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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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1-0004-03
1 傳統跨國公司理論
1.1 壟斷優勢理論
美國學者斯蒂芬•海默1960年在其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運用關于廠商壟斷競爭的原理說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
主要觀點：（1）市場的不完全性是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和基礎，認為完全競爭不僅是一種純粹的理論假設，并且在完全競爭下對外直接投資也并不會發生，現實經濟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是各種不同類型的不完全競爭市場，包括：商品市場的不完全、要素市場的不完全、規模經濟造成的市場不完全以及由于政府干預形成的市場不完全。（2）市場的不完全性使得跨國公司能夠擁有壟斷優勢，而這種壟斷優勢正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評述：壟斷優勢理論是最早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獨立的理論，奠定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基礎，指出培養和提升各自的壟斷優勢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前提條件。但是壟斷理論的產生背景是對具有明顯壟斷優勢的美國跨國公司的研究，因而沒有壟斷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興起解釋乏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不能解釋有壟斷優勢的企業放棄出口和技術許可證的轉讓而直接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
啟示：企業的壟斷優勢固然是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前提，但也應該認識到，企業優勢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我國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也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逐步培養和不斷提升自己的壟斷優勢。
1.2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雷蒙德•維農，于1966年5月在《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和國家貿易》一文，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主要觀點：將企業的壟斷優勢、產品生命周期以及區位因素結合起來，動態的調整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行為：（1）產品的創新階段：創新國企業率先進行新產品的開發與生產，由于新產品的特異性而具有較低的需求價格彈性和較高的收入彈性，企業能獲得壟斷優勢，產品傾向在國內生產；（2）產品成熟階段：由于產品需求價格彈性的日益增大、技術的擴散以及貿易壁壘的影響，創新國企業始到次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在當地進行生產與銷售；（3）產品標準化階段：當非技術型熟練勞動成為產品成本的主要部分，企業的競爭將主要表現為價格競爭，這時企業傾向通過國際直接投資將生產轉移到勞動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產品出口將出現逆流現象。
評述：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動態解釋了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時機與區位選擇之間的關系，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進程,也從一個側面闡述了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動機，并且從內外因兩個方面論證了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性。但該理論主要針對最終產品市場，而對于資源、技術開發型的對外投資現象解釋乏力。并且，該理論難以解釋非代替出口投資的增加以及跨國公司海外生產非標準化產品的現象。
啟示：（1）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之前，分析產品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首先，對產品的生產技術的性質、類型以及其擴散性和轉移性進行分析；其次，對產品本身進行swot分析，確定產品的競爭優勢、劣勢、機會以及威脅；最后，對產品的國內銷售、國外出口以及國內外市場情況進行分析。根據以上分析，最終確定產品所處的生命周期，以指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市場進入決策。（2）將進入成熟期的產品的生產地點轉移到生產要素價格低且靠近市場的地區。我國的家電、輕紡、機械、電子等行業由于生產能力過剩，產品嚴重供大于求，已進入產品的成熟期，再加上國際上反傾銷、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我們只能改變以往單純依靠出口的策略，而選擇將這些產業的生產設備和能力向合適的地區轉移出去，在國外進行生產制造。
1.3 內部化理論
1976年，英國里丁大學經濟學家巴克萊和卡森以及加拿大經濟學家拉格曼，以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為基礎，以市場的不完全性為起點，提出了內部化理論，強調企業將壟斷優勢保留在企業內部，并通過內部使用而取得優勢的過程。
主要觀點：由于外部市場失效，中間產品（除了通常意義上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外，更重要的是指專有技術、專利、管理及銷售技術等“知識中間產品”）價格難以確認而使交易成本過高，公司為了克服各種經營障礙、保證企業獲得最大利潤，就有動力形成一個內部化市場，不僅使資源和產品在各子公司之間進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還可以有效地防止技術擴散，保護企業的知識產權。
評述：內部化理論從企業間產品的交換形式與生產的組織形式分析了跨國公司的性質與起源，對跨國公司的內在形成機理有比較普遍的解釋力，適用于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并且以交易成本最小化為目的，論證了內部化的必要性和優越性。但內部化理論僅從跨國公司的主觀方面探尋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因和基礎等內部因素，對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考慮不夠，對跨國公司的國際分工、生產、經營的布局以及區位選擇也缺乏總體認識。
啟示：（1）實現規模經濟優勢，擴大內部市場。如果企業自身規模較小，企業的內部市場也小，這樣企業的外部交易成本就會很高，所以我們可以通過企業之間的強強聯合、兼并、垂直、橫向或縱向一體化或政府的扶植實現企業的規模經濟優勢，擴大企業的內部市場，增加其內部化優勢；也可以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組建大型企業集團，做到產權明晰，管理協同，充分發揮內部化市場的作用。（2）實現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結合，增強內部市場的融資能力。企業應該建立自身的財務金融子公司，通過內部市場靈活調資，縮短融資時間，提高融資速度，降低融資成本，以擴大企業經營規模；（3）注重培育企業知識、技術的專業性與獨特性。加強企業對技術創新的重視，加大對科技部門的資源投入，并加強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間的合作，促使企業不斷的進行技術創新，并重視度新技術的專利申請保護，通過組織系統和信息網絡將信息與技術等知識產品內部一體化，為企業贏得利潤。
1.4 比較優勢理論（也叫邊際產業轉移理論）
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學者小島清運用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差異導致比較優勢原理，把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結合起來，以20世紀50年代-70年代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為考察對象，著重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果，提出了具有本國特色的“比較優勢理論”。
主要觀點：（1）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投資國比較成本已經處于劣勢或即將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邊際產業”開始，將其投向東道國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同類產業。由于投資與貿易之間是互補關系而非彼此替代關系，這樣能更好的促進雙方貿易的發展；（2）中小企業應走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前列。因為：①同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中小企業相對于大企業更容易成為“邊際企業”；②具有邊際效率的中小企業與東道國相應工業的技術差距更小，更適合于當地的生產條件。
評述：比較優勢理論從宏觀角度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具有開創性，并且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作了有機結合的統一解釋。但是它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理論，只能解釋經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以垂直分工為基礎的投資。最后比較優勢理論低估了發展中國家接受高新技術的能力，認為發展中國家只能接受發達國家的邊際產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啟示：（1）從轉移邊際產業開始，逐步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將我國具有一定比較優勢、生產能力過剩的輕紡、家電、電子等行業轉移出去，在獲得由于技術優勢而產生的超額利潤、保障國內經濟發展的資源需求的同時，還能通過技術的傳遞和市場的拓展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并逐步實現產業遞進，最終向高附加值產業延伸。（2）中小企業由于其小批量生產，經營靈活，適應性強等特點，更容易在海外市場找到立足點并迅速占領當地市場，所以我國應大力鼓勵中小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3、在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上，選擇在經濟發展程度、技術發展水平上和中國差距較小的國家和地區，積極關注和投資開拓這些地區相對落后的產業，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
1.5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英國著名的跨國公司問題專家、里丁大學國際投資和國際企業教授約翰•鄧寧在借鑒了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并結合國際貿易理論中的資源稟賦學說的基礎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主要觀點：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是保證跨國公司國際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區位優勢是國際直接投資的充分條件，只有三種優勢同時存在，國際直接投資才會成功，而這三個方面的優勢決定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投資決策和投資方向。（如表1所示）。
評述：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借鑒和綜合了以往跨國公司理論的精華，最為完整的解決了對外直接投資研究的動因和決定因素，被譽為解釋跨國公司行為的“通論”。它的形成，標志著跨國公司理論進入了一個相對成熟和穩定的階段。但是折衷理論所提出的對外直接投資條件過于絕對化，并將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3種因素等量齊觀，缺乏主次之分且對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缺乏動態的分析。
啟示：（1）充分認識和利用企業已具備的所有權優勢，將其作為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國家研究并制訂促進這些優勢發展的鼓勵政策，企業建立產品創新和更新管理的機制，不斷形成新的所有權優勢。（2）發揮我國企業內部化優勢的潛力。我國部分企業在引進、生產產品并使之適應東道國市場方面具備了一定的技術優勢，同時也具有使這類技術優勢內部化的動機。企業通過申請專利保護、嚴格限制技術的使用范圍、期限和條件來確保技術等無形資產的內部化，并利用跨國公司內部的母公司與各子公司之間的轉移價格確保外部貿易內部化。（3）重視區位優勢。不僅要重視風俗、消費習慣、市場距離等區位因素較優越的亞太地區，還要對發達國家的技術領域進行有選擇的直接投資來獲得高新技術以及大容量市場等。
2 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理論
2.1 小規模技術理論
美國哈佛大學研究跨國公司的著名教授劉易斯•威爾斯在1977年發表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國際化”一文中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并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紀跨國公司》專著中對該理論作了較系統的闡述。
主要觀點：（1）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①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生產制造技術正好為低收入國家的小市場需要服務；②發展中國家在服務于海外同一種族產品需要而建立的海外生產中頗具優勢；③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具有大型跨國公司所無法比擬的低價產品營銷優勢。（2）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走出國門的動因主要有：保護出口市場；突破配額限制；尋求低成本；種族紐帶；分散資產；本國、東道國政府或國際機構的倡議和幫助；企業主為親朋好友尋找職業，以及在海外培訓人才等。
評述：小規模技術理論把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競爭優勢的產生與這些國家自身的市場特征結合起來，被學術界認為是研究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開創性成果，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十分積極的指導意義。但是，威爾斯將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僅僅局限于小規模生產技術的繼承和使用上，可能會導致這些國家在國際生產體系中的位置永遠處于邊緣地帶和產品生命周期的末端，也很難解釋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高新技術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生產具有較高技術含量和競爭力產品的行為。
啟示：鼓勵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雖然我國的中小企業技術不夠先進、經營范圍和生產規模不夠龐大，實力相對較弱，但是中小企業可以利用低成本、適當規模和適應技術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
2.2 技術地方化理論
英國學者拉奧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一書，對印度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和投資動機進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
主要觀點：（1）強調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技術引進不是被動的模仿和復制，而是對引進的技術加以消化、改進和創新的再生過程。（2）發展中國家形成自己的獨特優勢主要有四個因素：①發展中國家技術知識的當地化往往與一國的要素價格及其質量相聯系；②發展中國家通過對進口的技術和產品進行某些改造，使其生產和產品與當地的供需緊密結合；③創新活動中所產生的技術在小規模生產條件下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④發展中國家企業生產的產品能夠適應相同收入水平國家的消費需求。啟示：（1）積極引進和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同時加強這些技術在國內的再生過程和自身技術的改造和創新能力，努力形成自己的差異優勢；（2）對投資國市場進行深入的研究，了解當地的生產供需狀況、市場特征和企業條件，開發不同的產品，培育我國企業持續的競爭優勢。（3）以民族文化為紐帶，加強民族產品的優勢。加強我國部分產品（如中藥、絲綢）的民族特色和不可模仿、不可替代性，以民族文化為紐帶，拓展生存空間。
2.3 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坎特威爾和托蘭提諾針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對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提出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主要觀點：（1）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能力的提高是一個不斷積累的結果，并最終導致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2）發展中國家現有的技術能力水平是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決定因素，影響著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和增長速度。（3）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和地理分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變化：在產業分布上，從以自然資源開發為主的縱向一體化生產活動向以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為主的橫向一體化生產活動轉化；在地理分布上，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跡。評述：該理論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提供了思路，并且為不具備絕對優勢的發展中國家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技術積累的路徑。但該理論認為，發達國家企業的技術創新表現在大量的研發投入上，而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創新則沒有很強的研發能力，其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學習經驗”與組織能力來掌握與開發現有的生產技術。啟示：（1）在區位選擇上，遵循漸進發展軌跡，首先利用種族聯系在周邊國家進行直接投資，隨著經驗的積累再逐步向其它發展中國家擴展，最后，為獲得更為先進、高級的技術開始向發達國家投資。（2）以技術積累為內在動力，以投資區位拓展為基礎，不斷推動對外投資的發展和本國產業的調整和升級。
2.4 投資發展周期理論
鄧寧于20世紀80年代初，在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基礎上，采取實證分析的方法，將67個國家1967-1978年間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經濟發展的階段聯系起來進行考察，提出了投資發展周期論，從動態角度描述了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對外直接投資地位的辯證關系。
主要觀點：鄧寧用人均GNP代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用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外國對本國的直接投資流量的差額代表該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區分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四個經濟發展階段：（見表2）第一階段（400美元以下）、第二階段（400-2500美元）、第三階段（2500-4000美元）、第四階段（4000美元以上）。評述：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發展和完善，為發展中國家投資地位的變遷描述了一個大概輪廓。但該理論只強調了事物發展的普遍性而忽略了特殊性，沒有認識到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結構迥然不同，而且經濟結構也存在不平衡性，僅用人均GNP單一指標來劃分經濟發展階段和對外直接投資水平，難免帶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啟示：（1）根據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我國基本處于第二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所有權、內部化以及區位優勢仍較微弱，所以，應以我國的具體國情和企業的自身實力為基礎，謹慎決策，而不應盲目的追風，一味進行對外直接投資。（2）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結構的不平衡性，我國個別發展程度較高的產業和企業可以將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其發展壯大的一種方式，并在此過程中不斷提升自己的競爭力。（3）企業可以通過對國外技術和經驗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增強自身的實力，培養自身的競爭優勢，為大規模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早日進入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三階段打下基礎。
3 結束語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國企業必須增強國際競爭意識,積極“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利用國外資源,在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中國企業只要充分認清國際競爭特點，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就能取得成功。最后，祝愿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健康、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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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模式分析風險防范
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行模式
1.擴大市場，在國外建廠或收購相關廠的模式。這種模式的投資追求的是其產品在國外相關市場份額的擴大。在國外，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建立自己產品的設計、生產和營銷三位一體化網絡，從而回避因國際市場波動造成的影響和風險。將工廠設在東道國，這種投資可以繞過關稅，增加當地就業機會，產品可享受國民待遇，避免非關稅壁壘。如海爾、TCL等企業基本上都屬于這種模式。海爾集團在全球已建立13個生產基地，在美國、巴基斯坦兩國分別設立了工業園。TCL除在越南投資過億，2002年，又以820萬歐元的價格收購了德國的施耐得公司。
2.追求低成本，國內生產、國外銷售模式。跨國企業利潤增長主要靠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降低成本兩種因素來實現。技術更新可以提高生產率，降低成本，追求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的宗旨，因此，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多是尋求低成本型的。而中國的優勢在于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中國企業逐步出現一些來料加工或招商引資的合作形式。原材料來自國外，產品市場也在國外，如福耀玻璃其生產汽車玻璃的主要原料90%以上從印尼、泰國等國進口，產品60%以上銷售國際市場。它的制造、研發等基地均在國內，海外直接投資均為貿易型公司；而格蘭仕的戰略是通過受讓國際知名品牌生產線的方式實現擴張。即將國際知名品牌的生產線搬到中國交由格蘭仕組織生產，所生產的產品再按照比這些名牌企業自己在本國生產的成本價更低的售價賣給對方，由對方利用自己的品牌、銷售網絡在國外銷售。目前，格蘭仕不但與200多家跨國公司建立了合作關系，而且自有品牌的產品外銷的比例占總產量的70%以上。
3.戰略資源型投資，以資本換資源的模式。這種海外投資的目的是在某種程度上控制被投資國的戰略資源，以供應本國所缺乏的稀缺資源的需要。典型的是跨國公司在海灣國家投資以控制石油的供應。我國如中信集團80年代對北美森林紙漿的投資，中化在90年代對美國佛羅里達磷礦的投資，中國石油公司2002年在印尼油田和天然氣的收購。由于中國目前的礦產資源多處于供應緊張狀態，到2020年，中國需要進口自身消費量70%的原油和50%的天然氣以及其他的資源鐵、銅、鋁等嚴重短缺，只有對海外能源投資，才能順利完成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
4.戰略聯盟型投資，以控股的方式獲得利益的模式。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不是完全與企業的效率直接關聯，可能放棄短期的利益，以獲取長期或其他方面的利益。對企業而言，由于目標和背景及戰略的不同，可分為收購國外上市公司或控股國外大型企業兩種方式。如新疆德隆集團控股若干個擁有龐大推銷網絡的大型企業與美國毛瑞公司合作開發歐美電動工具及戶外機械工具市場。萬向集團以280萬美元收購UAI公司（汽車零部件制造商）21%的股權并強制UAI每年必須向萬向集團采購2500萬美元的產品，此舉不但降低UAI的生產成本，還可進一步擴大UAI的銷量，為萬向集團創造更大的利潤空間。
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四種模式分析
截止2002年9月，中國對外投資企業已達到6800多家，投資范圍擴大到160個國家和地區，協議投資總額165億美元。其中，中方企業投資91億美元，主要是對我國港澳地區和美國。其次是東南亞地區，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的預測，到2005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將達到一年40億美元。主要是在確保能源及家電行業的對外投資。就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而言，1999年全球FDI流出流量8000億美元，其中6360億美元流入發達國家，約占世界FDI總流量的75%，2080億美元流入發展中國家，只占FDI總流量24%.國際直接投資趨向于流向經濟規模大、增長速度快、產權明晰、金融管制松、企業運行狀況良好、市場準入限制小的國家和地區。
由于中國主要的優勢是勞動力資源，且政治穩定，工業基礎較好，國家外匯儲備充足，政策性限制逐漸減少。格蘭仕、德隆等企業堅持國內生產、國外銷售，充分發揮中國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的優勢，通過國際間的商業運作，將過剩的勞動力轉化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進而轉化產業優勢，提升國家的競爭優勢。福耀和萬向的選擇除了利用勞動力優勢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部分國家的“反傾銷”，及一些國家設置了較高的貿易壁壘，這種模式不但加大了國外市場開發力度，而且可以避免壁壘，不受反傾銷法的限制，減少征稅風險。而海爾的自建營銷體系模式就是堅持“世界品牌戰略”，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市場競爭力的焦點就是以品牌為核心的企業形象的競爭，含品牌知名度、品牌美譽度、國際化的形象及包裝等，在經營自有國際品牌的同時，利潤也隨之而來。
中國的企業除了要了解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充分利用優勢產品，如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加大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建立國際化生產網絡，還要規避各種風險，選擇適當的時機，積極參與到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
三、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選擇方向及原則
從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向來看，企業投資的金額不大，范圍卻過于廣泛，平均每個國家只有幾千萬美元的投資。與中國的總體經濟發展規模不相稱。特性是不同發展階段的并存性、技術結構的多層次性、投資主體的多元性以及投資空間的全方位性，這就使得投資的區位選擇獲得了廣闊的空間。隨著海外投資規模的加大，投資主體將逐步由國有企業轉變為私有企業主導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資源性和政策性投資除外）投資的風險控制及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風險概率和風險損失，成為對外投資企業的首要課題。中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應遵循下列原則：避免盲目投資，選擇投資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選擇產品導入型，市場發展潛力大的國家和地區；依據不同行業的性質和進入國家的政策導向，確定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在其他條件相同時，采取由近及遠的策略，優先考慮周邊國家；充分考慮企業自身的優勢要素和核心競爭力及發展階段，堅持一元化發展和橫向發展，對多元化發展要慎重；出資方式盡量靈活，多籌集國際金融貨幣市場資金，選擇理想的投資伙伴，采用合資企業的方式；注意知識產權的保護，專利及商標的使用，維持自有的技術優勢；實現經營管理當地化，真正融入被投資國的經濟運行體系中。
鑒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資產規模小，技術含量低，國際投資經驗少，我國政府雖然制定了一系列優惠和保護政策，為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但是，還是存在諸如多頭審批管理問題，管理政策導向不明，對外投資項目審批繁瑣，缺乏有效的對外投資監管、制約體系，導致在一些熱點市場上出現某些國內企業無序競爭，信息咨詢服務欠缺，境外逃資增多等問題，到目前為至，中國還未明確跨國投資經營的整體戰略、行業規劃、產業傾斜政策、投資行業導向。直接投資的流入量和流出量呈現極不對稱性，比例為1∶0.03，而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的國際比較狀況為：1∶1.33，發展中國家平均是1∶0.19，導致我國宏觀經濟內外不均衡發展，使經濟增長失去強大的拉動力。因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管理體制應以項目審批為主要手段的微觀管理方式改為以管理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為主；由直接的管理逐步過渡到間接的監控、監測，最終形成以企業為投資主體，中介結構為服務導向，政府宏觀監控的管理體系。
四、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防范
大力提升中國跨國直接投資主體的壟斷優勢。如技術壟斷優勢、產品差異優勢、品牌及營銷優勢、產品成本和價格優勢、管理優勢、規模優勢等。提高跨國企業的風險管理水平尤其是人力資源管理水平。提升跨國企業人力資源的素質。調整優化對外投資的產業結構、市場結構、企業組織方式。拓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融資渠道。（國內、東道國、國際三種籌資渠道）。中國的經濟增長，既要吸引大量的外國直接投資，又要擴大對外直接投資，這是經濟國際化發展的需要，也是提升中國國際競爭力必要的戰略舉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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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車耳。投資西方[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篇3
【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回顧 啟示
一、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興起和發展
1、威爾斯（Louis T.Wells，1983）的“小規模技術理論”
1983年，威爾斯在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的代表作《第三世界跨國企業》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來源進行了系統全面的分析，并研究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和前景。其主要觀點有以下三個方面。
（1）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競爭優勢的來源。威爾斯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在比本國更不發達的國家進行投資的時候具有獨特的優勢。因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制成品市場規模比較小，如果本地企業從發達國家進口技術，可能會導致企業規模過大而與當地市場規模不匹配。在產品市場比較小的情況下，使用的技術也應該適合于小規模制造，才能增加利潤，而發展中國家掌握的技術就符合這一要求。另外，發展中國家在國外投資的企業的主要競爭對手一方面是本地企業，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本地企業想要模仿投資國的技術，可能要支付比較高昂的成本，而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并不愿意將資源浪費在小規模生產和小規模市場上，所以，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者就具備了技術上的優勢。
競爭優勢還體現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因為惡劣的國際收支狀況會限制進口而鼓勵本國企業制造，因而進一步促進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發展。
（2）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為了夸大企業的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首先會選擇商品出口。在出口受到威脅時才會考慮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通過對外的投資活動保護產品的國外市場、尋求更低的生產成本和更廉價的原材料。另外，因為投資國與東道國比較接近的地理位置、經濟文化環境，使產品和技術更容易被接受與認可。
（3）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前景。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和發達國家相比，具備的競爭優勢比較小，從而容易失敗，一旦發展中國家小規模技術優勢被取代就很難尋求其他的優勢來源。但是，只要較發達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能繼續保持比本國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優勢與經驗，這些具備新的競爭優勢的企業會不斷涌現，對原有的企業進行替代。另外，只要出口繼續受到威脅，通過建立海外子公司使優勢內部化也會促使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不斷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2、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
英國經濟學家拉奧在《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中指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如果不只是簡單的模仿技術，而是能夠根據自身實際對外國技術做出大規模的調整，這種技術地方化的過程可以使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具有競爭優勢。他比較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競爭優勢的來源，發現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來自于：容易本地化的技術和知識；和同類型國家產品市場的相似性；小規模技術效應；專門針對發展中國家研發的產品與跨國公司的產品的差異化。
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通過對外國技術的消化、改進、創新，使其更適應當地生產的需要，在這一創新過程中給企業帶來了新的競爭優勢，促進了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3、技術變遷產業升級理論
由坎特威爾（J.A.Cantwell，1991）和托蘭惕諾（Paz Estrella E.Tolentino，1993）共同提出的技術變遷產業升級理論，也被稱作“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該理論重點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變遷和技術積累進行考察，并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技術能力的積累，向周邊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進行成功的投資，并最終升級為向發達國家的上行投資。托蘭惕諾分析了發展中國家FDI的地理擴散的規律，認為分成三個步驟：第一步，向臨近國家或者文化接近、有聯系的國家投資；第二步，開始向非臨近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投資形式為比較簡單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第三步，在最高級的產業階段，跨國企業將自身優勢運用于復雜、高端的制造業和服務業投資，開始向距離遙遠的國家和發達國家進行投資。
4、小澤輝智的“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
日本學者小澤輝智（Ozawa）提出了“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認為從國家層面來講，發展中國家FDI會經過4個連續的階段：第一階段為吸引外國投資階段；第二階段為輸入FDI到輸出FDI的轉型階段；第三階段為從勞動力導向的FDI向技術導向、貿易支持型FDI過渡；第四階段是資本密集型輸入的FDI和資本導向型輸出的FDI交叉發生階段。
小澤輝智強調發展中國家的FDI結構升級應以增強比較優勢為基準、以出口導向戰略為條件，把國家的工業化戰略與開展對外投資的比較優勢結合起來。他把經濟發展、比較優勢的動態化與對外投資作為相互作用的三種因素進行分析，認為經濟發展會改變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推動企業的跨國增長，海外經營也會反過來提升產業競爭力，讓相關企業成長為國際領先的優勢企業。
5、Uppsala國際化模型是基于約翰遜（Johanson J.）、保羅（Wiedersheim-Paul F.）、（Vahlne J.E.）等人的國際化演進模型
Uppsala國際化模型將國際化過程分為五個階段，這五個階段依次代表國際化程度逐漸提高：沒有出口；有偶然的出口；通過獨立的代表處或人有規律地出口；企業在海外建立自己的銷售子公司；企業在海外建立生產實體。Uppsala模型對于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而言，其借鑒意義在于該理論強調了對外直接投資之前通過進出口貿易的學習過程，這一過程對企業積累最為關鍵的海外市場的知識、銷售技巧至關重要。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評述
1、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合理性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從自身角度探尋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原因、發展規律等，對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經營提供了很好的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導。
（1）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分析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按照傳統的理論，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企業在資金、技術和管理上并不具備明顯的優勢，因此其大部分企業并沒有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則站在發展中國家的視角，客觀地分析了發展中國家具備的競爭優勢，擁有的技術和其他要素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相比沒有絕對優勢，但是對于一些欠發達國家或者經濟發展水平比本國低的國家，這種并不先進的技術卻具有絕對優勢。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時候，如果選擇經濟發展水平接近或較低的國家，他的技術相對于大型跨國公司更容易被當地市場接受，遇到的競爭者也會比較少，那么就具備明顯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對發達國家技術的學習，創新與轉化，鍛造并提升企業的競爭優勢。
（2）指出了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路徑。因為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中擁有的是比較優勢，所以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步驟和路徑也與發達國家不同。美國的跨國公司是在完全擁有壟斷優勢之后才開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而發展中國家是在國內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之后才開始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還是利用現有的條件開展投資，因此，發展中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應該緊密結合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企業發展狀況，在不同的階段采取不同的對外投資策略。隨著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與競爭優勢的增強，不斷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提升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并利用海外投資推動國內產業的升級和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主要路徑之一。
（3）解釋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間的關系。傳統的國家貿易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之間是一種替代關系：當商品出口遇到困難的時候，企業才會利用內部化的優勢降低成本，擴大產品市場。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則從貿易和投資之間的關系解釋了對外直接投資。和發達國家不同的是，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之間形成了一定的互補關系：通過開展對外投資，將本國所具備的技術優勢轉移到其他國家，并且進一步的普及和推廣，可以促進東道國的潛在比較優勢的進一步發揮和提升；通過投資擴大比較成本差異，對貿易又形成了新的推進作用。相關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如何協調貿易與投資，“引進來”與“走出去”的關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
2、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不足
（1）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來源論述片面。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都把對于比本國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先進的技術作為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這顯得比較單一和片面。雖然發展中國家在技術上與發達國家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并非所有的技術都不具備競爭優勢。以目前的發展形勢看，有一些發展中國家掌握的核心技術完全可以達到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另外，技術地方化理論把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優勢的來源歸結于對發達國家的技術的模仿與改進，忽略了發展中國家技術自主創新的能力，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2）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區位僅限定在比本國經濟水平的低的國家。按照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發展中國家只可能對經濟發展水平低于本國的欠發達國家或者經濟發展水平比較接近的國家進行投資。近年來，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在不斷擴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流向發達國家而并非發展中國家，并且，這些企業當中有很多都是中小企業。原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在跨國企業的最高發展階段才會向發達國家進行投資的理論，就很難全面解釋這種現象。
（3）對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很難解釋。對于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而言，解釋中小企業在FDI中獲得的高收益始終是一大難點。對現實經濟的經驗現象與經典的規模經濟理論存在矛盾，中小企業的高效率在過去未得到充分的重視，規模經濟既不能解釋各類經濟體的經濟發展的過程，也不能解釋結果。規模經濟只能部分解釋企業個體層面的擴張，但宏觀層面的經濟增長不能被廠商規模經濟解釋。
三、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對中國的啟示
1、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必須注重培養競爭優勢
中國企業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必須注重核心競爭力的培養。首先，要利用和發揮比較優勢，先從具備優勢的行業和產業開始發展，在發展中注重技術的研發和創新，同時把引進技術與自主創新有效的結合以較低的成本實現技術的升級。其次，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產業的發展水平，反過來促進國內比較優勢的提升。另外，優勢的獲得除了企業本身，還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2、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以發展中國家為主
以我國目前的技術，資金和管理水平，大部分企業都不具備對發達國家進行投資的實力。現階段就應該利用我國的比較優勢對和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接近的周邊國家和其他欠發達國家展開投資。這種模式風險較小、收益相對較高，為繼續擴大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促進我國跨國公司的成長打下基礎。
3、注意協調對外投資和貿易的關系
對外投資和貿易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不是替代而是互補關系，是可以互相促進的。我國當前外貿出口受到國家經濟的波動與國內成本上漲的雙重壓力，很多企業面臨危機，甚至倒閉。在解決這一問題時，可以有效利用相關的理論作為指導，從而促進投資和貿易的共同發展。對于遇到出口問題的企業，除了技術改造和政策扶持，還可以根據其技術與市場狀況開展一部分產業轉移，通過合理的參與國際分工為本國創造新的國際貿易機會，對外投資，對國內的產業結構進行有效優化與提升，使得外貿中的比較優勢就進一步增強。
4、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加快產業升級
我國目前的主導產業是制造業，而我國的制造業主要集中于低技術，低附加值的消費制造業，產業結構比較低。現階段我國要優化產業結構、改變經濟增長方式，重要途徑就是通過鼓勵對外直接投資，將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大規模的向周邊國家進行轉移，一方面緩解在國內遇到的發展壓力，另一方面可以推進國內的產業升級，提升我國的產業優勢。
除了鼓勵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對外投資，技術與資金密集型的企業的對外投資也是必要的。在投資過程中加快對先進技術的學習，消化與吸收的能力，增強我國的競爭優勢，進一步的促進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
【參考文獻】
[1] 郁曉耕、魏浩：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J]．經濟經緯，2006（5）.
[2] 高世楫：技術和組織創新與新經濟――從經濟增長方式和社會經濟范式看新經濟[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3）.
篇4
關鍵詞:國際投資;新特征;利用外資
中圖分類號:F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9-0025-02
1 引論
利用外資已成為湖北經濟活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國際投資的新特征中,分析其對湖北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可為湖北今后利用外資提供依據。
2 國際投資的新特征
2.1 國際直接投資規模迅速擴大,但勢頭有所減緩
FDI inflows,global and by group of countries,1980-2005(Billions of dollars)(資料來源:世界投資報告)
國際資本流動是從流通領域逐步深入到國際生產領域的,這一發展規律從根本上決定了國際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趨勢。由上圖所示,從1993年至1998年底,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一直成擴張的趨勢,外國直接投資企業在全球的投資存量已超過4萬億美元,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這主要是由于發達國家對外投資步伐加快帶來的。雖然從1999年至2003年,國際投資規模有所下降,但2003年后,上升的勢頭再一次顯現。
2.2 發達國家之間的資本雙向滲透仍占主流,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很不平衡
9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直接投資的重點一直偏向發達國家。無論是從對外直接投資看,還是從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看,發達國家都占據主導地位和絕對大的比重。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和吸收外資國家,其對整個國際投資乃至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由于國際直接投資重心偏向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相對較少,且在區域分布上也不平衡,許多非常貧困的國家得不到跨國公司的青睞和惠顧,在當今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中正日益邊緣化。
2.3 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逐步升級,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受到青睞
從圖中可以看出,從1987年到2005年來,FDI對第一產業的直接投資明顯萎縮,對第二產業的直接投資亦呈現相對下降趨勢,而對第三產業的直接投資大幅度增長。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和各國產業結構的加速調整,國際直接投資的重心明顯向附加值高的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傾斜。
2.4 國際直接投資方式日趨靈活多樣,國際戰略聯盟成為跨國公司發展的新形式
由于科技革命步伐加快和國際市場競爭加劇,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不斷變換投資方式,相互締結國際戰略聯盟。其中包括合并式聯盟,互補式聯盟和項目式聯盟。戰略聯盟,為跨國公司增加新的市場機會,提高跨國公司的國際競爭地位。這種戰略調整已經被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所使用。
2.5 國際直接投資主體多元化,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能力增強
隨著國際殖民主義體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民族經濟的復興,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吸收和利用外資的同時,先后開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從而使現代國際投資具有了新的內涵,成為世界各國之間有效配置資源、加強經濟技術合作的一種重要形式。
2.6 國際直接投資政策自由化成為大趨勢,雙邊和多邊層次上的投資協調合作取得新進展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國經濟對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依存度普遍提高,有關外國直接投資流動的政策進一步趨向寬松和自由化,為國際直接投資的規模擴大和領域拓寬創造了更好的政策環境。以國家為主的單邊層次上的國際直接投資政策改革不斷深入,雙邊和多邊層次上的投資協調合作也不斷取得新進展。
2.7 跨國并購投資潮起潮落
跨國并購投資金額巨大,涉及領域廣泛,區位分布不平衡,以歐美和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并購較多。而且并購動機趨向長期化,方式多樣化,善意并購的數量不斷上升,“強強”聯合逐步取代“強弱”聯合。
3 新特征對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
國際直接投資不斷涌現出新的特征,勢必會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產生重要影響,進而影響到湖北省對FDI的利用。3.1 有利影響
(1)彌補了湖北省建設資金的不足,促進了湖北經濟的快速增長。
長期以來,建設資金的短缺一直是制約湖北省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新時期里國際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國際資本流動從流通領域逐步深入到國際生產領域的,FDI的數額不斷上升。湖北省可以借此機會積極引進外資,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以基本設施建設來擴大內需,增加就業,促進湖北經濟的快速發展。
(2)有利于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
跨國企業的不斷擴大,最主要是因為其憑借很強的技術優勢和先進的管理團隊,通過復合式一體化戰略及其網絡式組織結構將各國經濟聚合在一起,開創出一個以高級的公司內分工為基本框架的國際生產一體化體系。如今跨國公司前所未有的擴張,將其先進的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對促進湖北省各中小企業的技術改造具有重要作用。同時,通過與外國投資者共同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學習國外先進的企業管理經驗,并造就一批新型的企業管理人員,這對提升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
(3)有利于擴大出口,增強產品國際競爭力。
省內的企業通過各種形式引進外資,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適應國際市場的需求,生產出適銷對路、質量高的產品,進而不斷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據湖北省統計年鑒顯示,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總額占全省出口總額的比重不斷提高,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已成為推動湖北省出口增長的關鍵因素。
(4)有助于優化產業結構。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變化和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及其產業的發展,國際投資的重點已出現了戰略性的轉移,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受到青睞。這些特征為湖北省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提供了方向。為了更好地招商引資,湖北省不斷地調節和優化產業結構,大力發展服務業。根據已有的統計發現,房地產業已成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點。產業結構的優化,更有利地推動了湖北省經濟的迅猛發展。
(5)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對湖北省經濟體制的轉軌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外商直接投資為全省帶來了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的觀念,這有利于打破壟斷,有助于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推動政府職能轉變,不斷深入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對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3.2 不利影響
(1)喪失了吸引外資的比較優勢。
豐富的自然資源,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勞動素質比較低) ,潛在的巨大市場一直是湖北吸引外資的最主要優勢。但是在以高科技和信息為主的知識經濟時代,在經濟全球化和世界貿易逐漸自由化的今天,高素質的科技型勞動力、發達的交通通訊設施、高效運轉的管理體制、順暢的市場營銷網絡,良好的投資軟環境、自由的市場準入制度才是吸引外資的最重要因素,而本省恰好在這些方面有很大的欠缺,以至于失去了吸引外資的優勢。
(2)引進外資方式落后,脫離了國際慣例軌道。
跨國并購已經成為國際投資的主要形式。并購金額在國際資本流動即國際投資中占了80 %以上的份額,其他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形式如合資、合作等已不足20 % ,居于次要地位。
湖北利用外資的方式主要是“三資”,即合資、合作、獨資,近年來又有了合作開發、國內企業到境外上市、在滬深股票交易所開設B 股作為補充等。這些方式明顯和90 年代后期國際投資的新特征不一致,導致湖北被排除在國際資本投資區域選擇的范圍之外。
(3)產業結構不合理,使外商失去投資的興趣。
湖北引進外資過分重視引資的規模,卻忽視了利用外資的結構,沒有將外資投向和本國產業結構調整結合起來。在行業選擇上,外資主要投向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尤其是一般加工工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對于國民經濟發展關系重大也是我們發展的薄弱環節的高科技產業、基礎產業、能源交通、農業等加工項目投入較少。根據1996 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顯示,外商投資企業中,50 %為加工項目,30 %為飯店、旅游一般服務業,10 %為基礎項目,僅僅不到10 %為農牧業及其它項目。而當今社會,外商投資的重點偏向于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會導致湖北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額下降。
4 對策及建議
根據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應采取以下幾條措施,使湖北更好地適應國際投資的發展趨勢。
(1)增加外商直接投資方式,放寬對外商投資領域的限制。
傳統的合資、合作、獨資利用外資形式雖然不能放棄,但是和當前國際資本流動的潮流不相符合。要穩定和擴大利用外資規模,必須采取國際通行的方式,即跨國收購和兼并,與國際接軌,拓寬外商直接投資的領域,擴大外商投資的選擇權。
(2)完善產業結構,推動產業升級。
作為農業大省和糧食生產區,要加快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大力推進科技興農,穩步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實現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一方面培養市場, 另一方面吸引外資投向農業,以工業理念謀劃農業,帶動經濟結構調整。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特別是電信、銀行、 保險等增長最快的行業,以吸引外資投入。另外,由于湖北是國家的老工業基地, 有為數眾多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對這些企業進行產權制度變革,特別是允許外資參與其中,將對外資具有吸引力。積極借鑒東部發達地區新型工業化的經驗和措施,把獲得的一系列新機遇轉化為競爭優勢和增長優勢,把潛在的可能變為發展的現實,走出一條高速穩定的新型工業化路子, 把湖北建造成中部地區的制造業中心。
(3)改善投資環境和法規。
投資環境和服務質量欠佳是湖北吸引外資的“瓶頸”。為了提升吸引外資的競爭力,可對外資并購國有企業可以給予優惠的政策和措施,建立開放的投資服務環境。改善環境要作為吸引投資的關鍵環節,從改革體制和機制上下功夫,努力營造公開、公正的法制環境,誠實守信的信用環境和優質高效的服務環境,使外商直接投資政策更加自由化。
參考文獻
篇5
【關鍵詞】邊際產業擴張理論
中小企業
跨國經營
Theory of Marginal Industry Dilation and Its Inspires to Our Country’s Middle and Small Size Enterprises
【Abstract】The theory of marginal industry dilation is an importa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ory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ts connotation fits for the true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s middle and small size enterprises. Our country’s middle and small size enterprises should be directed by this theory， go abroad bravely and develop multinational management. The expansive environment and ardent competition will develop our country’s middle and small size enterprises and prepare it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Keywords】The Theory of Marginal Industry Dilation Middle and Small Size Enterprises Multinational Management
一、 邊際產業擴張理論介紹
20世紀6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其國際地位日益提高，與美國、西歐共同構成國際直接投資的“大三角”格局。然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較歐美國家不同。對此，日本學者小島清(K. Kojima)教授根據日本國情，結合本國特色發展了國際直接投資理論。1978年，在其代表作《對外直接投資》一書中系統地闡述了他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邊際產業擴張理論。他指出，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與美國相比有三點明顯的不同：一是美國的海外企業大多分布在制造業部門，從事海外投資的企業多處于國內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或部門；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資源開發和勞動力密集型行業，這些行業是日本已失去或即將失去比較優勢的行業，對外投資是按照這些行業比較成本的順序依次進行的。二是美國從事對外直接投資的多是擁有先進技術的大型企業；而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以中小企業為主，所轉讓的技術也多為適用技術，比較符合當地的生產要素結構及水平。三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是貿易替代型的，由于一些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而減少了這些行業產品的出口；與此相反，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行業是在本國已經處于比較劣勢而在東道國正在形成比較優勢或具有潛在的比較優勢的行業，所以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會帶來國際貿易量的擴大，這種投資是貿易創造型的[1]。
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的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即邊際產業開始，并依次進行。這也正是日本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不同之處。其結果不僅可以使國內的產業結構更加合理、促進本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而且還有利于東道國產業的調整、促進東道國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發展，對雙方都產生有利的。小島清根據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將其分為自然資源導向型、勞動力導向型、市場導向型和生產與銷售國際化型等四種類型。
小島清理論在把微觀作為既定前提的基礎上，注重從宏觀動態角度來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缺陷在于，其動態分析僅陷于日本及少數歐洲國家的情況。在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上，小島清注重從國際分工的比較成本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與其他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相比，小島清的比較優勢論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從事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與東道國的技術差距越近越好，這樣容易在海外，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找到立足點，占領當地市場；第二，中小企業在制造業中投資往往比大企業更占優勢，因為他們轉移到東道國的技術更適合于當地生產要素結構，為東道國創造就業機會，受他們歡迎；第三，無論是投資國還是東道國都不需要有壟斷和寡頭壟斷市場。
二、 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現狀符合邊際產業擴張理論
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是根據日本在上個世紀60—70年代對外直接投資的實際而和創立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符合發展中國家一階段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的。我國作為一個發展迅速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正處于起步和高速發展的階段，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正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我國現階段的國情。
1、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是一種符合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
在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中，邊際產業擴張理論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典范，它來源于當時高速發展的日本跨國經營實際狀況，正是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大規模發展，帶來了日本經濟的騰飛，很快的日本即從發展中國家的隊伍穩步邁進了發達國家的行列。而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很好地揭示了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和行業特點，彌補了原有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只能解釋發達國家的狀況，對我們廣大的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有著巨大的借鑒和指導意義。
2、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和該理論提出時的日本狀況相似。
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提出時的日本經濟和跨國公司相對于美國來說是處于“發展中”階段的，這與我國現今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相類似。還有我國與當時日本的對外關系相似，1981—1989年我國處于出口大國階段，1989—1997年屬于生產大國，1997年至今已經處于出口大國階段，因此對外直接投資一定會在不久的將來大量出現。這一系列的相似點進一步說明了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對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指導意義。
3、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印證了該理論的指導意義。
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起步于1979年的改革開放，與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歷史相比滯后了一個多世紀。經過20多年的探索和發展，已經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截至2003年7月底，中國已經在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累計設立非類企業7222家，中方投資企業超過100.9億美元。可以看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速度是很快的，說明了發展中國家是完全可以開展國際直接投資而獲利的[3]。在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中，開始階段主要是大型的國有公司。但隨著我國民營經濟的崛起和發展，廣大中小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表現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一股活躍的力量，尤其是我國的傳統加和手工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產業在國內競爭激烈，幾乎是處于邊際產業的行列，但在國際市場卻廣受歡迎，產品需求量大，這一點不僅表現在對外直接投資中，還表現在我國大量的出口產品中。手工業及棉紡織業產品遍及世界各國，“made in china”在發達國家是隨處可見。我國的邊際產業產品在國外受到這樣的禮遇不僅表明這些產業存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行性，也說明了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的正確性和在我國的適用性。所以我們應該高度重視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的指導作用，我國的中小企業要利用自己的優勢擴大對外直接，增強競爭力，迎接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三、 幾點啟示
1、邊際產業擴張為我國中小跨國經營提供了理論依據。
我國中小企業的跨國經營剛剛起步，還處于探索和嘗試階段。中小企業由于資金有限、迎接挑戰的經驗不足及缺乏強大的競爭力，所以跨國經營對他們來說還存在一定的風險。但根據我國的狀況是：第一，國內家電、紡織、重化工和輕工等行業已普遍出現了生產能力過剩、產品積壓、技術設備閑置等，這些行業要獲得進一步的，就必須尋找新的市場。通過對外投資，變商品輸出為資本輸出，在國外投資建廠，建立銷售和售后服務網點，就可以帶動國產設備、原材料以及半成品的出口，有效地拓展國際市場。第二，“入世”在給企業帶來壓力的同時，也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因為“入世”后中國企業面臨的義務和挑戰主要體現在國內，所獲得的權利和機遇則主要體現在國外，即體現在外國向中國的產品、服務和投資更大程度地開放市場和實行國民待遇方面。也就是說，中國企業要想享受“入世”后的權利和機遇，就要盡可能地向海外進軍。第三，從企業國際化道路的一般進程來說，首先是發展間接出口，如通過專業的外貿進出口公司進出口商品或服務，而后是直接出口，如企業內部設置專門機構或進出口部門來處理相應的業務，最終再發展到對外直接投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際貿易取得了長足發展，2003年貿易總額已名列世界第五位。國際貿易方面獲得的巨大成就，為中國企業進一步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準備了必要的物質基礎。第四，我國的出口企業在國外不斷受到貿易壁壘的限制，綠色壁壘、技術性貿易壁壘、進口限制等關稅和非關稅的貿易壁壘種類繁多，層出不窮，極大的限制了我國出口的進一步增加。面對這樣的背景，我國發展對外投資，企業進行跨國經營是勢在必行的了。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為我們的中小企業跨國經營提供了理論依據，說明了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的可能性和優勢所在，我們的中小企業應該拋棄恐懼心理，勇敢的邁出跨國經營的步伐，以自己的優勢占領國外市場，不斷的發展壯大自己。
2、對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的產業選擇的啟示
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的產業選擇應該按照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的內涵，主要發展那些在國內處于邊際產業位置的公司，以傳統制造業和手等加工產業為主。如我國有一定聲譽的特色行業，絲綢、瓷器、航運、餐飲、中國特色的食品加工、中成藥等。制造業目前仍是國際直接投資中機會最多的熱點行業，也是我國產業結構中行業門類最多、規模最大的部門。我國在機械加工、紡織、輕工、化工業已具有一定優勢，產品和技術的國際競爭力比較強。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我國實用性中間技術和傳統技術可以在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發揮優勢。不僅如此，我國制造業的一些技術也具有相對優勢，可以在發達國家產品周期變化和產業結構調整轉移中發揮其優勢。
3、在區位選擇上的啟示
在區位選擇上，邊際產業擴張理論認為應該選擇與該國生產技術相近的國家，這樣容易在海外，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找到立足點，占領當地市場。按照這一理論，中國資本輸出的最佳地區應該是那些在發展程度上和中國差距較小的國家和地區。一般來說，東歐和中亞比較符合這一條件。東歐和獨聯體國家正處于經濟改革之中，急需外國在那里開展直接投資。這些國家和地區工業基礎好，資源豐富，具有經濟發展潛力和廣闊的市場。我們應該積極關注和投資開拓這一領域，通過直接投資進入這些地區相對落后的輕工業、加工業和制造業。發展中國家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生產要素，為我國的產品和技術（尤其成熟產品和技術、勞動密集型生產技術）和機器設備等提供發揮相對優勢的廣闊市場[2]。通過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可以推動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并轉移到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國家和地區。
我國要提高國際競爭力，對發達國家的投資必須注意。通過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一方面可以獲取我國經濟化急需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及經濟發展短缺的資金、技術、設備，信息和其它經營資源；另一方面可以抓住發達國家產品周期變化和產業結構調整轉移帶來的機會，是我國具有一定相對優勢的技術、產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向發達國家直接投資所獲得的區位優勢和比較利益最大，因此應成為今后我國跨國直接投資的主導方向。
總之，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應以鞏固和擴大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為基本取向，以加快發展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為主導方向。
【】：
[1]盧進勇、杜奇華，《國際經濟合作》，[M]，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0.8
篇6
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母國；產業結構；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F1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16-0001-02
0 引言
中國作為一個處于轉型時期的經濟體，產業結構處于轉型升級的攻堅階段，通過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DI，簡稱OFDI），投資國可以利用“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來發展本國經濟，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本文對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產業結構關系的文獻做一個梳理，以期為后續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線索。
1 典型性國際直接投資理論
1.1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弗農（1965）提出。弗農主要對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市場進行了研究，將產品的生命周期大致分成三個階段：創新期、成熟期和標準化期。
產品處在創新階段時，受美國消費市場需求的影響，所開發創新的產品多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這一階段企業較為注重本國市場，因此較少出現對外直接投資。產品處在成熟階段時，產品的質量和樣式趨于穩定，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上升，企業必須考慮降低成本來降低產品價格，增強其市場競爭力。因此，擴大生產規模、獲取規模經濟成為企業提高市場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在這一階段，由于原來的進口國市場勞動力成本較低、仿制品和貿易壁壘相應增加，最終促使美國企業開始關注并向其他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產品處在標準化階段時，產品的生產技術已經標準化，技術優勢已經不存在，競爭更趨激烈，成本和價格已成為競爭的焦點，而母國的生產規模的進一步擴大會導致規模非經濟，同時進口國會進一步加強貿易壁壘，為進口國客戶提供快捷的服務也要求在東道國建立生產設施，因此企業必將在世界范圍內尋找適當的東道國進行投資。
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從跨國公司經營的產品出發，認為高收入國家引領新產品的開發，產品的生命周期大致分為創新期、成熟期和標準化期三個階段，美國等發達國家為了使本國長期保持資本與技術密集導向型產品的優勢，將處于標準化期的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轉移至次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
1.2 邊際產業擴張論 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小島清（Kojim，1978）以日本廠商對外直接投資情況為背景提出邊際產業擴張論。小島清理論的基本觀點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趨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又稱邊際產業）依次進行，而這些邊際產業是東道國具有比較優勢或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投資國的邊際產業由于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遭遇原材料缺乏、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市場日益狹小的瓶頸，從而在投資國內變成了劣勢產業。邊際產業的轉移可使投資國將資源集中于本國處于優勢的產業，而東道國則可以因為相關適用技術的輸入與其具有的豐裕要素相結合，使原處于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顯現其優勢。邊際產業的轉移有利于日本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可充分發揮出投資和東道國的比較優勢和潛在比較優勢。
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論從產業層次出發，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按照比較優勢及其變動依次進行，從技術差距小，技術易于轉移的產業開始，按次序進行，由此騰出國內稀缺的資源，以利于別的產業的發展，這也含有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外移有利于提升母國產業的意向。
1.3 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理論 早期理論的研究多是立足于發達國家跨國企業的效益最大化理論，隨著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的興起，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產業效應也引起相關研究的關注。
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理論由英國里丁大學的坎特威爾教授和其學生托蘭惕諾于1990年共同提出。該理論通過分析日益興起的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得出發展中國家的的產業結構升級是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能力不斷積累提高的結果，而發展中國家技術能力的提高是與他們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直接相關的。發展中國家利用其特有的“學習經驗”和組織能力，進行技術創新。這從發展中國家以開展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路徑可見一斑：由以自然資源開發為主的縱向一體化生產，逐步向以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的橫向一體化生產轉移；投資方向遵循由周邊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再向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道。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甚至開始從事高科技領域的生產和研發活動。
該理論著重強調了發展中國家中技術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認為技術是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決定因素，并且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技術的創新，因此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通過對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利用當地的技術資源優勢獲得逆向技術轉移，從而促進母國的產業升級，這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和政策意義。
2 國內實證研究綜述
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國內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在以往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進行實證研究。
燕敏（2007）選取1978-2006年的相關數據研究中國OFDI與產業結構的關系。以三次產業所占比重衡量產業結構變化，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代表對外直接投資變化，進行Engle-Granger協整檢驗與Granger因果檢驗，并建立回歸方程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變化對三次產業所占比重的具體影響程度。得出對OFDI促進了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馮春曉（2009）通過構建測度制造業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度化的指標，采取皮爾遜（Pearson）相關分析、穩健性檢驗以及建立計量回歸模型分析制造業OFDI對其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得出我國制造業對OFDI與其產業結構優化存在正相關關系，其中與高度化相關性較強，制造業OFDI與其產業結構合理化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且前者是后者的格蘭杰原因。但OFDI對產業結構的優化作用非常微弱。王英（2009）認為OFDI可以通過一定的渠道促進母國產業結構優化。通過選取合適的傳導變量、構建計量模型，應用1985-2007年的時間序列數據為樣本，實證分析了OFDI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結果顯示，通過OFDI獲取國外先進技術能顯著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通過燃料和礦產品等自然資源的進口和固定資本的形成能對較小地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升級，但就業機會的轉移不利于本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潘穎，劉輝煌（2010）根據1990-2007年的數據，運用協整理論、Granger因果關系對我國OFDI與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OFDI短期內不能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而從長期來看可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譚延明，陳麗珍（2011）應用產值結構高度化、資產結構高度化、技術結構高度化和就業結構高度化四個方面代表中國產業結構，根據1996-2009年的數據，運用協整和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對我國OFDI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兩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并且具有雙向的因果關系。也即我國OFDI與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雙向推動作用。李逢春（2012）通過修改經典的錢納里“結構增長”模型，利用2003-2010年中國OFDI和產業升級的相關省際數據，加入對外直接投資的節奏和不規則度作為調節變量，用面板回歸的方法實證分析了中國OFDI的產業升級效應，得出較高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可以較快地促進投資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的產業升級，但OFDI的節奏和不規則會對產業升級的效果起反向作用；而OFDI的市場化程度可以正向調節節奏和不規則度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程度，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OFDI的節奏和不規則度對產業升級的負向影響要小于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
除此之外，一些學者對各省市對外直接投資對地區產業結構的關系也進行了實證研究。如衣長軍（2010）、盧慧芳（2011）等分別對福建省和廣東省進行了研究。
縱觀以上國內學者有關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調整的實證研究，主要區別在于計量方法、模型中變量的選取以及代表產業結構的指標選取，同時這也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選擇提供了指導。雖然不同的實證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但總的來說都支持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3 結論
無論是以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為研究對象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邊際產業擴張論，還是以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為研究對象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理論，都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會通過獲取國外先進技術或是騰出資源來進一步進行本國技術創新，從而促進母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國內學者的實證研究表明，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促進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并且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的持續增長，促進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效應也越來越明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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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升級；傳導機制
中圖分類號：F1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2674（2013）03—043-04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經濟改革不斷向縱深發展，目前中國已進入產業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在開放型經濟條件下，一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除了依賴于國內技術進步的自我增強機制外，還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生產要素跨國流動的結果。在改革開放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中國通過大力發展出口貿易和積極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取得了促進國內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初步成功。但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轉變，中國主要依靠生產要素的低成本優勢參與國際競爭的深層次矛盾日益凸顯，出口環境不斷惡化，與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摩擦不斷增加，特別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使中國的“外需”大幅縮減，出口導向型行業受到嚴重沖擊。另外，盲目的、不加甄別的引進外商直接投資，造成國內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日益加重，企業嚴重依賴國外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方法，中國在事實上淪為發達國家的“工廠”，被日漸鎖定在全球產業鏈條的最低端。可見，中國的對外經濟發展戰略和產業升級路徑迫切需要重新調整。國際經驗表明，許多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都曾把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作為推動本國產業升級的重要途徑。隨著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和“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中國由原來的單向接受國際資本流入為主轉向資本跨境雙向流動并重。在200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僅為69億美元，到2010年已增長到688億美元，占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量的5.2%，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名列全球第五位。在這樣的背景下，借鑒先進國家的成功經驗，通過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來推動國內產業升級，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重大課題。
二、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產業升級：理論基礎與傳導機制
1.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產業效應：理論基礎
關于國際直接投資與母國產業升級關系的研究，西方經濟學已經形成較為成熟的理論體系。弗農（ver—non，1966）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指出，一國為了順應產品生命周期的變化，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成熟產業向低成本國家轉移，自身則從事高新技術產品的研發與生產，這一過程必然會導致投資母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小島清（Kojima，1987）的邊際產業擴張論指出，母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國內處于比較劣勢的部門轉移到國外，可以集中資源發展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加速國內的產業升級。這些基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研究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產業升級具有較大影響。而隨著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逆向投資的興起，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效應也引起相關研究的關注。威爾斯（Wells，1983）提出的“小規模技術理論”和拉奧（Lall，1983）提出的“技術地方化理論”都摒棄了跨國企業只能依賴壟斷技術優勢打入國際市場的傳統觀點，為發展中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理論依據。坎特威爾與托蘭惕諾（eantwell，Tolentino，1990）提出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指出，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開始是在周邊國家進行，隨著海外經驗的積累，為了獲得較為復雜的技術會向發達國家投資，這樣就可以利用當地的技術資源優勢獲得逆向技術轉移，從而促進母國的產業升級。
近年來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國內學術界開始關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產業升級這一論題。范飛龍（2002）提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之一是要發揮其對國內產業升級的拉動效應，因此應優先選擇產品供求鏈長、產業內貿易量大的產業。王根軍（2004）提出，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促進國內產業升級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吐故”與對發達國家的“納新”過程，一方面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國內過剩的生產能力，為國內產業升級騰挪空間；另一方面從發達國家獲取先進技術、提高國內企業的技術水平，從而促進產業升級。馮志堅（2008）分析了發展中國家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產業競爭力的途徑，提出按照梯度轉移原則，將國內制造業中的成熟產業轉移至其他發展中國家，為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提供空間。江東（2010）利用中國典型省份的數據進行實證檢驗，證明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由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整體規模和水平還處于初級階段，因此影響較小。
2.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產業效應：傳導機制
具體來說，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產業升級主要通過以下途徑發揮作用：
（1）傳統產業轉移效應。一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必然伴隨著傳統產業的逐步衰退。但是，在傳統產業退出時會遇到退出壁壘，這些壁壘主要來自于生產設備及人力資本的專用性和沉淀性。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本國已經或瀕臨喪失比較優勢的傳統產業向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低梯度國家進行轉移，既能釋放出沉淀生產要素用于國內新興產業的發展，又能獲取較高的海外投資收益用于國內技術的革新和研發，因此可以極大地促進本國的產業升級。
（2）新興產業成長效應。對外直接投資可以通過以下途徑促進母國新興產業的成長：一是通過向境外轉移傳統產業，將釋放出的沉淀生產要素用于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二是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獲取高于國內的投資收益，并將這部分投資收益匯回國內投入新興產業從而促其成長；三是通過對發達國家的學習型直接投資，使國內企業能更直接、快捷地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從而提高其技術研發能力和管理水平；四是通過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引進外國的消費理念和消費模式，引導國內消費者對高新技術產品產生需求，從而促進國內新興產業的發展。
（3）產業關聯效應。產業關聯的方式可以分為前向關聯和后向關聯兩種。所謂前向關聯是指下游產業的技術發展或市場擴大會帶動為其提供原材料、設備和技術等要素的上游產業同步發展；所謂后向關聯是指上游產業的擴展及技術提升會刺激下游產業的投資擴大和技術提升。因此，一國對那些生產鏈條長、有明顯的前后向聯系、輻射效應大的產業進行直接投資，必然導致國內提供要素投入和配套服務的產業規模擴張和技術進步，并由此引發波及效應，促進國內技術水平提高，實現產業升級。
（4）產業競爭效應。當跨國企業進行境外直接投資時，為了適應激烈的國際競爭，它必然會在經營過程中通過自主創新與技術引進等方式，不斷提升本企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同時，它還會要求國內為其提供投入要素和配套服務的企業提高自身素質，由此將更多的國內企業卷入開放性的經濟活動當中。另外，跨國企業競爭力的提高，又將對國內的同行企業產生新的威脅，使該行業內部競爭加劇，行業整體素質得到提高，從而推動本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升級的作用分析
根據上述論證可知，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傳導機制越強，對本國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就會越大，而這些傳導機制的強弱與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選擇和產業布局等因素密切相關。
1.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基于投資區域角度的分析
從投資區域選擇的角度來看，一國向低梯度國家轉移邊際產業的效率尋求型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產業轉移效應和產業成長效應；以從發達國家獲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為主要目的的戰略資產尋求型直接投資具有較強的新興產業成長效應、產業關聯效應和產業競爭效應。因此，中國對發達國家和生產要素價格低于本國的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將會產生較強的產業升級效應。
雖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起步較晚，但并不缺乏效率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例。近年來，隨著中國沿海地區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價格的不斷攀升，一些具有傳統優勢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如服裝、鞋業、紡織業、食品、玩具等），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向外轉移，投資的區域主要集中在非洲、拉美和東南亞國家。這些企業通過將低效益的加工裝配環節向國外轉移，實現了跨國資源的重新配置，由此促進了國內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中國企業對發達國家的戰略資產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通過并購發達國家的優質企業和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發機構與研發中心等途徑來實現。國內一些企業包括海爾、聯想、華為、TCL、中興、吉利、萬向等是該領域的佼佼者。這些大型企業通過跨國研發和并購活動，不僅迅速提升企業自身的技術水準，而且還將通過新興產業成長效應、產業關聯效應和產業競爭效應，促進中國加速實現從一般加工制造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轉向以知識、技術密集型部門為主體的產業結構。
但是，從促進產業升級的角度來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布局仍不盡合理，主要表現為對發達國家和低梯度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規模較小。到目前為止，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截至2010年末，對這兩個地區的直接投資占總量的85.7%。分具體國別（地區）來看，主要流向中國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澳大利亞、新加坡、盧森堡、美國、南非、俄羅斯、加拿大、中國澳門等國家和地區，其中對中國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等三個國際避稅地的直接投資存量為2395.6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75.5%。與此相對比，中國對歐盟、美國和日本三個發達經濟體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僅為184.8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5.8%，對經濟發展水平低于中國的非資源類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則更少。由于流向國際避稅地的資本最終真實去向難以明確，其中還有很大一部分會返投國內以獲取外商投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優惠，因此導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真實規模大打折扣。同時，由于對發達國家和低梯度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規模小，導致中國無法利用對外直接投資更多的向國外轉移邊際產業，無法更多的獲取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等戰略性資產來促進國內新興產業的成長，因此對國內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十分有限。
2.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基于投資行業角度的分析
從投資行業選擇的角度來看，由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具有較長的產業鏈條和較強的產業關聯效應、產業競爭效應，因此，一國對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要比對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更強的產業升級效應。
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來看，截至2010年末，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在100億美元以上的行業有：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制造業，六個行業累計投資存量2802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88.3%。除此以外，中國在其他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均少于100億美元，占比均小于3%。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雖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的產業升級發揮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仍然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主要表現為：在投資方向的選擇上，偏重于對國際避稅地的直接投資，而對發達國家和低梯度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不足；在投資產業的選擇上，偏重于對貿易依附型服務業和能源、資源行業的直接投資，忽視對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直接投資；在服務業領域，偏重于對傳統服務業的直接投資，忽視對現代服務業的直接投資；在制造業領域，偏重于對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的直接投資，忽視對資本、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的直接投資；缺少國內連鎖效應強、輻射面廣的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總之，現階段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服務于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和國家的全球能源戰略，而向發達國家尋求先進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過剩生產能力的對外直接投資尚未形成規模。
基于對促進國內產業升級的考慮，我們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重點發展對發達國家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直接投資，尤其是高端制造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等領域的直接投資。以此可以幫助中國企業獲得先進技術、信息、管理和服務等戰略性資產，并通過向國內的轉移和擴散，充分發揮這些戰略性資產的外溢效應和示范效應，帶動國內知識、技術密集型高端產業的發展，實現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
第二，加強對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直接投資。這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很多具有比中國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而且大多對中國的紡織品服裝、輕工、機械、電子、通信類產品具有廣泛需求。因此，要鼓勵那些在中國沿海地區已經喪失成本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轉移，以此來延長產業鏈條，并促進國內生產要素向高端產業和新興產業聚集，從而實現產業升級。
第三，服務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要實現從傳統服務業為主向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結構性轉變。目前中國對現代服務業如信息服務、計算機服務與軟件、科學研究、技術服務等行業的直接投資規模很小，投資層次較低。加快發展對現代服務業的直接投資，不僅可以為第一、第二產業的投資活動提供高質量的配套服務，還能提高中國服務業的整體效益和水平，加速實現國內產業結構由“工業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變。
第四，通過能源和礦產資源類對外直接投資，帶動上游研發部門和下游資源深加工部門的發展。能源和礦產資源類直接投資會在一定程度上擴張母國的重化工業規模，因此理論上并不完全符合中國產業升級的發展方向。但對該領域的直接投資事關國家的全球能源戰略，因此在一定時期內仍會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能源和礦產資源的勘探、開采和初加工環節移至國外，而國內企業則專注于技術援助、信息咨詢服務、管理培訓和最終產品的生產與研發，實現多層次開發、多層次增值，不斷延長產業鏈條，推動上、下游配套產業的發展，從而促進產品結構的提升與國內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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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凈對外直接投資 發展階段理論 J型曲線
一、相關理論模型
本文所利用的理論模型是鄧寧（Dunning）在其國際生產折中理論的“三優勢范式”（OIL paradigm）的基礎上而提出的動態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即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階段理論。其主要觀點是，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其對外直接投資凈額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系統性相關關系。在鄧寧的不斷完善下最終形成了五個發展階段。具體來看介紹如下：
第一階段，國家處于不發達階段，其整體的經濟環境還不足以吸引其他國家對其進行直接投資，更別提本國對他國的直接投資；第二階段隨著經濟的逐步發展，本國開始吸引一定的外國直接投資，但是主要還是集中在垂直投資層面上的尋求低廉的勞動力的投資，同時本國的企業發展還不夠成熟沒有能力實現對外直接投資；第三階段，外國直接投資開始轉向水平式的尋求市場和技術型的投資，而本國企業在前期不斷的積累和學習過程中降低了其絕對的成本優勢，反而轉向向其他欠發達國家進行垂直式的對外直接投資，雖然對外投資凈額仍是負數但是資本流出增加速度快于資本流入增加速度；到了第四階段，本國成為凈對外投資國，凈對外投資額①最終達到最大值；最后一個階段，由于發達國家之間的交叉投資，資本輸出與資本流入逐漸達到均衡。
在上述提到的五個發展階段中，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分別處于不同程度，擁有著不同的組合，進而最終影響著凈對外投資額的發展趨勢。
二、云南省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證檢驗
隨著經濟的迅速增長以及對外開放的不斷發展，云南省政府加大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扶持力度，作為邊疆省份的云南省表現出明顯的區位優勢，吸引了大量的外資流入的同時，海外投資量也不斷增加。商務部官方網站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云南省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額為70，981萬美元，同比增長近25%。
本文以云南省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做實證方面的檢驗和判斷分析，借鑒鄧寧（Dunning）的投資發展階段理論來衡量和預測，定位云南省對外直接投資所處的發展階段以及發展趨勢。
（一）數據的選取
本文選取了自2003年至2012年的數據云南省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作為云南省對外直接投資額（OFDI）的數據②，通過其與云南省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FDI）的差來計算凈對外直接投資額（NOI）。然后用每年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將云南省的生產總值折算成以百萬美元為單位。具體數據如（表1）所示。
（二）計量模型的設置
筆者結合之前學者的檢驗經驗，以云南省每年對外直接投資凈額（NOI）為因變量，以體現對外直接投資的特征；以云南省每年的生產總值作為經濟發展階段的標識變量，引入二次方程，因而，本文設計的計量回歸方程如下：
接下來，運用最小二乘法（OLS）對模型進行回歸，從回歸分析結果看，F值的P值小于0.001，顯著性極強；擬合優度R2=0.962，調整后的R2=0.951，說明模型的擬合優度很高。根據上述結果得到的回歸建模參數得到云南省凈對外直接投資的擬合方程：
NOI=216.71+0.01GDP+2.74E-09GDP2
從系數符號看，一次項系數為負數，二次項系數為正數，說明兩個變量的系數與鄧寧（Dunning）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的“J形曲線”相吻合。
三、結果分析
云南省對外直接投資所處的發展階段自2003年起至今經歷了第一、二、三階段，現在處于第三階段的初始發展時期。從回歸的結果來看，GDP2與凈對外直接投資（NOI）之間正相關，也就是說，兩者之間是U字形的關系，這與鄧寧（Dunning）的IDP假說是相符的。
具體來看，從表1在2003年至2012年的時間里，云南省在國際投資領域是以資本輸入大于資本輸出的形式出現（FDI為1，891.93百萬美元，OFDI為709.81百萬美元），相較于所吸引的高數額的外商直接投資，云南省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仍然有限，直接投資流入額增長大于流出額增長，凈對外直接投資為絕對值較大的負數，且規模在不斷地增加。但是到了2012年，雖然云南省凈對外直接投資的負值仍然很大，但是其相較于云南省生產總值的增長，實際上NOI負值的增長速度是有所下降的（由43.05%降為1.32%），同時增幅數據顯示云南省的資本輸出增加速度（24.35%）大于資本輸入的增加速度（8.89%），自此云南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階段也就上升到了第三階段。當然，2012年數據的特定影響因素不確定，如果就此將云南省定義為進入第三發展階段并不科學。但是，從2003年到2012年間的平均增幅來看，OFDI的平均增幅為117.37%，而GDP以及FDI的增幅分別只有20.5%和34.62%，這也支持了云南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速度將會快于云南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速度，云南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階段將會向第三階段成熟期發展。
另外，以高敏雪和李穎俊于2004年所做的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階段與相關指標的比較標準（見表2）為依據，根據云南省人均GDP的具體數值（見表3），云南省應于2009年就已經進入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三發展階段，同時，根據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應該達到第三階段的發展水平。同樣的這樣的結論可以用到云南省，可是為什么實際的情況卻延遲到了2012年，結合中國整體的發展狀況和云南省獨有的特點這樣的滯后主要是由于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走出去”發展戰略的提出，云南省在全國經濟發展的帶動下也快速的發展，特別是作為發展中的大國，我國的國內市場足夠的大，而云南省近十年來發展速度突飛猛進，隨著老百姓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云南省省內的企業發展動力足，在省內市場還沒有飽和的背景下，云南省企業對外投資擴大市場的動力不足；同時，作為邊疆省份的云南省，與周邊欠發達國家比起來其發展水平較高，國內高速發展的經濟以及日益龐大的市場吸引著境外經濟實體投資云南省，而且依然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充足的勞動供應也同樣吸引著發達國家到云南省來投資。這無疑使得云南省的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為負值，并且絕對值不斷增加。
其次，根據鄧寧（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的“三優勢范式”理論，云南省企業跟大多數中國企業一樣缺乏所有權優勢，其技術信息、企業規模以及研發能力等都有待完善，同時企業不僅缺乏內部化優勢還不能很好的利用東道國的區位優勢。這使得云南省企業在國際上競爭力不夠，最終影響了云南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額。
最后，由于經濟政策導向以及政府方面的問題，特別是政府相關政策建議下發后，實施起來也具有一定的時滯。
注釋
①凈對外投資額：等于該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簡稱ODI）減去該國引進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Inward Direct Investment，簡稱IDI），反映一國的凈國際直接投資地位。
②此處筆者對《201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的云南省非金融對外直接投資額和云南省商務廳官網上對外投資處公布的每年云南省外經業務情況中給出的云南省對外實際投資額進行比較后發現，從已有的數據即2007年～2010年來看，兩者相差不大，所以在往前（2003年～2006年）的數據選取中選用商務部的《公報》上面的數據，往后（2011年～2012年）的數據選取了云南省商務廳每年公布的外經業務情況中的省對外實際投資額。
參考文獻
[1]高敏雪，李穎俊.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階段的實證分析-國際經驗與中國現狀的探討.[J].管理世界，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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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 產業靜態集聚指數 產業動態集聚指數
西方標準的對外直接投資（FDI）理論在解釋工業化國家跨國投資動因及其行為特征等方面，為研究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一系列重要依據。但是，這些理論基本上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廠商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發展路徑問題，而是一種以“企業選擇”為重點的理論范式，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上并沒有提供多少有價值的建議。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既關系到一國對外經濟活動的宏觀經濟效益，也關系到投資者的微觀經濟收益。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現階段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將不斷擴大。制定合理的產業選擇方案，是優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提高中國對外經濟活動質量的必要理論前提。從深遠意義說，中國FDI產業選擇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將直接決定著中國對外開放總體發展戰略的政策績效，決定中國在經濟全球化時期參與國際分工的利益分配。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問題進行了相關研究。如江小涓（2005）指出今后一段時期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行業是中檔加工組裝制造業、紡織與服裝業、研究與開發機構和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油田和其他重要資源開發；聶名華（2001）總結了我國境外投資產業選擇的決定因素，并提出應將具有比較優勢的制造業列為境外投資重點，同時要有選擇地投資進口替代型的資源開發業；宋偉良（2005）在分析與產業選擇相關理論后認為，中國應該借鑒國際經驗，并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重點支持資源開發業、服務業、高科技產業、勞動密集型和成熟適用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另外趙春明（2002）、邢建國（2003）等學者也對該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但是從目前已有的研究來看，大多數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論研究和定性研究，對于產業選擇的依據和基準也只停留在理論表述，沒有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提供可參考的指標體系，對于產業選擇的實證研究也較少見到。
鑒于此，本文將以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產業靜態集聚指數和產業動態集聚指數等指標實證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空間，深入探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潛力。
一、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
1、投資競爭力與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的提出
盧進勇（2003）在研究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概念時，首次提到投資競爭力的概念。他認為，目前存在的一些企業競爭力或企業國際競爭力概念基本上都沒有考慮投資或對外投資問題，所下定義僅僅顧及了貿易或對外貿易方面，應當說，在當今國與國之間經濟交往方式日趨多樣化，國際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的情況下，這樣的定義是不全面的。
因此，他認為有必要將企業國際競爭力劃分為國際貿易競爭力和國際投資競爭力兩個方面，正式提出企業國際投資競爭力的概念。國際貿易競爭力類似于已有的關于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概念。國際投資競爭力是指企業開展對外投資過程中較其他投資者更強的投資決策、項目運作和企業管理能力。國際貿易競爭力與國際投資競爭力的側重點不同，前者的側重點是產品、價格、質量、服務、營銷和品牌等方面的競爭力，后者則側重在項目投融資、技術、管理和品牌競爭力等方面。但是盧進勇在界定概念后，沒有在文章中對于國際投資競爭力進行進一步分析和使用，無法領略到它更深層次的意義。
由于國際投資競爭力與國際貿易競爭力有相似之處，只是側重點不同，筆者認為可以模仿現有國際競爭力分析的指標，創造出國際投資競爭力的分析指標，對中國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狀況進行定量分析，更好地指導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為了方便進行產業選擇，也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模仿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創設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Revealed Investment Advantage，RIA）進行分析，即：
RIAia=（Xia/Xit）/（Xwa/Xwt）
式中，Xia是國家i在a產業上的對外直接投資額，Xwa是a產業在世界市場上的對外直接投資額，Xit是國家i在t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Xwt是世界市場上t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
這一指標反映了一國某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世界平均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相比而言的相對優勢。它剔除了國家總量波動和世界總量波動的影響，較好地反映了不同產業投資的相對優勢。一般而言，若RIAia＜1，則該國在該產業上處于比較劣勢；若RIAia＞1，則處于比較優勢，取值越大比較優勢越大。
2、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分析
（1）數據選取。中國各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來自于2003—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03年關于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的數據是目前能夠查到的最早數據，使用的是各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比例。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和各產業數據使用的是《2009年世界投資報告》中并購（M&A）的銷售總額和各產業的并購額，選擇流量進行計算。由于中國產業統計口徑在2006年以后基本一致，而這之前的數據產業劃分不盡相同，本文進行了適當的整理，但仍有部分數據缺失。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分產業數據是在原數據基礎上根據中國公布的產業分類進行了合并整理所得。另外世界投資報告中沒有公布批發零售業的并購數據，雖然中國該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所占比重較大，但無法計算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所以無法用該指標界定中國某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力。
（2）指標分析。表1對數據基本齊全并且有實際意義的若干產業的RIA指數進行了具體分析。
從各年度的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各產業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優勢的產業是農林漁業，RIA值基本在12以上；具有一定優勢產業的是商業服務業、建筑與房地產業，RIA值在3—8之間；只具有微弱優勢的產業是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業的RIA值波動較大，投資競爭力不穩定；其他產業的投資競爭力不明顯。
從各產業的年度變動來看，商業服務業和農林漁業的投資競爭力處于增長狀態，采礦業和制造業有所下降，交通運輸倉儲業雖然指標值有波動，但總體呈上漲的趨勢，建筑與房地產業以及電力煤水生產和供應業指標值跨度大，趨勢不明顯，但也有下降的變動。
因此從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標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競爭力總體不強，優勢產業仍集中在農林漁業和商業服務業，采礦業的優勢也存在，但2007—2008年的產業投資競爭力與前幾年比較起來已經明顯下降，這與現實情況基本符合。制造業對外投資比例不高，只占總額的10%。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靜態集聚指數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靜態集聚度可通過以下公式計算得出：
其中Si表示投資國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靜態集聚指數，ai表示對外投資國在i產業上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規模，ai表示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總體規模，i=1，2，…n表示n個產業部門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該靜態指數反映的是投資國在一個產業部門的對外直接投資在其全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和比重，是衡量目前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產業分布的存量指標。其數值等于各產業投資額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率。
根據這個計算公式，筆者依然選取2003—2008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作為計算對象（數據選取來源同上），得出中國近6年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靜態集聚指數水平，如表2所示。
根據各年的產業靜態集聚指數情況看出，商業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值最高，兩者之和在50%左右，這種趨勢在5年內都沒有改變，因此，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商業服務業和零售業是中國長期以來的優勢產業，雖然2007年兩者所占的比例小于50%，但主要是因為有部分數據被分離出去單獨計算，因此并不影響它的總體趨勢變化。另外，近兩年制造業的投資比例已經遠低于10%，總體水平連年下降，可以看出制造業優勢產業的地位逐漸消失。制造業對外投資平均比例不高，只占總額的8.1%，而出口貿易的90%是工業制成品，其中近60%是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產品，可見我國貿易投資行業一體化程度較低。這可能是因為相對于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而言，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需要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做后盾，如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制造業就占有很大比重。與制造業相對比，最近幾年交通運輸與倉儲業、采礦業和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逐漸增加，都超過10%。 轉貼于
三、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度表示為：
其中Di(0-t）為時間段（0-t）內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動態聚集指數。bi(0-t）為時間段（0-t）內投資國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bi(0-t）為投資國在時間段（0-t）內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增長速度。
若bi(0-t）＞0，則表明時間段（0-t）內投資國對i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在不斷擴大，該產業為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擴展性產業，若bi(0-t）＜0則表明時間段（0-t）內投資國在i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在不斷減少，該產業為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縮性產業。
當i(0-t）＞0，若Di(0-t）＞1，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向i產業集聚，若Di(0-t）＜0，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從i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若0＜Di(0-t）＜1，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i產業縱向比較有所增加，但增長速度小于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增長速度，相對來說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由該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
當bi(0-t）＜0時，若Di(0-t）＞0，則bi(0-t）＜0，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從i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Di(0-t）＜0，則bi(0-t）＞0，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向i產業集聚。
與靜態的集聚指數不同，動態的集聚指數是反映在一定時間內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集聚和轉移的流量指標，體現了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間轉移方向和速度。使用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可以在靜態分析的基礎上更準確地測量產業的集聚趨勢和轉移方向，體現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方面的潛力。
根據計算公式，筆者依然選取2003—2008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作為計算對象（數據選取來源同上），在表2數據的基礎上，求出2004—2008年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與產業平均增長速度，最后得出15個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如表3所示。
對計算結果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動態集聚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中國各產業多年來基本保持增長的趨勢，連續四年產業平均增長速度都在10%以上，2004年的平均增長率甚至高達46.7%；第二，從單個產業來說，每一年都基本體現出正的動態集聚指數，可以看出每個產業都能連續保持增長的勢頭，只是增長的速度有所不同，只有采礦業在2007年開始出現了明顯的負增長，表明了明顯的發散趨勢；第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在2007—2008年向商業服務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房地產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以及農林漁業聚集，從縱向比較看，交通運輸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以及農林漁業四大產業基本一直保持Di(0-t）＞1，出現明顯的產業集聚；第四，在采礦業出現轉移的同時，制造業的Di(0-t）由大于1轉為小于1，這表明制造業的集聚趨勢不再明顯，增速減緩，已經低于各產業的平均增長速度，出現發散的跡象；第五，金融業的增長從無到有，雖然與數據統計有關，但也可以看出金融業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逐漸占有一定位置，增長的勢頭逐漸顯現出來。
四、實證分析的結論總結
對于上述三個指標的計算結果，本文對于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情況和產業選擇方向進行了總結，如表4所示。
第一，具有投資競爭力、在投資總額中占有較大份額并且具有一定產業集聚趨勢的產業有商業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它們是中國較早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保持了較高的投資優勢，對中國對外開放、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的外向型發展思路的實施起了很大作用，符合我國總體的發展戰略方向，因此應當繼續重點扶持和發展。
第二，具有一定的投資競爭力、明顯的產業集聚趨勢，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份額較小的產業有農林漁業和建筑及房地產業。它們有非常強的產業組合區位優勢，有極好的發展勢頭，但目前還沒有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主流地位，因此國家應加大在農林漁業等產業對外直接投資上的支持力度，加快這些產業的跨國經營，更好地顯現出它們所蘊含的競爭優勢。
第三，不具有投資競爭力、但具有明顯的產業集聚趨勢，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份額仍較小的產業有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這些產業是中國基于產業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順應國際分工趨勢，尋求和培育產業要素優勢，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的選擇，以后也應該著力發展，并逐漸培育各產業的投資優勢和競爭優勢。
第四，具有微弱投資競爭力或沒有競爭力，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較大份額，具有產業分散發展趨勢的產業如采礦業和制造業。我國要根據國家產業發展戰略和這些產業對國內產業的關聯程度進行細化，引導兩個產業選擇合適的區位進行投資，獲得“相對優勢”，規避東道國的環境保護壁壘，也必將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總體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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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0.7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億美元，年均增長31.2%，高出全國同期年均增長速度14.2個百分點。盡管浙江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在政府實施“走出去”戰略之后迅速增長，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989年的499萬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萬美元，處于全國領先水平。可見，浙江的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都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為了衡量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有必要進行相應的實證分析。在國內，有關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對外貿易關系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關系的研究卻很少，實證研究尤其是具體到某一省份的實證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的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時間較短，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少，占GDP和進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尚不顯著。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化和經濟實力的增強，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尤其是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會進一步凸現，研究這一經濟現象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
迄今為止，雖然對各國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研究為數眾多，但眾多的理論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結論只有二個：一是以芒德爾為代表的相互替代關系理論(Mundell,1957)；二是以小島清(1987)為代表的相互補充關系理論。芒德爾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芒德爾認為，由于受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一國的對外貿易常常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有效地避開貿易壁壘，成為對外貿易的替代物，從而也就出現了“貿易替代型對外直接投資”。而小島清的互補模型則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互補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小島清模型的基本含義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生產函數不同的條件下，一國對另一國的直接投資可以擴大對方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改變雙方的比較優劣勢的態勢，從而直接創造了對外貿易。無論是芒德爾的替代模型，還是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這既有統計數據殘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統計方法與工具上的瓶頸。
從總體上看，對外直接投資與投資國對外貿易之間的互補性要大于替代性，為數不少的經驗統計顯示，貿易與直接投資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據日本、美國、瑞士的統計數據，研究了這些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地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對要素流動和商品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指出它們之間表現為替代性還是互補性,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的”還是“非合作的”，如果兩者是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互補關系，如果兩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替代關系。以上主要是對發達國家國際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理論分析,而對于有其自身特點的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關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對印度進行的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
上述結論的差異表明，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補關系，且這些研究大多數是針對發達國家，對于處在轉型經濟的中國來說意義甚微。由于國內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甚少，而具體到某一省份對兩者關系的研究更鮮有人為之，本文試圖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歷年統計數據，采用協整分析方法，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研究兩者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研究兩者之間的短期均衡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選取
由于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加之統計數據并不完善，樣本僅設定在1989－2005年之間。本文選取浙江年鑒和2005年浙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衡量對外直接投資量，以外商直接投資（FFDI）衡量外商對浙江省直接投資量，以出口額（EX）、進口額（IM）來衡量對外貿易。蔡銳和劉泉(2004)認為,FFDI在中國發揮作用時，中國的吸收能力存在時滯問題,同理,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也可能存在時滯問題。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為止累計的浙江省內外向對外直接投資值總和(ACFDI、AFFDI)。同時浙江省經濟增長較快,其影響不容忽視,于是引入變量“浙江省生產總值指數（GDP）”來度量浙江省經濟規模和經濟增長。
（二）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在對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分析之前，首先要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別序列的平穩性。只有平穩的時間序列才能進行回歸分析。在此對序列采用ADF檢驗，其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別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平穩性檢驗，表明這些變量是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即零階單整。LnEX和LnIM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而其差分后的兩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這兩個變量是一階差分平穩的，即一階單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該變量也是一階單整。對LnFFDI進行二階差分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平穩性檢驗，即二階單整。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為二階單整序列。依據協整理論，對于通過平穩性檢驗且為同階單整序列來說，可以進行協整檢驗，分析它們之間的協整關系。
（三）協整檢驗
近年來，不少國內外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文獻均重視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拉動作用，著重分析兩者直接的相互影響關系，得到出口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長期均衡關系而進口與對外直接投資沒有長期穩定關系（張如慶,2005）。其研究的重點只放在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視了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貿易的滯后推動作用。因此，本文為避免忽視進口的作用，首先單獨分析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與出口、進口之間的關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綜合考察這些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并依據DW值與t值，運用向后回歸法進一步篩選可以被替代的變量，刪除t值不顯著變量，同時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線性和自相關。
對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解釋變量）與出口額、進口額（被解釋變量）做OLS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其殘差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回歸方程(1)表示LnEX與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回歸方程(2)表示LnIM與LnC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根據表3與表4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的作用較顯著，模型擬合優度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關與異方差。模型估計式(1)、(2)的殘差序列為平穩性，變量lnEX、lnIM與lnCFDI、lnFFDI、Ln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由回歸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長1%，EX將增長0.0709%；FFDI每增長1%，EX將增長2.5622%；AFFDI每增長1%，EX將減少0.312821%；GDP每增長1%，EX將增長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起步較晚，相對于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說總量較少，所以對出口的貢獻程度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結果可知，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對出口貿易產生了正向影響，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帶動了浙江省出口貿易的發展；從短期來看，當年外商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正向影響，而從長期來看卻對浙江省出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與一般看法和直接統計結果相反。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資中跨國公司賺取壟斷利潤的動機越來越明顯，市場導向型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替代作用將逐步顯現。
由回歸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長1%，IM將增長0.054923%；AFFDI每增長1%，IM將減少0.241292%；GDP每增長1%，IM將增長2.333%。同理，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對進口的貢獻程度也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方程可知，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導致了進口的增長,說明對外直接投資中為了獲得自然資源、技術與管理經驗的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資源相對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實情，從而帶動了浙江省進口貿易的發展；而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說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實現了生產和銷售的本土化,需要進口的原料更多地來自本土,從國外的進口減少了。（四）誤差修正模型
誤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種具有特殊形式的計量經濟模型，成為協整分析的一個延伸。若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表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而這種穩定的關系是在短期動態過程的不斷調整下得以維持的。如果由于某種原因短期出現了偏離均衡的現象，必然會通過對誤差的修正使變量重返均衡狀態，誤差修正模型將短期的波動和長期均衡結合在一個模型中。
由協整檢驗可以知道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浙江省生產總指數與進、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著惟一的協整關系，因此可對各模型分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結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誤差修正模型(3)中，協整關系對EX的增長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則誤差修正作用降低了當期EX(彈性系數為-1.062)，EX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一定穩定性，而且誤差修正模型ECM項對應t值較高，說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短期比較穩定。
在誤差修正模型(4)中，協整關系對IM的增長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IM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修正作用也降低了當期IM(彈性系數為-1.115)。IM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穩定性，這體現著短期內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貿易的穩定關系。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外商直接投資額FFDI、生產總指數GDP與進口貿易額、出口貿易額之間的協整檢驗，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增長、出口增長之間的關系，可得出以下結論：
（1）從長期關系看，CFDI、FFDI、GDP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促進作用，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互補關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若干年內,對外直接投資在浙江省已經逐漸轉型,從追求人力資源優勢的生產型投資逐步轉向追求市場的市場型投資。這樣的轉變從長期的趨勢來看是十分明顯的,無疑明顯影響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長規模。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能產生出口引致效應，即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設備等出口的增加。
從前文實證分析來看，CFDI、FFDI、GDP與進口貿易之間也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即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表現為對進口貿易增長的促進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母國原材料的進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經濟實力雖位于全國前列，但資源極其匱乏，人均資源占有量很低，許多重要的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森林資源等，幾乎完全依賴外省或是從國外進口。因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能在國外獲取自然資源、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它們對進口貿易無疑有強勁的促進作用。其次，隨著浙江省國際貿易地位的提高，已經或者將要遭受到越來越多的外國政府為保護本國利益所設置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限制。為規避貿易壁壘而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能緩和雙邊經濟關系，化解貿易（張如慶,2005），從而進一步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
縱觀全局，現階段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與貿易額相比,比重還很小,2005年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00158（注：根據2005年浙江省統計年鑒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而世界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5634(注：根據2004年《世界數據報告》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通過加快對外直接投資帶動國際貿易的發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從短期關系看，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CFDI與出口貿易短期均衡關系顯著。從誤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與出口貿易的關系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且t值顯著,證明了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母國出口貿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說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限制到鼓勵的發展歷程(齊曉華,2004)。由于其規模太小,對進出口的影響還不及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得大。但據權威研究報告預測（王亞平，2004），“十一五”期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進一步擴大。浙江省作為全國經濟強省也首當其沖，必然大幅提高對外直接投資額。隨著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的進一步增大，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直接的正相關關系將逐漸增強。
本文實證表明，浙江省CFDI與進口貿易也存在短期均衡關系顯著，CFDI與進口貿易的關系也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相比之下，CFDI對進口貿易的短期調整作用更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