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自然科學方法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近代自然科學方法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韋伯方法論產生的思想淵源

首先是稱為“自然主義”的社會科學形態。以霍布斯和笛卡爾為首的物理代表，構造了相應的自然主義社會形態。自然主義是指社會科學家盲目模仿自然科學的方法和語言，用自然實體、自然因素和自然規律來解釋人類社會。大約自16、17世紀以來，自然科學一直左右著人類全部的思想主義，自然主義成為近代社會科學的主要潮流。

其次，從18世紀開始，產生了對自然主義和客觀主義的批判，以意大利思想家維柯、英國哲學家洛克、貝克萊和休謨為代表的想象科學、主觀主義、懷疑主義。維柯認為笛卡爾的知識論單純的指向了數學和物理學，忽視了人類活動的其他領域，在批判的同時，確定自己的方法論原則。維柯認為，我們能夠確切知道的只是我們認知者本人所創造或制造出來的東西，歷史是人創造的，所以我們可以認識歷史，而大自然不是我們創造的，因此我們人類的理性是不能獲得對于物質實在的清楚認識，而歷史學的方法是想象，通過想象，研究歷史和文化事件，也能給人以象笛卡爾給數學和物理一樣確鑿有效的知識。因此他以想象科學來批判自然主義。同時洛克、貝克萊和休謨的主觀主義也是對近代自然科學尤其是心里學的一種總結。

二、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簡單介紹

韋伯對當代社會科學和社會思想做出的巨大貢獻主要是其方法論學說。他的方法論主要集中要解決四個問題：一是社會學家如何去認識社會：即用“理解”的方法；二是社會學家應采取何種態度，即“價值關聯”和“價值中立”的原則；三是社會科學應采用何種普遍適用的方法，即“理想類型”；四是研究社會的主要著眼點是什么，即“社會行動”。

在《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和“客觀性”》一文中，韋伯指出：社會科學的對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規定包含著兩種基本的要素，即價值和意義。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樣，研究的對象也是實在，而實在之所以進入社會科學的領域成為文化科學的對象，并非因為它原來就如此，而是因為它在與研究者的價值關聯中變得重要了，它便對我們有了意義。實在本身絕非當然的文化現象。韋伯強調指出：“任何文化科學的先驗前提，不是指我們認為某種或任何一種一般的文化有價值，而是指我們是文化的人類，秉具有意識地對世界采取一種態度和賦予它意義的能力和意志”。而因價值關聯有意義的文化事件總是個別的現象，這不僅指它是一次性發生的事件，因而具有獨一無二的性質，而且還意謂它始終與特定的價值觀念相關聯而產生特殊的意義。這種雙重的個別性決定了如下一點：人們無法用自然科學的認識方法即建立精確地自然規律的方法來達到文化科學的認識目的。

綜上可以看出，韋伯的方法論對當代社會科學的發展有著巨大的貢獻，但韋伯德爾方法論在有重要意義的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它充斥著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矛盾，但卻又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論學說，雖因本身的矛盾性，受到后來各個社會學家的質疑，但韋伯所創立的方法論學說對后世的影響還是非常深遠的。

三、馬克斯?韋伯與馬克思

篇2

摘要本文從方法論、學科內外等方面論述了著名美學家周來祥“美是和諧自由”的觀點,同時與主觀說、客觀說、主客觀統一說以及生命說和自由說做了比較,突出了和諧自由論美學體系的合理之處,指出和諧自由論美學體系是一個動態開放與發展的體系。

關鍵詞:周來祥 和諧自由 美學 體系

中圖分類號:J01 文獻標識碼:A

體系的建構,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要建立體系,首先必須找到代表自己的東西,同時要有宏闊的視野,辯證邏輯的思維,稍有不遜,難免會顧全不周。我國著名美學家、文藝學家周來祥通過對中外美學史的研究,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提出“和諧美學”的思想,建立了以審美關系為軸心,以辯證邏輯結構為基礎,史論結合的和諧自由論美學體系。綜觀周來祥的美學體系,應當說大體走過了以下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初以前,和諧美學觀點由探索到形成;第二個階段是80年代中葉以前,和諧美學逐步形成體系;第三個階段是90年代末以前,和諧體系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進入21世紀,也就是第四階段,周來祥進一步把研究成果系統化和完善化,同時開拓創新,面對新的情況,尋求新的理論創造。50多年來,周來祥從各方面對其和諧自由論美學體系進行了闡述和延伸,形成了主客體統一的整體美學范式,和諧自由論美學體系逐步得到完善。

美是和諧自由體系的軸心是審美關系:周來祥根據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關于“對象怎樣變成就要取決于對象的性質與對象性質相適應的(人的)本質的性質;因為正是根據這二者之間的關系的具體(特定)性質才可以作出特殊的具體的肯定方式”的思想提出了把握美的本質,不能僅從主體入手,也不能僅從客體入手,而必須從主客體之間所形成的特定關系入手。以此為基礎,周來祥從古今中外的大量美學史料中歸納總結出了美是和諧自由的思想,并形成了體系。筆者認為,美是和諧自由的體系應該包含以下幾層含義。

一 方法論上的和諧:辯證邏輯思維方法與自然科學思維方法的和諧統一

思維方式是由知識、觀念、習慣等要素逐漸遞進,不斷沉積而形成的主體反映和思考問題的定型化的思維模式,表現為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人們思考問題的程序和方法。人類的思維是個逐步發展演化的過程,縱觀哲學發展的歷史,哲學思維方式經過了古代對象性思維方式、近代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和現代辯證邏輯思維方式三個階段。

在美是和諧自由論體系中,周來祥吸收并改造了辯證邏輯的思維方法,把辯證邏輯思維方法的兩個方面應用到其和諧美學之中:首先是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方法,“這個統一包括從實踐到理論,從理論又回到實踐;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又從一般回到個別;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上升到具體這樣一個完整的過程。”其次是邏輯與歷史的統一的方法,同樣包含著兩個主要方面的內容:“其一,邏輯和辯證法是一致的,邏輯與客觀的歷史是一致的;另一方面邏輯和認識論是一致的,與認識史是一致的,與美學思想史是一致的。”

與此同時,周來祥還把現代自然科學的方法融會于辯證邏輯思維之中:現代自然科學的方法是面對自然界的,20世紀自然科學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開始,以現代物理學為重點,獲得了飛躍的發展。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的提出,模糊數學、統計數學、分子生物學、量子化學、遺傳工程學等的興起,深化了人們對客觀世界互相聯系、互相轉化、不斷運動的認識。現代自然科學方法不能代替辯證思維方法,但的辯證思維方法是發展的,它對其它方法都采取吸收改造的態度,使其有利于自身的發展,對現代自然科學方法也是一樣,它可以融合現代自然科學方法的一切優點,內化為自身的特點,豐富和發展的辯證邏輯思維,使辯證思維進一步科學化、精密化、現代化。為此,周來祥把現代自然科學方法與辯證思維的方法結合起來,把自然科學方法應用到了美學方面,為美學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視角。

二 學科外的和諧:美是真與善的和諧統一

人類和自然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形成了理智、意志與審美三種關系,從而產生了研究真、善、美三種不同類型的科學:真是以概念的、普遍的形式把握客觀世界的本質和規律的結果,其形式是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真要把握的是客觀世界的普遍內容,追求客觀性。它雖以感性的客觀世界為基礎,但這只是提供了一個前提,最終目的是從感性實踐中經過綜合分析,得出普遍的規律,用以指導今后的實踐。同時,在主觀方面,真不容許狹帶個人的情感。我們平時所說的憤怒出詩人,只是對于文學而言,對科學卻有害。善是主體與客體之間形成的一種意愿、欲望、目的的結果。善是帶有個人情感性的,個人的意志要求在客觀世界中得到實現,使自己的本質力量對象化,在客觀物質世界中肯定自己的意義。就主觀方面來說,善在沒有實現之前存在于個人頭腦中,是主觀的。善也具有客觀方面,它要求傾向于用一種物質的力量作用于客觀世界。善的活動以符合客觀規律為基礎,具有普遍性。美則是真與善的統一,真講求概念、普遍性,善要求情感性、普遍性,美無關概念,卻也要求普遍性,更強調情感,這樣就把二者結合起來了。當然,這種結合是排異求同的結合,相對于理智的概念性而言,審美的概念是不確定的。就審美與善而言,善講求的是對社會的作用與影響,審美同樣沒有直接關聯這些,但總是會闡明一種觀點,這種觀點總會與社會人生相關,美是無目的而合目的性的,這樣就與善也結合起來。從審美心理方面來說,審美要求的是主體的心理愉悅,審美心理包括感知、想象、理解與情感四個方面的因素。這四個方面既有主體的情感方面,也包含理性的理解,只是在審美中,沒有在真與善之中那么片面地被強調,四者已經融合為一體。

總之,美是真與善的和諧統一,美的和諧自由是以情感為主,不以概念為中介又趨向一種不確定的概念、無目的而又合目的的和諧。

三 學科內的和諧:橫向與縱向的和諧內涵

周來祥認為美是和諧自由,是人和自然,主體與客體、理性與感性、自由和必然、實踐活動的合目的性和客觀世界的規律性的和諧統一,包括橫向與縱向兩個方面的和諧。從橫向來看,周來祥先生的美是和諧具體包含以下五個方面:形式的和諧、內容的和諧、內容與形式的和諧統一、人的全面和諧的發展。從縱向來說,周來祥提出美是和諧包含三個階段:其一、古典和諧美,是指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由于封閉的自然經濟、當時社會斗爭的特征、素樸的辯證思維方式等多種因素的制約,美的主題表現為和諧,美的類型包含優美或壯美。無論在東方古代社會還是西方的古希臘與古羅馬,都強調以和諧為美學特征。其二、近代對立的崇高(廣義的美),對立的崇高就是把構成美的各種元素對立地、無序地、動蕩地、不和諧地組合為一個矛盾復雜體。對立的崇高在中西方的表現是不一樣的。由于西方社會由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經壟斷資本主義走向后工業社會,哲學上的形而上學思維、否定的辯證法及悖論思想的影響。大致來說,這種分裂與對立又形成了近代崇高的三個部分:崇高、丑、荒誕。而在中國,由于國情與社會歷史的原因,并沒有形成以荒誕為主的美學主潮,而是經由崇高與丑直接進入了辯證和諧的現代美學。其三、現代辯證和諧美,是人類美和藝術發展的最新階段,把近代的對立和古代的和諧予以辯證地綜合和發展,成為既追求對立又追求和諧的新型的美。它既有近代的無序、動蕩、不平衡、不穩定,又有古代的有序、穩定、平衡和寧靜。當然,盡管古典和諧美、近代對立的崇高、現代辯證和諧美三個階段的和諧美的思想各有其特征,但這也是相對的。就是說古代的和諧美學中亦存在近代的崇高,近代的崇高中也蘊涵古典和諧式的美,現代的辯證和諧美學中,也同樣交集著古典與近代的美學思想。三者各為其主流,但又相互交叉、并存。

四 和諧美學的創新:與主觀說、客觀說、主客觀統一說的不同,以及與生命說與自由說的區別

主觀說強調美是主觀的感覺,主體認為美就美,沒有道理和標準可言;客觀說則認為美在具體典型的現象和事物當中,與人的主觀感受沒有任何關系,二者都有其片面性。美的社會性和客觀性統一說,同樣存在不足:強調突出了社會主體的作用,忽略了審美對象的自然屬性,忽略了個人主體的作用,沒有看到社會主體與個人主體的辯證統一關系;強調了美的社會、普遍、抽象的方面,忽略了個性的、具體的、現實的審美關系的形成。自由說在這里指的是實踐美學,認為“美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是“自然人化”的結果。這種觀點指出了美是社會實踐的結果,強調了美是在客觀對象上烙下主體的痕跡。但這只能說具備了審美的前提,因為真與善同樣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結果。生命美學指的是后實踐美學這一類,后實踐美學以存在論哲學和當代西方美學為思想資源,他們認為美的本質在于個體對生命的超越。這種觀點突出了主體,忽略了審美客體。

周來祥指出,所有這些美學派別,在思維方式上仍停留在對象性思維或實體性思維的階段,它們都把美歸結為單純的客觀存在,或者是主體的物質實踐,或者是主體的生物性存在。

為此,他提出了以審美關系為軸心的和諧美學以彌補上述提法的不足。審美關系強調的是由于對象的美是相對于主體的情感而言的,所以我們不能僅從對象的性質或僅從審美主體來判定美的本質,而是必須在主客體形成的具體的、歷史的、特定的關系中來把握美的本質。

可以看出,周來祥的和諧美學對美的本質的探討往前推動了一大步,認為作為美的根源來說,它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作為現實的美的對象來說,它是由審美對象和審美主體相互對應而形成的審美關系決定的。在這個意義上,沒有審美對象,就沒有審美主體;沒有審美主體,也就沒有審美對象。以審美關系為基礎的和諧美學的提出,彌補了主觀派與客觀派的片面性,讓人們不再單純地在主體或客體中找尋美的本質。而是把主客體聯系起來考慮;對實踐美學也有所深化,實踐美學廣義的自然的人化的問題,并不就是美的本質,科學認識與意志實踐同樣是屬于自然的人化現象,自然的人化現象只是事物美的前提條件。總之,周來祥這種以實踐美學為基礎,以主客體關系為本體的思想深化了實踐美學“美是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問題,把美的本質縮小在審美關系之中,為后人對美的本質的探詢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概而言之,周來祥和諧自由論美學體系內涵的突出特色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他用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邏輯思維方法作為其方法論,用中國儒家的中和思想作為其核心內容,真正實現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次,他的和諧美學的觀念內核是和諧自由,由人自身的和諧到與他人的和諧,再到人與自然的和諧,一步步擴大;第三,其和諧美學體系中的和諧是對立統一的和諧,沒有矛盾沒有對立就達不到和諧;第四,美的和諧不能脫離社會的和諧,他把人的理想與社會的理想統一起來,使它的和諧美學具備深刻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第五,和諧自由美學體系是一個系統的整體,是在運動中展現的,丑、荒誕只是和諧的一個階段,未來的美學將是一個多元協商、多元共生、沖突的體系,而最后又必將形成一個統一的和諧整體。

參考文獻:

[1] 周來祥:《再論美是和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2] 周來祥:《周來祥美學文選》(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 周來祥:《論美是和諧》,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 楊春時:《生存與超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章輝:《實踐美學――歷史譜系與理論終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5] 潘知常:《詩與思的對話》,三聯書店,1997年版。章輝:《實踐美學――歷史譜系與理論終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6] 劉繼平:《論審美關系說的幾層含義》,《文學教育》,2008年第1期。

[7] 周來祥:《三論美是和諧》,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篇3

關鍵字：人文地理學；哲學方法論；人地關系

引言：一種學術的所有參與人員，都在由特定學科的某種哲學所提供的框架內從事研究。這樣的哲學可以是確切的，參與者在工作開展前就已經建立了某些規則；這種哲學可以是含蓄的，存在一些規則，但并沒有得到公認。在哲學明確的情況下，這一哲學也為其他參與人員所共享。但在哲學含蓄時風格則可能很不相同，尤其是在社會科學中。

人文地理學是以人地關系研究為核心的學科，人文地理學對人地關系的研究既和自然科學有關又和社會科學有關，所以在研究方法上表現為自然科學方法論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結合。

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人地關系，本身就具有濃厚的哲學色彩。人為地理學的發展自古以來就有著擅于不斷地吸收新的科學、哲學思潮的優良傳統。歷代哲學家對人與自然的論述無不深刻地影響著人們對人地關系的認識。

人文地理學發展以來，有多種哲學方法論被提出來，其中很多只不過是哲學的變種，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類：經驗主義方法論、實證主義方法論、人本主義方法論、結構主義方法論。下面筆者將詳細介紹四種人文地理學哲學方法論：

1經驗主義方法論

經驗主義一詞原本意指古希臘醫生的經驗，拒絕一味接受當代的宗教教條，而是依照所觀察到的現象為分析依據。先由感受而得到經驗，然后經過適當歸納或演繹，才形成知識。在哲學發展上，經驗主義一直和理性主義作為對比。

人文地理學像絕大多數學科一樣，都起源于經驗主義的實踐。從人文地理學的發展歷程來看，從古典地理學發展到近代科學知識的分化發展，地理學者們一直就在想法設法獲取地球表面更多有用的知識，地理學就是對地球的描述。大自然及人類社會構成的地理環境系統非常復雜；地球表面和抽象的人地關系又帶有強烈的綜合性和區域性。

經驗主義方法論的特征是：觀察是重點，調查及實地研究緊隨其后，然后進行經驗判斷與評價，最后得出結論。人文地理學家時常從觀察人文地理現象的某個方面開始，通過分析研究資料，尋求發現具有普遍意義的模式。

2實證主義方法論

實證主義是強調感覺經驗、排斥形而上學傳統的西方哲學派別，又稱實證哲學。實證主義開始于19世紀法國哲學家孔德的“實證哲學”，實證科學是建立在證實原理上的。人們認為事物是真實的，是因為人們認為建立起真實性的方法是合理的。根據實證主義的觀點，一種科學理論由一特定的演繹系統構成，該系統包括兩組因素：一組初始命題（或者假設），一組由系統內規律。

人文地理學是最后廣泛采納實證主義方法論的社會科學之一。實證主義方法論被引入人文地理學是在20世紀50年代中晚期的美國。從那個時候它就迅速的傳播開來，到60年代末實證主義就已經支配著整個北美和大多數英語國家的人文地理學。

人文地理學采用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原因是，現在方法的并不合理，再一就是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和政治學中實行的科學的社會學具有巨大引力。

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具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其具有的數量化性質：以數學或者統計學的形式，以一種精確的、可重復性以及確定性的方式表達研究成果。

3人本主義方法論

人本主義方法論的特征是：他們關注于有思想的生命，關注的是人類，而不是關注以機械的方式對刺激作出反應的非人類。人本主義目標是認識人類活動的真實性，這個目標以及為達到這個目標而設想的手段就代表了社會科學哲學的發展。

人本主義方法主要有三種：理念論、實用主義、現象學及其親屬。

人本主義哲學及其方法論對人文地理學的影響都是潛在和間接的，它們并沒有向人文地理學提供一種直接的方法，只是從這這種哲學中引入對人的經驗和人的主觀性的重視這樣的觀點，并作為武器來反對實證主義地理學那種忽悠人的地位的觀點。

人本主義地理學研究內容大多涉及歷史地理學、文化地理學、社會地理學等領域，突出集中在人的行為方面的探討。

人本主義地理學彌補了實證主義研究的不足，但最大的弱點則在于它的唯心主義傾向，把一切客觀存在看做為人的心理構成，事實上構成人的感應行為的基礎是客觀環境世界。

4結構主義方法論

結構主義起源于法國，后擴展至整個歐洲大陸。但結構主義不是一個統一的哲學派別，而是由結構主義方法聯系起來的一種廣泛的哲學思潮；其觀點大多與一定的專門的學科有聯系。紀本嵩認為注重結構、強調對結構的分析是結構主義者具有的基本原則。這基本的原則展現為五個主要特征：整體、關系、消解主體、自調、轉換。

整體：結構主義者認為，注重整體是研究事物本質的唯一途徑，而事物的部分或因子僅是通向研究事物本質的要素。

關系：與整體和部分的特征相比，關系的涵蓋面更廣，其內容更豐富。它不僅緊密相關某研究對象的整體與部分，而且統攝宇宙萬物間的各種系統。

消解主體：其意是人失去了他是萬物中心的位置；人不再是測量萬物的主人，而是系統中的一個因子。

自調：自調是結構主義者在解釋系統之所以存在時所認定的根本原因。

轉換：結構主義者所提倡的轉換，其性質則是強調部分與部分、部分與整體間變化的動態性。

結構主義對人文地理學最主要的影響有兩點：1、從結構的整體性去認識事物，這從地理學家強調研究區域的整體性和人地關系系統性可以看出。2、試圖超越地理因素尋求深層結構來解釋地理現象。千差萬別的人文地理現象是表層結構，而要真正解釋則需要把握人地關系系統中的深層結構。

作者：劉昊等

參考文獻： 

[1]R.J.約翰斯頓.哲學與人文地理學[M].蔡運龍，江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1 

篇4

[關鍵詞]圖書館學　社會科學　學科性質　實證方法

[分類號]G250

1　當前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困境

一門學科的發展史也是這門學科研究方法的發展歷史，科學知識和方法論從來就構成科學的兩大部分。從1981年劉迅先生在《圖書館通訊》發表《要重視圖書館學方法論的研究》一文，開啟了圖書館學方法論研究的序幕以來，我國對圖書館學方法研究如火如荼，取得了不少成就。一方面，學者引入、移植了大量的研究方法，并構筑了較為完整的圖書館學方法論研究體系；另一方面，沿著專門方法是衡量一門學科成熟的重要標志的基本命題出發，大量學者試圖研究構建圖書館學的專門方法。然而，在現實研究中，圖書館學所使用的方法極為有限，對于實際工作的總結多為概括與描述，缺乏科學論證與推理，經驗方法為主要方法，使圖書館學研究難免長期停留在經驗總結式的感性認識水平上；而在理論構建中，研究者又似乎把理論當成純粹思辨的產物，大多出于研究者的主觀臆想而缺少經驗、數據的支撐。雖然思辨方法能夠把圖書館置于整個社會系統中進行理性考察，但卻造成了圖書館學研究的泛化，使得理論研究與實踐工作的脫節。在專門方法的研究中，對圖書館學專門方法的有無及其何謂圖書館學專門方法仍然沒有取得共識，而即使大多學者贊同文獻計量法與引文分析法為圖書館學的專門方法，可這兩種方法在目前圖書館學的實際研究中應用的比率也比較低，并沒有成為圖書館學的核心研究方法。圖書館學方法論研究的困境直接影響到圖書館學的科學性，“圖書館學是不是一門科學，至今仍然是一個問題”，我國圖書館學的科學化至今仍是一門未竟的事業，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方法論上的保障。那么在現階段，圖書館學研究方法論的出路又在何方呢?

2　從圖書館學的學科定位來尋求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出路

影響圖書館學科學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對圖書館學的學科性質定位不明，目前，學界對圖書館學學科性質的認識存在5種代表性觀點，即認為圖書館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綜合科學、應用科學、管理科學，信息科學。對于圖書館學學科性質的論爭，筆者贊同王子舟先生的觀點，即圖書館學應是一門社會科學。從科學對知識門類的劃分來看，當代的科學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自然科學以自然現象為研究對象；人文科學以人的內在世界為研究對象；社會科學則以社會現象與社會規律為研究對象。顯然，圖書館現象既不是純粹的自然現象，也不僅僅研究人的內心活動。“圖書是保存人類記憶的社會機制，而圖書館則是將人類記憶移植于現在人們的意識中去的社會裝置”，圖書館是應社會對知識信息的需求而產生并隨其發展，盡管每個人的知識信息需求不同，但圖書館知識序化與用戶的知識需求是超越個人的，其一經采用，就會形成一種無形的強制力，并以一種相對穩定的形式發生作用，因而圖書館現象是獨立于個人的、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的社會存在，圖書館知識序化及用戶知識需求機制超越個人的強制力顯示了圖書館現象的社會性。

此外，對于圖書館學非科學性的認識，也在于圖書館學研究內容的局限性。侯經川先生指出“圖書館學學科名稱的失當和學科定位的庸淺是這門學科難以立足的根本原因”，以機構命名的圖書館學研究長期為一種“館內科學”，研究內容局限于圖書館內部具體的工作方法、操作技巧與工作流程，而沒有真正把圖書館現象作為一種客觀的社會現象來研究，當一門學科僅僅研究其工作技巧與規則，對這門學科的學術性質與學科地位存在懷疑也是理所當然的。“社會是圖書館的支柱，反過來，圖書館必須滿足社會的要求并對其負有責任”，我們只有突破圖書館學機構研究范式，將圖書館學的注意力從內部轉向外部，持續保持對圖書館作為社會機構的功能，即人的知識信息需求與滿足機制的研究，深入研究圖書館的社會性，才能克服當前庸淺的學科定位，以此為基礎，逐漸改變人們對以機構名稱命名的圖書館學的印象，才能從學科的層面來認識圖書館現象。

3　社會科學的科學化歷程與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啟示

當我們厘清了圖書館學的學科性質，把圖書館學定位于社會科學時，再看看社會科學是怎樣從哲學中分離出來并成為獨立的科學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時，我們似乎找到了突破圖書館學方法論困境的一條出路。

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現象與社會規律為研究對象的科學，雖然對社會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但作為專業的學術體系與學術制度的社會科學則出現在19世紀中葉。當時，社會科學的主要科學門類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都取得了相對獨立的學科地位。在此之前，人類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包含在哲學中，“獨立于哲學，反抗哲學，是現代社會科學建制化或科學化的根本要求和表現”，當時反抗哲學的工具就是從已成熟的自然科學借鑒而來的實證哲學或實證主義，沿著客觀實證的道路去揭示和再現人類社會，“實證”是近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實證地研究社會思想來源，可以追溯到圣西門，圣西門認為“關于人的科學迄今為止只是一門猜想的科學，為此人們應努力使人類科學具有實證性質，把它建立在觀察的基礎上”。社會認識的實證化傾向在孔德那里得以強化和發展，它將“實證”問題上升到哲學高度，創立“實證”哲學，孔德依據對社會現象的本質認識，提出了實證認識社會的基本方法，即：整體方法、觀察方法、實驗方法、比較方法、歷史方法。到了20世紀20年代后，邏輯實證主義成為科學哲學的主流，邏輯經驗主義以歸納推理為理論構建模式，認為科學就是能被經驗所證實，而批判理性主義以假說演繹為理論構建模式，認為科學就是能被經驗所證偽，雖然邏輯經驗主義與批判理性主義基本哲學傾向不同，但他們都是在“理論――經驗”模式下討論問題，都以經驗作為判別科學與非科學的唯一標準。

20世紀下半葉，雖然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進入了多元主義時期，但以分析的、經驗的、定量的、客觀的實證方法仍然是社會科學的主要方法，客觀性與實證性仍然是社會科學的基本內核，“迄今為止，一體化的和實證的科學觀仍然是社會科學哲學的主要思潮之一，是人們衡量社會科學是否屬于科學的主要標準”，社會科學理論不僅僅是一些觀念或詞聞藻，而是一些可以用經驗和可檢驗的形式加以闡述的命題。

實證，即可檢驗、可驗證、可證實，一種觀察陳述或假說只有得到足夠充分的實證材料或實驗結果的支持，才被認為是科學的。實證是近代社會科學認識形式的基本傾向，而“近代社會認識形式的實證化傾向，是與社會研究科學化的要

求內在相關的”，社會科學正是借鑒從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從而從哲學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科學門類。可見，在社會科學科學化的歷程中，一開始并沒有強調專門研究方法的運用，而是借鑒成熟的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從而實現了社會科學的科學化。芝加哥學派也是從圖書館的社會性出發，把社會學研究的實證方法引入圖書館學，強調圖書館學研究的社會性與客觀性，給當時以經驗技術為主導的美國圖書館學補上了“近代科學方法論”這一基礎課，從而領導了西方圖書館學科學化的歷程，“他們是從圖書館外部的視角選擇和社會緊密聯系的研究課題，并采用內容分析、田野調查、調查統計分析等社會學的最新實證研究手法分析圖書館問題。”早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就已認識到圖書館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到了80年代，其研究方法體系初步形成，標志是查爾斯?H?布沙和斯蒂芬?P?哈特合著的《圖書館學研究方法》，該書的主要論點是在圖書館學研究中能夠有效地運用科學方法，從觀察、實驗和其他有成果的研究方法中吸取系統化的知識，他們建立的圖書館學方法論體系為：實驗方法、調查方法、歷史方法、運籌學方法、其他研究方法。該方法體系強調的也是社會科學的實證方法，對比較圖書館學、內容分析法、圖書館用戶研究等專門方法只是在其他研究方法中論及。

目前，在我國圖書館學研究中，經驗描述方法為實際工作的總結方法，而理論構建方法主要為哲學思辨方法，正是這種方法的經驗性與思辨性才使得圖書館學長期處于形而上學階段，圖書館學專門方法的研究并沒有使圖書館學擺脫困境。當我們把目光轉移到圖書館學的上位學科來尋求圖書館學的研究方法時，這似乎是一條出路。圖書館學的理論需通過對經驗數據的分析與概括而形成，并按一定程序被經驗數據檢驗，圖書館學的觀察陳述或假說，只有得到充分實證材料的支持，才能認為是正確的。葉鷹先生在論及圖書館學科學化的路徑時，也提倡以經濟科學、物理科學為參照學科，采用現代科學方法尤其是數理方法等實證方法，以主流科學方法和話語系統與學術界進行平等對話和交流。

4　圖書館學實證研究方法的基本內涵

實證(positive)一詞，來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是“肯定”、“明確”、“確定”，準確性、精確性、確定性、可重復性等是“實證”的基本內涵。實證方法在具體學科中有不同的運用，在圖書館學實證研究中，蘊涵著以下基本認識取向：

4.1　尊崇科學理性

理性精神與人文精神是科學發展的兩條基本線索，盡管西方對理性規定的認識莫衷一是，但作為科學精神的內在要求，理性的界定具有某些共通的規定，即理性是對普遍必然性的追尋和確認，“理性的本質不在于認為事物是偶然的，而在于認為事物是必然的”。理性作為思維能力和價值尺度的統一，應用于一定的社會客體，則轉化為一種理性的方法，科學方法在本質上是合乎理性的。實證方法，就其思想淵源，則直接根源于培根的經驗理性觀，培根認為理性是“一種人人具有的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在圖書館學界，人文精神濃厚而理性精神缺乏，近代圖書館的形成、公共圖書館運動、資源共建共享、全面開放等理論和實踐的成果中，都包含著深厚的人文情愫，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后，在圖書館理論中，人文主義、面向人的思想已構筑了一塊理論基石，以人為本、人文關懷已經成為圖書館學研究的學術傳統和基本價值取向。相對而言，圖書館學理性精神的追求滯后，理性是科學的內核，而科學是理性的外現，目前我國圖書館學的非科學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圖書館學研究中理性精神的匱乏。

4.2　尊重客觀事實

孔德認為，科學的任務是拒斥那些“不能解決的”(既不能證實也不能的)問題，而是要依靠事實，借助于觀察來確定事實，并發現諸現象之間經常地重復出現的聯系的那些規律，以求得確切的、肯定的知識。實證方法的根本點就在于它遵循培根的“以被觀察到的事實作為一切思維的基礎”這一方針，社會事實是實證方法的基礎，實證方法就是從社會事實出發，來研究社會的發展規律。在圖書館學理論研究中，我國一直重視對圖書館學本質的探求，眾學者根據當時的社會環境及其對圖書館學的理解，形成了要素說、矛盾說、規律說、文獻信息論、知識交流說、知識組織說、知識集合論及知識管理論，我國對圖書館學的本質，眾人各持一端，爭持不下。實證的圖書館學研究則舍棄對圖書館學本質的追求，把視線轉移到用戶的信息知識需求，強調事實與經驗的重要，從圖書館實踐工作中來選擇那些與社會緊密聯系的現實問題，采用社會調查、統計分析、內容分析等方法，探求用戶知識信息滿足機制的客觀規律性。

4.3　堅持理論的精確性

“實證”意思是實在、有用、確定無疑和嚴謹之意，實證研究的基本特點就是把數學作為理論分析的基本工具而普遍采用。目前，在我國圖書館學理論的構建中，大多數理論都是基于研究者的主觀與臆想，出于研究者的體驗與理解，哲學思辨方法成為理論構建的主要方法，構筑在思辨方法基礎上的圖書館學理論以想象的聯系來代替現實的聯系，具有高度的模糊性與歧義性，所得的結論過于抽象，這造成了我國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的虛化與范化，同時也是國內圖書館學理論與實踐脫節的主要原因。而以實證方法構建的圖書館學理論以客觀事實為基礎，強調定性或定量的數據、研究者的客觀和中立的立場，所得出的結論是具體而明晰的，一般都能用公式、數據、圖形來表示，并可應用于圖書館實踐。實證研究可克服當前圖書館學理論過于抽象、思辨，找到理論與實踐溝通的橋梁，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我國圖書館學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問題。可見，至少在現階段，相對于哲學思辨方法，采用精確、定量的實證方法的研究尤為迫切。

4.4　堅持理論的可檢驗性

可檢驗性是實證方法的重要特性，以實證方法推導出來的理論在原則上都是可檢驗的，如果一個假說不但無法接受經驗的檢驗，而且在原則上也不可能被檢驗，那就不能稱之為實證科學的理論，而我國圖書館學理論構建的困境在于此，即大多理論是研究者思辨的產物，既不能證實又不能證否，它只是一個封閉的理論構架，雖然自身可能邏輯自掐恰，但缺乏自我糾錯機制而流于玄想。而以實證方法得出的圖書館學理論以圖書館實踐為基礎，或者能解釋已知的實踐結果，或者能預言未來可能得出的實踐事實，在解釋或預言中，可以把理論同實踐中得出的數據相比較，從而證實理論的正確性。圖書館學理論構建應將研究者個人的知識以他人能夠判斷其真實性的方式認知，即堅持理論的可檢驗性，以理論的可檢驗作為自身的保護機制，這也是圖書館學獲得社會承認的基本條件。

篇5

關鍵詞：交叉學科 哲學 方法論 發展趨勢

人類進行跨學科性的研究已有較長時間的歷史，但真正稱得上是跨學科的，還是在近代有了分門別類的學科建制以后才逐漸成形的。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笛卡兒將代數學與幾何學交叉而發明的解析幾何，它不僅一改兩千年來這兩門學科彼此分離的局面，而且為微積分的發明創造了條件。此后，隨著科學的發展相繼出現了多種形式和領域間的學科交叉，使交叉學科研究成為科學中的一種常見現象。那么，究竟什么事跨學科呢？下面我們從幾個方面來解讀跨學科研究。

一、跨學科研究的內涵

對于什么是學科，最為簡明的解釋是：學科即特定的研究領域。跨學科的定義與學科相對應。它涉及跨越學科界限，開辟新的領域，處理現實世界的問題。跨學科的基本立場是：世界及其所有問題既不是也不能根據歷史演進的以及人類創造的學科結構來進行限定。它主張動態、靈活性，舊的假設和思想傾向。

隨著科學的發展，相繼出現了多種形式和領域間的學科交叉，使交叉學科研究成為科學中的一種常見現象。早期，人們對交叉科學和跨學科基本上市不加區分的。直到20世紀90年代以后，有學者開始用“跨學科”一詞取代了“交叉科學”。今天看來，交叉學科或科學研究還屬于跨學科研究的初始階段，因為這樣一種研究僅限于已有的學科之間，而學科是人為設置的，這樣的學科劃分形成限制人們走向更大范圍更高境界的跨學科性的研究

二、跨學科研究方法的特點

跨學科研究方法可根據視角的不同，由低到高，概要地分為方法交叉、理論借鑒、問題拉動、文化交融四個大的層次。方法交叉有方法比較、輻射、移植、聚合等，這些通常發生在各學科之間，其中每一方面和環節都包含著非常豐富和細致的內容。這些是在跨學科研究中最基本，也是應用最廣泛的方法。如計算機科學中著名的模擬退火算法，是根據材料學中固體物質的退火過程與一般組合優化問題之間的相似性發展起來的。

理論借鑒主要指知識層次的互動，通常表現為新興學科向已經成熟學科的求借和靠近，或成熟學科向新興學科的滲透與擴張。某些邊緣學科的創建基礎是成熟的學科，比如新興的分子生物學，其進展依靠成熟的物理學和生物學基礎。

問題拉動是以較大的問題為中心所展開的多元綜合過程，有純粹為研究客觀現象而實現的多領域綜合，也有探討重大理論問題而實現的多學科綜合，更有為解決重大現實疑難而實現的各個方面的綜合。比如如何解決人類在太空生存的問題便是個巨大的系統工程問題，需要在物理學、生物生理學、環境學等以及它們衍生的邊緣學科尋求解決之道。

文化交融是不同學科所依托的文化背景之間的相互滲透與融合，這種融合并不是一個單獨的過程，因為學科間的任何互動都有文化的因素參與，但真正的文化交融又是一個更深更廣的過程，是跨學科研究的終極目標。典型的例子如一些社會科學課題，如果不深入理解相應的文化背景，就很難到達預定研究結果。

所以說，跨學科研究最終目的是為了達到知識和技術的復用和創新。

三、哲學與其他學科的跨學科研究

從人文科學的角度看，跨學科研究有著久遠的歷史。例如，有學者認為哲學即應被看做是跨學科的，因為它跨越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哲學與其他學科之間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下面只從幾個方面來概要的說明哲學與其他學科的跨學科研究。

哲學與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對于文學與哲學關系的研究，一定要考慮到各種復雜性以及文學與哲學的雙向互滲。哲學是一個民族智慧的眼睛與大腦，沒有這雙眼睛的探路并且經過大腦的思考，一個民族就會走彎路；文學則是一個民族之感覺與直覺的表現，是一個民族最敏感的神經。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與哲學的一般關系，應該是哲學指導文學，文學表現哲學。

無論是中國的孔子、孟子、老子和莊子，還是古希臘的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都對后來的文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除了產生于勾欄瓦舍之中的話本小說頗受佛學影響之外，中國正宗的詩文，不是接受孔孟哲學的指導，就是接受老莊哲學的啟示，很少文本能夠例外。中國的所謂“文以載道”、“文以明道”，就是要求文學以哲學為靈魂并且表現哲學。文學絕不是被動表現哲學的工具，單純“文以載道”的文本向來也沒有多少藝術價值。偉大的文學往往不是單一哲學的傳聲筒，更不是那些干巴巴的哲學教條的形象圖解。

哲學與自然科學的跨學科研究。自然科學與哲學的關系是具體和一般，實踐和理論的關系。從自然科學的某個具體研究，例如做一個實驗，推導一個公式等等，也許與哲學的關系并不是很大，對研究者哲學素養的要求也是不很高，但如果要探索自然科學中的普遍及深層次規律，則與研究者的哲學思想就有很大的關系了。例如，牛頓力學在低速宏觀的體系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說明了牛頓力學中的絕對時空觀以及形而上學的哲學觀的適用范圍和精確度。

另一方面，自然科學實踐也為哲學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例證。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關系十分密切，優越的哲學思想會導致自然科學的重大突破；自然科學的發展也伴隨著哲學思想的升華。

唯物辯證法認為物質世界是普遍聯系和永恒發展的，這是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跨學科研究就是堅持聯系觀點的發展結果，是科學發展與技術進步的必然趨勢。跨學科領域的研究是對單一學科研究的挑戰與革命，是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實質性突破，必將對未來科學與技術產生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劉霓.跨學科研究的發展與實踐[N].國外社會科學，2008：51.

篇6

這個題目來自當前面臨的一個突出的文化困境以及擺脫這種困境的需要。人們將這個困境稱做“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1]之間的分裂和日趨緊張的對立局面。但是，關于這個困境的種種述說以及擺脫這種困境的種種方案設計倒是帶來了更多的困惑：所謂的“兩種文化”究竟在什么意義上是分裂的？我們不是都承認科學是人類的一種文化現象嗎？那它就該在某種意義上屬于人文；我們不是也使用“人文科學”這樣的術語嗎？那就表明人文也是一種科學。還有，“兩種文化”在什么意義上是可以溝通和彌合的，如果它們真的能夠的話？

為了緩解科學與人文之間的緊張和矛盾，將科學與人文溝通起來，必須先把科學與人文之間的區別和聯系說清楚。借著這個區別，我們理解科學與人文之間的對立和沖突之所在；借著這個聯系，我們尋找溝通它們的可能性。

通過考察科學與人文的二分對立，我們進入對更基本問題的分析，即重審由技術理性和唯人主義結成的現代性。

一、人文與人文精神

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人文”一詞里都包含著兩方面的意思：一是“人”，一是“文”。一是關于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的觀念，一是為了培養這種理想的人（性）所設置的學科和課程。前一方面的意思往往與“人性”（Humanity）等同，后一方面的意思往往與“人文學科”（Humanities）等同。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方面的意思總是結合在一起的，有著內在的關聯：學科意義上的人文總是服務于理想人性意義上的人文，或相輔相成。“教養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這些一般認同的理想人性，總是與語言的理解和運用、古老文化傳統的認同、以及審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養聯系在一起，語言、文學、藝術、邏輯、歷史、哲學總是被看成是人文學科的基本學科。”[2]

英文的Humanities直接來源于拉丁文Humanitas，而拉丁文Humanitas繼承了希臘文paideia的意思，即對理想人性的培育、優雅藝術的教育和訓練。公元2世紀羅馬作家格利烏斯（AulusGellius）的一段話成了Humanitas的經典定義：

那些說拉丁語以及正確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并沒有賦予Humanitas一詞以一般以為具有的含義，即希臘人所謂的philanthropia，一種一視同仁待人的友愛精神和善意。但是，他們賦予humanitas以希臘文paideia的意思，也就是我們所說的“eruditioneminstitutionemqueinbonasartes”，或者“美優之藝的教育與訓練”（educationandtrainingintheliberalarts）。熱切地渴望和追求這一切的人們，具有最高的人性。因為在所有動物中，只有人才追求這種知識，接受這種訓練，因此，它被稱作“Humanitas”或“Humanity”（人性）。[3]

按照希臘人的想法，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就是自由的人。所以，整個西方的人文傳統自始至終貫穿著“自由”的理念，一些與“人文”相關的詞組就是由“自由”的詞根組成的，比如“人文教育”（liberaleducation）、文科（liberalart）等。

漢語的“人文”一詞同樣有這兩方面的意思。最早出現“人文”一詞的《易經·賁》中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中國的人文教化同樣一方面是強調人之為人的內修，另一方面是強調禮樂儀文等文化形式。那么人之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般認為，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思想把理想人性規定為“仁”，在孔子那里，仁者人也，人者仁也，兩者互訓互通。仁通過什么方式可以獲得呢？克已復禮為仁！禮是實現仁的教化方式。

“人文”中“人”的方面和“文”的方面有可能得到不同的強調，其作為“文”的方面、文科課程的方面得到更多的強調的時候，人文被等同于人文學科和人文教育，特別是文史哲教育、文科教育。但是，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作為人文的第一方面的“人”的理念向來是更重要的、更基本的方面。

正是為了強調這個更重要的方面，才出現了“人文精神”的說法。人文精神這個詞是個地道的中文詞，很難有對應的西文詞，它與當代中國特定的語境相關。它既不是指人文教育（Humanities），也不是指西方的人文主義（Humanism），雖然與它們相關。我的理解，當人們使用“人文精神”這個詞的時候，或多或少是在訴求一種人的理念，特別是“自由”這個西方人文的核心理念。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實際上針對的是市場經濟大潮下實利主義的泛濫、理想的泯滅而開展的，這里要求弘揚的并不單純是文科教育，而是對人之為人的重新反思，其批判的矛頭所指往往更多的是人文學者和文學藝術家，所抨擊的往往是中國的人文學界和人文領域里人文精神的失落。所以，人文精神應該看成是一種建基于對人之為人的哲學反思之上的批判態度和批判精神。簡而言之，人文精神就是一種自由的精神。

二、科學作為希臘－歐洲人的人文理想：自由的學問

人文是個本地詞，而科學卻是個外來詞。毫無疑問中國人有自己的人文，但要說有自己的科學就不是那么容易，需要費半天口舌才行。

當代漢語的“科學”一詞譯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起初一直譯為“格致”，后來受日本影響譯為“科學”。1897年，康有為在其《日本書目志》中引進了這個詞。日本人用這個詞表示西方分科的學問與中國不分科的儒學相對應，這個理解被20世紀初年的中國知識界所接受。1915年，留美學生創辦的科學刊物取名為《科學》，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從此，“科學”一詞成了science的定譯。[4]

英文的science一詞基本上指naturalscience（自然科學），但science來自拉丁文scientia，而后者涵義更廣泛，是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德文的wissenschaft（科學）與拉丁文的scientia類似，涵義較廣，不僅指自然科學，也包括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我們知道德國人喜歡在非常廣泛的意義上使用“科學”這個詞，比如黑格爾講哲學科學、狄爾泰講精神科學、李凱爾特講文化科學等。這些詞的歷史性關聯暗示了一個更深層更廣泛的思想傳統，狹義的自然“科學”只有在這個深廣的思想傳統之下才有可能出現和發展。

今天我們講科學，首先當然是指近代科學，而近代科學首先又是指近代自然科學。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近代科學并不是憑空生長出來的，而且誕生之后又處在發展之中。因此值得追問的是，它何以能夠由自然科學向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擴展？它又是如何植根于希臘和中世紀的“學問”和“知識”傳統的？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有著內在的聯系，那就是，近代科學的母體不僅孕育了近代科學，而且也保證了近代科學能夠由自然領域向社會和人文領域延伸，這個母體就是希臘人所開創的“求知”的精神、“理論”的理性、“對象化－主體性”的思想方式，一句話，是科學（哲學）的傳統。

這里所謂的科學傳統就不是特別針對近代科學而言，而是用來刻劃希臘－歐洲人的一般存在方式的。這個傳統，就是海德格爾所謂的“哲學－形而上學”傳統，也是胡塞爾要著力弘揚和重建的理性傳統。哲學和科學在希臘時代是合二為一的，就是到了今天，西方哲學依然是廣義西方科學的某種特定形態（胡塞爾的理想是把哲學建設成最嚴格的科學）。黑格爾之所以能夠稱哲學為哲學科學，是因為西方哲學本來就屬于西方的科學傳統。為了理解這個傳統，我們需要從希臘－歐洲人的人文理想談起。

前面我們已經指出，希臘－歐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們看成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我們從希臘的哲學和文學戲劇華章中，到處可以見到對“自由”理想的贊頌和追求之情。歐里庇得斯說：“所謂奴隸，就是一個不能發表自己思想觀點的人。”自由的人是能夠發表“自己”的思想觀點的人，如何才能發表“自己”的觀點呢？希臘哲學家發現，只有理性才能夠保證達成這樣的“自由”。亞里士多德說：“我們應該盡一切可能，使自己升華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無愧于我們身上所存在的最優秀的品質而生活。……對于人來說，這就是以理性為根據的生活，因為它才使人成為人。”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體現在“科學”之中。

如果說，中國的儒家的“人－文”是由“仁－禮”構成的，那么古典希臘人與之相對應的“人－文”在我看來就是“自由－科學”。也就是說，對古典希臘人而言，能夠保證人成為人的那些優雅之藝是“科學”，而對“自由”的追求是希臘偉大的科學理性傳統的真正秘密之所在。[5]

希臘哲學是希臘科學傳統的第一個樣本，它其中的自然哲學正是近代自然科學的直接先驅。[6]希臘的哲學（philosophia）是愛(philo)智(sophia)的意思，愛智又意味著什么呢？愛智不是一般的學習知識，而是擺脫實際的需要、探求那種非功利的“超越”的知識，一句話，“愛智”就是與世界建立一種“自由”的關系。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中有大量關于科學作為一種自由的探求的論述。他提到“既不提供快樂、也不以滿足必需為目的的科學”（981b25），提到“為知識自身而求取知識”(982b1)，提到“為了知而追求知識，并不以某種實用為目的”（982b22），最后他說：“顯然，我們追求它并不是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們把一個為自己、并不為他人而存在的人稱為自由人一樣，在各種科學中唯有這種科學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僅是為了自身而存在。”（982b26－28）[7]

這里所說的當然是哲學，亞里士多德也把它看成是一切科學（知識）中最高級的，是最理想的科學形態。這種科學理想，不只在亞里士多德那里能夠找到，在他以前的柏拉圖、蘇格拉底那里同樣能夠找到。這種科學理想，既體現在亞里士多德開創的第一哲學（形而上學）那里，也體現在希臘人特有的科學――數學那里。在《理想國》里，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特別強調了數學的非功利性、它的純粹性、它對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為算術和幾何的學習不是為做買賣，而是“迫使靈魂使用純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這門科學的真正目的是純粹為了知識。希臘人開辟了演繹和推理的數學傳統，這首先是由于他們把數學這門科學看成是培養“自由民”所必須的“自由”的學問，自由的學問是純粹的學問，不受實利所制約，而演繹科學正好符合這一“自由”的原則。

哪些科目被古典希臘人認定為人文教育的必修科目呢？蘇格拉底以來的雅典教育四大學科：算術、幾何、音樂（和聲學）、天文，均是廣義的數學學科。對柏拉圖而言，還有更高級的學科是辯證法（不只是辯論術，主要是善的科學）。此前，智者學派曾把“辯論術”做為一門重要的教育課程。

羅馬上流社會只關心軍事和政治，只關心有實用目的的知識。羅馬政治家老加圖（CatorElder,前234－前149）在論兒童教育時，只提到了講演、醫學、農業、軍事、法律等實用技術，而對希臘式的純科學教育持反對態度，很類似斯巴達人。此后，羅馬人逐漸把文法和修辭做為高等教育的基本學科。與老加圖略晚的羅馬人法羅（Varro,前116－前27）在其《教育九卷》（DisciplinarumLibrinovem）中討論了文法、修辭、辯證法、幾何、算術、天文、音樂、醫學和建筑九大學科。從公元四世紀起，前七門學科被稱作“七藝”，成了歐洲高等教育的標準課程。[8]七藝中的四藝是數學學科，其中的辯證法則越來越多的指邏輯。所以七藝中的五藝應屬科學學科。

中世紀希臘理性精神的弘揚特別體現在經院哲學上。原始的基督教因信稱義，強調信仰淡泊知識。12世紀之后，亞里士多德的著作開始重新流行起來，對邏輯和推理的崇尚逐漸改變了基督教神學的形態，出現了極為偏重推理和邏輯的經院哲學，我們應該恰當地把它稱為一種科學形態的神學：它是以科學理性的方式為教義辯護，而不是單純強調信仰。作為對比我們可以注意到，希臘的科學理性同樣影響了阿拉伯文化，但卻沒有在伊斯蘭教中產生類似的成熟的“經院哲學”，雖然12世紀的確有杰出的回教哲學家阿維羅伊（1126－1198）曾為此做過努力。當時的哈里發發表了一道有象征意味的布告說：上帝已命令為那些妄想單憑理性就能導致真理的人備好地獄的烈火。[9]

懷特海在追溯近代科學的起源時說：“在現代科學理論還沒有發展以前人們就相信科學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覺地從中世紀神學中導引出來的。”[10]因為經院哲學的邏輯把嚴格確定的思想習慣深深地種在歐洲人的心里，這種習慣即使在經院哲學被否定以后仍然流傳下來，就是伽利略，“他那條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頭腦便是從亞里士多德那里學來的。”[11]

三、近代西方的人文傳統：人文主義與人道主義

今天我們使用“人文”一詞更多的與“近代”西方特有的人文傳統相關聯，這就是在歐洲的文藝復興中出現并在日后發展起來的Humanism（德文Humanismus）傳統。這個詞有兩個相互聯系但又有區別的所指，中文分別譯成“人文主義”和“人道主義”。

Humanism這個詞雖然直到19世紀早期才出現[12]，但主要用來概括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humanista）的一般思想傾向，因而直接來源于它。15世紀后期使用的Humanista（人文主義者）一詞又來源于更古老的“人文學習與課程”（studiahumanitatis）。[13]中世紀后期，隨著大翻譯運動出現了不少遠遠超出傳統七藝的學科，如神學、羅馬法和教會法、醫學、天文學與占星術、形而上學和自然哲學等。早期的人文主義者強調通才教育，盡管他們的“人文學習與課程”著力于語法、修辭、詩歌、歷史和道德哲學五科（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習稱的文史哲），有些人文主義者可能還對五科之外的學問持抵制態度（如彼特拉克），但總的來說人文主義者帶來了新的知識（通過翻譯希臘和拉丁古典）和新的眼光（人文主義），促進了新興學問與傳統學問之間的融合。[14]我們完全可以說，人文主義者深化了得自希臘而被中世紀馬虎對待的傳統四藝（算術、幾何、音樂、天文）。除了強調通才教育外，人文主義者認為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養美德和教育青年熱愛生活，所以把倫理學（道德哲學）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他各科都服務于美德的增進。人的修養、人的自我培育、自我豐富和全面發展，是人文主義的思想核心。

鑒于Humanism的文藝復興來源以及對人的全面發展、全面教養的強調，漢語將之譯成“人文主義”，與中文的“人文教化”相銜接。

人文主義運動至少有兩個后果。第一是確立了既有別于傳統的神學又有別于新興的自然哲學（自然科學）的學科體系，導致了今天人們所說的人文學科（Humanities）；第二，鑄成了一個新的信念體系，即認為人本身是最高的價值，是一切事物的價值尺度，把人確立為價值原點。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復興的是一種與宗教神學不同的世俗的知識（希臘、拉丁學術），但同時包含著對“人”之地位的一種重新的審視和思考。米蘭多拉（PicodellaMirandola,1463－1494）在《論人的高貴的演說》（OrationontheDignityofMan）中借神圣的創造者的嘴對人類說：“其他一切生物受制于我們為它們立的法，但是，你不受任何約束，你可以隨心所欲地處置它們。我們已經把你置于世界的中心，因此從那里你可以輕而易舉地環視其中的一切。”[15]這里，人開始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進一步道出了人文主義的思想主題：“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貴的理性！多么偉大的力量！多么優美的儀表！多么文雅的舉動！在行為上多么象一個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個天神！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16]當然，把人確立為世界的中心的思想也有其希臘來源。智者普羅泰哥拉曾有句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如何不存在的尺度”。但是總的看來，人的地位問題在希臘時代還沒有以這種方式、擺到這樣的高度來對待，因為從根本上說，以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希臘古典思想是與智者的人類中心主義相對立的。蘇格拉底強調，只有神而不是人才是萬物的尺度，因為只有神才是最完美的，而任何不完美的東西都不能成為萬物的尺度。“善而非“人”才是他們關注的中心問題。

原初復興古典文化意義上的“人文主義”似乎不足以表達這個意思，于是Humanism又被譯成“人道主義”。但這個譯法也有問題，因為中文的人道主義已經有了一個比較流行的解釋，即主張對一切人都要仁慈都要講愛，因此也被稱為博愛的人道主義，實際上是Humanitarianism的中譯（來源于希臘文的philanthropia）。所以作為一種思想體系的Humanism譯成“人道主義”極易招誤解，極易看成一個道德規范，而忽視它的形而上學意義。有人譯成“人類中心主義”[17]，這是對Humanism的學理上的解釋，是把Humanism解釋成anthropocentrism，但它字面上并沒有“中心”的意思。最準確的似應譯成“人的主義”，但漢語不太順。王若水先生仿照唯物主義（materialism）的譯法譯成“唯人主義”[18]，是很不錯的譯法，但可惜沒有流傳開來。本文有時從俗譯成人道主義，但更多的采用“唯人主義”的譯法。

這樣，Humanism一詞就有三種意思：復興古典學術和強調人的全面教養的人文主義；作為仁慈博愛倫理的人道主義；作為以人為價值中心價值原點最高價值的唯人主義（人道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唯人主義與歐洲人文理想的關系：唯人主義符合從而實現了歐洲自由人的理想嗎？這是一個極富有挑戰的問題。在當代中國特定的語境中，“人”的問題就如同“科學”的問題一樣，面臨著一個尷尬的局面。作為一個正在渴望現代化的弱勢民族，中國人渴望弘揚唯“人”的精神和唯“科學”的精神，因為“唯人主義”和“唯科學主義”恰恰就是“現代性”的基本組成部分。我們還清楚的記得80年代唯人主義和唯科學主義是如何作為當時思想啟蒙運動的主旋律，而且這場啟蒙運動到了今天依然在許多方面保有它的意義。但是，我們對唯人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檢討，與啟蒙精神本身擁有相同的思想來源從而享有同樣的正當性，那是因為在這一切的背后是自由的精神。用海德格爾的話說，啟蒙是開啟一個明亮的場地，是去蔽，但任何去蔽都同時帶來新的遮蔽，對啟蒙的批判就是去掉這新的遮蔽，同樣是去蔽。

人是一種自由的存在者，意思是說它“讓”一切存在者成其所是。當然，首先，人們把這種自由理解成“讓”人這種存在者成其所是，即人是人自身的創造者。它強調人的本質是由人自己塑造、培育和發展的，強調這種自我塑造的無限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由”的理念引導了近代唯人主義的人文傳統，因為這個傳統抓住了“人的自我創造”這個主題。但是，人的自我塑造、人的本質化即獲得其規定性的過程，本身也是人對自由的背離的過程：人的本質化是對人的無本質即無固定的規定性的背離。[19]人的本質化，必損害人與世界之間的自由的關系，因為這種自由的關系只有在人持守他的無本質時才有可能。

人與世界的關系根本上是一種自由的關系。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創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費者，而是一個聽之任之的“看護者”和欣賞者，所以也有人把這種自由的關系說成是審美的關系。但是，近代唯人主義在將人本質化的過程中破壞了人與世界之間這種自由的關系。唯人主義首先把世界置于一個以人為原點的坐標系之中，把一切存在者都置于以人為阿基米德點的價值天平中，從而最終把世界變成利用和消費的對象。世界的對象化的結果是人同時被對象化即本質化，人與世界的關系成了一種既定的、給定的、固定的關系。

唯人主義把人置于某種中心的位置，按照人的要求來安排世界，表面上看是最大程度的實現了人的自由。但事實上，人與世界之自由關系的損害最終必然反過來損害人對自身的自由發展，因為自我創造的過程總是受制于人與世界的關系。消費和利用的關系一旦成型也就是本質化，無論以理性的名義還是以科學技術的名義來規定這種本質，人都會淪落為一個被動的角色，他只須按照所謂理性或科學的方式去反應。他在近代極度“自由地”展開的世界幾乎遮蔽了所有其余的可能性。這是當代思想家紛紛質疑“現代性”的根本原因：唯人主義可能從根本上損害了自由。

四、近代西方的科學概念：笛卡爾形象與培根形象

我們在第二節指出廣義的科學指的是希臘文明傳給歐洲的一份精神遺產，即把理性和知識作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習得理想人性的基本方式。這種意義上的科學是服務于自由理想的。但是，我們今天使用“科學”一詞更多指的是近代科學所造就的科學概念。所以我們還要搞清楚，近代科學在何種意義上繼續保持其為“科學”，同時，它作為“近代”科學有哪些新的特征。

近代科學有兩種形象：笛卡爾形象和培根形象。它們分別代表了古典的理性傳統和新興的功利傳統，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分別是這兩種傳統的宣言。以他們的名字來命名這兩種科學的形象是恰當的。

近代科學是希臘科學傳統的直接繼承者，這種繼承性體現在近代科學的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上。笛卡爾的“我思”突現的是那種理性奠基的精神，而作為近代科學之肇始的自然數學化運動應該正確的看成是理性奠基運動，即把作為自然科學之對象的自然界徹底理性化的運動。與16、17世紀自然的數學化同時的其他重要的理性化工作還有：培根歸納法和笛卡爾演繹法等方法論問題的提出以及被科學家群體的消化，從此科學以其方法論而區別于其他知識形式；科學社團和研究機構的建立和有序化以及研究范圍的分門別類，從此專業化、分科化成了科學事業擴張的基本線索。

隨著自然的數學化、研究的方法論化、科學建制的分科分層化，近代科學完成了其理性化過程，并構成日后科學發展的基本精神氣質。著名科學社會學家默頓在其經典之作《科學社會學》（TheSociologyofScience）中將之概括為四個：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無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條理的懷疑主義（OrganizedScepticism）。這四條精神氣質（ethos）是對希臘所倡導的科學理性精神的一個很好的注解：有條理的懷疑主義是自由的懷疑和批判精神；公有性是自由發表和自由的探索精神；無私利性是不計利害只求真理的精神；普遍性也就是普遍理性精神，把理性的能力和可能性做了最大限度的擴展，發揮到了希臘人遠未達到的地步。

近代科學不光是希臘理性精神的正宗傳人和光大者，作為現代工業社會的奠基者，科學還以其“效用”服務于意欲“控制”的人類權力意志（willtopower）。這是近代科學的一個暫新的維度：力量化、控制化、預測化。美國著名科學史家科恩說：“新科學的一個革命性的特點是增加了一個實用的目的，即通過科學改善當時的日常生活。尋求科學真理的一個真正目的必然對人類的物質生活條件起作用。這種信念在16世紀和17世紀一直在發展，以后越來越強烈而廣泛地傳播，構成了新科學本身及其特點。”[20]弗蘭西斯·培根是這一科學形象的代言人，他強烈的主張科學應該增進人類的物質福利，否則就是些空洞的論證和言詞游戲。他因此批評希臘人的科學大部分只是些“無聊老人對無知青年的談話”，“他們真是具有孩子的特征，敏于喋喋多言，不能有所制作；因為他們的智慧是豐足于文字而貧瘠于動作。這樣看來，從現行哲學的源頭和產地看到的一些跡象是并不好的。”[21]培根倡導經驗論、歸納法，盡管并未為同時代的科學家們所運用。但他在《新大西島》中設想的科學研究機構所羅門宮，成了后來英國皇家學會的建設蘭圖。

意欲對自然有所圖謀的培根綱領之重視外在經驗是順理成章的，但這里的經驗也應該是完全新型的經驗，它是對自然有所行動之后看看自然會有什么樣的反應，而不是被動的觀看。在這一點上，培根本人提出的比較被動和靜止觀照的經驗論并不能真正實現他的綱領。近代科學延著他的思路發展出來的經驗論是操作主義的實驗經驗論。可嚴格控制可重復操作的實驗，是近代科學理論得以發展的外部制約條件和啟發性因素。

笛卡爾形象和培根形象有時也被概括成數學傳統和實驗傳統[22]。不同的歷史時期，科學發展的主流可以側重不同的傳統。但是總的看來，近代科學的形象是由這兩種科學形象合成而來的。經驗加理性、實驗加數學，通常就被認為是近代科學的兩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科學形象之間并非沒有矛盾和沖突，相反，也許正是它們之間的對立構成了近代科學發展的一種基本的張力。它們相互制約，維持微妙的平衡。

但是希臘的基因總在頑強的發揮作用。我們確實可以隱約從近代科學史中看出一條理性論的主線，這些主線上的科學巨匠們總是更多的偏愛數學理性的內在力量。他們中杰出的一位，愛因斯坦，雖然也同時強調了這兩大要素，稱它們是“內在的完備”和“外部的證實”[23]，但在他的內心，科學的基礎是理性而不是經驗數據，科學本質上是“人類理智的自由發明”[24]。據說當愛丁頓的日全食考察隊證實了他的廣義相對論的預言時，他不動聲色的說：“我知道這個理論是正確的”，當一位學生問他假如他的預言沒有得到證實該怎么辦，他回答說：“那么我只好向親愛的上帝道歉了――那個理論還是正確的。”[25]

這個故事顯示了笛卡爾科學理想的頑固性。如果說“外部的證實”應該屈從于“內在的完備”，那么在一顆古典的科學心靈看來，科學真理本質也應該是超越功利的。但是這樣的古典理想并不總是能夠得到實現，特別在今天，由于越來越深地卷入工業和軍事政治，科學家們不得不屈從于商業秘密和軍事秘密的要求，而破壞自由探索和自由發表的公有原則；由于耗資越來越大，他們也不得不越來越取悅于撥款人的功利好惡，而破壞無私利性原則。當代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在這方面表現得尤其突出。

在笛卡爾形象與培根形象之間非常明顯的沖突，往往使人產生如下的疑問：近代科學究竟是怎樣協調這兩大傳統的？它們是如何并行不悖的引導近代科學的發展的？我的看法是，在某種更深的意義上，兩大傳統事實上合流了。它們共同的受著一種新的理性形式――我愿稱之為“技術理性”――的支配和控制，而這種新的技術理性與希臘的理性已不可同日而語，盡管前者確實來源于后者，但已經漸行漸遠。

技術理性來源于人的“權力意志”，是對希臘理性的一種無限擴張。服務于“力量”（power）的要求，允諾“無限”(infinite)的可能性，是技術理性的兩大要素。希臘的理于“善”的要求，而且只允諾有限的可能性。人因為有理性而趨向善、熱愛神，人在這種追求善的過程中領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在希臘理性中不包含“控制”和“統治”的內在要求，恰如其份的理解人與上帝、人與世界的關系，被認為是真正的理，所以，“理解”(comprehension)而非“力量”(power)是希臘理性的要義。值得指出的是，許多近代科學的創建者們并沒有一開始就接受培根的“力量”綱領，相反還是堅持古老的理想，即把科學的主要目的看成是理解人類的處境，特別是為理解人與上帝的關系服務。例如牛頓，他多次表白，他從事科學研究的目的在于教人相信上帝的存在。

由于服務于力量的控制和運用，近代科學必然要求預測的有效性，并把它作為一個根本的邊界條件。培根本人也曾說過：“欲征服自然，必先服從自然”[26]服從自然現在被認為是服從自然的規律，而自然的規律不是別的，也就是自然界的可預測性。

對自然可預測性的要求最終是通過自然的數學化來實現的。希臘的演繹科學――數學是可預測性的典范，有著勿庸置疑的可靠性，但那時數學被認為是通往善的一個必經階梯。[27]自然的數學化以及近代數學本身的迅速發展，事實上均來源于對有效預測的要求。這種要求使得近代科學創造了一個純粹“量”的世界，發展出了一套“計算”的方法論。因此，盡管近代科學和希臘科學都使用數學，但數學對他們而言已經不具相同的意義了。近代數學已經受雇于預測和控制的要求，服務于“力量”的意志。

不僅如此，近代以數學化為核心的科學理性還因其對“無限”性的允諾，而區別于希臘科學。希臘數學基本上限定在有限性的范圍之內，對無限“敬而遠之”。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并未給出一個均勻平直無限的三維歐氏空間：這個空間恰恰是19世紀才被最后規定出來的。[28]近代的無限性首先發端于哥白尼革命，起始于一個謹小慎微的天文學改革，結果卻導致了“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29]的革命性變革。與宇宙論的無限化相伴隨的是無限數學的出現。牛頓微積分的發明是一個極具象征性的事件，它是無限數學第一次服務于近代科學，并幫助安排了一個無限的宇宙模型。

近代無限理性最終表現在對理性之無限“力量”的肯定。技術理性使人們相信，科學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因為科學技術具有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如果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那是科技還不夠發達；如果出現了不良的結局和負面的影響，那消除這種結局和影響也還是得靠科技的進一步發展。科學發展的無限能力的信念首先表現為科學家的“無”的自由探索。由于近代科學事實上的深刻的“功利化”“權力化”，任何超越功利的不計后果的“無”探索，都可能事實上造成惡劣的后果。核物理學發展初期，匈牙利物理學家西拉德因為憂慮核能量會被納粹所掌控，曾建議各國的核物理學家暫緩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這個所謂的“自我出版檢查制度”是空前的，“幾個世紀以來，科學家們都是為自由交流思想而斗爭，所以任何時候也不應該持有與此相反的原則。他們自己就是極端自由的忠實信徒，并且是軍國主義的不妥協的敵人。但是，現在他們感覺到，國際舞臺的形勢是十分復雜的。”從西拉德的信中可以看出，“當時科學家們對科學進步所寄托的希望，竟然由于可能產生可怕的后果而變得害怕科學向前發展了。寫信的人好象竟希望實驗失敗。”[30]這個案例充分顯示了，由于科學成為一種力量（權力、能量）的象征，自由探索的精神遭受了怎樣深刻的挑戰，科學家們面臨著一種怎樣的二難處境。

五、近代科學與人文的雙重關系：分裂與合流

在回顧了近代西方的人文傳統和科學傳統之后，我們可以發現，近代科學與人文事實上存在著雙重的關系：一方面隨著專業化和學科分化愈演愈烈，人文學科的陣地激劇萎縮，在教育體制上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互相隔絕；另一方面，以唯人主義為標志的近代人文傳統和以技術理性為標志的近代科學傳統事實上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共同構成“現代性”的基礎。正是現代性所要求的專業分工和力量意志，導致了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分裂，以及人文學科的嚴重危機。

科學與人文的分裂表現在相互聯系的四個方面：

第一，自然科學和技術愈演愈烈的學科分化和擴張，使人文學科的領地日見狹窄。我們首先需要明確的是，科學與人文的分裂在近代并不是兩個旗鼓相當的陣營之間的分裂，而是作為傳統知識主體的人文學科日漸縮小成一個小的學問分支。文理科的發展極度不對稱，理工農醫科的規模越來越大，而人文學科越來越小。不僅在學科規模方面人文地位越來越低，而且在教育思想方面，科學教育、專業教育、技術教育壓倒了人文教育。

第二，學問普遍的科學化傾向和功利化，導致了社會科學的興起，也使人文學科的地位進一步下降。近代以來，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的學科即社會科學日漸興起，它們進一步擠占了傳統人文學科的地盤。人文學科甚至到了只有棲身在社會科學這個牌子才有生存機會的地步。社會“科學”的概念取代了“人文”的概念，“功利”的概念取代了“理想”的概念。在一個科學化的時代，為了爭得在學術殿堂中的位置，人文學界也出現了“人文科學”的說法。這個詞組的用意并不是想闡明科學本質上就是人文――就象我們在第一二節所闡明的那樣――而是說，人文也是一種象近代科學那樣的“力量型”的學問，借以在科學時代合法地謀得一席之地。

第三，重視培養專業人才的教育體制，人為的造成了科學與人文之間的疏遠和隔絕。對于當代中國人來說，談論科學與人文的分裂時心中想的，正是中國現行教育體制中嚴重的文理分科現象。這種分科現象在西方各國的教育史上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但都沒有象當代中國這樣突出。分科化、專門化和專家化與教育理念有關，凡重專才教育，則專科化傾向較嚴重；凡重通才教育者，則專科化傾向就比較淡化。在專才教育體制下成長起來的理工科學生缺乏基本的人文素養，對于社會進步和發展難以有一個寬闊的視野和深謀遠慮的計劃。正象許多教育家所指出的，如果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只會用自己學科的內部標準去判斷事物，那就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真正的高等教育應該培養學生既掌握內部標準，也能夠用其他學科的原理和方法即“外部標準”來評判自己的學科，能夠看出自己學科的優點和局限。[31]

第四，自然科學自許的道德中立，使得科學家們心安理得的拒絕人文關懷。與之相關的是近代哲學對事實與價值的二分，這種二分將科學置于澄清事實的范圍，而不涉及價值問題。皇家學會的干事長胡克為學會草擬的章程時寫道：“皇家學會的職責是：通過實驗改進自然事物的知識，以及所有有用的技藝、制造業、實用機械、工程和發明的知識，同時不干預神學、形而上學、道德、政治、文法、修辭學或邏輯。”[32]科學家們也許并不反對博愛善行的人道主義，而且更深的認同唯人主義的“力量原則”，但當這種力量原則與特定的歷史文化經驗發生沖突時，他們有可能毫無猶豫的犧牲后者。科學與人文的分裂體現在科學對人文傳統的輕視，特別是當這種人文傳統不合技術理性的邏輯時。

科學與人文的分裂根源于知識體系的分科化、專業化，而知識的專科化又源于什么？這個問題把我們引向近代科學與人文合流的方面：技術理性與唯人主義的合流。很明顯，知識的專科化來自技術理性，來自那種訴求“效率”和“力量”的科學的本質。所以，科學與人文的分裂是技術籌劃的必然結果。力量型科學要求一種分工型的科學和教育體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學才要求一種綜合的領悟力。今天對科學與人文之分裂的反省，最終應該導向對力量型本身的反省。

技術理性就在這個意義上與唯人主義合流。它們都是相信“力量”（power）的樂觀主義。在唯人主義看來，一切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因為人有理性這種無限的能力。為了解決人所面臨的一切問題，技術理性廣泛地行使它的威力。唯人主義得到弘揚的地方，也就是技術理性大展宏圖的地方，因為它們相互確認。這種相互確認并不簡單是人作為目的，技術作為手段，相反，手段和目的在這里混成一體，因為技術理性正是人之所以能把自己確立為價值中心的唯一根據和保證。許多技術批判主義者批評技術的發展違背了人性的目標，是對唯人主義的背離。其實，“技術違背了人性”，卻不見得是對唯人主義的背離，因為正是唯人主義本身推動了技術的這種違背人性的傾向。唯人主義陷入一個自我拆臺的怪圈之中。

這里的邏輯并不難理解。唯人主義因著技術理性而自命不凡，而把自己確立為價值原點和世界的中心，而覺得自己無所不能，可以對自然界為所欲為。這里，對人的自我崇拜就自然而然的轉化為對技術的崇拜。如果我們要求自然屈從于技術，那么我們也在要求作為自然一部分的我們自己屈從于技術；如果我們認為技術產品優于自然的產品，那么同樣，我們的創造物就會被認為優于作為自然產品的我們自身。由于我們人類注定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唯人主義注定要遭受技術的異化：本來是用以確立人之地位的，最終卻被用來貶低人類自己。技術發達了，人類卻喪失了勞動的樂趣，甚至勞動的權利（所謂技術失業）；科學發展了，人類卻越來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義。這是唯人主義深刻的困境。

六、弘揚科學精神：兩種思路

今天到處都能聽到弘揚科學精神的呼聲。但這個有待弘揚的東西究竟指的是什么？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問題在于，為什么會有弘揚科學精神的要求，其背后的動機是什么。不同的動機和要求，想弘揚的東西就不會是一樣的。

總的來看有兩種思路。一個廣泛持有的思路是，在科學與人文相區別的意義上，特別的張揚科學的優越性。這種思路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基本上把科學精神等同于科學方法，因為科學之區別于非科學、科學之特別的有效用，就在于科學方法；第二部分，主張把在科學研究領域特別有效用的科學方法，不僅不折不扣的運用在實際的科學研究中，而且要運用到更廣泛的日常社會生活領域中去。我把這樣的主張定義成科學主義：主張在科學領域行之有效的科學方法可以而且應當在非科學領域普遍使用[33]。科學主義自然有強有弱，但科學方法的超（科學）范圍運用是它的基本主張。按照這種定義，弘揚科學精神的第一種思路就可以概括成：科學精神就是科學方法，弘揚科學精神就是弘揚科學主義。

在這種思路下人們對“什么是科學精神”的回答，基本上都是關于“什么是科學方法”的總結概括。由于都是從各人的私人經驗出發，得出的結論各各不同。但問題在于，有沒有一個普遍適應的科學方法。“歷史學派的科學哲學家都承認，像邏輯主義那樣建立一個嚴格的超歷史的形式方法論以符合科學發展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任何方法都是具體的、歷史的。”[34]因此，一般的談論科學方法可能是舍本逐木。對一個想盡快進入研究前沿盡快出產研究成果的科學研究者而言，多多浸于科學共同體的研究氛圍之中，比到處打聽科學方法論更有益處。熟能生巧，習慣成自然，科學方法的習得是一個實踐問題而非理論問題。

對于一個非科學家，或者對于一個正處在日常生活中的科學家來說，有沒有必要把科學的方法也同時運用起來呢？弘揚科學主義的人所希望的正是這個。“讓科學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這句廣告詞彰顯的就是這種科學主義的理想。然而，科學主義的實施是有條件的、有限度的，無條件的強的科學主義是不可取的，就算想取也是不可能的。

我可以舉幾個典型的例子來說明，為什么科學主義是不可取的。對所有的對象一視同仁，忽略掉它們的特質，從而用數學的方法對它們進行處理，這是典型的科學方法。但是，忽略掉個體的特質，肯定不是沒有缺陷的，特別用在人與人交往的領域。教育學里有一個原則叫“因材施教”，如果培養學生像工業化的流水線生產一樣，那肯定不是一個好的教育方法。

還有，對所有的對象，只注意它表現出來的東西，不關注它表現不出來的東西，這也是典型的科學方法，或稱黑箱方法，因為科學要求一種可操作性，追求一種有效處理問題的能力。但是，如果承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內心世界”的話，那人際之間的許多問題就不是能夠用黑箱方法解決的。

還可以提出一種人們可能最不贊同的科學方法：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從效率的觀點、從目標管理的觀點、從操作的觀點看，這確實是可接受的。而這些觀點，又恰恰是科學方法所必須采納的。但是，離開科學研究的比較單純的境域（context）進入一個比較復雜的境域中，某種科學方法就變得太荒謬而不可取了。當年評論科玄論戰的“科”字方時一針見血的指出，他們都沒有端出一個“科學的人生觀”來，原因是，他們雖然抽象的承認科學可以解決人生問題，卻不愿公然認同那具體的“純物質、純機械的人生觀”。顯然，沒有人會認同“為了解決人口問題在人口稠密的地區放原子彈、做核試驗”，雖然其方法是高效的。希特勒手下的科學家一直在研究如何高效的毒死猶太人和高效的焚化猶太人的尸體，他們確實很講科學方法的。

科學的方法由于服務于對自然的支配和控制，所以其基本的邏輯是強權的邏輯、力量的邏輯。這種邏輯用于社會問題上，給出的必定是一個嚴密控制和高效統治的社會方案，它最好的使用對象是一個奴役的社會。這正是我們要對科學方法在社會領域的運用保持警惕的地方：科學主義的社會理論充分運用的地方有可能是一個極權社會。

科學主義的限度不僅在于它在非科學領域的實際運用有可能是非法的和無效的，也就是說，它實際上“不能夠”無條件的運用，而且在于那種“應該無限擴張”的原始動機是可疑的。一些偉大的科學家們都深深地意識到科學的有限性，反對科學的“無限擴張”。愛因斯坦在對加州理工學院學生的講話中說：“你們只懂得應用科學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關心怎樣組織人的勞動和產品分配這樣一些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用以保證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會造福于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在你們埋頭于圖表和方程時，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35]在1949年8月20日的一封信中，愛因斯坦說：“我酷愛正義，并竭盡全力為改善人類境況而奮斗，但這些同我對科學的興趣是互不相干的。”[36]1931年10月19日祝賀大法官布蘭代斯的信說：“人類真正的進步的取得，依賴于發明創造的并不多，而更多的是依賴于像布蘭代斯這樣的人的良知良能。”[37]1937年9月的一封信中，愛因斯坦說：“我們切莫忘記，僅憑知識和技巧并不能給人類的生活帶來幸福和尊嚴。人類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的宣道士置于客觀真理的發現者之上。在我看來，釋迦牟尼、摩西和耶穌對人類所作的貢獻遠遠超過那些聰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38]

無限擴張的動機實際上是一種無根據的動機，是虛無主義的意志。懷特海說得好，“科學從來不為自己的信念找根據，或解釋自身的意義”[39]，它的根據和意義必得從更一般的人類思想中找尋。科學主義不是科學的一個必然產物，而是技術理性支配下的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偉大的科學家們都不是科學主義者，他們深知科學的限度。

我已經指出了弘揚科學精神的第一種思路的種種缺陷，但我還是贊成弘揚科學精神的提法，因為還有第二種思路。

第二種思路是科學與人文相統一的思路。這里弘揚的不是與人文相對立的意義上、更具優越性的科學的方法，而是本質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學精神，也就是我們在前面反復討論過的“自由”精神。它與第一種思路的效用的精神、權力意志的精神、科學至上的精神相對立。在中國，有許多杰出的科學家充分意識到了，科學的“精神”之高出具體“科學”的地方就在于“追求真理”。竺可楨說：“提倡科學，不但要曉得科學的方法，而尤貴在乎認清近代科學的目標。近代科學的目標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學方法可以隨時隨地而改變，這科學目標，蘄求真理也就是科學的精神，是永遠不改變的。”[40]如何“追求真理”？竺可楨概括說：“只問是非，不計利害”。

“不計利害”對于一個崇尚實用理性的民族來說是很難理解和接受的，這正是我們缺乏科學精神的根本原因。“不計利害”包含著獨立思考、懷疑批判的精神，包含著不畏強權、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包含著為科學而科學的精神，所有這一切，實際上都是自由的精神。弘揚科學精神，首先是弘揚自由的精神。

為什么要弘揚科學精神？因為在這個科技昌明的時代，自由的精神反而面臨著威脅和危險。“算計利害”而非“不計利害”成了壓倒性的時代精神，令自由的心靈感到窒息，這是90年代的有識之士發起人文精神大討論的真正動機。弘揚科學精神輕而易舉地走上了第一種思路，更表明“不計利害、但求是非”的自由精神已處在遺忘的邊緣。

--------------------------------------------------------------------------------

[1]參見C.P.斯諾《兩種文化》，紀樹立譯，三聯書店1994年版。

[2]拙著“技術與人文”，《北京社會科學》2001年第2期

[3]《雅典之夜》（AtticNights）13.17.1，轉引自D.Goicoechea,eds.,TheQuestionofHumanism,PrometheusBooks,1991,p.42

[4]參見樊洪業：“從格致到科學”，《自然辯證法通訊》1988年第3期

[5]類似的學問由于服務于不同的人性理想，在西方為“科學”，在中國則為“禮”。以關于天象的學問為例，希臘人發展出了數理天文學（mathematicalastronomy），中國人則發展出了以占星為主題的天學（astrology）。中國天學并非對天象本身而是對天象所象征的東西感興趣，它的基本功能是為制定“禮”服務。參見江曉原《天學真原》（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書之論述。

[6]近代以來很長時間，基礎科學、理論科學還被稱做自然哲學，比如牛頓的名著稱為《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1687），光之波動說的復興者托馬斯·楊的名著稱為《自然哲學講義》（1807），拉馬克的進化論的代表作是《動物哲學》（1809）。

[7]參見苗力田主編《亞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頁。

[8]參見博伊德《西方教育史》，任寶祥等譯，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頁。

[9]參見羅素《西方哲學史》上卷，何兆武等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519頁。

[10]懷特海：《科學與近代世界》，何欽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3頁。

[11]同上，第12頁。

[12]德國人J.T.Miethammer于1808年在辯論古典文化的重要性時第一次使用這個詞，1859年，GeorgeVoigt在《古典文化的復興或人文主義的第一個世紀》（TheRevivalofClassicalAntiquityorTheFirstCenturyofHumanism）一書中，將這個詞用于文藝復興。參見TheQuestionofHumanism,p.94-95。

[13]按照克利斯特勒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八個哲學家》（姚鵬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中的說法，studiahumanitatis是一個可以追溯到羅馬作家的古老用詞，而humanista可以追溯到15世紀后期，16世紀開始通用。（第182－183頁）

[14]參見克利斯特勒《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八個哲學家》，第27頁。

[15]轉引自TheQuestionofHumanism,p.27

[16]《莎士比亞全集》，朱生豪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卷第327頁。

[17]宋祖良在其《拯救地球和人類未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中把海德格爾的《關于人道主義的信》譯成《論人類中心主義的信》。

[18]王若水：《為人道主義辯護》，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242頁。

[19]參見拙文“技術與人文”

[20]科恩：《牛頓革命》，顏鋒等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

[21]培根：《新工具》第一卷第七十一節，許寶騤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48、49頁。

[22]庫恩就曾提出物理學發展中的數學傳統與實驗傳統的對立，參見《必要的張力》，紀樹立等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頁。

[23]愛因斯坦：“自述”，載《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許良英等編譯，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10－11頁。

[24]愛因斯坦：“理論物理學的方法”，載《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314頁。

[25]參見科恩：《牛頓革命》，第168頁。

[26]《新工具》第一卷第三節

[27]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的大數學家大哲學家懷特海視為自己最終哲學觀點的講演正是《數學與善》。

[28]參見拙著《希臘空間概念的發展》第八章，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9]著名科學史家亞歷山大·柯瓦雷(AlexanderKoyre)的名著《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Fromtheclosedworldtotheinfiniteuniverse）極好的描述了這場革命的實質。

[30]羅伯特·容克：《比一千個太陽還亮》，何緯譯，原子能出版社1966年版，第48頁、第50頁。

[31]RonaldBarnett,TheIdeaofHigherEducation,OpenUniversityPress,1990,p.165.

[32]轉引自漢伯里·布朗：《科學的智慧》，李醒民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頁。

[33]這其實正是《韋伯斯特新世界詞典》里關于“科學主義”（scientism）的定義：theprinciplethatscientificmethodscanandshouldbeappliedinallfieldsofinvestigation。

[34]拙著《追思自然》，遼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頁。“有”版權所

[35]《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許良英等編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73頁。

[36]杜卡斯編：《愛因斯坦談人生》，高志凱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頁。

[37]《愛因斯坦談人生》，第75頁。

[38]《愛因斯坦談人生》，第61－62頁。

篇7

當代哲學家對科學發展的兩種回應

總體而言，當代哲學研究對科學發展的回應，無論是在國際還是在國內哲學界，都存在正反兩種不同觀點，我將它們分別稱作“科學萬能論”和“哲學特色論”，前者聲稱一切自然現象都可以用自然科學加以說明，后者則強調哲學的不可替代作用。這兩種觀點都是哲學家們對當代科學發展的極端反應。根據“科學萬能論”的觀點，科學發展已經為人類提供了所有可能解釋的現實方案，并對人類未來發展提供了可以預期的解決方案。這使得哲學家們對科學研究成果的哲學擴展抱有極大希望，表現為以某一種自然科學研究為模板推進哲學領域的問題研究，或者是按照自然科學的方法重建哲學研究的基本模式。20世紀初期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哲學就是這種觀點的典型代表，而當代英美分析哲學中的自然主義進路也充分反映了哲學家們對科學研究方法的推崇，無論是在語言哲學、心靈哲學還是在認知科學哲學和實驗哲學研究中，我們都可以強烈感受到科學主義傳統的深刻影響。從當代哲學發展的歷史軌跡看，科學主義傳統的確發揮了重要作用，提倡以科學研究的方式進行哲學研究，這也帶來了當代哲學的革命性變革。無論我們是否承認科學主義的這種歷史作用，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路徑為當代哲學研究的確帶來了不可否認的影響。然而，這種“科學萬能論”的觀點明顯夸大了科學研究對當代哲學發展的作用，因而存在用科學取代哲學的潛在危險。由于哲學研究具有明顯的個人特征而無法重復等性質，一些哲學家就認為，這些性質保證了哲學研究具有科學研究無法取代的特色，因而我們不能用科學研究代替哲學研究。這就是“哲學特色論”的主要觀點。這種觀點的最初捍衛者來自19世紀后半葉的新康德主義哲學家狄爾泰、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等人，他們堅持嚴格區分精神科學與自然科學，并認為兩者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前者強調了精神現象的優先性和特殊性，而后者僅僅是精神科學方法的具體運用。同時，他們還認為，自然科學研究對普遍性的追求與精神科學對特殊性的要求，使得兩者之間無法相互取代。“哲學特色論”在現代哲學中是以實證主義傳統的對立面出現的，這表現為晚年胡塞爾對歐洲科學危機的憂慮、海德格爾對現代實證科學的批判以及后期維特根斯坦對現代科學文明的反思。雖然胡塞爾、海德格爾和維特根斯坦對科學的性質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但在對待科學與哲學關系問題上的態度卻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都把哲學研究看作是一種與現代科學研究完全不同的事業，在胡塞爾那里是一種真正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在海德格爾那里是一種追問科學意義的形而上學，在維特根斯坦那里則是一種反思性的理智活動。因此，哲學研究具有科學研究無法取代的特殊性質。這種“哲學特色論”的觀點不僅直接反對把哲學研究混同于科學技術，或者用科學研究方法從事哲學研究，而且試圖用哲學的特殊性質反對科學技術的成就，反對哲學研究中的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傾向。從積極的意義上看，這種反對意見對于提醒我們注意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在當代哲學中的泛濫的確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時，我們更需要看到，這種“哲學特色論”的結果是把哲學研究完全排除于科學發展的視野之外，這不僅不利于科學的發展，也不利于哲學自身的發展。

當代哲學對科學技術研究的介入

從當代科學發展的基本圖景中可以看到，當代哲學始終在以各種不同形式介入科學技術的研究，并試圖用哲學的方式說明當代科學發展的最新成果。這首先表現在科學哲學研究領域，其次表現在以認知科學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交叉學科研究中。可以說，科學哲學研究是哲學家們深入科學研究領域的主戰場。早期科學哲學家們，如邏輯實證主義者石里克、卡爾·波普等，堅持把科學研究作為哲學研究的基本模板，以科學主義精神貫穿于哲學研究的全過程。雖然后來的哲學發展逐漸表明維也納學派“統一科學”綱領的失敗，但這一綱領體現的科學精神，即以經驗為向導、以邏輯為手段、以效果為目的，卻在后來的科學哲學研究中保留了下來，特別體現在具體科學哲學的研究領域中。當前科學哲學研究通常被劃分為兩個主要部分。一部分是“一般科學哲學”，主要關心的是科學研究的歷史發展、科學研究的方法論以及科學哲學研究的一般問題；另一部分則是“具體科學哲學”，主要涉及不同科學研究領域中的哲學問題，從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上討論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問題。“一般科學哲學”處理確證、語義和科學理論的哲學解釋，其中包括了科學概念的操作性特征、認知意義的經驗標準、理論的相互融合、科學革命、科學實在論的演變、因果解釋、還原論與科學的統一，等等。“具體科學哲學”則包括了物理學哲學、生物學哲學、心理學哲學、社會科學哲學，等等。此外，在當代分析哲學傳統中，還有邏輯哲學、數學哲學、語言哲學、心靈哲學等，它們不僅與自然科學研究密切相關，而且已經成為當代哲學研究的獨立分支領域。越來越多的哲學家已經充分意識到哲學研究對科學技術最新成果的介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這種介入在以認知科學和人工智能研究為代表的交叉學科研究領域表現得更為明顯。如今，認知科學研究已經被公認為具有多學科交叉研究性質的綜合性科學，其中，哲學與心理學、計算機科學、神經科學、語言學與人類學等都被視為認知科學研究的主體學科，共同構成了認知科學研究的基礎部分。與人工智能技術相比，認知科學研究是對人類認知獲得的性質、范圍、形式和表征方式的基礎研究，因而應當屬于傳統科學研究的理論部分。這些研究通常包括了兩個主要部分：其一是與人類認知和心靈活動密切相關的內容研究，其二是與認知活動特征描述密切相關的表征研究。內容研究部分主要涉及意識的性質和內容、動物認知、認知神經科學、認知心理學等。這些與當代心靈哲學研究的主題和內容有實質性的交叉，因而說明認知科學與哲學研究的交叉性質。在人工智能技術日益活躍的今天，人們對這種技術所帶來的一系列倫理問題提出了更多的擔憂和思考。應當說，人工智能技術的每一項突破都是在更新人類對自身的認知，不斷拓展人類的認知邊界。相對于人類主體，人工智能構建了一個巨大的“他者”，挑戰了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這個他者不是被人類奴役的客觀對象，而是與人類地位平等的另類主體，甚至就是人類自身。難以想象的是，當人類大腦的所有神經元逐個被硅基芯片或其他人工智能技術所替換，我們在自我審視或審視他人的時候，我們究竟是在審視什么樣的對象。因此，在現有的人類社會條件下，人工智能技術自然就會引發大量倫理關切，人工智能技術的利用就會威脅到人類倫理的一些基本信念。這些都迫使我們在人工智能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重新思考人類智能與人工智能之間的關系。

未來哲學的可能性

篇8

一、自然哲學復興的背景

然而，隨著自然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和科學哲學、自然觀的深入研究，人們發現，形而上學的幽靈是無法驅除的。在自然科學方面，相對論否定了牛頓的絕對時空觀，而以時空四維連續統以及物質消弭于幾何結構的觀念代之，量子論在微觀領域引入了不確定性和概率，修正了牛頓—拉普拉斯完全決定論的自然觀，表明規律在宏觀上具有必然性，在微觀層次，具有偶然性；熱力學引入了物理過程的不可逆性，表明了時間的方向性；系統科學探索復雜性，強調自然界的整體性，反對將整體還原為部分之和，這與牛頓自然觀強調自然的簡單性，原子構成性形成對照；自組織理論、耗散結構論和超循環、混沌學探索從混沌到有序的自組織過程，表明了自然過程的生成性。就自然科學內部重建其形而上學基礎而言，生命科學強調層次性，堅持用物理化學的方法研究生命大分子，但反對將有機體還原為純粹的物理化學過程。生態危機與生態學的發展使人們認識到，人類與其生存的環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其中任一環節的缺失或破壞，都將危及人類自身。傳統的人與自然主客二分的認識模式，在理論上，受到了現代物理學的挑戰，現代物理學把人、把觀測者引入到認識自然的背景、乃至圖景中，而人與自然主客二分的認識模式在實際中誤導了人與自然的關系，把自然當作其征服和掠奪的對象。從而受到了自然界的報復，人們在痛定思痛后認識到，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主張人與自然和諧有序的思想是一種大智慧，是我們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根本準則。

在科學哲學的研究中，人們發現科學理論有一個本體論的承諾問題，對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表明，我們的自然圖景，是作為人的認識又包含了對人的認識，是內在于自然的對自然的認識，是一種本體論的框架又具有認識論的本性、根源和局限性。認識主體由于本身也是客體的一部分，也參與客體的顯現，也規定著客體的基本特征，因而與客體本質上不可截然區分。認識的這種人類學特征和內在特征，也決定了傳統科學追求終極主體地位和絕對客觀性的不可能性。科學哲學作為哲學最首要的任務是，追究科學的存在論基礎，科學在近代的支配性，科學的有效性全系于此。對此的遺忘已引起科學整體上的危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近年來，國內自然哲學的研究重新熱了起來。

二、關于自然哲學的研究對象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其相對獨立而又確定的研究對象，自然哲學當然也不例外，在自然科學昌明的今天，那么自然哲學的研究對象又是什么呢？

吳國盛認為，自然哲學有兩種含義，第一，指一門以自然為研究對象的學科領域，這個學科是哲學的分支學科，是第二哲學；第二指某種哲學理論形態或哲學思考的某種趨勢和傾向，這個意義上的自然哲學不是第二哲學，而是第一哲學，如謝林的自然哲學。他本人主張第一哲學，認為不必以自然科學的目標和價值取向為自己的目標和價值取向。哲學不再是求知的事業，它不再創造關于實在的知識體系，而是透過知識與文明的厚厚積淀層，追尋人類之根、生命之源、宇宙之本。自然哲學不再是關于外在自然的概念體系和知識體系，而是在技術時代意欲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的沉思者的事業。

李章印認為自然哲學的復興需要轉換“范式”——從對象到家園，舊自然哲學，無論是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牛頓的自然哲學，還是黑格爾的自然哲學，都是把自然作為外在的對象來把握，也可以說作為存在者來認識，然而，以存在者為對象的認識早已成為科學的專利，近代以來科學的發展和進步使得思考存在者的哲學成為多余的了。作為第一哲學的新自然哲學不能象作為第二哲學的舊自然哲學那樣，以自然物為對象，也不能把自然本身作為對象。那么，以思考自然本身為己任的自然哲學，怎么能不把自然作為對象呢？哲學不能局限于對象性的科學認識，在對象性思維以外，還有人與自然的另外的關系，在這另外的關系中，人不是作為主體，自然也就不是作為客體，從而人與自然的關系就不是主客關系或對象性關系。非對象性的關系就是“天人合一”的關系，就是人融入自然之中來領悟自然，就是人把自然作為家園。這種家園是人的寄托和歸宿，心靈對這種家園的追尋、認可、領悟和回歸就是自然哲學的事情。

胡新和認為新的自然哲學必須立足于人與自然的關系，立足于二者互相規定、包容、依賴的關系來構筑自然觀念和圖景，也必須不僅涵蓋人類對自然的理論認識，更關注人類對自然的實踐活動，為制定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行為準則提供框架和背景；在認識上，人類作為自然中的特殊（具有智能）的一員而與之構成對話者的關系，這種對話關系，提供了人類認識自然的一種新的視野、新的模式；在實踐中，人類與自然則是共生共榮，互相依賴的伙伴和朋友。

三、關于歷史上的形而上學理論

張華夏認為歷史上的形而上學也即自然哲學，是指研究存在的性質及其變化的知識領域，根據其所用的表達方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我們大體上可以區分出四種形而上學：（1）模糊形而上學，其特點是用模糊不清的概念和語言來表達本體論的問題，因而它的語言是違反清晰的邏輯語法的。（2）思辨形而上學。形而上學是關于存在的最高概括，嚴格經驗主義的方法失效，此種形而上學強調思維的自由創造與想象。這種想象性的普遍化有經驗根據，同時受邏輯一貫和系統協調的約束。（3）分析的形而上學或語言定向的形而上學。由于語言系統本身包含有某種本體論的承諾和本體論的預設，因此，通過語言分析，我們能夠得出有關世界的一般性的特征。通過語言分析來研究本體論，我們稱作語言定向的形而上學，它是分析哲學的一個新的分支。（4）綜合的形而上學。通過概括各門系統科學，建立系統哲學，首先是系統本體論，系統本體論的產生，不是直接思辨的產物，也不是一門自然科學概念的推廣，而是通過系統科學找到跨學科的共同語言，來建立描述一般物質、一般系統、一般事物的理論模型，運用這個模型綜合各種自然科學描述物質世界的一般特征及其一般進化圖式。所以我們可以將這種新的形而上學叫做綜合的科學的形而上學。拉茲洛的廣義綜合進化論和邦格的系統世界觀主要屬于這種形而上學，是一種更加接近數學自然科學方法的形而上學。

張華夏主張拒斥作為包羅萬象的知識體系的思辨的而又模糊的形而上學，贊成思辨的但卻清晰的形而上學，贊成分析的以及綜合的形而上學，后面三種形而上學的發展和整合，便是當代新形而上學或當代新自然哲學的興起。

四、國內自然哲學研究中提出的部分理論觀點

金吾倫提出了生成哲學。象系統整體論那樣的整體論雖然力圖擺脫以實體主義為基礎的構成論，但仍帶有構成論的色彩。系統只是放大了的實體，基礎還在要素的分離與結合。整體論不同于構成論的地方只是，前者考慮到了要素間的聯系與相互作用，后者忽略或不考慮這些聯系與相互作用。但那些要素卻是實存的。生成論與此不同，它強調那些要素是生成的，把“生成”概念提到最本質的地位。沒有生成就沒有要素。其自然科學依據是：（1）宇宙是生成的；（2）粒子也是生成的；（3）定律也有從無到有的過程。生成論的最基本概念是生成，最本質特征是動態性和整體性。這兩個基本特征由以下幾個方面體現出來：（1）潛在性；（2）顯現性；（3）全域相關性；（4）隨機性；（5）自我同一性。生成論認為宇宙及宇宙間的一切都是一個生成過程；這個生成過程是整合的，即從潛存到顯現過程中將相關因素都整合在其中，從而生成具有個體性的新事物。生子論是生成論的精髓，生子是生成的因子。它是瞬時持續的，空間是非定域的。生子不是物質，不是能量，不是精神，但它能轉化成物質和能量。生子具有自主性和自組織性。這種自主性和自組織性是宇宙自身所具有的，且是演變的。生子與原子的區別在于：（1）原子是實存的，生子則是潛存的；（2）原子是空間上定域的，它在空間中通過某種作用力而運動，生子是非定域的，它能自己運動。（3）原子運動的改變要靠外力，它自己不會發生變化；（4）事物的變化是由組成它們的原子分離和結合的結果；生子自身具有內在的能力，事物的變化是由生子的生成、轉化的結果；（5）原子是機械論的，生子是有機性的，由原子構成的是一只機械大鐘，生子則組成一個有機整體。

宇宙萬物及我們人類自身處在不斷的生成，演化過程中，這個生成過程的機制大致為：潛在的道實在具有雙重結構，生子就在其中孕育。用物理學語言說，它是對稱的，尚未破缺，生子的形成就是生成的開始。生子不是實體，它在時序上先于實體。它可以生成實體。當全局存在在一定條件下“凝聚”到某一點時，實體生成了，生子就轉成實體。

朱葆偉認為20世紀科學中發生的一個根本性變化，是用機體的模型取代機械的模型作為理解和解釋世界的基礎，并廣泛采用了“關系—功能”分析方法。上述變化的一個直接后果是使得一種廣義的“價值”成為把萬事萬物聯結成一個有機整體的組織因素和自我發展的內在驅動力量進入世界科學圖景乃至一些學科的基本概念、假設和問題中，這直接影響了哲學價值論的研究。但所有這些不能為價值研究中的自然主義提供充分的支持。有機論科學圖景的深刻啟發意義在于提供了一個可以容納目的性、自主性、能動性、選擇、反饋等關于活動的機制和邏輯的啟發性概念框架。這一概念框架更為接近人的活動的實際，但不足以完整描述人的活動的實際，借助于它，我們可以更為深入地理解人類實踐的機制和邏輯。“可能性空間中的選擇”和“反饋”這兩個范疇的引入是十分重要的。正是活動和活動結果的相互作用、反饋循環，使得活動系統參與到所在的世界中，通過活動本身不斷地為自己開辟新的可能性，也通過反饋—放大機制不斷地為自身確立存在的條件和根據。這一活動結構中展示了一種類似于艾根“超循環”的特殊邏輯，也即“活動實踐的邏輯”。在這里，活動本身成為實在的要素，成為可能向現實、偶然向必然，以及實然向應然、未來、理想推移、轉化的必要環節：對于活動——參與者來說，現實實在不僅是以往活動的結果和制約我們現實選擇的可能性空間，而且是要聯系于不確定的未來，聯系于我們的目的和價值觀念才能獲得確定的意義；另一方面，未來不是給定的，人的活動、實踐參與在現在向未來的推移過程中實在地起著作用，它使可能性轉化為現實，并納入合乎目的、需要和理解的軌道，理想、價值、規范等也就在此而聯系于現實事實，轉化為現實事實，這種邏輯的另一個基本內容，是兩個在邏輯上相互獨立的因素求真和趨善自我確立，又相互生發、催化。

羅嘉昌認為把時間觀念放到重要位置上，這是現代文明的顯著特征。當代哲學所以對時間問題表現出強烈的興趣，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傳統的時間和宇宙概念業已受到相對論等現代科學的猛烈沖擊；二是急劇的社會變動和人與自然關系的變化使不少哲學家把人的問題，存在的歷史真實性問題視為哲學的中心問題。分別受這兩方面的影響，當代哲學在時間問題上形成了對立的兩派和兩種觀點：一是以邏輯實證主義為中心的唯科學主義觀點；另一種是直覺主義、現象學、存在主義和生命哲學等人本主義流派的非理性主義、非科學主義觀點。前者認為，關于時間，凡能理解的，都只能從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中去了解；后者則斷言，真正的時間是科學所無法了解的。近年來，一些物理學家提出時間可能并不是基本的物理量，而是更基本的量生成的次生量。進而否定時間是物質存在的基本形式。羅嘉昌認為在時間哲學見解中，非理性主義傾向和唯科學主義傾向都是片面的。我們必須越出各個具體學科和領域的界限，走向對時間的整體理解。他主張時間是無限的、客觀的，宇宙是開放的。

胡新和認為現代物理學的基本特征是：（1）從實體論轉向關系論；（2）從基元論轉向整體論；（3）從構成論轉向生成論；（4）從決定論轉向隨機性；（5）從可逆性轉向不可逆性。自然界的關系特征和整體特征揭示了作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本質上相互規定、相互作用的關系，關系者脫離了關系就失去其意義，部分也不可能獨立于整體而存在；而自然界的生成性、隨機性和不可逆性，則顯示出人類在其自身及其他生命過程中非常熟識的特征，揭示了自然界的某種內在統一性。

主要參考文獻：

①吳國盛：《自然科學的復興——一個歷史的考察》，《自然哲學》第1輯，1994年。

②李章印：《自然哲學的復興需要轉換范式》，同上。

③吳國盛：《第二種科學哲學》，載《自然哲學》第2輯，1996年。

④張華夏：《舊自然哲學的衰落和新自然哲學的興起》，載《自然哲學》第1輯，1994年。

⑤金吾倫：《生成哲學導論》，同上。

⑥朱葆偉：《機體與價值》，同上。

篇9

[關鍵詞]科學史；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橋梁

[作者簡介]徐昕，廣西民族大學物理與電子工程學院研究生，廣西　南寧　530006

[中圖分類號]G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8)05-0121-03

[基金項目]廣西民族大學2007年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項目(gxun-chx0758)資助

1959年，英國著名的科學家和作家斯諾，在劍橋大學作了一場著名的演講，講稿后來以《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為題正式出版。他在演講中提出，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由于科學家與人文學者在教育背景、學科訓練、研究對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諸多方面的差異，他們關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價值判斷經常處于互相對立的位置，而兩個陣營中的人士又都彼此鄙視，甚至不屑于去嘗試理解對方的立場。這一現象就被稱為“斯諾命題”。他指出，在“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間存在著一條相互不理解的鴻溝，而這種文化的分裂對社會是一種傷害、一種損失。實際上，斯諾并不是第一個提出兩種文化及其分裂問題的人，但他從理論上第一次表述了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對立，引起人們對這一問題的廣泛重視和爭論，以致兩種文化相互融合的呼聲日益深入人心。

一、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融合的可能性

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同在人類文化中孕育和成長，都是人類文化的精華。科學文化是人類在探求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過程中產生的科學思想、科學方法、理論體系及其器物制作的總合，其核心是理性、規范、創新、效率等科學精神[1](P214)，它以自然知識為基礎，在人與外在世界的兩極中，側重于外在自然。而人文文化則是人類在實踐活動和文化創造過程中，對人的存在、生活意義、終極目標與歷史使命進行探索與思考所形成的思想觀念、價值觀和理論體系。人文文化體現在人類求善、求美的過程中。它在人與外在自然世界的兩極中，側重于人類自身，以人的價值本身來決定對某種東西的關注程度[2]。人文文化是人類在認識自身、完善自身的過程中逐漸積累形成的，它規范、指導和約束著人類自身的活動。 　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都是人類文化的組成部分，二者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人文文化為科學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自由的思想環境，開闊了人們的胸襟，拓展了人們的視野；科學文化則在指導人們改造自然的同時，極大地增強了人們的力量和信心，加深了人們對自身的認識。不論是從“外向認識”自然與“內向觀察”自我的意義上，還是從規范科學共同體行為的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意義上，兩者的關系從來都不是對立的。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長期和諧共處、相互促進的事實表明，二者的融合不僅可能而且從未分開過。因此，當斯諾開始那個著名的演講時，他無疑是揣著這種自信和一份唐吉訶德式的浪漫走上講壇的，而薩頓更明確地提出：可以將科學史作為聯結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間的一座重要的橋梁。

二、科學史成為橋梁的學理基礎

科學史是研究科學發生和發展的歷史的一門學問，它立足于從歷史的角度研究諸多科學事實本身及其相互問的關系[3]。科學史不僅是一部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同時也是一部輝煌的人類文明史。科學史不僅對理解科學本質及其發展規律有著重要價值，而且對加深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溝通與整合，都發揮著其他學科無法替代的橋梁作用。

1．科學史具有人文內涵

科學史研究的對象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與社會的互動關系。就其本質來說，科學史是一門歷史科學[4](P26)，屬人文科學研究領域，有著濃厚的歷史感。正是這種歷史感所包含著的清醒的判斷能力，即根據背景和情境來對事物進行判定的能力，才使得科學史自身避免了不應有的偏頗和武斷。

因此，科學史既是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也是科學思想、科學精神的演化史、傳承史。科學本身之所以有無盡的魅力，除了其應用能給社會帶來豐富的物質財富外，還在于它的豐富的精神成果。薩頓出于對科學的深入考察和深刻理解，認為科學史是一種有道德教育意義的學問，它的研究對象是科學及其發展，但它傳達給人們的信息卻是人道主義或“新人文主義”的。科學的求真、至善、臻美的最高目的內化為一種“持續的努力”[5](P67)，這種“持續的努力”賦予科學以人性，有了這種“持續的努力”，“才使人性在文明一步一步的實現過程中得到完全的勝利[5](P89)。科學并不缺乏人性，缺乏的只是人們從中挖掘人性的意識。諸如科學家的高尚品格、求知精神和獻身精神，凡此種種，都是科學人性的體現。

從研究方法上來看，比較有成效的科學史研究方法基本屬于歷史的方法。如實證主義的編年史方法，這種方法在古代史學中早已被使用，也是現代科學史研究中仍在大量使用的方法，主要是以年代為線索，對史事進行梳理考證，力圖勾畫出歷史的準確面貌。或如思想史學派的概念分析方法，它主張研究原始文獻一主要不是為了發現其中有多少成就，而是為了研究這些文獻的作者當時究竟是怎么想的，重視的是思想概念的發展和演化[6](P6-17)。

同時，科學史也是介于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交叉學科，具有特殊的社會文化功能。在西方，大約從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開始，從若干傳統的人文與社會學術領域中，相繼衍生出了一些以“科學”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新的綜合性學科，比如從哲學視野中的科學真理問題發展成科學哲學，從關注科學在社會中的功能而發展成科學社會學。科學史就這樣與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科學學、科學管理與決策研究共同構造了一個學科群。這一學科群的標定并不是根據這些學科的外延來判斷的，這是因為它們所研究的對象都是社會進步中具體的科學。在這些學科群中，科學史是在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等學科的交叉滲透的過程中發展自己的，并進而成為這些科學人文類學科的基礎平臺[7]。這樣的學科系統，是最利于溝通“兩種文化”的。

2．科學史的科學性質

科學史研究需要專門的科學知識，最早的科學史實踐者通常都是科學家。科學史的研究內容之一就是說明科學自身發展的邏輯規律，因此科學史家就應具備一定的自然科學素養，應該接受一門或多門科學的訓練。沒有相應的科學知識，就不可能了解和評價科學資料，就無法正確說明科學事實和科學思想的發生和發展。即使是作科學史的外史研究，去考察科學發展和各種社會現象(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等)之間的互動關系，也要求研究

者具有相應的科學素質，如默頓雖然是社會學家，卻在薩頓和數學家兼科學哲學家的懷特海手下接受了長期的訓練。

在研究方法上，科學史也力圖運用科學研究的方法。傳統的科學史研究多是采用歷史文獻分析的方法，但近代以來，模擬實驗和實地考察的方法，正日益成為科學史研究的一種重要的研究方法。這類方法可以彌補文獻記載的不足，而以其“實證判據”的特點，為科學史研究的合理性與實在性提供證據，從而解決了以往由單純文獻資料難以解決的問題。如在青銅器的研究中，就可以通過化學成分的分析來推知青銅器中銅、鉛、錫的含量，從而進一步研究當時的制造水平和銅料來源等問題。考察和實驗可以彌補文獻記載的不足或驗證資料的準確性，避免了從文獻到文獻的單一視角。

三、科學史成為橋梁的教育路徑

改革現有的科學教育理念，用各種手段增加其中的人文因素，已是一種必然趨勢。要達到這一目的，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借助科學史的手段。一般說來，科學史在科學教育中的作用大致有如下3點：

1．提高學習興趣

增強自然科學教學的趣味性是科學史的功能之一。歷史故事可以提高理科學習的趣味性，起著把科學知識包上“糖衣”的作用，對某一學科、某一理論之歷史來源的追述，有助于學生更好地理解這門學科和這個理論。正是基于這個事實，科學史經常被作為普及科學知識的一個重要的手段。

2．培養科學素質

(1)科學觀的形成

科學史，就是科學思想和科學理論的不斷深化和更新的歷史。它忠實地記錄了科學的歷史變遷過程，把科學發展的前因后果講述出來，可以幫助人們理解科學的歷史繼承性，從而有助于形成科學的歷史觀。正如愛因斯坦指出的：科學結論幾乎以完成的形式出現在讀者面前，讀者體驗不到探索和發現的喜悅，感覺不到思想形成的生動過程，也很難達到清楚地理解全部情況。

科學史用歷史的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科學成果，既承認科學理論的正確性，也看到其局限性；既認識到其作為人類認識成果的永久性和絕對性，也認識到其在人類認識過程中的暫時性和相對性，從而彌補專業科學教育之不足。這對于活躍思想、開闊眼界、正確把握自己的學習和研究方向是很有幫助的。

(2)科學方法的引導

科學定律的發現和科學理論的建立，離不開一定的研究方法。科學方法是科學素養中最重要的內容，公眾理解科學，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科學方法并應用這些科學方法解決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種問題。

科學史介紹了一些著名科學家的思維習慣和研究方法，分析他們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從科學認識方法來說，這其中既有共性，又有個性。通過這方面的學習，學生可以獲得借鑒和啟發，汲取其方法論養分，增強方法論意識，培養其分析和解決科學問題的能力。

(3)傳播科學知識

對目前嚴格分科的教育體制來說，科學史的這一功能較為突出。文科學生需要對自然科學有一個基本的理解，而理工科學生由于自身專業的限制，也同樣需要進行人文素質的培養。 科學史在講述重大科學史事件時，必然包括了具體科學知識的講解。如講述開普勒的歷史作用時，不可能不涉及對太陽系天體運動狀況的介紹，不可能不涉及對開普勒行星運動三定律的闡釋，這種介紹和闡釋本身就是對學生進行科學知識的教育。因此，科學史有助于加深對科學自身的理解，它在傳播和普及科學知識方面的作用也日益為人們所重視。

3．內化人文精神

科學精神是促進科學活動的精神動力，是科學活動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薩頓認為：科學精神比科學給人類帶來的物質利益更寶貴，它是“科學的生命”，是科學活動的靈魂。

科學文化體現的精神并非只是自然科學的精神，而是整個人類文化精神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科學精神本身就體現著人文精神，它同藝術精神、道德精神等其他文化精神不僅在追求真善美的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而且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愛因斯坦曾說：關心人類自身及其命運，必須是一切技術奮斗的主要目標。科學的實證精神、理性精神、臻美精神以及如美國科學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所揭示的科學的普遍性、公有性、無私利性、有條理的懷疑論的精神氣質等，本身就是追求真善美的人文精神；以實證精神與理性精神的珠聯璧合為根基的科學懷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以及由此衍生的獨立性、獨創性、自由、寬容等價值，都是一個現代人應有的思想觀念和精神情操；也是抗衡和抵御現代社會的種種流行病――極端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等的有效解毒劑。這樣，我們從歷史的和現實的生活世界本身中，就看到了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內在統一性。

同時，科學史可以幫助樹立全面而準確的科學形象和科學家形象，領悟科學精神和科學的人文性，從而溝通文理，加深對科學本身的理解。在歷史上，偉大的科學家不僅增長人類的自然知識，也傳承獨立思考、追求自由的科學精神，傳播在人類生活中相當寶貴的協作、友愛、同情和寬容精神。科學史有利于塑造這樣的科學家形象，而單純通過理科學習，則很難達至這樣的目的。此外，科學史還揭示了科學與人文科學如哲學、宗教、政治、文學的關系及文化背景，從而讓人領悟到人類文化的統一性，領悟到科學其實也是人類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1]何亞平，張鋼．文化的基頻[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2]高瑞泉，等．人文精神尋蹤[J]．讀書，1994，(4)．

[3]魏屹東．科學史研究為什么從內史轉向外史[J]．自然辯證法研究，1995，(11)．

[4]席澤宗．科學史十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5]薩頓．科學史與新人文主義[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篇10

【關鍵詞】自然主義/認識論

【正文】

自然主義（naturalism）是一個意義模糊的概念，它貫穿于歐洲哲學發展的全過程。縱觀西方哲學史，我們可以把自然主義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古希臘萌芽時期；十七——十九世紀的自然主義；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在美國興起的自然主義以及當代西方（特別是美國）科學哲學中的自然主義。本文擬就當代的自然主義進行考查。

一、科學派的自然主義

在后現代哲學文化的大背景中，在心理主義的復歸和計算科學與認知科學的迅速發展的前提下，特別是在科學實在論和反實在論的懸而未決的爭論之后，自然主義的科學哲學思潮出現了。這一思潮的首倡者是奎因（W.V.O.Quine）。

1.奎因的自然化認識論

在科學哲學中最早明確倡導自然主義的哲學家當推奎因。奎因提出自然化認識論的動機是對傳統認識論的不滿。我們知道，所謂傳統的認識論主要是指經驗論的認識論和唯理論的認識論。在奎因看來，傳統的經驗論有兩個教條：一是所謂的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的區分問題；按照奎因的觀點，如果全部科學（包括數字、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是一個緊密聯系的整體，它們只是沿著邊緣與經驗相接觸，那么分析——綜合命題便沒有了明顯的界限，因此，認識論問題便是自然科學的一部分了。這是奎因自然化認識論的起點。二是所謂的還原論教條。奎因認為，休謨欲將關于世界的知識還原為感覺印象是不成功的，因為關于存在的全稱陳述以及關于將來事件的陳述是不能用感覺印象來確定的。因此后來人們轉向用語境定義（contextualdefinition）和集合論來使知識還原。如羅素的《我們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卡爾納普的《世界的邏輯構造》等都企圖將普遍科學語言翻譯成邏輯的語言，然而這些努力都失敗了，因為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告訴我們，即使有自洽的公理，也不能涵蓋整個邏輯系統。因此，傳統的經驗論走入了誤區。

對傳統的唯理論的挑戰則更為嚴重。唯理論者追求一種內在完備的理性的邏輯建構，以作為知識的基礎，然而這一基礎動搖了。因為，人們已認識到，用以建構的那種元邏輯和元標準根本找不到，前提性知識無法建構。另外，上面所提到的哥德爾定理更清楚地表明了這種邏輯建構的內在缺陷。所以不可能為科學知識建構一個可靠的邏輯基礎。[1]

由以上分析可知，奎因的自然主義的一個來源是整體論（holism）；另一個來源是非再生的實在論（unregeneraterealism），這種實在論所表現的是“除了科學內部可以商量的、不確定的事物之外，毫無惶惑之感的自然科學家的堅定狀態”[2]。這種非再生的實在論的目的是建立科學主義（scientism），而整體論提出的目的則是放棄第一哲學，即傳統的認識論。這兩者的結合使奎因認為應該放棄合理重構，從而訴諸于心理學，把認識論看作是對認識的實際進行過程的記錄，因此認識論者成了科學地探究人類知識獲取的經驗心理學家，“認識論的地位僅僅降低為心理學（因此，是自然科學）的一部分”。（［1］，p.74）

可見，奎因的自然化認識論認為，傳統的認識論雖然受到挑戰，但在新的澄清的意義上認識論還存在，不過此時它已經是自然科學（特別是心理學）的一部分了。它和傳統認識論的一個明顯區別便是我們可以自由地運用經驗心理學。這實質上就是把科學認識論降級到自然科學內部，從而取消了認識論的獨立性地位，代之以心理學等自然科學，因此我們稱以他為代表的一派觀點為科學派的自然主義。奎因的觀點可參見陳波的文章（《自然辯證法通訊》），1995.4.）。在八十年代科學實在論和反實在論爭論不休之時，奎因的自然化認識論思想引發了不同的自然主義流派，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2.R.N.吉爾的工具化認識論

吉爾提出工具化認識論的原因有三個。一是傳統的方法論基礎主義失敗了。例如，萊欣巴赫不是在邏輯中而是在實際行為規則中尋找方法論基礎，哈金（Hacking）論證說，這些規則序列是隨機的，從而也就不知道其是否合理。而卡爾納普則在方法論上采取歸納邏輯的計劃，他的觀點也受到嚴厲的批判。繼卡爾納普等人之后，拉卡托斯和勞丹提出了元方法論。吉爾認為元方法論不能為反對相對主義提供有力的辯護，因為勞丹的策略實際上是直覺主義的元方法論，它是以判斷關于科學合理性的前直覺知識的合理性為起點的，因此本質上講這是一種解明策略而不是辯護，合理性問題因而被抹殺了。可見，元方法論也困難重重。波普爾將其方法論建立在否定后件推理的簡單規則之上，而拉卡托斯（I.Lakatos）已經證明，若遵循波普爾的規則，會將一切理論證偽。如果假定應排斥被證偽的理論，那么一切理論都應被排斥，顯然這是不可能的。綜上吉爾認為，想從事尋找基礎的工作是不可行的，應該放棄方法論基礎主義而選擇自然主義。“對任何科學來講，都不存在哲學的基礎，也不存在探討科學的理論深度的哲學方法，存在的僅是科學方法本身”。[3]

第二個原因是雖然庫恩、漢森、奎因和坎貝爾（Campbell.D.T）等人使心理學、經濟學以及計算科學成為自然化認識論的基礎，但是在吉爾看來，這些學科尚不足以完成這項任務。第三個原因是從六十年代起，認知科學開始出現并且對哲學的內容和方法，以及語言哲學、心理哲學和認識論產生了影響，進而也開始影響到科學哲學。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科學哲學家開始把認知科學作為對科學（作為一種認知活動）所做的哲學研究的一種手段。吉爾正是其中的一位。為把這種研究手段推向深入，1988年以后，他又把認知科學分為三束：①人工智能，②認知心理學，③認知神經科學。其中每一束都為科學哲學的中心研究課題提供了模型。這樣，吉爾自認為已經完成了把科學哲學建立在認知科學基礎之上的任務。這也正是他的工具化認識論（即自然化科學哲學）的核心所在。即“理論是通過一種包括個體判斷和社會關聯兩者的自然過程而被接受（或放棄）的，并不涉及什么理論選擇的合理性原則”。（［3］，p.7）自然主義的科學哲學不需要定義合理性，因為“理論選擇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它從真正的行為者在其實際科學生活所面臨的種種選擇開始”，[4]“對我來說，存在的唯一一種合理性便是為達到已知目的而去運用經驗確認策略的工具”。[5]可見，吉爾把合理性看作是工具性的，因而也就無需對其進行定義。因而我們稱他的觀點為工具的認識論。

伊弗朗（N.J.Efron）和費池（M.Fisch）從合理性的角度出發批評吉爾。他們認為，吉爾的解釋是不充分的，因為它忽視了合理性問題。吉爾在判斷模型的相對優勢時過分強調其自然的模型技巧，過分強調自然的直觀推理（uaturalheuristics），而對刻畫科學活動的模型、發現錯誤以及模型化的系統嘗試等的反省卻不夠重視。因此，“科學和其它人文學科的這一方面——即創造性的、思辨性的、反應性，簡言之即說明的合理性方面——在吉爾的研究中完全被忽視了。”這樣看來，吉爾對科學的說明像其它自然主義者的觀點一樣，確切地講排除了關于科學的很重要的且最需要解釋的方面。他們認為，正是由于吉爾放棄了合理性，才使他的理論的解釋性價值受到了嚴重的限制。由于合理性對科學的探究來說是基本的，因此“吉爾的眾多洞察和深刻的分析的結合并沒有象他所說的那樣能真正地解釋科學”。[6]我們可以把他們的觀點總結如下：一方面，科學不單單是純形式的模型建構過程，它還有非邏輯的因素，后者恰被吉爾忽視了；另一方面，吉爾應該為自己的自然主義的合理性進行辯護，然而他卻放棄合理性，從而也就無法為自己辯護。

總之，吉爾的工具的認識論本質上與奎因的觀點一樣都訴諸科學以解決認識論問題。他們或者把認識論看作心理學的一個部分，或用認知科學研究認識論。二者都使認識論問題“實證”化了，因而在某種意義上取消了認識論問題。不過，與奎因相比，吉爾更加注重工具的合理性，從而上承分析哲學的方法論余緒，而更靠攏美國新實用主義的哲學精神。他以工具為出發點，試圖使自然主義有解決描述和解釋兩方面的認識論問題的能力。但是吉爾忽視了科學認識的文化學方面，這一點伊弗朗是對的。也正是由于這一原因，從庫恩、漢森以來，對科學認識的社會研究（即科學的社會認識論）才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而科學的非邏輯方面也得到了相當深入的研究。從這一點上說，吉爾在自然主義諸流派代表人物中，受傳統分析哲學的影響似乎較深，而同人文主義和價值論最為疏遠。

3.撒加德、丘奇蘭德、西蒙等人的計算化認識論

如果說奎因、吉爾等人的自然化科學哲學的觀點仍然有相當濃厚的抽象理論特色的話，那么，撒加德的思想則試圖實際地把認識論實證化。在《計算的科學哲學》一書前言中他具體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本書用一種解題和歸納的計算機程序來解釋計算的觀念同關于科學理論的發現、評價以及應用等的關聯”。[7]可見，撒加德試圖在計算機的框架內解釋科學中的一系列問題，其觀點如下：

a.理論是在計算機系統中的復雜資料結構；它們存在于由規則、概念以及解題所構成的高度組織的集合之中；

b.解釋和解題是由規則、概念以及解答等作為中介的計算機程序；

c.理論的發現和評價是在解釋和解題的語境（context）中引出的子程序；

d.理論概念是有意義的，因為它產生于發現程序，并且與其它概念有關聯；

e.在科學探索過程中，理論活動和實驗活動都是基本的，二者不可偏頗；

f.科學應如何研究，關于科學如何運行的描述性研究可以作出根本性的貢獻。（p.189）

撒加德認為這個科學理論性質的計算性說明是較全面的。他對PI系統充滿信心，認為它能解決認識論的許多問題（如規范和描述之間的關系）。但是后來他發現PI系統至少有兩點不足。一是，現時的模型不能解釋問題如何出現，因為PI要求的是給出問題；另一個不足涉及到PI中觀察信息的來源，因為許多科學問題產生于觀察和實驗，而PI對新觀察和實驗的來源沒有發言權。（［7］，pp.175—176，）由于PI系統有局限性，所以撒加德近來又發展了他的觀點。他從注重科學自身轉向也注重科學的社會性，并給出一種新的模型，“該模型從布散式人工智能（distributedartificialintellegence.DAI）的觀點出發來看待科學共同體”。[8]亦即對科學的、心理的以及社會因素給出一種綜合的看法，實際上這是一種科學的社會模型。因為此前有一種方法論個體主義學說認為，所有解釋社會現象和個體現象的嘗試肯定只涉及有關個體的事實，據此可知，社會解釋能夠而且最終會被還原為心理學解釋。不管這種學說是否成立，撒加德認為，把科學看作布散式計算的系統并非是以該學說為先決條件的。我們可以把他給出的理由簡單地總結如下：①有的事實具有無法簡化的社會性；②心理學解釋和社會學解釋相互依賴；③對個體計算心理學的解釋也可能用具有社會特點的術語來表述；④社會現象太復雜難以處理。所以他說：“把科學共同體看作是布散的計算系統的觀點并不是把社會問題還原為心理學問題，而是要共同推進對社會和心智的理解”。（［8］，p.10）可見，撒加德并不否認認知個體活動的作用，他的目標是把對個體認知活動的理解和對科學共同體的分析結合起來，從而認識為什么科學的心理學說明和社會學說明可以結合為一體，以達到他所說的“從一種綜合的觀點出發來看待科學史、科學哲學、科學心理學和科學社會學”的目的。

總之，撒加德認為，哲學與科學是連續的。兩者的區別僅在于哲學處理的問題相對于科學來說是較一般的、思辨的和規范的。涉及到推理的哲學分支與心理學和人工智能是連續的。他試圖把科學共同體看作是布散式人工智能，以求用計算機網絡來解決有關問題，從而把科學的心理學方面和社會方面結合為一個整體。

特萬泥對撒加德等人的計算機模型提出五點質疑。可以概括表述如下：

①模型能處理高階的直覺推理嗎？

②模型能處理不確定的交互作用嗎（chancyinteractions）？

③模型能處理視覺的形象化描述嗎（VisualImaginery）？由于計算論者沒有注意到視覺認知的動力學，因此，甚至連這一問題的范圍都沒認識到。

④模型能處理一個廣義的知識基礎嗎？特萬泥認為這里有一個問題，即在一個知識基礎中的那些條目實際上并不真正是原始資料，例如還有一些無認知的評價（如“結果不令人滿意”）等等。“就我們所知，沒有任何計算論者能在數據庫（database）中做到使這樣的信息（指元認知評價之類的信息——筆者）具體化。”

⑤模型能懷疑數據嗎？科學家們一般都懷疑數據。然而，幾乎所有的計算機模型都忽視了這一問題，它們把數據看作是一開始就固定不變的，給出的模型很難把握現實世界中的科學家所面臨問題的范圍。由于存在上述疑問，特萬泥認為，“看來，有必要在一個更大的語境中來考慮計算機模型的作用，這個語境是我們關于科學思想的、發展著的理論語境。”[9]

特萬泥的詰難是有一定道理的。科學理論的發現和科學理論的性質等問題有其非程序性的方面，諸如直覺的、社會的種種因素以及數據真偽性等問題都是不能用計算機來處理的。撒加德等計算論者們把計算機理論泛化，以至使之成為解決所有認識論問題的萬能鑰匙，這里的片面性是顯然的。他實質上用計算機理論取代認識論問題，這同奎因等人本質上是一致的。

以上我們談了奎因、吉爾、撒加德等人的自然主義觀點。總體來說，他們都注重把科學認知的哲學反思與科學本身的實證研究結合起來進行考察。應當說，吸收現代實證科學對認知的若干性質所做的具體研究是值得重視的，現代認識論如果不吸納這些成果，不可能有新的突破，自然化的認識論注意到這一點，這使他們的工作有很大的啟發意義。但是，他們卻使認識論的獨立性地位問題受到了挑戰，甚至把認識論消解為實證科學。而且，在自然主義的界定意義上，作為描述性事業的科學與作為規范性事業的認識論似乎是不可調和的。因此描述和規范的關系對他們來說是無法解決的。許多學者也正是基于這兩者才對他們進行批判。但是，規范性和描述性難道真的不可調和嗎？自然化認識論不能有規范的維度嗎？為了突破這一二難的困境，勞丹才將價值論引入科學認識論之中，從而形成了他的規范自然主義。

二、勞丹的規范自然主義

勞丹提出其規范自然主義的直接動因便是奎因等人放棄了認識論的規范地位。在他看來這是自我毀滅。他主張自然化認識論可以以某種方式保持規范性，從而認識論雖然是自然化的，但卻并不因此而喪失獨立性以至于被徹底消解。

1987年，勞丹明確提出了規范自然主義理論。其原因有兩個：一是勞丹認為科學方法論面臨許多困境。在傳統的科學哲學中，方法論占據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波普爾、特別是庫恩的工作，這種情況一去不返。波普爾把方法論看作約定，因此，沒有了合理性選擇；庫恩則認為方法論標準太模糊，沒有固定不變的方法，方法不能決定競爭理論的選擇。拉卡托斯甚至斷言我們根本提不出什么有根據的建議以使科學家接受或放棄哪個理論。費耶阿本德的綱領是“怎么都行”，主張方法論無政府主義。至于羅蒂則認為一切都應“羅蒂化”。由此可見，在歷史社會學派那里，方法論發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其規范力量已被完全剝奪了。

二是勞丹以前的自然主義方法論觀點并不令人滿意。如奎因認為，方法只不過是對自然科學所用方法的描述，因而沒有規范的力量。這樣，奎因等人便面臨一個嚴重的困難：自然主義應該為自身的合理性進行辯護，但是“合理性是一個非自然的概念，”[10]這樣自然主義要用非自然主義為自身辯護，這是一個悖論。為避免悖論，因此勞丹認為：“方法論的非規范化并不是由其自然化來表征的。恰恰相反，人們可以表明一個完全‘科學的’和徹底‘描述的’方法論將具有一個規范的結果”。[11]可見，勞丹希望在以前的自然化認識論和科學哲學中的相對主義之間找到一條“中間道路”——規范自然主義。具體觀點及評論參見孟建偉和方在慶的文章（《自然辯證法研究》。1992.8；《自然辯證法通訊》，1992.2）。此處不再贅述。

三、“文化派”的自然主義

1.瓦托夫斯基的歷史化認識論

奎因和勞丹等人的自然主義的共同特點是對社會文化的疏離。M.W.瓦托夫斯基（Wartofsky）則注意到認識的文化性，他倡導認識論的歷史化以替代上述認識論。他認為，歷史的認識論開始于如下前提：知識的獲得是人類活動的基本方式，它不能脫離其它形式的人類實踐，因此也不獨立于這些其它形式實踐的歷史性（即其歷史變化和發展）。[12]由這一前提可以引伸出三點論斷：（1）人類認知實踐的適當的研究域并不是抽象的“人類心靈”，而是具體的、有多種特色的歷史的人類實踐域——是社會的、技術的、藝術的以及科學的。（2）認知的進展要通過表征（representation），因為它通過把人工制品作為象征來表現。認知方式歷史地隨社會實踐，因之也隨表征的改變而改變。（3）對所有人類知識而言，不存在固定的、基本的形式或結構，人的心靈隨著各種各樣的歷史實踐的不同而改變，即心靈是一個變化發展的、歷史地自我超越的人工制造物。

瓦托夫斯基認為，卡爾納普的記錄語句為經驗的科學哲學提供歸納基礎，但它并不就是感覺資料。后來卡爾納普放棄了這些而支持他所謂的生活經驗，但即使這樣也還是不夠的，因為在邏輯重構過程中，所使用的資料并不簡單地是經驗，而是描述經驗的語句在操作。但是這些語句——記錄語句——必須依據某種語言，而卡爾納普認為這種語言的選取是出于方便和實踐上的約定。因此瓦托夫斯基說，卡爾納普的這一寬容原則（principleoftolerence）實質上并沒有為任何語句提供內在的或必要的歸納基礎性說明，因此它是一個實用主義或工具主義的社會文化約定。

至于波普爾對理論證偽的說明，瓦托夫斯基認為也有賴于社會心理學。因為證偽的經驗檢驗的構成也是社會文化的約定。奎因和哈貝馬斯都訴諸于語言共同體的共識，對他們來說，真理是基于語言的內在規范。可見，認識論的社會化在當代哲學特別是科學哲學中的進展一開始本是建立在經驗主義基礎之上的。從主體間的可檢驗性到社會選擇、語言約定，都明顯地表現了從經驗基礎的相對化向合理性選擇論題的過渡。由此可見，認識的根據已從傳統認識論的內在的或心智的語境轉移到一個語言共同體的行為的外在的社會語境。

由以上論述，瓦托夫斯基提出應以歷史化的認識論來替代傳統理解的認識論。亦即把認知活動看作是歷史地變動的，這種變動的涵義是指：認知、知覺的方式隨整個人類實踐（包括社會的、技術的、科學、經濟、藝術的實踐）的改變而改變。他把認知活動規定為不僅僅是思想上的，還包括通過實踐形式表現出來的感情活動或主體能力的域；也包括在道德、藝術、科學技術語境中所涉及的判斷方式。又因為人類認知活動不是獨立發生的，它不能脫離各種實踐形式，包括狩獵、生產、社會交往、戰爭、政治等；所以，實踐是認識活動的具體方式。

2.富勒的社會認識論

富勒（S·Fuller）提倡社會的認識論。他認為，“一個對知識的自然化的研究本身就應該運用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的方法和發現”，[13]而作為一門交叉學問的社會的認識論即可滿足這一要求。它本著建構一種規范的科學哲學的目的而把“知識社會學”作為經驗來源。它從三個方面來研究：（1）作為一種元理論；（2）作為一種經驗的研究綱領；以及（3）作為知識策略。

首先，作為元理論，社會認識論的基本功能在于做出一種設計，以重新解釋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在研究時到底在做什么。社會認識論者建構元理論的主要動機在于使知識“自然化”，并且確信知識是在它所涉及的世界之中的。而知識的自然化應該包括的不是認識論的消失，而是使一種界限——認識論和關于知識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界限——消失。近來，后現代主義者羅蒂為了追求經驗的歷史的研究而放棄規范的研究，這表明當代對知識所做的規范的哲學解釋漸漸脫離了社會科學的解釋。社會化的認識論者認為這正是對哲學在科學中的作用的一個錯誤理解的產物。

其次，社會的認識論也是一種經驗研究綱領和一種知識策略的工具。在經驗方面它是雙重的：一是根據預設的科學編年史工作來分析關于知識增長的哲學陳述；二是在認識上把比較突出的歷史事件分解為各個“運作部分”，這樣才能決定一個認識規范的存在與否對事件的出現所產生的不同影響。在策略方面，社會的認識論目的是發展一種修辭（rhetoric），以便把它的元理論和經驗研究轉變為一種增加科學共識性的方法。

3.唐斯的社會自然化認識論

唐斯（S.M.Downs）在富勒等人的基礎上進一步具體地闡述了社會自然化的認識論。他認為，以前的自然化科學哲學不太關心科學實踐的社會本質，所注重的只是用認知科學的成果來解釋科學，因而這種研究是有缺陷的。一個缺陷是采用了認知個體主義（cognitiveindividua-lism），另外，科學實踐的社會性不可化簡。

唐斯認為，R.吉爾、西蒙以及撒加德等人把認知科學的方法用于研究科學理論的變革、評價、本質以及科學發現等問題，用認知科學的經驗成果來充實和約束哲學理論，這是不恰當的。因為他們采取了認知個體主義立場，即完全根據個體的心理過程來解釋認知現象，認為對科學家個人的心理機制的說明能充分地說明科學中哪些因素具有認知特點。他們認為在對成功的科學進行說明時要以認知因素為依據，而對失敗的科學的說明則要應用非認知因素。這一觀點在勞丹的不合理性命題中得到了明確表述：所有合理的科學實踐都可以根據認知因素來解釋，除此之外的部分則由社會學家或心理學家來解釋。可見，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對成功科學的解釋是不相干的，社會因素的積極作用從而被抹煞了。唐斯對認知個體主義進行了批判。他從科學家為什么組成共同體來開展研究這一問題入手進行分析，認為之所以必須組成研究群體，原因首先在于，檢驗或評價假說所需要的不僅僅是心理能力，還要有技術分工和合作。勞動分工是按照技術在科學共同體成員中的分布進行的。其次，單憑個人力量來評價假說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個人能力畢竟有限。所以“科學家們應協力工作以克服個人的經驗限制，從而可以對認知勞動進行分工。如果忽視這一事實，認知科學家也就忽視了科學知識生產所具有十分重要的社會本質。[14]

根據以上的批評，唐斯認為應該在認識論中加入一個社會的維度。他認為科學的社會本質有三個側面：一是理論是公有的財富，它可以跨越時間在共同體中流傳；二是社會相互作用直接導致認知成果；三是應從更大的社會背景上看問題，這對于我們了解某項活動是不是對科學的一種貢獻十分必要。這三個側面有助于明確科學事業的地位，澄清科學共同體與一般社會事業的關系。所有科學實踐至少包含以上三個社會層次。唐斯的總結論是：（1）認知科學如果不放棄認知個體主義，它就不能對科學作出適當的描述性說明，（2）具有某一規范范圍的自然主義科學哲學必然會有一種描述基礎，這種基礎要考慮科學實踐與眾不同的社會本質，（3）科學知識的生產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活動。（［14］，p.66）

瓦托夫斯基正確地看到了認識的獲得是一個歷史的、本身是實踐的、而且不脫離其它實踐的過程。他注意到寬容原則的實用性和約定性，從而提出認知活動是歷史地變動的這一觀點，并把它作為歷史化認識論的整個出發點。這種見解雖然不錯，但卻并不全面。首先，認知活動是變化的，但變化是一切事物的特點。另外，認識有一定的穩定性，在一定時期內相對不變，單純談論認識的歷史變化顯然有失偏頗，不可理解。應該把自然的因素和歷史的因素結合起來才對。富勒主張把社會科學的方法應用于自然化的認知研究。他的觀點得益于知識社會學、科學社會學以及歷史社會學派的主張。自庫恩發表《科學革命的結構》以來，對知識的社會歷史研究漸漸盛行起來，而這已成為社會歷史學派的特征。富勒、唐斯等人進而把自然化的科學哲學納入到整個社會文化背景之中去思考，認為哲學與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是連續的，應該把自然和社會科學方法運用于哲學研究及認識論研究。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面。首先，雖然應用科學的方法于認識論的研究本身無可厚非，但是認識論的研究方法是否一定是科學的方法？認識論是否具有自己獨特的問題和方法？他們這樣做的結果能否使認識論保持獨立性？這些都是成問題的。第二，從奎因開始倡導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連續性，接下來又把計算機科學和其他認知科學成果運用于認識論研究，后來又在自然化科學哲學中加入社會的維度，這里似乎有一個修改傳統哲學所界定的認識論研究域的問題。本來意義上的自然主義所主張的方法論主要是把自然科學方法移植到認識論之中，現在又加入了社會科學的方法。于是整個科學方法（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就是認識論研究所采用的方法。這樣一來，認識論的特殊地位何在？它還屬于哲學了嗎？第三，唐斯批判認知個體主義，注重認識的社會性，認為這樣才能對科學作出適當的描述性說明。這種觀點當然不無道理，然而盡管科學是社會大系統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子系統，離不開社會實踐，但科學本身畢竟有其發展的內在規律。科學認知的本體論基礎是自然界本身，它是獨立于社會的，是價值中立的，在這一點上，科學認知活動的不同層次的主體（科學家個體和科學共同體）具有等價性。因此，對科學認識的說明是不能完全社會化的。在這方面，外史論綱領（如愛丁堡學派的硬綱領）已經宣告失敗。

總而言之，自然主義的本質特征在于承認認識論和科學之間存在連續性，否認這種連續性便是非自然主義。在這一點上，我們所論述的三種自然主義流派符合這一界定。因為它們都認為認識論研究和科學密不可分。自然主義者之間的區別在于在科學和認識論的連續性上采取怎樣的形式，能夠走多遠。奎因等人把認識論同心理學、計算科學、神經科學等自然科學聯系起來，并認為是后者的一部分。顯然這否認了認知的規范特性，使諸如辯護、推理以及證據等規范概念失去地位，而代之以一些自然科學的概念。這實質上就是取消了認識論，走向了一個極端。勞丹等人正因為看到這一點才把規范性，價值論納入自然主義科學哲學之中，認為描述性和規范性可以調和。而文化自然主義者更有甚之，他們注重認識的歷史性、社會性、文化性，主張認識論和社會科學是連續的，然而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帶有人為的、主體色彩的事物，是“想要”的事物，它需要解釋學的詮釋，有賴于對價值的認識和理解。因此可以說，文化自然主義比勞丹更注重認識的規范性，并有走向否認科學認識所具有的描述性，單純強調規范性、價值性的危險，更有走向徹底相對主義的嫌疑。可以說，文化自然主義與其他自然主義的上述異同點使它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我們已經看到，自然主義科學哲學追求的是把認識論和科學聯系起來，在科學的基礎上進行哲學研究。應該說，這種重視科學的思想對當代哲學如何走出困境，如何擺脫基礎主義的陰影等具有很大啟發意義。它本身也是為擺脫基礎主義、本質主義和辯護主義而出現的，在客觀上為西方科學哲學的重構提供了一條思路，但這條思路行不通。對當代自然主義來說，認識論或者成為科學的一部分，或者與價值論等結合，不管所采取的方式如何，認識論的獨立地位已不復存在，哲學已經降低層次、消溶在科學之中，哲學和科學的界線從此化為烏有。這實質上是認識論的取消主義。如所周知，恩格斯曾經說過：“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由此出發，關于認識的本質、發展、評價、解釋等一系列問題，都帶有極大的普遍性。這些問題的性質和解決途徑都屬于世界觀的范疇，它超越于任何一門具體科學之上。歸根結底，認識論取消論不過是重蹈歷史上經驗主義的覆轍。而正如恩格斯所警告的，蔑視辯證法，蔑視哲學的理論思維是“不能不受懲罰的”。恩格斯甚至直截了當地說：“在這里，唯一的問題是思維得正確或不正確，而輕視理論顯然是自然主義地、因而是不正確地思維的最確實的道路。”[15]自然主義作為吸收當代科學成果構建合理的哲學體系的一種嘗試值得重視，但循著這條路走下去，所得到的只能是一朵不結果實的花。

【參考文獻】

[1]參見W.V.Quine:EpistemologyNaturalized.inOntologicalRelativityandOtherEssays(1969),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

[2]奎因：經驗論的五個里程碑，張金言譯，哲學譯叢，1992,p.54（譯文略有改動）.

[3]RonaldN.Giere:ExplainingScience:ACognitiveApproach,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4,XVI.

[4]R.N.吉爾：自然化的科學哲學，哲學譯叢，程煉譯，1989,1.p43.

[5]R.N.Glere:WhattheCognitiveStudyofScienceIsNot?inCognitiveModelsofScience.VolXV.UniverstyofMinnesotaPress,1992,p42.

[6]NoahJ.EfronandMenachemFisch:ScienceNaturalized,ScienceDenatured.HistoryandPhilosophyoftheLifeScience,1991,No.2,p.187—222.

[7]P.Thargard:ComputationalPhilosophyofScience.CambridgeMass.MITPress.1988,XI,p.2—3.

[8]P.撒加德：心智社會——作為布散計算的科學，哲學譯叢，1994.3.p.1

[9]RyanD.Tweney:inComputationalModelsofScientificDiscoveryandTheoryFormation—SanMaterCalif,MorganKaufmann,Pub,Inc,1990,p.481.

[10]R.N.Giere:PhilosophyofScienceNaturalized.PhilosophyofScience,52(1985),p331.

[11]L.Laudan:ProgressorRationality.AmericanPhilosophicalQuarterly.Vol.121,p.19—23.

[12]Marx·W·Wartofsky:EpistemolgyHistoricized,inAbnerShimonyandDebraNails(eds).NaturalisticEpistemlolgy.1987.D.ReidelPublshingCompany,p.358.

[13]SteveFuller:EpistemologyRadicallyNaturalized,inCognitiveModelsofScience—MinnesotaStudies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Vol.XV.1992,p.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