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農村勞動力老齡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勞動力；老齡化；結構斷層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已高度關注“誰來種地”的問題，各級政府對“三農”問題也高度重視，每年都出臺扶持“三農”的一系列政策。但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以及農村勞動力轉移戰略的實施，大批素質較高的農民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及勞動力結構斷層現象日益突出。下面是筆者對農村基層勞動力情況的調查及分析。

1 農村勞動力狀況

1.1 農村留守人員是普通家庭勞動力的主力軍

據調查，農村從事普通家庭承包土地耕作的主要勞動力以留守婦女和老年人為主，他們大多數的年齡已超55歲，甚至70歲以上仍然作為家庭主要勞動力，從體力上來講都是在勉強支撐。也有部分在當地工業企業就業的中年人利用工休時間參加勞動生產。從浙江省臨安市某山村調查，有勞動能力人數為420人，在本村務農的僅 98人，所占比重為23.3%，其中55歲以上的就有72人，占本村務農人數的73.4 %，而本應作為農村勞動力主體的21至55歲的勞動力只有26人，占務農人數的26.5%。再如某村，所從事的種植業專業性較強，經濟效益相對較高，但從調查顯示，務農人員中55歲以上的占71%。

1.2 勞動力年齡結構比較

設施農業比一般傳統農業的從業人員相對年青，特別是新興農業產業的企業法人代表比較年青。從臨安市的花卉產業、中藥材產業中調查，從事設施栽培的科技大戶戶主和企業業主年齡在35～50歲的占多數，但聘用的勞動人員年齡偏大，據統計平均年齡達57.5歲。而從事一般露地種植業（主要為傳統農業）的業主及勞務人員高齡化嚴重，從5個村的調查數據顯示，農業業主平均年齡56.6歲。從農業專業協會、專業合作組織中調查得知：調查了3個種植業專業協會（花卉、蔬菜、水果），調查的農民會員總人數為142人，其中60歲以上32人，占22.5%；50～59歲的74人，占52.1%；40～49歲的28人，占19.7%；40歲以下的8人，占5.6%；30歲以下為空白。筆者又調查了水果、蔬菜農村專業合作社，參加的農民數為446人，其中：60歲以上人數57人，占12.8%；50～59歲249人，占55.8%；40～49歲104人，占23.3%；30～39歲的33人，占7.4%；30歲以下的3人，占0.7%。從調查中得知：從事這些行業的人員中，50歲以下的一般為農業企業業主。

1.3 勞動成員文化程度低

從務農人員的文化程度調查得知：某村在本村務農勞動力只有102人，其文化程度構成為：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76人，占74.5%；初中20人，占19.6%；高中及以上的只有6人，占5.9%。

1.4 勞動力嚴重短缺

由于農業生產季節性明顯，勞動力使用有閑忙之分，本來就緊缺的勞動力，到了忙季就更短缺了。某農業種植企業租用土地10hm2，聘用長期勞動管理人員1人，長期勞動力6人，其余為臨時用工。每年勞動用工需2000工，其中雇用家庭婦女用工1250工，占62.5%，雇用的男勞力均在50歲以上，最大年齡70歲。

1.5 農業經營者后繼乏人

從幾家私營農業企業調查，存在一個共性問題，就是缺乏繼承人。業主的子女讀書（大學、研究生）畢業后大多進城就業，不愿繼承父業。就調查的25家農業企業來看，只有3家的子女愿意繼承父業，占調查數的12%。

根據以上調查結果：從事一線勞動的人員嚴重老齡化。農業已面臨嚴重的勞動力老齡化和勞動力結構斷層問題，高素質的農業從業人員將更是缺乏。

2 勞動力素質和結構斷層問題影響農業現代化的實現

2.1 文化程度低

農村主要勞動力人群文化程度普遍較低，思維方式陳舊，缺少探索創新精神，只能按照傳統的農業生產模式進行勞作，不利于提升農業生產水平。

2.2 技術型農民匱乏

農業新技術、新成果的及時推廣應用需要實用型、技術型的農民。目前，農業發展的科技貢獻率較低，大片土地粗放管理，甚至荒蕪，形成農業生產惡性循環，致使農業現代化進程緩慢。

2.3 農業生產缺乏新生力量

在農業生產一線的青壯年勞動力所剩無幾，年青人勞動能力退化，以致浙江臨安的山核桃產地出現了50～70歲的人在樹上打山核桃，20～30歲的人在地上揀山核桃的場面。農村普遍出現了“老倌子種田，青年人難覓”的情況。農業企業后繼乏力。

3 解決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及結構斷層問題的對策

3.1 從提高農民社會地位和采取系列保障措施著手

如制定對取得農民技術職稱，從事一定規模農業生產的農民可享受城鎮居民同等社會各項保障待遇的政策。積極消除社會輿論的負面影響，使農村中扎根的青年，能得到社會的認可和尊重，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3.2 重視農業產業人員的培養

浙江省已相繼出臺了《浙江省農民科學素質行動實施方案》等政策，這是一個極好的提高農民勞動素質的行動，但要加大投資和監管力度，注重實效。

3.3 加大政策支農的力度

通過制定農業發展的優惠政策，引導大企業和其他社會力量投資農業，實現以工補農。各級給予到農村創業的大中專學生必要的發展啟動資金，鼓勵、引導更多的優秀人才到農村創業。在切實加大支農資金傾斜力度的同時，必須加強對支農資金用項管理的監督。

3.4 加大對農業機械化裝備投入和監督力度

政府已出臺了對農民購買農業機械給予經濟補貼等政策，但還需加大扶持力度，提高農業機械應用的廣泛性，增強農業生產能力，減輕勞動強度。

3.5 加快農村土地流轉機制的推行

篇2

關鍵詞：勞動力資源價格；勞動力資源投入量；勞動力資源轉移；勞動力資源老齡化；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

勞動力資源是指在一定時點或時期內，一個國家或地區擁有的具有勞動力的數量與質量的總和的勞動適齡人口。勞動力資源的質量包括體質和智能兩方面。中國勞動力資源的現狀是數量豐富，質量偏低，在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產業之間分布很不平衡，合理開發和利用勞動力資源，對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怎樣研究勞動力資源問題與經濟社會系統之間盤根復雜的關系，有多種方法，相比于局部均衡模型，可計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研究方法，其在我國勞動力資源問題的研究與應用中并不常見。本文先對CGE模型作簡要介紹，然后對CGE模型在勞動力資源問題中的使用進行綜述，主要包括勞動力資源的價格、投入量、轉移和老齡化問題，最后概括了勞動力資源問題可計算一般模型的基本研究思路與改進方向。

一、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簡介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即CGE模型，描述了一個經濟體通過對商品和要素的數量與價格的調整，實現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所描述的供給與需求均衡。相比局部均衡等研究方法，CGE模型能更詳細地描述復雜經濟系統內各種經濟主體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關系，從而計算結果能較好解釋現象發生的原因，并能更準確預測未來經濟發展趨勢。常用的市場機制如：完全競爭市場中價格與數量的波動，CGE模型可以模擬；一些非市場活動如：政府干預行為等，也能模擬。Johansen（1960）建立了描述挪威經濟的全球第一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經過50多年的修改、利用和完善，CGE模型在全球多個國家、多個地區、多個領域得到了廣泛使用，且已成為應用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一個CGE模型通常由以下幾個部分構成（Robinson，1989）。其一，設置所要研究的經濟整體。簡單的CGE模型只由生產者和居民兩個行為主體構成，常用的一般包括生產者、居民、政府和國外其他地區等行為主體，以及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等市場主體。其二，設置行為主體做出決策所依據的信號以及經濟制度結構。其三，要有“供給需求均衡條件”，一個均衡可以看作是一組信號，行為主體基于這組信號所做出的決策都要滿足系統約束，這組信號是使模型均衡的變量。在市場經濟中，價格是實現市場出清和取得均衡的唯一變量。

二、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在勞動力資源問題研究中的應用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對勞動力資源問題的研究牽涉到很多方面，如勞動力資源價格、勞動力資源投入量、勞動力資源轉移、勞動力資源老齡化、勞動力資源可持續性等其他問題，其研究領域小到一個市級流域，大到全球范圍。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均能夠把勞動力資源當作一種生產要素或者約束條件放入到CGE模型中，研究特定的勞動力資源問題與經濟社會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CGE模型的一個特征就是包涵整個經濟系統，能夠容納作為約束條件的勞動力資源問題。

勞動力資源問題CGE模型大體分為四類： 勞動力資源價格、勞動力資源投入量、勞動力資源轉移、勞動力資源老齡化。分類是為了闡述的方便，實際上因為勞動力資源的價格、投入量和老齡化等問題之間關系緊密，故一些模型也可以歸到復合類。

1. 勞動力資源價格。勞動力資源價格是勞動力市場中的核心，而CGE模型的自身特征使其能有效使用在勞動力等資源和各類商品的價格研究中。

Zhai和Li（2000）構建的CGE模型假定農業勞動力與產業工人呈CET不完全替代，認為城市和農村的工資差別決定了農村勞動力流動。Dixon和Rimmer（2002）同樣是基于三部門CGE模型，勞動力不完全流動的前提下，指出農業與非農業部門間的工資差距決定農業人口流動數量。John Gilbert和Thomas Wahl（2003）利用靜態CGE模型研究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正規和非正規部門，結果顯示：非正規部門工資結構和正規部門就業機會對農村勞動力遷移有重要影響。沈可挺、劉煜輝（2010）構建了一個貿易品/非貿易品兩部門CGE模型研究了技術進步前提下，工資和匯率的相互影響機制。結果顯示：其他假定不變，在貿易品部門技術進步比非貿易品部門更快時，抑制工資增加將使要素遠離非貿易品部門，加重國內產業結構的扭曲程度且導致國內通貨緊縮，提高貨幣升值壓力；提高工資水平能減少貿易順差、延緩貨幣升值壓力，且不一定會造成通貨膨脹，還對實際產出作用較小。

2. 勞動力資源投入量。我國是勞動力數量大國，但在地區間、行業間分布不太平衡，勞動力資源投入到底對宏觀經濟起一個什么作用，各部門到底需要多少勞動力資源等問題，都需要進行周密的分析。而CGE模型考慮了包含勞動力的要素市場、產品市場以及不同的市場主體，同時也考慮了它們間相互影響與作用，是研究勞動力資源投入量對宏觀經濟影響的有效方法。

賀勝兵、劉友金、向國成（2013）利用區域CGE模型模擬了不同外生沖擊對沿海產業發展和產業轉移的影響。當勞動力投入下降5%時，沿海五省、長三角和粵閩地區對應的產業轉移潛在規模分別為6 322.69、4 078.92和1 927.15億元，說明勞動力資源對沿海地區影響重大，也表明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是中西部地區吸引產業轉移的重要優勢。利果（2008）建立上海CGE模型來分析全市整體宏觀經濟。結果表明：來自上海市外的勞動力人口提高5%會使大多數行業的產出均有所提升、也促使大多數行業產品的區域內價格會有所降低，且使所有行業部門的城鎮居民需求均有所提升；此外，外來勞動力人口增長5%造成全市經濟體系價格水平有略微降低，也對城市和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一些提高的作用。盡管來自上海市外的勞動力人口增多對全市整體經濟的作用較小，但從總體上來講均是正面的影響。薛俊波（2007）應用CGE模型研究了當農民工就業比例在城市各個行業改變時，城市和農村居民的收入變化以及各項宏觀經濟指標的改變。實證表明：農民工在服務業、某些制造業中的就業比例增加5%后，盡管城鎮居民的工資性收入有小幅度的降低，但是總的可支配收入并沒有降低，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得到小幅度的提高，總體的就業有所提升，因而提高農民工的就業比例是縮小收入差距的一個有用辦法。

3. 勞動力資源轉移。大部分情況下，勞動力資源轉移便于各市場主體合理地利用勞動力，便于在整個社會范圍內合理地配置勞動力資源，進而便于增加社會經濟效益，一些國內外學者運用CGE模型對勞動力資源轉移問題進行了研究。

Williams（2003）利用CGE模型就墨西哥與美國之間的勞動力流動對美國經濟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大量勞動力從墨西哥轉移到美國，對美國經濟增長產生了重要影響。Hertel.T.（1996）采用一個擴展的單區域DRC-CGE模型測算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改革對收入分配與城鄉差距的影響，首要考察了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問題，結果表明：勞動力市場改革可以擴大從農村到城市的勞動力流動規模，提升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最后能明顯減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王飛（2004）首次利用多區域CGE模型研究中國勞動力遷移問題，指出勞動要素的自由流動對改善地區差距有一定效果，但對落后地方來講，如果無投資的擴大和生產率的提高則落后地方的人均GDP會有所增加，而地方總GDP會降低。胡楓（2006）使用一項農村流動勞動力調查數據，數據包含農村流動勞動力的個人特點、家庭特性和所在地特點在內的影響我國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的各種因素，建立了一個三區域CGE模型定量研究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給各地區經濟和居民福利所帶來的影響。許召元、李善同（2008）運用一個30區域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 政策模擬表明：區域間勞動力遷移能有效改善配置效率，提升經濟增速減小地區間生活水平差距，但因為在一國內部資本流動性很強，存在“資本追逐勞動”的現象，故而不能縮小人均GDP的地區差距。盡管勞動力遷移增加了輸出的人均收入和消費水平，但單純的勞動力輸出并不能縮小同發達地區人均產出的差距。賈偉、辛賢（2010）應用CGE模型，研究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對國民經濟產生的影響。實證顯示：農村勞動力轉移增加了GDP，卻拉大了各產業增加值間的差距；農村勞動力由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使農業產品產量下降而工業產品產量上升，農業產品價格上漲但工業部門和服務業產品價格下降；而伴隨農村勞動力轉移數目的增加，各產業部門產品價格變動幅度在下降。

4. 勞動力資源老齡化。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醫療技術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勞動力資源老齡化會是一種趨勢，此問題在中國未來幾十年日趨嚴峻。國內外的部分專家學者利用CGE模型對勞動力資源老齡化及其對經濟社會帶來的影響等展開了研究。

Auerbach和Kotlikoff（1987）建立了一個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世代交疊CGE模型來研究美國的養老保險體系，此模型影響很大，簡稱A-K模型。此模型前提假設為每個人的壽命為75歲，工作期是20歲～65歲。工作期（20-65）：得到收入，交納社會保障稅且進行儲蓄。退休及以后（65-75）：得到養老金進行消費，不儲蓄。滿足假設條件下，A-K模型探討了人口老齡化特征和養老金政策對儲蓄總量的影響。模擬了150年的經濟變動情況，最終達到穩態。結果表明：儲蓄率從1985年的12.2%降低到2050年的5.8%，此后會微微提高到6.3%，到達最終穩態。同時，雖然儲蓄率減少，但人口老齡化的加重造成勞動力減少。與最初狀態比較，最終狀態的勞動力相對資本會更加稀缺，以致2050年工資將上升7%。Fougere（2005）構造了人口迭代的多地區CGE模型來研究人口老齡化對加拿大經濟從2002年～2050年間的影響，結果顯示：至2050年，人口老齡化導致加拿大的人均GDP、國民儲蓄、資本回報率相對分別下降7.4、8.4、0.6個百分點；而實際工資相對增加4.6個百分點。Park（2007）應用CGE模型探討了人口老齡化對芝加哥地區經濟的影響，通過仔細分析分年齡段的消費行為、儲蓄行為和收入情況，政策模擬人口老齡化和人口年齡結構不發生改變兩類場景，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影響進行了闡明。Euijune（2011）建立一個韓國兩地區CGE模型研究了人口老齡化對國家經濟在2006年～2030年間的影響，結果表明：人口老齡化引起勞動力下降，繼而引起儲蓄率降低、GDP增速放緩等影響。國內研究方面。李洪心（2005）構建一個OLG結構的多變量非線性動態的CGE模型，探討了中國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和人口增長下降帶來的挑戰。政策模擬結果顯示：在將來的五十年里，假如現在實行的現收現付型養老保險制度不改變，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長將引起國民收入、政府收入、以及人均消費水平增長減緩乃至出現負增長。但是，假如可以快速地創建和完善一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漸漸削減基本養老金的工資替代率以減少勞動人口的繳費負擔，以及維持國民經濟連續發展，那么可以確保政府收入增加，勞動人口和退休人口的生活質量不至于降低。Peng Xiujian（2008）基于動態CGE模型研究中國人口紅利消失前后的2008年～2020年間的國民經濟，基準情景為中國人口的老齡化，城市農村間勞動力轉移當作政策變量，研究表明：中國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推動勞動力城市農村間轉移對中國經濟發展有積極作用，且作用足夠補償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經濟發展放緩等負面影響。

三、 結論與討論

本文綜述了CGE模型在勞動力資源問題研究中的運用，研究領域包括勞動力資源價格、勞動力資源投入量、勞動力資源轉移、勞動力資源老齡化等。時間范圍從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空間范圍從一個市級流域到全球。從而能夠看到，CGE模型足以面對很多勞動力資源問題以及與經濟社會系統的互相影響展開研究，不但能對勞動力資源的價格、投入量、轉移、老齡化等題目實行特定的模擬研究，而且能對勞動力資源的各種政策組合實行模擬，從而找到最好的政策組合。

勞動力資源問題和CGE模型連接的關鍵是怎樣把特定的勞動力資源問題與經濟社會系統關聯起來。大體有4種辦法：其一，將勞動力看成一種重要生產要素，經過生產函數進入模型，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可以有里昂惕夫生產函數形式或CES生產函數形式等；其二，對行業進行細分，可以分為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等，再模擬同一種政策對不同密集型行業的影響及其比較；其三，勞動力市場動態方面，勞動力資源的供給方和需求方呈現一種動態特征，再通過供給方程、需求方程以及均衡方程進入CGE模型；其四，前面三種辦法的各種組合，基于數據的可得性以及所要研究的具體問題，采用不同的方法或組合。

CGE模型使用在勞動力資源問題研究中目前還處于摸索發展階段，具體的使用不是很多，國內的運用則更加有限，其方法也有待完善。主要表現在四方面：其一，是獲取數據的難度，目前有關勞動力資源問題的統計數據不太滿足建立CGE模型的需求，特別是在微觀企業層面的數據以及數據的時效性方面；其二，發展中國家更多的是非完全競爭市場，使用時需要依據具體情況建立合適的CGE模型中的特定模塊；其三，勞動力資源和經濟社會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聯系較為復雜；其四，面對中國具體情況，目前社會處于轉型時期，勞動力資源市場在東中西部之間、在城鄉之間、在不同行業之間、在國內與國外之間等都存在較大差異。正是由于CGE模型在勞動力資源問題研究中的使用存在諸多不足，同時由于CGE模型自身的優勢以及勞動力資源問題的重要性，從而使得CGE模型在勞動力資源問題研究中有更大的潛力與動力，其應用前景將更加廣泛與深遠。

參考文獻：

[1] Johansen Leif.A Multi-Sectoral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M].Amsterdam：North-Holland，1960.

[2] Robinson S.Multisectoral Models， in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M].Vol，Ⅱ， Chenery H， and Srinivasan TN， North Holland，1989：885-947.

[3] Fan Zhai and Santong Li.The Implication of Accession to WTO on China's Economy[J].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Third Annual Conference on Global Economy Analysis， Melbourne Australia，2000，（6）：27-30.

[4] Dixon， P.B.，and M.T.Rimmer.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ling for Forecasting and Policy： A Practical Guide and Documentation of Monash[M].North-Holland，2002.

[5] John Gilbert， and Thomas Wahl.Labor market distortions and China's WTO accession package： an applied general equilibrium assessment[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3，（31）：774-794.

[6] Williams， F.Economic Impacts Of increased Mecico-U.S Labor Mobility： A Computational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J].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Volume XVII， 2003.

[7] 沈可挺，劉煜輝.技術進步、工資變動與匯率調整――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J].金融評論，2010，（2）：29-38.

[8] 賀勝兵，劉友金，向國成.多重沖擊下沿海產業轉移的潛在規模與結構――基于區域CGE模型的模擬分析[J].中國軟科學，2013，（10）：134-146.

[9] 薛俊波.基于CGE模型的中國農民工就業問題模擬分析[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07，（9）：128-139.

[10] 許召元，李善同.區域間勞動力遷移對經濟增長和地區差距的影響[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8，（2）：38-52.

篇3

【摘 要】學術界對我國是否迎來劉易斯拐點爭論不休，形成了三種主要觀點：一是我國沒有迎來劉易斯拐點，我國的勞動力還是相當充足的；二是中國只是進入劉易斯轉折區間，沒有迎來真正意義上的劉易斯拐點即劉易斯第二拐點；三是中國已經迎來了劉易斯拐點。本文通過文獻梳理歸納得出：中國迎來了劉易斯拐點，勞動力由無限供給時代進入到有限供給時代，人口老齡化問題凸顯，影響了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劉易斯拐點；勞動力有限供給；老齡化

一、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理論——劉易斯拐點的內容

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于1954年發表了論文《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經濟發展》，他在論文中提出了關于劉易斯經典模型的主要觀點：在廣大的二元經濟發展中國家，存在大量的農業和工業部門；在農業部門里，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或負數，使得“勞動力無限供給是存在的” [1]；由于兩個部門在生產率和工資方面的差距巨大，現代工業部門只要支付一個略高于傳統部門的勞動工資，就可以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流入；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生產率逐漸提高，農業勞動力生產將會出現拐點，即農業部門的工資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而上升；當傳統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完全被轉移出去，就會使勞動力工資大幅度上升，無論是傳統部門還是現代部門都將以市場工資雇傭工人，至此，農村勞動力不再向工業轉移，二元經濟結構就轉變為一元經濟結構。

在1972年，劉易斯發表了《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對劉易斯拐點做了進一步補充。他將劉易斯拐點修成為兩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一拐點和劉易斯第二拐點。劉易斯第一拐點指勞動力由無限供給到勞動力短缺；然后隨著農業的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進一步釋放，現代工業進一步發展，為吸引勞動力提高工資，直到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的工資相當，這就是劉易斯第二拐點。劉易斯闡述了二元經濟模型中勞動力轉移的經典理論模型。

二、對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評價

有人劉易斯理論模型存在一些不足。王春雷認為劉易斯模型的一個最大缺陷是假定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不變的，忽視了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2]周平認為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沒有必要創建復雜的數學函數模型，即使用類似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這樣的分析工具也會有效地說明問題。[3]

但是也有人認為二元經濟模型有比較大的理論價值。張志強認為它確立了二元結構的分析模式并且解答了發展經濟學中資本形成的源泉問題。[4]陳躍認為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闡述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過程為研究發展中國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具有重大戰略意義。[5]

后來的經濟學家不斷地對劉易斯模型進行發展。Ranis和Fei在劉易斯模型基礎上提出了拉尼斯—費模型，更加旗幟鮮明的強調了農業地位與作用的重要性。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達羅在批評“劉易斯一費景漢一拉尼斯人口流動模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托達羅模型，提出單純依靠工業擴張不能解決當今發展中國家城市嚴重失業問題，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是解決城市失業和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根本出路?！皹蚋Ｐ汀眲t突出農業剩余及技術進步的意義。

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個新的分析思維方式。中國在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后，勞動力市場形成了中國特色，研究中國經濟的勞動力市場實際情況可以發現中國經濟基本符合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二元經濟模型固然有它的不足，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來說，其理論還是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三、中國是否迎來劉易斯拐點之爭

1、我國沒有迎來劉易斯拐點

孫自鐸指出，我國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至少在 1.5億～2億之間，認為中國的農村勞動力還是很富足的。[6]簡新華、張建偉認為我國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現狀在短期內都不會改變。[7]任燕飛認為我國的劉易斯拐點還沒有到來，我國農村富裕勞動力并沒有被完全吸收而是還有約2億的剩余勞動力等待轉移。[8] 劉元春、孫立認為人口機會窗口關閉不等于勞動力短缺，人口機會窗口的關閉反映的只是人口結構轉變的數量關系，與勞動力短缺沒有必然關系。[9]劉偉認為勞動力不僅來源于出生人口還來自資本主義部門的存量，如果大部分勞動力還沒有完全被現代部門吸收，就不能斷言劉易斯拐點已經或即將到來。[10]上述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未形成最主流觀點。

2、也有少部分學者認為我國還沒到達劉易斯第二拐點，而只是進入了劉易斯轉折區間，真正的劉易斯拐點還沒到來

王德文指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從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即越過 “劉易斯第一轉折點”但尚未到達 “劉易斯第二轉折點”。[11]李月基于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角度出發，與臺灣的研究對比得出我國東部地區正在向 “劉易斯轉折點”趨近而中西部等經濟發展落后地區離劉易斯拐點尚遠。[12]持這部分觀點的人是以我國全面到達劉易斯拐點作為判斷我國迎來劉易斯拐點的依據，這里的全面包括時間和空間的完整跨度。

3、我國確實迎來了劉易斯拐點

從勞動力市場供給與需求角度看我國“民工荒”初顯“劉易斯拐點”端倪。2004年開始我國出現了農民工短缺。根據社會保障部對珠三角洲、長江三角洲、閩東南、浙東南等主要勞動力輸入地區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幾個勞動力輸出大省進行了重點調查，得出的數據顯示，我國局部出現嚴重的“民工荒”現象。[13]2008年后我國農村勞動力使城鎮轉移活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中國經濟在經歷了一個中國特色的二元經濟增長階段之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正在消失，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初顯端倪。[14]

從農村勞動力剩余角度看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減少，預示著我國勞動力有限供給時代的到來。蔡昉連續撰文，在研討會上發表演說，認為農村勞動力大量剩余已經不符合事實。他要打破“中國農村尚有大量剩余勞動力，‘民工荒’只是暫時現象的神話”，要破解農村剩余勞動力之謎。拋棄過去“假設估計，采取直接觀察做出判斷”的做法。他認為2004年農村勞動力總數為49695萬人，從中要剔除三個部分：一是農業上1.8億必要勞動力；二是鄉鎮企業和外出打工者即已經轉移出去的2億勞動力；三是40歲以上難以轉移出去的勞動力6000萬，那么農村充其量就只有5800萬農村勞動力。[15]以上數據顯示，我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儲備幾近枯竭”，[16]我國的勞動力有限供給時代的逼近。

工資上漲和勞動力市場的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預示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根據發展經濟學理論，劉易斯拐點來臨將使得一個國家勞動力供需市場發生新的變化，促使宏觀經濟出現兩個基本特征：勞動力市場上普通勞動力傭工工資將普遍上漲和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趨勢明顯。農民工在城鎮的務工收入雖然長期以來低位徘徊、增幅極小，但2004年以來農民工的工資漲幅明顯。[17]根據張曉波等人基于對甘肅省農忙和農閑時期的工資的發展演化模式的長期調研發現，“無論其他因素是否被控制，實際工資水平總是不斷地攀升。貧困地區實際工資在加速上漲，甚至農閑時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勞動力的時代已經結束”。[18]隨著城鄉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阻礙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進程的制度正逐步消除，各種有利于農村勞動力城鎮轉移的體制機制正逐步健全與完善，城鄉一體化勞動就業市場己基本形成?！?[19]從這也可以看到劉易斯拐點到來的跡象尤為明顯。

人口老齡化加劇與人口紅利正逐漸消失，是劉易斯拐點到來的征兆。蔡昉認為人口年齡轉變的最富生產性的階段會為經濟增長帶來潛在的人口紅利，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能夠對這種人口紅利加以充分利用,經濟增長就可以獲得一個額外的源泉，創造經濟增長奇跡。相反，如果人口紅利消失，經濟增長將進入緩慢階段。[20]根據相關資料表明，中國“正在變老”，“未富先老”，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根據我國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主要數據顯示我國0—14歲人口占16.6%，比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下降6.29個百分點，60歲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上升2.95個百分點，其中65歲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表示，我國人口增長已經由“高、低、高”過渡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三低”模式。在這樣的模式下，我國人口總數的增長速度放緩，老齡人口比重增加，少兒人口比重縮小。中國將在未來10—20年內步入嚴重老齡化國家行列。另外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從1990年開始，預計到2030年結束?！盵21]這表明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提前發生了轉變，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而“劉易斯轉折點”與“人口紅利”間有著某種正相關的關系，前者的顯現往往是后者消逝的前兆，這使得勞動力有限供給成為現實。

我國是否迎來劉易斯拐點之爭（見上表）

四、結論

第一，我國已經迎來劉易斯第一拐點并且正在接近第二拐點，這就能說明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劉易斯轉折區間，勞動力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伴隨而來的我國的人口紅利轉型提前完成使每年的出生人口會逐漸出現負增長，老齡化日益嚴重，給經濟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

第二，對于劉易斯拐點對非經濟因素的影響的分析缺乏研究。很多學者能證明劉易斯拐點對中國制造業等經濟因素的影響，但是鮮有人從制度方面考察了劉易斯拐點對中國的非經濟影響。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凸顯了我國人老齡化趨勢嚴峻，如何做好防范老齡化危機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建設與完善養老保險制度是化解老齡化危機的關鍵所在，這也正是劉易斯拐點給我們的非經濟方面的警示。

第三，部分學者研究采取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結合，更加注重實地調查，并通過查閱大量文獻資料，分析與得出結論；也有側重于通過國內外的劉易斯轉折過程的對比與借鑒，結合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現狀，提出自己的觀點和預測。

第四，很多學者主要是通過文獻法、比較分析法、個案分析與案例分析來研究與分析，多數學者更加側重文獻法與案例分析法，而對比較分析法采用的相對較少，而個案分析法在部分文獻中有出現。

第五，通過大量的文獻收集、整理和辨析，得出的結論是：劉易斯拐點的到來預示著中國進入到勞動力有限供給時代，正面臨著一個轉型環境，探討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政策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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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德文，中國劉易斯轉折點標志與含義［J］.人口研究，2009(2)．

[12]李月．劉易斯轉折點的跨越與挑戰——對臺灣20世紀60、70年代經濟政策的分析及借鑒［J］．財經問題研究，2008年9月第9期（總第298期） ．

[13]勞動保障部課題組，關于農民工短缺的調查報告［J］.中國勞動保障,2004(11).

[14]蔡昉，中國經濟面臨的轉折及其對發展和改革的挑戰[J] .中國社會科學,2007(3).

[15]蔡昉，破解農村剩余勞動力之謎[J].中國人口科學,2007（2）.

[16]蒯鵬州，中國人力資源強國建設應關注人口變化因素[J].經濟研究參考, 2010年（62）.

[17]姚上海.“劉易斯拐點”突現：我國勞動力資源面臨重大轉型[J].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12月第8卷第6期.

[18]張曉波，楊進，王生林.中國經濟到了劉易斯轉折點了嗎？——來自貧困地區的證據[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9）.

[19]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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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著持續增長的困難。在實體經濟上,經濟增長的動力已非常缺乏,長期依賴于投資和出口推動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持續。中國也將進入人口老齡化的時代,人口紅利即將結束,而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可能帶來儲蓄率的下降。如果勞動力和資本的增長速度均放緩,經濟增長的動力只能來自于勞動生產率的持續提高。

除了依靠教育和培訓這些通常的方式外,在當前中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還可依靠結構調整得以實現。當前,結構調整應著眼于城市化進程中跨地區的資源再配置,特別是勞動力和土地指標的跨地區再配置。這是中國發展的多贏策略。在資源跨地區再配置的過程中,工業化、城市化和服務業的發展,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內需和增長這些目標可以同步實現。不同的相關主體都將從中得益,實現共贏。

首先,不同地區的地方政府都將在勞動力和土地跨區域的再配置過程中獲益。

沿海地區將通過獲得更多的土地利用指標,取得進一步的經濟發展的空間,土地價格上漲的趨勢也能得到有效緩解,制造業發展的空間將會進一步擴大。經濟增長蛋糕的做大將為沿海地區的地方政府帶來更多的財政收入。與此同時,欠發達地區的政府也沒有受損。如果跨地區的建設用地指標交易可以解禁,將使欠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分享指標交易的收益。同時,在蛋糕做大的前提下,欠發達地區還能獲得更多的財政轉移支付,而這些收益加起來可能大于欠發達地區自己發展工業的收益。如果農村勞動力能夠更多地轉移出去,欠發達地區就能夠更好地推進農業的規模經營,使農民逐漸向農場主轉變,農民增收將變得容易。

第二,企業也將在土地指標的跨地區再配置中受益。

如今很多人認為,沿海地區已經出現了企業向內地搬遷的現象,以及所謂的“產業轉移”。很多人甚至認為,應該以政府推動的方式采取所謂的“倒逼機制”,以促使企業從沿海地區向內地搬遷。但問題在于,這種企業的搬遷行為并非是在市場機制下實現的,而主要是由于行政機制所導致的資源價格扭曲,盲目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的結果,很可能是使產業結構脫離勞動力資源的現狀,一邊出現“技工荒”,一邊出現普通民工“求職慌”。若不存在資源價格的扭曲,企業選址將取決于資源的市場價格,進而實現有效率的結果。但是,如果限制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和土地跨地區的再配置,則要素價格并非由市場機制形成。

第三方面直接和民生有關,將有三個群體在勞動力和土地跨地區再配置的過程中獲益。

首先是進入城市的移民,他們在獲得更多就業機會和更高收入水平的同時,還將享有平等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

其次,城市原有的居民。城市居民往往會錯誤地認為新移民的進入會危及他們自身的利益。但我們應看到,在城市化和勞動力流動的過程中,城市的發展獲得了巨大的規模經濟收益,就業機會增多,產業增長空間擴大,原有的城市居民也可以獲得更快的收入增長。中國的城市,特別是沿海大城市,已經出現非常明顯的老齡化趨勢,一些大城市甚至已經出現養老金支付的赤字。而平均來說,城市新移民的年齡結構相對比較年輕,因此將有利于緩解沿海地區老齡化的趨勢。

有一種觀點認為,沿海大城市應放松對于生育的管制。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的沿海城市并不等同于歐洲的國家。在不同的國家間,當一國面臨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時,不妨通過鼓勵生育加以緩解。但在中國這樣一個統一的國家內部,促進城市化進程和地區間的人口轉移,顯然是緩解城市老齡化問題更加行之有效的途徑。特別是在大城市,如果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外來勞動力能夠更為方便地獲得城市戶籍,則城市地區的人口質量將得到提高。

另外一個獲益的群體是農村居民。有人認為,隨著大量勞動力進入城市,如今在中國農村留下的人口絕大多數是婦女、老人和學齡兒童,即所謂“386199部隊”,因此中國農村已沒有新的勞動力外出務工的空間。這種觀點并不正確。

我們應該看到,現存的勞動力遷移模式是在人口流動受到戶籍制度制約的情況下產生的,如果戶籍制度和公共服務制度可以得到改革,讓流動人口得以在其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穩定居住下來,那么中國未來的家庭遷移模式就可能從更多男性年輕人遷移轉變成舉家遷移。而如今中國的現狀卻可能使很多人認為,城市只是農村勞動力年輕時打工的地方,隨著年齡的增長,這部分勞動力最終還是會回到家鄉。

于是,很多人用其在城市打工所獲得的收入在農村建造新房。筆者在農村調研的時候發現,一些地區農村住房大量空置,甚至出現一些新建住房的空置。這些現象均是在農村勞動力流動受到戶籍制度制約的情況下產生的,其中隱含著巨大的資源浪費。我們應讓農民工在城市長期居住下去,更多地在城市消費,而非返回農村蓋空置的新房。

最后,勞動力和土地資源跨地區的再配置可以有效促進地區間和城市間的分工。

篇5

關鍵詞 人口紅利；效應；形成

一、什么是人口紅利

所謂“人口紅利”，是指在一個時期內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上升，從而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換句話說，人口紅利就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年齡結構，即形成一個“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在此階段，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儲蓄和投資不斷增長，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從而對社會經濟發展十分有利。

二、人口紅利如何推動經濟增長

“人口紅利”從三方面推動中國經濟增長：

1．高勞動參與率

高勞動力比重意味著人口對經濟增長的參與率高。據統計，截至2005年1月6日，中國總人口達13億。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15歲-64歲勞動力人口為8.8億，占總人口的70.15%。到2003年提高到70.4%，專家預測，在未來的15年中，勞動力人口所占比重都在70%左右，到2020年達到峰值。這是世界上勞動人口的最高比例。

2．高儲蓄率

適齡勞動力比重大，同時也意味著人口贍養率低或勞動力人均負擔率低，即每個勞動者需要贍養的老人和孩子數量較少。在其他條件不變時，這是實現社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高儲蓄率的一個重要條件。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有重要影響，而儲蓄是資本積累或投資的重要來源。所以，高儲蓄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居民儲蓄率一直處于25%左右的高位。央行新近公布的金融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達到15.12萬億元，同比增長18.3%。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60-1970年間，囊括高收入國家的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平均儲蓄率只有14.8%。

3．較高的勞動力配置效率

配置效率是相對于技術效率而言的。技術效率是指技術進步帶來的效率提高，而配置效率是指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條件下，現存資源的重新配置帶來的效率。我國工農業生產率的巨大差異為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從而使其效率提高，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從勞動年齡人口構成看，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頭”在農村，農村地區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大量農村勞動力人群從土地中走出來，走向城市，走向發達地區。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農民工”占二、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高達46.5%，其中第二產業占56.7%，建筑行業占80%。因此，中國收獲“人口紅利”的程度將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由潛在的勞動力資源轉化成現實勞動生產力的實現程度，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程度。改革開放后的20多年里，我國有超過1.6億的青壯年勞動力從農業種植業和農村轉移到非農產業和城市就業。即使在發生“民工荒”現象的2004年，我國進入非農產業和城鎮的農民仍有1.2億，占農村總勞動力的20%以上。顯然，大量過剩勞動力滯留在農村，無疑造成生產要素和資源的巨大浪費，一旦轉移到生產率較高的工業部門，就能發揮勞動力要素重新配置的巨大效應，創造出新的生產力。

總之，人口和勞動力因素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研究表明，中國在過去20多年的經濟增長中，物質資本的影響占28%，勞動力數量的影響占24%，勞動力質量的影響占24%，人口流動或要素配置的影響占21%，其他因素（如管理水平等）占3%。研究戰后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的學者指出，這些國家（地區）的高經濟增長，主要歸因于資本投入的增加、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和勞動力質量的改善，而非技術進步。

三、妨礙人口紅利的不利因素

1．短期影響因素

從短期來看，有以下幾項因素影響著人口紅利的實現：

（1）我國的就業形勢十分嚴峻，并且在未來可能會進一步惡化，這就造成勞動年齡人口就業的不充分。這樣一來，就會有相當一部分勞動年齡人口成為需要社會負擔、撫養的人口，而這部分人卻不能創造財富，從而造成了勞動力資源的極大浪費。

（2）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制約著人口紅利的實現程度。從勞動年齡人口的分布看，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頭在農村，農村地區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大量的農村勞動力人群從土地中走出來，走向城市，走向發達地區。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農民工”占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高達46.5％，其中第二產業占56.7％，建筑行業占80％。因此說，中國收獲人口紅利的程度應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轉化為現實勞動生產力的實現程度，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發展程度。但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這一事實決定著轉化為現實勞動生產力的實現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國首次公布的“中國教育與人口資源問題報告”顯示，農村勞動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為7.33年，而城市為10.20年。另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預測，目前中國至少有1.2億農村人口流入城鎮，其中1/4－1/3為15-25歲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就業，但得不到應有的教育與培訓。低素質、低成本的勞動力同時決定了創造力也相對較低。比如：制造業1小時勞動力的價格，美國是30美元，中國大約是2美元，而美國的勞動率也比中國高10-20倍。可見，只有提高勞動力素質，提高勞動力成本， 中國才能更好地兌現人口紅利。

（3）由于農民進城收益并無提高，進城成本卻明顯上漲，消減了農民進城的愿望。這就是免除農業稅（即務農收益相對提高）之后，我國部分地區一度出現“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農民進城務工的經濟收益不高。有資料顯示，近20年來，農民工工資水平幾乎沒有上漲。②農民進城務工獲得的技能收益相當有限。更為糟糕的是，農民進城就業或失業均無保障，從而使進城農民隨時面臨生存危機，而不得不選擇返鄉務農。另外，他們從城市生活中獲得的文化收益并不大。這是因為較低的經濟收入和較低的知識文化背景、使進城農民工的社會文化生活受到局限；并且城市文化對農民工產生的“排他性”也使其游離于城市文化圈之外。

然而，在農民工進城務工收益并未明顯上升的同時，進城務工成本卻大幅度提高。當然，僅就狹義的遷移成本看，似乎變化并不明顯。甚至某些經濟發達地區一定程度降低了農民進城的門檻。但從生活成本看，情況明顯惡化。這是因為，隨著城鎮人口增加，包括城市基礎設施在內的生活資源的供給更加緊張，尤其是城市住房、水電、生活能源、城市交通，以及就醫、子女就學等費用上漲較快，城市生活費用的攀升，無疑增加了農民進城的生活成本。從機會成本看，農業稅的取消和農業補貼制度的實施使務農回報明顯提高，農民進城打工的機會成本相應增加。此外，農村義務教育學費的免除，意味著進城農民工子女教育費用的相對上漲。一項中國少年兒童中心的抽樣調查顯示，處于流動狀態的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狀況達不到全國平均水平，中途輟學現象十分嚴重。但與跟隨父母顛沛流離的農民子女相比，更為不幸的是大量農村“留守兒童”，他們無法跟隨父母進城，由于長期與父母分離，得不到應有的親情、關懷和教育，從而影響其身心健康，由此引起的社會問題已經受到社會各界關注。然而，在升學是“農村人”變成“城市人”的重要或唯一途徑的現有體制下，那些得不到父母關懷和良好教育的“留守兒童”很可能重蹈父母覆轍，成為未來“農轉非”的困難群體---這可能是當下農民進城打工的最大的機會成本。

2．長期影響因素

從長期看，一國的“人口紅利”并非可持續。人口轉型理論告訴我們，“人口紅利”期只是一國人口變遷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即當人口出生率尚未顯著下降，而死亡率明顯下降的階段。就中國而言，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的逐漸下降必將導致總勞動人口的下降。另外，近年來，中國開始呈現較快的人口老齡化趨勢，中國已被認為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因此，從長期看，中國總人口中勞動人口比重將減少，中國經濟所享有的“人口紅利”的黃金時代正在漸行漸遠。人口的老齡化和青壯年勞動力供給速度的持續下降，將經由勞動力要素供給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儲蓄和資本積累兩方面，制約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

有一個值得提起的問題是：在中國勞動力資源最為豐富的有利時期，能否建立起一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將關系到中國的長遠發展?！拔锤幌壤稀笔侵袊淆g化的最大特點，老年人口絕對數和相對數的增加，將使社會負擔日益加重，社會保障資源面臨巨大壓力。而且，由于農村流動人口數量巨大，將引起未來農村老化程度高于城市，這也是中國老齡化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如何在完善目前城鎮養老保障體系的同時，也建立起一套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適合農村特點的養老保障體系是政府必須要解決的一個難題。

四、如何促進人口紅利效應的實現

要最大限度地發揮“人口紅利”效應，減少勞動力素質較低以及大量積壓和流動不暢所造成負面影響，主要應從以下幾方面努力：

1．采取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實現充分就業解決人口紅利兌現問題的關鍵當然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因此，我國應采取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選擇以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模式，圍繞擴大就業采取多種有效措施。比如，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中小企業和私人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開放服務業市場，擴大就業容量；取消對勞動力流動的各種限制，培育勞動力市場等等。通過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從而使我國的失業率降到最低，實現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的雙重目標。另外，在具體實施就業優先原則的過程中，客觀上要求我們做到：有利于降低失業率的調控政策要優先于其它政策；有利于促進就業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優先于其它財政支出給予安排；就業崗位的增加要優先于社會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發展要優先于其它要素市場；勞動者利益要適度地優先于資本的利益等等。通過充分就業的實現，將為我國目前這樣一個相對年輕和豐富的勞動力大軍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

2．提高勞動力素質。由于歷史和國情的原因，中國走的是一條依靠農業積累和廉價勞動力推動的工業化道路。短期看，勞動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經濟的發展，但長期看，勞動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勞動力素質和低勞動生產率水平的反映，它無疑將阻礙經濟的發展。在我國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里，就地區而言，教育投入的重點應放在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就教育結構和人才培養結構而言，應加快擴大和提升職業技術教育的規模和水平，通過普遍提高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術（技能）水平，使我國“人口紅利”效應最大化。

3．促進勞動力流動。促進城鄉勞動力自由流動可以改善勞動力的配置效率。目前，我國依然存在著限制城鄉勞動力流動的諸多制度，只有逐步廢除這些制度，促進勞動力流動，才能進一步提高勞動力配置效率，進而最大化我國的“人口紅利”效應。鑒于我國城鄉人口的不同發展趨勢，有必要出臺相關政策推動農村勞動力人口不斷合理地向城市轉移，加快城市化進程。這樣既有利于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又有利于緩解城市老齡化，降低城市人口的總負擔系數，有效優化城鄉人口結構，從而促進經濟全面發展。

4．做實個人賬戶， 建立可持續的養老保障體系。如前所述：如何進一步完善城鎮養老保障體系，如何建立一套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適合農村特點的保障體系，在當前尤為重要。

應對老齡化挑戰，就必須選擇可持續的養老保障模式。以人口結構變化方向為依據，做實個人賬戶，實現完全的個人積累，就是一種具備可持續的養老保障制度。而從時間的緊迫上說， 現在就應該從現收現付養老保障制度向完全積累制度過渡。為了支撐這個過渡， 還需要把農村轉移勞動力納入新的保障體系，提高當前保障基金的繳費水平和社會供養“中人”的能力，從而實現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穩過渡。

總之，“人口紅利”對中國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所以我們必須積極應對，抓住有利時機，發揮勞動力資源優勢，最大限度地挖掘人口紅利的巨大效應，實現中國經濟的騰飛。

參考文獻

[1] “人口紅利”與中國經濟增長 ， 汪小勤汪紅梅。

篇6

關鍵詞：人口紅利；經濟增長；人口轉變；老齡化

中圖分類號：C92-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10-0010-04

據統計，2000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達到8 811萬，占全國總人口比重的6.96%。按照國際標準，中國基本進入老齡化社會。而2004年，在我國的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又持續出現“民工荒”現象。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無限供給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將受到限制。中國真的失去“人口紅利”了嗎?從人口增長的估算看，回答是否定的。中國勞動力增長率的下降最早也應當是5年以后的事情，更何況多余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以及教育的投入可以減緩勞動力增長速度下滑帶來的負面效應。有專家預測，中國今后15年仍處于收取人口紅利的黃金時期。關鍵是我們如何挖掘人口紅利的巨大效應，使我國巨大的人口壓力轉變成人力資源優勢，從而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

一、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

所謂“人口紅利”，是指在一個時期內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上升，從而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換句話說，人口紅利就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年齡結構，即形成一個“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在此階段，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儲蓄和投資不斷增長，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從而對社會經濟發展十分有利。

上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創造了所謂的“東亞奇跡”，實現了經濟的騰飛。而研究表明，充分利用人口轉變帶來的有利時機正是東亞經濟增長出現奇跡的重要原因之一。東亞經濟起飛發生在人口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轉變階段，這種積極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為經濟增長帶來了一個獲得“紅利”的“機會之窗”。在1970―1995年期間，東亞經濟實現了年均6.1%的人均GDP增長率，高于其穩態增長率(注：穩態增長是指處于均衡狀態的經濟增長，可參見Barro, R.and Sala-i-Martin(1995),Ewnomic Growth,MacGrall Hill.)4.1個百分點，據估算，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為1/4～1/3，而在東亞奇跡(超出穩態部分即4.1個百分點)中，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達1/3～1/2。

同樣，人口紅利對于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第一，在具備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這一潛在人口優勢的條件下，勞動的參與率和就業率均保持較高的水平，這就意味著一個人口結構產生的充足勞動力資源得到了較好的利用。改革期間勞動密集型產業迅速擴張，得以大規模吸納就業，從而把人口年齡結構優勢轉化為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有研究顯示，在1982―2000年期間，我國人口紅利對GDP增長的貢獻比率高達26.8%，或者說，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有1/4以上是靠大量的廉價的勞動力支撐的。第二，經濟活動人口比例高且就業率較高，使得社會儲蓄總量大，經濟活動中的剩余總量也大，這就使得中國在改革期間達到較高的儲蓄率，社會財富不斷增加。用每年固定資產形成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表示，在整個改革期間我國的儲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1993年達最高44%。我們應該看到，一方面，這得益于改革開放所形成的以市場化為核心的良好的制度環境，使得中國經濟能以高速增長。在促進就業的同時，大幅度提高了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整體人口撫養比的下降，減輕了社會的撫養負擔，因而提高了人口的生產性，人口紅利最大限度地得以利用。有資料顯示，在過去20多年的中國經濟增速中，有28%來自于物質資本，24%來自于勞動力的數量，24%來自勞動力的質量，也就是人口素質的提高，21%來自人口流動，還有3%是無名因素，如管理水平等。由此可見，人口因素對于經濟增長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

二、我國人口紅利期的特點

由于人口紅利是在人口轉變的過程中形成的，因而人口轉變過程不同，人口紅利的特點也就不同。我國的人口轉變過程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初，結束于90年代末，用了25～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從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轉變，而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完成同樣的人口轉變過程卻經歷了近百年的時間。然而，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的這一人口轉變，是在社會經濟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的雙重作用下，特別是以后者效果為主的情況下實現的。相對來說，它不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而是通過強制性生育政策使我國人口生育率在短期內快速、大幅度下降，從而過早地迎來了人口紅利期。而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的人口轉變過程是在個體生育意愿主導生育行為的基礎上完成的，因此，其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是個緩慢、漸變的過程。

而研究表明，人口紅利的持續時間主要取決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勞動力比例越高，人口紅利持續的時間就相對較短，反之亦然。因此，雖然我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人口轉變過程，但生育水平的急速下降卻使得中國的人口紅利來得早也去得快，屬于典型的轉變快、持續短的模式。根據人口學原理，一般我們將人口撫養系數或人口負擔系數(非勞動年齡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百分比)在50%以下的時期稱為“人口之窗”或“人口紅利期”。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人口紅利期應始于1990年，結束于2030年，前后持續時間大約為40年，而到 2010年左右，中國的人口負擔系數將降到最低。也就是說人口負擔系數呈現出先降后升的倒“U”型趨勢，即老年人口比重雖然不斷攀升，但勞動年齡人口占整個人口的比重仍處于上升的趨勢，而到2010年前后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將達到最高。從這以后，該比重逐漸下降。直到2030年，中國完全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期結束。這也是大多數人口學家所持有的主流觀點。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人口負擔系數只代表理論負擔比，而非實際負擔比。真正意義上的負擔系數應是不在業人口與在業人口的比例關系，而不是根據年齡劃分。因此，他們認為中國的人口之窗應始于1980年左右，2020年即將關閉。但不管哪種觀點，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國的人口紅利期，它就是一個短暫而又一次性的過程。因此，如何把握這短暫而又潛在的歷史機遇，將人口紅利繼續轉化為現實的、持續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在當代中國就顯得尤為重要。

另外，對大多數已經完成人口轉變的發達國家來說，人口轉變過程與工業化、現代化、城市化幾乎是同步的。因而當出現勞動力供給減少，人口老齡化的情況時，在這些國家恰好出現資本替代勞動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變化，即產業結構全面升級，技術結構轉向勞動節約型和資本密集型。而我國是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下，通過強制生育政策提早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因而生育率的下降是遠遠超前于社會經濟發展步伐的。也就是說，我國是在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還沒有相應變化的基礎上，過早地迎來了人口老齡化，因而也就過早地出現了勞動力供給減少現象，也就意味著中國即將失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經濟增長也就有可能喪失可持續性。所以說，中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導致了“未富先老”，產生了其他國家未曾遇到的許多問題，構成了特殊的政策挑戰。

三、當前妨礙人口紅利發揮效應的主要因素

雖然人口紅利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我國人口狀況的特殊性，即人口年齡結構相對有利于經濟增長，但人口的基數過于龐大，使得人口紅利的兌現在某些方面受到制約。

(一)我國的就業形勢十分嚴峻，并且在未來可能會進一步惡化，這就造成勞動年齡人口就業的不充分。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就業壓力主要表現為：(1)20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經濟增長方式不合時宜的轉變，使得GDP對就業的拉動減少；另一方面，由于產業結構調整，造成大批城鎮職工下崗，失業現象日益嚴重。(2)仍然有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等待向非農產業轉移。(3)每年有數百萬到上千萬新增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在就業機會不充足的條件下，這種就業壓力便轉化為失業率的逐年上升。

以定義狹窄的城鎮失業率為例，1990年城鎮失業率為2.2%，2000年提高到3.1%，2001年上升為3.6%，2002年上升為4%，而2003年達歷史新高4.3%，雖然4.3%這一數字從表面上看似乎并不代表著很高的失業水平，但從其連續多年攀升的事實來看，當前的失業問題還是十分嚴峻的。另外，許多勞動年齡人口由于長期處于失業狀態下，可能就會因此喪失信心而退出勞動力市場，勢必會造成勞動參與率的下降。這樣一來，就會有相當一部分勞動年齡人口成為社會需要負擔、撫養的人口，而這部分人卻不能創造財富，因而造成了勞動力資源的極大浪費。

(二)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制約著人口紅利的實現程度。從勞動年齡人口的分布看，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頭在農村，農村地區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大量的農村勞動力人群從土地中走出來，走向城市，走向發達地區。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農民工”占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高達46.5%，其中第二產業占56.7%，建筑行業占80%。因此說，中國收獲人口紅利的程度應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轉化為現實勞動生產力的實現程度，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發展程度。但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這一事實決定著轉化為現實勞動生產力的實現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國首次公布的“中國教育與人口資源問題報告”顯示，農村勞動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為7.33年，而城市為10.20年。另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預測，目前中國至少有1.2億農村人口流入城鎮，其中1/3～1/4為15～25歲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就業，但得不到應用的教育與培訓。低素質、低成本的勞動力同時決定了創造力也相對較低。比如，制造業1小時勞動力的價格，美國是30美元，中國大約是2美元，而美國的勞動率也比中國高10～20倍。可見，提高勞動力素質，提高勞動力成本，中國才能更好地兌現人口紅利。

(三)當前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因素仍然存在，使得人口紅利效應的發揮受到影響。根據M.P.托達羅的城鄉人口流動模型，只有在遷移的預期收入超過預期成本時，農民才會選擇進城。一般來說，農民進城的收益包括經濟收益、技能收益以及文化收益。農民進城的成本包括遷移成本、機會成本(即農民從事非農產業的活動而放棄務農收入)、高于農村的城市生活費用以及心理成本。而現實是，近年來農民進城收益并無提高，進城成本卻明顯上漲，因而削減了農民進城的愿望。這也是在免除農業稅、給予種糧補貼(即務農收益相對提高)后，我國部分地區一度出現“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成為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另一大因素。其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成為各種歧視性政策安排的載體，提高了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妨礙了他們流入城鎮后的順利就業。主要體現在：勞動力市場歧視制度，當地勞動者和外地勞動者工資收入存在差異，同工不同酬；用戶籍限制外來勞動力就業范圍，保護本地勞動力優先就業；失業、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與戶籍掛鉤，不覆蓋外來勞動力；就業相關的政府服務機構只為本地勞動力提供服務等。因此，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過程并不十分順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勞動力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影響到人口紅利的兌現。

四、我國人口紅利的實現途徑和具體措施

從分析中，我們知道，未來10―15年是我國人口紅利最為豐富的時期，但人口年齡結構的改變并不會自動地導致經濟的快速增長，必須與適宜的政策、體制以及是否充分就業相聯系。因此，我們必須牢牢把握這短暫而又潛在的機遇，最大限度地擴大就業，最大化地發揮人口紅利的巨大效應，提高勞動力資源利用效率，從而實現經濟的快速持續增長和社會的全面進步。

(一)采取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實現充分就業

解決人口紅利兌現問題的關鍵當然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因此，我國應采取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選擇以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模式，圍繞擴大就業采取多種有效措施。比如，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中小企業和私人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開放服務業市場，擴大就業容量；取消對勞動力流動的各種限制，培育勞動力市場等等。通過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從而使我國的失業率降到最低，實現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的雙重目標。另外，在具體實施就業優先原則的過程中，客觀上要求我們做到，有利于降低失業率的調控政策要優先于其他政策；有利于促進就業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優先其他財政支出給予安排；就業崗位的增加要優先于社會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發展要優先于其他要素市場；勞動者利益要適度地優先于資本的利益等等。通過充分就業的實現，將為我國目前這樣一個相對年輕和豐富的勞動力大軍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

(二)消除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實現城鄉勞動力的合理流動

眾所周知，未來城市勞動力的提供，必須依賴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而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卻成為限制城鄉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因此，只有逐步取消這種排他性的政策措施，才能保證農村剩余勞動力暢通無阻地轉移出來，才能減少農村中勞動力的沉淀。具體的制度安排主要有：在就業機會上消除戶籍對就業范圍的限制，提供給外來勞動力公平的就業機會；要根據崗位的需要，交由勞動力市場來選擇；在待遇上，規范目前混亂的非正規勞動力市場，保護外來勞動力的合法經濟權益等等。同時，還要加強管理和引導，做到農村勞動力的有序流動。只有這樣，才會使得勞動力資源得以優化配置。這不僅有助于保證持續的勞動力供給，而且還會對中國經濟增長作出直接貢獻，經濟增長速度會更高。世界銀行一項模擬表明，在今后能把農業勞動力轉移出1%、5%、10%的假設下，全部GDP將分別提高0.7，3.3和6.4個百分點。(注：世界銀行（2004），《全國產品和要素市場分割：經濟成本和政策建設》，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備忘錄。)

(三)加大人力資本的積累，提高勞動生產率

由于歷史和國情的原因，中國走的是一條依靠農業積累和廉價勞動力推動的工業化道路。從短期看，勞動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經濟的發展，但從長期看，勞動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勞動力素質和低勞動生產率的反映，它無疑將阻礙經濟的發展。因此，對于中國來說，要想在未來獲取更多的人口紅利并不是體現在勞動力數量上的優勢，而是要通過人力資本存量素質的提高來形成一個更具有報酬遞增，更加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源泉。也就是說，通過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加大人力資本的積累，從而進一步提高勞動力成本。而大力發展教育是提高勞動力素質的一條重要途徑，尤其是發展農村地區的九年義務教育。此外，還應積極發展職業技術教育，開展適應勞動力市場需求的專業技能培訓、文化培訓、職業教育等等，從而使我國農業勞動力在進入非農產業就業之前，就獲得必要的職業技術訓練，增加了勞動供給的有效性，進一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我個人認為，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內，就地區而言，教育投入的重點應放在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就教育結構和人才培養結構而言，應加快擴大和提高職業技術教育的規模和水平。通過普遍提高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術(技能)水平，使我國人口紅利效應最大化。

(四)做實個人賬戶，建立可持續的養老保障體系

眾所周知，“未富先老”是中國老齡化的最大特點，老年人口絕對數和相對數的增加，將使社會負擔日益加重，社會保障資源面臨巨大壓力。而且由于農村流動人口數量巨大，必然會引起未來農村老齡化程度高于城市，這也是中國老齡化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如何進一步完善城鎮養老保障體系，如何建立一套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適合農村特點的保障體系在當前就顯得尤為重要。

我國從1997年起實行養老保障制度改革，旨在形成一個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體系。但是，由于個人賬戶存在“空帳”問題和社會統籌基金不足，使得養老保險絕大部分用于當年養老金發放，實際積累小于職工個人賬戶記賬額。這就造成改革后養老保障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個人賬戶只是名義上的，實際上整個養老保障體系仍然是百分之百的現收現付制。而根據國際經驗，支撐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障體系需要以相對年輕的人口結構，有效率的稅收體系，有效且安全的基金管理和治理機制為條件。目前，后兩個條件在我國尚不完全具備，而從第一條件看，雖然目前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仍然較大，但社會的養老負擔已經大幅度上升。實際上，如果沒有財政的補貼和擠用個人賬戶資金，養老統籌基金每年支出大于收入的數額都是巨大的，長期累積下去則會形成一個巨額缺口，現收現付制度將難以為繼。目前養老統籌的覆蓋率也很低，2002年，離退休人員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比例為84.1%，而城鎮就業人員參加比例僅為44.9%。

因此，應對老齡化挑戰，就必須選擇可持續的養老保障模式。以人口結構變化方向為依據，做實個人賬戶，實現完全的個人積累，就是一種具備可持續的養老保障制度。而從時間的緊迫上說，現在就應該從現收現付養老保障制度向完全積累制度過渡。為了支撐這個過渡，還需要把農村轉移勞動力納入新的保障體系，提高當前保障基金的繳費水平和社會供養“中人”的能力，從而實現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穩過渡。政策模擬表明，到2020年，每一種政策情形具有不同的社會養老負擔。如果把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到城鎮養老保障體系，同時，實行完全的個人積累新體制，到2020年，社會養老負擔率最低，只有25.3%，比不進行這兩項改革的情形低大約19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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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about the Function of the Population Bonus to the Economy Continuence Growth

WANG Hong-mei

(School of CPC in Taizhou，Taizhou 2253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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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紅利”是潛在的而不是現實的，類似的機遇也基本上只有一次。在2002年世界銀行發表的《世界發展報告》別指出，“人口紅利”期是為發展中國家打開的“機會的窗口”，經濟落后的國家要充分利用這一歷史性機遇，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比如韓國在1961年把家庭計劃(即計劃生育)確立為一項國策，使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隨之出現了“人口紅利”期，韓國政府抓住了這一機遇，從自身基礎條件、發展水平和國際比較優勢出發，及時捕捉和積極利用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有利時機，選擇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給予資源和資金支持，創造了令人稱羨的“漢江奇跡”。

我省的“人口紅利”期大致從1986年開始，到2029年前后結束，持續40多年。此間大體可以分為三個時段：2001年前，少兒負擔系數相對較高，總體在30％以上，老年負擔系數較低，總體在10％以下；從2002年到2016年，少兒負擔系數和老年負擔系數都比較低，總負擔系數均低于40％，也就是一個勞動力人口最多僅供養0．4個非勞動力人口，是我省人口負擔程度最輕的時段；2017年以后，少兒負擔系數仍然較低且保持穩定，大體在20％～22％上下，老年負擔系數則不斷攀升，將從20％提高到30％。能否根據不同時段的特點，充分利用“人口紅利”期。推進我省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對于實現全面小康目標，應對人口老齡化，構建和諧社會等，都具有重大意義。

加快經濟發展步伐。經驗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紅利”期，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三個方面的機遇：一是勞動力供給充分，價格便宜，如果就業充分，會創造出較多的社會財富；二是由于勞動力人口年齡構成較輕，使得儲蓄率較高，如果資本市場健全，能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加速經濟增長；三是由于人口老齡化高峰尚未到來，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財富積累速度快。過去五年是我省經濟發展速度最快、質量最好的時期，這既是省委、省政府率領全省人民抓住西部大開發機遇，實施跨越式發展戰略，推進“三個轉變”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也表明我省已經從“人口紅利”中獲益。

努力實現充分就業。就業是民生之本，也是將潛在“人口紅利”轉化為現實“人口紅利”的根本途徑。我省一方面是勞動力資源充足，另一方面是就業壓力巨大。因此，一要堅持就業優先．確立以就業優先和兼顧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模式，以擴大就業規模、降低失業水平為當務之急：二要鼓勵自主創業，從體制、政策等各方面為自主創業營造環境、降低風險，既可大量增加就業崗位，又可促進民間資金向民間資本轉變；三要加強農村勞動力轉移，從某種意義上講，獲取“人口紅利”的大小，取決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程度。特別是要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技能培訓，提高他們的就業競爭力；四要擴大高校畢業生就業，引導和鼓勵他們到基層建功立業，這是一個“人口紅利”的寶藏。

投資于教育和健康。勞動者的思想素質、文化素質和身體素質，是獲取“人口紅利”、建立人力資本的重要條件。我省人均受教育年限不高，人口素質與產業升級不相適應等問題仍較突出。一些傳染性、突發性疾病已經對人口安全構成了威脅，就醫難的問題也較突出。將公共財政優先投資于教育和健康，既是獲取“人口紅利”的必然要求，也有“人口紅利”期本身帶來的發展機遇。以教育為例，隨著受撫養少兒人口的減少，為教育的發展和人口素質的提高創造了條件，特別是為實施農村九年制免費義務教育減輕了壓力，為逐步走向普及高中教育、發展大學教育提供了可能。因此，要加大公共財政投入，盡快實現兩大基本目標：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完善公共衛生體系。同時，要構建終身教育體系和學習型社會，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人盡其才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

積極構建養老體系。在“人口機會窗口”關閉前做好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準備，也是一個必須抓住的機遇。根據國際經驗，一個國家或地區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需要20年左右的時間做準備。我省“人口機會窗口”大約在2029年前后關閉，留給我們應對的時間也就是20來年。因此，建立和完善社會養老與保障體系，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做好準備，已成為事關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的現實問題。因此建議：要加快建立城鄉養老保障制度，對城鎮主要是完善，對農村則需要加快探索建立。“人口紅利”的形成，計劃生育家庭功不可沒。因而在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時，應當首先惠及計劃生育家庭，比如農村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獨生子女死亡傷殘家庭扶助制度等，都是具有養老保障性質的“德政善舉”；要大力發展老年福利事業，由政府投入建設一批綜合性老年活動場所和設施，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社會福利領域，逐步形成以家庭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骨干的老年福利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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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業園區及周邊地區現狀的分析

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分析，*工業園區的周邊地區人口發展有如下基本特征（其周邊地區主要是指趙巷鎮，重固鎮，趙屯鎮，*鎮）。

1、戶籍人口規模較小。人口總量呈現減少趨勢，并達到保持了低生育水平，本地戶籍人口為16.72萬人，僅占常住人口總數的63%。

2、常住人口規模不斷擴張。常住人口總數為26.51萬人，其中非本地人口9.58萬人，來自于本區鄉鎮的人口總數為2.64萬人，占非本地人口的27%。來自于*其他區的為0.36萬人，占非本地人口的4%。來自于外省市的人口為6.58萬人，占非本地人口的69%。外來流動人員數量的不斷增長，反映了近年來*經濟和社會事業的較快發展，投資環境優化，社會生活穩定，對各類人員提供了較好的創業和生活空間。

3、人口流失現象比較嚴重。戶籍人口本區以外居住半年以上者為2.06萬人，占戶籍在本地登記人口總數的11%。呈現明顯的向其他地區流動趨勢。

4、人口城鎮化比例較低。在本地戶籍人口中，非農業戶籍人口僅占38%，農業戶籍人口占62%。因此，城鎮化發展的起點相對較低。

5、人口年齡金字塔呈現非常不穩定的狀態。人口年齡金字塔呈現明顯的兩頭小中間大的陀螺型不穩定結構。這樣的年齡結構，對于勞動力的供給，教育事業的發展，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等社會經濟的發展都是處于非常不穩定的狀況。

2000年工業園區周邊地區常住人口年齡金字塔

6、人口老齡化程度相對較低。相對*平均人口老齡化程度11.5%而言，目前本地人口老齡化程度7.87%相對較低。相對于國際通用的人口老齡化程度的7%而言，本地區人口剛剛進入老齡化。但是從人口年齡金字塔形狀分析，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速度將加快。勞動力的供給，養老保障等人口發展問題將越來越突出。

7、社會撫養系數較低。本地區的社會撫養系數為26.4%。也就是說，平均每4個勞動力人口，只需撫養1個非勞動力人口。這對于社會平均積累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社會撫養系數將會加速提高。

8、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由于受現有數據的限制，不能統計本地區人口的受教育結構），參照*區的總體情況。*區每萬人中的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數為306人，而*市總人口中，每1萬人中的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數是1094人，*區的平均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不足*平均水平的1/3。僅從這一指標看，目前的本地區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水平較低。

通過上述分析，對于本地區人口的總體認識可以歸結為：人口總量偏低，結構相對滯后，與擴展后工業園區及周邊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不相適應。

二．*工業園區及周邊地區人口發展的思考

適度的人口規模、合理的人口結構對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人口專家分析：*在目前新一輪發展中的定位，主要是以產業發展帶動經濟發展。發展產業的代價是損失居住的優質環境。工業園區內不宜搞大型居住區，臨近工業園區及周邊地區其居住的特點只能是針對工業園區的藍領階層，適宜于公寓式的居住特點。因此，人口規模不宜過大，同時目前的人口規模和結構又不適應新一輪發展的需要，必須擴大人口規模，以利于調整人口結構，盡可能地滿足發展的需要。

鑒于這樣的理論認識，結合當前*工業園區及周邊地區的人口發展的特征，按照人口調整的理論，人口結構的調整主要是勞動力結構的調整，調整力度為勞動力總數的60-80%可以滿足需要。因此，比較適宜的工業園區及周邊地區在55萬

工業園區產業結構、人口規模、人口結構關系到*城市化的進程。鑒于現行生育政策，到2005年，工業園區及周邊地區的戶籍人口自然增長率保持在0.5-1%左右，常住人口計劃生育率在95%，人口自然增長處在低生育水平。因此，工業園區的擴展，必須加快人口的導入，具體措施是否從以下六個方面考慮：

1、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城市化進程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產業化（尤其是第二產業）的發展，在產業化的迅速形成并集中集聚的過程中，使人口大量集聚。產業化發展還會使人口素質結構發生趨優變化。

2、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加強對農村勞動力就業適應性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素質，“西勞東輸、西勞進園區”，使農村富余勞動力想城鎮轉移，擇城居住，并帶動非就業年齡段人員進城。

3、吸納*中心城區遷移人口。過去10年，*人口郊遷了100萬，根據人口郊遷梯次擴散的規律，未來*郊區被賦予更多接納中心城區疏散人口的重任，要制訂系列配套措施，吸納*中心城區遷移人口。

4、有效調控戶籍人口機械增長。改革與完善城鎮戶籍管理政策，進一步放寬小城鎮戶口和自理口糧戶口遷移政策；分層次外來人口遷入本地，運用市場、行政、法律手段，鼓勵開發商參與園區建設；運用土地戶籍等政策，引導人口的“投資移民”和“智力移民”。積極引進有利于工業園區經濟發展所需的緊缺人才，同時要用好現有的人才，盡量避免本區人才的流失。

5、重視外來流動人口有序增長。健全全區人口綜合調控機構，制定政策、規范管理。吸引人口要注意控制年齡、受教育程度，主要吸引高學歷、年紀輕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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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有關老齡化危機的說法不時見于報端和網絡。倡導此論者大都想將文字變成警鐘，提醒國人注意中國進入老齡化階段的種種危機，暗示政府應該放松乃至取消計劃生育政策。盡管我敬重他們深沉的憂患意識，但卻不能不說：有關老齡化危機的預設很可能是偽命題。

首先，“老齡化挑戰”與“老齡化危機”是兩個概念。從上個世紀初開始，西方世界就開始面臨老齡化的挑戰，但迄今尚未遭遇我們所說的老齡化危機。

美國自上個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老齡人口增加了兩倍，國民收入則翻了三番。日本2006年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為2660萬，屬于世界排名第一的老齡化國家，可是日本的經濟仍然極為發達。基于這個事實，已經經歷了老齡化考驗的國家提出了“人口不是命運”的口號，普遍將老齡化當做應該慶賀的進步現象。

其次，中國所面臨的“老齡化挑戰”并非獨特到難以解決的地步。渲染“老齡化危機”者都強調中國“未富先老”，會遇到諸多可怕的難題。

從表面上看，這個觀點似乎言之有據：中國2011年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為9.1%（國際上公認的老齡化標準是7%），同年人均GDP僅為5449.71美元（發達國家為人均兩萬美元以上）。

不過，只要參考歷史上的數據，我們就會發現這是個成問題的假設：1950年，世界超過60歲以上人口達到8%時，美國和歐洲大部分國家的人均GDP都不到1萬美元（換算為今天的水平），也屬于“未富先老”，但“老齡化”并未阻礙它們的發展。

事實上，由于勞動人口年齡上限的增加，中國未來幾十年內并不存在勞動力短缺問題。以2011年為例，勞動力新增人數比老齡人口新增人數多1.1%。從人口預測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2010年按15～59歲計，2020年按15～64歲計，2050年按15～69歲計（歐盟已列入計劃），約從目前9億略多先增長到10億，然后逐步減少，到2050年仍維持在9億。也就是說，所謂的人口紅利遠未終結。

相反，由于產業轉型和農村勞動力轉移，中國目前仍有多達2億的待業人口，許多中年以上人群存在嚴重的就業難問題。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將為這些人提供就業機會，推動共同富裕的進程。只要應對得當，“老齡化挑戰”將帶來巨大的機遇。國人非但不會老無所依，而且將接近各盡所能的境界。由此可見，強調“未富先老”者預先設定了老年人的非生產性角色，其偏頗的立場決定了他們難以作出合理的判斷。

最后，渲染“老齡化危機”者忽略了人類面臨的一個根本危險：巨大的人口壓力正在使生態系統走向惡化。在許多擔憂“老齡化危機”的人眼里，“白發蒼蒼，搖籃空空”是個可怕的征兆，但實際情況恐怕恰好相反。

篇10

    生育意愿支配著人們的生育行為。長期以來,“多子多?！钡膫鹘y生育文化影響著我國農村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導致農村的多生行為,“多孩”成為家庭的普遍選擇。然而在計劃生育政策、社會經濟發展以及人口流動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傳統“多子多?！鄙^念遭受巨大的挑戰。以工業化、市場化為特征的現代經濟侵蝕傳統的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小農經濟;強勢的計劃生育政策從制度上嚴格約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選擇的空間;大規模的“鄉城”人口流動對農村多孩生育觀念帶來巨大的沖擊,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在不斷弱化,農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經由多生、早生,轉變為自愿少生、晚生;從重視孩子數量逐漸轉為重視孩子的質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數量”的變化是這種轉變的直接體現。2006-2007年,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顯示[11],在無計劃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數為1.45,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遠。以現行的1.5個子女作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斷標準①,江蘇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農村家庭對孩子數量的選擇空間極為有限。相關學者估算,我國農村地區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體上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選擇空間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與孩子數量之間進行的艱難抉擇。從政策生育水平來看,農村政策生育水平遠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轉變增長勢能消退后,負增長的人口政策將累積人口負增長慣性。

    近年來,受城市發展的推動以及人口流動阻力的減小等因素的影響,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向城市。西方學者在研究生育率轉變過程中,就提出現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轉變的基本決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的重要方面[14]。而針對我國的實證研究也證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觀點、生育文化對常年居住于城市的農村青壯年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城市化顯著減緩了我國人口的增加[15],有過外出流動經歷的農村婦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沒有外出經歷的農村婦女[16]。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將推動農村生育模式轉變。從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狀態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與實際生育水平存在差異。事實上,由于經濟、政策、流動等條件的限制,人口的實際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長期以來,我國存在生育的城鄉二元結構,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農村地區低。不過近年來,農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斷下降,因而城鄉生育水平正逐漸趨同?！傲铡睌祿@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44,遠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鄉生育水平的趨同態勢較為明顯。這也表明,農村育齡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不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許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許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無法克服因生育帶來的巨大成本而放棄生育,進而造成實際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現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實際生育水平的梯級遞減特征。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也顯示,擁有二孩生育權的婦女中,沒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過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個孩子比例不足4%。放棄二胎現象表明,在農村地區,一胎化已有內化為個人自覺生育選擇的趨勢。這種自覺的超低的實際生育水平已經在人口內部累積起巨大的人口負增長慣性,這一現象值得警惕。

    在這種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下,農村地區實際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積巨大的負增長慣性。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農村地區0歲組人口規模由2000年的934萬人減少至2010年的841萬人,年均減少近10萬人。如果按照這一變動趨勢,2022年,農村地區0歲組人口將不足400萬人;由于出生人口的減少,農村少兒人口(0-14歲)規模由2001年的2.06億人減少至2010年的1.17億人(圖1),減少0.89億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處于“少子化”狀態,并處于“嚴重少子化”①的邊緣。這種長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實際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內部累積了巨大的負增長的慣性,農村人口未來將遭遇負增長已成定局。同時,少兒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動整個農村人口結構的老化(圖2、圖3)。假設以2010年農村各年齡人口規模為基礎,0歲組人口規模以2000-2010年間變化趨勢為準,并假設年齡死亡率不變,2030年,農村人口年齡金字塔將如圖5所示。金字塔圖表明,2030年,中國農村少兒人口與老年人口(60歲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別達到15.7%和26.3%,屬嚴重的“少子老齡化”狀態。

    二、農村人口勞動力虧損

    城鄉二元體制下,我國缺乏明確且有效的城鄉均衡發展的政策和途徑。相反,國家政策長期傾斜于城市的發展。我國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節節攀升,而與之相對應的農村,種地不賺錢成為一種普遍狀態(參見表1),我國城鄉發展差距越來越大。失衡的城鄉發展,也帶來了城市社會對農民身份的偏見與歧視,農民對自己的身份也容易產生較強的自卑感,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厭離農業,“跳出農門”、“遷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強烈。由于推拉合力產生了城鄉之間巨大的勞動力遷移勢能,農村勞動力轉移順勢而出。

    然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并不完善、勞動力市場尚不完全,農村勞動力轉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驅使下,很難形成有序、合理的城鄉勞動力流動。這種失靈的勞動力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盲目性與沖動性,并造成農村人口虧損。據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2011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53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58%(參見圖6)。其中,外出農民工總量達到1.59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36.4%。相關學者研究也顯示,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已經結束,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劉易斯拐點”①已經出現[19]。據估計,2006-2010年間,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在0.3~1.8億人之間(參見表2)。而2011年我國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08年起,我國農民工總量已達到2億人以上,其規模均超出學者們所推算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即農村勞動力凈剩余規模由正轉為負,出現城市、農村爭奪勞動力現象。近年來東部發達省區出現的“民工荒”、農民工工資上升等現象則是對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直接佐證。200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②調查顯示,74%的農村已無可以進城打工的“剩余勞動力”,僅有25%的農村還有40歲以下的勞動力。2011年6月,中央國家機關青年“百村調研”發現,河北、山西、湖南、內蒙古等其他省(區)的情況,大致情況類似,本來是農業大省的中部廣大農村地區,年輕人變得越來越少,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現象將越來越普遍。

    政府的政策鼓勵加快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步伐。一方面,農民工外出務工,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另一方面,農民工外出務工,為城鎮的發展提供了充足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資金流。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顯示,每年農民工為城鎮發展帶回的資金流高達數千億元。農民工外出務工帶回的資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鎮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城鎮發展資金不足的狀態。這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貧困地區政府鼓勵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熱情。國家出臺的很多政策弱化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中間障礙,甚至鼓勵有能力的勞動力出國打工。這種單向的政策鼓勵導致能進城的都進了城,農村真正全職的“種養”勞動力幾乎沒有,這也成了一種普遍狀態。這種“只推不拉”的單向政策加快了中西部農村凋敝的步伐。

    能夠保障村莊安全、發展、幸福所需要的年輕人口的缺乏,農村凋敝、衰退甚至村落消失的景象已經出現③。這樣的景象絕非個別,甚至在鄉土中國不斷蔓延。據《中國統計摘要2010》的統計數字顯示,全國的村民委員會數目,從2005年至2009年逐年減少,分別為62.9萬、62.4萬、61.3萬、60.4萬、60萬。平均計算,全國每年減少7000多個村民委員會。這說明,在中國這個曾以農業文明興盛的廣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個行政村正在消失。由于沒有充足的勞動力,農村土地撂荒日益嚴重。國土資源部調查發現,我國每年撂荒耕地達到3000萬畝,10年則達到3億畝,數量驚人。由于勞動力短缺、種糧效益較低等原因,農民對發展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興趣不大,有的村落耕地撂荒面積達40%以上,并且還存在“隱性撂荒”現象,本來可以種植雙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種了單季稻③。種糧農民不足的問題已經出現,再過5~10年,這些老人無法勞作之時,種糧主產區的勞動力將后繼無人①。

    在相當長時期內,我們認為中國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現在卻出現了“供給缺口”。即便總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在2020年提升至更替水平(TFR≈2.1)并能保持穩定,我國也將長期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26]?！傲铡苯y計數據表明,我國僅有海南、新疆、貴州、廣西四省的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位于1.5~1.8之間,其余省份均低于1.5水平,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北京、上海、天津、遼寧、黑龍江、吉林六省市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低于1,已進入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水平。雖然我國生育率長期存在二元城鄉結構差異,但生育率相對偏高的農村地區也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這是發人深省的事實。同時,“六普”數據顯示,我國城市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為0.882,農村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438,比世界發達國家水平還要低0.262②,反彈乏力,這也是造成勞動力后備資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吨袊擎偸I報告》③稱,未來我國農村從事農業的年輕一代(16-25歲)勞動力,其在農村戶籍勞動力中的比重已不足兩成。造成農村人口無法維系“無限供給”的狀態,并出現勞動力“供給缺口”。

    人口城鎮化一方面通過轉移農村過剩人口,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另一方面,城鎮化吸走的農村人口不一定是過剩勞動力,相反地,倒可能是必要勞動力和精英勞動力。因為遷移行為是具有選擇性的,那些處于青壯年時期的人口以及擁有較高學歷的人口更有可能選擇遷移。這樣過度而且具有選擇性特征的人口轉移所帶來的就不是“人口適度”和“人口紅利”,而是農村“人口虧損”和“人口負債”。這也告訴我們,人口城鄉、區域間的合理分布,是實現城鄉、區域均衡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農村無農民不穩,無農民不旺,農村勞動力轉移既要有序,也要均衡;既要加快城市的發展,也要推進農村的進步,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長期以來,城市與農村發展密不可分。沒有穩定的農村,城市將很難實現持續發展。沒有興旺的農村,城市將很難有持續的繁榮。沒有新的農民人口補給進來,農業發展將缺乏人口保障,城市也將因為沒有興旺的農業、農村作為后盾而失去發展的基礎,這也是當前“無農不穩”的新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