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對外直接投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全球對外直接投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首先，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使跨國公司能更好地將其所有權優勢與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相結合，為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和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動力。隨著各國關稅水平不斷降低，非關稅壁壘不斷減少，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的中間投入品進口也越來越自由。這一方面，使跨國公司能通過內部貿易，為一些子公司解決因東道國難以提供足夠符合其要求的中間投入品而帶來的質量控制問題；另一方面，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可以使跨國公司根據不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通過直接投資實行區域性專業化生產，從而獲取規模經濟利益。此外，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為跨國公司通過轉移定價獲取額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加劇了東道國國內市場競爭，促進了東道國整體市場環境的改善和勞動力市場彈性的增強，為子公司降低在東道國的生產成本、提高經營效益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最后，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特別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二）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首先，金融市場全球化從兩個方面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第一，隨著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套匯、套利活動加劇，全球利率水平進一步趨同，并趨于下降，這降低了跨國公司間接融資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企業在金融市場上進行直接融資的成本。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金融市場全球化大大改變了資本供應人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使企業的潛在投資者大大增加，而潛在投資者之間的競爭以及金融中介機構（主要是投資銀行）之間的競爭，大大降低了企業進行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使爭奪企業控制權的競爭更加激烈，從而強化了對企業管理人員的監督，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場的全球化給企業管理人員帶來了強大壓力：如果他們經營管理不善，企業就很可能成為被兼并的目標。相反，企業經營狀況良好就會使企業現有投資者受益，潛在的投資者也會隨之增加，這有利于企業降低進一步融資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證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間接地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證券經紀人、投資銀行的內部競爭及彼此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它們為爭奪客戶而不得不降低服務價格，從而降低了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證券交易成本。同時，企業也可通過選擇效率高的證券交易所，降低證券交易的成本，進而降低籌資成本。另外，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的企業對信息的披露必須遵循嚴格的規定，因而通過得到有價值的內部消息進行內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這樣，從事該企業證券交易的投資人和證券經紀人將會增加，該企業證券的流動性也會增強，從而籌資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業能有效利用各種不同的籌資工具，特別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術，以降低風險和籌資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所帶來的籌資成本降低正是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從國際資本市場籌資以擴大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動力和基礎。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金融市場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金融市場連續24小時運營，這大大便利了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管理其公司體系的籌資和資金分配，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

最后，金融市場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更好地規避金融風險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三）投資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必要條件

從本質上講，投資全球化是資本及其相關要素（技術、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合理地流動，它主要表現為投資自由化、規范化以及資本大規?？鐕鲃?。投資自由化和規范化的發展，一方面擴大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減少了其對外直接投資所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大大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變化

長期以來，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占領國際市場一直是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目標，因此，東道國市場的規模和開放程度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兩個最重要的決定因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向發達國家傾斜，此后，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不斷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較低水平。雖然美國對發達國家投資占主導地位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格局在90年代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力度明顯加大。1990～1999年，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總額約2625.7億美元，相當于80年代的5.7倍，約占90年代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3.1%，比80年代高近7個百分點。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較大幅度增長，與80年代末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大規模、全方位推進有著緊密的聯系。

（一）貿易全球化的迅速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帶來了壓力

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一方面使國際貿易渠道越來越通暢，但另一方面也使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由于國際貿易環境越來越自由，突破市場壁壘，就地生產、就地銷售作為傳統的影響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減弱。而降低生產和研發成本，提高企業的技術實力和產品的競爭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國際競爭顯得更重要。獲取發展中國家廉價的自然資源、勞動力以及知識、技術、技術人才等“創造資產”(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從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及勞動力成本變化的情況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也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1983年，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總數為638.3萬人，1989年增至662.2萬人，雇員年均增長率僅為0.6%。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增長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萬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萬人，（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年均增長率高達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跨國公司將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大量轉移至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人數就從1983年的124.9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萬人，在這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數占其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母公司與海外子公司雇員之和）的比重也相應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迅速增加的同時，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上升幅度卻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占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員工資年均增長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應地，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長率則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大量增加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發投入，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的科學技術人才進行研究開發，對降低其研發成本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投資全球化的發展使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在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成為可能

8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中期以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從限制外商直接投資向歡迎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轉變。劇變后，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在其市場化改革進程中也向國際資本敞開了大門，這樣，80年代末以來，投資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圍內蓬勃興起。投資自由化可以分為單邊、雙邊和多邊三個層次。從單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為東道國外資政策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從各國外資政策和法規變化來看，僅1991～1999年，東道國（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和法規的調整多達1035項，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對外商直接投資有利。在實行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時，發展中國家自80年代中期以來在交通、電力、通訊等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大大改善了投資硬環境。從雙邊和多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在雙邊和多邊投資保護協定的不斷增加。1999年，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達1856個，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達1982個，（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分別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貿組織多邊協定中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及《服務貿易總協定》也大大促進了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斷趨向自由化的同時，國際直接投資管理也在向規范化方向發展。這種規范化主要體現在區域和多邊兩個層次上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區域層次的協調主要是區域一體化協議中包含的關于投資問題的條款。這些包含在一體化協議中的條款多是具有強制性的，例如歐盟成員國間資本自由流動的協議、1987年《東盟投資協定》、南方共同市場投資議定書、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區域層次上國際直接投資政策協調的主要內容往往在于放松對國際直接投資進入和開業的限制，進而取消歧視性經營條件以及進行投資保護等。這一層次投資協調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勵國際直接投資，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規范和引導投資，促進國際直接投資的有序化。在區域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不斷發展的同時，80年代中期以來，多邊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也在不斷加強。作為烏拉圭回合談判成果的“一攬子”協議中包含了三個與國際直接投資有關的法律文件：《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盡管這三個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國直接投資待遇的個別方面，但具有較強的約束性。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對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其他兩個協定對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問題提出了總原則。特別是《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其核心內容就是取消所有與關貿總協定“國民待遇條款”和“取消數量限制條款”不一致的投資措施。這三個法律文件一方面將會推動國際直接投資的進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們也將推動國際直接投資向規范化方向發展。另外，旨在規范國際直接投資的雙邊、多邊及區域內談判越來越多。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組織和主持下，一些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多邊談判或討論正在進行。在1998年6月舉行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談判各方同意由投資談判小組制定一個包含廣泛權利和義務的投資管理體制框架。南部非洲發展委員會、非洲國家組織也在就區內投資管理進行討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內進行的關于多邊投資協定(MAI)的談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經公布。MAI規定了透明度、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等原則，并對沒收外資資產、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業績要求及爭端解決等方面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盡管由于美、歐之間利益的嚴重沖突而導致MAI未能達成最終協議，但MAI談判表達了發達國家試圖推動國際直接投資進一步自由化和規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這表明國際直接投資的規范化有向更廣泛、更深入方向發展的趨勢。

全球范圍內投資管理的自由化和規范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外資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增強了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吸引力，這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

這種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增強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包括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也為美國跨國公司轉移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風險提供了良好的條件。80年代中期以來，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斷推進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也迅速發展。從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況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別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發展中國家股市的發展一方面為美國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就地進行直接融資提供了條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過貸款和發行債券給公司帶來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一旦有風吹草動，跨國公司也可通過資本市場迅速抽逃資金。另外，隨著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金融全球化進程，其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金融衍生產品市場與國際接軌，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在進行對外經濟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國際金融市場有效降低匯率、利率風險。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流向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在將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由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的同時，其對外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也日益高級化。其主要表現是礦業、石油業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制造業所占比重基本穩定，服務業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礦業、石油業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個百分點，服務業所占比重上升了26.4個百分點，制造業所占比重幾乎沒有改變，但制造業始終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與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配置發生了更深刻的變化：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高達4255.6億美元，（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53.7%，大大超過制造業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業，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

與制造業相比，美國服務業所擁有的更明顯的相對優勢及世界各國經濟服務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的實體基礎，而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迅速發展則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大幅度增長的直接原因。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為單邊、區域性和多邊三個層次。單邊層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現在各國對服務業的市場準入放寬限制；區域貿易自由化主要體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議中關于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有關條款及區域經濟集團與周邊國家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這些區域集團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澳新自由貿易區及南方共同市場等；而世貿組織《服務貿易總協定》則是多邊層次上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集中體現。首先，《服務貿易總協定》作為世貿組織多邊協議之一，所有成員方都必須接受，這使服務貿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義。其次，《服務貿易總協定》規定了以無條件多邊最惠國待遇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對提供服務所需資格相互承認、實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員方所必須履行的一般性義務，為服務貿易的發展提供了更為自由的環境；再次，就市場準入條款而言，盡管《服務貿易總協定》沒有給市場準入下定義，但其明確規定了禁止使用的6個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員在其承諾表中明確列出），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強，能有效減少糾紛并且便于監督。最后，《服務貿易總協定》要求世貿組織成員將服務貿易開放的承諾列入承諾表，承諾涵蓋12個部門和155個分部門，而且對于每一個分部門，承諾又根據服務貿易的4種方式進行了細分，因此，《服務貿易總協定》所要求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其廣度和深度是史無前例的。

從世貿組織成立以來成員方在服務貿易方面的承諾來看，服務貿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實質性進展。以保險業和銀行業自由化為例，發達國家已對直接保險服務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銀行存貸業務的75%承諾實行自由化。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開放直接保險服務的50%，銀行存貸業務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業存在作為對這兩個行業影響最大的貿易形式，19個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在直接保險服務貿易中，除了對建立當地企業實體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對商業存在這種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個成員承諾對銀行存貸業務實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極大地促進了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量是1982～1989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是1990～1994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2倍，超過了1983～1994年12年間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和。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迅猛增長與服務貿易自由化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變化

長期以來，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開始，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出現加速上升的趨勢。進入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的跨國兼并活動風起云涌，一浪高過一浪。90年代，美國半數年份對外直接投資主要以跨國并購方式進行，特別是90年代后4年，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過90%。整個90年代，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約為57%。盡管由于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存在跨期支付問題（一起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可能分幾年支付），跨國并購當年的實際支付金額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實際上并沒有那么高，但從90年代的總體情況看，跨國并購無疑已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國并購取代綠地投資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與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所帶來的企業經營環境的巨大變化有直接關系。

第一，隨著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經濟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各國市場與全球大市場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這一方面為企業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也迫使企業直接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因此，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的敏感程度和反應速度快慢成為企業生死攸關的問題，而跨國并購正是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做出反應及提高企業反應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國并購是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爭奪國際市場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國并購能省掉綠地投資方式下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所需的時間，使企業在東道國更迅速地建立商業存在；另一方面，跨國并購能使并購企業通過被并購企業迅速了解當地市場情況，獲取企業經營決策所需的市場信息和客戶信息，而且并購企業還可以通過被并購企業的銷售渠道迅速搶占當地市場乃至全球市場，這比通過綠地投資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銷售網絡占領市場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企業規模的大小比過去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一方面，企業通過跨國并購迅速擴大經營規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風險，又可以通過規模經營，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過跨國并購擴大企業規模，企業可以更好地應付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降低經營風險。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通過并購一些有長期業務往來的企業，使以往的企業外部交易內部化，從而降低企業的交易風險；其二，通過并購擴大經營規模，企業對市場環境的控制能力增強，至少可以降低對市場環境的依賴程度，這可以有效減少企業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其三，通過跨行業并購，并購企業可以快速開展多樣化經營，有效分散經營風險。

最后，跨國并購有利于企業鞏固和迅速增強其核心競爭力。企業所擁有的技術及技術創新能力可以說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來高新技術的不斷涌現和應用，是經濟全球化加速推進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又加劇了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導致產品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因此，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反過來又對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術創新能力有限的企業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為了生存和發展，企業不得不設法改進技術，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對一個企業而言，提高技術水平主要有三種途徑：加大本身的研究開發投入、盟這種獲取外部技術資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一，在聯合研究開發的過程中，由于聯盟各方技術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會出現一些聯盟成員不愿意看到技術泄密的問題；其二，在戰略技術聯盟中，聯盟一方很難獲得聯盟其他成員的現有技術，戰略協作的規模和范圍都會受到限制。但是，通過并購方式獲取外部技術資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戰略技術聯盟中可能出現的泄密問題，另一方面，并購企業還可以獲得利用被并購企業的資金和技術力量進行研究開發的動態效益，以及獲得被并購企業現有技術的靜態效益。通過跨國并購，獲取國外企業技術及技術開發力量，正是90年代美國企業大規模開展跨國并購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90年資管理政策的自由化為美國跨國公司進行跨國并購創造了條件。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90年代以來各國對其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做出了重大調整，而且絕大多數政策調整是建立在單邊基礎之上的。在90年代各國進行的外資政策調整中，絕大多數是對外商直接投資有利的，其中，取消合資要求、取消對外商擁有多數股權的限制等措施大大便利了以跨國并購方式進行的直接投資。據對100多個國家外資管理法規的調查研究，大多數國家的外資法規對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沒有嚴格的區分，（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146.）因此，當這些國家取消對某些待業外資進入及外資擁有多數股權的限制時，國外企業就能合法地并購當地企業。

篇2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對比

首先，從全球視野來考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這里選取了美國、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數據與中國做以對比，從流出流量和流出存量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從中將中國與美國、日本這兩個發達國家流出流量進行對比看，1996年至2006年美國占全球FDI流出流量的比重平均在19.18%，日本占全球流出流量比重平均在4.81%，中國占全球流出流量的比重平均在0.74%。2006年美國的FDI流出流量為2166.14億美元，相當于當年中國的10.24倍。從中國與美國、日本的投資存量進行對比看，1980年到2006年間美國占全球FDI流出存量的比重平均在24.4%，日本占全球流出存量比重平均在5.31%，中國占全球流出存量的比重平均在0.4%。同時，可以明顯的看出，美國、日本的FDI流出存量都呈現出下降后保持平穩水平狀態的勢態。

其次，根據FDI流入與流出的比例來考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根據1999年UNCTAD的《世界投資報告》，一個國家吸收外國直接投資與本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比例，世界平均水平為1：1.1，其中發達國家為1：1.14，發展中國家為1：0.13。從表1中1996―2006年的數據可以看出，發達國家FDI流出流量平均相當于其流入流量的1.3倍，發展中國家FDI流出流量平均僅是其流入流量的35%，中國FDI流出流量平均僅為其流入流量的10%。

通過以上的對比看出，一方面，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流量以及存量相對于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來說都很小，同時在全球所占的比重也很少，說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過小，顯示中國以對外直接投資衡量的融入經濟全球化程度尚待深化；另一方面，中國引進外資與對外投資相差懸殊，說明中國具有很強的區位優勢，從而吸引了大量的外國直接投資，但是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理論上預期有很大差距，大大滯后于國民經濟整體發展水平。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業績指數

由于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容易受母國經濟規模的影響，用絕對份額簡單進行比較并不說明全部問題，為此UNCTAD采用了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業績指數（OND），以反映在控制了母國經濟規模之后一國對外投資的相對份額，其計算公式為：

OND =[某國（地區）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全球FDI流量]/[該國（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全球國內生產總量]

不同國家OND的大小反映了不同國家跨國公司對所有權優勢和區位優勢利用方面的差異。一般而言，OND越大，一國對所有權優勢和區位優勢的利用越充分。如果某國的OND為1，意味著該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績效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某國的OND大于或小于1，意味著該國的績效高于或低于世界平均水平。UNCTAD的計算結果表明(見表2)，2006年，中國的OND為11.5，美國OND為90.4，日本的OND為65.6，印度的OND為12.6。從中國、印度、韓國、美國和日本五個國家從1996年到2006年的FDI流出業績指數排名的比較來看（見圖3），中國的排名保持在61左右，在美國、日本及韓國之后。而且中國的OND近年來呈總體下降趨勢，印度雖然大部分時間排在中國之后，但它近年來OND排名一致處于迅速上升的勢頭，2004年之后都超過了中國。較低的對外直接投資績效指數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項目技術含量不高、效益較差，中國企業缺乏所有權優勢，進而無法充分利用其他國家的區位優勢。

三、跨國公司的跨國程度對比

對于跨國公司的跨國程度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考察：公司經營、利益相關者及從空間角度看的管理的組織?？鐕窘洜I強度指標和分布指標主要反映跨國公司擁有股權利益的那些境外分支機構的經營，UNCTAD的跨國指數（TNI）從經營角度衡量了全球、發展國家及中東歐國家最大跨國公司的跨國程度。該指數試用了三組變量（銷售額、資產和雇員人數）來測算境外經營相對于總體經營的強度，計算方法是取國外資產與總資產比率、國外銷量與總銷量比率、國外雇員與總雇員比率的平均值。國際化指數（II）――即境外分支機構與分支機構總數的比率，從經營角度來衡量跨國公司的境外經營強度?？鐕潭戎笖岛蛧H化指數說明了一家公司在母國和國外的植入程度和利益。

根據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統計數據，計算2005年按國外資產排名的前七名跨國公司的國外資產與總資產比率、國外銷量與總銷量比率、國外雇員與總雇員比率，得到跨國指數，通過國外機構數與總分支機構數，得到國際化指數（見表3）。相比之下，中國跨國公司的跨國指數還比較低，平均值達到31.35%，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國的國際化指數平均值達到了38.1，與發展中國家平均值還相差很多。

無論是海外資產規模還是跨國指數和國際化指數，中國跨國公司與世界級企業都有較大的差距。通過對比可知，盡管我國經濟在國內保持了持續強勁的增長，但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還沒有形成綜合性力量，仍處于國際化經營的初級階段，國際競爭力還有待于進一步提升。中國的跨國公司主要還是國內資源配置，而世界級企業已主要面向全球配置，這種狀況不利于中國企業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能力。

四、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對比

對比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來看，中國的第一產業所占的比重較大，達到了15%，制造業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最小，而發達國家的制造業所占比重很大，2005年中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7.5億美元，發達國家為26552.9億美元，發展中國家為1174.2億美元，世界為27742.8億美元，可以看出，發達國家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占到世界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95%，制造業的水平遠遠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雖然部分原因是其自身結構升級的需要，也是其國內勞動力成本太高的驅動，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具有強大的國際競爭力。通過行業分布國際對比，看出中國的制造業國際競爭力不強，還存在較大的差距。

西方跨國公司在其最初的發展階段，主要是集中于資源開發類產業部門，是其在母國的生產結構的復制或為其在母國生產體系提供原材料供應等。中國的跨國公司形成于經濟全球化的特定背景，各國紛紛放松了服務領域的投資規制，這為中國企業進入服務領域提供了新的契機。服務業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一條重要路徑，這可能是后起跨國公司與發達國家早期跨國公司在投資的產業結構上所表現出來的重要差異之一。據商務部統計，200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批發和零售業66億美元，占24.9%；商業服務業的投資達56.1億美元，占21.2%；交通運輸倉儲業的投資達40.7億美元，占15.4%；金融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為16.7億美元，占6.3%；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的投資為3億美元，僅占1.1%。可以看出，服務業項目中勞動密集型仍占主導地位，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比重很低。

五、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對比

從全球趨勢看，傳統的新建方式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而跨國收購、兼并方式逐步上升到了主導地位?？鐕①從苡行У亟档屯顿Y成本、縮短投資回收期，已超過“綠地”投資，在世界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據主導地位。目前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跨國并購成為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2006年美國跨國并購數達到1602件，較上年增長了12%，英國跨國并購數為817件，較上年增長13%。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以“綠地”投資（即創建新企業）為主，但是以并購方式進入國際市場的比例在逐年增加。據商務部統計，2007年中國通過收購、兼并實現的直接投資63億美元，占當年流量的23.8%。但是中國跨國并購數目相比之下仍然很少，據2007年聯合國貿發會統計，2006年全球跨國并購交易數量達到6974件，其中中國并購交易數量達到61件，占全球并購總數的0.87%。發達國家跨國并購以跨國公司為主，而中國進行跨國并購的主體以國有企業為主，如中石化、中石油、中信集團等，真正達到一定規模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國企數量不多，而且企業進行跨國并購時多依賴于政府的扶持，不利于國內企業迅速捕捉跨國并購的良好時機。

綜上，通過對比可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較小，跨國企業所有權優勢不足，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多為勞動密集型，技術水平較低。要縮小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差距，需要國家政策引導，使得更多的企業積極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提高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雖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一些問題，諸如對外投資的政策法規不健全、投資結構不合理等，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隨著中國經濟實力逐漸增強以及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企業不斷融入全球經濟發展之中，一方面，積累國際經營的經驗，制定適合在東道國投資的產品和服務，進入當地市場贏得競爭優勢；另一方面，跨國企業要在全球合理分配生產實施和人力資源，使市場真正面向全球化。

參考文獻：

[1]薛求知、朱吉慶.“走出去”戰略―任重而道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差距分析[J].中國外資，2007(4):8-11.

[2]劉紅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及國際比較[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3]楊大楷、李增春、楊曄.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研究[M].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2006.

[4]吳先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論[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篇3

[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 出口規模 出口結構

中圖分類號：F1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7)1-0036-06

經濟全球化的兩重性越來越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一方面，經濟資源和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有助于提高生產力；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也是發達國家經濟殖民化和南北兩極分化加劇的過程。但是，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發展的顯著特征和必然趨勢，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個國家離開全球化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作為第三大外貿國，第四大GDP國的中國，與其被動地、消極地適應全球化，不如理性地、積極地參與全球化。而對外直接投資正是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理性、積極之舉，也是“走出去”經濟戰略的核心內容。

國際直接投資有外國直接投資(inward FDI)和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DI)之分，前者研究外資的流入，后者研究外資的流出。無論是從總量還是相對量來看，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要遠遠落后于外國直接投資，因此理論和實證研究的重點是外國直接投資。但是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進一步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不斷體現，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也逐漸深入并日益成為國際投資領域的研究熱點。而探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有助于更好地發展我國的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

文獻回顧和問題的提出

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是一國融入全球化的主要渠道，也是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兩種重要模式。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聯系極為密切，兩者之間的關系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是研究和爭論的焦點。站在母國的角度來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主要有替代和互補兩種，即對外直接投資可能減少(替代)母國的貿易，也可能增加(互補)母國的貿易。但是正如Helmberger和Schmitz(1970)所指出的那樣，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之間究竟是互補還是替代關系其實是一個實證問題而非理論問題。國內外的學者在這一領域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實證研究，成果極為豐富。

從國外的研究結果來看，主要的結論有三類：一類支持替代關系，一類支持互補關系，還有一類認為結果不確定。

在對于中國問題的研究上，關于國際直接投資貿易效應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在華的外國直接投資對于我國進出口的影響，在對外直接投資與我國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方面，蔡銳和劉泉(2004)[1]、張如慶(2005)[2]、項本武(2005)[3]、陳石清(2006)[4]等運用我國不同階段的貿易和投資數據，也進行了一些實證研究。

綜合國內外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發現，國外的實證研究多以發達國家或地區為研究對象，國內的實證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實證研究的結果與國外學者的研究差異很大，這可能是由于中國屬于發展中大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相對較弱，學者們考察的時間跨度也有所不同的緣故，因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還需要作進一步的驗證。

此外，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不僅僅體現在對外直接投資對于進出口規模的影響上，還體現在對外直接投資對于進出口貿易結構的影響上，雖然國外的研究重點是對外直接投資對于進出口規模的影響，但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貿易大國，其對外直接投資不僅應當有利于繞開貿易壁壘，尋求原材料供應和改善管理技能，還應當有利于產業結構、貿易結構的優化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因此，對外直接投資對于進出口貿易結構的影響也需要進行探討并加以實證的支持。

本文將結合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和特點，實證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我國出口貿易額和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以期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的發展提供借鑒。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出口規模效應

1.模型的建立

為了實證考察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我國出口額的影響，采用如下回歸模型：

lnEXt=β0+β1lnOFDIt+β2lnSOFDIt-1+β3lnIFDIt+β4lnSIFDIt-1+β5lnGDPt+β6lnWGDPv+β7lnWIMt+μt (1)

其中，EXt是當年出口額，OFDIt是當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SOFDIt-1是上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IFDIt是當年外商直接投資實際流入額，SIFDIt-1是上年外商直接投資實際流入存量，GDPt為當年國內生產總值，WGDPt為當年世界國內生產總值，WIMt為當年世界進口額。β0、β1、β2、β3、β4、β5、β6、β7是待估計的參數。β0是截距項；β1測度當年出口額對于當年對外直接投資額的彈性大小，β2測度當年出口額對于當年上年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額的彈性大小(考慮到時滯效應)，β1和β2是說明對外直接投資對于出口是否具有推動效應的關鍵變量，如果兩者之間存在互補關系，β1或β2的估計結果應該為正；β3和β4測度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流量和上年存量對于出口的影響；β5測度的是中國的GDP對于出口的影響；β6和β7是在考慮到中國的出口受到世界經濟增長和進口需求的基礎上，測度世界GDP額和世界進口額對于出口的影響；μt是擾動誤差項，測度的是其他沒有考慮進去的變量擾動。

2.數據說明

我國外資流出入的數據可以從商務部、國際收支平衡表和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國際投資報告三個渠道獲得。在數據采集時發現，1985―2004年度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資本和金融項目下對外直接投資差額欄中的數據與UNCTAD國際投資報告中的數據完全一致，因此外資流出入的數據直接采自各年度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國GDP和世界GDP的數據來自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進口額的數據來自于《國際統計年鑒》，其他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或根據年鑒計算得到。模型回歸引用的樣本數據的時間跨度是1990―2005年。模型的回歸及相關檢驗全部運用SPSS12.0完成。

3.模型的估計

對(1)式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方法進行參數估計時，變量的選取采用了向后剔除法，以排除不能通過顯著性檢驗的變量。通過檢驗計算，回歸中移去了變量lnGDPt (β5)和lnWGDPt (β6)，最終得到如下結果：

lnEXt=15.878+0.131lnOFDIt+1.036lnSOFDIt-1-0.413lnIFDIt-0.541lnSIFDIt-1+2.058lnWIMt (2)

從回歸分析報告(見表1)來看，模型擬合情況很好：調整后的R2為0.993表明lnEX的變動中有99.3%可由自變量解釋；相關系數R為0.998表明因變量和自變量的相關程度為99.8%；每個回歸系數的t值都是顯著的；衡量回歸方程顯著性的F值也是顯著的。具體來看，回歸結果的經濟含義為：

(1)β1=0.131和說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出口之間存在互補關系，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出口的增長，并且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增加1%，出口額會增加0.131%；

(2)β2=1.036說明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對出口存在推動效應。β1和β2的對比還說明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積累對于出口的促進作用相對更大；

(3)β3和β4的值為負表明1990―2005年間我國外資的引進非但沒有起到顯著的促進出口的作用，反而對于出口是一種阻礙；

(4)β7=2.058說明世界的進口需求對于中國的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

(5)β1、β2和β7的估計結果說明盡管對外直接投資和世界的進口需求都促進了中國的出口增長，但是相比較而言，世界的進口需求對于出口的推動作用更大。

結論與政策建議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兩點結論：

第一，1990―2005年間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之間存在互補效應，也就是說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出口。這一結論與國內學者項本武(2005)[3]的研究一致。從模型的估計參數中還可以看出，外資的流入并沒有能夠起到顯著的促進出口的作用，而我國出口的增長主要得益于世界進口需求的增長。這一方面能夠說明我國的出口產品能夠適應國際市場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的出口是適應型的而非主動推進型的。

第二，國際利益的分配法則表明，一國越處于產業鏈的后端，它從國際貿易中的獲利也越大。我國出口產品結構的兩次質變，對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但是在結構優化的諸多因素中，人們一直看好的外資流入因素并沒有能夠起到顯著的影響，而起關鍵作用的是GDP的增長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積累，即自身的經濟發展。這就進一步證明了外來的力量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不會主動地推進中國的結構優化。改變結構低級化的狀態，爭取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變化、利益變化的關鍵還是靠自身的力量。

雖然無論是從總量上、從相對于GDP，還是從相對于外國直接投資而言，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尚處于起步階段，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速度之快已經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統計數據，2005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達到了113.06億美元，是2004年的6.26倍，幾乎等于前五年對外投資的總額。隨著國家“走出去”戰略的進一步實施，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會迅猛發展。誠然，對外直接投資應當以企業為主體，但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則需要政府加以適當的指導。鑒于上述分析結論，本文提出三點政策建議如下：

首先，從動機來看，對外直接投資有資源導向型、出口導向型、貿易轉移型、技術導向型和產業升級導向型之分，而目前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多為前三種類型[5]。更好地“走出去”需要政府對于技術導向型和產業升級導向型等逆向型對外直接投資的引導，鼓勵企業在科技資源密集的國家和地區建立研發中心和研發型企業，鼓勵服務業等的對外直接投資，以主動獲取技術，推進貿易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促進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其次，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對外直接投資也是如此。在“快與好”的問題上，應當是“又好又快”而非“又快又好”地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白叱鋈ァ敝皇菄以谌蚧尘跋碌囊环N發展戰略，但根本的還是要立足自我，因此，政府應當在鼓勵自主創新的基礎上，適當地推進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以便有效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充分地發揮對外直接投資促進出口、優化結構、增加就業，乃至促進技術創新的作用。

最后，本文的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外國直接投資對于出口規模和出口結構都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這就說明引進外資的效應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可能離開全球化的大環境獨自進行，在更好地“走出去”的同時，同樣重要的是更好地“引進來”的問題。這就要求政府在利用外資戰略上的相應調整，有選擇地引起外資，而不只是機械地、被動地承接國際產業的轉移大潮，使外資真正服務于國內經濟的發展。

注釋：

[1]蔡銳，劉泉.中國的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是互補的嗎?――基于小島清“邊際產業理論”的實證分析.世界經濟研究，2004(8)：64-70

[2]張如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分析.世界經濟研究，2005(3)：23-27

[3]項本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與經濟效應的實證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162-191

篇4

（一）貿易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新的動力

首先，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使跨國公司能更好地將其所有權優勢與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相結合，為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和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動力。隨著各國關稅水平不斷降低，非關稅壁壘不斷減少，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的中間投入品進口也越來越自由。這一方面，使跨國公司能通過內部貿易，為一些子公司解決因東道國難以提供足夠符合其要求的中間投入品而帶來的質量控制問題；另一方面，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可以使跨國公司根據不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通過直接投資實行區域性專業化生產，從而獲取規模經濟利益。此外，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為跨國公司通過轉移定價獲取額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加劇了東道國國內市場競爭，促進了東道國整體市場環境的改善和勞動力市場彈性的增強，為子公司降低在東道國的生產成本、提高經營效益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最后，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特別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二）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首先，金融市場全球化從兩個方面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第一，隨著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套匯、套利活動加劇，全球利率水平進一步趨同，并趨于下降，這降低了跨國公司間接融資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企業在金融市場上進行直接融資的成本。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金融市場全球化大大改變了資本供應人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使企業的潛在投資者大大增加，而潛在投資者之間的競爭以及金融中介機構（主要是投資銀行）之間的競爭，大大降低了企業進行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使爭奪企業控制權的競爭更加激烈，從而強化了對企業管理人員的監督，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場的全球化給企業管理人員帶來了強大壓力：如果他們經營管理不善，企業就很可能成為被兼并的目標。相反，企業經營狀況良好就會使企業現有投資者受益，潛在的投資者也會隨之增加，這有利于企業降低進一步融資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證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間接地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證券經紀人、投資銀行的內部競爭及彼此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它們為爭奪客戶而不得不降低服務價格，從而降低了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證券交易成本。同時，企業也可通過選擇效率高的證券交易所，降低證券交易的成本，進而降低籌資成本。另外，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的企業對信息的披露必須遵循嚴格的規定，因而通過得到有價值的內部消息進行內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這樣，從事該企業證券交易的投資人和證券經紀人將會增加，該企業證券的流動性也會增強，從而籌資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業能有效利用各種不同的籌資工具，特別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術，以降低風險和籌資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所帶來的籌資成本降低正是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從國際資本市場籌資以擴大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動力和基礎。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金融市場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金融市場連續24小時運營，這大大便利了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管理其公司體系的籌資和資金分配，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

最后，金融市場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更好地規避金融風險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三）投資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必要條件

從本質上講，投資全球化是資本及其相關要素（技術、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合理地流動，它主要表現為投資自由化、規范化以及資本大規模跨國流動。投資自由化和規范化的發展，一方面擴大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減少了其對外直接投資所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大大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變化

長期以來，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占領國際市場一直是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目標，因此，東道國市場的規模和開放程度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兩個最重要的決定因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向發達國家傾斜，此后，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不斷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較低水平。雖然美國對發達國家投資占主導地位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格局在90年代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力度明顯加大。1990～1999年，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總額約2625.7億美元，相當于80年代的5.7倍，約占90年代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3.1%，比80年代高近7個百分點。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較大幅度增長，與80年代末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大規模、全方位推進有著緊密的聯系。

（一）貿易全球化的迅速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帶來了壓力

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一方面使國際貿易渠道越來越通暢，但另一方面也使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由于國際貿易環境越來越自由，突破市場壁壘，就地生產、就地銷售作為傳統的影響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減弱。而降低生產和研發成本，提高企業的技術實力和產品的競爭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國際競爭顯得更重要。獲取發展中國家廉價的自然資源、勞動力以及知識、技術、技術人才等“創造資產”(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從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及勞動力成本變化的情況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也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1983年，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總數為638.3萬人，1989年增至662.2萬人，雇員年均增長率僅為0.6%。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增長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萬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萬人，（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年均增長率高達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跨國公司將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大量轉移至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人數就從1983年的124.9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萬人，在這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數占其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母公司與海外子公司雇員之和）的比重也相應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迅速增加的同時，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上升幅度卻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占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

海外子公司雇員工資年均增長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應地，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長率則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大量增加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發投入，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的科學技術人才進行研究開發，對降低其研發成本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投資全球化的發展使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在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成為可能

8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中期以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從限制外商直接投資向歡迎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轉變。劇變后，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在其市場化改革進程中也向國際資本敞開了大門，這樣，80年代末以來，投資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圍內蓬勃興起。投資自由化可以分為單邊、雙邊和多邊三個層次。從單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為東道國外資政策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從各國外資政策和法規變化來看，僅1991～1999年，東道國（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和法規的調整多達1035項，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對外商直接投資有利。在實行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時，發展中國家自80年代中期以來在交通、電力、通訊等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大大改善了投資硬環境。從雙邊和多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在雙邊和多邊投資保護協定的不斷增加。1999年，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達1856個，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達1982個，（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分別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貿組織多邊協定中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及《服務貿易總協定》也大大促進了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斷趨向自由化的同時，國際直接投資管理也在向規范化方向發展。這種規范化主要體現在區域和多邊兩個層次上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區域層次的協調主要是區域一體化協議中包含的關于投資問題的條款。這些包含在一體化協議中的條款多是具有強制性的，例如歐盟成員國間資本自由流動的協議、1987年《東盟投資協定》、南方共同市場投資議定書、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區域層次上國際直接投資政策協調的主要內容往往在于放松對國際直接投資進入和開業的限制，進而取消歧視性經營條件以及進行投資保護等。這一層次投資協調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勵國際直接投資，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規范和引導投資，促進國際直接投資的有序化。在區域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不斷發展的同時，80年代中期以來，多邊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也在不斷加強。作為烏拉圭回合談判成果的“一攬子”協議中包含了三個與國際直接投資有關的法律文件：《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盡管這三個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國直接投資待遇的個別方面，但具有較強的約束性。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對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其他兩個協定對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問題提出了總原則。特別是《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其核心內容就是取消所有與關貿總協定“國民待遇條款”和“取消數量限制條款”不一致的投資措施。這三個法律文件一方面將會推動國際直接投資的進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們也將推動國際直接投資向規范化方向發展。另外，旨在規范國際直接投資的雙邊、多邊及區域內談判越來越多。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組織和主持下，一些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多邊談判或討論正在進行。在1998年6月舉行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談判各方同意由投資談判小組制定一個包含廣泛權利和義務的投資管理體制框架。南部非洲發展委員會、非洲國家組織也在就區內投資管理進行討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內進行的關于多邊投資協定(MAI)的談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經公布。MAI規定了透明度、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等原則，并對沒收外資資產、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業績要求及爭端解決等方面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盡管由于美、歐之間利益的嚴重沖突而導致MAI未能達成最終協議，但MAI談判表達了發達國家試圖推動國際直接投資進一步自由化和規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這表明國際直接投資的規范化有向更廣泛、更深入方向發展的趨勢。

全球范圍內投資管理的自由化和規范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外資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增強了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吸引力，這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

這種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增強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包括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也為美國跨國公司轉移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風險提供了良好的條件。80年代中期以來，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斷推進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也迅速發展。從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況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別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發展中國家股市的發展一方面為美國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就地進行直接融資提供了條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過貸款和發行債券給公司帶來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一旦有風吹草動，跨國公司也可通過資本市場迅速抽逃資金。另外，隨著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金融全球化進程，其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金融衍生產品市場與國際接軌，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在進行對外經濟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國際金融市場有效降低匯率、利率風險。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流向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在將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由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的同時，其對外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也日益高級化。其主要表現是礦業、石油業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制造業所占比重基本穩定，服務業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礦業、石油業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個百分點，服務業所占比重上升了26.4個百分點，制造業所占比重幾乎沒有改變，但制造業始終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與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配置發生了更深刻的變化：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高達4255.6億美元，（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53.7%，大大超過制造業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業，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

與制造業相比，美國服務業所擁有的更明顯的相對優勢及世界各國經濟服務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的實體基礎，而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迅速發展則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大幅度增長的直接原因。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為單邊、區域性和多邊三個層次。單邊層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現在各國對服務業的市場準入放寬限制；區域貿易自由化主要體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議中關于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有關條款及區域經濟集團與周邊國家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這些區域集團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澳新自由貿易區及南方共同市場等；而世貿組織《服務貿易總協定》則是多邊層次上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集中體現。首先，《服務貿易總協定》作為世貿組織多邊協議之一，所有成員方都必須接受，這使服務貿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義。其次，《服務貿易總協定》規定了以無條件多邊最惠國待遇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對提供服務所需資格相互承認、實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員方所必須履行的一般性義務，為服務貿易的發展提供了更為自由的環境；再次，就市場準入條款而言，盡管《服務貿易總協定》沒有給市場準入下定義，但其明確規定了禁止使用的6個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員在其承諾表中明確列出），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強，能有效減少糾紛并且便于監督。最后，《服務貿易總協定》要求世貿組織成員將服務貿易開放的承諾列入承諾表，承諾涵蓋12個部門和155個分部門，而且對于每一個分部門，承諾又根據服務貿易的4種方式進行了細分，因此，《服務貿易總協定》所要求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其廣度和深度是史無前例的。

從世貿組織成立以來成員方在服務貿易方面的承諾來看，服務貿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實質性進展。以保險業和銀行業自由化為例，發達國家已對直接保險服務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銀行存貸業務的75%承諾實行自由化。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開放直接保險服務的50%，銀行存貸業務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業存在作為對這兩個行業影響最大的貿易形式，19個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在直接保險服務貿易中，除了對建立當地企業實體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對商業存在這種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個成員承諾對銀行存貸業務實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極大地促進了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量是1982～1989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是1990～1994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2倍，超過了1983～1994年12年間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和。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迅猛增長與服務貿易自由化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變化

長期以來，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開始，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出現加速上升的趨勢。進入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的跨國兼并活動風起云涌，一浪高過一浪。90年代，美國半數年份對外直接投資主要以跨國并購方式進行，特別是90年代后4年，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過90%。整個90年代，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約為57%。盡管由于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存在跨期支付問題（一起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可能分幾年支付），跨國并購當年的實際支付金額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實際上并沒有那么高，但從90年代的總體情況看，跨國并購無疑已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國并購取代綠地投資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與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所帶來的企業經營環境的巨大變化有直接關系。

第一，隨著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經濟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各國市場與全球大市場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這一方面為企業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也迫使企業直接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因此，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的敏感程度和反應速度快慢成為企業生死攸關的問題，而跨國并購正是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做出反應及提高企業反應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國并購是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爭奪國際市場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國并購能省掉綠地投資方式下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所需的時間，使企業在東道國更迅速地建立商業存在；另一方面，跨國并購能使并購企業通過被并購企業迅速了解當地市場情況，獲取企業經營決策所需的市場信息和客戶信息，而且并購企業還可以通過被并購企業的銷售渠道迅速搶占當地市場乃至全球市場，這比通過綠地投資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銷售網絡占領市場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企業規模的大小比過去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一方面，企業通過跨國并購迅速擴大經營規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風險，又可以通過規模經營，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過跨國并購擴大企業規模，企業可以更好地應付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降低經營風險。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通過并購一些有長期業務往來的企業，使以往的企業外部交易內部化，從而降低企業的交易風險；其二，通過并購擴大經營規模，企業對市場環境的控制能力增強，至少可以降低對市場環境的依賴程度，這可以有效減少企業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其三，通過跨行業并購，并購企業可以快速開展多樣化經營，有效分散經營風險。

最后，跨國并購有利于企業鞏固和迅速增強其核心競爭力。企業所擁有的技術及技術創新能力可以說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來高新技術的不斷涌現和應用，是經濟全球化加速推進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又加劇了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導致產品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因此，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反過來又對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術創新能力有限的企業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為了生存和發展，企業不得不設法改進技術，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對一個企業而言，提高技術水平主要有三種途徑：加大本身的研究開發投入、謀求戰略技術聯盟及并購其他企業以獲取被并購企業的技術和技術開發力量。不斷地大量增加研究開發投入進行研究開發不僅風險大、周期長，而且研究開發所需的巨額資金即使是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也難以承擔。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在增加研究開發投入的同時，更多地通過與其他企業建立戰略技術聯盟和并購（包括跨國并購）相關企業來提高技術水平和技術創新能力。但戰略技術聯盟這種獲取外部技術資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一，在聯合研究開發的過程中，由于聯盟各方技術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會出現一些聯盟成員不愿意看到技術泄密的問題；其二，在戰略技術聯盟中，聯盟一方很難獲得聯盟其他成員的現有技術，戰略協作的規模和范圍都會受到限制。但是，通過并購方式獲取外部技術資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戰略技術聯盟中可能出現的泄密問題，另一方面，并購企業還可以獲得利用被并購企業的資金和技術力量進行研究開發的動態效益，以及獲得被并購企業現有技術的靜態效益。通過跨國并購，獲取國外企業技術及技術開發力量，正是90年代美國企業大規模開展跨國并購的重要原因之一。

篇5

關鍵詞：直接投資趨勢策略

當今，亞洲金融危機仍然影響著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日本經濟持續低迷，次貸危機造成美國經濟千瘡百孔的背景下，國際直接投資是否會持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輝煌？國際直接投資的地區流向、產業流向、投資方式等將會如何變化？國際直接投資在經濟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的形勢下呈現出怎樣的新趨勢？2008年3月末，我國的外匯儲備余額為16822億美元，如何利用這些外匯儲備值得研究與探討。我國應該怎樣合理有序地運用來之不易的外商直接投資，又應該怎樣充分利用我國的外匯儲備資源真正走出國門進行跨國直接投資顯得格外重要和緊迫。

面對這樣的新情況，我國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趨利避害？對這些看似脈絡清晰，實則錯綜復雜的問題的回答和預測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國際直接投資新趨勢

近幾年來，受世界經濟持續繁榮，跨國公司迅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程度繼續加深等因素的影響，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呈現出了繼往開來的新趨勢。

（一）國際直接投資總量和主體持續增長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報告—《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跨國公司、采掘業與發展》指出，2006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連續第三年呈現增長趨勢，達到13060億美元，增長38%。這一數字接近2000年創造的14110億美元的歷史紀錄?？梢?，國際直接投資總量持續增長，投資主體也不斷增長，只是增長速度有所放緩。

（二）以發達國家為主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將繼續增長

2007年的世界投資報告數據表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都出現增長。其中，發達國家增長45%，增幅遠高于前兩年；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的外資流入量都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分別為3790億美元和690億美元。但是，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將會繼續增長，規模也將會有所擴大。

（三）發展中經濟體和經濟轉型體發展為國際直接投資來源地

《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的相關數據報告表明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的企業越來越在國際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們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為母公司提供了新的發展機會。另外，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促進了大規模的南-南直接投資流量，從而促進了南南國家在投資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四）全球當地化

經濟全球化和激烈的國際競爭，促進了國際產業轉移，跨國公司為提高全球競爭力，紛紛對外投資。而進入21世紀，當地化和全球化一樣變得越來越重要。跨國資本不僅在全球范圍內實現一體化的生產活動，而且還要認識東道國的具體特征,要考慮當地的供給能力、當地消費者的偏好、政府規章制度等。跨國資本在當地化和全球化之間不斷地尋求平衡。

我國的國際直接投資概述

（一）我國國際直接投資所取得的成就

我國改革開放的30年也是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30年，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和企業實力的增強，我國企業跨國投資也蓬勃開展起來，成為主動參與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有關人士在“第二屆中國企業跨國投資研討會”新聞會上指出，截至2007年底，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類）累計達920.5億美元。如今，我國繁榮的經濟和龐大的外匯儲備使得來自我國的資本正成為全球市場上的重要投資者，此前，我國資本已經進入了多個世界級的公司。在過去的一年里，我國在多元化投資方面已經做出了很多努力，收購了摩根士丹利、黑石集團等金融巨頭的部分股權。

（二）我國國際直接投資所面臨的問題

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仍是我國參與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但同時也應當看到，在我國經濟開放程度不斷提高、國際經濟聯系日益增強的大背景下，積極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將對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起到更為深遠的促進作用。從根本上說，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決定于其經濟發展水平。鄧寧的投資發展周期論對此做出了科學的解釋。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不可能很大。除此之外，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仍處于穩定低水平。另外，在國際直接投資問題上，我國仍然存在著體制上和資金上的障礙。

（三）適合我國國情的國際直接投資策略

政府的政策支持。這是一個資本高速流動、跨國公司競爭異常激烈的時代，面對這樣的競爭格局和發展趨勢，我國政府在政策上對跨國企業的支持對我國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至關重要。

企業的開拓進取。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我國企業不可避免地將會遇到一系列的策略選擇問題，如投資國別的選擇、投資所有權形式的選擇等。許多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失敗的重要原因就是在這些策略選擇上出現了失誤。因此，必須特別注意對外直接投資策略的選擇，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區位是跨國公司從事國際直接投資所必須考慮的極為重要的因素。選擇國別或地區時應遵循的總原則是加強國際直接投資的區域選擇,開拓發展中國家和周邊國家的投資市場。

最大化地利用發達國家技術集聚地的外溢效應，實現“研發在外、應用在內”的發展戰略。我國經濟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快速發展，資金、技術已發展到一定階段，這就需要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外資的涌入，需要逐步從承接轉移來的產業轉變到從國際生產體系中引進更多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我國企業要想獲取技術這一產業競爭中最為關鍵的戰略要素，在強調“自主創新”、“科技強國”的同時，也應當積極主動“走出去”，開展以技術獲取為目的的對外直接投資，最大化利用發達國家技術集聚地的外溢效應，將海外研發機構的研究成果在國內迅速轉化、投入生產，實現“研發在外、應用在內”的格局。

出資方式策略。境外投資企業有不少是拿外匯資金（貨幣資本）作為出資物的。其實，到境外辦企業不一定都拿資金去，拿機械設備、技術(專利、商標或專有技術)、管理折股投資都是可以的。我國企業在機械設備、技術和管理方面已經具有一定的相對優勢，應鼓勵更多的企業利用這些優勢從事境外投資。即使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必須投入一定量的貨幣資本，也不一定都從國內輸出，而是要盡可能從當地或國際金融市場上籌集。

經營當地化策略。經營當地化又稱經營屬地化或經營本地化，是指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以東道國獨立的企業法人身份，按照當地的法律規定和人文因素，以及國際上通行的企業管理慣例進行企業的經營和管理。對我國國際直接投資的展望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是新世紀我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十年，2008-2010這三年更是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決定性意義。今后一段時間，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將呈現以下趨勢：

（一）行業選擇上將突出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行業

首先，今后將加大對發達國家前瞻性高科技產業的學習型投資，這既是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調整對先進技術的現實需求，又是我國獲取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最有效途徑。其次，對外投資于成熟技術的過剩產業，擴大出口貿易量。擴大這些產業的投資不僅能優化國內生產、產品結構、促進勞務和設備產品出口，而且能擴大出口份額，為高科技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積累和提供外匯資金。

（二）地區分布日益多極化

發達國家仍是投資的重點地區，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由于其經濟的普遍轉好、市場潛力巨大、優惠的政策以及為我國企業相對優勢的發揮提供了便利條件等因素，而被我國企業所看好。

（三）投資方式靈活多樣

隨著更多的企業走出國門，企業對投資方式的選擇將更加靈活多樣。除了繼續采取并購方式，縮短進入進程，盡快得到技術和市場。在投資于發達國家高新技術領域的大型企業時，我們更可能會嘗試以戰略聯盟的方式進入，充分享用戰略聯盟形式帶來的好處。

在當今世界經濟中，各國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已形成趨勢和潮流。面對21世紀，能否利用國外資源和市場在發展中國經濟中取得新的突破，是關系到我國今后發展全局和前景的重大戰略問題。在當前經濟全球化和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良好機遇下，在我國政府的大力支持與企業的共同努力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必將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在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和長期持續發展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陳繼勇等.國際直接投資的新發展與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

2.盧進勇，杜奇華，閆實強.國際投資與跨國公司案例庫.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5

3.李東陽.國際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

4.王林生.跨國經驗理論與實務.對外教育出版社，1994

5.楊大楷，李增春，楊曄.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研究.立信會計出版社，2006

6.蘇旭霞.國際直接投資自由化與中國外資政策.中國商務出版社，2004

篇6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動因 “走出去”

一、導言

隨著中國經濟的實力的不斷增強和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逐年擴大?！?01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表明，中國截至2010年末，對外直接投資凈額（流量）688.1億美元，較上年增長21.7%，占全球總額的5.2%，排名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第五位，首次超過日本、英國等傳統對外投資大國，也遠遠地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在我國出口面臨國內勞動力成本上漲和國際競爭不斷加劇的不利局面，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為我國拓展了經濟發展的空間。對于個體企業而言更是意義重大，企業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達到尋求資源、技術、管理經驗等目的，為我國企業自身的發展創造條件，也有利于我國企業更好地融入全球經濟。因此，了解我國對外投資的特點，分析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這一變化趨勢。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分析

1.企業獲取戰略資源滿足內在發展的需要

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等新興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企業在發展和規模擴張過程中遇到的一個很大問題當屬資源的限制，而這些企業生產資源正好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海外投資目標國當地獲得。自從加入世貿組織以來，隨著中國出口的不斷擴大，中國還積極地參與到跨國投資活動中。這種資源尋求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達到尋求穩定的供應鏈上游，突破資源瓶頸，避免外部沖擊的影響的重要目的。在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選擇上，跨國并購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通過并購海外那些具有豐富經驗和資源的機構，不但有利于我們國內企業獲取資源，還有利于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有利于拓展國外的市場。當前我國的企業的發展缺乏后勁，因此企業可以通過并購進為企業的發展提供持續動力。

2.符合我國在特定國際分工鏈條下的發展模式

一個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所處的地位是由其自身的比較優勢決定的。中國擁有豐富的勞動力比較優勢，但是技術水平不高，因此多年來，中國主要是通過從事加工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來參與國際分工的。入世以來，盡管我國的對外貿易有了迅速的發展，但是始終處于低附加值生產環節，獲得的利潤很少。近年來，我國勞動力成本不斷上漲，企業逐漸失去了成本優勢，加之本身所獲利潤很少，在激烈的全球競爭環境中，有些已經無法為繼，面臨倒閉的危險。面對這一非常不利的處境，企業內部必然產生了產業升級和技術更新換代的要求。同時，由于國家對環保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視，三高企業逐步對外轉移生產不失為一個好的解決辦法。

3.企業風險控制和提升收益的需要

我國的制造業處于價值鏈的低端，出口企業多是通過代工和依靠香港轉口貿易發展起來的，這就意味著企業在對外貿易過程中并沒有擁有一個穩定且良好的外銷渠道和網絡，這大大增加了企業擴大投資、生產的風險。出口企業在面臨激烈競爭的外部環境和擴大生產規模的內在要求時，在海外建立穩定的外銷渠道和網絡成為其當前的迫切需求。

4.符合人民幣升值和我國外匯儲備的變化趨勢

危機總是伴隨著機遇。金融危機以來，我國一方面面臨著金融危機導致的美元走軟導致我國外匯儲備縮水的不利局面，但是另一方面，人民幣的進一步升值也降低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成本。應對外匯縮水的挑戰，國家鼓勵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實現財富保值增值，同時，利用對外直接投資成本降低的機遇，企業有擴大“走出去”的規模的動力和需求，進一步加快國際擴張的步伐有利于企業對資源、技術、管理經驗等的獲得，為企業的長足發展提供動力。

5.國家鼓勵企業“走出去”

由于我國出口導向型政策的實施，經常項目長期處于很大的順差，從理論上講，經常項目順差意味著對外投資凈額在增加。但在中國，與理論不符的是，經常項目的順差大部分轉化成了國家的外匯儲備，所以有了外匯儲備的連年上漲，這也就意味著順差并沒有轉化為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從本質上講，外匯儲備增加也是一種國家層面的對外直接投資，但是這種國家替代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行為往往會產生資源配置效率不高等問題。“藏富于民”是國家外匯儲備政策的一個趨勢，在政策實踐層面，中國已經在2008年內徹底取消了強制結售匯。同時，國家還加大了鼓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行為，體現在一方面，逐步降低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用匯約束，另一方面，也大大規范和簡化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審批程序。

三、結論

綜上所述，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不斷發展的動因主要來自于國際環境的變化、國內政策的變化以及企業自身發展需求三個方面?；趯ν庵苯油顿Y的種種優點，國家應該鼓勵企業“走出去”，但是這種鼓勵也不是無節制的，對外直接投資也會導致本國資本外流，對于需要資金的發展中國家也有很大的危害，因此，國家在了解對外直接投資動因的基礎上，應該合理制定對外直接投資政策，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張耀一，張冬.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及動因研究[J].經濟研究導刊，2013（05）.

[2]馬光明.評后金融危機時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勢增長、成因探析與趨勢預測[J].國際貿易問題，2011（09）.

篇7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升級；面板數據模型；障礙因素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6）02-0017-06

一、引言

21世紀全球經濟發展的主潮流是經濟全球化的蔓延、深入，生產要素的全球性流動速度在加快，目標在于實現世界范圍內的資源最優配置。產業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全球產業發展從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一國的產業結構變動和產業政策，一國順利走向經濟全球化的關鍵是緊緊把握產業全球化的脈搏，結合本國國情，全力推進產業全球化。宏觀經濟發展的一大重要問題就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而資源配置結構的優化有利于產業發展結構趨于合理、效率得以提升。開放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全球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各種要素、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轉移，無疑是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因此，對外直接投資有助于實現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和資源優化配置，開發我國的動態比較優勢和經濟增長潛力，可以作為推動國家產業升級的有效途徑。

2014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首次突破千億美元，總計1028.9億美元，同比增長14.1%。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繼續優化，特別是服務業對外投資明顯上升，同比增長27.1%，占對外投資比重接近2/3。投資區域重心則逐漸轉向發達國家（地區），其中對美國投資增長23.9%，對歐盟投資增長1.7倍，遠遠高于總體增速。另外，地方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迅速，2014年實現投資451.1億美元，同比增長36.8%，占同期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43.8%，較上年比重增加7.2個百分點，進一步激發了投資活力；其中廣東、北京、山東位列前三，對外直接投資額分別為96.01億美元、55.47億美元、44.11億美元。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2015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開放也是改革，必須實施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開放的主動贏得發展的主動、國際競爭的主動”。對外直接投資作為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的有效手段，對于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發現新的經濟增長點、培育全方位開放新優勢具有重大現實意義?？梢?，推動對外直接投資和國內產業升級良性互動、協同發展與中央關于新時期經濟工作“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的總體戰略部署是相契合的，也是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的應有之義和實效之選。但現階段，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之間的協同度比較低，協同發展正處于初始期，預示著可能存在某些未知因素正在阻礙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的協同有序發展。

二、文獻述評

從現有文獻來看，國內外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對外直接投資如何促進母國產業結構的變動、升級。如李逢春（2012）通過修改經典的錢納里“結構增長”模型，用面板回歸的方法實證分析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結果表明較高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可以較快地促進投資母國的產業升級；赫里格爾、威特基和福斯坎普（Gary Herrigel、Volker Wittke和Ulrich Voskamp，2013）發現我國制造業部門通過OFDI活動嵌入全球生產網絡，與國外企業相互學習、展開互動，有助于實現行業的轉型升級；潘素坤、袁然（2014）利用2003―2012年間58個樣本國家的相關數據，經過實證研究得出結論：三種不同投資動機的對外直接投資均為我國產業升級的原因，但存在滯后性。至于遲滯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對母國產業升級發揮提升作用、阻礙兩者之間協同發展的各種影響因素，各類文獻涉足較少，相關研究內容散見于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影響因素分析，如蔣冠宏、蔣殿春（2012）指出距離、制度質量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負面影響；楊愷鈞、胡樹麗（2013）則發現技術發展水平與市場經濟制度建設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可產生負面作用；陳巖（2014）基于多元距離變量的回歸分析表明，經濟文化距離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阻礙因素；朱嚴林、許敏（2015）的面板回歸結果顯示，國內R&D人員的投入水平抑制了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的吸收，削弱了OFDI活動對高新技術產業的促進作用。還需注意的是，對外直接投資導致大量資金外流，亦可在投資母國引發嚴重的“產業空心化”，考林和湯姆林森（Cowling和Tomlinson，2000）、大瀧（Masayuki Otaki，2012）的研究揭示了此類現象的發生，國內學者范歡歡、王相寧（2006）及王英（2008）也提出須防范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所引發的產業空心化問題。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存在如下局限性：一是偏重于研究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母國產業升級促進效應（以技術溢出效應為主），而對于影響這一效應發揮的負面因素涉及較少；二是從東道國制度環境角度探討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主導因素成為近年來研究的熱點，而針對阻礙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關聯效應有效發揮的各種因素的搜尋與驗證研究則甚少。本文利用2006―2014年典型省份的相關數據設定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升級及障礙性因素測度指標，運用面板模型回歸手段搜尋、驗證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協同發展的若干障礙性因素。

三、模型構建及變量的說明

鑒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協同發展的障礙性因素所涉及的數據結構特點，選取典型省份作為樣本統計單位，并且各省份的部分相關數據時間跨度不長，此類數據比較符合面板數據特點，因此可以使用面板數據模型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的障礙性因素進行實證分析。構造回歸方程如下：

[CLPit=αi+β1iOFDIit+β2iOFDIit*PACEit+μit] （1）

[CLPit=αi+β1iOFDIit+β2iOFDIit*IREit+μit] （2）

[OFDIit=αi+β1iCLPit+β2iCLPit*PVIit+μit] （3）

各變量的含義、測算方法及來源見表1。i表示不同省份，為面板數據模型橫截面個體成員；t表示不同年度，為面板數據模型樣本觀測時期。

本文選取2014年對外直接投資額（存量）與專利申請授權量排名前六位的省份（直轄市），分別是江蘇（簡記：JS）、浙江（簡記：ZJ）、廣東（簡記：GD）、山東（簡記：SD）、上海（簡記：SH）和北京（簡記：BJ）作為樣本統計單位，這是因為此兩類變量的省際差異比較大，如果全部采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數據會造成非平衡面板數據，再者有的省份樣本指標規模極小，不能很好地解釋和說明當前的經濟現象，而且可能會對實證分析的結果造成干擾。

在對面板數據模型進行估計時，需要對所建立的模型形式進行檢驗，即檢驗樣本數據符合混合回歸模型、變截距模型以及變系數模型中的哪一種。模型形式設定檢驗使用的是協方差分析檢驗，對于含有N個截面成員的面板數據模型可以檢驗如下兩個原假設：

H0：模型中解釋變量系數對于所有的截面成員是相同的（即斜率系數是齊性的），但截距項不同即該模型形式為變截距模型。

H1：模型中解釋變量系數和截距項對于所有的截面成員都是相同的，即該模型形式為混合回歸模型。

模型形式檢驗有如下兩個F檢驗統計量：

[F1=（S2-S1）/[（N-1）k]S1/[NT-N（k+1）]～F[（N-1）k，NT-N（k+1）]]

[F2=（S3-S1）/[（N-1）（k+1）]S1/[NT-N（k+1）]～F[（N-1）（k+1），NT-N（k+1）]]

其中，N是截面成員個數，T是每個截面成員的樣本觀測時期數，k是非常數項解釋變量的個數，S1、S2、S3分別是變系數模型、變截距模型和混合回歸模型的回歸殘差平方和。在原假設H0、H1成立的條件下，檢驗統計量F1、F2分別服從特定自由度的F分布。

模型形式檢驗的一般過程是：先檢驗原假設H1，如果統計量F2小于某個檢驗水平（比如5%）下F分布臨界值，則不能拒絕原假設H1，且無須再檢驗原假設H0，從而表明利用混合回歸模型來擬合樣本是合適的。否則，拒絕原假設H1，并繼續檢驗原假設H0。如果統計量F1小于某個檢驗水平（比如5%）下F分布臨界值，則不能拒絕原假設H0，從而表明利用變截距模型來擬合樣本是合適的。否則，拒絕原假設H0，并利用變系數模型來擬合樣本。

四、模型估計結果分析

本文采用Eviews7.0軟件分別計算上述三個模型的三種形式，即變系數模型、變截距模型和混合回歸模型的回歸殘差平方和S1、S2、S3，再計算F1、F2，并驗證原假設H0、H1，確定合適的模型形式，檢驗結果見表2。

表2：各模型檢驗結果

[＼&檢驗統計量＼&適用模型＼&模型（1）＼&S1=2296.45，S2=17727.8，S3=130619.4

N=6，T=8，k=2，顯著性水平=0.05

F2=111.7579>臨界值F[15，30]=2.0148，

F1=20.1590>臨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模型（2）＼&S1=2296.45，S2=9768.635，S3=128070.7

N=6，T=8，k=2，顯著性水平=0.05

F2=109.5382>臨界值F[15，30]=2.0148，

F1=9.7614>臨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模型（3）＼&S1=2525.542，S2=9905.165，S3=47852.53

N=6，T=8，k=2，顯著性水平=0.05

F2=35.8949>臨界值F[15，30]=2.0148，

F1=8.766>臨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

表2結果表明，三個模型均適用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運用Eviews7.0進行詳細的面板數據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表4所示。

表3表明，方程（1）、（2）的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經調整后的R2為0.9769，模型的擬合程度非常高，DW統計量等于1.7930，接近于2，從而表明模型估計結果的殘差序列不存在一階序列自相關。常數項C的估計值為224.6683且其t統計量非常顯著（顯著性水平=0.01），解釋變量“OFDI”系列的系數估計值都為正數且它們的t統計量都非常顯著（顯著性水平=0.01），說明對外直接投資水平與綜合性勞動生產率之間是正相關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開展推動了我國的產業升級步伐；但加入調節變量“對外直接投資節奏”、“對外直接投資的不規則度”后，“OFDI*PACE”系列、“OFDI*IRE”系列的系數估計值都為負值且它們的t統計量也較顯著（顯著性水平=0.1），說明在“節奏”及“不規則度”因素影響下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與綜合性勞動生產率之間呈現出負相關的關系，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之間協同發展的障礙性因素。另外，雖然從統計意義上來看，方程（1）、（2）的估計結果極為相近，但就“節奏”和“不規則度”的經濟含義而言，二者還是存在很大不同的，應予以區別對待。

方程（3）初次估計結果顯示，DW統計量等于1.4148，表明其殘差序列可能存在一階序列自相關，因此使用截面加權的SUR估計方法對原模型進行修正，同時使用White截面方法計算系數協方差，最大限度地克服隨機誤差項存在的截面異方差和同期相關問題，經調整后的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

從表4可以看出，方程（3）的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經調整后的可決系數修正值由0.9308變為0.9809，模型擬合程度有了進一步提高，DW統計量等于2.5161，說明模型估計結果的殘差序列已經消除了一階序列自相關。此外，F統計量等于142.7308，殘差平方和也由2525.542降至42.5162，也表明方程（3）整體上非常顯著，且其擬合精度得到了大幅提高。常數項C的估計值為-177.8006且其t統計量非常顯著（顯著性水平=0.01），解釋變量“CLP”系列的系數估計值都為正數且它們的t統計量都非常顯著（顯著性水平=0.01），說明綜合性勞動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水平之間是正相關的，綜合性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升、產業升級進程的不斷加快有助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開展；但加入調節變量“專利申請授權量定基增速的離差”后，“CLP*PVI”系列的系數估計值都為負值且它們的t統計量絕大多數都較為顯著（顯著性水平=0.05），說明在“科技產出水平波動性”因素的影響下，綜合性勞動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水平之間呈現出負相關的關系，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之間協同發展的障礙性因素。

五、結論與啟示

（一）基本結論

從上述面板數據模型的計量分析結果，至少可以得出三個基本判斷：

判斷之一：對外直接投資增速的大幅波動弱化了其對國內產業升級所能夠產生的各種經濟效應，對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協同發展系統的進化產生了負面影響。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對外直接投資增速大幅波動會削弱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波及效應，大幅增加將引致國內相關產業原材料、制成品和技術設備的出口激增，出口需求的短時突變使得國內各產業無法及時適應和滿足，國內供需結構的改善空間極為有限；二是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增速的大幅波動使其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大大減弱，因為對先進技術的學習、模仿和創新不是能夠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進行消化和吸收；三是使得國內各行業面對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難以從容應對，對外直接投資引發的產業轉移、產業關聯和產業競爭等效應不能有效發揮，阻礙了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之間的關聯互動、協同發展。

判斷之二：對外直接投資的高度不規則使其呈現出一定的散亂化，即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存在短時、高頻的快慢節奏相間和大量突發性的投資行為，使國內各行業無法有預期、有規劃、有步驟地調整原材料的購買與儲備、產品的生產以及對國外新技術、新工藝、新管理方式的學習和實踐，延遲了國內各產業的技術創新和產品開發活動，產業升級受阻，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之間的良性互動中斷、協同進化趨緩。

判斷之三：科技產出水平的大幅波動會阻礙科技成果的轉化，特別是產業化進程，造成科技與經濟長期分離的局面，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失去了根基，新產品、新工藝、新技術的推廣也不能及時展開，導致了各產業生產活動素質與效率低下，直接延緩了國內產業轉型升級的進程。這種狀況的持續，一方面使國內各產業缺乏壟斷性技術優勢，從而不能據此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另一方面低層次的產業結構與低效率的生產方式必然會導致各產業效益不佳，也無法為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提供源源不斷的外匯資金，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難以為繼，從而喪失了通過全球性資源整合實現產業結構優化、產業素質與效率提升的機會，由此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之間形成了惡性循環而非良性互動。可見，科技產出水平的起伏不定會嚴重阻礙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的協同發展。

（二）啟示

1. 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空前活躍，國內產業結構合理化調整、高級化推進應主動適應這一變化，提高其時效性、靈活性與預見性，與之形成有效對接，展開互動。另外，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正處于投資發展周期理論第三階段的初始期，其突出表現是“量大而質低”；未來一段時間，適應或突破第三階段則應摒棄這種單純、盲目的總量擴張而轉向追求投資質量，更加強調企業海外投資的營收能力、學習能力，提高資本的運行效率，國家、行業層面的配套機制，如法律、咨詢、金融等各項服務亦需跟進。對外直接投資的高速、高質發展，將為國內經濟引領新常態、完成產業轉型升級任務提供技術超越、市場開拓、資源保障機遇，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先機。

2. 注重對外直接投資的連續性、計劃性和穩定性，確保最大限度地發揮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升級的各種促進效應。規則的、連續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可以使各投資主體有預期地了解行業需求狀況和東道國投資環境，在信息較為充分的前提下，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獲得發展亟須的要素資源，有計劃、有針對性地學習先進技術、工藝和管理經驗，有效發揮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而對當前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現狀、目標及相關要素資源供需狀況的準確把握，也有利于提高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計劃性和規則度?？梢?，在合理匹配、良性互動框架內，審視、處理對外直接投資行為與國內產業升級關系，對兩者而言都是有益和高效的。

3. 在一定時期內保持較高而穩定的科技產出水平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協同發展系統有序演化的必要條件，而這一必要條件存在的關鍵則是科技研發投入強度的持續提高。科技研發投入強度的持續提高所產生的最直接結果就是源源不斷的科技產出，通常狀況下科技產出水平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是最有效的。以勞動生產率為代表的素質、效率性變量的大幅改善，一方面標志著我國產業升級活動逐漸進入質變階段，可以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良好的支撐；另一方面也說明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對國內經濟產生了強有力的溢出效應，成為產業轉型升級順利完成的有效輔助手段，由此可以切實推動現階段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協同發展系統發生質變，產生新的有序結構，從而向良性互動形式下的高度協同狀態演化。

4. 對外直接投資的高度不規則變動，以及科技產出水平的大幅波動，嚴重擾亂了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的協同有序發展進程，使協同進化趨緩，甚至中斷；但針對諸如此類的障礙性因素需要一分為二地辯證對待，不可不加分辨、“一刀切”式地盲目消除。以對外直接投資為例，快速增長的對外直接投資是不斷縮小其與國內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必然選擇，盲目限制、約束這一趨勢只會使得差距進一步擴大、對外直接投資潛力無法合理釋放，因此更需關注的是投資主體、投資方式以及區域、產業選擇的預見性與主動性，以期能夠與國內產業轉型升級現狀、未來發展趨向形成良好匹配，最終實現相互支撐、協同發展。

參考文獻：

[1]Gary Herrigel，Volker Wittke，and Ulrich Voskamp. 2013.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Upgrading：Transitioning from Unilateral toRecursive Mutual Learning Relations，Global Strategy Journal，（1）.

[2]Cowling & Tomlinson. 2000. The Japanese Crisis：A Case of Strategic Failure？The Economic Journal，（464）.

[3]Masayuki Otaki. 2012. A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Hollowing. Theoretical Economics Letters，（2）.

[4]于世海，凌丹.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協同演化關系分析[J].廣西社會科學，2015，（3）.

[5]李逢春.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產業升級效應――來自中國省際面板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12，（6）.

[6]潘素坤，袁然.不同投資動機OFDI促進產業升級的理論與實證研究[J].經濟學家，2014，（9）.

[7]蔣冠宏，蔣殿春.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東道國制度重要嗎？[J].管理世界，2012，（11）.

[8]楊愷鈞，胡樹麗.經濟發展、制度特征與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基于“金磚四國”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13，（11）.

[9]陳巖.基于多元距離視角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研究[J].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14，（11）.

[10]朱嚴林，許敏.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對我國高技術產業技術創新的影響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5，（3）.

[11]范歡歡，王相寧.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結構的影響[J].科技管理研究，2006，（11）.

[12]王英.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產業空心化探討[J]. 對外經貿實務，2008，（4）.

[13]魯萬波，常永瑞，王葉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研發技術溢出與技術進步[J].科研管理，2015，（3）.

[14]徐DO，姜建剛.東道國制度視角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J].上海經濟研究，2014，（2）.

[15]冀相豹.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分析――基于制度的視角[J].國際貿易問題，2014，（9）.

[16]王永欽，杜巨瀾，王凱.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制度、稅負和資源稟賦[J].經濟研究，2014，（12）.

[17]尹德先，楊志波.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階段研究[J].商業研究，2013，（1）.

Analysis on the Obstacles Affecting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Between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Industrial Upgrading

Yu Shihai1 Ling Dan2

（1.School of Management，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xi Guilin 541004；

2.School of Economics，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ubei Wuhan 430070）

篇8

發端于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導致全球經濟嚴重衰退。歐盟難以避免地成為危機的重災區之一,其經濟衰退程度比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美國更為嚴重。迄今為止,歐盟經濟陷入衰退已經一年有余。2009年一季度,歐盟國內生產總值下跌了2.5%,成為歐盟有史以來降幅最大的季度。與之相比,美國2009年一季度經濟衰退僅為1.6%,與歐元區2008年四季度的數字基本持平。嚴重的經濟衰退對國際直接投資形勢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歐盟對外投資也隨之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階段性特征和戰略 變化。

對外投資規模大幅下降

2004年至2007年,歐盟對外直接投資一年攀一個臺階,從1423億歐元增長至4842億歐元,年均增長近50%。然而,受金融危機影響,2008年歐盟對外投資規模大幅下降,27個盟國在這一年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降至3544億歐元,比2007年下跌27%。與此同時,全球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也出現大幅下降,從2007年的11297億歐元銳減至2008年的7885億歐元,導致歐盟對外直接投資額占世界投資總量的比重不降反升,由2007年的43%上升至2008年的45%。

在這一過程中,主要投資國的對外投資比重現總體下降。2007年,英國、德國、法國、盧森堡、西班牙及瑞典等歐盟主要對外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達3431億歐元,占歐盟對外投資總額的82%。2008年金融危機后,上述6國對外投資總額降至2700億歐元,占歐盟對外投資總額的比重也降至76%。其中,傳統投資大國英國對外直接投資絕對值下降很大,由2007年的1212億歐元降至2008年的522億歐元,降幅達57%。德國和瑞典對外投資也都呈現下降趨勢,瑞典對外直接投資下降幅度達61%,德國對外投資額與2007年相比也下降了31%。盧森堡與法國則成為歐盟對外投資新的領軍國家,2008年對外投資額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

與此同時,主要投資目的國流入量也普遍下降。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2008年,歐盟在美國的直接投資為1490億歐元,低于2007年的1710億歐元,降幅達12.9%;同期歐盟在加拿大的直接投資從420億歐元降至90億歐元,降幅達78.9%;在離岸金融中心的投資則從2007年的1300億歐元猛降至434億歐元,降幅達66.6%。歐盟對中國投資雖在數額上不大,但也呈下降態勢,由2007年的71億歐元降至2008年的45億歐元。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盟各國的跨國并購規模及所占比重均呈下降趨勢。據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顯示,2007年,歐盟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達到11422億美元,其中跨國并購規模約為7700億美元,約占歐盟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7%。2008年,歐盟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降至9000億美元,跨國并購規模約為5800億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5%,占歐盟對外直接投資份額也降至64%。

危機導致的跨國公司全球資產縮水、投資計劃受挫,迫使跨國公司紛紛縮減全球投資。主動關閉境外分支機構和全球范圍內裁員,以縮減規模以求自保,已成為跨國公司應對金融危機的普遍做法。如,英美資源集團計劃在2009年砍掉其資本支出的50%,減至45億美元。英國石油公司在2008年10月宣布將在2009年減少其在全球的5000個工作崗位,主要分布在發達國家。葛蘭素史克公司決定減少其在世界范圍內的10000個工作崗位。挪威國家石油公司計劃2009年減少其在油氣勘探上13%的花費。全球最大的水泥供應商法國的拉法基公司宣布放緩其全球擴張的步伐,并變賣資產以減少其債務比率。法國的歐萊雅集團由于面臨銷售量的下降,宣布關閉歐洲的兩家工廠。法國的雷諾公司和德國的戴姆勒公司也宣布將分別裁員6000及3000名。法國的標致雪鐵龍集團計劃在世界范圍內裁員11000人。德國的巴斯夫公司在2009年初宣布將暫時關閉其全球范圍內的80家公司。德國的物流巨頭德國郵政集團也明確縮減了其在美國的規模,裁員14000人,僅保留了4000人。

新興市場國家漸成戰略投資中心

盡管2008年歐盟對外投資額比2007年下降了28%,但其資本流出仍比資本流入多出1820億歐元,占歐盟GDP的1.5%,而2007年這一數字僅為960億歐元,占歐盟GDP的0.8%,歐盟27國因此成為了世界上的凈投資地區。

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報告顯示,歐盟大企業集團基于目前經濟現狀及前景的考慮,減少了2009年他們的成本和投資。經合組織的報告也顯示,2009年一季度,由于國際并購活動的數量及金額不斷減少,法國、德國、英國等歐盟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與2008年一季度相比下降50%。初步可以判斷,一段時期內歐盟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下降的趨勢將會持續。

盡管如此,歐盟對新興市場國家的興趣卻不降反升,并逐步將之作為它們的戰略投資中心。金融危機對歐美、加拿大及離岸金融中心等歐盟傳統的投資目的國影響巨大,而經濟發展迅猛的中國、印度,資源豐富的巴西、俄羅斯及轉型中的東歐、墨西哥等國卻成為歐盟對外投資的熱點。以俄羅斯為例,據俄羅斯聯邦統計署公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對俄羅斯投資最多的前7位國家均來自歐盟,包括塞浦路斯、荷蘭、比利時、英國、德國、愛爾蘭和法國,上述7國對俄投資額占俄累計吸收外國投資總額的77.5%。

對華投資規模前景依然看好

從全球范圍看,由于各國共同努力,加之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紛紛采取救助措施,世界經濟已經出現企穩跡象。2009年5月,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進一步增長,創造6年來的新高;歐元區采購經理人指數明顯上升,達到1年來的新高。這些指標顯示消費者和企業家對未來預期較為樂觀,表明世界經濟有望逐步走出低谷。隨著世界經濟復蘇、各國間貿易活動逐漸恢復頻繁,國際資本流動和跨國并購必將重新恢復增長。

篇9

圖1 2002-201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和增速

數據來源：人大重陽網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分為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并購兩種主要形式。綠地投資是指我國企業通過在國外或港澳臺等地區直接出資建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跨國并購是指我國企業收購或兼并外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形式。對外直接投資能夠有效地控制國外企業的經營管理權，其資本移動的復雜程度遠遠大于國際間接投資。股息和分紅是對外直接投資者獲取收益的主要方式。投資者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風險也往往大于對外間接投資者。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有利影響

1、可以有效地利用國外的資源。對外直接投資通?？梢愿玫爻浞值乩脰|道國當地的人才，技術，基礎設施等生產要素的優勢，不斷開拓國外市場，通過規模經濟以實現企業效益的最大化。

2、越過貿易壁壘，保護出口市場。經濟全球化給各國帶來新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挑戰。一些國家為了保護本國企業免受外來企業的沖擊，通常設置各種各類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而中國企業、政府或個人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在投資國直接建立企業或通過跨國并購，可以很好的越過這些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實現對本國市場的保護。

3、推動我國“走出去”戰略的進一步發展，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進程和國際收支的平衡。對外直接投資的不斷深入發展，有利于不斷提高我國的對外經濟開放水平，優化我國對外開放經濟格局。此外，對外直接投資作為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投資的迅速發展也必然帶動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實際上是一種對外資本輸出，有利于改善由于國際收支平衡帶來的外匯儲備量較大等問題。

4、謀求低成本，分散風險。我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是因為國外在某些方面具有比較優勢，比如在非洲、拉丁美洲等相對落后地區進行投資是因為那些地區人力資源成本較低，資源豐富等。此外，那些落后國家一般來說會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給予政策優惠或扶持。這樣，我國的投資者就會以低成本進入外國市場，從而獲得取得較高利潤的可能性。此外，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區分開來，通過開展多樣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者能夠更好地分散風險。

5、促進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我國生產技術水平相對發達國家較為落后，但在一些方面相對于發達國家還是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的，通過利用這些比較優勢對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生產經驗，然后將這些生產技術和先進生產管理經驗帶回國內可以有效的促進我國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另外一方面，通過對生產技術水平較為落后的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將在我國處于產品周期末端的產業轉移出去，為新的產業結構升級提供新的空間。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弊端

1、投資金額較大，投資周期較長。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在東道國或地區直接建立企業或取得東道國企業的占有絕對優勢的股權等方式來控制國外企業的經營管理權，所以需要大量資金的支持，投資周期也相對較長。

2、東道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限制。東道國一般會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投資比例，投資期限，投資領域等進行限制。這將在很大程度上阻礙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3、如果是通過跨國并購的方式，采用非股權合作的方式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我國授權方的知識產權保護將會收到一定威脅，并且將失去非核心業務及其相關的利益。此外，通過非股權方式對外進行直接投資將會使信息交易成本增加，減少企業的可得利益。非股權合作方式的跨國并購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可能會使自己的專利，管理經驗和生產技術等被別人學習了解，從而培養了潛在的競爭對手。

篇10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現狀分析

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

當企業在本國國內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到國外投資設立生產基地、從事跨國生產經營賺取國際利潤這是美國、歐洲以及日本的企業一貫的經營思路。這些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往往是以企業的競爭戰略、尋求產品多樣性或者降低生產經營成本為動機。此外接受投資國的投資環境,例如稅收優惠政策、關稅政策以及貿易壁壘等,也同時影響著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于是企業從事海外投資的動機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擴張性動機,另一類是防御性動機。在前一種情況下,企業為了拓展海外市場或者尋求生產所需原料而進行海外投資;而在后一種情況下,企業則更多地是因為本國經濟環境的變化導致了在本國投資無利可圖而轉向海外尋求投資機會。

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階段分析

自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企業便已經開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可以大致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9年---1985年),這一階段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在這一階段的頭五年內,中國企業在國外共投資設立了76個獨資或者合資企業,中方總計投資額約5000萬美元,投資項目涉及23個國家和地區。在84-85的兩年間,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設立企業達113個,投資額達1.4億美元,接近前五年的兩倍,投資地區擴展到40多個國家和地區。(見表2-1)在這一階段,企業的投資項目金額相對都較小,投資行業也局限在海運、金融保險、工程承包以及餐飲等服務行業,僅有少數投資項目涉及制造業。

第二階段(1986年---1992年),在這一階段隨著經濟自由化改革的進行,中國企業在經營過程中了逐漸提高了生產技術與管理水平,國內日漸成熟的產業和技術迫切需要進行對外產業轉移;而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源缺乏的矛盾也日益顯現出來;而與此同時中國國際貿易凈出口額的逐年增加,國家外匯儲備日益攀升,中國企業開始有能力進行大額的對外直接投資,以充分地參與到國際競爭之中。因此,中國政府加大力度鼓勵企業對外投資,日益成熟的企業也更加強調投資回報的重要性。這一階段具有代表性投資主體的是大中型制造企業以及投資公司,例如,首鋼集團、中國國際信托集團和深圳賽格集團。

第三階段(1992年---2002年),從1993年開始,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不斷攀升,中國經濟開始出現過熱的征兆;而大中型國有企業經營效率低下的問題也日趨嚴重,中國政府不得不對國有企業進行大規模的體制改革,這些情況都影響到這一階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情況。隨著政府削減貨幣供應收緊銀根以期控制住通貨膨脹,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來源枯竭。而與此同時政府收緊了對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控制:新的項目的審批程序日益嚴格,而已經批準的投資項目也被要求進行復查。這些政策手段直接導致對外投資項目的銳減,這一情況直到1995年才得以好轉。盡管1996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項目數額較1995年相比有所下降,其總投資金額相較1995年卻有了大規模的增加,表明了企業單筆投資數額的顯著增加。而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1997年到2001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項目及金額顯著下降,直到2002年才有所上升。

第四階段(2003年至今),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政府在政策上越來越重視引導促進企業走出國門參與國際競爭。在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就明確提出了“走出去”戰略,報告指出實施“走出去”戰略是對外開放新階段的重大舉措,要鼓勵有比較優勢的各種所有制企業對外投資,帶動商品和勞務出口,形成一批有實力的跨國企業和著名品牌。自此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進程揭開一個嶄新的篇章,從2003年起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持續上升,2008年更是達到了559.1億美元(非金融類),創下了歷史新高。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動機也呈現了多元化的趨勢:尋求新的業務增長機會、規避國內激烈的市場競爭、分散業務和市場風險、提高生產率、應對宏觀環境等成為了企業投資海外的新動機。

三、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就及存在的問題

1.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就

中國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取得了很不錯的成績,本文特總結如下:(1).從一定程度上縮短了我國企業與國際企業的技術差距,學習了先進的生產與管理經驗。如前文所述,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一個重要的動機就是獲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中國的許多大型企業集團通常能夠通過并購海外企業實現了這一目的。例如南汽集團通過并購英國的汽車生產商羅孚取得了汽車產業的先進技術;(2).拓展了海外市場。許多中國企業通過在海外投資經營拓展企業的銷售市場,例如,海爾集團通過在海外新建或收購了30多家工廠,這些工廠分布在從意大利到印度的多個國家,生產面向當地市場的產品。而中國企業在海外的進行的工程承接也很大程度地推動了本國的設備、材料以及勞力的輸出。(3).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產業結構調整。經過了近30年的發展,中國制造業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是在中國制造業中,中低檔制造業產品占大頭,高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比重較小,產業結構處于較低水平。產業升級導致傳統產業的生產能力過剩,大量企業陷入困境,失業現象加重。因此,通過對外投資,將大量設備和技術轉移海外,在全球范圍內重新配置生產能力是以最小代價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必要途徑。國內的諸多企業已經采取了在東南亞、拉美地區投資設立工廠,降低了國內產能過剩的壓力,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4).充分利用了海外金融市場籌措企業發展所需資金。中國企業從事海外投資所需的資金并不總是全部由企業的自有資金投入。事實上,大部分的中國企業在進行海外投資的時候都會考慮有效地利用國際金融市場來解決資金問題。

2.當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

(1).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所占績效不高。為了更好地說明對外直接投資的績效,本文使用了OND指數(OUT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 ),即對外直接投資績效指數,這一指數由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提出,按照UNCTAD給出的定義,該指數反映了企業進行海外投資的綜合實力,反映了決定企業對外投資流量的兩個決定性因素。或者說不同國家之間這一指數的異同是由各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所受到的兩個主要的影響因素的不同所決定。這兩個因素分別為:“所有權優勢”,或者稱為企業所特有的跨國競爭力,如企業的創新能力、品牌優勢、管理和組織經驗、信息獲取能力、擁有的財務資源和自然資源、企業規模以及企業內部結構優勢,這些競爭力因素使得企業有能力和動力進行海外拓展;“區位因素”,這一因素主要指的是在母國或者受資國生產產品、提供勞務所分別具有的優勢,例如市場的相對規模、生產與運輸成本、熟練勞動力、供應鏈、基礎設施以及技術支持。在全球化大潮所帶來的競爭壓力的促使下,上述兩個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企業,無論其規模大小也無論其處在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進行海外投資以增強本企業的競爭優勢。OND指數的大小反映了這兩種因素在驅動不同國家企業對外投資方面的差異。一般而言,OND越大一國對所有權優勢和區位優勢的利用越充分。中國的OND指數在2001-2003年、2003-2005年以及2005-2007年三個區間內數值分別為0.150、0.217、0.240,在世界各國家和地區的排名基本穩定在世界第60位左右,而同期處于世界前十名位置的中國香港地區的OND指數數值分別為3.477、8.758、7.799遠遠高于內地的數值,處于世界前二十位的加拿大和英國的數值也比中國高出很多,這說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績效與世界先進國家和地區還有很大的差距,而與中國同被稱為金磚四國的俄羅斯、巴西和印度雖然在2001-2003年區間或高或低于中國的位置,但到了2005-2007年區間三國均已處于領先于中國的位置。應該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中國企業普遍缺乏“所有權優勢”是制約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績效的最根本的原因。故而提升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增強中國企業的“所有權優勢”是中國企業提高投資績效的必由之路。

(2).中國跨國企業規模較小,國際化程度不高。中國的跨國公司相對于世界著名的跨國公司而言規模較小,根據UNCTAD的《世界投資報告2009》所列舉的截止2007年底的數據,全球最大的跨國公司(非金融)是美國的通用電氣(GE),其在全球擁有資產約7953億美元、雇員32萬余人全年銷售額約1727億美元,而中國最大的跨國公司(非金融) 中信集團,其在全球擁有資產約1909億美元、雇員10萬余人全年銷售額約149億美元,且是中國唯一入圍全球100大跨國公司(非金融)。而由于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主體多是國有企業,在政府積極推進企業跨國經營政策的大形勢下,許多企業在并沒有一個可行的投資方案的前提下就盲目的投資海外導致了經營效率的低下。

此外,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程度也普遍低于國際水平,本文采用UNCTAD提出的跨國指數(Transnational Index, TNI)作為國際化程度的綜合衡量指標。根據UNCTAD的定義,跨國指數是通過計算跨國公司海外資產與總資產的比率、海外銷售與總銷售的比率、海外雇員與總雇員的比率這三個的比率的平均數而得出,以衡量跨國公司對于海外資產、海外雇員、海外銷售的依賴程度。我國前十大跨國企業的平均海外資產215億美元,而全球國家前五大跨國企業的平均海外資產為2145億美元,是中國前十大跨國企業的十倍左右,發展中國家前五大跨國企業的平均海外資產為429億美元,是中國前十大跨國企業的兩倍左右。全球前五大跨國企業的平均跨國指數為71.52%,發展中國家前五大跨國企業的平均跨國指數為58.74%,而中國前十大跨國企業的平均跨國指數28.3%,無論是在海外資產還是跨國指數上,我國與全球水平甚至與發展中國家的水平都還有不小的差距,說明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程度不高,我國的跨國企業主要還是在利用本國的資源,而世界上主要的跨國企業早就已經在全球范圍內利用資源,長此以往不利于提高企業資源利用效率,更不利于培育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故而形成一批在國際上著名的跨國企業是我國企業需要迫切實現的戰略目標。

參考文獻:

[1]中國商務部.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年鑒.2009

[2]厲以寧,曹鳳歧著.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中國計劃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