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的意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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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節日，文化差異，對比研究，啟示意義

1.中美節日的起源與差異根源

傳統的民族節慶是一種極為復雜的社會文化現象，包含著一個民族歷史形成和沉淀下來的性格、心理、信仰、觀念、思維方式、道德情操、審美情趣，以及諸多民族文化深層結構內涵的價值取向。習俗差異作為文化差異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人的影響與作用更為直接具體。

中國的傳統節日，基本都是封建社會時期形成并流傳下來的，不可避免的打著封建的烙印：等級制、封閉式、家族式，各節日無不以家族、家庭內部活動為中心。中國節的另一顯著特點是體現著中國吃文化的習俗。每個節日都有不同的特色食品要求，以區別于其他節日。如吃餃子、元宵、粽子、月餅等等。然而，美國的節日就不同了，它更多地是表現出人們的互動性、眾人參與性、狂歡性、熱烈情緒的發泄性，以自我為中心，崇尚個性張揚，感恩節、圣誕節、情人節......莫不如此。這與中國節的封閉性、家族性恰好相反。而這些，正是體現了社會發展的需要、社會前進的必然，體現了人類社會的群體性、眾人共同參與性，適應了現代社會人們渴望互相交流、群體參與、共同發泄情緒的愿望。

2．中美傳統節日對比研究— 春節與圣誕節

中美兩國的傳統節日存在著鮮明的差異性，具體研究兩國節日的風俗禮儀，進一步了解節日所體現的各國的文化。在中國，春節，是中國農歷的歲首，也是中國民間最隆重，最熱鬧的一個古老傳統節日。大概在周朝時，中國人已慶祝這個節日了。它是一年之始，又在新春時候，一切充滿了生機和希望，人們便乘節日之時互相祝賀.

在美國，圣誕節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屆時，千千萬萬的美國人風塵仆仆地趕回家中團聚。圣誕之夜必不可少的慶祝活動就是聚會。大多數歐美家庭成員團聚在家中，共進豐盛的晚餐，火雞是圣誕大餐中必不可少的食物，所有家庭成員圍坐在熊熊燃燒的火爐旁，彈琴唱歌，共敘天倫之樂。

由此可見，春節和圣誕節都體現了中美文化中強調幸福和諧的因素。但相比之下，中國更傾向于表達他們的情感和思鄉之情，以及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中國的儒家文化所強調的和諧與仁愛在春節這個傳統節日的深刻體現。然而美國更多的是為上帝給予的禮物而祈禱，強調基督教所倡導的仁愛與平等的精神。

3.中美傳統節日文化內涵上的區別

節日文化不僅是展現一個民族文化生活圖景的窗口,更是一種象征和意義的體系，中美兩國的傳統節日體現著共同的象征意義，這就是對幸福的企盼，對仁愛的向往和對未來的祝福。然而每個節日都有自己的一些獨特的慶祝活動，這一點中國和美國截然不同。我們從中可以發現中美文化的差異進而促進兩國之間的跨文化交際。簡言之，中國的傳統節日的習俗主要是以吃喝飲食為主題，而西方國家傳統節日的習俗則主要以玩樂為主題。

3.1 以吃喝飲食為主題的中國傳統節日文化

中國講究飲食，中國的傳統節日文化體現了“民以食為天”的文化傳統。成為文化的隱喻的符號系統。中國傳統節日都具有文化意蘊的飲食風俗：如清明節的冷食與雄黃酒，中秋節的月餅，重陽節的重陽糕和酒，春節的餃子等等。這些都可以看出，中國的傳統節日文化主要以吃喝飲食為主題。

中國節日體現了以家族內部活動為中心的思想，崇尚集體主義。

3.2 以玩樂為主題的美國傳統節日文化

美國人對生命的追求是以健康快樂為目的的，除必須的飲食營養以為，更主要的是通過宗教和娛樂活動來實現，認為人生來有原罪，必須通過信仰上帝，參加宗教儀式和不斷懺悔等才能贖罪，從而得到凈化和快樂，因此西方的節日習俗不僅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而且注重宗教儀式后的一種身心解脫和快樂。同時，美國的傳統節日更多的是體現出人們的互動性，集體性和狂歡性，以自我為中心，崇尚個性張揚。

4．中美節日文化差異對跨文化交際的啟示意義

由于中美兩國的文化在本質上的不同，兩國文化在交流中必然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和摩擦。因此通過從兩國節日文化差異的角度我們可以看出兩國人民在思維方式上的差異，進而應用于我們的跨文化交流中避免不必要的尷尬。

從中美兩國敬拜的角度講，中國人敬拜的諸神，民間詞語中的“上貢”、“燒香”等，無不灌輸給人們這樣一種文化：過節就是要敬比自己能力強大的人或神。這種敬拜是一種基于心靈的精神的信仰的理想，而生活的本身只是實現這一理想的過程。美國人更多是以平等的姿態共享節日的歡樂，每個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當他們受到贊揚時,總會很高興地說一聲“Thank you”表示接受。

最后，從表現形式上可以看出，中國人的年節無論衣食住行，言語行為，生活的一切，無不充溢著年的內容、年的意味和年的精神。西方人的年節，特別是對基督徒來說，它代表了耶穌的誕生。他要求人們向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從中美兩國慶祝節日的表現方式上我們可以看出，中美兩國在思維方式上的差別是：中國人思維比較抽象，美國人比較具體；中國人偏重精神感受，美國人注重實用。

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中美有著巨大的社會歷史節日文化差異。正是這種差異成為了中美兩國傳統節日跨文化交匯與移植的最大障礙。傳統節日積淀了各個國家悠久的歷史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我們在享受節日的盛宴和感受節日的濃烈氣氛時，不妨體味一下中美節日文化的不同之處，這對我們學習西方文化和語言具有極大的好處；并且可以讓我們在進行跨文化交流中避免誤會，尊重彼此的文化習俗，使溝通更加順暢，合作更加愉快。

參考文獻：

［1］ 高占祥.《論節日文化》［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59．

［2］ 耿衛忠.《西方傳統節與文化》［M］．山西：書海出版社，2006：45—86．

篇2

關鍵詞：語言 文化 翻譯 跨文化交流

世界各民族語言的多樣性和差異性造就了千差萬別、多姿多彩的世界文化。在語言文化、風俗習慣、社會制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的情況下，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人們如何實現溝通和交流呢？最為直接有力的回答當然是：翻譯。翻譯是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們賴以交流和溝通的媒介，它不僅僅是不同語言符號之間的轉換，更是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在推動各民族和全人類進步以及全球文化融合與更新的進程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在21世紀經濟和文化全球化愈演愈烈的時代，不同文化人群之間的交往更加密切和便捷，文化的差異性、多元化和多樣化特征愈發凸顯，“翻譯在各種文化之間始終充當著協調者和中介的作用，其作用非但沒有減弱反而變得愈加重要”[1]（P66），因而，如何闡釋語言的文化屬性、從跨文化的視角解讀和理解翻譯的跨文化交流功能和作用也就顯得非常必要了。

一、語言與文化

語言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最基本文化成果，是文化的實體存在，是文化的核心，它本身也是一種文化，具有自律性、內在性、獨特性的文化屬性。特定的文化人群或地域人群在用其特有的語言表達社會生活中的各種事物，傳達社會經驗、精神情感、信仰、價值觀念、心態系統以及世界觀等的時候，就給自己的語言符號打上了獨特的民族文化印記，并賦予其特有的文化附加意義及衍生意義，從而決定了語言的異質性和語言的文化屬性。

第一，語言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團體在自身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包括語音、語法、詞匯、語義等諸多范疇的結構體系。它具有任意性和約定俗成性。語言的任意性和約定俗成性存在規定了語言符號外觀、遣詞造句和承載文化底蘊上的分歧和差異。”[2]（P107）人們學習和運用語言的過程，也是在逐漸了解并進入該語言所記錄、描繪和表達的文化世界。因此，無論是漢語的象形文字還是英語的拼音字母或是拉丁語的拉丁字母，都是音、形、意相結合的、有意義的符號單位，都帶有其各自所屬民族文化系統的特征。表意象形的漢字的偏旁部首展現的是所表達意義的具象，與西方的拼音字母中前后綴所指示的共相或抽象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和對比。英語和漢語在語法方面也表現出各自的獨特性。英語的名詞有著較為復雜的性（gender）、數（number）、格（case）的形態變化，動詞有非常復雜的時態、體、語態、語氣、人稱等的形態變化，而且句子的主語和謂語要保持人稱和數的一致，這反映了英美文化世界的語言使用者們看重精確與形式邏輯的分析話語體系，希望通過嚴密的分類和演繹推理保持理性的語言價值體系。而漢語的動詞和名詞沒有如此復雜的區分，沒有形態的變化，有時動詞和名詞甚至是可以通用的，這反映了中國人偏重直觀，相對不受邏輯規約的束縛，得“意”而忘“形”，用形象化語言進行思辨的綜合性思維方式。又如，漢語中沒有英語的定冠詞、動詞時態、主謂一致等語言規約，所以中國人覺得英語語法很生硬呆板，而英語國家的人會認為漢語不夠嚴謹；另一方面，漢語用于限定可數名詞的的量詞卻又十分嚴謹，如漢語的“一個（人）”“一頭（牛）”“一只（雞）”“一匹（馬）”“一輛（車）”“一扇（窗戶）”等在英語中均可以用不定冠詞“a（n）”來表達：a man、a cow、a chicken、a horse、a car、a window等，所以英美人會覺得漢語的量詞很繁雜，而我們會認為英美人沒有區分事物本質差別的邏輯。

第二，任何一種語言都根植于語言使用者賴以生存的文化，特定的語言與其生存的文化具有內在的相關性和共通性。人類世界之所以有意義、有“文化”，是因為生活在世界中的人在使用被賦予了意義的語言來認識和理解世界的同時，也用語言來構建意義世界，構建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環境，并通過語言的方式擁有文化世界，從而發現自己的存在。可以說“人類幾乎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思索著自己與語言的不解之緣，并在語言的規范下創造和傳承著不朽的文化”[3]（P8）。語言中的詞語包含著深厚的民族和文化因素，都被賦予了各自文化特色的附加意義和衍生意義，各種文化都為自己語言的詞語意義打上了獨特的文化印記。譬如，在漢民族的傳統文化中，家族倫理居于核心地位，在親屬稱謂中，嫡親或外親、宗親和姻親、直系或旁系等輩分及長幼的排列非常明確。所以，對于漢文化中豐富的親屬關系稱謂詞語的理解有時需要更多地依賴于上下文和各種不同的語境。《紅樓夢》第三回描寫林黛玉初進賈府時，最能體現林黛玉身份和地位的稱謂用語有兩處，一是林黛玉向眾人說起癩頭和尚要化她出家之事，因父母不肯，癩頭和尚便說：“若要好時，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是外親，一概不見，方可平安了此生……”。二是王熙鳳初見到林黛玉時，對其大加贊賞：“……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竟是嫡親的孫女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其中所使用的“外親”“外孫女”“嫡親的孫女”等稱謂都有意無意透露出對林黛玉在賈家的身份和地位的暗示。賈姓人士對于林黛玉是“外親”。反過來說，林黛玉對于賈家也是外姓人士，是“外孫女”，而非“嫡親”。所以，林黛玉雖然進了賈府，但總歸是外人，暗示了林黛玉寄人籬下的命運。而這一點，對于不了解漢文化中稱謂文化的外國人而言，是難于理解的。

語言是聯系人與文化世界的紐帶，語言在文化中不斷發展，并被不斷地賦予更為豐富的文化意義和內涵。文化潛移默化地影響和規約著人們的語言使用，人們從出生之日起就浸潤其中。

二、翻譯與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流是指分處于異質文化中使用不同語言的信息發出者個體和信息接收者個體之間通過特定的信息傳播途徑進行信息傳通的過程。對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們而言，實現這個完整的信息交流過程所依賴的特定的信息傳播途徑主要就是“翻譯”。翻譯的介入或者確切地說翻譯者的介入和參與使講不同語言的民族得以相互交流、彼此溝通，并最終實現相互對話的目的。在翻譯過程中，翻譯者必須首先破譯源語信息，把一種語言文字轉換成另一種語言文字，而不改變原文蘊涵的意義或所要傳達信息，然后用譯入語賦予該信息在譯入語文化語境中的相同意義，以保證信息發出者意向所指的接受者感受到完整的信息傳遞，并接受其影響而做出反應或采取行動。語言的文化屬性表明翻譯已遠遠超越了源語與譯語之間簡單的語言轉換或信息傳遞，它不僅是一個在盡量不改變原文蘊涵的意義或所要傳達信息的前提下，把一種語言文字轉換成另一種語言文字的過程，而且是在多種文化語境參照下的、多種社會文化因素參雜糅合的、在源語文化與譯語文化之間進行協商調適的復雜的信息轉換過程。每個從事翻譯的人都會感受到源語和目的語中若隱若現的“文化”以及每個文本中所蘊含著的某種難以言表、難以捉摸的潛藏在詞語里面的模糊的、含蓄的、多義的文化特質。

第一，從微觀層面上看，翻譯是兩種語言形式之間的轉化、闡釋和再現的過程，如把英語譯成漢語或反之。翻譯從外在形式上看是指用一種語言（譯入語）對另一種語言符號（源語）進行闡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譯者通過在譯入語中尋找能夠最大限度地準確再現源語作品的一切語法、詞匯及篇章特征，將原文語篇中包含的所有真實信息盡可能完整地保留在譯文中。翻譯的結果是：承載原文內容信息的語言符號發生了改變，語言表達的邏輯和方式發生了改變，但是原文的信息和內容被另外一種語言重寫并保留了下來。語言的文化屬性表明語言不是在真空中起作用的，一個人語言的習得、使用和生存離不開它所賴以生存的文化傳統和文化語境，一個人學習一種母語就意味著在這個母語的文化世界中成長，其語言使用必然要受到他賴以生存的文化語境和文化觀念的制約，所以，當翻譯活動開始時，譯者就“進入了一種文化關系中，而他又是作為養育他的那種文化的個體顯現進入這種關系的，所以他完成的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關照、比較、體驗、領悟。”[4]（P69）為了翻譯，譯者必須理解文本存在的另一種文化的全部符號系統，也就是說，譯者在帶著自己的文化意識和規范翻譯原文本時，必須把自己融入超過文本本身的文化之中，通過譯入語的文化背景使原文文本富有更加深遠的意義。

下面以上文提到的漢語文化中的稱謂詞的英譯為例，說明文化對于翻譯過程的作用和影響。曹雪芹《紅樓夢》第三回描寫林黛玉初進賈府時，王熙鳳對林黛玉的贊美之辭中最能體現林黛玉在賈家的身份和地位。

原文：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竟是嫡親的孫女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

譯文：Her whole air is so distinguished.She doesn’t take her father，son-in-law of our Old Ancestress，but looks more like a Chia.No wonder our Old Ancestress couldn’t put you out of her mind and was forever talking of thinking about you.

譯者楊憲益夫婦沒有將原文中的“外孫女”和“嫡親的孫女”這兩個獨具中國文化內涵的稱謂詞語按照字面意思直譯為“your daughter’s daughter”或者“granddaughter of maternal side”和“close paternal granddaughter”，而是從原文文本的整體意義出發，在充分考慮了英語讀者的文化接受心理的基礎上，采取了“移花接木”的手段，將原文中的“外孫女”轉譯為“老祖宗的女婿的（女兒）”，將“嫡親的孫女”轉譯為“姓賈的孫女”，即清楚地交代了賈母和林黛玉的關系，又很婉轉地點明了林黛玉是外姓林家的人，抬高了賈家的地位。譯者巧妙地彌補了英漢文化差異造成的稱謂詞語概念范疇的詞義欠缺，又機智地避開了漢語和英語在稱謂文化上的沖突（畢竟“外孫女”和“嫡親的孫女”在中國古代像賈家這樣一個大家族中的地位是有本質區別的，而這種差別是英語文化中所沒有的），以此達到傳遞原文信息的目的

可見，翻譯是對源語的語言和文化信息都進行轉換和改造的過程，翻譯者既要在譯入語中找到與源語相對應，同時又能為譯入語讀者所理解和接受的詞語來進行相應的置換。翻譯者在源語和譯入語之間展開的翻譯實踐活動涉及到“源語和譯入語兩種不同文化以及兩種文化語境中的諸多因素的一個非常復雜的交往行為”[5]（P70）。所以，譯者在翻譯的時候不應該只是滿足于字面上的忠實，“而更是注重從文化的整體視角來考察如何準確地將一種語言中的文化現象在另一種語言中加以再現，尤其是忠實地再現一種文化的風姿和全貌。”[5]（P39）

第二，語言的文化屬性決定了翻譯的過程就是兩種不同的語言文本在兩種異質的文化傳統背景下發生的碰撞。在這個過程中，譯者通常會充分發揮譯入語的優勢，將源語所攜帶的異質文化通過翻譯創造性地改造后被植入到譯入語的文化中，并在譯入語文化中獲得了重生（afterlife），被賦予了新的內涵。英語商品名的漢譯為此提供了最佳的例證。很多從西方引進的產品的英文原名僅僅只是一個簡單的標識人物的符號。但是，在它們進入中國市場后，這些產品的中文譯名卻被賦予了十分豐富的漢語文化內涵。如女士化妝品Estée Lauder是用產品創始人的名字命名的，本身并不帶有文化色彩，但是其漢語譯名“雅詩蘭黛”，卻蘊含有“高雅詩意幽香佳人”的含義；體育用品Nike取自希羅神話，被譯作“耐克”，內含“耐用和克服一切困難”的語義；汽車品牌Mercedes-Benz取自于制造商的名字，利用音譯策略，譯作“奔馳”，含有“飛奔疾馳”之意，將產品的功能賦予語言文字之中。類似只有漢語才擁有的詞義如果直譯，恐怕會使商家和美國消費者大吃一驚。其諸如“寶馬（BMW）”“保時捷（PORSCHE）”“美寶蓮（MAYBELLINE）”“麥當勞（MCDONALD）”“必勝客（PIZZA-HOT）”等都在翻譯過程中（即使是音譯）譯者在進行漢字選擇時進行了創造性的異質文化的本土化改造。盡管在這個本土化改造的過程中，經過翻譯的原文，所傳達的信息不可能與原文完全等量，但是這種差異在新的地理和文化空間被賦予了新的生命力。翻譯“激活了靜態的、同一性的原文，使其獲得了他性，使同一性的文化在他者文化中得以延續。”[6]（P5）。異域文化經過翻譯被植入到了譯語文化體系當中，豐富了源語的語言和文化，同時其異國元素和他性本質也得到了保存，得到了認同。

第三，從宏觀上看，翻譯本身就是一項跨文化交際活動，因為翻譯使跨文化交流中的兩種異質文化或者兩種異質文化中的人實現了互識、互證和互補。無論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翻譯對于世界各國文明的演進和發展以及文化內涵的不斷豐富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禮記?王制》篇中就記載了我國遠古時代的傳譯之事：“中國，夷、蠻、戎、狄……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L，北方曰譯。”“寄、象、狄L、譯”就是指通解五方語言，為五方之民進行口頭言語翻譯之人。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歷史》中提到的發生在公元前5世紀中葉的傳奇故事也可以說明翻譯的跨文化交流本質：故事講的是遭綁架后被販賣到利比亞和希臘的兩個埃及女祭司分別學會了當地的語言，然后將埃及神廟的祭祀儀式翻譯成當地語言并傳給了當地人。由此可見，“不同民族語言文化之間的交流，是一種需要。任何一個民族想發展，必須走出封閉的自我，不管你的文化有多么輝煌，多么偉大，都不可避免地要與其他文化進行交流，在不斷碰撞中，甚至沖突中，漸漸相互理解，相互交融。在這個意義上，翻譯又是民族文化在空間上的一種拓展，在內涵上的一種豐富。”[7]（P6）這一點對于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的交流顯得尤為突出。由于中國和西方在地域和文化傳統上的巨大差異，翻譯在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所起到的作用就尤為重要。使用不同語言的兩個文化群體通過翻譯實現了跨文化交流雙方的“互識”。他們不但認識到各自語言文字的差異，也意識到各自思維方式、信仰系統、價值體系、世界觀等文化因素的差異，通過理解和認同這些差異，實現最終的對話。通過翻譯，跨文化交流雙方在各自的語言和文化的空間內涵上得以拓展和豐富：中國歷史上的印度佛教之于中國，中國古典哲學思想之于歐洲啟蒙哲學家，之于“”，古希臘、古羅馬文獻之于意大利的文藝復興等。翻譯為譯入語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為新思想、新文學、新科技等的生命之花開辟了新的生存土壤。國學大師季羨林（1911-2009）在談及中華文化經久不衰的原因時說道：

“不管經歷多少波折，走過多少坎坷的大陸，既有陽關大道，也有獨木小橋，中華文化反正沒有消逝，原因何在呢？我的答復是：倘若拿河流來比，中華文化這條長河有水滿的時候，也有水少的時候，但是從未枯竭。原因是由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數大大小小頗多的。最大的有兩次，一次是從印度來的水，一次是從西方來的水。而這兩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萬能靈藥就是翻譯。翻譯之為大用矣哉！”[8]（P9-10）

三、結語

在21世紀的今天，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文化軟實力不斷增強，社會不斷發展和進步，翻譯在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在中國優秀文化的對外傳播等方面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翻譯的跨文化交流本質也愈加明顯。正如副部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蔡名照在中國翻譯研究院成立儀式暨“中國文化對外交流與中譯外人才培養”高峰論壇開幕的致辭中所指出的“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翻譯工作在對外介紹我國進步發展、參與世界文明對話、促進世界對中國的認知和了解、增進中國人民與各國人民友誼的作用越來越明顯，任務越來越繁重。”[9]譯者只有認真領會語言的文化屬性和翻譯的跨文化交流本質，才能真正發揮翻譯作為多樣語言和多元文化之間溝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才能充分發揮翻譯的跨文化交流的作用，體現翻譯的跨文化交流本質。

（本文為昆明理工大學學科方向團隊建設項目“翻譯研究”階段性成果；昆明理工大學科學研究基金項目重點項目“西南地區高校外宣資料翻譯現狀與翻譯策略的應用研究[KKZ1201454002]”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劉貴珍.全球化視野下翻譯理論的建構與重構――《比較文學、世界文學與翻譯研究》評述[J].中國翻譯，2015，（2）： 66-68.

[2]葛中俊.語言哲學關照下的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A].謝天振. 翻譯的理論構建與文化透視[C].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3：10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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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羅.翻譯、變異和創造[A].樂黛云（中），勒?比松（法）主編.獨角獸與龍――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66-75.

[5]謝天振.文化轉向：當代翻譯研究領域的新拓展[A].樂黛云， 李比雄.跨文化對話[C].2004：65-70.

[6]王寧.比較文學、世界文學與翻譯研究[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7]許鈞.生命之輕與翻譯之重[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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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半開放”式工作室；版畫教學；文化交流

一、國內對于版畫認知的現狀

版畫作為三大畫種之一，相對于油畫、國畫來說并不被人熟知。其復制性、制作性、偶然性以及間接性呈現出獨特的藝術魅力。在國外藝術市場，版畫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流行畫種。從收藏者的角度來講，版畫作品具有精致、前衛、價格低廉等優點。

版畫的專業性和制作性，使得它需要一定的專業知識以及設備才能夠實現創作。專業制版、印刷知識是可以通過短時間的培訓學習，這便需要一個完整的版畫工作室作為載體。

目前，國內除藝術類院校以外，大部分高校都有版畫專業或者涉及版畫相關知識的專業。一些高校建立起了非常完備的版畫工作室。隨著社會整體文化氛圍的提升，版畫知識的普及不僅在高校中有所涉及，甚至現在的一些中小學、少年宮都開始逐漸涉及。

二、高校版畫工作室的功能

1.教學功能

高校中的版畫工作室首要任務是滿足教學和學生創作研究的需求。無論是何版種的教學和創作，都會涉及構思、制版、印刷這三個環節，其中，制版和印刷則需要相應的設備來實現。版畫技法和版畫創作的學習，除講授外，更多在于學生在制作過程中的體驗、總結以及研究發現。版畫的偶然性給予畫面的特殊肌理、構思以外的再創作都和制作不可分割，這意味著版畫創作需要一定的嘗試和自由性。這對于版畫工作室的要求就不能拘泥于課程進行時開放這樣的管理模式。

工作室的“半開放”模式是版畫教學的最佳狀態，這里的“半開放”概念具有針對性。課程進行中針對的是學生；課程之外針對有版畫創作意愿等人群。課堂教學的方式、時間和受眾，由“半開放”式的工作室管理模式打破，應用在教學范疇內最大化。

“半開放”式的工作室在教學過程中會出現不同版畫課程、不同年級的交叉。這樣的教學狀態更加自由化。不同版種形式、不同年級的創意靈感在這個平臺交織，打破教學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為創作帶來更多的可能性。

2.學術交流平臺

工作室作為一個交互平臺，教學之外還會開展一些學術交流活動。

（1）學術講座。版畫作為一種高度依附工作室實現的畫種，其學術講座、交流、workshop等勢必也要借此平臺實現。將版畫藝術家的想法與學生甚至其他的版畫愛好者、從業者分享、交流，也能更好地促進學術的往來。

（2）專業切磋。通過邀請、組織專業技法講座等方式，借“半開放”式的平臺，使更多不同風格、版種、類型的版畫從業者在這里切磋，開拓思路，汲取更多的創作理念和創作形式，從而達到促進教學、加強學術溝通的目的。

3.社會文化交流功能

任何畫種的推廣和被認知，除教育模式外，藝術市場的引導和推進也是行之有效的渠道。從收藏者的角度來講，版畫以篇幅小、精致典雅取勝，視覺感知和表現形式都比較前衛。另外從收藏成本來講，版畫成本較低，升值空間較大，比較有收藏價值。

鑒于版畫獨特的制作性，讓更多人體驗其制作過程，將自己的創意通過版畫形式物化也是一種很好的普及方式。更多的人制作屬于自己的版畫并交流和交換，也體現了版畫文化的社會交流意義，工作室便是這個社會文化交流功能的必要平臺。

三、版畫實驗室教學功能與社會文化交流功能的相互作用

版畫工作室的“半開放”，讓更多教學以外的版畫信息交融于此，讓創作環境更加多元化。教學推進著大眾對這一藝術形式的認知和喜愛，促成這一藝術市場的不斷壯大和成熟，而更多的版畫從業者和版畫愛好者的投入和分享又成為促進教學質量，二者相輔相成。

參考文獻：

篇4

關鍵詞： 禮貌 身勢語 日常交流 中英文化差異

一、引言

本文將分析中英語言中表達禮貌的不同之處。不同文化表達禮貌的方式不盡相同，筆者將從兩方面展開分析：身勢語和日常對話交流。因為在不同語言環境下人們有著不同的身勢語，理解中英身體語言透出的文化暗示將會提高人們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從而促進中西方的文化交流。筆者主要闡述不同文化的身勢語的特點和作用，分析中英身勢語的差異，且著重從面部表情、眼神交流、手勢姿勢入手，并將重點放在不同文化折射出的日常交際禮貌用語的不同，因為禮貌用語在交際中是和身勢語同等重要的。

二、中英在禮貌身勢語上的文化差異

（一）不同文化中面部表情和眼神在表達禮貌時的不同

“臉被稱為‘情感的器官’，因為我們總能由一人的面部表情讀出其心之所想。臉能充分顯示我們個人和周遭人們的想法。在所有的非語言表達途徑中，臉是人們情感最重要的播報者”。可看出，臉對于人類意義重大，也是交流者應把握的基本元素之一。而鑒于不同文化對待某一事物的傳統及影響有差異，自然表達的面部表情意義也不同。

其中一個面部表情是伸舌頭。當一個中國人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不合適或自感尷尬時，他往往會一邊伸舌頭一邊縮脖子，特別是女孩和小孩子會這樣做。但美國人不這樣，他們認為伸舌頭是表示輕蔑、嘲弄或粗魯的行為。另一個面部表情是微笑。微笑是人類的共同語言，總的來說，它被用來表達友好、贊允、滿意、愉悅、快樂、歡喜，但不同文化中的微笑意義也有出入。在跨文化交際中，亦存在許多由微笑引起的誤解。比如，當一個英語國家的人在停放自行車時，自行車意外歪倒，這時如若有一中國人在旁笑他，他感到的是尷尬和生氣。“這樣的笑聲，當然無意冒犯。它可以包含多種意義：‘別較真’，或者‘算了，這沒什么’，或‘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等等”。然而英語國家的人不會在那種場合置笑，因其認為那是不禮貌、很冒犯的行為。

英國大戲劇家莎士比亞說：“她的眼睛，面頰和嘴唇都會說話。”而中國有句諺語：“眼睛是心靈的窗戶。”也就是說，通過看一個人的眼睛可以知道他在想什么，從前面那句話中就可看出眼神交流的重要性。一場交流中，西方人習慣于眼睛的直視，他們認為直視是自信和禮貌的表現，而飄忽的眼神暗示著不禮貌。同時西方人還說：“別信任一個不直視你眼睛的人。”然而，中國人更多傾向于在交談時，避免長時直視以示尊重和禮貌，尤其當晚輩在和長輩交談時更應如此。于是，當看到一個中國人在和別人交流，他在傾聽，卻并不看對方的時候，這實屬正常。

（二）不同文化中手勢在表達禮貌時的不同

手勢是指我們交流表達時伴隨的手及手指的活動。手勢是身體語言的表達。盡管大部分人并未意識到這一點，但在日常交際中人們總借助于手勢表達。許多手勢有著明顯的區域和文化特征。“別覺得世上每個人都能以同樣思維解讀一個手勢”，因為手勢的意義和文化背景息息相關。比如，西方國家的人緊張不適時習慣轉手戒，如今中國香港和臺灣人也保有這種習慣。但如果中國大陸的人做出此舉，別人會以為他在炫富。而中國人在分別時會揮手告別，在拉美國家，人們則會將手掌面向自己，然后彎曲手指，并上下移動手指，以表示告別之意。從這兒可以很清楚地得出結論，不同文化國家的相同手勢有不同的意思，不同國家的人們在表達相同情感時也有不同的手勢。

（三）不同文化中姿勢在表達禮貌時的不同

姿勢關乎人們如何坐、走、站、動，多半是文化決定著人們采用什么樣的姿勢及姿勢所傳達的意義和情感。總的來說，美國人的姿勢較之中國人更隨意。在崇尚隨意和友好的美國，人們通常很懶散地坐在沙發里或站得很隨意，女性在公共會中蹺二郎腿也不是驚訝的事。而在中國，人們的生活方式則傾向更正式化，前面提到的姿勢會被認為是粗魯、冒犯甚至低俗的表現。再舉個例子來說，中國學生不滿美國教師上課時坐在課桌上，腳搭在椅子上，可教師坐在課桌邊緣，甚至腳放在椅子上在歐美國家卻是很受歡迎的，沒人覺得這不禮貌。

三、中英在日常交際禮貌用語上的文化差異

（一）中英稱呼用語的不同

要開始一段交流，首先要用到稱呼語，可以說稱呼語是一種特殊的語言標記，也是交流過程中重要的組成元素。中英語言有著不同的稱呼語體系，用法自然不同。中國人有著很精確的描述家庭成員關系的稱呼用語，從單個的稱呼語上便基本可判定其中的親友關系。比如，我們會稱呼父親兄弟的子女為“堂”兄弟姐妹，稱呼父親姐妹的子女及母親兄弟姐妹的子女為“表”兄弟姐妹。“堂”在漢語中意為家庭相聚的主室，而“表”意為外或遠，這樣稱呼是源自傳統的男尊女卑觀念。再比如，稱呼兒子的子女為孫子/女，女兒的子女為外孫子/女，稱呼父親的父母為祖父/母，母親的父母為外祖父/母，道理相同。比較起來，英語國家中表示堂親或表親都只用一個cousin，也沒有性別之分，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稱呼也不存在差異。另外，中國人認為直呼親友的名字是不禮貌的，名字前必須加上稱呼語，如“哥哥”“姑姑”等，而英語國家的人們通常只會直呼親友的名字，并不會覺其冒犯。在稱呼陌生人的時候，中國人也會加上特定的稱呼語，如對方是年紀看起來稍大于自己的女性，則稱之為“大姐”，對方會欣然接受，因其知曉這是一種尊重。在西方則不然，被稱呼者會多慮，認為這是因為自己看起來很老，所以西方人不用表親友的稱呼語稱呼陌生人。“同志”和“師傅”在“”期間廣泛用于稱呼陌生人，現在也延用，“先生”和“小姐”則越來越廣泛地用于現代社會的城市。英語國家中，對陌生人的稱呼語很少，常用miss，mama，mister和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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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務交往禮儀的跨文化交流

所謂“跨文化交流”，是指來自不同國家或文化背景的人們進行的溝通交流。

跨文化交流通常可分為兩種形式：語言交際和非語言交際。其中，語言交際又分為口頭語言交際和書面語言交際兩種。非語言交際主要是通過體態語進行的溝通交流，包括人們的表情、眼神、手勢、視線接觸、站姿、坐姿等等。服裝也是人們傳達信息的非語言方式之一。所有這些，都是交往個體向對方傳遞思想、信息和情感的外在形式。通常，雙方都希望溝通交流能夠順利、成功，但很多時候，因為語言的差異和非語言習慣的不同，使得雙方的交流存在很多障礙，甚至因為雙方的文化背景差異而導致了雙方的誤解。

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大到世界觀、價值觀、思維方式，小到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如果不能了解和理解雙方之間的差異，就會導致溝通交流困難。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曾經有一位美國教授來華訪問。在華講學三個月回去之后，得到的結論竟是：“中國人不尊重知識和學術”。究其原因，是因為他在中國的三個月之中，有很多中國人稱呼他為“戴維斯先生”。這位學者是一位科學家，自從年輕時獲得博士學位之后，在后來的幾十年中，美國人均以“戴維斯博士”或“戴維斯教授”來稱呼他，中國人叫他“戴維斯先生”時，他常渾然不覺是在叫自己。他還對中國人說：“你可以正式地稱呼我為教授，也可親切地稱呼我為博士，或者是把我當作朋友，直接叫我的名字，但是不要叫我先生。”但是每每遇到陌生的中國人時，稱之“戴維斯先生”者十之八九。

他感覺非常不舒服，覺得中國人在故意貶低他，郁悶三個月之后，得出了“中國人不尊重知識和學術”的結論。但是，從中國人的角度上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先生”這個稱呼是用于對高級學者的尊稱，早在春秋戰國時代開始，“先生”這個稱謂就是對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和學者文人的尊稱，如“屈原先生”、“魯迅先生”、“先生”等等。中國人稱“戴維斯先生”，并不是把他當作一般男士看待，其實是很尊重他的，這就是文化差異所導致的誤解。幸好當時戴維斯先生還沒有聽到有中國人叫他“戴老”——在中國稱“老”是極為尊敬之意，美國人聽來就是在侮辱他、嫌棄他年齡大不中用了。

除了語言交流的差異之外，商務人員在涉外交往當中還要特別注意非語言交流方式上的差異。非語言交流上的差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差異是非常大的。例如，在涉外交往當中，人們為了表達尊重，除了言語之外，還要伴隨有恰當的禮儀舉止。握手是一種常見的國際交往禮節，但是如果見到日本、韓國及阿拉伯國家的女士，則不應主動要求與對方握手。擁抱和吻面的禮節常見于西方，在亞洲國家則很少使用。

據說美國前總統肯尼迪在任期間曾到一個阿拉伯國家進行國事訪問，在為他舉行的宴會上，出于美國人的禮貌，他贊美王后的美貌并行了擁抱禮和吻面禮。這一舉動使得國王十分惱火，但他強按怒火沒有當場發作，結果宴會不歡而散。在西方國家，肯尼迪的這一舉動不僅十分正常而且非常得體，但在阿拉伯人看來，贊美他人的妻子并擁抱、吻面是非常粗魯失禮的舉動——對他人的妻子是不可以熱情地打招呼的。

因此，商務人員在涉外交往的過程當中一定要注意，在跨文化交流中產生的很多因誤解導致的不愉快甚至關系緊張的事件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都是緣于雙方不了解對方的文化習俗和禮儀禁忌。

文化習俗、禮儀禁忌的差異，是導致雙方不能順利交流的重要原因。能夠“入鄉隨俗”的前提是，大家必須在“入鄉”之前就對“俗”有比較充分的了解。因此，商務在進行涉外交往之前，一定要認真學習交往人士文化背景之下的禮儀習俗與禁忌，這樣才能避免產生那些原本可以避免的誤解、沖突或其它嚴重的不良后果。

國際商務禮儀差異對商務談判的影響

(一)商務談判有助于塑造良好的社會形象，促成商務談判的成功

講究禮儀，就會在眾人面前樹立良好的個人形象，一個組織的成員講究禮儀，就會為自己的組織樹立良好的形象，贏得公眾的贊揚，所以商務人員時刻注意禮儀，即是個人和組織良好素質的體現，也是樹立和鞏固良好形象的需要。每一個商務人員，在與他人接觸的商務活動中，了解其言談舉止，打招呼方式，禮貌禮節等禮儀都是決定著商務談判順利達成的關鍵之一。

(二)了解商務禮儀是妥善處理好各方面關系的需要，也是商務談判排除各種阻礙，各種矛盾，達成協議的關鍵

在日常的商務談判中，任何一個商務談判的對象的行為習慣都與它所處的國家，民族的文化背景，民族風俗，商務習慣和語言習慣有著密切的聯系，若想在商務談判中做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就要求每個參與談判的人對不同的國家民族的文化，習俗，商業習慣有所了解，這樣才能在制定談判策略和商務接待中因人而異，避免犯忌。時間觀念對商務談判也有重要的影響，它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方式，影響著人們的交際效果，一定的行為又反映一定的時間觀，傳送關于時間觀的某種信息。

因此，當不同文化的人們在交往時，都應該深刻地意識到這一點，努力避免由于時間觀的文化差異所引起的沖突與障礙，了解中西方的時間觀念的差異，有利于中西方的經濟合作與交流，隨著跨文化意識的深入，中西方已經意識到當觀念不同時，雙方應該本身以相互尊重，入鄉隨俗為原則。同時，我們也知道，中國素有禮儀之邦，饋贈禮物是從古代傳下來的社會傳統，由于不同國家的文化背景，風俗習慣有不同的表現，這就要求我們送禮物的時候因國而異，有所選擇，如果對對方所在國家的商務禮儀不了解，贈送不恰當的禮物很可能對談判的最終結果造成嚴重的影響，會讓對方覺得得不到應有的尊敬，而造成流失客戶導致重大的經濟損失，給商務談判帶來負面影響。

 

國際商務交往禮儀的跨文化交流相關文章：

1.跨文化交際中的商務禮儀

2.跨文化交際中的禮儀

3.商務談判與跨文化交際

4.跨文化就餐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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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技術上來看，電影片名的翻譯要注意的四大基本原則即“忠實于原文、對等的文化轉換、較高的美學原則和商業價值原則”①，在這里我們著重探討翻譯中的文化轉換問題。那么，我們該如何對非本土文化背景的英文電影片名進行跨文化轉譯，除了傳統意義上翻譯的基本標準“信、達、雅”之外，我們還需要注意什么呢？通常意義上的英文電影片名的翻譯需要符合語言的特定規范，體現原片名的語言特色，達到與電影主題、風格的完美統一，同時也不能不考慮到電影觀眾欣賞層次的多樣性，不能忽略電影片名吸引觀眾的宣傳效應。英文電影片名的翻譯必須追求雅俗共賞、精練生動、形神兼備，唯有如此，才能實現商業和藝術的雙贏，不僅能給發行商帶來可觀的經濟收入，同時，它自身也形成一種藝術，使人難以忘懷，耐人尋味，產生良好的藝術審美效果。

在實際的英文電影片名翻譯的過程中，為了成功實現電影片名的轉譯，我們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作為一種廣為傳播的文化形式，電影不可能脫離其文化背景和歷史淵源，它特定的表達習慣和對應于觀眾的審美心理均與此有著深刻聯系。就東西方文化傳統而言，亦有著鮮明的取向和趣味差異，如“東方文化更為注重人文趨向，從整個文化習俗來看，塑造國民性格時更注意禮儀，注重謙和內斂，強調倫理道德觀念，從藝術的表達與接受的角度來看，東方文化更為注重想象和領悟，注重藝術語言的暗示、引申和發散，注重所謂的藝術的‘意象’和‘意境’，則體現為追求高遠、寧靜、空靈、太虛之境；但西方文化則更直截了當，表達習慣上要求科學嚴謹，強調準確性和邏輯感，表述語言風格上也更為注重言簡意賅”②。這些文化差異在電影名稱上有著鮮明的體現。我國電影名稱注重典雅優美，富于象征或詩意，給人留下無限美好的想象空間，而西方電影片名務求準確無誤，傳情達意，這就給不同文化背景的電影片名的轉譯提出了文化風格上的要求。

文化背景應該是影響觀影者對于電影片名之于電影文本內涵的理解和把握的直接作用因素。因此，譯者首先需要深入理解和領會電影創作的文化背景以及不同文化范式之間進行轉換的微妙關系，同時應該在本土文化的范疇之內，尋求出符合本土文化表達習慣的，能夠準確表達其中獨特意蘊的特定語言符號，只有高度關注電影生產者的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在轉譯的過程中才不至于出現誤譯、錯譯。另外，譯者也必須照顧觀影者的文化背景和審美傳統，將電影的獨特內涵和神韻進行準確表達，完美結合，使觀影者心領神會。這里面也有東西方表達習慣和審美心理的差異。如大衛?萊德里恩導演的美國電影“Lolita”，有人譯為《洛麗塔》，這倒也符合原電影片名以及原著小說名，可是如此簡單生硬的直譯，無法對電影內涵和意蘊進行有力的概括，效果不盡如人意，而另一種引用中國宋詩《一樹梨花壓海棠》的翻譯倒是文采斐然，頗見神韻，既形象地傳達了老邁的男主角與自己養女糾葛的故事內核，又巧妙地借用我國傳統古詩進行傳神概括和表達，這顯然是不同文化背景靈活運用的經典范例。又如影片“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譯作《廊橋遺夢》，電影片名翻譯體現出一種浪漫而缺憾的意境，給人留下“此情只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的無窮藝術聯想。類似的經典翻譯還有《蝴蝶夢》（Rebecca）、《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紅菱艷》（The Red Shoes）、《碧血黃沙》（Blood and Sand）、《壯志凌云》（Top Gun）、《燃情歲月》（Legends of the Fall）、《弦動我心》（Music of the Heart）等。

英文電影片名的翻譯涉及語言規律、文化、心理審美等各種復雜因素，體現出獨特的美學特征。著名的翻譯家傅雷先生曾經提出“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的觀點，因此，英文影片名翻譯所應秉承的基本態度和原則，應該以是否符合觀眾的審美心理為基準。好的電影片名的翻譯能夠給人以審美愉悅，煽動起觀眾的觀影欲望，使其期待一睹為快。如王家衛導演的《東邪西毒》的英文譯名“Ashes of Time”，則避免了直譯的窠臼，其中文意思為“時間的灰燼”，既對電影里的超越時空的頹廢和孤獨有所生發和表達，又與時下興起的小資情調暗通款曲，其藝術效果不言而喻。電影《十面埋伏》取名自中國傳統琵琶名曲，該曲源自歷史上著名楚漢戰爭中的垓下之戰，但電影主題卻與之無關，情感上的糾葛與埋伏成為推動故事跌宕起伏的主線。因此，在對電影片名進行英文的翻譯時，譯者就拋開了戰爭典故，直接將之譯為“House of Flying Daggers”，即“飛刀門”，簡潔而且明了。陳凱歌導演的商業大片《無極》的英文譯名“The Promise”，也是針對東西方觀眾的文化背景和審美習慣上的差異而做出的合理的“轉譯”。應當說，在這樣的“轉譯”中，中國古代文化色彩的韻致和內蘊被抽離和淡薄，但要用簡明扼要的英語翻譯去向西方人解釋博大精深的中國道家思想，仔細想來也是很難完成的工作。姜文導演的《陽光燦爛的日子》英文譯名為“In the Heat of the Sun”，準確而直觀地表現出了導演在電影作品中所渲染的“”時期青少年蓬勃旺盛的生命激情以及充滿男性味道的狂野青春和精神狀態。

但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在電影片名的翻譯中，也出現了一種嘩眾取寵、盲目追求轟動效應的“胡譯”、“亂譯”現象，許多電影片名的翻譯呈現出良莠不齊、魚龍混雜的狀態，這些會直接影響電影片名的審美價值和商業價值的實現，成為電影片名翻譯實踐中需要格外注意的雷區。如電影“Things Are Tough All Over”譯為《糊涂寶貝上錯床》，其譯名膚淺粗俗，譯者顯然想要用男女之事來吸引觀眾的眼球，毫無典雅蘊藉之文氣，可謂是等而下之。還有如將“A Night To Remember”譯為《攝魄》，譯者想要在翻譯里傳達曖昧的性暗示，唯恐非此不能抓住觀眾的好奇心。也有將電影“You’re A Big Boy Now”譯為《艷侶迷魂》，也是出自同一思路。好萊塢電影“The Sound of Music”被譯為《仙樂聲飄處處聞》，不知道的還以為是迪斯尼的動漫或卡通。甚至還有把根據海明威的名作“The Sun Also Rises”改編的同名電影片名譯為《妾似朝陽又照君》，生怕不在女性身上大做文章就不能讓人心動。還有的譯者將一些勁爆刺激的字眼諸如魔鬼、黑色、戰士等頻繁使用在電影譯名中，至于這些字眼和原片內容有多大程度的關聯，則一概不予考慮。這樣，一系列的流行電影片名也就大肆炮制、魚貫而出，如大家耳熟能詳的“總動員”、“戰警”和“追緝令”。如阿諾?施瓦辛格因主演《魔鬼總動員》“Total Recall”走紅后，他所主演的電影的中文譯名就全被冠以“魔鬼”一詞，如：“The 6th Day”譯為《魔鬼復制人》、“The Terminator”譯為《魔鬼終結者》、“End of Days”譯為《魔鬼末日》，這些翻譯一味胡編亂譯，宣揚低級趣味，逢迎市場，簡直難言翻譯水平和藝術效果。

鑒于此，對電影片名的翻譯絕對不是一項簡單、輕松的語言轉換工作，而需要譯者對電影本身的文化背景、兩種語言之間的歷史文化差異都要有具體而深入的體悟和領會。東西方觀眾的審美習慣、文化背景和知識結構均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因此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應該力圖避免簡單直接，而要采取一定的翻譯技巧，適度考慮東西方文化傳統的異同及翻譯的可接受性，根據其思想內容和風格類型來進行靈活處理。

注 釋：

①李紅霞：《英語教學中電影片名的翻譯原則》，《甘肅科技縱橫》，2006（3），第42頁。

②張小舸：《東西方文化差異下的電影片名翻譯》，《長沙鐵道學院學報》，2005年，第6卷，第3期，第1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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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中的六甲觀念

“六甲”的觀念源于古人對天干和地支的使用。“甲”為天干之首，從而形成了六組以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為首的干支搭配，被稱為“六甲”。紀日是早期對“六甲”最廣泛的應用。《漢書?食貨志》中說：“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說明推算干支記錄時日，是西漢時兒童教育的主要內容之一，也令“六甲”的觀念深入到最廣大的民眾思想中間。作為最基本的數術工具，六甲成為歷法、天文、式法等數術的重要組成要素。“六甲”與身體的關聯，受到了戰國秦漢時天人合一觀念影響。《文子?九守》說：“（人）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肢、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說明當時人們已經把周身三百六十節與一歲的時日對應起來。

“六甲”由于其時空特性，在道教的儀式、法術、養生等活動中扮演著基礎性的作用，并進一步形成了獨特的神靈系統。《太平經》中說“目月列星、五行四時、六甲陰陽、萬物妓行動搖之屬，皆不空生。……此皆有神有君長，比若人有示，故畏之，不敢妄行。”早期道教認為，“六甲”與“日月列星”、“五行四時”一樣都由神靈和君長進行掌管。在道教漫長的歷史中，由于道派眾多、教義紛呈，六甲神靈的數量、名諱往往有著不同說法。《金鎖流珠引?六甲陰功上》中說：“六甲，五行之子也，有三等。上等符書入上元，謂之老君內秘三符六甲。世人遇之者，志心修行有功，去百病，來六神……中等六甲，號曰靈飛……五行六甲為下等，此名三等六甲也。其三等六甲，學道之人皆須修奉。”

從道教角度來看，女子身中所懷的“六甲”其意義是多重的，不僅指代六甲神靈賦予胎兒形體和機能的天地精氣，還指代六甲神靈護佑胎兒平安出生的作用。

塑造生命的六甲

“六甲”首先表現為賦予胎兒形體和機能的天地精氣。唐代道士孟安排所集的《道教義樞》卷四《五蔭義》稱：“六家者，一甲寅木，主骸骨；二甲辰風，主氣息；三甲午火，主溫暖；四甲申金，主牙齒；五甲戌土，主肌肉；六甲子水，主血液。其如《玄妙經》所明。”這段文字講述了組成五蔭的“六家”的細節。“六家”首先表現為六甲，即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甲子。在這之中，地支的五行屬性決定了其中五甲的五行屬性：寅為木故甲寅亦為木，午為火故甲午亦為火，以此類推。《五蔭義》說：

“五蔭之法，并因五常、四大、六家所成。”“五常”即“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四大”即地、水、火、風，是由印度傳來的元素說。因此，“五行”和“四大”藉由“六甲”成功地融匯到一起。在這之中，甲寅主骸骨、甲申主牙齒、甲戌主肌肉、甲子主血液構成了人的身體；甲辰主氣息、甲午主溫暖構成了人的生命運動。《道教義樞》稱這一思想來源于《玄妙經》，應即成書于東晉中后期的《玄妙內篇》。王維成、劉國鈞、許理和（ErichZ u rcher）、大淵忍爾、福井康順、吉岡義豐、楠山春樹、科恩（LiviaKhon）、劉屹等均對《玄妙內篇》有過討論。劉屹指出《玄妙經》是《玄妙內篇》的演變，《玄妙內篇》的文本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變化豐富。（劉屹：《（玄妙內篇）考――六朝至唐初道典文本變化之一例》，載《敦煌文獻論集》，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613-634頁。）

至遲到晚唐時代，《玄妙內篇》的“六家”或“六甲”的觀念就已經與中醫學視域中的臟腑觀念結合在一起。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卷一《圣母元君》引《玄妙內篇》的經文，不但重申了《道教義樞》中所稱引的說法，還指出了六甲神與心、肝、脾、肺、腎五臟以及六腑中之膽腑的對應關系，認為“六家共成人身”。“六甲”不但構成人的肌肉、骨骼、血液、齒爪，也維系著呼吸、運動等生命機能，同時還對應著道教觀念中人身最重要的六個臟腑器官。

這種觀念后來為傳統中醫家所接受。成書于明代的《普濟方》中便吸收了《玄妙內篇》的說法，還運用傳統中醫理論進行了闡發說明。如其認為甲子水神能夠“調暢血脈，潤澤三焦”，《靈樞?本輸》說：“三焦者，中瀆之腑也，水道出焉，屬膀胱。”這就將甲子水神所代表的腎臟，與中醫理論中與腎相表里的膀胱腑，以及主司水液運行的三焦相聯系起來，融入了傳統的中醫理論體系。

保胎護命的六甲

對孕婦和胎兒而言，“懷胎十月，一朝分娩”從古到今都是一個脆弱而危險的過程。在世俗的病因和病機之外，道教認為尚有許多因素會對受孕保胎產生危害。“眾邪魍魎妖魅鬼神”、“上世亡魂”的干犯，以及他人施加的“詛咒蠱厭”，都會導致婦女絕產不孕，或者孕婦胎氣不穩，生產不順。在古代的落后條件下，胎兒六甲安穩、足月順利生產、最終子母可以相見，成為了人們素樸而熾烈的愿望。

道教以助國救民為社會理想，道教各派也將助孕保胎作為法術和儀式的重要內容。例如在法術方面，有“禳誕育嗣續法”、“催生治產厄法”等，相應的符包括“孕育佩符”、“保胎符”、“治產鎮房符”、“催生符”、“速生符”等。在儀式方面，則有《祈嗣章》、《保胎章》、《催生章》、《保胎祈嗣道場通用奏狀》、《清微保生文檢》等一系列章奏狀和相應儀式。在法術和儀式之外，道教還形成了專門論述保胎護命思想的經典，如《太上說六甲直符保胎護命妙經》，以及《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第四十三卷《保胎護命品》等。

篇8

去年，一場派對讓“海天盛筵”著實火了一把，網友曝光參展商為了拉攏廣大的高端客戶，找來大量的嫩模（俗稱女），陪“富二代”與“土豪”們過上激情的一夜。汪小菲、許雅鈞與孫興等人均被卷入這場趴風波。雖然海天盛筵官方曾專門發聲明撇清與與派對的關系，但“海天盛筵”還是因為這場網絡狂歡，一下子成了“”的代名詞。

披著華麗外衣的海天盛筵究竟是個什么玩意兒？據主辦方海南海天盛筵會展有限公司宣稱，海天盛筵是在海南三亞舉辦的國際生活方式品牌文化交流展。一年一度的盛會持續四天，主要包括游艇展、公務機展、房產展以及多種精品時尚生活品牌展示。

事實究竟如何？在微博上鍵入“海天盛筵”四個字，頁面上出現各種招攬女模特的廣告，其中有兩、三個廣告大方地挾入“”二字。如此直白，是告訴大家非誠勿擾，有興趣“下海”就發資料，沒興趣就繞路不送；這同時也告訴外界一個信息：2014年的海天盛筵，們跟你不見不散。

記者臥底終于揭開了神秘的外衣：女轉明為暗云集亞龍灣，她們要參加海天盛筵要先被“潛”。一女跟記者八卦：“我一晚上也記不清跟幾個人了，反正沒過。”當被問及這個活動賺了多少錢的時候，該女給了記者一個“大笑”的表情，滿意之情溢于言表。2013年在海天盛筵一舉成名的嫩模孫某雅，今年活動期間發出了幾張近乎的照片，尺度之大令人咋舌。今年孫某雅也出現在海天盛筵現場。有傳聞說，嫩模孫某雅去年在活動期間為富二代提供服務，3天收入60萬。

可見，所謂的國際生活品牌文化交流展，不過是有錢人尋歡作樂、女人為金錢出賣肉體的交易場。說它是一襲爬滿虱子的華美旗袍，再恰當不過。一位法國攝影師如此評價海天盛筵：這里是中國唯一可以炫富的地方，是維護關系與商務談判的絕佳場地。這是一個可以放肆消費的地方，有時甚至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當下的社會，道德失范，極端個人主義、損人利己的事時有發生，不少有識之士深感憂慮。《新周刊》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一個物質豐盛、詩意寡淡的時代，一個盛產億萬富翁、欠缺生活家的時代，一個“有一種毒藥叫成功”、而人人飲鴆止渴的時代，一個集體沉迷于高速工作、功利社交、名牌消費的時代。

篇9

【關鍵詞】高中英語 雙向文化交流意識

一、對高中英語教學中外文化意識培養的忽略

在當今的高中英語教學中，若僅僅要求學生具備聽說讀寫的能力，而沒有在教學中進行中西文化差異的介紹和滲透，可能無法滿足當今社會跨文化交際的成功。筆者在日常教學中常發現因文化差異，致使學生在做題中會受到本國文化的影響而誤選：

例如：The door is low， so __________ your head when you go in.

A. attend B. mind C. protect D. guard

答案選A。 這是一道很常見的英語交際題， Mind your…。就是我們中文常說的請注意…。例如Mind your behavior， 注意你的言行舉止。Mind your way of speaking， 注意你說話的方式。但是很多學生選了C，他們認為，門這么矮，進來的時候要保護你的頭，這很符合我們中國人的語言理解邏輯，但若把中文的意思生搬硬套到英文里，就感覺是喝咖啡就大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這就是東西方的文化差異。也可以被稱為culture shock，即文化沖擊或文化休克。筆者認為，出現這樣的問題，其原因可歸納如下：

1. 母語定勢的影響。

2. 缺乏教師積極、正確的文化引導。

3. 實踐接觸的缺乏。

二、對用英語進行我國文化傳播培養的忽略

高中英語的教學目的是培養學生運用語言進行跨文化交際的能力。但是，跨文化交際不是要求某一方放棄自己的風俗習慣和價值觀，而是要求在交際中盡量理解對方，在問題的認識和處理方面盡可能一致，以求得與對方更好的合作（胡文仲，1999）。因而我們學習英語不僅要懂得如何同外國人進行成功交際，了解和研究他們的文化，也要學會用英語準確的表達中國的事務和概念，從而介紹和傳播我們中國的文化。這也是跨文化交際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對雙向文化意識培養的幾點建議

1. 立足牛津教材，積極開發校本教材。針對我們討論的第一個問題，學生對于英語國家文化意識的缺失，我們可以立足教材，并為學生量身打造適合他們閱讀的課外教材。現行高中牛津英語教材設計了大量的英語國家文化的知識背景，為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準備。此外，教師在進行文化教學的同時，可以鼓勵和引導學生在課余閱讀一些簡單的英美文學作品和英語報刊，可以引進一些原版的外來讀物，以此讓學生了解外國文化、藝術和風土人情。

2. 重視本土文化的習得。文秋芳教授關于跨文化的一個創新是“雙層文化理念”，她認為國際化和本土化的緊密結合才是跨文化的真正目的。如果教師重視對比本國文化和英美文化，會幫助學生更加珍惜本族文化傳統和習俗。筆者認為在教學大綱中應該提出對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尤其是中國文化英語表達能力提出具體的要求。另外，應在各種水平測試和等級考試中增加中西方文化的測試內容，尤其是中國文化的英語表達能力，這樣既能使教師和學生都重視它，又能使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有據可依，便于操作。

3. 對比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對比雙語的文化，能夠幫助學生更深刻準確的理解英語語言現象，更恰當得體的使用英語。在教學中要通過對比分析中西方文化的不同點，發現兩種文化的共性和特性，培養學生兩種文化思維習慣。例如筆者在教授牛津高中英語模塊8 Universal Language的project的時候，文章的內容是介紹西方音樂的發展，從黑人勞作時哼唱起來的blues到pop music音樂的進化，筆者在總結時提問道：Can you design a chart involving the development of out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筆者提前讓學生們以小組為單位，在網上搜索了一些關于中國傳統音樂發展的資料，整理出來，放到課堂上集體討論，對比兩種文化的音樂發展的異同，呼應本單位的主題：Universal Language.

4. 關注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挖掘雙向文化信息。不同文化之間存在著差異和矛盾，但這不影響其融合互動的過程。在課程開始前，教師應該就教材中的有關本土的文化的背景知識進行講解和分析，在授課過程中，緊密結合相關文化內涵，適時導入雙向文化相關的內容，既引導學生分析兩種文化的差異，又要鼓勵他們關注雙向文化的融合過程。

5. 提高教師文化素養。教師應自覺提高自身文化素養，文化是動態的發展過程，這也要求教師必須具有與時俱進的精神，增強對文化知識的關注和理解程度，不斷拓寬自己的知識面，提升自身的文化水平。

四、結語

外語教學既要重視學生的語言能力和交際能力，又要注重傳授書本之外的文化知識，因為英語教學的最終目的就是實習跨文化交際。在英語跨文化教學中，既要避免文化沖突或文化休克，又要杜絕“本土文化缺失”的現象。教授英語的過程中一定要注重雙向文化交流意識的培養，努力提高英語學習者的雙向文化素質，讓他們一方面是通過學習英語來了解世界，同時也要通過英語這個媒介，讓世界了解中國，實現跨文化的雙贏局面。

參考文獻：

篇10

【關鍵詞】流動人口；家庭教育；文化資本

布迪厄認為，文化資本是“那些非正式的人際交往技巧、習慣、態度、語言風格、教育素質、品位與生活方式”。為進一步理解文化資本，他闡述了文化資本的三種存在狀態：一是具體的狀態，二是客觀的狀態，三是體制的狀態。文化資本對兒童學業有重要影響。布迪厄在研究出身于不同社會階級的孩子取得不同學術成就的原因時發現，出身于不同階級和階級小團體的孩子在學術市場中獲得的特殊利潤，是對應于階級與階級小團體之間的文化資本的分布狀況的。因此在布迪厄看來，受教育者在走進學校接受教育之前并不是都是一樣的教育水平下，他們都或多或少地擁有各自的文化資本（來源于家庭的），而文化資本的多與少預示著他們將來在教育成就上的大小。流動人口家庭的文化資本情況如何呢，下面按照布迪厄的分類進行分析。

為研究流動人口家庭的家庭教育現狀，我們以昆明Y社區三所農民工子弟小學為基地，全面開展了一次訪問、座談、問卷等諸多形式的調查。本次調查除訪問、座談外，還問卷調查全校200名學生的家庭。問卷由學校帶給家長，家長填寫后再由學生帶回學校匯總，從問卷發放到收回和情況匯總分析看，家長對本次調查是十分支持認真配合的，反應信息是可信的。流動人口子女學生195名，流動人口戶籍分布是：四川68人，貴州22人，湖北8人，福建3人，昭通27人，會澤28人，山西1人，河南11人，重慶23人，廣西4人。

一、流動人口家庭教育文化資本現狀及存在問題

1.具體狀態的文化資本

具體狀態的文化資本包含父母的知識、修養、技能、能力等等方面內容，操作化較困難，在此筆者僅僅討論社會排斥對于家庭文化代際傳遞的負面影響。

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他們對于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如通過電視、老師、同伴、相關他人來了解這個世界，來了解父母在社會中的“形象”，在我國城市中，對流動人口的“污名化”過程相當的嚴重，不修邊幅、臟、隨地吐痰、渾身臭味、不文明等似乎理所當然的加在他們身上。在調查的時候，筆者發現有些孩子對于父母的職業和身份有掩飾的傾向，怕被別人嘲笑，這種“污名化”也影響著父母在子女心目中的位置，影響教育的效果，讓孩子們認為父母就是臟的、沒有修養，能力低下的，這些沖淡了父母身上很多堅強、樂觀、豁達等優點。導致家庭文化代際傳遞面臨著困境。

2.客觀化文化資本

客觀化文化資本是以圖片、書籍、音像、工具等為代表的文化商品形式。在布迪厄看來，所謂文化產品，正是客觀化的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統一。“文化產品既可以表現出物質性的一面，也可以表現出符號性的一面。在物質性方面，文化產品預先假定了經濟資本，而在符號性方面，文化產品則預先假定了文化資本。”流動人口家庭收入低，物質生活極端貧困，他們的花費往往集中在維持生存的物質生活消費上而非文化消費上。

由于學校老師的要求每個小學生都必須有字典，字典是孩子學習的重要工具占有量達到68.2%，報紙的占有量為24.1%，作為科普讀物的百科全書是重要的開闊視野的工具但是占有量僅為6.2%，地圖作為了解世界的重要媒介占有量也僅為8.7%。可見，除了學校要求的字典以外，其他的文化用品的占有量都很低。

備注：樣本量為195個流動人口家庭

電子文化產品不僅可以啟迪孩子的思維陶冶孩子的情操，而且還可以開發他們對于科學的興趣。如表1所示在流動人口家庭中電視十分普及的，87.7%的家庭有電視，但是在筆者走訪的時候發現電視機總是開著，孩子寫作業的時候也開著，而且聲音開得很大，選擇觀看的節目也是一些臺灣的很長的連續劇。而對于一些新聞類節目和科普節目他們很少觀看。

家里的課外書的擁有量是衡量家庭物質文化資本的重要指標。我可以從表2看到18.5%的家庭連一本課外書都沒有，擁有10本以下課外書的家庭占到74.5%流動人口家庭的圖書占有量十分有限。小學階段正是學習和閱讀的旺盛階段，良好的閱讀習慣對于以后學習能力的提高和學習習慣的養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流動人口家庭的課外書的擁有量十分有限。

3.體制化文化資本

體制化文化資本主要指通過正規教育獲得的學歷資本。具體說，即通過學術資格、文化能力證書等方式從體制上予以承認的、得到保障的文化能力。體制化狀態的資本與自學者的資本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以社會公認的證書賦予其擁有者一種文化的、約定俗成的、經久不變的、有合法保障的價值，后者則不能給予其擁有者類似的保障。

流動人口的低學歷使其子女在代際傳遞過程中處于弱勢。在城鄉二元分化的經濟體制下，城鄉教育投資體制也是二元分化的，這導致農村教育水平落后于城市。來自農村的流動人口必然受農村教育水平的制約，學歷水平必然不高。如表3所示，母親不識字比率很高占到總數的29.7%，會基本讀寫的占26.2%，小學畢業的占27.2%。父親的受教育水平明顯高于母親，不識字率僅占3.6%初中以上畢業的比率高于母親。但是總體看來流動人口學歷水平處于劣勢地位。

二、改善流動人口家庭教育的對策

1.完善教育立法，將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納入法制軌道

制訂一部《家庭教育法》，與《義務教育法》、《未成年保護法》等一道規范我國的基礎教育，通過家庭教育的立法形式，將流動人口子女的家庭教育納入法制軌道，使全社會更加重視家庭教育，促進我國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2.發掘社區力量大力改善流動人口家庭教育環境

首先，利用社區的力量，招募大學生志愿者，發動社會愛心人士為流動兒童建立公共的閱覽室。彌補流動人口家庭閱讀書目不足的缺口。

其次，發動學校的力量定期為流動兒童做問卷調查，發現學生的心理問題，由社工進入幫助父母進行處理。建立社區兒童少年教育和監護體系，增強和發展社區教育的作用。

3.建立以家長學校為平臺的培訓機構，對家庭教育進行科學指導

家庭教育主要是父母與子女的互動活動。家長的素質直接關系到家教水平。由于流動人口整體素質偏低，嚴重影響到家庭教育質量的提高，不利于流動人口子女的健康成長。因此加強對家庭學校的管理，使家長能得到較為全面、系統、科學的家庭教育指導，對流動人口家庭教育特別重要。

參考文獻：

[1]郭凱.《文化資本與教育場域——布迪厄教育思想述評》《當代教育科學》，2005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