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短缺計劃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勞動力短缺計劃，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勞動力短缺的時代真的來臨了嗎？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在近期于北京舉行的進城務工人員職業培訓專題研討會上預測，2009年全國城市將普遍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

盛世聞危言。自2004年珠三角地區首次拉響民工荒的警報以來，每年春節過后，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人才市場上，“急招拖拉機駕駛員、急招大灶廚師、急招營業員”類似的招聘廣告鋪天蓋地。現在，民工荒蔓延至內陸省區。今年春天，安徽省勞動保障廳發起了“春風行動”，省內各級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將全面向進城務工人員開放，并提供免費的就業服務，力圖通過一系列措施將農民工留在本省企業，以填補當地的用工缺口。

由蔡主持的一項有關中國勞動力供給狀況的研究表明，國內勞動力供給高峰即將過去。2004年，中國農村外出勞動力增長率為5年來最低，勞動力供給增長率首次出現下降，預計到2011年，勞動力供給量不再增加，2021年勞動力總量開始減少。報告預測，進入勞動力“有限剩余”階段后，勞動力市場上將經常出現結構性短缺現象。主要表現為：地區性短缺、部門性短缺、勞動力技能和年齡結構性短缺、工資趨于上漲、勞動關系和勞動力規制向有利于勞動者變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的一項調查表明，當前全國20％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已經所剩無幾，在中部地區的許多村莊，16歲到25歲的青壯年越來越少。主持這項調查的韓俊說，“勞動力短缺是目前中國農村正在發生的一個重大變化。”

江蘇省統計局的數據也印證了上述調查結果。江蘇省統計局于去年12月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今后5年，該省勞動力供給量將呈逐年減少的趨向，而勞動力需求則逐年增加，就業壓力將在一定范圍內得到緩解。蔡說：“目前中國新增勞動人口與新增需求已基本達到平衡，雖然近期中國還不會出現勞動力絕對短缺，但結構性短缺的端倪已顯現，今后每年都會發生供給缺口。”

“地方政府、企業界和農民工都在利用民工荒這一契機調整自己的策略和行動，農民工由被去權的一群開始走向‘增權’和‘自我充權’行動。”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黃巖博士對《經濟》記者表示，民工荒促進了企業勞資關系的調整，同時也促使政府不得不正視因勞動力短缺所帶來的產業衰退、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和政績形象的損失。

而今年4月，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信息中心對全國103個城市勞動力市場職業供求信息顯示，一季度全國勞動力的供給仍大于需求。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侯東民教授對《經濟》記者表示，談勞動力過剩或短缺，任何國家都指的是勞動年齡人口，而不是指40歲或35歲以下勞動年齡人口。因此，只要農村從事第一產業勞動力數量仍在3億水平，就沒有任何理由講，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問題已經接近解決、勞動力短缺時代已經來臨。

劉易斯拐點

目前肇始于沿海地區并且蔓延于全國的勞動力短缺不是暫時性的現象，勞動力供給長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將發生逆轉――專家指出，“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征兆已經日益明顯。

“從勞動力充分供給變化到短缺，在發展經濟學上叫劉易斯轉折點，這個點就是一個階段變化。”蔡解釋說，按照發展經濟學的觀點，剩余勞動力被吸收殆盡的時刻，就意味著二元經濟結構特征開始消失，劉易斯轉折點就會到來。劉易斯轉折點是一個經濟發展概念，但對這個轉折點本身進行判斷，卻與勞動力供求的長期格局變化有關。

對于劉易斯拐點的判斷，學界仍然存在較大的爭議。侯東民教授認為，中國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存在的事實與劉易斯拐點出現的前提并不相符。他估計目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必然還在一億以上。

根據侯東民的分析，目前我國農業勞動力40歲到64歲約有3億，其中考慮到15歲到39歲年輕人口中部分仍滯留農村，外出打工人口也并非完全脫離了農業勞作，而在城市就業市場中農村40歲以上人口已經難以找到工作，可以推斷當前被廣泛引用的我國農業勞動力中第一產業勞動力約3億的統計數據基本是可用的。這意味著，目前我國農業勞動力中確實有大量勞動力冗余。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同樣不難發現，這些冗余勞動力由于年齡關系，卻相當部分不再可能為第二、三產業就業市場所吸納，可能長期沉淀在農業之中。

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劉易斯轉折點的出現常常伴隨著兩個標識性變化。首先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其次是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繼人口自然增長率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持續下降之后，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從80年代也開始了下降的過程，本世紀以來下降速度明顯加快，預計在2017年左右停止增長。

蔡表示，如果把勞動年齡人口看作了勞動力供給的基礎的話，上述趨勢也就意味著在經歷了一個中國特色的二元經濟增長階段之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正在消失，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初見端倪。2004年開始出現的以“民工荒”為表現形式的勞動力短缺現象，已經從沿海地區蔓延到中部地區甚至勞動力輸出省份，并且推動了普通勞動力工資的上漲。與此同時，城市失業率攀升和勞動參與率下降的趨勢也得到遏止。這些都是勞動力市場變化的征兆。

如果劉易斯拐點真的即將來臨，那么它會給中國經濟帶來哪些影響呢？

首先的問題是城鄉勞動力普遍短缺。從表面上看，近年來，似乎每年新增就業尚不足以吸納全部城鄉剩余勞動力。但由于就業統計不能全面涵蓋真實就業，統計數字反映的就業數量遠小于實際就業人數。譬如，在建筑行業，1個正式納入統計的職工，通常可以帶動5個到10個未納入統計的勞務工。而在許多大型國有企業，這種沒有納入統計的工人也占到全部就業者的一個很大比例。在農村，除去進入鄉鎮企業就業、轉移到城鎮就業以及農業生產需要的勞動力，所謂的“剩余勞動力”，實際上是就業受年齡、性別、家庭狀況和其他因素制約的勞動年齡人口，他們的就業選擇范圍相對有限。

另一個顯著影響是，普通勞動者工資上漲，從而使勞動力成本提高。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城市正規勞動力市場每年都經歷著兩位數的工資上漲，這不僅發生在壟斷行業，也發生在那些主要吸收普通勞動者就業的制造業等行業。在城市就業的農村流動勞動力的工資提高速度甚至更快。根據對5個大城市的調查，2001年到2005年期間，外來勞動力小時工資的提高速度，比城市本地勞動者高64％。勞動力成本的這種變化趨勢，已經對外商投資傾向和企業經營狀況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這個影響不一定是壞的影響。”蔡表示，過去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入，包括資本的投入和勞動的投入，取得經濟增長效果。我們在這種資源相對豐富的時候，為什么不充分利用呢？但勞動力供給已經發生變化了。劉易斯拐點出現為經濟增長方式和產業升級轉變提供了一個契機。

人口紅利衰減

“中國不存在所謂的人口紅利期，這個根本就是假命題。”侯東民對記者表示，人口紅利和人口紅利期是兩碼事。

人口紅利期是指在社會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導致少兒比例降低，勞動人口比重自然上升，老年人口比例還未達到較高水平，而形成了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階段。侯東民表示，人口紅利期是否意味著現實中可以獲得人口紅利，則有待商榷。目前國內有關“人口紅利”研究，對此給予了高度肯定的答復。侯東民介紹說，其研究方法是借鑒自國外，用以年齡結構衡量的社會撫養系數來研究我國“人口紅利”問題。侯對這種方法表示質疑，他表示用以年齡結構衡量的社會撫養系數統一評價各國這一人口紅利期的人口與經濟關系的研究路徑并不恰當，其原因是世界上有著迥然不同的兩種生育率由高到低的轉變。

侯東民介紹說，以西方為代表的人口轉變，是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的自然結果，出生率降低，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加上勞動力基本充分就業，就可能使社會經濟得到額外的推力，其人口紅利期與人口紅利可以是統一的。但中國人口轉變是在較低經濟水平下，人口迅速膨脹導致人口問題，社會采取控制措施而形成的人口轉變。控制措施較迅速地發揮作用后，隨以往生育旺盛期及高峰期人口進入勞動年齡，也會跟著凸現勞動力的豐富。但此時勞動年齡比重大，數量多，更多的是人口問題的慣性表現，而非人口紅利到來。

堅持中國存在人口紅利期的學者認為，中國目前以及今后15年左右處于“人口紅利”黃金時期。如何制定正確的老年保障以及其他相關的社會經濟政策，充分利用“人口紅利”黃金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機遇，及早為應對2020年以后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較高比例與勞力資源衰減，“人口紅利”機遇期中止而將造成的嚴峻挑戰做好準備，應該是當前未雨綢繆的問題。

“人口轉變及其帶來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是一個不可逆的變化過程。”蔡說，在這個過程中，個人的生命周期和代際更替之間的相互疊加，通過勞動供給、儲蓄和科技進步等渠道來對長期經濟增長施加影響。這個階段大約持續到2015年前后。此后，人口老齡化加速將給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目前我國就業壓力表現在城鎮下崗和失業現象嚴重、農村勞動力等待向非農產業轉移和每年有數百萬到上千萬新增勞動力等方面，造成失業率提高和勞動參與率下降。蔡表示，首先，中國經濟在短期內還不會喪失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從而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的國際競爭力；其次，即使在將來勞動力出現絕對短缺，資源稟賦結構發生了實質性變化的情況下，只要能夠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仍然可以獲得動態比較優勢的收益，尋找到新的經濟增長源泉。

面對未來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齡化、人口紅利緩慢流失的情況，蔡建議首先要轉變政府職能，應按照市場經濟通則，準確定位并矯正政府職能，避免人為干預產業結構和勞動力工資的市場形成機制，發育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其次，改善就業、再就業環境，釋放勞動力供給的制度潛力。最后是投資于人的發展，強化教育普及和職業培訓，人力資本質量的提高則更具報酬遞增和可持續增長的功效。通過對勞動者本身的投資，用質量替代數量，是預防勞動力短缺的未雨綢繆之舉。

政策調整契機

對于劉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期的是否存在，爭論仍在繼續。但眼下面臨的重大難題卻仍等待求解：一方面農業勞動力仍有大量冗余，另一方面勞動力供給卻不對稱地出現萎縮的現象。

“經濟高速增長，但失業率卻居高不下。”蔡分析說，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中國的就業增長主要是通過中小企業、民營經濟以及非正規經濟，通過逐漸發育起來的勞動力市場機制所創造的。另一方面，城鎮實際失業率也持續提高，勞動參與率逐年下降，政府主導投資帶動的就業增長效果十分不顯著，從而導致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沒有顯性的就業增長。他認為，目前的高失業率，有很大的部分是自然失業率，主要由于勞動力市場不健全、產業結構調整和各種不利于就業擴大的規制而產生。

對此，侯東民認為，在政府沒有適當調控情況下，市場的力量就導致企業越來越傾向只利用最低成本的勞動力，且只利用這些勞動力其勞動生命最年輕的時段。年輕農業人口進城也導致我國城市常住人口不斷膨脹，在城市勞動力需求旺盛背景下，城市40、50人口下崗現象同時愈演愈烈，致使城市人口實際退休年齡已經遠低于法定退休年齡。

有學者指出，現在已經到了計劃生育和戶籍制度政策調整的時機。

目前，我國人口政策已經允許雙方是獨生子女的家庭生兩胎，在政策上避免了“四二一”家庭結構的產生。日前，中國計劃生育協會有關人員表示，我國還將繼續穩定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不過國家已經把生二胎的權力下放給各省市人大自行規定。這使得一直以來被社會所關注的“二胎政策能否松動”的問題再次被推上前臺。 據了解，目前一些省、市、自治區已經開始考慮逐步調整計劃生育政策。一些省、市取消了二胎生育間隔政策或者將該政策適度放寬。而上海等省、市出臺規定，允許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家庭生育第二胎。

由于城市戶籍人口中50％以上已是改革開放以來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許多有兩個以上孩子，這些非獨生子女的孩子才是“普遍放開二胎”政策在城市真正受益的人群。因此，侯東民不贊成目前提出“普遍放開二胎”政策。他認為，我國人口政策應視社會發展而定，以穩定政策為主，必要時可以微調。

篇2

關鍵詞：勞動力需求；勞動力供給；趨勢

中圖分類號：F24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7-0124-03

一、泰州市勞動力供求現狀[1]

適齡勞動力人口是國家限定的勞動年齡界限內的人口，不同國家對勞動年齡有著不同規定。下文采用國際統計口徑，統計的適齡勞動力人口為15—64歲人口。由于在校學生（在校學生是指在適齡勞動力人口范圍內，由于正在接受各種類型的教育而不能參與社會勞動的人口）、喪失勞動能力者，這些人不能參加勞動，計算勞動力供給數量時應予以扣除；超過64歲還在工作的應該計入勞動力供給。2010年，泰州市勞動適齡人口總數為3 402 197人，勞動適齡人口中的在校生人口規模總共為184 940人，喪失勞動能力人口40 880人，超過64歲還在工作的人口為212 840人。勞動力供給=適齡勞動力人口-在校學生-喪失勞動能力者+超齡工作者=3 402 197-184 940-40 880+212 840=

3 389 217。相對于2010年的就業人數2 771 660人，存在超額供給617 557人。

二、泰州市2015—2100年勞動力供給數量預測

（一）相關人口預測

根據育齡婦女（15—49歲）計算的泰州市一般生育率（一年內出生人口/該年年中育齡婦女數），2000年為28‰，2010年為28.5‰，生育率水平比較穩定。由于一般生育率不像粗出生率容易受人口總量影響，因此，假設泰州市以后的一般生育率水平保持28‰不變。2000年新生嬰兒性別比1.19∶1，2010年新生嬰兒性別比1.17∶1，假設未來新生兒的性別比=（1.19+1.17）/2=1.18。在假設泰州市人口性別特征、生育模式、死亡模式、遷移規律不變的條件下，根據2000年和2010年兩次人口普查的泰州市常住人口資料，通過生命年齡移算法算出相關年份的總人口，計算出總人口、適齡勞動人口、65歲及以上人口，如表1第2列、第3列及第4列所示。

（二）勞動參與率預測

經濟活動人口包括就業人口和失業人口，勞動參與率是計算這兩者之和與勞動適齡人口的比例，是用來衡量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狀況的指標。泰州市2000年勞動適齡人口33 897 81人，就業人口2 963 060人，失業人口90 550人，勞動參與率等于（2 963 060+90 550）/3 389 781=90.08%。2010年，勞動適齡人口3 402 197人，就業人口2 771 660人，失業人口56 150人，勞動參與率83.12%，勞動參與率呈下降趨勢。經濟現象表明，隨著經濟發展，勞動參與率必然呈下降趨勢，參考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勞動參與率變動規律，考慮到泰州市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當前未富先老的實際情況，預測泰州市未來的適齡勞動力人口勞動參與率保持83%不變。2010年，65歲及65歲以上的經濟活動人口212 840人，65歲及65歲以上人口663 080人，勞動參與率32.1%，預測未來老齡人口勞動參與率為32%。

（三）勞動力供給數量預測

勞動力供給數量=勞動適齡人口×勞動參與率+老齡人口×老齡勞動參與率據此計算出泰州市勞動力供給數量如表1第5列、第6列及第7列所示。計算結果顯示，2015年后勞動力總供給數量逐年減少，2050年時勞動力總供給數量僅有2010年的一半不到。

三、泰州市勞動力需求數量預測

（一）就業彈性系數和經濟增長率預測

經濟增長和就業之間存在緊密關系，一般用就業彈性系數來反映。如果用地區生產總值GDP表示經濟發展水平，用L表示勞動力就業數量，則就業彈性系數可以表示為：E=ΔL/L/ΔGDP/GDP。就業人數增長速度=就業彈性系數×經濟增長速度，計算2000—2010年泰州市就業彈性系數和經濟增長率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可以看到勞動力需求數量和總就業彈性系數與經濟周期關系密切。由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泰州市對勞動力需求降幅最高，年末就業數量比上年減少4.96%。2000—2003年泰州市仍處于經濟下降期，雖然GDP年增11%，但就業依然受大環境影響而減少，就業彈性為負值。2004—2008年經濟上升期，泰州市對勞動力需求逐年增加，2008年需求增速（比上年）高達5.8%，就業彈性為正值并達到最高點0.429。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經濟又進入新一輪經濟下降期，2009年和2010年兩年勞動力需求降到0.97%、0.18%的低增長水平，對應的就業彈性系數雖然為正，但卻極小。根據經濟周期的循環往復性，假設今后每十年發生一次經濟危機，考慮到制度建設的不斷完善，假設一個經濟周期中4年是經濟下降期，6年是經濟上升期，取經濟周期下降期的就業彈性系數平均值-0.077為一輪周期中4年的就業彈性系數，取經濟上升期就業彈性系數的平均值0.209為6年的就業彈性系數。

經濟增長率和經濟周期也密切相關，用上文取彈性系數方法，預測經濟下降期GDP增長率為12%，預測經濟上升期增長率為15%，考慮到長遠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式增長進步為集約式增長，增長率不會如此之高，因此上述方案作為經濟增長率高方案進行后文預測。根據其他國家經濟增長的規律和中國國情，本文預測中方案為經濟下降期增長率為8%，預測經濟上升期增長率為10%。預測低方案為經濟下降期增長率為4%，預測經濟上升期增長率為6%。

（二）勞動力需求預測

某年勞動力需求人數=上年勞動力需求人數×（1+就業彈性系數×經濟增長速度），根據三種不同GDP增長方案和就業彈性，計算出泰州市對勞動力的需求。結合勞動力供給，計算出對應的供求缺口，如表3所示。

三、泰州市勞動力供求變動趨勢及原因分析

如果今后的發展速度是按照高方案GDP增長率，2015年泰州市勞動力供給短缺86 706人；如果是中方案，2015年勞動力依然超額供給11 786人。從2020年開始，不管按照哪種方案的增長率，勞動力供給都是短缺狀態。2030年高方案顯示勞動力短缺超過100萬人，其他兩種方案短缺不足100萬人。三種方案皆顯示隨著時間推移，勞動力供給短缺情況越來越嚴重。

導致泰州市未來勞動力供給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當前一個家庭只要一個孩子的生育制度。泰州市是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較好的地區，而且有很多可以生二胎的家庭放棄了生二胎指標。2000年，泰州市總和生育率1.02，而2.0左右的總和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這個水平人口會增加，低于這個水平人口會減少。1.02總和生育率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長此以往會導致人口不斷衰減。如果泰州市按現行生育政策，根據計算結果可以看到從2015年開始，總人口、適齡勞動力人口、0—14歲人口持續降低，而65歲及以上人口在2035年以前一直增長，2035年達到最高點1 130 637人，然后開始遞減。自2040年開始，人口比例進入穩定期，0—14歲人口占總人口8.4%左右，適齡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55%左右，老齡人口占總人口36.6%左右，社會撫養比維持在80%左右的高位水平。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標準，如果一個國家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總人口數的10%或者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以上，那么這個國家就已經屬于人口老齡化國家。按照這個標準，泰州市老齡化程度非常嚴重。前文預測未來老齡人口勞動參與率為32%，表1第8列顯示老齡勞動力人口占總勞動力人口20%左右，如果未來老齡人口勞動參與率較低的話，勞動力供給短缺缺口會進一步擴大。

導致泰州市未來勞動力供給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二是行業對勞動力需求的不同。泰州市各行業對勞動力需求變化差異較大。有些行業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例如農林牧漁業對勞動力需求在2000—2010年間以每年7.28%的速度遞減。有些行業對勞動力需求在增加，例如，采掘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高達21.7%，房地產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為11%，批發和零售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為5.6%，建筑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5.4%，金融保險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為5.1%，制造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4.8%。上述行業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對勞動力需求數量較多，這些行業的不斷發展也會使勞動力供給缺口進一步擴大。

四、促進泰州市未來勞動力供求平衡的對策

（一）放開生育政策

為了避免未來勞動力供給短缺不斷擴大的趨勢，應該從現在開始逐步調整生育政策，在逐步放開的階段要注意人口的發展質量。例如，從現在起到2020間前可適當放開生“二胎” 的政策。根據泰州市處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人數變化趨勢來看，2010年育齡婦女259 704人，2015年277 665人，2020年208 220人，此后一直平穩減少。因此，可以選擇2020年作為全部放開生育政策的起始年，因為該年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大幅度降低，這時全部放開生二胎政策比較合適，不會使人口有突然的爆發式增長。同時，要考慮到隨著經濟發展，家庭的生育觀念會發生改變，例如，養育孩子成本增加、社會保障完善等都會導致生育率降低，屆時要出臺相應的鼓勵政策刺激人們生育二胎。

（二）優化產業結構

每個產業對勞動力需求的質量和數量均有不同，可以通過優化產業結構來促進勞動力供求平衡。首先，應提高第一產業生產率。例如，大力推進農業機械化，解放農村勞動力，促進城鎮化進程，配合相應制度保障，使更多農村人口進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其次，繼續發展第二產業。在2020年以前注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解決勞動力超額供給問題；在2020年后，要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尤其是2030年以后，企業必須通過自身的轉型升級來提高生產率，大幅度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緩解勞動力供給短缺問題。

篇3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由于實行了以“提高人口質量、控制人口數量”為目標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得以在較短時間內完成了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人口轉變過程。與這種變化相伴隨的，則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

根據許多發達國家的經驗，人口轉變通常要經歷一些共同的階段。第一階段特征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從而導致低自然增長率；第二階段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導致高自然增長率；第三階段則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導致低自然增長率。如果按照這一自然趨勢發展的話，中國可能會像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持續處于第二階段。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則使中國的生育率開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控制。到本世紀伊始，中國用不到30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經過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的過程。與同等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較早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2003)，“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2 Revision"，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ited Nations

目前，中國的人口數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表現出持續的下降。1971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為5.4，從那以后，這個指標大幅度下降到2，即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一般為2.1)以下。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7左右，遠遠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相當于發達國家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來，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一直低于10％o,2003年略高于6％0,2004年進一步降到6％0以下。

相應地，中國人口年齡結構也發生了變化，老齡化水平不斷提高。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65歲及以上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為44％，1964年為3.6％，1982年為4.9％，1990年為5.6％，2000年上升到7％。按照聯合國確定的標準，2000年，中國已基本進入老齡化階段。而根據2004年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數據測算，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進一步上升到8.58％。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已經從早期年輕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典型金字塔型，轉變為老年人口增加、中間年齡人口占主要地位的近乎橄欖型。而根據聯合國人口局的預測，2050年按照年齡結構刻畫中國人口金字塔將是一個倒置的形狀(圖1)。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農村向城市流動的人口年 Population DivisiOn．齡較輕，大規模勞動力流動的結果導致城鄉老齡化程度差異已經逆轉。以往人們認為，農村的老齡化程度低于城市，所以通過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可以“削峰填谷”，在一定時期內延緩城市老齡化速度。實際上，2000年人口普查是按照常住人口而不是戶籍所在地進行的城鄉分類，該次普查數據顯示，鄉村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達到8.1％，已經高于鎮(6％)和城市(6.7％)的老齡化比率。這表明，迄今為止，人口流動已經填補了城鄉老齡化程度上的差異。事實上，如果考慮到流動人口的因素，農村比城市有更嚴重的老齡化問題。

二、未富先老影響勞動力供給

按照規律，人口老齡化是人口轉變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也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我們收集了全世界129個國家的數據，運用非參數估計方法，給出了按購買力平價折算的人均國民總收入與勞動年齡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的關系。非參數估計是一種強有力的描述性分析工具。這種估計方法事先不對函數形式做出任何假定，而是讓數據“自己說話”。非參數估計有幾種不同的估計方法，我們這里運用的是LOWESS估計法，選擇的帶寬(bandwidth)為0．75。

圖2中的左圖，給出的是2005年人均國民總收入(對數形式)與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對數形式)的關系。在圖中，我們標出了中國所處的位置。兩者的關系是這樣的：在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較低時，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隨著人均國民總收入的上升而提高，當人均國民總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擬合線的斜率降低，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逐漸下降。圖2中的右圖給出的是2050年人均國民總收入(對數形式)與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對數形式)的關系。從圖中可看出老年人口比例與人均國民總收入呈現這樣一種關系：隨著人均國民總收入的提高，老年人口比例不斷提高，當人均國民總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擬合線的斜率提高，老年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越來越快。

如果中國的老齡化過程不是由于特有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而提前催生的，與其他國家相比則沒有什么特殊之處。從政策措施上看，我們只需參照已經出現老齡化的其他國家的經驗，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即可應對老齡化帶來的各種問題。然而，中國的人口轉變，是在經濟社會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的雙重作用下，特別是以后者效果為主的情況下實現的，相對來說，它不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這使得中國的老齡化與其他國家經歷的老齡化有巨大的不同。也就是說，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尚較低的情況下，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過早地迎來了人口老齡化，產生了其他國家未曾遇到的問題，構成特殊的政策挑戰。

從圖2的左圖和右圖看，中國都處于擬合線的上方，表明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都高于平均水平。不僅說明中國過早地迎來了人口老齡化，而且表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也提早上升。這是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使得中國的生育水平在短時間內下降，少年兒童人口比例急劇降

圖2 人均收入水平與人口年齡結構的關系

注：按購買力平價折算的人均國民總收入為2001年數據，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為2000年數據。資料來源：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lndicators，Washington D.C，2003．低，老年人口比例相應迅速提高。在一定時間內，少年兒童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高于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幅度，帶來了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相對上升。在圖2的左圖和右圖中，中國都恰好大約處于擬合線斜率開始發生變化的位置。這表明，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將不斷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將不斷上升。這整個變化軌跡將形成中國“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畫面。

通常，人口老齡化不僅表現為老年人口比例的

提高，還表現為少兒人口比例的下降，以及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動態。觀察圖2中顯示的整體趨勢也會發現，中國的老年人口比例不僅將持續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越來越快，而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將趨于減緩。根據聯合國提供的預測數據，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會不斷上升，此后則處于下降態勢。從絕對數量看，勞動年齡人口在2015年左右達到峰值，為10億人左右，然后會逐漸下降。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預測同樣顯示，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2013年左右達到最高值72.1％，從絕對數量看，在2016年左右達到最高值，為9.97億人左右，隨后將逐年下降。

如果將勞動年齡人口細分為四個小組，即15―24歲、25―39歲、40―54歲和55―64歲組來觀察也可以發現，2000―2030年，15―24歲和25―39歲組占總人口的比例都持續下降，與之相反，55―64歲組的比例處于上升趨勢，40―54歲組的比例則是先升后降。也就是說，不僅中國的人口整體上趨于老齡化，勞動年齡人口本身也呈現老齡化的趨勢。此外，由于15―24歲組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需要接受高等教育，55―64歲組也有一部分會退休，也都會導致勞動力供給的減少。

所有的預測結果都顯示了一個重要的信息：今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和相對比例的變化，將不同于長期以來我們觀察到的趨勢，從動態的角度看，勞動供給狀況不容樂觀。這與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對勞動力所產生的需求構成了明顯的矛盾。

三、勞動力需求將繼續增長

中國30余年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結果，不僅最大限度地控制了人口總量，在一定時期內緩解了人口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緊張關系，也通過較早贏得年齡結構優勢，為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勞動力資源豐富成為中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最基本的優勢之一，勞動密集型產業也成為中國產業的比較優勢所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產業結構特別是工業結構的調整，基本上是按照這一比較優勢指示的方向進行的。

在整個改革開放期間，中國的經濟活動人口和城鄉就業人口始終保持龐大的規模，并不斷擴大。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勞動力絕對數量的不斷增加，經濟活動人口由1978年的4.07億人，增加到2004年的7.68億人，城鄉就業總量也由1978年的4.02億人，增加到2004年的7.52億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城鄉勞動參與率保持在80％一90％的水平上，高于大多數國家。研究表明，中國總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1982―2000年期間，總撫養比下降推動人均GDP增長速度上升2.3個百分點，大約對同期人均GDP增長貢獻了1/4左右(王德文、蔡防、張學輝，2004)。這是中國經濟增長借助于人口紅利的直接證據。

在全球化時代，資本和商品基本能夠在國際間自由流動，但勞動力的國際流動依然困難，而中國的比較優勢恰恰主要體現在勞動力資源方面。因此，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的經濟發展仍然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服務業和制造業作為吸納勞動力的兩大部門，有著相當大的發展潛力，因而對勞動力有著很大的需求。此外，其他產業和部門的發展，也需要相當數量的勞動力。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平均在0.2左右，意味著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業增長大約0.2個百分點。雖然這個就業彈性并不令人滿意，也反映了經濟增長終歸要形成對勞動力的需求。

根據我們對“十一五”時期非農產業的勞動力需求和城市勞動力供給之間匹配關系的觀察，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已經開始下降且有加速的趨勢(圖3)。在設定的高位非農經濟增長率和高位非農就業彈性的情況下，從2004年開始，新增勞動年齡人口數將持續低于勞動力需求量，而且兩者差距越來越大。在其他各種假設下，2010年之前，也將分別出現新增勞動力數量低于勞動力需求量數量的情況。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的流動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填補出現的缺口，但是，這個趨勢表明，中國遭遇勞動力短缺的可能性將越來越大。

資料來源：蔡、都陽、王美艷《中國勞動力市場總體狀況》，提供給世界銀行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報告

四、政策調整建議

人口老齡化不可避免會導致勞動力供給減少，古今中外、蓋莫能外。然而，由此對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影響，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上會有所不同。在大多數已經完成了人口轉變的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發生時人均收人已達到較高水平，因而資本相對豐富，可以出現資本替代勞動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變化，實現產業結構向勞動節約型和資本密集型的升級。中國過早出現勞動力供給減少現象，則會導致工資水平上漲，從而失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而從人均GDP看，中國尚未進入用資本替代勞動的階段，新的比較優勢將不能及時顯現出來，因此，經濟增長有可能喪失其可持續性。

“先老”導致的勞動力供給下降和“未富”帶來的大量勞動力需求，形成一個比較優勢真空。因此，目前城市勞動力市場上已經出現的勞動力短缺端倪，背后潛藏著動態比較優勢危機。為此，我們需要未雨綢繆，及時采取適當的應對措施。根據經驗，勞動力從過剩到出現短缺端倪的時候，勞資關系、政府立法和工會作用都開始向有利于勞動者的方向變化，因此，這個時期也是一個構造適合中國國情的勞動力市場制度的時機。

1、最大化開發現有的人口紅利

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嚴峻的就業形勢導致數千萬城鎮職工下崗，其中一些人或處于失業狀態，或退出了勞動力市場。在勞動者不能充分就業的情況下，總撫養比因為被高估而不能真實地反映人口的經濟負擔，其下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被打了折扣。例如，城市勞動參與率從1995年的83.1％下降到2004年的71.6％，其中很大一部分退出勞動力市場的現象，是由于就業機會不充分，就業培訓和信息等方面的服務不到位造成的。這種情況意味著我們未能把現有的人口紅利加以充分利用。即使在出現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下，就業問題也不是自然而然就得到解決，特別是在中國的失業現象主要由摩擦性和結構性等自然失業構成的情況下，擴大就業仍然有賴于勞動力市場發育和政府、社會的就業服務水平的提高。

事實上，中國成功的人口轉變，較早地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有利于勞動力供給和儲蓄率提高的人口紅利，這是中國創造經濟奇跡的重要因素。隨著人口轉變階段的變化，人口結構的優勢趨于減弱。在這個過程中，勞動力資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緩這個人口紅利的消失，保持勞動力成本低廉和儲蓄率高的發展優勢，從而贏得增長方式實現根本轉變、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生產率提高的時間。而提高勞動力資源利用效率，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擴大就業。因此，在發展過程

中，把擴大就業放在更突出的地位，不僅決定著人口紅利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也是勞動者積累人力資本的重要過程和創造經濟增長持久性的源泉。

2、加大人力資本積累力度

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對于中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如果說人口紅利更多地體現在勞動力數量上的優勢，并且作為增長源泉終究要消失的話，通過對勞動者本身的投資，加大人力資本的積累，用質量替代數量，則是預防勞動力短缺的未雨綢繆之舉。實際上，作為勞動力短缺的信號而出現的“民工荒”，其更準確的信息是“技工荒”。如果勞動者的技能要求不能隨著企業技術和工藝的改進提高的話，勞動力短缺問題就會顯得格外突出。圖4顯示了城市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與收入水平之間的關系。從中可以看出，隨著受教育年限增加，小時工資水平提高。但是，九年制義務教育水平是一個關鍵點，受教育年限一旦超過9年，小時工資水平大幅度持續提高。這種情況說明，城市勞動力市場上對于具有更高受教育程度的勞動者的需求是巨大的。

受教育年限

圖4 農民工教育回報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2001年城市勞動力調查數據計算

體現在勞動者身上的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改善，需要通過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質達到。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是人力資本培養的最主要形式。有效率的教育體制，也是人力資本積累與勞動力市場有效連接的渠道。中國教育進一步的發展在于重新配置教育資源，擴展教育領域和受教育時間，建立終身學習型社會，把有限的資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從健康角度，尋找并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質的關鍵領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質、婦女生殖健康和勞動者健康和工傷保險等，也可以提高人力資本形成效率。此外，形成一個機制完善的勞動力市場，給予人力資本以正確的回報，鼓勵和加快人力資本的形成和積累，并且形成準確的勞動力價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也是保持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必要制度條件。

3、養老保障模式向完全積累制度過渡

迄今為止，中國的養老保障體系仍然是一個現收現付的模式。一般來說，這種養老模式需要以相對年輕的人口年齡結構為支撐。而一旦人口進入老年化階段，這個模式就會面臨著巨大的支付危機。與現收現付制度相比，完全的個人積累式養老基金籌集和發放制度，能夠通過建立強制性的個人賬戶，鼓勵個人為年老時進行儲蓄，通過個人承擔風險的資本市場投資使養老基金得以保值和增值，并通過市場選擇提高基金的管理和治理水平。針對人口轉變的新特點，做好老齡化時代養老的準備，建立符合中國國情和具有可持續性的養老保障體系，出路就在于從現在開始，就明確從現收現付制度向完全的個人積累制度的轉變方向，并且制定明確的過渡辦法。

支撐這個過渡的關鍵，是增加“新人”的數量和比例，從而提高當前保障基金的繳費水平和社會供養“中人”的能力。實際上，城市勞動力市場上已經存在這樣一批新人，問題在于他們還沒有被納入城市的養老保障體系之中。因此，進行這項改革的過渡辦法就是把已經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村轉移勞動力納入新的保障體系。政策模擬表明，如果把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到城鎮養老保障體系，同時實行完全的個人積累新體制，到2020年，社會養老負擔率只有25.3％，比不進行這兩項改革的情形低大約19個百分點(蔡、孟昕，2004)。

4、清除勞動力流動障礙

未來城市勞動力供給，將不能滿足非農產業發展的需要，而完全依賴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但是，如果城市化的速度不能加快，或者甚至減緩的話，勞動力短缺制約經濟增長的可能性就會加大。近年來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勞動力規模逐年擴大，就是對已經出現端倪的城市勞動力短缺的自然反應。然而，迄今為止，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約著勞動力的暢通流動，絕大多數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屬得不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認可，只能到處流動而不能遷入城市，他們的消費行為、子女教育行為也因此而異常和失范。歧視外地人的就業政策、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服務的供給等，也都根源于戶籍制度。消除這些制度，不僅可以使勞動力更充分、有效地流動起來，而且有助于保證持續的勞動力供給，其產生的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將對中國經濟增長做出直接貢獻。例如，世界銀行的一項模擬表明，在今后能夠把農業勞動力轉移出1％、5％和10％的假設下，中國GDP將分別提高0.7、3.3和6.4個百分點(World Bank，2005)。

5、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由于非公經濟的成長和國企改革的深入，中國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近年有很大的增長，但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并沒有實現根本轉變。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份額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即勞動力和其他資源從邊際生產率低的部門向邊際生產率高的部門轉移的結果，真正由技術進步和微觀效率改進的貢獻微不足道。世界經濟發展的先例表明，單純依賴生產要素投人實現經濟擴張，生產率沒有實質性增長的國家，盡管在一定時期由于這樣或那樣特有的原因表現出高速增長的績效，但是，最終都被證明是不具有可持續性的。在人口紅利期即將結束的情況下，保持經濟增長源泉的惟一出路是實現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此外，中國作為一個相對于人口規模自然資源缺乏的國家，能源、礦產等供給對于目前的高速經濟增長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支撐乏力。

由于增長方式是由發展戰略理念及將其付諸實施的政策傾向和手段決定的，轉變增長方式要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形成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針對中國面臨的各種制約因素，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需要一系列發展政策的調整和激勵機制的改革，把發展戰略轉到符合比較優勢的方向上，把增長方式轉到具有可持續性的軌道上，增長源泉逐漸轉到依靠生產率的提高上面，才可能克服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參考文獻：

①World Bank，2005，Integr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Factor Markets：Economic Benefi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Unit，EastAsia and Pacific Region，Report No.31973-CHA，June 13．

①蔡、孟昕：《人口轉變、體制轉軌與養老保障模式的可持續性》，《比較》2004年第10輯。

篇4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 轉移培訓 培訓績效

[作者簡介]張曉東（1981- ），男，內蒙古卓資人，寧波工程學院經管學院院長助理，講師，博士，研究方向為教育管理、企業管理；朱占峰（1962- ），男，河南虞城人，寧波工程學院經管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研究方向為教育管理、物流管理。（浙江 寧波 315211）朱一青（1984- ），女，河南許昌人，武漢理工大學在讀博士，研究方向為教育管理、物流管理。（湖北 武漢 430070）

[課題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十二五”規劃2011年度教育學一般課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實效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課題編號：BKA110086）

[中圖分類號]G7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3）32-0100-02

一、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面臨的新情況

1.培訓工種呈結構性短缺。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一直處于供過于求的狀態。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產業結構的調整及農民工群體外出務工新訴求的產生，“就業難”與“招工難”在全國各地并存，這說明不是勞動力總量上的供給不足，而是勞動力結構性短缺與技術性短缺，有一技之長的農民工成為企業爭奪的對象。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反映在轉移培訓上就是培訓工種和培訓內容的結構性短缺。2010年國民經濟運行綜合報告顯示，我國外出勞動力接受轉移培訓的比重只占28%，未來10～30年，有技能的農村勞動力將長期處于緊缺狀態。培訓工種、培訓項目的結構性短缺是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面臨的重要問題，同時也為轉移培訓工作提供了新機遇。

2.轉移培訓需求總量較大。第一批農村剩余勞動力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大規模進城務工，經過三十多年的時間，他們中大部分已步入中老年，并開始退出城市，他們的子女逐步成為農民工的構成主體，在經濟社會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2011年中華總工會的調查報告表明，20世紀80年代后出生的、年滿16周歲的新生代農民工數量已經達到8487萬人，占外出農民工總數的58.4%。新生代農民工比老一代具有更好的教育基礎，特別是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子女隨父母在流入地成長，他們大部分缺乏務農經歷，對農村的土地情結較弱，對流入地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比原籍地更強。他們不愿意返回農村，渴望融入城市，成為真正城市居民的意愿十分強烈。新生代農民工龐大的數量與強烈的轉移愿望構成了對勞動力轉移培訓總量上的巨大需求。

3.轉移培訓需求趨多元化。一是轉移方向除了以東部地區為主外，中西部地區接受轉移的數量正在迅速增加。隨著東部地區的經濟結構轉型，一些低端產業向中西部轉移，東部崛起的新興產業與服務業對勞動者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中西部用工需求的擴大、工資水平的提升、低成本的生活消費等則吸引更多的農民工向其轉移。二是第三產業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就業方向。農村剩余勞動力從傳統的制造業和建筑業逐步流向餐飲住宿、批發零售、物流配送等現代服務業。三是農民工創業逐漸興起。一些農民工在進城務工期間積累了一定的技術、資本和管理經驗之后，憑借他們在城市打工發掘的商機或者對家鄉的了解，選擇在打工地創業或者回鄉創業。這些勞動力轉移的新趨勢構成了轉移培訓的多元化發展，要求轉移培訓結合新的轉移區域、轉移產業，以及新的轉移需求有效開展工作。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績效提升的制約瓶頸

1.培訓資源整合能力薄弱。首先是培訓需求大、種類多。隨著農村勞動力自身的轉移意愿越來越強烈，農村勞動力對轉移培訓的需求越來越大，培訓的工種也越來越多。目前對于這些需求的整合、挖掘、利用并開發出合適培訓課程的能力十分缺乏。其次是培訓資源短缺、分散。勞動力轉移培訓所需的師資、資金、場地、設施、設備、供求信息等資源普遍短缺，培訓學校得到的補貼有限，各類培訓機構缺乏統一的部署安排，有限而分散的資源很難得到有效的利用。最后是培訓資源整合機制不完善。轉移培訓涉及的部門主要有農業、科技、人力社保、民政、教育、建設等部門，這些部門都舉辦不同形式的勞動力轉移培訓，缺乏整體規劃與管理，導致培訓資源分配條塊分割，資源分布散亂，資源利用低效。

2.培訓體系完備性不足。一是專業化的轉移培訓體系不完善，培訓內容與市場脫節，不適應農民轉移培訓需求。目前開展轉移培訓的機構主要有中等專業技術學校、高級技術學校、技工學校、民辦職業培訓班、就業訓練中心、企業職工培訓中心等，這些培訓機構沿襲了大中專院校的培訓體系，與農民培訓的實際情況有一定的脫節，往往造成農民工聽不懂、學不會、用不上的現象發生。二是差異化的轉移培訓體系未建立，培訓定位不夠明確，培訓特色不夠鮮明。勞動力轉移培訓機構普遍存在培訓內容上盲目跟風、培訓專業上設置雷同等情況。有時轉移培訓大多是常識性的培訓項目或者是時下的熱點項目，忽視了培訓機構長遠的發展與培訓的核心競爭力。

3.培訓師資穩定性不強。教師是課程開發的主體，穩定、專業的師資隊伍是轉移培訓順利實施與可持續發展的保證。目前的勞動力轉移培訓教師大多是職業學校的專業課與文化課教師，教學偏重于專業理論知識，缺乏實踐操作訓練。教師對企業的實際生產情況不夠熟悉，難以根據用工單位的實際需要制訂合理的教學計劃，培訓效果得不到保證。很多培訓機構教師都是兼職，這種做法雖然降低了培訓成本，但不夠穩定，不利于培訓機構開拓新的培訓項目，也不利于培訓機構的發展壯大。

4.培訓組織市場化程度較低。政府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過程中投入了巨大的資源和精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勞動力轉移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政府對轉移培訓大包大攬，造成目前勞動力組織的市場化程度處于較低水平。相關政府職能部門缺乏對勞動力市場上瞬息萬變需求信息的準確了解，培訓機構又必須按照政府職能部門的要求進行培訓，缺乏自主性與積極性，限制了培訓機構及中介組織市場化的發展。

5.培訓轉移的外部環境不完善。當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具有明顯的兼業性，外出打工的農村勞動力在城市找到工作容易，但要脫離農村，實現實質性城鎮化轉移卻很困難。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計入城鎮人口但不作為城鎮居民的達2億人，其中大部分是農民工。農村勞動力要成功轉移并順利在城市工作生活，除了要掌握一定的職業技能，還要在勞動報酬、社會保障、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方面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權利。當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外部環境不完善，難以解決農民轉移過程中以及轉移后的重重矛盾，抑制了農民參加勞動力轉移培訓的積極性。

三、破解勞動力轉移培訓績效提升制約瓶頸的應對策略

1.提升培訓資源的整合能力。一是加強政府的宏觀規劃與指導。基層政府部門需要樹立人力資源觀念，把農民素質與技能的提升作為重要任務，以轉移培訓為契機，根據本地區的特點制定最適宜的培訓推進政策，引導帶動轉移培訓的發展。二是優化轉移培訓資源的整合機制。建立專門的職能部門加強政府與用工單位、培訓機構、外地政府、本外地勞動力市場間的密切合作，協調企業、勞動者、職業培訓機構間的溝通聯系，推動招工、培訓、轉移三者的無縫鏈接，順利實現培訓勞動力的成功轉移。

2.建設完備的培訓體系。首先，建立層次性的培訓機構。農民對培訓的需求是多元化的，有的需要最基本的技能，有的需要培訓時間較長的高級別技能，有的需要后續的支持與學習，還有的需要創業輔導，等等。因而，應根據本地情況，充分調查農民工的實際需要，建立能夠滿足農民工培訓需求的多層次培訓教育體系。其次，建立有特色的培訓內容。要根據輸入地對勞動力的需求，結合輸出地勞動力的特點，制定適合的培訓目標、培訓項目與培訓內容，增強培訓的實用性與受訓農民轉移過程中的就業競爭力。最后，要加強對各類培訓機構的業務管理與績效考核。要嚴格審查資質，重點檢查師資力量、培訓場地、教學設備、培訓工種、培訓規模是否與培訓目標相適應。按照公開、公平、公正原則，運用招投標方式，通過市場選擇農民工培訓機構，明確承擔的培訓項目和工種，建立動態的管理和退出機制。

3.打造穩定可持續的師資隊伍。第一，培訓機構要打造內部穩定的師資隊伍。培訓機構必須及時掌握勞動力轉移培訓的具體情況，努力優化培訓師資隊伍建設的環境，積極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以“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為核心，有計劃地組織培訓教師到企業參觀考察，掛職鍛煉，組織學員深入工廠學習和實踐。使培訓教師熟悉所從事專業的最新生產技術、工藝流程、技術裝備、科技動態等信息，把新技術、新方法傳授給農民工學員。不斷加強專業培訓教師的考核與評價工作，鼓勵教師鉆研業務，參加專業技能等級考試，不斷提高自身業務水平。第二，聘請企業的專業技術人員做校外導師。這些經驗豐富的技師、技術人員、工程師可以在短時間內將最有效、最實用的生產技能與工作技巧傳授給接受培訓的農民工學員，將生產一線的新工藝、新實踐、新要求傳遞給學員，增進農民工與企業的相互溝通與了解。第三，聘請相關方面的知名專家作公益性講座。一些社會知名專家十分樂意參與到勞動力轉移培訓之中，他們的講授對農民工的思維觀念會產生巨大的影響，能為農民工指明發展的方向，幫助農民工解決轉移過程中遇到的困惑，對提升培訓績效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4.提高培訓組織的市場化程度。一是轉變投入方式，引導社會投入。單靠政府的財政投入遠遠不能滿足龐大的勞動力轉移培訓需求，政府通過把直接性的投入轉化為培訓產業發展基金、稅收優惠等形式，引導個人和企業投資勞動力轉移培訓，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勞動力轉移培訓領域，按照市場化的方式運作轉移培訓業務。二是制定和實施有效的培訓產業政策。探索能夠平衡勞動力培訓需求結構與供給結構的轉移培訓產業結構政策，分析能合理配置培訓資源、有效組織培訓機構運作的產業組織政策，研究培訓的空間需求與產業集聚，制定能夠縮小區域間培訓需求與產業機構間差距的產業布局政策。三是打造“培訓―轉移”一體化的龍頭企業。轉移培訓與勞動力轉移密不可分，有條件的地區通過組建、引進、合并等多途徑打造“培訓―轉移”一體化的人力資源公司，這些公司通過為用工企業輸送合格的勞動力盈利，同時也培訓了農民工的技能，保障了農民工的利益，能夠實現人力資源公司、用工企業、農民工與政府間的多贏。

5.優化培訓轉移的外部環境。良好的外部環境是實現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持續發展的堅實保障。一是完善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如工傷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社會救濟等，保證他們能夠長期在城市居住，實現轉移就業的穩定性。二是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取消城鄉二元制戶籍結構，取消各種限制和歧視性的規定，使農民工有機會共享城市發展成果，真正實現培訓轉移。三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明確國家、集體、農民在土地上的各項權利，促進土地的有序合理流轉，保障轉移農民的長期收益，形成有利于農民轉移和農業發展的土地經營制度。

[參考文獻]

[1]李逢靜.新生代農民工已成農民工主體 身份尷尬缺乏幸福感[EB/OL]. http：///newscenter/gnxw/gnjx/201111/t20111102_508716838.shtml，2011-

11-02.

篇5

【關鍵詞】用工荒；現狀；根源；矛盾；建議

引言

用工荒，是指用工短缺現象。2004年起，經濟較為發達的珠三角地區出現了嚴重的“用工荒”問題，并迅速蔓延至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然后又向中西部地區縱深蔓延，這一現象很快成為了社會熱點。輿論界和學術界把這種現象稱之為“用工荒”。 時至今日，用工荒現象在我國已經持續十年的發展歷程。

一、用工荒現狀

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業生產體制的改革，使國家放松了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限制，剩余勞動力有了較大發展空間，紛紛轉移到城市來。就在此時，在人們習慣性的認為中國勞動力可以無限自給的時候，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等地區發生了較為嚴重的用工短缺現象，2009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大量的中小企業停業或減產裁員，許多民工找不到工作而返鄉。但隨著全球經濟的好轉，各地區又立馬爆出用工荒，令企業很為難。用工上不僅專業技術人員短缺，就連普通工也很缺，有的勞動力充裕的省市也開始招工，這些現實的反映，折射出了我國經濟中的勞動力短缺問題。

2010年開始，85后、90后逐漸加入就業大軍，這些基本上都是獨生子女，沒有吃過苦，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大學生，基本上已不太可能去做農民工，剩下的一部分由于家庭的呵護和所處時代的影響，大多寧可在家閑著也不愿進入制造型企業。另外，隨著中國各行業的發展，不少曾經的農民工現在開始轉行業；加上近幾年中西部地區的崛起，有的企業在內地建廠，也吸引了勞動者，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加劇了用工荒的程度。

2011年以后，用工荒問題更為凸顯，無論制造業還是服務業，各行各業都逐漸開始感受到用工的壓力，很多企業做了大量的招聘工作，但總能感受到長期的缺工或臨時的缺工。作為人口第一大國，用工荒顯然已經成為我們面臨的嚴重問題。

以富士康為例，為了緩解用工壓力，富士康從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轉移到人口資源眾多、勞動力豐富的中西部等省市建立工廠，但仍然避免不了各廠區經常出現“用工荒”。

從具體工種來看，富士康用工荒不僅表現為操作熟練的高級技工短缺，更主要表現為普通工人的短缺。“技工荒”現象在富士康早有表現，高級技術工人在富士康長期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目前的情況是大量普通工人也經常短缺。普通工人對勞動者的素質要求就不高，招聘時對應聘人員的專業技能基本不做過多要求，只要經過培訓可以進行熟練操作即可。即便如此，依然發生“用工荒”現象。

從勞動者的性別結構來看，當前形勢下的“用工荒”主要表現為女工短缺。從一些媒體的相關報道中我們可以看到，富士康的工人結構呈現失衡狀態。富士康出于多方面的考慮，比較愿意招收女工，而且一些崗位的特點要求女工更為合適，所以富士康對女工的需求量高于男工。但是在目前的勞動力市場上，女工的供給量本來就低于男工，這使得“女工荒”更為嚴重。

我們應該看到，“用工荒”并不是目前我國勞動力供小于求，也不是說市場勞動力供給不足，其實是有些勞動力不愿接受他們認為不夠優厚的待遇，很多農民工現在不想去干勞動強度大并且報酬不是很高的工作，并且隨著內地經濟的發展和用工條件的提高，傳統上東南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產業發展的優勢逐漸逝去，很多農民工不愿再到生活成本高并且勞動報酬沒有明顯優勢的發達地區工作。

二、導致用工荒的根源

第一，勞動力供求關系矛盾。供求機制是市場運行的基本機制，勞動力作為一種市場要素也不例外。要想沒有用工荒和就業難，則市場需要的勞動量應該正好等于市場提供的勞動數量，可現在勞動力資源的供需遠遠達不到平衡狀態，供需的不平衡是導致用工荒的根本原因。

從勞動力需求看，各地區經濟和社發展會不統一，對人才需求也不相同，導致有的地方勞動力不足，有的地方勞動力剩余。此外，我國各地區產業結構每年都進行著調整，產業結構的轉移和產業升級對工人的需求逐漸改變，普通的員工短缺，高技術的人員急缺，這種不平衡不匹配導致了用工荒和就業難。

從勞動力供給的角度看，我國人口不斷增多，雖然實行計劃生育后人口數量的增長速度有所放慢，所以勞動供給總量增加放緩。勞動的供給增加量小于勞動的需求量，出現了勞動力短缺，產生了用工荒。

從勞動參與率來看，最高的是東部地區，西部第二，中部地區參與率最低。勞動力市場的不平衡還表現在城市規模上，大城市與中小城市失業問題在程度上有較大差距，省會城市和大型城市表現出來的失業程度更大，超過10%。這些嚴重的就業不平衡也造成了用工問題和就業問題。

第二，勞動力主體與企業需求的矛盾。2012年以后，就業的主力軍是80、90后，農民工數量明顯減少，大多數人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后找工作注重工資福利和環境，追求個人的價值和職業發展，對就業崗位期望過高。隨著受教育程度提升，高學歷人才倍增，一些求業者向往較高層次的工作崗位，在選擇時寧愿待業也不肯進入一些小企業，更不愿從事技工類的工種。新一代農民工，對工作環境、福利待遇、發展機會及文化生活等有了更高的要求。這就與市場勞動力需求產生了矛盾，不僅增加了就業難，也加大了企業的用工荒。

第三，教育供需矛盾。我國各大院校年年實行擴招政策，大學生一屆比一屆多，成為天之驕子的人越來越多。由于上大學的人越來越多，農村勞動力的供給正在由“無限供給”向“有限剩余”轉變，農民工的供需矛盾直接產生了“用工荒”。高校所設置的專業課程所培養的人才結構與社會需要的人才結構不統一，普通專業多、實用技術專業人才少。大量畢業生畢業后找不到合適工作形成了“知識失業”。

三、對策建議

進一步強化政府服務職能，加快推進市民化進程，從社會層面上為解決“用工荒”提供制度保障。依照產業發展規律來看，本地化就業是未來的發展方向。政府作為社會管理的職能部門，必須為新生代農民工迫切融入城市生活提供制度保障。政府要出臺有益于外來農民工的政策、法律和法規。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快推進城鎮化，讓農民工市民化，讓他們在城市中扎根，提高他們的待遇，政府要保障外來農民工的基本醫療、子女就地上學等關系到農民工切身利益的問題。政府要通過各種方式，讓農民工快速的適應城市的生活，更好的融入當地社會，使他們在城市中體面的生活，才能減少工人的流動。

在技能培訓方面，雖然企業能發揮巨大作用，但由于成本較高，很多企業不愿支付附加成本，所以能貢獻的力量有限，而政府可以憑借自身經濟實力與掌握的優良資源，組織規模較大，層次多樣的技能培訓，尤其針對重點行業、緊缺技術進行技能培訓。

企業層面，出現用工荒現象后，首先要通過技術進步和科技創新改善生產方式，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改善生產經營模式，從而緩解對普工的根本性依賴。其次，重視人力資源管理工作，改善薪酬制度，豐富企業文化，把員工當作企業最有價值的資源，建立人性化的管理模式。讓員工體會到和企業共同成長、共同受益、共同分享的企業和員工關系，長遠的留住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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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描述了我國當前高級技術工人短缺的現象并指出了高級技術工人短缺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從人力投資激勵不足、經濟結構變化和外部因素等方面分析了造成我國高級技術工人短缺的原因，并根據這些原因提出了解決我國高級技術工人短缺的對策。

[關鍵詞]技術工人；短缺；經濟原因；對策

近幾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中出現了一個怪現象：一方面，由于國有企業改革而產生了大量的失業工人急需再就業；同時，技術工人尤其是高級技術工人出現了嚴重的短缺。技術工人尤其是高級技術工人短缺越來越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和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這一問題如不能得到有效地解決，將直接影響我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和我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潛力。因此，對我國技術工人尤其是高級技術工人短缺進行經濟學的分析和解釋，并基于此提出更有效且更具針對性的解決方案將是十分有意義的。

一、我國企業高級技術工人短缺現象

我國城鎮企業現共有1.4億名職工，其中技術工人7000萬人。在技術工人中，初級工占60％左右，中級工占35％，高級工僅為3.5％。而在發達國家技術工人中，高級技術工人約占35％，中級工約占50％，初級工約占15％。我國技術工人的組成結構造成了企業中傳統工種“十人爭一個崗位”，而新興工種、高技術工種卻少有人問津的局面。

(一)高級技工數量嚴重短缺．高級技工人數少且比例結構嚴重失衡

廣州市“十五”規劃中提出需求技師10萬人，而目前不足8000人，其中高級技工不足300人。更嚴峻的是我國在崗技術工人的年齡結構趨于老化，高級技工大齡化趨勢日益凸顯。國家統計局對上海60家制造企業完成的調查顯示，目前上海的技術工人隊伍中，年齡在22歲以下的僅占3％，23歲至35歲的占40％左右；36歲以下的高級技工一個也沒有。

(二)高級技工流失嚴重

現在一方面企業急需技術工人，一方面面臨著現有的技術骨干被“挖墻角”的危險。由于使用中國本土技術工人的成本較低，我國的外資企業紛紛到國有企業中挖走其“高級藍領”，這進一步加劇了我國高級技術工人短缺的情況。

二、高級技術工人短缺的經濟后果

(一)產品質量差

某汽車廠從國外引進了一條汽車生產線，但組裝出來的車輛有很多方面達不到標準。分析原因，多為技術工人操作不當所致，而這一問題嚴重影響了整車的質量。目前我國的企業產品合格率不到70％，不合格產品造成的損失每年近2000億元。

(二)現有設備正常運行無法保證

技工缺乏使一些從國外引進的先進設備和生產線無法正常運轉，造成設備的生產率降低或閑置，給企業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而這些損失是本可以避免的。

(三)使我國的比較優勢弱化

在國際貿易中，由于我國勞動力成本非常低，所以我國出口的產品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而國外大型跨國公司也正是看到了這點，將其生產和研發中心遷至中國。我國技術工人的短缺意味著我國勞動力整體素質偏低，雖然勞動成本低，但工人勞動生產率也較低，因此，低勞動成本和低勞動生產率并存是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現狀。這大大降低了我國在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我國將面臨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比較優勢的弱化將使我國在國際競爭中處于不利的位置。

三、高級技術工人短缺的經濟原因

(一)人力投資激勵不足導致技工短缺

1廠商對人力投資的激勵不足

在計劃經濟時代，高級技術工人大部分存在于大中型國有企業之中，國有企業通常都開辦有自己的職工技術學校和夜校，通過這些學校從工人隊伍中培養自己的技術工人。而開辦這些學校各種費用一般都以各種形式的預算報給國家并由國家負擔這部分費用。因此，在計劃經濟時代，對工人進行人力投資的部分成本是由國家而不是由企業承擔的。在計劃經濟時代是嚴格限制勞動力流動的，因此，企業可以收回其對人力投資所帶來的收益。廠商從人力投資中獲得了大部分收益，計劃經濟時代的經濟環境為廠商進行人力投資提供了激勵。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計劃經濟時代的經濟環境已經蕩然無存。首先，國有企業改革使政府和國家不再是企業的靠山，國有企業必須在市場環境中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業展開競爭。現在國有企業開辦職工技校和夜校的費用一般由企業自身負擔，本已不適應殘酷市場競爭的國有企業，其經濟效益在不斷下降，有的甚至負債累累，很少有企業愿意拿出一部分資金來對職工進行培訓。因此，技術工人特別是高級技術工人的短缺問題就越來越突出。其次，我國還對就業制度進行了改革。為了使我國的勞動力資源更好地得到利用，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我國改革了計劃經濟時代僵硬的就業制度，取而代之以靈活多樣就業體制。這固然對提高我國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水平非常有利，但也給還未完全適應市場經濟的國有企業提出了新的挑戰。在計劃經濟時代。工人在不同行業和本行業流動是十分困難的。因此，企業獲得了大部分人力投資的收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是以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決定工人的工資水平，而國有企業支付給技術工人的工資往往較低，因此市場上的高工資會促使工人離開國有企業，而到工資更高的外資企業、私營企業就業。這就使進行了人力投資的國有企業因工人的離開而無法獲得其投資收益。收益的降低也使國有企業進行人力投資的激勵降低，從而使技術工人的供給大大降低，這就使技術工人短缺的矛盾越來越突出。

2對個人激勵的不足

在計劃經濟時代，一個工人的職業階梯較長，因為通過個人努力還是可以從一個普通工人成長為一名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甚至國家干部，整個制度給工人提供了機會。而工人把握此機會最有利的途徑就是在技術上過得硬，也就是通過不斷學習使自己成為技術工人從而提高自己的待遇和職業生涯前景。所以，在計劃經濟時代，工人自身進行人力投資是有利可圖的。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工人的職業階梯較短，市場經濟對企業的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從一個工人成長為企業管理者的機率已經很低了。

一個普通工人從職業技術學校畢業至成長為高級技工，其間通常要經歷20－30年的時間，而最終成為高級技工的人更是少數，所以，高級技工是一項成才周期長且風險高的投資。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一項高風險的投資必須有高的收益才有人愿意進行這種投資。進行高級技工這項人力資本投資必須具有高的收益才能激勵人們進行這種投資，否則，就會導致技工短缺。我國工人的工資長期偏低，這就導致了人力投資的收益也很低，所以，愿意從事這種投資的個人就很少。

(二)經濟結構變化使技術工人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

在我國改革開放開始至20世紀90年代以前，我國的經濟發展主要是粗放型增長。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開始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實現以集約型增長方式為目標的產業結構調整使一些高新技術產業獲得了快速的發展。而集約型增長就要求有大量的技術工人來操作先進的設備，但技術工人的生產是有周期的，即技術工人的短期供給彈性是較小的。對技術工人的需求短期內的增加導致了技術工人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

(三)外部因素導致技術工人短缺的惡化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隨之而來的是大量的外資涌入中國。這些巨額外資在帶來先進管理經驗的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設備，操作這些設備需要大量的技術工人。外企的大部分技術工人并非自己培養的，而是通過高工資、高待遇從國內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引進。目前，國有企業缺乏培養高級技工的激勵，因而高級技工的供給基本處于停滯狀態，而外資企業對技術工人的需求越來越大，尤其是2001年底我國加入WTO之后，大量的FDI涌入中國，這就導致對技術工人的需求進一步增加，這更進一步加劇了我國技術工人短缺的程度。四、解決我國高級技工短缺的對策思路

從上面技工短缺原因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有兩方面的因素導致高級技術工人的短缺：第一，由于需求結構和需求數量的變化導致技工短缺；第二，高級技術工人供給的不足導致的技工短缺。筆者認為，解決我國當前技工短缺的根本措施在于使高級技術工人供給的質量和數量增加以適應需求的變化。

(一)微觀對策

1對個人的激勵措施

要刺激個人對人力投資的積極性就要從提高人力投資的收益率人手。要提高人力投資的收益率，也就是說提高工人的工資水平，需要注意的是，不僅應提高高級技術工人的收入，還應提高普通技術工人的收入水平。高級技工的成才周期長，如果僅提高高級技工的工資水平并不能提高此項人力投資的收益水平。因為高級技工從開始獲得高工資到退休的時間不是很長，也就是說高級技工的收益期比較短。因此，只有提高工人的普遍工資水平，才能提高此項人力投資的預期收益水平從而提高人們對該項人力投資的積極性。

2對廠商的激勵措施

廠商之所以不愿意對工人進行人力投資是因為此投資的風險較大，為降低這一風險，企業內部就要建立一個風險共擔、收益共享機制。該機制使工人離開企業也同樣遭受損失，這就會大大降低工人的離職率，從而降低企業人力投資的風險。

因此，通過建立內部勞動力市場，拓展工人的職業階梯等措施使工人和企業利益一致，降低離職率和該項人力投資的風險，從而刺激廠商進行人力投資，提高技術工人供給的數量和質量。

(二)宏觀對策

政府應在解決我國技術工人短缺中起到其應有的作用。在這方面應該借鑒德國、日本等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

德國約有30％的適齡青年人上大學，那些不能或不愿上大學的年輕人絕大多數(80％－90％)則接受不同形式的職業教育，其中又以接受雙元制職業培訓為主(約為70％)。“雙元制”職業技術教育是德國技術工人的主要來源。所謂“雙元制職業教育”就是整個培訓過程是在私營的工廠企業和國家的職業學校進行，又以企業培訓為主，企業中的實踐和在職業學校中的理論教學密切結合。按聯邦制的特點，德聯邦制訂職業培訓的有關法律、培訓條例和職業分類等關系國家職業體系一致性的有關制度，各州政府則主管職業學校的教學計劃和支付職業學校的費用，企業方面的培訓條例和學校教學計劃由專門的機構進行相互協調，具體的培訓則通常由國家委托各地工商協會負責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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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工荒；二元化；制造業；結構低端化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024(2007)01―0116―03

【基金項目】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SA8000及‘民工荒’對長三角制造業發展的中長期影響及對策研究”(批準號：05EYA001)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徐建榮，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管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管理；陳圻，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管學院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管理。(江蘇南京210016)

2004年年中廣東、福建、浙江等地相繼發生民工短缺，“民工荒”現象第一次進入人們的視野。沿海地區的眾多制造企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招工難問題，而且“民工荒”現象呈蔓延之勢，缺工范圍一度向中西部地區擴大，表明我國勞動力供需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農民工以自己對區域、崗位、待遇等特有的自主選擇方式決定外出的遷移方向，形成民工在區域間的重新布局，他們基于自身理性選擇而放棄某一地區的行為自然導致該地區發生“民工荒”的現象。

一、“民工荒”現象產生的原因

對于“民工荒”產生的原因，專家學者有著不同的聲音，各方論點主要集中在五個方面：一是工資低廉說。長期以來農民工工資處在絕對的低位，不僅與城鎮職工工資的相對收入比偏低，而且增長幅度幾近于零，珠三角地區12年來民工工資年均僅增長68元，低廉的工資實難吸引和留住民工。二是收入增長說。這種觀點認為，2004年以來中央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大力實施農業減免稅以及對糧食主產區的直補政策，再加之近幾年糧食價格有了明顯的恢復性增長，種糧收入比較可觀，務工收入的相對優勢有所弱化，導致農民工回流和減少外出務工活動。三是制度缺陷說。我國長期以來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嚴重阻隔了農業剩余人口向城鎮的遷徙，而由戶籍所延伸出來的保障、入學、醫療等一系列障礙加大了農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成本，使本已偏低的工資收入雪上加霜。而且，農民工缺乏話語權，工資決定、勞動條件、工作時間等都難有制度性的保證，無形中使他們對城市歸屬感缺少認同，最終導致民工回流現象加重。四是結構滯后說。絕大多數民工沒有受到過正規的相關職業技能培訓，很多務工者只是具有體力這一最原始的勞動要件，無法適應企業的現代化技術裝備操作，而企業對有技能的工人需求量很大，對普通勞動工則處于正常的需求水平，勞動力供需結構的脫節造成民工的結構性短缺，結構性“民工荒”由此產生。此外，還有觀點(劉艷，2005)認為，沿海地區產業過于集中引發了對農民工需求的區域性集中，產業高度密集推動沿海地區發生民工短缺。

以上觀點從不同的角度對“民工荒”的出現做了合理的解釋，具有一定的信服力，歸納以上論點，可以總結為收入成本比較和結構不合理兩種解釋。這些因素都對“民工荒”發生具有一定的誘導作用，但并不足以從本質上有效闡釋為何在我國制度設計并未有效扭轉二元化結構發展條件下“民工荒”仍然發生，并且從沿海發達地區向輸出大量勞動力的落后省份蔓延這一現象。本文認為，“民工荒”的出現是對二元化結構發展的一次假證，并不能說明我國二元化發展形態的改變，恰恰反映的是二元化條件下城鄉發展的一種扭曲形態，其發生的內在原因則是我國工業尤其是制造業結構低端化形成價值分配秩序和人力資本培養模式的不完善。

二、“民工荒”與二元化發展的背離

1．我國二元化發展難以構造民工總量短缺的條件

中國是發展中大國，農業剩余人口總量巨大，勞動力資源豐富成為最大的比較優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已從1978年的2．37提高到2003年的3．23，表明當前我國二元結構的形態呈現強化之勢。這種工農部門邊際收益的絕對差異更大程度上吸引農業剩余人口向工業部門遷移，對工業尤其是制造業發展來說，勞動力資源的供應在較長時期內將是充裕的。中國目前仍有1億多農業人口需要轉移，僅2006年勞動力資源增量就達1700多萬人，預計全年城鎮需要安排就業總量逾2500萬人，而全年預計城鎮可新增就業崗位約1100萬人，有1400多萬勞動力無法進入就業崗位，比2005年增加100萬人。即使考慮到今后勞動年齡人口新增量達到峰值后逐年減少，也只是增長放緩而已，勞動力的供應仍將持續增加，需要轉移的人口不會在總量上絕對下降。因此，“勞動無限供給”對中國來說，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一個經得起考驗的命題。然而，“民工荒”的出現卻對這一命題做了一次令人吃驚的反證，我們長期以來引以為豪的豐富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在我國工業化持續繁榮的景象下出現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供給”緊張。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供需關系在古典競爭環境下將會達到一個相對的平衡，從我國市場化深入程度看，絕大多數商品幾乎都處于或接近于古典競爭的市場中。而勞動用工市場在我國則是一個非完全競爭市場，在信息不對稱以及大量的勞動力源源不斷的供給條件下，農民工深處喪失話語權的市場環境中，企業占據了有利的位勢，幾乎壟斷了市場的選擇權。企業的強勢選擇權決定了有限的工作崗位對大量外出民工來說是一種稀缺的資源，這是崗位供給與勞動力供給的強大博弈，“僧多粥少”的供需狀況造就的是勞動力過剩的現實市場，總量上的失衡不會構造出民工短缺的條件。

2．“民工荒”對二元化發展假證的現實意義

“民工荒”發生是勞資矛盾長期積累的必然結果，當前民工工資介于務工成本與劉易斯模型工資水平之間，與劉易斯所說的工資標準仍有一定差距，因此“工資粘性”帶來的凈收入的下降阻滯了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大規模遷移(包小忠，2005)。從這一角度講，“民工荒”現象并沒有違背二元化結構理論，而是在缺失劉易斯理論標準條件下的特殊現象，是對二元化結構理論的一次假證。

“民工荒”對二元化結構理論的假證，在現實意義上反映出我國二元化條件下城鄉發展的扭曲，這種扭曲實際上是工業化進程中城鄉利益分割的博弈變化，它進一步惡化了城鄉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對工業化發展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在計劃經濟時期，由于缺乏必要的資金積累，工業發展所需資金的重要渠道便是農業積累的轉移。國家通過農業合作社這種組織形式將農民集中起來進行農業生產，然后通過農業社對農產品進行適度有償收購，這種對農產品低價購買降低了工業發展的成本，實現了農業資金向工業發展的轉移，由

此推動了當時工業化的進程。可以說，改革開放以前以農支工的工業化發展模式是建立在以政府為主導的有效秩序之下，基于城鄉之間嚴格的戶籍分割，農業勞動力向城鎮的遷移行為近乎禁止，農業人口被完全隔絕在鄉村，因此工業對農業資金的轉移是全體農民以農業社為中介完成的。這種城鄉之間的收入分配模式在當時城鄉收入水平都較低并且農民收入有著穩定的組織保障下表現出了很大的穩定性，較難發生城鄉利益的嚴重沖突。

改革開放以后，農業社這種農業組織伴隨著農村改革而消亡，農民的經營自由權得到了充分尊重，農民由原來統一組織下的集體行為人轉化成個體自由人。農業經營體制的變化所帶來的效率的提高解放出了相當一部分農業勞動力，而經營的自主化則使這部分剩余人口以個體形式直接面對城鎮工業的勞動力需求。工業化的發展對農民工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當民工進入到企業中成為臨時產業工人時，城鎮工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制造企業的發展就采取了一種不同于改革開放以前的資金轉移模式。由于這些企業自身技術水平和資金規模都不高，低成本發展成為其采取的可行市場戰略，而低成本的源泉則是依賴豐富且廉價的民工資源，形式就是長期實行低工資、逃避各種勞動培訓及保障投入，甚至無故拖欠、扣發工資。企業通過對民工低投入而獲得高產出實現工業資本的積累，而農民工自身處于弱勢群體地位，沒有相應的代言人，即使有工會組織也大多形同虛設，甚至于一些地方政府以投資環境為幌子無視民工長期低工資的現實，因此，此時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資金積累事實上走的是一條對以民工為主體的部分農村勞動力的資金轉移模式，每個務工者以極低的收入水平并且因缺乏技能培訓而只能單純付出體力為代價，為工業化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企業對農民工實行低工資及逃避技能培訓投入，降低了民工的收入積累能力和未來提高工作技能的機會，導致絕大部分民工將來因年齡增大只能返鄉或從事更低端的工作，進一步加劇了城鄉之間收入的差距。

三、制造業結構低端化是“民工荒”產生的內在驅動力

當前，“民工荒”絕不是我國勞動力總量上的缺乏，技術型工人短缺所體現出的結構性問題才是其真實表現。結構型用工與勞動力供應之間的矛盾積累通過“民工荒”這一形式展現出來。技術型民工的供應需要一個長期培養積累的過程，高工資也無法在短期內催生出大量的熟練工人，熟練型民工的短缺說明我國人力培養的模式具有缺陷性，而制造業結構低端化所產生的人力培養的缺位是“民工荒”產生的深層原因。

1．結構低端化形成的生產模式決定民工低工資

有關“民工荒”產生原因的論述，大多將其歸結于民工工資的低水平，即使收入增長說、制度缺陷說等觀點從另一種視角進行了剖析，但仔細分析會發現，這些觀點立論的基礎仍然是建立在工資低廉的背景之上，認為民工的低收入是民工短缺的癥結所在。從供求關系講，價格是供需雙方博弈的引導力。在相當低的工資水平下，勞動力將會發生供給轉變，民工轉移的數量應該呈現遞減趨勢，但事實是我國外出務工人員逐年增加。2005年，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達12578萬人，比2004年增加755萬人，在農民工工資整體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民工外出的熱情似乎并沒有受到低工資的各種負面影響。因此，將不合理低收入作為“民工荒”產生的根本原因并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民工工資的低水平只是“民工荒”產生的直接誘因，低工資后面的決定因素才是導致民工短缺的深層次原因。工資水平的高低受制于企業的生產模式，部分制造企業技術含量低，以大量勞動力作為生產的要素投入基礎，低勞動力成本支撐起了企業的發展基礎。這種缺少技術基礎的生產模式決定了企業工資的平均水平及上漲的空間，作為這種生產模式參與者的民工所能得到的收入也只能是處于較低的層次上。我國制造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在國際分工上處于整條價值鏈的低端環節，結構上的低端化導致我國的產業附加值不高，這種較為低級的價值增值形式也是通過民工工資體現出來的，并在工資低水平的條件下引發“民工荒”。因此，制造業結構低端化才是“民工荒”發生的內在決定因素。

2．結構低端化使企業缺乏對民工進行技術培訓的壓力，人才儲備不足導致結構性民工短缺

年輕民工和技術熟練工人成為企業爭搶的對象．相對于企業的強烈需求而言，這部分人群作為技術應用的載體在供應上顯得捉襟見肘。那么技術性民工來源途徑在哪里呢?大體上講，可以分為三種，一是經過專業職業學校培訓，二是企業自身培養，三是民工自學成才，但個人自學成才畢竟是少部分，難以成為企業需求人才的正常途徑。職業學校可以大規模培養職業技術人才，但受“輕視技工”的落后觀念影響，近年技術學校普遍陷入了逐年萎縮的困境。上世紀90年代后期到2005年，職業教育所占比例從原來的58％下滑到38％，僅在2002年，全國各地就停辦了大約600所技校。這意味著，技工學校對企業的人才支撐受到嚴重削弱，那么企業自身培養所需人才則成為最直接、重要的途徑。

從實際來看，我國大量用工的制造企業難以培養出數量可觀的急需的技術型工人。中國企業缺乏核心的制造技術，在研發、設計、營銷等高端價值環節不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則在于豐富低廉的勞動力成本，這成為支撐中國成為世界制造業基地的重要的競爭要素。為了盡可能的利用勞動力，即使稍微有點技術性的工作也被分解成很多單一性的流水式工序，每個民工針對這一種崗位進行重復式操作，難以接觸到技術生產的全過程，這就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民工通過“干中學”成為技術能手的可行性。為了節省成本支出，企業難以舍得從有限的收入中抽出資金對民工進行技術培訓，勞動保障部的調查表明，被調查企業中一半以上的企業用于技術工人培訓的費用不到職工教育經費的20％，在培訓經費難到位情況下，民工根本不可能通過培訓這一途徑獲得技術提高。因此，在制造業結構低端化的情況下，企業缺乏進行技術性工人培養的壓力，生產模式所決定的培訓體系的缺失導致技術人才的儲備嚴重不足，當企業生產擴張和技術發展需求技術型工人時，供應不足的問題立刻暴露出來，并通過結構性“民工荒”現象集中爆發。由此我們可以認為，制造業結構低端化是“民工荒”產生的內在性原因。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圖表、注解、公式等內容請以PDF格式閱讀原文。二元化、制造業結構低端化與“民工荒”現象

徐建榮　陳　圻

【摘要】2004年年中“民工荒”現象第一次進入人們的視野。對于“民工荒”產生的原因，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闡述了相應的看法。綜觀各種論點，“民工荒”發生的深層次原因鮮有觸及，本文對此進行了相應探討。“民工荒”的出現是對二元化結構發展的一次假證，并不能說明我國二元化發展形態的改變，恰恰反映的是二元化條件下城鄉發展的一種扭曲形態，其發生的內在原因則是我國工業尤其是制造業結構低端化形成價值分配秩序和人力資本培養模式的不完善。

【關鍵詞】民工荒；二元化；制造業；結構低端化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024(2007)01―0116―03

【基金項目】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SA8000及‘民工荒’對長三角制造業發展的中長期影響及對策研究”(批準號：05EYA001)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徐建榮，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管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管理；陳圻，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管學院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管理。(江蘇南京210016)

2004年年中廣東、福建、浙江等地相繼發生民工短缺，“民工荒”現象第一次進入人們的視野。沿海地區的眾多制造企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招工難問題，而且“民工荒”現象呈蔓延之勢，缺工范圍一度向中西部地區擴大，表明我國勞動力供需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農民工以自己對區域、崗位、待遇等特有的自主選擇方式決定外出的遷移方向，形成民工在區域間的重新布局，他們基于自身理性選擇而放棄某一地區的行為自然導致該地區發生“民工荒”的現象。

一、“民工荒”現象產生的原因

對于“民工荒”產生的原因，專家學者有著不同的聲音，各方論點主要集中在五個方面：一是工資低廉說。長期以來農民工工資處在絕對的低位，不僅與城鎮職工工資的相對收入比偏低，而且增長幅度幾近于零，珠三角地區12年來民工工資年均僅增長68元，低廉的工資實難吸引和留住民工。二是收入增長說。這種觀點認為，2004年以來中央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大力實施農業減免稅以及對糧食主產區的直補政策，再加之近幾年糧食價格有了明顯的恢復性增長，種糧收入比較可觀，務工收入的相對優勢有所弱化，導致農民工回流和減少外出務工活動。三是制度缺陷說。我國長期以來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嚴重阻隔了農業剩余人口向城鎮的遷徙，而由戶籍所延伸出來的保障、入學、醫療等一系列障礙加大了農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成本，使本已偏低的工資收入雪上加霜。而且，農民工缺乏話語權，工資決定、勞動條件、工作時間等都難有制度性的保證，無形中使他們對城市歸屬感缺少認同，最終導致民工回流現象加重。四是結構滯后說。絕大多數民工沒有受到過正規的相關職業技能培訓，很多務工者只是具有體力這一最原始的勞動要件，無法適應企業的現代化技術裝備操作，而企業對有技能的工人需求量很大，對普通勞動工則處于正常的需求水平，勞動力供需結構的脫節造成民工的結構性短缺，結構性“民工荒”由此產生。此外，還有觀點(劉艷，2005)認為，沿海地區產業過于集中引發了對農民工需求的區域性集中，產業高度密集推動沿海地區發生民工短缺。

以上觀點從不同的角度對“民工荒”的出現做了合理的解釋，具有一定的信服力，歸納以上論點，可以總結為收入成本比較和結構不合理兩種解釋。這些因素都對“民工荒”發生具有一定的誘導作用，但并不足以從本質上有效闡釋為何在我國制度設計并未有效扭轉二元化結構發展條件下“民工荒”仍然發生，并且從沿海發達地區向輸出大量勞動力的落后省份蔓延這一現象。本文認為，“民工荒”的出現是對二元化結構發展的一次假證，并不能說明我國二元化發展形態的改變，恰恰反映的是二元化條件下城鄉發展的一種扭曲形態，其發生的內在原因則是我國工業尤其是制造業結構低端化形成價值分配秩序和人力資本培養模式的不完善。

二、“民工荒”與二元化發展的背離

1．我國二元化發展難以構造民工總量短缺的條件

中國是發展中大國，農業剩余人口總量巨大，勞動力資源豐富成為最大的比較優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已從1978年的2．37提高到2003年的3．23，表明當前我國二元結構的形態呈現強化之勢。這種工農部門邊際收益的絕對差異更大程度上吸引農業剩余人口向工業部門遷移，對工業尤其是制造業發展來說，勞動力資源的供應在較長時期內將是充裕的。中國目前仍有1億多農業人口需要轉移，僅2006年勞動力資源增量就達1700多萬人，預計全年城鎮需要安排就業總量逾2500萬人，而全年預計城鎮可新增就業崗位約1100萬人，有1400多萬勞動力無法進入就業崗位，比2005年增加100萬人。即使考慮到今后勞動年齡人口新增量達到峰值后逐年減少，也只是增長放緩而已，勞動力的供應仍將持續增加，需要轉移的人口不會在總量上絕對下降。因此，“勞動無限供給”對中國來說，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一個經得起考驗的命題。然而，“民工荒”的出現卻對這一命題做了一次令人吃驚的反證，我們長期以來引以為豪的豐富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在我國工業化持續繁榮的景象下出現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供給”緊張。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供需關系在古典競爭環境下將會達到一個相對的平衡，從我國市場化深入程度看，絕大多數商品幾乎都處于或接近于古典競爭的市場中。而勞動用工市場在我國則是一個非完全競爭市場，在信息不對稱以及大量的勞動力源源不斷的供給條件下，農民工深處喪失話語權的市場環境中，企業占據了有利的位勢，幾乎壟斷了市場的選擇權。企業的強勢選擇權決定了有限的工作崗位對大量外出民工來說是一種稀缺的資源，這是崗位供給與勞動力供給的強大博弈，“僧多粥少”的供需狀況造就的是勞動力過剩的現實市場，總量上的失衡不會構造出民工短缺的條件。

2．“民工荒”對二元化發展假證的現實意義

“民工荒”發生是勞資矛盾長期積累的必然結果，當前民工工資介于務工成本與劉易斯模型工資水平之間，與劉易斯所說的工資標準仍有一定差距，因此“工資粘性”帶來的凈收入的下降阻滯了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大規模遷移(包小忠，2005)。從這一角度講，“民工荒”現象并沒有違背二元化結構理論，而是在缺失劉易斯理論標準條件下的特殊現象，是對二元化結構理論的一次假證。

“民工荒”對二元化結構理論的假證，在現實意義上反映出我國二元化條件下城鄉發展的扭曲，這種扭曲實際上是工業化進程中城鄉利益分割的博弈變化，它進一步惡化了城鄉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對工業化發展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在計劃經濟時期，由于缺乏必要的資金積累，工業發展所需資金的重要渠道便是農業積累的轉移。國家通過農業合作社這種組織形式將農民集中起來進行農業生產，然后通過農業社對農產品進行適度有償收購，這種對農產品低價購買降低了工業發展的成本，實現了農業資金向工業發展的轉移，由此推動了當時工業化的進程。可以說，改革開放以前以農支工的工業化發展模式是建立在以政府為主導的有效秩序之下，基于城鄉之間嚴格的戶籍分割，農業勞動力向城鎮的遷移行為近乎禁止，農業人口被完全隔絕在鄉村，因此工業對農業資金的轉移是全體農民以農業社為中介完成的。這種城鄉之間的收入分配模式在當時城鄉收入水平都較低并且農民收入有著穩定的組織保障下表現出了很大的穩定性，較難發生城鄉利益的嚴重沖突。

改革開放以后，農業社這種農業組織伴隨著農村改革而

消亡，農民的經營自由權得到了充分尊重，農民由原來統一組織下的集體行為人轉化成個體自由人。農業經營體制的變化所帶來的效率的提高解放出了相當一部分農業勞動力，而經營的自主化則使這部分剩余人口以個體形式直接面對城鎮工業的勞動力需求。工業化的發展對農民工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當民工進入到企業中成為臨時產業工人時，城鎮工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制造企業的發展就采取了一種不同于改革開放以前的資金轉移模式。由于這些企業自身技術水平和資金規模都不高，低成本發展成為其采取的可行市場戰略，而低成本的源泉則是依賴豐富且廉價的民工資源，形式就是長期實行低工資、逃避各種勞動培訓及保障投入，甚至無故拖欠、扣發工資。企業通過對民工低投入而獲得高產出實現工業資本的積累，而農民工自身處于弱勢群體地位，沒有相應的代言人，即使有工會組織也大多形同虛設，甚至于一些地方政府以投資環境為幌子無視民工長期低工資的現實，因此，此時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資金積累事實上走的是一條對以民工為主體的部分農村勞動力的資金轉移模式，每個務工者以極低的收入水平并且因缺乏技能培訓而只能單純付出體力為代價，為工業化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企業對農民工實行低工資及逃避技能培訓投入，降低了民工的收入積累能力和未來提高工作技能的機會，導致絕大部分民工將來因年齡增大只能返鄉或從事更低端的工作，進一步加劇了城鄉之間收入的差距。

三、制造業結構低端化是“民工荒”產生的內在驅動力

當前，“民工荒”絕不是我國勞動力總量上的缺乏，技術型工人短缺所體現出的結構性問題才是其真實表現。結構型用工與勞動力供應之間的矛盾積累通過“民工荒”這一形式展現出來。技術型民工的供應需要一個長期培養積累的過程，高工資也無法在短期內催生出大量的熟練工人，熟練型民工的短缺說明我國人力培養的模式具有缺陷性，而制造業結構低端化所產生的人力培養的缺位是“民工荒”產生的深層原因。

1．結構低端化形成的生產模式決定民工低工資

有關“民工荒”產生原因的論述，大多將其歸結于民工工資的低水平，即使收入增長說、制度缺陷說等觀點從另一種視角進行了剖析，但仔細分析會發現，這些觀點立論的基礎仍然是建立在工資低廉的背景之上，認為民工的低收入是民工短缺的癥結所在。從供求關系講，價格是供需雙方博弈的引導力。在相當低的工資水平下，勞動力將會發生供給轉變，民工轉移的數量應該呈現遞減趨勢，但事實是我國外出務工人員逐年增加。2005年，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達12578萬人，比2004年增加755萬人，在農民工工資整體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民工外出的熱情似乎并沒有受到低工資的各種負面影響。因此，將不合理低收入作為“民工荒”產生的根本原因并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民工工資的低水平只是“民工荒”產生的直接誘因，低工資后面的決定因素才是導致民工短缺的深層次原因。工資水平的高低受制于企業的生產模式，部分制造企業技術含量低，以大量勞動力作為生產的要素投入基礎，低勞動力成本支撐起了企業的發展基礎。這種缺少技術基礎的生產模式決定了企業工資的平均水平及上漲的空間，作為這種生產模式參與者的民工所能得到的收入也只能是處于較低的層次上。我國制造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在國際分工上處于整條價值鏈的低端環節，結構上的低端化導致我國的產業附加值不高，這種較為低級的價值增值形式也是通過民工工資體現出來的，并在工資低水平的條件下引發“民工荒”。因此，制造業結構低端化才是“民工荒”發生的內在決定因素。

2．結構低端化使企業缺乏對民工進行技術培訓的壓力，人才儲備不足導致結構性民工短缺

年輕民工和技術熟練工人成為企業爭搶的對象．相對于企業的強烈需求而言，這部分人群作為技術應用的載體在供應上顯得捉襟見肘。那么技術性民工來源途徑在哪里呢?大體上講，可以分為三種，一是經過專業職業學校培訓，二是企業自身培養，三是民工自學成才，但個人自學成才畢竟是少部分，難以成為企業需求人才的正常途徑。職業學校可以大規模培養職業技術人才，但受“輕視技工”的落后觀念影響，近年技術學校普遍陷入了逐年萎縮的困境。上世紀90年代后期到2005年，職業教育所占比例從原來的58％下滑到38％，僅在2002年，全國各地就停辦了大約600所技校。這意味著，技工學校對企業的人才支撐受到嚴重削弱，那么企業自身培養所需人才則成為最直接、重要的途徑。

篇8

【關鍵詞】職業教育 承接產業轉移 促進作用

自1999年國家正式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經過10余年的發展，西部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仍然從整體上落后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經過30 余年的發展，已經進入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階段，面臨著產業結構與產業布局的大規模調整。而且，當前世界性的經濟衰退對我國外向型經濟造成巨大沖擊，為了進一步降低如諸如土地、能源、原材料緊張、勞動成本上漲等現象帶來的成本上漲，保持經濟競爭優勢，也進一步加快了東部地區產業向西部地區轉移的步伐。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我國西部地區資源、能源相對充裕，勞動力數量富余成本較低。近年來，由于經濟快速發展，這些地區的投資環境正逐漸改善，已經具備承接產業轉移的良好條件，而且隨著新一輪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西部地區迫切需要新的產業作支撐。

一、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中勞動力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承接產業轉移對于西部地區而言， 既是重大機遇， 也是嚴峻挑戰。目前的西部地區在已經具備很多承接產業轉移的優勢條件的情況下， 也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制約因素。就勞動力方面的情況看，相對廉價的生產要素成本優勢， 為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入創造了驅動力。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 西部生產要素中勞動力成本優勢非常明顯，以四川為例，四川有著豐富的勞動力資源， 并且，勞動力用工成本不高，據測算，勞動力工資水平約為沿海的3 /5。但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也并不意味著產業轉移中合格的勞動力資源的滿足。西部地區各類專業技術人才的短缺導致承接產業轉移遭遇轉移人才瓶頸。暴露出學歷低、技術水平低、工作能力低等缺陷，具有相關產業正規學歷教育培訓的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嚴重缺乏。許多新興產業在向西部轉移的過程中，缺乏產品的創新型研發人才，也成為許多低耗能、低污染、高技術含量的企業不愿意到西部地區“落戶”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大力發展西部地區高職教育，為企業提供人才保證和智力支持

國家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2010年-2020）》中明確指出將把發展職業教育是推動經濟發展作為緩解勞動力供求結構矛盾的關鍵環節，應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從宏觀層面上看，國家已經預見到了經濟發展中勞動力供求結構矛盾的日益突出，因而在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過程中為突破優質勞動力資源短缺的瓶頸制約，急需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教育，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高技能人才。

現階段高職教育在辦學上還存在一定的誤區，片面重視理論知識的灌輸，而忽略了技術教育的重要性，并且缺乏根據社會和市場需求靈活培養人才的職業教育意識，導致高職學生創新能力普遍不強，許多學生只掌握單純的理論知識，而缺乏計劃和實踐的能力，并且很難適應社會和市場對人才的需求。據此，應該首先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和校企合作方面入手，全面提升教育質量，為在西部地區“安家落戶”的企業提供人才保證和智力支持。

（一）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培養具有創新意識的高技能人才

首先高職院校應該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就業為目標”作為人才培養指導方針，在面對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經濟環境中，各高職院校應該有靈敏的“嗅覺”，緊抓其人才輻射地區的企業發展人才需要，有針對性地設置專業，要根據市場的需要，增加一些實踐性、實驗性的專業課程，達到使專業與社會的需求無縫對接。并能根據社會對人才需求的變化，及時做出調整。對一些目前西部地區人才需求量不大、但符合產業轉移趨勢的潛力行業的相關專業，要提前設置并對人才進行培養，以適應未來市場的需求。

其次要積極探索教學制度的改革，在有利于學生就業的大前提下，可以采取一些定向學制或彈性學制的辦法。學校可以和用人企業之間進行深度合作，按照用人單位的要求對人才進行有計劃、有針對性的培養。學生可以和用人單位簽訂就業協議，在學校期間根據用人單位的需要完成具體知識的學習和實踐技能的掌握。當學生完成學歷之后，就可以立即投入到具體的工作中，實現學習到

就業的迅速轉化和學校與企業的零距離對接。這樣，既解決了學生的就業問題，也使用人企業能夠通過“訂單式培養”快速引進自己需要的實用型人才。簡言之就是，企業和單位需要什么樣的人才，高職學校就定向培養什么樣的人才。

（二）加強校企合作，實現專業與產業對接

產業轉移注重投資環境的綜合實力，其中就包括“招得到，用得上”的專業技能人才數量和質量的軟實力。在產業轉移中可以通過實現校企合作達到“雙贏”目的，即在產業轉移中企業勞動力質優價廉，效益增收；學校學生就業渠道暢通，辦學水平進一步提高。仍以四川為例，四川作為西部地區人口大省，在 “人口多、底子薄、不平衡、欠發達”的基本省情面前，明確提出以科技支撐引領為核心動力，實施企業創新主體培育、產業創新牽引升級、區域創新發展示范、產學研用協同創新等四大創新工程，促進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在高職教育中，應大力推進產教結合與校企一體辦學，實現專業與產業、企業、崗位對接。建立健全校企合作新機制，指導推動學校和企業創新校企合作制度，積極開展一體化辦學實踐。通過整合實訓資源，共建產品設計中心、研發中心和工藝技術服務平臺，在企業建立教師實踐基地等方式，推動職業學校教師到企業實踐，企業技術人員到學校教學，促進職業學校緊跟產業發展步伐，促進教育與產業、學校與企業深度合作。

綜上所述，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是關系到國家地區經濟和社會和諧發展，最終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改善落后地區國計民生的重要經濟舉措。在此過程中，除了各級政府高度重視，土地、交通、能源、環境等配套設施積極跟進外，高職教育為其合格勞動力資源的人才保證及產業創新型發展、可持續發展帶來的智力支持也顯得尤其重要。

篇9

關鍵詞：用工荒；人力資源供給；結構性失衡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2）17-0131-02

一、目前“用工荒”的特點

“用工荒”是指用工短缺現象，即人力資源“供小于求”，體現為勞動力資源局部緊缺的現象，這種現象從2004年的珠三角就已出現，當時被稱之為“民工荒”。2006年，“民工荒”現象進一步蔓延，福建、廣東、浙江等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稱為 “缺工”。到了2008年和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機使中國出口嚴重受阻，對農民工就業的需求急劇下降，一度掩蓋了“民工荒”問題。2010年隨著全球經濟形勢轉曖，用工短缺問題再次凸現，到2012年春節后，不少企業又開始為新一輪的“招工”而頭痛不已，而此時， “民工荒”已變成了“用工荒”。主要有以下特點：

1.地區蔓延至全國，但一線中心城市尤為突出。用工荒最早主要出現在沿海、經濟相對發展較快的地區，如珠江三角洲及長江三角洲地區，但自2006年以來，用工荒從沿海地區、經濟發達地區逐步蔓延至內陸城市，甚至安徽、河南、四川等傳統勞務輸出大省也面臨不同程度的“招工難”。但總體來看，仍然是經濟發達的地區缺工現象較突出，僅以廣州為例，2012年春節后一個月，廣州急需補充11.38萬人，雖然比去年的15萬人略有減少，但2011年廣州人力資源的求人倍率仍保持在1.34，即平均1.34個崗位對應1個求職者。

2.緊缺類型以技工為主，表現為結構性失衡。從各大人力資源市場報道的招工情況和對企業的采訪情況來看，目前企業主要缺少的工種都是集中在一線生產線上，一些體力活和一些需要專業技術較強的工種，如服務行業的服務員、生產制造業的熟練技工等。

3.“民工荒”轉化為“用工荒”、“技工荒”。從2004年，最早出現“民工荒”到現在已悄然轉化為“用工荒”，因為，總體農民工數量并沒有出現短缺，但是缺乏由民工轉變為用工的動力，而且真正缺少的是具備一定技能的專業性較強的人才，而不僅僅是從事簡單勞動的生產工人。因此，現在的“用工荒”甚至可以稱為“技工荒”。

二、“用工荒”產生的原因分析

1.產業結構調整導致用工結構失衡。由于國家加快產業結構調整，針對“兩高一資”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進行轉型，特別是沿海城市鼓勵企業引進先進設備，加快傳統技術改造，低利潤、低端制造業將被淘汰或向內部城市轉移，沿海城市發展重點轉向金融業、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物流業、服務業等。產業升級必然會導致用工結構性發生變化，譬如紡織服裝業對從業者的學歷要求相對較低，而機械、生物制藥、LED等行業對文化技術的要求則更高一些。因此，產業結構調整客觀上要求農民工在技能上作出相應提升，但農民工的生存現狀及職業技能不能完全滿足這種要求，所以必然會出現一定程度的結構性失業。

2.經濟回暖，勞動力需求增加。由于全球經濟回暖，各國企業恢復發展以及國內經濟刺激計劃作用的發揮，使得中國經濟形勢已經穩步回升，并向好的方面發展。其中外貿短期回升、內需強勁是經濟回暖最直接的體現，特別是一些加工制造業訂單增多，而這些企業又是一些勞動力密集型的企業，訂單的集中需求，短時期內使企業出現了大量的用工需求。

3.工資偏低，缺乏社會保障。一方面，勞動密集性企業通過雇傭大量的農民工生產廉價、簡單的產品，并成規模地出口，但這類高度可替代的產品到了國外，只會將價格壓得越來越低。而這種價格傳導效應導致農民工勞動力成本始終維持在較低水平，也使這些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微利生存；而另一方面，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在促進城鄉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也讓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的生活成本的不斷提高，使得作為企業工人的外來民工在無法享受到與本地一樣的各種社會福利和保障同時，卻同等地承受和本地人相同的生活成本，這樣一來，民工對工資預期也會隨之有所提高，企業如果繼續靠低廉的工資招工，顯然難以吸引到所需要的工人。

4.國家產業轉移，中西部勞動力當地就業。國家大力倡導的產業轉移初具成效，一些中西部地區的企業發展迅速，這些在中西部如春筍般崛起的企業，給當地的就業人員提供了很多崗位，這些人不需要遠程到其他省市，而就近在家鄉就業，工資待遇不會低多少，消費水平低，住宿、回家交通等開支減少，又可兼顧父母孩子，在很大程度上也減少了沿海地區的勞動力資源。

5.外來工在一線城市找不到歸屬感，流失率高。外來工在城市的生活被邊緣化，他們大多數住在簡陋的宿舍，身著過時的服裝，生活在城市的底層，使得他們與城市產生距離，缺乏認同感。特別是80后、90后已成為外來打工的主體，而這些他們與 “不管多苦多累，只要能多掙點錢就行”的60后、70后相比，不僅追求工作條件同時注重生活品質，他們的生活觀、擇業觀發生很大變化。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掌握了一定文化，被稱為“新生代農民工”，他們的訴求提高，不再滿足于“為賺錢三點一線”的生活，轉而尋求勞動強度適中、業余生活豐富且不受歧視的工作崗位。而這些要求與實際工作環境有一定差距，就會導致他們總是在不斷地跳槽、返鄉、外出打工中徘徊。

6.部分企業不重長遠，缺乏用工儲備。部分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仍錯誤地認為中國勞動力資源充沛，企業用人可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在用工方面仍然固守臨時觀念，缺少長遠打算，對勞工缺乏應有的尊重，不注重建立自己的勞動力儲備，從而導致一旦用工需求急劇增加時就變得手足無措、無法應對。

三、“用工荒”背景下對企業人力資源供給的影響

1.電子、制造等行業將出現人力資源嚴重不足。現在的用工荒嚴重，尤其是技術工種，技術類人才本來就比較稀缺，有技術的外來工人由于城鄉差距縮小，在老家附件就能找到工資水平待遇差不多的工作，不愿離鄉背井到大城市生存；而另一方面，高校培養的畢業生往往怕苦怕累，不愿到生產第一線，致使電子、制造行業缺少大量技術工人。

2.“用工荒”與“就業難”同時并存。“用工荒”與“就業難”同時并存，人力資源“結構性”失衡現象嚴重。一方面，一些不景氣的行業“裁”聲四起，如房地產行業、受國際影響較大的外貿企業等，為減本增效，裁員“瘦身”當前是一些企業最直接的自保手段；另一方面，大量電子、制造類企業招不到合適的技術人才，產生“用工荒”。

3.勞動密集型企業將面臨重新洗牌。目前，隨著歐美經濟逐漸復蘇，對中國制造的產品需求有所增加，企業的訂單增加，招工量也有所上升，但中國制造的優勢就在于成本，而要解決“招工難”第一要務就是增加工人的工資，而工資成本的上升又加重企業負擔，使得本來就是微利的生產制造業面臨很大困境，所以實力較差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必然面臨著被收購重組的命運。

4.“應急工”順勢而生。由于企業用人出現嚴重短缺，不少企業開出優厚的條件招聘在校學生以“短期工”緩解用工的“燃眉之急”，稱為“應急工”。特別是在2012年春節前后，一些在校90后大學生逆“春節流”而動，不“愛”過年“愛”打工。他們沒有回家，而是選擇北上、南下去打工掙錢。一方面可以通過打工賺取學費和生活費；另一方面也希望通過假期打工提高自己的社會實踐能力。

四、解決“用工荒”，滿足人力資源供給的措施

1.加快產業調整，優化配置勞動力資源。繼續實施國家的產業調整政策，大力發展科技含量較高的產業，大力發展規模農業生產，提高勞動力資源的效率，減少勞動力資源的浪費，合理優化配置勞動力資源，提高勞動力的社會生產價值，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對現有設備進行更新或技術改造，淘汰落后設備，同時對員工進行技術培訓和優化組合，提高生產效率和質量。

2.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提高社會保障。用人單位能否提供一份有競爭力的工資待遇是每個應聘員工首要考慮的因素。因此，企業招工要充分考慮員工生活成本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等現實因素，適當提高工人工資和福利待遇。另一方面，應注重外來工人的社會保障。企業應該按照勞動法的規定，為工人參加社會保險，并出臺相應政策使得到本地務工的外來民工在醫療、養老、工傷以及子女就學等方面享有當地人同等待遇。有了一份滿意的收入與可靠的社會保障，就會降低外來工人的流動率。

3.加快職業教育，培養適合企業發展的人力資源的儲備。用工“結構性短缺”主要原因是因為加工制造業的中高級技術工人嚴重短缺，這部分需求農民工難以滿足，而高校畢業生又不愿從事，就導致出現“用工荒”與“就業難”并存。政府應繼續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培養適合企業發展需要的人才，可以實行“訂單式”辦學，根據企業要求，培養出高素質的專業技術人才，這樣既可以解決“技工荒”，又可以解決大學生的就業難。

4.企業根據自身發展適量儲備勞動力資源。企業應該創造出企業的個性文化氛圍，通過企業獨特的人文環境留住工人，同時有目標、有計劃發儲備一些勞動力資源，對于這部分勞動進行邊培訓邊使用的方針，在不浪費現有勞動力的基礎上，又為企業將來的發展奠定基礎。

5.加強企業管理、增強企業凝聚力。對企業而言，調整員工收入水平、實行人性化管理，是解決“用工荒”的關鍵。企業要想發展得更好，人力保障是基礎，構筑和諧的勞資關系，完善企業留人制度，除了要提高工資福利、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建立系統的培訓體系、實施激勵性的績效考核、通暢個人發展途徑和空間外，還要努力營造并提高企業文化內涵，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加深員工對企業的感情，保持企業員工隊伍的穩定性。

五、結論

總體而言，2012年的用工荒更大程度上表現為人力資源供給的“結構性失衡”，只有找準問題的根本原因，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加強職業教育、提高外來工人的待遇等具體措施，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力資源供給的不足，保障經濟的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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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桂宏.淺談國內“用工荒”產生的原因及對策[J].新西部，2010，（6）.

[3] 胡月彬.當前中國“用工荒”的原因及對策分析[J].南昌教育學院學報，2010，（4）.

篇10

一、目前我縣企業用工現狀

****年度，被列入我縣重點骨干的企業共****家，企業類型主要分布在船舶修造、汽配、電機、水產、玩具、化纖、毛絨制造等行業，都具有行業代表性的特點。從調查顯示，截止**年4月底，我縣**家重點骨干企業用工總人數為****人（其中船舶修造企業外包單位****家，用工人數為****人）。按員工戶籍地分，本地員工****人，外來員工****人；企業為員工參加社會保險人數****人，參保比例為****%，主要以本地員工為主，船舶修造企業的外包單位中僅為45名員工參保，參保率極低；從日工作時間看，各企業相差較大，長涂金海灣、秀山常石集團、衢山吉博力等企業勞動用工比較規范，實行標準工作時間制，而水產，玩具等企業因工資以計件為主，員工日工作時間一般在****小時，工作時間相對較長；從工資待遇看，船舶修造、汽配、電機等企業的生產及技術工人月薪在****元，水產加工、玩具、化纖、毛絨制造等企業的員工月薪在****元；其它福利待遇方面，除長涂金海灣、秀山常石集團等少數企業福利待遇較優外，多數企業很少考慮給員工除工資以外的福利待遇。從食宿安排看，我縣約有7成企業為外地員工提供免費住宿條件，每間宿舍安排****人，為本地員工免費提供住宿、通勤車或補貼。金海灣公司提供的食宿條件很好，每間都安裝空調、電視等設施，可以與寧波、紹興等地的一流企業媲美。

二、用工短缺情況及存在問題

從調查顯示，年內**家企業用工需求為****人，其中船舶修造企業的外包單位用工需求為****人。主要分布在船舶修造、水產加工、汽配等有關企業。用工缺口的主要工種是船舶工程管理人才、船舶行業技術工人、水產加工人員，VNC機械加工人、玩具裝配工、車縫工等。對用工的年齡要求普遍限制在20—40周歲。

目前，這些用工短缺企業都存在招工難問題，已給有些企業的正常生產帶來很大影響，成為制約企業發展的主要瓶頸之一。

今后幾年內，我縣按照市委“以港興市、全面跨越”的工作要求，緊緊圍繞建設海洋經濟強縣這一主題，認真貫徹和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以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和豐富的資源優勢，臨港產業將會得到快速發展，特別是船舶修造業及船舶配套等企業的用工需求勢必會迅速增加。從目前正在新建中的衢山東邦修造船有限公司、落戶秀山島的江蘇南通惠生集團、江南山的舟山中基集團，及金海灣公司的全面投產情況看，保守預計這些企業明后兩年內用工需求總量將超過1萬人。企業若不及早儲備管理人才、技術人才和普遍技術工人，到時，用工方面的困難和問題將進一步顯露：技術人才總量短缺，本地勞動力嚴重不足，外來勞動力引進難……這一切，會成為制約企業進一步做大做強的最主要瓶頸。

三、企業招工難原因分析

透視我縣企業用工短缺現狀，我們從宏觀和微觀上分析其用工短缺產生的深層次原因，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從宏觀上分析。由于新一輪全國性的投資熱潮興起，如上海****年世博會和廣州****年亞運會場館及基礎建設，以及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經濟圈的形成，中西部地區大開發步伐的加快，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舉措的實施，各地經濟都得到快速發展，企業用工量都飛速猛增。使勞動者就業空間的選擇上更為靈活多變，勞動力資源在全國區域內不斷得到整合和配置，呈多方向、多區域流動趨勢。原來在長三角、珠三角地區集中流動的勞動力轉向全國范圍，改變了民工潮“一江春水向東流”的習慣性轉移格局。導致近年來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出現較為嚴重的“民工荒”問題，勞動力供給明顯不足。其次，由于中央高度重視“三農”問題，相繼出臺取消農業稅等重大政策，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增強了外來民工務農的信心。第三，有些地區包括我縣的多數企業工資水平多年來始終保持在低水平徘徊的局面，而內地一些企業工資水平在不斷增長，以及用工不規范，員工權益難以保障等原因，極度大地損傷和削弱了他們外出務工的積極性。

（二）從我縣實際情況分析。我們認為本地勞動力不足，結構性矛盾嚴重；水產、玩具等企業工資待遇偏低，用工缺乏吸引力，是企業招工難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區域位置、工種適應性、管理水平、權益保障等也是造成企業招工難不容忽視的因素。

（1）結構性矛盾嚴重。當前,我縣大力培育發展臨港產業,船舶修造企業呈現飛速發展態勢。截止07年底，全縣共有船舶修造企業****家，相對固定職工1萬余人，今后對技術技能工人的需求量持續增大。而我縣目前可提供的人力資源中適合船舶修造企業技能要求的極少，勞動力低技能素質與企業對技術技能工人的高需求所產生的技能性矛盾是就業結構性矛盾的主要特點。這種結構性矛盾在今后幾年內將會更加嚴重。

（2）本地勞動力嚴重不足。近年來，我縣大力發展臨港產業，很多企業相繼落戶我縣，大量失業人員實現了就業再就業，城鄉閑散勞動力逐年迅速減少，實現了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的良性互動。據教育部門統計，目前，我縣每年未升學的初高中新成長勞動節力僅為****余人，原岱山戶籍的大中專畢業生回家鄉創業的很少，也只有****人左右。這一切，導致我縣本地勞動力有效供給嚴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企業用工緊缺。

（3）工資待遇偏低，用工缺乏吸引力。眾所周知，近幾年來，我縣企業工資長期徘徊在較低水平。而這些年來物價消費總體水平已大幅攀升，企業工資提高遠低于經濟增長和物價增幅。按日工作時間*至**小時計酬，目前我縣水產、玩具等企業職工月工資收入一般在****至****元。與寧波、紹興等周邊地區相比，月薪均低了****元左右。

（4）用工不規范，權益難以保障。我縣企業對外地員工一定程度上存在歧視的傾向，一是很少與外來員工簽訂勞動合同；二是拖欠工資現象時有發生；三是不為其繳納社會保險費；四是隨意延長勞動時間，管理方法死板，缺乏人本化理念。

（5）崗位（工種）原因。

調查顯示，目前我縣用工出現短缺的行業主要是船舶修造、水產加工、汽配等企業。船舶修造企業用工短缺主要原因是企業用工要求較高，用工崗位主要是：電焊工、冷作工、管道工、船電工、舾裝工及船舶現場管理、起重吊機、檢驗、精度等工種，應聘者眾，錄用者少，大多受技能制約。而對于水產、玩具等企業的招工難問題，究其原因，一是屬季節性生產類型，工作不太穩定。在淡季，一線生產工人往往被辭退，勉強留下的也只發給****元左右的生活費。而一旦生產旺季到來，原來那些人早巳在其他企業上班，不可能再度返回，造成員工流失；二是薪酬較低，在工作時間較長，勞動強度較大的情況下，也只能得到這些報酬，勢必引起民工反感；三是用工以****歲女工為主，而外來務工人員男多女少，比例為*：*，這勢必造成年輕女工的大量短缺。四是多次從率水產加工企業赴外招聘反映，很多民工不愿應聘水產品加工崗位，主要原因之一是考慮魚腥味重，習慣上難以適應；顧忌得風濕性關節炎等。

（6）區域位置因素

由于我縣地處海島，交通不便，工作成本高，外來勞動力不愿到海島來打工，一般選擇到杭州、紹興、寧波，溫州等經濟發達地區工作。原因是路途太遠，探親返鄉不方便，交通費用支出過大。

五、對策和措施

針對我縣目前存在的企業招工難問題及今后船舶等工業用工需求預計情況，我們認為各級政府相關職能部門要義不容辭做好用工管理和服務工作，形成全社會合力扶工的良好環境，促進我縣企業又好又快地科學發展，實現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的良性互動。同時，引導幫助企業規范勞動用工，構建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更好地關心、留住人才勞動力，共同破解招工難問題。

（一）積極探索，建立和完善人才培養機制

政府職能部門和企業要千方百計加快各行業的管理、技術等專業人才的培養和引進，著力加快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專業技術人才和熟練技術工人三支隊伍建設。

一是充分發揮浙江海洋學院、浙江國際海運職業技術學院、岱山技校等本地院校的人才培養優勢，圍繞產業需要，擴充船舶修造相關專業，為我縣船舶工業提供相關實用人才。

二是加強校企聯合，充分發揮縣職業技術學校船舶修造技工培訓中心的教學資源，進一步完善衢山鎮和長涂鎮兩大技能人才培訓基地，圍繞船舶產業用工需求，采取“訂單式”和“儲備式”培訓形式，開展針對性的職業技能培訓，建立船舶行業人力資源庫，更好地為企業輸送合適的技能人才。

三是加強交流與合作，開展引才引智工作。積極引進國內外智力項目,為我縣各類企業技術創新等服務。縣里每年要選拔一批有一定工作經驗、年紀輕、學歷高、發展潛力較大的人員到高等院校進行專業深造，也可派員到國內外先進企業學習先進管理及技術，培養一批高級技術骨干人才和專業實用人才。

四是廣泛開展船舶技能崗位練兵、技術比武、技術創新與攻關等活動，切實提高職工的崗位技能和創新能力，在全社會形成學技術、比技能，促成才的良好氛圍。

五、要在全市范圍內統籌考慮勞動力短缺問題，尤其是船舶修造行業的用工緊缺問題。從岱山目前情況來看，可供勞動力資源已到極限。年輕的讀書畢業后都飛到外地，年紀偏大的已失去培養基礎。因此，建議市里應及早謀劃人口較少的海島勞動后備力量貧乏的舉措。在招生、培訓專業設置、就業崗位安置上制訂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手段。

（二）積極引導，幫助企業構建和諧勞動關系

1、提高工資待遇，增加用工吸引力。引進外來勞動力，解決招工難關鍵是提高職工工資待遇。因此，要引導企業認清長三角及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勞動力價格不斷上升的客觀現實和發展趨勢。要根據周邊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及時調整職工工資，盡量接近甚至超過周邊地區的薪酬水平，有條件的企業可實行職工工齡補貼，年終福利獎金等措施，進一步增強企業用工吸引力。

2、保障民工合法權益。要幫助企業理性地審視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關系，改變短期用工行為，及時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按時足額發放工資，改善生產和生活條件，保障和維護員工合法正當權益，進一步構筑和諧的勞動關系。

3、調整用工條件，適當降低在年齡、性別、技能、經驗等方面要求，擴大用工范圍。季節性較強的企業要根據生產特點，合理制定全年用工計劃，避免企業在生產淡季時民工大批跳槽，減少員工流失。

4、重視精神文化建設。要引導企業對員工實行人性化關愛和貼心式管理，真誠善待員工，逐步開設“民工之家”，豐富民工的業余文化生活，通過定期開展各項文體活動、生日送蛋糕、生病探望、節日祝賀等形式，千方百計滿足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努力提高企業凝聚力、向心力，增強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對外來民工的素質培養、崗位發展及提級提升要與本地員工一視同仁。在用工管理上做到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和事業留人，努力構建良好的和諧勞動環境。

（三）齊抓共管，營造全社會合力扶工氛圍

政府職能部門要牢固樹立服務企業意識，齊抓共管，緊密協調，為企業興旺發展創造良好的合力扶工氛圍。

一是充分利用廣播、電視、網絡等新聞媒體和宣傳途徑，大力宣傳高技能人才政策、船舶工業先進模范人物的典型事跡，轉變本地勞動力的擇業觀念，努力營造“當技術工人光榮”的良好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