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微觀經濟學范文
時間：2023-08-11 17:37:23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古典微觀經濟學，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新古典綜合派的邏輯矛盾和完整理論體系的建立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分為微觀經濟學（以馬歇爾為代表的古典主義）和宏觀經濟學（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馬歇爾在英國學派、奧國學派和洛桑學派基礎上創立的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堅持“經濟人”假設和“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主張自由競爭能夠達到市場出清、實現充分就業，反對國家干預。在宏觀層次上反對國家干預的經濟學說(派）主要包括現代貨幣學派、供給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但真正能與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相銜接的宏觀經濟學乃是理性預期學派，現代貨幣學派和供給學派雖然在政策主張上與新古典主義不謀而合，但其理論內核則是完全相背或不完全等同的。
二、新古典主義理論宏觀體系的發展過程
1.貨幣學派
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現代貨幣主義堅持經濟自由原則，認為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是理想的經濟制度，他們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干預政策但也并不主張完全放任的無政府主義，因為貨幣主義者強調“惟有貨幣要緊”(only money matters）,而凱恩斯主義者則強調“貨幣也要緊”(money matters too),兩句話不過一字之差而已。托賓就認為，現在幾乎沒有人會主張：“貨幣不要緊，貨幣政策同名義國民生產總值的形成過程沒有關系。”
雖然貨幣主義是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同凱恩斯主義在理論觀點、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甚至是相背的，但兩派都堅持“需求創造供給”，都屬于西方宏觀經濟學需求管理的范疇，這與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供給創造需求”是不相容的；并且以friedman為代表的現代貨幣學派更注重于經驗數據的統計檢驗，在邏輯和內容上仍然缺乏微觀基礎，所以現代貨幣主義學派不能看作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宏觀擴展。
2.供給學派
供給學派是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失敗的產物，反映了美國各階層對現實經濟不滿的情緒（高通貨膨脹、高財政赤字和高稅收），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早期從事于演藝的里根總統在1946年收入已達17萬美元，當時最高邊際所得稅稅率高達82%～91%，里根以后常說，只要再拍四部片子收入就達到最高稅率等級，再拍就等于白干。這使得他對高稅率深懷不滿，供給學派的減稅主張更合他意思，所以里根總統的推動成為供應學派走紅的關鍵。
供給學派在財政方面主張包括對富人在內的全面減稅，特別是削減邊際稅率，同時根據“李嘉圖-巴羅等價”政府減稅的同時必須減少政府開支包括社會福利開支，所以供應學派政策也被人稱為具有“劫富濟貧”性質。在貨幣政策方面，核心是重視貨幣質量，穩定幣值，認為貨幣政策不應該成為國家全面干預經濟的手段，應減少國家對貨幣經濟的過多干預。供給學派與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出發點上雖有重合也有根本區別（否認市場看不見的手的指揮），也不可能稱作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
3.理性預期學派
理性預期學派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個經濟學流派，試圖彌補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缺陷：資源始終能夠得到充分利用，不存在經濟周期問題。理性預期學派恢復了新古典主義的理性原則和均衡分析方法，重新解釋了周期性波動的原因：假設政府在人們沒有預期到的情況下，突然增加貨幣供給量，這時生產者可能會把一部分未預期到的一般價格水平誤以為是他們生產產品的相對價格的上升，從而增加投資，擴大生產規模，經濟進入繁榮時期；由于“人們認識到真理，就不再犯同樣的錯誤，當他們這樣做時，就抵消了政策所期望達到的效果”，一旦生產者掌握了更充分的信息，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就會立刻調整理，結果導致繁榮走向蕭條，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
理性預期學派在堅持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的前提假設和分析方法基礎上，解釋了經濟周期爆發的原因，并提出:為了保持經濟穩定，惟一有效的辦法就是盡量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這與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一脈相承，是對新古典主義的繼承和發展，與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在宏觀層次上很好的銜接起來，名副其實的被稱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至此，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在此框架內微觀層次和宏觀層次在邏輯結構上完美的結合起來。
三、辨證地認識兩套理論體系
篇2
世上難得的一位“經濟學通才”、美國首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2009年12月13日與世長辭，享年94歲。
薩繆爾森早在而立之年就在西方經濟學界贏得盛譽。他在30歲時出版的《經濟分析基礎》，在25年之后為他帶來諾貝爾經濟學獎。在諾貝爾頒獎致辭中，瑞典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教授阿沙?林貝克曾經這樣評價：“薩繆爾森在提高經濟學分析水平方面的貢獻，已超過當代任何一位其他的經濟學家。他事實上是重寫了經濟學理論的許多領域。”
薩繆爾森博采眾長、善于折衷，是一位海納百川的高手。薩繆爾森認定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是一種“混合經濟”，由私人經濟和公共經濟兩部分構成，前者可以用微觀經濟學加以分析，后者可用宏觀經濟學進行論證。“薩繆爾森的開拓性的教科書的功績在于：它第一次成功地把(當時)新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結合在一起。薩繆爾森使用新古典綜合派的概念，即一旦經濟被恢復到充分就業狀態，原有的古典學派的原理便能夠適用。”薩繆爾森意欲為宏觀經濟學提供一個同微觀經濟學相一致的分析框架。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宏觀經濟學”一詞，在薩繆爾森的教科書問世之前，甚至還不曾出現在西方經濟學的詞典中。在微觀經濟學領域，薩繆爾森所采用的一整套市場分析方法，如供給曲線、需求曲線和成本曲線等，迄今仍是經濟學界的共識和典范。
薩繆爾森《經濟學》教科書第19版，已在美國麥格勞?希爾出版公司問世。該書首版發行是在1948年，之后大約每三年更新一次。半個多世紀以來，這部西方世界的“經濟學圣經”，早已被譯成40余種文字，銷售總量已超過一千萬冊。薩繆爾森經濟學教科書“的確開創了一個嶄新而持久的典范。”研究經濟學的歷史學家，像那些研究地球上骨骼與化石的古生物學家一樣，通過考證《經濟學》的第1版如何修訂成第2版，并最終成為今天這個版本的過程，來確定各種經濟學觀點的盛衰年代。
盡管如此，隨著歲月流逝，“凱恩斯革命”的局限性逐漸暴露，薩繆爾森的教科書也遭致許多的批評。在20世紀60年代，曾有一本評論性專著《批薩繆爾森》指責他過于為自由放任的市場制度辯護，其篇幅竟然等同于薩繆爾森的教科書。而1997年第16版推出前，美國評論界又有人認為薩繆爾森過于追隨凱恩斯，其15個版本的教科書基調“體現了一種對政府干預功能的信任和對市場運作后果的擔憂。”該文還指出，“由于總是著眼于短期總需求，《經濟學》低估了探討長期經濟增長的源泉的重要性。又由于凱恩斯所擔心的問題，即‘人們往往會儲蓄過多，從而會導致經濟緊縮’，《經濟學》的許多版本都隱含著一種‘反儲蓄’的基調。直到1989年發行的第13版，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才深感美國的儲蓄率已經過低，才開始提請人們關注儲蓄水平和經濟增長之間存有密切的關系。”
釜底抽薪式的挑戰來自斯坦福大學教授斯蒂格利茨。他寫道：“在實質上，這(指新古典綜合體系)就是把經濟學分為兩個不同的部分。在一個部分中，當社會的經濟資源沒有達到充分就業時，宏觀理論便能夠適用；在另一個部分，當社會的資源達到充分就業時，微觀理論就發生作用。這種二者相互獨立而很少關聯的理論體系在教科書的寫作和課程的教學上得以反映出來；先講微觀、后講宏觀，或者把次序顛倒過來都是無所謂的事情。在過去的數十年中，經濟學者們已經對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分割提出了疑問。整個經濟學界已經相信：宏觀的變化必須以微觀經濟學的原理為基礎；經濟學只有一套，而非兩套。然而，這一觀點卻沒有在現有的任何教科書中被反映出來。”
不滿是向上的車輪，競爭是創新的動力。早在20世紀70年代，“滯脹”這個經濟學難題出現，經濟學界已深感“新古典綜合派”的解釋力已經達到極限，并呼吁要“尋找一個新的凱恩斯，他的突如其來的洞察能力將會發展出一個理論來解釋今天所發生的事情”。到了90年代，當“不停滯又不膨脹”的“新經濟”展現之后，西方經濟學家更是大聲疾呼：“需要超過馬歇爾和薩繆爾森的原理”。薩繆爾森第15版《經濟學》發行，一些評論家已經委婉地挑明“其流行勢頭似成強弩之末”。同期，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教科書都已經開始在國內外引起轟動；William Baumol的教科書的呼聲也很高，截至1997年已經出了7版，而更早的Richard G.Lipsey的教科書，1981年就出到了第六版。
令人困惑、感嘆與折服的一點是，1998年薩繆爾森教科書的第16版也即50周年金版，其人氣指數又再度如日中天。加里?伯克(Gary Burk)曾評論道：“凱恩斯曾不無自嘲地說過：‘長期看，我們都屬于死亡。’在Ⅸ經濟學》第16版問世的今天，我對此似乎不再敢茍同。看來，我們的脈搏還依然相當的強勁。”薩繆爾森本人甚至不無自豪地宣稱“已經站到了時代的潮頭和經濟學的鋒刃之上”。
在薩繆爾森《經濟學》教科書50周年“世紀金版”中譯本的首發式上，我們曾播放過薩繆爾森的《錄像祝賀致辭》，宣讀過他的“致中國讀者”的親筆信函。薩繆爾森寫道：“就政治經濟而言，中國無疑是個正在重新崛起的大國。中國的黨政領導和廣大民眾已經選定了用市場競爭機制去作為發展經濟的主要手段……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在其迅速發展的今天，已經特別地需要我們這本教科書來為您服務。”
走向市場經濟的進程中，中國所面臨的挑戰無疑異常嚴峻。例如，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邏輯步驟，新興經濟體與成熟經濟體接軌的合作模式，從“模擬市場”切換到“成熟市場”的臨界條件和成功關鍵，切實向民間資本開放壟斷產業，有效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盡快挪除居民消費的“制度”，從倚重(政府)投資走向倚重國民消費等，都需要經濟學者進一步努力借鑒和創新。
篇3
1、西方經濟學，就是被運用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學，有市場經濟學之稱。以1776年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出版為標志，西方經濟學歷經200多年的風雨滄桑。在這個不長不短的歷史進程中，從斯密、李嘉圖、薩伊、穆勒、馬爾薩斯、馬歇爾到凱恩斯、弗里德曼、薩謬爾森、盧卡斯、斯蒂格利茨，經濟學大師輩出；從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經濟學流派林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帶來西方經濟學的不斷創新和發展，以致于文獻上有“經濟學帝國”之稱。
2、西方經濟學主要介紹流行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現代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它既研究古老而又現代的家政管理，又研究多姿多彩的企業經營，還大膽解說政府日益加碼的經濟調控。它既贊美價格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效率優勢，也無情的剖析市場機制在不少領域資源配置上的諸多缺陷。西方經濟學包含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數理經濟學、動態經濟學、福利經濟學、經濟思想史等等。其主要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
（來源：文章屋網 ）
篇4
1宏觀經濟學的學科特點
1．1抽象理論與復雜模型并存
作為一門理論性極強的學科，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一樣，都是采用抽象分析的方法，在一系列前提假設的基礎上，將部分在現實中存在但不影響主要結論的因素去掉，構建了一個純粹的理論分析框架。這種分析方法雖然利于宏觀經濟學整體架構的梳理，這對于雖然有微觀經濟學基礎，但較少參加社會實踐的學生來說，難度可想而知。此外，大多數的宏觀經濟學教材在內容編排上，都是利用數學推導和數學模型的方法進行驗證和分析，這對數學基礎差的學生而言無異于雪上加霜，即便是數學基礎好的學生，在大量的公式和計算面前也會降低學習的積極性，這些都給學生學習宏觀經濟學造成了明顯的困惑。
1．2與其他學科的聯系緊密
通過宏觀經濟學的學習，能夠使學生在熟悉宏觀經濟理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體系后，為后繼課程的學習奠定基礎。宏觀經濟學社會總量行為及其后果為分析對象，以需求和供給的均衡為分析框架，涉及產品市場、貨幣市場、勞動市場和國際市場，實現的主要目標有抑制通貨膨脹，解決就業問題，穩定經濟和促進經濟增長等。其教學體系則是從短期的經濟波動和政策、長期的經濟增長理論出發，對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進行均衡分析，涉及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等(圖1)。并以此為基礎擴散開去，形成了以宏觀經經濟學為中心的、連接微觀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金融學和國際貿易的廣義的知識體系(圖2)。可見，宏觀經濟學在眾多學科類別中具有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地位。
1．3強烈的實踐意識和階級意識
宏觀經濟學是對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狀況進行的經驗總結，這一結論性的知識體系直接產生于現實的經濟生活，并對現實經濟生活起到指導作用。從這個角度講，宏觀經濟學和社會學科之間存在明顯的不同，強實踐性是其一個主要的特征。此外，從意識形態的角度講，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基礎上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反應的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價值標準。所以，宏觀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的一個問題就是要結合本國國情，對其分析依據和主要結論要有選擇性地借鑒和吸收，不可盲目的照搬甚至直接應用于我國的經濟實踐。
2宏觀經濟學的教學特征和思維模式
2．1宏觀經濟學的教學特征
微觀經濟學作為宏觀經濟學的基礎，能對后者的學習產生一定的促進作用，因為在學習完微觀經濟學后，學生會對經濟學的假設前提產生初步的認識，而在學習完消費者和生產者行為以及福利經濟學之后，對IS－LM模型和AS－AD模型的理解就會更加深入。但是，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在核心理論、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解決的問題方面畢竟存在明顯的不同(表1)，所以，在宏觀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首先要理解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異同，從多個角度進行對比和闡述，使學生了解微觀經濟學在宏觀經濟學學習中的基礎作用，并且明確宏觀經濟學具有自身特殊的分析方法，激發起其學習宏觀經濟學的主動性。
2．2宏觀經濟學的思維模式
宏觀經濟學的各章節之間具有很強的邏輯關聯，因此，學習過程應該循序漸進，在授課之初就應該將整個課程的思路和邏輯講授清楚。此外，宏觀經濟學涉及到眾多的經濟變量，整體的學習過程實際上就是各個經濟變量逐漸放松的過程，只有認識到了這一點，才能有效把握宏觀經濟學各章節之間的邏輯關系，使學習過程更加簡單和有效。當然，在學習過程中，還要充分分辨和理解貨幣主義學派、理性預期學派、新劍橋學派等宏觀經濟學各流派的學術觀點，把握這些派別之間的對立和關聯，以此來加深學生對宏觀經濟學體系的全面理解，培養其自主學習的能力，構建多元化的經濟學思維模式。
3宏觀經濟學多元化教學模式探索
3．1討論式教學模式
討論式教學是宏觀經濟學可以選取的主要模式之一，其目的在于通過討論來培養學生思維能力、寫作、口頭表達以及研究和創新等多方面的能力。在該模式下，教師要充分了解學生對宏觀經濟學的態度，組織學生自己查閱資料后進行小組討論(學生主動學習是討論式教學得以開展的關鍵)，并將形成的觀點與他人進行分享，并結合教師的講評，發揮學生的創造力。在這一過程中，教師主導地位的確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對教學過程的有效設計能夠提高學生的專業敏感度，培養其創新思維、自學能力和實踐能力。在具體的課程設計方面，討論式教學需要有計劃、有組織的過程安排，教師首先要確定討論的主題，然后將學生分組后組織其通過圖書館、網絡媒介等查閱相關的文獻資料，形成各組自身的觀點后，由小組成員代表或全體成員闡述觀點，并由其他組的組員進行提問后產生辯論來形成思想碰撞，最后通過教師的點評和歸納，引導學生對現實經濟數據和現實宏觀經濟危機進行理性的反思，提高其批判性的思維能力。
3．2研究式教學模式
研究式教學模式是根據宏觀經濟學的學科特點，將現有的教學資源和環境加以有效的利用，充分發揮教師和學生的雙重主體作用，以科學研究的模式實現教學目標。具體的操作步驟為:首先要建立科學研究的教學團隊，以教師的科研工作促進學生對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其次，整個教學過程要從堅實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數據、資料出發，引導學生掌握經濟問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并為其觀察問題、改變錯誤認識提供及時和必要的幫助。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的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達到既定的教學目標。
3．3仿真式教學模式
宏觀經濟學的仿真式教學模式采用實驗驗證的方法，以真實的經濟環境和經濟人行為特征為基礎，將經濟系統以程序模型的形式呈現，并通過計算機中輔助計算，生成相應的經濟結論。它以計算機為數據計算和生成媒介，通過教師或學生建立的復雜的、虛擬的經濟系統，來分析經濟主體的各項活動，這種仿真的教學模式突破了宏觀經濟學傳統研究方法難以進行重復實驗的約束，方便了教學和科研的順利進行。將仿真式教學模式應用于宏觀經濟學的教學實踐的基本步驟是:首先在教師的引導下，經過與學生共同進行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將相關的宏觀經濟理論轉化為數學模型，然后選擇合適的經濟仿真軟件將模型轉化為經濟實驗模塊，并對模塊進行適當的調整，使其滿足實驗的各項指標，最后將調整后的模塊加入到教學內容當中，使其對教學內容進行進一步的補充，提升教學效果。仿真的前兩個步驟可以由教師獨自完成，也可讓部分學習興趣濃厚、實踐能力強、分析問題獨到、數學基礎好的學生參與其中，最后一個步驟可以由教師和學生共同完成，期間教師要對實驗模型和仿真過程進行必要的解釋和演示，讓學生對模型的深層次問題進行深入了解，并通過親自嘗試獲得對模型及其運行結果的直觀認識。當然，學生自己的動手實踐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可以在學生能夠熟練操控實驗模塊后，安排其進行相應的練習，比如，通過觀察和討論，對模型的結構以及其中的各個參數進行修改，對仿真結果存在的差異進行修正等。與其他教學模式相比，宏觀經濟學的仿真教學模式的優勢是非常明顯的，不但教學內容具體，大大節約了板書和幻燈片的制作時間，還擴大了信息的范圍，學生通過參與獲得了更多的主觀感受等。
篇5
關鍵詞：國際貿易學科；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貿易政策；國際貿易實務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2008-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發生后，數位英國頂尖經濟學家聯名致信女王，就沒有預測到金融危機的“時間、幅度及嚴重性”做出誠懇道歉，稱這是許多“智慧人士的集體失察” [1]。這表明當今的經濟學研究是滯后于經濟現實的。作為經濟學分支的國際貿易學（包含“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貿易政策”），它的學科體系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或許當前也有必要進行“集體反省”了。
按照我國國家標準G/T13735-92的解釋，學科即“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每一個學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國際貿易學科作為與國際貿易有關的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一般認為它包括三大核心構件，分別是“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貿易政策”和“國際貿易實務”。國際貿易理論回答的核心問題是“為什么以及如何開展國際分工與貿易”，國際貿易政策回答的核心問題是“一國在特定時期針對某一具體產業應采取何種貿易政策和措施”，國際貿易實務則以合同為主線，著力于回答“如何開展一筆具體的進出口貿易業務”。
現有文獻中，王建邦通過分析當下中國國際貿易學科設計的種種不足，提出應拓展國際貿易學科的研究對象，確立“大外經貿”的概念[2]；還有學者估計到融合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貿易實踐的難度，如陳巖寫道：“國際貿易理論多以宏觀經濟、區域經濟作為出發點；國際貿易實務多以微觀經濟、企業經營為出發點。……國際貿易理論往往是為實現國際經濟、國家經濟和區域經濟的福利最大化，反映均衡、詮釋理性、昭示方向，而國際貿易實務往往作為企業獲得利益最大化的贏利過程和步驟，充滿謀略、充滿爭奪、布滿規則。把二者融合為一個層面的命題的確不是件易事。”
上述文獻確立了研究國際貿易學科結構的理論價值，但其并未充分認識到下列現象，即在國際貿易學科結構中，主流國際貿易理論與現實國際貿易政策存在明顯的矛盾，并且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分析與國際貿易實務之間仍存在不少脫節現象。因此，我們亟須從方法論層面深刻剖析這些問題并不斷完善國際貿易學科，以構建一個理論與實踐互生互動、融為一體的國際貿易學科新體系。
二、對國際貿易學科困境的剖析
1. 困境之一：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貿易政策之間的矛盾
社會科學理論是政策制定的向導和指南。因此，國際貿易理論分析必須為現實的貿易政策制定提供理論依據和邏輯支撐。眾所周知，國際貿易政策可分為自由貿易政策和保護貿易政策。其中，自由貿易政策堅持“無為而治”的基本理念，表現為“實施自由貿易政策的國家‘沒有政策’，但實際上，沒有政策本身就是政策” [4]；保護貿易政策則一般通過“獎出限入”或“獎入限出”的措施得以實現，常用措施有出口鼓勵（獎出），進口稅、非關稅壁壘（限入），進口鼓勵（獎入）及出口稅、出口配額（限出）等。自由貿易政策、保護貿易政策分別由自由貿易理論、保護貿易理論為之提供理論支持。古典、新古典等主流國際貿易理論已證明，為促進全球資源最優配置和貿易參與國總體福利最大化，自由貿易是最佳選擇。但歷史和現實卻向我們展示了如下基本事實：
其一，在各國的貿易政策演變史上，自由貿易政策與保護貿易政策交替占據上風，在當代這兩股思潮又存在“折中”趨勢。通過對歷史上不同國家的貿易政策的回顧和梳理不難發現，即便是同一個國家，在不同時期的貿易政策選擇也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同一個時期，不同國家的貿易政策主張也往往不同。不可否認，完全的自由貿易、徹底的保護貿易都是極端情形，現實中一個理性的國家可能既想享有自由貿易帶來的好處，又不想因為自由貿易導致本國的相關產業經受國際上太激烈的競爭而被摧毀，于是當代諸多國家在具體貿易政策選擇方面往往存在明顯的“折中”傾向，如采取管理貿易政策、加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等。
其二，現實世界中的保護貿易從來沒有停止過，國際市場上貿易摩擦和糾紛不斷。盡管這些現象與現實中對貿易福利的分配不無關聯，但主流貿易理論所證明的政策取向與現實貿易政策形成了如此強烈的反差，不能不令人深思。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一些層出不窮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比如自愿出口限制（VERs）、反傾銷、反補貼、環保標準、技術標準等，無一不是出自于倡導自由貿易理論的某些發達國家 [5]。這就使得主流貿易理論中所鼓吹的自由貿易，顯得難以邏輯自洽、自圓其說了。
其三，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貿易政策分析中存在方法論上的矛盾與混亂。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貿易政策作為國際經濟學中的“國際貿易”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微觀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論的影響，是微觀經濟學在空間上的延伸，于是被稱為“開放條件下的微觀經濟學”。一方面，貿易理論分析須嚴格堅持微觀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另一方面，貿易政策分析往往又違背了這一方法論。舉例來說，微觀經濟學的效用理論表明，效用在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無法比較，更無法簡單求和。但是，主流貿易理論在分析各種保護貿易政策措施（比如關稅、進口配額等）的經濟效應時，往往是先分析實施一項貿易政策對一國消費者剩余、生產者剩余、政府稅收收入等的影響，然后對之求代數和，以得到實施該政策措施的凈經濟效應[6]，這種分析事實上基于一個非常重要的假設：“一個貨幣單位給消費者、生產者、政府帶來的效用是相同的”。而根據效用理論，上述假設在現實中是不成立的。進一步地，就不能隨意對消費者、生產者和政府的福利狀況進行簡單求和，從而一國實施關稅、非關稅壁壘等措施后的整體福利變化將是難以確定的。這足以表明，“開放條件下的微觀經濟學”存在著方法論上的矛盾與混亂。
上述三大事實說明，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貿易政策之間存在著諸多矛盾和困境。
2. 困境之二：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分析與國際貿易實務之間的脫節
通常人們在學習任何一門理論的時候，擺在桌面上的說法是“用理論指導實踐”、“理論聯系實際”等。但從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貿易政策（國際經濟學的一部分）與國際貿易實務的關系來看，似乎很難找到二者之間直接的契合點。更直接地說，在不排除國際貿易理論對實踐“潛移默化”的指導外，國際貿易理論沒法、實際上也沒有對實踐起到直接的指導作用。而當理論不能有效指導實踐時，顯然不能去怪罪實踐，而只能從理論方面找原因。表面上看，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分析與國際貿易實務存在諸多不同，比如出發點、研究視角、研究對象、側重點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不同。但這些均不能構成二者脫節的充分條件。造成二者脫節的根本原因需要從二者的方法論、特別是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分析的方法論中去尋找。在閱讀相關文獻和思考國際貿易學科方法論的過程中，筆者認識到，導致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分析與國際貿易實務脫節的原因至少包括：
其一，企業主體地位在傳統貿易理論中的缺失是造成理論與實務脫節的基本原因。或許也正因如此，邁克爾·波特（Micheal E. Porter）的“競爭優勢理論”引入并強調了企業因素，近年來甚為流行；而新貿易理論與現代企業理論的融合 [7]，也是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現象；21世紀初出現的新新貿易理論（New New Trade Theory）通過將分析變量細化到微觀企業層面，關注企業的異質性與出口和FDI決策的關系，關注企業在國際生產中對每種組織形式的選擇，從而開拓了國際貿易理論和實證研究的新前沿 [8]。
其二，國際貿易理論內部大量苛刻的假設前提離現實太遠，甚至存在方法論上的矛盾。在以往貿易理論分析中，都抽象地假設貨幣是中性的，且交易過程不存在交易成本和各種阻礙貿易自由的障礙，這與現實是相左的。現實的貿易實務中，不僅大部分時候貨幣不是中性的，而且就整套業務流程來看，往往伴隨著大量的交易成本。可以說，國際貿易實務所關注的一整套業務流程及其中所伴隨的成本，恰恰被國際貿易理論從根本上忽略了。在國際市場上，交易成本比在國內市場更為顯著，影響也更深遠[9]。因此，忽略了交易成本的存在而進行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必須作出適應性的調整。同時，以微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也帶來矛盾。經濟學說史中，微觀經濟學一般指新古典學派，盡管貿易理論和政策分析大量采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但從國際貿易學說史看，其本身經歷了古典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當代貿易理論（如新貿易理論、新新貿易理論等）的發展和演進。因此，國際貿易理論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開放條件下的‘微觀經濟學’”，因為其中除了包括新古典學派的內容外，還包含了大量古典學派和當代經濟學家的觀點。
其三，國際貿易理論對貿易利益的關注具有抽象性，與具體的貿易實務存在差別。一個貿易參與貿易的基本動因是為了獲取貿易利益。因此，無論國際貿易理論還是國際貿易實務都離不開對“貿易利益”的分析。國際貿易理論通過引入經濟學的分析工具，抽象地分析了一國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所能得到的直接利得和間接利得，其方法論本身決定了無法通過國際貿易理論具體告知一個企業如何實現自身的貿易利益。國際貿易實務則以合同為主線，強調一個微觀的企業如何操作以謀取貿易利益。具體而言，一次成功的貿易，無非是交易前貿易雙方就各項交易條款展開磋商，然后簽訂進出口合同，最后履行進出口合同的過程。貿易實務強調相關法律法規、國際慣例和交易程序，最終是為了實現具體而非抽象的貿易利益。各個貿易參與方能否實現自身的貿易利益是衡量交易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就此來看，企業只能從實踐著手，在實踐中積累獲得自身貿易利益的方法，而不能獲取國際貿易理論的直接指導。
三、進一步完善國際貿易學科的路徑選擇
1. 協調自由貿易理論與保護貿易政策的對策
為了協調和化解主流的自由貿易理論與現實的保護貿易政策之間的矛盾，有如下幾種思路值得借鑒：
其一，嘗試從利益創造和利益分配的不同視角看待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自由貿易論若要成立，必要條件之一是國內和國際的市場結構是完全競爭的。現實世界中非完全競爭市場結構的普遍存在表明，上述必要條件在現實中往往不成立，因此自由貿易在現實世界難以實現，不僅如此，人們還普遍觀察到保護貿易政策存在的事實。如何協調二者之間的關系呢？光、張燕生、萬中心的回答給出了基本方向，他們認為自由貿易決定貿易利益創造，保護貿易決定貿易利益分配，利益創造與利益分配的統一和均衡決定了現實貿易狀況[10]。
其二，通過對國際貿易政策展開政治經濟分析，試圖從政治、經濟雙重運行的視角去考察實際貿易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過程。以中國為分析樣本，盛斌進行了深度考察和研究，這在一定程度上可對自由貿易理論與保護貿易政策之間的矛盾給予解釋[11]。筆者認為，國際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試圖把政治因素納入經濟分析之中，以彌補主流貿易理論在解釋現實貿易政策時的不足。這看似一個簡單的學科交叉，但實際上可能反映了主流貿易理論的“研究綱領”存在某種退化。事實上，國際貿易政策作為國際貿易制度的具體化，并沒能內生到主流國際貿易理論體系中。針對二者之間一定程度的脫節和矛盾，學者們主要批評的是主流貿易理論的假設前提過于苛刻。孫杰正確地指出：“新古典貿易理論抽象掉了制度因素這個重要的環節，一下子跨越到貿易政策理論來解決國際貿易問題，顯然缺乏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因而，在解釋真實世界現象中暴露出許多不足。” [12]
其三，試圖在自由貿易理論中納入就業因素與利益分配因素，以化解自由貿易理論與保護貿易政策之間的矛盾。楊正位認為，從就業和利益分配出發，可以將自由與保護的觀點統一起來，“自由貿易理論中本身含有保護的根基。出現這種保護的呼聲，并沒有否定貿易帶來的總的利益提高的情況，即競爭中處于優勢的資本家及工人獲得的利益有可能大于受損者的損失，也即是說，這并沒有否定自由貿易本身[5]”
毫無疑問，學者們的研究無疑可大大深化對自由貿易理論和保護貿易政策二者之間關系的理解。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挖掘出協調自由貿易理論與保護貿易政策之間的銜接點，并構造相應的理論體系，可能在未來若干年是一個有意義的學術任務。
2. 銜接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分析與國際貿易實務的對策
為了將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分析與國際貿易實務銜接起來，可能需要使抽象的理論和政策分析“落地”，使現實而具體的實務分析“上天”，最終找到二者的對接點。
其一，為了使貿易理論（政策）分析“落地”，適時放松貿易理論的基本假設并使之更貼近現實是根本之道。比如可考慮在其中引入“關注現實經濟生活”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引入制度、交易成本等變量來分析國際貿易問題。正如張亞斌所指出的，“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最新趨勢之一，就是引入制度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與分析方法”[13]。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思曾從歷史演進的角度提出了“歐洲長距離貿易的發展是由更為復雜的組織形式的內部連續發展所啟動”的命題[14]。這些中外學者的研究表明，國際貿易與新制度經濟學有著眾多的理論“接口”，甚至可對國際貿易展開系統的制度經濟學分析。“制度與貿易”在進入新世紀后成為學術前沿可謂對此的最好注解，筆者曾將這種學術思潮命名為“國際貿易的制度主義”，并認為新新貿易理論的出現、貿易理論對制度因素的自覺吸納，是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自然趨勢，也是其回歸現實的必然選擇 [15]。此外，還可將國際貿易政策視為制度的一種形式來加以分析，運用新制度經濟學中的“制度變遷理論”來分析一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變化和發展趨勢。從本質上看，國際貿易是“產權的跨國（或地區）轉移”，在產權界定、保護和轉移的過程中，伴隨著種種交易成本，因此國際貿易活動需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開，以克服過于高昂的交易成本，促進貿易的發展。通過引入制度經濟學的方法，高度重視制度要素和交易過程本身，自然可更好地銜接貿易理論和政策分析與貿易實務。
其二，為了使貿易實務“上天”，在討論如何簽訂一筆具體的業務合同時，應不斷地追問“為什么”，這樣終究會找到其理論根源。國際貿易實務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開的，通常國際貿易的制度環境分為三個層次：國內法、國際貿易條約（如《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等）和國際貿易慣例（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這些制度的作用在于制約貿易商的機會主義行為，使得交易的一方能對對方的行為形成明確而穩定的預期，從而降低交易成本，使參與者能獲得更大的交易剩余，有動力參與交易。其中，契約（合同）是貫穿一筆進出口業務的主線，不論是出口業務還是進口業務，其基本程序都包括交易前的準備工作、交易磋商、合同簽訂、合同履行等幾個環節。在這一過程中，與同等規模的國內貿易相比，由于國際貿易的難度更大、更復雜、風險也更大，一般而言國際貿易的交易成本更高。既然國際貿易是產權的跨國（或地區）轉移，伴隨著產權的界定和轉移而發生的交易成本，可以說是與國際貿易實踐相伴而生的一種客觀存在。在進出口合同中，最為核心的條款是價格條款，而國際貿易報價一般借助于貿易術語才能得以完成，選用貿易術語的過程，就是明確雙方各自在交易中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的過程，即明確進出口雙方在貿易中的責、權、利的過程。貿易術語的出現和廣泛應用，大大簡化了產權界定和轉移的程序，從而可以有效地降低國際貿易中的交易成本。上述分析表明，可運用制度基本理論、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等對國際貿易實務展開詳細的分析，從而將其上升到一定理論高度。
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可沿著不斷追問現實國際貿易活動的根源，即不斷尋找“國際貿易的原因”、“國際貿易的原因的原因”、“國際貿易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等，進而找到銜接貿易理論與現實的一根“紅線”。基本線索為：
貿易發生貿易利益（分配）（廣義）貿易條件交易條款貿易合同商務談判
其中，前面的是結果，后面的是原因。即，國際貿易的原因為對貿易利益的追求，貿易利益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貿易條件，貿易條件由包括價格在內的種種交易條款決定，交易條款在貿易合同中確定，貿易合同的簽訂靠商務談判來達成共識。沿著這個思路，或許可構建一個理論與實務融為一體的國際貿易學科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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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國際貿易理論； 本科教學； 哲學線索； 歷史線索。
對于經濟論文" target="_blank">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師生們來說，面對《國際經濟學》、尤其是其中的國際貿易理論部分的教學，都頗有畏懼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國際貿易理論較之國際金融理論和其他經濟學科，具有更多的幾何圖形和數理實證分析，理論發展又具有較強的邏輯連貫性，要求學生既具備扎實的微觀宏觀經濟學基礎和基本的高等數學知識，又要有一定的邏輯分析能力，甚至還需要一點對經濟問題研究的熱情和興趣［1］。在教學中，教師往往難以在知識的深度性和課堂的生動性之間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說教中去； 在學習中，學生往往忽視邏輯思維整體把握，割裂各個數學模型間的聯系，陷入死記硬背的痛苦境地———從而，在教與學方面，都達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國際貿易理論的教學中忽視哲學和歷史思維的導入； 缺乏哲學和歷史的視野，必然將國際貿易理論說教成干巴巴的數學模型和幾何線條，使得課程的教學缺乏生氣和現實感。哲學方法和歷史方法是一切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綜觀幾百年來的國際貿易理論演化史，我們發現，國際貿易理論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其發展也存在著清晰的哲學線索和歷史線索。把握好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與歷史線索，才能使我們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理解和學習提升到一個更高層次上。以下，筆者結合自己本科教學的心得體驗，對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和歷史線索進行提煉和總結，希望對同行的教學有所幫助，并有助于學生更深刻地把握國際貿易演化中存在的潛在規律。
一、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
國際貿易純理論在長久的歷史演化中潛藏著一條哲學線索，我們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首句來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2］這句話是老子從哲學的層面上來探索宇宙萬物演化的規律，也可以從系統的層面上來揭示國際貿易理論整體邏輯演繹的哲學規律。
（ 一） 道生一。
所謂的“道生一”，即，經濟學為說明資源配置之道，逐漸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論分析框架。
國際貿易理論其本質是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微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是研究既定市場經濟制度下的資源配置問題，所以國際貿易理論所要討論的是世界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問題。微觀經濟學為了說明理性人進行資源配置之道，數百年來，從亞當·斯密提出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的原理以來，西方經濟學家們進行著一場構建一般均衡理論大廈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紀末，馬歇爾將古典的勞動和成本價值理論和新興的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綜合起來，從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構建一個以供求分析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3］，一般均衡理論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來，后經阿羅、德布魯等現代經濟學家的嚴格證明，使一般均衡理論實現了完全公理化。當我們通過微觀經濟學的學習后，掌握了這個資源配置之道，接下來的《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學習中，我們就要將這個為說明資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國際經濟格局下進行應用，來討論世界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問題，即國際貿易問題。
（ 二） 一生二。
所謂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觀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在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應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貿易理論和現代自由貿易理論。
在微觀經濟學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幾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產可能性界曲線，二是相對價格線； 三是社會無差異曲線。生產可能性邊界在古典與現代貿易理論的不同理論假設的基礎上，呈現出不同的形狀：古典貿易理論，堅持勞動價值論，在勞動的同質性和唯一性的假設下，生產可能性邊界是一條直線段； 而現代要素稟賦理論，貫徹要素價值論的原則，引入另一種生產要素資本，在兩部門不同要素比例的條件下，生產可能性邊界呈外凸狀。在封閉條件下，國與國之間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和社會無差異曲線的不同形狀和位置導致了國與國之間相對價格的差異。相對價格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基礎，于是古典貿易理論與現代貿易理論又進一步統一到比較優勢理論中去。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國際貿易完全競爭理論”中的完美應用。
（ 三） 二生三。
所謂“二生三”，系指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新階段，誕生了“新貿易理論”。
1970 年代后，國際貿易理論在引入規模經濟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競爭模型，將資源配置之道貫穿到“國際貿易不完全競爭理論”的分析中去，從而實現貿易理論的新變革。規模經濟因素的引入，導致遞減的機會成本，從而形成內凹狀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曲線。新貿易理論有三大貿易理論模型，它們是外部規模經濟模型、壟斷競爭模型和寡頭壟斷模型。外部規模經濟模型仍然應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說明外部規模經濟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性； 而壟斷競爭模型和寡頭壟斷模型則將微觀經濟學中的產業組織理論分析方法應用新貿易理論的研究中去，從而證明了產品的差異性、規模經濟，以及廠商的非合作行為在國際貿易中的決定作用。
（ 四） 三生萬物。
所謂的“三生萬物”，是指在古典貿易理論、現代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基礎上，國際貿易理不斷演化，從多個研究的角度產生諸多理論流派和觀點，所有這些理論都可以統一在供求價值論的理論框架下。
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價格理論（ 供求價值論） ，即商品的價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給兩個因素共同決定的。國際貿易從其實務本質來說，就是一筆以國家為主體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給方和需求方；一筆交易的達成，或是由于供給方的交易意愿較強，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較強，我們都可以從供給方和需求方去尋找其交易背后發生的動因。同樣，任何國際貿易理論，或是從供給層面，或是從需求層面來尋求不同形態貿易發生的基礎，或二者兼有之。綜觀各種貿易理論，其貿易基礎的決定因素可用下圖加以概括。
圖 1 國際貿易基礎的決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從思維的高度展現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哲學脈絡。綜觀諸多國際貿易數理模型，大多可以從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幾何曲線的變化中得以生動說明。生產可能性邊界曲線的變化： 或呈直線狀（ 古典貿易理論） ; 或呈外凸狀（ 現代要素稟賦理論） ; 或呈內凹狀（ 新貿易理論） ; 或內外移動或偏向不同的坐標軸（ 反映要素積累對國際分工的影響） 。社會無差異曲線的變化： 或內移或外移（ 反映一國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軸或偏向 y 軸（ 反映一國對 x、y 兩種產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彎曲或平緩（ 反映一國對兩種產品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對價格線的變化： 或相對平緩（ 反映一國在 x 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 ; 或相對陡峭（ 反映一國在 x 產品上具有比較劣勢，而在 y 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 ; 相對價格線上生產均衡點和消費均衡點的位置又呈相應的變化（ 兩點合一反映一國處于自給自足的狀態； 兩點分離則反映一國參與國際貿易分工的狀態； 消費均衡點在生產均衡點左上方，反映一國出口 x 進口 y; 消費均衡點在生產均衡點右下方，則相反） 。三條曲線不同的變化組合生動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貿易基礎和貿易形態的變化。此外，作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則成功應用于貿易政策的經濟效應的分析中。所有這些分析又統一于以供求價值論為基礎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設下的全球化資源配置之道。這就是資源配置之道在國際經濟格局下簡潔而有力的演繹。
二、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歷史線索。
國貿理論的講授，如果過多地滲透進數理的語言，不免顯得枯燥乏味。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對其學習和講授，歷史視野的引進也必不可少。縱觀數百年來的國際貿易理論演化史，筆者認為，存在著三大歷史動因推動著國際貿易理論的不斷發展。
（ 一） 與貿易保護主義斗爭的需要。
歷史上，西方國際貿易理論主要存在著兩大流派：
一是自由貿易理論流派； 二是保護貿易理論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國家為主角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國際貿易所引起的國際產業結構調整，必然會影響一國國內不同部門的利益和不同國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學者或是站在本部門利益或是站在本國利益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貿易理論和政策主張。因此，國際貿易理論自身存在著強烈階級性和對抗性。整個國際貿易理論的演進史就是自由貿易主義和保護貿易主義的斗爭史。亞當·斯密絕對成本理論的提出，是站在當時新興工業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反對重商主義； 李嘉圖比較成本理論的提出是為反對當時的《谷物法》，從而為英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進掃除了障礙； 李斯特為了保護德國的民族工業，提出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以對抗英法兩國經濟學家極力主張的古典學派自由貿易理論。各學派的理論觀點也是在相互尋找對方理論邏輯漏洞的過程中而提出的，他們背后是所代表的階級集團的對抗，在思想層面上同時也是他們各自貿易理論觀點的精彩疊呈的博弈。亞當·斯密批判了重商主義金銀是財富唯一形態的財富觀，將絕對成本理論建立在更為科學的財富觀的基礎上； 李嘉圖為回應《谷物法》支持者對斯密絕對成本理論存在的邏輯漏洞的攻擊，創立了比較成本理論，夯實了國際分工的理論基礎，使自由貿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廣的范圍； 李斯特則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提出生產力理論以抗辯斯密的財富觀理論，創立符合德國國情的保護幼稚工業論，在理論上指導著德國走上了工業化道路。這些經濟學家的貿易理論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階級烙印和人文情懷，其背景的充分展開，將展現出一幅生動而鮮活的歷史畫面。
（ 二） 理論在邏輯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論的發展既有質變，也有量變。當理論的質變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來的時候，理論就開始自我完善式的量變。這種量變是尋找固有理論在闡述或論證過程中所遺留的邏輯方面的漏洞和空白，進行自我填補、自我完善。這既是學術研究的路徑，也是推動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現實動因。這種動因，在推動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起著很大的作用。歷史上，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雖然成功論證了各國參加國際分工的比較優勢的貿易基礎，但是李嘉圖的理論并沒有解決貿易雙方利益的具體分配問題，特別是沒有解決進出口商品交換比例如何確定的問題。李嘉圖留下的這一國際貿易利益劃分問題的學術空白，被其后繼者約翰·穆勒所填補。于是，穆勒創立了相互需求說，從而補充和發展了比較成本理論； 此后，馬歇爾又運用數學工具闡釋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說，以幾何圖形使這一學說“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和羅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對 h-o 理論所遺留下的貿易利益在一國內部分配和要素積累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等問題的理論空白進行填補。
國際貿易理論在邏輯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現為，隨著價值理論的發展，國際貿易理論日益將自己建立在更為科學的價值論的基礎上，使貿易理論的發展達到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越。價值理論是經濟學研究的基礎，西方主流經濟學經歷了勞動價值論、要素價值論、效用價值論到供求價值論的不斷更替，國際貿易理論也經歷了古典貿易理論到要素稟賦理論的演進，最終將技術、要素稟賦和偏好集于一體，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礎上的國際貿易理論標準模型，從而使其理論基礎更為堅實完善。
（ 三） 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
任何經濟理論都是對經濟現象的反映和解釋，當實踐的發展，經濟理論不能夠解釋說明新的經濟現象時，就必然會得到不斷的修正，甚至被否定，這就為新理論的誕生提供了歷史契機。國際貿易理論幾百年來的演化史，其實就是不斷地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歷史，實踐給予貿易理論以新的生機，賦予其新的時代內容，甚至實現了其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越。要素稟賦理論認為，根據比較優勢原則，參加國際貿易的各國將出口密集使用其擁有量豐富的要素的產品，進口密集使用其擁有量稀缺的要素的產品。當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統計資料來實證檢驗美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時，卻得出了與這一結論相反的結果。如何解釋這個被普遍認為正確的理論卻又與國際貿易的現實相矛盾的現象，引發了戰后一系列新的貿易理論的產生，從而推動著國際貿易理論向縱深發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來國際貿易發展歷程，從勞動分工形態演變的大尺度看，過去一百年國際分工的基本層面從產業間、產業內深入到產品內部的不同工序、區段、環節和流程； 為應對國際貿易現實的挑戰，國際貿易理論也順次經歷了產業間分工理論（ 以比較優勢原理為核心的傳統貿易理論） 、產業內分工理論（ 新貿易理論） 、產品內分工理論階段［6］。二戰后，國際貿易所表現的特征與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所預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來，約2/3 甚至更多世界貿易是發生在技術、資源和偏好相似的發達國家之間，其主要以制成品貿易為主。這對以產業間貿易為研究對象的傳統貿易理論形成強大的挑戰，導致 1970 年代“新貿易理論”的誕生［4］94 －95。當前國際產品內分工深入發展的現實，對以產品為基本分工對象的國際分工貿易理論帶來了新的挑戰； 而正在發展成熟的產品內分工理論彌補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長期忽視工序層面分工現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動因，或單獨或共同地推動貿易理論大樹不斷地發展、繁榮壯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論的誕生，既有填補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空白的需要，又與當時英國資產階級爭取自由貿易運動相聯系； 重疊需求理論的產生，既有應對發達國家間產業內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又彌補了傳統貿易理論長期忽視需求層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論”的提出，則既有維護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利益的動因，又有理論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傳統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對參與國普遍有利，而二戰后的國際分工情形正好與之相反。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的講授與學習貫穿哲學的線索，能充分展示理論數理推導的邏輯美，增強教學的條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學生從整體上更好地把握國際貿易理論的內涵； 貫穿歷史的線索，則會增強理論課講授的生動性，使其更貼進社會科學的本源，這不僅有助于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而且有助于學生理論專業素養的養成，加深其對理論發展的來龍去脈的了解。聯系歷史背景，緊扣理論觀點，再配以條理性和系統性的模型解說，必然使課堂的講授張馳有度，更富有立體性。當然，這也對教師綜合知識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戰。哲學方法與歷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會科學的根本方法； 同樣，高校在國際貿易理論的教學中，也必須將哲學和歷史線索充分展現，并且在必要時進行適當歸納，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講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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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本文以近年來高校圖書館投資數字文獻資源的增長速度為線索,利用經濟學中的邊際效用與費效比計算的兩種方法闡述高校圖書館數字文獻資源建設應該站在效用最大化的立場,對數字文獻及時調整,做到有的放矢,這樣就不會造成很大的浪費。
[關鍵詞]數字文獻;資源;經濟學;邊際效用原理;費效比
[中圖分類號]G250.74[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6041(2012)05-0084-03
1 高校數字文獻建設現狀
1.1.數字文獻經費增長過快
近幾年來,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帶來了信息資源品種和數量的快速增長,我國許多高校花費了大量的經費進行數據庫及其網絡平臺等軟硬件建設,以滿足高校科研與教學的需要,但根據教育部高校圖工委的“普通高校圖書館主要文獻支出統計”顯示:從2005年到2008年,參加測評的院校分別從324所增加到625所,這些院校紙質文獻資源經費由2005年324所院校總支出95 940 933元至2008年625所院校總支出156 041 838元,平均以每年約10%的速度在下降;而電子文獻資源經費由2005年的276所院校總支出201 474 696元至2008年563所院校總支出531 398 800元,以每年約10%速度在上升[1] 。
1.2.數字文獻內容重復比例嚴重
高校圖書館數字文獻建設在面臨經費支出壓力增大的同時,還存在著巨大的浪費現象,以
太原理工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我館”)
為例:到目前為止我館購置的中外文數據庫已經有30多個,其中中文數據庫15個外文數據庫15個(包括租用等其他方式獲得數據的),從數量上已經遠遠滿足了科研與教研的需要,但是,從目前的使用現狀來看并不十分理想。筆者2012年4 月份跟蹤觀察了各數據庫的登錄與下載量的情況,發現使用率并不高,更讓人值得關注的是同一題名的文獻多個數據庫中都能檢索到。表1是我館連續20年以上訂閱過的紙質期刊在數據庫中檢索情況(“√”表示數據庫能夠檢索到)。
表1 數字文獻庫檢索情況
中國學術期刊原文數據庫
萬方數據知識服務系統
山西省高校文獻資源共享服務平臺
讀秀學術搜索
自然雜志
√
√
√
√工程數學學報
√
√
√
√化學學報
√
√
√
√物理與工程
√
√
√
√中國科學
√
√
√
√中國科技翻譯
√
√
√
√中外建筑
√
√
√
√環境保護科學
√
√
√
√中國塑料
√
√
√
√化學工程
√
√
√
√芙蓉——
√—
讀書
√—√
√
華夏文化
√
√
√
√
續表1
中國學術期刊原文數據庫
萬方數據知識服務系統
山西省高校文獻資源共享服務平臺
讀秀學術搜索
財經界
√
√
√—
長江文藝
√
√
√—
當代電影
√
√
√
√
當代外國文學
√
√
√
√古典文學知識
√——√
觀察與思考
√
√—√
人民文學—√
√
√
以上是筆者選擇的20種期刊,自然科學類和社會科學類各10種,分別在主要的4個數據庫進行了檢索,其檢索結果分別為:自然科學類的10種刊物分別在4個數據庫中都可以檢索到,社會科學類的刊物分別在3個數據庫中可以檢索到,只有《十月》分別在2個數據庫中可以檢索到。這說明我館購買的數據庫盡管各有特色,但其內容上的雷同卻占數據庫總量的30%—40%以上。筆者查詢了幾個同類型的普通院校圖書館的數據庫后發現這個問題同樣存在,所以認定其具有普遍性,即許多高校圖書館花重金購買到的是內容相同的數據庫。不同類型的高校,其學科專業設置不同,其重點發展的學科專業也不盡相同,從而導致不同的讀者對各種數字資源的需求側重點差別較大,進而各校針對自己的特色配置適合自己特色的數字資源,正確地把握其建設方向,提高整個數字資源的利用效用,要杜絕購置上的本位主義,避免決策失誤造成浪費,從經濟學的角度對其進行分析、有依據的進行決策。
2 值得借鑒的兩種方法
篇8
雖然每年都會產生數量驚人的宏觀經濟研究論文,但是,坦率地說,我們對宏觀經濟本質的了解仍然膚淺和矛盾。學者們在方法論層面莫衷一是,從未達成一致的看法。在此背景下,閱讀斯諾登的名著《現代宏觀經濟學:起源、發展和現狀》,了解宏觀經濟學思想從發韌到如今的觀念分歧,不僅必要而且必須。
毫無疑問的一點是,宏觀經濟學始終圍繞凱恩斯的思想展開。凱恩斯是一座界碑,后來者不是順著凱恩斯指出的方向繼續向前,就是朝著反方向而去,卻都離不開這個參照路標。目前,主流的宏觀經濟學研究可以分成兩大流派:一支是新凱恩斯主義;一支是新古典主義,又被稱為真實經濟周期學派。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方法論基礎。前者從經驗出發,歸納總結當下經濟的背后邏輯;后者則從邏輯出發,試圖從簡單假設中演繹出復雜現實。
經濟學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興起一股公理化浪潮。阿羅與德布魯證明了一般均衡理論,奠定了微觀經濟學的基礎。許多學者據此認定,宏觀經濟學也應該重建微觀基礎,使它能與微觀經濟學完美對接,一同構筑系統性的經濟學框架,變成真正的科學。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即在這個背景下逐漸興起。
經過幾代經濟學家和數學家的共同努力,真實經濟周期理論日臻完善,已經能夠為貨幣功能、經濟政策以及經濟周期的產生原因作出解釋,為“看不見的手”作出有力辯護。與之相比,新凱恩斯主義學派始終未能建立起有說服力的微觀基礎,也不能同發展迅猛的微觀經濟學相互銜接,恐有空中樓閣之虞。
然而,有一個重要領域,卻被新凱恩斯主義學派占了上風:失業。凱恩斯理論為大規模失業的現狀提供了許多有力的解釋,如工資剛性、菜單成本、內部人歧視等,都已為實證研究所證實。而在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框架中,堅持“看不見的手”會協調各個市場出清,由于搜尋等原因導致的臨時失業總會被消除,這一點卻未能獲得實證研究的支持。
因此,盡管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在大學教學中極受歡迎,但是,在實際政策研究時,它還不能完全壓倒新凱恩斯主義的分析范式。兩套話語已經暗暗較勁了許多年。本輪經濟危機降臨,表面看來,對真實經濟周期學派的打擊更大,因為它很難有效解釋宏觀經濟何以如此嚴重地偏離均衡。但是,這一派學者也可能這樣看問題,邏輯推演永遠不會錯,如“一加一等于二”一般。問題只可能出在“人是理性的”這一前提假設上。偏離了這個假設,就已不再屬于經濟學家所應關心的領域了。
好在還有很多經濟學家不會這樣撇清干系。宏觀經濟學者的主要使命是研究和解釋宏觀經濟,而非畫地為牢,圈起一塊自娛自樂的理論小天地。故而本書作者沒有一味沉溺于新、舊凱恩斯主義與真實經濟周期兩大學派之間的恩恩怨怨。他力圖在更寬廣的思想傳統中,把握宏觀經濟系的發展動態。奧地利學派自然而然地進入了作者的視野。
與奧地利學派相比,新凱恩斯主義與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分歧,大概只好算是兄弟之爭、內部矛盾。奧地利學派主張的是完全另一套觀念。奧派根本就反對均衡概念,強調要把宏觀經濟視做一個動態、演化的復雜過程。當主流學派的經濟學家,還將宏觀經濟的希望寄托于保持增長、消除波動時,奧派學者干脆認為,經濟周期才是經濟活動的常態,由創新和企業家精神推動,絕不可能消除。經濟增長是經濟運行中的特例,只是一輪一輪周期性繁榮的特定階段。
隨著經濟發展和研究手段的進步,經濟學者中很容易出現“致命自負”的現象,認為能夠解決經濟中的盲目行動,也可以將創新轉換為“研究與開發”,使之日常化、制度化和規范化。可是,熊彼特早就指出,被規范化的創新便已不是創新。那些幾乎沒有風險的“創新者”,如那些用復雜衍生產品拖垮華爾街的金融精英們,身上又怎么可能擁有真正的企業家精神?而正是這些精神的匱乏,使得宏觀經濟失去活力,不知不覺陷入泥淖之中。
本書作者并不想引導我們追逐宏觀經濟學的前沿進展,這才能充分注意到各個學派之間的沖突和緊張關系。我們讀書也應時時反思,經濟思想發展與經濟發展一樣,不可能單向度地進步,只能在辯論和競爭中循環反復,默默深化。■
篇9
關鍵詞:理性預期;貨幣政策;宏觀調控
1 理性預期理論的產生與發展
20世紀70年代,西方各國陷入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大量失業和經濟停滯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發生了危機,“現代貨幣主義”學派的經濟理論在改變停滯膨脹局面時也沒有出現人們所期望的效果。這種形勢下,理性預期學派產生發展起來。該學派以理性預期的概念改造宏觀經濟學,以預期問題為突破口,全盤否定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被稱為宏觀經濟學中的理性預期革命。加之該學派理論上邏輯嚴謹,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經濟問題,因而理論影響迅速擴大,為西方經濟學界普遍接受。加之該學派理論上邏輯嚴謹,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經濟問題,因而理論影響迅速擴大,為西方經濟學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預期理論的代表人物中,羅伯特•小盧卡斯、薩金特和華萊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論是貨幣周期論;巴羅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們發展了小盧卡斯等人的理論,建立了實際貨幣周期論、財政政策分析和政府決策行為分析等新的理論。
2 理性預期理論的微觀基礎與基本假設
小盧卡斯與凱恩斯主義的分歧始于他為凱恩斯主義尋找經濟基礎。他認為,宏觀經濟現象不過是許多個人經濟活動的總和,宏觀經濟學中一切涉及人的行為的假定應該有微觀基礎。他在為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經濟學模型中的工資,價格部分提供微觀基礎的過程中發現,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確定的微觀經濟行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經濟學發生沖突時,小盧卡斯轉向了新古典主義。他試圖尋求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并從局部均衡轉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預期理論的宗旨是建立與微觀經濟學一致的宏觀經濟學。為此,理性預期理論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個分析的基本假設:理性預期假設;徹底的貨幣中性假設;自然率假設。
(1)理性預期假設。
理性預期是在長期動態分析下,經濟活動的當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為基礎,他們能對未來作出準確的預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經濟決策,即他們能對未來做出理性預期。
(2)徹底的貨幣中性假設。
貨幣中性假說是指經濟總產量和就業的實際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應地對商業周期發展作出反映的貨幣和財政活動無關。
(3)自然率假設。
自然率假說的要點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有其內在的動態平衡,外界力量能暫時打破這種平衡,但不能根本改變它;政府應該順應這種動態平衡。
3 理性預期理論的政策主張
一是政府應制定長期不變的政策規定,消除政策規則的任意變動性。理性預期學派堅持古典經濟學的信條,認為過多的政府干預只能引起經濟的混亂,為保持經濟繁榮,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盡量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因為“市場比任何模型都聰明”,它始終是使各種生產資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業的有效機制。理性預期學派堅持認為,政府的作用只是為私人經濟活動提供一個穩定的可以使人們充分了解的良好環境。因此如盧卡斯所說,“我們需要的是穩定的政策,而不是積極行動主義政策。”政府干預越少,經濟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標必須注意長期性和穩定性,并且著力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政府的決策不能對一國經濟的產量、就業和其他實際變量產生影響,但可以對一般物價水平等名義變量產生具有規則性的效果。因此,政府應該把最理想的一般物價水平作為唯一的政策目標。
4 理性預期理論及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啟示
(1)應充分考慮并正確引導微觀主體的理性預期。
不得不承認,我國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理性預期能力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正日益增強。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應充分考慮公眾的理性預期,考慮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選擇。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公眾的理性預期又是不斷提高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一個前提條件。中央銀行要提高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就要準確地公布通貨膨脹指標和失業率,利用信息優勢,通過輿論導向,準確披露決策相關信息,加大宣傳力度,及時引導經濟主體的預期,正確引導公眾預期,讓公眾及時了解這種政策目標的變化,增強其信心。
(2)應充分認識到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調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預期條件下,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是有限的。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所面臨的是諸如結構調整、制度轉軌等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單純的貨幣政策在短期很難起到明顯的改善作用,因為具有理性預期的公眾對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難以得到公眾的響應。可以說,貨幣政策不是調控經濟的萬能手段。不僅僅因為貨幣政策傳導過程本身需要宏觀經濟運行環境的支持;更因為貨幣政策本身在經濟活動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應具有長期的穩定性,以期提供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
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原則是為了使微觀經濟個體順利地從事經濟活動,充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從而穩定經濟,促進經濟增長。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種經濟成員的積極配合,使各項經濟政策取得預期的效果,還必須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應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和符合經濟活動當事者的預期規律,可以使經濟活動的當事人從根本上擺脫由于政策的頻繁變動對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擔憂,從而無需尋求應變之策,而盡力去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經濟行為的最優化。
總而言之,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理性預期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有著重大影響,政府在采取宏觀經濟調整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理性預期并引導這種預期朝著政策目標的方向發展。我國發展市場經濟離不開經濟政策調控,這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之一。今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我國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理性預期能力日益增強,我們必須轉換思路,注意把握宏觀經濟調控與微觀層面理性預期的結合點,謀求經濟政策、經濟主體的預期與行為及經濟運行三者的和諧與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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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斯蒂格利茨與西方其他經濟學家一樣，認為政府干預的主要作用是彌補市場失靈。因此，對市場失靈的研究就成為政府干預理論的一部分。傳統的市場失靈理論，在承認市場競爭可以在某些條件下達到帕累托最優的同時，認為市場機制不能解決外部性、壟斷、收入分配和公共品提供等問題，因此，政府干預的范圍應限制在上述“老四條”范圍之內。斯蒂格利茨對這種觀點提出了挑戰。他的獨特之處在于，不僅從各種表面現象論證市場失靈，而且還觸及到了微觀經濟學的核心——福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這就使他的理論有比較扎實的基礎。
福利經濟學是西方微觀經濟學的核心部分，正是福利經濟學最終完成了對市場機制會導致帕累托最優的論證。這一論證建立在福利經濟學兩個基本定理的基礎上。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指出，每一個完全競爭的經濟都能夠帶來帕累托效率；第二定理指出，每一種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資源配置都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實現。若這兩個定理成立，則政府干預的范圍將被局限在上述狹隘的范圍之內，市場將把大部分事情做好。可見，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為限制政府干預提供了最有力的論據。而斯蒂格利茨則認為，這些定理都是建立在錯誤的假定之上，因此定理本身也是錯誤的。
首先，福利經濟學假定，市場經濟中的買者和賣者通過觀察價格即可掌握所有有關商品交易的信息，即人們是具有完全信息的。而斯蒂格利茨認為，有關商品交易的事件空間遠大于價格空間，市場中不僅存在影響廠商產出的一般事件，而且存在許多無法預料的偶發事件，如總經理生病、機器突然損壞等。這些成百上千的變量會影響廠商的利潤率，但這并不能很快從價格上表現出來。此外，有關效用函數的假設也非常重要。蓋爾和斯蒂格利茨（1985）證明，只有在一個極為嚴格的假定之下，即必須存在“恒定的絕對風險規避效用函數”，價格才可以傳遞所有信息。一旦偏離此假定，價格就不能充分傳遞信息。可見，完全信息的假設不能成立。
其次，福利經濟學假定存在一套完備的市場。而事實上，構建市場是需要費用的。如果無數的商品、偶然事件和不確定性都存在市場的話，那么光是為了組織這些市場就要耗費大量資源。特別是那些不確定性較強的市場，如風險市場和期貨市場，由于不確定性造成的巨大組織成本，使得建立這兩種完全競爭市場是極不經濟的。此外，信息不對稱也限制了市場的完備性。因為處于信息劣勢的一方為規避風險，防止被欺詐，不愿同具備信息優勢的一方進行交易，這就大大限制了市場的范圍。所以，完備的市場這一假定也不成立。
最后，福利經濟學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即每個廠商都是價格接受者。實際上，市場競爭更類似于壟斷競爭。由于信息不完全，當一個廠商提高價格時，該廠商的所有顧客并不馬上尋找另一家產品同質而價格更低的廠商，因為搜尋信息是需要成本的。同理，一個廠商降價也不會把其他廠商的顧客都吸引過來。這就使廠商可以制訂價格而不是接受價格。此外，固定成本也會造成不完全競爭。斯蒂格利茨（1993）證明，即使只存在少量的固定成本，也會使市場供給者大量減少，從而使市場競爭變成不完全競爭。
在上述論證的基礎上，格林沃德和斯蒂格利茨（1986）以較復雜的數學模型證明，當市場不完備、信息不完全、競爭不完全時，市場機制不會自己達到帕累托最優，這就是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定理。此定理的深刻含義在于，由它所定義的市場失靈是以現實中普遍存在的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競爭、不完備市場為基礎，因此市場失靈不再局限于外部性、公共產品等狹隘范圍，而是無處不在的。這就為政府干預提供了廣闊的潛在空間。為了彌補市場失靈，政府干預應該遍布各個經濟部門和領域，而不僅僅是制訂法規、再分配和提供公共品。
二、政府的經濟職能理論
市場失靈的普遍性必然要求政府干預的普遍性。但西方經濟學的流行觀點是，政府本身也有失靈問題，政府干預經常是無效的。針對這一點，斯蒂格利茨提出了政府的經濟職能理論。他認為，政府失靈并不比市場失靈更糟，而且這種失靈是可以被緩解乃至消除的；通過采取適當的政策，政府干預可帶來帕累托改進。
（一）政府效率分析。許多西方學者認為，政府對市場失靈的各種干預缺乏效率，即存在政府失靈問題。斯蒂格利茨承認政府失靈的存在，并從原因和表現形式等多方面論證了政府失靈。但是，斯蒂格利茨認為應換個角度看政府失靈。并非只有政府部門才會出現低效率現象，人們在私營部門中同樣可以找到類似的低效率現象。任何人都不會不犯錯誤，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誰犯了什么錯誤，做了什么好事，而在于是否有足夠的證據說明政府失靈比市場失靈更壞。斯蒂格利茨（1988）的實證研究表明，無論是統計數據還是具體事例，都不能證明政府效率比私營部門更低。也就是說，政府效率并不比市場更差。從理論上講也是如此。有人認為政府部門會由于缺乏所有者而導致缺少激勵，從而效率低于私營部門。斯蒂格利茨認為，西方大型私營公司的雇員都不是所有者，從委托一理論的角度看，他們也同樣缺乏利潤最大化的激勵。特別是目前大型公司股權高度分散，公司經理所占股權也是微乎其微，所有者已很難控制公司了。就這一點來說，政府與私營企業之間幾乎沒有區別。
盡管如此，斯蒂格利茨仍然承認政府部門因某些原因而嚴重缺乏效率。這些原因包括：缺乏競爭；沒有破產威脅；承擔社會目標；過分追求公平和限制職權范圍等。但是，斯蒂格利茨又認為這些問題不是政府本身所固有的，可以通過各種途徑消除。如政府可以允許甚至鼓勵政府企業與私營企業競爭或政府企業內部之間競爭；政府可以建立一套程序，使得與預算軟約束有關的交易費用增大，迫使企業硬化預算約束；政府可以制定法律和規則，迫使自己遵守承諾，終結無效率的企業；最后，政府完全有能力自己控制收入差距和職權范圍的強度。總之，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政府天生就比市場缺乏效率。
（二）政府的相對優勢。斯蒂格利茨認為，政府不但不比市場效率差，而且由于政府的強制性職能，使它能做許多市場不能做的事件。這樣，政府就會在糾正市場失靈方面具有明顯的相對優勢。這些優勢可分為4種：
1.政府有征稅權。政府同私營部門一樣，也面臨著不完全信息的約束，但是，政府可以通過糾正性稅收來影響生產、引導消費，以增加福利收益，實現帕累托改進。例如，假設一家保險公司認識到，吸煙會引起火災，所以增加了提供保險的風險。然而，它缺乏投保人吸煙的信息。投保人知道這一點，因此他就會產生道德風險，放松對吸煙引起火災的警惕性。而政府雖然敢缺乏信息，但是它可以通過對香煙征稅，抑制人們吸煙，從而因道德風險的減少而獲得福利收益。
2.政府有禁止權。政府憑借其強制力可以禁止某項活動，而這類禁止可帶來帕累托改進。例如，當某些商品的固定成本較高時，為了彌補固定成本，最優定價機制會使某些商品的價格非常高，特別在商品需求彈性較低或生產技術落后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市場本身并不能淘汰此類商品，而政府卻可以行使禁止限制這些商品進入市場，根據斯蒂格利茨（1980）的分析，這樣做可以增進福利。
3.政府有處罰權。政府可以通過立法對市場中的違約行為進行處罰。盡管私人之間訂立的合同也包含了對違約活動的處罰條款，但這些條款僅限于對違約者財產的處分規定，而政府則可以對那些無財產抵押的人實施處罰。此外，政府可通過處罰輕易地解決污染等外部性問題，而私人之間協商的解決方案僅在科斯定理的零交易成本假設下才能形成；在正交易成本的現實世界里，個人之間達成協議的交易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于難以成功。
4.節省交易費用。在沒有政府的情況下，市場中的搭便車、信息不完全和逆向選擇問題會提高交易費用，而政府則可通過公共品供給和建立社會福利制度節約這些費用。例如，保險公司為了弄清保險人的情況，需要一筆巨額運轉費用，相比之下，政府社會福利體系的運轉費用要低得多。
（三）政府糾正市場失靈的措施。如何糾正市場失靈呢？斯蒂格利茨認為，盡管教科書中的完全競爭模型在現實中并不存在，但市場經濟中的有限競爭卻可以起到傳遞信息、推動技術進步的作用。所以，在政府直接參與的公共汽車和公共部門中，應積極抑制壟斷，鼓勵開展競爭。要做到這一點，政府的經濟功能就要在保持集中化決策優點的同時，適當進行分散化。即把公共服務交給不同政府團體去經營，使人們可以在不同政府團體的競爭中比較它們之間的效率優劣。而對于市場經濟中普遍存在的資源配置無效率現象，斯蒂格利茨提出，政府的公共政策應主要定位于資源配置職能，通過發揮政府的再分配職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具體做法是對所有商品實施最優糾正性稅率，最優稅率應以估算的所有商品的供給彈性和需求彈性（包括所有的交叉彈性）為基礎。斯蒂格利茨也承認獲取這些信息有困難，所以他又指出，政府應把注意力集中在較大、較嚴重的市場失靈上，如資本市場、保險市場等。
三、評論與啟示
（一）斯蒂格利茨的市場失靈理論，否定了市場機制會自動導致資源配置最優的傳統教條，從而對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原理提出了挑戰。西方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就是要論證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即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價格機制可以將市場經濟繁榮資源配置引導到最優狀態。但我們從斯蒂格利茨的市場失靈理論可以看出，這個廣為流傳的原理不符合事實。現實中的市場經濟，都是信息不完全、競爭不充分、市場不完全的。在這種情況下，教科書上的那些邏輯優美的理論難以成立，因此也就失去了指導實踐的可能。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微觀經濟學一無是處。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確實可以起到激勵和合理配置資源的作用，只不過這種作用不能導致“帕累托最優”這個理想狀態。在這里，斯蒂格利茨的觀點實際上主張回到亞當·斯密關于“看不見的手”的經典描述。亞當·斯密在論證這只“看不見的手”時，只提到它會“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并未將它拔高到“帕累托最優”的水平。而市場機制會自動導致“帕累托最優”的論證，是新古典學派完成的。斯蒂格利茨則證明，新古典學派的對市場機制的理論發展，走上了錯誤的道路。經濟學家真正應該關心的，不是市場機制能否導致某種理想狀態，而是如何發揮市場機制的激勵和資源配置作用。
（二）斯蒂格利茨的政府職能理論，也讓人耳目一新。傳統觀點認為，市場機制的效率要比政府高得多。由于市場可以在絕大多數經濟領域發揮作用，因此，它留給政府干預的活動空間并不大。斯蒂格利茨卻證明，市場失靈無處不在，政府干預的可能領域是極為廣泛的；政府的效率也并不比市場更低，不能用政府失靈為借口排斥政府干預。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通過適度改革，防范政府失靈。斯蒂格利茨提出了眾多的改革建議，這些建議的核心是在公共部門中引入競爭機制，實現適當的公共職能分散化，使不同的政府部門之間開展競爭。這種方法實際上已經在美國一些州的政府部門采用了。實踐證明，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奧斯本等，1992）這種提高政府效率的方法，也是值得我國政府部門借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