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短缺的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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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劉易斯轉折”的含義

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主要描述了發展中國家在“起飛”階段的發展形態，表現為傳統部門為現代部門提供“不變制度工資”和“無限供給”的充裕勞動力。但這種狀況將隨著經濟發展而發生變化，亦即出現“轉折”。根據劉易斯的觀點，現代部門擴張之初的一段時間里工資將保持不變，之后經濟發展進程將面臨第一次轉折，工資水平從不變制度工資開始上升，我們稱之為工資轉折。但是他在這里強調了導致這一結果的內生變化和外生變化兩種機制。所謂內生變化，就是指隨著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或勞動力供給結構的變化，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向有限供給乃至短缺，進而由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導致工資水平上升。但在實際中，工資上升往往獨立于內生因素，而由外生變化引起，如勞動力價格會因某些導致傳統部門更加富裕的因素的發生，進而增加供給的機會成本而導致工資率的上升；他們可能有限制資本利潤率的倫理觀，如也許認為25％的邊際利潤是合理的，這樣他們就會在生產率增加時適當提高工資(見劉易斯《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一文)。

二、如何看待“民工荒”

應當說，我國當前“民工荒”在局部地區客觀存在，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區，但其背后的原因需要審慎分析。造成勞動力短缺的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追溯：

(1)隨著中央政府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力度的不斷加強，農村稅費的大幅下降、糧食價格的提高都提升了農業部門所帶來的經濟價值，從而提高了勞動力進入工資經濟的機會成本，致使一部分勞動力回流農村，從而減少了勞動力市場的短期供給；

(2)從勞動力市場結構來看，經濟的持續發展帶來勞動力教育水平和素質的普遍提高，在勞動力細分市場中，表現為“金字塔”結構的整體上移。這一定程度上減緩了處于金字塔較下端的低技能和技能勞動力的就業壓力，帶來工資上漲。事實也確實如此，民工荒伴隨著大學生就業難。我國的教育體制培養了大量學歷型人才，教育深化使學歷型人才在市場中供過于求，而技能型人才培育不足，形成技術工人的結構性短缺。因此，當前的“民工荒”更多的是技能人才和低技能人才的結構性短缺，而非勞動力的整體性短缺；

(3)從勞動力的特質和對勞動力的典型態度來看，我國勞動力供給正面臨代際轉換，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市場的主力。由于他們的物質條件相對優越、文化程度相對較高，他們的就業觀念同第一代農民工具有很大的差異。第一代農民工對于工資偏低、長時間加班、工作條件不好等都能忍耐，但這卻對新生代農民工缺乏吸引力，他們對工作條件、工作待遇有更高的要求，勞動力的局部性短缺正反映出他們對于超低工資、差工作條件的無聲反抗。調查表明，我國民工工資待遇10年中基本沒有大的變動，在珠三角地區，農民工的工資增長幅度12年來只有68元人民幣；

(4)從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來看，劉易斯觀察到依據“不變制度工資”理論，充裕的勞動力供給應使工資保持不變，但實際上工資仍然保持上升，而且“城市工資的增長比我們預言的要快得多”(見劉易斯：《再論二元經濟》一文)。傳統工資制度總是基于勞資對立的分析框架，利益在勞資雙方博弈中“此消彼長”。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現代企業傾向于采取諸如工資分享制、效率工資等手段來激勵工人和共享企業發展成果，這無疑提高了工資水平。總之，當前中國出現的“民工荒”是短期性、結構性、局部性的，而遠非長期性、整體性、全局性的，其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工資形成機制上，而非絕對供給的因素。其結果是助推工資的適度上漲，而這正符合劉易斯“第一轉折”的真實含義。

三、兩個轉折點不能混淆

針對這個第一個轉折點，劉易斯如此評論，“達到第一個轉折究竟需要多少時間，即是否真正存在一個工資不變的階段，這個問題是無關緊要的”，為此，劉易斯提出了“第二轉折點”的概念，“決定性的轉折點并非第一個，而是第二個，正是在這里我們超越邊界進入新古典主義體系”。所謂第二轉折點是指勞動需求趕上勞動供給，此時勞動力資源將出現短缺，符合新古典的分析框架，我們稱之為供求轉折。當前，中國所面臨的是工資轉折而非供求轉折。

顯然，國內學術界對此的解讀是存在偏差的。當前，國內學者廣泛使用“劉易斯轉折”這一術語，其意所指是勞動力供求關系從無限供給轉向供不應求，并由此導致工資上漲。顯然，混淆了第一轉折點和第二轉折點。劉易斯強調經濟擺脫長期“不變制度工資”開始上漲的原因往往是外部因素，而非供給短缺的內部因素。也就是說，工資上漲并非意味著勞動力短缺，相反，工資上漲仍將在較長時間內伴隨著勞動力的充裕供給，而這正是中國將要面臨的情形，切不可將工資上漲和勞動力全面短缺相等價起來。

而且，在劉易斯的理解中，第一次轉折點并非至關重要，而非當前國內諸多討論中所視為的“洪水猛獸”――人口紅利的結束，比較優勢的消失、發展戰略的轉向等等。應當說，工資增長往往先于勞動力短缺，“自然不會跳躍”，工資水平的調節使得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是一個漸進而非突變過程，大可不必誠惶誠恐。

四、低工資不等于比較優勢

中國將進入一個工資上漲的時間通道，工資上漲無疑會部分增加企業的勞動力成本，也許有學者擔憂由此會帶來就業機會減少和失業問題。事實上，工資上漲同時也會帶來內需的增長，由此通過產品需求的擴張引致勞動力需求的增加，而這正是西方凱恩斯主義的成功之處。因此，這種擔憂言過其實。而且，堅持農民工就是廉價勞動力和“比較優勢”的觀點本身就是對農民工的一種文化歧視，更有一種用歧視邏輯來進行制度安排的潛在傾向。將低工資完全等價于所謂的比較優勢的傳統觀點無疑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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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結構性失業；新興產業；高等教育培養模式；比較優勢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我國國民經濟整體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隨著產業結構調整逐步完善和勞動力市場配資資源的作用增強，我國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業問題再次引起學界和社會的普遍關注。

一、現狀

我國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業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即大學生就業難與新興產業發展人才供給不足并存；新增勞動力和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困難與研發人員、技術人員、熟練技術工人供給缺乏并存。

1、大學生就業難與新興產業人才不足并存

自1999年中央政府做出高校擴招政策后，高等院校的數量和在校生的數量迅速增加。2011年普通高等學校已經發展到2409所，在校本專科學生數量達到68.15萬人。從1998―2011年，高等教育招生人數從108.4萬人增加到681.5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9.8%上升到26.9%。隨著大學畢業生數量迅速增加，就業難度也日益增長。與此同時，已經畢業的大學生遠遠不能滿足新興產業需要，這些新興產業集中在產業發展前沿，雖然高等學校的教育培訓模式在逐步調整，但是面臨著快速發展的新興產業人才需求，如何提高大學生在新興產業的就業率仍然是一個難題。

2、研發人員、技術人員、熟練技術工人供給缺乏與新增勞動力和下崗失業人員就業難并存

自2004年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普遍出現“用工荒”以來，這一現象呈現愈演愈烈之勢。研究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區是“用工荒”最嚴重的地區，目前有近200萬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為10%。新增勞動力由于工作經驗缺乏、工作技能低等原因難以滿足較高要求的企業用工需求，但是一些對工作經驗要求低，工作技能需要“干中學”培養的企業來講，由于無法滿足新增工人的較高收入期望而招不到人。下崗工人由于工廠倒閉、企業經營不善等原因離開勞動力市場，他們中的大部分由于預期流動成本高、再就業信心喪失等因素而自愿失業。

二、不利影響

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失業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非常不利。一方面是結構性失業導致失業率上升。相對于周期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的危害是雙向的、長期的，且治理難度非常大，難以在短期實現勞動力市場出清，從而造成經濟社會不能協調發展。另一方面，企業因為招不到合適的勞動者，導致其減產甚至停產，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具體來講，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容易引發深層次結構性矛盾

我國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業的最大不利影響在于它的難根治性。結構性失業傾向于集中在某些確定的群體，例如那些容易受到技術改變、受所在企業衰退或在整個國家內的勞動力流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所影響的群體。同時，結構性失業的影響是長期的，在一個區域或行業中，那些被新技術替代或工廠倒閉的工人可選擇的就業機會很少，且這種工作搜尋可能要持續好幾個月，甚至以年來算。

2、嚴重阻礙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發展方式轉換。由于勞動力結構變化的滯后性和緩慢性，決定了它有一個相對較長的適應期或調整期，難免出現勞動力結構與市場需求結構之間的脫節，從而影響到新興產業的建設與發展。同時，也可能會進一步導致勞動力結構的失衡，造成失業率上升。

3、制約社會生產順利完成

我國正處于工業化發展中期，制造業已經發展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但是，我國制造業的快速發展正在遭遇技工人才短缺的困擾，技工的短缺已直接影響到了企業的生產和發展。許多企業由于技工的短缺，一些大的訂單都不得不放棄。技工人才的短缺，已成為制造業發展的“瓶頸”，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壁壘”。根據廣東省勞動力市場的一項統計顯示，廣東省普工求職者與用人需求缺口達38.5萬人，具有職業資格一到五級的技工缺口更是高達71.5萬人，其中高級工、技師和高級技師的求人倍率分別是1.79、1.98、1.33。雖然目前廣東就業難度有所提高，但對于有一技之長的技工仍供不應求。

三、原因分析

1、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導致勞動力需求結構變化

當前，我國處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關鍵時期，這一轉變不可避免地促使傳統產業對勞動者需求減少，新興產業對勞動者的需求增多。不同產業對勞動者的技能、知識、經驗上的要求是不同的。因此，原來在傳統產業就業的人員如果無法對自身技能、知識、經驗等各方面素質及時做出調整或沒得到相應的培訓，就不能順利轉入新興產業就業，這會造成大中城市普遍就業飽和狀態下的某些類型職位空缺現象的出現。

2、教育結構與勞動力市場需求脫節

教育的最終目的是為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提供智力支撐和人才保障。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的結構呈現“兩頭小，中間大”的特征，即高職高專和研究生規模相對較小，本科教育規模相對較大。高等教育的這種層次結構難以滿足社會各個領域對研究生和高職生的需求，導致技術型人才的短缺，嚴重制約了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除了高等教育層次結構不合理，高等院校的專業設置也存在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地方，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高校之間專業設置互相重疊，很難形成自己的特色；二是隨著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發展，一些傳統專業的課程已經過時，與現有的勞動力市場需求不一致。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層次結構設置和專業設置的不合理使得高校培養的人才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的人才之間有很大差距，造成了大學生就業難和新興產業需人才缺乏的局面。

3、勞動力市場分割

在傳統計劃體制下，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分割主要是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勞動力市場分割現象趨向于復雜化和多樣化，除了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以外，在城市中還存在首要勞動力市場與次級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城鄉兩級勞動力市場分割最初是由于體制性分割造成的，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體制性分割效應不斷弱化，行業分割開始逐步顯現。由于兩級勞動力市場之間“流動壁壘”存在，所以勞動力市場就業的勞動力也極少降級到次級勞動力市場就業，這反過來又加劇了勞動力市場的行業分割，造成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業難以治理。

四、對策建議

解決我國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業，必須從調整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結構、供給結構及完善勞動力市場等方面入手，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優化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結構；不斷調整經濟結構，滿足勞動力市場的新需求；加大相關制度改革與創新，逐步建立統一、高效、有序的勞動力市場。具體來講，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深化改革高等教育培養模式，提高大學生就業能力

從大學生供給方面來說，我國高等教育體系與勞動力市場之間存在脫節，“學非所用”和大學生就業能力較弱。因此，解決大學生就業難不僅要依賴于經濟增長和新興產業發展給大學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還要依賴于在大學生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建立更加有效地聯系。對于大學畢業生來說，通過提高就業能力來擴大就業機會，進而推動經濟發展，實現經濟發展與提高就業的良性互動。

2、加大培訓力度，增強新增勞動力、下崗工人適應市場能力

結構性失業的根本原因在于勞動者與工作崗位匹配效率低，增強勞動力適應市場能力是解決該問題的關鍵。要加大對技能型勞動力的培訓力度，盡快扭轉當前企業對技術型人才需求得不到滿足的局面，廣泛開展技能培訓活動，加快技能型勞動力的培養。高度重視企業人力資源開發和培訓工作，通過建立市場導向的運作機制使勞動者和企業都能從職業培訓中獲取最大收益，采取企業培訓與職業技能培訓機構相結合、在職培訓與脫產學習相結合等措施來增強勞動者適應市場的能力。

3、利用比較優勢，提高勞動力市場需求

我國的勞動力供給以低知識、低技能素質的勞動力為主體，高技術、高技能勞動力相對比較短缺。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在當前情況下，發展技術含量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是一種更符合我國經濟發展實際的戰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勞動者就業以后的“干中學”目標。這不僅可以增加這些企業商品的附加值、提高勞動者的技術、技能，還可以為企業儲備創新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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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展新：勞動力市場的產業分割與勞動人口流動[J].中國人口科學，2004（2）.

[3]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M].中國統計年鑒出版社，199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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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總體上看，我省民工短缺現象已經顯現，但地區之間差異較大，而且主要是行業性、結構性和季節性的短缺

據有關部門不完全統計，2003年底外省在我省各類企業務工的人數達480多萬人，40%以上來自安徽、江西和四川3省。另據省公安廳去年6月底的統計，全省已辦理暫住證的流動人口達1100.5萬人，其中外省人口895.8萬人，占81.4%；以務工為暫住理由的共786.1萬人。個別地區如溫州、臺州兩市，外來務工人員（包括省內其他地區流入的務工人員）已占全部就業人員的70%以上。

2003年以來，我省不少地區開始出現民工短缺現象。據省就業管理服務局對全省40個市、縣（市、區）勞動力市場和職業介紹機構的統計，2004年第三季度勞動力市場登記需求人數133.9萬人，求職人數88.1萬人，缺口45.8萬人，缺口率達34.25%，求供比為1.52，比上年同期上升0.15個百分點，“民工荒”現象已經顯現，但不同地區差異較大。據杭州市外來勞動力服務中心統計，2004年1―8月，用工單位登記需求人數為28.4萬人，登記求職人數為23.2萬人，求供比為1.22，比2002年同期上升0.31個百分點，而2003年由于受非典的影響，求供比達到了1.28。據溫州市職業介紹中心和溫州市技能人才市場統計，2004年1―7月登記需求人數為21萬人，求職人數為35.2萬人，求供比僅為0.6，供給遠遠大于需求。去年第三季度，湖州、衢州市區的求供比分別為2.04和1.78，而嘉興、紹興市區分別為0.9和0.94，地區之間差異較大。

從調查情況看，我省民工短缺主要是行業性、季節性和結構性的短缺。分行業看，主要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批發零售和餐飲業、社會服務業等，勞動力需求大，民工缺口也較大。據省就業管理服務局對全省40個市、縣（市、區）勞動力市場和職業介紹機構的統計，2004年第三季度，制造業、批發零售餐飲業和社會服務業等行業勞動力需求人數占登記需求總人數的77.36%，對商業服務人員和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的需求分別占總需求的34.34%和35.16%，求供比分別為1.74和1.39，缺口分別為43.35萬和13.14萬人。據寧波各縣（市）就業管理部門去年對432家規模較大、用工規范的企業勞動力需求狀況的調查，這些企業用工缺口達12.6%，大多是電子、服裝、機械加工等勞動密集型企業和餐飲、批發等商業服務企業。

分時段看，主要是1―2月份春節期間和7―8月份農忙季節，民工短缺問題更為突出。據寧波市外來人員就業服務中心統計，2003年7、8兩月共有1014家單位進場招工，共提供3.38萬個崗位，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倍以上，而平均日進場求職的農民工僅為1500人次，比上半年日進場人次數減少了一半以上。春節過后是勞動力最為緊缺的時期。據杭州市外來勞動力服務中心統計，去年2月2日，到市區各外來勞動力市場登記的用工單位就達5455家，共提供56841個就業崗位，而進場就職登記的只有7195人，求供比達到了7.9。

從結構性看，除存在年齡、性別等方面的供求差異外，主要是文化水平、勞動技能等素質性的差異。據省就業管理服務局2004年第三季度對全省40個市、縣（市、區）勞動力市場和職業介紹機構的統計，有79.88%的用工需求都有明確的性別要求，男性和女性勞動力的求供比分別為1.26和2.05，說明女性勞動力較為短缺。從年齡結構看，隨著年齡的增大，供求雙方的差距越來越大，16~24歲、24~34歲、35~44歲和45歲以上年齡段求供比分別為1.6、1.55、1.31和1.20，青壯年勞動力的供求矛盾更大。從文化程度存在的供求結構差異看，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求職者占62.16%，初中及以下、高中、大專和大學不同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求供比分別為1.38、1.73、1.73和2.95，企業需要的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比較難找。從技術等級要求與技術水平差異程度看，不同水平職業資格或專業技術職務的勞動力求供比均在2以上，其中對一級職業資格和高級專業技術職務求供比分別達到3.58和10.21。從杭州市外來勞動力服務中心的統計數據分析，這種勞動技能的結構性差異表現得更為明顯，2004年1―8月，到該中心登記的裁剪縫紉工、家用電器產品維修工、餐廳服務員、購銷人員、電子元件制造工的求供比分別為7.46、4.

10、3.44、3.43、2.61，需求遠遠大于供給；而倉儲員、保管員、起重裝卸機械操作工和鍋爐操作工的求供比分別為0.91、0.06、0.91和0.84。由此可見，目前的技工短缺更為嚴重。

二、民工短缺，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受多方面因素影響的社會問題

從調查了解和各方面反映的情況看，當前各地出現的民工短缺現象，既有經濟方面的原因，也有體制、機制等社會方面的原因。

一是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粗放經營、千方百計降低勞動力成本與民工擇業觀念轉變、利益要求提高之間的矛盾。一方面，我們不少企業走的仍然是低成本擴張的發展道路，為了消除原材料漲價和激烈的市場競爭帶來的壓力，大多采取降低勞動力成本的辦法，存在民工工資低、工作時間長、工作環境差，甚至拖欠克扣工資等現象。另一方面，新一代民工無論在思想觀念，還是對自身價值的追求上，都比改革開放初的“父輩”打工仔有更高的要求。他們不同程度地受到市場經濟的洗禮，特別是一些青年民工，思想更為開放，目的更加多樣，更重視經濟利益，更講究個人價值的實現，不再心甘情愿地接受企業強加給他們的不合理待遇和條件，這從民工的求職介紹成功率上可以看出。據溫州市職業介紹中心和溫州市技能人才市場統計，2002年、2003年和2004年1―7月的職業介紹成功率分別為44.21%、45.04%和47.22%，不到50%。

二是企業技術進步加快和專業化分工深化，要求員工不斷提高勞動技能，與民工接受教育程度大多不高、普遍缺乏專業技能之間的矛盾。近幾年來，我省企業對民工的文化程度和勞動技能的要求越來越高。據省就業管理服務局對全省40個市、縣（市、區）勞動力市場和職業介紹機構的統計，2004年第三季度，企業在勞動力市場和職業介紹機構登記的用人需求總量中，有86.03%要求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其中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占30.65%；要求大專文化程度的占6.32%，比上年同期上升3.39個百分點；用人單位有明確技術等級要求的也占總需求人數的35.56%。

與此同時，我省外來務工人員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大多缺乏專業技能培訓。據省城調隊抽樣調查，2003年底，外省在我省各類企業務工的人數有480萬，其中初中及小學文化程度占66.8%。臺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統計，2004年1―9月，外來勞動力登記求職人數為23.55萬人，其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1%，具有一定專業技能的僅占10%。文化和技能素質低，使大量民工與就業機會失之交臂。

三是民工對勞動保障和子女就學等要求的提高與城鄉制度差異大、難以進行統一合理的制度安排之間的矛盾。一方面，隨著外來民工就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在外務工時間的延長，拖兒帶女的民工越來越多，對勞動保障和子女就學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另一方面，雖然城鄉二元的制度壁壘正在打破，從我省來說，要求城鎮各類所有制企業為職工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也有具體的政策，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不少企業用工不規范，應該建立的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而且不少制度之間的相互銜接還存在較大難度，特別是不同地區差異太大，制度很不完善，農民工也怕到時無法帶走，或即使帶走了，也無法與當地的社保制度銜接，因此，大多不愿意參加社會保險，這已越來越成為當前外來民工就業的一大難題。

據省城調隊去年的抽樣調查，全省有60%以上的農民工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有80%以上的外來民工沒有任何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就更不用說了。另據杭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的調查發現，參加一種以上社會保險的務工農民的比例已達55.5%，說明地區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這幾年，我省各地非常重視外來民工子女的就學問題，制定配套政策，以當地公辦學校為主、民辦學校為補充，基本上解決了民工子女就學問題。據省教育廳統計，目前有38萬流動人口子女在公辦中小學就讀，占總數的66%；約有12萬在民辦學校就讀，占總數的21%。盡管如此，由于種種原因，仍有13%左右民工子女還沒有入學讀書。

此外，農民工在城市就業，仍然受到較大的歧視，部分企業任意損害民工的合法權益。外來民工在艱苦勞動的同時，也渴望得到應有的尊重，渴望享受城市文明和現代化的生活，而城市的文化等服務設施又難以適應他們的需求，這一切都使他們在心理上感到有隔閡和痛苦。據杭州市總工會困難群眾幫扶中心反映，近年來，外來民工因工傷等引起的勞資糾紛事件迅速增加，只有70%左右的工傷事故經過調解得到處理，在這些調解的事件中，有80%的民工合法權益受到嚴重損害，由于種種原因，勞動執法部門、職工幫扶中心及法律援助中心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這幾年我省出現的民工短缺，還有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逐步加快、對勞動力需求增加而引起的勞動力外出打工人數的相對減少，以及因缺電引起的企業開工不足、務工收入下降等方面的原因。去年以來，還有因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糧食補貼增加和糧價上漲，中西部地區農民務農收入明顯增加，外出務工邊際收益降低等方面的原因。

三、解決我省民工短缺問題，需要各方面的良性互動，不僅要努力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更要進一步規范勞動用工制度，建立健全相關的保障體系和服務體系

當前我省部分地區存在的民工短缺，只是一種暫時的現象。從總體上說，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格局并沒有改變。據研究，我省至今還有400萬至450萬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就業，全國至少還有1.5億左右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將長期存在，就業壓力也不會因為局部地區、部分行業的用工短缺而得到緩解，反而進一步形成了“招工難”與“就業難”兩難并存的局面。要解決好民工短缺問題，必須同時解決好這兩個方面的難題，要堅持市場導向，充分發揮政府職能，以著力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進一步規范勞動用工制度，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為重點，多管齊下，努力建立長效的工作機制。

從企業方面來說，要堅持以“以人為本”，增強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主動維護員工的合法權益。一要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合理確定計件工資的單位標準，并根據企業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不斷提高民工的工資水平；二要切實貫徹勞動法，及時與民工訂立規范的勞動合同，加強勞動保護，不斷改善民工的工作、生活條件，關心民工的業余生活；三要按照有關法律和政策規定，及時為民工建立各種社會保險，特別是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四要加強對民工勞動技能的培訓和思想文化教育，建立企業文化，增強企業的吸引力，努力實現以實惠的待遇留住人，以“以人為本”的工作制度保障人，以合適的崗位發展人。與此同時，要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型，逐步改變單純依靠低勞動力成本的發展戰略。隨著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企業依靠低勞動力成本競爭優勢，粗放式經營、數量型擴張的路子必然會越走越窄，難以為繼。要保持持續快速發展，必須轉變增長模式，在充分發揮低成本優勢的同時，要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積極開拓差異性競爭優勢，努力加快技術創新，提高產品質量和知名度，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和發展后勁。

從民工方面來說，關鍵是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質和能力。一要樹立正確的就業和擇業觀念，增強靠市場就業、靠能力吃飯、靠法律維權的意識，揚棄小富即安的傳統小農意識，爭做自立自強、勤勞致富、創業致富的現代公民；二要充分利用政府和企業提供的學習培訓機會，積極主動地參加各種形式的就業技能培訓和文化知識學習，盡快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質，增強勞動就業技能；三要加強勞動法及相關法律的學習，學會運用法律武器，通過正當、合法的途徑，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從政府方面來說，主要是重視研究和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加大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力度，努力消除城鄉一體化過程中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加強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民工勞動就業的指導、服務和監管。

一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城鄉一體的勞動就業服務體系。建立健全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不僅要把市、縣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延伸到鄉鎮、街道和社區，而且還要聯通輸入地的企業、省內外主要勞務輸出地的鄉鎮，實現勞動力供求信息網上和互聯共享，促進勞資雙方的相互溝通和信息傳遞。要進一步拓寬各級勞動力市場的功能，推行“一站式”、“一條龍”就業服務管理,為外來民工提供求職登記、職業介紹、鑒定申報、檔案管理、信息服務和勞動保障事務等全方位就業管理和服務。要努力改善農民工的就業環境，加快清理和取消針對農民進城就業的歧視性規定，以及不合理的限制和亂收費。

二要加強勞動力技能培訓。全面推進“千萬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工程”，制定落實勞動力培訓規劃，整合培訓資源，加大培訓基地建設，加強農民勞動就業技能培訓，努力提高其在非農產業的就業能力。支持各類就業培訓服務機構與企業加強合作，有針對性、多途徑地開展就業培訓。積極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大力培養企業急需的技術工人和高技能人才。

三要加強對外來民工的服務。積極實施外來民工子女平等就學政策，督促外來民工子女依法接受義務教育，公辦學校要根據可能，更多地吸收民工子女入學，支持發展民工子弟學校，多途徑幫助民工解決子女就學問題。有關部門和新聞媒體要加強正面宣傳，加快形成尊重民工、關愛民工的社會氛圍，為民工創造一個公正、平等的社會環境。有條件的地方，要規劃建設一批外來民工居住小區，在民工集中區域配套建設和發展一些適合民工特點的生活設施和文化娛樂設施，豐富民工的工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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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廉價勞動力;勞工成本;制造業;轉型;人口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確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從標志著“中國奇跡”的“深圳速度”，到2001年中國加入WTO，再到向全世界展現大國風范的“北京奧運會”，再到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些無疑都表明中國正步步趨近世界的中心，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并朝著世界強國的目標在邁進。

一、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有很多原因，包括了國內外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但有一個原因是不能被忽視，那就是國內廣大的農民工為中國經濟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農民工離開農村來到城市里打工賺取相對較低的報酬，這形成了中國的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這種價格優勢又保證了中國近十幾年高速增長的出口貿易，中國的外匯儲備因此也成為世界第一，到2014年中國擁有將近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三倍。

正如上文提到，中國的經濟奇跡是得益于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從2002年到2012年十年間，中國農業的就業人數從3.66億人減少到2.58億人，平均每年減少1千萬人。與此相反，中國的第二三產業的就業人數卻連年增加，分別年均增長750萬和670萬人。可見，近十年來中國的就業人口發生產業大轉移，大量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了制造業和服務業。大量的勞動力轉移到二三產業，也就造成了勞動力的供給充足、價格低廉，從勞動力成本比例來看，中國2006年勞動力成本僅占勞動生產率7.31%，人、而同期的美國、日本、加拿大都是在30%左右，中國的勞動成本占比在1997年達到最高值，也只有17%。可見，中國勞動力的低成本確實使中國經濟在國際上取得了成本優勢，也使得中國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取得了價格優勢。

二、當前的勞動力短缺和勞工成本上漲

根據劉易斯所提出的“二元經濟”理論，我國將出現勞動力供給狀況的逆轉，進入到“劉易斯拐點”。事實上，在最近幾年國內確實出現了勞動力供給不足的情況。

從適齡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來看，2000年到2010年這十年間都是逐步上升的，從2000年的70.15%上升到74.53%。但進入2011年，適齡勞動人口占比開始下降，為74.4%，到2012年，適齡勞動人口首次出現絕對數下降，同比下降345萬人。到了2014年，適齡勞動人口占比已經降到了67%，下降的速度尤為驚人。可見，我國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面臨著勞動力供給減少的情況。

勞動力的供不應求必然導致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從月平均工資來看，中國勞工月平均工資從2008年的351美元上漲到了2012年的617美元，上漲幅度為75.7%，而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這幾年月平均工資的上漲幅度僅為16.6%，印尼是東南亞國家當中上漲最快的，這個數據也僅僅為30%而已。數據表明，勞動力的供給不足，確實給我國帶來了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漲。

三、勞動力成本對投資貿易的影響

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漲，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外商直接投資的減少和出口貿易的放緩。由于外商投資的制造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勞工成本最為敏感，因此，外商的投資必定選擇更有勞動力優勢的國家。從數據可以看出，2000年中國FDI占全世界FDI的2.9%，其中制造業的FDI占了全國各行業FDI的63.48%。到了2005年中國在全世界FDI中占比為7.3%，制造業占全國FDI的70.37%。在這5年內，中國快速地吸引外資，尤其是制造業方面的投資，制造業的比重逐年提升。到了2010年，這兩個數據分別為8.4%和46.9%。可以看到，中國吸引外資的占比雖沒有大幅下滑，但已經基本停滯不前了。更重要的是，制造業的外商投資占比大幅度下滑，到了2012年，制造業的占比已經下降到43.74%。制造業投資的外流相當嚴重。

在出口貿易方面，我們也可以從數據看到出口額增速大幅放緩。從2003年到2008年，中國的出口額從4382億美元增長到了14285億美元，增幅高達226%。但再過5年，中國的出口額只增長了54%，達到了22096億美元。可見近幾年中國的出口貿易的發展大不如前。此外，根據最新數據，中國2014年一季度出口額竟然出現負增長。

經過上文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支撐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人口紅利，也就是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已經在慢慢消失了。由于勞動力供給狀況的逆轉，勞工成本大幅上漲，造成了外商投資減少和出口放緩，最終影響經濟增長。

四、未來勞動力狀況的分析

那勞動力當前所面臨的狀況是持續性的嗎？中國將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內進入老齡化社會，適齡勞動力將面臨較長時間的短缺。從2002年到2012年十年間，0到14歲人口逐年遞減，從28774萬人減到22287萬人。而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卻逐年增加。這表明未來中國適齡勞動人口也將持續下滑，適齡生育人口也將下滑。

從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來看，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基本都在10%以上，但到了世紀，從2002年到2012年來看，中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從6.45%下降到4.95%，可見未來中國的勞動力持續短缺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根據聯合國關于世界人口前景的展望，我國人口總量峰值將在2025年達到14億，低于原有的16億的預測峰值，21世紀末我國人口總量介于5億到9億之間。

不論是根據現有的人口數據還是相關機構的預測，毫無疑問，中國未來將面臨長時間的勞動力短缺，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時代很快將終結。中國產品不再可能依靠大量廉價勞動力而獲得價格優勢和吸引外商投資，從而賺取大量外匯，拉動經濟增長。中國必須思考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使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

五、政策建議

（一）從產業政策方面，發展高端制造業。我國過去的加工制造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需喲大量的人力資本，因此競爭優勢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勞工成本的限制。面對當前的壓力，政府應該大力發展以新能源、新材料、新技術、高端裝備為代表的新型戰略產業，推動產業升級，促進企業創新，使得我國的制造業擺脫簡單加工的產業鏈低端，升級為以技術和資本為主的高端制造業。可喜的是，中國政府近期推出“中國制造2025”戰略，設立了多個創新園區，積極推動互聯網、機器人等新興產業，相信中國制造業將逐步升級，開啟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二）從人口政策方面，應該今早地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勞動人口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隨著經濟發展和育兒成本的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將逐漸下降。過去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不符合當前中國經濟社會所面臨的狀況了，今早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將有助于增加中國的適齡勞動人口，緩解勞動力短缺的情況。在應對逐步到來的老齡化，政府應該積極提前研究鼓勵生育政策，使人口適度增長，才有可能避免經濟發展受到老齡化的限制，免于重蹈北歐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覆轍。

（三）從教育政策方面，應加快發展職業教育。過去中國的制造業還處于低水平，勞動力技術含量比較低，大部分勞動力并沒有收到很好的職業培訓。在提出發展高端制造業的背景下，職業教育也應該有相應的配套。我們要擺脫過去重視勞動力的“量”而忽視“質”的狀況，進一步加快發展現代化的職業教育，提高職業教育的質量和水平，有助于培養新一代的高級制造業人才，提高勞動生產率，為中國經濟發展轉型提供優秀的人才。

參考文獻：

[1]張楠.中國勞動力供給分析[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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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工荒 勞動力短缺 企業發展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3-014-02

一直以來，中國都被認為是一個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國家，但這種局面在近年來被打破，勞動力市場逐漸從買方市場變為賣方市場，勞動力供不應求，勞動力出現了短缺，也就是所謂的“民工荒”。2004年沿海城市初現“民工荒”現象，隨后這一問題愈演愈烈。到2006年時，“民工荒”已經席卷了整個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并漸漸蔓延到一些傳統勞動力輸出大省的內陸省份。2008年金融危機過后，2009年5月份經濟開始復蘇，又引發了新一輪的“民工荒”。2010年春節過后，東部沿海地區企業的缺工形勢已經達到空前嚴峻的地步。

據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一項調查顯示，目前東部沿海地區有70％的企業存在用工缺口。廣州、深圳、佛山等珠三角城市缺工超過200萬。而在內陸地區，安徽省勞動保障部門工作人員介紹，全省輸出民工數一直維持在1000萬人左右。但是新增勞動由卻持續降低，勞動力供求總量增速明顯放緩。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近年來不斷向內陸地區轉移，同時隨著安徽經濟快速發展，民工返鄉就業和創業者不斷增多。從安徽省的情況來看，勞務輸出已經進入“分水嶺”時期。隨著省內用工的增長，很快全省勞動力將“封頂”，到時用工荒現象將更難解決。

一般認為沿海城市企業密集，鬧“民工荒”可以理解，但像安徽、四川等這樣的傳統民工輸出大省為何也出現“民工荒”?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當前我國區域經濟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產業跨區域轉移的趨勢和要求進一步增強。“招工難”內移也跟產業跨區轉移、農民工擇近就業、返鄉創業等因素有關。

一、“民工荒”出現的原因

當前我國沿海地區所發生的“民工荒”。集中表現在民營中小企業(包括外資中小企業)，這些企業一般分布在小城鎮社區，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利用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廉價勞動力成本的基礎上，因而大都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專家指出，中國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正在枯竭，用工荒正成為內地普遍現象，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將加速喪失優勢。隨著內地城市的逐步發展，缺工已不僅僅是珠三角、長三角的問題，而成為了全國現象。

1，工資待遇偏低，企業工作環境差。多年來，我國農村勞動力近似無限供給，遠遠大于用工需求，使得企業處于一個買方市場，不愿提高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據調查，合肥市農民工在城鎮從事二、三產業的平均月收入在500-600元左右，和長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制造業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價格相比偏低，其中一些企業的薪酬標準甚至停留在多年前的300-500元。

從工作環境上來看，農民工進城大多從事一些強度大、技術含量低、工作時間長的重體力勞動，而且工作環境惡劣，缺乏必要的勞動安全衛生保護措施，甚至可能患上一身的職業病；從勞動力來源上看，農民工主要來自于中西部地區，大部分是拖家帶口的，不僅要維持日常的生活，而且還要支付城市高額的教育、醫療和通信等費用，再加上少數一些企業隨意克扣工人工資、延長勞動時間，勞動報酬得不到保障。

工資待遇太低，農民工的各項權益得不到保障，對于他們來說那僅有的一點工資在城市生活是舉步維艱，在外打工還不如回家種地掙得多，企業再以以前的標準是招不到人的。

2，用工缺乏長效保障機制。一方面，企業招用農民工不繳納社會保險和養老保險，農民工最終要回到農村土地；而生老病死。使他們沒有安全保障機制；另一方面，進城務工農民存在的一個普遍問題是沒有建立正常的勞務關系。大多數企業拒簽或不簽訂勞動合同。因為沒有一紙合同約束，農民工隨時可能被解雇，盡管有一些工廠或雇主迫于法律和政策的壓力。與職工簽訂了勞動合同。但根本不履行合同或合同的內容也只對企業本身有利當農民工權益受到侵害時也無法依法保護自己，法律維權同樣難以實現，現在社會上出現的農民工“跳樓事件”也反映了這一點。進城務工人員的勞動權益缺乏有效保障，他們只能離開工廠另謀出路。

3，農民工群體的大規模的代際替換。目前的農民工主體正在向“80后”、“90后”過渡，跟父輩不同的是新生代農民工學歷較高，對生活質量的要求和職業的期望值都較高當他們對企業的待遇不滿或企業侵犯了他們的合法權益時，他們就會毅然離開。“新民工”的生存狀況已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他們追求發展的需求已經抬頭，他們更注重尋找自我實現的新機會。這就給企業用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戰。

4，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錯位。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穩健發展，產業升級步伐加快，而相對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對個人的技能和素質的要求也在提高，企業對高級技術、管理人才和一線工人等技能型民工的需求量大增。但勞動力市場上所謂“無限供給的勞動力”主要是指非技能型的工人因此“民工荒”是人才的需求與勞動力供給的錯位產生的勞動力結構性的供不應求。

從現實來看，目前城市民工緊缺，是技術工、熟練工的緊缺，是企業用人素質提高、產業工人素質跟不上的反映。像搬運工、勤雜工等對技術要求不是很高的“力氣活”，市場的需求將會越來越少。因此，“民工荒”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是一些低素質、低技能的農民工被產業升級、技術發展和素質提高的浪潮所淘汰，民工荒的實質是“技工荒”。

5，中央及各地政府惠農政策不斷出現。國家接連出臺中部崛起、西部開發等區域發展戰略，各地對農民工的需求量都在增加，回鄉創業也成為一部分農民工的選擇。另外，農村稅費逐步取消和種糧補貼等政策的實施，農產品價格的看漲，刺激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種地已不再有賠本的風險，還會有相當程度的收入。一部分想要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在比較外出務工與當地務農的成本與收益后，有可能選擇留在家鄉從事農業生產，不愿意再外出打工。

二、“民工荒”危機下企業的應對措施

“民工荒”絕非真正的勞動力要素稀缺，而是持續20多年的“民工潮”可能到了一個轉折點，勞動力供求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這可能使原來一直由農民承擔的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本轉移到企業身上。因此針對這種“民工荒”現象，企業從自身利益出發，應該采取相應的措施。

1，提高民工待遇。維護民工權益。中國是全球工人工資平均水平較低的國家，這種以“低成本優勢”維持低端制造業的發展模式已

經落后。企業用工荒的出現打破了我國廉價勞動力優勢可以永遠持續的神話，農民工有了自主選擇的更大空間。

農民工來到城市之后，這種城鄉的差距給他們帶來了很大的落差，在很多地方權益得不到保障，比如住宿、農民工子女入學等等，讓他們對城市始終沒有歸屬感。

因此就要給農民工在內的外來務工者和本地居民同等的待遇，如適當提高勞動報酬，留住熟練的技術工，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提供廉租房或普通租用房，落戶口，取消對農民工子女入學的不平等待遇，統一醫療、衛生、退休等社會保障和保險政策等等，使他們愿意留在本地工作并成為本地公民。

2，重視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建立長期人力儲備供應。多數勞動密集型企業把人力資源管理僅當作簡單的行政輔助，工作內容仍停滯在諸如檔案管理、工資和福利等簡單的事務性管理，不能制定出與企業戰略相協調和匹配的人力資源規劃。而勞動密集型企業員工多數屬于外來務工人員，人員總體素質相對偏低，人員流動性很大，因此更需要實行人力資源戰略規劃，重視和加強人力資源管理。

企業需要做到的是：首先，企業招聘人員時，應根據崗位和職位特點，認真選取能夠為企業創造價值的人才，并將其安排在合適的崗位。其次，建立科學有效的培育機制，提高企業對員工的吸引力。管理者應該注重人力的長期規劃，重視員工的培訓和再培養，根據企業的發展戰略制定匹配的培訓計劃。使員工在知識、技術上不斷更新，使員工與企業同時發展，從而留住人才和吸引更多的外來人才。最后，在當前長期性的勞動力供應緊張的背景下，企業必須轉變用工機制，不能“一次性用工”，要打破“臨時”觀念，與工人簽訂長期有效的用工合同，建立穩定的用工關系，建立長期用工機制，要以機制、制度留人。企業需要建立長期的人力供應儲備，可以采用專業人力資源機構提供的極具針對性的解決方案，以求長期穩固的人力資源戰略實施，確保企業的競爭優勢。這樣解決了民工找工作難的同時，也解決了企業招工難。真可謂“雙贏”。

3，慎重選擇投資地。我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多數處在經濟較發達的珠三角洲或內陸大中城市，但現在由于國家支持和鼓勵西部開發和農村建設，很多勞動力現在不愿意背井離鄉去就業，他們直接選擇在家鄉就業，這就導致經濟較發達的珠三角洲或內陸大中城市的勞動力供不應求，成本上升。因此，勞動密集型企業可采取“外遷”策略：第一種是向產業結構相對落后且勞動力富裕的國家或地區遷移，例如：向越南或者向中西部內陸省市轉移；第二種是向我國西部或農村地區遷移。一方面，可以緩解勞動力和土地成本上升的壓力：另一方面，可延長企業的產業生命周期。

4，建立合理長效的培訓機制。從勞動力短缺的原因來看。“民工荒”本質是“技工荒”。這就需要企業為農民工提供必需的向技術產業工人轉型的技術培訓，進而提高農民工的技術水平和勞動素質。

政府部門應出臺一些相關措施，投入一定的培訓資金，建設相應的教育、培訓網點學校作為外來員工培訓基地，為他們提供全方位的培訓服務，提高外來務工人員的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企業對員工的培訓要從分管理和技術兩方面入手。對于管理層要偏重于管理技術和管理能力，而對于技術層要偏重于提高操作技術為主。政府、企業應共同合作，建立合理有效的培訓投入機制，為農民工創業和持續就業創造前提條件。

三、“民工荒”危機下給企業帶來的機遇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要經歷一個二元經濟發展的過程。按照發展的規律，這個過程將一直持續到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變為短缺，增長方式實現一個質的飛躍，進入現代經濟增長階段，“用工荒”現象給我們的企業發展發出了一個信號，提醒對勞動力資源掠奪性的開發必然導致資源的枯竭，用勞動力的低成本來維持產業競爭力的生產模式，已經很難再繼續下去了，企業只有改變要素投入，才有可能繼續生存發展。勞動力短缺的趨勢也會導致勞動力價格上升，將促使企業進行產業升級，而經營不善、不能適應新形勢的企業則將會被淘汰出局。

1，“民工荒”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在金融危機倒閉作用下，勞動密集型企業聚集的珠三角地區、長三角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將失去比較優勢和競爭力，產業升級勢在必然，因而產業向外轉移的速度將加快。

一般而言，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屬于階段性的產物，因為對勞動力等成本的敏感，必然要在一定時期后再次轉移。同時，內地老齡化趨勢日漸明顯，青壯年勞動力數量將日趨下降。勞動力市場已逐步進入賣方市場。企業需要把目標轉向產業升級、技術進步，來提高附加值，進而提高工人薪酬待遇，留住員工。

新一輪“民工荒”現象的蔓延，不僅反映了農民工的結構和需求發生了變化，而且說明中國經濟迫切需要提升產業結構，在倒閉產業升級同時，也要適應日新月異的市場需求。要讓農民工實現“體面勞動”，就要逐步提高勞動者素質，著力推進勞動力群體的升級。

2，加速產業技術創新，提升企業競爭力。據了解，現在大部分的勞動力短缺出現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這種產業多出現在紡織、服務、食品、日用百貨等行業。這些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都比較低，能夠走向世界的唯一優勢就是價格低廉。另一方面，這些產業進入壁壘較低，市場基本處于飽和。競爭異常激烈，為了占取一定市場。企業只有壓低價格，使本來就不高的價格更低，導致了這些產業利潤率相當低，甚至在2％-3％之間浮動。

由于這些勞動密集型行業受多種力量的制約，以往的那種僅僅依靠人工低成本的發展模式和“人海戰術”已經走到盡頭。走出這種困境的根本出路就是要企業轉變增長方式。努力提高本身的技術水平，積極主動地向技術、資金、技術勞動力密集的行業轉移，通過技術創新來實現企業的新飛躍。因此，“民工荒”有利于用工企業逐步放棄低勞動成本優勢的發展模式，推進研發投入和技術創新，加強員工培訓，助推增長方式的轉變。

也許在短期內，“民工荒”會削弱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但從較長期來看，“民工荒”有利于產業結構的技術創新，提高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有利于維護“民工權益”，讓民工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讓所有的勞動者從社會發展中受益，切實推行“以人為本”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加速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步伐。從這個角度來說，“民工荒”可以認為是我國經濟發展中一個積極的因素。

可以說“招工難”是企業轉型升級和市場“無形之手”調節的結果，是市場調整配置人力資源的正常反應，是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轉型過程中的常態，符合經濟社會發展一般規律。只要緊緊把握“招工難”帶來的倒閉壓力和特型契機，加快建立產業調整升級與人力資源優化配置互促共進的機制，企業就能在國際競爭中占取一席之地，朝著健康持續發展的道路前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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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廣東有近200萬人的缺口，其中，深圳目前缺口約40萬，東莞缺口近27萬人。企業用工出現結構性、行業性和季節性的短缺，部分企業用工困難缺口較大，估計全省緊缺民工在100萬人左右。

在福建的泉州、莆田兩市，用工缺口也在10萬人以上。在石獅市，不少企業的招工人員明確表示，每幫助挖一名工人，支付100元的酬金。在長江三角洲，這種現象也開始出現。浙江的杭州、寧波、溫州、紹興等城市的有關數據顯示，來浙江打工的民工數量比去年同期減少了10%-20%。

存在這種短缺的主要是服裝、制鞋、電子裝配和塑料(加工)等行業，重點地區的短缺大概在10%左右。并且部分地區逐步加劇的企業缺工矛盾已經對當地及周邊地區的同行業生產產生了直接影響。一些企業為了自身生存到其他企業或周邊地區"挖工"，從而使缺工問題迅速擴散，造成局部地區缺工矛盾激化。一些企業因缺工導致生產規模下降，對送上門的訂單也不敢接受。

勞動力市場的區域性和結構性失衡促發民工荒

中國的農村人口占了絕大部分，并且城鄉的差距對農民進城產生的吸引力和誘惑始終都存在，這個龐大的基數決定了總的用工形勢仍是供大于求，短缺只是結構性、行業性和季節性的。

從區域上來看，東南沿海的用工短缺只是出現在部分地區和部分行業。企業缺工主要發生在珠三角、閩東南、浙東南等加工制造業聚集地區，重點地區估計缺工10%左右，這種現象并不是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存在。即便是存在“民工荒”的城市，也只是部分職業和崗位存在招工難的問題，

從結構上看，在"民工荒"中，最緊缺的是熟練工，是技工，且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企業。 "技工荒"其實是"民工荒"的另一面。

我國現有技術工人7000萬人，其中高級工只占3.5%，即使是全國最大工業基地的上海，高級技工的比例也不足7%，與發達國家高級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遠。而現有的技工大多年事已高，大多數青年工人的技術水平達不到規定標準，技術工人緊缺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另外一方面，大量的農民工無法滿足企業的需要。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卻是職業技術教育和職業培訓事業衰敗。全國各地的技校、職業高中大都處于不景氣狀態，有的職高和技校甚至因招不到學生而停辦。

一方面是企業對熟練技工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卻是不愿意學技術做技工。我們可以將這稱之為"技工悖論"。"技工悖論"所體現的正是職業技術教育、工資報酬和市場供求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它是勞動力供求結構上存在的問題。

民工荒隱含的結構性和制度性問題是長期性的

當前沿海地區出現的民工短缺僅是表層現象，"民工荒"背后隱藏著更為深刻的矛盾和問題。

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導致的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是造成“民工荒”的根本原因。具體來看主要表現在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上。

從中長期看，計劃生育等人口政策與農村家庭生產制度以及養老保障存在的矛盾，將會延續“民工荒”現象。在目前出現的“民工荒”現象中，已經有部分地區出現了缺少青壯年勞動力和缺少女工等問題。“獨生子女”的存在使得農村家庭即使知道進城將會有更大的經濟收益，也不愿意讓子女背井離鄉地去受苦，年輕勞動力的供給會大大下降。

企業用工短缺的深層原因則是東南沿海多年來的經濟增長模式面臨轉變，以及產業結構面臨升級的要求。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幾乎沒有上漲，并將其看作是中國國際競爭力的源泉之所在。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低工資??高競爭力，這三者之間似乎構成了一個堅不可摧的鏈條。維持了20多年的模式，還有人仍然寄希望于這樣的模式繼續維持下去。

長期以來，部分沿海地區主要依靠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經濟高速增長。企業只賺一點"人工錢"，靠壓低工資、減少改善勞動條件的必要投入實現低成本，企業利潤空間狹小，無力提高工資。但是，低勞動成本不能永久性地成為主要競爭力，經濟發展模式將會發生轉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的專家認為，出現"民工荒"的沿海發達地區，實際上陷入了一個低技術的陷阱。這是目前經濟發展尤其是中小企業中間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過分倚重廉價勞動力，而在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上少有作為。

從微觀上說，目前出現用工短缺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行業，這些以使用勞動力為主的產業，工資上調無疑會加大企業的成本，削弱原有的競爭優勢，甚至喪失市場。

"民工荒"現象告訴我們，這種"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低工資??高競爭力"模式可能開始有所松動。這時，難免有人擔心由此會導致中國經濟在國際上競爭力的下降。不能說這種擔心是沒有道理的，但這種思維明顯過于簡單和僵硬。我們至少可以指出兩點：第一，吸引投資和保持國際上的競爭力，并非只有壓低工資這條路，培養競爭優勢可以有多方面的選擇，如提高勞動力的熟練程度、技術的先進性、良好的發展環境等等。這也許會涉及到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第二，如同人們將"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低工資??高競爭力"論證成一種客觀的市場規律一樣，伴隨著"民工荒"而導致這一鏈條的松動和終結，也是一種客觀的市場規律使然。

“民工荒”可能預示著東南沿海地區的產業結構轉移和升級.

從宏觀上說，這可能會引起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外資投向的戰略轉移。而且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將推動產業轉移，產業轉移引發產業結構升級。東南沿海出現的用工短缺現象，是全球制造業布局調整和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產物，中國20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廣闊的國內市場是最主要的兩大優勢。如果區域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超過了一定界限，將會迫使一些工資較低的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退出該地區，引起外資進行戰略投向的調整。這種調整既可能是在中國國內進行梯度轉移，將投資轉向勞動力成本更為低廉的中西部地區"移船就岸"，也可能將投資和生產基地轉移到勞動力要素更為低廉的國家去，甚至國內的一些廠商也會這樣做。

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產業結構升級步伐較快，因此工廠需要的將是更多地使用專業技能較高的工人，“民工荒”可能正是反應了產業升級過程當中企業對民工技能需求的變化。

緩解“民工荒”

重新審視原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和產業結構變化，應作好中長期計劃和準備。

篇7

一、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與“劉易斯拐點”

1954年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威廉?阿瑟?劉易斯，在其《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根據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所設計的模型，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的二元就業結構，是與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二元生產結構的變化相一致的。即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工業部門的產值和利潤會相對上升，所需要的勞動力會越來越多；而農業部門的產值和利潤會相對下降，所需要的勞動力會越來越少。劉易斯以后的發展經濟學家（如錢納里）的研究成果發現，伴隨著現代部門（相對傳統農業部門）的擴張，對吸納勞動力就業而言，更為重要的不是工業部門，而是服務業部門。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過程表明，工業領域就業的增加量遠遠低于農業領域就業的減少量。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業領域轉移，將越來越多地發生在農業部門和服務業部門之間。根據劉易斯所創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農業部門中存在著過剩的或者近乎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如果能夠創造條件向工業部門轉移，就會有效地抑制工業部門勞動力價格上漲，促進工業資本的積累。而伴隨著工業資本的積累，又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進一步吸納和有效利用從農業部門轉移過來的近乎無限供給的勞動力。與其相對應的，在農業部門中，由于過剩勞動力的減少，而產量沒有減少甚至還有可能增加，農業勞動的絕對生產率和相對生產率就會提高，農業勞動的效益和報酬也會跟著提高，農業勞動與非農業勞動的比較利益就會趨于平衡，勞動力在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的轉移，就會逐漸減緩下來，直至相對穩定下來。這就是所謂的“劉易斯拐點。”我們可以把“劉易斯拐點”概括為勞動力供給過剩向勞動力供給短缺的轉折點。即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逐步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逐漸減少，直至枯竭。其理論邏輯是，經濟發展過程是現代工業部門相對傳統農業部門的擴張過程。這一擴張過程一直持續到把沉淀在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完畢，直至出現一個城鄉一體化勞動力市場為止。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已有2.68億左右的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非農業部門，但是，“劉易斯拐點”之所以遲遲沒有到來，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的差別還懸殊地存在著，以及農業剩余勞動力還沒有轉移完畢。這既有勞動力供給方（農村）的問題，也有勞動力需求方（城市）的問題。勞動力供給方的問題，即從理論上說是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剩余勞動力，而實際上轉移的并不是“剩余的”勞動力，而是“必要的”勞動力。“由于加工貿易型”的產業是高勞動強度的制造業，要求年輕、體壯、有文化的勞動者，農村中的這部分勞動者大多轉移到城市，使城市人口結構呈年青化態勢，并相應地加快農村人口結構的老年化態勢，這就必然降低農村勞動力的素質。在當前我國農村，出現在田間勞動的，大都是老弱病殘和未成年小孩。于是有不少人感慨現在的農民是“末代農民”。再加上當前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并不是完全轉移，而是“侯鳥式”的轉移，他們還沒有切斷與農村土地的聯系，這就必然阻礙農地的集中和農業的規模經營，以及影響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業比較利益因此無法得到根本改善。從勞動力的需求方來說，他們借助于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和農民工的不平等身份，人為壓低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農民工創造的財富和價值，大部分留在城市，得到的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農民工的“勞動力價格剪刀差”的存在，既擴大了城鄉差別，又延緩了“劉易斯拐點”的到來。當然，也延緩了我國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型升級。

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倒逼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之所以能夠依靠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出口導向型經濟拉動國民經濟長達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長，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于我國正處于人口紅利的時期。所謂人口紅利，指的是一個國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轉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過程中的某段時期，社會總勞動力在總人口中出現較高比例，再加上出生率的下降，形成總人口中“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人口年齡結構的這種變化，將帶來勞動力比重提高、儲蓄率提高的效果，從而引起的經濟高速增長，就稱為“人口紅利。”簡而言之，“人口紅利”是指人口年齡結構中，勞動年齡人口占較大比重，相反的，撫養人口比重較低（1982年至2000年我國總撫養比例下降20%）。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種人口結構更有利于經濟的快速增長。

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寬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加上期間的無政府狀態，造成我國人口出生的高峰期。這個期間出生的到80、90年代，大量勞動力進入就業期，同時，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嚴格節制生育政策導致出生率迅速下降，使得這部分勞動力需要供養的子女明顯減少。而勞動力的充足供給、低撫養率帶來的高儲蓄率，為我國經濟的高速度增長提供最重要的資本條件和勞力條件。勞動力的充足供給（供大于求），輔以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壓低農民工勞動力價格，使企業能夠在低成本的基礎上獲取較高利潤，刺激著企業擴大生產經營規模，拉動經濟的高速度增長。由于人口紅利帶來的低勞動力成本和高儲蓄率，使得高儲率帶動高投資率進而帶動高增長率的經濟增長過程得以維持較長時間。雖然目前我國還處在人口紅利時期，但離開劉易斯拐點已經不遠了。2007年我國新增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出現負值，即新增的勞動年齡人口由2006年的1491萬人，猛降到894萬人，并以此為轉折點，呈下降趨勢。據研究人口問題的專家預測，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減少的時間，大約出現在“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初期。這就不難理解，2003年開始出現的“民工荒”，暗示著我國已經從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轉變為“結構性選擇”的時代。2010年，我國新增的農民工人數僅在200萬人左右，這就必然強化未來企業普工短缺的趨勢。勞動力供給短缺必然帶來勞動力價格和勞動力成本的提高。2010年，我國農民工工資比2000年上升1倍以上。近兩三年來，農民工外出務工月收入水平持續快速提高，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分別增長19.3%、21.2%和11.8，2013年外出務工人均月收入達到2609元，比2012年增加319元，增長13.9%。農民工工資的較大幅度提高，首當其沖的是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因為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就業的主要是農民工，其平均工資水平的不斷上漲，對其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必然產生推動作用。況且，在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總成本中，勞動成本所占的比重很大，對勞動力價格變化的反映特別敏感。農民工工資的較快增長必然成為“倒逼”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推手。即隨著普通工人工資的持續上漲，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競爭優勢逐漸削弱，產業升級便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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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勞動力；勞動力供給；供給結構；經濟社會轉型

中圖分類號：F3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3）08-0025-05

一、引言

作為農業大國，合理解決“三農”問題是“十二五”時期的首要工作，作為農業增產、農村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農村勞動力供給應給予重視。認識當下農村勞動力供給現狀，把握農村勞動力供給特點，分析農村勞動力供給的影響因素具有重要意義。從就業供給類型劃分，農村勞動力分為三類：一類是供給城市發展勞動力：二是本地非農勞動力，三是農村需要耕地勞動力。第一類供給城市發展勞動力受輸出與回流雙重因素影響，供給出現不規則變化，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對城市發展勞動力供給影響明顯；第二類本地非農勞動力，供給行業屬性為二、三產業，這一群體加快農村經濟社會的非農產業發展。為農村經濟社會結構的合理調整做出了貢獻：農村需要耕地勞動力長期從事一線農業生產與勞動，這一群體是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基礎，是本文研究的主體。

“十二五”時期中國社會處于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農村勞動力供給也出現新的變化，隨之而來的是學術界對農村勞動力供給程度和供給現狀的爭論。從供給程度看，齊明珠（2010）認為人口發展將在“十二五”期間及以后面臨諸多挑戰，勞動力供給規模將在“十二五”期間面臨轉折點，屆時人口紅利即將消失，但楊靜（2012）認為未來年勞動力供給依然充足。從供給結構看，姚上海（2009）認為我國農村勞動力供求狀況已經跨入“劉易斯轉折區間”、“總量無限、規模供給”階段即將結束，將由“全面過剩”轉向“結構性短缺”，并發展為“全面短缺”，勞動力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稀缺性資源；焦克源等（2012）擴展修正“哈里斯?托達羅模型”，研究認為農民工工資性收入、福利收益以及其他非經濟收益等預期收益下降導致城市農村勞動力供給缺口，到2020年勞動力供求缺口達到10%以上的局面仍將維持。也有學者提出不同觀點。劉勇（2010）認為當前勞動力供給處在正常波動范圍內，新一輪農村勞動力供給潮流仍會出現；從供給現狀看，我國農村勞動力的供給問題時呈現出從絕對過剩向相對緊缺轉變、供求關系從長期“供過于求”向“總量過剩，結構短缺”轉變。然而，大多數學者在分析農村勞動力供給問題時仍有不足：一是農村勞動力供給結構定性分析深入，理論模型清晰，數量方法先進，但農村勞動力供給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農村勞動力供給特點的認識還不夠深入；二是我國農村勞動力供給區域差異性大，較為突出的矛盾是東部沿海城市供給能力嚴重不足，都市“民工荒”與農村勞動力供給剩余的尷尬現象依然存在。哪些因素影響農村勞動力供給還沒有定論。

二、農村勞動力供給的特征

對比1996年和2006年全國兩次農業普查結果，可以揭示我國農村勞動力供給的數量變化和結構特點。

1.農村勞動力供給的結構特點

一是農村勞動力供給下降趨勢明顯，供給能力不足。從全國來看，1996-2006年全國勞動力供給量從6.89億上升到7.64億，增加0.75億人，增加了9.8個百分點；但農村勞動力供給量卻從4.2億下降到3.48億，減少0.72億人，減少數量占全國農村勞動力供給量的20.6%，可見我國農村勞動力整體供給能力不足，下降趨勢明顯；從地域劃分來看，東部地區農村勞動力供給量從1996年的1.49億急速下降到0.95億，減少0.54億人，減少量占農村勞動力供給量的56.8%，東部地區農村勞動力供給極其匱乏，東部沿海地區未來一段時間內“民工荒”問題依然存在；中部地區農村勞動力供給量從1996年的1.55億快速下降到1.02億，減少0.45億人，減少量占現有農村勞動力供給數量的51.9%。由此可以看出，我國中部地區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出現農村勞動力短缺問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由于大量的農村戶籍勞動力資源轉移到城鎮非農產業。值得一提的是西部地區，西部地區農村勞動力供給量有所增加，從1996年的1.2億人增加到1.24億人，增加量占現有農村勞動力供給數量的3%，可以看出，我國農村勞動力供給逐步向西部地區集中。見表1所示。

二是農村勞動力供給中女性比例呈上升趨勢，成為農村勞動力供給的主力軍。縱向比較來看，1996年農村勞動力供給中女性占41.56%，2006年上升為53.2%，比例增加了12.64%，每年以1個百分點的增長速度上升；從橫向比較來看，女性農村勞動力供給比例超過男性，已經成為我國農村勞動力供給的主力軍，2006年全國農村勞動力供給中女性所占比例為53.2%，男性占46.8%，比男性多出了6.4個百分點，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中國傳統觀念“男主外，女主內”的影響，男性勞動力外出務工的人員居多。另外，大部分農村勞動力接受過義務教育，41.1%的農村勞動力接受過小學教育，接受初中教育的農村勞動力供給比重最大占45.1%，這就意味著我國農村勞動力供給以初中小學為主。見上表2所示。

三是農村勞動力供給以中青年為主，勞動年齡外農村勞動力供給增加，由原有的生產輔助勞動轉變為農村勞動力供給的重要組成部分。2006年農村勞動力供給年齡構成表明：中青年勞動力占總供給量的62.2%，這一群體是我國農村勞動力供給的主體；勞動年齡外農村勞動力（60歲及60歲以上，以及20歲以下的農村勞動力）約占16.5%，其中，超過勞動年齡的勞動力占8.8%，可見，我國農村勞動力成分構成中，勞動年齡外的農村勞動力所占比重很大，這些群體由原有的輔助勞動力轉變為主要勞動力，這一情況出現的原因是由于我國醫療條件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壽命不斷延長的結果，同時，可以看出當前我國農村老齡化趨勢明顯，農村“留守老人”問題嚴峻。

2.農村勞動力供給的數量變化

圖1為1952-2011年我國農村勞動力供給變化情況，從圖可以看出：1952年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供給變化總體處于“倒U”型波動態勢，波動幅度大，大致可以分為五個時期：

第一時期：快速上升期（1952-1975年），這一時期表現出農村勞動力快速增長的特點。1990年供給量為17317萬人，到1975年上升至29456萬人，13年間我國農村勞動力增加了12139萬人，每年約以1000萬人的增速上升，這一時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特殊時期，國家“上山下鄉”政策將大量的城市勞動力指引到農村，導致農村勞動力數量大幅度增加。

第二時期：低層緩慢增長期（1978-1990年），這一時期農村勞動力供給表現出低層緩慢增長特點。有兩個時間段值得注意：一是農村勞動力從1975年的29456萬人快速下降到1978年的28318萬人：二是農村勞動力供給從1989的33225萬人飛速增長到1990年的38914萬人，這兩個時間段是特殊的，排除在外。其他11年我國農村勞動力僅增長了4917萬人，每年增速不到500萬人，這一情況出現可能是由于改革開放政策的引導與戶籍限制放松，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涌向城市從事非農產業的結果。

第三時期：快速下降期（1991-1995年），1991年供給數量達到我國農村勞動力供給的歷史最高值39098萬人，隨后開始出現勞動力的快速減少，到1995年快速下降到35530，減少了3558萬人，每年大約以1000萬人的速度下降，與農村勞動力供給的第一時期形成強烈的反差，這一情況出現的原因有兩點：一是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進一步推進，二是由于國家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提高節育手段，自然生產率下降引起農村勞動力供給的減少：通過第一時期和第三時期勞動力供給情況的對比可以看出國家政策引導著我國農村勞動力供給數量的變化。

第四時期：緩慢增長期（1997-2002年），我國農村勞動力出現緩慢增長，但增長幅度不大，1997年供給量為34840萬人，2002年緩慢增長到36640萬人，這一時期增加了1800萬人，增長平緩，出現這一情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逐步進入勞動年齡，農村勞動力供給出現增長。

第五時期：急速下降期（2003-2011年），農村勞動力供給呈現出急速下降的特點。2003年農村勞動力供給為這一時期的最高值36204萬人，隨后出現連續八年的急速下降，平均每年大約減少1100萬人，到2011年農村勞動力僅為26594萬人，這一時期農村勞動力減少是由于技術的快速發展。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的結果。從這一時期看出農村勞動力供給趨勢下降明顯，供給情況令人擔憂，農村經濟實行規模經營的策略勢在必行。

三、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研究方法

偏最小二乘回歸（PLSR）是一種新型的多元統計數據分析方法，1983年由伍德（S.Wold）和阿巴諾（C.Albano）等人首次提出。該方法是主成分分析、典型相關分析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三種分析方法優點的結合體。該方法的主要研究思路是不直接考慮因變量Y與自變量X的回歸建模，而是對變量系統中的信息重新進行綜合篩選，從中選取若干對系統具有最佳解釋能力的新綜合變量（又稱為成分），用它們進行回歸建模。該方法的關鍵技術在于成分提取。偏最小二乘回歸方法優于主層次分析，該方法提取的成分能概括自變量系統的信息，又能解釋因變量，尤為重要的是能排除自變量間多重相關性的干擾，提高建模的準確性。

2.數據來源與指標選取

我國農村勞動力供給數量影響因素較多，包括人口基數、宏觀環境、微觀主體和自然條件等方面，這些因素對農村勞動力供給數量變化的影響程度均不相同：有些因素指標是可測的，有些因素指標很難量化，要想全面分析非常困難。本文利用1990-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以《第一次全國農業普查快速匯總結果的公報》、《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快速匯總結果的公報》為參考，選取部分定量指標分析農村勞動力供給的影響因素。

從勞動力供給來源看，人口是勞動供給的基礎，在一定程度上人口是經濟的外生變量，在相對穩定的經濟環境中，勞動供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口，因此人口是模型中不可或缺的變量；從宏觀環境來看，經濟發展水平、消費水平等因素影響勞動力供給：從微觀主體來看，農村勞動力的主要經濟收入來源于農業，農村勞動力的有效供給離不開收入的支撐。結合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實際情況，選取5個影響農村勞動力供給因素作定量分析：（1）農村勞動力來源于農村人口：x1為農村總人口數；（2）國民生產總值是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衡量指標：x2為農村國民生產總值；（3）農村勞動力收入指標：x3為農村人均純收入；（4）農村居民家庭消費水平最具代表性：x4為農村居民消費水平：（5）農村勞動力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現假設農村勞動力主要收入來源為種植業，種植業受到自然條件影響，x5為耕地面積。以上5個因素為解釋變量。將農村勞動力供給量記為y，作為被解釋變量。

四、農村勞動力供給的影響因素

篇9

美國《時代》周刊評選2009年年度人物,中國工人作為一個人物群體與世界其他著名人物同時上榜。《時代》評價稱,中國經濟順利實現“保8”,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繼續保持最快的發展進度,并帶領世界經濟走向復蘇,這些功勞首先歸功于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普通工人。這是一個中肯的評價。

與此同時,美國著名的蘭德公司預計,未來中國的老齡化將使中國勞動力短缺,勞動紅利喪失,經濟“撞墻”。

許多中國學者也頻頻對此表示擔擾,呼吁盡快調整退休年齡、人口政策等。2月26日,著名經濟學家吳敬鏈在以“‘十二五’規劃:改革與發展新階段”為題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0年年會上說:“在‘十一五’規劃的討論里,第一年當時就提出,我國人口結構的劉易斯拐點是否已經出現。但對這個問題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今年春節剛過,‘招工難’來了,好像措手不及,不知道發生什么問題了怎么對待。”一直由于過度充足而被忽視的勞動力問題被迫擺上了案頭。

“民工荒”到底預示著什么?

老齡化將導致勞動力短缺的理論和認識,是西方學者對西方社會老齡化的預計和分析。西方學者的分析從邏輯上看嚴密且很系統,已成體系且在很大范圍內具有影響。但這種預計至今尚未得到西方經濟發展的證明。比如,1970年以來是日本老齡化發展最快時期,1995年日本勞動人口就已經開始負增長,但同期日本國內失業人數由上世紀70年代以前的70萬左右,到2000年達到了創紀錄的350萬,金融危機前仍有270萬。即使是高度老齡化的西歐,就業也一直是社會最難的問題之一,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失業率長期達8%以上,經常在10%左右,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日益不依賴乃至排斥勞動力增長的趨勢非常明顯。目前日本老齡化水平已達23%,德、意等國達到20%,但并未看到日本、德國等國經濟“撞墻”。就西方整體而言,相對其它因素,老齡化問題迄今并未對各國經濟產生明顯影響。日本、西歐的老齡化水平基本相當于2050年中國將達到的水平,而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初期的情況還有非常大的差異。西方的老齡化是城市化完成后的老齡化,不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問題。中國今天算上流動中的農民工,城市化水平也只有45%,農村5億勞動力中,第一產業勞動力占全國總勞動力的1/3。根據劉易斯拐點理論,無論處于劉易斯拐點之前的何種位置,農業部門勞動力一直是剩余的,吸納殆盡后才能出現勞動力短缺,也就是說非農化完成前,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不可能徹底解決。中國非農化完成的重要標志要看農業現代化是否基本完成。中國人均耕地遠小于美歐,而美、歐、日的農業人口比重都已在5%以下。很顯然,中國城市從農村吸納人口與勞動力的過程,比目前一般預計的時間會更長。中國與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初期的情況有很大的差異,就在于中國至今及以后較長時間仍面對著棘手的城鄉剩余勞動力問題。目前中國的經濟規模只相當于美國、德國、日本總和的1/6,而勞動力則相當于以上3國總和的3倍,并且未來10年內中國勞動力將呈繼續增長態勢。如此之多的勞動力,無論是相對現在的中國經濟規模,還是中國未來可能達到的經濟規模來講,都是富裕而不是短缺。所以“民工荒”并不預示著中國老齡化發展致使勞動力短缺,已導致劉易斯拐點出現。

那么,2010年春節后的“民工荒”又是怎樣造成的呢?

一直從事人口與發展研究的侯東民教授研究認為:“其最根本原因在于目前城市企業的用工方式,即企業只利用勞動力之勞動生命中最年輕時段,而大量棄用城鄉‘40、50’勞動力年齡階段(棄用農民工勞動力的年齡更低)的用工傾向,這就使得在目前城鄉剩余勞動大量存在的同時,出現企業無工可用”。在中國“40-60”歲的人口約有4億,40歲后每增加一歲,約增加勞動力2000萬,棄用這個年齡段的勞動力是產生“民工荒”的根本原因。這種傾向不僅違背我國法定退休年齡等有關規定,而且對公民勞動權形成嚴重侵害。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這種狀態會逐步得到改善。一方面市場本身會教會企業逐步校正這種用工行為,中國企業要想得到穩定發展,僅用年輕勞動力是不可能的,企業必須維系基本穩定的員工隊伍,包括“40、50”人員;另一方面,政府已經注意到這種勞動者勞動基本權利缺乏保障的狀況,大力加強調控應是題中應有之義。當然,改變這種用工方式,不是輕而易舉的,涉及太多的問題。要加快戶籍改革,給已經穩定融入城市生產生活的農民工以城市戶籍,以改變城市中企業對他們的歧視態度及待遇;要研究政策,切實保護城市“40、50”勞動力的權利不被隨意剝奪,才是解決“民工荒”的根本出路。所以,“民工荒”告誡人們,中國的戶籍制度、用工制度及法治建設必須深入改革。

客觀地說,伴隨著經濟的發展,普通勞動者,包括中國工人,也分享了發展的成果,這也是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堅實基礎。但同時應該看到,在現實中,尤其是更好的分享發展成果這方面,中國工人(包含農民工)的待遇和遭遇,還不能說已經很公平公正。其中一個突出的矛盾,在于目前的財富分配不盡合理。中國工人應有的保障還不完備,包括勞動安全、醫療、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都存在著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可以預計,由于新生代農民工正逐漸成為農民工的主體,他們對過低工資、過長工作時間、不健康的工作環境等,與上一代人有著越來越不同的態度。目前,許多勞動密集型企業僅靠廉價勞動力賺取微薄利潤的情況,也必然會受到更多“招不到工”的沖擊。承受不住的企業會被淘汰,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從這個意義上講,“民工荒”可以倒逼一些企業轉型,轉向提高制造業的技術、資本含量,提高附加值,從中國制造轉向中國創造。在目前不時出現的勞資糾紛中,資方具有明顯優勢的現象沒有根本改變,勞資利益博弈的天平機制還不健全。就拿新《勞動合同法》來說,圍繞著這部著力改善勞動者權益的法律,曾有過不少爭議。如果說這部法律的出臺時機、個別內容對不同類型企業的適應性是可以探討的話,其總體方向應是母庸置疑的。中國普通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理當得到更有效的保護。但對這樣一部法律,來自資方和某些精英的看法卻是如此抗拒,不正說明現實中勞動者聲音的微弱嗎?“民工荒”宣示著中國普通勞動者與資方過度傾斜的天平開始要趨向平衡了。

篇10

今年的調研結果顯示，珠三角地區制造企業的工資有望增加 9.2%，去年僅為 7.6%。這一增長部分源于政策、部分源于勞動力短缺；63%參與調研的企業稱，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至少對他們支付的工資水平產生了一些影響，88%的企業認為當前勞動力短缺狀況與去年相比沒有好轉。企業社會保險繳費更嚴格地執行以及工資集體協商給企業帶來額外的壓力。

工資的提高體現了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增長也有助吸收更高的工資成本；大多數受訪企業認為工人的單位勞動產出增長快于工資增長，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我們也問及企業對勞動力短缺的反應。今年的受訪企業中，計劃轉移產能（向中國內陸轉移或者遷出中國）的比去年多，但大多數仍然打算通過提高資本投資來降低勞動力成本。訂單狀況似乎出現了好轉，人民幣升值預期也已恢復。

制造企業勞動力短缺更加嚴重

如圖1所示，約 75%的受訪企業認為今年工資將增加多達 10%，與去年相仿。然而，過去12個月中工資壓力已經明顯增加。根據最近的問卷調研結果，認為今年工資不會增加的企業數量大大減少，而預計工資將增加 10%以上的企業數量明顯增加。預計今年平均增加幅度為 9.2%，去年只有 7.6%。我們預計今年官方CPI漲幅將從去年的2.6%上升到4.0%，實際工資應將以近似的幅度增長。在我們的302家受訪反饋企業中，180 家（60%）稱今年已經上調了工資，平均上調了 7.9%。

只有 36 家受訪企業（12%）認為今年的勞動力短缺狀況較去年同期有所改善。34%認為勞動力短缺狀況自 2011 年開始越來越嚴重，去年 35%的受訪企業持這樣的觀點。兩種結果都與我們一直以來的觀點相符，即去年經濟下滑期間并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失業（見圖 3）。如圖 4 所示，83%的受訪企業的產能利用率達到了 80%。

最低工資標準影響更大

十二五規劃設定了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目標，即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地方可以酌情設定更高的標準。我們的假設是實際勞動力市場變化已經推動工資增長、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普遍滯后。本次調研中的 302 家企業中，只有 31 家（10%）認為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然而，過半反饋稱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已迫使他們超計劃提高工資。我們 2012 年的調研中有同樣的結果，即最低工資標準提高產生了較大的累積效應，在技術含量最低的領域尤為如此。我們注意到 103 家（37%）受訪企業認為，即便最低工資標準沒有提高，他們也會漲工資（圖表5）。如圖表6 所示，今年有 11 個省市已經宣布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平均漲幅為 16%左右。深圳 2013 年最低工資標準調整至 1600 元/月領跑全國。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去年總共 25 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提高了 20.2%。

更多受訪企業稱在過去 6 個月中曾經與工會或者員工代表進行了正式的工資協商，這樣的企業反饋數量從去年的 9%上升到今年的 19%。其中，60%企業被要求增加5-10%的工資，32%被要求增加 10-20%，其余被要求增加 20%以上。

勞動力問題不止于工資

珠三角地區地方政府在強制企業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方面曾經被視為欠缺嚴謹。五險一金（醫療、養老、工傷、生育、失業和住房公積金）如果全額繳納，金額大概相當于工資總數的 42%，因此它是很大的一塊成本。現在珠三角地區發生著明顯的轉變：216 家（71%）受訪企業稱去年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的要求更為嚴格了（見圖 7），而 2011 年只有 60%的受訪單位如此反饋。

勞動力短缺中適者生存

歷年調研的一個不變的主題是：更高工資反映（也出自于）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如果工資增長大大超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就會出現“工資通脹”問題；如果單位勞動產出與工資近乎同步增長，則沒有問題。圖表 8 是在缺少可靠的官方數據的情況下我們對勞動生產力的粗略估測。63%受訪企業認為他們的單位勞動產出增長已超過工資增長。但同去年相似，有一定數量的少數受訪者稱單位勞動產出增長落后于工資增長。這意味著我們仍然應該預計一些工資成本的增長分攤到產品出廠價中去，擴大通脹壓力。一些企業明顯比其他企業更需要提高生產力。

企業紛紛投資于資本設備 ， 184 家（61%）受訪企業稱這是他們應對勞動力短缺的主要策略（圖 9）。其他企業的反饋包括程序自動化和簡化工序，生產外包或者部分分包，提高自身設計功能以及使用中介公司招聘。

遷出珠三角地區是少數企業的選擇、但卻正變得越來越普遍。91 家（30%）受訪企業稱計劃將產能遷移到內陸，27 家（9%）將遷出中國。盡管這仍只是少數，但比例卻高于去年（當時只有 13%的受訪企業稱將遷移至內陸、4%遷出中國）。很多客戶稱計劃遷移到廣西，因為廣西與珠三角地區的工資差異高達 30%。江蘇、湖南、湖北和江西也被提及。中國之外令企業感興趣的地方包括柬埔寨（提及此地的受訪企業最多，工資差異為 10%-30%）、孟加拉和越南。

如此遷走工廠顯然是個高成本的選擇，而且不僅僅是勞動力成本，其它如失去與供貨商和客戶的接近、應付新的稅收和法規以及承受更高的運輸費用等都是遷廠的障礙。話雖如此，調研建議顯示，企業越來越愿意考慮遷出珠三角地區或者擴張產能到新地區。

人民幣將升值

當被問及當前的訂單狀況以及近期前景，客戶的反饋吻合我們的觀點，即中國經濟正在復蘇。

如圖 10 所示，多數受訪企業反映其過去 3 個月的訂單狀況有所改善（42%反饋有所改善、35%稱沒有變化、23%稱有所下降）。反映訂單量增加的受訪企業稱平均增加約 14%；反映下降的企業稱平均下降約 17.5%。出現這樣的差異，原因可能在于出口市場狀況的不同（美國經濟在復蘇、歐洲仍在收縮、亞洲大部分仍在增長）以及當前中國制造企業走向規模經濟的大趨勢（大型企業更有能力競爭、投資于生產科技以及獲得海外客戶更長期更大額的訂單）。

訂單前景是樂觀的。56%的受訪企業認為其未來 3 個月的訂單量將有所增加（平均增幅 14%），28%認為不會變化，15%預計將下降（平均降幅 17%）。

產能利用率也可以。在302 家受訪企業中有四分之一在滿負荷運行，而大多數稱以健康的 80-90%負荷運轉（圖11），10 家左右只以 60%的負荷運轉。

被調查的客戶幾乎一致認為人民幣將升值。302 家受訪企業中只有 2 家認為今年人民幣將對美元貶值，而 35 家（12%）認為將持平。反饋企業中大多數認為今年人民幣對美元將升值 0-5%（圖12）。我們預測到 2013 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將提高 2.1%、升至 6.10、升值主要發生在下半年。幾乎一半客戶認為今年將升值 0-3%。

珠三角地區的臺資企業

今年我們還會見了珠三角地區的 11 家臺資企業。他們的情況與香港公司相似。受訪的臺資企業今年也計劃提高工資，平均漲幅為 10.5%（去年提高了 10%）。大多數受訪企業稱計劃在春節后漲工資。多數企業稱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并沒有影響到其工資水平，但是社會保險繳納執行得更嚴格了。超出 70%的臺企稱勞動力短缺狀況與 2012年相比持平或者惡化。在單位勞動生產力增長是否超出了工資增長這一點上，企業反饋出現了差異。

80%的臺資企業稱訂單在持續恢復、并預計未來 3 個月有所增加。這些客戶普遍預計人民幣將適度升值。

調研之后的思考

我們 2013 年工資問卷調查是在中國一個長期面臨勞動力短缺問題的地區展開。但我們發現過去幾年珠三角地區制造企業工資趨勢反映了全國的狀況。這是一個高度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內陸工資略低、但也在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