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財政政策對經濟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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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經濟增長；影響；策略

中圖分類號：F8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5-00-01

一、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現階段，國內社會經濟宏觀形勢呈現為“內需結構失衡、消費需求不足、投資需求過熱、就業門檻較高”的局面，所以迫切需要政府部門采取有效的財政政策以達到調控宏觀經濟的作用，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穩定增長。為改變上述現狀，政府部門積極實施擴張性赤字預算政策，該政策的實施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會經濟的增長，但仍然存在融資利息負擔過重等一系列問題。

1.稅收政策是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稅收政策是在社會與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漸演變而來的，所以稅收政策對經濟增長起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歸納而言，其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1）在稅收政策的影響下，政府部門充分利用手中職權廣泛籌集資金，以滿足社會經濟增長的需求；（2）稅收政策能夠引導更多的人將剩余資金用于投資或儲蓄。從公共儲蓄視角看，公共投資資金數額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稅收收入，即稅收收入越多，用于共同投資資金數額越多；反之亦然。由此可見，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2.除稅收政策之外，財政支出也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首先，財政支出能夠重新對公共儲蓄資金進行科學合理配置，以起到調整優化經濟結構的目標。同時，財政支出還具有示范效應，引導著社會中的有效資金趨于正確的方向流動；其次，財政支出具有調節收入分配的效應。實踐表明，稅收政策減少了有錢人的收入，而財政支出則增加了窮人的收入。

3.以導向為依據，可將財政政策劃分為緊縮性財政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及中性財政政策，其中各類財政政策之間具有一定的內在聯系。一般而言，隨著社會經濟持續過熱，致使社會總需求量過大，國民收入遠遠高于充分就業時的水平，此形勢下政府部門為穩定經濟，需實施緊縮性財政政策，以減少財政支出或增加稅收的形式減少或抑制社會總需求量；相反，隨著社會經濟持續衰退，致使社會總需求量不足，國民收入遠遠低于充分就業時的水平，此形勢下政府部門為穩定經濟，需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增加財政支出或減少稅收的形式刺激社會總需求量增長，促使經濟盡快復蘇。除上述兩種狀況之外，政府部門為達到穩定社會經濟的目的，應實施中性財政政策。

另外，在財政收支穩定不變的狀況下，可調整優化財政收支，以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除此之外，科學合理分配支出、不斷提升公平服務水平等措施也具有促進經濟增長的積極效應。

擴張性財政政策又稱之為膨脹性財政政策，其指的是通過減稅、增支出以擴大財政赤字的財政分配方式，以達到增加和刺激社會總需求的目的。其中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必須以具備閑置資源為前提條件，實際上，僅憑借市場力量根本無法利用閑置資源，為確保閑置資金科學合理利用，需要借助政府權力。由于閑置資金數量有限，隨著社會經濟不斷發展，資金將面臨著緊缺危機，為解決這一問題，勢必要從金融市場中籌集更多的資金，以致累計赤字與累計發債規模逐漸增大，從而引發經濟過熱，進而制約到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穩定增長。所以要求相關部門實施緊縮性財政政策，依托于該政策以協調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關系。可見，經濟資源有限的環境下，任何財政政策均不可長期執行，否則將嚴重危及到社會經濟的快速增長。

4.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首先，貨幣政策通過作用于總量以達到直接調整社會總需求的效應；而財政政策是通過改變總量中的分布與比例以達到間接調整社會總需求的效應。其次，貨幣政策對經濟的調整力度較平緩，通常不會對市場機制產生較大的沖擊力；而財政政策恰恰相反，其對經濟的調整力度較大，且較易對市場機制產生強大沖擊力。再次，貨幣政策以經濟行為主體競爭作用達到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的目標；而財政政策以市場的供求關系與機制作用達到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的目標；最后，財政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既涉及到經濟決策又涉及到政治決策，其與相關法律程序息息相關，密不可分，因此不易于高效順利實施。

二、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策略

1.轉變政府職能。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政府職能的內涵和邊界就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從整體上觀察，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基本上沿著提高市場資源配置地位的道路演進。然而相對于市場的發育，政府職能調整顯得滯后，出現了所謂“越位”、“錯位”、“缺位”的種種現象。也就是說，我國政府管理市場經濟的能力還未滿足市場正常發展的需要。社會保障水平低下、城鄉差距拉大、社會不公平感增加、環境持續惡化、粗放型增長屢禁不止等現實經濟社會中的矛盾，不僅僅是市場失靈的結果，更有政府管理不到的因素。堅持以人為本，把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這些信息都透露出我國正在加快政府職隨轉變的步伐。轉變政府職能，就是要切實解決政府“缺位”、“越位”、“錯位”的問題，最終把政府職能轉移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軌道上來。

2.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應該繼續加強高速公路、鐵路、航空以及通訊等建設，為經濟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在產業方面要鼓勵和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在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和大型裝備技術制造業等產業部門形成國際競爭力；國土開發方面形成全面綜合的開發格局，縮小東部、中部、西部的地區差距，合理規劃和布局三個地區的產業結構，使全國實現協調、健康發展。

3.財政政策權力下放到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還應對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權力下放以及擴大地方政府的自這一認識上存在的誤區，進行及時的認識與調整。在現階段，由于社會對于和諧以及有效地經濟發展的需求，穩定的國內財政政策環境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前提與基本，由此可見，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權力下放是由一定的條件作為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必須維護強勢政府，強化中央在政府以及財政政策等方面的統一領導權，換言之，也就是要保證中央在經濟發展以及財政政策管理等方面所應具有的絕對管理權威。因此，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對下放的財政政策權利的范圍以及程度進行有效的把握，同時確定合理的政府活動范圍，從而對本地方社會的經濟進行及時的管理，從而避免下放到地方的權利不至于偏離社會公共利益的軌道，以及進一步的強化地方政府對微觀領域經濟活動的權利，是清除阻礙縣級政府服務能力提升以及實現經濟順利發展的關鍵性環節。與此同時，由于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缺少剛性準則的約束與制約，因此，地方政府可以將中央政府的財政政策作為一種很重要的資源，因此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思考如何把握中央政府財政制度、財政政策供給的意愿范圍以及向中央政府索取有利于本地發展的財政政策以為其社會發展提供服務就是對地方政府財政政府把控能力具有十分重要影響和作用的一個問題。

參考文獻：

[1]姚慷.后危機時代擴張財政政策影響我國通貨膨脹的路徑分析[J].中國外資，2013（06）.

[2]王雪，卜祥云.促進河南省中小企業發展的財稅政策研究[J].合作經濟與科技，2013（08）.

[3]李中建.完善生態文明建設的財稅支持政策[J].財會研究，2013（03）.

[4]段明貴.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財政補償政策分析[J].財經界（學術版），2013（06）.

[5]張堯，毛金，張磊.遼寧新能源開發利用財政扶持政策的風險控制研究[J].商，2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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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稅收政策；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區域投資政策；區域財政政策；區域經濟發展

區域經濟發展宏觀調控離不開區域經濟政策。區域經濟政策又稱區域經濟發展政策，是政府為了實現一定時期的區域經濟發展目標，根據區域經濟發展差距而制定的旨在促進資源在空間的優化配置、控制區域間差距過分擴大、以協調區域經濟關系的一系列措施和手段的總和。政府制定和實施區域經濟政策的目的，是糾正市場機制造成的國民經濟空間結構的某些缺陷，以達到經濟增長和區域經濟均衡發展兩個相互關聯的總目標。區域經濟政策從其所采取的政策手段來看，它主要包括區域財政政策、區域金融政策、區域產業政策、區域外貿政策等。區域財政政策作為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能從指導資源宏觀配置、產業空間布局的實施、區域經濟格局的形成等多方面發揮作用。本文就區域稅收政策、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區域投資政策等區域財政政策進行初步的探索，以就教于同行。

一、區域稅收政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國家區域稅收政策，是世界上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的中央政府經常實施的一種國家區域經濟政策，其核心內容是在某些特定區域，主要是在政府希望經濟需要更快發展的區域，通過政府稅收部門對全部企業或部分企業實行一定范圍的稅收減免，進而實現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區域稅收政策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尤其是稅收通過影響投資直接影響區域經濟的發展速度。它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調節主要是通過選擇性稅收政策來實現的，即有重點、有選擇地運用優惠或限制性的稅收措施來解決區域經濟發展中所出現的某些突出問題，可以強烈地體現某一階段政府的經濟政策意圖。正確運用稅收政策可以對區域均衡發展起積極作用，通過對不同區域的差別稅收政策，限制發達區域的過度膨脹和鼓勵落后區域的快速發展。

稅收是調節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杠桿。它的主要職能是為特定區域的企業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使得他們能夠盡快地擔負起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由于國家區域稅收政策并不會給制訂有關政策的中央政府帶來額外的財政負擔，這種政策在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中央政府財政能力較弱的國家往往成為最重要的國家區域經濟政策。如果中央政府想要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或減緩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速度，就可以實施相應的稅收政策，從各方面改善企業發展外部條件較差區域的投資環境。從這一點看，國家區域稅收政策應是一項臨時性的國家區域經濟政策，很難成為象國家區域財政政策那樣的具有長期性國家區域經濟政策。

第一，不同的稅收會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投資環境和投資吸引力。一般說來，稅收優惠寬一些，稅負就輕，投資者的稅后收益率高；反之，稅收優惠嚴一些，投資者的稅后收益率就要低一些。顯然，要改善落后區域的投資環境，加快這些區域的經濟快速發展，中央政府在統一稅法的前提下，應當對經濟發展落后區域盡可能多給一些稅收優惠。如果在經濟發達區域與落后區域之間實行同等優惠政策，這樣會不利于落后區域的經濟發展。如果出現相反的情形，前者的稅收優惠政策比后者寬，對后者更是“雪上加霜”。稅收政策在用于對區域經濟發展進行調控時，主要是對不同的區域實行不同的稅收政策，在某些特定區域，主要是國家希望經濟更快發展的區域，通過政府稅務部門對全部或部分企業實行一定范圍的稅收減免，進而實現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國家稅收政策的主要職能是為特定區域的企業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使得它們能夠盡快地擔負起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職責。除了區域稅收優惠外，同時還可以實行行業稅收優惠。通過行業稅收優惠落實對區域的優惠，扶持落后區域有關產業的發展，推進落后區域的經濟發展。行業稅收優惠相對于區域稅收優惠而言，能在不破壞行業內市場公平競爭的條件下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同一行業實行相同稅率，有利于公平競爭。但由于各地產業結構不同，行業間的差別稅率往往能表現為區域間的稅收差別。對落后區域主要行業的稅收優惠能促進落后區域的經濟發展而又不影響行業的公平競爭。

第二，稅制結構對區域財政、經濟發展的影響。一國政府如何選擇主體稅種和實行什么樣的稅制結構，對地方經濟和財力的影響不同。一方面是稅制結構對財政收入的影響。在廣大落后區域普遍存在的經濟現象是，自然資源豐富，企業效益低下，管理落后。如果政府稅收采用以商品勞務稅、資源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這些區域的稅源就比較充裕，稅收收入不受企業成本費用高低影響，有利于保證落后區域的財政收入。這些收入對于增加當地公共積累，改善投資環境，促進當地各項事業發展是極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稅制結構對經濟落后區域企業負擔的影響。通常情況下，采取商品勞務稅、資源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有利于減輕落后區域企業的負擔，因為商品勞務稅、資源稅屬于間接稅、轉嫁稅。采用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地方政府既可以從中取得穩定、可靠的收入，而且納稅企業又可以將稅款打入商品、資源產品價格向購買方收取，自己不用負擔稅款。顯然這種稅制使經濟落后區域從中受益。通過這種稅制能起到調節發達區域和落后區域之間的財政利益的作用。

第三，稅收政策在貫徹國家的產業傾斜政策等方面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各國政府均根據本國當前經濟發展的水平來確立國民經濟中各個產業的優先發展順序，并通過建立有利的稅制結構來予以保障。國家對不發達區域基礎產業傾斜的稅收政策有利于縮小發達區域與不發達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

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轉移支付政策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財政之間的縱向不平衡和各區域之間的橫向不平衡而產生和發展的，是國家為了實現區域間各項社會經濟事業的協調發展而采取的財政政策。它是最主要的區域補償政策，也是世界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實踐中最普遍使用的一種政策工具。它在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上能夠轉移和調節區域收入，從而直接調整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協調、不平衡狀況。轉移支付是政府把以稅收形式籌集上來的一部分財政資金轉移到社會福利和財政補貼等費用的支付上，以便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

財政轉移支付的目的是使貧困地區能夠達到全國性基本公共服務水準，即全國基本公共服務標準均等化，這一標準是全國公共服務和公共投資的最低標志。因此它是促進各區域公共服務水平的均等化、平衡各區域財政能力的有效手段。中央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只負責援助那些低于全國最低標準的區域，而不負責已高于全國最低標準的區域，以使中央有限的財政資源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所承擔的在全社會范圍內的公平分配的職能。中央政府沒有必要去追求市場所追求的經濟效益，也沒有必要去援助那些大大超過全國公共服務最低標準的發達區域。中央政府對不發達區域的援助目的是促進和幫助這些地方政府實現中央的經濟發展目標和社會發展目標，它的錢只能用于人力資源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兩大方面。

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有自上而下的縱向轉移支付制度和由富裕區域向貧困區域的橫向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無論是縱向轉移支付制度還是橫向轉移支付制度，其實質都是“抽肥補瘦”。一般性補助轉移支付量過大，財力平調過多，既挫傷發達區域的積極性，又會使不發達區域產生依賴性，將損害整個國家的發展動力和效率。因此，轉移支付更多的是專項轉移支付和分類轉移支付。盡管它們同樣會導致效率的損失，但相比而言更加公平和合理。從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角度來看，規范化的轉移支付制度應該加強中央政府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力度，抑制區域間差距的過分擴大，調整各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橫向不平衡，促進地方重大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以改善落后區域經濟發展環境，為落后區域的經濟起飛創造條件，達到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的目的。可見，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作為一種重要的援助手段，對不發達區域改善社會公用設施，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縮小與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義。轉移支付制度能促進一國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使不同區域的人民能享受到大體平等的公共服務，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一，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抑制日趨擴大的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緩解“公平與效率”之間的矛盾。合理的轉移支付制度是實現社會公平的重要手段。實現社會公平是財政分配的重要職能。公平不僅僅指個人收入方面的公平，還包括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各項公共服務方面的平等權力，如義務教育、公共交通服務、基礎設施等。這些服務如果只靠當地政府來解決，或者在財政體制中缺乏這種社會公平的機制，就必然出現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巨大差距。要很好地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必須有合理的轉移支付制度，建立一種富裕地區援助貧困地區的長期穩定的機制，實現我國各區域人民在享受公共服務方面的大體平等。

第二，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有利于強化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對中央財政來說，可以通過長期努力多集中一些財政收入，提高中央政府對區域發展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并通過對地方政府不同形式的補助，貫徹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政策意圖，增強財政資金的邊際使用效益，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通過建立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更可以使中央財政從與各省博弈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提高管理水平，加強宏觀調控。對地方財政來說，可以在劃清各級政府的財權和事權的基礎上，通過分級財政的轉移支付，彌補貧窮地區由于財力不足所帶來的財政功能不足的缺陷，并使經濟相對發達的地方得到更多的發展空間和更好的發展環境。如果沒有這樣的轉移支付，落后區域永遠是發展不起來的。

第三，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能夠正確調動地方政府增收節支的積極性，促使地方經濟走向良性循環。由于缺乏規范的轉移支付的辦法，地方政府往往將精力和時間放在同中央財政的討價還價、以及在“關鍵時候”采取不正當手段如突擊支出或突擊收稅等方面，而懶于發展區域經濟。這些不正常的增收和多支，不僅造成中央有限的財政資源的極大浪費，而且導致了政府行為的錯位，給市場發出錯誤的信息，使供求平衡產生波動。在稅收方面長期存在的政出多門、隨意減免、亂開稅法口子的混亂現象，與此有著密切的關系。有些區域將相當一部分精力用在與其他區域攀比，以及“跑部向錢”上面，而且確實得到了實惠。這種現象很不利于調動地方政府發展區域經濟的積極性。合理的轉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克服以上弊端，使地方政府能夠更好地發揮自己應有的職能，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有利于嚴肅稅法，提高稅收的征收管理水平，真正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良好環境，從而配合中央政府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

顯然，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促進落后區域經濟發展，縮小與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區域投資政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國家區域投資政策是具有基礎設施及生產性項目建設投資決策權的中央政府習慣于實施的一項區域經濟政策。國家的投資在各區域之間的分配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影響極大，它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直接推動力。國家投資主要從兩個方面影響全國的經濟布局：一是由國家投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諸如解決交通運輸、郵電通訊、供電、供水、住宅等方面問題，改善區域投資環境，為工業化、城市化創造必要的條件；二是根據國家的產業政策在一些重點區域建設和布局一批工業企業，以謀求區域經濟增長和區際經濟相對均衡發展。可見，財政投資是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加快落后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經濟手段。加大對落后區域，尤其是貧困地區的資金投入，可以提高其經濟實力，加快發展速度，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實現區域經濟的均衡增長。

區域投資是實現區域經濟發展宏觀調控目標的重要保證之一。區域經濟發展宏觀調控目標可歸結為：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實現區域間的共同富裕。區域投資為實現其目標提供了保證。調整重大生產力布局，支持和幫助經濟欠發達地區發展經濟，促進全國各地區經濟協調發展，也需要政府適當進行投資。可以說，沒有投資的實現，就沒有區域生產力的發展，其他變量的增加和改善也就難以實現。不僅如此，區域投資還具有協調區域經濟發展目標的作用。投資既然是生產能力的生成活動，就必然包含著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因此，投資的作用對象是多重的，它同時對人、財、物等諸要素及社會各方面產生影響，一方面對它們提出量的要求，另一方面還對它們提出質的配合。政府通過對落后區域投資，興建一些重大的投資項目，對落后區域經濟發展起到刺激作用來增加一些區域的經濟實力和這一區域的社會總產出，提高落后區域固定要素集中程度，增加流動性要素的潛在邊際生產力，吸引流動性要素的進入，而且能夠改善區域的產業結構。

區域投資是實現科學技術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紐帶和橋梁。如果區域投資能充分地體現區域生產對科學技術進步的要求，就能有效地利用科學技術的既有成就，投資效益就會有很大提高。不僅如此，區域投資的規模和投資方向還決定著區域各產業的固定資產擁有量，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再生產結構。區域投資方向合理，就能適時地促成新興產業興起，加快某些薄弱產業的發展，以及產業內部結構的改善，從而建立起產業間新的比例關系，逐步改變和不斷調整區域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可見，投資有助于促進區域經濟發展中各種主要比例關系的協調，有助于同時實現區域經濟發展的各項目標。也就是說中央政府能夠利用它們在基礎設施及生產性項目建設上的投資決策權，選擇一部分區域作為基礎設施及生產性項目建設的重點投資區域，通過它們所屬的投資機構注入建設資金來促進這些特定區域的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一般具有耗資較大、工期長、利潤低、見效慢等特點，地方政府和企業往往無力獨立承擔其中較大規模的項目。正因如此，中央政府可以從財政總收入中專門設立“基礎設施建設基金”，負責對基礎設施中規模較大的水利工程、鐵路建設、電力工程等項目的投資。政府在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方面的資源配置職能，就是通過財政投資分配，直接為不發達區域提供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當然，單純依靠中央政府的財政投資尚難以滿足各區域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要求，為此，政府還可以考慮從金融政策方面對基礎設施項目融資予以傾斜。例如，可以成立與項目相聯系的股份公司，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或債券，以拓寬資金融通的范圍和渠道，或通過財政政策供給引導外部區域的技術、人才等資源流入不發達區域，間接為之提供服務，對不發達區域的市場和資源配置形成彌補作用。

投資在不同經濟體制的國家會有不同的情況。在計劃經濟國家，不僅是基礎設施所需的資金全部來自財政投資，大部分生產性項目建設所需的資金也來自財政投資，中央政府在這些方面具有很大的投資決策權，因而國家區域投資政策往往成為這些國家所制訂的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相對計劃經濟國家而言，市場經濟國家的區域投資政策的力度要小得多，生產性項目建設所需的資金一般都來自私人機構，即使這方面的政策被納入了國家的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也僅僅是起引導投資的作用，而缺乏有效的實施手段。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目前中國的生產性項目的投資開始來自市場，中央政府的國家區域投資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局限于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調控作用也開始弱化。

隨著投融資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和完善，政府、企業和社會各界的作用都將重新予以明確和具體定位。規范體制環境，引導企業主體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將是各級政府的主要職能。隨著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財權和事權劃分上的逐步明確和規范化，對于東部沿海地區來說，其投融資環境比較好，投融資渠道比較廣泛，政府管理機制比較靈活，企業自我發展能力比較強，有利于把中央的宏觀調控與充分發揮地方積極性結合起來。相應地，西部內陸地區投融資環境雖比不上東部沿海地區，但也要積極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配合中央的宏觀調控，充分利用國家的區域投資政策，促進自身的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王一鳴主編。中國區域經濟政策研究[m].中國計劃出版社，1998.

[2]劉雅露。縮小地區差距的財政政策研究[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3]魏后凱。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目標和政策[j].經濟縱橫，1994，（3）。

[4]朱小林。中國區域經濟差異及其調控政策選擇[j].經濟評論，1999，（4）。

[5]江世銀。論我國區域經濟發展與宏觀調控[j].四川行政學院學報，2003，（3）。

[6]江世銀。區域產業結構調整與主導產業選擇[j].理論前沿，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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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綜述

凱恩斯主義學派最早使用了is-lm模型從產品市場和貨幣政策關系的角度研究了財政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機制，其主要在存在工資剛性、流動陷阱和投資陷阱等基本假設的條件下，進行了關系效應分析。隨著宏觀經濟研究領域新增長理論的興起，有相當一部分經濟學家都對這樣的關系持贊同態度，即政府特定環境定的財政貨幣政策可以加速技術進步和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綜合歸納起來國內外在該領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

anow（1970）運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研究了財政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他們將政府在履行經濟管理職能中的公共財政支出作為經濟增長函數的變量要素；darrat（1988）通過對1970-1995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中18個成員國的時間序列經濟增長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在對政府公共財政支出和經濟增長幅度關系的數據分析和統計檢驗中，得出了不同國家有正有負的不一致的結果；hsieh（1994）對歐美成員國的8個國家的時間序列資料進行了var分析，重點研究了政府支出在gdp中的比重、社會個人投資在gdp中的比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得出了政府投資在gdp中的比重與經濟增長率呈現正相關關系，但不同國家之間的差異顯著；devarajan（1996）以38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15年經濟數據作為基礎，研究了政府指出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的影響關系，得出了經濟增長與政府支出中的經常性支出增加有正相關關系，與政府支出中的資本性支出增加有負相關關系；quah（1989）利用svar方法對美國1950-1958年的經濟增長進行了研究，主要從財政稅收政策和政府支出的角度進行了分析。

郭杰（2003）研究了政府支出與gdp增長之間的關系，他將政府支出分為轉移性支出和購買性支出，通過回歸分析顯示兩者都對經濟增長呈現正相關關系；李黎（2003）基于協整方法對我國財政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出了1990年前財政政策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大于貨幣政策，2000年后貨幣政策的作用明顯超過了財政政策。

上述對于財政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成果，由于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分析模型和研究背景各不相同，所得結論存在較大出入和差距。基于此，本文從我國經濟增長中近期時間的數據為依托，采用結構化向量自回歸即svar分析模型重點構建政府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方程，同時兼顧貨幣供應量、通貨膨脹率等變量的影響，從而分析各變量之間的波動影響效應。

財政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價格波動關系效應的模型構建和估計

（一）svar分析模型

svar即結構化向量自回歸模型由blanchard在1989年首先提出，該模型的主要優點有以下三個方面：

該模型不需要大量約束性限制條件，無需對經濟增長、財政支出以及貨幣政策變量進行理論模型的構建。作為var模型的改進，其繼承了標準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和脈沖響應函數這兩個主要分析工具，能夠很方便地對貨幣財政政策的變動給經濟增長帶來的影響進行數量分析。

svar分析模型可以將價格波動和經濟增長等觀測變量分解成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潛在目標變量的聯系和作用影響，還可以對諸如通貨膨脹、政府財政支出、產出水平以及貨幣供給等經濟系統內生性變量的影響給予應有的考慮，從而使對宏觀財政貨幣政策的調整、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影響的分析更為準確和科學。

利用該模型易于構建基于宏觀經濟變量約束的動態聯立方程組，特別適用于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機制分析，同時也可以廣泛地在宏觀經濟政策研究中使用。

（二）模型構建和估計

本文選取貨幣供給、通貨膨脹率、政府支出以及經濟增長率四個變量作為構建關系模型的基本建模變量，用這四個變量來研究和探討財政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以及市場價格水平波動的綜合影響。同時本文對svar模型進行了部分短期約束目的是為了能夠對svar模型進行估計，此外還考慮了貨幣供給因素，在這些綜合變量選擇和條件約束下來研究市場貨幣供應量和政府財政支出變化對于經濟增長和市場價格水平波動的中長期效應。根據上述分析本文的svar模型如下：

其中：

式中δ表示一階差分，lq代表取自然對數第q期的gdp增長水平，pq代表取自然對數第q期的價格大小，exq代表取自然對數第q期的政府財政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例，mq代表取自然對數第q期的市場貨幣供應量m2在gdp中所占的比重。εlq代表經濟增長總產出水平的影響，εexq代表財政政策的影響水平，εmq代表貨幣政策的影響水平，εpq代表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水平和幅度。

為了更好地對結構性因素給財政支出、通貨膨脹、貨幣供給和經濟增長所產生影響和沖擊做出更為科學準確的估計和評價，本文對上述模型進行向量移動平均處理，將所有系統內生性變量移動到方程式的左邊，這樣就比較容易分析結構性因素對于整個經濟增長系統的脈沖響應。于是有：

其中，通過該方程組就可以很容易很直接地對財政貨幣政策及經濟增長和價格波動的影響進行評價和測量，同時也可以求得某一變量對于另一個變量的累積影響程度和大小，比如政府財政支出變化對于經濟增長率的累積影響程度和大小就可以通過下面的公式得出，即：

式中γ為脈沖響應期數。

關系效應模型的數據計算分析和實證研究

本文的數據樣本采取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10》所公布的1983-2009年的宏觀經濟運行數據。

（一）樣本數據分析

首先檢查各變量序列的平穩性，最大程度上減少或避免單位根對于模型估計結果產生的影響。將置信水平分別控制在0.01、0.05和0.1來檢驗各變量的序列平穩性，同時采取adf檢驗和pp檢驗方法，滯后期的確定根據sc、aic標準進行。表1是模型中各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結果。

令，根據表1各變量序列的單位根檢驗結果可以推斷出dq是一個平穩型的向量，根據經過向量移動平均處理后的方程，svar模型可以用下面的數學算式表達，即：

其中：

同時假定各序變量對于系統的影響和沖擊作用相互獨立，令：

則：

其中：

根據推導公式（iii）可以得到：

因此只要能對a0的值進行估計，那么就可以計算出a（z）的值，根據b（z）=a（z）-1，可以很容易地計算出b（z）的系數，從而進行相應的脈沖響應分析。

（二）實證研究

1.根據以上數據分析模型和對樣本數據的計算處理，得出了如圖1和圖2所示的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和價格水平的脈沖響應圖。

從圖1可以看出，財政支出對于中長期的經濟增長的影響和沖擊比較大，從坐標軸上來看從第10期開始逐漸減弱并向0遞進。從影響沖擊效果上來看，正向影響及與經濟發展速度向一致的影響和沖擊占絕大多數比例，通過對正向影響沖擊和負向影響沖擊的綜合計算，該期間政府財政支出對于經濟增長變化波動的累積影響沖擊值為0.046。

從圖2可以看出，政府財政支出對于市場價格水平的影響和沖擊波動中圍繞0波動的幅度比較大，而更多的時期和情況下這種沖擊和影響表現為負向沖擊，即政府支出越大，價格上升的幅度和通貨膨脹水平也會相應的提高，綜合計算可以得出政府財政支出對于市場價格水平波動幅度的累積影響值為-0.539，這說明從中長期來看，政府財政支出對于市場價格水平的走勢和綜合表現呈現出反向的影響。

2.將貨幣供應量考慮到模型變量中來，這使整個模型中包含了4個內生性變量，即經濟增長、財政支出、價格水平和貨幣供應量，同時還包括了6個約束性條件，即政府財政支出對于當期的經濟增長率不產生影響；市場貨幣供應量對當期的經濟增長率不產生影響；市場價格水平對于當期經濟增長率不產生影響；市場貨幣供給量不影響當期的政府財政支出；市場價格水平對當期的政府財政支出不產生影響；市場價格水平對于當期市場貨幣供給量不產生影響。圖3和圖4分別是政府財政支出、貨幣供應量對經濟增長和價格水平的脈沖響應。實線表示貨幣供給，斷線表示財政支出。

從圖3中可以看出，政府財政支出和貨幣供應政策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和沖擊作用比較明顯，起初經濟增長率對于財政支出和貨幣供應就非常敏感，并迅速在2和3期達到了峰值，然后向快速下滑階段過渡，貨幣供給對于經濟增長的沖擊力度更大更強，在4期后就基本上一直保持在負影響階段，但曲線走勢比較平滑反映出沖擊力比較平緩；財政支出的正向沖擊力在4期后一直下滑，并在5期跌到了谷底，之后進行了小波動回升，但一直在0以下小幅度范圍內波動。通過綜合計算政府財政支出和市場貨幣供應量對于經濟增長的累積影響分別為-0.478和0.513，兩者對經濟增長的綜合影響程度為0.035。

從圖4可以看出，政府財政支出對于市場價格變化的影響和沖擊比市場貨幣供應政策的程度和力量更加猛烈和強勁，從開始的最小值經過短期內的快速成長并在4期實現了峰值，之后快速大幅度下滑，在7期后基本上保持了比較平緩的變化；市場貨幣供給量對于價格水平變化幅度的沖擊相對比較緩和，但從曲線總體走勢上來看，還是出現了比較大的波動，在前3期保持了上升勢頭并實現了峰值，然后開始下滑并在6期后對市場價格水平變化和沖擊的影響力基本上為負值，之后變化一直比較平緩。通過綜合計算政府財政支出對于市場價格水平變化的累積影響值為-0.071，市場貨幣供給量對于價格水平變化的影響值為-1.103，且兩者在前6期對市場價格水平的影響都為正向作用，且前期的正向影響力大于后期的負向影響力。

結論與相關建議

根據以上分析研究和實證，本文認為政府財政支出對于經濟增長速度和效率的沖擊和影響幅度較大，從中長期水平上來看總體呈現出正面效應，但考慮到貨幣供應量之后，負面影響和沖擊力程度大幅增加。同時單從貨幣供給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和沖擊力上來看總體表現為正，財政支出和貨幣供應兩者對經濟增長的綜合影響作用也為正。從時間階段上來看，前期總體為正而后出現下滑并出現負效應，滯后再緩慢回升表現為影響力較弱的正效應。

本文認為造成上述現象和結果的重要原因是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內部出現的不協調不和諧關系，相互之間存在很本文由收集整理大程度上的此消彼長關系和替代效應，特別是政府財政支出使用和投向領域相對不科學、不合理，政府機構規模過于龐大占用了大量的政府支出和資源，而社會保障投入不足。因此本文從下面幾個方面提出相關建議和對策：

（一）優化和調整政府財政支出的資金投放方向和使用領域

在總量控制的前提下提高和擴大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方面的財政支出力度和規模，在目前情況下尤其要加大對于能源交通、農業農村、文化衛生和科技教育方面的支持力度，面向經濟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生態環境保護、提高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改善民生等方面進行重點財政支出傾斜。

（二）改變和完善政府財政支出的投資方式和導向作用

改變和完善政府財政支出的投資方式和導向作用，引導社會資金和利用市場機制向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方面進行重點投資轉移，減少對一般經營性、競爭性領域的直接投資以遏制低水平重復建設，從依靠政府財政支出投資方式拉動經濟向依靠擴大內需拉動機制轉變，提高社會福利和保障水平以促進儲蓄向投資、需求方向的貨幣轉移。

從而實現和推動由短期投資向長期投資轉移，轉變依靠擴大投資的政策轉而向以擴大消費需求來推動經濟增長，真正發揮消費需求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從單位職工福利化向個人福利貨幣化方向轉移，對于下崗就業、低保和失業人群提高補貼強度，同時要加大就業崗位的創造和生成。同時要加大財政稅收政策的改革力度，發揮和挖掘財政政策的功能和潛力，開拓和優化財政資金的來源、結構和數量，特別是推動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轉變，構建以所得稅和流轉稅為主體的稅收體制，將財產稅和其他稅作為稅收主體的補充，以這種復合型稅收體系來靈敏地應對市場的變化。

篇4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總需求；總供求；三元悖論

中圖分類號：F81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4-0-01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當代各國政府調節宏觀經濟最主要的兩種手段，兩大政策各有特點，了解它們的作用機制，深入研究它們的協調機制有著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如何擺正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協調配合使用兩大政策，達到宏觀調控目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本文的結構是第一部分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差異，第二部分具體分析兩大政策的協調問題，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問題，并進一步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問題，第四部分總結全文。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差異

財政政策是指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而規定的財政工作的指導原則，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貨幣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動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

兩大政策調節的領域不同。財政政策調節的對象是財政收支，主要通過參與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分配來實現對國民經濟的調節。貨幣政策主要從流通領域出發對國民經濟進行調節。

兩大政策對收入分配，利率，產出的影響不同。財政政策通過轉移支付和稅收等各種政策可以直接調節社會收入分配。貨幣政策直接調節貨幣供應量。

表1：兩大政策對收入和利率的影響

兩大政策的效應時滯不同。從擾動出現到經濟政策產生作用的每個階段都存在時滯。這些時滯可以分為兩種時間層次：外部時滯，即政策行為對經濟影響的時間；內部時滯，即著手制定政策所花費的時間。

表2：兩大政策的時滯效應

兩大政策調節的主體不同。財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由中央銀行控制。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表明，只有將兩者有效地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常見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雙松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其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刺激投資，促進經濟增長； 消極效應是往往產生財政赤字并誘發通貨膨脹。

雙緊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此種組合方式的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抑制總需求，控制通貨膨脹； 其消極效應是容易造成經濟萎縮。

松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這種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產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貨膨脹。

緊的財政政策與松的貨幣政策可以在不降低產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兩大政策的組合

需要強調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個隱含假設就是不存在流動性陷阱，貨幣需求曲線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傾斜。

三、進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及其差異，探討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價格不變，內生變量是利率和收入（決定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同時均衡時的收入和利率），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作為外生變量，影響總需求。只有在短期內，產出和利率在貨幣市場和商品市場才表現為固定的關系。從長期來看，這種關系不存在或者說不穩定。

第二，忽略了總供給對經濟的影響。在考慮總供給的情況下，從短期來看，總供給曲線是水平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能提高總需求，導致產出增加。但從長期來看，供給曲線是垂直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只能使價格水平上升，對產出沒有影響。

第三，本文沒有考慮開放經濟的情況。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三元悖論原則是國際經濟學中的一個著名論斷。根據蒙代爾的三元悖論，一國的經濟目標有三種：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這三者，一國只能三選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開放經濟條件下兩在政策的效果（資本自由流動下）

四、結論

從短期來看，擴張的財政政策提高計劃產出，導致產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擴張的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導致產出提高，利率下降。

從政策時滯來看，財政政策內部時滯較長，而外部時滯較短。反之，貨幣政策內部時滯較短，外部時滯較長。因此，貨幣政策適合于對經濟進行微調，財政政策在經濟危機下往往比貨幣政策更有效。

在考慮總供給的情況下，兩大政策都能擴大總需求，引起產出增長，價格上升。因此，當產出低于潛在產出時，兩大政策都合適；如果經濟已經處于充分就業，應當盡量少用兩大政策。

在開放經濟條件和固定匯率制度下，根據三元悖論，如果資本自由流動，財政政策完全有效，貨幣政策完全無效。

中國經濟現在通貨膨脹高，對外貿易失衡，根據本文的討論，適合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和從緊的財政政策，或者是從緊的貨幣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前者會引起經濟衰退，后者不會引起經濟衰退。

參考文獻：

[1]多恩布什，費希爾，斯塔茲.宏觀經濟學（第七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2]羅莫.高級宏觀經濟學（第二版）.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

[3]崔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實施問題.中國商界，2010（9）.

篇5

    一、引言

    自從我國強調運用經濟手段調節宏觀經濟以來，財政政策一直是調節經濟的主要工具之一。2010年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的明顯好轉，但財政政策沒有與貨幣政策一起“雙退出”，因為四萬億財政刺激政策的效果尚待鞏固，一些投資項目仍在進行中。尤其在外部環境變化的背景下，內部經濟復蘇還有一定的不穩定性，需要總體積極的經濟政策，而在貨幣政策轉向的背景下，需要積極財政政策對沖貨幣政策轉向的壓力。

    在此背景下精準測算財政政策乘數，對于我國下一步經濟政策選擇、經濟形勢預測具有重要意義。我國財政政策效應的研究有一些成果，其共同特點是：都是利用IS-LM模型來測算。[1][2]IS-LM模型是同時考慮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均衡，是宏觀經濟學中的基本模型和核心模型，應用這種模型測算財政支出乘數從理論上是一個大的進步。IS-LM模型中的IS曲線表示產品市場均衡時收入和利率的組合，LM曲線表示貨幣市場均衡時收入和利率的組合。

    

    其中，Y為國內生產總值，M為實際貨幣供應量，P為價格，CG為政府支出，E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T為稅率，d(·)為居民消費函數，x(·)為出口函數，m(·)為進口函數。

    假設稅率T和貨幣供應量M為外生變量，將IS和LM曲線結合起來，可得到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達到均衡時的產出和利率值。對(1)、(2)式全微分，將兩式聯立，用矩陣表示為：

    

    (4)式是利用IS-LM均衡計算出來的財政支出乘數，也就是利用產品市場均衡和貨幣市場均衡計算的財政支出乘數。我們可以發現應用IS-LM模型沒有考慮價格市場、國際收支市場、勞動力市場均衡對財政政策的影響，因而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二、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和財政政策乘數的理論分析

    (一)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的理論框架

    宏觀經濟均衡是社會總需求與社會總供給在總量與結構之間的基本平衡，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是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和充分就業，各種資源的利用程度反映宏觀經濟運行質量的高低。宏觀經濟模型考慮產品、就業、價格、貨幣需求、利率的市場均衡，主要用以下六個函數表示：

    

    (5)式是“產出——物價”菲利普斯曲線，指的是物價上漲率和“現實產出水平對潛在產出水平的偏離”呈現正相關關系。這一“偏離”表明一定時期內社會總供給的缺口和物價上漲之間的壓力。在這里，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在各種資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時所能實現的經濟增長率。在現實中，表現為在經濟波動的上升期，隨著需求的擴張，現實經濟產出對潛在經濟產出偏離上升，物價上漲率隨之上升；在經濟回落期，隨著需求的收縮，現實經濟產出對潛在經濟產出的偏離下降時，物價上漲率隨之下降。(6)式表示勞動市場均衡，和古典經濟學的工資決定勞動力供給不同，現實中勞動力供給、經濟生產和物價決定工資，因而(6)式表示需求決定工資。(7)式是貨幣市場均衡函數，也就是LM曲線。(8)式表示國際收支均衡函數，就是所謂的BP曲線。(9)式表示產品市場均衡，也就是IS曲線。(10)式是生產函數。

    在(10)式中代入(6)式的L，假設CG、T、M為外生變量，對Y、P、W、R和E微分，得到以下矩陣：

    

    (11)式是在標準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的基礎上，在價格市場均衡、勞動力市場均衡、產品市場均衡、貨幣市場均衡、國際市場均衡的前提下，對于國內生產總值、價格、工資、利率和匯率變化推導的矩陣方程，(11)式是計算我國財政政策乘數的基礎。

    (二)貨幣供應量、匯率一定的場合下的財政政策乘數的理論推導

    現實中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調節宏觀經濟的兩大重要手段，兩者總是被同時使用，但是為了計算的簡單，我們控制貨幣供應量和匯率的變化，也就是說，在本文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中，把M(貨幣供應量)和E(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視為外生變量，在此前提下分析財政支出的效果。假設ΔCG=1、ΔE=ΔT=ΔM=0，以矩陣(11)為基礎，計算財政支出政策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得出在貨幣供應量、匯率一定的場合下財政政策乘數：

    

    三、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的主要內容、特點和結構

    (一)模型特點和主要內容

    本文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吸取以往研究的經驗，構建吻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具體特點如下：第一以分析財政政策為重點的宏觀經濟模型。模型側重于財政政策的變化會對經濟產生什么影響，以及如何產生影響，模型對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進行了描述。第二是建立在國民核算體系下的需求導向型宏觀經濟計量模型。[3]第三選擇了中國開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間區間。數據樣本為1980-2007年年度數據，在該段時間內中國已經開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的各組成部分已進入市場經濟的角色，數據相對穩定。第四采納了動態建模理論，通過交替運用理論與數據信息，不僅對經濟理論的適用性進行深入探討，同時也利用現實數據尋找實際經濟運行規律。為此，我們以現代經濟學理論為指導，同時較好地兼顧了中國經濟轉軌的特點，從最廣泛的影響因素入手，本著“檢驗、檢驗、再檢驗”的原則，從“一般到特殊”逐步簡化，模型設計簡潔，操作規范，減少了變量過程的隨意性。

    (二)模型結構

    本文的宏觀模型是一個小規模的需求導向型的宏觀經濟模型，產出由需求決定。模型涵蓋了宏觀經濟模型分析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共分為需求、供給、收入、財政、價格五個模塊，由10個行為方程、19個恒等式組成，共包括33個內生變量和10個外生變量(限于篇幅，略)。圖1為模型結構示意圖。

    

    注：陰影部分為外生變量。

    圖1　模型結構示意圖

    四、我國財政政策乘數測算

    本文重點考查的是財政支出乘數，也就是財政支出變化引起的國民生產總值變化的倍數。從財政政策乘數的作用機理來說(見圖2)：當財政通過增加財政投資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時，需要進行政府采購和雇用勞動者來從事生產，從而拉動政府消費和企業收入、居民收入的提高，企業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將促進居民消費和投資，最終帶動經濟增長①。

    

    圖2　財政支出乘數

    具體步驟如下：假設2003-2007年期間連續一次性追加1單位財政支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運行結果(限于篇幅，具體過程略)顯示第一年(2003年)財政支出乘數是1.883，并在其后四年 (2004-2007)對GDP有影響，其乘數分別為0.47、0.291、0.136、0.011。如果從2003-2007年期間連續每年追加1單位財政支出，財政支出乘數分別為1.883、2.497、2.903、3.017、3.025。這表明現階段我國財政政策乘數是連續上升。

    五、四萬億投資政策效應測算

    四萬億投資結構見表1，我們可以看到四萬億主要用于政府消費(文教衛生)和政府投資(住房、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

    

    因為四萬億投資計劃開始于2008年年底，其經濟效果將在2009年開始，因此我們假設兩個投資方案：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萬億投資；B方案，2009-2011年每年追加1.333萬億投資。兩個方案對2009-2014年經濟影響為(具體計算過程略)：如果實施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萬億投資)，2009年將拉動國內生產總值增加33185億元，政府消費增加9313億元，居民消費增加9016億元，固定資產形成增加29718億元，進口增加2077億美元，出口減少266億美元。其作用將持續影響到今后幾年，到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共增加101602億元，政府消費共增加20776億元，居民消費共增加35868億元，固定資產形成共增加91433億元，進口總額共增加7122億美元，出口總額共減少1434億美元。

    如果實施B方案(2009-2011年，每年平均投資1.33萬億元)，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增加22097億元，政府消費增加6211億元，居民消費增加6038億元，固定資產形成增加19728億元，進口增加1377億美元，出口減少181億美元。其作用將持續影響到今后幾年，到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共增加94691億元，政府消費共增加20496億元，居民消費共增加33936億元，固定資產形成共增加83819億元，進口總額共增加6928億美元，出口總額共減少1395億美元。

    從模擬結果可以看出，我國在2008年10月采用的四萬億刺激方案對于“保增長”是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是經濟調節的一個有效工具，從實施時間分布來看，兩年計劃和三年計劃的經濟效果不會有太大區別。同時，我們也驗證了政府投資不僅提高政府消費也拉動內需。

    六、結論和政策建議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各國財政紛紛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在危機時最有效的措施莫過于財政政策。因為企業和家庭在“危機”面前，傾向于采取儲蓄、調整和解雇雇員等的措施，對于家庭和企業來說這也許是正確的選擇，但對于整體經濟來說，這些措施會使經濟形勢進入停滯不前的惡性循環。所以當經濟出現停滯的兆頭時，即使財政政策乘數較低，大多數國家還是會動用財政政策。比較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即使很多人指責“公共投資效率太低”，但財政政策仍然是有力的經濟干預手段。[4]財政政策的影響不僅在于當年，還要看到2年后、3年后，甚至5年后對經濟的影響。

    本文利用宏觀經濟計量模型推導出財政政策乘數，并從實證角度估計我國財政政策乘數大約在1.88，且目前階段財政政策乘數呈上升趨勢。本文還測算了四萬億財政刺激方案的經濟效應，發現財政政策是調節總需求的重要杠桿，這對我國當前加強宏觀調控、擴大經濟增長具有以下的政策含義：

    1.在社會總需求持續小于總供給的情況下，公共投資大幅度增加會直接提高總需求，緩解供求矛盾。這就是常說的公共投資能成倍地創造收入(乘數效應)，從而增加總需求的“需求效應”。同時，公共投資通過增加經濟中的資本存量，提高經濟生產潛能，從而具有“供給效應”。[2]

    2.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業、交通和城市基礎設施這些部門作為公共投資的重點不僅推動結構調整，還為今后的經濟持續增長奠定基礎。同時，公共投資通過在西部落后地區、四川受災地區的公共工程建設，帶動西部地區的投資，為我國地區經濟均衡發展，調整經濟結構打下基礎。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證研究，都表明越是經濟不發達地區，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的效益越大。

    3.增加公共投資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狀況。政府雖然可以通過稅收和一次性轉移支付等措施來緩解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狀況，但往往受政治和社會因素的限制，提高收入取決于整體經濟形勢②。

篇6

產業轉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產業轉型之所以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是因為產業轉型與經濟增長有著相輔相成的、十分密切的關系。兩者之間的這種關系，主要表現在四方面：一是產業轉型會導致社會資源依據國家產業政策要求，在不同增長率的產業之間實現差異化分配，從而提升經濟總量，促進經濟增長。二是產業轉型將促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形成結構優化效應，促進經濟增長。三是產業轉型有利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經濟的集約型增長。四是產業轉型周期與經濟周期高度相關，其通過影響經濟周期影響經濟增長。

產業轉型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受制于政策拉動、技術創新、制度安排、微觀經濟主體主觀努力等諸多因素。其中，政策拉動對產業轉型的力度和進程具有重要影響。政府每項重大政策的出臺，都會起到推動產業轉型加速的作用，進而影響到經濟的景氣度，并作用于經濟的周期性波動。

加快產業轉型的政策選擇

宏觀政策是產業轉型的基本依托和重要動力。要加快產業轉型，有效發揮產業轉型對“穩增長”的支撐和推動作用，必須在產業政策、外資政策、財政政策、貨幣金融政策等方面采取積極措施，形成推進產業轉型的宏觀政策合力。

產業政策是指導和推進產業轉型的主導性政策。中央政府在制定和和出臺每一項具體的產業政策時，要立足于國內經濟運行態勢，兼顧產業政策引起的產業調整給經濟運行帶來的短期影響和長期影響。因為不同產業政策選擇對經濟的影響是不同的，有的政策選擇有利于經濟的短期增長，有的政策選擇則利于經濟的長期增長。政府每一項產業政策的實施，要以提高傳統產業升級改造能力和新興產業可持續發展能力為目標，盡可能避免經濟的起伏波動。要做好不同時期產業政策的協調銜接，保證產業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我國幅員遼闊，各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資源稟賦、原有產業基礎和產業結構、人才條件等方面存在很大差異，這就要求各地必須從本地實際情況出發，確定適應國家產業政策要求和本地比較優勢的主導產業，而不能不考慮地區差異，在產業發展方向上搞“一刀切”。

盡管由于我國經濟減速、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速放緩，但外資仍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外部變量。政府應確定有利于推進產業轉型的外資政策導向，鼓勵外商投資戰略性新興產業，參與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各地在引進外資時，應根據本地區的產業政策目標和產業比較優勢，引導外資投向主導產業。

國家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支持產業轉型方面擔負著重要使命。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增長”的大背景下，應擴大營業稅收增值稅的范圍，使更多企業享受到結構性減稅的好處，以改善企業的經營環境和業績狀況，為企業的產業轉型提供有利條件。對關系到產業轉型的企業重大技術創新和技術研發項目、技術改造項目和企業創業資金，應給予貸款貼息或財政補貼。應加大對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的財政支持力度。要加快資源稅費制度改革，形成合理的資源價格，使資源價格與資源價值相稱，同時，抓緊建立有效的資源開發補償機制和替代產業扶持機制。應多渠道籌集財政扶持資金，為資源型城市的產業轉型提供有力的資金扶持。

金融對產業轉型的支持

先看直接融資。直接融資對滿足產業轉型過程中經濟主體的融資需求，推動產業轉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一，銀行貸款融資要求融資主體具有相對穩定的現金流，并且能夠提供價值足夠的抵押物或擔保，主要適用于進入成長期末端或成熟期的企業，而處于創業階段的企業則基本上不具備貸款條件，難于獲得貸款，但其卻可以通過天使基金、創業基金等直接融資形式獲得資金支持。其二，在貨幣政策緊縮的背景下，貸款的可得性大大下降，“一刀切”式的貸款規模控制往往“錯殺”了許多正常的、合乎條件的貸款需求，而直接融資形式的融資能力則不受貨幣緊縮政策的制約。其三，產業投資基金、股權投資基金等基金支持的重點是高科技企業。創業板和正在籌劃擴容的新三板，也是面向高科技企業的融資平臺。直接融資通過予以高科技企業資本支持，對產業轉型發揮著顯著的金融推動和技術推動的雙重功能。目前，直接融資在我國社會融資總量中的比重只有20%左右，未來發展空間廣闊。

運用直接融資方式推動產業轉型，重要的是優化股市政策，優先安排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改造升級的傳統產業的企業上市，擴大這兩類企業的上市數量，以充分發揮上市企業作為行業龍頭所具有的產業吸附和產業擴張功能，并彰顯其帶動相關產業形成的產業集聚效應，從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要規范發展政府引導基金、產業投資基金和各種類型的股權投資基金，發揮這些基金在增加創業資本、支持新興產業擴張、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方面的優勢。應創新直接融資方式，拓寬直接融資渠道，使更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能夠利用直接融資方式籌措產業轉型升級所需資金。

企業并購是實現產業擴張、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環節。要把國務院各部門落實“非公經濟36條”的鼓勵民間資本準入的政策真正落到實處，通過一系列有效、嚴格的制度安排，徹底消除限制民間資本投資的行政壁壘和市場壁壘，使民間資本能夠真正自由地進入壟斷行業，真正自由地參與對國有企業的并購重組。應該擴大商業銀行的并購貸款規模，并設立足夠規模的并購基金，為市場并購主體順利實施產業并購奠定堅實的資金基礎。

篇7

摘 要:當前我國已步入經濟發展新階段｡為保持宏觀經濟平穩運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必須注意協調配合,形成政策合力｡本文從分析我國三大政策配合的效果與存在的問題入手,提出了搞好三大政策協調配合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政策協調

中圖分類號:F82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4392(2006)09-0022-04

一､三大政策的功能及相互關系

(一)三大政策的基本內涵和功能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采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求以實現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的方針和策略的總稱｡貨幣政策工具一般可分一般性信用調控工具､選擇性信用管制工具､直接信用管制工具和間接信用管制工具四類｡貨幣政策的實施過程主要是運用不同的貨幣政策工具調控貨幣供應量或資金價格等中介目標來影響宏觀經濟運行｡在開放的金融市場中,經濟運行和金融運行常常會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變化,這就需要中央銀行做出適時､適度的貨幣決策,以適應變化了的市場情況｡因此,貨幣政策的操作具有經常性､多變性的特征｡在我國,中央銀行也通過信貸政策､“窗口指導”等工具引導信貸結構的調整,從而影響經濟的結構性調整｡

財政政策是國家根據客觀經濟規律,為達到一定的目標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財政方針､準則的統稱｡財政政策的目標是合理配置資源､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財政政策的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國家財政預算､稅收､國債和財政補貼等四類｡財政政策的實施通過兩條渠道影響社會需求總量,一是財政收入(包括國債)通過中央銀行負債變化而導致基礎貨幣供應量的倍數增減,引致總需求的增減變化;二是通過財政支出引致的社會總需求的增加｡從財政政策的總體功能來看,針對不同行業､投資方向的不同稅率,以及針對不同行業的財政資金投入,會對這些行業的發展起到不同的激勵和抑制作用｡相對于貨幣政策的總量調節功能來講,財政政策更加適宜于調整經濟發展中的結構問題｡因此,財政政策對于經濟的調控具有總量和結構兩方面的功能,但結構調節方面的功能更加突出｡

“產業政策”目前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定義｡在這里,我們將其定義為:產業政策是國家通過鼓勵､限制或禁止某些產業､產品和技本的發展,合理配置､利用資源,優化經濟結構的政策｡它是由產業結構政策､產業組織政策､產業技術政策和產業布局政策等四方面組成的政策體系,其最終目標是通過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來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業政策的核心首先是產業發展的優先次序選擇問題,也就是依照一定的基準,確定若干優先發展的的產業,施以政府的支持,使之得到迅速､有效的發展,進而推動整個經濟的增長,一般還包括產業技術進步的政策｡其次是基于集聚效益,對資源在空間上進行有效配置,主要涉及區域發展重點的選擇和產業集中發展戰略的制定｡從經濟政策地位來講,處于經濟政策的核心地位,對經濟的長遠發展具有戰略的指導意義和對產業布局現狀調整的現實意義｡

(二)三大政策的基本關系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三大政策的功能各異,對經濟發展影響各有側重｡總體來看,產業政策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方向和指引,財政和貨幣政策通過在資金在流通領域配置和改變資金流來引導資源的配置,為產業政策的實施提供支持｡在三大政策中,由于產業政策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的特征,一經確定在一定時期內保持不變｡對于經濟發展中的總量不平衡和產業結構的調節與調整,是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實現的｡財政收支和信貸收支是一種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關系,二者對經濟的影響方式即存在著共同點,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因此,在運用中更需要二者之間的密切配合｡

二､1998年以來三大政策配合的情況

(一)三大政策配合的基本情況及主要成就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突出表現在需求不足,物價持續下降,甚至出現了負增長,失業率明顯上升,財政收入增速下降｡在這種情況下,1998年我國開始了以“啟動內需,帶動經濟增長”為主要目標的一輪宏觀調控,實行以積極的財政政策為核心､穩健的貨幣政策為輔的政策配合｡其特點是財政以持續發行政府長期建設債券為主要籌資手段,(見表1)金融以落實信貸配套資金為配合,輔之以體制改革,共同加強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以啟動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從1999年開始,中央在強調繼續由財政向商業銀行發行長期國債,主要用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開始鼓勵和引導社會增加投資,引導和擴大消費需求,努力形成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雙重拉動｡這樣,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開始了更為廣泛和深入的協調配合｡主要體現在:一是財政政策內部開始更多政策手段的協調聯動,在增發1100億元國債的同時,相繼采取了增加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等低收入人員的收入､提高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工資､調整稅收政策刺激出口等一系列政策｡二是為配合財政政策,人民銀行連續降息,并住房汽車消費貸款管理辦法,金融部門在提供國債建設項目配套資金的同時,啟動了消費信貸,拉動國內需求的增長｡當年,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下半年開始呈現逐季增加的勢頭,全年增長了10.1%｡三是為了應對2002年出現的部分行業過熱增長,國家通過財政､金融､土地等政策對過熱產業實施限制政策,以緩解因此出現的煤電油運緊張的局面｡

從政策配合成果來看,取得了以下三方面主要成就:一是有效地防止了經濟衰退,拉動了經濟的適度增長｡首先,有效地抑制了1995年以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持續下滑的局面,國債投資項目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1.5個百分點以上｡其次,有效地刺激了消費需求,通過增加轉移支付､提高工資､增加社會保障支出､調整抑制消費需求的稅收政策､鼓勵消費信貸等措施,使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從1998年的9.4%上升至2000年的11.2%｡再次,推動了外貿出口增長,通過多次調高出口退稅率和不斷改進進出口退稅管理辦法,加大對出口企業的信貸支持,使外貿出口增長率從1998年的0.5%快速增長到2002年的22.3%｡二是明顯地改善了經濟的內生增長能力｡1998年以來,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主要選擇水利､交通､城市基礎設施和農村電力等四大領域進行支持｡在改善經濟發展基礎的同時,還以財政直接投資和稅收優惠等措施,集中財力直接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引導社會資金投向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領域,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升級｡此外,通過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大科教投資,初步協調了地區經濟發展,解決了科教投入不足的問題｡三是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兼顧了改革､穩定和發展的關系,特別是財政政策在支持金融､投融資､社會保障､農村稅費和糧食流通等體制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保證了社會的穩定,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三大政策配合中出現的問題

一是產業政策作用不明顯,政策調控導致了新的不均衡｡在啟動內需的目標下,將資金集中投放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巨大的資金需求導致了鋼鐵､水泥等建材價格的上漲,吸引了民間資本的瘋狂涌入｡這不僅導致了鋼鐵､水泥的過熱增長,同時也造成了煤電油運的緊張,經濟中出現了新的不均衡,不得不在2002年采取嚴厲的行政措施加以修正｡主要原因是:首先,在本輪調控中產業政策介入時機過晚,三大政策的協調缺乏統籌的安排｡其次,財政管理體制導致中央財政宏觀調控壓力過大和政策傳導失靈｡自財政實行“分灶吃飯”體制后,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中央財政支出占比保持在較低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了兩種效應:其一是降低了中央財政宏觀調控的能力,加大了中央財政宏觀調控的壓力,削弱了其產業結構調節功能｡其二是地方政府會從地方利益出發考慮區域的經濟增長和產業布局,從而削弱國家宏觀調控的整體效果｡

二是政策實施中出現了“擠出效應”,并未拉動對急需發展的行業和急需資金扶持的中小企業的投資的增加｡財政投資于公共領域,引致了建材行業的投資增長,部分過熱行業展開了對有限信貸資源的激烈競爭｡2004年,在銀行采礦業固定資產貸款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貸款等黑色金屬采選業就占了92.2%;在制造業中,黑色金屬冶煉及延壓業占10.2%(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5》)｡同時,固定資產投資的過快增長主要是規模的擴張,技術升級和急需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并未得到有力的引導和支持,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局面并未得到有效扭轉｡2004年,新建､擴建的投資額占總投資額的62.5%,在制造業中新建和擴建投資占總投資額的比例更是高達82.4%(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5》),出現了間接的“擠出效應”｡其主要原因在于兩個方面:首先是中央銀行職能轉換使信貸政策的實施和“窗口指導”的有效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削弱了貨幣政策與其他政策配合的成效｡其次是我國的價格體系正在逐步完善中,缺乏準確的信息引導｡

三是區域間啟動效應的不均衡,導致了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問題越來越突出｡從區域間啟動效應看,2004年,京､津､滬､蘇､浙､閔､魯､粵等經濟發達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占當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44.5%,其中動員銀行業貸款占當期貸款總額的50.2%;中央安排項目占全國的29.1%(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5》)｡社會分配不公平首先在于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主要體現在城鄉居民之間的分配不公､壟斷行業與競爭行業居民收入之間的分配不公和區域之間分配的不公｡加之前幾年推出的醫療､養老､住房､教育等改革,加強了城鄉居民的預防性心理,導致城鄉儲蓄在利率多次調低的情況下保持持續的高速增長,成為制約最終消費需求增長的根本原因｡

四是國際化趨勢的發展和中國加入WTO進一步改變了三大政策協調配合的環境｡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日益深化,發達國家向經濟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轉移對我國經濟結構演化的影響也漸趨加強｡同時,加入WTO帶來降低關稅､取消出口補貼,取消和減少貿易配額,逐步開放銀行､保險､通信和批發零售等服務業以及放寬對外資的限制,都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演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三､三大政策的配合原則及現實對策選擇

(一)三大政策協調的原則

一是堅持以產業政策為核心,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分工配合的原則｡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為彌補市場機制缺陷,政府有意識地制定產業政策,著力解決資源配置的宏觀效益問題｡產業政策以其相對穩定的長期政策效應引導隨機性政策的短期效應,以其動態均衡效應引導其他經濟政策的靜態均衡效應,以其供給管理引導其他經濟政策的需求管理｡因此產業政策在經濟政策體系中處于核心地位,為財政､貨幣政策提供導向｡同時,市場經濟越發達,各市場主體越獨立,決策主體越分散,產業政策的決策者也就越難以對經濟活動進行實質性的調控,因此,也就越需要財政､貨幣政策為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優化提供實質性的支撐｡

二是堅持政策實施與制度創新相協調的原則｡經濟是財政和金融的基礎,因此,經濟體制的改革必然會改變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發生作用的基礎和環境｡因此,各項政策的實施必須與制度創新相協調,脫離制度實際而實施的各項政策措施不僅不會收到預期的調控效果,還很有可能導致相反的或難以預料的后果｡

三是各政策內部政策工具運用配合與宏觀調控目標相協調的原則｡在三大政策協調中,不僅要圍繞產業政策協調其他兩大政策,還要根據實際情況研究在每個政策內部選擇適當的政策工具,并使它們能夠發揮出最佳的政策效應,使政策內部的工具之間､三大政策之間的配合運用均達到最優配置,從而實現宏觀調控的目標｡

四是以總量平衡與結構優化相協調為共同目標的原則｡保持總量的平衡與穩定是實現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和結構調整的基本前提,因此,在三大政策協調中,首要的是保持經擠在長時期內的穩定,為解決長期困擾我國經濟增長的結構問題提供好的環境｡根據經濟發展的戰略需要對經濟結構進行優化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也是三大政策協調的根本的任務｡

五是兼顧國內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發展需要的原則｡要保持國際收支平衡,既要兼顧到國內各行業之間､不同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又要履行國際義務,加強國際間的合作,為世界經濟和諧發展做出貢獻｡

(二)加強三大政策協調的政策建議

第一､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繼續深化體制改革,為三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打好基礎｡一是合理劃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科學考核,有效限制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引起的投資過快增長和產業結構的趨同｡二是建立在國務院領導下的產業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制定實施的協調機制,縮短政策制定實施中的時滯｡一方面要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加強三大政策決策部門之間的事前信息溝通,以增強政策的前瞻性;另一方面要在政策的實施過程中加強部門之間的協調,以及時糾正政策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偏差｡三是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三大政策協調的需要,不斷推進稅收､財政預算､金融市場､投資管理和企業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及時消除阻滯三大政策協調效果的制度性因素｡四是在產業政策制定和調整中,統籌考慮國內和國際､國內不同經濟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結構,制定更為科學的產業政策,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提供更為有效的指引｡同時,要增強產業政策的約束性,定期組織對產業發展情況的評估,嚴肅處理違規問題,及時產業發展評估報告,有效引導資源的配置｡

第二､以國債為契合點,加強三大政策協調配合｡國債市場的形成和發展為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調節貨幣供應量､實現貨幣政策目標提供了基礎,成為連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橋梁和紐帶｡公開市場操作已成為當今世界主要國家進行金融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在我國,公開市場操作對于調節基礎貨幣吞吐､維護人民幣幣值穩定的作用日益增強｡由于國債發行和流通會影響到財政和貨幣當局的政策效應,因此,要根據不同時期市場對國債的應債能力､財政赤字､國債負擔率､中央銀行對貨幣流通量的調控要求等方面的因素,確定財政､貨幣政策在國債市場上的配合重點:在一級市場上的重點應該是合理確定國債的發行規模和結構,在二級市場的配合重點應為確定合理的利率水平｡

第三､堅持以金融調控為主,強化信貸政策執行的有效性｡鑒于中央財政在國民收入中占比較低的現實,經濟調節由財政主導向金融主導轉化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有現實基礎的｡由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優化任務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在堅持以金融調控為主導的前提下,必須強化信貸政策和“窗口指導”有效性｡具體地講,就是要強化中央銀行制定和執行信貸政策的權威性,賦予人民銀行監督落實信貸政策和“窗口指導”意見的檢查處理權,以便很好地糾正信貸政策與產業政策配合中出現的偏差｡同時,要不斷豐富和完善政策性金融的功能,使之與商業性金融一起為信貸政策提供有力的支撐｡

第四､穩步推進財政政策的轉型,著重發揮其引導社會資金流向的作用｡一是適當減少國債發行規模,合理控制財政負擔｡從1998年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至今,我國已經累積了2萬多億元的國債規模,如果加上社會保障欠帳和國有銀行呆帳等隱性債務,我國的財政負債已經逼近國際警戒線,考慮到國民經濟規模在高基數上保持高增長率的困難和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需要,必須逐步采取措施控制國債規模的擴張,以有效防范財政風險｡二是在保持財政預算收入增長的同時,要適當地對經濟結構調整有重要作用的行業､企業,以及對增加就業有重要意義的中小企業實行減免稅的政策,刺激企業根據市場變化自主投資,有效地啟動民間投資,使投資需求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穩定動力之一｡三是合理調整國債資金的使用方向｡一方面是要對關鍵領域投資實行補貼政策,以引導社會資金和信貸資金的流向,調動社會投資的積極性,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鴉另一方面,要逐步加大對農業､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的投資,以增加農民收入,消除居民的預防性心理,刺激消費增長,最終實現消費帶動經濟的穩定增長｡

課題主持人:楊建奎 李福德

課題組成員:楊風華 楊君圣

篇8

《新世紀》

精神病了

《精神衛生法（草案）》于今年6月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揭開中國精神病從“亂象”走向“法治”的序幕。從“亂象”走向“法治”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是，邁出這艱難的第一步之后，從瘋癲走向文明的希冀已隱然若現。

2011年第14期

《財經國家周刊》

重啟福利房？

在停止福利分房10余年后的今天，一些部委、央企甚至于高校，通過或明或暗的政策通道，進行帶有福利性質的分房和建房。福利房與商品房之間巨大的價差，正成為一種強力的刺激和驅動，將已被房改政策封存多年的福利分房沖動，重新喚起。

《財經》

拆彈滯與脹

經濟增速放緩，通脹居高不下，令宏觀調控政策左右為難。治通脹仍是首要任務，貨幣政策自不能遽言寬松；調結構依然任重道遠，財政政策亦不能突然積極。經濟增速下行與通脹上行交匯，一條滯脹歧路若隱若現。面對調控空間趨小、壓力加大的難局，政策制定者亦開始放風解壓。下半年物價上漲的壓力并不會消減太快，溫和通脹將會成常態。貨幣政策相對緊縮、定向寬松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政策超調或調控不夠造成未來緊縮超預期兩種可能性都有，但總體上來講，后者對經濟的影響更大些。

《經濟學人》

歐元危在旦夕

當各國出現償債危機時，歐洲決策者們都以最簡單方式應對：最先否認，并不知所措，隨后在緊要關頭又以不成熟的挽救計劃來爭取時間。隨著意大利債務危機隱現，歐元危機進入了一個新的危險階段，歐洲單一貨幣體系現面臨巨大風險。危機形勢不僅局限于像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這些附屬性小國，它已征服了西班牙；照此發展下去，最終會觸及歐元區內的某些大國。

2011年第13期

《中國企業家》

牌照殺

一條線索是盤旋在中國第三方支付企業頭上的牌照懸念，一條線索是阿里巴巴四人董事會的利益博弈。支付業形勢的發展、中國對外資態度的變化、雅虎與阿里這幾年的彼落此興……這些皆在左右這兩條線索的擰合及走向。

2011年第13期

《環球企業家》

篇9

關鍵詞：美國；債務危機；影響；啟示

一. 美國債務問題的演變過程

最早的美國債務起源于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當時獨立戰爭其間由于經費的緊張，美國發行了大量的“大陸幣”和戰爭券來籌集資金，于是在美國政府建立的初期便背負了7500萬美元的戰爭債，這也是美國最早的國債。隨后，美國一直實行“平衡預算”的財政政策，因此，美國發行的國債不是很多。但是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確立了美元的強勢地位，使美國“平衡預算”的財政政策開始轉變，美國政府開始發行大量的國債，連年的財政赤字使美國由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變成世界最大的債務國。

美國債務危機的演變過程，從頭到尾可以分為如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美國由債權國向債務國的轉變階段。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此期間，美國經歷了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時期的輝煌到美元不再同黃金掛鉤的尷尬，但這并沒有動搖世界各國把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想法。據統計，1971年到1984年之間，美國的國債總額一直小于GDP，但是美國的國際凈債券在不斷的下降，一直到1985年年底，美國海外資產總額為9534億美元，而外國在美國的凈資產為10598億美元，外國在美國的凈資產超過美國的海外資產，美國成為了凈債務國。

第二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01年。期間以1993年為分界點，1993年之前美國國債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攀升，據統計，該比例從1986年的39.5%上升到1993年的49.3%，上升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國海灣戰爭中巨額的戰爭經費和政府實行的減稅政策，使美國的財政赤字不斷的擴大，政府不得不靠發行大量的外債來解決財政問題。但在1993年克林頓上臺初期，平衡預算可以視為其財政政策的主要特征，克林頓政府通過增加投資和實施經濟轉型來增加財政收入，同時實行削減國防預算和政府開支來減少財政支出。克林頓政府地財政政策使美國由財政赤字逐年減少，并且在1998年出現了近30年來罕見的財政盈余。

第三階段，2001年以后，美國開始出現了經濟問題。2001年以來美國經歷了網絡泡沫，“9.11”事件以及“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這些大量的戰爭經費使美國不得不靠發行國債來解決這些問題，美國的財政赤字開始迅速膨脹，美國國債總額逐年上升，由2001年的33196億美元升至次貸危機爆發前的50351億美元。網絡經濟泡沫的破滅以及戰爭籌款使美國的財政赤字持續累積。次貸危機爆發后，為了挽救美國的金融業，美國政府實行了7000億美元的金融救援計劃，使本已經十分沉重的美國國債進一步惡化，截止到2011年5月，美國已經達到債務上限，并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擔憂。

二.美國債務問題對經濟的影響

次貸危機爆發后，對世界各國經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當世界各國都積極努力走向經濟復蘇的道路的同時，爆發的歐債危機使發達經濟主體的債務面臨著巨大的信用危機，與此同時美國債務規模的不斷擴大以及信用評級的下調，使美債問題愈演愈烈，不僅給其國內造成較大沖擊，也影響著全球經濟的復蘇：

第一，美國債務問題延緩了經濟復蘇的進程。實際上，為了政府通過強有力的經濟刺激計劃去修正一個有問題的經濟體只能是減輕這種痛苦，并不能完全消除，如果政策運用不當，很可能導致經濟陷入更深的泥潭。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美國在2008年10月和2010年11月啟動了兩次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導致美國國內的流動性基礎貨幣規模迅速擴大，從而造成美元大幅貶值，通貨膨脹的壓力逐漸顯示出來，美國的經濟現實勢必將推遲美國經濟的復蘇。

第二，美國債務問題的加劇或引發全球經濟“二次危機”。美元作為世界性的主要儲備貨幣，美國信用評級一直處于最高水平，美元及美債被投資者認為是最安全的避險資產之一。隨著美國國債逼近并超過法定的債務上限，美債違約一觸即發，雖然美國最終提高了債務上限，但投資者對美債市場的擔憂遠沒有消除，如果投資者一旦減持或拋售美元債券，或許會引發全球經濟“二次危機”。

第三，經濟復蘇前景更加令人擔憂。二戰結束以后，美國作為超級大國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美國經濟的好壞影響著全球的經濟，在歐債危機還未散盡，美債又達到債務上限，之前的金融危機只是金融機構的危機，但是現在已經上升到了國家的債務危機，而且就連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也出現了債務違約的風險，經濟復蘇前景更加撲朔迷離。

三.新一輪全球債務危機背景下的我國對策建議

國家債務危機正在經歷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的轉變，從拉美債務危機到迪拜債務危機，現在已經發展到了歐洲這個發達的經濟體，美債危機的爆發猶如雪上加霜，使全球債務危機繼續延伸，面對美債危機，作為美債最大的持有國，我國必須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

首先整中國的外匯戰略及貿易結構，實現多元化的外匯儲備結構。多年的貿易順差使我國賺取了大量的外匯，而這其中大部分又以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重新流回美國，大量的美元儲備也正在被美國的通貨膨脹和美元貶值逐漸吞噬。那么，調整中國的外匯戰略，實現多元化的外匯儲備結構勢在必行。我們應當豐富外匯幣種的儲備，增持歐元，日元和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實現外匯儲備的多元化，同時也應主動調整貿易結構，積極開拓新興發展中國家，不斷擴大在這些國家中的影響力。

篇10

關鍵詞:全球金融危機;貿易不平衡;貿易保護主義;經濟反彈;人民幣升值

2009年12月5日,由世界經濟學會、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世界經濟系與中國社會科學院China & World Economy編輯部共同主辦的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第九屆三次常務理事會擴大會議暨理論研討會在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舉行。來自全國各大重點高校及研究所的代表共聚一堂,就“后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走勢及中國如何應對當前復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討論。在全球經濟逐漸進入反彈的時期,此次的會議對于預測世界和中國未來幾年的經濟走勢及探討相應的發展策略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后危機”時代的國際經濟形勢

(一)全球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可持續

2008年來的全球經濟衰退使得全球經濟不平衡,尤其是中美之間經濟的不平衡問題極大地暴露出來,并引發大范圍的討論:究竟這種“中國儲蓄,美國消費”的經濟模式是否有待調整?對此,世界經濟學會會長余永定認為,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是造成此次全球經濟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是不可持續的,亟待糾正。他提出,美元在長期內趨于走弱。美國凈外債與GDP的比值走向反映出這種趨勢。近年來,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的不斷累積使得其凈外債占GDP比重逐漸增大,而GDP則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和償債能力的表現。自1982年開始,美國就成為凈債務國,且外債越來越多,截至2007年底,美國積累外債達到2.4萬億;從1985年至2009年10月,美元戰略貶值61%,美元的不斷貶值將最終導致外國資本流入的減少,將對美國造成深重危機,因此危機前美國的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余永定運用宏觀經濟學基本公式“I-S+G-T=M-X”來分析了未來一段時間內美國貿易逆差的變化趨勢: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私人投資大幅縮水,儲蓄率有所提高,數據顯示“I-S”縮水1萬億左右,而美國2009年財政支出達1.6萬億,因此,在危機爆發之后、政府出臺財政政策之前,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略有減少;但在財政政策生效之后,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又逐漸增長。2010年,美國為了實現其“保增長,維持美元穩定”的雙目標,將大幅運用貿易保護政策,來促進出口減少進口,拉動就業并減少其經常項目逆差,這對于中國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挑戰。面對挑戰,中國應該重點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降低投資率,減少對外依存度,減少貧富差距并大力發展非貿易業,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世界經濟形勢與未來展望

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起伏不定,劇烈動蕩。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認為,目前的世界經濟具有以下三特點:

1、經濟危機基本穩定。

2、世界經濟在經歷了第一、二季度的最低點之后開始逐漸反彈。

3、當前世界經濟是否進入一個全面穩定的復蘇階段仍面臨很多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1)失業率,尤其是發達經濟體的失業率仍維持在高位水平。最新數據顯示,美國當前失業率為10.2%,歐洲為9.9%,日本為5.2%,且目前看不到高失業率將得到解決的跡象。(2)個人消費水平低。金融危機帶來的“負財富效應”使得財富普遍縮水,家庭儲蓄率提高,消費疲軟。(3)發達經濟體的產能利用率處于歷史最低水平。10月份美國產能利用率為71%,歐洲為70.7%,低產能利用率意味著大規模投資受到抑制。(4)脆弱的金融體系。以美國為例,其金融體系的壞賬或被政府購買,或被凍結,只有借助經濟復蘇來加以消除。而且,美國銀行體系中有大量資產與金融衍生品緊密相連,一旦利率波動,整個很行資產將大幅縮水,從而對經濟復蘇產生抑制,因此,脆弱的銀行體系阻礙貨幣當局利用利率來對經濟進行調節。(5)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貨幣,其未來走勢非常不明朗。(6)金融監管對全球金融體系影響不確定。嚴格的金融監管增加了全球的投資成本,但同時也提高了人們對于銀行體系穩定性的信心,因此,其對未來經濟復蘇的影響難以確定。(7)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但其對經濟的影響程度也難以確定。(8)初級產品、能源產品、大宗產品價格波動幅度大,不能確定其未來明確的變動區間。而這些產品的價格又與經濟形勢緊密相連。(9)“低碳經濟”對未來世界經濟的影響難以把握。張宇燕指出,基于以上九個特征,雖然全球經濟目前進入反彈,但斷言全球經濟已進入復蘇階段還為時過早。

二、“后危機”時代中國面臨的貿易形勢

自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中美作為世界上最為重要的兩個經濟體,不斷發生貿易摩擦。對于這一問題,國家發改委中國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認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深層問題在于中美發展模式都需要調節。而在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中,有三個問題尤其值得關注:一是中美貿易的不平衡實際上是美國與世界貿易的不平衡。二是美國用來平衡中美貿易逆差的主要產品為農產品而非其先進服務業產品。三是中美真正競爭性的貿易摩擦實質上還未開始,今天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有更多非經濟因素作用。張燕生直言,只要全球經濟減速,貿易保護主義就會抬頭。但是,無論危機前后,中國都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針對國,發達經濟體利用反傾銷、反補貼、技術性貿易壁壘和特保等手段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對中國的對外貿易產生巨大壓力。當前,為應對這些貿易保護政策,中國應“亮劍”,改變中國與發達經濟體雙方在貿易博弈中的不對稱性,變被動為主動;在國際上建立廣泛的應對貿易保護的統一戰線;大力調整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

張燕生指出,從長遠來看,“后危機”時代,中國要破解貿易保護主義困局,一是利用區域化加速發展的背景,加強東亞內部貿易、投資及貨幣方面的合作。以德國為例,德國的外貿依存度高于中國,但其所遭遇的貿易沖突卻遠遠小于中國,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德國高于50%的貿易為區域內貿易。因此,中國可以通過區域合作來減少貿易保護的阻力。二是東亞應加快建立區域化全球金融中心,提高整個區域的風險對沖能力,從而為產品貿易走向新興市場提供更好的貿易融資手段與體系。三是中國應大力開拓新興市場,減少對歐美市場的依賴。張燕生著重強調了“渠道為王”,中國全球營銷渠道的缺失是這次經濟衰退中中國出口貿易損失慘重的重要原因。雖然中國擁有龐大的對外出口貿易額,但大多數都是通過跨國公司的全球采購進行,中國應大力加大渠道建設。四是在“后危機”時代,中國應著力培育和發展零部件的貿易體系。德國之所以面臨的貿易沖突小,另一個主要原因在于其產品大多是關鍵零部件等中間產品,在國際商場的定價能力強。

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幼文認為,今天中美之間貿易的不平衡實際上是由全球化條件下,各個不同類型的國家發展結構差異、改變世界格局的基礎差異決定的。中國目前實現的發展僅僅為經濟規模的擴大而非經濟結構的優化,出口順差主要以來于低端勞動力產品,因此這種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此次經濟衰退的根源在于20世紀90年代的IT泡沫破裂之后,世界沒有找到新的主導型產業來帶動經濟,轉而依賴房地產和金融產業。長期的增長復蘇必須找到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兩大根本性困難:通脹風險與通縮憂慮同時存在;實體經濟還未恢復但很多資產泡沫已經形成。目前,各國都出臺了大規模刺激經濟的政策,但何時以及如何進行政策轉型成為各國政府的難題。如果退出過早,則經濟復蘇很可能夭折,如果退出過晚,則很可能引發新一輪的通脹與經濟泡沫。

對于中國如何應對貿易保護主義這一課題,張幼文提出,中國應對貿易的上策為中國影響國際規則的制定。今天的國際規則主要是在發達國家主導下制定的,主要維護的是發達經濟體的利益,不能適應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的增長要求。因此,中國應該通過增加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消除國際范圍內不利于本國國力提升的因素。

三、中國應對國際經濟衰退的戰略評價

由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波及全球實體經濟,中國也未能獨善其身。為刺激經濟恢復,中國政府實行了刺激經濟的夸張性財政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對于中國政府實行的經濟刺激計劃,曹遠征認為,在此輪經濟反彈過程中,農產品價格波動不明顯,CPI指數波動較小,同時,由于此輪經濟衰退中中國制造業出口下滑,積累了大量庫存,因此未來幾年中國發生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幣值基本穩定的前提下,由于積極的貨幣政策帶來的流動性不斷增加,將導致資產價格上漲,資本市場脫離經濟基本面,最終形成資產泡沫。最為重要的是,流動性的不斷增加還導致人們無法判斷此次金融危機是內生還是外生的,因此無法判斷其是遵循傳統經濟危機“高漲――繁榮――危機――復蘇”的外生時間路徑,抑或是此次經濟衰退的周期已經變形。因此,中國政府在決定何時以及如何退出這一問題上就面臨嚴峻的困境與考驗。

而對于2005年中國開始啟動的匯率制度改革,張斌教授從穩定性和增長性兩個標準入手,詳細評價了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并提出了折中性方案。從穩定性方面來看,傳統的觀點認為,資產泡沫的形成遵循以下路徑“人民幣升值預期――熱錢涌入――央行貨幣供給增加――資產泡沫形成”,但2007年數據顯示,央行2007年度M2總量(即貨幣供給量)并未大幅增加。張斌指出,即使M2穩定,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夠強,資產預期收益就會大幅上升,因此必然形成資產泡沫,危害人民幣的穩定性。同時他指出,美元的“名義錨”的作用不強,他將美元價格、中國進口商品價格和中國生產者CPI指數聯系起來,認為美元的漲跌直接影響中國進口商品的價格,進而影響中國生產者CPI指數的高低,最終導致國內物價的不確定性變化。

張斌提出,從增長性角度來看,盯住制下的低廉貨幣有助于形成中國制造品的出口優勢,但同時也造成國內制造業相對于非制造業的優勢,導致國內資源錯配,服務業受到歧視和擠壓,制造業和服務業市場出現供求失衡的狀況。因此,長遠來看,盯住制會損害經濟的長期增長。替代盯住美元的方案為人民幣應升值10%,并在此后維持對美元3%的浮動區間。他以日本為例,日元對美元升值給日本經濟結構帶來的巨大變化,認為相似的變動可以推動中國經濟結構的改革與優化。

此外,李卓教授將美國政府看作一個私人部門,通過構建數理模型具體分析了其救市政策的有效性以及進入、退出的最佳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