。

參考文獻：

[1]王希旗.淺談建設以人為本的優秀會計文化[J].浙江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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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跨國公司；文化沖突；管理

中圖分類號：F276．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2-0108-03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全球各著名跨國公司紛紛涉足中國市場，在中國經濟的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3年起，中國連續數年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資引進國，成為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隨著跨國公司在中國數量的增多和規模的擴展，與當地文化上的矛盾和沖突日漸明顯，跨文化管理的問題也日益增多，在華跨國企業的管理也逐漸被提升到一個令人關注的地位。對跨國公司來說，充分了解這種文化沖突產生的原因和表現，并采取相應的對策，是其在華經營取得良好效果的關鍵。

一、跨國公司在華所面臨的文化沖突產生的原因

荷蘭比較管理學家霍夫斯坦特將文化定義為，在一個環境中的人的“共同心理程序”。他認為，文化不是一種個體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經驗的許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體、地域或國家的人們心理程序有差異，這是因為他們的“心理程序”在多年的生活、工作、教育下形成了不同的思維。從跨國公司角度看，文化意味著指導一個群體日常生活的普遍共享的信念、準則和價值觀。文化的多元要素和多層次的差別，使跨文化沖突在所難免。具體來說，在華跨國公司的跨文化沖突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溝通方式不同。溝通是人與人之間或群體之間信息傳遞的過程，人們通常最重要的溝通方式為語言，因此溝通方式的不同最主要體現在語言上的不同。語言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一個社會的文化，也蘊涵了一種文化的思維模式。因而語言的不同也意味著思維模式的不同，而漢語和西方語系差別巨大，語言的不通不僅給日常交流帶來障礙，在思維方式上也會產生差異。其次，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身體語言、表情、舉止等方面所含意義不同也會帶來理解上的障礙。企業在跨文化溝通中，采用同樣的指令，會對中方員工和外方員工產生不同的效果，給企業帶來管理上的麻煩。

2．價值觀不同。不同文化背景的員工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和信念，不同國家和社會的價值觀有不同的對待自然、人性、人與人、人與社會的態度，會使人們對同一事物產生不同的看法，使企業管理、決策、執行方法復雜化。因此也容易產生內部沖突。中國文化一般采取直覺型思維，追求完美，穩妥為先，喜歡隨大流，崇尚中庸之道，集體意識強，但時間觀念差。而西方文化一般偏好理性思維，追求最優化原則，自我意識、時間觀念強，怕束縛，喜標新立異。倘若語言可以在較短時間內速成，價值觀的了解卻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時間深入接觸才能逐漸理解。

3．管理方法的不同。西方文化明確主張將工作與個人情感分清界限，除工作外，下屬與上級不需要有過多私交。西方文化重視人的權利，西方企業文化積極發動、倡導普通員工參與管理的分權式決策，能夠更廣泛地考慮員工的權益。此外，西方企業強調正規化、標準化的管理，注重準時性、緊迫感和利益關系，講究原則。而中國文化卻認同在工作中能獲得友情，認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尤其是下屬與上級的關系能夠為將來個人的發展帶來好處。中國文化在權利和義務的統一和匹配中往往更強調義務，更多傾向于上層領導的集體式決策，員工利益也更多掌握在領導手中。中國企業重人治，缺乏緊迫感，人情在工作中占有特殊而不可替代的地位。

4．民族性格及風俗的不同。東西方民族由于各自傳統文化的不同，也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傳統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深層積淀，深深融入民族性格之中，使各個民族表現出不同的個性。而這種個性的不同往往構成跨文化溝通中最直接的沖突。此外，不同國家、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風俗習慣．因而會有不同的消費習慣、偏好及禁忌?？鐕驹趪忾_辟新市場時，如果對當地人的風俗習慣沒有充分的了解，水土不服則在所難免。

二、在華跨國公司跨文化沖突的表現及負面影響

1．跨文化沖突的表現

研究表明，海外經理失敗的比例一直較高，曼登霍爾與奧登認為這一比例為25％～40％；科利則指出，1／3的海外經理未能完成任務便提前回國。另有研究指出，海外經理的失敗率與文化差異大小呈正相關關系。由此，文化差異導致的負面影響可見一斑。在中國，由于中西方文化差異明顯，在華跨國公司跨文化沖突方面的問題亦不容忽視，這方面的沖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行為方式上，中方企業家一般缺乏風險意識和冒險精神，做決策時更為慎重，西方企業家則勇于冒險、敢于探索，尤其在應用新技術、開拓新市場、建立新研發項目上更為積極。外方人員做事直率而中方人員含蓄，表達不同意見時，西方喜歡直截了當說明情況；而中方則更傾向于選擇委婉的方式表達。外方人員的行為計劃性強，而中方人員的行為缺乏計劃性。

第二，管理方法上，西方企業習慣于在法律比較完善的環境下進行經營管理，會用法律條文作為行動依據。外方管理體制很大程度上是遵循“法、理、情”的事理順序來開展工作，強調數字化、程序化、制度化，這往往讓中方職員感到跨國公司的管理過于程序化、沒有靈活性、不講情面、重預算超過重控制等；中國管理講究人倫，習慣以領導的意思和上級的指示為指導開展工作，忽略制度效應和條例管理，缺乏完善的制度和程序，管理過程中也不太重視數字的作用，主要依賴經驗的判斷。

第三，勞動人事方面，首先，在企業人員的工資待遇上，跨國公司多根據員工工作的性質和能力來確定，將工資調整與物價指數相結合；中方則更看重企業人員的資歷、學歷和職稱。其次，在工資政策上，會把工資增長基數與企業經濟效益直接掛鉤。最后，在人才選拔上，中方在看重能力的同時，還注重政治素養、人際關系等方面，而西方管理者則更多地把能力放在第一位，量才而定。

第四，評價及激勵體系上，最集中地體現在外方對員工的評價，“只重結果不重過程”；而中方人員不但注重一個人的工作業績和結果，而且還關心其思想、道德等方面的表現以及工作的過程。此外，中方的評估體系中論資排輩現象嚴重，而外方人員不認為“年長”就有特權，完全根據個人的業績確定評價結果。在人員激勵方面，外方比較注重物質獎勵而忽視精神獎勵，中方更注意把握兩種獎勵之間的平衡。

2．跨文化沖突的負面影響

上述這些文化沖突若長期存在，勢必對跨國公司在中國

的經營與發展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據統計，在我國建立的中外合資企業中，有15％的企業比預定壽命短，其中由于外方缺乏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學習而造成企業不穩定是主要原因。這些負面影響主要有以下幾點表現：

首先，增加溝通困難，降低管理效率?？鐕镜母邔庸芾碚吲c下屬來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如果他們彼此間不能達到有效的溝通和理解，會影響其彼此間的合作成效和關系上的穩定和諧，從而直接導致信息不能在組織結構層次上直接傳遞，致使管理者無法真實了解下情，對員工情緒思想了解不夠充分，在采取決策時，勢必會增加造成失誤的可能性。同時，員工也不愿意或不能恰當表達自己的想法和建議，久而久之，與上司關系疏遠，工作積極性不高，雙方矛盾沖突加劇。最終結果是企業收益不高，效率低下。

其次，對企業經營有消極影響。由于文化上的差異，跨國公司難以統一行動和決策，企業管理中混亂和沖突時有發生，這使企業需要花大量的財力與精力來解決內部溝通協調的問題，導致管理成本增加，精力有所分散，無法全力關注外部市場變化和積極應對行業競爭。因此，有可能在競爭中處于被動地位，錯失市場機會。

最后，產生信任危機，破壞目標統一性。管理者與下屬職員之間缺乏溝通會使管理者認為下屬懶散、缺乏工作積極性和責任心。員工則認為上司呆板、自以為是、狂妄自大。彼此的不信賴，會使誤會越積越多，沖突愈演愈烈。本來價值觀、工作方式態度就不同的管理者與員工，再加上彼此之間由于溝通障礙造成的信任危機，必然難以形成統一的企業目標和激發企業凝聚力，最終導致經營管理效率低下。

三、在華跨國公司可采取的應對策略

一個企業跨出國界經營，要實現商業目標必須融合三種文化――自己國家的文化、目標市場國家的文化、企業的文化：基于這個原則，針對所面臨的中西跨文化管理問題，在華跨國公司可采取以下幾點應對策略：

1．注重文化分析。置身于不熟悉的新文化環境中時，在華跨國公司可以對中西方文化分別進行分析，找到文化特質，整理發掘各種文化的優勢與不足。識別并理解文化差異，不僅要理解中國文化如何影響當地員工的行為，也要理解母國文化如何影響母公司派去的管理人員的行為，強化自我意識。美國一位管理學家曾告誡說，跨國經營的成敗，取決于跨國企業管理人員對文化差異的認識和理解，取決于他們是否愿意把美國文化觀念當作超重行李一樣留在美國。要將不同類型的文化差異區分開來，以便在管理中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來減少文化沖突和矛盾，發展文化認同，推進文化融合。

2．增強跨文化意識。對于在華跨國公司，若想解決好中西方文化差異問題，搞好跨文化管理，就需要一批高素質的跨文化管理人員。要具備這樣的素質，應該加強跨文化培訓。文化敏感性訓練、文化適應性訓練，比如把不同文化背景的中西方員工集中在一起進行專門的文化培訓、外語學習、沖突處理、實地考察，組織各種社交活動，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中西方員工打破自己心中的文化障礙和角色束縛，減輕可能的文化沖突，培養文化移情能力和應變能力。此外，思想靈活，不守成規，倡導理解精神，學會尊重、理解異國文化亦很重要。全球500強在華投資跨國公司的一些總裁就對中國的《孫子兵法》爛熟于心，并且還能運用到商業運作中去。

3．文化融合、創新。對于在華跨國公司而言，僅僅承認中西方文化差異的存在或只達到一定程度上的認同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去適應另一種文化并促進二者融合。文化融合是化解文化差異的必然途徑。文化的融合是不同文化間在承認、尊重彼此間差異的基礎上，相互補充、相互協調，進而形成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新文化。這樣統一的文化，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并且具有“雜交優勢”。在華跨國公司應該在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基礎上，結合企業戰略需要和客觀環境的要求，建立屬于企業自己的獨特文化，并以此產生文化協同效應，使中西方的不同文化群體產生相同文化意識、相同文化歸屬感和共同的價值取向，形成彼此都能接受的新企業文化。

4．建立共同價值觀和公司文化。在華跨國公司應該建設具有協作精神的企業文化，超越多樣性文化的差異性，消除文化偏見，吸收各種文化中相契合的優秀部分，在對文化共性認識的基礎上，將其整合，建立共同的價值觀和與公司總體跨國戰略相一致的企業文化。這種文化把企業的員工與經營戰略和宗旨緊密結合起來，加強了在華子公司與母公司的聯系．增強了企業在不同國家文化環境中的適應能力。比如，上海大眾汽車公司致力于尋找文化的共同點和互補性，增加相互溝通和縮短彼此之間的距離。他們的共同價值觀是：每一輛大眾汽車。都體現大眾汽車品牌的卓越標準。在這一共同價值觀指導下，上海大眾汽車公司在中國的經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四、結語

篇8

關鍵詞:十八世紀；陶瓷裝飾；比較

中圖分類號：J509文獻標識碼：A

中國歷來被人們認為是陶瓷文化的發源地，因此，西方的陶瓷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與中國有著某種聯系，這種交流到了十八世紀尤為突出。根據專家的研究約在8世紀末，中國的瓷器開始西傳，首先到達中、近東地區。17世紀末到18世紀初，當西方能夠自行制作硬質瓷之后，大量的瓷器工廠開始出現。在發展的歷程中，西方瓷器制造商逐漸脫離中國傳統的制瓷特色，運用自己的審美理念以及科學技術創造和發展了具有自身特點的瓷器產業。

當然，在中西方瓷器制造逐漸分離的時候，兩者之間的融合并沒有完全消失，他們還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聯系也許恰好迎合了中西方共有的審美特點，但中西方文化的顯著差異最終仍然導致中西瓷器裝飾的巨大差別。

一、十八世紀中西陶瓷裝飾紋樣的界定

1、地域界定：由于本文研究的時間分區限定在十八世紀，因此在文中所涉及到的“中”指的是自清圣祖玄燁（康熙）三十九年至清仁宗J琰（嘉慶）四年之間的清代疆域圖中所標識的統治領地。而“西”則指的主要是歐洲大陸上的各個國家。

2、“裝飾”的范圍：一方面，本文僅討論瓷器的裝飾，對于陶器裝飾則暫不加以考慮；另一方面，文中所說的“陶瓷裝飾”主要是指所有繪制于坯體之上用來體現整體美感的裝飾紋樣，如青花、釉上彩裝飾等，色釉裝飾另行探討，不在本文視野之內。

二、十八世紀中西陶瓷裝飾與紋樣的比較

由于中國及西方的地域差異、民族審美差異等因素的影響，因此中西陶瓷裝飾必然在題材、構圖、用色等方面存在較多區別。

1、十八世紀中西陶瓷裝飾人物紋樣的比較

十八世紀中國人物瓷畫的裝飾主要有兩種表現技法：一種表現方法直接繼承于中國的傳統繪畫。由于受到宣紙國畫影響，風行不求形似而重神似的意筆表現方法，加之受到工藝條件的制約，這種表現方法中所畫人物形象主要依靠線條的走向來表現，藝術家追求的是一種意在筆先的表達方式，即這個人物究竟是否能在現實生活中找到原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構成人物形象的筆墨是否優美，具有韻律感（圖1），且往往在表現過程中以山水景觀與之配合體現出畫面安排的整體性，如：攜琴訪友圖、高士圖，這些人物僅是用以輔助某一故事情節的闡述，并沒有特別具體的指定，他們的眉眼十分類似，衣著服飾相近；另一種表現方法則來自于對西方人物肖像繪畫技法的學習。康熙皇帝由于受到西方瓷畫的人物形體比例準確，五官面部栩栩如生，立體感強，色彩明艷和諧的繪畫裝飾的影響，借鑒銅胎琺瑯技法，創造出瓷胎畫琺瑯的新手法，改變了傳統陶瓷人物紋樣裝飾中長期流行的單線平涂技法，到了乾隆朝時西方透視畫技法的引進，加上之前雍正時期創造的粉彩工藝，此時人物紋樣中的五官、肌膚和血色、體態的動靜變化，都能得到生動的再現。

同時期歐洲的陶瓷裝飾中常見的人物紋樣除去運用西方傳統的透視技法表現，在十八世紀的歐洲，絕大多數的人物紋樣實際上都來自于當時的現實社會，有一些甚至于可以找到它的描摹原型，比如在1736年肯德烈制作的模制塑像中常取材于薩克森宮廷生活；直到1750年大約出現了十五種“裙裝塑畫”，其特征是貴婦穿著精致而寬廣的繡花裙襯；1736年，以意大利的丑角為范本，肯德烈又模制了一些肖像，開始制作丑角哈勒葵英的肖像；1744年制作丑角皮埃洛茨、哥倫比尼斯和斯卡拉穆切斯的肖像；從十八世紀中葉起，宮廷主題減少，出現了工匠、礦工、農夫和乞丐像；另有部分宗教題材的人物裝飾紋樣，這些瓷器多為描寫圣經內容，大部分題材來自《新約》，應用于宗教場合，主要繪制或半的女神、仙女像，作為社交禮品，在歐洲頗受歡迎，內容多是與表達有關的繪畫題材，如新婚夫婦的紀念品、婚禮寓言、誓言等等。

2、十八世紀中西陶瓷裝飾動物紋樣的比較

十八世紀中西瓷器裝飾紋樣中動物題材的相似點最多，因為對于動物紋樣的選擇中西方大致相同，人們日常生活中可見的動物都曾經作為裝飾紋樣出現在瓷器裝飾中。不過兩者還是有一定差異的，中國的瓷器裝飾紋樣中除真實存在的動物紋樣外，還常見表示至高皇權的龍鳳紋樣（圖2），表示祥瑞的麒麟紋樣等，這些動物長期的存在于中國人的內心世界中，并且根深蒂固地成為中國文化的代名詞，但是，據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西方瓷器裝飾紋樣中除了極少數完全仿照中國瓷器紋樣的產品之外，其他自主設計制造的瓷器裝飾中沒有出現過這些神話動物紋樣。

3、十八世紀中西陶瓷裝飾植物紋樣的比較

對于植物種類的選擇，中西瓷器裝飾在十八世紀也并沒有太多的不同，其差異主要表現在紋樣的構圖形式上。中國瓷器裝飾紋樣中常見植物紋樣的表現方式是用纏枝骨架來構圖，或者將植物形象穿插于寫實小景的整體構圖中，再者就是運用傳統繪畫中的折 枝形象，無論是哪種表現方式，這些植物形象的選取都秉承著“畫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原則（圖3），比如蓮花象征佛教，牡丹象征富貴，象征吉祥等。

西方瓷器裝飾紋樣中的植物形象則常以單枝或花叢景觀的方式構圖，這些植物形象多數是以寫實手法來表現，與中國瓷器紋樣不同的是，這些植物紋樣不一定是為了表現某種吉祥的含義，而是在于對自然的真實再現，或是對異域風情的表達，體現植物的自然之美。

4、十八世紀中西陶瓷裝飾風景紋樣的比較

中國瓷器裝飾中風景紋樣多數與傳統繪畫的山水畫面類似。中國的山水畫布局講究構圖空靈，講究五色用墨，講究構圖的虛實對比，這些景觀主要表現的是山與水的自然交融，且并不是只注意山水景觀的表面形態，這些畫面真正的含義在于表現一部分人對于逃離俗世的渴望。但是西方瓷器上的風景描繪一般很寫實，著重于對自然景觀的摹寫，其色彩表現十分艷麗，追求整體濃麗華貴的感覺，整體構圖較滿，有一種“頂天立地”的感覺，這種畫面的描繪方法往往類似油畫的寫實技巧（圖4）。

三、十八世紀中西陶瓷紋樣裝飾風格的研究

1、十八世紀中西陶瓷紋樣裝飾風格的差異

中國的瓷器裝飾紋樣往往從“雅”與“俗”兩個方面來著手?！把拧卑ㄅc儒、道、釋思想結合的中庸、無為、出世等思想內涵，在這種要求下，裝飾紋樣的主題往往有山水人物、歷史故事等；“俗”則是與大眾密切相關的祥瑞及生活題材，比如龍鳳紋、嬰戲紋、纏枝花卉紋樣等。西方瓷器裝飾紋樣則可以看作大體是“宮廷”文化與“外來”文化的結合。宮廷藝術的奢華與夸張表現在裝飾紋樣中是那些寫實的仕女人物、金銀銅器，這些紋樣滿足了使用者對于高高在上的宮廷的憧憬與熱愛，在這一需求上，西方瓷器的器物造型也講究配件裝飾的繁雜，如設計復雜的耳、層疊環繞的底座，并且用燦爛的金色來裝飾；另一些比如植物、田園風光紋樣所要反映的則是人們對于異域文化的想象。

除去紋樣內容的差異，中西方瓷器裝飾在構圖等方面同樣呈現了一定的區別。中國瓷器裝飾紋樣的構圖形式分為：1、純圖案式：這種構圖法則的裝飾畫面往往使用了中心構圖法則，即以器物造型的中心為裝飾紋樣的中心，呈同心圓展開，在構圖中講究對稱和均衡。2、國畫式：這種構圖追求畫面空間的虛實呼應，常表現為山水小品或裝飾性小景，以詩配畫，內蘊深遠。西方瓷器的構圖形式總的來說可分為：1、純歐式的，即宮廷樣式，這種樣式既有類似于中國裝飾的“開窗”，也有同心圓格局，不過它最大的特點在于除主題圖案外的部分多以金色裝飾，呈現出金壁輝煌的效果。2、仿東方樣式的，即模仿中國的傳統紋樣，但在配色上表現更純，少見暈染手法。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陶瓷裝飾中還有一種區別較大的裝飾題材，即銘章圖案的使用。中國社會在十八世紀時期還屬于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體系，官方陶瓷產品屬于以皇帝為首的統治階級專有，因而無特別的銘章，民窯產品中少數定制器物，尤其是明器會根據定制者的要求標有使用者姓名，但沒有圖案式標志。在十八世紀的西方紋徽裝飾卻比較多見，這類瓷器一般是有社會地位的貴族定制，比如1737－1742年麥森瓷廠為薩克森宮廷一位有影響的大臣海因里希?溫?布魯赫爾伯爵制作的結婚用天鵝餐具，在2200件餐具部件上都彩飾有“布魯赫爾－克洛拉特”（伯爵與夫人姓氏）的紋徽標識。

2、十八世紀中西陶瓷紋樣裝飾風格差異的成因

十八世紀中西方瓷器裝飾紋樣之所以產生如此大的差異，歸根結底來自于兩者截然不同的文化體系。

A、歷史文化背景的差異

顯而易見，中國和西方屬于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體系。這種文化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社會體制：西方社會到了十八世紀已經進入了君主立憲制度之中，在這種政治制度中講究的是“法制”，即包括君主在內的任何人決斷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從“法律”的角度來進行。此時中國的社會體制則是君主專制制度，與西方不同的是，這種制度往往表現為某些貴族能夠脫離法律的制約，特別是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君主更是表現出了“一言堂”的權利掌握。

2、神權與王權：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自從有了人類社會的文明之后，“神”的力量就被放到了一個相當特殊的地位上來。在西方尤其是到了中世紀時期，以教會為代表的神權甚至于能夠獨立于王權而存在，在有些國家，神權往往超過王權對社會的統治。不過中國人在對神的態度上則自始至終表現為將神權與王權結合討論，“君權神授”“天子”這些傳統語素都表現了這種社會觀念。在中國，神降臨到人間就是“王”，而人間的“王”就是法力無邊的“神”。所以，對神權與王權的不同看法就決定了中西方在十八世紀社會觀念的巨大差異。

3、傳統思想：一方面，在宗教思想上，18世紀的歐洲正醞釀著一場深刻的革命，革命的出發點是用一種新的方法來估價人類的本性，從而改變人類生活的整個方向；另一方面，自然科學的進步和牛頓的自然法則的揭示，使人們認識到平民與貴族無貴賤之分，這種自由平等的思想經過啟蒙運動的倡導日益深入人心，它使新興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登上了歷史的舞臺。這些人財富巨大、思想開放，他們更注重個人趣味和個人享樂，他們要求有一種符合他們審美趣味和享樂的藝術。因此可以說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對自然的熱愛，對人的尊重，對人權平等的追求之上，特別是當文藝復興運動展開以后，中世紀神權及王權的瓦解帶來了人性的解放，藝術作品也由原先“為神的藝術”迅速轉變為“為人的藝術”，所以，西方的藝術創作中我們不難看出對人本身形象的寫實刻畫以及對人物內心精神的深刻表現。中國的傳統思想則集中在儒家的“中庸”“入世”學說與道家“出世”“無為”觀念的結合中，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學說影響了中國社會幾千年的民族心理，所以，中國人的社會觀念就會表現為兩個極端：一方面，人們都希望與統治階級近距離的接觸以便達到光宗耀祖的目的，針對這種思想的瓷器裝飾往往就表現出“教化”的功能，即以歷史故事來作為裝飾的主題，比如“蕭何月下追韓信”“陳平稱肉”等；另一方面，當“入世”的想法受到阻礙之后，人們又會追求遠離統治階級去過閑云野鶴的自由生活，這時一些高士圖、采菊圖就成為裝飾的主題。

B、審美理念的不同

首先，西方自人性解放之后就提倡“人人平等”的觀念，所以，表現在審美觀念中就成為將自然與人類、貴族與平民都看作是平等共存的整體，不存在凌駕超越的關系，這種平行的關系就導致在西方的藝術創作中無論是貴族還是乞丐、神靈還是螻蟻都可以作為畫面的主題，只要這些形象表現出獨特的美感就可以。因此十八世紀的西方陶瓷設計家繼承其文化傳統，以再現客體的美感作為自己追逐的藝術目標，在這種審美理想支配下，西方陶瓷設計家在設計陶瓷裝飾畫面時，力求符合客觀實際。其次，十八世紀的西方雖然從中世紀的宗教絕對統治之下掙脫出來，但是直到今天，基督教仍然影響著人們的生活，面向大眾的瓷器裝飾藝術必須適應人民大眾因受到基督文化影響的審美需求。

而十八世紀中國仍然處于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社會體制之中，人們的社會觀念根深蒂固的認為“君貴民賤”，這種不平等的觀念導致在藝術領域絕對不可以隨意出現對宮廷及統治者的寫實刻畫，整個民族甚至于都以君主的審美觀念作為自己的指導，再加上長久以來儒家學說及道家學說的綜合影響，中國的傳統審美理念就體現為以隱喻的手法來表現制作者或欣賞者的內心世界，加之主要供給宮廷貴族享用的官窯瓷器，由于這一階層習慣于欣賞采用以傳統藝術理念為指南而進行裝飾的器面，往往把追求“再現”客體風韻的畫面，斥之為“俗”，因而官窯的陶瓷設計家多為宮廷皇家畫師，擅長寫意傳神，以“表現”客體的內在神韻為能事。而民窯藝術家由于受官窯瓷器藝術與傳統繪畫的綜合影響，也以逸筆草草的寫意畫風作為常用的創作技法，當然這些技法表現之下的各個形象總是模糊的，無法像西方的藝術形象那樣逼真寫實。

C、工藝技術的差異

除了審美觀念的差異之外，工藝技術的制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西陶瓷裝飾的表現特點。早在中世紀，西方藝術家在“再現”審美理想驅使下，先后發明了透視法和暈染法。到了十八世紀，暈染法移植到工藝品之中（例如銅胎畫琺瑯），因而在技術上能保證“再現”式的立體畫面的出現，獨特的彩繪顏料也能夠完美的表現出油畫顏料的暈染混色效果。

中國繪畫藝術雖然一度啟用過暈染法，但是由于受到本身審美理念的制約，這種技法沒有得到發展。特別是在陶瓷裝飾中，由于受到繪畫材料的限制，無論是釉上彩還是釉下

彩，在十八世紀初葉（康熙年間），尚無法使用暈染法，創作瓷畫時只能進行單線平涂，無法使畫面產生出立體感。

四、十八世紀中西方瓷器紋樣裝飾風格的融合

不可否認的是，西方的瓷器裝飾紋樣或多或少的受到過中國文化的影響：早在16世紀，中法之間就開始了貿易交流。17世紀中期路易十四宮廷生活所需的絲綢、陶瓷等，依靠荷蘭、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舶從遠東運來。18世紀中葉，在法國掀起了一陣“中國熱”，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18世紀西方的瓷器裝飾紋樣中有為 數不少的“中國式”裝飾。不過在中西裝飾文化的融合中，現在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洛可可風格了。這種融合我們同樣可以在瓷器裝飾紋樣上找到。一位西方學者曾說過：“羅可可藝術風格和古代中國文化的契合，其全部秘密就在于瓷器所體現出來的纖細入微的情調”。德國著名學者利奇溫評論中國陶瓷時就認為瓷器象征了羅可可時代特有的光彩、色調和纖美的質感。中國瓷器光潔瑩潤的質感，中國式的繪畫圖案造型，淡雅的色彩、流暢寫意的裝飾線條，恰是羅可可藝術纖巧、淡色，喜愛“S”形、“C”形曲線以及重自然逸趣的風格典范。當然，西方瓷器裝飾對中國的學習不僅僅局限在洛可可風格之上，而且常常還表現出自己的裝飾特點，比如1927年麥森窯生產的黃地多彩高瓶就可以看作是對中國傳統黃地彩瓷的模仿（圖5）；塞弗爾窯生產的東方式裝飾花瓶則是仿造中國的紅綠彩裝飾方法，不過在整體構圖上則具有自己的特色（圖6）；另一件麥森窯生產的彩繪堆雕蓋罐在造型上模仿中國傳統的三足香爐，不過紋樣、色彩已與中國的陶瓷裝飾截然不同了（圖7）。

篇9

1.專制王權與宗教教權統治階級的差異造成檔案類型的單一與多樣。

自然環境在中西方檔案事業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政治因素同樣在檔案事業的發展中有著巨大的影響。中國延續了上千年的專制王權使中國檔案的形成領域狹小單一，在中國三千年的檔案工作史上檔案主要形成于官府，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統治者才是使用檔案的唯一合法者。在中世紀，西方的政治制度較之中國有著強烈的宗教色彩，這也是構成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映在統治階級上這種宗教教權和西方王權是分庭抗禮的，這就產生了為不同統治階級服務的檔案，進而增加了檔案、檔案館的類型。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宗教文化始終處于專制王權的陰影之下，很難獲得自由發展空間，無論何種宗教都難以操控主宰中國人信仰與精神活動的統治權。中國的宗教文化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一直被邊緣化。而在西方由于“基督教絕對的超越尺度，世俗的王權勢力在社會價值體系中不可能取得絕對的統治地位，反而在世俗的統治中一再受到教會的制約和挑戰”。在西方社會中就形成了王權與教權分庭的現象，作為同樣具有統治權力的宗教勢力自然會產生維護自身統治的檔案。西方社會除了有為維護皇權而建立的皇帝檔案館外，教會檔案館在社會中的重要地位也不容小覷，主要包括教皇檔案館、主教檔案館和修道院檔案館，這些檔案館的出現增加了檔案類型，擴大了利用檔案人群的范圍，盡管檔案的利用還跳不出統治階級的禁錮，但檔案館類型的豐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檔案來源的多樣性。

2.農耕經濟與商業經濟的差異造成檔案類型的單一與多樣。

中西方地理條件的差異形成了中國的農耕文明和西方的商業文明，而兩種文明不同的生產方式促成了兩種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國經濟長期停留在以農業和依附農業的家庭手工業結合為一的男耕女織模式，再加之中國封建社會歷朝統治者大都推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即使開展對外貿易其目的也不是為謀求經濟利益，而多屬于政治需要，這樣的政策顯然抑制了大規模的私營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從而無法打破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難以形成在經濟上獨立于鄉村的工商業中心城市。農耕經濟對檔案的依存程度小，再加之檔案一直處于統治者專制保存狀態，民眾無法利用檔案。在整個社會的生產實踐中檔案的價值沒有顯現出來，社會需要程度低，主動形成檔案的意識未在社會中出現，民間形成不了有別于官府的檔案，更無法形成大量檔案的聚集地和一定規模的檔案館。在西方出現的相對集中的商品生產和經營打破了家庭的傳統體制，形成了以城邦為獨立自治的共同體。這種模式成為后來城市形成的原始狀態，到了封建社會中期，西歐的社會生產力已經有了顯著的提高，生產力的普遍增長促使手工業和農業分離。“手工業與農業分離后，交換隨之發展，在交通要道、關隘、渡口及城堡或教堂附近集市逐漸興起。許多行商成為了坐商，手工業者也聚集其地。這樣便出現商業和手工業日趨活躍的城市。隨著城市的出現，城市檔案館也出現了”。從城市興起之時起，為了避免外來的和內部的互相競爭，保證產品出售和不受封建主迫害，城市手工業者就聯合組織了各種不同行業的行會，這些行會和商業公會在長期活動中，自然形成了自己的檔案和檔案館。

二、禮制與法治觀念的差異導致檔案利用的不同

“中國封建社會的法典賦予了統治者最大的個人權力，他擁有全國的土地財產和人民，他可以任意地決定國家、人民的命運。而人民的權利則在對君主的絕對服從中消亡，因此我們看不到封建法律對民眾有任何參政權、議政權和監督權的規定，也沒有結社、言論甚至思想的自由權利?！迸c中國情況不同，無論是古希臘還是羅馬在有限的民主政治中都公開宣稱法律應體現公民的意志。法律效率的支持是推動公民利用檔案的保障，而中國的法典在整個封建社會中從未出現過公民權這樣的蛛絲馬跡，大量的法典內容打壓遠遠多于鼓勵。西方法律對民權的認可為民眾利用檔案提供了合法性，不管檔案的公開程度如何，利用程度如何，至少在法律保障范圍內可以促成利用檔案的動機。中國的國家組織機構和政治體制是以家族宗法原則為核心建立起來的，百姓使用檔案得不到任何的理由和依據，而宗法家長制的管理體制又進一步阻礙了檔案的利用。中國歷來奉行家長制，對家中長者之言言聽計從，家長的話就是真理，祖宗的祖訓就是法律，而國家的統治者皇帝就是對這種禮制的最高監管者。在整個社會中對于違反了綱常倫理的事無需求助于官府就可在鄉里族長的主持下依照所謂的“禮制”即國家道德解決，而不是依靠國家機關的強制保障執行，即“民不舉，官不糾”，這種沒有法律約束的約定俗成的文化繼承，削弱了官府中文書檔案對老百姓的影響，大大擠壓了檔案在整個社會中的地位，致使百姓對檔案證據性價值的忽視。希臘的民主政治和羅馬法律原則的確立為檔案的利用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據，民眾在利用檔案時就有了社會制度和法律的保障。西方社會早期就已經利用檔案審理案件。例如“，在埃及人（嚴格地說埃及不屬于西方，但地中海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影響極其深遠）麥斯的墓里發現有訴訟銘文。麥斯幼年喪父，由母親管理他的財產，親屬們想瓜分這份財產，寡婦為了證實兒子的財產權，要求查看檔案，檔案證實了麥斯的財產權。”檔案證據性價值是檔案利用中至關重要的一點，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禮制觀念阻礙了檔案在社會法律范圍內價值的實現，檔案的價值僅僅體現為“維護整個統治階級的利益”，多用于文獻編纂、編史修志、教化民眾，檔案的政治性價值空前。社會大眾既沒有民權，又在禮制的約束下喪失了與檔案接觸的機會，導致整個社會檔案意識淡薄，檔案的社會性價值缺失嚴重。而西方個人權利在法律上受到保護，其利用檔案的合理、合法性毋庸置疑，進而加深了對檔案的認識和利用，圍繞檔案工作、檔案理論活動的展開更是順理成章的事，后來在西方國家掀起一系列檔案工作改革的有其歷史必然性。歷史推進到今天帶來了一場席卷全球的信息技術革命，無論中西，世界各地的檔案事業都在經歷著科技浪潮的洗禮。檔案事業在科技文化的作用下中西差異的界限會變得越來越模糊，中國與西方站在了一個共同的檔案現代化的起跑線上。

三、總結

篇10

關鍵詞：中西政法文化;法治

一、從“法”看中西法律觀念

法，在中西文化傳統中，都具有社會規約、政治效用的內涵，但在具體語境中又擁有不同的文化解讀。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語境中，“法”等于“刑”，也有規范、方法之義;在古代政治中，執政者用“刑”來鏟除惡行來維護法，進而達到“天下之平”的社會理想。法，在漢字中原為“”。

許慎解“”：“刑?者、Pf也。易曰。利用?人。以正法也。引伸凡模之”。《爾雅?釋估》：“律，法也”[2]。

從西周的《呂刑》到《大清律例》等，盡管法的名稱有變，但所有語境中，“法”仍是指以刑法為手段，維護政治安定之用的工具，等同“刑”，所以我們有“律學”而無“法學”。[1][P254]

在西方政法傳統語境中，“法”不僅容納了“刑”的制度內涵，還具有更豐富的形式，及超驗文化的寄托。

西方在希臘羅馬時期就具有了多元的法律：氏族法與城邦法，公法與私法，自然法、萬民法與市民法等等――從類別上已經超出了刑法。此外，西方古代學者對于“法”的思考不止于實踐形式，還探索法律的本質，并以此論證實在法或制定法[2][P42]。羅馬法學家西塞羅說“我們需要的是解釋法律的本質，而這個本質需要從人的本性中去尋找?！盵2][P41]許多西方學者都對其本質進行思考，由此孕育了法學。

從中西方各自的語境中看“法”的內涵，中西的“法”是不能完全對應的。中國的“法”沒有超越實用功利，而西方的“法”具有了政治的超越性追求。

二、從“正義”看中西政治理想

正義是西方政法文化的核心詞語。查士丁尼《法學總論》中“正義”被定義為“乃是使每個人取得他的權利的一個固定而永恒的力量”[3]。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正義是一種辨別善惡的德行，也體現一種完成正確行為的品;而法律應是正義的體現[4][P231]。

在西方語境中，“正義”（justice）一詞常與“法”、“權利”有關。Justice有許多同根詞[5]：在西方，羅馬神話中“正義女神”（Justitia）是公正的象征，也是近現代法律的象征;德語有justiz（司法）、justiz（司法部）等詞，英語也有juridic（司法、司法的）、juristal（法理學的）等詞。此外，英語中right（權利）的同根詞righteous、rightfulness、righteousness表達了公正、正義之義;在德語中，recht（right）具有正當權利之義，相關同根詞有： rechtsanwalt （律師）、rechtssystem（法制）等[5]?！罢x”、“法”、“權利”已經形成了一種內在不可分割的關系。

正義并非天然與“法”和“權利”相連。在古希臘人那里，正義還只是一種永恒宇宙秩序，尚未達到以上理想秩序的規約[6]。

正義的“權利”之意在伊壁鳩魯那里得以點亮，他認為“正義乃是引導人們避免彼此傷害和受害的互利的約定” [6]。西塞羅進一步肯定了正義權利的永恒價值：“根據自然法，一切人都是生而自由的……我們都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們可以獲得自由”[4][P233]。可見，在西方政法傳統中，政治權力應來自于“法”，而“法”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核心價值“正義”，也維護先驗的自由權利。自由權利是正義所體現的精神訴求，也是西方政治理想的追求。

“正義”在中國傳統中并沒有意義完全能夠對應的詞語。除了解釋古典經傳的“正義”之義，“正”“義”很少聯系使用;當“正義”作為復合詞出現時，則是動賓結構，“正”是使行為和事物符合秩序或規范，而“義”，亦“儀”：義，不僅是“羞惡之心”和宜于他人的行為，在儒學中它還是一種被列入“五常”價值典范，常與“仁”并列，是對個人品格的道德要求。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 ，“利”是一種與“義”相對的價值判斷。

參考文獻：

[1]張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7.

[2]嚴存生.探索法的人性基礎――西方自然法學的真諦[J].北京：中國法治出版社，2007.

[3]黃克劍.正、義與-正義――中西人文價值趣求之一辨[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2）.

[4]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較?禮治與法治[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