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質經濟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品質經濟，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產品質量的重要性；經濟效益；

中圖分類號： TU201.2 文獻標識碼： A

一、產品質量與經濟效益的辯證關系

1. 產品質量是企業的生命

產品質量是企業經營活動的起點，是企業經營循環中的主要因素，是企業各項工作的綜合反映。這里的產品質量是指產品在使用時能滿足用戶需要的程度。一個企業產品質量的好壞，決定著企業有無市場，決定著企業經濟效益的高低，是連接企業和用戶消費者的紐帶和橋梁，是企業為社會所接納的必由之路。因此，企業必須“以質量求生存，以品種求發展”，狠抓產品質量，把質量擺在第一位。我國國內的一些生產優質品牌的企業，之所以能蜚聲國內外，在外界條件不斷變化的情況下，產品暢銷不衰，效益不斷增長，企業不斷發展，它們的基本經驗之一，就是具有強烈的質量意識，把產品質量視為企業的生命。

例如：目前被確認為全國首批質量免檢產品——“大慶牌”尿素，就是其中的代表，大慶石化公司化肥廠生產的“大慶牌”尿素，自投產以來，在生產中嚴把質量關，連續二十五年達到100%，在化肥市場站穩腳跟，贏得用戶，拓寬了市場，樹立了良好的市場形象。與此相反，有的企業由于不重視產品質量，放松質量管理，片面追求數量和利潤，在生產中不能嚴格按質量標準生產，粗制濫造，以次充好，欺騙用戶，不顧信譽等，結果產品被擠出市場，企業的名聲掃地。例如：九九年一月四日，綦江彩虹橋垮蹋事件，這個“豆腐渣”工程造成四十人死亡，十四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達六百余萬元。質量事故不僅造成經濟損失，并且嚴重地損害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

2. 產品質量也是產品打入國際市場站穩國內市場的前提

人們常說產品質量是進入國際市場的“通行證”、“敲門磚”這是有一定道理的。以日本精工集團為例，瑞士鐘表可謂世界著名，是老牌的鐘表王國，而瑞士鐘表的霸主地位隨著日本“精工”的迅速崛起開始動搖。五十年代后期，“精工”已發展成為大型企業——精工集團。六十年代初，精工退出“馬貝爾，手表在國內鐘表精確度競賽中連奪三年錦標，成為日本最暢銷的鐘表之一。精工集團的戰略決策就是向高、精、尖發展，以求優取勝。一九年的東京奧運會精工從石英951 二型表結束了瑞士“歐米茄”表連續17次獨占奧運計時權的記錄，在奧運會上大展風彩，贏來各方贊譽，成為日本產品的代表。高質量的產品，獨一無二的技術使得精工集團在競爭中不斷壯大、發展，最終成為鐘表行業的巨人，由此可見，要使產品打入國際市場，參加競爭過硬的產品質量是前提和保證。

3. 產品質量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我們看到產品質量確實對企業相當重要，但企業更重要的另一面是經濟效益，經濟效益的好壞決定著企業的存亡。這里的經濟效益是指人們在生產經營活動中，所取得的勞動成果與勞動消耗或勞動占用之間的關系。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企業作為獨立的商品經濟組織，具有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獨立核實的職能。因此，就實質而言，企業都是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以賺權利潤為目的的。經濟效益好，有了資金，就能購置新設備，采用高新的檢測手段，改善工作環境，在生產過程中提高產品質量；經濟效益好，我們就有經費來研究，開發新產品，改進產品的設計、性能，提高產品質量。反之，經濟效益不好，沒有足夠的資金運轉，決策者往往也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甚至只有順其自然了。可見經濟效益的好壞影響著產品質量，關系著企業的存亡。產品質量越高，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也就越高，即產品質量與經濟效益是成正比的，有了可靠的產品質量，滿足用戶的需求，產品才有經濟效益，否則就無經濟效益可言。產品質量是經濟效益的基礎和核心，經濟效益是產品質量的保證和目的。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壯大和競爭的加劇，大型企業、三資企業、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各展風彩，如何在夾縫中求生存、謀發展呢? 我認為：只有產品質量，經濟效益兩手抓，提高產品質量，增創經濟效益才能使企業走向繁榮。

二、怎樣才能做到保證產品質量，提高經濟效益

1. 在產品設計的過程中，注意調查研究，加強產品經濟分析，提高質量，降低成本，增創效益。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用戶對產品適用性的要求越來越高，并不斷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了解、掌握市場和用戶對產品的適用性的需求和期望，是企業從事經營生產活動的前提，企業必須通過市場調查研究，收集用戶信息，為開發設計提供依據；掌握市場動態，為質量決策提供信息；把握市場競爭形勢，為改進產品質量，提高競爭能力提供情報；研究市場環境，為開拓和占領市場指明方向。因此，把調查研究市場作為產品開發一系列質量活動的起點，是保證適銷對路的首要環節。

產品設計不僅應該滿足一定的技術要求，而且在經濟上還必須合理，考慮經濟性，講求經濟效果。提高設計質量，降低成本是增加產品經濟效益的重要組成部分。

2. 在生產過程中加強管理，節能降耗，保質量，增效益

經過檢驗，符合質量標準的產品，正式投產后，生產管理如何決定著能否以最少的消耗生產出優質的產品。對做好生產管理工作，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①企業以人為本，在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因素進行嚴格控制，對保證產品質量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人在生產中是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因此，加強對員工進行崗位培訓，提高員工對產品質量的認識，增強員工的經濟效益意識，做到干一行，愛一行，鉆一行，不折不扣的完成工藝才能確保加工質量。

②對產品的原材料嚴格的控制管理。毛坯不能有缺陷，有缺陷的毛坯絕對不能上機床，毛坯給加工留的余量要適當，做到既能滿足加工要求，又不會造成原材料浪費，達到節能降耗，提高經濟效益的目的。

③加強對產品工件的管理。在加工過程中，各序的工件必須有它固定的存放位置，各就其位，井然有序，便于下序的工作及管理。對于不合格品也應分情況處理，對確實不能修復，無法挽回必須報廢的廢品，應立即與其它產品隔離開來，送入廢品庫；對于需返修、返工或可回用的產品也要另外存放，便于組織返修或采取補救措施。

④加強技術改造，增加質量投入。企業經濟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科技落后生產設備陳舊，技術水平低以及由此導致的產品質量低劣。要提高經濟效益，企業就必須依靠科技的進步，提高產品質量，企業就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改造技術和更新設備，把經濟發展建立在科技進步的基礎上。設備先進是提高質量的最有效途徑，保持設備的良好狀態對于確保質量，提高工作效率，增加經濟效益是不容忽視的。

篇2

一、聚焦基層聚焦民生，關注和解決群眾生活的實際問題。

2011年，全國蔬菜價格一度飆升。央視財經頻道派出多路記者，通過全程跟蹤采訪，記錄下了海南產的辣椒，從菜地走向北京市民餐桌的全過程，其身價也是一路上漲。制作的節目《記者調查：一根辣椒的“長途旅行”》不但反映了菜農的艱辛，更發現了蔬菜流通環節存在高速公路收費過高，批發市場的“進場費”、超市“進店費”占價格比重過大等問題。報道播出后，在全國引起廣泛反響，各部門高度重視，交通部增設了鮮活農產品的“綠色通道”，加大了對公路亂罰款的整治力度；商務部提出了降低“進場費”“進店費”，實行“農超對接”等措施，為農民和消費者帶來了實惠。

二、注重新聞表現手法的推陳出新、深入淺出。

經濟新聞涉及很多專業名詞和經濟術語，因此，如果不對它進行“深加工”，僅僅是原生態地引用和記錄，不但不能把一件深奧枯燥的事說得大家都能聽明白、愿意聽，更達不到預期宣傳效果，應該到生活的最深處去把握微觀視角，雕琢報道語言。

南昌方大特鋼公司改制以來，大力調整產業結構，細分市場龍頭，從以前的面臨生存危機，現在發展成為國內彈簧扁鋼市場的絕對龍頭。對于這則新聞，記者沒有滿足采訪單位提供的充斥專業術語的通稿，而是選擇了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語言，節目從大西瓜和小芝麻如何選擇上說起：“一個大西瓜和一粒小芝麻相比，誰的價值大？相信我們很多人會很快做出判斷。不過，方大特鋼公司的選擇卻與眾不同：放棄西瓜，改撿芝麻?！边@樣的開頭，顯得通俗易懂，充滿趣味性。

三、把人物作為經濟新聞主體，用群眾的視角和感受表達對生活的期望與訴求，力爭節目接地氣，充滿溫情。

2012年1月12日起，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播出了7集連續報道《蹲點日記：楊立學討薪記》，1月14日起又在《新聞聯播》中播出4集連續報道。節目播出以后，許多網友用“追看”二字來形容觀感。

篇3

經濟利益與審計質量

現有關于經濟利益對審計質量影響的研究文獻，多側重于審計客戶占會計師事務所收入比重引致的經濟依賴度、異常審計收費和是否提供非審計業務角度。一種觀點是，審計收費使客戶和審計師之間建立的經濟關系，有可能影響審計師的獨立性程度，而非審計業務收費將會使事務所與客戶的經濟關系更為緊密，甚至形成對客戶的經濟依賴(DeAngelo，1981)。由此，審計師在面對客戶壓力的情形下難以保持應有的獨立性;審計師在執行他們(或事務所)之前提供過咨詢業務項目的審計業務時，可能會喪失應有的客觀性(Plumlee，1985)。毫無疑問，這種觀點認為經濟利益會損害審計質量，陳杰平等(2005)、唐躍軍(2008)、Sharma等(2011)提供了審計費用或非審計費用的經濟依賴會損害審計質量的證據。另一種觀點認為，資本市場中的各項制度安排，使審計師具有以市場為依托保持高審計質量的內在經濟動機。聲譽制度構建了聲譽損失成本約束，審計師如果提供低質量的審計服務，則可能導致其失去聲譽進而失去市場份額(Watts，etal，1983)。法律制度構建了訴訟損失成本約束，審計失敗引致的訴訟賠償成本，督促著審計師關注審計質量(Shu，2000)。另外，審計師為審計客戶提供非審計業務，由此產生的“知識溢出效應”有助于提高審計質量(Simunic，1984)。就此而言，經濟利益并不必然會導致審計質量降低。廖洪等(2007)、Nam等(2012)發現經濟依賴沒有損害甚至有益于審計質量?？傊罅课墨I探討了非金融行業中審計收費和非審計費用的經濟依賴與審計質量的關系，但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見，且都有實證證據支持。而如文獻回顧所見，經濟利益不會損害審計質量，需要以完善的市場制度和健全的法律制度安排為前提。

制度背景

與非金融企業相比，銀行體系的脆弱性和金融風險控制的內在要求，決定了銀行治理的目標不僅在于保護投資者的利益，而且在于減少市場系統風險和保持金融體系的穩定，這對銀行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存款保險制度消極后果、脆弱的法律和破產體系及系統性風險的憂慮，促使政府對銀行業執行比其他行業更加嚴格的管制(李維安等，2005)。而銀行治理和外部監管著重依賴的工具和重要的“產品”之一是高質量和高透明度的(會計)信息②。這意味著完善的銀行治理和外部監管將有助于減少銀行的盈余管理行為，反之亦反。

就中國目前的銀行治理結構而言，上市銀行的大股東可以區分為自然人、企業法人(可細分為國有實業公司和私有產權企業)和政府部門(文中又稱政府)。從公司內部治理的角度分析，一方面，與自然人和私有產權企業出資主體相比較，根本區別在于作為國有資本人，政府部門不享有企業資產的剩余索取權，導致政府股東產權的不完整，進而引致控制權缺乏收益激勵機制;另一方面，國有實業公司作為出資者，其管理層經營決策的績效與上市銀行的經營績效息息相關，與之相反，政府作為出資者，無法參與分享盈余分配模式的凈利潤，導致上市銀行的經營績效與政府股東的利益關聯度不高，使得政府部門缺乏監督銀行經營的激勵。這種缺乏激勵的制度安排，可能導致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中政府股東監督缺位，造成內部人控制和銀行治理結構殘缺。而且，國有商業銀行存在內部控制體系不健全及內部控制牽制乏力等一系列問題。許友傳等(2010)認為，中國銀行業的政府監管和治理機制不完善。張正平等(2005)、許友傳等(2008)的發現亦不支持存在顯著的市場約束效應。由此可見，商業銀行的外部治理機制尚不健全。綜上，相對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的內部治理比較薄弱;同時，商業銀行的外部治理機制比較薄弱，這為銀行尤其是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開展盈余管理提供了機會。

此外，與Berle等(1932)所描述美國上市公司股權高度分散的特征相對比，中國的上市銀行存在著股權高度集中、政府控制的典型特征。因此，相比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高管，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的高管不僅具有“經濟人”特征，亦具有顯著的“政治人”特征，這注定其需要通過追求政治和經濟雙重目標的最大化，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治目標和經濟目標的實現往往并非并行不悖，有時甚至是此消彼長的關系。而銀行高管的政績顯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主政期間的經營業績，這種情形下，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高管在完成政治目標的前提下，更有動機通過盈余管理等方式實現財務報告的最優化。因此，銀行有動機、有機會通過貸款損失撥備進行盈余管理，并且，相比于非政府控制上市銀行，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可能進行更多的盈余管理活動，并運用經濟利益誘使審計師認同其盈余管理行為。另外，中國的審計市場尚不完善，高質量的審計產品缺乏剛性需求，使得聲譽機制難以有效運作。會計師事務所大多采用責任弱化的組織形式———有限責任制①，由于民事賠償責任操作性極差等原因，注冊會計師民事責任也未能發揮應有的約束作用(袁園等，2005)。由此推理，在中國現行的審計市場中，審計師如果對銀行具有高費用依賴度，則極可能會迎合銀行的異常貸款損失撥備偏好，導致審計質量受損。根據上述分析，我們提出:假設:與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相比較，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支付給審計師的費用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由于上市公司披露審計費用的時間始于2001年，所以本文以2001—2010年A股上市商業銀行為研究樣本。審計費用、非審計費用、不良貸款和貸款類型等數據手工摘自各年度財務報告，財務報告通過巨潮資訊網下載，其他變量對應的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

(二)變量設定

1．被解釋變量

結合中國銀行開展業務的特點，借鑒Collins等(1995)、Kanagaretnam等(2005)和郭杰等(2011)的模型，構建異常貸款損失撥備模型為:本文進一步運用六個貸款類型變量LOACATit控制不同類型貸款可能引致的不同風險，包括農業貸款(AGRit)、金融貸款(FINit)、消費貸款(COSit)、制造業貸款(MANit)、房地產貸款(HOUit)、商業貸款(COMit)。我們分析了各變量之間的Person相關系數(見表1)，模型(1)中部分自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較高，通過模型的多重共線性診斷，各個自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值都不超過4。因此，多重共線性問題并不嚴重。我們對模型(1)進行最小二乘法估計，運用得到的模型的εit，衡量異常貸款損失撥備(ALLP)。

2．解釋變量

(1)產權性質。根據前文分析，中國上銀行大股東包括自然人、企業法人和政府部門三類。本文將產權性質設定為二分虛擬變量，若上市銀行第一大股東為政府部門，則SHARit為1，其他為0。

(2)經濟利益的衡量。關于經濟利益(FEDit)的衡量，根據現有研究，從審計收費和非審計費用兩個角度進行計量。陳杰平等(2005)、唐躍軍(2008)和方軍雄等(2008)運用異常審計收費衡量經濟利益。我們運用唐躍軍(2008)和方軍雄等(2008)的方法，以審計收費實際觀測值的變動計量異常審計收費(UFEit)，具體模型為:其中，lnFEit為t期審計費用的自然對數，lnFEit－1為t－1期審計費用的自然對數。同時，以非審計費用的自然對數(lnNAit)和非審計費用率(RATIit)衡量經濟利益，衡量非審計費用率的具體模型為:其中，NAit為t期非審計費用，FEit為t期審計費用。

(三)盈余管理—產權性質、經濟利益關系模型

我們的主要目標是檢驗相對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的異常貸款損失撥備與經濟利益之間的關系，故構建產權性質和經濟利益的交互項SHARit×FEDit。根據既有研究成果，資產規模、經營業績、企業成長性、審計師是否為四大、簽字審計師任期、事務所任期、企業上市年限、審計師變更都與異常應計有關(劉啟亮等，2009)，故在模型中納入這些控制變量。為了控制應計項目隨著時間發生反轉，我們加入貸款損失撥備的滯后項。此外，為了控制銀行運用資本充足率進行資本管理的動機，我們加入期初核心資本充足率和期初資本充足率變量。盈余管理—產權性質、經濟利益關系模型如下:其中:ALLPit為t期的異常貸款損失撥備(來自于模型(1));FEDit為t期的經濟利益(具體為UFEit、lnNAit和RATIit);LMVit為t期的普通股市場價值的自然對數;EBPit為t期的貸款損失撥備前利潤率(t期扣除貸款損失撥備前的凈損益/年初總資產);MBit為t期末的市值資產比(t期末市值價值/年末賬面價值);AUDIit為t期的審計師類型虛擬變量(國際四大為1，其他為0);CCRit－1為t－1期的核心資本充足率;TCRit－1為t－1期的總資本充足率;SHARit×FEDit為SHARit與FEDit的交互項;TENit為簽字審計師任期(銀行第t期的任期年數最長的簽字審計師任期數);ENGit為截至t期的事務所任期;AGEit為截至t期的銀行上市年限;SWITit為審計師變更虛擬變量(期審計師發生變更為1，其他為0);LLPit－1為t－1期貸款損失撥備/t－1期總資產;YEAR=年度虛擬變量。

本文以ALLP計量盈余管理的空間幅度，并把ALLP切割為負向(收益增加型)ALLP子樣本和正向(收益減少型)ALLP子樣本，以便分析管理層的盈余管理動機。基于獨立性的背景，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向與審計師面臨的訴訟壓力是不一樣的，審計師不太可能由于收益減少型應計遭受訴訟(徐浩萍，2004)。負向的ALLP能夠增加報告期的收益，因此，負向的ALLP更加重要，我們將給予重點關注。模型(4)中有些自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較高(見表1)，通過對模型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發現模型中部分自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值大于10，這表明變量之間存在較為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另外，就異常審計收費變量而言，正向和負向ALLP對應的上市銀行樣本分別僅有35個和31個;非審計費用和非審計費用率對應的上市銀行樣本僅有35個。采用傳統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進行研究，難以處理嚴重共線性和樣本量較小而變量較多的問題。與傳統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相比，偏最小二乘法(PartialLeastSquares，PLS)允許在下列條件下回歸建模:自變量存在嚴重的多重相關性;樣本點個數少于變量個數。并且，在偏最小二乘回歸模型中，每一個自變量的回歸系數將更容易解釋。偏最小二乘法的上述特點有助于克服本文回歸建模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使回歸結果更加有效和穩健。因此，我們采用偏最小二乘法對模型(4)進行檢驗。

實證檢驗結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列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中可見，RATI的均值為0．241，中位數為0．155①，說明銀行向審計師購買了較高金額的非審計服務。ALLP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003和0．004，說明有些銀行進行了收益增加型盈余管理，而有些銀行進行了收益減少型盈余管理。AUDI的均值為0．581，說明近3/5的上市銀行的審計師為國際四大。NPL、LCO和LLP的均值分別為0．030、0．002和0．004。SHAR的均值為0．488，表明政府直接控制近49%的上市銀行。SWIT的均值為0．058，說明上市銀行極少變更審計師。TEN的均值和最大值分別為2．115和5，說明簽字審計師的任期平均為2年，最長為5年。ENG的均值和最大值分別為6．069和14，說明事務所的平均任期為6年，有事務所連續14年為同一客戶提供審計業務。

(二)模型回歸結果

1．異常貸款損失撥備模型表3報告了模型(1)的回歸結果。NPL、NPL和LCO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隨著上期不良貸款、本期不良貸款的增量和本期核銷的貸款損失的加，本期要求計提的貸款損失撥備也增加。反映貸款類型的變量中，AGR、FIN、HOU、COS的系數符號不同且顯著，表明不同類型的貸款對貸款損失撥備計提具有不同性質的影響。

2．盈余管理—產權性質、經濟利益關系模型

我們對模型(4)進行了偏最小二乘法回歸。表4PanelA列出了因變量為ALLP，自變量分別為UFE、lnNA和RATI的PLS成分解釋的變差百分比。由于我們關注經濟利益與負向和正向的ALLP的關系，PanelB列出了因變量分別為負向的ALLP和正向的ALLP，自變量為UFEE的PLS成分解釋的變差百分比。由表4中的PanelA可以看出，當自變量分別為UFE、lnNA和RATI時，前4個成分對自變量和因變量的解釋力分別達到了34．41、49．43，46．22、50．90和49．22、45．06;從第五個成分開始，對自變量和因變量的解釋變弱，對變量的解釋能力不明顯;從第六個成分開始，繼續增加的成分無法明顯提高成分對變量的解釋能力。所以，用前4個成分來擬合模型(4)。由表4中的PanelB可以看出，當因變量分別為負向的ALLP和正向的ALLP時，前4個成分對自變量和因變量的解釋力分別達到了38．56、72．67、40．84和67．71，基于同樣的邏輯，選用前4個成分來擬合模型(4)。模型(4)的不同情形下的偏最小二乘回歸結果見表5。表5的PanelA報告了異常審計收費UFE對ALLP的偏最小二乘回歸結果。

全樣本情形下，UFE的B值為負，和預期相反，且VIP值較大，表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支付給審計師的異常審計收費越高，異常貸款損失撥備水平越低。這可能是因為非政府控制上市銀行的大股東完善了銀行治理機制，較好地抑制了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SHAR×UFE的B值為正，和預期一致，且VIP值較大，表明異常審計收費越高，相對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進行盈余管理的水平越高。根據銀行第一大股東的性質，進一步將樣本區分為非政府控制上市銀行(SHAR=0)和政府控制上市銀行(SHAR=1)。非政府控制上市銀行樣本情形下，UFE的B值為負，且VIP值較大，進一步驗證了全樣本情形下的結論;政府控制上市銀行樣本情形下，UFE的B值為正，且VIP值較大，說明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支付給審計師的異常審計收費越高，盈余管理水平越高，審計質量由于經濟利益受到了損害。表5中的PanelB報告了非審計費用lnNA和非審計費用率RATI在ALLP樣本下的回歸結果，lnNA和RATI的B值皆為正，但VIP值較小，表明非審計費用(率)對異常貸款損失撥備沒有顯著的影響;SHAR×lnNA和SHAR×RATI的B值皆為正，VIP值較大，表明對ALLP具有顯著的正影響，說明非審計費用(率)越高，與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相比，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運用貸款損失撥備，進行盈余管理的水平越高。

表6分別報告了異常審計收費UFE對負向ALLP和正向ALLP的偏最小二乘回歸結果。在負向ALLP樣本下，UFE的B值為正，表明對負向異常貸款損失撥備具有正向影響，但VIP值不大，說明對負向異常貸款損失撥備的影響不特別明顯。與預期一致，SHAR×UFE的B值為負，且VIP值較大，說明相對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支付給審計師的異常收費越高，負向更大，即通過異常貸款損失撥備更多地增加了收益。在正向ALLP樣本下，UFE的B值為負，但VIP值不大，未發現其對正向異常貸款損失撥備具有明顯影響。SHAR×UFE的B值為正，且VIP值較大，說明相對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支付給審計師的異常收費越高，正向ALLP更大，即通過異常貸款損失撥備更多地平滑了收益。

綜上所述，回歸結果表明，異常審計收費UFE越高，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的盈余管理水而越低;相對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支付給審計師的UFE、lnNA和RATI越高，ALLP和(負向與正向)ALLP更大。即相對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運用異常貸款損失撥備進行了更大程度的盈余管理。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通過經濟利益損害了審計質量，而這種情形并未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銀行中出現。

研究結論

篇4

一、農產品出現質量安全問題，對農業經濟的影響

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涉及全國各地、各種食品，對農業經濟持續發展產生深遠影響：首先，農產品信譽降低，價格下降，影響農民增收；第二，國際競爭力降低，農產品出口受阻。當今國際市場上的農產品競爭已經逐漸從以價格競爭轉為以質量和安全為主的非價格因素競爭。第三，損失嚴重，降低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例如：三鹿奶粉出現問題后，奶農的牛奶沒有市場只有倒掉，給農民造成了極大損失，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第四，農產品加工企業發展困難加大。農產品存在質量安全問題，深加工產品滯銷，農產品加工企業面臨生產經營困難，出現貨物積壓，資金短缺，開工不足，效益下滑，甚至倒閉、破產，特別是外向型農產品深加工企業受到的影響更大。

二、農產品出現質量安全問題的原因

農產品出現質量安全問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農業從業人員素質較低；二是標準化示范體系和標準化信息咨詢服務體系缺失；三是監督檢測體系不合理；四是農產品質量安全風險評估及預警體系缺失；五是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存在缺陷。

三、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措施

促進農業經濟持續發展，必須實施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措施，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抓起：

（一）提高農業從業人員素質，促進農業經濟持續發展：農業認業人員素質低導致農產品出現質量問題，嚴重制約了我國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要向廣大農民宣傳農產品質量安全知識，宣傳尤公害、有機、綠色農產品的高效益；同時要對農業從業人員進行農產品質量安全知識培訓。要提高農業從業人員的質量安全素質，還必須加強農民的基礎文化素質教育，提高他們的整體素質，促進農業經濟持續發展。

（二）完善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律法規，推進農業標準化，助推農業經濟發展。為保證農產品質量安全，國家相繼頒布實施了《農產品質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乳品質量安全監督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但還需進一步完善，并且要與國際標準接軌。要從生產環境、生產投入、農產品運輸、貯存、農產品加工，全過程實行標準化生產。農業標準化能有效促進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生產布局優化，推進農業產業化，延長農村經濟鏈，促進集約型農業發展，增強產品市場競爭力。

（三）建立農產品質量安全預警系統，完善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督機制。做到生產前產地環境檢測，生產中生產技術監控，生產后市場監督：生產后產品質量監測由定點產品監測機構對最終產品進行監測，確保最終產品質量。按照農產品質量安全包裝標準，對符合質量安全標準的農產品進行包裝，在流通中執行貯藏運輸標準。

（四）培育農業協會，推廣農產地標簽制度，建立質量安全追溯制度。由于我國農村實行的是，土地分散，規模偏小，不利于產地認證，不利于消費者了解農產品質量安全信息，不利于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積極發展農業協會，培育協會連接市場、農民與政府之間的橋梁與紐帶作用，便于質量安全追溯，確保農產品的質量安全。

（五）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促進農業循環經濟發展。同志指出：“要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將循環經濟的發展理念貫穿到區域經濟發展、城鄉建設和產品生產中，使資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地減少廢棄物排放，逐步使生態步入良性循環?！鞭r業生產中生產要素的過量投入，不僅影響了土壤、水體和大氣的環境質量，還帶來了農產品的安全問題。農業循環經濟是一種低投入、高循環、高效率、高技術、產業化、動態性的新型農業。農業循環經濟是我國實施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最佳選擇，以實現社會、’經濟、生態三大效益的統一，生產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提高農產品的品質，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增強我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地位。

篇5

(一)課程設置與就業需求接軌

學校課程的發展，首先應考慮到社會的需求，考慮到就業市場的導向。從課程發展的角度看就業市場，必須有一定的前瞻性。當前流行的熱門專業，3年后不一定真的有就業競爭力。分析就業市場，應當充分占有可靠的信息資料，認真搜集人才交流信息和勞動人事部門作出的各種人才流動情況的報告。在充分估計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趨向后，再作出專業設置的決定，會有助于學校與地區經濟同步發展，為學校發展打下一個較好的社會基礎。

(二)課程設置與行業(職業)標準接軌

在課程發展方向確定后，學校除了憑借對宏觀人才市場的分析、判斷外，需要對每一個微觀人才市場的需求做大量的調查分析工作，這就是課程設計與行業標準接軌的含義。

以培養各種高技能型人才為自己辦學定位的高職院校，在考慮自己的專業課程設置目標時，不可忽略國家勞動部門頒布的行業職業標準。當然，在當今瞬息萬變的經濟社會中，即使是國家勞動部門、人事部門最新頒布的各種標準，在各地區各行業的不同背景下，也同樣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滯后問題。但至少學校課程應以勞動部職業標準為導向，來考慮自己課程設置的基本目標，為學習者提供與其未來可能從事職業活動有關的知識與技能。為使學生能夠學到最有用的知識技能，學校的行政管理、教育培訓、鑒定考試方面都會由此產生一系列改革，幫助學校從學院式、學術性道路，走向職業性、應用性軌道。同時，如果我們能高度重視教育活動與生產、經濟活動的高度結合，就會為企業提供真正有用的人力資源。

(三)課程設置與國際高等教育標準接軌

從教育的“三個面向”出發，課程設計和發展應注意到與國際高等教育標準接軌。提高國家人才資源質量，提高勞動者就業能力，是提高國家經濟競爭能力的關鍵問題。培養高技能型人才，不學習、借鑒國外的教育技術，不引入涵蓋國外最新科技發展成果的教材，“閉門造車”，“舍近求遠”，就等于放棄了享用人類文明成果的權利。同時，能不能將高職院校的課程與國際人才的標準接軌，也是能否提高我們課程設置的標準和質量、吸引學生的重要條件之一。

聯合國面向21世紀教育的綱領性文件——《學會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指出，面對未來社會的發展，教育必須圍繞四種基本學習能力來重新設計、重新組織，其中，最基本的一條就是“學會如何做事，如何與人相處，學會生存”。在國際高級職業人才的素質導向中，強調六種生存的核心能力，即表達、演算、信息與處理、與人合作、自我提高與更新、解決問題。這六種核心能力被認為是未來從事一切職業的必備的通用能力。我們在進行學校的課程設置時，也應該考慮到學生是否能夠達到這樣一個標準。在課程設置中，如果能夠通過教材、教學、授課來解決上述能力的培養問題，我們就應該采納，甚至有些課程可直接考慮與國外大學接軌。這種接軌課程應該從學生的發展需要出發，從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需求出發，學校能夠用最小投入獲得最大教育效益。學生通過全部課程后可以達到高技能型人才最基本的要求；具有必要的語言能力、與人溝通的能力，掌握國際上流行的、通用的工作規范和工作方法。高職院校自身也可以從這種接軌過程中培養自己的師資，提高課程的適應性。

二、精品課程設計和發展的個性化、社會化、多元化

高職院校的課程發展系統，是學校能否取得教育效益的關鍵所在。好的教育效益應該充分利用有限的教育投入進行教育活動，最大限度地提高學生的才能，創造新人力資本，以更好地適應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新需求。同時，課程作為學校教育活動的一個基礎，對學生的人格發展也起著最直接的作用。所以，課程發展也應該注意課程設置能夠引導、塑造、重組或改造學生的個性品質，能夠啟發學生認識自我，形成自己獨特的思維體系和良好的思想品質。

篇6

[關鍵字]：知名商品知名度消費者市場占有率政府主導型市場主導型

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一些經營者為了獲取競爭優勢不惜違背公認的商業道德通過采取對知名商品的仿冒進行不正當的競爭。這不僅嚴重的損害了相關經營者的合法權益，更是嚴重的擾擾了市場正常的發展秩序。為了制止和打擊市場上出現的仿冒行為，保護知名商品，國家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公布了《關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若干規定》，建立了3.15日等。這些措施有力的打擊了市場出現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促進了中國品牌市場的健康發展。但是，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我國在對知名商品的認定這一領域還存在很多的問題。如果我們不能深刻的認識到這些問題并加以解決，其必然會影響我國市場秩序進一步的發展。

一相關法律法規界定上的模糊性。

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規定：經營者不得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或者使用與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稱、包裝、裝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購買者誤認為是該知名商品。這一條規定突出了我們對知名商品的保護。大家知道，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知名商品的知名度是企業長期積累下來的一筆無形財產，它對經營者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一般情況下，各個經營者都會采取積極的措施來提升和擴大自己商品的知名度。然而，在利益的驅不正當的利益。這種不正當競爭行為不僅直接侵害了被仿冒者的合法權益，也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更重要的是它導致了生產與消費秩序的混亂，嚴重的扭曲了社會分配正義原則。因此，世界各國都加大對仿冒行為規制的立法力度。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出臺為有效規制仿冒知名商品不正當競爭行為提供了法律依據。但由于立法本身的技術，我國并未在該法中對知名商品作出界定。為了便于對仿冒知名商品行為的認定，國家工商行政局在1995年7月16日了《關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若干規定》。該規定對知名商品作出了解釋。所謂“知名商品”是指在市場上具有一定知名度，為相關公眾所熟悉的商品。它雖然為認定知名商品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據。但是，如果仔細分析一下便會發現，該解釋仍然存在一些的問題。首先，我們如何認定解釋中“市場”的范疇。從不同的角度市場可以被劃分為不同的領域。例如，從空間角度來看，市場可以劃分為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從產品性質角度講，市場可以劃分為家電市場、食品市場、建筑市場等等。如果我們再依據更為細化的標準，上面的市場仍然可以進一步被細劃。市場的可再劃分性導致了市場范疇極大的不穩定性，這為界定市場范疇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難度。如果不適當的采取措施來規范市場界定工作，則有可能帶來了不公正的結果。筆者認為應通過相關的立法來明確劃定市場范圍，減少主觀作用的余地，使認定工作趨于穩定化與標準化。其次，如何認定知名商品知名度的指數。我們知道，即使在同一市場上同樣被稱為知名商品的商品，他們的知名度指數并不完全相同。有的知名商品的知名度指數可能達到百分之百，而有的知名商品的知名度卻可能為百分之六十甚至為百分之五十。那么究竟達到多少才可被稱為知名商品呢。如果某一商品在一市場上為人所知率剛好達到百分之四十九，那它能否被稱為知名商品。筆者在此不敢枉加論斷。有的學者提出：知名度達到何種程度的商品才符合《反不正當競爭法》所稱的“知名商品”標準，則需要綜合考察銷售地區、時間、擁有消費者市場的大小、廣告宣傳的數量及效果等等因素來作出判斷。在實踐中，對知名商品知名度的判斷通常由有關主管部門來進行認定的。有關主管部門對此則有著較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權。因此，有必要加強這方面的立法防止相關行政權的濫用，影響市場功能的正常發揮。第三，如何認定解釋中的相關公眾。1995年7月16日國家工商行政局的規定在界定知名商品時，要求知名商品必須為相關的公眾所知悉。這雖然在形式上進一步細化知名商品，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從某種意義上講，由于商品的輸出對象最終是廣大的消費者，因此現代社會生活中的任何主體都是消費者。它包括直接的消費者和間接的消費者。所以，知名商品的知名度對象應直接指向消費者而不是相關公眾。使用“相關公眾”一詞來代替“消費者”是不科學的，它可能造成對象的遺漏以及某些尷尬局面的出現。例如，對于很多的殘疾人來講，他們可能從來不關心自己使用的殘疾工具也不知道自己使用了何種品牌，因為他們使用的工具基本多是他們親友購買的。如果依據《規定》本意，解釋中的相關公眾在此則是指某些殘疾人。因為消費者通常只對與自己有關系的產品加以必要的關注。（種地的農民一般談論農業生產資料產品而絕對不會詢問IT產品。）這就導致了問題的產生，那就是在某些情況下即使在某一區域相關產品市場上很有盛名的產品卻不為它的“相關公眾”所知悉。如果依據《規定》的標準，我們則完全可以將這些品牌商品歸為非知名商品類，但這卻明顯與現實相違背，是一種削足適履的做法。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用“消費者”這一術語來替代解釋中的“相關公眾”，以實現法規內容的嚴密性?！渡虾Ｊ蟹床徽敻偁帡l例》就采用了這一做法。

二相關規則的錯誤性。

1995年7月16日國家工商行政局的《關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若干規定》提供了另一認定知名商品的方法（通常被學者稱為“反推規則”）即商品的名稱、包裝、裝潢被他人擅自作相同或者近似使用，足以造成購買者誤認的，該商品即可認定為知名商品。若僅從該條本身來看，其似乎并沒有什么問題。但如果將其置身于仿冒知名商品的構成要件中看，我們便會發現問題所在了。對于仿冒知名商品的構成要件，不同學者有著不同的觀點。有的認為是三要件說，有的則持四要件說。三要件說認為：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的應該具備以下要件：（一）、被仿冒的商品須為知名商品（二）、該外觀標志須為知名商品所有（三）、對他人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擅自作了相同的使用或者作相近似的使用，致使與他人知名商品發生混淆；而四要件說則認為構成仿冒知名商品特有名稱、包裝、裝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必須同時具備以下條件（一）、被仿冒的商品必須是“知名商品”（二）被仿冒的商品名稱、包裝、裝潢必須為知名商品所“特有”（三）對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擅自作了相同或者近似的使用（四）造成與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購買者誤認為是該知名商品。仔細分析一下，我們便發現無論三要件說還是四要件說，他們首肯的都是被仿冒的商品必須是知名商品。這是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的核心前提。如果沒有這一點，對于任何知名商品的仿冒都無法無據。而1995年國家工商局《規定》中提供另一認定知名商品的方法恰恰可能造成這要件在某些情況下的缺少，導致不公正結果的發生。根據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我們歸納出構成仿冒知名商品特有標識須具備的要件：A、該商品必須是知名商品B、有關標識必須為該知名商品所特有C、標識被其他經營者仿冒，造成或者足以產品造成混淆。只有同時具備以上三個要件才可以被認定為對知名商品的仿冒行為。但是如果我們依據反推規則，你會發現只要僅僅具備上述構成要件BC兩項就就會被認定為仿冒行為。因為依據反推規則，由BC就能推出A。因此，1995年7月16日國家工商行政局的《關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若干規定》的第四條第一款是存在缺陷的。它在實質上修改了《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的相關內容。如果依據法律位階，這條規定應該是無效的。但這并不能說《規定》中相關內容沒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經營者進行仿冒，其主要目的在于侵奪別人商品品牌優勢以牟取利益。被仿冒的對象大部分是知名商品。具有關統計，凡是人們熟悉的名牌商品，幾乎都未能幸免被他人假冒或仿冒。因此規定“商品的名稱、包裝、裝潢被他人擅自作相同或者近似使用，足以造成購買者誤認的，該商品即可認定為知名商品”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能夠提供一認定知名商品相對效率的方法。但哲學常識告訴我們也并不是所有被仿冒的商品必然是知名商品。如果武斷的認為被仿冒的商品就是知名商品難免導致不公平的發生。從深沉次的角度來講，《規定》所存在的問題反映了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矛盾。如果過于傾向效率，那則損害了公平；如果過于傾向公平，也會損害效率。因此必須正確處理二者關系。由于我國經濟生活中的許多矛盾都源于生產力不發達，當經濟增長成為需要時，效率應當被優先考慮但同時要兼顧公平。因此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成為各國經濟法普遍的基本原則。在此原則指導下，我們基本肯定《規定》中提出的反推規則，但必須對它加以適當修改并附以相應制度設計以保障公平的實現。筆者的觀點是：如果某商品的名稱、包裝、裝潢被他人擅自作相同或者近似使用，足以造成購買者誤認的，該商品即可被認定為知名商品，但允許仿冒者在訴訟中提出反證，證明被仿冒的商品不具有知名商品性質。這樣既保持了與上位法的內容統一又合理的平衡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值得指出的是，認定知名商品不能以是否獲獎作為唯一的標準或者主要標準。誠然，在一般情況下，知名商品的質量、性能、用途、功能等多為相對出色。它們大部分多獲得很多的獎項。但是知名商品與獲獎商品本身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知名商品的本質屬性是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并為消費者所熟悉。獲獎商品內涵上只是表明了某一商品在某評比活動中優勝其它參與者。獲獎商品并不一定是知名商品。從客觀情況來看，獲獎商品并不一定為相關消費者所熟悉具有市場的知名度。例如某經營者在經過多年的研發后而開發出的新型優質產品，它雖然可能在某些評選中獲獎，但由于它尚未投入市場或者剛剛進入市場導致其并不被相關的消費者所熟悉。因此它并不能被認定為知名商品。從主觀情況來看，由于評獎工作中可能存在一些不正當的作風如行賄受賄，使得某些本身并不具備獲獎條件的商品卻獲得某些獎項。所以獲獎商品并不一定是知名商品。但非獲獎商品也并不一定不是知名商品。符合這種情況的例子就很多了。例如，某些企業商品本身在市場上很受歡迎故未參加某些評比活動；某些知名商品由于受到不正當的因素影響而未能獲獎。因此，我們不能將知名商品與獲獎商品直接的等同起來。在認定某一商品是否為知名商品時，不僅要考慮相關商品的獲獎情況，還要考慮商品是否進入市場、進入市場的時間、銷售數量、廣告宣傳力度與廣度等等因素。只有通過對這些相關要素的綜合考察后方可認定，也只有這樣，其認定工作才具有一定的科學性與說服性。故筆者認為《上海市反不正當競爭條例》第八條第二款第（二）項的規定欠妥，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上海市反不正當競爭條例》第八條第二款第（三）項還規定：“為相關消費者所公知、具有一定市場占有率和較高知名度的商品”是知名商品。筆者認為：雖然這種認定知名商品的做法（我們將之稱為市場主導型）很符合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也是我們所要大力提倡的知名商品認定模式，但立法技術上卻存在一些問題。它在語言表述上基本吸取了國家工商行政局在1995年7月16日的《關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若干規定》中對知名商品屬性界定的內容，但它又添加了一項標準即市場占有率。我們認為不妥。知名商品，它的最本質屬性在于它的知名度，對于這點，國家工商行政局的規定已經明確指出了。但是對商品的知名度認定需要相對具體的標準來衡量。我們可以采取商品是否使用馳名商標或者著名商標、市場占有率、消費者對之的知情率等具體標準來綜合判斷。但我們在規定知名商品時，不應該將知名商品的屬性與具體標準混合在一起來規定什么商品為知名商品，這樣做法容易造成某些商品雖然具有知名商品的一般屬性但卻因為不全部具有知名商品的標準而導致其不是知名商品的結果。例如，某企業的產品雖然在經過媒體長期深入宣傳后，在一定的市場上為消費者已廣為熟悉，但由于企業實施了延期產品投入的經營策略，其產品并未同期投入市場。因此市場占有率為零。如果依據《上海市反不正當競爭條例》第八條第二款第（三）項的規定，該商品就不是商品。這符合實際情況嗎？因此筆者建議在今后的立法中，避免將知名商品的一般屬性與個別標準合在一起來規定知名商品。

三認定知名商品的主體設計存在缺陷。

雖然我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主管不正當競爭行為，在監督檢查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時，對知名商品和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一并予以認定。但是根據我國其他相關立法的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并不是知名商品認定的唯一主體，還有其他機關例如國家質量監督管理機關可以依法進行知名商品的認定工作?？偟目磥?，我國的法律并沒有系統的規定知名商品的認定主體。但根據現行的法律規定來看，政府機關無疑是認定知名商品核心主體。對于這樣的制度安排，筆者認為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不同政府的具體機關在認定知名商品活動中的標準是否同一。雖然國家工商行政局在1995年7月16日的《關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若干規定》中對知名商品進行了界定，但由于其本身定義特性，其并不能直接應用于認定活動中，對知名商品的認定仍然需要進一步細化的標準。同時由于它在法律性質上處于部門規章地位，因此它并不能撤消或者改變與之法律地位相平等相關立法內容。這就有可能導致不同的政府部門在認定知名商品中采取并不完全相同的標準，造成認定知名商品工作松緊不一的局面。這有背法制的統一性要求。同時由于缺乏統一的認定主體制度，在部門的利益沖突，也可能導致政府不同部門為爭奪這一可以尋租空間而形成擅自降低認定標準的局面和地方部門保護主義。

其次、相關實際認定主體是否完全具有相應的認定能力是否具有公正性。雖然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政府機構的人員素質也有大幅度提高，但是由于對商品的知名度認定涉及到很多因素諸如產品的質量、銷售數量、銷售地區、廣告宣傳、獲獎情況、售后服務等等，現行的知名商品實際認定主體并不一定完全具備相應的能力和素質。例如：根據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下發的“質技監局質發[2002]82號”文件而組成的“中國名牌戰略推進委員會”，其成員三名是國家級和部級（已退居二線）的官員，六名主任、副主任是有一定職位的官員或退位官員，53位委員也大多是在位或退位的官員，包括9位媒體的社長或主任，其中有一位是某媒體的廣告經濟信息中心主任，沒有一位是企業界代表。“在眾多的委員中，筆者無法想象公安部治安管理局、鐵道部科技司、交通部體改法規司一類的機構與中國名牌戰略推進委員會之間有什么聯系，由這樣的機構來負責中國名牌的評選，我想象不出它的公正性，因為這些人員的構成缺乏公正的基礎。”也正是在這一中國名牌戰略推進委員會主持的評選中，曾經是中國知名商品的樂凱膠卷卻名落孫山。因此有的專家對今年“中國名牌”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曾經參與起草《行政許可法》等多部法律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張樹義等一批法學家，從法律層面論證了這項評選活動有背于《行政許可法》等法律，認為這樣的評比是“不折不扣的政府設租，企業尋租”。

第三、政府主導型的知名商品認定模式是否有符合歷史發展要求。市場經濟的發展歷史告訴我們市場不是萬能的，它需要政府進行適當的干預。但歷史經驗同樣告訴我們政府干預也不是萬能的，它也存在著失靈。因此有必要對政府干預市場的行為進行審慎性的選擇。從本質上講，知名商品認定是屬于市場行為。無論是地區的還是國家的或者世界性的知名商品，它們的知名性并不是由哪個機關直接評出來的，它需要企業通過提高自己產品的質量等因素來獲得消費者的認同。從這個意義上講，只有消費者才有權和有能力來評定商品的知名度。如果我們繼續推行這種認定知名商品的模式，則很有可能導致企業減少對取得消費者信任的投入而把精力放在政府部門的公關上。這偏離了市場的正常發展方向，不僅會導致市場被扭曲的局面，更會影響政府自身建設。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發現在我國的知名商品認定工作中還存在很多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加大立法步伐進一步完善我國相關的法規，逐步建立以市場為主導的知名商品認定模式，把對知名商品的評定權交給消費者和企業，做到讓市場來發揮作用。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經濟法所體現的政府管理職能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根據事實情況靈活轉變的，但整體上應體現不斷擴大市場作用的趨勢………一個好的政府還應該主動培育自己的對立面——市場，并為其造條件，引導它在經濟的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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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倪振峰主編：《競爭的規則與策略—反不正當競爭法活用》，1996年9月第1版。

2、孔祥?。骸斗床徽敻偁幏ɡ斫馀c適用》，工商出版社2000年版。

3、王全興主編：《競爭法通論》，中國檢查出版社1997年版。

篇7

關 鍵 詞：產品設計 質量模型 設計方法 工業設計

引言

設計學領域對產品的研究集中在用戶和市場，經濟學領域對產品的研究集中在市場和成本，生態學領域對產品的研究集中在產品的全生命周期及其對環境的影響，工程學對產品的研究集中在制造。人們對產品質量的認識不全面、不科學、不統一，所以有必要建立科學的產品質量模型以幫助人們全面理解和把握產品質量。

設計學、心理學和質量管理領域的專家通過對成功產品的研究提出了許多產品質量模型，其中狩野紀昭（Kano Noritaki）的產品質量模型、唐納德？諾曼（Donald A. Norman）的產品質量模型和Jonathan Cagan & Craig M. Vogel的產品質量模型影響較大。

日本質量專家狩野紀昭在《魅力質量與應達質量》一文中根據用戶感受把產品質量分成三種：必要質量、期望質量和魅力質量[1]。必要質量是指產品的基本特征。期望質量是指用戶期望的產品特征。魅力質量是指令用戶意想不到的產品特征。狩野紀昭認為成功的產品必須具有必要質量和期望質量，魅力質量永遠都是吸引用戶的亮點，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魅力質量會向期望質量和必要質量轉變。唐納德？諾曼教授在《Emotional Design》根據人的生理本能和文化基因，指出人類對產品的反應有三個維度：本能感知（visceral level）、行為過程（behavior level）和反思[2]（refective level）。產品應當在本能感知方面表現出美觀與和諧，在行為過程方面表現出易懂與好用，在反思水平方面表現出象征意義。只有“美觀、和諧、易懂、好用而又具有某種隱喻意義”的產品才能給用戶留下美好的體驗和印象。Jonathan Cagan & Craig M. Vogel在《Creating Breakthrough Product》一書中指出要創造突破性產品就必須要識別出產品機遇缺口，深刻理解用戶需求，并把它們轉化成產品屬性。產品要想獲得成功就必須具有“好造型、高技術、高價值”，只有這樣才能迅速得到用戶認可[3]。好造型使人愉悅，高技術使人信賴，高價值使人愛慕。狩野紀昭、唐納德？諾曼和Jonathan Cagan & Craig M. Vogel的產品質量模型只強調產品對用戶的價值，簡化了產品與外部環境的關系，這三個產品質量模型對產品質量的概括不全面、不科學。

經濟學領域的專家認為成功的產品應當具有以下特點：填補市場空白、市場規模大、成本低、利潤高。

生態學領域的專家認為成功的產品在全生命周期中（包括制造、流通、使用和報廢回收）要對環境的影響較小。

“模型”的本義是用來鑄造器物的模子，是器物的反形，在現代漢語中指用來理解和把握復雜對象的理論和方法體系。產品的質量模型就是指用于理解和把握產品質量的理論和方法體系。建立“模型”是研究復雜對象的手段和前提，所建立的“模型”要真實完整和簡明實用[4]。產品質量是指產品在其生命周期中對外部環境的價值。為產品質量建立模型的過程：首先理清與產品相關的外部環境；接著挖掘產品對外部環境的價值；最后提出評價和設定產品質量的方法。

1 與產品相關的外部環境

任何一件產品在其生命周期中都經歷了制造（制品）、流通（商品）、使用（用品）和報廢（廢品）四個階段，制品和商品是生產和經營對象，要為企業和商家帶來利潤，用品要滿足用戶的生活需求、勞動需求和精神需求，廢品要減輕對環境的傷害[5]。縱觀產品的生命周期，可以發現與產品相關的外部環境分別是經濟活動、用戶和自然環境。

2 產品對外部環境的價值

與產品相關的外部環境分別是經濟活動、用戶和自然環境，產品對經濟活動的價值是產品的經濟質量，產品對用戶的價值是產品的人文質量，產品對自然環境的價值是產品的生態質量[6]。產品的人文質量是產品誕生的根本因素，產品的生態質量是人類永續發展的關鍵因素，產品的經濟質量是企業和商家贏得市場并健康發展的必要手段。產品的人文質量主要體現在有用、好用和有吸引力，產品的生態質量主要體現在節料、節能、耐用和易回收，產品的經濟質量主要體現在成本低、價格合理和利潤高。產品質量是人文、生態和經濟三者的結合，是三重質量。產品的三重質量模型是指把握產品人文、生態和經濟三重質量的理論和方法體系。產品的人文、生態和經濟質量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促進，關系復雜，視具體產品而定，在產品設計和研發的過程中不但要兼顧而且要平衡三重質量[7]。

從研發與設計新產品的整個過程看，評價、設定、設計和實現產品三重質量是相連續的四個階段。下文將重點探討評價和設定產品三重質量的方法。

3 評價和設定產品三重質量的方法

本節將回答以下兩個問題：如何評價現有產品在人文、生態和經濟方面的表現？如何設定新產品在人文、生態和經濟方面的表現？

在構建產品三重質量展開表（如表1）的過程中，由用戶、技術人員、市場人員、財務人員、環保人員、設計師和管理者等相關人員協作完成評價和設定產品三重質量的任務。構建產品三重質量展開表的過程如下：

（1）用戶評價及其期望

以表1中產品的三重質量為主題，采用訪談法、焦點小組法、觀察法和收集產品售后服務信息的方法，系統收集用戶和技術人員針對具體質量項目的評價和期望。

訪談法法是指通過與調查對象的當面交流獲得用戶需求信息的一種方法。焦點小組法是指通過指導客戶群體（8～12人）討論獲得用戶需求信息的方法。觀察法是指調查人員在現場對調查對象的情況直接進行觀察和體驗，獲取所需信息資料的一種調查方法。收集產品售后服務信息是指收集和整理用戶（用戶、經銷商、公司員工、導購）的投訴、抱怨等各種反饋信息。

通過調查從顧客那里獲取的原始數據是顧客的原聲，具有意見、投訴、評價、希望等各種各樣的形式，每次調查結束后調查人員應及時對原始數據進行翻譯、變換、整理，最后用書面形式表達用戶評價和用戶期望[8]。

（2）競爭性評估

競爭性評估數據是通過市場調查、用戶研究和技術研究得到的。用戶和技術人員針對具體質量項目對本公司產品和競爭者產品實施競爭性評估，競爭性評估反映了市場上現有產品的優勢和弱點以及產品需要改進的地方。競爭性評估主要有兩部分內容：對本公司產品評價，即用戶和技術人員對本公司當前產品的滿意程度；對競爭對手產品評價，即用戶和技術人員對競爭對手產品的滿意程度。

一般用數字1～5來表示客戶對產品具體質量項目的滿意程度，其中5表示非常滿意，4表示滿意，3表示基本滿意，2表示不滿意，1表示非常不滿意。如表1所示，通過競爭性評估可知本產品和競爭對手在人文、生態和經濟方面的表現：

本產品在人文方面的總分=分數1+分數2+分數3；

本產品在生態方面的總分=分數4+分數5+分數6+分數7。

本產品在經濟方面的總分=分數8+分數9+分數10。

競爭對手A和B在人文、環境與經濟方面的表現可以依照此法進行評判和計算。

（3）目標質量

目標質量是指圍繞三重質量為新產品設定的目標，是使本公司產品改進后欲達到的顧客滿意程度。根據生產技術條件和市場競爭性評估結果設定目標質量。目標質量設定時的注意事項如下：對于本公司現狀水平比他公司低的質量項目，至少設定成與他公司同等水平；對于本公司現狀水平比他公司高的質量項目，維持現狀并作為營銷重點；對于技術系統難度大，本公司達成水平低而他公司達成水平也低的質量項目，將目標質量設定為比他公司高，使該項目成為營銷重點。另外，還需要注意的是不必把所有項目都瞄準高水平，而應統籌考慮，突出重點。

至此，就可以方便的評估出一個已有產品在人文、生態和經濟方面的表現，為新產品設定出具有競爭優勢的目標質量，進而確定新產品的研發和設計方向。

4 新型TCL開關的設計

本產品是TCL開關（圖1），假定競爭對手A是西門子開關（圖2），競爭對手B是松下開關（圖3）。TCL的用戶、設計師、工程師、管理者、市場人員、環保人員和財務人員協作構建TCL開關三重質量展開表（如表2），完成評價老開關三重質量和設定新開關三重質量的任務。鑒于論文篇幅有限，對構建TCL開關三重質量展開表的過程不作詳細闡述，著重討論TCL開關三重質量展開表對研發與設計新型TCL開關的指導意義。

從TCL開關三重質量展開表（如表2）可知TCL開關的人文質量（12分）低于西門子開關（13分）和松下開關（14分），生態和經濟質量優于西門子開關和松下開關。新的TCL開關要保持其在生態和經濟質量方面的優勢，克服其在人文質量方面的不足。在好用性方面，TCL、西門子和松下開關都無法指明通斷電狀態，表現較差，新TCL開關要能夠指明通斷電狀態，并使新TCL開關的這一特點成為營銷重點。

新TCL開關（圖4、圖5）把熒光條和按鈕板作為表意符號，在熒光條和按鈕板的雙重指示下使開關明確表達了通電和斷電的狀態，該設計方案沒有增加制造成本，減少了用戶煩惱，節省了大量電能。因為生態和經濟質量依賴于人文質量，并且復雜，也受作者的知識結構和論文篇幅限制，所以在設計新TCL開關方案時沒有詳細考慮生態和經濟質量。

5 小結

產品三重質量模型全面定義了產品質量，指明了產品的進化方向。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1）產品三重質量模型指出產品質量包含人文、生態和經濟三個方面，人文質量主要體現在有用、好用和有吸引力，生態質量主要體現在節料、節能、耐用和易回收，經濟質量主要體現在成本低、價格合理和利潤高，它全面定義了產品質量，有助于人們理解和把握產品質量；

（2）產品三重質量模型提供了評價和設定產品三重質量的方法，在構建產品三重質量展開表的過程中，評價出已有產品在人文、生態和經濟方面的表現，同時為新產品設定出具有競爭優勢的目標質量，進而確定新產品的設計方向。

后續研究內容建議：

（1）建立并完善評估本公司產品和競爭者產品各個質量項目達成水平的方法。

（2）研究產品三重質量模型與QFD（質量機能展開）相結合的方法，在定位階段利用產品三重質量模型確定設計方向，在展開階段利用QFD轉換產品的人文、生態和經濟質量為技術特征。

中圖分類號：TB472；F273.2；N94

項目來源：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管理科學與軟科學計劃（MTKJ-201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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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處理好大與小的關系，解決認識不夠問題。

一段時間以來，有些地方由于認識不夠到位，忽視了農產品質量安全，具體表現在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的各個環節。從農產品的生產環節上看，安全隱患較為突出，不合理使用農藥、獸藥、化肥、激素等農業投入品。從加工、經營企業者來看，一些企業和經營者唯利是圖，視國家法律法規于不顧，置消費者的人身安危于不顧，不當使用大量防腐劑、保鮮劑、添加劑等藥物，加劇了農產品的有毒有害性。特別是在流通銷售環節中，不法企業和商販在產品上再做手腳，肆無忌憚地推銷有毒有害及過期變質食品。從消費者來看，部分消費者對無公害、綠色食用農產品認知度還不高，對無公害、綠色食用農產品相對較高的價格難以接受?！胺判牟恕眱炠|不優價，勢必影響無公害、綠色農產品的推廣。

隨著農業和農村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成為農業發展的生命線。去年的禽流感，給很多家禽養殖企業直接或間接造成了巨大損失，我縣雙佳農牧公司因此在短短幾個月里經濟損失達到500多萬元。同樣在去年，我縣的柑桔因“甲胺磷風波”在哈爾濱身價大跌，導致石門柑桔在整個東北市場銷售疲軟，盡管最終證實此事純屬個人捏造，但因此造成的經濟損失難以挽回。這些事實告訴我們，質量安全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事關產業發展、農民增收的大事，需要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視，并付出努力。

提高全民的農產品質量安全意識，當前重要的是加強宣傳教育。各職能部門應加強配合，對農產品生產、加工和經營者加強農產品安全法律法規教育，讓他們明白哪些是違法行為，會產生什么樣的法律后果，從而從被動接受到主動遵守農產品安全法律法規。同時要對廣大消費者加強農產品安全宣傳教育，使他們增強自我保護能力。對于上市農產品檢測結果，除了及時在市場醒目處公布外，可定期匯總，在新聞媒體上公布，這樣不但可以震懾不法經營者，也能使消費者明白哪些東西可放心購買，哪些東西要謹慎購買。

二、處理好堵與疏的關系，解決方法單一問題。

為了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很多地方采取了“堵”的方法，如制訂出臺禁用農藥等農業投入品的公告，嚴格檢驗檢測實行市場準入制等等。這種方法存在兩大弊端：一是在當前農業執法投入不足的情況下，容易產生“以罰代管、以案養案”問題；二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資經營放開，新產品層出不窮，在既得利益的驅動下，存在“堵不死”的問題。因此，必須在“堵”的同時，注重疏導。

據《農民日報》報道，今年中原大地夏收期間，已見不到大片大片焚燒秸稈的現象，政府并沒有像以往一樣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進行禁燒監控。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秸稈可以賣錢。麥收季節有不少農業龍頭企業專門收購、加工麥秸，麥農因此而額外多了一筆收入，自然不會焚燒了。這就是堵與疏的兩種絕然不同的兩種效果。

所以說，我們的農產品質量安全要從重堵輕疏中擺脫出來，在禁用有毒有害農業投入品時，也要相應地開發一些實用的綠色、無害農業投入品，群眾認可后，就不會去使用禁用農業投入品了。就石門而言，現在是全國柑桔、蔬菜標準化示范區，是全國優勢農產品出口綠茶優勢區域，已獲得全省無公害農產品生產基地整體認證。要增加有機食品、綠色食品、無公害食品的份額，就要在“疏”字上多下功夫。可以考慮把幾十萬畝的玉米、水稻等農作物秸稈有效利用起來，改良土壤或生產飼料；可考慮把九峰實業、雙佳農牧的生豬、家禽糞便利用好，解決有機食品、綠色食品、無公害食品基地的肥料問題，擴大有機肥料的施用量，最終生產出優質的農產品。

三、處理好供與求的關系，解決機制不順問題。

近些年來，我們先后實施了“無公害行動”，開展了“農產品質量安全行”活動，客觀地說，它們都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一旦放松，就有垮下來的危險。這其中的關鍵是現在還沒有形成綠色農業投入品供給機制，而沒有綠色農業投入品是難以生產出綠色農產品的。所以說，農產品質量安全需要建立一種長效的綠色農業投入品供給機制，怎樣建立？我認為就是要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努力培育農業龍頭企業和專業合作組織，利用它們采取“公司 基地 農戶”、“公司 協會 農戶”的經營模式，形成在生產資料上包供、生產技術上包教、生產產品上包銷的緊密型經濟聯合體，最終以優質農資換得優質農產品。我縣的雙佳農牧、九峰實業、北山牧業、煙草公司、金湘源等企業都與我縣農戶建立了這樣的合作方式，形成了基地發展、農民增收、企業增效的可喜局面。特別是雙佳農牧成立了雙佳禽業合作社，不斷完善“公司 農戶”的經營機制，成功推出了“六包兩協助”的經營模式（六包即：公司包供應雞苗、飼料、藥物、養殖設備、包提供技術服務、包保價收回產品，兩協助即：協助養殖戶選址建場、協助搞好防疫），聯營養雞大戶達到1600多戶。公司目前已建有規模養殖基地10個，其中夾山三板生態養殖基地建有標準化雞舍38棟，養殖面積2萬多平方米。這種經營模式，解決了傳統的“公司 農戶”利益聯結機制不穩定的問題；解決了農業結構調整中農民缺少資金、技術、信息的問題；解決了農業標準化過程中全程質量控制難的問題；解決了家庭聯產承包制條件下，實現土地規模經營的問題；解決了千家萬戶的小生產與千變萬化的大市場的矛盾，實現了“企業和基地一體化、農民工人化”。所以今后我們要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支持農業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到農村建立產業化生產基地，發展“訂單”農業，改變過去農民一家一戶各自經營的局面。一旦某種農產品出現質量問題，可根據其品牌和產地進行徹底檢查；而企業、協會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一定會嚴格自律。

四、處理好主與次的關系，解決監管乏力問題。

篇9

在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中，我國的市場經濟已經逐步形成。商品包裝作為社會的產物，在這個特定的發展的社會階段中必須與市場接軌，并反映時代氣氛。從目前的情況看，好的產品沒有優良的設計包裝很難獲得更多的購買者，也很難使企業獲得更高的經濟效益。當今社會屬于節奏較快、時尚的社會，商業插畫包裝后的產品會變得非常搶手，人們在挑選商品時往往會注重包裝設計，具有好的插畫包裝的商品可區別于其他商品，體現了購買者不俗的品味。由此可見，商業插畫在包裝中的運用可提高產品的銷量。

2商品包裝設計的經濟價值

2.1可提高企業管理活動的經濟價值

目前，包裝已從簡單的商品保護和美化作用轉化為更加重要的功能——促銷。在商品包裝設計的幫助下，可達到企業的銷售目標，因此，提高利潤是商品包裝的關鍵功能之一。好的包裝設計不僅要突出其特殊的設計元素，且每一個細節都要完美地處理。只有這樣，才能完美地展現所有的美感。此外，一些包裝設計中的要素可展示企業的經營理念和企業性質，比如展示其內涵在商品包裝中的企業文化理念。結合產品本身的固有特性，滿足消費者對商品的高層次的審美追求，并滿足人們不同層次的心理需求。越來越多的包裝開始使用商業插畫，使包裝與插畫相互碰撞、融合，使人眼前一亮。以往，插畫總是與書籍緊密聯系在一起，但隨著越來越多的時尚大品牌將其運用在包裝上，很快就使時尚者為之瘋狂，插畫的魅力也逐漸體現出來。比如，一件造型簡單、質樸的品牌商品，在插畫家妙筆生花地改良后，立刻變成了“全球限量版”；有些品牌推出了與某插畫大師合作的限量包裝款，使商品標價翻了幾倍甚至十幾倍，這便是其品牌價值和市場價值在插畫包裝上最直接的體現，插畫漸漸在品牌中以包裝的形式量產、傳播。

2.2增加商品的訴求

產品包裝設計可起到促銷的作用。對于包裝設計而言，可使用的藝術元素主要有圖形、色彩和文字等。對于商品而言，每一種設計元素都具有獨特的個性，不同的設計元素突出了產品不同的品質。一個品牌在上市前就會有所定位，比如消費者的年齡層次、宣傳手法和營銷形象等，這些都是決定一個品牌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以韓國化妝品品牌EtudeHouse（愛麗小屋）為例，無論是在市場定位，還是在其包裝選擇上都是非常成功的，且其包裝更新換代速度非?？?。該品牌能快速順應時代潮流、更換包裝的關鍵在于該品牌的所有商品甚至廣告，都大量運用了插畫。愛麗小屋手霜的包裝十分可愛，這是因為該品牌的主要售賣對象為年輕女性，其產品包裝極為年輕、可愛。與其說愛麗小屋是專門為20～30歲的女性打造彩妝用品，還不如說愛麗小屋是為了這世上所有有著公主夢的可愛女生而打造的集可愛、精致、豐富和變化于一體的綜合化妝品品牌。商品的包裝設計能有效提高商品的附加價值，企業也能從中獲得可觀的經濟效益。良好地運用商品包裝，可幫助企業提升其品牌形象和企業形象，并達到促銷商品的目的，從而給企業帶來更高的經濟價值，這也是包裝設計藝術給企業帶來經濟價值的客觀體現。

3結束語

篇10

關鍵詞：環境管制；技術授權；社會福利；清潔生產技術；特許權；排污許可證；消費者剩余

中圖分類號：F22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6）05-0075-07

一、引言

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中國正面臨著嚴峻的環境污染問題，嚴重影響了中國經濟的增長質量（肖士恩和雷家X）[1]和環境質量（李名升等）[2]。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環境污染的危害和清潔生產對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早在2003年1月1日就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工信部等政府部門制定了相關方案，大力推行清潔生產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并且明確提出，應用先進適用的技術實施清潔生產技術改造是提升企業技術水平和核心競爭力，從源頭預防和減少污染物產生，實現清潔發展的根本途徑。

既能夠降低污染排放，又可以提高產品質量的技術是一種高效節能的清潔生產技術，它普遍存在于現實經濟生活當中。例如，先進的煉鋼工藝在減少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同時，提高了鋼鐵產品質量（殷瑞鈺）[3]。在水泥生產行業，通過實施污染削減技術，提高了資源利用效率和水泥產品質量（盧聲超）[4]。

國內學者的實證研究表明，清潔生產技術的應用對中國經濟增長和企業競爭力的提升具有促進作用。黃菁和陳霜華[5]通過建立人力資本內生增長模型，探討了經濟增長、環境污染和環境治理在均衡增長路徑中的關系，并運用中國的數據對模型結果進行了計量檢驗，結果表明清潔要素及技術的使用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秦佩恒等[6]對2009年中國金屬制品行業調查的實證研究表明，清潔生產技術的應用水平是影響企業經濟績效和環境績效的關鍵，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Porte和van der Linde[7]理論假說，即適度的環境管制能夠引發技術創新，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提高產品質量和生產效率，從而形成企業的競爭優勢。

清潔技術的應用及其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得益于環境管制。朱承亮等[8]對1998―2008年環境約束下中國經濟增長效率的分析發現，政府管制和環境治理強度對中國經濟增長效率改善具有促進作用。余長林和高宏建[9]基于1998―2012年中國省級層面的面板數據考察了環境管制強度和隱性經濟規模對中國環境污染的影響，認為政府應通過提高環境管制強度、刺激企業治污和生產技術創新，達到提高生產效率和污染治理的雙重目的。鐘茂初等[10]利用中國省際面板，對環境管規制能否倒逼產業結構調整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加強環境規制強度對于產業結構調整和環境保護的雙贏具有重要意義。

查建平[11]進一步指出，在中國當前工業化階段，嚴格的環境管制有利于推進工業經濟生態化和集約化發展，推動工業企業加大技術引進，提升環境全要素生產率在工業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梢姡h境管制能夠提升企業生產效率和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工業企業對清潔技術的需求。

在關注清潔生產技術有效需求的同時，如何有效增加清潔技術的供給同樣不容忽視。許多科研機構和研究型高校等非生產性企事業單位，作為科學技術知識的重要供應者，本身并不從事相關產品生產，而是通過技術授權來實現清潔技術的商業化和產業化。

如何通過最優技術授權合同的選擇，實現非生產性企事業單位收入最大化，并提供持續的創新動力，日益引起經濟學家們的關注。Li和Geng[12]研究了非生產性企業向一個耐用品廠商的技術授權，證明了固定收費、特許權收費和雙重收費都有可能是最優合同形式，取決于技術創新類型和創新程度。Stamatopoulos和Tauman[13]通過研究異質消費者條件下提高產品質量的技術授權，發現依據市場需求的不同，最優合同形式既有可能是固定收費和特許權收費，也有可能是雙重收費。

然而，關于環境管制條件下最優技術授權合同形式的研究還比較少，這不利于通過先進的技術手段治理嚴重的環境污染。因此，深入探討這一問題，對于有效增加清潔技術供給，減少企業污染排放，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本文構建了一個經濟學模型，一個非生產性企業擁有一項可以提高產品質量同時又能降低污染排放的技術，它決定采用何種技術授權合同形式向其他兩個生產性企業轉讓該技術。兩個潛在的技術受讓企業在市場上進行古諾競爭。在該模型當中，政府對生產性企業實行排污總量控制。環境管理部門通過設置排污上限的環境管制措施，會對技術擁有企業的最優合同選擇產生重大影響。排污總量限制了技術擁有企業通過設置適當的單位產出費攫取新增利潤的能力，從而導致特許權收費合同成為最佳選擇。

清潔技術的應用對生產者、消費者和社會福利的影響同樣不能忽視。如果對一項新技術的應用降低了生產者利潤、消費者剩余和社會福利，那么就需要在環境保護與經濟利益之間做出取舍，在特定條件下可能會影響新技術的推廣應用。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最優技術授權合同形式不僅提高了生產者利潤，而且增加了消費者剩余和社會福利，達到了環境保護與經濟利益的一致。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在第二部分筆者給出了基本模型，研究了沒有技術授權的市場狀況。在第三部分筆者研究了技術擁有企業的最佳技術授權形式和社會福利效應。第四部分是結論和建議。

四、結論和建議

筆者討論了一個外部專利持有者通過技術授權提高產品質量，從而降低污染排放，達到改善環境的目的，這是以前關于清潔技術使用與環境治理文獻較少涉及的內容。另一方面，關于技術授權的文獻很少涉及環境管制。本文的研究表明，在環境管制條件下，特許權收費合同是技術擁有企業的最優選擇，并且促進了清潔技術的應用，提高了消費者剩余和社會福利。

根據本文的結論，筆者提出以下三點建議：第一，政府應該實行較為嚴格的環境管制措施，制定明確的污染排放限額；第二，應當發揮市場機制和政府調控的雙重作用，兩者的相互作用在特定環境下能夠產生較為理想的結果；第三，環境保護與經濟效益并行不悖，通過環境管制和清潔技術授權形式的選擇，可以實現兩者的一致，從而保持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推動清潔技術應用，改善產業結構，促進經濟長期增長。

筆者并沒有將污染物排放對社會的危害納入到福利分析當中。但是，由于在不同的技術授權合同形式下污染物排放總量是相等的，因此，即使考慮到危害函數，也不會影響本文的實質性結論。

應當注意的是本文的結論依賴于特定的環境管理工具，即排污上限和排污許可證拍賣。后續研究可能要考察在其他環境管理工具下，例如排放標準、生產標準和排污許可交易，技術擁有企業的授權策略及其社會福利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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