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基本前提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經濟學的基本前提，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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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中英語 教學效率 基本途徑 小組合作

作為高中一線英語教師，我們所承擔的任務就是根據《全日制義務教育普通高級中學英語課程標準》的要求，發展學生綜合運用英語語言的能力，全方面發展學生的英語核心素養。在從事高中英語的實際教學中，我根據學生發展的實際情況，以課程標準為依托，牢固確立課改新理念，致力于提高課堂教學效率。我們認真分析舊的英語課堂教學存在的弊端，做到“對癥下藥”，將“以生為本，以學為主，先學后教，以學定教”的新課改理念融入到我們的高中英語課堂教學之中，指導教師教與學生學的方式的轉變與提高。用新課程理念指導課堂教學，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趣促學，打造高中英語愉悅課堂

興趣是推動學生學習的內在動力，英語學習，興趣為先。高中生在經歷了義務階段多年的英語學習之后，在英語知識和語言能力等方面已經有了一定的積累。但是，英語學科與語文學科不同，它作為一種新的語言形式，在敘述、表達等方面與學生從小就會用的母語有著截然的區別。如果說語文學習靠的是學生對母語的熱愛的話，那么英語學習則需要學生們濃厚的興趣。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學生對英語學習的興趣越大，那么他在英語方面的收獲就會越多；反之，學生只會越學越糟，與英語也會漸行漸遠。既然興趣對于學生學習英語如此重要，那么作為高中英語教師在日常的教學中又該怎么做呢？

首先，教師要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所面對的學生是高中生，要對學情進行細致的分析。在此基礎之上，教師才能根據不同學生的認知水平，在教學中找到學生感興趣的點，進行層次性、趣味性、探究性引導，讓學生集中注意力，對問題材料進行感知、思考和想象，加強對問題的思考、分析和總結，進而提高學習效果。

其次，教師還要講究提問的技巧。教師所提出的問題必須是有價值的、有一定高度的，并且問題還應該能讓學生思維的打開、打開再打開……。當然，教師在提問的過程中，還應該時刻關注學生的反映，使學生在師生互動、生生互動中保持濃厚的興趣。

第三，高中英語教師可以創設教學情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師可以基于高中生原有的英語知識水平和運用英語的能力，結合教學內容，創設富有情趣的交流情景，讓學生以角色扮演的方式融入到課堂教學中，不僅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還可以提高學生的語言運用能力。

二、加強合作，打造高中英語活力課堂

小組合作探究是高中英語課堂教學中積極倡導的學習方式。我們知道，英語是一門實踐性非常強的語言性學科，學生對于英語知識的掌握以及運用英語進行交際的能力需要學生們通過小組內的互動式交流來實現。通過師生互動、生生互動，英語課堂中所講授的語言知識得以鞏固，言語訓練得以達成。總之，小組合作交流的學習方式技能促進學生對英語知識的理解和掌握，又能活躍課堂氣氛，提高教學質量。作為高中英語教師，我們在充分發揮小組合作學習的過程中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教師在分組時要講求科學性。小組成員的組成應該是有結構層次的，因此教師在分組時要充分考慮本班學生的興趣愛好、知識水平、特長缺點等實際情況，根據這些將學生們分成若干個情況分成實力相當、優勢互補的小組，只有這樣才能調動全體學生主動參與的積極性，使各小組之間形成良好的合作氛圍和競爭氛圍。

第二，教師要控制每一小組內的成員數量，一般來說4-6名即可，不宜過多。人數過多則會出現組內成員間相互推諉或者分工不均等現象。

第三，在學生小組合作交流過程中，教師只需充分發揮引導作用，不要過多地干預學生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同時教師還要對學生的組內交流的能力進行必要的指導，教學生學會傾聽、積極表達自己觀點、善于總結和歸納、學會分工配合等，進而為合作交流效果的提升做好鋪墊。最后，在小組合作交流結束之后，教師可以讓學生進行成果展示，并注重全班的總結工作，對于此次合作交流中存在的問題和取得的成績進行歸納總結，提升合作交流的效果。

三、注重評價，打造高中英語實效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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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經濟學 假設條件 意義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1經濟學假設的意義

1.1包含了理論演繹的大前提

經濟學的大前提是經濟理論假說或經濟學假設的核心，它決定了理論的基本思想、主要結論。它的形成是人的認識中深入創造性的結果，而不需要什么嚴格的邏輯推理或者經驗事實依據；不同的理論或者不同的學派的主要思想分歧或者創新，往往正是表現在其演繹大前提的不同。因此，認識西方經濟學的具體過程中，首先要找出并把握其假說的核心假設（演繹大前提），它是認識和理解經濟理論的根本前提。

1.2是確立研究對象的必要條件

確立假設條件一個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創造地簡化顯示復雜性，從而確立現象間聯系的核心結構。一般來說，不同條件下所形成的分析思路、分析對象和分析方法往往是不同的。不明確提出假設條件，理論本身將顯得含糊不清，無法形成理論討論中的共同規范，往往會造成對同一理論認識和理解的不同，容易引起理論基本概念的混亂，這將阻礙理論研究中廣泛探討統一基礎的形成，最終破壞理論知識反之以積累方式形成的過程。

1.3是進行邏輯演繹的必要條件

理論中的假設條件往往在一定條件下，確立了邏輯推理的大前提及其明確具體的數量關系、演繹方向等。西方經濟學中的基本過程可以簡要概括為：提出假設條件（大前提）――邏輯推理（數學推理）――結論（并檢驗結論）。根據假設演繹法的特點，如果理論的結論不對（或不能通過經驗檢驗），問題一定出在假設條件部分，而與邏輯推理過程無關。這是因為在演繹法中，研究結論往往是其假設條件（大前提）必然的邏輯結果，也就是邏輯推理（特別是數學推理）一般是不會出現問題的。因此，假設條件的明確提出似乎表明了科學研究中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它似乎明確告訴了讀者和其他研究者，一是理論提出者的研究水平（具體反映在假設條件的創新方面），二是理論存在問題是肯定的也是十分明確的，即問題肯定存在于假設條件中，理論的創新在于對原來假設條件的調整或者創新。

1.4是理論可檢驗性的必要條件

證偽主義判斷理論科學性的唯一標準是看理論是否具有可證偽性或者可檢驗性。一般說來，假設條件的明確提出將使理論研究的對象更加具體，變量之間的關系數量化以及保證邏輯推理的嚴密性，從而保證了理論假說具有科學性的主要特征。

1.5是理論繼承發展的必要條件

各種理論假說、學派的分歧表現在其假設條件的不同，特別是根本的分歧在于其核心假設（大前提）的不同。新舊理論的一般演變形式主要表現在其假設條件的演變方面。因此，假設條件的提出是科學理論不斷規范發展的基礎。

2經濟學假設的現實性問題

2.1任何假設都不可能完全具有現實性

進行經濟學研究，必須首先從龐大而復雜的現實經濟現象中抓住少數關鍵而容易于控制的要點（變量），當這些要點運用某種方法形成一定的模型后，就在成為經濟現實本身的替代結構。而這種合理簡化所要求的假設條件，正是理論假設形成的基礎和核心。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理論假設條件都不可能是完全真實或客觀的，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虛假性。

2.2修正假設條件使之接近現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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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學；管理學；異質性分析

一、引言

管理學和經濟學是兩門獨立學科，研究對象與研究目的、假設前提和研究方法迥然不同。但是兩者在形成、發展、創新及演進的過程中往往是交織在一起的，因此具有一定的同質性。管理學被引入我國之初就與經濟學產生了混淆，其定位和發展一直受到經濟學的深刻影響。目前我國已經出現了“經濟學泛化”現象，經濟學在企業、咨詢機構和政府智庫等領域占據著主導地位。與“經濟學泛化”相對應的是“管理學弱化”的現實。作為專門研究各種組織管理問題的管理學，不僅在理論成果方面距離世界水平還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在實踐方面遠沒有經濟學家活躍。相對來說，作為一門學科，管理學是尷尬的。這種局面的形成與人們對管理學的認識偏頗有很大關聯。

二、認識上的偏頗及其原因

從學科起源來看，管理學與經濟學有著共同的經典――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直到1890年馬歇爾出版了《經濟學原理》，奠定了現代經濟學的基礎，1911年泰羅出版了《科學管理的原理》，開創管理學科學研究，管理學與經濟學從此分立，各自發展。由于二者具有一定的同質性，而且作為成熟學科，管理學出現的時間晚于經濟學，所以為了獲得學科合法性，管理學在某種程度上過于依賴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甚至模糊了自己學科的研究對象與研究邊界。久而久之，人們對于管理學的認識出現偏頗。

1.認識偏頗一：管理學是經濟學的分支學科

管理學與經濟學都是以資源的經濟效率和節約為研究宗旨，這就決定了管理學與經濟學緊密相連是必然的。作為學科理論基礎之一，經濟學為管理學提供了多種分析方法與研究路徑。因此，管理學吸收、借鑒了大量的經濟學知識，其發展受到特定時期主流經濟學思想的影響與制約。但是隨著學科的不斷發展，管理學越來越依賴經濟學，自身學科理論框架和研究范式的構建緩慢，同時又脫離了管理實踐，陷入價值困境。與此同時，隨著邊緣學科研究的興起，經濟學對管理學的滲透更加明顯。

我國的管理學教育和研究起步較晚，由于歷史原因，管理學在我國長期居于從屬地位。1998年國家教育部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把管理學科作為一級學科列入學科專業目錄，從此管理學正式從經濟學科中分離出來，和經濟學成為兩個不同的、平行的學科。但是直到目前我國很多院校管理專業的課程體系設計都與經濟學院具有較高相似性。管理學無形之中仍然處于經濟學分支的地位。

學科借鑒主要訴求是在方法論上有所發展，突破學科壁壘，它在管理學的發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說有助于管理學披上合法的外衣。經濟學的借鑒豐富了管理學領域的知識，但是如果長期依賴經濟學及其他學科，始終將經濟學理論作為自己的學科基礎，那么管理學將無法形成自己的框架和研究范式，也就無法保持獨立的學科價值。

2.認識偏頗二：管理學的研究場域無限大

隨著邊緣學科研究的興起與發展，經濟管理領域的研究大都兼有經濟學與管理學的雙重性。在這種情境下，管理學理論研究大大突破了應有的邊界，研究目標偏移，學科泛化和空洞化不可避免。

法約爾最早給出了管理活動的邊界，他將管理活動從企業的其他五項活動（技術活動、商業活動、財務活動、安全活動、會計活動）中分離出來，從管理職能上給出明確界定（“管理就是實施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這種界定方法得到了學術領域認可。現在我國很多高校在設置管理學科的時候出現混亂，將宏觀經濟、商業、營銷等都納入管理學院，而且很多管理學者也將管理活動之外的內容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有學者提出管理學是沒有邊界的，把管理學的研究對象泛化，將管理學的研究場域無限擴大。

無論是將管理學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還是無限擴大管理學的研究場域，管理學的發展都會逐漸失去“硬核”（核心范疇），學科范式和基礎理論框架的構建更趨混亂與緩慢，發展前景堪憂。

2011年，我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管理科學部提出“建立現代中國管理學”的“十二五”發展戰略目標，強調“基于中國管理實踐的重大管理理論創新”。要實現自身創新，管理學首先就必須與經濟學區別開來，回到自己的學科場域，回歸注重實踐的研究方法，找回自己的獨特價值。基于此，我們應當從管理學與經濟學的異質性出發，對管理學進行再認識。

三、管理學的再認識

1.管理學應堅守自己的研究場域或者“硬核”

管理學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場域是不同的，兩者有不同的“硬核”。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中的人，管理學的研究對象是組織中的人。即經濟學研究的是人的經濟行為，而管理學研究的是人的管理行為；經濟學研究以社會資源的使用為主要內容，而管理學研究以特定組織資源的使用為主要內容。以對企業問題的研究為例，經濟學是從整體上把企業作為市場的一個主體來考察的，而管理學在研究企業時，則從管理細節開始。

管理活動的核心要素是組織、目標、人、協調、效率與效果，因此管理學研究也應當圍繞這些核心要素來劃定研究邊界。也就是說戰略、領導、人力資源、組織行為、創新等是管理學邊界內的子領域；而金融、財務、會計、營銷等子領域則明顯不應在管理學場域之內。該管理學場域界定已在美國管理學界得到承認并持續良性運行，值得我們借鑒。

實際上，明確管理學的研究場域重點在于厘清學科基本假設和基本問題。有了確定的研究場域，即使研究主題相對較為寬泛，也不會導致管理學學整體弱化，失去自己的“硬核”。

2.管理學的研究應注重人文性

人性假設是經濟學也是管理學的重要研究前提。與經濟學相比，管理學的人性假設更為復雜，“經濟人”“社會人”“觀念人”“復雜人”等人性假設相繼提出。經濟學以節約成本、擴大產出、優化資源配置為目標，從大多數人的一般行為出發展開分析，其人性假設偏重于人的“自然屬性”，假定人是經濟人、理性人；管理學以激勵人的積極性、提高組織效率為目標，既分析多數人的一般行為也分析少數人的特殊行為，其人性假設側重于人的“社會屬性”，假定人是社會人、復雜人。經濟學的人性假設決定了研究方法偏向于客觀描述與分析，力求形成公理體系和系統的原理定律，如果管理學也受到經濟學的過多影響，那么管理學研究就會忽略人的主觀感受與體驗的抒發與闡釋，“人”的主觀性與復雜性被遮蔽，管理學的研究將會出現重大偏差。

行為學也是管理學的重要學科基礎，隨著行為科學研究發現，情感、需求等人文因素在人的行為決定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管理學的研究也應當注重人文性，關注人文因素在管理活動中的重要影響。

3.管理學研究應提高實踐相關性

管理學被認為具有藝術屬性，這說明管理活動的成功除了需要管理理論和知識之外，還必須依靠在實踐中獲得的運用知識的能力與技巧。所以說，管理學是不能脫離實踐的。

經濟學很早就走出了經驗總結的階段，其分析與論證向精密科學靠攏，從系統假設出發，形成一套邏輯體系。因此，經濟學以演繹法為主，從一般到個別，先在邏輯或理論上構建預期的模式，然后觀察和檢驗該模式是否確實存在。很長一個時期內，管理人員主要憑經驗來管理，沒有統一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基本上處于積累實踐經驗的階段。因此，管理學以歸納法為主，從個別到一般，從一系列特定的觀察中提煉出一種共同模式，可以說管理學是經驗的總結和運用。

管理學是具有較強應用性的社會學科，它的研究對象存在于實踐當中，理論成果需要應用于實踐當中。因為對“學科合法性”的過分強調而依賴從經濟學引進理論層面的研究方法，反而會失去“實踐合法性”，脫離了實踐的理論假設與模型構建對于管理學的發展弊大于利。因此，管理學研究必須提高實踐相關性，從實踐中汲取理論創新思想，使理論能夠更好地指導實踐。

四、結論

與經濟學相比，管理學在中國是年輕的、不夠成熟的，梳理出學科的發展脈絡和內在邏輯有一定的難度，并由此造成管理學弱化的現象。但是我們應當認識到，管理學與經濟學具有異質性，經濟學是管理學的理論基礎之一而非全部，適當借鑒經濟學研究方法可以促進管理學發展，但經濟學并非是萬能鑰匙。嚴格的區別和緊密的聯系是經濟學與管理學能夠不斷發展和繁榮的基本前提條件。經濟學與管理學的聯系不能割斷，取長補短相互借鑒能夠使二者在學科之林中繁榮發展，但我們不能因此模糊兩學科的區別，只有嚴格區別才能使得兩學科各自獨立，形成自己獨特的學科優勢，從而形成互補互相借鑒之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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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創新

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是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們在政治經濟學教學研究中受蘇聯范式的影響，恪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強調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忽視政治經濟學的建設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重大的時代變遷，新經濟的出現，“使知識經濟成為新的社會經濟形態，虛擬經濟成為經濟活動的新模式，網絡經濟成為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同時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使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發生了變化。因此，在新時期和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在堅持理論指導的前提下，適應時代變遷，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分，提高其創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現規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特別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新發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利潤最大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展，并實現可持續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五)消費理論。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費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消費和社會主義的消費。在消費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消費的雙重含義及相互關系、消費及其決定因素、消費結構與模式、消費的變化趨勢、消費與社會福利的增長；在資本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消費的性質與特點，資本主義的消費結構與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制度；在社會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消費的作用與幸福指數、社會主義消費的結構及方式轉變、社會主義的消費模式及合理化。

篇5

關鍵詞：“經濟人”假設；經濟現實；沖突

“經濟人”假設是西方經濟理論的基本前提假設，是構建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然而這一假設前提存在與經濟現實的強烈沖突，自它產生之日起就遭到來自各方的批判。亞當·斯密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一書中首先提出人們行為動機的自利原則，并把它引入經濟學理論體系中。依據斯密對自利人的描述和西尼爾提出的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公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提煉出“經濟人假設”。穆勒在其1836年發表的“論政治經濟學的定義”一文中指出，經濟人是對經濟生活中一般人的抽象，經濟人有兩大特征：一是自私。即人們的行為動機是趨利避害，是利己的。二是完全理性。即每個人都能通過成本——收益或趨利避害原則來對其所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優化選擇。然而，以上的這些假設和現實存在強烈的沖突。在經濟生活中，不但有自利行為，而且有大量的利他行為；在經濟決策中，人具有完全理性只是一種極端的理想狀態，更多情況下，人只具有有限理性；從經濟結果來看，人單純追逐自身利益的行為，往往產生不利于自身的結果，動機和結果的悖論難以保證自利目的的實現。

一、“經濟人”假設沒有真正揭示人的本質屬性

“經濟人”假設認為，人是有理性的自利主義者。經濟人個人行為的動力就是個人利益，經濟人的行為準則就是實現既定目標的最優化，經濟人理性追逐個人利益的同時，客觀上就會有效地增進社會利益，亞當·斯密那只“看不見的手”會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在不知不覺中實現一致。而現實生動地告訴我們，經濟人所描繪的美麗的圖景是多么難以實現。第一，經濟人所追求的最大利益多數情況下并不明確且為眾多因素所影響。第二，經濟人單從追逐個人利益出發并不一定能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第三，個人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非就自動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

這里，人被抽象為一種總是不可救藥地受純粹自私動力支配，沒有任何良好動機的存在，一種在心理活動作用上互不相關的孤立的生物。實際上，“人作為社會的一員，是文明的嬰兒和歷史的產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觀、人和物質對象的關系及他與其他人的關系，都不會總是相同的。地理影響著他們，歷史改變他們，而教育的進步可能完全改造他們”。人是一個社會的人，人的思想、行為不可避免地帶有社會屬性，個人利益不可避免地和社會中其他人的利益交織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受他人影響。因此，“經濟人”假設并沒有充分反映出人的基本屬性。

經濟活動中的人同時有利己和利他兩種傾向或性質。作為逐漸脫離動物界和超越動物本能的人類，具有及其豐富的情感和理智，不單純地表現為完全的自私性。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中，可明顯地看到三種情形的利他主義(他人利益泛指除自己利益以外的別人利益、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和人類利益等)：(1)愿意花費自己的時間、精力和財富，來換取某種即刻可見的他人利益；(2)愿意花費自己的時間、精力和財富，來換取某種未來的他人利益；(3)愿意花費自己的時間、精力和財富，來換取某種實際無效的他人利益，即愿為他人利益而不講究實際效果。除后一種屬于特殊和個別的利他行為外，前兩種利他行為既存在于單位、家庭和社會，也存在于經濟、軍事、文化和政治等各個領域。可見，利己與利他是“經濟人”可能具有的兩種行為特性和行為傾向。

二、完全理性假設與現實的沖突

經濟人要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必須是具有完全理性的人。而現實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是不完全的。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論就非常精辟地對完全理性假設進行批判。他認為完全理性假設的兩個前提不現實。要做到完全理性需要有兩個前提：“前提一是行為人對行為的結果和達到結果的路徑和手段非常清楚，而且行為的手段必然產生特定的結果。行為人只要選擇達到已知最優結果的手段就可以了。”而事實上，行為人是很難對每種措施產生的結果有完全正確的預見和完全充分的了解。在經濟生活中，行為人活動的結果要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行為人本身的活動也在影響他人的活動，這給活動的結果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行為人很難對自己的活動結果有準確的預見，這就決定他在進行決策時不可能考慮到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并選擇最行之有效的行為手段。“前提二是行為人具有完全的信息、知識及準確的計算能力。”事實上，市場是不完全的，信息也是不對稱的。行為人搜集、整理、加工信息的成本非常高，要做到對信息全面的掌握和準確的計算，這不但超出人的能力范圍，即使不超出也成本太高。因此，人的理性決非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人的行為決策也只能是尋求令人滿意的結果而非最優結果。

三、利潤最大化假定與現實的沖突

在經濟人假設理論中，個人要實現效用最大化，廠商要實現利潤最大化，是建立在具有特定性質的效用函數和生產函數的基礎上。這里的效用函數和生產函數必須是凸函數，也就是說個人的效用必須是邊際遞減的，廠商的產量也必須是邊際遞減的，否則最優點不存在。個人和廠商在決策時，按照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則，最終實現效用的最大化和利潤的最大化。而事實上，效用函數和生產函數并不都是凸函數，而存在大量的凹函數，特別是在生產領域中，邊際產量遞增的現象很普遍，這種規模經濟在許多行業都大量存在。按照經濟人假設理論，當效用函數和生產函數是凹函數的時候是不存在最優點的，也就實現不了效用最大化和利潤最大化。現實中，人們在決策時，也不是按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的原則來進行的。個人和廠商的實際行為并不符合最大化行為假設。早在1938年，“牛津經濟研究組”的成員霍爾和希契在實地調查中發現，絕大多數廠商并沒有象邊際主義理論所說的那樣，使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據他們調查，38家廠商中，就有30家的價格決定根據“完全成本=直接成本+間接成本+可容許的利潤”，因而所追求的目標不是邊際主義所認定的“最大限度利潤”。同樣，來自某些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成果表明，實際的選擇心理學往往與“經濟人”的理性選擇過程有極大差異，追逐利潤最大的動機對其行為并沒有決定性影響。

四、完全競爭市場的前提條件與現實的沖突

經濟人要實現效用和利潤最大化，還必須依賴完全理想的市場。這樣一個理想的市場要求：(1)市場完全競爭；(2)市場的交易費用為零；(3)市場信息完全且對稱；(4)市場完全出清。只有在這樣理想的市場中，價格機制才能充分發揮作用，商品市場、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才能達到瓦爾拉斯均衡，才能實現帕累托最優，個人才能實現效用最大化，廠商才能實現利潤最大化。但如果以上幾條有一條不符合，市場將是無效率的，對雙方都有益的交易無法完成，一方或多方的利益將受到損失，利益的最大化將難以實現。

事實上，這樣理想的市場在現實中不存在。從市場的競爭性來看，市場可分為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壟斷市場等。完全競爭市場只是市場中的一個特例，在現實中并不多見，市場的常態卻是壟斷競爭市場和寡頭壟斷市場。在市場是非完全競爭市場的條件下，如果“經濟人”只依據自身的效用函數而不考慮其他人決策對自己決策的影響，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結果只能是惡性競爭，難以實現最優結果。博奕論中的“囚徒困境”很好地揭示出了單純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不能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交易費用為零的假定，實際上在現實中也不存在。正像新制度經濟學所揭示的那樣，市場交易都是要付出成本的，這些交易費用包括尋找交易對象的費用、搜尋相關信息的費用、談判費用、簽訂及執行合約費用、運輸費用及與交易相關的政府稅收等費用。由于交易費用的存在，資源難以得到有效的配置，個人、企業的一些具有負外部性行為得不到糾正，“經濟人”的效用最大化難以得到實現。如，我們經常看到生活在排放污染物工廠附近村莊的村民，雖然他們的利益受到很大的損害，但很少有單個村民和工廠進行交涉來維護自身權益。因為，他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金錢來和廠方進行談判，對他來講得不償失。他也就難以做到不讓他自身的利益受到損害，難以保障他利益的最大化。

市場信息是完全且對稱的假定和現實也不相符。“在經濟生活中，人們對許多客觀存在的事實了解很少，這就需要通過搜集大量的經濟信息才能獲得對事實的了解，而要收集這些以離散形式出現的信息要耗費很高的成本且相當困難。因此，‘經濟人’對市場信息的全面、完整、詳細的把握是很難做到的。”同時，信息對不同的市場主體而言是非對稱的。一般說來，對產品信息的了解，賣方所掌握的信息要比買方多得多，談判過程中賣方會盡量掩蓋一些對自己不利的信息，甚至提供一些虛假信息。在這種情況下，信息的缺失方，將難以保證他的利益實現最大化。市場主體將可能因信息的掌握而獲得壟斷，也可能因信息的不完善而受到侵害，市場效率將受到影響，社會福利的極大化將難以實現。

市場是完全出清的假定同樣和現實也是沖突的。自從資本主義產生以來，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危機已給這一假定最有力的回答。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就是看到單靠市場機制難以保證市場中的供給和需求恰好相等，瓦爾拉斯均衡難以實現。現實經濟中存在大量的有效需求不足，這需要政府對經濟運行采取積極干預的措施。這表明，在市場經濟中，個人的理性行為并不可能自動地導致社會福利極大化，也難以保證個人利益極大化的實現。

五、“囚徒困境”中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

“經濟人”假設中認為，個人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自動就會導致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個人利益是和集體利益、社會利益一致的。但事實上，“經濟人”從個人理性出發的行為，既不一定能實現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不一定能實現整個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博奕論中“囚徒困境”的例子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現象。“從理論邏輯上看，‘囚徒困境’表明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結果之間的沖突，這對經濟學的基本教義構成強有力的挑戰。”“假定囚徒a、b共同參與了一項犯罪活動，他們被捕后只面臨兩種選擇，要么招供，要么抗拒。法官在他們彼此隔離的情況下分別告之，若兩人都招供，每人被判處十年徒刑；若兩人都抗拒，每人被判處一年徒刑；若一人招供另一人抗拒，則招供者無罪釋放，抗拒者被判處二十年徒刑。作為經濟人，a、b該如何選擇呢?對于a來講，不管b選擇招供還是抗拒，自己選擇招供對自己是最有利的，因此，選擇招供將是理性的。因為如果b選擇抗拒，a將無罪釋放而非十年徒刑；如果b選擇招供，a將被判十年徒刑而非二十年徒刑。同理，對于b來說，最理性的選擇也是招供。這樣一來，a、b都從利己理性出發選擇了招供這一理性行為的結果就是兩人都被判十年徒刑。而如果兩人都選擇抗拒這一違背‘經濟人’理性的非理性行為，兩人只會被判一年徒刑。這就產生了一個悖論，‘經濟人’從利己的理性出發來進行選擇的結果在客觀上有悖于利己理性本身。”如果把a和b看作一個整體，我們看到a、b各自從追逐自己利益最大化出發，結果并沒有改進整體的利益。對a、b兩人構成的整體而言，兩人同時抗拒的結果是各判一年徒刑，總共是二年，這是最佳的結果，是最符合集體利益的。“囚徒困境”表明“經濟人”假設是和現實中的許多經濟現象是不相符的。“經濟人”在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并不能自動實現象亞當·斯密所說的那樣可自動實現集體利益、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在現實經濟生活中，許多經濟主體進行惡性競爭，造成了資源的巨大浪費，帶來了經濟增長的巨大波動，降低了社會總體的福利水平。“囚徒困境”所揭示的經濟現象，并不是一個特例或是不現實的，而是存在于許多基本的社會經濟交換過程中。

“囚徒困境”表明“經濟人”假設下的個人決策行為是和現實是相沖突的。經濟人在進行個人決策時，就是在給定一個價格參數和收入的條件下，如何使個人效用最大化；個人效用函數只依賴于他自己的選擇，而不依賴于其他人的選擇；換言之，個人的最優選擇只是價格和收入的函數，而不是其他人選擇的函數。而事實上，人與人之間的選擇是相互作用的，但對單個人來講，所有其他人的行為都被“抽象”在一個參數里，這個參數就是價格。這樣，一個人作出決策時，他面臨的似乎是一個非人格化的東西，而不是面臨另外一個人(或另外一個決策主體)。總之，他既不考慮自己的選擇對別人選擇的影響，也不考慮別人選擇對自己選擇的影響。然而在囚犯困境中，個人效用函數不僅依賴于他自己的選擇而且依賴于他人的選擇；個人的最優選擇是其他人選擇的函數。

篇6

作者：曾祥云 單位：南京政治學院上海校區

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經濟哲學問題，對于它的不同回答，將決定和影響經濟學的面貌以及對其它經濟哲學問題的回答。這一論題又具體涉及到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經濟問題與非經濟問題的劃界標準是什么、經濟學內部分類的原則和依據是什么、經濟學究竟是一元的、多元的還是工具論的等一系列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經濟哲學可以在經濟學提供的解答的基礎上，作出自己的哲學分析與評價。例如，關于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經濟學說發展史上有“物質財富”說、“資源配置”說、“交換關系”說、“人類行為”說、“制度環境”說等不同認識與主張。但是，如果我們認識到，人是經濟活動的主體，離開人及其活動就無所謂經濟學，因此，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研究的初始點和終結點都無法脫離人這一主線索，無法回避人在人類經濟活動的主導作用。換言之，如果一種經濟理論無視人的存在，忽視了人的因素，那么其科學性與合理性以及它的現實指導意義，就是非常值得質疑的。而由此又必然引發對經濟理論合理性的哲學思考。又如經濟問題與非經濟問題的劃界問題。經濟學無疑是研究經濟問題的，但究竟什么是經濟問題?經濟問題與非經濟問題究竟如何區分?怎樣看待經濟問題與政治、軍事、文化、法律等之間的關系?對這些問題的考察分析，對于深化經濟理論研究，也無疑有其指導意義。二是關于經濟學預設前提的哲學質疑。科學理論研究都有其最基本的前提預設和初始概念。不言而喻，前提預設的不同必然影響到一種科學理論的建構，必然影響到一種科學理論的邏輯推導結果，也必然影響一種科學理論對于現象層面的解釋力。卡爾•波普爾指出:“如果不對假定的前提進行檢驗，將它們束之高閣，社會就會陷入僵化，信仰就會變成教條，想像就會變得呆滯，智慧就會陷入貧乏。社會如果躺在無人質疑的教條的溫床上睡大覺，就有可能漸漸爛掉。要激勵想像，運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貧瘠，要使對真理的追求(或者對正義的追求，對自我實現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須對假設質疑，向前提挑戰，至少應做到足以推動社會前進的水平。”［2］P4“經濟人”假設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和初始概念，被視為西方經濟學建立的理論基礎和開展經濟分析的基本出發點。綜觀現代西方經濟學，無論是均衡價格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和人力資本理論，還是理性預期學派、新古典綜合學派等，大多都是以“經濟人”假設為研究出發點和基本分析工具，都不由自覺地沿承和遵循著“經濟人”這一前提預設。然而，“經濟人”這一預設前提也始終遭到了來自經濟學領域內外的非議與抨擊。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人”假設片面強調追求財富的自利動機，沒有看到人類經濟行為動機的多樣性，沒有反映人的全貌，因此，“經濟人”是唯利是圖的“抽象的人”、“虛假的人”。“經濟人”假設是經濟理論中又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并且不可否認的是，這種“經濟人”假設對于現實的市場經濟社會中的各種經濟現象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對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許多積極作用和消極影響都能給出較深刻的、獨到的診斷。面對理論界對于“經濟人”假設的褒貶不一，經濟哲學有必要作出如下追問:“經濟人”假設的合理性究竟何在?它是否屬于“不證自明”?“經濟人”的存在性質和存在方式是什么?“經濟人”與“社會人”、“道德人”的聯系和區別是什么?能否將“經濟人”等同于現實的人?“經濟人”究竟是前提假設還是科學抽象?應當怎樣看待“經濟人”的地位與作用?對這一系列問題的追問與哲學解讀，對于澄清理論界在“經濟人”假設問題上的認知偏差，必將產生積極的影響。三是關于經濟理論合理性的哲學拷問。在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及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過渡的一段時期，西方經濟理論曾在我國出現嚴重的“水土不服”現象。而近幾年隨著西方一些國家出現金融危機，許多研究者又開始對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產生懷疑。由此，人們不能不對經濟理論的合理性問題展開一系列的追問:究竟什么是經濟理論的合理性?經濟理論成立的條件和依據是什么?如何看待經濟理論中的預設前提?怎樣理解經濟理論與現實經濟活動的關系?這些問題無疑要涉及到哲學的認識論和真理觀，對它們的分析解答不僅有助于人們正確認識和深入理解現實經濟現象，而且將為經濟理論研究提供有益啟迪。四是關于經濟個人主義、經濟自由主義、經濟理性主義的哲學查審。這是經濟學理論中對人們現實經濟活動有著深刻影響的、同時又與哲學理論有著密切關聯的經濟觀念或者說經濟思潮。“個人”、“自由”、“理性”既是現代經濟學理論中的基礎性概念，也與西方哲學理論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借助哲學思維方式，并以哲學理論作分析工具，不僅可以對這類經濟思潮給出深度分析與合理評判，而且對于人們樹立正確的經濟理念提供方法論指導。

二經濟哲學研究的第二條路徑或者說第二個維度，是對人類經濟活動或者說經濟行為的批判反思。哲學反思思想本身，并不意味著哲學可以放棄對現實世界的關注。哲學反思的雖是思想，但思想只能是關于思想對象的思想、關于人類現實生活世界的思想。因此，哲學在反思思想的同時，必然要觸及到對于思想所反映的對象即現實生活世界的反思。經濟活動是人類社會實踐的重要形式。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即是人們的現實經濟活動。因此，經濟哲學對經濟思想或者說經濟學理論的批判反思，必然要涉及到人類經濟實踐活動。換言之，人類經濟實踐活動必然成為經濟哲學反思的重要視域和開展經濟哲學研究的又一重要路徑。經濟哲學對于人類經濟活動或者說經濟行為的反思，并不是對現實經濟生活中各種具體經濟現象的簡單描述。現實經濟世界中各種具體的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屬于經濟學理論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它們有經濟學這門具體科學去研究。經濟哲學對于人類經濟活動的把握也是一種整體性和根本性的，它至少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一是關于人類經濟行為的總整性把握。它包括對以下問題的追問:究竟什么是經濟行為?區分經濟行為與非經濟行為的依據是什么?人類經濟行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影響人類經濟行為的主要因素究竟有哪些?等等。經濟學家大多以“自利性”或“利己性”來概括人類經濟行為的特征。問題在于:“自利性”或“利己性”究竟是不是人類經濟行為獨有的特性?“自利性”或“利己性”又究竟是不是人的本性?它是先天生成的，還是后天才有的?在人類經濟領域，是否存在純粹的完全的“自利性”或“利己性”?又是否存在“利他性”?人類經濟活動中的“自利性”或“利己性”與“利他性”，究竟是怎樣的關系?這一系列的問題，都是需要經濟哲學作出思考與回答的。二是關于非理性因素對于人們現實經濟活動的影響。經濟實踐活動作為人類社會實踐的一種重要形式，是一種有目的性的主體性社會活動，它總是在某種特定的世界觀、價值觀和特定經濟理論的指導與牽引下進行的。因此，經濟活動在本質上并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活動。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人們的經濟活動就是“完全理性”的，并不意味著非理性因素對人們的經濟活動沒有任何影響。這是因為，現實世界的人既是一個理性的人，同時又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人的實踐活動實際上是理性因素與非理性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過程。同樣，人類經濟活動也是理性因素與非理性因素相互交織的過程。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人的欲望、直覺、無意識、情緒、情感、意志、習俗等非理性因素，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經濟行為。經濟學家馬歇爾認為，經濟學應當是研究人的欲望及其滿足的科學。在他看來，一切生產要素都是作為實現和滿足欲望的手段的要素，而對人的欲望及其滿足的研究，即是對需要和消費的研究。那么，人的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究竟是如何作用和影響人的經濟行為的?我們又應當怎樣看待非理性因素對于人的經濟行為的作用、影響?非理性因素對于人的經濟行為的作用、影響，究竟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比如說習俗，我們知道，人是通過文化而實現自己的社會化的，而任何一種文化都是特定群體的文化，任何特定的文化形態、文化群體都具有其特定的價值觀、行為方式、傳統和風俗、習慣等。因此，“市場交換行為已不是單純的經濟關系的交換，同時也包含著文化關系的交換，習俗本身也是人們長期沿襲積久而成的社會文化的持有，是社會文化的一個支流，不同社會文化和亞文化構造著不同的市場習俗和行為者的文化心理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并制約著市場行為者的動機”。［3］P127－128由于非理性因素必然存在于人們的經濟活動之中，也必然對人們的經濟行為產生影響和作用，因此，經濟哲學對于人類經濟行為中非理性因素的批判反思，不僅對于深化經濟理論研究，而且對于調整和規范人們的市場經濟行為，都是很有意義的。三是對經濟自由與經濟正義的哲學省察。雖然社會科學各個具體研究領域都有對自由的特定視角的關注，但從踐行對人的終極關懷的角度來解讀和演繹“自由”，則屬哲學的題中之義。市場經濟是一種自由經濟，因此，經濟自由即是市場經濟運行的一個基本前提和根本原則。如何從哲學的高度來認識和評判經濟自由及其與經濟正義的關系?如何在經濟正義的框架下來實現人的經濟自由?經濟自由與哲學，尤其是哲學的自由觀究竟存在怎樣的內在聯系?經濟自由對于哲學及其自由觀生成的意義何在?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應當怎樣作出對于經濟自由的現實選擇?等等，這些都是經濟哲學對于經濟自由應該給予解答的問題。四是關于經濟符號的哲學解讀。哲學以其對于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關系的理性思辨而深刻啟迪著人類智慧，人類也正是在對這種最普遍關系的批判反思中，不斷提升對于整個人類世界的把握能力。而作為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關系基本表現形式的人類認識、實踐活動，都與符號現象有著密切的關聯。經濟活動作為人們現實生活世界中的一種基本活動，無疑也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符號活動。從產品包裝到CI設計，從貨幣、支票到存折、信用卡，從商標、品牌到價格、廣告等等，這一切都是人類現實經濟生活中所特有的符號形式，即便是人們在現實經濟活動中經常使用的語言文字符號、數字符號，也因其承載著某種特定的經濟信息而顯其特性。可以說，現實經濟世界即是一個符號世界。符號都是有意義、有所指的。但經濟哲學對于經濟符號的分析考察，重要的不在于符號的所指及它的意義層面，而在于符號的價值功能。人是現實經濟活動的主體，并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人又是特定文化群體的人，并具有其特定的文化觀念和文化習俗，因此，任何人類經濟活動的背后，都必然或多或少、直接或間接地刻有特定文化傳統的印記。這表明，經濟符號無疑具有其獨特的文化象征的價值，而這種文化象征價值所潛蘊的變值功能，又無疑可以成為提升商品價值、影響商品價格的重要因子。因此，經濟哲學對于經濟符號的哲學解讀、對于經濟符號內在價值的發掘和揭示，也應是經濟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視域。

三經濟哲學研究的第三條路徑或者說第三個維度，是對經濟學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批判反思。與其它科學一樣，經濟學也有它自身的獨特的相對穩定的研究方法。在西方經濟學說史上，就曾存在抽象演繹法與歷史歸納法、證實法與證偽法之爭。由于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選擇，關系到一種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指向，關系到對于人類經濟實踐活動本質的認知，關系到一種經濟理論體系的構建，因而，對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哲學查審，既是經濟哲學研究的題中之義，也是哲學為經濟學研究提供方法論牽引、有力推進經濟理論發展的重要途徑。西方經濟思想發展的歷史表明，經濟學研究方法雖因經濟學家個人的經濟觀、價值觀和研究視角不同，而呈現出多樣性和復雜性，但是，任何一種經濟學研究方法的背后，實際上都無不刻上了哲學世界觀的烙印，哲學無疑是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學理支撐和初始地平。那么，梳理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哲學背景，對經濟學研究方法合理性的恰當評估，就成為經濟哲學應有的話題，并可由這一話題進而引發對如下一些問題的思考:如何看待經濟學與哲學的關系?經濟學研究方法對于哲學理論自身的發展有什么意義?哲學對經濟學研究的意義何在?哲學應當怎樣發揮自己對于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功能優勢?等等。我們知道，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是抽象演繹法，而抽象演繹法的哲學背景即是西方理性主義傳統。在西方經濟學說史上，以批判抽象演繹法而登上經濟學論壇的歷史學派，其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歷史歸納法則無疑又是以經驗論哲學為背景的。眾所周知，在西方哲學史上，唯理論哲學遇到的最大挑戰，即是來自經驗論哲學對它的批判。因此，西方經濟學史上關于抽象演繹法與歷史歸納法的研究方法之爭，實質是西方哲學史上理性主義哲學與經驗主義哲學之爭的翻版。在西方經濟學研究中，還存在著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之爭，而這無疑又是與西方哲學史上實證主義和規范主義的影響密切相關的。主張實證分析的穆勒本人，即是實證主義哲學的一個代表人物。而隨著波普爾證偽主義哲學登上哲學舞臺，在西方經濟學研究中，證實法與證偽法之爭亦隨之而興。實際上，無論是作為實證分析學理背景的實證主義哲學，還是作為倡導證偽法哲學根據的證偽主義哲學，又無論是作為抽象演繹法哲學基礎的唯理論哲學，擬或是作為歷史歸納法哲學背景的經驗論哲學，等等，都只是被一些經濟學家簡單地“借用”于經濟理論研究的。由于這些西方哲學理論或哲學流派因其觀點本身就存在著某些片面、偏頗等不合理因素，因此，以這些哲學理論或哲學流派為背景的各種西方經濟理論或經濟學流派之間的相互論爭與攻詰，自然也就不可避免。經濟哲學對于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根本性把握及其所形成的哲學理念，對于促進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不斷完善與發展，并進而推動經濟學理論的不斷完善與發展，無疑有其獨特的方法論指導意義。經濟哲學還應當關注經濟學范式的批判反思。自庫恩提出“范式”這一概念以來，有關具體科學門類的研究范式問題，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特別關注與重視，不僅有牛頓力學研究范式、哲學研究范式之說，而且也出現了對于經濟學研究范式的分析考察。對經濟學范式的研究，無疑屬于經濟哲學的研究論域。庫恩的“范式”作為一種整體框架，對科學研究和科學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僅是開展科學活動的基礎，確立科學認識主體的整合機制，而且是科學理論自我完善的手段和工具，是實現科學革命的內在動力。因此，加強經濟學范式研究，對經濟學研究及其發展也無疑有其重要作用。但是，我們看到，有的研究者由于對“范式”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誤將經濟學流派當成了“經濟學范式”，結果變成了經濟學范式“滿天飛”。由于庫恩的“范式”概念是針對以自然現象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提出來的，因此，開展經濟學范式研究，應當首先明確什么是經濟學范式?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確定在經濟學發展史上究竟產生和形成了哪些經濟學范式?它們各自的特點又是什么?進而分析什么是經濟學的“范式轉換”?經濟學范式轉換的條件、方式又是什么?在庫恩那里，所謂范式轉換，是指新范式對舊范式的取代，且這種轉換是整體轉換，而轉換的方式即是“科學革命”。作為研究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及其發展規律的經濟科學，其范式轉換的方式又究竟是什么?如此等等，它們都是需要經濟哲學來解答的。需要指出的是，從傳統的對于哲學的理解及其相應的哲學話語體系來說，經濟倫理也無疑是經濟哲學的一個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論域。但考慮到在國內外的相關研究中，人們通常是把經濟倫理當作與經濟哲學并列的兩門哲學分支學科來看待的，同時，經濟倫理研究遠較經濟哲學研究要深入、成熟得多，且已形成相對獨立的較系統的理論體系，因此，在這里，我們并未將經濟倫理歸入經濟哲學研究的論域之列。經濟哲學或許還有其它的研究路徑和論題。國內外的經濟哲學研究仍處于探索之中，迄今為止，也遠未形成某種獲得大家一致認可的統一的經濟哲學話語體系。但基于對于哲學和經濟哲學的理解，我們認為，上述經濟哲學研究的三條基本技術路徑及其相關論題，在經濟哲學研究中應該說是相當重要的，自然也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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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法;經濟學;基礎

一、引言

現代經濟法是是多學科、多領域的大融合。尤其是較高層次上的法律與經濟在結合。德國某學者主為“經濟法就是滲透著時代精神的經濟現代法”；而在我國經濟與法學界都存在著這兩種說法，“經濟法是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是形為法，質為經濟” 。毋庸置疑，經濟學與經濟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經濟法的邏輯起點是研究經濟學基礎。本從經濟學角度來考經濟法察，發一家之言，以求教于學界同仁。

二、經濟法的內涵

1921年，蘇聯由于糧食匱乏引出新經濟政策。蘇聯的經濟法受到德國經濟法思想的很大影響，但是更重要的是與蘇聯的意識形態和經濟體制相聯系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法和蘇聯一樣，擺脫不了實質上實行的集中的體制的束縛。我國經濟法概念受大陸法系國家德國，日本以及蘇聯的影響。在我國：經濟法是國家從整體經濟發展的角度，對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管理和調控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三、經濟法地三大基本原則來經濟法的經濟學基礎

當前，在國際上以和平與發展為主旋律的背景下，各國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日益突出，大都將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根本目標。平衡和諧的經濟環境是我國加入WTO后與國際接軌的基本要求，是我國要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因此提出 了以下三大原則：

（一）營造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原則

平衡協調原則離不開一個穩定的平衡和諧環境，不能從表面上對于其進行理解與定位，要深度剖析其內在的深層次原因。經濟法所特有的功能之一就是對經濟關系進行一系列的平衡協調，然而假使簡單地將平衡協調歸屬到經濟法的基本原則中來又沒有足夠的條件，內容也不夠充分，也不能在真長意義上完全體現出經濟法的核心內容。

第一，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大環境是運動而非靜止的，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體現的并非是中庸理念，而是必須要建立在對客觀經濟規律正確認識的基礎上，是一種在客觀認識為基本前提條件下的應然的狀態。在這一經濟環境背景下，能夠實現公平、自由、秩序、效率的平衡和諧，能夠實現未來利益與當前利益的平衡和諧，組后能夠實現國家、社會以及個體之間的整體平衡和諧。

第二，“平衡和諧”能夠真正滴體現經濟法治背景下的正常經濟環境形態，并非是突出對抗，而真正要側重的是不同主體的有機配合，不僅要遵循適度的原則，更要科學合理的把握好這一度的標準。有關學者曾經指出了平衡有均等的觀點，所以不主張把其收歸經濟法的思想當中，然而我們認為這里所說的平衡，其并不能理解為是均等，而應該解釋為“不失調”，就好像人們經常說到的“生態平衡”。

第三，經濟法律的逐步建立與完善雖然代表著成績，但是其本身并不能夠代表我國社會已經形成了良好的經濟環境，因為社會經濟體系是運動的，是不斷地向前發展的，這也要求我們的經濟法制也要順應時展的潮流，要具有一定的預見性和規劃性，要能夠從立法、司法以及執法等多方面來努力建立與維持這種良好的經濟環境。

（二）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

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看，經濟資源不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相對于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要求，經濟資源可以說遠遠不夠的。當前我國身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并在誒來會長期處于這一級階段，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也是一個成長的過程。因而社會資源的分配制度也必然要側重為按勞分配，并輔助以其他多種分配制度。這種并存的、復合的分配制度首先保障了我國社會經濟資源的科學配置，其次也有利于抑制貧富差距的不斷加大。而這種分配制度也可以說是社會總體經濟效益優先，并兼顧社會各方利益實現公平的最典型表現。此外，抑制貧富兩極嚴重分化也更側重于對短缺經濟資源中生活資料的配比，也更加側重于社會的整體穩定，是社會公平的最終體現。

（三）保障社會總體經濟可持續發展原則

隨著全球經濟的快速發展，人類在得到物質滿足的同時也持續地消耗著我們的現有資源。“可持續發展”就這樣在80年代誕生了，并與90年代真正的成為了我國治國方略中的重要原則之一。可以說，可持續發展的提出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又以標識，是社會發展的全新的里程碑。可持續發展觀強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共存，明確了只有做到真正的和諧才能夠促進社會與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這一理念不僅僅從人類社會的當前利益出發，更以人類社會縱向的代際利益和諧為一個重要出發點。這種發展要在穩中求勝，而不是社會超速發展的同時不顧及自然的和諧，可持續發展強調要在連續與穩定下促進社會的高速發展。

上面的三大原則中經濟法與經濟學的關系略見一斑。接下來，我們繼續通過經濟學和經濟法的關系來看經濟法的經濟學基礎。

四、經濟法與民法的關系來看經濟法的經濟學基礎

經濟學所研究的規律和原則終究要上升到法律，經濟法的作用就是在法治社會，使經濟的運行有法律的依據，對經濟運行中的不良的東西予以規制。經濟法存在于經濟政策的規則當中，經濟政策又以經濟理論為基礎。這就意味著有效率的規則并且能夠在法律上適用，勢必會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從反壟斷法來角度來講，明確各種企業行為的動機以及經濟效果是經濟學的重要作用之所在。舉例來說，生產廠家對分銷渠道采取的垂直控制，其目的是限制競爭，還是提高經營效率，而這種行為又會產生怎么樣的經濟效果，則必須要用經濟學來加以研究，從而使反壟斷法的規則得以改善。

(一)經濟法與民法的關系

1.經濟法與民法的聯系最為密切，主要表現在：在調整對象方面，兩者都調整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這是因為作為民法重要調整對象的財產關系，實質上就是經濟關系；在法律作用方面，經濟法和民法都在保護當事人合法經濟權益，維護良好的經濟秩序方面發揮重要功能。

2.經濟法和民法作為各自獨立的法律部門，其區別主要表現在：①具體的調整對象不同。經濟法以國家在管理和協調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為調整對象，具有顯著的服從性，屬于公法范疇；民法則調整作為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以平等性為基本特征，屬于私法的范疇。②法律屬性不同。經濟法強調社會本位，以社會利益和社會責任為基本原則，著眼于維護全局的、長遠的利益；而民法則突出個體權利的本位性，強調社會個體的權利、平等和自由，能夠調動和保護個體的積極性及創造性。充分運用和體現市場競爭機制。③調整方法不同。經濟法以強制性規范為主，對違法行為綜合運用財產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三種制裁形式，具有懲罰性；民法則更多地采用任意性規范，當事人可以依法自由處分權利，對違法行為采取民事制裁形式，具有補償性。

總之，從經濟法地三大基本原則、經濟法與民法的關系來看經濟法，它都是以經濟學為基礎的。作為法律規范本身，經濟法是從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法律運動中產生的。因此，作為對經濟生活有著最直接影響的經濟法應當強調和民商法、行政法攜起手來，共同調整經濟生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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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是對經濟周期理論研究的延伸和發展。然而，長期以來，對于經濟周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對長期統計資料的整理分析來研究經濟周期的規律和特征，并根據周期時間長短的不同劃分類型。二是在此基礎上對于經濟周期形成原因的探討。這一領域產生了大量的經濟周期理論，但就解釋經濟周期的因素的屬性來分，這些理論不外乎兩類，即外生經濟周期理論和內生經濟周期理論。

上世紀70年代末，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對宏觀經濟學的主要范式IS-LM/AD-AS模型進行了激烈的批評，即所謂的“盧卡斯批評”。盧卡斯提出應當用描述經濟主體行為的基本效用函數和生產函數來建立經濟系統的基本模型，以便了解經濟主體對于政策變化所做出的實際反映。“盧卡斯批評”可以說是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家建立模型的主要驅動力量之一。

在上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之前，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集中研究需求面沖擊以解釋對充分就業的偏離。1973――1974年的石油沖擊使人們意識到實際的“供給面”沖擊對產量的決定也相當重要。另外，如果經濟主體基于他們對未來的預期進行決策，那么，需求的變化也依賴于預期的生產函數的變動，則經濟供給面的沖擊就顯得舉足輕重。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家嘗試清晰描述經濟主體面臨的實際經濟環境和各種沖擊的努力，就是從供給沖擊著手的。

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假設條件和基本前提

(一)關于沖擊的類型

根據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沖擊一般分為來自于貨幣的沖擊和來自于實際因素的沖擊，以及由預期未來生產率變化產生的消費和投資的變動引起的總需求沖擊和總供給沖擊。總需求沖擊和總供給的沖擊或兩者的組合會導致產量和就業的不穩定。其中總供給沖擊主要由五種因素引起，即一是自然環境中的一些不利變化包括地震、洪災、旱災等自然災害給農業產出帶來不利影響；二是能源價格的突然升降；三是戰爭、政治動蕩等會擾亂現有經濟的運行秩序，破壞經濟結構；四是政府干預破壞了市場激勵結構，改變了經濟主體的行為約束，使企業家才能轉向尋租活動：五是資本、勞動投入的質量改變，新的管理方法，新產品的開發及新的生產技術的引進所引起的沖擊。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將第五種因素寬泛地定義為是“技術沖擊”。

(二)關于假設條件和基本前提

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建立的基本模型是完全的瓦爾拉斯形式的，因此也被稱之為均衡經濟周期模型。這一理論的基本假設與前提有：一是經濟主體是理性的，也就是說在現有的資源約束下追求它們效用和利潤的最大化；二是理性預期假設成立；三是市場有效性假設成立：四是就業變動反映了工作時間的自愿變化，非自愿失業不存在，工作和閑暇在時間上具有高度替代性；五是貨幣中性假設。

在這些假設和前提下，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表現出來的基本特征有：一是技術沖擊替代貨幣沖擊成為主導沖擊因素；二是不再關注有關總物價水平的不完全信息；三是通過整合增長理論與波動理論打破了宏觀經濟分析中的短期與長期的二分法。

(三)關于經濟周期的形成原因

大多現代經濟周期理論對此達成共識的是：一個經濟系統存在一個相對平滑的增長過程，而對該系統的暫時沖擊會引起短期波動。納爾遜(C.C.NeIson)和普羅瑟經過研究后得出這樣的結論，“把貨幣干擾視為純短暫波動的動因，所有宏觀經濟模型對大多數產量變化永遠不能做出成功的解釋，由實際因素引起的隨機變化是任何宏觀經濟波動模型的核心因素”。

三、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基本模型及其擴展

(一)基本模型

1982年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論文與盧卡斯批評相呼應，提出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基本模型，又稱“校準模型”，即函數形式的選取和參數值的選定都是通過考察各種經濟數據進行的，最終的選擇與事實十分接近。這是一個完備的微觀經濟模型，模型中描述了經濟主體的跨期效用函數和產量的生產函數以及資本存量的實際演進過程和對經濟的沖擊等。下面筆者就對此模型簡要介紹如下：

1．代表性主體偏好：用一個柯布一道格拉斯效用函數來表示，其具體形式為：

其中：Ct、Lt分別為消費和閑暇，a為參數。他的選取是使效用函數與總體的跨期消費與閑暇選擇一致。主體是經濟理性的，具有響應經濟環境變化而變更決策的作用，從而實現個人效用最大化的能力和動機。這里假設閑暇和消費具有跨期替代性。

2．產量的決定：生產方面同樣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來表示產量的決定，其具體形式為：

其中Kt-1和Nt分別為積累的資本存量和現期勞動時數，At為與之相乘的沖擊。在實際經濟周期理論中以索洛剩余表示的生產率變動(主要是技術變化)是宏觀經濟波動的唯一來源，是外生的。其他如消費、投資、貨幣的變動都是模型內生的，是沖擊的結果，而不是周期的來源

3．資本形成

式中：Kt+1為t+1期形成的資本，Kt為t期形成的資本，6為折舊率，It為t期的凈投資。由于現期投資的形成需要一段時間，則經濟中投資量的顯著變化都將影響未來的生產能力，從而為這種所謂的建設時間的特征提供了沖擊的跨期傳播機制。

(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基本模型的擴展

即總供給――總需求模型，如圖所示

其中：RAD表示總需求曲線

RAS表示總供給曲線

模型中RAD是實際利率的減函數，RAS曲線則隨著實際利率的上升而上升，之所以呈現這種關系，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家給出了解釋。我們知道產量均衡水平與勞動總供給是相互依存的，而勞動總供給又取決于勞動者個人的勞動供給決策，則尋找影響勞動者在勞動與閑暇之間選擇的因素十分重要。盧卡斯和拉平(Rapping)(1969)提出的跨期勞動替代假設認為，隨著時間推移，勞動者選擇工作(或閑暇)要受實際工資的暫時變化的影響。而巴羅(1981)又提出實際利率對于勞動的跨期替代很重要。實際利率的增長鼓勵勞動者在當期多勞動，因為當期勞動收入的價值比未來勞動收入的價值相對上升了。因此實際利率的上升將導致勞動供給的增加，從而使產量跟著增加，結果RAS曲線就表現為圖中向右上方傾斜的曲線。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總供給一總需求模型一是在實際經濟周期模型中沒有區分長期和短期的總供給曲線，這與貨幣主義、新古典和新凱恩斯主義模型不同；二是RAS曲線上的所有點均代表勞動市場均衡，因此圖中的A點、B點、C點均與均衡就業率相一致：三是由于產量與就業的波動被視為自然水平的波動，穩定政策就沒有意義；四是產量和就業的波動是主要源于技術沖擊的RAS曲線的移動。

四、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理論貢獻及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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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會計準則　制定　演化經濟學

Paul　A.Volcker(2001)指出，高質量的財務報告依賴于會計準則、會計與審計實踐以及立法和管制，而后兩部分可以歸納為會計準則的實施問題。可見，高質量會計標準即會計準則是生成高質量財務報告的基礎，實施有力的會計準則執行機制是生成高質量財務報告的保證。美國次貸危機(Sub-prime mortgage crisis)的爆發，再次引發了人們對制定高質量會計準則的關注。

一、會計準則制定研究述評

(一)會計準則制定基礎(導向)會計準則制定基礎也被稱作會計準則制定導向，其涉及了在會計準則范圍內的會計政策的選擇空間。在國外傾向性的觀點是原則基礎的會計準則優于規則基礎的會計準則。Mason,Gibbins(1991)認為，原則基礎的會計準則從總體上優于規則基礎，更有利于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如果會計準則是規則導向的，那些期望在會計準則上獲取自我利益的組織，就有了可以進行“對策”的目標與方式(Lys、Vincent，1995)。Engle(1999)闡述了管理者利用會計準則形式規避經濟交易實質的行為。安然事件后，國外對會計準則的原則基礎和規則基礎的研究可謂數不勝數。Nelson等(2002)通過問卷調查研究得出結論，從業者包括公司會計師、注冊會計師更偏愛具體的會計標準。Dye(2002)的研究進一步證實了Nelson的觀點。Nelson(2003)通過對上市公司管理層及審計師的問卷調查得出結論，會計準則越具體，管理層越可能通過交易進行利潤操縱oWebster，Thomton(2004)以加拿大資本市場為例，發現原則基礎的會計準則及其所賦予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空間有助于提高財務報告盈利質量。我國會計學者對會計準則制定基礎的討論主要是在安然事件之后。葛家澍(2002)對會計準則制定基礎作了一個概括性描述，他認為制定一項高質量會計準則，其指導思想是規則基礎還是原則基礎，是一個有爭議而必須通過反復實踐才能回答的問題。關于“原則基礎或規則基礎哪個更優”的討論研究文獻有很多。如平來祿、劉峰、雷科羅(2003)從自利經濟人假定出發，推斷出：如果準則是規則導向的，這表明那些期望在運用會計準則中牟取私利的人就有了可借鑒的方式；如果采納原則導向不給定具體的政策界限，當存在利益沖突時，最終只能訴求道德操守，這顯然有違經濟學自利經濟人的基本前提，其長期有效性程度也值得關注。同時吸取原則和規則的優點，以目標為導向制定我國會計準則(路德明、邱昱芳，2003裘宗舜、李栗，2004；林鐘高、韓立軍，2005；張美霞,2005)，他們認為，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出的“目標導向”為最優的制定模式還有待于實踐的檢驗，但同時吸取原則和規則的優點，以目標為核心制定與我國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準則這種思路是可取的。從會計監管的視角，洪劍峭、婁賀統(2004)提出，會計準則的制定基礎與會計監管的有效程度相關，準則基礎的變遷應該與具體的會計監管環境相適應。基于政治學視角，張力、陳許高(2007)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制定導向的內生性、會計準則的形成機理及財務舞弊行為的責任認定等角度探討了我國當前會計準則制定導向的選擇，認為規則導向的會計準則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這些研究多是從理論層面進行規范分析，沒有取得嚴格的實證證據作為支撐。魏明海(2005)從理論推演和數據實證兩方面得出結論，我國會計準則制定要選擇基于原則基礎的規則基礎。

(二)會計準則制定主體Carey(1969)反對將上市公司會計規則的制定權賦予聯邦貿易委員會這個政府管制機構。以GeorgeMay為首的，與紐約證券交易所合作的專門委員會(A special eomnnttee On co-operat ionwith stock exchanges)1932年向股票上市委員會提交了一封信，該信建議紐約證券交易所應要求上市公司遵循基本原則，這些原則應當由包括公司管理人員、律師、會計師等的專家委員會經過研究后確定(Zeff，1972)。Nolan(1972)認為，眾多的規則必須由像FASB這樣的機構來制定。Most(1986)提出，會計準則應該由一個研究型組織制定，一個合適的研究型組織應該包括學術界的優秀人才，并得到職業界和產業界的資助。我國關于會汁準則制定主體的大部分研究結果并不支持完全由政府及相關機構制定會計準則。按照“無知之幕”的要求：準則制定者應該是毫無自身利益要求的無利益關系人(薛云奎，1999)。陳冬華、陳信元(2003)在對世紀星源案例的研究中發現，會計會計準則的制定不僅僅是技術問題，而且是關乎利益協調的政治問題，利益相關者應參與會計準則制定。纂好東、楊志強(2003)，吳聯生(2004)的實證調查數據結果顯示被調查者大都贊成利益相關者參與會計準則的制定。基于博弈分析，林鐘高、韓立軍(2005)，高筠燕、盧銳(2005)指出，政府在準則制定權的博弈中處于強勢地位，會計準則制定權合約配置應以政府為主導、民間機構為輔助的結合方式。王建新(2001；2005)，張嘉興、張俊民(2006)，宋英慧、高銘(2007)，李寧(2007)，李桂榮(2007)，林鐘高、徐虹(2007)也分別從會計準則制定權的博弈視角、游說視角、創造性會計視角、熵理論視角進行了研究，結果也表明利益相關者應該更廣泛地參與會計準則制定。但是粱爽(2005)運用產權經濟學等理論，分析了有效會計準則制定機構應具備權威性、效益性和公正性的特征，得出了我國會計準則制定機構(財政部會計司)是一種有效的會計準則制定機構的結論。劉浩、孫錚(2005)從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所有權理論出發，對會計準則制定權的歸屬提出經濟解釋，為了遏制經理的的“特定控制權收益”，政府擁有了會計準則的制定權，而經理僅擁有了在會計準則框架內做出會計判斷的權利。

(三)會計準則制定程序楊有紅(1999)認為，將經濟后果博弈機制引入會計準則制定過程并建立高度標準化的會計準則制定程序。由于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機構的博弈機制缺乏獨立性(王建新，2001)，在這種博弈機制下，準則的博弈程序流于形式，征求意見往往難以得到重視，即使得到重視也難在準則中有體現。在借鑒FAsB和IASB的會計準則應循程序的基礎上，2003年財政部頒發了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程序，從此，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程序分為立項階段、起草階段、公開征求意見階段和階段四個階段。遵守公開的應循程序，對擬立項的準則公開討論意見稿或舉行聽證會，并將有關的問題、原則和方法、相關理論等全部加以公開，在

制定過程中最大限度的讓各利益集團參與并發表意見(裘宗舜、韓洪靈，2003)。基于演化經濟學理論，林鐘高、徐虹(2007)提出，建立會計準則征求意見稿反饋系統，讓會計準則制定能夠更多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這些文獻研究結果表明向利益相關者公開會計準則制定程序的程度仍然不足。在會計準則制定的研究過程中，學者們較多地采用了制度經濟學理論對會計準則制定模式進行研究，代表性的理論有交易成本理論、契約理論、產權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運用這些理論研究會計準則制定問題，有利于得出更清晰的結論，但這些理論屬于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新古典經濟學是以經典物理學的力學方法為基本的分析方法，以簡單的均衡決定論來分析復雜的經濟問題。新古典經濟學的企業黑箱理論將企業簡化為一點，并在給定各種偏好、技術、制度等參數的情況下，靜態地對經濟過程進行分析。但隨著社會的發展，恰恰是這些給定的參數，對企業及經濟的發展會產生重要的影響，經濟是不斷向前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的涌現勢必要求會計準則隨之演化，因此，會計準則的制定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然而新古典經濟學的以原子論和機械力學為隱喻的靜態均衡分析方法并不能真實地表現會計準則制定基礎、主體、程序等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也不能反映外界環境變化對會計準則制定的影響。所以，使用傳統制度經濟學方法很難對會計準則制定進行動態分析，于是也就難以制定出高質量的會計準則。演化經濟學理論是針對動態過程的演化分析方法，以此為基礎對會計準則制定進行研究將是一種嶄新的思路。

二、演化經濟學的起源和發展

(一)傳統的演化經濟學思想　在早期的經濟理論中，演化思想就大量存在。馬克斯把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視為一種動態的演化體系，這種演化的動力來自于他提出的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即生產力的發展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馬歇爾(1948)曾指出，“經濟過程是動態演化的，經濟學家的麥加(Mecca)應當是經濟生物學……。”凡渤倫在《有閑階級論》中提到了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思想，1898年，在他著名的論文中“為什么經濟學不是一門演化科學?’宣布了制度主義的“演化經濟學”研究議程。另外，熊彼特在其《全至濟發展理論》中提出了一個旨在解釋經濟變遷和社會進步的演化經濟學框架。阿爾欽在《不確定性、生物進化與經濟理論》一文中，以其特有的理論視角，對經濟演化理論做了開創性的研究工作。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提出了“社會秩序可以自發或自由演化”的制度演化學說。

(二)現代演化經濟學的發展　1981年博爾丁出版了《演化經濟學》，1982年納爾遜和溫特出版了《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標志著現代演化經濟學的誕生。進入20世紀90年代，有關演化經濟學研究的文獻激增，1991年，《演化經濟學》雜志正式誕生，同時，主流期刊也對有關演化經濟學的文章充滿興趣。2011世紀90年代以來，演化經濟學方法及其理論在技術創新研究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學者們針對學習、模仿等技術擴散過程，經驗的漸進積累過程以及學習模式等問題構建了演化模型，并由此建立了從微觀范疇到宏觀領域的技術創新理論。此外，演化經濟理論在社會規則和制度的起源與變化、經濟演化過程中的路徑依賴現象、技術的變化及其對人口和社會福利的影響、經濟行為主體的行為動機及其理解等方面的研究，也在不同層次上展開了。同時，一些諸如自組織理論、演化博弈論、實驗經濟學、混沌理論和非線性動力學等分析工具也在演化經濟模型中不斷涌現，使得研究對象的發雜性與分析工具之間有了很好的一致性(陳勁、王煥祥，2008)。2000年波茨出版了《新的演化微觀經濟學――復雜性、能力和適應》，該書是演化經濟--學領域內最早的一本個人專著，其建立了一個以“連接為基本分析范疇的演化微觀經濟學框架。這些研究的發展趨勢表明，演化經濟學理論已經成為分析和描述復雜經濟現象和研究制度變革發展的重要理論。

三、會計準則制定的演化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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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伴隨著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從環境資源的產權的角度出發也已經成為研究和分析環境問題的新方法。通過對環境產權的性質分析可以看出，作為公共物品的環境在一定條件下具有強烈的外部性，環境產權也就具有了排他性和競爭性。我國自然資源產權存在的諸多問題都與產權制度安排或制度缺失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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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分析范式，新制度經濟學擺脫了新古典經濟學忽視制度的弊端，繼承了制度學派的傳統，把制度作為經濟分析的內生變量，在宏觀和微觀層面對經濟行為進行了深入地研究，從而開辟了一條新的經濟分析道路。伴隨著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從環境資源的產權的角度出發也已經成為研究和分析環境問題的新方法。環境產權制度主要包括自然資源產權制度和排污權交易制度。

一、環境產權理論的經濟學基礎

產權是新制度經濟學中的核心概念。它反映了產權主體對客體的權利，包括財產的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和收益權等。德姆塞茨認為，產權是能夠幫助一個人形成他與其他人進行交易時的合理預期，并引導人們實現將外部性內在化的社會工具。羅伯特•考特和托馬斯•尤倫從法律的角度，認為“產權是一組權利，這些權利描述一個人對其所有的資源可以做些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他可以占有、使用、改變、饋贈、轉讓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財產的范圍。”［1］也就是說，產權既是一種權利，又是一種自由。產權界定的實質是財產權利的配置,不同的產權界定方式不僅影響經濟活動的效率，而且影響財產分配的公平。產權得到明確界定的意義在于，至少使能夠給他人帶來利益的人能得到受益者的認可和回報，使損害他人利益的人給予受害者一定的補償。因此，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強調了權利的界定和權利的安排在經濟交易中的重要性，并認為即便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也只有在對產權有明確的界定后，才能發揮作用。因此，“權利的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基本前提”，只要產權不明確，外部害就不可避免，只有在明確界定產權的基礎上，利用市場機制，才能有效地消除外部性。

產權理論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產權交易。人們進行產權交易的原因就在于不同主體對同一物品的經濟價值會有不同的評價，即它可以給不同的主體帶來不同的收益。科斯認為，在零交易成本的環境中，產權交易在清晰的產權界定的基礎上可以實現資源利用的最優。當然，現實中的交易不可能沒有成本。因此，不同的產權的結構設計可以帶來不同的效率，而作為權利最基本的反映形式，法律的重要性得以凸顯。

二、環境產權的性質

人們一般傾向于環境產權是典型的公有產權，所以環境產權應該表現出非排他性。但是從現實生活中，我們不難發現環境產權并非是完全的非排他產權。例如，清新的空氣，在鄉村和城郊是完全非排他、非競爭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享用，阻止其他人享有沒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并且增加一個人的享用也不會影響其他人的效用；但在擁擠的城市，隨處呼吸到清新的空氣就不是人人都可以免費享受得到的，特別是在大氣污染較為嚴重的大都市，只有居住在生態環境較好、人口密度較低的社區才能自由呼吸到清新的空氣，因此，清新空氣在大規模人群中具有了排他性和競爭性。簡言之，環境作為一種自然——人工復合生態系統，必須受到自然法則的約束。一旦超過環境容量，環境的排他性則明顯表現出來。因此，我們可以說環境產權的排他性源于稀缺，一旦清潔的空氣、潔凈的水源、安全健康的生存條件成為稀缺，環境資源就會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環境產權的排他性和競爭性也由此產生。

三、產權理論對環境問題的解決范圍

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之作的《社會成本問題》對產權的研究就是從環境問題入手的。文章通過對許多環境問題的案例展開經濟學分析，最后得出了學界非常熟悉的科斯定理。產權理論是用經濟學方法研究外部效應問題制度根源的一條重要思路，而環境問題正是經濟活動外部不經濟性的具體體現，因此，環境問題是產權理論研究的起點和重要的應用領域，而產權理論又為分析導致環境破壞的權利安排過程提供了理論基礎。但由于對科斯定理在理解上的不同，導致了理論界對環境資源產權的許多不同觀點。市場理性學者對科斯定理的實用性深信不疑，他們認為所有的資源與環境問題,都可以通過產權途徑去解決，其代表人物有安德森、利爾、史密斯和古帕塔等。安德森和利爾合著的《從相克到相生——經濟與環保的共生策略》一書是市場理性學者的代表作。該書的基本思想是環境是一種資產，圍繞環境資源是可以建立界定完善的產權制度的。環境資源的所有者可以通過自由市場機制來確保經濟與環境的共生。因此自由市場機制是替代環境管理中“專家戰略”與“政府控制戰略”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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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學者對產權制度完全解決環境問題表示懷疑，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些環境資源的產權是難以界定的。環境產權的界定不同于一般物品的產權界定。環境產權是一種十分特殊的財產權利，其與一般財產權是有嚴格區分的。一般財產權利強調財產所有權人對財產的所有、使用、處分及收益權，集中反映財產主體的權利；而環境產權則既強調權利主體對環境資源的權利，同時還必須強調權利主體對環境資源的管理責任。其原因是：

1.環境資源存在著嚴重的外部性問題，而一般財產不存在外部性問題。環境污染一旦形成，公眾就會遭受損害。因此，環境資源的權利主體可以放棄對環境資源的利用權利，但不能推卸管理環境資源的責任。

2.環境資源是一種十分珍貴的自然財富，它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逆轉性。環境污染之后形成的某些物種的滅絕，人類無法使其再生,每一種物種的滅絕都意味著人類失去了一筆寶貴財富。

3.對環境資源的破壞或保護不僅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而且對于整個人類的生存環境、人類健康及其生活質量的保障都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從長遠來看，任何一個國家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都是得不償失的。我們可以失去發展機會，但卻不能失去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

四、我國環境產權制度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及解決方向——以自然資源產權為例

1.自然資源產權主體虛置

現行憲法規定“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規定屬于集體所有的森林和山嶺、草原、荒地除外并進一步對基礎性自然資源—土地的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范圍作了明確界定。但名義上的集體所有在實踐中逐漸為國家所有吸收。國家所有看似產權清晰，實則不然。在資源的管理和利用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系是委托—，所有者與經營者職能發生了分離。但是，這種公有制基礎上的委托—關系與私有制基礎上的委托—關系是根本不同的，前者缺乏明確人格化的所有者，自然資源及其收益從理論上講屬于全體人民或有關集體，但它們卻沒有支配、轉讓等產權所有者所應有的任何權利。產權界定即產權關系的不明晰。

2.自然資源產權交易制度缺失

憲法對自然資源所有權主體資格的規定與限制，使其他主體無法進入，沒有多元所有權主體的參與，自然資源的不可交易也就成為現實。所有權主體的二元結構決定了中國的自然資源不可能進入市場，即使有可能進入也是殘缺和不完全的，這也正是中國自然資源市場無法發育的根本原因。排斥了交易，使用也就失去了價值，使用的不經濟性也就成為必然。

3.產權結構的設計不盡合理，使用權和經營權安排亟待改進

我國自然資源的所有權階段主要是國有產權形式。在此基礎上，人們形成了“公有公用”的概念和邏輯。這種“公有公用”在實踐中造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我國森林大面積的被砍伐，草原普遍退化等，均可以在這里找到原因。對于自然資源而言，哪些正負外部性很大、緊缺和對一個國家經濟有重要影響及具有自然壟斷特征的資源，如稀缺的礦產資源，生態濕地等，都需要以強制性的公共產權的形式來安排其所有權，而那些排他性、競爭性較強的，如一般的商品林、荒地、普通的小型礦產資源等，可以通過私人所有的產權安排增加市場的競爭力及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

五、結論

筆者認為我國環境資源產權制度改革的一個基本思路就是：從單一的自然資源所有權到建立多元化的所有權體系，逐步完善產權交易體系，前者是基礎，后者是關鍵。對于具有重要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而且產權界限比較清晰的自然資源，如森林、草原、礦山等，在平衡公共利益和所有者利益的前提下，根據使用、經營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大小，將其所有權拍賣給不同的市場主體，包括國家、地方政府、企業和個人；對于產權邊界模糊、界定成本過高、外部性較強的自然資源，如海洋水產資源，地下淡水資源、石油等，應當繼續以公共產權主體為所有者，由統一的機構組織單獨管理，改變過去的政出多門的所有權結構。

參考文獻：

［1］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美）．法和經濟學［M］.張軍,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

［2］泰瑞•安德森,堂納德•利爾（美）．從相克到相生——經濟與環保的共生策略［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