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目前宏觀經濟政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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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投資行為；投資效率

企業的投資活動既是公司權益價值創造的驅動力（Modigliani & Miller，1958），也是我國經濟整體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其投資效率的高低既關乎企業的成敗，也關乎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

企業的投資效率受到內外部環境的雙重影響，目前的大多數研究集中在內部環境。例如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特征等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跨越式的巨大發展，對于微觀企業的投資效率，國家層面的宏觀經濟政策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宏觀經濟政策是國民經濟的“調節器”，尤其是我國正處于轉型時期，宏觀經濟政策更是發揮著巨大的導向作用。然而目前對于宏觀經濟政策是如何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研究不是很多，出現了一定的割裂現象。本文基于國內外的文獻，對于宏觀經濟政策如何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文獻進行了綜述。

一、宏觀經濟政策

（一）宏觀經濟政策的定義

宏觀經濟政策是一個國家采取的對經濟進行干預的手段，是政府為了協調和發展整個國民經濟而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有經濟周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信貸政策、稅收政策、匯率政策、產業政策、監管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等。

（二）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

國家實行宏觀經濟政策就是為了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穩定物價水平、平衡國際收支以及實現充分就業。為應對2008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巨大沖擊，緩和慘淡的經濟局面，我國當局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寬松的貨幣政策，推出了4萬億救市計劃并取得了預期效果，我國經濟逐漸實現復蘇。自2010年以來我國GDP增速逐漸回落，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要戰略時期，宏觀經濟政策正逐漸引領中國經濟向集約型、質量型轉變，不斷刺激需求，調整經濟結構。

二、企業投資效率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企業的投資取決于投資項目的邊際價值，只有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企業的投資活動才是有效率的。在Modigliani等的完美市場假設中，投資機會是企業投資效率的決定性因素。抓住好的投資機會可以使企業獲得巨大的競爭優勢。但是我國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場機制，現實中的投資并不完全取決于投資機會，企業中的非效率投資即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現象也廣泛存在，影響企業價值最大化的實現，從長遠利益上不利于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根據資本成本的錨定效應，企業進行投資項目的選擇應以資本成本為取舍率，只有企業的投資項目的預期報酬率大于企業的資本成本，投資才是有效率的，才應被管理層采納。改善投資效率是企業財務管理的主要目標，所以投資效率問題至關重要，引起了國內外學者和實務界的廣泛關注。

（一）企業投資效率的衡量

投資效率的衡量是投資決策的核心問題。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運用數學、計量經濟學等原理對企業投資效率的的衡量方法和測度模型進行了不斷地探索，主要有：（1）Fazzari等（1988）從融資約束角度提出的投資-現金流敏感度測量模型，基于信息不對稱理論，外源融資成本大于內源融資成本。模型中的敏感性程度可以反映企業所受的外部融資約束情況。（2）Vogt（1994）在Fazzari等的測量模型基礎上提出了現金流與投資機會交互項測量模型，通過該模型中交互項的符號可以判斷企業是受融資約束出現了投資不足還是由于問題出現了過度投資情況。（3）Richardson（2006）基于自由現金流與過度投資的關系提出的殘差項度量模型，通過模型中殘差項的符號可以判斷企業非效率投資的類型。（4）Biddle等（2009）提出的無條件測試模型，首先通過模型測度企業的預期投資水平，然后分行業逐年進行回歸，再把殘差項按照小到大的順序分成四組，第一組是投資不足，中間兩組為正常的基準組，最后一組為投資多度，再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來測度企業投資出現在投資不足或過度投資組的概率，以此來衡量企業的投資效率。

（二）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

對于企業投資效率影響因素的研究可以分為公司內部因素和外部宏觀經濟環境因素兩部分。

對于內部環境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公司信息披露狀況、會計穩健性、董事會以及管理者特征、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異質性等方面。國內外學者比較注重企業內部對于其投資效率的研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宏觀經濟環境與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割裂現象，然而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國家相關政策的頒布，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越來越得到理論界以及實務界的重視。外部宏觀環境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主要有環境不確定性、外部治理水平、經濟周期、貨幣政策，信貸政策、以及財政政策等因素。

三、宏觀經濟政策與企業投資效率

（一）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影響的傳導路徑

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影響的傳導路徑主要有兩條：（1）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導向作用改變企業對國家經濟、行業經濟的整體判斷和預期進而影響投資機會來影響企業投資行為（2）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對利率等的影響進而改變企業的資本成本來以及融資約束影響企業投資行為

（二）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

不同的發展階段，國家為了更好地促進企業的發展，采取了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來實施調控，但是這對企業的投資效率的影響效果到底如何，引起了學者的關注和研究。該部分依據劃分的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兩條傳導路徑分別進行了梳理。

1.路徑一：宏觀經濟政策通過改變企業對國家經濟、行業經濟的整體判斷和預期進而影響投資機會來影響企業投資行為

宏觀經濟周期的變化會加大企業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影響企業投資機會的發現，加大企業對未來經濟活動狀況以及信息的判斷的難度，進而影響企業的投資支出。經濟周期反映了一個國家總體經濟發展的波動狀況，一般我們可把它劃分為擴張和緊縮兩個階段。在經濟危機階段，一般來說企業對經濟前景預期會比較差，國家就會相應實施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來刺激投資和需求，緩解投資不足。在經濟繁榮階段，一般來說企業對國家的經濟前景預期會比較樂觀，國家也會相應實施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來抑制盲目以及過度投資來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此外宏觀經濟政策也會通過影響企業的資本成本和融資能力等因素來間接影響企業的投資機會。

Bloom 等（2007）研究認為宏觀環境的不確定性會影響企業管理層對企業信息的判斷能力，會更加保守和謹慎，從而影響投資。應惟偉（2008）通過研究證實了經濟周期與企業投資的相關關系，不同階段不同的財政貨幣政策會影響企業的經營活動和融資環境進而影響企業的投資-現金流敏感性。陳艷（2013）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企業的投資機會和投資支出與經濟危機負相關，而寬松的宏觀貨幣政策會增加企業投資機會以及投資支出從而起到正的調節作用。邱靜（2014）實證研究證實了當貨幣政策比較寬松時，會有較好的投資機會，進而企業投資效率也會比較高。張超等（2015）研究了經濟增長平穩時期，貨幣供給和信貸供給與非效率投資的相關關系，貨幣政策會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劉放等（2015）實證檢驗了投資效率的順周期效應，并且國有企業和處于低經濟發展水平地區企業的投資效率的順周期效應更強。

2.路徑二：宏觀經濟政策通過對利率等的影響進而改變企業的資本成本來以及融資約束來影響企業投資行為

資本成本是企業在投資時所考慮的必須要達到的最低報酬率，也是企業通過有效的管理必須應該達到的價值創造能力。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通過影響企業的資本成本來影響投資。而且企業投資與其外部融資能力密切相關，宏觀經濟政策也會通過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來影響投資效率，其中我國貨幣政策主要通過企業的貨幣渠道（又稱利率渠道或資本成本渠道）和信用渠道來發揮作用，這兩種渠道都是通過影響企業的融資成本以及融資規模來對企業投資效率產生影響。

Mojon 等（2002）通過對歐盟中的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發現利率政策會通過影響資本成本影響企業的投資行為。我國的彭方平等（2007）研究發現宏觀經濟政策通過改變政策利率和國債到期收益率等來影響企業的資本使用成本來影響投資，進而說明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微觀傳導機制的有效性。但是對于我國的資本成本與投資行為敏感性的問題卻一直存在著爭議，其投資行為與資本成本的敏感性關系并不十分明顯，特別是在國有企業中。徐明東等（2012）研究發現貨幣政策通過資本成本影響企業投資決策的的作用比較微弱，而國有企業對資本成本不敏感。喻坤等（2014）揭示了我國的投資效率之謎，認為我國貨幣政策加大了國有與非國有企業融資約束的不同，從而非國有企業的信貸資源被國有企業擠出，我國非國有企業的投資效率因此而降低。賀京同等（2015）通過對寬松的貨幣政策與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的研究得出，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否對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有抑制作用要取決于企業的產權性質和投資機會。

四、評述與展望

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目前國內外研究大多還是基于微觀層面，從而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割裂現象，但是對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觀效應也逐漸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與深入研究。鑒于此本文對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傳導路徑內分為兩條分別進行了梳理。未來對企業行為的研究應該更加注重宏觀政策的調控作用，并且應該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具體傳導路徑方面應該更加明確與深化。

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衡量模型方面，目前大多采用投資-現金流敏感度測量模型，投資-投資機會敏感度模型以及Richardson的殘差項模型，但是這些模型都各有利弊，能否真正測度企業的投資效率，其合理性和準確性都有待于探討，期待能夠建立更加科學的測量模型。

對于企業來說，資本成本是其投資決策時必定要考慮的與其將擔負的風險相對應的必要報酬率率，其投資支出對資本成本的敏感性可以檢驗貨幣政策的資本成本傳導路徑是否順暢。資本成本在公司財務決策中具有錨定作用，但是在我國尤其是國有企業中，資本成本敏感性并不高。因此要深化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并且加強我國宏觀政策傳導的通暢性和落實的有效性。

宏觀經濟政策要指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的同時要提高投資效率而不是投資率。在宏觀經濟政策影響企業投資效率的同時，企業的投資效率也會影響宏觀經濟的波動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所以在研究時也應注意投資效率的反作用機制。

宏觀經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或刺激企業的投資支出，從而影響企業的投資效率。由于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特殊階段，針對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不同類型的行業、不同的市場化程度的地區以及不同的現實宏觀環境，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不應出現“一刀切”的現象，而是應更加細化。同時中央和地方更應該有效的協調和配合，更好的建設服務型政府，更好地發揮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的宏觀調控作用，以促進我國企業投資效率的提高，實現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更好融合以及協調運轉。

參考文獻：

[1]Steven M.Fazzari，R.G.Hubbard and B.C.Petersen.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88，19（1）：14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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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陳艷.宏觀經濟環境、投資機會與公司投資效率[J].宏觀經濟研究，2013（8）：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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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劉放，楊崢，楊曦.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與公司投資效率-基于金融危機的自然實驗[J].財會通訊，2014（7）：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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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房地產；經濟周期；宏觀經濟政策；關聯性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7-000-01

自2000年開始，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為我國的房地產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促進其進入了繁榮發展的階段。房地產業作為我國的第三產業，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條件與居住條件，還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近年來，宏觀經濟政策在我國的逐漸落實使房地產業的發展更加趨于理性，而房地產自身具有的商品特性、對社會財富的創造性以及與其他行業的相關性決定了其必然會受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并形成一種經濟周期。經濟周期的波動會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加強對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調控經濟政策關聯性的探討研究非常有必要。

一、影響房地產經濟周期波動的因素

在房地產業的發展中出現的過熱現象實際上就是其經濟周期波動的表現，所以，研究影響房地產經濟周期波動的因素非常有必要。影響房地產經濟周期波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內生因素和外生因素。

1.內生因素

內生因素包括房地產價格、需求、收入、政策以及市場的預期變動等，同時，房地產的供給總量會在勞動力、技術水平以及資金管理等方面變化的影響下而不斷擴張或收縮。這些因素在本質上決定著房地產經濟波動的周期性和持續性。可見，房地產供給、需求任何一方面出現失衡，將會影響房地產業的持續發展，從而引發房地產的經濟波動。因此，必須加大對房地產經濟的調控，保持房地產供給和需求在總量和結構上的平衡。

2.外生因素

外生因素是引起房地產經濟波動的初始原因和初始推動力，主要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投資政策、經濟體制改革政策、技術因素、社會經濟因素等，其中政策因素對房地產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較為直接，較為顯著，房地產業的發展與社會經濟增長的高度成正比，宏觀經濟增長率越高，房地產業的發展就越快。另外，自然災害比如地震、洪水等，以及戰爭、社會突發事件、科學技術的變革等對房地產經濟的波動有直接、突發、猛烈的影響，這些因素中有的持續時間較短，有的則較長。

二、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性

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的波動是房地產業發展過程中的自然現象，這種現象是不可避免的，宏觀經濟政策對房地產進行調控能夠防止房地產業出現大幅度的經濟波動，使房地產周期性波動在可控范圍，從而最大限度的減少經濟周期波動對房地產業和社會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下面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提出幾點建議，以更好促進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和協調。

1.處理好房地產業發展周期差異性與宏觀經濟政策統一性的矛盾

由于我國各個地區的發展程度是不一樣的，加上房地產業具有區域性的特點，所以各個地區房地產業的發展程度也是不一樣的，這就決定了房地產經濟周期既有全國性的周期，又有區域性的周期。因此，宏觀經濟調控政策要根據房地產業發展的全國性和區域性特點，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采用科學的發展觀，既要避免“一刀切”，也要保證地方政府對政策的有效執行。

2.根據經濟形勢靈活調整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要根據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進行調整，力求政策與經濟發展相適應，防止房地產出現過熱或過冷情況，還要對利息率進行適當的調整，在調控方式和松緊程度方面應連續微調。同時，要在控制貨幣政策的調整幅度、謹慎控制金融市場流動性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房地產的經濟增長點作用，擴大內需，延緩周期波動，使房地產經濟市場的發展更為活躍，為實現我國房地產業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3.保持財政政策調控的穩定

實踐證明，積極和穩定的財政政策在治理經濟衰退、促進經濟穩定增長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鑒于當前的經濟形勢，可適當的減弱財政政策力度，同時使政策的調整向中性、穩健的方向發展，比如可以適度緊縮財政資金所支持的投資項目，主動進行結構性調整等。這就需要政府謹慎權衡擴張財政政策、緊縮財政政策和穩定財政政策之間的關系和影響，避免財政調整幅度過大而引起房地產經濟周期波動的不穩定。

4.加大對房地產產品的改善力度

目前，我國的住房供應體系仍然不合理，房地產供應市場與房地產需求市場嚴重失衡，要根據這些實際情況，適當引導市場形成一種梯級消費；政府要建立健全居民住房保障體系，充分發揮其在解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中的作用；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資建設規模；調整住房的供給結構，并促進住房建設和消費模式的合理化。比如，嚴格控制大型別墅的供給數量，適當的將大戶型、高價位、高配置的高級公寓工程建設比例降低，提倡中小戶型、中低價位的商品房數量。同時，價格因素與房地產行業內的其他因素具有關聯性影響，對房地產業的影響尤為突出，因此，必須合理規制房地產產品的價格，政府應當對各個時期的房地產的經濟情況進行分析和評估，判斷房地產市場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借助于房地產產品價格評估和指導，其住房價格更為理性，這對促進房地產業的發展、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三、結語

房地產業作為我國的第三產業，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能量來源，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當然，在宏觀經濟政策下，房地產經濟周期具有波動的特殊性，因此，要加強對房地產經濟周期和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性的探討研究，根據房地產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因素，處理好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系，適當調整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并合理規劃住房建設、消費模式，控制住房價格，只有這樣，房地產的經濟周期波動才會更趨于理性，房地產的發展環境才會更加健康，其發展前景才會更加廣闊。

參考文獻：

[1]王建斌.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對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分析[J].江蘇商論，2008，7（05）：154-156.

篇3

    目前我國經濟出現市場型過冷狀態，直接表明我國的企業部門在市場機制的約束下，已擁有“過剩”的資源和要素，可以并且必須轉用到政府部門上來了。因此，市場過冷的根本經濟涵義就在于，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應從以往過多注重個人產品的生產，轉到較大幅度地增加公共產品的供應上來，具體地看主要是應當較大幅度增加政府的預算支出。

    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起飛的階段。世界經濟發展史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起飛，首先需要作好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等方面的先期準備；而在20世紀即將結束的今天，大力發展新興產業等，又是關系到我國能否趕上世界發展潮流和實現經濟騰飛的根本問題。由于我國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十年來我國經濟發展主要以增大個人產品的產量，解決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為首要目標，這是完全正確的。但也在基礎設施等方面產生了嚴重的“欠債”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路不暢，電不明，水不足，話不通”等基礎設施的不健全，已愈益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離滿足經濟騰飛的需要仍還有很大的差距。

    這樣，我國目前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意義，就不僅是刺激和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和實現8％增長率的問題，更主要的還是通過財政政策的運作，調整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在GDP中的相對份額，從而為我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打基礎的問題。

    目前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在國債大規模增發的背景下，國債的發行收入應基本上用于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而不應用于填補財政的經常性支出虧空，這應是我國財政避免陷入債務危機的基本前提。財政的經常性支出必須以經常性收入為來源，而國債作為財政的臨時性和補充性的收入來源，顯然不宜用于經常性開支，否則必將出現國債規模逐年遞增的慣性膨脹狀態，而使財政陷入債務危機之中。相反，基礎設施等投資是財政的非經常性支出，其年度投資規模是可以依據當年經濟的宏觀景氣狀態而靈活地擴張和壓縮，不僅可以產生有力的反經濟周期的政策效應，而且當經濟景氣時還可以相應壓縮債務發行規模，減少債務負擔。此外，由于投資性支出將形成相應的國有資產，這就使得國家債務與國有資產形成對稱狀態，因而此時的國債具有“虛”國債的性質，這與被用于經常性支出而純消耗的“實”國債，是有著根本差異的。

    第二，積極的財政政策應伴之以財政管理上的嚴格“增收節支”。我國目前國債的發行收入有相當份額是用于填補經常性支出虧空的，其弊端人所共知，也一直在努力糾正，因而是有著很大的不得已性的。這就需要嚴格財政管理，通過增收節支，力求以稅收等經常性收入去滿足經常性支出的需要。此外，我國正在建立健全各項社會保險基金，各級財政是其主要的財力來源之一，但這是財政的經常性支出，因而是不能以國債和各級地方財政的準公債收入為來源的。但社會保險基金的建立又需要龐大的財力投入，這也需要嚴格加強財政管理，才能解決所需財力。

篇4

政策偏差？

2008年面對50年或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采取較大力度的宏觀經濟刺激政策是必要的。事后的情況表明，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的效應相當明顯，2009年第三季度經濟強勁回升，四季度經濟增長再次回升到10%，而且基本持續到現在。這里有兩個重要問題需要搞清楚：一是面對2008年中國經濟的調整，我們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否真的做到了對癥下藥；二是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的結合，對調結構、轉方式是促進還是抑制，其負效應有多大？

先來回答第一個問題。筆者以為，2008年底至2009年采取的兩擴張的財政貨幣政策，不僅存在過度刺激問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對癥下藥。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如何定義呢？我們可以給出一個數量標準，貨幣供應量（M1、M2）及貸款的增長率在15%至18%為適度寬松的范圍，18%至25%是寬松，25%以上為極度寬松，12%至15%才是中性或穩健的貨幣政策，12%以下才是緊縮。

按這個標準，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點結論：一是從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濟運行情況看，我國90%的年份都是采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很少采取中性以下的貨幣政策，緊縮的貨幣政策一般持續時間很短。二是2009年（嚴格地說是從2008年四季度開始）至2010年，我國的貨幣政策是寬松型的，而根本不是適度寬松型的，2009年是極度寬松，M1、M2和貸款的增長率均在27%以上，2010年則屬于寬松型，M1、M2和貸款增長率均超過18%。

是不是對癥下藥，問題要復雜一些。主要是大家怎么看待2008年中國經濟形勢。形勢判斷不同，特別是對2008年經濟明顯下滑的原因認識不同，會形成不同的調控政策建議。對2008年中國經濟調整的原因分析當時存在很大的分歧，但主流觀點認為，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明顯下滑主要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當年自然災害嚴重（年初的南方雪災、5月份的汶川地震）及2007年至2008年的宏觀調控也是重要原因。特別是對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采取的宏觀緊縮政策，許多人仍耿耿于懷。筆者的觀點與主流觀點十分不同，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明顯放慢主要原因是周期性調整和各種結構矛盾的爆發，是內在的調整，金融危機等外部沖擊是外在因素和次要因素。

做出此判斷，依據有兩條：一是從中國經濟的長期運行規律上講，特別是對經濟周期做細致的分析后不難發現，2008年是一個經濟周期的“拐點”，而且不是一般的“拐點”，是長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的交匯“拐點”，經濟下滑是內在周期因素驅動的。二是在金融危機沖擊性影響之前的3個季度中國經濟已明顯調整，金融危機的影響在調整之后，而不是在這之前，因此，把經濟增長下滑主要歸因于金融危機的沖擊是明顯不當的。調整的最大動力是房地產步入周期性調整，2008年一季度住房銷售量同比零增長，二季度下降10%，三季度下降30%，接著是房價的調整和房地產投資增長的明顯下滑。

總之，2008年中國經濟的下滑主要是周期性調整和結構失衡引起的，與金融危機的關系并不大，或者是金融危機只是加劇了這一調整，使其出現過度性的調整。因此，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抵消金融危機對經濟增長調整的過度沖擊。但當時的學界多數學者一口咬定我國經濟仍處于高增長狀態（否認內在的調整規律），是金融危機把中國經濟拉下了水，因此，采取簡單的凱恩斯式總量擴張政策讓其恢復到10%以上就是主要的政策建議。

發展模式的問題

2008年中國經濟既遇到了三重周期疊加的影響，也遇到了長期結構矛盾的集中爆發的影響，根本上講是經濟發展模式出了問題，宏觀經濟政策在適度保增長的同時，需要做根本性的調整。中國發展的關鍵問題在哪里？過去流行的看法是發展方式落后、結構調整嚴重滯后，這沒有錯，但導致落后的發展方式難以改變、結構調整嚴重滯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以為就是宏觀上的發展模式存在嚴重缺陷。宏觀領域的問題不解決，希望微觀、中微能解決問題，這是不現實的，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喊了無數年的要轉變發展方式但總也不見多少成效的根本原因。

那么宏觀上的發展模式問題又是什么？我以為就是“兩個過度依賴”問題，即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于外資擴大出口、過度依賴于房地產擴大內需，這一模式的根本缺陷是有長期高增長但卻沒有長期產業競爭力的提高，或產業競爭力提高的速度嚴重偏慢于經濟增長，同時伴隨許多經濟失衡問題：高增長低就業、高工業化低城市化、高投資低消費、高經濟低社會、企業利潤和政府稅收高增長而居民收入增長長期偏低、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等。因此，要避免中國未來發展的最大風險，就必須下決心轉變發展模式。由“兩個過度依賴”的發展模式轉為“兩個依靠”的發展模式，即依靠擴大消費和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或產業的全面升級）。

而2009年以來的宏觀經濟政策與發展模式轉換存在相當大的矛盾，甚至可以說，政策強化了過去的發展模式，使調結構、轉方式更加困難。在促進需求增長的政策上，應該是減弱對投資的依賴、增強對消費的依賴。中國在需求上的問題與美國完全相反，美國是儲蓄不足、投資不足、消費過度，中國則是儲蓄過度、投資過度、消費不足，再加上美國的問題是金融危機、金融系統接近崩潰，而中國的問題是結構性危機。但我們實際所采取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資，使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強化，并對前期出口政策的合理化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因此，從中長期看，將會進一步加劇投資與消費的不平衡，供給過度增長而最終需求明顯不足。在產業發展上，重點是刺激房地產發展（盡管鐵公基的投資規模較大、影響較大，但遠不及房地產投資的作用），而不是放在產業調整升級、提升競爭力上。在發展機制上，流行的觀點是政府萬能而市場無能，因此，政府對經濟增長的干預作用過度膨脹，而市場調節的作用被嚴重忽視或抑制。

在政府與市場的作用上，我國是市場化不到位，政府對市場仍存在較過度的干預問題，而美國相反，它是市場作用過度，華爾街權力過度膨脹，政府監管不到位，宏觀政策強化市場的缺陷而不是糾正市場的缺陷。所以，我們在政府與市場作用的選擇上，反映在宏觀經濟政策應是加強市場的作用，抑制政府對微觀經濟的過度干預。從政策導向上看，中央強調保增長與調結構并重，但實際政策執行中，是保增長絕對優先，調結構處于從屬地位。總之，2009年宏觀經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傳統的發展模式，從而使結構問題進一步積累，發展方式轉變進展緩慢。

巨大的負效應

雙重擴張的宏觀經濟政策在保增長上成績很大，但由于其與長期的發展模式（或方式）轉變存在較大沖擊，其負面影響也較為明顯，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其主要的負面影響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強化了“3個第一”的發展定式。即增長第一，投資第一，房地產第一。這3個“第一”已經成為過去10年經濟繁榮的定式，金融危機后我國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使“3個第一”的意識更加強化。

二是代價過大。2009年我國新增信貸9.6萬億元，而新增的GDP僅2.5萬億元，4個信貸換1個GDP，而在之前的8年，我國新增信貸20萬億元，同期增加GDP也是20萬億元，即1個信貸換1個GDP，因此，2009年為保增長，貨幣效率過低，所付出的代價過大。

三是潛伏著巨大的經濟風險。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一個嚴重后果是“房價”暴漲，將為未來經濟爆發“大調整”埋下巨大隱患。因過量的貨幣供給和過度信貸投放，2009年全國平均房價一年增長達50%左右。而高房價正在產生一系列失衡問題，對未來的經濟增長穩定性構成明顯的威脅，因為泡沫是不能長久的，總有一天會破滅，到時將會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高房價還對消費增長形成抑制，使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導致社會的不穩定。

四是經濟結構問題更加嚴重，推進結構調整升級更加困難。在結構性矛盾突出的情形下，維持高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保護落后，使結構調整過程過慢；特別是在增長方式和產業結構沒有變化的情況下，高增長仍然是靠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業推動，這既增加了節能減排的壓力，也使結構問題更加突出。更為嚴重的是：房地產投資的低風險高收益使人們釀成了普遍性投機暴富心理，全民炒房,優秀的企業家不愿在實業上投資，從而產業升級嚴重受阻。

這些問題如果不及早解決，很可能使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是“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的最大風險。

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

要使中國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最根本的選擇是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大調整及深化改革，改變發展模式，使宏觀經濟政策取向與發展模式轉變方向一致。

首先，要將目前仍然偏高的經濟增長速度降下來，降到適度增長的水平。結構調整的環境不能太緊更不能太松。經濟增長要保持一定的水平，否則大家沒信心，即保一個底線，不低于7%。但更關健的是經濟增長速度不能太快了（超過經濟增長的潛在水平），太快了，許多落后的產品、產業不能淘汰，仍能存活，結構調整只能是事倍功半。我認為，近期應把速度穩住，穩在7%~9%的水平，重點是提高結構調整的速度，即增長的速度是穩，結構調整的速度是加快，這才是我們目前所需要的經濟政策取向。其次，要創造一種讓人們愿意抓結構調整、把大量的資金和人力投資于結構調整的宏觀環境，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讓結構調整有錢賺。

篇5

關鍵詞：中小企業；股票市場；銀行貸款；民間信貸

2008年經濟危機過后，為了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國開始轉變宏觀經濟政策：財政政策由“穩健”轉為“積極”。貨幣政策：從緊縮向適度寬松轉變。國家采取適度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就是為了能夠推動國民經濟平穩健康的發展。當前，我國處于經濟發展轉型的重要階段，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保證國民經濟完成平穩過渡是當前工作的重點。中小企業有望成為新的國民經濟的增長點。中小企業又稱中小型企業或中小企，它是與所處行業的大企業相比在人員規模、資產規模與經營規模上都比較小的經濟單位。但與中小企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占據的重要角色所不相稱的是，在融資方面存在的困難。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小企業的發展。

在新的宏觀經濟政策下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現轉的是否得到了改善呢？中小企業外部融資體系大概由三部份組成，股票市場，銀行貸款和民間借貸。本文將從三個方面對當前宏觀經濟政策下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現狀是否得到了改善進行分析研究。

一、股票市場

近年來我國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上市融資。目前，我國中小板上市公司有797家，創業板上市公司511家，上市已成為中小企業融資的重要渠道。見圖一：

由上圖可知，上市融資的中小企業越來越多，這說明上市將成為我國中小企業融資趨勢。但上市融資也有著致命的缺陷，企業想要上市必須滿足一定的條件，中小板為：（1）經國務院證券管理部門批準股票已向社會公開發行。（2）公司股本總額不少于人民幣5000萬元。創業板為：（1）最近兩個會計年度凈利潤均為正，且累計不低于人民幣1000萬元；（2）最近一個會計年度凈利潤為正，且營收不低于人民幣3000萬元，營收同比增速不低于

30%。而我國的中小企業大部分都不能達到這些條件。

二、銀行金融機構

與股票市場相比，銀行貸款的的限制較少，門檻較低，因此受到中小企業的青睞。但由于中小企業抵押擔保物少，信用等級低達不到銀行要求，相同的一筆錢貸給中小企業需要比貸給大企業承擔更大的風險，銀行實行惜貸政策，導致中小企業很難獲得銀行貸款。國家在不斷地出臺對中小企業貸款的優惠政策，健全包括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和中小金融機構在內的中小企業間接融資體系；完善三級信用擔保、互助擔保、商業擔保在內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一組數據更能直觀的說明中小企業的貸款環境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中國工商銀行中小企業期末貸款余額由2012年的18400.76億元上升到了2015年的18832.08億元。中國建設銀行中小企業年末貸款余額由2012年年末的7454.53億元上升到了12778.79億元。銀行貸款是中小企業融資的最主要的方式，近年來，國家不斷加大對中小企業貸款的扶持力度，中小企業的貸款環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三、民間信貸

與股票市場上市融資和銀行貸款相比，民間借貸有著天然的優勢。手續簡單，節省時間，達成協議很快就可以拿到資金；擔保要求低，基本不需要擔保；借款金額還款時間都比較自由。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管，其中又有一些新的弊端：（1）民間借貸具有盲目性、不規范性、不穩定性，容易引起債務糾紛；（2）民間借貸一旦發生欠債不還，很容易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3）民間借貸的利息高昂，償還困難，一旦難以償還貸款可能會導致刑事犯罪。我國民間借貸的現狀是否得到了改善？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從規模上來說，截至至2014民間借貸的規模達到了五萬億。其次，從國家監管上來說，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規范民間借貸，對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結論：當前，銀行貸款還是中小企業融資的主要渠道，銀行貸款環境的改善將使中小企業獲得更多收益。國家在不斷的規范民間信貸，隨著民間信貸的規范化，它對中小企業的推動作用將不亞于股票市場和銀行貸款。綜上所述，在當前的宏觀經濟政策下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改善，但在拓寬中小企業融資環境的道路上，我國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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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房地產價格;宏觀經濟;實證研究;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F293.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29-0086-03

一、引言

2008年,隨著雷曼兄弟破產、“兩房”被政府接管等一系列事件的發生,美國次貸危機進一步深化成金融風暴波及全球,宏觀經濟出現劇烈波動。在此國際背景下,國內經濟亦不容樂觀,現在金融危機也已經開始逐漸滲透到實體經濟領域,直接導致了外貿出口下滑,外貿順差減少,與國內房地產周期演變重疊,從而影響工業和投資下降的結果,造成經濟迅速下行趨勢,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幅回落至9%。為了穩定經濟,我國政府決定采取擴大內需為主和穩定外需相結合的方式,采取更強有力的措施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擴大消費需求,以拉動經濟增長。長期以來,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在國內消費不振、外貿出口急劇下降的形勢下,政府出臺了旨在擴大內需的四萬億刺激計劃,其中32%與房地產行業直接相關,包括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等措施。

從2008年10月下旬開始,政府連續出臺救市政策,這不僅為購房者提供了更多的利好,最為重要的是從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購房者的市場預期,這對于促進樓市的回暖具有積極作用。2008年11月份,土地成交量出現回暖跡象,比2007年同期分別增加了8.3%和159%,比上月成交土地面積也增加了37.8%。同時,伴隨著商品房住宅量的成交量、成交面積的增加,經濟適用房、限價性住房等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數增加了46.2%,成交面積增加了49.3%。目前,市場上房地產開發土地供給依然充足,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在穩步回升;房地產供給將出現結構性差異,商業地產出現過剩,保障性住房供給力度不斷加大;房地產價格持續調整;房地產市場體系將逐步完善。

由此可見,宏觀經濟的波動對房地產價格有著重要影響,而房地產投資作為固定資產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房地產價格的變化勢必對宏觀經濟的運行產生重要影響。雖然從理論上,對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波動關系進行分析的文獻很多,但從實證角度具體檢驗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波動關系的文獻還不是很成熟。本文將從國內外兩個方面對研究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波動的文獻進行綜述,以期進一步探討影響房地產和宏觀經濟波動的實際因素,同時對相關文獻所采用的模型進行歸納、整理,期望能對進一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視角。

二、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關系的實證研究

房地產價格是指房地產市場上供需雙方所形成的價格。從各國房地產價格的波動情況來看,房地產價格一般具有階段性、城市差異性與協同性、泡沫性三個特點。就階段性而言,房地產價格的階段性或周期性與宏觀經濟波動是密切相關的,有時宏觀經濟波動表現為房地產價格波動,同時又會引起宏觀經濟波動。根據經濟周期理論,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基本變量存在互動關系,主要表現為宏觀經濟的一個或多個經濟變量會引起房地產價格的變動,同時房地產行業的變化也會引起宏觀經濟的波動,在變化過程中兩者形成相互加強的互動機制。從各國相關文獻資料來看,影響房地產價格的宏觀經濟基本變量主要包括收入、消費、利率、就業率、通貨膨脹率、建筑成本、房地產供給等基本變量。

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的關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宏觀經濟變化對房地產價格波動的影響,宏觀經濟變化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對房地產供給和需求的影響來實現的;二是房地產價格波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在這方面,已有的研究表明,學者們主要是從房地產價格是否影響總消費和總投資兩個角度進行分析的。

(一)國外的相關研究

房地產業在國外許多國家已是成熟的產業,有關房地產業的地位作用已有了明確的認識。從國外的文獻來看,大部分的經濟學者對于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關系的實證研究,主要側重于從均衡理論的角度出發,在傳統的回歸分析模型的基礎上,更多地運用獨立線性系統、數量經濟模型、技術經濟評估模型等來進行數據分析。

首先,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面會影響投資需求,進而通過利率影響房地產的供給,而經濟增長會影響居民收入進而影響對房地產的需求,根據均衡理論,市場競爭機制最終會通過房地產價格出清市場。Clapp和Giaccotto(1994)利用簡單回歸分析,認為宏觀經濟的變化對于房地產價格有著很好的預測能力,不符合有效市場的假說。而Quigley(1999)采用供求平衡確定價格的模型,對美國1986―1994年41個都市區域的年度數據進行研究,認為對住宅價格的解釋能力在12%～30%之間,各變量的顯著水平超過了99%,說明美國經濟基本面可以解釋美國房地產價格的變化。同時,Iacoviello(2002)通過建立SVAR模型研究來6個歐洲國家(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英國)過去25年的影響房地產價格波動的宏觀經濟因素,研究發現在利率上調之后,各國的房地產價格會出現不同程度的下跌。Miki Seko(2003)通過利用SVAR模型分析出日本各地區的住宅價格和經濟基本面有著比較強的相關性,可以預測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同時,房地產價格的變化是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因素。Chirinko,DeHaant和Sterken(2004)運用SVAR模型對13個國家進行研究,研究了13個發達國家的情況,發現對一國而言,房屋比股票對消費、產出等實際經濟有更大的作用,房價上漲1%之后,消費上漲0.75%,房價上漲1.5%之后,GDP上漲0.4%。

其次,對房地產的需求而言,受經濟增長影響的居民收入是主要影響因素,而根據不同經濟理論對收入度量是此類文獻關注的主要內容,如永久收入假說。Geoffrey Meen(2002)通過對英國、美國住宅價格的時間序列分析發現,無論是暫時性收入還是持久性收入,對房價的彈性都很大,尤其是在美國對于供給彈性欠佳的市場上,長期收入的彈性更高。而GcofKenny(1999)利用協整技術,利用VECM模型,來對愛爾蘭住宅市場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建模,他的研究表明,持久收入增加會引起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并對住宅的需求有一定比例的增加。同時,Abrahma和Hendershott(1996)利用了一個考慮滯后過程在內的住宅價格變化模型,該模型提示了住宅價格上漲與住宅建設成本、就業率和收入直接相關,住宅價格上漲幅度和利率上升成負相關。

最后,對房地產的供給方面而言,宏觀經濟的變動通過對利率的影響進一步影響實際的房地產投資。在這一方面,Giulindori(2005)通過建立一系列VAR模型,研究發現利率上調之后,9個歐洲國家(比利時、芬蘭、法國、愛爾蘭、意大利、荷蘭、西班牙、瑞典和英國)的房地產價格會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時,Case和Robert(2003)驗證了房地產價格與投資回報存在正的自相關。房地產價格和回報的高度自相關會產生正反饋交易行為, 并推動房地產價格向預期的方向發展,在上升過程中可能會形成價格泡沫。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國外文獻主要基于均衡理論、收入假說等經濟理論構建模型,如SVAR模型。采用的數據主要采用橫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從而具體的計量模型主要集中在傳統的OLS回歸、SVAR模型、協整分析等。

(二)國內的相關研究

我國房地產市場相對國外來說,雖然起步比較晚,但伴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房地產行業也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房價問題不僅關系到城市的發展和金融的安全,更關系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房價問題的重要性和房地產價格的敏感性吸引了國內大量學者和公眾的廣泛關注。從國內的文獻來看,國內學者對于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關系,大都從理論上來進行分析,進行實證研究的文章比較少,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鑒于宏觀經濟基本面對房地產價格的重要影響,采用合適的數據、模型對二者關系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是大家關注的重點。沈悅,劉洪玉(2004)利用1995―2002年我國14城市的中房住宅價格指數與宏觀經濟基本面相關變量的平行數據,運用混合樣本回歸以及添加城市、年度啞變量等分析方法,對住宅價格與經濟基本面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經濟基本面對住宅價格水平的解釋模型存在著顯著的城市影響特征。姜彩樓、徐康寧、李永浮(2007)運用2003年3月至2006年8月的月度數據,通過協整方法、Granger檢驗研究了上海市房地產價格變動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宏觀經濟發展水平和房地產投資力度是影響上海市房地產價格變動的重要因素。而人均可支配收入、空置面積等反映市場供需關系的指標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較小。張益豐(2008)利用協整檢驗與Granger因果檢驗等方法對我國房地產銷售價格和經濟發展、居民人均收入以及上地拍賣價格等變量加以實證分析,指出單純依靠降低土地價格來遏制房價上漲政策是不可行的;提出加大農村投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減少地域之間的經濟差距等一系列能夠平抑房屋價格快速上漲的政策建議。

其次,在我國,由于房地產開發的資金來源主要是銀行貸款,從而銀行利率的變動對房地產投資有重大影響,因而會影響到房地產供給及其價格變化。例如,梁云芳、高鐵梅、賀書平(2006)利用協整分析和HP濾波,計算了房地產均衡價格水平,以及房地產價格偏離均衡價格的波動狀態,得出結論:我國房地產市場價格的偏離只是受部分地區的影響。通過利率來調控房地產市場,成效不大,但信貸規模的變化對房地產投資有較大的影響。而崔光燦(2009)運用面板數據模型對我國1995―2006 年31個省市的數據進行分析后發現,房地產價格明顯受利率和通貨膨脹率的影響,而且房地產供給、收入等基礎性宏觀經濟變量在中長期也決定房地產價格。房地產價格明顯影響到宏觀經濟穩定,房地產價格上升會增加社會總投資和總消費,房地產投資通過“財富效應”對消費的影響始終明顯,對社會總投資的影響也非常顯著。

最后,隨著我國房價的連續上漲,住房支出成為居民支出的主要組成部分,居民的生活壓力上升,居民消費支出受到重大影響,進而影響到擴大內需的實現,是影響房地產需求的主要因素。姚玲珍、劉旦(2006)在生命周期假說的基礎上,構造了一個城鎮居民資產與城鎮居民人均消費關系的模型,并利用1978―2006年的數據,分階段實證研究了中國城鎮居民住宅資產對城鎮居民人均消費的影響。宋勃(2007)在考慮通貨膨脹的條件下,利用我國1998―2006年的房地產價格和居民消費的季度數據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使用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對我國的房地產價格和居民消費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得出結論,短期而言,兩者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長期來說,房屋價格上漲是居民消費增加的Granger原因。

由于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在房地產市場上的重要作用,使得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研究成為影響房地產價格的重要因素,例如,房地產信貸政策將會直接影響房地產貸款利率,而宏觀財政政策則會影響居民收入,進而影響對房地產的需求。周京奎(2005)利用中國4個直轄市房地產價格數據和宏觀經濟數據,運用單整與協整檢驗方法及誤差修正模型,對住宅價格與貨幣政策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住宅價格上漲與寬松的貨幣政策有緊密的聯系。

可以看到,國內文獻于國內文獻相比,除橫截面數據、時間序列數據之外,還采用了面板數據,從而可以使用更多的信息,相關的計量方法主要包括:協整方法、Granger檢驗、誤差修正模型(ECM)、面板數據模型,同時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分析也是國內文獻重點關注的問題。

三、總結

國外在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波動關系的研究上要早于國內,并且重視在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構建結構計量模型進行定量分析,這為國內的相關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鑒。近年來,隨著國內房地產市場的迅速發展,對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關系的研究逐漸增多,并且大量采用了相關計量模型進行定量分析。但是,對于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仍顯不足:

(一)宏觀經濟政策在我國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作用,特別是房地產市場的發展也一直是我國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但是,現在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理論分析方面,缺乏全面的實證分析。如果能夠對宏觀經濟政策對穩定經濟、促進房地產行業發展的政策效應進行定量分析,那么我們就可以對相應的政策效應和實施效果進行預測、評估。

篇7

建筑安裝工程推動型的經濟增長

如果說這一輪的經濟增長是投資推動型的經濟增長，恐怕大多數人都會表示同意。但是，關于這一輪投資波動的推動力量是什么則有不同的意見。一種觀點認為，是由新一輪的工業化尤其是重工業化引起的投資波動，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是由城市化引起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來推動的。在統計上，目前還很難嚴格區分到底哪些投資是由工業化引起的，哪些投資是由城市化引起的。不過，仍然可以從固定資產投資的構成成分判斷出，這一輪投資波動的主要推動力量是建筑安裝工程投資(包括房地產開發投資、各類基礎設施投資以及設備安裝工程等，但不包括設備購置)，而不是設備和器具投資。

第一，2003年和2004年是這一輪經濟增長過程中投資最快的時期。也正是由于這兩年投資的快速增長才引發了一次又一次緊縮投資的宏觀經濟政策。從投資的構成來看，2003年建筑安裝工程投資增長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增長的貢獻為56％，2004年的貢獻更是上升到64％。而2003年設備器具投資增長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增長的貢獻只有23％，2004年的貢獻也只上升到25％。可見，推動這一輪投資增長的主體建筑安裝工程，而不是設備和器具投資。

第二，從固定資產投資的分類價格指數也可以看出同樣的結果。2003年建筑安裝工程投資價格指數上漲4．2％，而同期設備器具購置投資價格指數卻下跌了3％。2004年建筑安裝工程投資價格指數繼續上漲8．2％，而同期設備器具購置投資價格指數又進一步下跌了0．6％。因此，如果說在這一輪經濟增長中存在投資熱的話，也是建筑安裝工程的投資熱，而不是設備器具的投資熱。

由于建筑安裝工程需要大量使用鋼鐵、鋁、水泥等建筑材料，而這些材料的生產又需要大量的原料、燃料和動力，因而由建筑安裝工程推動的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波動軌跡和傳導渠道。通過這些軌跡和渠道可以很容易地描述出這一輪經濟增長的演變路徑。

首先是建筑安裝工程擴張引發的投資高速增長(進一步分析引起建筑安裝工程擴張的原因，對于在控制投資過熱中采取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一問題超出了本文的范圍，故在此暫時不予討論)，然后引起鋼鐵、鋁、水泥等建筑構料及相關產品的價格快速上漲，接下來又引起鋼鐵、鋁、水泥等建筑材料及相關行業的投資(包括建筑安裝工程和設備投資)快速增長，并進一步帶動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接下來就是這些行業的投人品如礦石、煤炭、電力等原材料、燃料和動力的價格上漲，這又將導致原材料、燃料和動力行業的投資增長，并進一步帶動投資增長。在競爭性市場經濟體制下，如果沒有政府干預和其它外生沖擊，原材料、燃料和動力價格上漲，又會逐步導致其它使用這些產品作為投入品的行業的產品價格上漲，從而也會導致生活資料價格上漲，并進一步導致全面的物價上漲。

但是，由于適時地采取了有針對性的緊縮性宏觀調控政策，我們觀測到了原材料、燃料和動力價格指數的不斷上漲，卻沒有觀測到生活資料價格的相應程度的價格上漲。也就是說，由建筑安裝工程投資推動的這一輪經濟增長傳導到了原材料、燃料和動力價格上漲的階段，但是還沒有傳導到全面的物價上漲就受到了有效的宏觀調控。從控制通貨膨脹的角度可以看出這一次的宏觀調控是十分得力的。但是，原材料、燃料和動力價格上漲沒有傳導到全面物價上漲也為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的經濟運行埋下了隱患。這正是可能破壞目前“理想”狀態的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價格機制還將主導宏觀經濟運行

在經濟學分析中，一般很少將價格機制用于宏觀經濟分析的。但實際上，正是這些受價格機制引導的微觀主體的行為構成了整個宏觀經濟的表現。

在這一輪經濟增長中，原材料、燃料和動力價格指數增長一直快于生活資料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和消費品價格指數。事實上，在2004年10月原材料、燃料和動力價格指數經歷了高達14％的增長時，生活資料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僅僅增長了1．7％，而若扣除糧食、食品和居住類產品的消費品價格則幾乎沒有增長。2005年1～6月份，原材料、燃料和動力價格指數累計同比增長率為9．9％，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累計同比僅增加2．3％，生活資料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的增長也微乎其微。需要注意的是，到2005年6月，這種不平衡的格局已經持續了32個月。

這一問題的存在，說明當前高增長低通脹的“理想”經濟狀況并沒有處于一個真正理想的均衡增長路徑上。而由于經濟沒有處于均衡增長路徑上，即使沒有任何外部沖擊和政府干預，當前的經濟運行狀況也會隨時間而發生變化，所謂的“理想”經濟態勢在理論上只是一個不能持續的瞬時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分析原材料、燃料和動力價格的過快上漲所引起的后果對于判斷宏觀經濟的變動趨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理論上說，這種價格變化的不平衡至少會產生兩個后果：其一，原材料、燃料和動力行業的利潤率上升。這是由于這些行業的產品價格上升得比投入和成本快的緣故。利潤率上身會吸引更多的企業進入這個行業，同時也包括一些生產效率較低、安全措施較差的企業進入。這一方面會導致該行業整體效率降低，另一方面會引發大量的安全事故。前一段時間以來，頻繁發生的礦難事件就是一個證明。因此，不能忽視這種價格差異對社會穩定造成的影響。目前的宏觀經濟波動對安全生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然，這一結果對判斷宏觀經濟的變動趨勢益處并不大。其二，其它工業行業的盈利能力下降。在生產效率既定的情況下，投入價格上升得比產出價格更快自然會導致利潤率的降低。這一結論已經在統計上得到驗證。2005年1～5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15．6％，增幅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0個百分點；虧損企業虧損額同比增長46．2％，增幅比上年同期上升42．9個百分點。

利潤下降會帶來三個效應：一是結構調整效應。生產效率較低的，能耗較高的企業將退出市場。這是我們所樂于看到的。二是產出下降效應。目前的產出下降效應雖然還不是很明顯，但在統計上也已經有所反映。三是投資下降效應。這是利潤率降低自然導致的結果。這三個效應大致構成了判斷宏觀經濟變動趨勢的基礎。

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方向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導致經濟偏離均衡狀態的原因，是受宏觀調控的影響，原材料、燃料和動力價格的上漲沒有順利傳導至最終消費晶的價格上漲上。因而，在沒有外力作用下，未來宏觀經濟會在上述三個效應的作用下自發地進行調整。在結構調整效應的作用下，整個經濟的生產效率會得到提高；在產出下降效應的作用下，總供給會減速增長；在投資下降效應的作用下，總需求會減速增長。這三個效應的綜合效果是經濟進一步減速增長，原材料、燃料和動力價格上漲速度回落，但對消費晶的相對價格仍然高于初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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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中雖然充滿了模型和數學，但還談不上是一門精密的科學。即使經濟學如此不精確，宏觀經濟政策在應對經濟形勢的變化時，依舊可以發揮很大作用。例如，當面對總需求不足時，使用財政貨幣政策進行刺激通常會取得效果；當面對石油漲價等供給沖擊時，使用減稅等供給面措施也能奏效。一個由總需求曲線和總供給曲線組成的簡單宏觀經濟模型，對整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而言，依舊能帶來重要啟示。

美聯儲和歐洲央行在零利率附近層出不窮的數量寬松手段，體現的并不是新的經濟理論，而只是反映了貨幣政策本身能克服流動性陷阱，彰顯了貨幣政策能在需求管理政策中大有作為。即使格林斯潘對金融市場失靈和貨幣政策的失誤進行檢討時，也仍沒有超越已有的經濟學理論，只是重申了上世紀70年代提出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提醒了對不完全的金融市場進行審慎監管的必要，以及貨幣政策要考慮金融市場波動的必要。

目前的世界對宏觀經濟理論提出了新的挑戰。中國經濟正面臨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雙降局面，這時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需求刺激是一個標準的政策處方。可是現在突然發現，財政刺激可能會進一步惡化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貨幣刺激可能會進一步提高企業的杠桿率，兩者都只會進一步惡化中國經濟，而不是改善中國經濟。該怎么辦？

微觀上，推動企業去杠桿化當然是一個重要的措施，但由于企業去杠桿化的時滯效應大，所以短期內的效果不明顯。那么宏觀上減稅會有效嗎？當總需求下降時，用減稅的辦法，確實可以穩定產出增長，但是會加速價格下降，甚至造成通貨緊縮，而通貨緊縮同樣是宏觀政策的敵人。于是宏觀政策捉襟見肘，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一方面是宏觀政策的時滯效應無法消除，也就是說政策不能立竿見影；另一方面宏觀政策的微觀基礎薄弱，容易使同一宏觀政策產生的效力相互抵消，反而降低宏觀政策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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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可以用“動態復雜性”和“結構復雜性”兩個概念描述經濟系統的復雜性。動態復雜性是指隨著時間延續，經濟系統的行為也隨之發生變化，經濟系統的變動趨勢越難以預測，運行越來越不規則，那么整個經濟系統的復雜性也就越高；而結構復雜性是指某一時間點，經濟系統的構成狀態，結構復雜性假設經濟系統由若干小部分組成，這些小部分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依存。數量越多，說明經濟系統的結構復雜性越高。然而，無論是基于動態復雜性角度分析，還是基于結構復雜性角度分析，我國的經濟系統都朝著日益復雜化的方向發展。

二、我國經濟系統復雜性的特點

（一）我國經濟系統的構成變化速度加快

目前，我國經濟系統的構成變化速度日益加快，結構復雜性日益增加，變動規律難以預測。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優勝劣汰，每年都會有數以萬計的經濟單位在重組、破產、兼并過程中消失，但每年也會有數以萬計的經濟單位注冊成立。與此同時，經濟單位的所有制形式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日益深入也變得較為復雜。無論是在經濟總量中所占的比例還是數量，我國國有企業都呈現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而個體企業、民營企業、合資企業、外資企業卻得到了較快發展。此外，從表1可以看出，我國第三產業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日益提高，從1990年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7.3%提高到2013年的46.8%，主要原因在于第三產業是溝通物質產品最終消費者和生產者的中介產業。第三產業所占比重越高，說明各產業之間的經濟聯系越密切，各個產業之間的結構也越復雜。

（二）經濟系統構成部分的異質性明顯提高

我國經濟系統中存在較多的異質性表現，如消費者需求日益多樣化、企業規模分布不均勻、行業規模分布不均勻、地區經濟差異較大、居民收入不均勻等。從地區經濟發展情況看，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的差異日益增大，由表2可以看出，東部地區的江蘇省2011年生產總值為49110.27億元人民幣，2012年生產總值為54058.22億元人民幣，2013年生產總值為59161.75億元人民幣；而西部地區的貴州省2011年生產總值為5701.84億元人民幣，2012年生產總值為6852.20億元人民幣，2013年生產總值為8006.79億元人民幣，僅占同期江蘇省生產總值的12%左右。基于企業規模來看，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規模差距日益加大，尤其是在電力、石油等壟斷性行業，少數占支配地位的大型企業幾乎完全壟斷了整個行業的市場銷售活動和生產活動，使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內部效率差異與經濟行為差異日益增大。

三、經濟系統復雜性對宏觀經濟管理的影響

（一）促進政府制定細致的、針對性強的宏觀經濟政策

經濟系統的各個構成部分之間差異越大，就需要越多信息協調經濟運行，這會增加整個經濟系統的結構復雜性。而經濟系統的結構越復雜，越會使經濟系統構成部分呈現出高度多元化或高度異質性特點。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若要開展有效的宏觀經濟管理，就必須在采集大量數據的基礎上，制定細致的、針對性強的宏觀經濟政策，而不能再采用過去統一的、簡單的經濟政策。

（二）對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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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湖南省季度經濟模型（HQEM） 區域經濟 經濟預測

一、前言

金融危機過后，中國發展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依舊復雜嚴峻，全球經濟復蘇艱難曲折，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過去一年，中國通過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全力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保持了經濟穩定增長。但同時也需要清醒認識到面臨的問題。一是受宏觀經濟形勢下行、市場需求疲軟等影響，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工業增加值等經濟指標嚴重下滑；二是經濟轉型進程緩慢，傳統產業發展面臨較大困難；三是經濟運行風險加大，部分企業經營困難，房地產、地方債務、金融等方面累積的風險有待化解。在這種形勢下，有必要根據不同區域經濟特征，有針對性地制定并改善宏觀經濟政策，藉此保證各省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本文開發了一個較為完善的、反映湖南省區域經濟特征的季度經濟計量模型（簡稱HQEM），以便在新形勢下提高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并填補在區域季度經濟模型方面的研究空白。

目前，我國已成功地開發出一些能實際應用的宏觀經濟模型，如清華大學的“中國宏觀經濟年度模型CEMT_Ⅰ”，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的“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模型CMAFM”等。近年來，隨著我國季度數據的可以獲得，非結構式的宏觀模型開始得到發展。何新華等（2005）首次嘗試建立了一個中國宏觀經濟季度模型。這是一個以需求為導向、用于揭示經濟運行長期規律與短期波動特征的小型模型。但它也存在一些不足：模型偏重數據生成過程以及長期均衡關系，這種方法不適用于經濟結構正在劇烈變化的中國經濟，且模型的非結構式特點也使其不能有效進行政策分析（Diebold， 1998）。高鐵梅等（2007）則構建了由7個模塊、32個方程組成的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用于政策模擬分析。而通過建立模型專門研究區域經濟運行的文獻很少，僅有孫丹、馮文斌（2005）建立了一個河北省的經濟多部門動態模型。

全文內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介紹研究目的以及模擬結構計量模型的發展；第二部分說明HQEM的基本結構以及重要數據的處理；第三部分利用HQEM進行預測和政策模擬；第四部分為主要結論。

二、模型簡介

1.模型的基本結構

鑒于供給面數據的缺乏及低頻，唯有采用需求型分析框架才能較好地利用最新區域經濟數據展開分析。因此，本模型立足于湖南省季度經濟數據，從需求面構建出HQEM。HQEM從需求面將GDP分為四個主要部分：居民最終消費，政府最終消費，資本形成（包括固定資本形成和存貨增加），以及凈流出，由每一個部分所涉及到的行為方程可將整個模型分為五個大模塊，即居民行為模塊、政府行為模塊、投資行為模塊、貿易行為模塊和價格模塊。全國變量如貨幣供應量M2，人口數據如地區總人口和地區城鎮人口也設為外生變量，表示國際市場環境的OECD的GDP，美國消費價格指數，以及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均為外生變量。

2.地區模型季度數據的處理

數據主要來自CEIC，部分來自于統計局。數據處理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類別：第一類別支出法GDP各項采用插值法從年度值得到季度值，城鎮居民最終消費用城鎮人均消費支出季度數據引導插值，農村居民最終消費用農村人均現金消費支出季度數據引導插值，政府最終消費用地方財政支出月度稻藎ㄏ茸化成季度數據再引導）引導插值，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利用固定資產投資額數據引導插值，人口數據直接用人口插值方式得到，存貨的季度數據通過存貨/固定資本形成額的年度比例推算；第二類別為直接可以利用或者簡單加總和平均處理可得到的季度數據，例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人均現金收入，地方財政收入，地方財政支出，進口，出口，平均工資等；第三類別全國數據和國際市場數據；第四類別具有地區間聯結作用的重要指標的處理，地區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地區凈流出。

三、湖南省2016年經濟預測與政策模擬

課題組預測和分析了2016年湖南省經濟運行情況以及相應的政策效應。2015年湖南省GDP實現了8.6%的穩定增長。在主要OECD國家經濟溫和復蘇，人民幣持續貶值的背景下，模型預測，2016年湖南省GDP增長率將維持在7.7%水平。而受經濟下行影響，投資增速將呈下滑態勢，全年增速為14%。居民消費則保持穩定，全年增速為11.9%。

四、結論

本文構建了一個模擬湖南省季度經濟的結構計量模型HQEM。模型從需求面設立基本框架，以季度數據為基礎，分居民、政府、投資、地區貿易、價格五個模塊，通過行為方程模擬了湖南省宏觀經濟的運行規律。經過檢驗，模型穩定性較好，對湖南省經濟具有代表性。在對外生變量進行合理假設下，模型對湖南省2016年經濟走勢進行了預測。作為政策模擬，模型對人民幣匯率未來走勢進行了對比預測，結果顯示匯率變動對湖南省經濟增長不顯著。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