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資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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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綠色發展；外商直接投資（FDI）；產業結構；污染密集行業

中圖分類號X19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

20世紀70年代以來，環境問題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2012年，在我國十報告首次單篇論述“生態文明”，全國黨代會報告第一次提出“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建設美麗中國”，將經濟綠色發展――即發展仍是首要，不過是要求在發展的過程中盡量減少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朝著環境友好和資源節約的方向前進[1]――設定成實現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終極目標的過程。然而，隨著在華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我國環境也有惡化的趨勢。針對外商直接投資是否是造成東道國污染主要原因這一問題，目前已有研究尚無定論。現有的研究多以實證或案例分析為主，尚缺乏貿易理論角度的分析。為探究“污染天堂”是否存在于我國，本文創新的將FDI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相結合，理論分析“污染天堂”存在的可能，進而使用我國第三次工業普查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確實以污染密集型行業為主，但其影響的還不嚴重，即便如此，為實現綠色發展，我國應從宏觀戰略層面上引導外商在華直接投資。

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引進國的同時，我國環境污染問題呈現惡化趨勢。在過去的三十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以貨幣度量）年均增長率約為16.3%，至2011其總量達到1 160.1億美元；從合同利用外資項目數分析，1979年至2011年累計達65.98萬項，其中，2011年為2.75萬項[2]。在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和FDI 流入的大背景下，不容忽視的一個現實是我國的環境狀況也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標（工業廢水、工業廢氣以及工業SO2）從1992年至今各項指標基本上呈逐年增加的態勢（圖1）。其中，工業廢氣持續增長，在1992-2010年間增長高達479%；工業SO2排放在1992-2006年間快速提高，增幅達到69%，隨后出現緩慢下降，相對于1992年依然增長41%；工業廢水在有效控制之后，排放基本保

持不變，這凸顯了政策選擇對污染排放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國內外不乏就FDI的流入與環境污染之間的直接或間接作用機理的研究，但是相關研究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污染天堂”假說認為FDI的流入會對東道國的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其假說檢驗表明，由于發展中國家具有較低的減排成本以及松弛的環境規制，發達國家往往會選擇這些國家進行污染密集型產業的直接投資。當環境政策規定的環境邊際成本很低時，會由于某些策略性原因出現環境傾銷現象[3-4]。另外，經濟一體化會帶來更多的污染避難所，出現所謂“向（環境標準）底線賽跑”，經濟一體化會帶來更多污染避難所的出現[5-6]。然而，基于跨國公司和本土企業的環境業績比較研究，現有部分文獻認為“污染天堂”假說在統計上并不顯著。這些研究認為東道國環境惡化并不是跨國公司造成的，因為跨國公司的環境業績一般比本土企業做得更好。通過對馬來群島的研究，Jenkins表明外資或是外資控股的企業會更多的使用環保技術，環境業績比本土企業要好[7]。利用國有企業、私有企業和跨國公司的環境治理水平數據，Wang和Jin實證研究表明在中國環境業績最好的是國外的跨國公司，其環境治理水平優于我國國有或私人企業并在統計上顯著[8]。上述研究都僅是從實證角度出發，尚缺乏從貿易理論角度進行分析。為填補這一空白，本文首先構造貿易理論模型，進而將FDI區位選擇模型引入其中，建立FDI污染轉移模型，分析“污染天堂”存在的可能性；其次，運用我國的工業行業分布數據，我們將實證檢驗FDI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集中于我國污染密集程度較高的工業行業。

楊博瓊等：中國綠色發展和外商直接投資政策選擇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年第10期1在華外商直接投資產業分布基本情況

本文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的產業結構依據國家統計局2003年第14 號文件《關于印發〈三次產業劃分規定〉的通知》的標準。其中，第一產業指農、林、牧、漁業；第二產業指工業和建筑業；而第三產業為除第一、二產業以外的其他行業，例如：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等。圖2FDI在各個產業分布圖

Fig.2Distribution of FDI in three sectors圖2表明，從流入中國的FDI在三大產業內的分布看，FDI在三大產業是非均衡分布，第二產業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中占主導地位[9]。在2010年，實際投向第二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占中國同期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66.2%，從投資絕對值角度看，從1995至2010年，2001年的第二產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的絕對金額是這一時期最高的，達534.48億美元；1999年最低，為283.85億美元。與第二產業占比相比，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的金額、比重很小。

然而，FDI在第二產業中的比重在2006年出現了結構性變化。1995-2005年間，我國第二產業中的外資流入平穩增長，從1995年的69.6%增長到2005年的74%。其中，2001年第二產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最高，一度達到77.2%。從2006年開始，在我國產業政策調整的多方驅動下，FDI在第二產業中的比重逐漸降低，2006年降為67.4%，2007一年之間下降了10個百分點為57.3%。從此，FDI在第二產業中的份額一直停滯。

盡管從基本的產業分布來看，FDI還是主要分布于污染較為密集的第二產業，但是FDI集中于制造業主要是因為產品更接近國內消費市場和追逐低勞動力成本，因此簡單的產業分布及其趨勢分析不足以證明我國存在“污染天堂”現象。

2FDI污染密集程度理論研究

關于FDI區位選擇問題，現有文獻表明稅收、市場的其他要素以及政府的功能是影響FDI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企業稅及稅收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FDI的流動方向和速率[10]。另外，稅收的量能、方式和政策的穩定性是影響FDI區位選擇的重要要素[11]。還有，經濟的集聚作用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吸引FDI[12]。對于在華FDI區位選擇影響因素論述較為完全的是Leonard和Yum，他們認為對于在中國的FDI區位選擇比較有影響的是市場的大小、基礎設施完善程度、政府政策以及勞動力的價格，也就是預期收入和成本因素[13]。

針對環境污染與環境稅收即有理論也有實證分析。Markusen理論推導出稅收對跨國公司去留存在負向作用機理，即稅收過高跨國公司則被驅走，反之亦然[14]。Murat，Emmanuel和Anastasios都認為環境稅對跨國公司區位選擇有影響，與Markusen不同的是，這兩篇文章主要研究的是稅收政策的確定性問題而非程度問題[14-16]。前者分析了在環境政策不確定的情況下，競爭性企業區位選擇的最優解[15]，后者分析了環境政策的時間連續性與企業區位選擇的關系，例如獲得專利的企業傾向于環境政策穩定的政府[16]。值得注意的是，環境稅收問題的研究對象均為污染企業，如果從行業角度來看，這些企業均屬于工業行業。這也暗示非工業企業的污染是相對輕微，對于污染稅或環境規制也不會特別敏感。

基于貿易理論，有關學者從全球分工的角度就這個問題作了比較系統地分析[17-18]。前者對于全球貿易分工理論分析認為，由于發達國家收入水平相對污染比例較高，所以發達國家的污染稅征收較高，因此會迫使產業鏈上污染密集的部分轉移到發展中國家[17]。Dean和Lovely拓展了Copeland和 Taylor的模型，對于中國的貿易對環境的影響作了詳盡的研究[18-19]。其理論貢獻是將加工貿易從普通貿易中單列出來，對于以利用東道國低要素成本為目的FDI生產（即垂直型FDI）生產進行了分析[12]。該文也同樣認為產業鏈中的污染密集部分會被世界分工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盡管這兩篇文章都是以工業為研究對象，但是僅考慮了垂直型FDI，缺乏對以進入東道國市場為目的FDI（水平型FDI）區位選擇的分析。為填補這一真空，本文將綜合考慮水平型和垂直型FDI的區位選擇，對工業部門的FDI區位選擇進行理論和實證分析。

2.1污染的供給函數

污染作為公共物品，由社會上所有的消費者提供。假定全社會有N個消費者，所有消費者的偏好是類似的，每個消費者的效用由普通效用和污染損失所組成，且兩種效用是可以分離的，則代表性消費者的效用函數表示為：

U（x，y，z）=u（x，y）-h（z）（1）

其中，u（x，y）是同階單調遞增的凹函數，函數h是單調遞增的凸函數。

于是，當產品價格人均收入和污染量給定時，消費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其間接效用函數為：

V=u（I）-γZ（2）

其中，I是居民的收入，等于全社會產出G的人均值，即I=G（P，τ，Z，K，L）5N。

遵從Copeland和Taylor假定產品價格不會變化[12]。由此，代表性消費者的間接效用函數由收入所帶來的效用減去污染所帶來的效應組成。根據薩繆爾森公共物品的需求定理：如果全社會污染總排放為Z，政府的污染稅為τ，為了使其效用最大化，公共物品的稅收等于所有人的邊際成本之和。政府的稅收由代表性消費者的利潤最大化來決定，其表達式為：

τ=-NVZ/VI=Nγ5u’（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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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廣大中西部地區2002年吸引外資只有70.17億美元，僅占我國利用外資總額的13.31%。從增長幅度看，吉林（-27.51%）、河南（-11.38%）、山西（-8.11%）、重慶（-23.44%）、甘肅（-17.57）、新疆（-5%）和四川（-4.47%）等地均出現了程度不同的負增長。

可見，外資在各地的分布狀況與我們期望填補中西部地區的資金需求缺口、縮小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如果不能有效地改變外資的這一流向，將加大我國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

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產業也呈現出二元性的特征：

首先，絕大多數外資在華投資的行業是第二產業中的制造行業，行業的協議投資金額達到了全部協議金額的60%左右，在這一行業中勞動密集型投資多于技術密集型投資，其結果使得制造行業成為外商轉移過時設備和過時技術的接收者，同時，抑制了我國在機械制造方面的自主研發能力。其次是房地產業，該行業協議資金額達到了全部協議金額的10%以上。剩余不到30%的外商直接投資分散在其余類別的行業領域中。

而對于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急需的高新行業和資金短缺行業，如交通運輸、電信通訊、科技服務業、教育文化業和農林牧漁業等，外資并未給予積極的資金補充。根據對各行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分布情況分析，我國對外資的利用過于集中在成熟行業，外資未能充分引導新興行業的開發，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產業結構的失衡。

從外商投資的動機來看，二元性亦很明顯。

外商對我國經濟較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的投資動機以加工貿易為主，原料和市場“兩頭在外”。近幾年，東部地區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額一直占我國加工貿易進出口額的七成左右。2000年，我國廣東、福建、上海、江蘇和北京等九個省市占全國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的97%。

而外商投資于中西部地區的目的卻大不相同，因為，與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地區一方面表現出自然條件的不同，另一方面表現出產業結構的不同。西部地區地處內陸，自然資源豐富，市場廣闊，是“兩頭在內”，由于地處內陸，交通不便，發展傳統的加工貿易沒有優勢。因此外商對中西部地區的投資動機多以開發當地市場為主。從而導致無論是合資還是兼并、收購中國企業，外商普遍要求控股，即使一時控股不成，在合資經營后，以增資擴股的手段迫使資金短缺的中方讓股，從而取得控股權，以達到控制當地市場、形成壟斷局面的目的。

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二元特征的負面影響

1.進一步造成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

外資大量涌入東部地區，使當地體制漸與國際接軌，特別是入世后這一進程進一步加快，先行、先發優勢更加明顯。而中西部地區由于存在著外商投資乏力導致的弱帶動效應，在所有制結構和產業結構方面調整較慢，進而造成在地區經濟發展方面，與東部地區間的差距越拉越大。2002年，東、中和西部地區GDP總量分別為70744億元、31385億元和15891億元，東部地區與中部地區的差距較1999年有所擴大，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的差距也在擴大；2002年，東部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16490元/人，高出全國水平一倍多，而中部和西部地區則分別較全國平均水平低12%和30%。

2.拉大地區間的居民收入差距

目前，從城鄉居民收入看，2000年東部地區與中部地區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擴大了5.39倍，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擴大了3.58倍；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2000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擴大了6.07倍，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擴大了3.94倍。

造成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外資大舉投入東部地區，帶來了新的科學理念，有力地推動了東部地區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的改革與發展，其步伐明顯快于中、西部地區，成為不斷增長的財政稅收和居民收入的主要源泉。

3.造成內地失業嚴重

外資企業在我國中西部地區依靠自身的雄厚實力，通過占領當地市場的手段，大范圍擠垮當地的民族企業，進而造成從民族企業中失業的人數遠多于外資企業吸納的人數。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中國的軟飲料業。在改革開放前，中國內地有無數的小汽水廠，吸納了大量工人就業，軟飲料的生產不可謂少；但是經過外資“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20年在中國的直接投資，這些中國的民族汽水廠幾乎被消滅干凈，光可口可樂一家就占了中國軟飲料市場的50%，致使成千上萬的飲料行業工人失業。這絕不是一個個別的特例。中國內地的許多行業中都出現了這種情況，比較突出的就有感光材料、燈泡、家化等產業。

抑制外資二元特征負面效應的對策

（一）強化中西部地區的引資質量

實踐表明，我國中西部地區要想不斷提高引資質量，就必須在依靠國家反梯度性優惠政策、加強當地投資環境建設的基礎上，采取適合當地情況的吸引外資措施。

1.將外資重點引向“輻射極”

目前我國中西部地區招商引資的熱情極高，但在各自為政的招商過程中，容易出現彼此惡性競爭，提高引資成本的現象，從而分散、弱化引資效應。因此，國家應成立相應部門，對中西部地區的招商引資活動進行宏觀管理，著力將外資引入具有擴散效應的中心城市，通過培育“輻射極”，由點到面，帶動整個中西部地區逐步走向繁榮。“輻射極”擁有相對的資本、技術和規模優勢，其經濟實力能迅速增長并對鄰近地區產生輻射，發揮著“吸引中心”和“擴散中心”的雙重作用。當前重慶、武漢、鄭州、西安、蘭州、烏魯木齊等城市都具有相當經濟實力，可以成為鄰近地區的輻射中心。國家宏觀調控部門應有意識地把外資重點引入各“輻射極”，形成資本、技術相對密集的產業帶和工業區，使整個中西部地區呈現出多層次技術和產業并存的局面。這不但有利于增加外資的技術含量，而且還有利于優化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

2.以中西部地區的自然資源吸引外資

我國中西部地區擁有豐富的森林資源、水力資源、礦產資源和旅游資源，但由于資金、技術等因素的限制，這些資源遠未得到充分利用。把外資引入這些領域進行開發利用的前景極為廣闊。為此國家可建立各省或整個中西部地區的自然資源信息庫，通過對中西部地區的自然資源進行考察，根據市場供求關系，評估資源的開發價值，并將各種數據資料進行綜合匯總。這不僅有利于我們掌握中西部地區的自然資源分布及現狀，做到心中有數；而且在外商進行投資項目選擇時，便于他們通過信息庫獲得信息資料，找到合適的投資項目。

3.利用外資與中西部地區的工業發展相結合

首先，中西部地區在發展經濟中不僅缺少資金，而且缺少產品、技術和機制。在工業結構方面，重工業畸形發展，而投資少、見效快、積累高的現代輕工業發展則十分滯后。因此，中西部地區應大力利用外資發展現代輕工業，補上輕工業不足這一課。其次，利用外資應與大中型國有企業改革相結合，堅決走以現有大中型國有企業為依托的道路。龐大的存量資產是歷史留給中西部地區的一筆寶貴財富，在吸引外資方面有著不可低估的價值。所以，在利用外資時，一定要和中西部地區的國有企業改革相結合，通過引資帶動產品開發，使之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推動國有企業技術水平與經營機制的改造和提高，讓國有大中型企業在利用外資過程中得到振興。

（二）合理調整外商投資的產業結構

為適應世界經濟結構加速重組和科學技術加快發展的大趨勢，我國應進一步完善《鼓勵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要通過有關政策措施的導向使外商投資結構的變化與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相一致，至少是改變外商投資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傾斜。

第一，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力度，相對降低對工業的投資力度。引導外資更多地進入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以提高農業的發展水平特別是科技水平，促進第三產業的較快發展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相應地降低對工業的投資比重，以適應和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優化的推進。第二，引導外商增加對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相應減少對一般加工工業的投資。從推動我國結構升級的角度看，“十五”時期需要加快技術密集型產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因此，應引導外商更多地進入技術密集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同時減少對一般加工工業的投資比重。第三，引導外商投資更多地流向一些薄弱的第三產業部門。目前，外商對我國第三產業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以及商業和交通運輸等部門，而對金融保險業、衛生體育、社會福利業、科研和綜合技術服務業，以及教育文化藝術等部門投資仍較少，所占比重很低，可這些產業的發展既關系到國內需求的擴大，也關系到其他產業發展水平的提高，隨著我國加入WTO和對外經濟政策的調整，這些第三產業部門勢必要擴大對外開放的程度，因此，應當有步驟地引導外商增加對這些行業的投資，以引導這些行業的發展和經營效率的提高。

同時，著力將外資引向高新技術項目。在繼續吸引境外中小企業前來投資的同時，精心挑選一批對外商有吸引力的科技招商項目，按照國際規范進行包裝，在政策范圍內配套項目投資所需要的各種基本條件，并制定相應的配套政策；設立外商投資風險扶持金，鼓勵外資參股科技項目，創造條件讓科技項目在海外上市融資；在重要開發區域，與外資、大財團合作組建中外合作的高科技新產品研發和生產中心；積極推動我國各類大企業集團與國際高科技項目對口合作，促進我國產業結構調整。

（三）采取措施適度保護國內民族企業

1.充分認識當前對國內市場實行適度保護的必要性。

我國是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經濟現代化只能走國內市場為主、國外市場為輔的市場發展戰略。國內市場是我國國有企業賴以生存的基礎，國有企業只有在國內市場中不斷成長壯大，我國經濟才有望真正實現健康發展。在經濟日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我們一味追求經貿自由化的潮流，不對國內市場實行適度保護，我國民族工業將受到致命沖擊，從而導致最終喪失民族經濟的獨立性。因此，盡快在我國人民的思想觀念中樹立“保護意識”是當務之急。

2.實行“優先國內采購供應原則”

目前，即使在市場開放度最大的美國也有“購買美國貨”的立法。可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更應通過實行“優先國內采購供應原則”，從采購和供應兩個方面對生產過程的投入要素進行約束。在采購方面的限制是：與同類外資或進口產品相比，國內產品的質量相同，且采購成本不高于外資或進口產品成本時，采購方必須優先向國內企業采購。在供應方面的限制是：當某種國內產品在國內外市場都有需求時，只要國內需求者提出的交易條件不低于國外需求者的交易條件，供應方必須首先向國內供應。這樣將進一步增強我國人民的“國貨”意識，支持我國企業早日壯大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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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資外資政策外資效應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外資政策的不斷調整，我國利用外資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正確分析我國利用外資的正負效應，有助于我們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從而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資。

1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資政策的演變

1.1初創階段（1979～1985）

這一階段的主要舉措為：轉變指導方針，由排斥外資轉向利用外資；設立經濟特區和沿海經濟開放區，實行特殊靈活和優惠的外資政策；開始制定外資法規，1979年7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是我國第一部吸收外商投資的法律；成立外資管理的專門機構，1979年8月國務院設立了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全國的利用外資工作，1982年3月合并成立對外經濟貿易部。

這一階段的特點表現為：外資政策是非常粗略的，并缺乏可操作性，對外資流入實行限制的特點非常突出，且沒有形成全國統一的外資政策體系。

1.2發展階段（1986～1993）

這一階段的主要舉措為：進一步明確利用外資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重大意義以及利用外資的指導思想和戰略部署；建立了一系列利用外資的法規體系，包括《關于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指導吸收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等；對外資實行普遍的優惠政策；建立針對外資的分級管理體制。

這一階段的特點表現為：在指導思想上已經完全確立了積極利用外資的觀念，對外資的限制不斷取消，外資允許進入的規模和領域不斷擴大；外資政策激勵的重點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盡管仍然對外資實行一定的限制，但實行鼓勵和優惠的特點更加明確；形成了全國統一的外資政策體系。

1.3調整階段（1994～2001）

這一階段主要是針對第二階段利用外資實踐中出現的種種問題，通過制定相應的政策加以規范，同時根據加入WTO的需要，逐步取消對外資的一些限制，對外資實行一定程度的國民待遇。采取的主要措施表現為：①1995年6月我國重新了《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同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將外商投資產業鼓勵類、限制類和禁止類項目具體化。除此之外，皆為允許對外開放的領域；②1997年12月，修訂了《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擴大了國家鼓勵外商投資的范圍，突出了產業重點，同時體現了鼓勵外商向中西部地區投資的政策；③1999年8月，外經貿部等部門就進一步鼓勵外商投資制定了相關政策措施，鼓勵外商投資企業技術開發和創新，加大對外商投資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

這一階段的特點表現為：對外資的限制大幅度取消，國民待遇原則越來越明顯；對外資的優惠政策仍然很突出，但相應的規范和管理有所加強；外資政策逐步與國際慣例特別是WTO的規則接軌；單純依靠優惠政策來吸引外資的傾向有所緩和，但尚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

1.4完善階段（2002～）

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根據WTO的規則和承諾，于2002年3月4日經國務院批準，4月1日起施行由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和外經貿部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及附件，在投資準入方面進一步開放，其主要變動如下：①將鼓勵類目錄由186條增加到262條，而限制類目錄由112條減少到75條，大幅度放寬了行業準入限制；②擴大投資領域，逐步開放金融、保險、電信、物流等知識密集型服務業；③投資地域多樣化，鼓勵外商投向中西部地區，參與正在實施的中西部大開發戰略；④投資方式多樣化。

2利用外資的正效應

我國利用外資數額的不斷增加，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增長，其正效應十分突出，主要表現為：

（1）利用外資促進了我國GDP的增長。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的分析結果，1981～2000年，在我國GDP年均9.7%的增長速度中，大約有2.7%來自于利用外資的直接或間接貢獻。羅余才、嚴俊（2002）對20世紀90年代國際直接投資（FDI）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分析表明，FDI增加1%，GDP將增加0.396736%，說明FDI流入對中國GDP增長的影響是正面的。

（2）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產值對全國工業總產值的貢獻也是非常巨大的。從1990～2001年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不斷上升，由1990年的2.28％上升到2001年27．98％。同時，外商投資企業上繳的稅收對我國的工商稅收也起了重要作用，增加了我國的財政收入，外商投資企業上交的稅收占我國工商稅收的比重逐年上升，從1992年的4．25％上升到2001年的19．01％。

（3）利用外資增加了我國進出口總額。1986～2001年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進出口總值占全國進出口總值的比重持續上升，從1986年的4．04％上升到2001年50．83％。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進出口總值的年均增長率為34．66％，高于全國進出口總值的年均增長率（13．75％）21個百分點。FDI促進了市場份額的不斷擴大，1985年中國占世界出口市場的份額不足2%，2000年則上升到6%以上，同時也改善了出口結構。

（4）利用外資為我國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隨著外資企業的不斷增加和擴充，外資企業需要的勞動力數量也不斷增加，從而有利于緩解我國部分就業壓力。

3利用外資的負效應

利用外資對國民經濟增長產生正效應的同時，對經濟增長的負效應也是不容忽視的，主要表現為：

（1）由于外商投資結構的失衡，從而加劇了我國地區投資結構和產業投資結構的偏差。外資在我國的地區分布極不平衡，2003年，中、西部地區實際利用外資分別為59.21億美元和12.14億美元，占我國利用外資總額的11.07%和2.27%，而東部地區實際利用外資為458.05億美元，占我國利用外資總額的85.61%。另外，外商全年投資394.17億美元于第二產業，占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73.67%，對第

一、第三產業的投資則分別為10億美元和127.94億美元，各占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0.19%和23.91%，這說明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第二產業的比重過重，高新技術產業、第三產業及第一產業的投資比重過小，將不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及優化。

（2）外資來源渠道過于集中，使得我國經濟過于依賴個別國家。中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資金主要來自亞洲地區，其次是北美，第三位的是歐盟。2003年，亞洲國家和地區繼續作為最主要的外資來源地，對華實際投資額為340.07億美元，占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63.56%，而來自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國際資本較少，尤其是來自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投資規模少，比例小，并且不夠穩定。這種投資來源的不平衡性將不利于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也使我國經濟安全的系數有所下降，風險隨之增大。

（3）“超國民待遇”的引資政策導致外資對內資產生“擠出效應”，國內投資需求不足。為了吸引外資，我國政府在稅收、企業經營管理和原材料供應、銷售渠道等方面給予外資種種優惠，使外資企業享受的待遇優于內資企業，形成“超國民待遇”，內資企業不能與外資企業公平競爭，從而造成對內資的“擠出”。另外不加限制地盲目利用外資加重了我國的債務負擔，并造成對外資的技術依賴，以致國內技術創新的勢頭減弱。

4小結

篇4

外匯儲備，是指各國貨幣當局持有的以國際貨幣表示的流動資產，在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的當代經濟社會，外匯儲備對于一國經濟的穩定發展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國連續十多年保持國際收支順差，外匯儲備規模逐步增大。根據央行的報告顯示，2009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突破2萬億美元大關，達到21316億美元，同比增長17.84%，是全球第二大外匯儲備國日本的兩倍。同時，隨著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加人WTO中國外資政策逐步開放，經濟高速增長，在此期間，流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FDI）規模迅速擴大，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1986年流入中國的合同FDI總額僅為33.30億美元，實際FDI總額為22.44億美元。自1992年以來，FDI占全部利用外資的比重就超過了50%，此后該比例逐年增加，中間略有波動。2008年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為1083.12億美元，較2007年增長29.68%（中國商務部，2009）。FDI已經成為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

那么中國FDI的大量流入與外匯儲備的巨額增加是否有關呢？影響究竟有多大呢？理論上講，首先，FDI的流入直接增加了中國外匯流入量，使得外匯儲備增加；其次，FDI的流入會帶來出口的增加，但另一方面又會使資本輸入國技術、原材料、設備等的進口增加，而這兩方面必然會影響國際收支的經常賬戶，從而間接影響外匯儲備.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1986-2008年的年度數據，實證檢驗FDI、出口這兩個國際分工主要變量對外匯儲備的影響，以探索從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的角度去改善由高額外匯儲備引致的相關問題的有效途徑。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學者的研究

FDI對外匯儲備的影響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重商主義時期，托馬斯·孟（重商主義的代表人物）認為，國際收支順差是一國財富增長的源泉，但只有貿易順差才真正帶來財富增長，而資本的流入則不會。從而使得外資在很長一段時間被認為不利于一國的國際收支平衡且對一國外匯儲備起消極影響。

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蒙代爾（RobertA.Mundell，1957）最早提出投資與貿易的替代模型。他從標準的兩國貿易模型出發得出以下結論：障礙性投資會刺激貿易，障礙性貿易會刺激投資，故兩者是完全替代關系，資本跨境流動會使得一國國際貿易惡化。

H.Chenery和A.MStrout1966年提出“雙缺口”模型，主張外資的流入可以同時彌補發展中國家國內儲蓄不足以及貿易逆差兩個缺口，是平衡國際收支的重要手段。但他只考慮到FDI對國際收支的當期影響，并沒有考慮到FDI流入的長期影響。

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日本一橋大學的小島清（K.Koyimo）教授，對蒙代爾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提出挑戰。他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已不再是簡單的資本流動，而是包括資本、技術、經營管理和人力資本的總體轉移。在此基礎上，投資國可以集中精力創造和開發出新的技術和比較優勢，從而使兩國間的比較成本差距擴大，為更大規模的貿易創造條件，因此認為國際投資并不是直接替代國際貿易，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促進作用。在很多特殊情況下，國際投資可以創造并擴大對外。

（二）國內學者的研究

FDI是中國最主要的外資流入方式，對中國外匯儲備的大幅增加造成了深遠的影響。目前許多學者研究了FDI流入對國內經濟增長、對外貿易、匯率等多方面的影響。與此同時，也有學者探討了外匯儲備規模增長的多方面經濟后果。

何青、楊曉光（2003）通過建立一個多元線性方程組，測算FDI對中國外匯儲備的長期影響。他們發現其影響因子為0.63，FDI對外匯儲備增長的實際貢獻已經接近出口對外匯儲備增長的實際貢獻，并且有逐步增強的趨勢。

姚宏善、楊海叢（2005）運用協整方法分析影響外匯儲備的多種因素，認為FDI、出口和GDP與外匯儲備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這些因素共同促進了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

朱金生、楊維梁（2005）運用基于錢納里、斯特勞特的“雙缺口”模型，建立FDI與外匯儲備的關聯模型，發現兩者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

周靖祥、劉渝琳（2007）認為FDI對外匯儲備的貢獻可歸結于貿易順差來源和直接的資本項目來源兩個方面。相對于出口商品貿易，FDI對外匯儲備增長的貢獻更大。

楊記軍、王榮濤、肇啟偉等（2008）對1985－2006年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外匯儲備規模增長之間關系的檢驗表明，外國直接投資是促進中國外匯儲備增長的重要原因。

通過以上文獻簡述可以發現，FDI對中國外匯儲備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關系，但是本文希望通過實證檢驗FDI、出口這兩個國際分工主要變量對外匯儲備的影響，以探索從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的角度去改善由高額外匯儲備引致的相關問題的有效途徑。

我們將在上述文獻基礎上，首先從定義出發建立一個外匯儲備增長與FDI流入的模型，借用協整理論建立FDI與外匯儲備之間的動態方程，然后運用前面建立的方程進一步具體分析FDI對中國外匯儲備增長的貢獻，并對中國外資政策提出相應的建議。

三、模型設定與數據選取

（一）模型設定

一國的外匯儲備是本國貨幣當局持有的、可以用于平衡國際收支的資產，主要來源于本國國際收支順差。沒有特別說明時，國際收支盈余或者赤字都是指IMF倡導的綜合差額，它通過一國變動官方儲備來彌補國際收支不平衡。一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包括四個方面：經常賬戶、資本和金融賬戶、儲備資產、凈誤差與遺漏。而凈誤差與遺漏相對而言數額較小，可以忽略不計。于是我們可以得到如下會計恒等式：FERt=CAt+KAt。

其中FER表示第t期的外匯儲備量，FERt則表示了第t期外匯儲備的變動額，CAt表示第t期的經常項目余額，KAt表示第t期的資本與金融項目余額。進一步的我們有：CAt=EXt-IMt，KAt=FDIt+Dt。其中EXt表示第t期本國產品的出口額IMt表示第t期進口額，FDIt表示第t期外商直接投資額，Dt表示第t期除FDI外資本與金融賬戶的變動額。

在此，外商直接投資作為主要的分析目標，可以對Dt進行忽略不計：FERt=Ext-IMt+FDIt。

則上式便大致表現了對外匯儲備增長具有影響的三個經濟變量，可以運用這幾個變量來共同解釋。其中FDI和出口對外匯儲備的影響是本文分析的重點。

（二）數據選取

本文采用1986-2008年的年度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直到80年代中期，中國才開始深層次的經濟改革，之后的FDI和FER的數據比較穩定和較能體現他們之間的關系。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歷年實際利用外資額（FDD、產品出口額（EX）、進口額（IM）以及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歷年年末外匯儲備額（FER）。為了幫助消除異方差，更好的說明各變量間的關系，提高方程的擬合度，對實際數據時間序列取其對數。

四、模型的檢驗

（一）ADF檢驗

由于經濟變量一般都是非平穩的，具有時間趨勢，如果直接進行回歸，就可能產生偽回歸現象。所以，對非平穩變量間進行回歸分析，首先應該考慮和檢驗變量的平穩性。

單位根檢驗表明，變量INFDI、LNFER、LNEX、LNIM的水平序列不能通過ADF檢驗，即這三個變量是不平穩的，對其進行一階差分仍沒通過ADF統計量的檢驗。通過二階差分后的結果如表1所示，四變量的二階差分序列的ADF統計量的值均小于5%（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因此，變量INFDI、LNFER、LNEX、LNIM都為I（2）平穩序列。

（二）協整檢驗

ADF檢驗變量的平穩性之后，就需要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關于協整關系的檢驗有很多，本文利用Johansen提出的協整似然比檢驗法來判斷多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即驗證四者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得到協整檢驗的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3和表2的結果可以得出，協整檢驗的特征根跡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對應原假設none的檢驗統計量均大于5%（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即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絕無協整關系的假設。說明INFDI，LNFER、LNEX、LNIM四個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而且根據atmost1、atmost2、atmost3的統計檢驗量值均大于5%（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表明這五個變量之間存在不只一個協整關系。現得協整方程如下：LNFER=11.83FDI+9.01LINEX（2.52）（2.08）

根據協整檢驗得知，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出口，進口與外匯儲備存在長期均衡穩定的關系。由協整方程可以得出，外商直接投資、出口，與我國外匯儲備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從方程的回歸系數情況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對外匯儲備的貢獻最大，出口的作用次之。

方程結果表明，我國貿易出口和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這既符合經濟理論又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按照經濟理論，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直接影響外匯儲備，也可以通過間接過程即通過促進出口來影響外匯儲備。通過協整方程，外商直接投資對外匯儲備的作用比較大，一單位對外投資的增加，可以增加11.83單位的外匯儲備。而出口一單位的增加，能使外匯儲備增加9.01個單位。外商直接投資的直接作用要大于出口對外匯儲備的作用。這似乎不合乎經濟理論。但是，認真分析下我國出口貿易存在的問題，就不難發現其奧秘了。長期以來，我國貿易以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其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很低，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出口份額占出口總額的比重較大，外商直接投資的間接作用較為明顯。

（三）格蘭杰因果檢驗

為進一步分析有關的時間序列與外匯儲備之間的關系，我們進行了格蘭杰因果檢驗。從所得到的結果分析得出（見表4）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外國直接投資、出口總額、進口總額和實際匯率都是外匯儲備的格蘭杰原因。

由格蘭杰檢驗結果可知，在5%的顯著水平下，進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是影響外匯儲備的因素，但是外匯儲備的增加不會對外商直接投資有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對外匯儲備的的影響是單方面的。

五、實證結果分析與結論

（一）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基于前人研究，采用1986-2008年時間序列數據，運用ADF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研究了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出口貿易與外匯儲備之間的關系。實證結果顯示，FDI流入的確提高了中國產品的競爭力、解決了中國長期的資本缺乏，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FDI可以從增加外匯、影響國際貿易、促進經濟發展、通過匯率機制等多渠道影響一國外匯儲備。其中，出口和經濟增長對外匯儲備具有正向作用。就中國情形而言，我們發現FDI、出口、進口、外匯儲備均為不平穩的Ⅰ（2）過程，但它們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可以認為，FDI、出口、進口、中國外匯儲備增長的長期決定因素。從長期來看，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等都對外匯儲備有格蘭杰因果關。

分析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對外匯儲備變動的影響“不能簡單地利用會計平衡方程直接計算”而應該綜合考慮影響外匯儲備變動的諸因素，只有這樣才能比較全面地認識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實際貢獻。我們的研究證明，FDI可以通過各種機制影響外匯儲備的積累，FDI可以直接影響外匯儲備，也可以通過擠出效應，技術外溢和對進出口的影響等多種渠道對外匯儲備造成影響，FDI對外匯儲備的影響還是不可忽略的。國內的許多學者通過誤差修正模型對短期內FDI對外匯儲備的影響做出實證分析，證實在短期FDI對外匯儲備的作用要大于出口對外匯儲備的貢獻。

（二）政策啟示

FDI與外匯儲備之間的相互關系十分復雜，其中涉及國際貿易、國際收支、外資、外匯政策等各個方面。本文運用的模型方法直觀地表現了FDI與外匯儲備兩者之間的一些必然的影響，當然這兩者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大量FDI進入中國市場，必然會對外匯儲備施加重大影響。這就需要政府采取合理的外資政策，進行穩妥的宏觀調控、改善投資環境、協調好FDI與外匯儲備之間的關系。

第一，優化外資流入產業結構。一國FDI的引入不應該是盲目的，必須能夠優化產業結構，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資的利用效率。中國下一輪吸引外資，需要從可持續發展、產業結構、本地市場需求等方面來考慮，引導外資投向高新技術、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的產業，鼓勵互補性外資流入，限制替代性外資的流入，引進一些高質量的外資，促進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發展。

第二，從“激勵型”外資政策向“規則型”外資政策轉變。觀念要從行政引資、追求外資規模，向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引資轉變。通過對外資實施國民待遇營造了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減少了“假外資”的流入。要由以往的“規模型”為主的引資政策轉為“效應型”為主的引資政策，增強培養國內企業的競爭力。

篇5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優化

一、 外商投資及產業結構分布狀況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的規模不斷擴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國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超過55萬家，合同外資金額約1.2萬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約6000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2年位居發展中國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對華投資為我們提供了必要的資金，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總體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經濟中已經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外商直接對華投資金額呈逐年遞增趨勢，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隨之而來我國的產業結構出現了一些問題，而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間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而且投資在各產業內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現在投入在制造業的比重過大，上述情況使結構偏差變得突出起來，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

二、產業結構出現問題原因

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多以小型化、低技術和勞動密集型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進技術和長期競爭力的投資項目，都必須具有較大的項目投資規模。世界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項目平均規模約為600萬美元，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項目的平均規模與之相差甚遠。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對華直接投資70%左右的項目均在100萬美元以下，而1000萬美元以上的大型項目僅占投資項目總數的4%－5%。在投資項目中資金密集與技術密集往往是緊密聯系的。外商投資項目規模偏低既不利于規模經濟形成，也制約了投資技術含量的提高，嚴重削弱了外商投資的技術轉移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其突出表現為，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勞動密集型項目居多，技術密集型項目較少。在我國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中，外商投資企業絕大部分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而在第二產業中輕紡、加工工業又占很大的比重。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現狀看，90年代以來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結構偏差變得突出起來，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我國的產業結構偏差的加深，與外商投資過多地向工業部門傾斜有一定關系。我國吸收利用外資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基礎設施發展不足的問題比較突出。

(2) 外商投資在第二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外商投資在制造加工業過多。投資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多，而資金密集型產業少；投資于一般技術多，甚至存在低層次的重復引進，而高新技術產業少。

(3)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發達國家是60%—70%，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國是第三產業比重過低的為數不多的國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結構上分布不合理的狀況主要是由于外商與我國的目標與價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資公司長期投資回報率高的產業，造成我國產業結構新的不合理變化。目前，跨國公司來華主要在制造業領域。由于絕大多數公司不向中國轉讓先進技術，所以所謂"世界工廠"只是"世界加工廠"。外資的進入并未直接地帶動我國自主研發能力。并且，外商投資企業往往嚴密控制其技術尤其是高新技術的擴散，我國以市場換技術的目的并沒有很好的實現。多年以來，我國主動讓出市場份額換來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術，如果我國在技術上特別是具有戰略意義產業的技術總是處于落后地位，我國將無法和國外競爭，也將危及到我國的產業安全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安全。最后，外國直接投資很多是將其母國已經淘汰的產品生產或污染嚴重的企業轉移到中國，給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三、優化產業結構的重要性

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新技術是迎接經濟全球化挑戰、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需要。當前，以電子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化迅猛發展，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日益加快，國際競爭日益激烈。這已經使得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內容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必須在工業化的同時推進信息化，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激烈國際競爭中，發達國家處于技術和知識供給的有利地位。他們不斷加大高新技術產業的研究與開發力度，以保持競爭優勢。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承擔勞動密集度高、資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類型產品的生產。這是對我們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發展有優勢的高新技術產業，我們就無法擺脫在國際競爭中的這種不利地位，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就會不斷擴大。

而且我國2000年的人均GDP已達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程來看，這樣的發展水平已開始進入工業化加速發展和產業結構大變動時期。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傳統產業生產能力大量過剩而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品又需要大量進口的問題，必須靠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來解決。國際經驗表明，經濟增長的過程是產業結構不斷調整與升級的過程。一個國家對任何一種產業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極限。當一個產業的市場需求達到飽和以后，增長速度就會隨著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如果不通過發展新的技術開發新的產業，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當現有產業的需求都達到飽和以后，整個經濟就會出現停滯，直至萎縮。我國傳統產業生產能力巨大，但生產手段和產品質量還較為落后，目前我國的大部分傳統產業都基本達到了市場飽和的階段，增長速度普遍下降，經濟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的力度，加速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才能提高經濟效益，不斷滿足市場需求。

有關資料顯示：美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高達75%，而我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僅33%。制造業在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只占產值的14%，吸收11%的勞動力；而服務業的份額，占美國經濟產值的60%，吸收了美國三分之二的勞動力。比起制造業來，服務業屬于智能產業，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高，利潤豐厚。而我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科技資源不足，科技進步不夠快，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的瓶頸、制約，也是結構調整必須加以克服的關鍵因素。發展高新技術，發展第三產業對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資調整產業結構的建議 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科技革命迅猛發展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評判投資是否成功的標準由單純的按數量轉變為是否增強我國的技術競爭力。我國是否能夠保持高速健康的發展，調整產業結構至關重要。而我國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產業結構層次低、競爭力弱。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必須提高產業競爭力。因此要積極調整現行的外資政策，加強外資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外資產業結構的優化。在制造業中促進高科技新型制造業的外資投入，加速外資對傳統制造業的改造；鼓勵外資向第一產業流動；加速外資向第三產業流動。主要有以下建議：

(1)引導外商直接投資投向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我國農業，能源交通能基礎產業發展滯后，嚴重困擾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引導外資投向基礎產業和設施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為此，我們可以采取稅收減免，適當補貼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資。

篇6

關鍵詞：外商投資 負面效應 戰略調整

中國是處于高速發展期的發展中大國，自從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每年都吸引大量的外資。吸收外商投資是中國對外開放和加快市場經濟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順應經濟全球化趨勢，主動參與國際分工的重要舉措。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的投資環境和市場運行環境日益改善，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商來華投資，使中國成為目前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

中國利用外資的現狀

（一）中國利用外資的數量逐年增加

近年來，尤其是加入WTO以來，我國利用外資迅速增長。當前，我國利用外資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由表1我們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額從2001年的468.8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1057.4億美元，增長了2.25倍，年均增長10.27%。2010年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平穩較快回升，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達到1057.4億美元，同比增長17.4%，創歷史最高水平，同時扭轉了2009年下降2.6%的局面。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公布的數據，2010年中國吸收外資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發展中國家第一，這是中國連續18年吸收外資居全球發展中國家首位。

（二）中國利用外資的質量不高

據中國統計年鑒資料顯示，從1979年到2007年，中國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為14794.1億美元，而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為7602.19億美元。2010年1-12月，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7406家，合同外資金額1935.1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1057.4億美元。這說明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并不高，還需要進一步采取有效措施來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

（三）中國利用外資的方式以外商直接投資為主

當前，中國利用外資的方式主要有三種：外商直接投資、對外借款和外商其他投資。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方式主要有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外商獨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合作開發和BOT投資方式等，具體投資概況如表2所示。對外借款主要是對外國政府、金融機構和國際金融組織的借款。其他投資方式包括補償貿易、加工裝配和國際租賃。外商直接投資相對于對外借款來說，具有不用償還本金和利息的優點，同時還能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是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最好的一種方式。1979-2007年中國利用外資總額達到9545.66億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資為7602.19億美元，占79.6%，對外借款為1471.57億美元，占15.4%，外商其他投資為471.90億美元，占5.0%。

（四）中國利用外資的來源區域主要是港澳臺地區

截至2010年，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來源最多的地區是中國香港，無論是項目數、合同外資金額還是實際利用金額都是最多的，達到460.76億美元，占到實際利用外資的51.2%。其次是美國、日本和中國臺灣。港澳臺地區一直是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來源，截至2010年，港澳臺地區對華直接投資實際利用額總計487.7億美元，占到總實際利用額的54.17%，主要原因是港澳臺地區與大陸地域相近，文化相近。

中國利用外資的負面效應

通過對外資的利用，填補了過去國內存在的巨大資金缺口，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加快了市場化和國際化的進程，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但同時也應該看到，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資本的積累，國內資金短缺狀況已得到緩解，目前出現了龐大的銀行存貸差額，閑置資金不斷增加，外匯儲備逐年攀升，過去資本與外匯的雙缺口已被雙剩余所取代，此時外資作為資金補充的功能越來越小。在這種情況下，早期以填補資金缺口為導向實施的各種優惠政策越來越暴露出諸多弊端，致使外商投資沒有限制地大規模進入，對中國經濟運行產生了一系列負面影響，也帶來一定的負面效應。

（一）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

在國內資金短缺的情況下，外資進入可以填補資金缺口。然而，在國內資金充足、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下，外資的進入將會對民間資本產生擠出效應，尤其是當政府對外資實行比內資更優惠的政策時，這種擠出效應將更加明顯。這實際上是政府在幫助外資“擠出”內資，加劇國內資金的過剩情況。

導致這種擠出效應的產生，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首先，外商投資將導致對國內資本和其他生產要素的占用及對國內市場的壟斷，進而阻礙國內投資的可持續增加，這是外商投資產生擠出效應的根本原因。其次，流入外資的投向、來源與技術特征等是外商投資產生擠出效應的直接原因。從外商投資的實際情況來看，在結構上，內外資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在技術上，外資主要投向技術密集程度不高的一般加工業；在來源上，來自港澳臺的中小企業投資占有較高比例。目前，進入中國的FDI中大約有60％分布在產品過剩、生產能力閑置突出的消費品工業，投向重工業的外資只占40％。而且，內外資投資方向大體相同，在產業構成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相關系數高達0.94。因此，兩者之間沒有形成互補，甚至出現爭奪同一投資領域的現象，這就加劇了外資的擠出效應。在總量上，外資對國內資本的擠出效應并不明顯，但從產業結構上看，相對擠出效應卻是存在的，而且外資也傾向于在相對擠出效應較大的行業投資。最后，內外資的不平等競爭地位導致的擠出效應可能使整體效率下降。外資進入的行業主要是那些競爭性行業或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產業，在這些產業中，外資企業因享受優惠政策，從而更加劇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擠出效應。

（二）影響國際收支平衡并加劇通貨膨脹

隨著外資的大量涌入，中國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的壓力驟然加大，并使經濟過熱，導致中國發生通貨膨脹的壓力加大。從國際收支的角度來看，中國長期保持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2010年，中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繼續呈現“雙順差”，國際儲備資產繼續增長。其中，經常項目順差3054億美元，較上年增長17%，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2260億美元，增長25%，顯然，這種“雙順差”大量來自于外資的流入，這也使得國家外匯儲備進一步增加。到2006年10月，中國外匯儲備余額已經突破1萬億美元的大關，截至2010年底，中國外匯儲備總額達到2.85萬億美元，雄踞世界第一。由于對資本項目進行管制，央行為了買入外匯需要投入大量的本幣，構成了外匯占款。隨著外匯占款的增加，基礎貨幣投放必然增多，使廣義貨幣M2隨之擴張。這必然會給中國造成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使中國國內經濟的穩定運行受到影響。另外，外資的大量涌入和高額的外匯儲備使得人民幣面臨前所未有的升值壓力。只要中國依然保持較高的引資力度，這種外匯儲備急劇增加的局面就不可能得到緩解，在中長期內人民幣必然升值。這會對出口企業造成較大損失，并有可能使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放緩。

（三）不平等競爭問題凸顯

自入世以來，中國對外資的各項準入限制已基本取消。外資現在不但已享有與內資企業同樣的國民待遇，而且還享有內資企業所沒有的稅收優惠。例如，在稅率方面，雖然按稅法規定，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名義稅率都是33％，但實際上，對外資的稅率優惠，如“兩免三減半”以及各級地方政府的優惠，遠遠超過對內資企業的稅率優惠。研究表明，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平均稅負率只有11％。相比之下，中國一般內資企業的平均稅負率要高出一倍，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稅負率更高達30％。外資企業不僅稅負輕微，還有土地、貸款、用匯等優惠與便利。這些都保證了外資企業的贏利，而沉重的稅負大大限制了中國內資企業的生存發展，使其無力開發自己的核心技術，在與具有技術優勢的外企競爭中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從表面上看，用“兩免三減半”的所得稅讓步換取了外商的直接投資，但實際上，各級財政付出了非常大的代價。

（四）造成行業壟斷且影響民族產業發展

外資企業的進入一方面促進了市場競爭，能促進國內企業改善管理、提高技術，產生一定的技術溢出效應；但另一方面，外資企業也依靠技術、管理方面的優勢及品牌等無形資產，在國內市場獲得較強的壟斷勢力。

外資企業的壟斷勢力對民族產業的發展產生諸多不利影響。首先，這種壟斷勢力將會制約國內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甚至使之下降。外資企業的進入將導致國內企業市場份額下降，平均固定成本上升，并有可能導致國內企業生產效率下降。其次，由于在分工中處于劣勢地位，國內企業往往主要從事加工環節，技術含量與附加價值都較低。從實際情況來看，外資企業的進入并沒有完全改變中國工業品出口低水平擴張的局面，在部分行業，隨著外資企業出口的增加，甚至導致內資企業出口競爭力的弱化。

外資企業壟斷勢力對民族產業發展產生較大的制約作用，另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國內傳統品牌受到排擠，其中一些甚至逐漸消亡。另外，在中外合資經營過程中，中方品牌和商標權雖作價出資，但在實際生產經營中，這些品牌和商標往往被擱置、棄用。市場競爭就是品牌的競爭，民族品牌的消亡使外資企業可以獲得更大的壟斷勢力，也使國內企業在面對國際競爭、走向國際市場的過程中失去了支撐，因而只能永遠停留在加工工廠的位置，獲取微薄的加工費用，在全球價值鏈中居于末端。

（五）引進外資技術水平低帶來諸多環境問題

在對外開放和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盡管一些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方向的產業轉移到了我國，但不可否認的是一些發達國家同時也將一些資源型、耗能型、污染型加工制造業向我國進行了轉移。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環境約束問題越來越嚴重。在中國“優越”的投資環境下，外資企業由于不必把生產過程中對環境的損害納入到自己的經營過程中，從而使中國的“以市場換技術”的引資戰略成為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轉移污染的一個渠道。事實上，中國引進的外資企業有許多是一些傳統過時的工業科技，如制革、印染、電鍍、殺蟲劑、造紙、橡膠、塑料等產業。這些產業對稀缺性和污染性資源的消耗過大，既激化了他國與中國在能源和原材料等問題上的沖突，也加劇了中國經濟發展中資源與環境問題的嚴重性。更重要的是，由于環保標準的缺失或較低，使發達國家有可能將不符合本國環境保護要求的產業與生產技術轉移到中國。中國沒有為外資企業設立單獨的環保標準，雖然《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明確規定造成環境污染的項目不予審批，《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也做了類似的規定，但仍有不少外資企業利用中國環境管理、引資可行性分析與審批中的漏洞，向中國轉移具有較高污染的產業、生產技術和設備等，造成環境污染，嚴重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

（六）導致國民財富流失和財政收入減少

在利用外資的過程中，過多的政策優惠以及管理和制度上的缺陷，導致國民財富流失和財政收入減少現象十分嚴重。據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估計，如果按15%的所得稅稅率計算，1995年中國因稅收優惠政策而減少的財政收入約有660億元人民幣。考慮到外資企業實際稅率只有11%左右甚至更低，實際財政收入損失將更高。隨著外資企業在中國經濟中所占比重的上升，稅收優惠政策對國家財政收入的影響將越來越大。同時，相當一部分外資企業采取的轉移定價手段也加劇了國家財政收入的流失。這些企業往往提高進口設備與配件價格，降低出口產品價格，結果出現“明虧實贏”的情況，在連年虧損的情況下，還不斷追加投資。目前，這種“假虧損”已成為眾多外資企業“合理避稅”的重要手段。

中國利用外資的戰略調整

（一）合理實施外資優惠政策，避免不公平競爭

從中短期看，各地政府應結合地方實情，理性地選擇外資政策優惠水平，要在中央政府優惠政策基礎上適當調低外資優惠水平。中西部地區可適當維持外資政策的優惠力度以吸引外資。從長期看，應逐步降低外資政策的總體優惠程度，直至施行國民待遇。要加強優惠政策的結構性調整，以產業政策逐步取代優惠政策。現有的FDI政策針對性和引導性不強，要改變過去不分產業“一刀切”的外資優惠政策，加強實施差別化的外資政策，將全方位吸引外資的目標轉移到以貫徹產業政策為主的目標上。各地政府應權衡本地區產業發展的優劣勢，有目的、有重點地實施優惠政策。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本地區投資環境。在實現地方政府引資效益最大化的過程中，投資環境與優惠政策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在投資收益一定的條件下，投資環境好，優惠力度可降低；反之，要適當提高優惠力度。但提高優惠力度意味著增大引資成本，而改善投資環境無論對于內資還是外資，乃至整個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大有裨補。過度的優惠只能吸引更多的低質量投資者。所以，各地政府應把改善本地區投資環境作為工作重點以長期吸引外資。

（二）有選擇地引進外資，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

各地方政府應走出盲目擴大外資規模的誤區，利用外資規模并非越大越好，而要看其總體收益。外資規模超過一定閾值時，利用外資的邊際收益將下降，邊際成本卻上升，而唯有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時，利用外資的收益才能達到最大化。因此，利用外資存在一個適度規模的問題。各地政府在引資工作中應注重提高外資的質量與收益。

（三）優化投資環境，高質量利用外資

投資環境是吸引外資的一個關鍵因素，決定外資的去留問題。因此在硬件方面，我們要努力加速交通、通訊、供電、供水基礎設施和產業的建設，創造一個良好的“硬環境”，以適應利用外資形勢需要，為提高引資水平打下基礎。在軟環境方面，政治、法制、政府效率與服務質量方面的改善或完善迫在眉睫。我國政府辦事效率低下，環節繁瑣，協調性差，缺乏透明度等陋習定要撤除，并且要根據WTO和我國法律法規的要求，搞好外商投資企業法律法規的“廢、改、立”，逐步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國民待遇，取消對外商投資企業經營范圍、外匯平衡、當地分成及產品外銷比例的限制。對不符合WTO 規則及與國家法律法規不一致的，應廢止，為外商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開放一切可以開放的領域，在不對民族工業造成傷害的前提下，提供一些優惠政策，采取開辦專門投資園區等措施吸引外商直接投資。

（四）實行差別化的引資政策，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

從國際經驗看，市場經濟國家對外資的區域性優惠大都集中在各種問題區域，如落后地區、蕭條地區等。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資實行的區域性優惠政策恰好相反，過去主要集中在相對發達、增長迅速的東部地區。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種向東部傾斜的區域性優惠政策雖有較大改變，但目前東部地區在對外開放和利用外資方面實際獲得的諸多優惠仍要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其結果是國家的外資政策在較大程度上加劇了地區差距的擴大。為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當前必須對過去向東部傾斜的區域性差別引資政策進行調整，采取多方面綜合措施，積極引導外資投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

結論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加入WTO以來，我國利用外資取得了巨大成績。尤其是利用外資的數量迅速增長，增長速度達到10%以上，位居世界前列。引進與利用外資，有效解決了我國經濟發展資金短缺的瓶頸問題，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帶動了相關產業發展（包括基礎設施的進一步完善），推動了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不僅如此，還加快了我國市場化和國際化的進程，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但利用外資也給我國經濟、社會帶來了一系列負面效應：對我國民間資本產生了擠出效應，國內資金沒有得到充分利用；使我國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的壓力加大，經濟過熱，導致我國發生通貨膨脹的壓力加大；外資享有很多優惠政策，造成與國內企業的不公平競爭局面，也加大了各級政府的財政支出；外資企業依靠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優勢及品牌等無形資產，在國內市場獲得較強的壟斷勢力，制約了民族產業發展；一些發達國家同時將一些資源型、耗能型、污染型加工制造業向我國進行轉移，加劇了我國環境的污染；此外過多的政策優惠以及管理和制度上的缺陷，導致國民財富流失和財政收入減少。

在充分肯定我國利用外資所取得的成績的同時，我們應當對下一步利用外資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制訂出相應的政策。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給我國的引資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在“引進來，走出去”的戰略方針指導下，為了適應新形勢的要求，積極有效地利用外資，我國利用外資的戰略應作出適時的調整：要在中央政府優惠政策基礎上適當調低或取消外資優惠水平，各地政府應把改善本地區投資環境作為工作重點以長期吸引外資；加強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有選擇地引進外資，提高外資的質量；引導外商投資更多地流向一些薄弱的第三產業部門；優化外商直接投資地區結構，積極引導外資投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實現地區間的均衡發展；重視利用外資與鼓勵國內資本并重，實現利用外資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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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鄧慶.中國利用外資的不平衡性問題 [J].生產力研究，2009（8）

篇7

關鍵詞：fdi 投資撤退 隱形撤資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不斷擴大，隨著跨國生產經營的不斷擴大和發展，跨國公司從國外撤資的現象也更加頻繁。從近年的情況來看，國際直接投資撤退的數額和規模仍高居不下。

國際直接投資撤退是一種客觀存在，其影響重大。因此，研究撤資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亞于研究投資。

關于撤資的基本情況，如國別、成因、規律、影響等，國內外有關學者有過相應研究。但總體而言，系統的研究成果和相對成熟的研究結論不多。本文擬就近年來的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問題，做進一步分析、論證，用以豐富此研究領域的相關內容。

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原因分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5年會提交的一份題為《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的主題報告顯示，截至2003年底，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621億美元，但如果考慮外商投資企業的終止運營、資產折舊和撤資等因素，2003年底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為2600億美元，相當于當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計批準設立的46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已終止或已停止運營的企業逾23萬家，約占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的50％，現存注冊運營外商投資企業約23萬家。即：在已批準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失敗、中止、撤退的比例高達50%。這其中，由于跨國公司撤資引起的企業終止或停止運營占了一定的比重。詳細情況如表1所示。

典型行業撤資原因分析

乳業。導致國際乳業跨國公司撤離中國市場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過高和過于樂觀地估計了中國奶品市場的培育與發展速度，短期內即形成消費市場尚不具備充分的條件；產品多走高價位路線，與中國百姓的實際收入水平相差甚遠；中國的奶品市場發育還不成熟，市場秩序較為混亂尚未完全理順。無序的多發的價格戰、造假等，使外商無可適從；對中國的飲食文化、消費習慣、消費能力、消費選擇、消費對象、消費特點等不甚清楚，經營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和習慣；缺失奶源優勢及對奶源的控制權。大部分的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多把精力和資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場銷售這兩個環節上，對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動權，缺失奶源優勢；管理成本過重，有人曾作過成本分析，認為外資的產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國國內企業的20-30%；公司選址和產品市場定位偏差；國際乳業跨國公司巨頭，其中大部分在剛進入中國之時，落腳點都選擇在中國的北部，而中國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點和牛奶消費的冷點。

電力行業。導致電子行業撤資的原因主要有：超國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將電力生產領域對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度開放。由于電力需求強勁，中央和地方政府為了鼓勵和吸引外資進入中國電力工業領域，對投資發電行業的外資實行“三保”政策，即保電量，保電價，保回報，承諾高達15%到20%的固定回報率。2002年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確定了競價上網的基本方向，隨著優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資回報率明顯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價上漲影響電力利潤。從2003年開始，新一輪電力緊缺所導致的發電用煤供應緊張使外資發電廠面臨更大的困境，眾多的外資和民營電廠都只能到市場上去購買高價燃煤，由于煤炭價格大幅度上揚但電價由于管制而幾乎未有變動，令外資發電企業損失慘重。

電力體制改革進程緩慢。中國電力投資領域市場準入程序復雜，審批周期較長，而正處在改革過程中的電力市場卻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即中國電力體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當前電力領域的低市場化程度和對未來電力市場前景的謹慎態度，導致了外國電力資本撤離中國或止步不前。

電力投資政策變化頻繁。電力投資大，回收期長，其間可以發生很多情況。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其經濟政策投資政策常常不能正確預判，因而造成“政策多變”。外商普遍認為中國電力投資環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資方母國電力市場誘人。自2003年8月美國發生大面積停電事件以來，民眾要求政府增加電力投資的呼聲日益高漲。美國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提議對電力行業結構進行重組改造，要求電力公司整修電網,對輸電網升級改造。這對跨國企業的抽回資金形成了直接的影響。為了大規模參與美國電力建設新，籌集電網升級改造所需資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資產就成為許多美國電力企業的必然選擇。

典型國別撤資原因分析

韓國。韓國與中國建交于1992年，當年韓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額為1.19億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達21.4億美元。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連續三年出現下降，2000年后開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機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間，韓國對中國的總投資額為123.4億美元，占同期中國fdi總額的3.32%。

導致韓國撤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韓國人的性格。韓國人的性格造成了韓國企業投資輕率，只是靠一時沖動，而不是仔細研究市場前景和當地消費水平。另外，由于中國在很多方面技術水平提升很快，韓國的技術優勢越來越不明顯，失去了收益的基礎。

韓國經濟的不景氣則是直接原因。韓國2000年gdp增長率是8.8％，2001年的增長率只有4％，這使得韓國企業國內總公司遇到資金困難，周轉不濟，對外投資能力下降，收縮對外投資成難免之勢。

韓國對中國的投資受投資地域限制的影響較大。投資地大多集中于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北京、天津等東北部地區和環渤海地區，從數量上看，投資于該地區的數額占到了韓國對華投資總件數的83.2%，占到了總投資額的66。2%，從產業分布上看，則主要集中于紡織、服飾、玩具、皮革等勞動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對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考慮，另外則是由于東北地區，特別是朝鮮族聚集區語言溝通便利。但對投資的經濟發展狀況及投資環境考慮較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韓資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

最后就是由于經營成本的逆轉。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韓國經濟大受影響，韓國國內資本不足問題日益突出，各企業紛紛縮減對外投資。此外，金融危機后，韓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再者，隨著中國加入wto，關稅下調，部分韓國商品可自由進入中國，也進一步促使部分韓國國內產品的生產成本反低于在中國制造。

日本。日本經產省直屬的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的日本三資企業6—7成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為赤字或撤退。可見，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為例，日本企業從中國撤資總數為8家，居日本海外撤資排序的第9位，占其當年全部撤資比例的3.1%。詳細情況見表2。

盡管日本對華投資撤退的比例相對偏低，但從我國的角度分析，日本對華投資確實還存在相當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不亞于撤退資所造成的影響，甚至可能還更為嚴重。這些問題主要包括：

日本對中國的投資與歐美國家相比，項目平均規模偏小。盡管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的大中型項目在不斷擴大，但是同歐美國家比起來，平均單項數額仍然偏小。根據日本財務省統計，日本對華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僅相當于對世界投資平均規模的34%，而面向亞洲、北美洲、歐洲投資的平均規模分別相當于對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這說明日商對中國市場尚存疑慮。另外，企業當地收益再投資比較多，來自日本本土的新項目投資增長并不明顯。除此之外，投資企業在人才、零部件采購本地化和技術轉移方面的進展落后于歐美企業。

中國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的地位沒有明顯提高。按照日本財務省報告、申報額統計，2000-2004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只占同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2%，其中2000年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別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6、第3位。從整個情況看，2004年末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資產余額為202億美元，只占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資產總額的6.0%，居對美國（1430億美元、38.5%）、荷蘭（365億美元、9.8%）和英國（268億美元、7.2%）的投資之后，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4位。

日本壟斷性產業的投資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車、家用電器和計算機、手機等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在內，凡是日本與歐美各國激烈競爭的領域，日本企業都迅速擴大了對華投資。然而，在日本高度壟斷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領域，日本企業仍繼續實行擴大出口的戰略，在當地生產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進展，其典型是數碼家電產業。

投資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區。根據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統計：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其次是廣東、北京、大連和青島；2003年末，在華日資企業的42.8%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外商撤資所引發的思考

客觀地分析中國區位優勢

跨國公司“兵退”中國，帶給我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較低，相應地，消費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許多行業而言，雖然中國是最有潛力的市場之一，但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尚需時日，短期內市場需求規模不會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國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跨國公司在中國的運作成本（包括生產成本、管理費用、銷售和促銷費用、稅收等）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兩個因素的影響，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率都低于預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亞洲國家的投資回報。這也是為什么歐美跨國公司在增加對華投資的同時，采取的態度越來越謹慎的原因。

冷靜地審視引資政策

我國外商投資領域存在兩大怪現象：獨資企業比例增長的同時，合資企業逐漸減少；吸引新的外資的同時，已投項目大量流產。

目前，在國際上，外商投資的主流模式是并購，90％以上的投資采取的這種模式，但在我國目前這一比例還非常低。近兩年來，外商獨資企業的比例不斷提高，以中外合資、合作形式投資的比例逐漸降低。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資與我國現存的國有企業資產并未實現最有效的結合，外資沒選擇并購而是另起爐灶，致使規模巨大的國有資產閑置。多年來，我國對潛在投資者的挖掘過程中，忽視了對存量資產的盤活問題，更沒有過多考慮新增外商投資與國有資產存量的結合問題。

另外一個怪現象是，在引資的同時，又丟掉了一些已經投資的大項目。根源在于，只重視前期招商的環節，忽視了后續服務工作的跟進，最終導致不斷增加新項目，但已投資項目沒有服務保障而流產。

對撤資的防范策略

對于跨國公司的撤資，既要冷靜分析其深層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確保我國引進外資目標的實現。

應進一步調整外資政策，保持外資流入、流出量的穩定性，使之成為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運轉的較確定性的因素。同時，調整過度集中的外資來源國結構，避免資本流入量因為某國或某一地區的經濟波動受到較大影響。

要進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東道國事后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經蔓延的撤資行為，因此，加強對外資流動的事前控制就成為我們防止跨國公司撤資以及由此帶來突發的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實的投資信息，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撤資；利用中國產業多層次并存的特點，采取明確的產業優惠政策，變外資撤退為外資在中國境內的產業轉移；考慮到外資制度安排的國際競爭，中國在外資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國際區位比較優勢，建立和鞏固新的區位優勢，防止外資撤退。

保持吸引外資政策的連續性，繼續改善投資環境。必須始終堅持積極吸引外資的基本方針。調查表明，盡管我國已經在完善基礎設施等“硬件”環境方面取得明顯效果，但是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變動頻繁，政策執行不盡統一、具有隨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務意識，市場監管不力、假冒偽劣商品泛濫、亂收費嚴重等等外商關于“軟”環境方面的批評依然強烈。

從現在起，我們應逐步形成一種不僅依靠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的基本格局，在市場準入和政策軟環境方面下工夫，并通過大量工作使外資認知這一思路。只有這樣，才可能進一步穩定外資的進入與留存。否則，過份依賴優惠政策的外資，一旦優惠政策取消或減少，更易形成撤資事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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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國吸引外資量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外資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特色之一， 雖然2008年金融危機使得我國部分外資流出，2009年引資量有一定幅度下降，但2010年和2011年的引資仍保持著繼續上升的勢頭，甚至高于2008年引資水平，吸引外資量遠高于印度、俄羅斯等國。

2012年以來， 我國吸引外資量出現下滑。表1總結了我國2012年引資變化。從表1中可以看出，到2012年8月底，我國利用外資同比下降了3.4%，其中來自美國的外資同比下降了2.85%， 來自歐盟的外資同比下降4.09%，最為顯著的是來自亞洲十國的外資同比下降了5%。

二、外商撤資原因分析

大多數學者認為，外資撤出主要有三個原因：市場競爭激烈程度增加使得外資出現虧損； 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使得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政策成為中國引資的強有力競爭者；歐美的再工業政策引起資金大量回流。因此，我們需要逐一分析影響外資撤出的因素。

（一）歐美再工業化政策的影響有限

2008年金融危機后，歐美國家提出了“再工業化”政策，號召本國跨國公司重新返回本土進行生產，為國家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和發展資本。美國聯邦政府出臺了《鼓勵制造業和就業機會回國策略》，制定土地和稅收優惠政策，改善經營環境，支持制造業和就業回流。

從歐盟的對外直接投資看， 表2列示了歐盟27國2008-2011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量和投資地區。從表中可以看出，中國吸引的歐盟外資在歐盟對外投資總額中的比重并不高，歐盟對華直接投資在2008年僅為65億歐元，并一直保持相對穩定，2011年達到一個高峰，為175億歐元，幾乎是2010年的兩倍，2012年前8月投資適度下滑，亦屬正常回調現象。若將2012年前8月實際利用外資總量與2010年同期相比，只有大約1%的下滑。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2011 年對在華歐盟企業進行了調研，大多數歐盟企業認為在中國的經營是盈利的， 其利潤率與母公司全球利潤率保持在同一水平，73% 的企業將維持或擴大現有投資，27% 的企業將會繼續增加投資，沒有企業表示會減少和撤資。

從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來看，雖然美國經歷了金融危機，政府亦在不斷號召資本回歸，但其對外直接投資量僅在2008年和2009年有小幅下降后，仍保持增長勢頭，美國2011年的對外投資量已恢復到2007年的水平，達到3966.56億美元。

根據美國BEA統計，到2011年末，美國公司在海外的直接投資存量總計達41555億美元，在亞洲的投資為6052.02億美元，占其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14.56%，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亞、新加坡和日本，中國排第四位，美國在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542.34億美元，比2010年存量減少42.75億美元，占其總投資存量的1.30%，占其在亞太地區的投資額的8.96%。美國直接投資在中國的存量總量大約只是美資在日本存量的50%。因此，雖然美國是中國重要的資金來源國，但美國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存量并不多。

比較美國2010年和2011年直接投資在中國各行業的分布，可以發現，美國直接投資在采礦業FDI存量有所下降，制造業FDI存量保持上升趨勢，其中，化學工業、計算機電子產品和其他所占份額較大；服務業中批發零售業、信息產業、專業服務業的外資保持穩定增長；銀行業投資大幅下降。但利用BEA數據進一步計算可以發現，美國各行業在我國的投資只占其海外投資的極小比例，例如，美國計算機電子產品行業在我國的投資存量只占其海外投資存量的6.7%， 交通設備只占1%，食品行業占比6.6%，批發貿易占比2.48%，信息產業占比為2.37%。由于美國一直控制對我國高新產業技術的出口和轉讓，我國從美國得到的高新產業投資并不多。

歐美的再工業化，不是一般制造業回歸，而是高端制造業，這些制造業包括綠色科技、能源工業等。奧巴馬的政策中，非常重視能源裝備制造業的發展，重點投資可再生能源和節能項目，推動新興產業發展；歐盟的2020戰略中強調了對企業創新能力的培養，加強企業在新能源技術、納米技術、先進材料技術和工業生物技術、生命科學和醫藥技術發展的投資。就目前這些國家在我國的投資而言，其重點支持發展行業與在我國投資的行業存在一定錯位。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歐美在我國整體對外投資中所占比例并不高，且其在中國投資產業與其大力發展產業存在著一定錯位，同時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日益增強，停留在亞洲的歐美企業亦從我國經濟增長中獲得利益。因此，也許從長遠看，歐美再工業化政策也許會成為我國吸引外資的重要障礙，但就目前而言，歐美再工業化政策影響有限。

（二）房地產外資成為近年撤資主力

近年來，房地產行業利用外資大幅增加， 2007年房地產利用外資增幅高達632%；2010年房地產外資同比增速為66%。但從2011年起，房地產外資開始逐步撤出我國市場。根據《天下財經》報道，2011年有217戶外資房地產企業退出北京樓市，新設外資房地產企業129戶，同比減少55.82%。截至2011年底，北京實有外資房地產企業1330戶，同比減少7.90%。

2012年1至2月我國房地產利用外資同比增長24.2%，從前3個月至前7個月，房地產外資同比降幅分別為22.4%、42.9%、36.8%、53.9%和54.3% 。不斷傳來房地產撤資的消息，美國的“鐵獅門”48億甩賣大海項目，愛爾蘭最大房地產企業將其在中國的兩家房地產子公司以233.6億歐元的價格轉讓。

畢馬威2012年報告顯示，1-8月份我國房地產領域實際使用外資下降12.4%，降幅高于其他外資投資領域。因此，如果排除房地產因素，今年上半年我國利用外資同比僅下降0.1%，并沒有明顯的下降趨勢。

究其撤資原因，一方面是需要獲得資金回國自救，一方面是我國政府嚴厲的調控政策使得外資在中國市場的投機獲利機會銳減。

（三）成本上升、競爭加劇為外資撤資的主要原因

隨著我國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合同法》的實施，我國工人的勞動力成本不斷增加，使得跨國公司的生產成本不斷增加。2012年，我國工人月薪平均為3000元，越南工人月薪平均為1800元，柬埔寨工人月薪平均1200元，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可能會利用其較低人力成本和豐富資源進一步吸引外資進入。

從目前的外商撤資案例來看，除了房地產外資由于利益驅使迅速撤出中國外，更多的外商是因為無法適應中國的市場競爭環境，或是生產成本的提高而被迫退出市場。在來自歐盟的投資中，2010年飛利浦公司因國內市場競爭太過激烈而從中國市場撤出；2012年美頒巴黎建材因國內市場競爭激烈，無法進入中國高端市場，同時對歐盟出口又受阻于歐盟對華反傾銷調查的內外交困局面被迫撤離；2012年達能乳業上海有限公司因無法與本土企業競爭被迫暫時停產。美國公司中，2012年福特公司由于勞動力成本上升將1.2萬個工作崗位從中國和墨西哥遷回美國，基于同樣原因，2012年星巴克將陶瓷杯制造從中國撤回美國中西部。

三、理性看待外商撤資

外國直接投資在達到一定資本積累后，會呈現較為平緩的發展趨勢，資本在無力面對競爭時退出市場等現象，都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無須太過緊張。從積極意義來講，部分外資的撤出為我國經濟調整留出一定空間，我國應該重新調整引資政策和結構，實現資本利用最大化。

（一）中國仍是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理想之地

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歐盟債務危機使得發達國家經濟處于疲軟和動蕩狀態，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卻仍保持在較高水平，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亮點和引擎。但就全球資本流動而言，發達國家仍是主要資本流出國和流入國。2011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超過了危機前均值，達到了1.5萬億美元，同比增長16%，流入發達國家的直接外資增長了21%，達到7480億美元。流入發展中國家直接外資增長11%，達6840億美元，占全球直接外資總量的45%。其中，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

貿發會議預計，2012年直接外資增速將放緩，流量在1.6萬億美元左右， 如果不出現大的經濟震蕩， 長期內表現為小幅穩定增長， 2013 年達到1.8萬億美元，2014年達到1.9萬億美元。全球投資前景預測中，中國是2012-2014年度最具投資前景的東道國，其高速發展的經濟和巨大國內市場成為吸引外資進入的重要因素。

（二）勞動力成本提高和市場競爭加劇是經濟發展不可避免的趨勢

隨著經濟實力增強和國民收入的提高，勞動成本、能源成本、土地成本的上升以及環保約束的加強等一系列經濟現象，是一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趨勢，20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和韓國同樣因為經濟發展導致勞動力成本升高，部分日資和韓資企業開始將生產地點外移到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引發新一輪對外投資熱潮。我國目前也不例外，許多國內企業正在采取“走出去”的方式獲得新的發展機會，因此，以降低生產成本為投資目標的外資企業可能不得不重新考慮其投資區位。

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中國利用外資的目的已發生了較大變化，中國本土的市場競爭環境亦發生較大變化。在外資沒有取得壟斷地位的行業中，中資企業的競爭能力已不容忽視。在市場競爭中無法獲勝的公司被迫退出市場，是市場競爭的自然規律，并不會因為其企業性質而有所差別。經營的成本提高和競爭加劇，不是投資環境的惡化，而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結果。

盡管與東南亞國家相比，我國勞動力成本較高，但勞動力成本并不是外商投資考慮的唯一因素。我國多年形成的基礎設施優勢、高級人力資本優勢和大國優勢是其他國家無法取代的，我國一些大型集裝箱港口吞吐量要遠遠大于印度或越南等競爭對手的國家總吞吐量。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建立起來的較為完善的供應鏈、相對完整的制造業體系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能力以及產業集聚帶來的優勢是東南亞國家幾年內無法趕超的，這些優勢將繼續吸引外資留在中國。

（三）巨大的國內消費市場仍會吸引大量外資進入

我國快速增長的巨大國內消費市場給外國投資者提供的良好發展機遇也許會成為外資進入中國市場的重要原因。我國政府不斷采取措施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消費需求，改變經濟增長環境，使得國內經濟發展更依賴于內需市場，而不是投資和對外貿易，經濟發展更為均衡。我國可能會成為一個潛在需求巨大的消費市場，而不再單純是一個加工組裝基地和采購基地。外資在我國本土的生產可以更好了解本國市場需求，更好適應本土消費市場的變化，減少貿易壁壘障礙，增加其獲利機會。但如果中國經濟停滯不前，市場需求的吸引力減弱，外資的流失將進一步明顯。

（四）引資結構進一步調整

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和可持續發展使得我國引資政策發生了一定變化。“十二五”時期中國利用外資的理念、方式、重點產業、地區結構等都出現了重大調整，更加注重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高素質人才，鼓勵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中心，鼓勵外資投向高新技術、節能環保、現代服務業等領域和中西部地區，適度控制低端產業外資的進入。

雖然我國“十二五”期間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的進程加速，會為外資提供更多發展機遇和發展空間，但相對而言，我國高端外資發展所需要的投資配套環境還不夠完善，需要進一步加強基礎設施、投資軟環境、法律法規建設，進一步加強對高級人力資源的培養。同時，我國要警惕歐美制造業回歸的長期影響，如果歐美促進制造業回歸的政策逐步完善，可能會加劇我國與歐美同類產品的出口市場競爭。同樣是為了獲得未來世界的主動權，歐美再工業化政策關注的行業和我國重點發展行業非常相似，將來的外資爭奪將集中于這些高端行業的去留。

（五）“新一代”可持續發展投資政策的建立

2008年金融危機的出現使得各國政府開始重新思考其投資政策。危機過后的世界經濟重振，給了各國政府重新調整其經濟發展政策、投資政策的機會。UNCTAD在2012年的世界投資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投資政策”。

各國政府在獲得發展資金的同時，要逐步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打下良好的發展基礎。也就是說，新投資政策應該是以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為中心，強調外國投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在利用投資自由化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更多地考慮環境保護、居民健康保護措施和效果，可持續發展概念始終貫穿在政策的制定和具體措施的執行上。

部分低端外資和房地產外資的撤離，在某種程度上為我國外資政策留下了可調整空間，一個新的外資政策應該以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核心，把投資政策的制定置于經濟可持續增長背景中，在貿易、稅收、知識產權、環境政策等方面制定明確透明的規則，界定外資在其可持續發展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積極引導規范外資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推動作用，利用外資深化生產能力建設，增強國際競爭力。

參考文獻：

[1]賓建成，歐美“再工業化”趨勢分析及政策建議[J] 國際貿易，2011（2）：23-25.

[2]UNCTAD， 2012年世界投資報告 [M] unctad， 2012.

篇9

【關鍵詞】外資；問題；對策

一、我國利用外資的基本狀況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狀況

我國經濟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各地區發展不平衡。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的不均勻分布；反過來，從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來看，更多的跨國公司會在經濟較發達的沿海地區投資。

（二）外資在華并購日益活躍的趨勢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多年的迅速發展，在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資投資者的同時，一些大型跨國公司對華投資全部展開，并購方式的投資活動日益頻繁。外資企業越來越注重對中國大中型企業的并購與重組，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合資控股和直接購買產權。外資并購中國的企業大多是一些行業的龍頭企業，市場份額較高的企業。

二、利用外資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一）積極影響

1.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加。我國的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相對于短缺，外商直接投資滿足了我國經濟建設對資金的大量需求。外商直接投資不但增添了我國的資本存量，并且間接推動了我國企業擴大投資規模，從而明顯增大全部社會的資本規模。同時，也促進我國財政收入的增加。

2.提升我國產業的技術水平。外商直接投資直接或間接地激勵著我國技術水平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外商直接投資也帶來了很多先進的、適合我國國情的技術，推動我國產品和技術升級。經過與外商的合資與合作，我國很多產品的技術水平也有明顯提升。從間接效應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通過示范作用，促使我國企業通過技術貿易的模式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或通過自主創新采用較為先進的技術。

3.推動我國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國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特別是通過吸收歐盟發達國家，日本和其他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從先進的管理模式和制度借鑒，促進與中國建立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推動了我國國有企業改制和健全公司管理結構。

（二）消極影響

1.造成大量民族品牌流失。一是外商在我國幼稚產業搶先建立大企業。二是外商在一些中國的支柱產業利潤率高的行業壟斷。憑借其國外品牌的產品質量和服務的優勢，加上中國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在激勵的競爭中使中國一些民族產品消失在市場里。

2.削弱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在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中，我國企業明顯處于弱勢。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通過實施本地化戰略，低價銷售，打垮內資企業；遏制合資企業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與內資企業爭奪人才，致使內資企業和國內相關單位自主研發力量遭到削弱。

三、我國利用外資存在問題的措施研究

（一）法律環境優先的策略。加速建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改善外商投資的法律環境，作為利用外資工作的第一要務。我國吸引外資的因素中，低廉的生產要素和市場潛力居于前兩位，還沒有集中到投資環境綜合競爭力上，這是值得引起重視的一個重要問題。近幾年來，外商對中國的投資環境的關注重心已逐步從優惠政策轉到法律執行、產業導向、技術標準等方面，對中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面對國際資本流動更趨理性的趨勢下，我們一方面應進一步完善吸收外商投資的法律體系，保持外商投資政策的穩定性，努力為外商投資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和政策環境。另一方面，要增強法制觀念，做到公開、公正和透明，為外商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

（二）大力促進并購的策略。大力推進兼并和外資特別是跨國公司并購國有企業收購，作為一種重要的投資增長。國際跨國并購已成為全球FDI流動的主要模式，但中國作為國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兼并和收購的指導思想，一直持謹慎態度，缺乏相關的政策和法規，所以幾年前國外案例，通過兼并和收購中國的投資是很少見的。近年來，外資并購中國國有企業的投資開始增加，核準或審批的國有企業并購跨國公司收購中國的案件逐步增多，案件已達數億美元的規模。外資經過控股、參股等進入國內上市公司的投資總額也在逐年增加。

（三）保持利用外資適度規模的策略。外資的適度規模，不僅可以緩解國內資金的不足，彌補了發展中國家外匯儲蓄，有利于國內資源配置。所以，我國在利用外資的過程中，應保持外資適度規模，減少對外資的技術依賴性，積極發展本國產業；防止外商壟斷市場，影響國內企業的發展和政府控制力甚至國家安全；防止因利用外資不慎而造成經濟發展倒退或通貨膨脹等不良后果。

篇10

近二十年來，許多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期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呈現出較為強勢的增長，并且在全球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入與流出中占據越來越大的比重。截止到2008年底，世界主要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約占全球FDI流出總量的18.91%，總規模約為3512.06億美元。從2003年至2008 年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年平均增長率高達 44.07%，比同期發達國家 FDI 流出的年平均增長率高出約18.93個百分點。而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近年來FDI流出的規模也顯著提高。據商務部統計，2010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29個國家和地區的3125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下同)590億美元，同比增長36.3%。顯然，傳統的FDI理論無法有效解釋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國家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興起，缺乏經濟競爭力的經濟體為什么會更愿意將資本投資于海外市場？宏觀視角下決定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或條件究竟該如何甄別？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國家FDI流出的決定因素的影響機制是什么？從2002年到2010年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高速穩步發展階段。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動機來說，本階段中國市場化經濟體制的改革已經步入正軌，經濟快速發展，國內企業逐步成熟、壯大起來，同時大量外資的涌入，導致國內市場的競爭加劇，從而導致對外直接投資逐漸成為中國企業長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2001年中國加入WTO為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開放、透明的國際環境。另外，中國實施的“走出去”戰略與政策措施也對本時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和持續增長，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然而，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其獨特的發展“路徑”，圖1描述了1982年到20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演變趨勢和發展歷程，包括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82年到1991年，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規模很小，平均值僅為5.38億美元，絕大多數屬于政府投資，企業所有權優勢有限。第二階段從1992年到2001年，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波動階段，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迅速增加，但也呈現出不穩定發展的態勢，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仍然受到偶然因素和短期利益目標的驅動，政府也沒有完善的引導或管制的政策與措施。第三階段從2002年開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強勁而持續，迅速增加到500億美元以上，表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

另外，通過整理商務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告》（2004-2009）的資料，我們還發現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些基本特點。第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增長強勁，2004年至2010年七年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年平均增長率高達40%。第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東道國主要分布在周邊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拉美國家或經濟體以及經濟水平相對較弱的非洲經濟體。2004年至2009年六年間，中國在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比重基本超過90%。該統計結果支持英國學者拉奧的“技術地方化”投資理論，即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更傾向于發展水平相當國家或地區（Lall，1983）。第三，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流向第三產業的比重不斷加大。從2004年到2009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從48.2%上升到68.6%，總體呈現逐步上升趨勢。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符合國際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對外直接投資必將是中國未來對外經濟活動的主要力量。首先，從戰略角度看，世界上的經濟大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都十分龐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是衡量一國經濟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近年來，中國政府提出“走出去”戰略以鼓勵本國企業投資海外市場，正是通過政策推動本國企業去更多地開拓國外市場，在國際商業活動中占據有利地位，同時為避免中國重要能源和資源的國際市場價格劇烈波動，開展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以逐步增強對能源和資源的生產控制和國際價格的話語權。其次，從投資角度來看，中國快速擴大的經濟規模和龐大的外匯儲備與目前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并不相符，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間。伴隨著中國出口的不斷擴大，中國將遭受到更為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與反傾銷。對外直接投資則是一種有效地繞開貿易壁壘而進入東道國市場的手段。再者，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強勁增長優化了中國的產業結構，轉移了中國制造業的剩余生產能力，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取得外國公司的技術、品牌或市場渠道，并將其與中國本土企業的生產能力結合起來，才能有效地提升中國制造業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產業結構。當然，充足的外匯儲備、堅挺的人民幣幣值和穩健的銀行體系，也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寬松的金融環境。

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約束因素進行實證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進傳統的FDI理論，使之能夠有效解釋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從而為提出更加廣泛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提供依據。針對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這一問題，西方學者已經做過比較深入的實證分析，但是絕大多數的研究對象都是西方發達國家。涉及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國家的研究這幾年才剛剛興起。許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并不能有效地解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問題，因此對該領域進行研究十分必要和緊迫。國內學者對于對外直接投資動因的實證研究較少，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數據較難捕獲。《中國統計年鑒》2003版才在“對外經濟貿易（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章節下增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數據，中國商務部也是2003年才出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告》。以實證的方法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進行研究是未來發展的趨勢。

二、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理論框架

（一）改進的鄧寧折衷范式

英國經濟學家鄧寧提出的OLI折衷范式不失為研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最廣泛的理論模型。尤其是針對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該理論模型能夠給予較為全面和有力的解釋，即當企業具備所有權優勢O（Ownership），區位優勢L（Location）以及內部化優勢（IInternalization）時，其對外經濟活動的表現方式一般為對外直接投資。“鄧寧折衷范式”不僅是目前基于公司層面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給予的最全面的解釋，并且在該模型中還引入了對東道國宏觀經濟因素的分析，較為廣泛的解釋了跨國公司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模式進行國際活動的動因和條件。但“鄧寧折衷范式”依然無法有效合理地解釋在發展中和經濟轉型國家中那些不具備OLI優勢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因此在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前，有必要對OLI模型進行一些改進，然后從微觀層面的OLI模型推導出宏觀經濟層面的對外直接投資模型，以適應中國獨特的國際投資發展路徑。

1.內部化變量的重新歸屬

OLI 模型中三種優勢變量在邏輯和內涵方面存在一定的沖突，即三種優勢變量之間存在一定的先后關系或因果關系，這在一定程度對實證分析增加一定的困難。首先，OLI模型中三種優勢變量確定和衡量的方式是不同的。在鄧寧折衷范式中，所有權優勢O和區位優勢L都是以靜態的指標來測度的，即某一個時間點以特定的變量來衡量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和區位優勢；而內部化優勢I體現的是企業通過使外部市場內部化后，整個動態過程所帶給企業的內部化收益，即該變量是以動態的過程來測度的。其次，三種優勢變量是有先后次序的，或者說，可能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總體上來說，所有權優勢和區位優勢是相互依賴的，兩者共同決定了企業是否應該將外部市場內部化。美國學者Hyme（r1960）就曾指出企業的所有權優勢變量是相對而言的，一國企業只有在確定的東道國的區位，才能確定其所有權優勢的參照系。在鄧寧折衷范式中，企業是否以內部化市場來取代外部市場主要取決于三種優勢變量的相互作用（Cantwell& Narula, 2001; Dunning, 2001）。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將內部化優勢變量作為所有權優勢變量的內生變量。首先，企業以內部化市場來取代外部市場是一種旨在減低風險，提升自身所有權優勢的對外經濟活動。在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必然會面對東道國不同的文化，政策和制度環境。因此對東道國FDI的流出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東道國市場帶給企業的不確定性，也有利于企業在東道國市場上的融資、營銷和管理，從而提升了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其次，企業以內部交易機制來取代市場機制本身可以看作是一種制度上的創新。如果這種制度上的創新可以為企業的運作帶來內部化優勢，即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內部化收益超過外部市場的交易成本和企業跨國經營的內部化成本，該企業的所有權優勢會得到進一步的擴大。反之亦然。

2.改進的OL-FDI模型

根據前文的分析，當內部化優勢變量被看作是所有權優勢變量的內生變量時，鄧寧的OLI折衷范式可以被簡化為OL-FDI模型，如圖2所示。橫軸L表示跨國企業在東道國市場的區位優勢變量，縱軸O表示跨國企業自身的所有權優勢變量。我們假設跨國公司可以從其對外直接投資中獲得收益，并且在東道國市場中可接受的最低收益為U0、U’、U分別表示該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不同的無差異收益曲線，其中U’>U>U0。根據簡化的OL模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由所有權優勢變量O和區位優勢變量L兩方面共同決定的。即當跨國公司的所有權優勢變量為O1，區位優勢變量為L1時，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如圖中箭線FDI所示。圖中O0、L0兩條垂直于橫縱坐標軸的虛線表示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即當跨國企業的區位優勢變量為L0時，我們不難發現，無論該企業的所有權優勢O如何提升，由OL 決定的 FDI 規模都無法滿足其在東道國市場上可接受的最低收益 U0。反之，當企業的所有權優勢變量確定為O0時，即使在東道國市場有著較好的區位優勢，企業也不會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在實際的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在某一特定的時刻，企業所能投入的所有權優勢O是有限的，因此企業更愿意投入較多的區位優勢L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假設某跨國企業在某東道國的區位優勢變量L1。若單從該企業在東道國的收益來考慮，則箭線OA一定是企業最好的FDI選擇。但該企業如果想得到處于U 水平的收益，就必須付出更多的所有權優勢 O 來增加其 FDI 的流出，同時也浪費了其在東道國的區位優勢L1。因此最好的選擇應該是充分利用其在東道國的區位優勢L1，同時在保證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變的前提下，付出最少的所有權優勢O1（如圖2中FDI位置所示）。通過以上對OL-FDI模型的經濟學解釋，不難發現，對外直接投資是由所有權優勢變量和區位優勢變量共同決定的，但OL-FDI模型更反映了區位優勢變量的重要性。Dunning（1977）明確表示企業優勢不但與母國有關，還與東道國有關。只有把所有權優勢和區位優勢有機的相互結合，才能充分發揮出所有權優勢。Rugman（1981）也強調對外直接投資中區位因素的重要性。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在進行對外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其所能投入的所有權優勢是有限的，因此企業在東道國的區位優勢是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母國約束”機制

以鄧寧折衷范式為代表的眾多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都側重于研究企業FDI流出的兩大影響因素，一是企業自身所具備的滿足其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與動因；二是與東道國相關的區位因子。在眾多文獻中，很少有學者從宏觀視角出發研究“母國約束”對一國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影響。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絕大多數對外直接投資的主流理論都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的行為作為研究對象，因此這些理論其實都具有一個隱含的假設條件：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是充分自由的，母國的經濟環境和政策對于FDI的流出既沒有鼓勵的作用，也不會產生約束，即對外直接投資只是一種企業行為，與母國政策和經濟變量無關（王恕立，2003）。顯然，這不符合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客觀事實。至少在目前的世界對外經濟活動中，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環境和政策都會對本國FDI的流出產生影響。例如，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在某些階段會制定相關政策法規來消除“資本外溢”的風險。諸如德國、日本、波蘭和美國等自由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也對一些敏感投資領域設置“門檻”（IMF,2005A）。因此，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就必須考慮母國的約束條件。

本文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約束”是一個綜合變量。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母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內在動因及條件，母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外部聯系以及母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宏觀視角下，母國的內在動因及條件是以資本輸出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穩定程度來衡量的；母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外部聯系十分復雜，包括政治、文化、地理等許多不可測量的因素。本文僅從對外經濟活動的角度來考察母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外部聯系；母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則主要是指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各種政策，包括一般性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和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具體措施。一般來說，對外經濟相對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很少有針對性地制定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具體措施；隨著對外經濟活動的日益頻繁，這些經濟體才會從實施一般性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轉變為更多地實施具體措施來引導本國FDI的流出。

約束機制1：母國經濟發展水平對FDI流出的影響。

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穩定程度對決定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所有權優勢變量和區位優勢變量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對所有權優勢變量來說，母國經濟發展水平和穩定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會改變企業在母國和東道國的比較優勢。例如，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和財政支出的增加，母國的生產要素價格相對于國際生產要素價格會發生顯著的變化，從而導致企業的“比較成本”的升高或降低，影響企業的所有權優勢變量。這是因為一方面國民經濟的發展拉動了國內對生產要素的需求，提高了企業的生產成本，從而促使企業向海外投資以謀求低成本戰略；另一方面，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刺激了國內消費，企業在本國有了更廣泛的市場，更愿意選擇在本國進行投資。考慮到海外投資的風險，這在一定程度上又會減小母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對區位優勢變量來說，母國經濟發展水平和穩定程度主要是通過影響匯率水平，從而改變企業在東道國的區位優勢。一國經濟發展的穩定程度的重要測度指標是通貨膨脹率。較高的通貨膨脹會導致一國的匯率下降，誘發資本從強勢貨幣的國家流向弱勢貨幣的國家。

約束機制2：母國對外經濟活動對FDI流出的影響。

一般來說，對外經濟活動主要包括國家或地區間的貿易活動和資本流動，而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則屬于國家或地區間的資本流動。因此，其他對外經濟活動對FDI流出的約束機制在于它們之間可以相互替代，相互補充，甚至可以說是一國對外經濟行為的連續過程（Vernon , 1966；Johansson&Vahlne , 1997）。針對不同時期的特定國家或地區，這種約束的效力和方向都會產生較大的改變。

約束機制3：母國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對FDI流出的影響。

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對FDI流出的約束主要分為兩類，一般性對外直接投資政策的影響和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具體措施的影響。一般性對外直接投資政策主要指為控制對外直接投資而人為設定的障礙，如嚴格的外匯政策和審核程序等；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具體措施則主要是指政府針對企業的海外投資而提供的各種優惠。

下面簡單分析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對母國FDI流出的約束機制。每個國家和地區的母國對外直接投資政策都是獨特的，即與母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地緣特色、產業結構以及經濟戰略目標相一致（World Invest-ment Report , 2006）。根據 OL-FDI 模型，母國對外直接投資政策通過影響企業所有權優勢和區位優勢，能適度地引導母國企業的國際直接投資。首先，特定的母國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可以提高或削弱跨國企業的所有權優勢。例如，如果母國政策限制資本輸出的規模，并實施先進技術輸出管制，一個擁有雄厚的資產和技術優勢的企業也無法發揮所有權優勢進行有效的對外直接投資。其次，母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還會改變企業在東道國的區位優勢。比如有政府支持的FDI保險計劃降低了企業海外投資的風險，即FDI保險計劃最大程度上削弱了區位因素中的國有化風險、戰爭損失以及無法將利潤匯回母國的風險，從而提高了企業在東道國的區位優勢。另外，企業在東道國的區位優勢并非完全取決于東道國的條件，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政治經濟關系及相關政策協定程度也是衡量區位優勢的重要因素。美國學者查爾斯•希爾（1999）在《今日全球商務》中就指出80年代日美的政治經濟關系是日本放寬對美國FDI的限制的重要因素。因此，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約束機制可以用圖3簡化表示。在宏觀視角下，來自母國的約束影響著母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即沿著從母國向東道國這樣的路徑推動著國際間資本的流動，因此本文也形象地將“母國約束”稱作對外直接投資的推動因素。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母國約束因素的檢驗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選取

在宏觀層面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來自母國的推動因素，二是來自東道國的拉動作用。推動因素和拉動因素的相互博弈不僅僅是對鄧寧折衷范式的一種理論上的延伸，并且豐富和改進了“投資發展路徑學說”中單一解釋變量的缺陷。沿著資本流動的方向，結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路徑，從母國和東道國兩個不同的視角來考察影響FDI流出的經濟變量，才能真正探究和驗證中國近年來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本文認為，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約束”機制主要是通過作用于企業的所有權優勢變量和區位變量，從而促進或抑制本國FDI的流出。本文我們把這種“母國約束”稱為來自母國的推動作用進行分析。同理，“東道國約束”，即東道國的拉動作用，也是通過作用于改進的OL-FDI模型來影響母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值得注意的是，母國推動因素和東道國拉動因素是可以相互轉換的，并且分屬于母國和東道國的經濟變量是基于“比較”而得來的。例如，中國制造企業的生產成本往往是與勞動力成本緊密相關的，如果中國企業的勞動力成本相較于潛在東道國的勞動力成本偏高，則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企業更傾向于對外直接投資。再如，人民幣匯率不僅屬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推動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東道國的通貨強勢與否。因此，本文僅從母國的推動因素來考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問題，旨在從中國的角度出發，分析FDI 流出的決定因素。本文從五個推動因素來考察中國資本流出的母國決定因素，構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框架，分別是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環境成本和勞動力成本、開放程度、貨幣因素以及政策因素，如表1。其中，先針對前四個推動因素進行實證的檢驗，其變量分別選擇為人均GDP、教育費用、出口額和實際利用外資額、以及人民幣外匯匯率。由于政策變量的無法測量以及其特殊性，將以“走出去”戰略為例定性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因素。

（二）假設的提出及理論基礎

假設1：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水平（以人均GDP為變量）成正向關系。

理論基礎：根據投資發展路徑理論（Dunning,1981），一國對外投資凈額與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有著天然的聯系。一般而言，經濟發展程度越高的國家或地區，其對外投資凈額為越大的正數；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其對外投資凈額也會相對較低；而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國家，其對外投資凈額則為負數。因此，我們可以初步判斷，以人均GDP來衡量的母國經濟發展水平有可能會對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產生積極的影響。再者，本文認為母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是該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內在動機。中國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經濟規模龐大，因此對戰略性能源和資源的需求日益加劇，對這些領域進行有效地對外直接投資是爭奪國際話語權的最佳選擇。因此本文假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水平成一個正向的關系。本文使用人均GDP作為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變量。

假設2：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生產成本（以教育費用為變量）成正相關。

理論基礎：Dunning and Narul（a1996）認為由于每個經濟體的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都具有獨特性。母國的環境成本和勞動力成本也是衡量母國經濟發展程度的重要因素。例如，環境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相對較高的國家的制造企業更愿意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子公司，實現資本的對外流出。就中國而言，近年來國內的勞動力不再相對廉價，許多依靠低成本戰略的中小企業面臨著勞動力和環境成本的上升，這主要是因為隨著國民經濟的迅猛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顯著提升，自身素質和修養以及對生活標準的提高要求企業支付更多的薪水，提供更多的福利保障。因此，本文使用教育費用來衡量中國的環境和勞動力成本，并假設隨著教育費用的增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在增加。

假設3：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水平（以出口額為變量）成正相關。

理論基礎：目前，學術界并沒有就一國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的關系達成統一共識。針對特定國家特定時期，兩者的關系會發生一定的變化。一方面，許多學者認為對外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具有互補關系。鄧寧（2001）認為對外出口貿易會幫助企業獲得知識從而產生所有權優勢，有助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同時，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建立出口平臺和生產設施又推動了對外貿易（UNCTAD，2003）。在中國，人民幣升值將增加傳統優勢行業產品出口的比重，推動對外直接投資。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可能是替代的（Vernon, 1966; Bellak, 2001）。這是由于潛在的出口商為了繞開出口貿易壁壘而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就中國而言，中國出口產品主要是技術含量不高的制成品，而海外投資在2008年主要集中在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以及商務服務業，約占60.91%（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9》中“按行業分對外直接投資”計算得到），所以我們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是對外貿易出口的延續，兩者并不存在替代關系。在本文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母國約束”中，也認為一國對外貿易水平是衡量該國FDI流出的對外投資條件。因此，假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水平成正向關系，用出口額作為對外貿易水平的變量。

假設4：外商直接投資的實際利用額越高，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量越大。

理論基礎：Dunning（2001）認為外商直接投資會把海外企業的所有權優勢轉移給國內企業，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是正向關系。以中國為例，以發達國家為主的外商在華直接投資會帶給中國企業以高效的管理模式、先進的技術水平以及更多的投資機會，形成持久的示范效應，從而提升中國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促進中國企業主動進行更多的對外直接投資。關于這種外溢效應，Duran&Ubed（a2001）也曾指出。但是，本文認為直接使用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額作為衡量外商直接投資是不科學的，這是因為外商直接投資的外溢效應的前提是母國足夠大程度地利用外國資本。只有母國企業充分利用外國進入的資本，其管理和技術水平以及投資機會的把握能力才會得到顯著的提升。因此本文假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外商直接投資成一個正向的關系，且使用實際利用外資額作為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變量。

假設5：東道國貨幣相對于人民幣的價值越低，中國對其直接投資量也越大。

理論基礎：一般來說，匯率對于母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難以估計。然而，近年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充足的外匯儲備和堅挺的人民幣幣值的支持下強勁增長，這似乎映射出兩者具有一定的關系，尤其在傳統的優勢行業。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近年來人民幣的持續升值標志著中國已經逐漸成為貨幣相對強勢國家。Alibe（r1970）認為，在購買力優勢和資本成本優勢的促使下，FDI會從貨幣相對強勢國家流向貨幣相對弱勢國家。若母國的貨幣處于強勢地位，母國的資本成本也會較低，即母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就可以以較低的折現率來資本化其在東道國市場上的未來收益，這在理論上提高了母國企業未來現金流的凈現值；同時，貨幣強勢地位的國家的企業可以花費更少的錢購買東道國的生產要素，這也刺激了這些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因此，基于目前人民幣匯率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以及理論，本文假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人民幣匯率成一個反向的關系。根據上述假設條件以及變量的設定，本文構建如下模型來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進行檢驗：其中，t表示年份，μ 表示白噪聲，其零均值，且等方差。本模型對所有變量進行對數處理。OFDI表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GDPPC表示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SCHO表示中國的教育費用支出；EXPO 表示中國的對外貿易出口額；IFDI 表示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實際利用額；EXCH 表示人民幣匯率。各解釋變量對因變量的預期影響見表2。

（三）數據來源及說明

本研究在驗證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時，數據來源主要是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數據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告》、《中國統計年鑒》以及《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等相關材料。因變量和解釋變量的樣本選取年限為1985年至2008年。其中，2003-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9版，1985-200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來自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數據庫。在解釋變量中，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教育費用支出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9版；實際利用外資額，出口額和人民幣匯率的數據來自《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9版。匯率采用外匯匯率表示法，即用100美元作為標準，折算為一定數量的人民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單位是美元，其他經濟變量的單位是億美元。由于教育費用支出的數據是不完整的，即1985-1991年和2008年教育費用支出的數據是缺失值，因此有必要對這些缺失值進行有效地處理。本文的處理方法如下：根據中國教育費用原始數據作圖4，發現1992-2007 年中國教育費用額呈現顯著的上升趨勢，因此判定可以使用年平均增長率計算缺失年份的數據。中國教育費用支出的年平均增長率為19.43%，然后運用該值計算1985-1991年和2008年的缺失數據。（四）數據處理及分析

1.數據相關及共線性

根據各變量1985-2008年的樣本分析，顯示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教育費用、實際利用外資額和出口額都隨著時間呈上升趨勢，因此需要對這些解釋變量進行皮爾遜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在顯著性水平為1%的情況下，所有變量間的相關都是顯著的。在考察相關系數矩陣后，我們發現幾乎除EXCH 的自變量之間都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比如 GDPPC 與 SCHO，SCHO 與 EXPO，EXPO 與 GDPPC 等等。由于多重共線性可能造成參數估計量的無效，所以需要對模型的設定進行處理。本文將采用差分法來改進模型的設定，實現多重共線性的消除。

2.平穩性檢驗

一般來說，現實經濟生活中的時間序列數據通常是非平穩的，而且主要的經濟變量如消費、收入、價格往往表現為一致的上升或下降。這樣，從非平穩性的角度看，若仍通過經典的因果關系模型進行分析，則一般不會得到有意義的結果，因此必須首先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主要采用的是擴展的狄克—福勒檢驗法（ADF檢驗）。本文的時間序列數據呈現較為明顯的上升趨勢，且均值不為零，因此在進行ADF單位根檢驗時，應選擇包含常數和時間趨勢項的檢驗方程，即：Δyt=c+δt+γyt-1+εt（2）表4給出了ADF單位根檢驗的結果。從中可以看出，變量LogOFDI、LogGDPPC、LogSCHO、LogEXPO、Lo-gIFDI 和 LogEXCH 的 ADF 統計量分別是-2.27、-1.22、-0.81、-2.72、-2.09 和-0.68，均不能拒絕置信水平為90%的原假設；但所有變量的時間序列在經過一次差分后都變成平穩的，因此所有變量均為一階單整，滿足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和協整檢驗的條件。同時，利用差分還有效消除了各變量間的多重共線問題。

3.格蘭杰因果檢驗

在各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基礎上，為考察各變量之間的格蘭杰因果關系，需要對一階差分的各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分析。格蘭杰因果關系是指各解釋變量的前期變化可以有效地解釋對外直接投資變量的變化，當兩個變量在時間上有先導—滯后關系時，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是從統計上考察這種關系是單向的還是雙向的：即主要是一個變量過去的行為在影響另一個變量的當前行為？還是雙方的過去行為在相互影響著對方的當前行為？在表5中給出了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共列出八個格蘭杰因果檢驗。根據p值可知，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額和出口額是對外直接投資的“格蘭杰原因”，即外商直接投資的實際利用額（MF-DI）和出口額（MEXPO）的前期變化可以有效地解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變動。同時，我們也可以很快地判斷，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MGDP），教育費用（MSCHO）以及人民幣匯率（MEXCH）這三個解釋變量與對外直接投資的格蘭杰因果關系并不明確。然而，依據格蘭杰因果檢驗6,7和8,這三個變量的變動卻可以很有效地解釋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實際利用額（MFDI）。因此本研究在方程（1）的基礎上構建如下計量模型：假定在時間序列中的連續三期表示為T-2，T-1和T。在T-1時期，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額和出口額的變動能夠有效地解釋T時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變動；在T-2時期，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教育費用以及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可以有效解釋T-1時期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額的變動，從而間接對T時期中國FDI流出的變動給予了解釋。因此，方程（1）可以改進為如下形式：

4.協整檢驗及內生性檢驗

接下來，需要檢驗變量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有許多研究表明基于國內投資、海外投資和商業周期的宏觀層面數據可能是協整的（King, Plosser, Stock&Watson, 1991;Love & Lage-Hidalgo, 2000），因此本文也將通過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以判斷模型的長期均衡關系。本文的協整關系檢驗采用基于最大特征值檢驗的JJ檢驗。同時也進行內生性檢驗，用于檢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其解釋變量之間是否具有雙向的因果關系。表6顯示各變量之間至少有三個協整向量，這六個變量之間存在長期關系。由于存在協整關系，本文將使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進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分析。另外，為更準確地估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還需要對所建立的模型進行內生性檢驗，以考察因變量LogOFDI和各解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雙向因果關系。本研究采用VAR模型中的Wald－Granger檢驗，以檢驗內生變量是否可以被作為外生變量看待。VAR模型是自回歸模型的聯立形式，VAR模型的結構與兩個參數有關：一個是所含變量個數N，一個是最大滯后階數k。表7給出了內生性檢驗的結果。從結果可知，五個解釋變量中只有LogEXPO在置信水平90%下拒絕了原假設，這表示中國出口受到中國FDI流出的影響，兩者具有反向的因果關系，即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變化會影響中國出口的變化。即得出中國出口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格蘭杰原因”。因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是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2004 年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增長迅速，這也伴隨著中國對外出口的增加。1985-2003 年中國對外出口額的年平均增長率約為17.07%，而2004-2008年出口的年均增長率上升了近10個百分點，約為26.83%。可以說兩者呈現出同向變動的趨勢。

5.基于VEC模型的分析

由于各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因此本研究采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進行分析，以考察因變量和解釋變量間的長期關系和短期關系。首先，我們設定各變量的滯后階數以及區分各變量是否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內生變量。因為變量觀測值是年度數據，而鑒于本文的樣本數據范圍較小，因此，一般來說建立滯后2期足以消除隨機誤差項中存在的自相關。Sims提出的用似然比統計量來選擇滯后項值，其判斷標準是，如果似然比統計量的值小于臨界值，則認為新增加的滯后變量對VEC模型毫無意義，本文采用的就是這種方法。根據方程式（3）以及格蘭杰因果檢驗可知，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教育費用以及人民幣匯率無法直接有效地解釋中國FDI流出的變動，因此本研究將這三個變量歸為外生變量，在VEC模型中分別用LogGDPPC(-2)、LogSCHO(-2)和LogEXCH(-2)來表示。外資直接利用額和出口則作為內生變量考察，選取的滯后階數為1。然后進行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估計各變量的參數。表8給出了各參數的具體數值及t統計量。另外，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結果AIC值和SC值分別是-2.151591和-0.812585，相對較小，這說明本文構建的VEC模型是有效的。可決系數和調整后的可決系數分別是0.786860和0.680290，因此擬合程度可以接受。

（五）結果與討論

表8的結果有效地檢驗了提出的五條假設。

假設1：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水平（以人均GDP為變量）成正向關系。

從結果中可以看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中國FDI流出的最顯著因素。其二階滯后序列所對應的參數估計值顯著，約為5.22，這說明t-2時期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加，t時期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也將有較大并且正向的變動。該結論與鄧寧的投資發展路徑理論相一致，有效地驗證了描述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假設條件。

假設2：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生產成本（以教育費用為變量）成正相關。

教育費用的二階滯后序列所對應的參數估計值顯著，約為-4.46，這說明在t-2時期中國更高比重的教育費用支出會導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減小。更多的教育費用對FDI流出產生的效應主要分為兩個方面，從短期來看，更多的教育費用導致母國環境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導致企業的競爭力嚴重下降，沒有更多的資本進行海外投資。從長期來看，教育費用支出的不斷加大會提高母國勞動力的綜合素質，增強跨國企業的人才儲備，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另外，教育費用增加所帶來的高成本還會促進低成本戰略的企業不得不尋求海外投資。在VEC模型中，只有誤差修正項的參數估計值表示的是一種長期關系，其他變量的參數估計值則表示一種短期關系。因此從短期來看，估計結果較為符合實際情況。因此關于描述對外直接投資和教育費用的假設條件未通過檢驗。

假設3：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水平（以出口額為變量）成正相關。

在VEC模型的估計中，出口的參數估計值雖然為正數，但并不明顯顯著。因此無法驗證假設中兩者的正向關系。然而，根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內生性檢驗，兩者具有雙向的因果關系，這里不再贅述。參數并不顯著的原因則可能是由于中國政府對外經濟政策的影響和引導。例如，受政治影響，中國企業更偏重于投資于非洲和拉美國家或經濟體，但是針對這兩個地區的對外貿易出口總量卻十分有限。

假設4：外商直接投資的實際利用額越高，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量越大。

根據表8，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實際利用額的參數估計值約為2.65，并且十分顯著。這說明隨著中國外資實際利用額的增長，中國企業將更多地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中國企業將從外商直接投資中“吸收”先進的技術、管理模式以及更廣的營銷平臺，并轉化為自身的競爭力，海外投資就成為了一種必然。因此通過了對該假設的檢驗。

假設5：東道國貨幣相對于人民幣的價值越低，中國對其直接投資量也越大。

人民幣匯率的二階滯后序列所對應的參數估計值顯著，約為2.27。這說明伴隨著人民幣匯率的升高，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也將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升高就意味著東道國貨幣相對于人民幣的價值降低。該結論與美國金融學家阿利伯（Aliber, 1970）提出的“通貨區域優勢理論”相一致，即資本會從相對強勢貨幣的國家流向相對弱勢貨幣的國家。人民幣匯率的升高意味著中國企業在海外的資本成本降低，能以更少的錢購買東道國的生產要素，即中國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得到了提升。這一檢驗結論也說明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進行海外投資是一種提升企業效率的戰略選擇。因此本研究接受該假設。

（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因素

進入21世紀，中國政府不斷制定鼓勵和扶持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和措施，如簡化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審批程序，放寬對外匯的管制，信息服務以及財政和資金上的支持，尤其是2000年正式提出“走出去”戰略，目前已是中國經濟開放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2001年“走出去”戰略正式被寫入“十五計劃”，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在金融、保險、外匯、財稅、人才、法律、信息服務、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確保“走出去”戰略的有效實施。中國“走出去”戰略的宗旨在于扶植有國際投資潛力的企業進行海外投資，以合理分配國內現有資源，提升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中國商務部和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主要負責該戰略的實施和協調工作。“走出去”戰略包括三個組成部分，分別是對外直接投資、國際工程承包和國際勞務合作。其中，對外直接投資是“走出去”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政府的部分制度規定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該戰略的有效性（World InvestmentReport, 2006）。比如說，中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審批程序過于復雜，對外匯使用的限制也過于嚴格（Yao & He, 2005）。而根據約束機制中關于對外直接投資政策的分類及描述，本文認為中國外資流入流出的審批程序和外匯政策可以看作是中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人為障礙”，正是一般性對外直接投資政策，而中國“走出去”戰略有效地鼓勵和扶植企業進行海外投資，則是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具體措施的體現。因此，考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因素需要分成兩個步驟：先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制度，再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性優惠。只有在良好的制度條件下，基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優惠政策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四、結論

本研究以宏觀視角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為研究對象，從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開放程度以及政策制度的角度，系統地分析了影響中國FDI流出的母國決定因素。對于可以定量的決定因素，如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中國勞動力成本、中國經濟的開放程度以及中國海外投資的貨幣因素，本研究采用變量的方法進行實證的檢驗。其中，以人均GDP來衡量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以教育費用來衡量中國勞動力成本，以出口額和外資實際利用額來衡量中國經濟的開放程度，以人民幣匯率來衡量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貨幣因素。根據實證檢驗的結果，本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結論1：以人均GDP來衡量的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最顯著因素，并且伴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規模會繼續擴大。

結論2：以教育費用來衡量的中國勞動力成本會顯著地影響中國海外投資的規模，并且在短期內中國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會導致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減少。

結論3：以出口額和外資實際利用額來衡量的中國經濟開放程度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較為復雜。一方面，出口和對外直接投資是一種雙向的因果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中國經濟開放程度和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是相互影響的。另一方面，出口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正向影響并不顯著，而外資實際利用額是中國企業投資海外的顯著的正的因素。若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是互補關系，則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開放，海外投資也將不斷增加。若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是替代關系，則中國經濟開放程度與海外投資的關系就取決于這種“替代效應”與外資實際利用額的正影響之間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