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第一定律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經濟學第一定律，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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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Gresham's Law is proposed, economists focused on the law's effect on economy, otherwise they paid less attention to establishing conditions. At present, all analysis focus on these conditions such as information asymmetry, bad money having value, enormous amount of bad money, equality of exchange price between good and bad money. However, these conditions are not sufficient, the law should meet several other conditions to play a role.

關鍵詞： 格雷欣定律；鑄幣貶值；成立條件

Key words: Gresham's Law；coin devaluation；establishing conditions

中圖分類號：F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2）15-0138-02

0引言

格雷欣定律，即經濟學中的“劣幣驅逐良幣定律”，該定律指出：在金屬鑄幣流通條件下，不足值、貴金屬含量低的貨幣與足值的貨幣在同一市場流通時，不足值的劣幣會逐漸取代足值的良幣而行使貨幣基本職能，特別是價值尺度和支付、流通手段職能。

這一定律最早由英國經濟學家H.D.馬克勞伊德(H.D.Macleod) 于1858年在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基礎》中首先提出。自該定律提出以來，一些學者首先討論該定律的確切含義，一種意見認為該定律指在金本位制條件下不足值的劣幣驅逐了足值的良幣，另一種觀點認為是指在金銀復本位制條件下具有貶值趨勢的金（銀）幣取代具有升值傾向的銀（金）幣。大多數經濟學家同意前一種觀點，而且通過歷史分析也能說明格雷欣定律所描述的真正經濟問題。

另外一些學者將定律應用于除經濟學外的其他領域中，然而經濟學界只將分析的重點集中于該定律對貨幣流通的影響，對其成立的條件卻缺少系統的分析。

1目前格雷欣定律成立條件的總結

目前國內外經濟學者對格雷欣定律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格雷欣定律到底論述的是單幣流通問題還是雙幣流通問題、該定律對經濟中貨幣流通的影響，還有一些學者討論了該定律在社會中的其他應用，但對該定律在什么條件下成立的討論卻很少。

本文將眾多學者的觀點進行分析，可以將這些觀點總結分為以下四個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信息不對稱，即在市場上同時流通良、劣幣，但由于劣幣與良幣圖案、形狀、重量一致，多數市場交易者無法辨認劣幣或劣幣的貴金屬含量，只有劣幣鑄造者才能辨別，這就形成鑄幣者與交易者之間有關劣幣的信息不對稱。這樣劣幣在進入流通被用于支付時，交易對方由于無法辨認而接受劣幣，從而良幣逐漸退出流通領域而用于貯藏或其他商業用途。

第二種觀點是與良幣同時流通的劣幣因具有貴金屬含量而有價值，這樣劣幣可以代替良幣行使流通、支付手段職能而進入流通領域，致使良幣被貯藏或轉為其他商業用途。

這種觀點認為良劣、幣的最主要區別是劣幣不具有貯藏職能而良幣具有貯藏功能，所以劣幣只能在流通領域中行使支付或流通手段職能，在現實經濟體系中流通的貨幣大多是劣幣，從而實現對良幣的驅逐。

第三種觀點是市場中劣幣處于被動接受狀態，即劣幣的量要多到幾乎沒有良幣存在，這樣在缺乏良幣的情況下交易者不得不接受不足值的劣幣，從而導致劣幣驅逐良幣。

第四種觀點是由蒙代爾教授提出的：若良、劣幣交換價格相等，即如果兩種貨幣都是法幣，可以定價地用于支付或清償債務，則劣幣將驅逐良幣。

同時蒙代爾指出只要劣幣未能滿足經濟總的貨幣需求，則部分被驅逐的良幣將重新進入流通領域，這說明劣幣要能完全驅逐良幣，其數量應足夠多到滿足社會貨幣需求，否則只會部分驅逐良幣，形成良、劣幣共同流通的局面。

2對各成立條件的再分析

首先分析第一種觀點：良、劣幣存在信息不對稱。如果僅僅存在良、劣幣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就斷定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是不準確的。因為信息不對稱在日常交易支付過程中會隨時間自動消失。在彼得·伯恩斯坦《黃金簡史》中曾表明，有一些商人擁有試金石，可以通過試金石在鑄幣上的劃痕深淺、色澤來辨別鑄幣的成色。一些金銀匠也具有這項技術，同樣可以輕松檢驗出鑄幣的成色。①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商人和金銀匠不會按照面值接受劣幣，他們只可能按照劣幣中實際貴金屬含量打折接受支付。這樣交易行為消除了信息不對稱，而且這一結果必然會被大多交易者獲悉。金屬鑄幣歷史上，在英格蘭伊麗莎白一世時期，曾有人建議用銅作幣材鑄造小面額貨幣以滿足日常交易中的小額支付，但女王認為用賤金屬銅作為幣材有損皇家威嚴而采用銀。當小面額的銀幣進入流通市場后，政府很快發現這些小面額的銀鑄幣出現短缺。為了彌補小面額的銀鑄幣的不足，政府不得已授權一些商人發行銅質貿易憑證。一些商人發行了貶值的劣質貿易憑證，但是發行者自己卻拒絕接受這些貶值的偽劣貿易憑證。這說明良、劣幣的不對稱信息在市場中不會長久存在，即信息的不對稱不會使格雷欣定律發生作用。

第二種觀點認為劣幣具有價值，可以行使支付和流通手段職能，但不具有貯藏職能。因此當劣幣進入流通時，多余的良幣將被收藏、熔化后做成工藝品甚至出口。這一觀點也不充分，因為劣幣進入流通領域后，良幣能否退出流通而行使貯藏職能主要取決于市場上貨幣的總供求是否均衡。

這是因為：首先，要實現劣幣驅逐良幣、良幣退出而被收藏，其條件必然是市場流通中由良、劣幣共同形成的貨幣供給量要大于貨幣需求量，②良幣才可能退出流通領域，否則良幣退出流通將引起通貨緊縮，從而良幣重新進入市場充當支付流通手段；其次，如果劣幣驅逐良幣定律成立，則良幣被貯藏或出口，但退出流通的良幣的數量應該剛好與進入流通的劣幣的數量相當，否則將引起物價的變動。

比如，當良幣的退出量大于劣幣的流通量將引起物價的下跌，③從而改善本國貿易條件使得出口擴大，此時會引起貨幣的流入，增加貨幣供給量。而增加的貨幣大多為國外進口的良幣，在這種情況下有可能出現良幣驅逐劣幣；再次，當使用劣幣對外支付時若國外交易者拒絕接受劣幣，則劣幣被退回、良幣對外支付，這將導致本國劣幣增加、良幣減少。

第三種觀點指出劣幣的數量多到不得不接受的狀態，即市場中基本無良幣流通，這個觀點也是不充分的。它把格雷欣定律作用的結果當做了前提條件，該觀點無法解釋劣幣是如何從一開始進入流通，又是如何實現對良幣的驅逐？而且，既使劣幣的量不是絕對多數同樣可以發生劣幣替代良幣，只不過此時發生的是部分替代。當然，“被迫接受劣幣”在鑄幣史上確實出現過。

在1618-1648年神圣羅馬帝國三十年戰爭（也稱歐洲大陸三十年戰爭）期間，羅馬帝國為了獲得更多的軍費支出曾對輔幣切削或摻假，同時憑借羅馬貨幣在鄰國的強大購買力而兌換鄰國的良幣，另外還誘騙公眾用良幣兌換劣幣，這一行為造成鄰國被迫降低鑄幣成色。其原因應該是羅馬鑄幣在鄰國市場可以流通，即格雷欣定律在鄰國市場起了作用，但這個例證不能解釋劣幣驅逐良幣是如何形成的。

第四種觀點是蒙代爾教授在其論文《格雷欣法則在貨幣史上的運用和濫用》中明確指出的：“若（劣幣與良幣）交換價格相等，則賤幣驅逐貴幣。比如，如果兩種貨幣都是法幣，可以等價用于償還債務或買賣支付，那么劣幣將驅逐良幣。”④然而在分析第一種觀點時，本文曾指出在歷史上曾有一些精明的金銀匠和商人擁有試金石，憑借試金石他們在按照貴金屬實際含量打折時會接受劣幣。這表明既使在劣幣與良幣的交換價格不一致時，只要能夠檢驗劣幣的實際貴金屬含量，而且劣幣可以在打折支付時是可以流通的，并非滿足良劣幣交換價格相等才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

3格雷欣定律起作用的充分條件

本文認為，在分析格雷欣定律成立條件時，重點是解釋劣幣如何進入流通領域且劣幣如何增加、良幣如何減少的。不管推動這一結果的力量是政府的強制作用還是交易者的自愿接受。政府肯定希望民眾接受劣幣，因為通過一定良幣鑄造更多劣幣的方式可以使政府獲得更多的鑄幣稅。對于交易者本人，本文認為交易者本人愿意接受不足值、貴金屬含量低劣幣的原因是：在交易過程中如果出現小面額交易支付需求而又缺乏小面額良幣的情況下，交易者一般會愿意接受按實際貴金屬含量打折支付的劣幣，而且一定是打折支付。雖然英格蘭經濟學家古爾德（1970）曾舉例說明，民眾認為將純銀交給鑄幣廠來換取重鑄的劣幣時由于獲得更多數量的劣幣而增加了名義收入，但是民眾很快就會發現由于物價的上漲或必須打折支付，他手中的劣幣的購買力下降了。

因此，通過對上述幾種觀點的分析，本文認為以下四個條件是充分的：

①在同一個市場中流通的劣幣和良幣同時都是法幣，都具有無限法償能力；

②當劣幣鑄造并進入流通領域后所形成的貨幣總額超過貨幣需求總額；

③市場流通中存在大量小額交易活動且缺乏小面額良幣用來進行支付；

④劣幣可以很容易鑒定成色且很便利地按照貴金屬實際含量打折支付。在同時滿足上述四個條件時格雷欣定律將發生作用，即劣幣進入流通領域行使支付、流通手段職能，良幣退出流通領域轉為貯藏，實現劣幣驅逐良幣。

4結論

通過對各成立條件的再分析以及相應例證的解釋，格雷欣定律發生作用的條件是很嚴格的，并非現有文獻所指出的僅僅存在信息不對稱、良劣幣同時具有價值、劣幣的數量足夠多或良劣幣交換價格相等等條件就可以滿足劣幣驅逐良幣。本文分析的結果認為必須同時滿足良劣幣同時都是法幣、都具有無限法償能力、良劣幣共同形成的貨幣供給超過市場貨幣需求、流通中缺乏小面額鑄幣以及劣幣成色容易鑒定且可以按貴金屬含量打折支付這四個條件才能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缺少了任何一個條件，都有可能使得格雷欣定律失效，甚至會形成良幣驅逐劣幣。

注釋：

①商人大多都有試金石，可以非常方便地檢驗鑄幣成色。詳情查閱彼得·伯恩斯坦《黃金簡史》，P97-98.

②蒙代爾在《格雷欣法則在貨幣史上的運用和濫用》中指出：“新舊兩種鑄幣的外部價值不同并不意味著在均衡狀態下二者不能一起流通.只要磨損的舊幣無法滿足總的貨幣需求，新舊鑄幣就能夠且必然一起流通.”P83.

③良幣流出國境不一定必然帶來物價的下降，還要考察劣幣的增加引起物價上漲的影響.不考慮其他因素的影響，最終物價的變化要由兩者來決定.

④蒙代爾《格雷欣法則在貨幣史上的運用和濫用》，《蒙代爾經濟學文集》（第六卷），P82.

參考文獻：

[1]羅伯特·蒙代爾.蒙代爾經濟學文集—第六卷國際貨幣：過去、現在和未來.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

[2]彼得·L.伯恩斯坦.黃金簡史.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

[3]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西歐金融史.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7.

[4]管清友.牛頓和英國金本位制.當代金融家，2006，（11）.

[5]約翰·F.喬恩.貨幣史—從公元800年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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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學教材 教材特點 教學思考

在我國圖書市場上，經濟學教材可謂是供大于求了。現代經濟學以特有的魅力吸引著更多的讀者和作者，經濟學思維在我國廣為流傳并深入人心;同時，現代經濟學對教師講授經濟學課程提出更高要求，為學生學懂、學好經濟學，既提供了便利又設置了諸多障礙。

經濟學教材版本繁多

有教育部推薦系列，有清華北大系列、有北方系列、南方系列、還有各高校自己的系列。質量參差不齊，特色各有千秋。而作為初學者，可能不會判斷哪本適合自己，哪本不適合自己。教師應該為學生選擇權威的經濟學家寫的最新版的教科書。因為權威的經濟學家對理論的把握準確，能深入淺出地寫出主流經濟學的原理與政策和經濟學的最新成果，而且因為權威的經濟學家最注重自己的名聲，他們沒有必要靠出一本新書來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也不可能為了稿費而濫竽充數地出書，他們的聲譽就是質量的代號，而且名字就是一種品牌。當然還有一種人編寫的經濟學教材不得不被重視，就是在教學第一線講授經濟學十幾年的教師編寫的教材，這種教材最有針對性，最懂怎樣的編寫體例適合學生的思維邏輯，這樣的教材集各大家之所長最利于學生入門 ，利于啟發年輕教師如何講授經濟學。

體系繁多綱目各異

有的書把“消費者行為理論”歸為“需求理論”，有的書把“廠商理論”寫成為“市場理論”前后順序顛倒。作為教師要知道萬變不離其宗的道理，首先做到博覽群書清晰地掌握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尤其是注意上好“經濟學概論”這門課，這有兩個目的:一是把經濟學結構展現給學生，使學生認清經濟學的“基礎”、“結構”、“門道”和“高度”，為以后學生學習奠定了基礎。二是把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發展脈絡、學生可能遇到的思維障礙交代給學生，使學生迅速克服思維定勢，為后續順利學習打下基礎。

同一原理或定律表述方式繁多且內容不盡相同

奧肯定律在曼昆的《宏觀經濟學》里是這樣表述的:“如果失業率保持不變，實際增長率3%左右。這種正常的增長率是由于人口增長、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引起的。此外，失業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實際GDP減少2個百分點”;在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里是這樣表述的:“當經濟擺脫一次衰退時，產量增加的比例高于就業增加的比例，當經濟進入一次衰退時，產量減少的比例高于就業減少的比例。……就業每增加1%，產量增加3%”;在多恩布什和費希爾的《宏觀經濟學》里是這樣表述的:“當增長高于2.25%的趨勢增長率時，失業率是下降的。尤其是，對應實際GDP增長在一年內持續高于趨勢增長率的每一個百分點，失業率會下降半個百分點”;在宋承先《現代西方經濟學》里是這樣表述的:“假如GNP*(潛在的)的增長率為X%，當一年的事實上的GNP的增長率超過GNP*的增長率2.5%，可以使失業率降低1%”;在梁小民的《西方經濟學教程》里是這樣表述的:“失業率每增加1%，則實際國民收入減少2.5%;反之，失業率每減少1%，則實際國民收入增加2.5%”。

關于奧肯定律的條件，多數教材并未提及，有的教材只是間接論述一點，學生須在字里行間理解其中的含義。這就要求教師在講課時把這種種說法都羅列出來，為以后學生看書指明方向。然后給學生總結:奧肯定律給出了失業率變化與增長率變化的反向關系，并且增長率變化比失業率變化的快。至于數字和條件的差異，教師應綜合各種教材的敘述為學生答疑解惑:在理解這一規律時應該注意:失業率與實際國民收入增長率之間是1:2.5的關系是一個平均數，是根據經驗統計資料得出來的。在不同的時期并不完全相同。在20世紀60年代，這一比率是1:3;在20世紀70年代，這一比率是1:2.5~2.7;在20世紀80年代，這一比率是1:2.5~2.9;目前許多美國經濟學家認為，這個比率已降到1:2。奧肯定律，主要適用于沒有實現充分就業情況，即失業率是周期性失業的失業率。在實現了充分就業的情況下，自然失業率與實際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這一關系就要弱的多，一般估算1:0.76左右。教師必須瀏覽各種版本的教材，從中歸納出前后一貫不失邏輯的綜合論述交待給學生。同時還說明經濟學教材原理、定律的闡述需要統一。

同一概念稱謂繁多

同一個概念在同一本書里說法前后不一，同一個概念在不同的書里定義不同。看起來前后矛盾。使學生學習起來疑問很多。如學生經常問:為什么GNP在國民收入核算中把它分解為國民凈產值(NNP)、國民收入(NI)、私人收入(PI)、個人可支配收入(DI)，但在以后論述中本來應該是“國民收入”的地方卻說成“總供給”呢?是“GNP”的地方卻說成“國民收入”呢?是“國民收入”的地方怎么又說成是“總產出”呢?個別教科書對這些問題做了事先規定或說明，但絕大部分教科書尤其是翻譯過來的教科書都未做出明確的解釋，似乎認為學生本該知道這些。教師在講國民收入分解時，就該強調只有在核算理論中才區分這些收入，在以后講國民收入變動規律時，以上所說的概念都認為是同意語。因為一些常數的差別不影響變動規律，對這些宏觀總量本質上的一致性要作進一步的解釋和說明。

再如:“邊際利潤”的概念，有的書叫它“貢獻利潤”，有的書叫它“增量利潤”;還有:哈羅德——多馬模型中的“增長率”，有的書稱做“有保證的增長率”，有的書稱為“可靠的增長率”，有的書又叫“均衡增長率”，還有的書稱做“合意的增長率”，上述多恩布什和費希爾的書里叫它“趨勢增長率”;還有關于恩格爾系數有的書定義為“食物總開支比上總開資”，有的書把他定義為“食物總開支比上總收入”等。那么這就要求教師，授課遇到類似問題時，要盡可能的窮盡所有書的各種論述，并加以詮釋。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學生學習的“痛苦”指數，使學生順利掌握經濟學。

所涉及的數學知識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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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國際電子商務 網絡經濟學 經濟理論

一、國際電子商務概述

1、國際電子商務的概念

國際電子商務是指企業借助現代網絡信息技術和電子商務技術所從事的國際貿易活動，它反映了國際貿易過程的電子化。其實，自電子商務出現之日起，電子商務就應是全球范圍內的活動，不應存在“國內電子商務”和“國際電子商務”的區分。本文為了方便研究和分析電子商務在國際貿易中的應用，所以使用“國際電子商務”一詞。

2、國際電子商務的特點

國內外學者也將“國際電子商務”表述為“跨境電子商務”、“跨境在線貿易”、外貿電子等。這些概念在表述上盡管不同，卻反映出國際電子商務的共同特點：一是數字化的方式，即無紙化的交易過程；二是現代化的渠道，即主要交易途徑為現代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渠道；三是國際化的空間，即兩個經濟體成員互相向其境內提供貿易產品及服務。

國際電子商務融合了國際貿易和電子商務兩大行業的特征，使兩大行業得以優勢互補，但在業務處理上也更為復雜多樣。其復雜性主要表現為：一是信息流、資金流和物流緊密相聯，任何一環銜接不良都會影響整體貿易活動的完成；二是電子貿易流程還不完善，作為新興的貿易方式，其在支付、知識產權、稅收等方面的法規還不完善；三是容易觸發風險，該風險主要由國際經濟政治環境和各國政策導致。

3、國際電子商務的應用

（1）交易前的準備。在進行國際買賣交易之前，企業需要對國際市場進行調研，尋找客戶并爭取與之建立業務關系，二十四小時不停地企業或產品的信息，向客戶宣傳和展示企業或產品。

（2）交易磋商和外貿合同的簽訂。詢盤、發盤、還盤和接受是交易磋商的主要內容，借助電子郵件或即時軟件通訊就可以完成。在電子商務運用于國際貿易的背景下出現了電子合同，外貿企業可以通過電子數據交換系統進行簽約。

（3）外貿合同的履行。現代電子商務技術可以完成從備貨、驗貨到催證、審證、改證再到租船訂艙、投保、裝運最后出口收匯、出口退稅等一系列的業務活動，將業務員的工作量大大減少。

二、國際電子商務對傳統經濟理論的沖擊

1、電子商務對一般經濟學原理的背離

（1）網絡的正外部性。梅特卡夫定律、摩爾定律等都是網絡經濟中被普遍認可的著名定律，它們都反映了網絡經濟所特有的正外部性的特點。

梅特卡夫定律是由羅伯特?梅特卡夫提出的，他是計算機網絡先驅、3Com公司的創始人。梅特卡夫定律指出，隨著用戶數量的平方數的增加，網絡的價值或者說有用性增加。換句話說，每臺電腦的價值隨著網絡上聯網的計算機數量的增加而增大。使用新技術的人越多，新技術才越能發揮它的價值。使用網絡的用戶越多，網絡產品才更有價值，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去使用它們，并最終使整個網絡的價值得以提高。例如，如日中天的電子商務網站eBay正是利用了電話用戶數量較多的優勢，采用電話方式進行營銷，取得了輝煌的業績。當一項技術已建立必要的用戶規模，它的價值將會呈爆炸性增長。一項技術多快才能達到必要的用戶規模，這取決于用戶進入網絡的代價，代價越低，用戶規模擴大的越快。理論上，一旦新技術已經形成了必要的用戶規模，且由于這項技術相比運行初期價值提高了，所以技術開發者可以向用戶索要更高的價格。

摩爾定律是由英特爾創始人之一的戈登?摩爾提出的，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術進步之快。摩爾定律認為：在價格不變的條件下，可容納在集成電路上的元器件數目，約每隔18到24個月就會增加一倍，性能也隨之提升一倍。換句話說，每一美元所能買到的電腦性能，將每隔18到24個月便會翻一番以上。大致上，摩爾定律與產業合流現象相結合形成遍地信息化，梅特卡夫定律再把這些廣泛播撒信息的企業以網絡外部性的乘數效應進行連結，最終創造出一個規模可與全球實體相媲美的、具有驚人成長潛力的、充滿了無數商機的世界性的電子商務市場。

網絡經濟自身具有正外部性，與古典經濟學中的負外部性或者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正好截然相反。在價格決定上，網絡經濟也完全不等同于傳統經濟。在傳統經濟中，商品的需求隨著商品價格的提高而減少。但在網絡經濟中，商品或服務的需求卻隨著價格的增加而猛增，這種價格猛增反過來又會吸引更多的用戶使用這些產品或服務，從而會產生多重效應，即網絡的外部性。

（2）貨幣經濟學向信息經濟學轉化。在古典經濟學中，需求下降，價格也隨之下降。網絡經濟則將這種供求平衡的規律顛倒過來：供應增加，價格下降，導致需求增長。與凱恩斯以來的經濟學完全不同的是，網絡經濟不再立足于“貨幣”這個工業時代的核心元素對經濟的影響，而是更多地關注“信息”這個信息時代的關鍵性因素對經濟的影響。經濟學從以“貨幣”為中心轉向以“信息”為中心，這也是經濟學從工業文明轉向信息文明的轉折點。這種理論上的轉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生產可能性曲線向背離原點的方向擴張。在網絡經濟下，生產可能性曲線的主體由一國拓展為多國，各色各樣的網絡經濟實體跨越國界均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效益。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增強了網絡經濟實體投資的信心，這種信心又被網絡成倍的放大。“因特網乘數”中有兩個因子，其中一個是“同步傳遞效應”，表示一個人和另一個人可以隨時隨地的進行及時溝通；另一個是“同目標反饋效應”，表示各種各樣的投資機會信息能夠點對點的呈輻射狀的傳達，從而可以造就全球范圍內目標相同的投資決策。然而，傳統信息傳達的非及時性和分布的分散性，導致投資者往往偏好各不相同，反應快慢不一，乘數效應很容易被抵消。

二是從邊際收益遞減到邊際收益遞增。古典經濟學描述的是邊際收益遞減規律，而網絡經濟卻表現為收益遞增。舉例來說，越來越多的用戶使用微軟生產的產品，但只給微軟增加了可忽略不計的微小成本，卻創造出源源不斷的巨大利潤。

其實，網絡經濟僅僅是延遲了遞減利潤開始產生影響的時間。正如詹姆士?阿利所言：“收益遞增并不等同于收益遞減，這兩種規律將相互共存，并起著相互補充的作用。”企業可以憑借電腦軟件生產和銷售的虛擬化特點降低把軟件產品打入市場的成本，這時，技術的獨創性就要比人力資源、市場營銷技能等需要付出高昂代價的資源更顯得重要。由于起始成本較小，則遞增利潤的財務收益也隨之較小，最終遞增利潤不可避免的被耗盡，遞減利潤便在這時候姍姍而來，遞減利潤的到來比其他行業晚了一些時間。

三是背離費雪方程。費雪方程（PQ=MV）大概揭示了農業實體經濟與工業貨幣經濟之間的均衡關系，但它卻并不適用于網絡信息經濟和工業貨幣之間的均衡關系（MV=BH）。由于費雪方程受到了外生的信息變量的挑戰，導致經濟學中的一系列現實問題無法用傳統模型的理論加以解釋，從而容易造成決策者錯誤決策的后果。

需要說明的是，這種費雪方程的背離只是一種觀點萌芽，與最終歸納進入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尚有相當大的差距。凱恩斯以來的經濟學潰敗，理論上是因其不能完整的適應貨幣經濟學轉向信息經濟學的趨向，無法對信息對貨幣的支配作用（亞洲金融危機、風險投資等）做出合理的解釋；實際上是因其無法對“高增長、高就業、低通脹”這一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這一主流經濟學的背離，使得近年來保羅?羅默的新增長理論、約瑟夫?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以及新制度經濟學備受學術界的關注，它們被認為是現今解釋網絡經濟的最好模型。

2、電子商務對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深化

（1）比較優勢向信息和知識轉移。首先，比較優勢理論的假設前提是邊際收益遞減和國際經濟處于靜態（生產可能性曲線的邊界不發生改變）。前面已經提到，在電子商務經濟中，這兩個假設前提都已經發生了改變。其次，古典貿易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各國之間在自然資源、資本、勞動力等方面存在差異是比較優勢存在的基礎。相比之下，在電子商務經濟中，各國對信息的生產、傳播、使用和反饋上的差異即信息的比較優勢在國際貿易中顯得越發的重要。一方面，信息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信息產業的規模以及信息處理的速度都是一國在國際貿易中實力的體現，信息與知識技術已經成為各國以及企業在國際貿易中競爭力的關鍵性因素。另一方面，信息技術可以部分地替代當前投入于貿易中的資本，減少貿易中正在結算的在途資金，這也使比較優勢的因素發生改變。最后，H-O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認為，各國要素價格的差異是由各國要素的豐裕程度造成的，一國利用價格較低的要素生產產品并進行對外貿易就可以獲得比較收益。在互聯網經濟時代，面向全球的信息市場與技術市場使信息技術迅速技術化，并在世界范圍內很快擴散至發展中國家，使發展中國家易于得到這些技術。另外，通用型技術的迅速傳播使生產技術所需要的勞動力大大減少，產品生產成本中勞動力成本所占的比重下降。這樣一來，發達國家又可以重新獲得發展中國家由于勞動力價格低廉而占據的比較優勢。

（2）規模經濟的作用范圍發生變化。規模經濟理論的誕生主要是為了解釋產業內貿易。電子商務經濟中的規模經濟效應實際上是物流、現金流與網絡信息流協調作用的結果。電子商務使貿易各國在知識、技術和信息上的差異越來越小，進一步加強了產業內貿易的趨勢，借助互聯網，企業可以生產出更加差異化的產品。因此，電子商務中的規模經濟效應要遠遠大于傳統貿易的規模效應。電子商務經濟中規模經濟作用范圍擴大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傳統經濟中的規模經濟僅存在于行業中的實體企業，而在電子商務經濟中，虛擬企業也能產生規模效應。互聯網將很多企業結合成一個整體，共享信息基礎設施和知識技術，在生產經營中進行合作，由此形成很大的規模，創造出規模經濟效益。第二，傳統經濟中的規模經濟只能被稱為供給方的規模經濟，而在電子商務經濟中，供給方規模經濟與需求方規模經濟并存。供給方的規模經濟是指，供給方生產規模擴大帶來生產成本下降，從而增加供給方的收益；需求方規模經濟是指，隨著某種產品的市場規模不斷擴大，消費者對該產品的評價越來越高，從而吸引更多的消費者購買，引起市場規模繼續擴大和生產產品的企業的收益增長。第三，供給方規模經濟與需求方規模經濟相互結合可以產生雙重效應：需求方的數量增加不但可以降低供給方的生產成本，而且可以使更多的消費者被該產品吸引而購買該產品，從而進一步增加需求方的數量。

3、理論沖擊對現實的指導意義

網絡經濟學對傳統經濟學理論的沖擊對現實具有一定的指導價值，它可以幫助外貿企業在比較優勢已經轉移至信息、技術和知識的背景下獲得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優勢。具體競爭優勢的獲得可以有以下兩個突破口。

（1）打造差異產品或服務。電子商務技術打通了外貿企業對外聯系的渠道，使外貿企業可以隨時隨地與客戶和供應商進行密切聯系，擴大了產品推銷的范圍，拓寬了原料的來源，提高了處理外貿單據的效率。在電子商務的背景下，外貿企業應該及時調整經營戰略，不斷向國際市場提供差異產品或服務，形成不易被競爭對手代替的獨特產品或服務。

（2）調整定價策略。電子商務的應用，使得以往政府設置的各種行政或地理的空間隔離不復存在，外貿企業可以直接與國際市場進行密切聯絡，甚至可以越過海關和稅收部門開展國際貿易實務。對此，外貿企業應該保持對國際市場價格波動的敏感性，利用電子商務平臺與外部市場建立密切的聯系，使企業發展戰略與外部市場需求趨近一致。

另外，電子商務背景下的國際貿易市場、企業的競爭趨向于完全競爭，消費者購買心理趨向于理智型，電子商務平臺給消費者提供了更多選擇機會，使他們更傾向于使用互聯網對產品進行全面的比較，而不僅僅關注賣家的定價。在這種情況下，產品的非價格因素將更為重要，它將成為企業獲得外貿競爭優勢不可忽視的部分。因此，企業需牢牢把握非價格因素。

【參考文獻】

[1] 史達：電子商務經濟學與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研究[D].東北財經大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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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網絡經濟；經濟特征；經濟策略；傳統經濟；計算機網絡

本世紀初見證了計算機技術的迅速發展，我們的時代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信息爆炸式的網絡時代。主要以計算機網絡為基礎，包括了互聯網、電話網絡、電視系統、各種各樣的證卷，金融機構等組成的資本網絡，它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生產力，使得社會經濟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從而整個社會經濟關系發生了改變，產生了一種新的經濟形態——網絡經濟。

一、網絡經濟有三個的基本特征

快捷性。互聯網的建立就像蜘蛛網一樣使各個國家相互聯接了起來，整個地球也仿佛變得越來越小，因而網絡經濟被稱為是一種速度型的經濟，從本質上講，它是一種全球化經濟。高滲透性。計算機信息技術和計算機網絡技術的進步，使網絡經濟體現出了滲透的功能，信息服務業遍及第一、第二產業，使他們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這期間，網絡經濟起到了相互連接的作用。自我膨脹性。網絡經濟具有自我膨脹性。這將在網絡經濟的網絡經濟的定律中做詳細的論述。邊際效益遞增性。網絡經濟邊際成本遞減，網絡經濟具有累積增值性，網絡信息系統具有信息的自動記憶和自動生成功能直接性。網絡的迅速發展使經濟組織結構趨向薄平化，在網絡端點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可直接聯系，從而降低了傳統的中間商層次存在的必要性，從而顯著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經濟效益。

二、網絡經濟的四大定律

分別是摩爾定律（Moore‘s Law）、梅特卡夫法則、馬太效應（Matthews Effect）、吉爾德定律（Gilder‘s Law）。摩爾定律（Moore‘s Law）。1965年，摩爾預測到單片硅芯片的運算處理能力，每18個月就會翻一番，在這同時，價格卻減少了一半。梅特卡夫法則。網絡經濟的價值相當于網絡節點數的平方，這表明了網絡所創造的效益將隨著網絡用戶的增加而呈指數形式增長趨勢。馬太效應（Matthews Effect）。在網絡經濟中，在一定條件下，優勢或劣勢一旦出現并達到一定程度，就會導致不斷加劇而自行強化，出現“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壟斷局面，這是由于人們的心理反應和行為慣性而出現的。吉爾德定律（Gilder‘s Law）。根據美國技術理論家喬治·吉爾德預測：在可預見的未來（未來10年），通訊系統的總帶寬將以每年3倍的速度增長。吉爾德認為，隨著通訊能力的不斷增強，每比特傳輸價格朝著免費的方向下降，費用的走向趨勢將呈現出“漸進曲線”的規律，而同時價格點無限接近于零。

三、網絡經濟的策略

網絡是典型的群系統；在技術網絡里，靠的是標準和規范。網絡可以給其他商家打造平臺：淘寶讓別人在其上開店，蘋果開放接口建立APP Store等許多例子，這就在自己獲利的同時給別人也提供了機會。網絡時代，我們有了豐富的資源，于是價格不可避免的滑落。因此吸引人們的注意力是網絡經濟有效的策略之一。商家應盡量追求免費，以贏取人們的關注。由于價格有朝著免費的方向前進的趨勢，在網絡經濟中最好的策略就是先人一步采取低價策略，甚至是免費贈送。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這樣的法則，并不只限于復制品的邊際成本接近于零的軟件業，即使是硬件，只要連接上網，也要遵循這個法則。電信公司會贈送手機，為的是銷售無線電話服務。有線電視為了推廣他們的高清電視服務，會贈送機頂盒。鑒于經濟學的這些免費策略，我們會產生疑問，那在網絡經濟中我們如何去盈利呢？

非常低廉的價格在作用上與實際意義上的免費相同，核心產品幾近免費，但是其他相關服務定價高。Sun公司贈送Java以幫助服務器的銷售。產品免費，但是服務和技術支持費用昂貴，比如華為就是這種營銷策略，免費贈基站占領市場，再高額收服務費。極低的價格可以迅速吸引人們的注意力，而在上面也說到重要的就是吸引人們的注意力。有了人氣，盈利的方式非常多，最簡單的也是應用最廣泛的就是加載廣告。為了吸引客戶的注意，也會經常放一些不完善的半成品，以期待用戶反饋幫助改善產品。采用定額或包月的固定價格方式會讓用戶在定額的習慣中忘記費用。 現在企業的利益越來越廣泛的以網絡服務為基礎，那么，最大限度地提高網絡自身的價值是企業的首要策略。

在網絡經濟時代，網絡本身的價值呈指數性增長，成員越來越多，處理事務的費用接近于零。所以只要選擇更多的連接、更加開放的系統、更為廣泛應用的標準，就是不錯的決策了，這是因為在網絡經濟中，處理一件事務所耗用的能量越來越小，而對處理事務的方法達成一致意見所要付出的努力卻越來越大。所以，一旦標準確定下來，經濟就可以迅速增長。 現在的物聯網只要做到了行業之間標準的統一，就會實現客觀的經濟效益。但是我們也需要看到他的風險性，盡量 聯絡幾十個幾百個同盟和合作伙伴，尋求更多的網絡關系和共同事業，結成一個網絡來分擔風險。

網絡經濟有著和生態學系統一樣的生態邏輯，在進化過程中，總有新物種取代舊物種、自然生物群系發生結構變化、生物與環境相互影響。網絡的前景也一樣，每一種密集型產業都在向著平展的原子化狀態轉變。行業中的大公司比例會不斷減少，無數小公司出現，每天都有新的技術出現，同時也有很多舊的東西消亡，落后的公司或被淘汰，或者蛻變為新領域的新公司。但是行業總體卻是欣欣向榮：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薪水。

網絡經濟對許多小型組織組合成一個大型組織有好處，并能保持小型組織的自治性。這樣的系統可防止劇烈改變。要想推行一個大型新系統，可對一個能夠工作的小網絡增加更復雜的節點和等級，使之成為一個大網絡。

網絡經濟中，把握住聰明的客戶是關鍵，客戶會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你的員工。聰明的客戶對企業有著很大的利益幫助，他們可以使企業將服務和產品做得更好。現在經常以建立一個網站，來方便與客戶的相互交流，這樣就可以形成一個用戶團體了。

網絡經濟是突破了傳統經濟模式的新型經濟形勢，在新這種經濟模式下，效率是針對機器人的，機器承擔了大部分非人性化的制造工作。機會是針對人類的。機會需要的是靈活性、探索性、推測性和人類擅長的許多其他品質。擺在每個工人面前的問題不是“這個工作應該怎么做”，而是“什么是該做的工作”。

網絡經濟使重復、延續、復制和自動化等朝著免費和高效方向發展，而創造力和想象力，他們的價值會提升。我們應該敏感的抓住機會，在面對機會爆炸的時代，選擇正確的事情去做。

四、網絡經濟學中的基本規律

網絡經濟學是一門探索經濟學前沿理論的邊緣性學科，其研究內容包括經濟學、管理學、計算機與信息科學等領域，并由此衍生出網絡經濟與互聯網、網絡經濟與電子政務、網絡經濟與電子商務、網絡經濟與企業組織、網絡經濟與產業和地區布局、網絡經濟與信息技術創新等一系列極具現實意義的研究方向。

網絡經濟學基本規律特性1.網絡經濟是一種趨勢經濟，盡管網絡經濟還不是世界的主流經濟形態，但它卻正在迅速地發展。2.網絡經濟不是一種行業經濟，從網絡經濟對人類的影響和它的發展趨勢來看，它已經超越了行業經濟的范疇。3.網絡經濟是信息技術（特別是網絡技術）發展的產物。4.網絡經濟是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它對傳統的經濟學產生深刻的影響，從交易規則、理論基礎、價值規律和產品的分配等諸多方面對傳統的經濟學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五、網絡經濟與傳統經濟的比較

網絡經濟是傳統經濟的衍生形態，并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改變著傳統經濟的很多理論，比如上面所說的網絡經濟的特點中就有一點是邊際效益遞增性，而在傳統經濟學中是邊際效益遞減理論。網絡經濟的效益是同其規模成正比的。網絡經濟具有明顯的規模效應，如果規模越大、用戶越多，產品越具有標準性，所帶來的商業機會就越多，其效益就越大。

以網絡技術為依托，生產者和消費者可直接進行經濟互動，同時網絡經營者也可以輕而易舉的為消費者提供周到的個性化服務，這樣就使雙方的交易成本下降，使網絡經濟成為方便與個性的代名詞。

在個體目標不一致的組織中，行動規則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整個組織的理性水平。這就是博弈論的原理。博弈論又稱對策論是研究彼此的策略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博弈論其中的一個比較有名的囚徒困境與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不同。斯密認為個人理性符合集體理性，可是囚徒困境恰恰相反了，對于個人來說最好的策略對于集體來說卻是最差的。這也是與傳統經濟不同的一個方面。

參考文獻：

[1]（美）凱文·凱利（Kevin Kelly）著.蕭華敬，任平譯. 網絡經濟的十種策略.廣州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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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奧肯定律；失業；就業彈性

中圖分類號：F069.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9-0152-02

一、奧肯定律的緣起

奧肯定律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約翰遜總統時期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阿瑟奧肯于1962年提出的，它描述了失業率變動和產出增長率變動之間的一種經驗統計規律。

改進后的奧肯定律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u-u*= -w（（y-y*）/y*），u為實際失業率，u*為自然失業率，y為相應的實際產出量，y*為相應的潛在產出量，w為產出缺口與失業率偏離之間的關系。第二種表述為U-U-1=-w（（Y-Y-1）/Y-1），即奧肯定律可表示為實際產出額在一年內高于趨勢增長率，則失業率會下降。

作為一種經驗規則，奧肯定律為產出增長率和失業率變化之間相互轉換提供了一個近似的估算方法。雖然只是近似，但在當時的美國、英國、德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得到了良好的印證，成為西方宏觀經濟學中可靠的經驗規律之一。轉型中的中國經濟是否也滿足上述規律呢？或者說中國的w等于多少呢？

二、數據的選擇

1.對失業率的調整

中國以城鎮登記失業率作為近似國內失業率，對城鎮失業者的定義是“有本地非農戶口，有一定的勞動能力，無業而要求就業，并在當地就業服務機構進行失業登記的人員。”從這個定義可知，中國對失業的界定是窄口徑的。但是本次計量試驗關鍵并不是數據與真實數據有多大的擬合度，而是數據是否可以體現整體的失業波動趨勢。如中國從1998年開始有一次大的經濟蕭條，一直持續到2000年才恢復。但從登記的失業率來看這種趨勢并沒有體現出來，而呈現出一種滯后的趨勢。1998―2000年一直是3.1%，2000年后才出現失業率的明顯上升。顯然中國登記的城鎮失業率并沒有真實地反應中國失業狀況。但是如果把這些數據進行全面的修正，把包括農村和城鎮的隱蔽性失業和下崗職工失業計算進來，往往會陷入一種統計方法的謎團，而偏離了我們的初衷。實際上沒有哪個數據是準確無誤的，問題是采用什么樣的方式，在有效利用已有數據的情況下，盡可能的趨近目標。

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失業率成上升趨勢，其中2000年達到最大。這是因為1998年中國出現經濟蕭條加上亞洲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從1998年開始一直到2000年中國失業率處于最高階段。之后，隨著經濟的復蘇，失業開始回落。這一估計的失業率顯然比登記失業率更能反映經濟的波動。

2.關于產出

本文選用GDP的絕對數，先對它們進行時間回歸，得出趨勢變量作為潛在產出。故潛在產出缺口為X=（Y-Yd）/Yd，失業率缺口為U-U*，U*為平均失業率；產出增長率為X1=（Y-Y-1） / Y-1，失業率變化為DU=U-U-1。

3.回歸分析

先將GDP對時間作回歸，趨勢圖如下：

其有明顯的趨勢GDP = -76236.24265 + 7744.411765?鄢（N-1978）。

回歸方程和系數顯著不為零，擬合度和調整的擬合度都很高，分別為0.98和0.979。

其中GDP產出缺口的棒狀圖為：

我們看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中國存在很高的正產出缺口。出現這一偏差主要是由于潛在產出額是由這個經濟增長形勢所推導出來的，因而對前幾年都存在數值偏低的情況。可將其去掉將不影響其一般性。

4.回歸結果

用潛在產出缺口對失業偏離作回歸，統計結果相當不顯著。擬合度才0.113421，調整的擬和度為0.050094。說明u-u* 與 （y-y*）/y*之間無顯著的線性相關關系。

三、從奧肯定律本質談對中國的適應性

進一步思考“奧肯定律”的本質發現，它衡量的是產出增長率與名義勞動投入之間的統計關系。

1.具有發達的市場經濟，不存在有效勞動投入與名義勞動投入的明顯偏離，即不存在隱蔽性失業。

2.經濟沒有大的技術進步和資本有機構成大體不變，從而勞動生產率、產出就業彈性基本不變。產出的就業彈性是指產出的增長率與就業增長率的比值。

總結出以上兩個條件然后結合中國的實際，進一步可以否認奧肯定律在中國的適用性。

首先，中國處在體制改革的轉軌階段，市場機制還不發達。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對勞動力實行分配制，而不論市場是否有就業需要，其結果是企業對勞動力的低效率使用，所以存在大量冗余勞動力，有效勞動力與名義勞動力嚴重偏離；在市場經濟改革初期這種偏離開始縮小，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帶來的是勞動力的更有效利用，而名義勞動力沒有明顯的增加。當然可想而知，當經濟體制改革完全到位，市場機制比較靈活時，有效勞動力將與名義勞動力持平，因產出的增長帶來新的就業崗位的增加，將直接帶來名義勞動量的增加。但是就中國目前的狀況而言，仍然存在大量的隱蔽性失業。農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即農村隱蔽性失業。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王誠估計，20世紀90年代，中國隱蔽失業率高達60%。但是隱蔽性失業率隨著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化，有逐年下降的趨勢，從1989年的57.6%下降到2004年的1%，但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確實存在大量的農村隱蔽性失業。

其次，中國經歷著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中國近年來正處在由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中。一般地，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有利于就業機會的增加，而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卻會引起就業機會的減少。隨著轉變的逐漸深化，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深化，而這種資本投資率的增長，就會擠出就業。另外，中國還不斷加強對技術開發的投資，新技術的不斷發展，從一定程度上也擠出了就業。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現在，中國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之間顯現出“高增長，低就業”的狀態。從實證分析上來看，中國GDP的就業彈性呈逐漸下降的趨勢（就業彈性是指就業的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分別用三產業的就業人數的對數對總產出的對數作回歸分析。結果為：

資料來源：用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1986―2004年相關數據算得。

可見隨著中國資本深化以及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三次產業的就業增長彈性系數的下降趨勢是明顯的，特別是第一產業的就業增長彈性系數的下降，意味著農業已經不再具有吸納就業的潛力，即現代農業越發展，使用勞動力越少，農業勞動力在總勞動力中所占比例的減少，這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

四、中國的就業出路

從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來看，發展第三產業即服務業是尋找就業出路的關鍵。目前中國服務業的勞動就業貢獻明顯偏低。中國服務業勞動就業水平偏低，而單位勞動對產出的貢獻力還相當大，吸納就業和發展的空間還很大。

第一，加快城市化進程，鼓勵中小城市適度擴容。中國就業存在一種農村人口替代城市人口的趨勢，因為前者似乎更能吃苦耐勞和踏實。富人當中農村人口的比重也呈上升趨勢，而這部分先富起來的農村人口因戶籍管理制度的制約、中國城市化的滯后，制約了有效需求的擴大。畢竟城市是生產中心也是消費中心。

第二，放寬服務業市場準入，降低服務業進入門檻與成本，消除阻礙第三產業發展的體制障礙。與其他產業相比，中國的服務業特別是新興服務業的壟斷程度還是較高的，這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其自身的發展，勞動就業的能力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因此改變部分行業壟斷經營嚴重、市場準入限制過嚴和透明度低的狀況，按市場主體資質和服務標準，逐步形成公開透明、管理規范和全行業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是當前大力發展服務業的關鍵舉措。

第三，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為發展服務業培養使用型人才。引導社會關心、支持職業教育發展，為職業教育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同時要跳出教育看教育，密切關注經濟和社會發展對人才的需求，要把服務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有效勞動力供給作為辦學宗旨，要把培養和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操作能力特別是就業能力作為職業教育的主要任務。

參考文獻：

[1] 胡莊君.中國宏觀經濟分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2] 夏杰長，李勇堅.增長、就業與公共政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3] 鄒薇.中國經濟對奧肯定律的偏離與失業問題研究[J].中國經濟評論,2005,(4).

[4] 蔡.就業彈性、自然失業和宏觀經濟政策[J].經濟研究,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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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龔玉泉,袁志剛.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非一致性及其形成機理[J].經濟學動態,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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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效用論；限制條件；假設；預算支出；消費者均衡；可驗證性；彈性

[中圖分類號]F2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2）48-0057-05

1西方經濟學效用理論的發展概況述評

西方主流經濟學效用理論的發展大概經歷了三個階段：基數效用論、序數效用論和顯示偏好理論。效用理論的發展一直很受人們的關注，這不僅僅是因為上述三種理論之間的分歧和爭論，作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兩大支柱（效用理論和廠商理論）之一的效用理論從產生至今，無論是哪個分支的進展都不能令人滿意，而且有一些基本的理論問題都尚未得到解決。一般而言，檢驗一種經濟理論科學與否要從兩個方面著手，第一是該理論本身的邏輯自冶性，第二是理論的可檢驗性和可驗證性；而效用理論在這兩個方面的表現都不能令人信服。

在馬歇爾（Marshall，1890）把邊際效用遞減和消費者均衡的思想作為需求定律的基礎后，基數效用論就此止步不前，難有作為，在隨后的幾十年間，雖然有為數眾多的經濟學家都涉足了這個領域，但他們的理論似乎都只是對杰文斯（Jevons，1871）等人理論的一種重復，始終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在馬歇爾的需求曲線遇到所謂的“吉芬難題”之后，對于其是否應當被看做是經濟學的一條公理，引起了眾多經濟學家的爭論，這個爭論至今未有定論。基數效用論從其產生之初就面臨的效用度量和效用的人際間比較的問題也一直懸而未決，而這兩個問題恰恰是阻礙基數效用論應用于現代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社會選擇理論的兩大障礙。

今天，雖然“無差異分析”和“顯示偏好理論”已經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有關效用和消費者行為的標準理論，但序數效用論同樣是不完美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和經濟思想史學家本·塞利格曼（Ben Seligman，1962）曾經提到他對這個理論的懷疑：“的確，無差異曲線是不是真的能夠從消費者的實際行為中提煉出來，是大有疑問的。整個理論由理論家通過內省得出的假設開始……但是這些基礎性的假設很少得到經驗數據的支持。”同時，他對這一理論的適用范圍也提出了質疑：“然而，很明顯的一點是，不是所有的消費品都符合希克斯的分析。消費者的開支就算有很大的可變性，但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在短期內是固定的。住房、燃料、照明、器材、冰箱、保險、稅收和交通等方面的開支很少變動，但它們往往占據了家庭支出的40%～50%……除了這些準自動的消費支出，還有許多支出與習慣有關，那么現實中還剩下多少支出可以用無差異曲線來分析呢？最基本的事實似乎是，時刻在計算的消費者是很少見的，更多的人依從習慣行事，無力也不愿意去計算偏好，因此根本就不符合希克斯的模型。”另外，對于序數效用論是否真正擺脫了效用的可度量這個假設前提，同樣存在極大的爭議，正如葉航教授所言：“從西方經濟學效用理論的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序數效用論’和‘顯示偏好理論’是在否定‘基數效用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形式上看，這種否定確實避免了‘效用可以被直接計量’這一令人困惑和尷尬的假設；但從內容上看，這種否定的有效性卻非常值得懷疑。”

薩繆爾森（Samuelson，1938）的顯示偏好理論認為，消費者的市場行為可以用偏好來解釋，而反過來消費者的偏好只能用行為來界定。關于這一點，被以后越來越多的學者指責存在循環論證的錯誤。“顯示偏好理論”的假設暗示，消費者在自己的內心狀態得到描述之前就能夠作出確定的選擇，對于這個假設同樣很值得推敲。度量或者估量，就和概念、分類、因果分析一樣，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基本工具和方法，是人類本身所具有的一項基本的技能，“顯示偏好理論”顯然是在無視人類這種基本技能的同時，賦予了他們一種可在毫無依據的情況下就可作出明確判斷的，而且是具有相當穩定性的特殊技能，它似乎不需要任何心理或思維上的基礎，我們不知道在哪個學科領域曾經證明人類的確具有這樣一項特別的技能。

效用理論在解釋人類行為方面，其表現更是難以讓人折服。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所講的一件事就頗具代表性：“一九五年，史德拉（G.J.Stigler，1911—1991）發表了題為《功用理論的發展》的長文，追溯百多年來功用理論的思想史，學究天人，文采斐然。在結論中史氏忍不住破口大罵：他認為經濟學者不熱衷于理論的驗證，以致眾多高手在功用理論上的刻苦耕耘，獲得的對人類行為解釋的貢獻，微不足道！”（《經濟解釋》第一卷 第四章：功用的理念）；他又說道：“抽象的空中樓閣，往往是理論的出發點，但為了驗證，我們要推展到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或行為那方面去……經濟學的真正用途是解釋行為，每一步都應該是為了要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含義而行的……功用分析（指序數效用論）推不出需求定律，而需求定律是不需要有‘功用’的理念的”（《經濟解釋》第一卷 第五章：需求定律）。

效用理論雖然受到不少學者的責難，但作為基數效用論的核心——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本身卻沒有因此而受到冷落，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學者嘗試對它進行更加深入的探討。

2基數效用論在邏輯自冶上的漏洞和缺陷

今天，在人們對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和消費者均衡的條件（后面稱為 “等邊際規律”）的討論中，有一個邏輯上非常模糊的地方。我們知道，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限制條件，那就是它是針對一個單次消費行為而言的，也就是說它只適用于發生在一個理論的時點上的連續消費行為，而分散在一個給定的時間段內的重復消費是不適用這個規律的，這是今天我們對這個規律的一個基本的認識。關于這一點馬歇爾、杰文斯、威塞爾（Wieser）對此都有過專門的強調。斯坦利 ·L.布魯（Stanley L.Brue，2000）在《經濟思想史》一書中，談到馬歇爾給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所引入的兩個限制條件，其中第一個限制條件是：“他指出他考慮的是時間中的某一個瞬間，這一瞬間的時間間隔很短而不必考慮某一特定個人的特征與體驗的任何變化。”同樣，本·塞利格曼（Ben Seligman，1962）在《現代經濟學主要流派》一書中，談到杰文斯對這個規律的一個觀點：“然而在杰文斯看來……效用遞減只會發生在某一個時點上，是消費行為的一個瞬時快照，它不適用于在給定時間段內重復消費的情況。在后面情況下，應該是不存在饜足的問題，分散在離散的時點上被重復消費的商品單位也不存在效用遞減的問題。”等邊際規律是在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基礎上推導出來的，等邊際規律所考察的是各個彼此孤立的單次消費行為，雖然它并不要求這些單次的消費都發生在同一個理論的時點上，或者說它完全可以針對一個時間段來應用，但是按照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要求，每個單次消費卻必須發生在一個理論的時點上，威塞爾曾明確指出：消費者每天消費的食物數量基本上差不多，但是一天中只是在某一個時點，才能用最后一口食物的效果來衡量滿足度。對等邊際規律的這一限制顯然被今天大多數的研究者忽略了，在關于這個規律的陳述當中，根本沒有涉及這一限制條件，好像這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問題，比如，在“當花費在任何一種物品上的最后一元所得到的邊際效用正好等于花費在其他任何一種物品上的最后一元所得到的邊際效用”這句話中，“最后一元”指的是花在某種商品的某個單次消費的最后一元呢？還是指花在某個時間段內該種商品消費總量的最后一元？顯然，根據前面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限制條件，這里指的是前者；也就是說，等邊際規律僅僅是約束了這個時間段內每個相互獨立的單次消費的商品數量，如果考察的是一個人在該個時間段內對一種商品總的消費數量，它就失去了對消費行為的約束，因為一個時間段內某種商品的總消費數量除了和每個單次消費的數量有關外，還與消費的次數有關。我們知道，在馬歇爾的需求曲線中（個人需求曲線），“需求量”（或者說“意圖交易量”）總是針對未來的某個時間段而言的，無論是“暫時的”、“短期的”還是“長期的”需求；而在當代流行的經濟學教科書中，比如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Samuelson，Nordhaus，1985）的《經濟學》中，就是用等邊際規律來解釋需求曲線向右下方傾斜的。自然等邊際規律僅僅是約束了一個時間段內相互獨立的各個單次消費的商品數量，那等邊際規律怎么能用于解釋需求定律呢？比如說，一種商品的價格下降使最后一元該商品的邊際效用增大，從而使消費量上升，但這里所指的僅僅是每個單次消費的商品數量上升，而對于該段時間內該商品的總的消費數量是否上升，等邊際規律是無法回答的，因為我們不能隨意假設在該段時間內消費的次數是一定的。僅僅單從這一點看，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就推導不出需求定律。如何處理這種邏輯上的困境？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因為，對于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如果我們的考察是針對一個時間段的話，問題就變得復雜起來，由一個時間點轉化為一個時間段，絕對不是簡單地將各個分散的單次消費放在該時間段內進行彼此孤立的分析那么簡單，這里存在一個合成謬誤的問題：如果針對一個時間段的話，一個人完全有可能針對同一種商品產生新的需求，新的需求的產生和滿足會對這個人的預算支出的分配產生影響，同樣會對商品消費的數量產生影響；有許多人類的需求，其存在本身就必須以一個時間段為前提條件，有的商品的效用的實現，也必須經歷一定的時間段。比如，一個人對一種食品的某種營養的需求、對服裝風格的變化的需求、病人為治愈疾病而對藥品的需求等。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一個人對一個月之內吃多少次牛肉有要求嗎？有，如果他是一個很講究營養健康的人（他食用牛肉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對口味和饑飽感的需求），他不但對一次吃多少牛肉有要求，同樣對一個月內吃多少次才能達到最佳營養狀況也是有明確要求的。這種新的需求的產生會引起什么樣的后果呢？結果是，隨著一個人對牛肉這種食品預算支出的增長，他不僅僅會提高每個單次消費的數量，而且會增加一個月內或者一年內消費牛肉的次數，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不能隨便假設某種商品消費的次數一定的原因之所在。可能有人會說，我們對饑飽感的滿足不是固定在一日三餐嗎？我們之所以固定一日三餐，是由于增加一次就餐會付出很大的非貨幣成本，增加就餐次數是不劃算的，這里不對這個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由此可見，如果僅僅是對分散于一個時間段內的每個單次消費行為進行彼此孤立的研究的話，將會有許多人類的需求和影響人類行為選擇的因素因得不到應有的考察而被遺漏，那么由前面兩個規律得出的分析結論也就有了很大的片面性，也正是這個問題限制了基數效用論對經驗事實的解釋能力。

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推不出需求定律，如何解決這種理論邏輯上的困境，究竟是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適用范圍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呢，還是我們對這個規律的認識還有待進一步深入？

3對兩個規律限制條件的修改和擴展

筆者和江春先在《邊際效應遞減規律的再發現》一文中將時間維度納入了邊際效用遞減規律考察的范圍，證明在某個時間段內，隨著一個人消費某種商品總量的增加，雖然他對該種商品的單次消費量和消費次數都會隨之增大，但在這種情況下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仍然是成立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完全適用于分散在一個時間段內離散時點上的重復消費行為；也就是說，對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限制條件完全可以由一個理論上的時點擴展到一個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內隨著某種商品消費總量的增加，單位貨幣商品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基于對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這種新的認識，可以推導出對等邊際規律的新的表述：在某個期間內（時間段），當花費在任何一種物品總量上的最后一元所得到的邊際效用正好等于花費在其他任何一種物品總量上的最后一元所得到的邊際效用的時候，該消費者將達到消費者均衡。這樣，等邊際規律就對整個期間內每種商品總的消費數量有了一個約束。

如果我們對上述新的認識進行嚴謹而周密的審視的話，發現在這種開創性的認識的背后其實隱含著這樣的假設：

整體理性經濟人假設：是指一個理性的經濟人，他不僅僅只是關心眼前的、“短期”的和局部性的利益，而且對將來的、“長期”的、全局性的利益同樣關注，在他的心目中將來的、“長期”的、全局性的利益和眼前的、“短期”的、局部性的利益同等重要，他將針對整個預算期間（把預算期間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來看待），根據自己預算支出的貨幣總量，對該期間內的各項消費活動進行整體的、完全理性的和合理的計劃和安排，從而使整個預算期間的總效用最大化。

再進一步作下面的假設：

部分可預期假設：在某一個時間點，一個人將把將來的一個時期（預算期間）內的環境、偏好和其他任何情況及其它們的變化的一部分看做是完全可預期的，因此，他可以在整個預算期間的視野下，根據預算支出的貨幣總量和各種商品的價格，對各種商品的消費進行有效的合理的計劃和安排，從而實現整個預算期間的效用最大化；而不可預期的部分，他將用儲蓄或借貸的方式來應對。部分可預期假設表明，眼前的每次消費決策都不會因為未來情況的不可預知而受到影響，也就是說，他完全可以在一個時間點上對整個預算期間的各種消費進行完整的計劃而不會使當前的消費出現不確定或者偏差。

通過上面的假設，我們就可以對一個人在某一時間點上針對他將來的某個預算期間的消費計劃進行考察；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等邊際規律實際上就成為一個消費計劃的約束規律，而不是一個消費行為的約束規律。一個人的消費計劃，將嚴格地按照等邊際規律的約束來進行；不過，如果他以后的實際購買和消費行為能夠按他的消費計劃進行安排實施的話，也就等于對他在整個預算期間的實際購買和消費行為進行了約束。

因為現在等邊際規律對一個人針對他將來的某個預算期間計劃消費某種商品的總量有了約束，所以用等邊際規律來解釋需求定律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而且我們看到，需求定律中的“意圖交易量”實質上指的是某一時間點一個人在現行收入和價格約束下針對將來某個預算期間的計劃消費量。

有一點要補充說明一下，上面用“預算支出”代替了“收入”這一名詞，因為 “收入”這一提法需要增加一個不切合實際的假設，即人們將把收入全部用于消費，既不存在儲蓄的情況也不存在借貸的情況；再者，對消費行為進行約束的直接因素是預算的支出，而不是收入。

4消費者均衡的實證含義

筆者和江春先在《耐用消費品的消費者均衡研究》一文中，探討了一種商品的質量對消費者均衡的影響。如果我們把商品的質量這個因素也納入考察的范圍，那么，基于對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這種嶄新的認識，可以推導出消費者均衡的實證含義：一個人總是針對他的某個預算期間，將計劃支出的貨幣總量在他所要消費的商品種類、商品質量、消費次數或間隔頻次、單次消費的數量之間作出合理的均衡和安排（而不是隨意的），以達到一種最優的配置和選擇，從而使他在整個預算期間的總效用達到最大化。

從消費者均衡的實證含義可以看出，等邊際規律對消息計劃約束的效應體現在：有一種促使各方面的安排趨于穩定的內在力量，除非有某種誘因的出現打破這種均衡，而這種穩定性正是消費習慣形成的基礎所在。完全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等邊際規律的約束，消費習慣就不可能形成，人類的消費行為將存在極大的隨意性和偶然性。當然，每個人都不可能每時每刻進行效用的“測量”和“計算”，他常常是通過學習和消費經驗的不斷積累而形成消費習慣，消費習慣形成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地向均衡過渡的過程；習慣一旦形成，他就完全可以按照習慣而行事，而習慣的打破，總是有原因的，這種誘因就是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①環境或偏好的變化，引起了需求的種類或某種需求的強度的變化；②新增某種商品的消費或者停止消費某種商品；③所消費的某種商品的質量或質量等級發生了變化；④所消費的現有商品，出現一種商品對另外一種商品的替代；⑤預算支出的變化，或者某種商品的價格、某種商品的某個質量等級的價格的變化等。

下面分析一下理論假設下的消費計劃和現實消費之間的差異：

第一，理論假設下的消費支出計劃和實際消費支出計劃之間的差異：

現實中常常會出現這樣的例外：①“非理性消費”有時會發生，這時人們不把某次或某些消費納入“長期”的、全局性的支出預算；②這種不理性還表現在：預算背景可能會不斷地發生轉換，從而使預算缺乏足夠的穩定性；③實際的消費計劃具有不完備性，每個人都不可能考慮的非常全面和周到。

第二，實際消費支出計劃和實際消費之間的差異：

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有：①消息計劃可能整體理性，而實際消費卻可能不表現出整體理性。這是因為，具體到某個單次的消費行為，并不是每次都需要付費，有許多商品往往是集中購買的，這種“不付費的消費”往往會使實際消費出現偏差；另外，人們總是對當前的消費看的比將來的消費更重要，從而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虎頭蛇尾”的情況。②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組成單位，支出預算通常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由家庭的某個成員作出的，而消費卻是由家庭的每個成員實施的，這種作出消息計劃和實際消費兩者主體上的不同，會造成預算和實際消費上的差異。

5預算支出和價格的變化對均衡支出的影響

預算支出和商品價格的變化是打破均衡最重要和直觀的因素。下面分析當兩者之一發生變化時對均衡的影響，先分析預算支出的變化。

假設，只有兩種商品能給消費者帶來效用，消費者的支出預算僅僅針對這兩種商品，當一個人總支出增加的時候，他將如何把增加的支出在兩種商品之間作出分配？看下表中的一組數據：

首先強調一點，上表中之所以選擇面條和葡萄酒這兩種商品，是因為它們不是互為替代品，這樣就可以不考慮兩種商品之間相互替代的影響，使問題大大簡化。如表中所示，在數據的第三列，兩種食品的每元邊際效用都為8時，該消費者達到消費者均衡；如果增加支出，假設消費者在面條上增加支出1元，這時支出于面條的每元邊際效用下降為7，那么，只有在葡萄酒上的支出增加5元（表中第八列的第二行），才能達到新的均衡；也就是說，他一共需要增加支出6元，其中5元用于葡萄酒，1元用于面條。由此可見，如果讓兩種食品的每元邊際效用同時下降一個效用單位，在兩種食品上就得增加支出不同數量的貨幣。為了反映用于不同種類商品或不同項目的支出在邊際效用遞減上的這種差異，引入一個新的概念——均衡支出彈性。

某種商品或某個項目的均衡支出彈性是指，在該種商品或該個項目的某個支出水平下，當再增加支出使支出于該商品或項目的單位貨幣所帶來的邊際效用正好下降“一個效用單位”所需增加的貨幣支出數量。某種商品或某個項目的均衡支出彈性越大，均衡移動所引起的這種商品或項目的貨幣支出量的變化就越大，那么，該商品或項目的支出變化對總支出變化的反應就越敏感。當一種商品或項目的均衡支出彈性遠大于另外一種時，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個數量級，增加支出的絕大部分將用于均衡支出彈性大的商品或項目，均衡支出彈性小的商品或項目的支出量變化就可以被忽略或者幾乎保持不變。這個概念要求對效用函數的二階導數給予關注。

均衡支出彈性是一個在基數效用論基礎上推導出的概念，就一種理論內在邏輯的一致性而言，這個概念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它確實可以幫助我們解釋生活當中的一類讓人感到非常困惑的問題：比如，對于葡萄酒和面條兩種食品的消費來說，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都是適用的，但是，當一個人的實際收入減少時，以至于降低他在食品上的總支出時，為什么他會把幾乎所有下降的支出用于購買更少的葡萄酒，而用于面條的支出數量卻幾乎不變？

當所消費的某種商品的價格發生變化時，均衡同樣會被打破。某種商品的價格下降，假設不存在互為替代品，而且所有商品的消費數量都保持不變（包括價格下降的商品），這時預算支出的總貨幣量就會因為該種商品價格的下降而產生結余；根據等邊際規律，這時價格下降商品的每元商品邊際效用增大了，要想達到新的均衡，該商品消費的數量就得增加；如果假設預算支出的貨幣總量保持不變，那其他商品的消費數量的變化就會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把結余用于增加該商品的消費數量使達到原來的均衡水平后還有剩余，那么，所有其他商品的消費數量都將增加；另外一種情況是，當把結余全部用于該種商品的數量增加后，還不能達到原來的均衡水平，那么所有其他商品的消費數量都將減少。用X表示某個固定的預算期間某種商品的消費數量，該商品的均衡支出彈性為L，現時均衡單位貨幣商品的邊際效用為Mu/P0，該商品的價格從現時價格P0下降為P1，假設各種商品（包括該商品）的消費數量均保持不變，則預算支出結余為（P0X-P1X）；要恢復到原來的均衡水平需支出于該商品的貨幣數量就得增加（Mu/P1-Mu/P0）L，兩者之差為：

6結論和展望

其實，我們身邊的許多經驗事實無一不在驗證著基數效用論的推斷。如果我們能夠對前面的論述有一個準確和全面的理解，就會發現以前基數效用論在解釋人類的行為時顯得捉襟見肘的原因并不是源自基數效用論本身的局限，而是源自于我們對兩個規律的認識和把握上的局限。就拿效用的可度量性這一假設來說，它本身是一個實證的問題，而不是一個理論假設的問題。從邏輯的角度講，一個人的選擇如何作出，應該是由作出行為選擇的人說了算，而不是哪個經濟學家說了算；一個人作出一次具體的選擇完全可能受制于其特定的心理或思維活動，他們可能是基數的也可能是序數的，兩者并不排斥；在有些情況下，人們要想作出行為選擇是必須進行度量或者估量的，甚至于需要進行加減的運算。通常經濟學家認為效用不可測量是因為找不到一個效用的測量單位，但是，因為效用永遠是某個單個的個人作出行為選擇的依據（不考慮社會選擇問題），那么一個對于不同的人都同樣有效的效用測量單位在邏輯上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或可能，非常值得推敲，沒有統一的計量單位不是效用不可測量的充分條件；從另外一個角度講，人類似乎有足夠的智慧對他們所要面對的各種利得和利失進行估量，盡管這種估量可能不盡合理和精確。近年來，隨著學術界對序數效用論的批評日漸增多，基數效用論又有回歸主流的苗頭，如黃有光（2005）主張發展和改進基數效用論，使之取代現有的序數效用論；Mandler（2006）主張將基數效用論和序數效用論進行折中融合，以取長補短。無論如何，輕易放棄一種理論并不見得是一種明智的選擇，科學的發展永遠都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就像物理學家對光的本性的認識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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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暴世宏，江春先.耐用消費品的消費者均衡研究[J].價值工程，2012（11）：99-101.

篇7

1西方經濟學效用理論的發展概況述評

西方主流經濟學效用理論的發展大概經歷了三個階段：基數效用論、序數效用論和顯示偏好理論。效用理論的發展一直很受人們的關注，這不僅僅是因為上述三種理論之間的分歧和爭論，作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兩大支柱（效用理論和廠商理論）之一的效用理論從產生至今，無論是哪個分支的進展都不能令人滿意，而且有一些基本的理論問題都尚未得到解決。一般而言，檢驗一種經濟理論科學與否要從兩個方面著手，第一是該理論本身的邏輯自冶性，第二是理論的可檢驗性和可驗證性；而效用理論在這兩個方面的表現都不能令人信服。

在馬歇爾（Marshall，1890）把邊際效用遞減和消費者均衡的思想作為需求定律的基礎后，基數效用論就此止步不前，難有作為，在隨后的幾十年間，雖然有為數眾多的經濟學家都涉足了這個領域，但他們的理論似乎都只是對杰文斯（Jevons，1871）等人理論的一種重復，始終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在馬歇爾的需求曲線遇到所謂的“吉芬難題”之后，對于其是否應當被看做是經濟學的一條公理，引起了眾多經濟學家的爭論，這個爭論至今未有定論。基數效用論從其產生之初就面臨的效用度量和效用的人際間比較的問題也一直懸而未決，而這兩個問題恰恰是阻礙基數效用論應用于現代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社會選擇理論的兩大障礙。

今天，雖然“無差異分析”和“顯示偏好理論”已經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有關效用和消費者行為的標準理論，但序數效用論同樣是不完美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和經濟思想史學家本·塞利格曼（Ben Seligman，1962）曾經提到他對這個理論的懷疑：“的確，無差異曲線是不是真的能夠從消費者的實際行為中提煉出來，是大有疑問的。整個理論由理論家通過內省得出的假設開始……但是這些基礎性的假設很少得到經驗數據的支持。”同時，他對這一理論的適用范圍也提出了質疑：“然而，很明顯的一點是，不是所有的消費品都符合希克斯的分析。消費者的開支就算有很大的可變性，但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在短期內是固定的。住房、燃料、照明、器材、冰箱、保險、稅收和交通等方面的開支很少變動，但它們往往占據了家庭支出的40%～50%……除了這些準自動的消費支出，還有許多支出與習慣有關，那么現實中還剩下多少支出可以用無差異曲線來分析呢？最基本的事實似乎是，時刻在計算的消費者是很少見的，更多的人依從習慣行事，無力也不愿意去計算偏好，因此根本就不符合希克斯的模型。”另外，對于序數效用論是否真正擺脫了效用的可度量這個假設前提，同樣存在極大的爭議，正如葉航教授所言：“從西方經濟學效用理論的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序數效用論’和‘顯示偏好理論’是在否定‘基數效用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形式上看，這種否定確實避免了‘效用可以被直接計量’這一令人困惑和尷尬的假設；但從內容上看，這種否定的有效性卻非常值得懷疑。”

薩繆爾森（Samuelson，1938）的顯示偏好理論認為，消費者的市場行為可以用偏好來解釋，而反過來消費者的偏好只能用行為來界定。關于這一點，被以后越來越多的學者指責存在循環論證的錯誤。“顯示偏好理論”的假設暗示，消費者在自己的內心狀態得到描述之前就能夠作出確定的選擇，對于這個假設同樣很值得推敲。度量或者估量，就和概念、分類、因果分析一樣，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基本工具和方法，是人類本身所具有的一項基本的技能，“顯示偏好理論”顯然是在無視人類這種基本技能的同時，賦予了他們一種可在毫無依據的情況下就可作出明確判斷的，而且是具有相當穩定性的特殊技能，它似乎不需要任何心理或思維上的基礎，我們不知道在哪個學科領域曾經證明人類的確具有這樣一項特別的技能。

效用理論在解釋人類行為方面，其表現更是難以讓人折服。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所講的一件事就頗具代表性：“一九五年，史德拉（G.J.Stigler，1911—1991）發表了題為《功用理論的發展》的長文，追溯百多年來功用理論的思想史，學究天人，文采斐然。在結論中史氏忍不住破口大罵：他認為經濟學者不熱衷于理論的驗證，以致眾多高手在功用理論上的刻苦耕耘，獲得的對人類行為解釋的貢獻，微不足道！”（《經濟解釋》第一卷 第四章：功用的理念）；他又說道：“抽象的空中樓閣，往往是理論的出發點，但為了驗證，我們要推展到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或行為那方面去……經濟學的真正用途是解釋行為，每一步都應該是為了要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含義而行的……功用分析（指序數效用論）推不出需求定律，而需求定律是不需要有‘功用’的理念的”（《經濟解釋》第一卷 第五章：需求定律）。

效用理論雖然受到不少學者的責難，但作為基數效用論的核心——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本身卻沒有因此而受到冷落，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學者嘗試對它進行更加深入的探討。

2基數效用論在邏輯自冶上的漏洞和缺陷

今天，在人們對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和消費者均衡的條件（后面稱為 “等邊際規律”）的討論中，有一個邏輯上非常模糊的地方。我們知道，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限制條件，那就是它是針對一個單次消費行為而言的，也就是說它只適用于發生在一個理論的時點上的連續消費行為，而分散在一個給定的時間段內的重復消費是不適用這個規律的，這是今天我們對這個規律的一個基本的認識。關于這一點馬歇爾、杰文斯、威塞爾（Wieser）對此都有過專門的強調。斯坦利 ·L.布魯（Stanley L.Brue，2000）在《經濟思想史》一書中，談到馬歇爾給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所引入的兩個限制條件，其中第一個限制條件是：“他指出他考慮的是時間中的某一個瞬間，這一瞬間的時間間隔很短而不必考慮某一特定個人的特征與體驗的任何變化。”同樣，本·塞利格曼（Ben Seligman，1962）在《現代經濟學主要流派》一書中，談到杰文斯對這個規律的一個觀點：“然而在 杰文斯看來……效用遞減只會發生在某一個時點上，是消費行為的一個瞬時快照，它不適用于在給定時間段內重復消費的情況。在后面情況下，應該是不存在饜足的問題，分散在離散的時點上被重復消費的商品單位也不存在效用遞減的問題。”等邊際規律是在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基礎上推導出來的，等邊際規律所考察的是各個彼此孤立的單次消費行為，雖然它并不要求這些單次的消費都發生在同一個理論的時點上，或者說它完全可以針對一個時間段來應用，但是按照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要求，每個單次消費卻必須發生在一個理論的時點上，威塞爾曾明確指出：消費者每天消費的食物數量基本上差不多，但是一天中只是在某一個時點，才能用最后一口食物的效果來衡量滿足度。對等邊際規律的這一限制顯然被今天大多數的研究者忽略了，在關于這個規律的陳述當中，根本沒有涉及這一限制條件，好像這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問題，比如，在“當花費在任何一種物品上的最后一元所得到的邊際效用正好等于花費在其他任何一種物品上的最后一元所得到的邊際效用”這句話中，“最后一元”指的是花在某種商品的某個單次消費的最后一元呢？還是指花在某個時間段內該種商品消費總量的最后一元？顯然，根據前面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限制條件，這里指的是前者；也就是說，等邊際規律僅僅是約束了這個時間段內每個相互獨立的單次消費的商品數量，如果考察的是一個人在該個時間段內對一種商品總的消費數量，它就失去了對消費行為的約束，因為一個時間段內某種商品的總消費數量除了和每個單次消費的數量有關外，還與消費的次數有關。我們知道，在馬歇爾的需求曲線中（個人需求曲線），“需求量”（或者說“意圖交易量”）總是針對未來的某個時間段而言的，無論是“暫時的”、“短期的”還是“長期的”需求；而在當代流行的經濟學教科書中，比如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Samuelson，Nordhaus，1985）的《經濟學》中，就是用等邊際規律來解釋需求曲線向右下方傾斜的。自然等邊際規律僅僅是約束了一個時間段內相互獨立的各個單次消費的商品數量，那等邊際規律怎么能用于解釋需求定律呢？比如說，一種商品的價格下降使最后一元該商品的邊際效用增大，從而使消費量上升，但這里所指的僅僅是每個單次消費的商品數量上升，而對于該段時間內該商品的總的消費數量是否上升，等邊際規律是無法回答的，因為我們不能隨意假設在該段時間內消費的次數是一定的。僅僅單從這一點看，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就推導不出需求定律。如何處理這種邏輯上的困境？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因為，對于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如果我們的考察是針對一個時間段的話，問題就變得復雜起來，由一個時間點轉化為一個時間段，絕對不是簡單地將各個分散的單次消費放在該時間段內進行彼此孤立的分析那么簡單，這里存在一個合成謬誤的問題：如果針對一個時間段的話，一個人完全有可能針對同一種商品產生新的需求，新的需求的產生和滿足會對這個人的預算支出的分配產生影響，同樣會對商品消費的數量產生影響；有許多人類的需求，其存在本身就必須以一個時間段為前提條件，有的商品的效用的實現，也必須經歷一定的時間段。比如，一個人對一種食品的某種營養的需求、對服裝風格的變化的需求、病人為治愈疾病而對藥品的需求等。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一個人對一個月之內吃多少次牛肉有要求嗎？有，如果他是一個很講究營養健康的人（他食用牛肉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對口味和饑飽感的需求），他不但對一次吃多少牛肉有要求，同樣對一個月內吃多少次才能達到最佳營養狀況也是有明確要求的。這種新的需求的產生會引起什么樣的后果呢？結果是，隨著一個人對牛肉這種食品預算支出的增長，他不僅僅會提高每個單次消費的數量，而且會增加一個月內或者一年內消費牛肉的次數，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不能隨便假設某種商品消費的次數一定的原因之所在。可能有人會說，我們對饑飽感的滿足不是固定在一日三餐嗎？我們之所以固定一日三餐，是由于增加一次就餐會付出很大的非貨幣成本，增加就餐次數是不劃算的，這里不對這個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由此可見，如果僅僅是對分散于一個時間段內的每個單次消費行為進行彼此孤立的研究的話，將會有許多人類的需求和影響人類行為選擇的因素因得不到應有的考察而被遺漏，那么由前面兩個規律得出的分析結論也就有了很大的片面性，也正是這個問題限制了基數效用論對經驗事實的解釋能力。

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推不出需求定律，如何解決這種理論邏輯上的困境，究竟是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適用范圍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呢，還是我們對這個規律的認識還有待進一步深入？

3對兩個規律限制條件的修改和擴展

筆者和江春先在《邊際效應遞減規律的再發現》一文中將時間維度納入了邊際效用遞減規律考察的范圍，證明在某個時間段內，隨著一個人消費某種商品總量的增加，雖然他對該種商品的單次消費量和消費次數都會隨之增大，但在這種情況下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仍然是成立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完全適用于分散在一個時間段內離散時點上的重復消費行為；也就是說，對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限制條件完全可以由一個理論上的時點擴展到一個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內隨著某種商品消費總量的增加，單位貨幣商品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基于對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這種新的認識，可以推導出對等邊際規律的新的表述：在某個期間內（時間段），當花費在任何一種物品總量上的最后一元所得到的邊際效用正好等于花費在其他任何一種物品總量上的最后一元所得到的邊際效用的時候，該消費者將達到消費者均衡。這樣，等邊際規律就對整個期間內每種商品總的消費數量有了一個約束。

如果我們對上述新的認識進行嚴謹而周密的審視的話，發現在這種開創性的認識的背后其實隱含著這樣的假設：

整體理性經濟人假設：是指一個理性的經濟人，他不僅僅只是關心眼前的、“短期”的和局部性的利益，而且對將來的、“長期”的、全局性的利益同樣關注，在他的心目中將來的、“長期”的、全局性的利益和眼前的、“短期”的、局部性的利益同等重要，他將針對整個預算期間（把預算期間作為 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來看待），根據自己預算支出的貨幣總量，對該期間內的各項消費活動進行整體的、完全理性的和合理的計劃和安排，從而使整個預算期間的總效用最大化。

再進一步作下面的假設：

部分可預期假設：在某一個時間點，一個人將把將來的一個時期（預算期間）內的環境、偏好和其他任何情況及其它們的變化的一部分看做是完全可預期的，因此，他可以在整個預算期間的視野下，根據預算支出的貨幣總量和各種商品的價格，對各種商品的消費進行有效的合理的計劃和安排，從而實現整個預算期間的效用最大化；而不可預期的部分，他將用儲蓄或借貸的方式來應對。部分可預期假設表明，眼前的每次消費決策都不會因為未來情況的不可預知而受到影響，也就是說，他完全可以在一個時間點上對整個預算期間的各種消費進行完整的計劃而不會使當前的消費出現不確定或者偏差。

通過上面的假設，我們就可以對一個人在某一時間點上針對他將來的某個預算期間的消費計劃進行考察；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等邊際規律實際上就成為一個消費計劃的約束規律，而不是一個消費行為的約束規律。一個人的消費計劃，將嚴格地按照等邊際規律的約束來進行；不過，如果他以后的實際購買和消費行為能夠按他的消費計劃進行安排實施的話，也就等于對他在整個預算期間的實際購買和消費行為進行了約束。

因為現在等邊際規律對一個人針對他將來的某個預算期間計劃消費某種商品的總量有了約束，所以用等邊際規律來解釋需求定律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而且我們看到，需求定律中的“意圖交易量”實質上指的是某一時間點一個人在現行收入和價格約束下針對將來某個預算期間的計劃消費量。

有一點要補充說明一下，上面用“預算支出”代替了“收入”這一名詞，因為 “收入”這一提法需要增加一個不切合實際的假設，即人們將把收入全部用于消費，既不存在儲蓄的情況也不存在借貸的情況；再者，對消費行為進行約束的直接因素是預算的支出，而不是收入。

4消費者均衡的實證含義

筆者和江春先在《耐用消費品的消費者均衡研究》一文中，探討了一種商品的質量對消費者均衡的影響。如果我們把商品的質量這個因素也納入考察的范圍，那么，基于對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這種嶄新的認識，可以推導出消費者均衡的實證含義：一個人總是針對他的某個預算期間，將計劃支出的貨幣總量在他所要消費的商品種類、商品質量、消費次數或間隔頻次、單次消費的數量之間作出合理的均衡和安排（而不是隨意的），以達到一種最優的配置和選擇，從而使他在整個預算期間的總效用達到最大化。

從消費者均衡的實證含義可以看出，等邊際規律對消息計劃約束的效應體現在：有一種促使各方面的安排趨于穩定的內在力量，除非有某種誘因的出現打破這種均衡，而這種穩定性正是消費習慣形成的基礎所在。完全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等邊際規律的約束，消費習慣就不可能形成，人類的消費行為將存在極大的隨意性和偶然性。當然，每個人都不可能每時每刻進行效用的“測量”和“計算”，他常常是通過學習和消費經驗的不斷積累而形成消費習慣，消費習慣形成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地向均衡過渡的過程；習慣一旦形成，他就完全可以按照習慣而行事，而習慣的打破，總是有原因的，這種誘因就是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①環境或偏好的變化，引起了需求的種類或某種需求的強度的變化；②新增某種商品的消費或者停止消費某種商品；③所消費的某種商品的質量或質量等級發生了變化；④所消費的現有商品，出現一種商品對另外一種商品的替代；⑤預算支出的變化，或者某種商品的價格、某種商品的某個質量等級的價格的變化等。

下面分析一下理論假設下的消費計劃和現實消費之間的差異：

第一，理論假設下的消費支出計劃和實際消費支出計劃之間的差異：

現實中常常會出現這樣的例外：①“非理性消費”有時會發生，這時人們不把某次或某些消費納入“長期”的、全局性的支出預算；②這種不理性還表現在：預算背景可能會不斷地發生轉換，從而使預算缺乏足夠的穩定性；③實際的消費計劃具有不完備性，每個人都不可能考慮的非常全面和周到。

第二，實際消費支出計劃和實際消費之間的差異：

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有：①消息計劃可能整體理性，而實際消費卻可能不表現出整體理性。這是因為，具體到某個單次的消費行為，并不是每次都需要付費，有許多商品往往是集中購買的，這種“不付費的消費”往往會使實際消費出現偏差；另外，人們總是對當前的消費看的比將來的消費更重要，從而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虎頭蛇尾”的情況。②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組成單位，支出預算通常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由家庭的某個成員作出的，而消費卻是由家庭的每個成員實施的，這種作出消息計劃和實際消費兩者主體上的不同，會造成預算和實際消費上的差異。

5預算支出和價格的變化對均衡支出的影響

預算支出和商品價格的變化是打破均衡最重要和直觀的因素。下面分析當兩者之一發生變化時對均衡的影響，先分析預算支出的變化。

假設，只有兩種商品能給消費者帶來效用，消費者的支出預算僅僅針對這兩種商品，當一個人總支出增加的時候，他將如何把增加的支出在兩種商品之間作出分配？看下表中的一組數據：

首先強調一點，上表中之所以選擇面條和葡萄酒這兩種商品，是因為它們不是互為替代品，這樣就可以不考慮兩種商品之間相互替代的影響，使問題大大簡化。如表中所示，在數據的第三列，兩種食品的每元邊際效用都為8時，該消費者達到消費者均衡；如果增加支出，假設消費者在面條上增加支出1元，這時支出于面條的每元邊際效用下降為7，那么，只有在葡萄酒上的支出增加5元（表中第八列的第二行），才能達到新的均衡；也就是說，他一共需要增加支出6元，其中5元用于葡萄酒，1元用于面條。由此可見，如果讓兩種食品的每元邊際效用同時下降一個效用單位，在兩種食品上就得增加支出不同數量的貨幣。為了反映用于不同種類商品或不同項目的支出在邊際效用遞減上的這種差異，引入一個新的概念——均衡支出彈性。

某種商品或某個項目的均衡支出 彈性是指，在該種商品或該個項目的某個支出水平下，當再增加支出使支出于該商品或項目的單位貨幣所帶來的邊際效用正好下降“一個效用單位”所需增加的貨幣支出數量。某種商品或某個項目的均衡支出彈性越大，均衡移動所引起的這種商品或項目的貨幣支出量的變化就越大，那么，該商品或項目的支出變化對總支出變化的反應就越敏感。當一種商品或項目的均衡支出彈性遠大于另外一種時，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個數量級，增加支出的絕大部分將用于均衡支出彈性大的商品或項目，均衡支出彈性小的商品或項目的支出量變化就可以被忽略或者幾乎保持不變。這個概念要求對效用函數的二階導數給予關注。

均衡支出彈性是一個在基數效用論基礎上推導出的概念，就一種理論內在邏輯的一致性而言，這個概念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它確實可以幫助我們解釋生活當中的一類讓人感到非常困惑的問題：比如，對于葡萄酒和面條兩種食品的消費來說，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都是適用的，但是，當一個人的實際收入減少時，以至于降低他在食品上的總支出時，為什么他會把幾乎所有下降的支出用于購買更少的葡萄酒，而用于面條的支出數量卻幾乎不變？

當所消費的某種商品的價格發生變化時，均衡同樣會被打破。某種商品的價格下降，假設不存在互為替代品，而且所有商品的消費數量都保持不變（包括價格下降的商品），這時預算支出的總貨幣量就會因為該種商品價格的下降而產生結余；根據等邊際規律，這時價格下降商品的每元商品邊際效用增大了，要想達到新的均衡，該商品消費的數量就得增加；如果假設預算支出的貨幣總量保持不變，那其他商品的消費數量的變化就會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把結余用于增加該商品的消費數量使達到原來的均衡水平后還有剩余，那么，所有其他商品的消費數量都將增加；另外一種情況是，當把結余全部用于該種商品的數量增加后，還不能達到原來的均衡水平，那么所有其他商品的消費數量都將減少。用X表示某個固定的預算期間某種商品的消費數量，該商品的均衡支出彈性為L，現時均衡單位貨幣商品的邊際效用為Mu/P0，該商品的價格從現時價格P0下降為P1，假設各種商品（包括該商品）的消費數量均保持不變，則預算支出結余為（P0X-P1X）；要恢復到原來的均衡水平需支出于該商品的貨幣數量就得增加（Mu/P1-Mu/P0）L，兩者之差為：

6結論和展望

其實，我們身邊的許多經驗事實無一不在驗證著基數效用論的推斷。如果我們能夠對前面的論述有一個準確和全面的理解，就會發現以前基數效用論在解釋人類的行為時顯得捉襟見肘的原因并不是源自基數效用論本身的局限，而是源自于我們對兩個規律的認識和把握上的局限。就拿效用的可度量性這一假設來說，它本身是一個實證的問題，而不是一個理論假設的問題。從邏輯的角度講，一個人的選擇如何作出，應該是由作出行為選擇的人說了算，而不是哪個經濟學家說了算；一個人作出一次具體的選擇完全可能受制于其特定的心理或思維活動，他們可能是基數的也可能是序數的，兩者并不排斥；在有些情況下，人們要想作出行為選擇是必須進行度量或者估量的，甚至于需要進行加減的運算。通常經濟學家認為效用不可測量是因為找不到一個效用的測量單位，但是，因為效用永遠是某個單個的個人作出行為選擇的依據（不考慮社會選擇問題），那么一個對于不同的人都同樣有效的效用測量單位在邏輯上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或可能，非常值得推敲，沒有統一的計量單位不是效用不可測量的充分條件；從另外一個角度講，人類似乎有足夠的智慧對他們所要面對的各種利得和利失進行估量，盡管這種估量可能不盡合理和精確。近年來，隨著學術界對序數效用論的批評日漸增多，基數效用論又有回歸主流的苗頭，如黃有光（2005）主張發展和改進基數效用論，使之取代現有的序數效用論；Mandler（2006）主張將基數效用論和序數效用論進行折中融合，以取長補短。無論如何，輕易放棄一種理論并不見得是一種明智的選擇，科學的發展永遠都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就像物理學家對光的本性的認識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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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世宏，江春先.耐用消費品的消費者均衡研究.價值工程，2012（11）：99-101.

篇8

關鍵詞: 物理學 理論 生活哲理

物理學對于學生來說并不總是意味著嚴謹的推理、眾多的公式、深奧難懂的理論,物理學還有其生動有趣,貼近生活的一面。透過反映物質世界本質的眾多簡潔明了的物理學定律及規律,我們可以看到物理學理論中所隱含的非常樸素的哲理,這樣的哲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經常可見。下面我舉幾個例子和大家共同探討,讓我們去認識物理學的趣味性和奇妙性。

1.熱力學第一定律:Q=U+A。

熱力學第一定律是能量守恒和轉化定律在熱力學中的具體表現。它表明:熱是物質運動的一種形式,外界傳給物質系統的能量(熱量),等于系統內能的增加和系統對外所作功的總和。熱力學第一定律又叫第一類永動機不可能原理。熱力學發展初期,熱和機械能的相互轉化是人們研究的主題。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工業上和運輸上都相當廣泛地使用蒸汽機,人們研究怎樣消耗最少的燃料而獲得盡可能多的機械能。對此問題的研究使人們熱衷于研制一種機器,他們設想這種機器可以持續不斷地對外作功,而不需要外界提供任何能量、能源,這就是所謂的第一類永動機。

人們設計的永動機在實踐面前不可避免地宣告結束,這也預示第一類永動機是不可能制造成功的。現在我們可以從理論上對這一問題加以解釋。讓一臺機器不從外界吸收能量,而又能源源不斷地對外做功,從熱力學第一定律的數學表述公式來看,即Q為0,而A永遠大于0,這就意味著必須犧牲系統的內能,系統通過降低內能從而對外作功。系統的內能與溫度有關,內能降低意味著系統的溫度降低,而任何系統的溫度降低總是有限度的,它不可能無限制地持續降低,因而系統持續不斷地對外作功就必然是不可能的了。熱力學第一定律實質上否認了能量的無中生有,所以不需要動力和燃料就能持續不斷作功的第一類永動機就成了天方夜譚式的設想。物理學中還有一句經典的說法用來描述第一類永動機不可能原理,即“既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了。無獨有偶,中國老百姓還有句俗語:“天上不會掉餡餅。”這和物理學中第一類永動機不可能原理所隱含的哲理是一致的。在教學中講授熱力學第一定律時,我對學生說:如果把第一類永動機不可能原理運用到他們的身上,就是又想學習好,又想不付出努力,不看書、不做作業,這當然也是不可能的。學生聽了都會心地一笑。當然我們還知道一個人想做一點事情,取得一點成就,那么也必須付出努力。在這里物理學不折不扣地給我們展示出了生活的真諦。

2.熱力學第二定律。

熱力學第一定律指出,任何一個熱力學過程都必須遵從能量守恒,但是凡是滿足能量守恒的熱力學過程也不一定都能實現。自然界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熱力學宏觀過程,每種熱力學宏觀自發過程都有確定的進行方向。熱力學第二定律給出了任何一個熱力學宏觀過程所能自發進行的方向界定。克勞修斯表述指出,熱量可以自發地由高溫物體傳向低溫物體,而相反的過程:熱量自發地由低溫物體傳遞給高溫物體,使高溫物體溫度更高,低溫物體溫度更低,而且不產生任何其它影響的過程是永遠不會發生的,這實質是指明了熱傳遞的不可逆性。開爾文表述指出,做功的能量可以自發地全部轉化為物體的熱量,而相反的過程:使物體的溫度自動降低,熱量自動減少,減少的熱量全部轉化為對外作功且不產生任何其它影響的過程是永遠不會發生的,這實質是指明了功熱轉化的不可逆性。還可以舉出更多的例子來說明,自然界中與熱現象有關的一切宏觀自發過程都是不可逆的。只要能指明一種熱力學宏觀自發過程進行的方向,就可以作為熱力學第二定律的一種表述,所以熱力學第二定律的表述就不僅僅只有克勞修斯表述和開爾文表述兩種形式。如果你愿意去做的話,熱力學第二定律的表述可以有幾百種、上千種甚至上萬種之多,這么多的表述其實質都是完全一樣的,是可以互相論證的。

熱力學第二定律指出自然界中的宏觀自發過程能夠進行下去是有規律可循的,是有一定的規則和方向限制的,一切宏觀自發過程均為不可逆過程。自然界中任何生物成長的過程也是有方向限制的,一切生物的成長都遵守從生到死的自然法則,生命過程不可逆。老人經常教誨:“說出去的話如同潑出去的水,收也收不回來。”以此來告誡人們做事生活要嚴謹,事情一旦發生都是不可逆轉的。這些樸素的生活哲理和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內涵是相通的,熱力學第二定律也可看成是人們樸素生活哲理的一種體現。

3.麥克斯韋速率分布律。

麥克斯韋速率分布律指出,處于平衡態下的氣體內部,所有分子都以不同的速率運動著,考慮氣體分子的速率分布在0―∞之間,則速率很大和速率很小的分子數占總分子數的比率都比較小,而具有中等速率的分子數占總分子數的比率較大。氣體分子速率分布的這種特點表明氣體分子數目按速率分布類似于紡錘型,以較慢速率運動的分子數少,以較大速率運動的分子數也少,而以中等速率運動的分子數最多,即氣體分子速率分布具有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處于平衡態下氣體分子按速率分布的紡錘結構讓我們想到一個班級中學生成績的分布正常情況下也應成紡錘形,成績很好、分數很高的學生和成績很差、分數極低的學生都占少數,大多數的學生成績處于中等水平。再如社會的收入分配結構,經濟學家所推崇的也是紡錘形收入分配結構,即低收入和高收入相對較少,中等收入占絕大多數的收入分配結構,這種以中等收入者為主要成分的社會結構,也是現代最穩定的社會結構。經濟學家所推崇的現代社會最穩定的一種社會結構和物理學中討論的處于平衡態下的氣體分子的速率分布結構具有相似性,看似毫不相關的兩個領域,它們遵守的規律卻具有相似性,物理學定律在此向我們展示出了它的奇妙之處。

4.表面張力的存在。

篇9

一、價值轉形的通解

價值轉形的實質就是價值分配，對應的是財富分配，所以任何價值理論體系中只要有分配理論，肯定存在價值轉形問題，只是轉形原理不一定相同而已。瓊·羅賓遜夫人和薩繆爾森的“總是成立的循環論證”已暗示了轉形通解的存在，而楊民在其“‘價值轉形’與勞動價值論的回顧和新探”一文中對轉形通解進行了更具體的闡述②，但是由于他們仍將對轉形原理的解析當成了論證，從而忽視了通解真正要說明的問題。下面分析一下在馬克思轉形原理下的通解，從而說明經典的正反雙方忽視了什么。

設價值的萬能生產函數為：Q = c + v + αc + βv ，其中 α、β 分別為不變資本 c 和可變本 v 的剩余價值率。下面考證該函數是否服從馬克思的價值轉形原理。

依公理 P =（1 + γ）（c + v） 有價格方程：

其中， 、 、 分別為 i 部門的總價格、總不變資本、總可變資本，γ為社會平均利潤率。

依價值萬能生產函數 Q = c + v + αc + βv 有：

任何轉形模型都是靜態的，在靜態轉形模型中唯一合法的轉換系數只在剩余價值（或利潤）前；用任何靜態模型反求的價值都是子無虛有的，這是由“靜態模型只是原基建模”的必然限定。當我取不同年份的生產價格為已知量反求價值時，我們就會發現在生產情況完全不變時（如搬石頭、教書），商品的價值在不同年份不一樣，顯然這絕不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價值。

（三），朱奎得出總生產價格與總價值不相等，即 Σ（ + ） － Σ（ + ）≠0 ，這可能有誤，有符會之嫌。因為γ = Σ/Σ（ + ） 這個方程是價值方程組中的 Σ 除以價格方程的Σ（ + ） ，這只有在 Σ（ + ） ＝ Σ（ + ） 或 ∑ = ∑ 時才成立。這就是說只有在總價格等于總價值時才有朱奎的平均利潤率方程。注意：這兩個等式是同時成立的，有此即有彼，這是前n個方程的必然決定。

朱奎在這之前分析了一個錯誤案例，該案例是“勞動力的生產價格為40，價值為36（40、36分別相當于工人生活資科的生產價格和價值）。工人必然會按其勞動力價值36來再生產可變資本，因為工人只有這么做，才可以使其獲得的收入40購買到價值為36的生活資料，恰好補償其勞動力的價值。”這個案例是朱奎依據馬克思的一段的關于價值轉形的描述而設計的，他顯然設計成了通貨膨脹，或將交換價格當成生產價格，從而分不凈。他試圖用這個方程來說明這種分不凈是馬克思價值轉形的必然，從而反駁別人對轉形理論中的分不凈的指責。其實他與別人一樣，都只是算了一筆同樣的錯帳，雙方的爭辯只是同一根紙矛投來投去。朱奎（包括我們）應拿出自己的盾。直接解其方程也能得出 Σ（ + ）＝ Σ（ + ）。

朱奎已解出總利潤等于總剩余價值（原文是總利潤等于總價值）③，即；

γΣ（ + ）＝ ∑mi

由于方程組的右邊是價值方程，社會總價值量不因 ρ 而改變，所以有 ：

∑（ + + mi） ＝ ∑（ + + ）＝ ∑（ + ） + ∑

由方程組左邊等于右邊有：

Σ（ + βivi） + γΣ（ + ）＝ ∑（ + ） + ∑

有：Σ（ + ）＝ ∑（ + ）

有：總價值 ＝ 總價格

如果朱奎認為 ∑（ + + ）ρi ≠ ∑（ + + ），則說明ρ改變了社會的總價值量，這便莫明其妙了，而 γ = Σ/Σ（ + ）更是莫明其妙。

一百多年來的轉形之爭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即用價格反過來求算價值，以繞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難題。雖然我們似乎做了這一點，但是這不說明任何問題。其理由是：一是如“價值轉形的通解”中的分析，我們無法判斷所得的價值是由那一個生產函數決定的，分析中所用的馬克思生產函數僅是個形式而已，無法說明是“正比”還是“反比”下的價值。注意：同樣是馬克思的生產函數，可以代表正比、反比或其它任意比，我們不要以為使用了生產函數 Q = c + v + m 就必然包含其“反比”定律。二是所有的為求得價值而設定的轉換系數或其它參數在本質上都只是平衡價值方程與價格方程，以使兩個方程的聯合方程有解，僅此而已。要真正進行這種反算，這里至少應另有算式反映各部門的歷史剩余價值的累加量！三是勞動生產力（率）、生產率等概念是模糊不清的，還沒有一個數學方法能反映這兩個概念，這里根本就不具備從價格反求價值的可能性。勞動生產力在馬克思理論中是以要素的實際形態為基礎來描述的，但是我們無法比較這一籃子要素與另一籃子要素誰多誰少，如生產要素中減一把鋤頭的同時加一條扁擔，如何評價籃子里的要素是多了還是少了？經濟學中還不能像物理學那樣，能由重量反求質量。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一旦勞動生產力（率）的值可以確定，便可直接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上求算價值了，我們也可以通過價格反求價值。

三，動態轉形分析

馬克思價值轉型的根本動因在于“商品的價值與其勞動生產力（率）成反比”（即技術有機構成的改變），沒有這個原因其轉形理論是無從建立的，所以真正的轉形分析----即動態轉形分析必須考慮這個定律，從而也將轉形理論的另一半----“平均利潤率趨于下降法則”也反映出來。然而如上所述，目前只能通過資本有機構成的改變來反映“反比”定律，盡管這與勞動生產力（率）的定義不符。

我們所談的價值，不管其本源是什么，最終都必須是度量商品（財富）多少的東西，否則我們所談的價值本身沒有價值。這就是說價值的本質（或第一定義）必須是量范疇，是一種經濟學量。抽象勞動也好、效用也好、代價耗費也好，等等，都是這之后的事，是第二定義。價值是誰創造的，是另一個問題。這里不管價值是誰創造的，正比定律都要求價值與商品成正比。在正比下，同樣運用馬克思的轉形理論，我們必然得出“任何商品的生產價格與其生產率成反比，且隨其它商品生產率的提高而上漲”，必然得出“工資隨生產率的不斷提高而上漲”，從而平均利潤趨于穩定態④。

毫無疑問，當今國內學術界的“正比”與“反比”之爭中，“正比”既符合實際，也服從科學中的公理----正比定理。馬克思的“反比”定律及西方“遞減”規律都歷圖直接解釋的價格現象，或以定律與價格現象吻合說明價值定律是正確的，這是不恰當的。價格現象是“正比 ＋ 轉形”才決定的，他們操之過急了，在轉形之前就直接用價值定律解釋了價格現象。

注釋：

①②見《經濟評論》，2004.1 。

篇10

關鍵詞：匯率不完全傳遞；價格；通貨膨脹；貨幣政策

中圖分類號：F83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09)06-0069-04

本文簡單回顧匯率和國內價格關系的研究成果，從一價定律和購買力平價理論開始簡述以傳統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匯率完全傳遞機制及其背后的邏輯。然而許多經驗研究表明，現實生活中不存在完全的匯率傳遞機制，而且匯率傳遞的程度是受多種因素影響的。而且近年來各國的匯率傳遞程度出現進一步下降的趨勢，即匯率對于國內價格的影響力在進一步減弱，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勢必根據這種趨勢進行一定的調整。

一、傳統觀點：一價定律和購買力平價理論

根據傳統的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匯率的變化不僅影響一國的外部收支平衡，而且匯率對于進口價格的影響是完全而且即時的。這個分析是基于一價定律(LOP)，或者說是基于購買力評價理論(PPP)的。

一價定律認為相同的產品在不同的國家應該以相同的價格銷售，但該理論的假設相當嚴格，比如利潤最大化以及忽略商品運輸和流通的成本。假設一價定律適用于兩個國家的所有商品，我們得到P=EP*，其中P和p*分別表示兩個國家的物價水平，E表示兩個國家之間的匯率。該等式被稱為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根據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匯率的變化會完全反應在一國的價格水平上，或者說，一國貨幣的升值將導致本國的貨幣緊縮，而貨幣貶值則會導致該國價格以相同比例上升。這就是匯率的完全傳遞。根據購買力平價的假設，匯率對于國內價格的傳遞總是完全而且即時的。

根據該邏輯，名義貨幣的貶值是和高通貨膨脹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我們可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英國，以及拉丁美洲國家發現類似的現象。比如，在1977年到1995年之間，墨西哥比索對于美元平均每年貶值31％，而該國的年均通貨膨脹率比美國高了30％。

二、匯率不完全傳遞的事實

盡管我們可以從世界經濟史中找到貨幣貶值和高通貨膨脹之間存在密切聯系的例子，但是，我們同樣可以找到許多有名的例子來說明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之間的聯系并不是那么緊密，這些矛盾的例子刺激了經濟學家們對于匯率傳遞的持續不斷的研究。匯率不完全傳遞最有名的例子就是20世紀80年代日元的走勢與日本產品的價格變動之間的松散關系。1985年簽署廣場協定之后，日元對于美元大幅升值，人們原以為在美國銷售的日本產品價格將出現大幅上漲。然而事實是在美國銷售的日本汽車和電子產品只是略微漲價甚至價格保持不變，甚至還出現了降價的情況，這說明將產品出口至美國的日本公司可能自身吸收了匯率變化的大部分fG01dberg＆Knetter,1997)。美國自從2005年開始的美元大幅貶值卻沒有改變美元貿易赤字的矛盾現象，大概只能通過美國較低的匯率不完全傳遞程度來解釋。

相對于匯率完全傳遞理論，匯率不完全傳遞更能解釋現實的經濟世界。許多案例和計量研究都支持了匯率不完全傳遞理論，發現高度開放的經濟體在其貨幣大幅貶值之后只受到一點通貨膨脹壓力。比如，在1992年12月瑞典和英國退出歐洲貨幣體系的匯率機制之后，兩國貨幣均出現較大貶值，但并沒有遭受較高的通貨膨脹。在1993年到1994年盡管瑞典貨幣名義貶值9％，但這兩年瑞典物價水平年均僅上漲3％：英國則在英鎊貶值15％的情況下維持了2％的年均通貨膨脹率。根據Gagnon和Ihrig在2004年的研究，1971到2002年之間，主要工業化國家的匯率傳遞率僅為0.2，即名義匯率貶值10％僅導致消費價格長期上升2％。

三、產生匯率不完全傳遞的原因

從理論上，有若干因素可以解釋匯率的不完全傳遞，我們把這些原因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微觀的，一類是宏觀的。

從微觀的角度進行分析，首先，從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出發，由于產品運輸和流通成本為0的假設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匯率變動而運輸和流通成本不變，只導致進口產品的成本出現部分變動。其次，一價定律和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是建立在完全競爭的假設之上的。在存在不完全競爭時，公司會調整商品價格以維持市場份額，此時公司就要考慮許多微觀經濟的定價因素，比如市場結構、需求彈性、成本函數、生產替代性等等(Dombusch,1987)。第三，不完全競爭涉及到市場分割。在國際市場上存在著價格歧視，外國出口商調整其利潤成數而非將匯率波動完全傳遞到價格上，這種現象被Krugman(1987)稱為“看市定價”。看市定價被采用的程度越深，匯率傳遞的程度越低。

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定價策略和通貨膨脹環境都可以解釋匯率的不完全傳遞性。首先，Obsffeld和Rogoff(1995)率先嘗試用廠商定價策略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分析這個問題。在生產國貨幣定價策略下，名義匯率的變動會1:1地體現在用消費國貨幣衡量的外國商品的價格上，也就是說，匯率傳遞是完全的。如果采用消費國貨幣定價的策略，消費者面對的短期價格不會有任何改變，也就是說，匯率完全不傳遞。現實中匯率傳遞的程度取決于廠商采用生產國貨幣定價和消費國貨幣定價的比例。第二種宏觀解釋，是由Tay－lor在2000年提出的，非常具有影響力的解釋，即考慮到定價的滯后性以及廠商的壟斷競爭行為，一個可信的較低通貨膨脹的宏觀環境將導致較低的匯率傳遞性。

四、匯率傳遞程度的影響因素

考慮到匯率不完全傳遞是國際經濟中的一個常見的現象，匯率傳遞的程度就愈加需要仔細研究。影響匯率對物價(含消費價格指數和進口價格)傳遞程度的影響因素有許多。

從理論角度分析，匯率傳遞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決定因素是，一個國家的貿易開放程度。兩者之間的聯系顯然是正向的。一個國家越開放，越多的進口商品進入該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進口市場對于綜合物價的影響就越顯重要。消費物價指數的籃子里進口商品的比重越高，匯率傳遞性就越強。類似的，生產投入品中進口品的比例越高，匯率對于生產者價格的影響就越大。因此，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越開放的經濟體的匯率傳遞程度越高(Ghosh＆Rajan,2007)。

匯率傳遞的第二個決定因素是外國出口商在國內市場面臨的競爭程度。如果在市場上有許多供應商銷售類似的商品，國內消費者面對著許多選擇，這時外國出口商只賺取少量利潤甚至零利潤，銷售價格接

近銷售成本，廠商不會采取太多的“看市定價”的策略，反而對于價格十分敏感，匯率的變動直接影響出口商的利潤，出口商盡可能將匯率變動反映在價格上，否則他很可能虧本或者失去市場，因而匯率傳遞程度也較高。如果市場高度分割，外國出口商面臨較少的競爭，他們更多地采取“看市定價”策略，因而進口商品價格對于匯率變動的傳遞程度將較低(Krug－man，1987；Froot＆Klemperer,1989)。

第三個決定因素是匯率變動的方向，即匯率是升值還是貶值。當一國貨幣貶值時，外國出口商更愿意部分吸收匯率變動，以保證其產品在該國價格的穩定，以此維持其市場份額。在這種情況下，匯率傳遞性就較低，或者說匯率不完全傳遞(Mann,1986)。然而，如果一國貨幣升值，進口商品顯得更加便宜，外國出口商就愿意降低價格而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這時匯率傳遞程度就較高。換句話說，生產商對于匯率變動的反應是不對稱的。

第四，如果匯率變動的幅度較小而且匯率波動是暫時性的，外國出口商很可能因為頻繁改變價格可能影響廠商的聲譽而不對價格進行改動，此時匯率傳遞程度就較低。當然如果匯率變動幅度較大或者表現為永久性的變動，出口商就很可能將匯率變動傳遞到價格上，以避免其利潤空間的大幅縮小(Krugman,1987)。

第五，外國出口商的定價貨幣直接影響匯率傳遞性。如果外國出口商用消費國貨幣進行定價，匯率變動對其市場價格的影響就較小，相反，如果外國出口商用生產國貨幣進行定價，匯率變動對進口國的價格影響就較大(Betts＆Devereux,1996；Devereux＆En－gel,2002)。

第六，匯率傳遞性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微觀現象，與貿易商品類型息息相關。由于不同種類商品的匯率傳遞性各不相同，進口商品的組成將影響總體的匯率傳遞性。一般來說，工業制成品價格對于匯率的敏感性，低于原油、能源、原材料等商品(王瓊、曹偉，2008)。因此工業制成品在進口品中份額的上升和原材料等商品進口份額的下降會導致總體匯率傳遞性的下降，即使各種商品的匯率傳遞性保持不變。

第七，關稅和數量限制等貿易限制可能帶來較低的匯率傳遞(Branson,1989；Menon,1995)。貿易限制帶來的貿易扭曲，成為在國家之間商品流通的障礙，而商品不能自由流通則了一價定律的基本假設，因而不能適用于以購買力平價理論為基礎的匯率完全傳遞機制。

第八個可能影響匯率傳遞的因素是跨國界的生產分割，指的是生產過程分散在不同的國家進行。一個國家在出口最終商品的同時，也在進口相應的零件，該國貨幣貶值將使進口零件價格上升，因此匯率變動使廠商成本上升必須提高價格，一定程度抵消了貨幣貶值帶來的出口價格下降(杜曉蓉，2006)。

其他，諸如收入水平和運輸成本之類的因素也會對匯率傳遞帶來反向的影響。一個消費者收入水平較高的市場一般是高度分割和高度競爭性的市場，匯率傳遞程度一般較低，而較高的運輸成本將導致生產成本僅是進口商品成本的一小部分，由于運輸成本是由消費國貨幣計價的，只有生產成本是和匯率相關的，因此匯率傳遞程度較低(Frankel，Parsley＆Wei，2005)。

最后，也是本文所要強調的，貨幣和匯率政策的表現和公眾對其的信心會大大影響匯率傳遞性，這是宏觀經濟學視角下非常重要的一個影響因素。通貨膨脹率較高而且波動較大的情況下，匯率傳遞程度較高，這是因為在此種經濟環境中，廠商認為生產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相反，隨著貨幣政策可信度和有效性的提高，通貨膨脹率被控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時，匯率傳遞程度會降低。廠商面對成本沖擊時不急于提高銷售價格，因為他們相信貨幣政策將成功降低通貨膨脹率(Taylor,2000；孫立堅、李安心、吳剛,2002)。換句話說，在通貨膨脹持續時間和匯率傳遞之間存在著正向的關系。通貨膨脹持續得越久，越多的廠商認為匯率的變動將是永久性的，他們越傾向于修改價格以適應永久性的匯率變動。一個國家的貨幣政策越穩定，通貨膨脹率越低，該國的匯率傳遞程度就越低，而這進一步鞏固了物價的穩定，使貨幣政策更加有效，這就形成了穩定貨幣政策與較低匯率傳遞之間的良性循環。

五、低水平并且呈下降趨勢的匯率傳遞

一般來說，匯率對于進口商品價格的傳遞程度要高于對于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的傳遞。這是因為后者還包含對匯率不敏感的不可貿易的商品。然而不論采用哪一種價格指數，許多研究都發現匯率傳遞程度較低而且在近幾年呈現下降的趨勢，這對于貨幣政策有著較大的影響。McCarthy(1999]在對9個工業化國家在1983-1998年以及1976-1982年這兩個時間段的匯率傳遞進行研究時發現，匯率傳遞隨著時間推移而出現了下降。而Gagnon和Ihfig(20041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他們估計1971-2002年期間匯率傳遞率約為0.2，而在20世紀80年代初之后的這個期間的匯率傳遞率僅為0.05，需要指出的是，后面這個時間段為貨幣政策較為穩定的時期。

正如計量研究指出的那樣，20世紀90年代工業化國家的匯率傳遞程度出現了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零售市場的重組，貿易壁壘的取消，或者是全球特別是新興國家工業制成品供應量的增加對工業化國家的物價水平產生向下的壓力。這些因素難以用計量的方式衡量，然而工業化國家匯率傳遞程度下降的趨勢確實存在，而且需要分析和解釋。在之前討論的影響匯率傳遞的因素中，有三個因素可以解釋匯率傳遞率下降的現象，一個是從微觀經濟的角度，另外兩個是從宏觀經濟的角度。

微觀經濟學的解釋是市場分割的加劇。我們可以認為越來越多的廠商采用“看市定價”的策略，或者說越來越多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采用了價格歧視的定價方式。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一種解釋是可信的貨幣政策和良好的物價環境。在過去的10年間，許多工業化國家成功降低了他們的通貨膨脹率并且進行一個物價相對穩定的時期，同時匯率傳遞程度也較低。Tavlor(2000)研究認為許多國家物價的穩定導致了較低的匯率傳遞，匯率傳遞取決于匯率和價格沖擊的持續時間，因此在通貨膨脹率較低和貨幣政策可信的環境里，匯率傳遞程度不高。對于發達國家匯率傳遞下降的另一個宏觀經濟解釋是，國家的進口組成發生了變化，原材料和能源進口的比例下降，而工業制成品的比例上升，Campa和Goldberg(2005)驗證了這種假設。

六、下降的匯率傳遞趨勢對于貨幣政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