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和經濟政策的區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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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歷史推理法；宏觀經濟學；凱恩斯流動性偏好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30-0073-02

在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中，常常有學生被“凱恩斯流動性偏好”、“凱恩斯區域”以及“古典區域”等概念弄得糊里糊涂，不能正確地理解這些基本的概念以及由這些概念引申出的政策含義。筆者認為，要想真正地理解和掌握這些概念并深刻理解經濟政策的適用性，必須認真學習宏觀經濟學產生的歷史背景，應用歷史推理法，把對概念和政策的理解融入到對歷史背景及其背后經濟邏輯的理解和掌握之中。

所謂歷史推理法，指的是在熟悉掌握歷史背景的基礎上，依照經濟學的邏輯推理方法，對宏觀經濟學的相關概念及其背后隱藏的經濟政策進行分析，從而達到掌握概念和理解政策的一種邏輯分析方法。這種分析方法區別于一般邏輯分析法在于它分析問題的起點是問題本身具備的歷史背景，而不是一般邏輯分析所具備的邏輯假設條件。

以理解和掌握“凱恩斯流動性偏好”為例，歷史推理法要求從這個概念所處的歷史背景出發，而這個背景恰恰也是整個宏觀經濟學產生的背景，即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具備如下特征：第一，從供給方面來看，企業的生產能力大量閑置，這意味著整個社會的供給能力沒有問題，能夠迅速地滿足社會需求的增加。凱恩斯假定社會供給能夠以不變的價格持續滿足需求，盡管這種假設有些苛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供給不是造成經濟危機的原因，并且供給的確能夠在一定時間內滿足需求的增加。第二，從需求方面來看，由于整個社會經濟前景暗淡，社會需求嚴重不足，即使政府出臺相關的刺激消費和投資的政策，依然不能擺脫有效需求嚴重不足的問題。第三，完全依靠市場解決經濟危機的不可行。眾所周知，這場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本身就是信奉完全自由競爭觀點的惡果，實際上是市場本身固有缺陷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結果。因此，依靠市場不能解決當時的經濟危機，政府必須充分發揮自身的作用，承擔起宏觀經濟調整的職責。

在了解了相關的歷史背景之后，我們再把這種歷史背景和經濟邏輯結合在一起，來理解“凱恩斯流動性偏好”概念。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為了刺激消費和投資，市場的利率已經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理性人預計到利率在不久的將來會上升，而對應的債券價格就要下跌，因此，人們紛紛拋售手中的債券，換成現金儲存在手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每個經濟主體，無論是消費者還是生產者，都是現金為王的堅定信奉者，都無一例外地把收到的現金儲存起來，不進行任何消費或者投資。由于貨幣的基本特征是流動性，而人們對于貨幣現金的無限偏好，可以表述為流動性偏好。那么，流動性偏好對當時的政策制定會產生什么影響呢？在流動性偏好成為一種社會共識的情況下，這種共識必將深刻地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如果政府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試圖通過增加貨幣供給量進一步降低利率，增加社會的流動性，從而改善經濟狀況，這種政策意愿很可能會落空。原因在于，當政府增發的貨幣以各種不同的形式流轉到經濟主體手中的時候，受流動性偏好的影響，經濟主體會不約而同地把收到的貨幣儲存起來，從而使這些貨幣退出流通領域。經濟主體對貨幣的偏好以及儲藏行為與政府發行貨幣促進交易，盤活經濟的政策意圖背道而馳，因此，凱恩斯認為貨幣政策在當時是無效的，而財政政策則是非常有效。之所以說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財政政策是有效的，原因在于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夠擺脫流動性偏好陷阱。政府通過增加政府購買，增加轉移支付，發行公債以及減稅，能夠直接帶來社會總需求的增加，而這種總需求的增加又可以通過社會總供給的增加而得到滿足，并且這種供給和需求的平衡是以社會物價基本不變為基礎的。因此，在流動性偏好存在的情況下，宏觀經濟學認為貨幣政策對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無能為力，而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擺脫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唯一途徑和方法。如果以上的經濟邏輯成立，那么，政府必然在宏觀經濟運行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承擔無可替代的職責。因此，政府如何有效地實施宏觀調控，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就成為一門科學，而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就是歷史的必然。至于“凱恩斯區域”和“古典區域”，無非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極端情況而已。在“凱恩斯區域”，LM 曲線呈水平狀，在這種情況下，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只能帶來利率的上升，而不能帶來社會總產量的增加。相反，如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則可以實現在利率水平不變的情況下達到增加社會總產量的目的。因此，在“凱恩斯區域”，貨幣政策完全無效，而財政政策完全有效。與之相反，“古典區域”對應的LM曲線是垂直線，這是實施積極的貨幣政策，不僅能夠降低利率水平，而且能夠促進社會總產量的增加。如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只能造成利率的上升，物價的上漲，而對經濟增長毫無幫助。因此，在“古典區域”，貨幣政策完全有效，而財政政策完全無效。

筆者認為，宏觀經濟學產生的歷史背景是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對這場危機認識的越深刻，對歷史背景掌握的越充分，越能夠正確地理解宏觀經濟學中凱恩斯提出的各種概念和政策主張，越能夠高屋建瓴地理解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和方法。

篇2

【關鍵詞】國有資本經營預算 財政職責 預算統一

財政政策

自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提出以來，就存在著編制主體之爭，目前主要的觀點有兩個：“財政說”和“國資說”。

“財政說”認為，財政部門應是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編制主體，國資部門要會同財政部門編制國資經營預算，國資經營預算只能是部門預算。其主要依據是：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規定要求財政部門編制執行國有資本預算；為維護政府預算統一、完整，國家財政部門應為國有資本預算編制主體；國家預算只有在財政部門的統一編制下才能使公共預算、社會保障預算和國有資本預算余缺相繼，相互融通；國有資本預算是財政政策的衍生手段，國有資本預算管理必須超越地方利益、部門利益。

“國資說”認為，國資委作為國有資產出資者代表，應當主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其理論依據是：由國資委編制國有資本預算是實現國資委管管人、管資產和管事相結合的保證；政府公共權力和法人財產權在國家利益和股東利益上相互抵觸，政府公共預算與國有資本預算必需分離；國資委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有利于出資人的市場主體地位和企業的經營預算管理的對接。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由國資部門為主編制，但編制的預算不是政府預算，而是出資人的財務預算或國有企業經營狀況的特別預算，國資部門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需要法律的特別授權。

這種爭論的背后，除了有財政與國資管理部門職責要求的需要，也客觀存在著對各項國有資本收益及其相關支出權的爭奪。經過協調，結論是：財政部編制總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國資委試編央屬企業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但這僅是暫時性的安排，并不意味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編制主體爭論的結束。筆者認為，無論是從法律的責任上，還從是維護預算的統一上來看，財政部門都應承擔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責任，原因如下。

一、是財政部門的內在職責要求

1、理論基礎

按照廈門大學鄧子基教授關于社會主義國家財政本質“一體五重”和財政管理“一體兩翼”的論述，社會主義財政具有公共財政和國有資產(本)財政的“雙重(元)結構模式”特點，財政不僅具有社會管理職能，還具有經濟管理職，因此財政不僅要參與稅收的分配，還要參與國有資產收益的分配。

社會主義財政職能定位也為財政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提供了理論依據。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主要發揮著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經濟穩定的職能。從財政資源配置職能來看，財政不僅要調節資源在地區之間的配置，還要調節資源在產業部門之間、政府部門與非政府之間的配置。從財政收入分配職能來看，財政不僅具有調節個人收入的職能，還有調節企業利潤的職能；從財政經濟穩定職能來看，財政需要通過國家預算做到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平衡，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

2、法律依據

1994年頒布的《預算法》第十六條規定，“國務院財政部門具體編制中央預算……；地方各級政府財政部門具體編制本級預算……”。1995年頒布并實施的《預算法實施條例》第二十條規定“各級政府預算按照復式預算編制，分為政府公共預算、國有資產經營預算、社會保障預算和其他預算”，第十九條第二款明確預算收入包括“依照規定應當上繳的國有資產收益”，即指各部門和各單位占有、使用和依法處分境內外國有資產產生的收益，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上繳部分。這為財政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提供了法律依據。

3、實踐要求

1995年，財政部發文明確要收繳國有資本經營收益；2001年，財政部了《企業國有資本與財務管理暫行辦法》，確定了財政的企業國有資本與財務管理職責。多年來，國有資本（產）經營收益也一直作為重要的財政收入列入政府收入科目，并對收益的監繳入庫做了大量研究和探索。為了貫徹落實《預算法》和中央有關建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要求，財政部在2006年6月份起草《國務院關于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意見》，其準備工作現已經完成，正在研究制定上報國務院。該《意見》對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收支范圍的劃定，不僅包括國資委監管的部分央企以及地方各級國企等非金融企業，還包括各類金融企業，以及國家各部委下屬的國有企業，涵蓋的范圍比較全面。該《意見》的出臺，將明確財政部門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合法性。

二、是維護預算統一的體制保證

國家預算作為政府的年度收支計劃，有其自身的規律與原則，預算的統一與完整是其重要原則。預算的統一與完整要求不僅僅是指編制主體的唯一性，更重要的在編制主體的基礎上，要求政府根據國家的社會事業、經濟發展目標，統籌安排各項收支計劃，實現社會經濟的持續和諧發展，而保證預算編制主體的唯一是實現政府預算統一與完整的重要體制保證。雖然國家規定“政府預算按照復式預算編制，分為政府公共預算、國有資產經營預算、社會保障預算和其他預算。”但它們之間并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相互融通。如果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分裂出去單獨編制，是否也意味著社會保障預算和其他預算也可以分裂出去單獨編制？這樣政府預算將四分五裂，一方面是預算的統一完整政策原則受到破壞；另一方面，如果各項預算實行不同部門單獨編制，由于各項收入、支出的不確定性且缺乏調劑手段，不僅各項預算無法平衡，整個政府預算的收支平衡將不能得到保證。

同時，當前國資部門監管的僅是非金融類的部分國有資產，尚有大量的金融類國有資產與非金融類國有資產的監管職能保留在財政部門。從這一角度來看，由財政部門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也是維護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統一與完整的有效途徑與辦法。

三、是貫徹國家財經政策的客觀要求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財政政策的國家宏觀經濟調控職能不斷加強，實施怎樣的財政政策對保證和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促進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和創新型國家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國家財政政策主要運用國家預算、稅收、國債和財政投資四大手段從收入分配、貨幣供應和價格影響來調控宏觀經濟。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作為政府預算的有機組成部分，應是貫徹執行國家財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也只有在財政部門的主導編制的前提下，與財政公共預算相互配合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用。

對地方政府，特別是省以下政府，由于不能實行赤字財政、不能制定稅收政策、不能發行國債，其對地方經濟發展的影響和調控力度明顯不足。因此，如何統籌使用預算與財政投資手段顯得尤為重要。如果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分離出財政，則地方財政對經濟調控作用將更加弱化，對國家財政政策的執行也大打折扣。

四、財政部門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要正確處理幾種關系

1、正確處理公共財政預算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關系

公共財政預算是政府履行社會管理職能的基本的財政收支計劃；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是國家以所有者身份對國有資本實行存量調整和增量分配而發生的各項收支預算。它們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1）公共財政預算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均是政府預算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落實國家各項經濟政策，促進社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都具有同樣的責任。（2）公共財政預算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無論在權能依據、實施目標、收支形式和收支范圍上均存在著不同，其管理手段和編制方法存在著明顯的區別。因此在保證政府預算的完整和統一的前提下，既要實現公共財政預算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之間的相互融通與協調，又要保證公共財政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相對獨立性。

2、正確處理財政部門與國資部門的關系

財政部門作為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編制主體，并不是排斥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在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中的作用。相反，作為國有資產的監管部門，財政部門應充分發揮國資部門在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中的重要作用，二者相互協調與配合。因此，我傾向于財政部門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國資部門編制部門預算或出資人預算的觀點。即財政部門根據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和國家財政政策的需要，制定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編制原則、程序、方法、收支范圍等，國資部門在國資本經營預算總的框架內編制部門預算或出資人預算，報財政部門匯總審核。

3、正確處理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與企業財務預算的關系

企業財務預算是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基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必須在各個單一企業制定的年度財務收支計劃的基礎上，遵循一定的編制原則與方法進行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是企業財務預算總的反映，但不是企業財務預算的簡單匯總，除了遵循相關原則與方法外，還需要通盤考慮整體的國家經濟政策與產業發展規劃。因此，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要建立在準確、翔實的企業財務預算基礎上，綜合考慮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和財政政策的實施來編制。

【參考文獻】

[1] 鄧子基：略論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地方財政研究，2006（1）。

[2] 彭清壽、賴永添、吳子云：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編制主體之辯．21世紀經濟報道，200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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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宏觀調控經驗

中國經濟報告：2008年金融危機后，我們看到，政府的政策工具越來越少，單靠加息降息這類傳統宏觀政策難以調控經濟運行，一些國家甚至進入負利率時代。你怎么看目前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史蒂芬?羅奇：中央銀行對經濟的管理和調控正在失效。從零利率到量化寬松再到負利率，可以說是從一個無效的政策到另一個無效的政策。零利率和量化寬松對于疲軟的市場來說是強效的解藥，但在修復資產負債表漏洞和刺激總需求實質性回升上，最終被證明是無效的。同樣，轉向負利率政策并不會在全球長期緩慢復蘇進程中帶來明顯的經濟驅動力，相反只會增加金融風險，使下一場危機成為可能。

以上政策最大的問題在于忽略了后危機時期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本質原因。對于受危機影響的經濟體而言，重點應放在需求端，只有企業修復完負債，才有可能結束資產負債表衰退。在貨幣刺激很大程度上已經無效的情況下，資產負債表的修復要先于總需求的復蘇。

中國經濟報告：為什么說負利率使下一場危機成為可能？

史蒂芬?羅奇：負利率政策最早于2014年在歐洲推出，最近日本也采用了，是近幾年主要經濟體中央銀行的一個重要變化。過去，貨幣政策的重點是通過降低借貸成本和利用財富效應來增加總需求。而現在的負利率政策，是通過對銀行存放在央行的準備金征收“罰金”，從信貸供給端來刺激經濟。也就是說，鼓勵銀行發放新的貸款，而不考慮實際貸款需求。實行負利率的央行認為，傳統貨幣政策與量化寬松、負利率等非傳統貨幣政策在效果上并沒有什么區別。這種認知是有問題的。

在傳統貨幣政策中，傳導機制主要是通過貸款利率對實體部門產生影響。這些部門的需求會根據基準利率的變化而變化，特別是在對信貸價格敏感的實體部門，利率調整的影響迅速被傳導至整個經濟，這種影響還常常受到資產價格上漲的提振。而在非傳統貨幣政策中，傳導機制主要通過資產市場的財富效應來發揮作用。

若干風險值得警惕，比如決策者可能對泡沫化的金融市場會產生依賴，不太愿意使用財政刺激政策，從而落人流動性陷阱。由于缺乏財政刺激政策，央行只能繼續向泡沫化的金融市場注入更多流動性，增加了金融不穩定的風險。此外，央行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下，資金大量流入金融市場，股市和債市出現大量泡沫，實體經濟出現嚴重扭曲。當泡沫破裂，失衡的經濟體進入資產負債表衰退，而盯住通脹的央行已經“彈盡糧絕”。

中國經濟報告：關聯儲從去年開始進入加息周期，每一次加息時點都會引發全球范圍的猜測和市場波動，你如何看？

史蒂芬?羅奇：經驗表明，漸進式正常化所帶來的過度流動性，極容易導致金融市場風險暴露。在正常化過程將更長的預期下，這些風險更讓人擔憂。美聯儲漸進式加息的過程越久，它所面臨的困境就越艱難，系統性風險也更大。只有非常獨立的央行才能讓實體經濟擺脫對金融市場的依賴。然而，陷入政治化經濟增長爭論的美聯儲無法承擔這一功能。只有縮短正常化時間，美聯儲才有可能降低系統性風險。美聯儲越早對市場動手，市場對經濟的影響就越小。誠然，陡峭的正常化路徑也存在一定問題，但遠比又一場災難性危機要好得多。

中國經濟報告：關聯儲在對短期利率進行調整的同時，也在通過前瞻性指引來穩定中長期利率，以確保貨幣政策的一致性、前瞻性、持續性。如何更好地發揮預期引導的作用？

史蒂芬?羅奇：從整體來看，政策不一致的風險越來越凸顯。戰略與戰術、長期與短期之間的權衡取舍，在大多數經濟體中均存在，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這就需要改變宏觀經濟政策框架，比如對政策目標優先序進行更明確透明的排列，避免不同政策議程的目標之間發生沖突。再者，央行應獨立制定金融與貨幣政策。

中國經濟報告：流動性泛濫已成為全球性難題，各國應更多依賴財政政策，而非競爭性寬松貨幣政策。你對如何更好發揮財政政策作用有何建議？

史蒂芬?羅奇：財政刺激政策必須要有退出機制。在我看來，后危機時期政府在貨幣和財政政策方面比較糟糕的退出政策也可能對全球經濟造成沖擊。不管是央行還是財政部門，必須要解決特殊刺激政策的退出問題。

中國經濟報告：你認為危機后各國宏觀調控政策最主要的問題是什么？

史蒂芬?羅奇：自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美國和其他國家應警惕，若一味操控經濟、不推行結構改革，經濟就難以走上健康復蘇之路，可能會導致更多資產泡沫、金融危機及日本式長期停滯。比如日本，二戰后日本之所以能夠成就經濟神話，主要是因為日元匯率被壓低。但抑制匯率是不可持續的，在1985年《廣場協議》中，歐美對日本的做法提出質疑。隨后日本銀行不得不實施激進的貨幣寬松政策，催生了大規模的資產及信貸泡沫。最終泡沫爆破，日本經濟迅速步入衰落，時至今日日本仍然飽受經濟失衡困擾。

雖然有日本的慘痛失敗做為前車之鑒，但世界其他地區仍然堅持以貨幣政策糾正結構性問題。2008年后，美國、歐洲、日本迅速推出量化寬松政策。然而，這種政策除了對個別經濟體復蘇產生影響，還導致證券市場價格急升、貨幣匯率下降，帶來更廣泛的系統性風險。隨著各國央行接二連三地大舉向市場注資，令全球出現資產泡沫的風險加劇，各國貨幣也有可能競爭性貶值。另一方面，各國政策制定者卻錯誤地滿足于現狀，缺乏解決結構性問題的動力。

量寬政策下，各國不斷注入流動性，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從利息轉為資產及外匯市場。非傳統貨幣政策的支持者表示，這種情況不足為懼，因為央行以傳統方法無法做到的事情，如今可以通過資產市場泡沫形成的財富效應或壓低匯率達成。但實際情況是，在遭受過經濟危機沖擊的經濟體中，財富效應和匯率效應都無法推進經濟企穩復蘇，反而產生了新的失衡問題，成為不穩定因素，有可能令全球經濟持續受一系列危機所困。

中國宏觀調控實踐

中國經濟報告：你怎么判斷當前中國的經濟形勢？

史蒂芬?羅奇：對中國經濟的前景沒必要保持悲觀，但對中國證券市場和外匯市場的大幅波動不能掉以輕心，特別是考慮到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承諾。中國在不斷推進結構性調整。一些因素如股市泡沫破滅、貨幣政策陷入兩難、資本大量外流，不會對中國經濟產生決定性影響。中國正在進入市場主導的消費社會，金融基礎設施配套將不斷完善。因此隨著中國向新增長模式轉型，經濟再平衡的推進和金融改革的滯后二者之間的不匹配最終將得以解決。短期來看，金融改革滯后也不意味著迫在眉睫的危機。中國擁有巨額外匯儲備，這為抵御傳統的貨幣和流動性危機提供了重要緩沖。當然，如果中國外匯儲備按2015年減少5000億美元的速度持續下降，那么這種緩沖將在6年后消失。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是1998年的20多倍，我想，這種悲觀情形不會產生。

中國經濟報告：對于長期增長來說，結構性政策非常重要，隨著宏觀經濟政策空間縮窄，結構性政策已成為當務之急嗎？有沒有比較好的衡量結構性改革成敗的指標？著眼于中長期的結構性政策與短周期的調控政策如何平衡？

史蒂芬?羅奇：中國不應該在結構性政策和宏觀經濟穩定政策之間進行權衡取舍。中國有足夠的工具、資金和政策空間同時進行調結構和穩增長。

衡量結構性改革成效的最佳方法是需求端占GDP的比重（具體比如私人消費、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占GDP的比重）以及供給端的生產效率。如果中國成功完成其結構性改革議程，那么私人消費和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將持續上升，與此同時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將保持強勁增長。中國應避免結構性改革的倒退，即使是在面臨短周期經濟下行壓力的情況下，也應該堅持結構性改革。

中國經濟報告：中國正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人說中國將獲得成功并成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推進結構改革的模板。對中國怎樣更好地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你有何建議？

史蒂芬?羅奇：供給側經濟政策的概念在宏觀政策討論中頗具爭議。在20世紀80年代，供給側經濟政策被里根和撒切爾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包括減稅、放松管制、削減資本和勞動力過剩產能等政策，從而振興了美國和英國經濟。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美英經濟好轉，受益于生產率的大幅提高，這種結果無疑將是當今中國決策者非常希望看到的。中國提出了一系列供給側改革措施，如削減過剩產能、減少國企冗員、住房去庫存以及去杠桿。最終，生產率將是判斷供給側改革措施成功與否的標準。隨著中國從資本密集型的制造業向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轉型，生產率增長必然會放緩。中國的關鍵任務是緩沖生產率放緩的下行空間，讓經濟平穩著陸。

此外，供給側改革措施不應被視為振興原有制造模式從而阻礙向新模式轉變的一種不正當策略。雖然中國從成為全球第一大制造國中獲得了巨大利益并希望保持這一地位，但若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國仍有必要推動以服務業拉動經濟增長的再平衡。但與此同時，在迅速采取供給側改革措施的過程中，中國還要防止經濟出現大幅下滑，否則將影響到轉向新增長模式的進程。正如中國決策者所強調的，要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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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人民銀行10日宣布，從12月20日起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達到18.5%（世界范圍的罕見高位水平）。這是年內第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前五次分別是1月28日升至16%，2月25日升至16.5%，5月10日調整為17%，11月16日增至17.5%，11月29日升至18%。而第四、五、六3次調整時間不到1個月，是過去較為罕見的現象。顯然，這是在通貨膨脹壓力日趨嚴重情況下的一種被迫反應。

不久前國家價格主管部門負責人對當前通脹壓力的解釋，值得關注。這位負責人認為，以往物價上漲主要是由于局部短缺造成的，而今年物價上漲的原因和品種與以往有所區別，食品價格上漲并非短缺所致，而是在于流動性過剩。官方給出的四大原因第一是貨幣發行過量，尤其是美國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之后，國際市場大部分商品價格明顯上漲。第二是臨時性因素，如災害天氣導致蔬菜價格上漲。第三是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導致勞動力、資本、土地資源快速向城市流動，迫使農產品的成本有所提高。第四是熱錢炒作特定商品，上半年綠豆、大蒜、棉花等都出現了價格上漲。

近期，中國政府宏觀經濟管理部門把國內經濟出現負面后果的責任，部分歸咎于美國經濟政策的負面擴散效應，反映出中國宏觀經濟對美國經濟的依賴程度超出人們的想象。美國第二階段量化寬松(QE2)被中國政府視為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為了應對美國經濟政策有可能對中國經濟產生的惡果，中國貨幣當局被迫反復實施沖銷政策，存款準備金率還有可能繼續提高，但加息空間則相當有限。

美國實施第二階段量化寬松政策是希望進一步刺激仍舊疲弱的美國經濟，這樣勢必形成美元的貶值，客觀上迫使人民幣升值。倘若中國堅持人民幣不主動升值，或在壓力下做出微幅上調的應對，就會面臨貨幣供給嚴重過剩的棘手難題，從而面臨通膨的更大壓力。

11月20日國務院出臺16項措施穩定消費價格總水平，強調加大農產品供應，打擊囤積、哄抬價格等行為，鮮菜運輸車免交高速公路過路費、檢查費等，重申“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同時要求在年末和明年年初（元旦、春節期間），都將嚴控出臺政府提價項目，包括水、電、油、氣四大類以及公共服務收費。

雖然中國經濟增速每年達到9%以上，但老百姓的“幸福感指數”卻并不高，城鄉居民確認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和實際福利水平也遠低于官方統計數字。就業機會、教育性價比、醫療服務、養老保障、食品安全等重大社會問題并未得到顯著改善。

11月14日總理在澳門表示“調控房價確實很難”，隨后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也表示“國家房地產調控十八般武藝都試了”，“調控難度之大前所未有”。自9月29日掀起第二輪樓市“猛藥”調控以來，從中央到地方，限購令、限貸令、限價令、限外令等政策相繼出臺，劑量愈來愈大，“藥效”卻愈來愈小。但政府調控決心未變，平均房價水平不出現明顯下降，政府誓不罷手。

事實上，中國的房地產問題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價格問題，土地所有權誤區、壟斷供給與分時投放、權力配置與尋租現象、行業準入“玻璃天花板”等實質性問題，扭曲了房地產行業的市場化供求性質，如果不能從根本層面上解決利益沖突的矛盾和“逆市場化”運行機制，房地產問題將會演化為中國經濟無法克服的長期隱患。

筆者以為，2011年中國經濟增速將仍然保持在8.5%以上的高位，但通脹水平將接近5%，就業壓力也在持續加大。當前應當采取從緊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嚴格控制政府支出和公共工程的規模，著重經濟增長質量與當前實效。

此外還要積極改變出口結構和導向，調整出口市場重心，通過承接服務外包業務和發展家庭服務業增大就業空間。應停止出臺對房地產價格的直接干預政策，下決心根治土地供給與出讓環節中的腐敗、壟斷和“逆市場化”弊端。

篇5

關鍵詞:宏觀調控;投資;消費;比較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4392(2009)增-0018-03

一、兩次宏觀調控政策的比較

(一)相同之處

1. 從外部環境看,都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1997年以后,由于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特別是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爆發危機國家的貨幣大幅度貶值,為維護國內經濟穩定以及保證香港經濟繁榮,中央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政策,在客觀上形成外部通貨膨脹與內部通貨緊縮的反差。這種反差不僅表現在出口商品和勞務價格的相對上漲,而且表現在國內商品和勞務價格的相對下跌,形成通貨緊縮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伴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進,新舊體制轉軌造成人們對于未來前景的不確定。中國經濟增長率(以GDP增長率衡量)從1993年的l3.5%回落到1997年8.8%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約1個百分點,這時被認為還處于比較適宜的區間,但慣性下滑并未停止。1998年上半年經濟增長率僅為7%,與全年8%的增長目標形成明顯差距。同時,物價水平持續負增長,l-7月累計居民消費價格比上年同期下降0.4%,商品零售價格下降2.2%。

當前,受全球金融危機和人民幣升值雙重影響,外部需求持續下降。數據顯示,自2008年11月出口增速開始出現負增長,同比下降2.2%,此后出口下降幅度不斷擴大,12月同比下降2.8%,2009年1月同比下降17.5%,2月份同比下降25.7%。

2. 從內部環境看,都是我國經濟周期性調整的結果。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經濟運行的主要問題是通貨膨脹,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四個“熱”:房地產熱,開發區熱,集資熱,股票熱;二是四個“緊張”:交通運輸緊張,能源緊張,原材料緊張,資金緊張;三是一個“亂”:經濟秩序混亂,特別是金融秩序。為了確保經濟的健康發展,1993年6月24日,中央決定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于支持原有經濟增長方式的因素已基本消失,新的經濟增長方式即出口的支持因素尚在形成之中,因而導致經濟自發增長的能力減弱,內在收縮力度加大,通貨緊縮跡象明顯。同時,1998年國企改革進入攻堅階段,企業連續多年虧損,出現了大量“下崗分流”人員,失業壓力增大,金融機構不良貸款大幅增長,金融體系也非常脆弱。

從經濟運行的周期性規律看,我國此輪從2003年以來的經濟增長在2007年第二季度已達到峰值,從第三季度開始步入周期下降階段。2008年四個季度經濟增長率分別為10.6%、10.1%、9.0%、6.8%,2009年一季度經濟增長率下滑至6.1%。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率也分別在當年第三季度和第二季度達到波峰后,進入周期性回調狀態。

3. 從政策措施看,采取了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為貫徹擴大內需的政策,1997年以來的七年間,我國累計發行長期建設國債9100億元。在充分發揮財政政策作用的同時,也注重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國債項目的銀行配套貸款達1.32億元,為國債投資的2倍;另外,從1998年開始中國人民銀行還制定了一系列發展消費信貸的政策,這在一定程度上拉動了消費需求。除了信貸支持外,連續三次下調人民幣存貸款利率。同時,通過國家財政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提高了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充分發揮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協調與配合的作用。

在美國次貸危機演化為金融危機并迅速向歐洲甚至全球蔓延,可能給全球實體經濟帶來較大負面沖擊的情況下,我國政府及時采取了應對措施,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就財政政策來看,確定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落實這些措施的投資額到2010年底約需4萬億元人民幣。并多次調整部分行業出口退稅率,2008年以來累計調高了半數以上出口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并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這有助于鼓勵企業技術改造,減輕企業負擔約1200億元。就貨幣政策來看,中國人民銀行四次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連續五次下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取消了實行將近一年的商業銀行信貸額度控制。同時,4萬億元的刺激計劃帶動了銀行迅速的信貸投放。2009年上半年信貸投放7.36萬億元,超過2008年全年4萬億的投放總額。

4. 從風險防范看,都強調注重防范金融風險。1998年中央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強調在設施擴大內需政策的同時,要高度重視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1997年至1999年,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內商業銀行在支持經濟增長的同時,金融風險或金融隱患還沒有消除。1998、1999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率還在上升。直到2001年,在實施擴大內需政策的3年后,金融風險才開始下降。

2008年11月10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的省區市人民政府和國務院部門主要負責同志會議上強調,在加大金融支持經濟增長力度的同時,各類金融企業要切實加強基礎管理、內部控制和風險防范。

(二)不同點

1. 從政策出臺的背景來看,目前外部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增長帶來的沖擊更大。從外部環境來看,本輪遭遇的是結構性危機,而不是周期性危機;是一次全球性危機,而不是局部性危機;本輪危機是最近十年全球經濟模式的一種反思,美國只消費,中國只儲蓄和投資,這樣一種搭配的經濟模式,造成全球經濟越來越失衡,越來越嚴重,最后只能以一種危機的方式來調節,而且危機覆蓋面廣,沖擊大,G3經濟體整體衰退。而1997年是一個局部危機,主要是亞洲及巴西、俄羅斯等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的金融危機,并未形成全球性的危機,美國和歐元區經濟還處于景氣上升周期。

從經濟結構來看,與98年我國的經濟結構依賴于消費和投資相比,現在更趨于依賴投資和出口。當時出口占GDP比重僅為20%多,但目前,出口占到我國GDP比重的40%,對外依存度高達70%,所以這次全球性的危機對中國的沖擊遠遠大于上一次。

2. 調控的經濟體制基礎和發展階段不同。亞洲金融危機時,我國處于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型、但尚未“基本轉型”的過程中。1998年我國人均GDP只有821美元,經濟總體實力還處于相對較弱的階段,GDP總值僅達到84402億元。在這種情況下,金融危機的發生對經濟體制改革產生了“倒逼”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為有效應對危機及國內經濟下滑和需求不足的狀況,我國政府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基礎設施建設,啟動住房、教育、醫療、養老、就業等制度改革,促進了公眾的被動式消費需求,形成了巨大的新型消費增長點。

本輪宏觀調控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之后的第一次宏觀調控,經濟基礎較為雄厚,我國人均GDP2008年達到3000美元以上,目前我國的外匯儲備達2萬億美元,居世界首位,抵御風險能力更強。雖然,通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釋放消費需求的體制基礎已經不存在。然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仍不完善,同時在經濟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轉型與變化時,面臨著經濟結構調整和消費結構升級以及更大的資源與環境壓力,這同樣可以釋放出公眾消費需求。

3. 從政策實施的力度來看,本輪刺激政策力度更大。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我國實行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一種擴張和中性政策的搭配。1998年,當時政府發行4000-5000億元的國債,帶動了大概兩萬多億元的投資規模。而此次實行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雙擴張”,將在2010年底之前安排4萬億元的投資,2008年第四季度中央就安排投資1000億元,追加政策性銀行2008年度貸款規模1000億元,鼓勵商業銀行發放中央投資項目配套貸款, 2009年1-6月,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增加7.3萬億元以上,超過了上年全年的信貸總量。這一投資力度是很大的,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將十分明顯。

4. 從調控方向看,本輪調控更注重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優化。十大擴大內需措施中,一個重要內容是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中央決定,實施增值稅轉型,鼓勵企業技術改造,各地也紛紛出臺了鼓勵措施;各金融機構正在加大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取消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加大對重點工程、“三農”、中小企業和技術改造、兼并重組的信貸支持。和諧社會的建設更是需要推動保障性住房建設以及醫療、教育、社保體制的改革與投資。所有這些與市場壓力下的企業自主調整結合起來,成為推動中國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真正動力,

5. 從調控重點看,把注重改善民生作為擴大內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為經濟實現內需驅動型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1997、1998年主要投資方向是基建,公路和機場,這次主體雖然也是基礎設施建設,但改善民生被放在突出的位置,為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奠定基礎: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對廉租房建設的支持力度,加快棚戶區改造工程等;加大農村沼氣、飲水安全工程和農村公路建設力度,進一步完善農村電網等;加快建設城鎮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和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等。

6. 從金融風險防范來看,商業銀行更加注意自主防范風險。1998年,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剛剛向商業化、市場化方向改革,在支持國家和地方擴大內需上一些項目上往往沒有太多的自主性,風險防范意識不強。統計數據顯示,僅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等四家國有銀行,從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就先后采取各自不同的方式,將共計11861億元的不良資產進行了二次剝離。

現在占銀行業資產大部分的商業銀行已經上市(上市銀行已達14家),銀行經營管理要受到股東和投資者利益的約束,即銀行的每一筆貸款都要考慮防范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要考慮安全性和流動性。特別是在落實中央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政策上,商業銀行作為企業和項目的貸款人及其監督方,為了保障自身資產的質量和安全,必須加強信貸資金使用和運用的監督管理,以保障資金合規使用。

二、98年宏觀調控政策的經驗與啟示

(一)保增長必須立足于轉變增長方式,擴大有效需求

保增長的實質是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即從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方式轉向內需拉動型經濟增長方式,不能從出口導向型轉向投資拉動型。要根本的啟動內需、擴大最終消費,核心措施是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尤其是提高中、低檔收入的居民生活水平。只有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了,才能提高居民的消費欲望和消費能力,從根本上刺激消費需求的增長。

(二) 要充分發揮財政政策自動穩定器和相機抉擇的功能

自動穩定器和相機抉擇政策是財政政策的兩個部分,也是政府應對衰退的兩道防線。就財政政策中的自動穩定器部分而言,由于收入一側的所得稅和開支一側的失業保險補償占GDP的比重較小,以及對地方政府舉債的限制造成在1998年開始的宏觀調控中,財政政策在經濟下滑時所發揮的“托”總需求方面的作用有限。在相機抉擇政策方面,由于政府干預經濟的工具匱乏,真正能使用的工具是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和基礎設施開支,無法有效、及時和低成本的促進經濟復蘇。同時,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要求注重對時機的把握,強調政策實施的實效性及政策的適度性。

自1998年以來,財政政策的自動穩定器部分的安排并沒有重大改變,相機抉擇的政策工具亦沒有增加。因此,要深化財政體制改革,創造新的財政政策工具,減少經濟波動的可能性,并快速有效、低成本地應對經濟下滑。

(三)要避免積極財政政策執行過程中存在的擠出效應

積極的財政政策,伴隨大量的公共投資,帶來就業的穩定,有助于消費回升,從而有效帶動相關行業的投資回升。但公共投資的擴大意味著財政赤字的擴大,而且大量的基礎設施投入往往伴隨著壟斷權力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對民間投資形成排斥,并不斷從比例不斷降低的國民收入中抽取壟斷利潤,導致消費需求日益萎縮。從98年積極財政政策實施來看,對調動民間投資的作用有限,沒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幾年來,主要靠發行國債、擴大公共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政策實施后期,在一定程度上擠出民間借貸能力和民間投資及消費。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有效約束財政資金的使用,并積極啟動民間投資,最大限度減少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

(四)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

一個國家的內需是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著直接和深刻的聯系,有效啟動內需要實施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但是由于貨幣政策目標更多的是追求幣值穩定,如果靠貨幣政策來啟動內需,等于對社會收“貨幣稅”,對公眾的財富和自我保障形成沖擊,從而使公眾產生負面預期,不敢投資和消費。與此同時,頻繁使用貨幣政策,往往會出現通脹與通縮交替出現的不良循環。相比之下,財政政策則負有更多啟動經濟的功能,因此貨幣政策要在有利于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條件下,適時適度調整。

(五)必須積極激發實體經濟內在活力,引導其自主投資

實踐證明,經濟增長不僅需要宏觀經濟政策的外在推力,更需要微觀活力的激發。因此,要改善微觀措施,大力扶持中小企業,加強企業技術改造,增強企業的投資信心和投資能力,快速形成新的增長點。

三、當前擴大內需應把握的幾個問題及政策建議

(一)應提高公共投資質量,減小公共投資的擠出效應

一是要努力創造有利于民間投資的環境,將其納入國民經濟中長期發展規劃和年度計劃,一些行業的準入標準要放低一些,通信、交通等基礎設施領域要適度地放開。二是對于重點民營企業及其重點項目,除資金支持外,還應在項目運行的有關制度、投資管理等方面給予指導。三是要拓寬融資思路。在投資方式上,要推動信托基金、產業基金發展,擴大民間投資渠道,把民間資本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如在企業發展的初期實行稅收優惠;實行貸款援助,成立民營企業融資擔保公司;建立風險基金;政府為民營企業提供公平的融資環境等。另外,應當大力發展中小型的金融機構,為民營企業提供服務。可以通過推動小型直接、間接融資渠道的發展來加以促進。

(二)找準突破口,提高消費能力,擴大投資乘數效應

一是應從源頭上解決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兩大問題。促進消費是提高投資乘數的關鍵。目前我國消費不足的最大癥結是巨大的農民群體消費水平低下。而提高農民消費水平,首先就必須想辦法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這就要求重點解決農業技術水平的提升、農產品結構的優化以及農業產業鏈的延伸,引導農村經濟快速發展。其次,要破解農民消費的“硬件瓶頸”―基礎設施落后,就必須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大農村交通、電力、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多方面創造條件,使農村更多地區通水、通路、通電話、通廣播,釋放農民消費潛力。最后,要破解農民消費的“軟件瓶頸”―公共服務體制不完善,就要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探索新型養老模式,建立農村最低救濟制度,消除農民消費的后顧之憂。此外,還應加強農村綜合服務體系建設,解決農民買難、用難、維修難的問題,促進農民消費積極性的提高。

二是政府要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可以通過大力推動廉租房、保障性住房和經濟適用房建設、采取稅費優惠進一步鼓勵和支持住房消費、引導開發商積極促銷等措施促進房地產消費的穩定增長。

(三)改革貨幣政策調控機制,提高貨幣政策調控效率

依靠資金成本的變化來調節、改革信貸結構,加快利率的市場化步伐,可以考慮在擴大現有的商業銀行信貸浮動利率定價自的基礎上,有選擇性地放開一些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并使用貼息貸款等方式來加大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加快企業債券和股票市場等金融市場的發展步伐。改變目前的貨幣對沖辦法,不過多地依靠準備金調整而主要依靠央行票據的辦法對沖外匯儲備的增長。有步驟地構造利率和匯率的聯動機制,實現貨幣市場和匯率市場之間的傳遞。

篇6

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是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一項中長期的戰略任務，又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和內在要求之一，是切實改善人民生活環境和質量，體現“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執政綱領和政治理念的重要任務。一方面，現代社會是經濟社會，市場機制是資源配置的基礎性力量，另一方面，環境問題本質上是發展方式、經濟結構和消費模式問題，制約資源節約、影響環境友好的制度環境和個人行為中的絕大部分也是存在和產生于經濟系統中，因而可以說，構建環境友好的國民經濟體系，是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最核心任務。而環境經濟政策作為環境政策與經濟政策結合點、全面協調發展與保護關系切入點、規范和樹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各主體資源節約、環境友好行為的有力準則和長效機制，其建立和完善又是構建環境友好的國民經濟體系的最主要任務。據此，本文以我國環境經濟政策為研究對象，對其研究、制定和實施的進展以及存在問題進行了梳理，結合新時期、新階段構建環境友好的國民經濟體系賦予的新要求、新任務，對環境經濟政策體系下一階段研究和制定的重要內容提出了建議。

環境經濟政策研究制定的進展和存在問題

環境系統對人類經濟社會系統提供的服務的公共品特性和長期性是自然資源過快損耗和環境污染的基本原因，歷史上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都未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環境經濟政策的設計使用正是針對上述基本原因，以內化環境成本為原則，力圖通過政府規制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通過經濟激勵使市場主體的行為向有利于環境改善的方向轉變，并建立保護和可持續利用資源環境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具體來講，環境經濟政策是指根據環境經濟學原理，利用價格、稅收、信貸、投資、微觀刺激和宏觀經濟調節等經濟杠桿，調節或影響有關利益相關者的行為，而實現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政策組合。

“十一五”時期，基于構建兩型社會的要求，環境經濟綜合決策機制受到了有關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國家和地方兩個層面均出臺了大量的環境經濟政策，主要集中在環境財政政策、環境稅費政策、環境資源定價政策、綠色金融政策、綠色貿易政策、排污權交易政策、生態補償政策、行業類環境經濟政策等方面。經過政策實踐，環境經濟政策有力地促進了重點行業的節能減排，保障了“十一五”環保規劃目標的實現，利用市場手段促進污染減排、防范環境風險、維護群眾利益的新機制初步形成，政策成效初步顯現。但是，應該看到，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制定和應用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具體體現在：

第一，環境經濟政策研究制定過程中若干關鍵性的理論問題仍有待明確。

一是對環境經濟政策體系本身的定位和建設的目標與任務仍未明確。首先，應主要通過環境經濟政策來解決的環境問題不明確。環境問題是多維度、多角度的問題，我國需要解決的重大環境問題非常多，包括常規污染物減排、重金屬、持久有機污染物、化學品污染防治和環境風險防范等方面的問題，哪些應該主要或輔以通過環境經濟政策這種“內在約束、低成本”的政策手段來解決，尚不明確。其次，環境經濟政策在環境政策體系中的定位和作用不明確。環境經濟政策與環境行政、法制和技術政策共同組成環境政策體系，雖然從世界各國環境政策發展的潮流來看，均是向規制工具和經濟手段并存的方向發展，但是，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手段仍舊只是作為直接管制的補充而形成所謂“混合”模式，并不能代替直接管理類手段。因而，環境經濟政策究竟應該在哪些領域發展到何種程度，其目標不明確。應該說，不同的環境問題有不同的產生原因和發生發展機制，不同的環境政策有不同的前置條件、運行機制和適用范圍，因而，環境經濟政策應該有針對性地解決哪些污染主體、在什么樣的情況下產生的何種污染行為和環境問題，與環境行政、法制和技術政策如何分工協同，是一個奠定環境經濟政策定位、指明環境經濟政策建設目標和任務的重大研究課題。

二是對環境經濟政策的政策作用客體缺乏深入分析。企業是一個國家的經濟主體，也是制造污染的主要源頭，是環境經濟政策作用的最主要的政策客體，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圖1），政府與企業在環境管理上的態度經歷了一個從不信任、管制到信任、支持和消極、抵觸到積極、主動的過程，這種變化直接影響著環境管理政策工具的選擇。而由于我國區域發展水平差異明顯，又因存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規模的企業，所以導致企業對政府的環境管制同時存在著“抵觸、跟進、積極和主動”的不同態度，而現有的環境經濟政策的制定，多將企業視為有“抵觸”的敵人，未能有效分化從而更好地實現政策目標，影響了資源配置的有效性。

三是對環境經濟政策的作用機理、協同機制缺乏深入研究。以綠色金融政策為例，其通過綠色信貸、綠色創投、綠色證券和公眾（投資者）監督等

四條途徑對企業的環境守法、淘汰落后產能和產品和工藝創新產生影響，從而影響企業的環保績效（圖2）。而其他環境經濟政策缺乏類似長邏輯鏈的作用機理和關鍵節點的多種環境經濟政策協同作用效果的分析。上述三方面問題，是制約環境經濟政策形成有機整體和系統體系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環境經濟政策在若干基本制度和關鍵領域上尚未取得制度性突破。

一是現有環境經濟政策種類雖然豐富，但多是基于政策工具的易得性和易用性構建和開發的，制約和影響我國資源環境問題的若干關鍵領域和制度尚未突破。例如，全面反映資源開發、環境破壞和安全生產成本的重要資源全成本定價機制，反映污染治理及損害以及生態恢復成本的排污收費體系等重要基礎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尚未建立，這就產生了扭曲的價格信號，使得企業缺乏治理污染的內在動力，忽視環境保護、偷排漏排的現象普遍。

二是一些由于格式差異造成的、制約環境政策與經濟政策融合的關鍵制度尚未破除。以綠色貿易為例，基于產品口徑的稅則號（商品編碼）系統是整個貿易體系的根基，而雖然確有部分應該全部予以淘汰或限制的“高污染、高環境風險”產品（稅號），但是，從環保角度來講，更多地是應該鼓勵清潔生產工藝生產的產品出口、限制重污染工藝生產的產品出口，如此一來，環保層面的基于工藝口徑的政策需求就與外貿管理上基于產品口徑的政策供給間產生了差異和障礙，影響了相關政策的研究制定。可以說，目前的多項環境經濟政策，只是基于工具的易得易用性向相關經濟管理政策中添加了些許環保元素，遠未達到將環保內化成相關經濟政策研究制定的主要目標之一、實現環境管理體系與經濟管理體系融合的目的。#p#分頁標題#e#

第三，環境經濟政策在研究、制定和應用的實踐中也有若干關鍵技術性問題未得到解決。

一是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的環境經濟政策種類少、作用小。綠色貿易、綠色金融、綠色信貸等能夠有效促進先進生產力跨越式發展的環境經濟政策受重視不夠、研究不深、實踐不廣。目前上述政策的應用基本僅停留在通過限制落后來倒逼污染治理和環保升級上，而對能夠通過環保優化發展的鼓勵先導類的貿易、信貸和金融的環境經濟政策研究和應用還非常少。

二是對環境經濟政策的政策效益的評估尚待深入。區別于傳統的直接管制類政策，環境經濟政策的作用對象界限不清晰、作用機理復雜、政策協同運用多，導致其政策效益較難評估。具體體現在：首先，缺乏對部分環境經濟政策環境效益的評估，比如綠色信貸政策，對其效果的評述僅局限于“4萬余條環境違法信息、7000余條項目環評審批驗收信息進入銀行征信管理系統”；其次，缺乏對大部分環境經濟政策經濟效益的評估，各項環境經濟政策減少了多少污染、減少了多少資源消耗等資源環境效益，相對來說較好估算，但是，其具體減輕了多少環境代價、取得了多少的經濟效益、相對備選的直接管制類政策的成本效益究竟如何，這些研究較少；再次，對環境經濟政策效益的定量化評估，整體上進展緩慢。

第四，一些重要的配套措施尚未建立。例如，一些重要環境經濟政策缺乏法律法規支撐。如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生態補償和環境責任保險等環境經濟政策，尚缺乏明確、具體的法律法規依據。這些政策在試點后的全面推行將面臨著法律障礙。

新形勢對環境經濟政策提出了新要求

第一，新時期的資源環境新問題給環境經濟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務。

一是我國目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靠投資和出口來拉動經濟的增長模式所帶來的資源環境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我國形成了“低成本、低技術、低價格、低利潤、低端市場”、“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靠投資和出口來拉動經濟的增長模式，產生了資源透支、產能過剩、排放過量、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如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8.5%，而消耗的鋼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氣占10%，電力、鋼鐵、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輕工、紡織等8個行業單位產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7%。2010年，我國分別排放化學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2551.7、264.4、2267.8和2273.6萬噸，均居世界最前列，大大超過了環境容量和自凈能力。二是伴隨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人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出現了一系列以資源的大量消費和廢棄為特征的城市生活型環境新問題。如2011年我國機動車保有量達到2.25億輛，排放各種大氣污染物近6000萬噸；城市空氣環境質量退化，東部地區城市細顆粒物污染嚴重，部分地區出現臭氧、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汞等新型大氣污染問題，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城市灰霾天氣頻率普遍提高，廣州、深圳、上海、南京、蘇州、天津灰霾天數接近全年的30%~50%。隨著電子產品更新換代速度的加快，電子垃圾的產生速度進一步加快，我國現在每年至少產生電子垃圾230萬噸，僅次于美國位于世界第二，電子垃圾中含有鉛、鎘、砷、汞、聚溴二苯醚和聚溴聯苯等幾百種物質，其中50%對人體有害。表面活性劑壬基酚（NPE）和表面防污劑全氟辛烷磺酸鹽（PFOS）等具有遺傳毒性、雄性生殖毒性和內分泌干擾作用的新興污染物污染范圍越來越廣、污染程度也在加重。

第二，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遇到的新問題給環境經濟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務。

一是環境經濟政策應著力抹平我國區域、城鄉和群體間的差距，促進和提升社會發展的公平性。一方面，基本的環境是一種公共產品，但目前我國環境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充足、城鄉不均衡、區域不協調現象較為嚴重，另一方面，隨著收入水平的增加、環境需求的提升，人們對環境污染的容忍度在降低、對環境污染的敏感性在增強，環境問題直接影響著發展的進程和發展的環境，該階段資源環境問題如果處理不當，很有可能引發諸多社會矛盾。就環保政策來講，需要通過環境財政轉移支付等手段，著力縮小環境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與人民群眾新期待的差距，推進環境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通過前瞻性的、主動性的戰略調整，可通過資源環境問題的解決協助降低各類矛盾的峰值水平，促使各類矛盾水平提前下降、提前緩和，保障發展的進程、穩定發展的環境。

二是環境經濟政策應著力激發社會創新潛力、推動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高度融合，促進和提高社會發展的效率。我國目前已成為“中上等收入”國家，進入了由中等收入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的重要爬坡過坎期，該階段會逐漸失去在勞動密集行業的比較優勢，必須努力提高人力資本、加強創新、不斷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改進增長質量、提高生產效率，以實現新的增長。波特假說指出，環境管制可以激勵企業進行生態創新，并進而建立競爭優勢。因而，應著力通過適當、有節奏、有重點的環境經濟政策加強環境規制，促進企業開展生態創新，提高國家競爭力。

環境經濟政策研究制定的下一步重點工作建議

第一，設計和構建環境友好的國民經濟體系的框架。

一是在經濟領域和非經濟領域同時推動環境友好國民經濟體系建設。在經濟領域，推廣和鼓勵綠色生產、綠色消費、綠色采購；在非經濟領域推廣和建設綠色社區、綠色交通和綠色設施；在整個社會范圍內建立和完善綠色制度、綠色激勵機制，樹立綠色文化和綠色理念。二是在生產領域和消費領域同時推動環境友好國民經濟體系建設。在生產領域，建設綠色產業（包含綠色工業、綠色農業、綠色服務業），研發和推廣綠色設計、綠色技術、綠色投融資機制等，并進一步鼓勵節能和新能源開發、鼓勵治理污染減少排放，并鼓勵資源循環再利用；在消費領域鼓勵綠色消費，倡導綠色行為。如圖3。

第二，明確環境經濟政策的定位和建設目標。

研究明確環境經濟政策所應著力解決的哪些污染主體、在什么樣的情況下產生的何種污染行為和環境問題，及其與環境行政、法制和技術政策如何分工協同；明確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建設的總體目標和階段性目標。

第三，推動環境制度和政策體系與關鍵基本的經濟制度和政策體系相融合。

推進環境與經濟的融合，其關鍵一點就是環境制度和政策體系與經濟制度和政策體系的融合，而環境經濟政策體系作為融合的連接點，是最為關鍵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不是一個脫離現有的環境政策體系和經濟政策體系的純新構建的政策體系，而是現有的環境科學技術體系和環境管理政策體系與已有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相融合、相結合發揮合力的一個結合體的政策體系。因而，在純新建立政策體系和融入現有經濟政策體系中時，必須考慮與其銜接。#p#分頁標題#e#

一是實行自然資源資產化管理。明確環境資源及其產品的各種權屬關系，劃清環境權、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之間的界限，建立環境資源資產管理制度，強化環境資源所有權組織對全國環境資源資產的調查和統計，明晰資源所有權。實行環境資源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對環境資源實行有償使用和有償轉讓制度；建立環境資源產權市場，使資源的有償使用和轉讓規范化、制度化。尋求能滿足環境資源持續供給要求的產權管理制度，建立環境資源實物賬戶和價值賬戶，編制資源資產負債表。

二是加強資源環境經濟核算，把自然資源的核算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和經濟效益指標體系。用環境會計來核算環境成本和收益，因為根據平衡原則，既然把環境納入經濟系統，那么生產活動中對環境數量的消耗和環境質量的影響就要以價值形式作為固定資本消耗計入生產成本之中。在可持續發展綜合經濟效益的投入方面，必須包括全社會經濟活動中自然資源的耗減和環境降級的花費，應使這部分貨幣化，并記作成本；在產出方面，除包括經濟的有效成果之外，也應包括有效保持自然屬性的成果，同時使生態效益、資源效益達到最大。

第四，推進環境經濟政策法制化。

及時評估和總結環境公共財政、綠色金融、環境稅費改革、綠色貿易、生態補償、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環境價格、環保綜合名錄等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有計劃、有重點地將實踐證明成熟的環境經濟政策上升為法律法規，充分發揮環境經濟政策對于環境保護工作的規范和引導作用。

第五，建立綠色產業采購鏈。

參照染料-紡織、皮革和玩具產業鏈建立的供應鏈生態控制理念，由專業公司（如天祥公司）依據歐盟REACH法規以及較為流行的各行業標準，針對各類消費品加工過程中使用的化學品是否含有禁用的有害物質進行檢測和評估，對通過評估的產品可以獲得該公司出具的測試報告、認證證書及認證標志。在有效期內認證證書和認證標志可以用于已通過認證產品的宣傳和推廣當中，從而通過整個供應鏈的上下游的配合逐步建立化學品生態數據庫并進行有效溝通，真正降低整個供應鏈生態風險和生態控制的成本。可在若干行業開展試點，建立覆蓋產業鏈上下游供應鏈的生態供應鏈。

篇7

一、財政政策：由“穩健”轉為“積極”。2009年財政政策將由“穩健”轉為“積極”，重點要以擴大消費需求為核心，以加快改革為重點，綜合運用各種財政手段，配合金融政策和其他手段，來改善經濟結構和拉動經濟增長。

首先，加大對民生的投資力度。導致目前中國居民低消費傾向的主要根源是住房、教育和醫療。根本原因就是長期以來財政支出中對經濟建設投資占的比重較高，對關系民生的社會公共支出較少。此外，由于住房、教育、醫療方面改革的不到位，造成了中國居民消費預期差，被迫儲蓄，消費難以啟動。因此，2009年的財政政策將重點解決居民的低消費問題，通過建設保障性住房、加快醫療衛生教育事業發展等投資，減少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在教育、醫療和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既在短期內拉動經濟增長，又能夠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實現長期增長。

其次，通過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改善經濟結構。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支持高技術產業化、服務業發展以及產業技術進步。堅決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增加節能減排投入力度，支持重點節能減排工程建設。實施促進企業自主創新的財稅優惠政策，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發展，鼓勵企業增加科研投入。落實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支持完善擔保體系建設，幫助中小企業融資。

再次，積極減稅，促進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減輕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稅收負擔，通過減輕企業負擔擴大投資，促進經濟增長；可以考慮進一步加大紡織服裝、高科技、農產品加工等行業退稅力度，對個別產品開征或提高出口關稅，大力支持出口增長；適時推出對居民的減稅政策，如徹底停征儲蓄存款利息稅。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財政補貼力度，從財政角度保障居民的購買力。

二、貨幣政策：從緊縮向適度寬松轉變。

首先，合理擴大銀行信貸規模。保持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及時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加大對重點工程、節能減排、環境保護、自主創新、三農、中小企業、基礎設施及服務業等的支持力度，有針對性地培育和鞏固消費信貸增長點。

其次，進一步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加快發展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擴寬企業融資渠道。加快發展以機構投資者為主體的銀行間債券市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平臺。促進股票市場穩定健康發展，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

再次，實施差別化貨幣政策，促進經濟轉型。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不會對所有行業和企業一視同仁，而是會堅持“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原則，以此來體現國家的產業政策導向，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使經濟結構向政策預期方向轉變。貨幣政策將通過差別化存款準備金率、差別化利率、窗口指導、信貸政策指引等手段引導資金流向，通過政策引導或直接干預，以較市場金融更為優惠的條件將資金投向戰略領域、主導產業、支柱產業等，同時嚴格對“兩高一資”等政策限制行業和企業的信貸投放。

三、投資政策：總量擴張與結構優化并重。2008年底，中央政府推出了總額達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各地方政府計劃投資額合計也超過了18萬億元，實行擴張性的投資政策將是2009年政策的主基調，同時注重投資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投資政策趨向將堅持既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又有利于推動結構調整；既有利于拉動當前經濟增長，又有利于增強經濟發展后勁；既有效擴大投資，又積極拉動消費。其中，投資重點主要在以下幾個領域。

首先，交通設施項目。在中央已出臺投資計劃中，交通設施建設是最主要領域。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重點建設一批客運專線、煤運通道項目和西部干線鐵路，完善高速公路網，安排中西部干線機場和支線機場建設。

其次，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支持啟動農村消費。加大農村沼氣、飲水安全工程和農村公路建設力度，完善農村電網，加快南水北調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和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加強大型灌區節水改造，加大扶貧開發力度。

再次，加大社會保障和重大民生工程投資力度。我國固定資產投資長期重生產、輕生活，直接為城鄉居民消費服務的基礎設施建設歷史欠賬較多，政府投資將適當向有利于促進城鄉居民消費的重大民生工程傾斜。如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對廉租住房建設支持力度，加快棚戶區改造，實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擴大農村危房改造試點。大力發展城市軌道交通。利用稅收和金融優惠政策，引導大型流通企業到農村建立便民流通設施。

四、消費政策：增收、減負雙管齊下。

首先，想方設法增加城鄉居民收入。調整政府、企業與勞動者之間收入分配關系，收入分配適當向勞動者傾斜，以提高居民的實際消費能力。對農村居民而言，應繼續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格，提高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補貼等標準，提高低收入群體等社保對象待遇水平，增加農村低保補助，增加對農民的購物補貼。對城鎮居民而言，繼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和優撫對象生活補助標準；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同時改革工薪所得費用扣除辦法，費用扣除適當考慮納稅人的贍養人口、健康狀況、子女教育以及住房按揭負擔等；建立住房貨幣補貼動態調整機制，住房貨幣補貼標準要根據各地區普通商品住房價格變動等因素適時進行調整，房價高的省市還可根據當地情況適當上浮；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比重，可以考慮免征上市公司派發紅利的資本利得稅，籌建股市平準基金。

其次，進一步完善養老、醫療、住房等各項社會保障制度。主要是：努力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提高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企業的社會保險參保率，完善靈活就業人員的參保辦法；妥善解決關閉破產企業退休人員醫療保障問題；完善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擴大覆蓋面。

五、外貿政策：促進出口平穩增長。2009年我國的外貿出口形勢仍很嚴峻，總的方針是：采取措施穩定出口增長，防止和避免下滑勢頭。

首先，綜合運用出口退稅、外貿發展基金、財政貼息等政策措施，支持擁有自主品牌、核心技術的產品和大型機械設備以及農輕紡等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支持企業開展營銷、研發和并購，加快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

其次，促進出口產品結構優化。調整完善出口退稅政策，進一步提高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機電產品和其他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建立加工貿易產業準入目錄動態調整機制，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出口。

再次，鼓勵企業到境外投資。積極支持有條件的企業擴大境外投資，進一步完善促進境外投資的政策措施和協調機制，對于鼓勵類的境外投資，我國政府今后將從外交、外匯、稅收、海關、信貸、保險以及多雙邊合作等多個方面給予相應的支持，建立健全境外投資監管體系。對有利于緩解經濟發展瓶頸的境外資源類投資；有助于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能夠帶動國內產品、設備和技術等出口和勞務輸出的境外生產型設施和基礎設施投資；能夠通過境外投資學習國際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專業人才的境外研發中心等投資；中國的優勢企業到境外從事貿易分銷、銀行、電子信息、物流航運等業務，將予以重點支持。

六、價格政策：逐步擴大由市場定價的商品和服務范圍。

首先，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逐步擴大由市場定價的商品和服務范圍。堅定不移地堅持市場化的價格改革方向，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堅決放開那些能夠形成有效競爭的商品和服務價格，以充分發揮價格信號在引導資源流動、調節利益關系方面的積極作用。同時要切實加強價格監管，嚴厲打擊各種亂漲價、亂收費行為，維護群眾合法價格權益。

其次，對于壟斷行業價格要加強監管，強化成本約束。嚴格限制壟斷行業的高福利、高成本、高價格，限制石油、電訊、交通、醫療、教育等國有壟斷企業的壟斷高價損害消費者的行為，通過限制壟斷利潤來還利于民，釋放被擠占的消費能力。

再次，對于資源類產品，要在考慮社會承受能力的基礎上推進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建立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及環境修復成本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資源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和命脈，價格變動涉及經濟全局和社會穩定，其重要性、復雜性和敏感性決定了資源價格改革必須控制節奏，審慎推進。要在公用事業和公益行業探索建立差別價格制度，對低收入群體生活必需的消費給予適當的價格優惠和補貼，減輕其生活負擔。

最后，繼續清理整頓涉農價格和收費。按照中央的有關精神，凡不利于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農村發展的收費政策，要予以取消或廢止；價格或收費標準過高的要予以降低。提供經營必須堅持自愿原則，嚴禁強制服務并收費或只收費不服務的行為。要清理規范涉及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收費項目和標準，嚴禁有關部門和單位借新農村建設之名加重農民負擔。

七、農村政策：促農民增收以激活農村內需。我國擴大內需最大潛力在農村。長期以來，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拉大了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2007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已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農民的收入遠遠低于城市居民，消費需求很難得到滿足。只有激活7億農民的消費需求，我國內需才能真正地、持久地得以擴大。因此，要把擴大農村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重點，及時出臺強農惠農政策，千方百計促進農民持續增收。

首先，繼續加大“三農”投入力度。鞏固和強化促進現代農業發展的財稅政策，推進農村綜合改革，促進農村社會全面進步。加快農村民生工程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大農村沼氣、飲水安全工程和農村公路建設力度，完善農村電網，加快南水北調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和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加強大型灌區節水改造。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增強經濟發展后勁。從長期看，應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體制，建立完善制度統一、標準有別的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明顯提高社會消費預期。

其次，增加財政補助規模。針對當前農民收入增幅持續下降和今年糧食減產較多的事實，國家應選擇適當時機提高糧食的收購價格。考慮在現有政策基礎上，參考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建立農業“價格-直補”綜合聯動機制。確保農民種糧收益為正，既可保證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和農資生產企業的合理利潤，也從根本上為農民收入穩定增長奠定基礎，在擴大內需上產生穩固而深遠的積極影響。

八、就業政策：以創業促進就業。從2008年第三季度以來，企業用工需求出現明顯下滑，農民工返鄉正逐漸增加；預計2009年失業率將繼續上升，就業形勢將更加嚴峻。各地應該鼓勵創業，以創業促進就業。

首先，完善創業促進就業機制。從鼓勵勞動者創業出發，政府要在稅費征收、小額貸款、社會保險補貼、經營場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給創業者提供更多的方便，降低創業門檻，減少創業成本和風險，并加快制定面向全體城鄉創業者的優惠政策，擴大幫扶創業范圍。要加大信貸支持力度，對登記個體經營（國家限制的行業除外），自籌資金不足的，給予小額貸款及貼息；盡快形成政府推動、社會支持、自主創業和不斷創新的政策支持體系。

其次，完善面向城鄉勞動者的職業培訓體系。促進創業帶動就業，必須加強創業技能培訓，這是勞動者掌握創業技能、提高創業能力和創業成功率的重要手段。應盡快建立政府引導、社會各方面參與，培訓適應市場，培訓與就業緊密結合的培訓機制。要進一步整合社會服務資源，建立長效工作機制，將創業服務工作延伸到農村鄉鎮。創業培訓是職業教育培訓的重要內容，要面向全體勞動者開展培訓，在促進勞動者創業能力提高的同時，將就業觀念教育（轉下頁）（接上頁）培訓貫穿于創業培訓的始終，通過多種形式實現就業或創業就業。

九、區域政策：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首先，加強對重點地區的規劃引導和政策支持。綜合運用區域政策、區域規劃、區域立法三大杠桿，推進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發展區域特色經濟。在市場機制的基礎上，重視對區域產業集聚的扶持與調控，培育區域經濟增長的動力。重點推進促進中部崛起規劃，制訂促進中部地區城市群發展和承接產業轉移的相關政策措施。

其次，繼續做好區域規劃的編制和實施，推動形成合理有序的空間開發結構。加強區域政策的研究制定，促進形成特色鮮明的區域發展格局。提出促進異地聯合興辦開發區和設立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的政策建議，促進區域間產業有序轉移。在繼續關注老工業區、落后地區就業與經濟結構調整的同時，重視區域生態環境的治理與保護，堅持區域經濟、社會與環境協調發展。

十、經濟改革政策：清理不利于內需擴大的政策和制度障礙。

第一，從2009年元旦起，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推行增值稅轉型改革，以降低企業設備投資的稅收負擔，鼓勵企業技術改造，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經測算，今年實施該項改革增減相抵后將減輕企業稅負共約1233億元。

第二，加快改革醫療衛生及文化教育體制。加快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組織好改革試點，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抓緊出臺各項具體配套政策。加快中西部農村初中校舍改造，推進中西部地區特殊教育學校和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

第三，推進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提高辦事效率。研究制定進一步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目標框架、階段任務和實施步驟，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科學劃分政府機構的職責，加強部門間協調配合，提高辦事效率。強化行政問責制度，積極推動事業單位改革試點。

篇8

為了進一步把握財政工作與落實科學發展觀之間的關系，尋求財政系統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對策，努力開創全縣財政工作新局面，建始縣財政局成立專門課題調研小組圍繞上述問題進行了調研，獲得了一些初步的認識。

一、科學發展觀是做好新時期財政工作的根本指針

1、科學發展觀是科學理財觀的思想基礎，為財政工作指明了方向。科學發展觀是關于發展的本質、目的、內涵和要求的總體看法和根本觀念，有什么樣的發展觀，就會有什么樣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就會對發展的實踐產生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重大影響。同樣，對財政工作而言，有什么樣的理財觀，就會有什么樣的財政發展戰略、發展模式和政策取向，就會對整個財政實踐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而科學發展觀決定著科學理財觀，能否把科學發展觀作為統攬財政工作全局的根本指導思想，并把它切實貫徹到財政工作的每一個環節，體現到財政活動的每一項內容，落實到財政法規和政策之中，不僅直接決定著這個時期財政工作的理念和政策取向，而且必然決定著這個時期財政發展的路徑和財政改革的成效。為此，財政工作只有自覺地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進一步更新理財觀念，轉變理財方式，提高理財水平，才能構建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公共財政。

2、科學發展觀是確保財政部門正確履行職責，發揮財政職能作用的重要保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具有籌集和調節收入、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等功能，既是政府全面履行職能的重要物質基礎，也是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政策手段。財政稅收政策的調控作用，以及財政資金投入方向和投入力度變化所產生的導向作用，不僅可以有效地調節國民收入分配的格局，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而且還能夠協調城市和農村、地區與地區、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發展，支持擴大對外開放，從而更好地為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服務。財政部門作為財政工作的主要實施者，只有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自身建設，才能正確而有效地履行制定和執行財政政策、組織財政收支、實施宏觀調控、開展財政監督、協調利益分配關系等職責，為振興財政服務，為推動“五個統籌”，實現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服務。

3、科學發展觀為破解當前財政工作中各種矛盾和問題，確保財政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思路。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我縣財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同時應當看到，處于轉軌時期的財政，由于種種原因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和問題。一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夠配套，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未完全落實到位，尤其是省以下政府間分配關系尚未完全理順和規范，基層財政比較困難；二是我國市場發育程度不高，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尚未理順到位，公共服務的邊界不夠清晰，政府尤其是財政越位與缺位現象并存，財政收支矛盾尖銳；三是財政職能作用在某些領域尚未得到應有發揮，財政工作的理念和方式、方法也還不能完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公共財政的要求，財政理論建設相對滯后于財政實踐；四是經濟領域中違法違紀現象時有發生，財經紀律松弛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好轉。上述矛盾和問題是多年累積下來的，既有認識和理論上的根源，也有體制和機制上的原因，必須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通過深化財政改革，加快制度創新，強化財政管理，嚴肅財經法紀，循序漸進加以解決。

4、科學發展觀是檢驗財政工作成效的重要標志。公共財政作為與市場經濟相伴而生的一種財政運行模式，旨在解決公共問題，提供公共產品，滿足公共需要，服務公眾利益。但在實際工作中，公共財政的上述目標可否達到？亦即政府解決公共問題的能力怎么樣？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好不好？服務能否滿足公眾需要？等等，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其中最重要的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促進“五個統籌”，是否有利于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而這正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要義和本質要求。由此可見，科學發展觀既是做好財政工作的思想源泉，也是檢驗和評判財政工作質量和工作成果的重要標志。

二、進一步理清財政工作基本思路、明確主要任務

古人云，財政即理財之政，既是一個經濟范疇，又是一個政治范疇，因而，財政工作的職責和任務應以各個歷史時期國家發展的任務和政府施政的方針為依歸，與政府擔負的職責相匹配。從當前乃至今后一段時期看，財政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務大致可概括為“一二三四”，即一個目標、二條主線、三篇文章、四大方面。

1、一個目標，即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公共財政體制。構建公共財政體制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是新時期政府施政的一項重要目標，也是對建立新型財政運行模式的一個重要定位。公共財政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一種分配行為或經濟活動，具有一般與特殊之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財政既有別于以往計劃經濟條件 下的“大一統”財政，也有別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公共財政，屬于公共財政特殊，這是由我國社會經濟形態、現實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有制結構、文化傳統及市場發育程度所決定了的。近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們在構建公共財政框架方面已邁出了重要步伐，取得了階段性進展，但作為一種嶄新的財政運行模式，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與建立財政事權清晰、財政職能健全、服務公眾需要、管理科學規范的公共財政體系的目標要求，仍有不少差距。因此，必須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加快財政改革步伐，力爭早日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體制。

2、二條主線，就是增收、節支。開源節流、增收節支是緩解財政收支矛盾，戰勝財政困難的有效途徑，也是財政工作化被動為主動的制勝法寶。盡管隨著財政理論的發展和財政改革的深化，財政收支的規模、范圍等處于不斷調整和變化之中，但無論如何改變，增收與節支依然是財政工作永恒的主題，也是政府工作的核心內容之一。財政工作的成效最終都要落實和體現在收、支的數量和質量上。抓住了增收與節支這兩條主線，就抓住了財政工作的牛鼻子，財政工作就將居于主動有利的地位。否則，財政上不去，支出不節制，財政工作就將處于被動之中，甚至陷入困境。增收，就是要大力發展經濟，廣辟財源，做大財政收入“蛋糕”；節支，就是要切好財政“蛋糕”，厲行節約，力戒浪費，努力提高財政資金使用的效益。我縣作為國家級貧困縣，堅持做到勤儉辦一切事業這一點尤為重要。

3、三篇文章，指的是生財、聚財與用財。“三財之道”歷來就是財政工作的主心骨，它既是一項工作，也是一門學問。能否講究“三財之道”，做到“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不僅關系到財政職能作用能否得到應有的發揮，而且關系到財政能否振興和經濟社會能否可持續發展。生財是前提。生財為本，生財為先，只有堅持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通過大力發展經濟，培植財源，壯大財力，做到生財有方，才能確保財政的可持續發展。聚財是關鍵。只有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遵循公平和效率的原則，科學合理地確定納稅主體的稅負水平，做到聚財有度，才能確保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用財是核心。只有做到用財有效，財政工作方能達到預期效果，才能確保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當前，我縣可支配財力有限，但需要花錢的地方很多，尤其需要講究用財之道，把納稅人的血汗錢真正用到刀刃上。

4、四大方面，包括財政發展、財政改革、財政管理和財政建設。既相互關聯，互相促進，又相互區別，各有側重。一般講，財政發展是目的，財政改革是動力，財政管理是關鍵，財政建設是保障。財政發展取決于經濟發展，一般用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來加以衡量。財政改革主要涉及處理財政與經濟、政府與市場、公平與效率、中央與地方、城市與鄉村的關系，需要通過創新財政體制及其運行機制，規范理財行為，提高經濟與財政的運行效率，創造有利于市場機制充分發揮資源配置基礎性作用的外部環境，推動財政發展，在此基礎上促進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財政管理主要體現在開展財政活動、組織財政收支等日常工作之中。以校正市場缺失為天職的公共財政，是以非市場方式，按非市場程序，在非市場領域，以非市場目的來開展活動的，具有公平性、非盈利性和法治性等基本特征。為此，必須擺正政府（財政）與市場的位置，界定好二者之間的責任，凡是市場辦得了的，辦得好的，就不應由政府（財政）來承擔。只有做到定位準確、職責分明，才能確保政府（財政）職能的正確行使，并達到其預期的目標。財政建設涉及一系列財政制度安排，有廣義與狹義之分，通常包括財政理論建設、財政業務建設和財政思想政治建設等。搞好財政建設，對于正確而有效地發揮財政的職能作用，推進依法理財，推動財政理論的創新和財政實踐的發展，進而構建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公共財政體制，具有重大意義。

三、不斷創新財政管理體制及其運行機制

1、進一步完善現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包括宏觀財政政策在內的任何一項宏觀經濟政策事實上都是短期行為，具有時效性，這是因為這類政策旨在相機對宏觀經濟運行實施反周期調節，本身具有時效性，只能在特定時期加以采用。從中長期看，仍以采用中性、穩健的財政政策為宜。對我國中西部等欠發達地區面臨的困難，中央政府一方面要切實加大政策傾斜力度，另一方面不應也難以長期借助擴大財政赤字的方式增加對其投資，以求其經濟增長。特別是隨著財稅金融改革和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深化，我國面臨著多方面潛在風險不斷向財政聚集的情況，為此，必須把防范、規避和化解財政風險作為確保財政可持續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刻不容緩地擺上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一是本著“責權利”和“借用還”統一的原則，對政府債務實施總量控制和源頭控管。國債發行權宜繼續留歸中央，嚴格依據財政承受能力核定各級政府的舉債規模，強化各級政府管理債務的責任，抓緊解決眼下部分基層政府過渡負債的問題。二是建立健全財政債務風險預警監測機制，實行政府債務全口徑統計、風險管理和報告制度，優化債務結構，控制財政赤字規模。三是充實償債準備金，完善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突發公共事件財政應急反應和處置機制，提高財政保障能力。四是加快投融資體制改革步伐，減少財政直接投資；按照wto規則的要求，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支持國有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的股份制改造，明確政策性金融機構的職能定位及補貼機制，建立資產管理公司資產處置的目標責任制，減少國家最終所要承擔的損失。

2、完善財政監督管理機制，整頓和規范財經秩序。市場經濟越發展，財政監督管理越重要。只有加強財政監督管理，規范財經秩序，才能為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確保市場經濟主體平等競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基本思路是，以規范財政管理和財政分配秩序為重點，以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為目標，以財政管理信息化為手段，不斷創新財政監督管理的機制、手段和方法，通過采取事前稽核、事中監控和事后懲戒相結合的辦法，對財政收支特別是重點支出，實行從申請立項、核定預算、撥付資金，到安排使用的全過程監管，并追蹤問效，確保財政資金運行程序的高度公開透明，從思想上改變重收入輕支出、重分配輕監督的狀況，從機制上消除財政資金安全的隱患。同時，抓緊建立健全一套以財稅審計專業監督為核心、單位內部監督和社會外部監督相配合的全方位監督體系，依法查處財經領域各種違法違紀問題，并把發現問題、查處問題與改進工作、完善制度結合起來，努力構筑財政監督管理的長效機制，從源頭上防治違法違紀現象的發生。

四、財政工作要有新突破，開創新局面

1、在理財觀念上要有新突破。財政工作與黨的事業密不可分，是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必須從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的高度，從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高度，認識和看待做好新時期財政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進一步更新理財觀念，樹立科學的理財觀，增強全局意識、服務意識、效益意識和效率意識。財政作為各種矛盾和利益的交匯點，牽一發而動全身，不能就財政論財政，站在財政看財政，而要跳出財政看財政，站在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審視財政工作，把握財政規律，拓寬理財思路，做到不僅會算財政賬、收支賬，還會算經濟賬、社會賬、政治賬，正確認識和處理財政與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財政與經濟速度、結構和效益的關系；生財、聚財與用財的關系，始終把促進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作為財政工作的主攻方向，把公共財政的理念貫穿于財政工作的全過程。

2、在制度創新上要有新突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經濟的調控主要體現在定政策、立規矩、建機制和改進公共服務上，目的是為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對財政工作而言，就是要通過財政改革和制度創新，理順各種分配關系，為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財稅環境。當前，應把預算管理繼續作為財政改革和制度創新的著力點。一是編制復式預算。貫徹落實《預算法》，在編制公共預算的同時，實質性啟動編制國有資產經營預算、社會保障預算和政府債務預算，實行全口徑預算管理。二是完善部門預算。把各級預算單位全部納入部門預算范疇，建立科學的定額標準體系和嚴格的項目預算管理程序，完善預算收支分類方法，修訂預算科目，加強項目預審，注意預算與計劃的銜接，使之做到公開、透明、通俗和規范，以提高預算編制的針對性、準確性、規范性和有效性。三是健全預算決策、執行的制衡機制。部門預算既要編制科學，又要公開透明，便于執行。特別是有利于銜接政府采購，有利于方便財政撥款，利于審計監督和人大監督，確保預算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增強預算法律約束力。四是進一步延伸政府采購的范圍，規范政府采購行為，提高政府采購效率；完善“收支兩條線”管理，逐步淡化乃至徹底取消預算外資金概念；完善國庫集中收付制度，從機制上堵塞財政收支漏洞。五是加快事業單位預算改革。遵循區別對待的原則，對經營性事業單位，一律推向市場，財政停止供給；對準公益性事業單位，適當核減事業經費；對公益性事業支出，實行按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數量和質量核撥經費。六是抓緊建立科學、規范、量化的績效預算評價指標體系，強化“成本一效益”評估分析，提高財政資金配置效率。

3、在服務重點方面要有新突破。要把促進“五個統籌”作為財政服務的重點。一是鼎力支持解決“三農”問題。進一步深化農村稅費改革，尤其是推進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縣鄉財政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理順政府與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加大財政支農的力度，增加財政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讓公共財政的陽光普照“三農”。二是推動社會事業加快發展。認真落實并不斷完善促進各項社會事業發展的財稅優惠政策。大力支持社會事業制度建設和體制創新，重點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教育體制改革和公共衛生體制改革。三是大力支持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合理運用財稅調控手段，加大財政投入，完善配套措施，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綠色經濟，促進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走上可持續的良性發展軌道。四是促進擴大對外開放。

篇9

一、科學發展觀是做好新時期財政工作的根本指針

1、科學發展觀是科學理財觀的思想基礎，為財政工作指明了方向。科學發展觀是關于發展的本質、目的、內涵和要求的總體看法和根本觀念，有什么樣的發展觀，就會有什么樣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就會對發展的實踐產生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重大影響。同樣，對財政工作而言，有什么樣的理財觀，就會有什么樣的財政發展戰略、發展模式和政策取向，就會對整個財政實踐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而科學發展觀決定著科學理財觀，能否把科學發展觀作為統攬財政工作全局的根本指導思想，并把它切實貫徹到財政工作的每一個環節，體現到財政活動的每一項內容，落實到財政法規和政策之中，不僅直接決定著這個時期財政工作的理念和政策取向，而且必然決定著這個時期財政發展的路徑和財政改革的成效。為此，財政工作只有自覺地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進一步更新理財觀念，轉變理財方式，提高理財水平，才能構建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公共財政。

2、科學發展觀是確保財政部門正確履行職責，發揮財政職能作用的重要保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具有籌集和調節收入、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等功能，既是政府全面履行職能的重要物質基礎，也是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政策手段。財政稅收政策的調控作用，以及財政資金投入方向和投入力度變化所產生的導向作用，不僅可以有效地調節國民收入分配的格局，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而且還能夠協調城市和農村、地區與地區、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發展，支持擴大對外開放，從而更好地為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服務。財政部門作為財政工作的主要實施者，只有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自身建設，才能正確而有效地履行制定和執行財政政策、組織財政收支、實施宏觀調控、開展財政監督、協調利益分配關系等職責，為振興財政服務，為推動“五個統籌”，實現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服務。

3、科學發展觀為破解當前財政工作中各種矛盾和問題，確保財政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思路。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我縣財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同時應當看到，處于轉軌時期的財政，由于種種原因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和問題。一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夠配套，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未完全落實到位，尤其是省以下政府間分配關系尚未完全理順和規范，基層財政比較困難；二是我國市場發育程度不高，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尚未理順到位，公共服務的邊界不夠清晰，政府尤其是財政越位與缺位現象并存，財政收支矛盾尖銳；三是財政職能作用在某些領域尚未得到應有發揮，財政工作的理念和方式、方法也還不能完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公共財政的要求，財政理論建設相對滯后于財政實踐；四是經濟領域中違法違紀現象時有發生，財經紀律松弛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好轉。上述矛盾和問題是多年累積下來的，既有認識和理論上的根源，也有體制和機制上的原因，必須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通過深化財政改革，加快制度創新，強化財政管理，嚴肅財經法紀，循序漸進加以解決。

4、科學發展觀是檢驗財政工作成效的重要標志。公共財政作為與市場經濟相伴而生的一種財政運行模式，旨在解決公共問題，提供公共產品，滿足公共需要，服務公眾利益。但在實際工作中，公共財政的上述目標可否達到？亦即政府解決公共問題的能力怎么樣？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好不好？服務能否滿足公眾需要？等等，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其中最重要的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促進“五個統籌”，是否有利于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而這正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要義和本質要求。由此可見，科學發展觀既是做好財政工作的思想源泉，也是檢驗和評判財政工作質量和工作成果的重要標志。

二、進一步理清財政工作基本思路、明確主要任務

古人云，財政即理財之政，既是一個經濟范疇，又是一個政治范疇，因而，財政工作的職責和任務應以各個歷史時期國家發展的任務和政府施政的方針為依歸，與政府擔負的職責相匹配。從當前乃至今后一段時期看，財政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務大致可概括為“一二三四”，即一個目標、二條主線、三篇文章、四大方面。

1、一個目標，即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公共財政體制。構建公共財政體制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是新時期政府施政的一項重要目標，也是對建立新型財政運行模式的一個重要定位。公共財政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一種分配行為或經濟活動，具有一般與特殊之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財政既有別于以往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大一統”財政，也有別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公共財政，屬于公共財政特殊，這是由我國社會經濟形態、現實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有制結構、文化傳統及市場發育程度所決定了的。近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們在構建公共財政框架方面已邁出了重要步伐，取得了階段性進展，但作為一種嶄新的財政運行模式，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與建立財政事權清晰、財政職能健全、服務公眾需要、管理科學規范的公共財政體系的目標要求，仍有不少差距。因此，必須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加快財政改革步伐，力爭早日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體制。

2、二條主線，就是增收、節支。開源節流、增收節支是緩解財政收支矛盾，戰勝財政困難的有效途徑，也是財政工作化被動為主動的制勝法寶。盡管隨著財政理論的發展和財政改革的深化，財政收支的規模、范圍等處于不斷調整和變化之中，但無論如何改變，增收與節支依然是財政工作永恒的主題，也是政府工作的核心內容之一。財政工作的成效最終都要落實和體現在收、支的數量和質量上。抓住了增收與節支這兩條主線，就抓住了財政工作的牛鼻子，財政工作就將居于主動有利的地位。否則，財政上不去，支出不節制，財政工作就將處于被動之中，甚至陷入困境。增收，就是要大力發展經濟，廣辟財源，做大財政收入“蛋糕”；節支，就是要切好財政“蛋糕”，厲行節約，力戒浪費，努力提高財政資金使用的效益。我縣作為國家級貧困縣，堅持做到勤儉辦一切事業這一點尤為重要。

3、三篇文章，指的是生財、聚財與用財。“三財之道”歷來就是財政工作的主心骨，它既是一項工作，也是一門學問。能否講究“三財之道”，做到“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不僅關系到財政職能作用能否得到應有的發揮，而且關系到財政能否振興和經濟社會能否可持續發展。生財是前提。生財為本，生財為先，只有堅持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通過大力發展經濟，培植財源，壯大財力，做到生財有方，才能確保財政的可持續發展。聚財是關鍵。只有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遵循公平和效率的原則，科學合理地確定納稅主體的稅負水平，做到聚財有度，才能確保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用財是核心。只有做到用財有效，財政工作方能達到預期效果，才能確保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當前，我縣可支配財力有限，但需要花錢的地方很多，尤其需要講究用財之道，把納稅人的血汗錢真正用到刀刃上。

4、四大方面，包括財政發展、財政改革、財政管理和財政建設。既相互關聯，互相促進，又相互區別，各有側重。一般講，財政發展是目的，財政改革是動力，財政管理是關鍵，財政建設是保障。財政發展取決于經濟發展，一般用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來加以衡量。財政改革主要涉及處理財政與經濟、政府與市場、公平與效率、中央與地方、城市與鄉村的關系，需要通過創新財政體制及其運行機制，規范理財行為，提高經濟與財政的運行效率，創造有利于市場機制充分發揮資源配置基礎性作用的外部環境，推動財政發展，在此基礎上促進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財政管理主要體現在開展財政活動、組織財政收支等日常工作之中。以校正市場缺失為天職的公共財政，是以非市場方式，按非市場程序，在非市場領域，以非市場目的來開展活動的，具有公平性、非盈利性和法治性等基本特征。為此，必須擺正政府（財政）與市場的位置，界定好二者之間的責任，凡是市場辦得了的，辦得好的，就不應由政府（財政）來承擔。只有做到定位準確、職責分明，才能確保政府（財政）職能的正確行使，并達到其預期的目標。財政建設涉及一系列財政制度安排，有廣義與狹義之分，通常包括財政理論建設、財政業務建設和財政思想政治建設等。搞好財政建設，對于正確而有效地發揮財政的職能作用，推進依法理財，推動財政理論的創新和財政實踐的發展，進而構建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公共財政體制，具有重大意義。

三、不斷創新財政管理體制及其運行機制

1、進一步完善現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包括宏觀財政政策在內的任何一項宏觀經濟政策事實上都是短期行為，具有時效性，這是因為這類政策旨在相機對宏觀經濟運行實施反周期調節，本身具有時效性，只能在特定時期加以采用。從中長期看，仍以采用中性、穩健的財政政策為宜。對我國中西部等欠發達地區面臨的困難，中央政府一方面要切實加大政策傾斜力度，另一方面不應也難以長期借助擴大財政赤字的方式增加對其投資，以求其經濟增長。特別是隨著財稅金融改革和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深化，我國面臨著多方面潛在風險不斷向財政聚集的情況，為此，必須把防范、規避和化解財政風險作為確保財政可持續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刻不容緩地擺上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一是本著“責權利”和“借用還”統一的原則，對政府債務實施總量控制和源頭控管。國債發行權宜繼續留歸中央，嚴格依據財政承受能力核定各級政府的舉債規模，強化各級政府管理債務的責任，抓緊解決眼下部分基層政府過渡負債的問題。二是建立健全財政債務風險預警監測機制，實行政府債務全口徑統計、風險管理和報告制度，優化債務結構，控制財政赤字規模。三是充實償債準備金，完善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突發公共事件財政應急反應和處置機制，提高財政保障能力。四是加快投融資體制改革步伐，減少財政直接投資；按照wto規則的要求，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支持國有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的股份制改造，明確政策性金融機構的職能定位及補貼機制，建立資產管理公司資產處置的目標責任制，減少國家最終所要承擔的損失。

2、完善財政監督管理機制，整頓和規范財經秩序。市場經濟越發展，財政監督管理越重要。只有加強財政監督管理，規范財經秩序，才能為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確保市場經濟主體平等競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基本思路是，以規范財政管理和財政分配秩序為重點，以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為目標，以財政管理信息化為手段，不斷創新財政監督管理的機制、手段和方法，通過采取事前稽核、事中監控和事后懲戒相結合的辦法，對財政收支特別是重點支出，實行從申請立項、核定預算、撥付資金，到安排使用的全過程監管，并追蹤問效，確保財政資金運行程序的高度公開透明，從思想上改變重收入輕支出、重分配輕監督的狀況，從機制上消除財政資金安全的隱患。同時，抓緊建立健全一套以財稅審計專業監督為核心、單位內部監督和社會外部監督相配合的全方位監督體系，依法查處財經領域各種違法違紀問題，并把發現問題、查處問題與改進工作、完善制度結合起來，努力構筑財政監督管理的長效機制，從源頭上防治違法違紀現象的發生。

四、財政工作要有新突破，開創新局面

1、在理財觀念上要有新突破。財政工作與黨的事業密不可分，是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必須從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的高度，從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高度，認識和看待做好新時期財政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進一步更新理財觀念，樹立科學的理財觀，增強全局意識、服務意識、效益意識和效率意識。財政作為各種矛盾和利益的交匯點，牽一發而動全身，不能就財政論財政，站在財政看財政，而要跳出財政看財政，站在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審視財政工作，把握財政規律，拓寬理財思路，做到不僅會算財政賬、收支賬，還會算經濟賬、社會賬、政治賬，正確認識和處理財政與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財政與經濟速度、結構和效益的關系；生財、聚財與用財的關系，始終把促進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作為財政工作的主攻方向，把公共財政的理念貫穿于財政工作的全過程。

2、在制度創新上要有新突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經濟的調控主要體現在定政策、立規矩、建機制和改進公共服務上，目的是為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對財政工作而言，就是要通過財政改革和制度創新，理順各種分配關系，為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財稅環境。當前，應把預算管理繼續作為財政改革和制度創新的著力點。一是編制復式預算。貫徹落實《預算法》，在編制公共預算的同時，實質性啟動編制國有資產經營預算、社會保障預算和政府債務預算，實行全口徑預算管理。二是完善部門預算。把各級預算單位全部納入部門預算范疇，建立科學的定額標準體系和嚴格的項目預算管理程序，完善預算收支分類方法，修訂預算科目，加強項目預審，注意預算與計劃的銜接，使之做到公開、透明、通俗和規范，以提高預算編制的針對性、準確性、規范性和有效性。三是健全預算決策、執行的制衡機制。部門預算既要編制科學，又要公開透明，便于執行。特別是有利于銜接政府采購，有利于方便財政撥款，利于審計監督和人大監督，確保預算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增強預算法律約束力。四是進一步延伸政府采購的范圍，規范政府采購行為，提高政府采購效率；完善“收支兩條線”管理，逐步淡化乃至徹底取消預算外資金概念；完善國庫集中收付制度，從機制上堵塞財政收支漏洞。五是加快事業單位預算改革。遵循區別對待的原則，對經營性事業單位，一律推向市場，財政停止供給；對準公益性事業單位，適當核減事業經費；對公益性事業支出，實行按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數量和質量核撥經費。六是抓緊建立科學、規范、量化的績效預算評價指標體系，強化“成本一效益”評估分析，提高財政資金配置效率。

3、在服務重點方面要有新突破。要把促進“五個統籌”作為財政服務的重點。一是鼎力支持解決“三農”問題。進一步深化農村稅費改革，尤其是推進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縣鄉財政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理順政府與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加大財政支農的力度，增加財政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讓公共財政的陽光普照“三農”。二是推動社會事業加快發展。認真落實并不斷完善促進各項社會事業發展的財稅優惠政策。大力支持社會事業制度建設和體制創新，重點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教育體制改革和公共衛生體制改革。三是大力支持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合理運用財稅調控手段，加大財政投入，完善配套措施，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綠色經濟，促進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走上可持續的良性發展軌道。四是促進擴大對外開放。

4、在職能轉變上要有新突破。財政一方面要以支持和服務經濟發展為已任，充分運用各項財政政策手段扶持、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在支持經濟發展的方式方法上，決不能重回計劃經濟時期直接投資辦企業、上項目的老路上，也不能總是停留在對少數企業實行減稅讓利的老套套上，而是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遵循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圍繞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這個目標，轉變財政支持和服務經濟的方式方法。基本思路：一是通過制定和執行科學、合理的財政稅收政策，一視同仁地為各類不同所有制企業平等競爭、自我發展創造公平、開放、寬松的財稅環境；二是加強基礎設施、公共工程建設，搭建有利于創業和發展的公共平臺，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三是通過財政投融資的杠桿作用，凝聚、引導社會資金的流向和流量，調控經濟結構和布局。為此，財政必須著力做到三個轉變，即由被動調控向主動調控的轉變；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的轉變；由采取單一調控工具向組合采用多種調控工具的轉變，努力學會并善于運用國債、稅收、財政貼息等經濟杠桿來調控經濟活動，協調運用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其他宏觀調控政策，并將政策的實施同促進生產、增加就業、改善人民生活結合起來；將政策扶持與財源再造結合起來；將財政支持經濟發展與防范和化解財政風險結合起來，加快培育和完善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加速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根本性的轉變，不斷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5、在依法理財上要有新突破。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依法理財是公共財政的本質要求，也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內容。堅持依法理財，關鍵是要堅持科學理財、民主理財。為此，必須遵循以人為本和公平、效率、法治的原則，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拓寬理財思路，調整服務重點，把政府工作的著眼點放在經濟調節、市場監督、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促進政府工作尤其是財政工作走上科學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軌道。當前，要進一步加快財政審批制度改革，改變財政性資金重前期審批、輕后續管理的狀況；圍繞整頓和規范財經秩序，促進增收節支，維護國有資產權益，大力加強財政法制建設，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解決財政問題，充分發揮會計師事務所等社會中介機構的社會監督作用；建立和推行財政執法責任制和評議考核制，完善財政系統的行政復議制度，健全財政執法監督體系；繼續推進“金財工程”，加快財政信息化建設，為深化財政改革，推進依法理財提供技術支撐平臺；進一步加強財政部門自身建設，使之與“三個文明”建設協調同步；著力構建高素質財政管理干部隊伍，不斷提高當家理財本領，促進財政工作上新臺階。為了進一步把握財政工作與落實科學發展觀之間的關系，尋求財政系統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對策，努力開創全縣財政工作新局面，建始縣財政局成立專門課題調研小組圍繞上述問題進行了調研，獲得了一些初步的認識。

一、科學發展觀是做好新時期財政工作的根本指針

1、科學發展觀是科學理財觀的思想基礎，為財政工作指明了方向。科學發展觀是關于發展的本質、目的、內涵和要求的總體看法和根本觀念，有什么樣的發展觀，就會有什么樣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就會對發展的實踐產生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重大影響。同樣，對財政工作而言，有什么樣的理財觀，就會有什么樣的財政發展戰略、發展模式和政策取向，就會對整個財政實踐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而科學發展觀決定著科學理財觀，能否把科學發展觀作為統攬財政工作全局的根本指導思想，并把它切實貫徹到財政工作的每一個環節，體現到財政活動的每一項內容，落實到財政法規和政策之中，不僅直接決定著這個時期財政工作的理念和政策取向，而且必然決定著這個時期財政發展的路徑和財政改革的成效。為此，財政工作只有自覺地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進一步更新理財觀念，轉變理財方式，提高理財水平，才能構建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公共財政。

2、科學發展觀是確保財政部門正確履行職責，發揮財政職能作用的重要保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具有籌集和調節收入、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等功能，既是政府全面履行職能的重要物質基礎，也是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政策手段。財政稅收政策的調控作用，以及財政資金投入方向和投入力度變化所產生的導向作用，不僅可以有效地調節國民收入分配的格局，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而且還能夠協調城市和農村、地區與地區、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發展，支持擴大對外開放，從而更好地為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服務。財政部門作為財政工作的主要實施者，只有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自身建設，才能正確而有效地履行制定和執行財政政策、組織財政收支、實施宏觀調控、開展財政監督、協調利益分配關系等職責，為振興財政服務，為推動“五個統籌”，實現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服務。

3、科學發展觀為破解當前財政工作中各種矛盾和問題，確保財政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思路。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我縣財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同時應當看到，處于轉軌時期的財政，由于種種原因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和問題。一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夠配套，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未完全落實到位，尤其是省以下政府間分配關系尚未完全理順和規范，基層財政比較困難；二是我國市場發育程度不高，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尚未理順到位，公共服務的邊界不夠清晰，政府尤其是財政越位與缺位現象并存，財政收支矛盾尖銳；三是財政職能作用在某些領域尚未得到應有發揮，財政工作的理念和方式、方法也還不能完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公共財政的要求，財政理論建設相對滯后于財政實踐；四是經濟領域中違法違紀現象時有發生，財經紀律松弛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好轉。上述矛盾和問題是多年累積下來的，既有認識和理論上的根源，也有體制和機制上的原因，必須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通過深化財政改革，加快制度創新，強化財政管理，嚴肅財經法紀，循序漸進加以解決。

4、科學發展觀是檢驗財政工作成效的重要標志。公共財政作為與市場經濟相伴而生的一種財政運行模式，旨在解決公共問題，提供公共產品，滿足公共需要，服務公眾利益。但在實際工作中，公共財政的上述目標可否達到？亦即政府解決公共問題的能力怎么樣？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好不好？服務能否滿足公眾需要？等等，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其中最重要的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促進“五個統籌”，是否有利于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而這正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要義和本質要求。由此可見，科學發展觀既是做好財政工作的思想源泉，也是檢驗和評判財政工作質量和工作成果的重要標志。

二、進一步理清財政工作基本思路、明確主要任務

古人云，財政即理財之政，既是一個經濟范疇，又是一個政治范疇，因而，財政工作的職責和任務應以各個歷史時期國家發展的任務和政府施政的方針為依歸，與政府擔負的職責相匹配。從當前乃至今后一段時期看，財政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務大致可概括為“一二三四”，即一個目標、二條主線、三篇文章、四大方面。

1、一個目標，即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公共財政體制。構建公共財政體制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是新時期政府施政的一項重要目標，也是對建立新型財政運行模式的一個重要定位。公共財政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一種分配行為或經濟活動，具有一般與特殊之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財政既有別于以往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大一統”財政，也有別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公共財政，屬于公共財政特殊，這是由我國社會經濟形態、現實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有制結構、文化傳統及市場發育程度所決定了的。近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們在構建公共財政框架方面已邁出了重要步伐，取得了階段性進展，但作為一種嶄新的財政運行模式，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與建立財政事權清晰、財政職能健全、服務公眾需要、管理科學規范的公共財政體系的目標要求，仍有不少差距。因此，必須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加快財政改革步伐，力爭早日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體制。

2、二條主線，就是增收、節支。開源節流、增收節支是緩解財政收支矛盾，戰勝財政困難的有效途徑，也是財政工作化被動為主動的制勝法寶。盡管隨著財政理論的發展和財政改革的深化，財政收支的規模、范圍等處于不斷調整和變化之中，但無論如何改變，增收與節支依然是財政工作永恒的主題，也是政府工作的核心內容之一。財政工作的成效最終都要落實和體現在收、支的數量和質量上。抓住了增收與節支這兩條主線，就抓住了財政工作的牛鼻子，財政工作就將居于主動有利的地位。否則，財政上不去，支出不節制，財政工作就將處于被動之中，甚至陷入困境。增收，就是要大力發展經濟，廣辟財源，做大財政收入“蛋糕”；節支，就是要切好財政“蛋糕”，厲行節約，力戒浪費，努力提高財政資金使用的效益。我縣作為國家級貧困縣，堅持做到勤儉辦一切事業這一點尤為重要。

3、三篇文章，指的是生財、聚財與用財。“三財之道”歷來就是財政工作的主心骨，它既是一項工作，也是一門學問。能否講究“三財之道”，做到“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不僅關系到財政職能作用能否得到應有的發揮，而且關系到財政能否振興和經濟社會能否可持續發展。生財是前提。生財為本，生財為先，只有堅持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通過大力發展經濟，培植財源，壯大財力，做到生財有方，才能確保財政的可持續發展。聚財是關鍵。只有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遵循公平和效率的原則，科學合理地確定納稅主體的稅負水平，做到聚財有度，才能確保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用財是核心。只有做到用財有效，財政工作方能達到預期效果，才能確保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當前，我縣可支配財力有限，但需要花錢的地方很多，尤其需要講究用財之道，把納稅人的血汗錢真正用到刀刃上。

4、四大方面，包括財政發展、財政改革、財政管理和財政建設。既相互關聯，互相促進，又相互區別，各有側重。一般講，財政發展是目的，財政改革是動力，財政管理是關鍵，財政建設是保障。財政發展取決于經濟發展，一般用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來加以衡量。財政改革主要涉及處理財政與經濟、政府與市場、公平與效率、中央與地方、城市與鄉村的關系，需要通過創新財政體制及其運行機制，規范理財行為，提高經濟與財政的運行效率，創造有利于市場機制充分發揮資源配置基礎性作用的外部環境，推動財政發展，在此基礎上促進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財政管理主要體現在開展財政活動、組織財政收支等日常工作之中。以校正市場缺失為天職的公共財政，是以非市場方式，按非市場程序，在非市場領域，以非市場目的來開展活動的，具有公平性、非盈利性和法治性等基本特征。為此，必須擺正政府（財政）與市場的位置，界定好二者之間的責任，凡是市場辦得了的，辦得好的，就不應由政府（財政）來承擔。只有做到定位準確、職責分明，才能確保政府（財政）職能的正確行使，并達到其預期的目標。財政建設涉及一系列財政制度安排，有廣義與狹義之分，通常包括財政理論建設、財政業務建設和財政思想政治建設等。搞好財政建設，對于正確而有效地發揮財政的職能作用，推進依法理財，推動財政理論的創新和財政實踐的發展，進而構建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公共財政體制，具有重大意義。

三、不斷創新財政管理體制及其運行機制

1、進一步完善現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包括宏觀財政政策在內的任何一項宏觀經濟政策事實上都是短期行為，具有時效性，這是因為這類政策旨在相機對宏觀經濟運行實施反周期調節，本身具有時效性，只能在特定時期加以采用。從中長期看，仍以采用中性、穩健的財政政策為宜。對我國中西部等欠發達地區面臨的困難，中央政府一方面要切實加大政策傾斜力度，另一方面不應也難以長期借助擴大財政赤字的方式增加對其投資，以求其經濟增長。特別是隨著財稅金融改革和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深化，我國面臨著多方面潛在風險不斷向財政聚集的情況，為此，必須把防范、規避和化解財政風險作為確保財政可持續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刻不容緩地擺上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一是本著“責權利”和“借用還”統一的原則，對政府債務實施總量控制和源頭控管。國債發行權宜繼續留歸中央，嚴格依據財政承受能力核定各級政府的舉債規模，強化各級政府管理債務的責任，抓緊解決眼下部分基層政府過渡負債的問題。二是建立健全財政債務風險預警監測機制，實行政府債務全口徑統計、風險管理和報告制度，優化債務結構，控制財政赤字規模。三是充實償債準備金，完善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突發公共事件財政應急反應和處置機制，提高財政保障能力。四是加快投融資體制改革步伐，減少財政直接投資；按照wto規則的要求，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支持國有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的股份制改造，明確政策性金融機構的職能定位及補貼機制，建立資產管理公司資產處置的目標責任制，減少國家最終所要承擔的損失。

2、完善財政監督管理機制，整頓和規范財經秩序。市場經濟越發展，財政監督管理越重要。只有加強財政監督管理，規范財經秩序，才能為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確保市場經濟主體平等競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基本思路是，以規范財政管理和財政分配秩序為重點，以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為目標，以財政管理信息化為手段，不斷創新財政監督管理的機制、手段和方法，通過采取事前稽核、事中監控和事后懲戒相結合的辦法，對財政收支特別是重點支出，實行從申請立項、核定預算、撥付資金，到安排使用的全過程監管，并追蹤問效，確保財政資金運行程序的高度公開透明，從思想上改變重收入輕支出、重分配輕監督的狀況，從機制上消除財政資金安全的隱患。同時，抓緊建立健全一套以財稅審計專業監督為核心、單位內部監督和社會外部監督相配合的全方位監督體系，依法查處財經領域各種違法違紀問題，并把發現問題、查處問題與改進工作、完善制度結合起來，努力構筑財政監督管理的長效機制，從源頭上防治違法違紀現象的發生。

四、財政工作要有新突破，開創新局面

1、在理財觀念上要有新突破。財政工作與黨的事業密不可分，是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必須從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的高度，從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高度，認識和看待做好新時期財政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進一步更新理財觀念，樹立科學的理財觀，增強全局意識、服務意識、效益意識和效率意識。財政作為各種矛盾和利益的交匯點，牽一發而動全身，不能就財政論財政，站在財政看財政，而要跳出財政看財政，站在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審視財政工作，把握財政規律，拓寬理財思路，做到不僅會算財政賬、收支賬，還會算經濟賬、社會賬、政治賬，正確認識和處理財政與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財政與經濟速度、結構和效益的關系；生財、聚財與用財的關系，始終把促進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作為財政工作的主攻方向，把公共財政的理念貫穿于財政工作的全過程。

2、在制度創新上要有新突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經濟的調控主要體現在定政策、立規矩、建機制和改進公共服務上，目的是為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對財政工作而言，就是要通過財政改革和制度創新，理順各種分配關系，為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財稅環境。當前，應把預算管理繼續作為財政改革和制度創新的著力點。一是編制復式預算。貫徹落實《預算法》，在編制公共預算的同時，實質性啟動編制國有資產經營預算、社會保障預算和政府債務預算，實行全口徑預算管理。二是完善部門預算。把各級預算單位全部納入部門預算范疇，建立科學的定額標準體系和嚴格的項目預算管理程序，完善預算收支分類方法，修訂預算科目，加強項目預審，注意預算與計劃的銜接，使之做到公開、透明、通俗和規范，以提高預算編制的針對性、準確性、規范性和有效性。三是健全預算決策、執行的制衡機制。部門預算既要編制科學，又要公開透明，便于執行。特別是有利于銜接政府采購，有利于方便財政撥款，利于審計監督和人大監督，確保預算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增強預算法律約束力。四是進一步延伸政府采購的范圍，規范政府采購行為，提高政府采購效率；完善“收支兩條線”管理，逐步淡化乃至徹底取消預算外資金概念；完善國庫集中收付制度，從機制上堵塞財政收支漏洞。五是加快事業單位預算改革。遵循區別對待的原則，對經營性事業單位，一律推向市場，財政停止供給；對準公益性事業單位，適當核減事業經費；對公益性事業支出，實行按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數量和質量核撥經費。六是抓緊建立科學、規范、量化的績效預算評價指標體系，強化“成本一效益”評估分析，提高財政資金配置效率。

3、在服務重點方面要有新突破。要把促進“五個統籌”作為財政服務的重點。一是鼎力支持解決“三農”問題。進一步深化農村稅費改革，尤其是推進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縣鄉財政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理順政府與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加大財政支農的力度，增加財政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讓公共財政的陽光普照“三農”。二是推動社會事業加快發展。認真落實并不斷完善促進各項社會事業發展的財稅優惠政策。大力支持社會事業制度建設和體制創新，重點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教育體制改革和公共衛生體制改革。三是大力支持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合理運用財稅調控手段，加大財政投入，完善配套措施，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綠色經濟，促進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走上可持續的良性發展軌道。四是促進擴大對外開放。

篇10

我認為，古今中外，財政就是國家財政、政府財政，因其天然具有公共屬性，所以也是公共財政，它們是同義的。但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演進，不同的國家財政又會有不同的模式（類型）。現在大家所說的“公共財政”一詞是從西方引進的，把它作為國家財政在西方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模式，突出它是一種市場型財政，卻又有著特殊的意義。

“公共財政”一詞是英文PublicFinance的直譯。《美國傳統辭典》對Finance有兩種解釋：一是指資金或其他財產的管理科學，二是指對資金、銀行業、投資和信貸的管理。一般的英漢辭典則通常把Finance譯為金融、融資或財務。因此，如果Finance一詞單獨使用，那么它的主要意思可以理解為我們通常所說的財務管理，而這種財務管理既可以發生在私人部門，如家庭、企業、銀行的資金管理：也可以發生在公共部門，主要是政府部門的資金管理。在Finance一詞前加上限定詞Public，此時的Finance就超越了“私人性”，而具有特定的“公共性”。可見，單從字面上理解，PublicFinance指的就是公共的或公共部門的財務管理。由于國家（或政府）是整個社會經濟中最為主要、對社會公眾有著最為廣泛、持久而深刻影響的公共部門，因此，用PublicFinance來代表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是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的。所以，應當把PublicFinance譯為“財政”，因為財政就是指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我于1987年在把馬斯格雷夫（Musgrave，R．A．）的PublicFinanceInTheoryandPractice編譯為《美國財政理論與實踐》一書時，就把PublicFinance譯為“財政”。也正因如此，假如把PublicFinance直譯為“公共財政”，有的學者認為那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不過，人們會問，如果PublicFinance是專指國家（或政府）的財政活動的話，那么為什么不直截了當地在Finance的前面用Government加以限定，卻偏偏要冠以Public一詞呢？據張馨同志的考證，PublicFinance一詞一直到1892年才被英國的巴斯塔布爾（Bastable，C．F．）首次用來概括“財政（學）”這一范疇。而在PublicFinance被廣泛采用的前后，財政（學）被冠以GovernmentFinance的不在少數，而且迄今為止仍然有之。這樣，如果把PublicFinance和GovernmentFinance放在一起進行比較，那么將PublicFinance譯為公共財政（學），用以特指市場型的財政，以突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或政府）財政活動的公共性，不失為一個貼切的譯法，足可以接受的。

有的學者提出，自從1959年馬斯格雷夫出版了被奉為經典著作的《財政學原理：公共經濟研究》首次引入了公共經濟（PublicEconomy）的概念，特別是1964年和1965年分別以法文和英文出版的《公共經濟學基礎：國家經濟作用理論概念》和《公共經濟學》，直接以公共經濟學（PublicEconomics）為書名。自此以后，多數財政學著作把PublicFinance或GovernmentFinance改稱為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PublicSectorEconomics）。而這種改名，絕不僅僅是單純意義上的名字的改換，而是研究的范圍、領域、方法、指導思想、所要說明的問題等等都有實質性的變化。照此說來，與西方國家財政學的發展現狀相比較，“公共財政”的提法多少顯得有些“滯后”了。

應該肯定，西方財政理論的研究的確在近幾十年來已經有了實質性的進展。但也應當看到，盡管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對政府與經濟活動之間關系的研究，已經擴展、突破了原有的內容和方法，但是，對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的分析，仍然是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中最具份量的組成部分，而這也正是不少財政經濟學著作相繼改名之后，卻仍有許多著作使用PublicFinance的原因，此其一。其二，“公共財政”一詞的提出和興起，是在我國歷經多年的財政經濟改革，在原有的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稅體制已經發生了深刻變革之后，試圖對逐步走向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財政模式及其特征進行理論概括的產物。在我國財政改革與財政理論發展的現實情況下，提出“公共財政”一詞，并將其作為國家財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模式（類型），的確有助于標識我國財政職能轉化的方向，有利于財政定位，是有著特殊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的。

近幾年來，張馨同志撰寫、出版了《公共財政論綱》等專著，發表了許多論述公共財政的文章，在財政本質與財政模式（類型）的關系問題上有了新的突破，對國家分配論的繼承與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受到了學術界與政府部門的肯定和重視。對此，我感到十分高興。我曾于1999年3月6日在《中國財經報》發表《我所理解的“公共財政”一文，正式提出“為公共財政叫好”。總之，對于“公共財政’這一提法，我是持贊成態度的。

二、公共財政與國家財政的關系

我之所以對“公共財政”范疇及其原理加以肯定，是因為它從經濟體制的角度出發，正確把握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及其涵義、特征。不過，盡管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體制，并無姓“資”姓“社”之分，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這就決定了與之相適應的公共財政可以作為我國財政改革的一個主要模式；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這一經濟體制是以社會主義為方向并將其作為社會經濟制度基礎的，這就決定了對我國財政模式的把握不能不顧及我國的社會生產關系或經濟關系。因此，公共財政作為對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的一種理論概括，固然不失其積極意義，但它作為我國財政改革的目標模式，卻是失之片面的。

那么，哪個概念才能正確把握我國財政改革的現狀及其目標呢？我認為，從現實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角度考慮，還是要強調“國家財政”一詞。一方面，國家與財政有著天然的聯系，沒有無國家的財政，也沒有任何財政可以離開國家而存在，國家財政作為一個一般范疇，可以涵蓋公共財政范疇。這樣，在總括我國財政的基本特征的同時，不至于因為強調國家財政，而忽視對構建公共財政框架的倡導；也不至于因為倡導建立公共財政，而脫離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現實。另一方面，和公共財政的提法相似，使用“國家財政”一詞，雖然看似有同義重復之虞——財政本來就是指國家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在財政前面加上“國家”二字是缺乏必要的，然而，使用“國家財政”一詞卻有助于反映我國財政經濟改革過程中的兩個重要事實：第一，我國的市場化改革進程主要是由政府自身主動推進的，對財政改革來說同樣如此；第二，多年以來，我國財政一直存在“兩個比重”偏低的情況，需要通過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權威對這種局面加以改觀，以“建立穩固、平衡和強大的國家財政”（總書記為《領導干部知識讀本》一書所作的批語）。由此可見，在現實情況下，使用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國家財政”這個“財政一般”范疇，還有其特定的時代內涵。

在說明了堅持“國家財政”范疇的必要性之后，這里還有必要對公共財政與國家財政之間的關系作進一步的辨析。前面已經提到，國家財政與財政是一致的，財政就是國家財政，國家財政也就是財政；而公共財政特指市場型的財政，因此，國家財政包含公共財政，公共財政是財政或國家財政的從屬概念或者說是子概念。一般說來，公共財政以彌補市場失靈為出發點，集中于從事非營利性的公共服務活動；但由于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公有制經濟居于主體地位，現實中存在著的數量巨大的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本運營，以及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國情，導致了在公共財政之外，還必須有一塊活躍于經營性、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財政。而公共財政與國有資本財政這兩個既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系的有機統一體，就構成了我國國家財政的現實模式，所即謂的“雙重結構（或雙元）財政”（其中以公共財政模式為主）。

“國家財政”范疇的使用，引發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概括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張馨同志提出，人類歷史所存在的經濟體制有三種類型：自然經濟、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與之相適應，從財政活動的目的出發，國家（或政府）的財政活動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家計財政、公共財政和國家財政。用“家計財政”來概括自然經濟型財政的提法是否恰當，這里暫不討論；但是用“國家財政”來概括計劃型財政，我認為是欠妥的。張馨同志指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只是國家和政府的行政附屬物，個人只是企業或單位的行政附屬物，整個社會以國家和政府為中心形成一個大企業，企業和個人的活動只是服從于和圍繞著國家與政府的經濟計劃來開展，從而財政也只是服從于和圍繞著國家的需要而活動的，這就具有了“國家”財政的性質。應當說，張馨同志對計劃經濟中的財政活動的總體狀況的分析和判斷大體是正確的，值得商榷的是用“國家財政”來概括計劃型的財政這一做法。我認為，財政與國家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這一觀念已經是深入人心的了，再用古今中外皆有的“國家財政”這樣一個帶有“財政一般”意義的范疇來界定帶有特定含義的計劃型財政，很容易導致概念使用上的混亂和人們的誤解。比如，人們在否定計劃型財政時，就會把“國家財政”這個“財政一般”也一并否定掉了。

此外，拘泥于從財政目的的角度劃分財政類型，會在邏輯上產生這樣的問題：既然家計財政服從于領主或君主的（私人）需要，公共財政服從于公共需要，而國家財政服從于國家需要，要么，國家是公共性質的還是私人性質的？如果說國家需要是公共需要，那么國家財政與公共財政又有什么區別：如果說國家需要是私人需要，那么是國家財政好像與家計財政又沒什么兩樣。而如果這兩種說法都不成立，那么國家就該是公共性與私人性的混合體了。依據的國家觀，國家財政的確兼有公共性和私人性的成分，但是，按照同樣的邏輯，那么公共財政、家計財政又何嘗不同時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呢？而無論答案如何，都將有違按照同一標準對財政模式（類型）進行劃分的初衷。

因此，我認為，不妨根據計劃經濟下的財政大包大攬的特性，用“大一統財政”來概括計劃型財政或許會更加合適些。

三、公共財政論的引進與本土化問題

我一向主張，對待，既要堅持，又要發展。既反對“僵化論”，又反對“過時論”。對待西方的東西，必須學習、分析、吸收、借鑒。既反對“排斥論”，又反對“照搬論”。早在80年代，我就率先編譯了馬斯格雷夫的《美國財政理論與實踐》，撰寫并出版了《比較財政學》、《國際稅收導論》和《財政學原理》等著作，為引進、吸收、借鑒西方財政理論做了一些工作。我認為，從財政活動的起因、客體、目的、模式和決策等五個角度看，西方財政理論是由市場失靈論、公共產品論、公共需要論、公共財政論和公共選擇論等共同組成的。這些理論先后被引進我國，并得以論述和宣傳。但近幾年來，大家都集中到“公共財政論”這一提法上來，把公共財政論作為西方財政理論的總稱或代稱。

公共財政論是根植于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土壤之上的財政經濟學說。公共財政論的引進在我國已經有一段較長的歷史，但是，它在我國的真正崛起和本土化卻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其主要是受學說生存與發展的現實土壤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