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張性財政政策措施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擴張性財政政策措施，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配合必要性；配合方式

中圖分類號：F8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2-000-01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合理配合使用，才能實現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穩定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的目標。本人就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作一點粗淺的分析。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概述

財政政策是國家為了調節總需求變動及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關系，而調整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的基本原則和方針。具體來說，就是國家利用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同總需求波動、總需求與總供給關系的內在聯系，調整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使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形成一定的對比關系，通過這種對比關系調節總需求變動及及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的平衡。財政政策是國家最重要的經濟政策之一，是國家經濟政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它本身也是一個獨立的政策體系。它對國民經濟運行的調節具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直接性。即財政政策是由國家直接掌握和控制的，國家可以通過它直接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生活和各種活動，這是價格政策、貨幣政策不具備的。二是強制性。財政政策一般是通過立法形式制定和頒布實施的，具有法律效力，一旦制定，各單位和個人都必須執行，否則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財政政策貫穿于財政活動的全過程，體現在收入、支出、預算平衡和國家債務等方面。所以，財政政策就是由稅收政策、支出政策、預算平衡政策、國債政策等構成的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在市場經濟下財政功能的正常發揮，主要取決于財政政策的適當運用。財政政策運用得恰當，就可以促進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財政政策運用不當，就會引起經濟的失衡和波動。在我國，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主要是通過各種政策手段來調節經濟的運行。也就是說，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僅豐富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而且增加了財政政策運用的難度。貨幣政策是國家政府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所制定的關于調整貨幣供應的基本方針及相應措施。也是國家最重要的經濟政策之一。貨幣政策是由國家中央銀行制定的。貨幣政策主要包括政策目標、政策工具和政策傳導等內容。

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現已成為我國重要的調節經濟的宏觀政策和經濟工具。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著共同點和統一性，但也有一定的區別。兩者的統一性在于：第一，這兩大政策的調控目標是統一的，都屬于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第二，兩者都是需求管理政策；第三，從經濟運行的統一性來看，財政、信貸和貨幣發行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任何一方的變化，都會引起其它方面的變化，最終會引起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變化。所以，如果這兩個政策目標不統一協調，就會形成政策效應相悖，造成宏觀經濟運行失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雖然都能對社會的總需求和總共給進行調節，但二者在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形成中的作用是不一樣的，并且它們的作用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它們的不同點是：第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工具及調節范圍不同。財政政策工具主要是稅種、稅率、預算收支、公債、財政補貼、財政貼息等。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是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公開市場業務、貸款限額、存貸款利率、匯率等。財政政策的調節范圍不僅包括經濟領域，而且包括非經濟領域。貨幣政策的調節范圍基本上限于經濟領域，其它領域居于次要地位；第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國民收入分配所起的作用不同。財政直接參與國民收入分配，并對集中起來的國民收入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再分配。所以，財政可以從收入和支出兩方面影響社會總需求的形成。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體確定下來，財政收支的規模也大體確定的情況下，企業、單位及個人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也就大體確定了。銀行是再分配貨幣資金的主要渠道，這種對貨幣資金的再分配，除了收取利息外，并不直接參加GDP的分配，只是在國民收入分配和財政分配的基礎上的一種再分配。信貸資金是以有償的方式集中使用的，主要是在資金盈余部門和資金短缺部門之間進行余缺調劑。這就決定了銀行信貸主要是通過信貸規模的伸縮影響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形成；第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需求調節的作用方向不同。從消費需求的形成來看，包括社會消費和個人消費。社會消費需求主要是通過財政支出形成的，財政在社會消費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如果財政在支出中對社會消費性支出進行適當壓縮，就會減少社會集團的購買力，社會消費需求的緊縮就可立竿見影。但是，銀行信貸在這方面就無能為力。財政、信貸兩方面影響消費需求的形成。財政通過個人所得稅制度直接影響個人消費需求的形成。而銀行對個人消費需求的形成只是間接影響。由于居民的儲蓄存款可以隨時提取，導致銀行對個人消費需求的形成弱于財政。從投資需求的形成看，雖然財政和銀行都向社會再生產供應資金，但是二者的側重點不同。在我國現有的體制下，固定資產的投資主要由財政承承擔，流動資金投資主要由銀行供應。隨著銀行信貸資金來源的不斷擴大，銀行也發放一部分固定資產投資貸款，但銀行重點是供應流動資金。所以，財政對形成投資需求的作用主要是調整產業結構和國民經濟結構的合理化。而銀行對形成投資需求的作用主要是調整總量和產品結構。第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擴大和緊縮需求的作用不同。財政赤字可以擴張需求，財政盈余可以緊縮需求。但財政本身并不具有直接創造需求即“創造”貨幣的能力，唯一能創造需求、“創造”貨幣的是銀行信貸。所以，財政的擴張和緊縮效應需要通過信貸機制的傳導才能發生。如財政發生赤字或盈余時，銀行壓縮或擴大信貸規模，完全可以抵消財政的擴張或緊縮效應。只有，財政發生赤字或盈余時，銀行也同時擴大或收縮信貸規模，財政才會發揮其擴張或緊縮的作用。從而可以說，銀行信貸是擴張或緊縮需求的總閘門。第五，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時滯性不同。由于財政政策措施要通過立法機構，經過立法程序，從確定到實施，過程比較復雜，決策時滯較長；而貨幣政策可以由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業務直接影響貨幣數量，決策時滯較短。財政政策措施在通過立法滯后，由有關單位具體實施；而貨幣政策在中央銀行決策之后，可以立即付諸實施。所以，財政政策的執行時滯一般比貨幣政策長。從效果時滯來看，財政政策要優于貨幣政策。這主要是由于財政政策工具直接影響社會的有效需求，能使經濟活動發生有力的反應。而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影響利率水平的變化，引導經濟活動的改變，不直接影響社會的有效需求。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這些方面的作用不同，所以財政政策要與貨幣政策配合運用，才能更好地發揮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否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各行其是，政策之間就會發生摩擦和碰撞，彼此抵消作用，從而減弱了對宏觀經濟調控的效應和力度，這就難以達到宏觀經濟調控的預期目標。

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運用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運用就是各種類型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同組合，即膨脹性(松的)、緊縮性(緊的)和中性三種類型的不同組合。一般情況下，當社會總需求明顯小于社會總供給時，就要采取松的政策措施，擴大社會總需求；當社會總需求明顯大于社會總供給時，就要采取緊的政策措施，抑制社會總需求的增長。至于到底是要采取何種政策搭配，主要決定于宏觀經濟的運行情況及其要達到的政策目標。

(一)松的財政政策與松的貨幣政策相配合，即“雙松”政策。這種配合形式適用于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可以刺激經濟的增長，擴大就業。但如果配合不好，或放松幅度不適當，會導致通貨膨脹。

(二)緊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相配合，即“雙緊”政策。這種政策組合可以有效地抑制需求膨脹和通貨膨脹，適用于嚴重通貨膨脹時期。但如果控制力度過大，就會導致經濟衰退、失業人數增加。

篇2

國內研究方面，不少學者從理論和實證的角度分析了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關系。姚大鵬（2005）基于IS-LM模型分析認為，從微觀和中觀層面上改革我國的經濟結構，可以使我國的IS曲線和LM曲線更加平緩，從而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節效果加強，增強兩者之間的協調性。李穎（2007）認為僅依靠貨幣政策并不能夠有效治理我國流動性過剩問題，只有配合相應的財政政策，建立起消費主導的良性經濟發展模式和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才能有效抑制流動性過剩帶來的通貨膨脹。苗艷芳（2008）認為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方面存在三大問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缺位”和“越位”并存、財政部門和金融部門合作不默契、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缺乏高水平和深層次配合。李穎（2010）提出應該從四個層面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效果：共同目標、相對作用、實施主體以及搭配方式。曾倩（2011）總結了從1998年到2010年間我國每年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文件內容，發現我國的財政政策措施和貨幣政策措施之間缺乏配合，而且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配合時往往出現“一邊倒”的調整模式，這為宏觀經濟帶來了過強的刺激，很容易導致經濟“過冷”或“過熱”，不利于宏觀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張志棟和靳玉英（2011）利用1980年~2009的年度數據為樣本建立MS-OLS模型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價格決定方面的政策效果，實證結果證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物價穩定方面能夠有效互補。

從上文文獻綜述中我們發現，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并不一定是相互加強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否相互配合取決于經濟結構、宏觀調控體系、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時間等多種因素，分析影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性的重要因素，對于增強我國宏觀調控體系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國內學者大都從理論和政策層面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性問題，忽視了對兩者之間配合效果的實證研究。張志棟和靳玉英（2011）僅分析了價格層面的配合效果，研究角度比較有限，而且利用29年的年度數據時間序列較短，建立的模型并不具有很好的穩健型。為了彌補目前學術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1999年1月至2014年1月的月度數據建立了VAR回歸模型，對我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之間的互動效果進行了分析檢驗，希望就政策組合的效應和政策制定的效果得到清晰的結論，并針對性地提出改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性的有益建議。

二、計量模型

1.計量方法。VAR模型可以用下式表示：其中Yt為時間序列構成的向量，p為自回歸滯后階數，ut~IID（0，Ω）是隨機誤差列向量，其中每個元素都是非自相關的，但不同方程對應的隨機誤差項之間可能存在相關。

2.樣本與統計數據說明。本文利用財政預算收入完成額、財政預算支出完成額、貨幣供給M2三變量構成的VAR模型研究財政貨幣政策之間的影響關系，為消除變量之間的異方差，將統計數據取對數后進行分析。樣本取自期間為1999年1月~2014年1月的月度數據。本文以lnczsr和lnczzc作為代表財政政策效果的統計量，以lnm2作為代表貨幣政策效果的統計量。Lnczsr表示取對數的財政預算收入完成額，lnczzc表示取對數的財政預算支出完成額，lnm2表示取對數的廣義貨幣供給量M2。所有數據均來自CCER經濟金融數據庫。模型利用軟件EViews7擬合。

3.VAR模型的設定和估計。（1）以（lnczsr，lnczzc，lnm2）變量構成一個三變量的VAR模型。在得到正確的模型估計結果前我們需要確定VAR模型的滯后階數。根據SC準則和HQ準則確定最優滯后期為4期。并對VAR（4）模型中的殘差是否服從獨立同分布進行了檢驗，通過診斷檢驗。（2）從水平的VAR（4）模型可以得到估計表達式。

三個方程的可決系數（R2）分別是0.9258，0.8696，0.9998，擬合優度較高。從第一個方程來看，度量貨幣供應水平的lnm2的滯后二階的系數為負（-1.790），但是所有lnm2變量的系數之和為正（1.0052），可見總體上增加貨幣供給速度將增加財政收入增加速度。從第二個方程來看，所有lnm2變量的系數之和為正（1.2655），可見總體上增加貨幣供給速度將增加財政支出增加速度。從第三個方程來看，度量財政政策的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的總系數為負（-0.023），說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的增加將降低貨幣供應量的增加速度，而度量財政政策的財政支出增長速度的總系數為正（0.0189），說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的增加將增加貨幣供應量的增加速度。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得出如下結論：當貨幣政策擴張時，由于稅收制度的穩定機制導致財政收入也相應增加，這將削弱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效果；但是擴張貨幣供給是同時配合增加財政支出，可以抵消掉財政收入增加的負面效果。（3）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檢驗結果發現lnczsr，lnczzc，lnm2三個變量互為格蘭杰因，說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性較強。（4）脈沖響應函數。脈沖響應函數是描述一個內生變量對誤差的反應，也即在擾動項上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新息（innovation）沖擊對內生變量的當前值和未來值的影響。圖1是對VAR（4）模型的脈沖響應函數曲線，橫軸表示滯后階數，縱軸表示內生變量對沖擊的響應程度。從圖1中可以看出，對對數的財政支出施加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6個月內引起對數財政收入的小幅波動，在10個月之后沖擊的作用消失，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逐漸一致，但引起對數貨幣供給量的大幅度波動，前5個月波動幅度在-6至4個標準差之間，10個月后波動以一個正的標準差為均值上下波動，且波動幅度逐漸減少，30個月后對數的貨幣供給大致穩定在1.0個標準差處。對對數的財政收入施加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在6個月內引起對數的財政支出的小幅波動，在10個月之后沖擊的作用消失，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逐漸一致，但引起對數的貨幣供給量的大幅度波動，前5個月波動幅度在-2至4個標準差之間，10個月后波動以一個正的標準差為均值上下波動，且波動幅度逐漸減少，30個月后對數的貨幣供給大致穩定在1.0個標準差處。對對數的貨幣供給施加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對數貨幣供應量的正向沖擊雖然會隨著時間的延長有所減弱但是其影響卻會長期存在，在15個月之后穩定在0.7個標準差的位置，而且該沖擊在5個月之后將導致對數的財政支出的小幅增加和對數的財政收入的小幅減少。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第一，財政政策的沖擊將對貨幣政策產生長期影響，具體而言，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增強貨幣政策的效果，而且增加財政支出和增加財政收入對于貨幣政策的增強效果是一致的。第二，貨幣政策的正向沖擊對財政政策的影響作用非常小，而且還會引起財政赤字。（5）預測方差分解。VAR方差分解能夠分析影響內生變量的結構沖擊的貢獻度，圖2是對VAR（4）模型的方差分解曲線，橫軸表示滯后階數，縱軸表示內生變量之間的對結構沖擊的相對作用。從圖2中可以看出，對數財政收入變動中，自身波動的解釋部分大概占到75%~100%，自身波動的影響逐漸減弱，穩定在75%左右；0%~20%由對數的財政支出的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20%左右；0%~5%由對數的貨幣供給量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5%左右。對數的財政支出變動中，自身波動的解釋部分大概占到74%~82%，自身波動的影響逐漸減弱，穩定在74%左右；18%~18%由對數的財政支出的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18%左右；0%~8%由對數的貨幣供給量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8%左右。對數的財政支出變動中，自身波動的解釋部分大概占到65%~100%，自身波動的影響逐漸減弱，穩定在65%左右；0%~25%由對數的財政支出的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25%左右；0%~10%由對數的貨幣供給量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10%左右。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效果要大于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影響效果。

三、結論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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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工業生產指數；赤字；歐洲；財政政策

中圖分類號：F810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59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09-134-02

盡管一些主要國家實行了重要的貨幣寬松政策，比如美國，但全球經濟增長依然放緩，失業率還保持在較高水平。正因如此，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在當前的政策討論中日益受到重視。當然，高經濟增長率需要避免當前的這種經濟低迷狀態，然而關鍵性的問題在于財政擴張能否與寬松的貨幣政策協調使用。又或者就像一些主流經濟學家所建議的，只實施貨幣政策也能達到扭轉經濟低迷的目標？

理性預期學派和實際經濟周期學派認為，實施擴張型的財政政策（政策目標是提高經濟增長率和降低失業率），將達不到預期的目標。相反，預算赤字，不管是通過貨幣發行還是向公眾借款，都會增加公共債務，提高利率水平，擠出私人投資，最終將損害經濟的中期發展。反過來，隨著價格水平的上漲，這些又會導致工人名義工資的增加，企業利潤的減少，從而影響企業的未來投資。費爾德斯坦堅持反對擴張型的財政政策，尤其是那些訴諸于赤字開支的財政政策。羅伯特·巴羅也反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夠成為相輔相成的政策工具這一觀點，認為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因為正在面臨或經歷財政寬松政策的經濟主體會把他們的收入儲蓄起來，以備未來增加的納稅額，而不是增加私人消費和擴大投資。在這種情況下，因為消費沒有改變，所以財政乘數是0。

然而，上述命題缺乏特定的經驗分析。此外，在如今的大多數發達國家里，通貨膨脹正處于有效的控制之下。就巴羅的假設而言，我們應該知道這一假設并沒有被實體經濟中的任何經驗證據所證實，因為即使實行寬松的財政政策，大多數OECD國家里的家庭儲蓄卻減少的非常多。

在面對嚴重低迷的經濟時，為了穩定經濟，貨幣政策工具和財政政策工具可以被很好地協調使用。例如，在總需求嚴重不足、高失業率和經濟流動性有限的時期里，為了進一步刺激民間借貸，在實施寬松貨幣政策的同時，有必要實施擴張型的財政政策。在一些由于債務負擔加重而不得不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的情況下，如果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不管是出于匯率下降還是信貸擴張，在某些程度上能對經濟衰退的沖擊起到緩沖作用。

在經濟衰退時期，單一的依賴貨幣政策來穩定經濟，并不能對經濟產生足夠的刺激，因為在經濟陷入通貨緊縮的情況下，更低水平的利率并不會必然對投資產生激勵。的確，在一些利率非常低的時期，為了刺激總需求和增加產出與投資，政府應該優先考慮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而不是單一的進一步降低利率水平。事實上，在經濟衰退時期，為了擴大消費和促進經濟發展，在實施低利率的寬松貨幣政策的同時，還必須擴大政府支出。在摩根大通就職的布魯斯分析了美國的聯邦政府宏觀經濟模型，該模型指出聯邦政府債券利率每下降1%，僅僅能夠增加0.6%的GDP，因此可以證實，與財政政策相比，在刺激經濟發展方面單獨實施貨幣政策是缺乏效率的，而財政政策則顯得更有效率。

然而，在應對經濟衰退的過程中，如果寬松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真正能夠協調發揮作用的話，那么有什么證據能夠表明政府赤字與經濟增長之間所存在的關系？更直接一點就是，政府赤字能否真的刺激經濟增長？

美國的George evdoridis教授發表的名為《政府赤字對經濟增長的積極影響》一文，準確的表明了二者之間的動態平衡以及預算赤字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潛在積極影響。該論文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他證明了政府赤字不僅在經濟衰退時期對經濟增長有刺激作用，在其他時期也是有效的。他認為他所指出的正常赤字對經濟的高速增長而言事實上是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根據他的分析，當生產部門生產生產資料的時候，經濟增長中的主要推動力量不能實現貨幣盈余（利潤），所以就不可能實現經濟的穩定高速增長。這一不利處境可能會產生“停滯陷阱”。對經濟的穩定高速增長而言，為了擴大政府支出而形成的不平衡預算，在促進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是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

Evdoridis使用的是這一關系式：I+X+G=S+M+T （1）

篇4

然而，通脹風險開始顯現，并可能會在短期內加劇。

高盛認為，迄今為止，國內和國際因素都對通脹率上升發揮了作用，而且可能會在未來幾個季度進一步推高CPI通脹率，尤其是如果緊縮政策出臺的時間滯后或力度過小。

高盛將2010年和2011年的通脹率預測分別上調至3.2%和4.3%。除了上述因素之外，過去3個月總需求增長較一、二季度有所加速，而且在CPI通脹率突破4-5%區間后通脹預期也有可能呈現螺旋上升勢態。隨著緊縮措施對需求的影響開始顯現、節能減排措施的放松使供應得以釋放，2011年將有望看到通脹率環比下降。不過，在2011年二季度之前，CPI同比增幅可能仍將維持在高位。

高盛認為決策層將為遏制通脹壓力而出臺涉及廣泛的政策措施，但將主要通過控制貨幣及信貸增長的定量工具來實現。

貨幣政策措施上，高盛認為將在2010年12月中旬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貨幣政策立場從“適度寬松”轉變為“保持穩定”的可能性加大。

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動用其它流動性回收工具:貨幣當局可能會依賴于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增發央票等手段從貨幣體系中回收過剩流動性。尤其是如果11月CPI增幅繼續上升，政府或許會在年底前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

加息：國務院在提高政策利率方面將更為謹慎，盡管實際利率仍為負值。高盛預計明年至多加息三次，每次一年期存貸款利率均分別上調25個基點。若11月通脹率明顯高于預期，也不能排除當局將其中一次加息提前至2010年四季度的可能性。不過，高盛預計政府更傾向于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從而避免強化市場對日后頻繁加息的預期。

信貸控制:截至目前，政府似乎只是在松散地管理信貸限額，這導致8-10月間廣義貨幣供應量大幅增長。高盛預計央行和銀監會將很快聯手強化窗口指導，同時為2011年制定相對保守的信貸目標。不同于市場對2011年新增人民幣貸款額度仍為7.5萬億元左右的普遍預期，高盛認為貨幣當局可能會在2010年目標的基礎上至少小幅下調，以體現趨緊的政策立場。由于日后還可以對信貸額度進行調整，決策者所作決定將在短期內發揮信號影響。

人民幣升值:雖然人民幣可能會加速升值，特別是考慮到美元兌其他貨幣普遍走軟，但高盛仍認為決策者會將人民幣/美元的升值速度保持在每年約6%。這是因為中國政府仍對人民幣升值的后果（損害出口行業就業并導致熱錢流入）感到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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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持續了約20年的高速增長。1978－2000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達到9．52％。這一增長速度，與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高速增長時期的年均增長率大致相近，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高速增長期大體也持續了20年左右。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期以后，都出現了減速的過程。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也都經歷了類似的發展過程。中國經濟發展在經歷一定時期的高速增長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現減速的情況。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已經呈現出這種趨勢。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經濟的現實增長率已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約平均10％左右，過渡到1998－2001年的8％－7％之間。這一趨勢將左右本世紀最初十年的中國經濟增長率。

中國現實經濟增長率之所以下降，主要背景是：經濟發展由資源、供給約束型轉向市場、需求約束型，由粗放的數量擴張型轉向同時追求效率與質量的集約增長型；中國經濟面臨著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要求以及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壓力。同時依靠制度變革帶來的生產要素重新配置（主要是農村勞動力和資源向非農產業的轉移）的勢頭減弱也是增長下降的一個原因。但是，由于目前中國在人均收入、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和國際化水平等方面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特別是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著明顯的差距，而國內城市與農村之間、東部與西部之間的發展水平也存在巨大差距，所以中國經濟蘊含著較大的經濟增長潛力。無論從需求的角度還是從供給的角度看，支持經濟增長的力量依然很雄厚。因此，中國經濟的減速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仍能保持相對快速的增長勢頭。中國經濟在本世紀初可以實現7％－8％左右的平均增長率，考慮到國內外發展條件的變化，個別年份升至上限9％，降至下限6％，也是有可能的。在此范圍內起伏，均可視為正常的發展。

如前所述，1998－2001年，中國經濟一直在7％－8％的增長速度區間運行。但這幾年中國經濟的現實增長率，低于潛在的經濟增長率，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有人估計，我國現時潛在增長率在9％上下，有的估計，在8％－10％之間。由于就業狀況不佳，社保措施不健全，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使居民消費需求受到遏制；由于最終消費需求不振，及在準入、融資等方面的限制，社會民間投資的增長也受到遏制。這幾年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通過支持政府投資對拉動國內需求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內需不足的問題一直縈繞著我們。外需增長也受到國際局勢和市場形勢不確定因素的影響。需求不足的市場約束，使我國潛在的增長能力難以發揮出來。

現實經濟增長率明顯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的證據，是我國社會資源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無論是人力資源、財力資源、物力資源都有較大的余力沒有發揮。人力方面，大量勞動力資源未充分利用，使就業壓力增大。物力方面，產品嚴重過剩，生產能力閑置，社會庫存增加。資金方面更是供大于求，目前我國城鄉居民儲蓄超過8萬億元，金融機構的存貸差由1998年的9174億元，上升到2001年的31302億元，平均增長率高達50．5％，大大高于同期存款增長的速度，導致存貸差占存款總額的比重升到2001年的21．8％，今年6月底存貸差已達到34007億元，即目前有1／5的銀行信貸資金沒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大量的儲蓄無法轉化為投資。由于供大于求的局面持續難解，通貨緊縮的陰影揮之不去，物價呈現出長期性回落的趨勢。

今年我國經濟形勢好于預期，現實的經濟增長速度將比去年加快。我們希望經濟增速加快的勢頭能夠持續下去。當然我們不能指望現實的增長速度回復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兩位數的高峰。然而經過努力，現階段的潛在增長速度是可以達到的。只要我們努力增加內需，把未充分利用的財力物力人力資源動員起來，這個目標是能夠實現的。

就業優先的增長模式和效率與就業并重

目前，我國未能充分利用的社會資源潛力中，最為醒目的是勞動力資源。與資金資源、物質生產力資源相比，后兩者受短期和周期性因素影響較大。而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則是我國的重大資源優勢，它不僅對短期增長起作用，而且是長期發展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中國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后一、二十年世界上無與倫比的一件大事。但中國勞動力的豐富目前卻形成了巨大的就業壓力。由于人口基數大，且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勞動參與率較高，今后10年至20年又處于勞動力資源增加的高峰期，每年新增勞動力逾千萬。加上失業下崗人員，農村待轉業的剩余勞動力，今后每年需要增加千萬以上個工作崗位。而目前能提供的就業崗位只有約800萬個。并且，隨著科技進步，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所能吸納勞動力的彈性系數逐漸降低。目前我國勞動力人數約7．5億，相當于西方發達國家勞動人口4．35億的1．73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要安排這么多就業崗位。中國就業問題的出現又是經濟轉型過程中，為提高經濟效率而付出的代價，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成本。中國大量人口的就業壓力，源于極大的勞動力供給與有限的資源（自然資源、資本資源）之間的矛盾。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在經濟發展戰略上應采取就業優先的增長模式，而不能采取其他資源優先的增長模式。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白皮書》中說，中國政府始終將促進就業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性任務，通過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實行積極的就業政策。這項積極的勞動就業政策在實際執行中遇到許多復雜的情況。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觀念成為思想理論界多數人的共識，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其主要著眼點在于促進提高效率。其結果是在提高中國經濟效率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帶來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和基尼系數的急劇上升；同時效率優先要求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加速資本替代勞動的過程。另一方面，雖然政府將控制失業列入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但眾所周知，宏觀政策有四大目標（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理論上應同時兼顧，實際上不同時期往往各有偏重。如在“軟著陸”時期，宏觀政策的取向事實上是以穩定物價為優先。1997、1998年以來，政府雖然努力以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但事實上并不是以就業作為中國經濟運行與發展的優先目標，而是以就業增長作為經濟增長政策的配套措施和副產品。但是應當注意，經濟增長不一定帶來相應的就業增長，有些部門（農業、礦業、某些制造業等）的經濟增長還伴隨著就業的下降。問題在于，就業增長并不單純取決于經濟增長一個因素，而是取決于經濟增長和就業彈性的變化兩個因素。因此，為解決就業增長，就必須一要經濟增長，二要提高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有人估算，如果能保持“七五”規劃每年7％的經濟增長速度，將就業彈性由目前的0．1提高到0．15，那么“十五”期間就能解決4000萬個以上的就業崗位。我國當前就業彈性呈現下降趨勢，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綜合措施減緩、阻滯這一趨勢，乃至進一步促進提升就業彈性。這需要在技術進步與結構調整的政策上作出大量復雜的

研究與動作，正確解決效率與就業的關系。

效率與就業這一尖銳的矛盾，決定著中國未來的政策選擇和經濟發展。用犧牲效率與效益來擴大就業機會，將使中國喪失國家競爭力，永遠淪于落后境地。而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效率效益，將使更多的人進入失業行列。那么解決效益與就業的唯一出路，是采取效率與就業兼顧并重的政策。中國發展經濟的空間和容量是這么大，完全能夠一方面有選擇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關鍵產業、骨干企業的資本和技術的密集度，以增強它們的國際競爭能力；另一方面同時發展以制造業為骨干的傳統產業，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大力發展資本技術型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環節，大力發展服務行業，大力發揮民營中小企業吸納更多就業崗位的作用。這當然需要制定和實施一整套協調配套的政策措施。我以為只要政策措施對頭，以上兩個方面的發展是應該可以并行不悖的，既可以達到效率提高的目標，又可以達到充分就業的目標，是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唯一妥善途徑。

把促進就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基本優先目標，不僅是基于我國勞動力資源豐裕不得不作出的決定，也是國際上達成的共識。前不久國際勞工組織的《全球就業議程》強調，創造就業機會不再是經濟政策的副產品，而是宏觀經濟戰略和國家政策的總目標。就業不僅是生存手段，還是融入社會、給后代帶來希望的手段。就業問題的重要性怎么強調也不過分，何況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保障充分就業與社會公平，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要繼續實施并要正名

1998年以來，我國連續幾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利用國債資金進行重點建設，有力地拉動了經濟增長，抑制了通貨緊縮趨勢，而且加快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增強經濟發展的后勁。同時又實施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在貨幣供應量方面多數時候進行擴張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1998年從過去“適度從緊”的政策開始實現宏觀政策的轉變時，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都是中國條件下“擴張性”政策或“松動性”政策的一種變換的提法。“積極財政政策”的擴張性實質是無疑問的。貨幣政策只是因為考慮防范金融風險和穩定幣值，才賦予“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復雜的內涵。它既包含反對通貨緊縮的內容，又包含反對通貨膨脹的內容（戴根有）。這樣可以操作自如，但是人們的印象是缺乏方向感。

這兩項政策已經實行了四年。其成效有目共睹，其問題眾說紛紜。宏觀調控政策一般是短期政策，這兩項政策是要繼續堅持下去，還是改弦更張？

拿積極財政政策來說，國債投資對促進國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應，是無疑的。但長期使用這一手段，一方面會增強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作用，與市場化改革目標相悖；政府投資一般效率也比較差，國債投資逐步傾于低收益或無收益項目，出現國債投資效用遞差現象；政府工程質量難以保證，而且容易發生腐敗。隨著時間推移，積極財政政策的消極方面日益顯露。但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據我看有三個條件。一是國際形勢明顯好轉，外需增長強勁。二是民間投資出現機制性復蘇繁榮，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形成自主成長機制。三是財政赤字和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達到或超過警戒線。目前看來，國際經濟形勢緩慢回復，但不確定因素仍在。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自主成長機制緩慢形成，但不能替代政府投資的拉動。國債余額占GDP比重尚未達警戒線，財政赤字占GDP比重雖逼近警戒線，但赤字警戒線還有伸縮余地。綜合上述情況，積極財政政策仍不能完全淡出，其內容應加以調整。國債規模應當控制，但仍應發揮效力，以保證經濟運行的基本穩定。

再拿貨幣政策來說，現在貨幣供應量并不低。M2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有力地支持了國債投資和大行業、大企業的發展。然而近幾年由于中央銀行貨幣供給中用于海外增殖的外匯儲備持續增長，而國內信用中用于支付政府部分又迅速增大，同時銀行貸款總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資產所抵銷等原因，投入實體經濟的資金受限（夏斌），企業部門特別是中小企業感到資金偏緊，也是不爭的事實。今年近幾月來，各種口徑的貨幣供應量增長幅度比上年末和今年初計劃均有提高，特別M0、M1增速上升，金融運行趨于活躍，加大了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目前，穩健貨幣政策朝松動方向的這種調整，仍需繼續，以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好轉的勢頭。貨幣政策不能僅僅被動適應經濟增長的需要，而要積極促進現實的經濟增長，使之向潛在的經濟增長率靠攏（劉國光）。

如前所述，我國目前現實的經濟增長率低于潛在增長率，社會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總需求不足的局面尚未過去，依然是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格局。為對應此種問題，除在結構、體制方面采取措施，消除長期以外，還得運用宏觀調控政策，進行治理。宏觀調控政策的取向，一般地說，可分三種情況：1當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現實的經濟增長率高于潛在的增長率，出現通貨膨脹趨勢時，需要采取緊縮性的政策；2當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現實的經濟增長率低于潛在的增長率，出現通貨緊縮趨勢時，需要采取擴張性的政策；3當總供給與總需求大體相當，現實經濟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差距不大，無明顯通脹與通縮趨勢的跡象時，就應采取中性的政策。這是經濟學的A．B．C，宏觀經濟政策要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篇6

【關鍵詞】金融危機;宏觀調控;市場泡沫;失業率

引言

2008年不約而至的國際金融危機不但造成中國出口減少、外需降低還造成中國失業率上升、中國增長明顯變緩。2年過去了,但金融危機的后續影響仍然存在甚至持續,我們姑且把現階段成為“后危機時代”,探討我國近期采用什么宏觀經濟政策同樣很有必要。

一、金融危機概述

(一)什么是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又稱金融風暴(The Financial Crisis),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

(二)金融危機的分類

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次貸危機等類型。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越來越呈現出某種混合形式的。其特征是人們基于經濟未來將更加悲觀的預期,整個區域內貨幣值出現幅度較大的貶值,經濟總量與經濟規模出現較大的損失,經濟增長受到打擊。往往伴隨著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社會普遍的經濟蕭條,甚至有些時候伴隨著社會動蕩或國家政治層面的動蕩。

(三)2008年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

此次金融危機是由美國房產市場泡沫促成的。從某些方面來說,這一金融危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發的其它危機有相似之處。

每當信貸擴張遇到麻煩時,金融當局都采取了干預措施,(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并尋找其它途徑,刺激經濟增長。這就造就了一個非對稱激勵體系,也被稱之為道德風險,它推動了信貸越來越強勁的擴張。這一體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們開始相信前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說的“市場的魔術”――而我國則稱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義者認為,市場會趨于平衡,而允許市場參與者追尋自身利益,將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這顯然是一種誤解,因為使金融市場免于崩盤的并非市場本身,而是當局的干預。不過,市場原教旨主義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成為占據主宰地位的思維方式,當時金融市場剛開始全球化,美國則開始出現經常賬戶赤字。

全球化使美國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區的儲蓄,并消費高出自身產出的物品。2006年,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達到了其國內生產總值的6.7%。通過推出越來越復雜的產品和更為慷慨的條件,金融市場鼓勵消費者借貸。每當全球金融系統面臨危險之際,金融當局就出手干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80年以來,監管不斷放寬,甚至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

次貸危機導致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必須重新估計風險、分配資產,未來兩年,發達國家資金將紛紛逆轉回涌,加強當地金融機構的穩定度。由此將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證券市場價格大幅縮水、本幣貶值、投資規模下降、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這次次貸危機是此次金融危機發生的導火索。

二、國際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的影響

(一)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

從金融危機開始爆發的2008年開始,我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4.3%,低于2007年大多數月份的水平,2007年全年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25.8%。

從公布的經濟增長的數據來看,2008年GDP增長為9%。首先,2008的9%,與2007的13%相比,相差4個百分點,跌幅之大很少見。一個大國的經濟,在上下年度之間,增長速度一下掉4個百分點,這個跌幅震蕩程度是很強烈的,這對一個國家的影響應該說是很深刻的。其次,如果和近5年比,2003―2007中國平均經濟增長的速度是10.6%,下降了1.6個百分點。2008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明顯地低于近5年的平均增長速度,最后,和改革開放30年比,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30年的平均經濟增長速度是9.8%,2008年是9%,低了0.8個百分比。可見,2008年中國GDP9%的增長速度,和上一年比跌幅之大很少見,顯著低于近5年的平均速度,甚至低于30年來的平均速度,這是值得我們的關注和思考的。

(二)經濟增長變緩導致失業率上升

經濟增長進入下行周期,或者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它帶來的問題可以說是全面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失業的問題。中國的失業問題,具有長期的戰略性質。這是因為,一方面中國的勞動力的供給有三個世界第一:一是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力的存量,我們有七億多的勞動力;二是我們有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力的年度增量,每年新增勞動力大概是一千二百多萬人;三是我們有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力蓄水池,有大量待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而另一方面,伴隨著工業化、市場化的深入,我們絕對的和相對的勞動力的需求都在減少。中國的工業化,一般加工工業和制造業革命基本完成,正在朝著工業化的后期轉型,投資的資本密度越來越大,對勞動力的需求是相對的和絕對的減少。這就是技術進步,就是資本排斥勞動。可見,中國的就業問題,無論是從勞動力的供給來看,還是從勞動力的需求來看,這個矛盾都是非常尖銳的,長期存在的。為解決這個矛盾,也要求中國經濟在目前這個情況下,在長時期里要保持比較高的速度。沒有比較高的速度來支撐的話,就業問題的解決就缺少必要的經濟基礎和平臺。所以,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一旦明顯下滑,所帶來的最突出的社會矛盾首先就是失業問題。

(三)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外需降低

2009年前三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5.2%,比上年同期回落3.3個百分點,其中,9月份增長11.4%。這一數據反映出了企業經營狀況的惡化加劇,增速回到個位數是大概率事件。

中國企業面臨四大壓力:匯率升值、原材料成本上升、勞動力成本上升、外需驟降。如果歐美經濟陷入深度衰退,對于一個出口已經占到GDP40%的國家,是致命的。

現在看來,三季度出口依然平穩,主要是上半年訂單延續,而1～9月美國金融危機還沒有從市場明顯擴散至實體經濟層面,美國經濟還維持2%的增長。但是9月份后期,雷曼事件后,感覺明顯不一樣了,市場與實體經濟的防火墻被沖垮,未來幾個季度美國經濟將進入顯著衰退,溢出效應波及全球,中國出口很不樂觀。

(四)全球經濟放緩對中國制造業影響巨大

中國制造業都是大進大出的結構,資源和市場都捏在美歐的手里。一方面中國制造業得承受原材料價格上升這種輸入型通脹的壓力;而另一方面,中國制造業又無法將成本壓力外移,因為全球制成品的定價權不在中國,盡管中國被冠以“世界工廠”或者“世界車間”。但現代制造業價值鏈的兩端都不在中國掌控,研發、原材料采購、品牌設計、銷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務、零售壟斷巨頭等等高附加值領域都在美歐手里。中國制造業只是拿訂單干活,并不直接面對最終消費者。這樣的結構非常脆弱,資源和市場雙向一擠,必然使企業大量倒閉。

(五)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刻不容緩

我國的經濟結構確實存在著不合理之處,也早已采取措施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比如說限制“兩高一資”企業的投資和出口,適度降低勞動密集型企業商品出口退稅率等。然而,經濟結構調整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涉及到新技術、新市場的開發,更涉及到就業市場的穩定。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打亂了我們既定的經濟結構調整的步驟,一些原本興旺上升的行業形勢大變,企業不斷破產,失業人數尤其是農民工暴增,迫使我們不得不逆轉政策導向,保就業、保增長,推遲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

三、金融危機后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

兩年前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向各國宏觀調控當局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貨幣和財政政策的運用成為重要的應對措施。中國在2008年11月明確宣布宏觀政策轉型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即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之后,已經取得明顯成效,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應隨之調整,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方面做出的調整

中國的財政政策這些年一直在擴張。財政政策包括財政支出和財政收入兩方面。一方面,我們在不惜舉債,不惜以財政赤字的方式來增加財政支出,增加財政支出就是擴張需求;另一方面,我們這幾年在減稅,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上調、企業所得稅兩法并一、增殖稅從生產型轉為消費型、取消農業稅和多項土特產稅、采取新的出口退稅方法等,這都是減稅,留給居民和企業的可支配比例增大,這是刺激需求,是擴張性的財政收入政策。而貨幣政策在緊縮。貨幣政策包括信貸和利率。2003年9月,中央銀行提高了商業銀行的法定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這就直接凍結幾千個億的商業銀行信貸;從那以后,一直調上來,到2008年7月,法定準備金率已經達到17.5%,這在世界范圍內是很高的,也是中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最高的。提高準備金率是減少信貸,縮緊銀根,是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再看利率政策,我們從2003年第四季度開始,特別是2004年以后,明顯加快了提高利率的速度,到2008年6月,一年期的基準貸款利率已經達到7.47%,如果還浮動一下,可浮動到10%以上,這是很高的利率了,基本上不鼓勵人們貸款。所以貨幣政策,不論是信貸,還是利率,都在收緊銀根。這就形成了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歷史上非常少見的一個局面,就是財政在擴張,貨幣在緊縮。這在正常情況下有好處,我們叫“松緊搭配”。一個國家的經濟在正常運行的時候,貨幣和財政最好避免雙松或者雙緊,以免經濟不穩定,上下起伏。但問題是,現在的中國經濟是不是正常?如果用這個組合,其作用相互抵消,政策效果是相互否定的,不利于擺脫困難,不利于解決危機。所以,我們的宏觀政策作出了重大的調整,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就是“雙擴張”,這是很大的變化。

(二)從近期的刺激需求逐漸轉向兼顧中長期活躍和改善供給

道理很簡單,經濟危機來勢兇猛的時候、失業率非常嚴重的時候,把不惜一切代價要失業率降下的時候,要采取堅決有效的措施在短期內擴大需求,包括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上一些項目,增加一些就業崗位,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這個時間不能太長,在更長的時間里要考慮對需求的刺激和刺激起來的供給的結構以及企業的效率。不能盲目地刺激需求,如果為了實現短期的活躍,刺激起來的項目都是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項目。那么將來所要克服的問題、所要付出的代價會更沉重。近日報紙上講,政府要公布4萬億的去向。4萬億干什么了?刺激了哪些項目?如果過于盲目,刺激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項目,還真不如凱恩斯所說,拿這4萬億請人去海德公園挖坑、填坑。我們現在新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為保經濟增長、擴大內需、調整結構,就是要把近期需求和中長期供給銜接起來。

(三)將“保增長”改為“穩增長”

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仍低于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率,物價上漲壓力不大,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仍應是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但將“保增長”改為“穩增長”,主要是考慮到國際國內不穩定因素仍然很多,需要繼續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避免經濟大起大落。要全面落實和不斷充實完善一攬子計劃和政策措施,并準備多種預案以防國內外環境的突然變化,靈活審慎把握政策力度和節奏。

“穩增長”的關鍵是控制住各地政府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新開工節奏。目前,政府投資項目在建規模已經很大,不少地方政府鋪開的投資攤子超出了地方財力可承受能力,要規范地方政府及其平臺公司的舉債和擔保承諾行為,集中資金首先確保已開工項目的按期完工。科學合理地安排投資計劃,推進中央投資項目建設,確保項目質量和安全。在世界新一輪產業投資新增長點并不明朗的背景下,對產能過剩行業的投資要從嚴控制,堅決抑制重復建設等盲目投資。對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要保證土地和資金供應,通過增加房地產投資來改善房地產市場供求關系,為穩定房價創造長遠有利條件。

(四)推進調結構、惠民生領域的改革

要素價格杠桿是促進結構調整的最重要因素。積極推進水、電力、成品油等重要能源資源價格改革,進一步完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使價格不僅反映要素的市場供求狀況,而且要反映其稀缺性以及環境保護成本,并推進要素市場主體培育和監管體系建設。

進一步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允許民間資金以適當的方式進入金融市場提供金融服務,大力發展專為中小企業服務的“草根”金融企業,加大小額貸款公司的推廣力度,適當加大民間金融機構的杠桿比例。

積極推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通過資金要素價格杠桿促進投資效率的提高。推進壟斷行業市場準入改革。在鐵路、通信、航空、石油化工等壟斷行業和公用事業與社會發展領域引入競爭,盡快清理不合理的限制性行業準入制度,鼓勵民營企業進入這些領域。國有資本應從房地產等競爭領域逐步退出來,國有企業主要從事保障性住房建設。

(五)積極推進結構調整與節能減排

繼續抓好重點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和實施細則的貫徹落實,改變目前“輕調整、重振興”的片面做法,重點產業加大淘汰落后產能的力度,修訂《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毫不放松地抓好節能減排工作。

利用市場競爭機制,提高產業投資和市場準入條件,強化環境監管,嚴格項目審批管理,限制土地供應和貸款,通過采用經濟、行政等手段,加快淘汰達不到準入標準、市場競爭力差的落后產能。

研究出臺鼓勵淘汰落后產能、促進兼并重組的政策措施。“兩高一資”產業要發展高精尖深加工項目,發展循環經濟,搞好再生利用,推進“兩高一資”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推動企業加快技術改造,抓緊研究并盡快出臺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總體思路和政策措施,設立創業投資基金支持新興產業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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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一凡.中國經濟:資產泡沫下的理性解讀[J].中國經貿,2010(01):54-55.

篇7

    從理論上說，當總需求不足時，一般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財政政策的運用可以從收入和支出入手，通過二者的共同作用有效地影響消費、投資，擴大總需求，以達到供求平衡。可見，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調節是通過財政收入和支出兩方面來實現的。收入方面對投資總量的調節主要是減稅和稅收優惠。通過減稅和稅收優惠可以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和企業利潤，增強了他們的投資能力，擴大其投資需求，從而增加投資總量。支出方面對投資總量的影響首先表現為財政自身的投資支出，這項支出規模占總投資比重的大小決定了對投資總量的影響程度；其次財政投資的帶動效應，通過財政投資帶動其他投資主體的介入，進而引起其他經濟主體的投資擴張來影響投資總量。可見，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作用過程如下： 政投資支出增加 財政支出帶動社會投資增加財政政策的運用投資總量的擴大減稅和稅收優惠社會投資能力增強，投資增加當然，確保財政政策能夠有效地影響投資總量需要滿足一系列的約束條件，一是啟用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行大規模的財政投資要有充裕的財力作保障且只能在短期內使用，不能指望長期通過無節制發債、大規模減稅、擴大赤字規模來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和國際經驗一再表明，持續較大規模的財政赤字是引發通貨膨脹和造成本幣幣值不穩定的重要因素，我們應從中吸取教訓。二是在國家財力有限、財政投資不足的情況下，如果財政投資帶動社會投資效應不明顯，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影響效果必定大打折扣。當今各國財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品的供給，財政直接投資的份額在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不可能占據主導地位，財政的直接投資關鍵在于帶動社會投資，進而擴大有效需求，促進經濟增長。三是財政投資擴張要避免對其他社會投資主體投資的“擠出效應”。

    二、積極財政政策在影響投資總量中存在的問題

    從1998年下半年我國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其主要內容是通過增發國債，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確保了近兩年經濟增長速度不至于大幅下滑。但與此同時，財政投資擴張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

    1.受國家財力約束，財政投資支出在總投資的比重過低，對投資總量影響作用甚微。改革開放以來，財政困境日益加重，滿足了行政、科教等支出以后，直接用于建設的比重日益降低。近幾年來，財政基本建設支出在財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基本建設支出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只接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別為3.7%、3.9%、3.9%、4.0%？。1998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增發的1000億元國債用于基礎設施投資也只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3.5％。可見，財政基本建設支出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很低，即使在短期內可以通過增發國債、增收節支，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資，但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不會很大。

    2.財政投資擴張未能有效調動非國有投資的積極性。1998年增發1000億元國債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本不想財政包打天下，而是以此帶動其他投資主體的介入，通過其他投資主體的擴張最終拉動經濟增長。令人遺憾的是，財政投資擴張只帶動了國有部門投資大幅增長，民間投資未作相應跟進。1998年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19.6％，而城鄉居民個人投資僅為6.1%，集體經濟下降了3.5% ？ .從過去幾年的狀況看，在經濟處于低谷時，國家啟動經濟，國有投資率先增長，非國有投資隨后跟進，二者共同的投資擴張帶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比如1989年、1989年經濟增長率分別為4.1％、3.8％，經濟的低速增長迫使國家1991年下半年重新啟動經濟，國有投資率先增長，非國有投資隨后跟進，1991年國有和非國有投資分別為14.8％、13.4％，1992年分別為32.8%、21.9%，1993年分別為17.5%、72.8%？。可見國有投資起著經濟啟動的先導作用，隨后非國有投資大規模擴張，二者共同的合力作用推動那時的經濟高速增長。反觀1998年國家擴大財政投資啟動經濟時，只帶動國有投資大幅增長，非國有投資沒有明顯跟進，在當前非國有投資占近“半壁江山”的格局中，單靠國有投資投資的增加來拉動經濟的快速增長是不現實的，也正說明了財政投資率先擴張未能有效地帶動社會投資，從而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作用有限。

    3.乘數效應遞減導致利用投資擴張刺激經濟的作用不明顯。乘數效應說明了投資增加刺激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當投資增加時，經濟擴張，國民收入增量大于投資增量，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倍數等于投資乘數；在投資減少時，經濟收縮，國民收入減少量大于投資的減少量，投資減少導致經濟收縮的倍數也等于乘數。具體表達式為：k＝1/（1-mpc）=1/mps式中k表示乘數，mpc表示邊際消費傾向，mps表示邊際儲蓄傾向。乘數公式表明，投資乘數的大小與邊際消費傾向或邊際儲蓄傾向有關。

    從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來，投資乘數一直很低，最高的1996年也僅為1.70。也就是說，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增加1000億元投資，最高只能形成1700億元需求，說明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依靠擴大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遠遠答不到人們原來樂觀的設想。

    表1 90年代以來我國投資乘數的

    單位：億元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gdp 21617.8 26638.1 34634.4 46759.4 58478.1 68593.8 74772.0 79553.0 gdp增量 8245.7 5020.3 7996.3 12125.0 11718.7 10115.7 6278.2 4781.0 城鄉居民消費品總額   9704.8 12462.1 16364.7 20620.0 24774.1 27198.9 29152.9 城鄉居民消費額增量   1459.1 2757.3 3902.6 4255.3 4154.1 2424.8 1954.0 邊際消費傾向   0.29 0.34 0.32 0.36 0.41 0.38 0.40 投資乘數   1.41 1.52 1.47 1.56 1.70 1.61 1.67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摘要》（1999）有關資料計算。

    4.公共投資對私人投資的擠出影響不可忽視。根據經濟學中的“擠出效應”，如果政府靠借款支付公共投資，就會推動金融市場利率上升，通過發行債券形式籌集資金也會造成債券價格下跌，從而引起利率上升，進而使私人融資成本上升，導致私人投資萎縮。這樣，公共投資擴張結果卻引起整個社會投資支出的縮減。目前，我國公共投資擴張排擠私人投資的現象主要表現為：一方面政府龐大的投資計劃需要銀行信貸的支持，在銀行資金有限、風險約束增強的情況下，銀行“惜貸”勢必壓縮其他企業或私人投資信貸，部分企業或私人只能尋求較高利息的資金來源，從而增加資本成本，降低盈利能力和再投資能力，還有相當部分企業則由于項目收益水平較低既無緣在銀行內也不可能在銀行外獲得融資；另一方面還表現在政府部門及其下屬機構把某一產業領域作為本單位的勢力范圍和領地，通過行政手段限制其他投資主體的進入，即使進入也對其業務進行嚴格的限制。這種行政性壟斷排擠了其他投資者的投資介入，減少了其他投資者的投資。同時，非國有經濟原來準備對某一項目進行投資，后來因國家投資同樣的項目，非國有經濟的投資被“擠出”，這在中央加大公共交通建設和基礎投資之后，地方項目準備不足，但又不愿意放棄中央的無償投資，便把原來與外資和私人投資合作的項目改為中央投資項目。這時，財政投資只是取代了原有的非國有投資，形成“擠出效應“。近一年多來，中央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下降、貨幣供應量一直增加，銀行的貸款能力應該說大副增強，但企業實際投資并未同步前進，從中可以看出財政投資”擠出“了私人投資。

      三、我國實施的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作用有限的因素分析

    1. 財力不足、財政風險加劇制約了財政投資的全面擴張。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前，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較高，財政分配是國民收入分配的主渠道和投資的主要來源。如今情況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僅為11％左右，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相比都明顯偏低，在安排了“吃飯”之后，能夠用于經濟建設的投資極其有限。在目前“兩個比重”仍沒有改觀的背景下，無論是通過減稅還是增發國債都面臨著國家財政承受能力的制約。其一是擴大國債規模進行財政投資面臨著當前財政債務依存率和國債償債率都偏高即國家財政的債務承擔能力不足的影響。國債的財政承受能力主要通過債務依存度和國債償債率來反映。由于在中國國債的發行和償還有中央政府承擔，所以，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更能準確地反映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從我國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來看，自1994年以來均超過50％，1997年高達57.77％，這意味著中央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靠舉債來維持的。同時，國債償債率也相當高，1997年財政債務的還本付息的支出高達1959億元，國債償債率達23.3％？ ，換句話說，當年財政收入近1/4要用來償債。由于國債與稅收在性質上有根本的不同，即國債的有償性，到期必須償還，因此目前過量增加國債的發行規模會加大財政運行風險。

    2.全面減稅的空間有限。減稅是世界各國通行的刺激投資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一項重要政策措施。從宏觀稅負國際間比較看，目前發達國家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0％以上，有的高達50％。發展中國家一般也在20％－25％之間。相對寬裕的稅收收入為其實施減稅政策提供了財力支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基本上走的是一條減稅讓利的路子，“兩個比重”不斷下降。近年來，工商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僅維持在11%左右，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與發展中國家相比，都明顯偏低。在這種情況下，對于我們這樣正在向工業化國家邁進、亟需資金積累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采取減稅來刺激經濟投資需求、拉動經濟增長是不現實的。

    3.去年稅收增收1000億對企業增加投資的抑制作用不能忽視。通常來說，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增稅是實行財政緊縮的重要措施之一，因而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即使不能減稅，至少也不應增稅，從這個意義上說，1998年稅收收入增加1000億是與當前背景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意向背離的。雖然這些年來我國稅收負擔不是重而是輕的實證分析不時見諸報端，就現行稅制規定的稅負的確不重，但如果把各種稅外收費納入總體稅負的計算范圍，我國目前的總體稅負約占25％（楊斌，1998年），這個比例與中等稅負國家的基本水平持平，以致于企業負擔過重的呼聲不絕于耳。況且稅收增收1000億主要來自于效益較好的企業，在當前物價

    連續下跌、經濟景氣預期看淡的情況下，這對效益好的企業無疑增加了額外負擔。過重的企業負擔意味著企業需求的萎縮，降低了企業的投資意愿，尤其對硬預算約束的非國有企業更是如此。

    4.“不安全預期”增強了居民的儲蓄傾向，造成了投資乘數的下降，弱化了政府投資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各種投資主體在投資方面的責任意識明顯增強，投資需求有原來的政府擴張機制逐步轉變為市場調節機制，由于目前國內外經濟形勢較為嚴峻，因此除政府外的其他投資主體的投資意愿均減弱，從而導致投資乘數下降。更為重要的是政府機構改革的逐步推進、人員分流和國有企業改革下崗人員的增加，迅速改變了廣大消費者的收入預期；而住房、醫療、教育等體制改革又大大改變了廣大消費者的支出預期。因此，未來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的增強，形成了當前的“不安全預期”，造成居民儲蓄傾向增強和消費預期降低，引起投資乘數偏低，政府投資擴張效應難以充分顯現。

    5.政府投資于產業鏈條較短的基礎設施，引導社會投資的效果不明顯。政府投資支出的增加，不僅會因投資拉動收入增長和消費增長而形成乘數效應，還有可能因投資于某一產業而引起關聯投資，即投資的波及效應。投資的波及效應大小取決于產業鏈的長短。投資于產業鏈長的項目，雖然形成有效供給的時間跨度大，但在一定時序內，由投資波及效應所激發的投資需求乘數也相應較大，對于國民經濟增長也相應較大。而投資于產業鏈條短的項目，則波及效應相對較小，就不可能激發更大的投資乘數。1998年和1999年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投資，主要用于水利工程設施、糧食倉庫建設、公路交通等基礎設施。這些投資的產業鏈條短、關聯度小，所需要的投資品主要是鋼材、木材、水泥，投入使用需要的相關零部件、配套件極其有限，只帶動了相關部門和行業的投資。因此，它就不可能引起像前幾年在發展輕紡工業、家電工業、汽車摩托車工業時所出現的波及效應。

    四、當前我國的財政政策選擇

    為了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積極調節作用，緩解當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同時確保國民經濟長期持續增長，建議當前財政政策實施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財政支出政策的選擇應遵循支持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促進產業升級為原則，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需求的同時，加快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為經濟的持續增長奠定基礎。我們知道，總量和結構問題是經濟生活中兩個最基本的方面，經濟增長表現為總量問題，但經濟增長必須建立在經濟結構合理和協調的基礎上，否則，增長就失去了堅實的基礎，經濟的大起大落難以避免，我國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實踐也充分印證了這一點。當前的總需求不足、經濟增長乏力，不簡單地表現為總量問題，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多年來盲目投資、重復建設，引起的供給不能有效地滿足需求的結果。因此，財政投資的擴張如果不遵循優化產業結構的原則，很可能把本已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復制并放大出來，反而加劇經濟生活中的深層次矛盾。財政投資最能體現國家意志，它不僅可以直接集中社會資金進行重點配置來解決經濟結構問題，而且能間接起到示范作用。1998年下半年開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不是簡單地緩解需求不足的制約，國家更注重了結構優化這一原則，加大了對農業、能源、交通、水利設施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投入，這對緩解我國多年來的基礎設施“瓶頸”大有裨益。同時國家還應加大技術改造和高新技術企業、先進技術企業投入，增加產品的技術含量，促進產品的升級換代，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2.加快費改稅步伐，增強國家財力，切實減輕企業負擔，發揮企業的投資潛力。我國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較低和企業實際負擔并不輕并存局面的出現，其中主要原因是當前政府收支不規范、稅外收費現象嚴重。因此，加快費改稅步伐，將某些行政性收費和基金納入規范的稅收軌道，堅決取締一些不合理的收費。這樣既可以保證我國國家財政收入有所提高，強化財政投資的財力保障，另一方面又可減輕企業負擔，增強企業的投資能力。

&bsp;   3.在全面減稅不具備的情況下，可以嘗試結構性減稅和稅制的完善來刺激企業的直接投資。雖說我國現階段大規模減稅既不可能，又不現實，但是，我們可以采取有選擇的局部性減稅措施。豁免中小企業的舊欠稅款，采取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給高新企業減稅的方式，以刺激企業直接投資，刺激經濟增長。我們可以在有條件的地方逐步實現增值稅的轉型，完善我國增值稅制度；降低或取消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確保稅制不應成為企業投資的障礙。

篇8

一、穩健財政政策的實質是協調發展政策

關于什么是穩健性財政政策，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上大同小異。

金人慶[1]主要是從宏觀調控方面來談論穩健性財政政策的。他認為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就是經濟學上講的中性財政政策，主要是要服從服務于改革發展大局，服從服務于中央宏觀調控大局，宏觀上既要防止通貨膨脹的苗頭繼續擴大，又要防止通貨緊縮趨勢的重新出現；既要堅決控制投資需求膨脹，又要努力擴大消費需求；既要對投資過熱的行業從緊，又要著力支持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政策核心是松緊適度、著力協調、放眼長遠。具體來說，要注重把握“控制赤字、調整結構、推進改革、增收節支”十六字方針。

賈康[2]為，宏觀調控政策“中性”的導向，是以總量特征的直觀形式給出當前財政政策轉型的基本定位與趨向。動態上看，“中性”就是總量上既不擴張也不收縮，其中的基本含義是宏觀經濟運行態勢變化之后，現階段還不宜簡單采取“全面緊縮”的調控方法，既不能“不轉彎”，又不能“急轉彎”，而應當是在穩健把握之下著力協調，在調減擴張力度中區別對待，即“有保有控”。按科學發展觀實施公共財政職能，既有不少“越位”需要退出，又有許多“缺位”和“不到位”需要填補和加強。這里強調的是總量控制、松緊適度下的結構優化調整，即對有些項目降低支持、放緩支持或者不支持，而對有些項目繼續支持。以這種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與流量，達到總量中性和結構優化的效果。

高培勇[3]認為，所謂中性財政政策，就其本來含義講，就是財政收支保持平衡，不對社會總需求產生擴張或緊縮的影響。就當前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任務而言，對中性財政政策的基本要求，就是不給經濟帶來擴張性的影響。

陳共[4]，提出其觀點：按財政原理，穩健財政政策維持赤字規模不變，基本上可以稱之為中性。現在命名為穩健性財政政策，這種提法的缺陷，是政策目標不夠明確，但它的好處是穩妥，可以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靈活調整松緊關系，做到松緊適度。并認為，在經濟增長和經濟調整時期，不可能實行緊縮政策，也不可能實行中性政策。因為第一，既然存在赤字，則說明仍然是松的政策；第二，如果維持赤字的原有規模，而赤字占GDP的比重會出現下降趨勢，實際上對財政支出有所緊縮，則以上兩點體現了松中有緊；第三，如果再考慮為了支持體制改革和體制創新而適度控制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則是對市場或企業的放松，也是松中有緊。因而認為，保持適度的赤字和國債規模，從政策類型來看，仍然是一種偏松政策，或者是一種松中有緊的政策。

二、實施穩健性財政政策的若干對策措施

1.注重投資政策導向調整

由于當前投資規模仍然偏大、投資增長仍然偏快，投資增長的“軟著陸”目標還未達到，國家對投資的控制應當嚴格些。出現這種狀況，部分是由于政策時滯因素的作用未充分顯現，還有，房地產和城建投資增長仍然存在相當的盲目性和嚴重的結構性投資失衡問題。因此，要繼續采取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強和完善對投資增長的宏觀調控。

投資調控政策不僅要在“兩個層面”做到“有保有壓”，更要采取靈活的措施，一方面要抑制房地產和城市建設投資繼續過熱增長，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投資增長下滑過多，主要是為民營投資創造更為寬松的環境，推進投資的市場化。特別是后者，要在進一步加快投資體制改革上采取更加積極措施，使投資體制或結構盡快實現“兩大轉變”，即使投資增長真正由政府主導型轉變為企業主導型；政府對投資的監管方式由“硬干預”轉變為“軟干預”。政府需加快從私人物品供給上（投資和生產經營）退出，而公共物品供給在加強監管的條件下，鼓勵民營資本參與，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政府“軟干預”則主要依靠法律法規、技術和環保標準、市場化的手段如利率和利率杠桿來調控投資的增長。

今后，政府投資要嚴格控制用國債資金和預算內資金上新項目，而把重點放在支持在建項目盡快建成，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農村基礎教育和衛生建設、大型生態工程和大型公共設施工程及西部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方面。其中更應加大對農村公共方面的投資、鐵路及城市公共交通的投資。

2.注重稅收政策的結構性調整

稅收政策是財政政策最重要的上具之一。在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下，應當注重稅收政策的結構性調整，促進經濟內生增長，以實現既定的財政政策目標。

（1）適當調整稅制結構，提高資本形成質量。一個良好的稅制是兼顧了稅收效率與公平的稅制。但我國目前的稅制結構存在較多不合理的地方，如間接稅與直接稅的結構不合理，具體稅種設置不合理，還有一些稅未開征，如社會保障稅等。目前，應當將增值稅轉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統一并適當降低稅率、改進個人所得稅、完善消費稅、實施城鎮建設稅費改革，條件具備時對不動產開征統一規范的物業稅，相應取消有關稅費，完善地方稅制度等。通過這樣的結構性調整，優化我國的經濟結構，推動資本有機構成高的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提升產業結構。

（2）調整投資課稅政策，提高投資效益。如在增值稅方面，首先應加快轉型步伐，在增值稅稅率未變的情況下，將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后，由于允許抵扣的進項稅款增加，實際上相當于減稅。從實踐方面看，東北增值稅轉型試點工作效應已顯現，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生產總值和民營經濟投資增長率均高于全國平均幅度。可以看出，民間投資對減稅的反應是相當積極的。其次，擴大征稅范圍。將與工業生產和商品流通密切相關的交通運輸業、建筑業、業、倉儲業等納入增值稅征稅范圍，這個過程要注意和稅收征管能力相結合，采取分步推進的方式。

（3）改善人力資本投資的稅收政策。隨著經濟的發展，技術水平的提高，將逐步由物質資本刺激經濟增長轉向由增加人力" 資本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首先，開征教育稅，增加稅收收人，為國家教育提供盡可能充裕的財力基礎。我國目前已征收的城鄉教育費附加及各種名目繁多的教育費，大多已具有準稅收性質。應該說，費改稅的時機基本成熟。基本思路可以是，實行專稅專用，稅基由國家統_規定，稅率可由省級政府根據需要和可能自主決定。其次，運用稅收政策，鼓勵社會對人力資本的培育和開發。如對民間辦學實行稅收優惠，對社會投資辦學實行稅收鼓勵。個人對人力資本進行自我投資。可以考慮在現行個人所得稅制中，把教育支出計入費用扣除。

（4）調整稅收政策，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目前實現儲蓄向投資轉化的主要目標是啟動民間投資，而中小企業是我國民間投資的主體。但從我國目前增值稅運行來看，小規模納稅人和一般納稅人并沒有同等對待，這種做法，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應及時調整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政策，對建賬完整、財務核算健全的小規模納稅人經主管稅務機關認定后，可轉為一般納稅人，允許其使用增值稅專用發票。

開征社會保障稅，減少不確定因素，完善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減少預防性儲蓄占居民總儲蓄的比重，居民的消費行為和消費傾向才會發生重大變化，社會消費需求才會真正擴大，進而刺激企業的投資需求。

完善股票稅制，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拓寬投資渠道，增大直接投資的比例，也有利于儲蓄轉化為投資。

3.注重促進科技進步的財政政策的應用

二是調整科技投入結構，建立和完善全社會、多渠道、多層次的科技投入體系。我們在加大財政對技術投入力度的同時，要調整對科技的投入結構。國家財政投入的重點是那些以滿足公共需要為目的的科研活動，如基礎性、戰略性、全局性的技術進步與科技創新活動。要運用經濟杠桿和政策手段，特別是要重視發揮稅收優惠對科技投入的導向作用，鼓勵和引導企業成為技術進步的主體。必須明確的是，我國企業技術進步的資金供求今后主要是依靠市場機制來實現。三是加強人力資本（教育與培訓）投資，為科技的持續進步奠定堅實的基礎。

4.注重構建促進可持續發展的財政政策體系

可持續發展是指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它們是一個密不可分的系統，既要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又要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和環境。

環境保護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面。在實施穩健財政政策中，要建立有利于環保投入穩定增長的預算支出政策措施。

（1）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建立政府環保投入穩定增長機制。一是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清晰界定財政支出范圍。在環保領域，財政支出主要介入市場完全失靈的領域（如跨流域大江大河的整治等）、通過市場能夠解決但解決不好的事項（如污水處理、垃圾處理等）。二是合理界定中央與地方的環境事權，明確各級政府環境事權劃分及其投資范圍和責任，使中央和地方在環境保護方面權責對等，分職治事。在加強中央對環境保護的宏觀調控和轉移支付力度的同時，充分調動地方參與生態建設與環境治理的積極性，實現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共同目標。三是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國家環保投入占整體GDP的比重，為環境保護提供強有力的資金保障。

（2）進行預算支出科目改革，為財政履行環境保護職能提供制度保證。在進行預算支出調整時，應將環境保護作為支出的一大類單列，并下設環境監測、污染治理、環境規劃等子目。把環保支出作為財政的經常性支出，加強政府財政對環保支出的保障力度，通過公共財政改革為環境保護提供新的資金支持渠道。

（3）建立預算績效評價體系，促進財政支出效益最大化。此外，要建立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產業政策體系。

5.注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恰當配合

我國下一步宏觀經濟政策總體目標或著力點是“穩定預期、保持景氣、防控通脹”，所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應當繼續搭配使用，并且應當促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本身微觀化，并講究內部搭配使用。這就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既要有明確的總體性取向，又要在各自本身的內部結構上有松有緊，保持必要的彈性和靈活性。

在財政政策方面，應運用預算支出政策進行短期的需求管理，用調節短期需求量的辦法實現短期供求平衡；用稅收政策來調節中長期供給量變化，改善供給結構，實現中長期供給穩定和結構優化。稅收政策要“有增有減、有松有緊”。預算支出政策應繼續保持一定程度的積極姿態，尤其是國債投資政策方面，要將著力點放在中長期供給能力建設、結構改進和供給穩定機制建設方面來。

在貨幣政策方面，既要保持貨幣政策必要的連續性和相對的穩定性，以鞏固前一階段宏觀調控的成果；又要注意賦予政策一定的靈活性和應變性，相機抉擇、斟酌使用。考慮到資金供給已經比較緊張而物價回落有一定的滯后期，下一步不宜出臺新的總量性緊縮措施，可根據實際情況適時適度進行微調。穩健的貨幣政策要，從“適度從緊”轉變為“總體穩健、適度放松，有緊有松、結構優化”，可以適當擴大公開市場貨幣投放、降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同時進一步運用差別準備金率調整信貸結構，緩解可能出現的資金緊張局面。

參考文獻：

[2]賈康。從積極到穩健——中國財政政策轉型與展望[J].財政與稅務，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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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政府投資；稅收政策

美國金融危機影響下，國際市場疲軟、外需不振，中國的經濟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作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之一的出口承受巨大壓力，加上投資萎縮，企業盈利能力下降，中國經濟在經過7年加速上漲后，增長勢頭在2008年發生逆轉。為此中國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目前這些政策措施效果已開始顯現，部分地區和行業經濟出現企穩回升跡象。

一、宏觀經濟走勢

1．消費增長速度趨弱化

以2008年1至10月為例，雖然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2%，但是CPI漲幅就達到6.7%，扣除價格因素，消費實際增長并不快。以重慶市為例，1至10月居民食品類消費價格上漲46.1%，需求彈性小的糧油類和肉禽蛋類上漲高達57.3%、60.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4.5%，表面上看消費形式喜人，扣除價格因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16%。物價上漲較高直接影響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體即期消費和生活質量。作為居民生活首選必需品，食品支出日益增加，多數家庭無奈之下只能縮壓其他消費品開支。即便如此，部分地區居民的實際消費能力仍趨弱化。

2．投資增長存在不確定因素

2008年期間，總體而言既有刺激投資增長的因素，這與地方新一屆政府開始工作以及災后重建等相聯系，也有抑制投資增長的因素，主要與房市股市變化和城市建設規模、速度等相聯系。此外，資源環境工作以及對新開工項目的管理，對投資也會形成一定的約束。

3．出口增量明顯回落

2008年前三個季度，我國出口10741億美元，增長22.3%，比07年同期回落4.8%。對美國的出口比07年同期回落4.6%。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裝和玩具前三季度出口分別比07年同期回落21.2%和6.3%。08年前8個月，我國家電業累計出口250億美元，增幅比07年同期回落10.7%，其他行業的情形也不容樂觀。

二、應對危機的財政政策

面對經濟下滑，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更為有效，它可以起到直接拉動經濟的作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增加支出，擴大消費；二是通過減稅刺激消費，擴大生產。

（一）財政支出與投資政策

1．“三農”支出

中央財政加大對農民的補貼，支持農業生產，加快推進農村公共事業建設，推動農村改革與發展，著力保障和改善農村人民的生活。用于“三農”支出和民生支出安排分別達到7161.4億元和7284.63億元。

2．保障性住房和災后恢復重建投資

在國務院擴大內需的十項措施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位列之首。在2008年末增加安排保障性住房、災后恢復重建等中央政府公共投資1040億元的基礎上，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資安排9080億元，增加4875億元。2008年和2009年兩年，中央財政共投入375億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設，相當于過去10年總投資的5倍。理論上，以定金式或基金式啟動的、由中央財政投資帶動的項目，能夠撬動6至10倍的資金，那么未來三年，中央財政、地方財政和社會資本在該領域的投資總額將可能達到9000億元。如果再考慮其對上下游相關產業的帶動，平均每年3000億元的投資額還可能會翻一番，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

3．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

國務院擴大內需十項措施中提出了“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交通運輸部和鐵道部表示將在未來三到五年內實現投資總額8.5萬億。比照“十五”期間，交通基建平均每年對GDP的貢獻達到了2%。這一輪的交通基建投資的貢獻率也應該會與上一輪相當。鐵道部估計，僅2009年計劃的6000億元鐵路投資，可創造600萬個就業崗位，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將達1.5%。

4．地方和民間投資

在中央投資項目的帶動下，1到2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出現上升勢頭。但地方和民間投資還沒出現大規模復蘇跡象。1到2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同比增長26.5%，相對去年末上升0.4個百分點。考慮投資品價格的大幅下降，實際增速大幅上升至30.3%。

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4486億元，增長35.6%，增速較去年全年加快12.8%，是自2004年5月份以來的最快增長速度；除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之外的內資企業，在1到2月份的投資總額為4577億元，累計同比增長26.2%，增速較去年全年增速放慢6個百分點，該類投資增速已經連續五個月放緩，創出歷史新低。民間投資尚未被積極拉動，依然處于低迷狀態。但在中央項目投資的帶動下，后期地方項目的投資會逐漸跟上，使得后期總的投資增長形勢比較可觀。

（二）稅收和減費政策

1．增值稅轉型

推進稅費改革，實行結構性減稅，減輕企業和居民稅收負擔，擴大企業投資，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我國從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據測算這項措施將減少當年增值稅收入約1200億元，減輕企業稅負約1233億元，共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約5000億元。增值稅轉型有利于釋放生產力，促進鼓勵投資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提高經濟效率，但其實施效果往往有滯后性。作為制度性改革，其實施效果的顯現將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2．出口退稅政策

調整完善出口退稅政策，能鼓勵外貿發展，促進外貿出口保持穩定增長。在2008年下半年兩次調高出口退稅率的基礎上，我國自2008年12月1日起，進一步提高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機電產品和其他受影響較大產品的出口退稅率。此次出口退稅率調整有利于緩解外貿企業資金鏈緊張，并有望進一步減輕勞動力密集型出口企業的壓力。此次部分產品出口關稅稅率的調低有利于降低原材料企業的出口成本，提高相關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減輕庫存積壓。

3．自主創新和中小企業稅收優惠政策

下一步將實施促進企業自主創新的財稅優惠政策，落實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支持完善擔保體系建設，幫助中小企業融資，促進中小企業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同時支持重點節能減排工程建設，支持服務業發展。中國還將大力支持科技創新和節能減排，推動經濟結構性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加大科技投入，促進企業加快技術改造和技術進步。

4．減費政策

財政部、國家發改委決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國統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此舉將為企業和社會減輕負擔約190億元，連同自2008年9月1日起停征的集貿市場管理費和個體工商戶管理費約170億元，合計2008年以來國家采取的減費措施可直接減輕企業和社會負擔約360億元。此次強有力的減費措施，可進一步減輕企業和社會負擔，發揮與減稅政策相同的擴張效應，促進企業增加投資和居民消費。

三、財政政策的實踐效應

雖然財政政策的運用不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由于其更多的是瞄準經濟結構中深層次的問題，偏重于結構的調整，因此在宏觀經濟的調控中其對經濟結構的影響是深遠的。

1．有效拉動消費

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所占的比重是比較低的，不僅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國國民收入不均造成的，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整體消費更是呈現不足。財政通過轉移支付可以使國民收入向普通勞動者傾斜，同時配合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社會保障的覆蓋，從而啟動農村消費市場，有效促進消費水平的提高。

2．有助于中小企業走出困境

08年上半年，全國有近7萬家中小企業倒閉。倒閉的中小企業大多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以外向型經濟為主。隨著出口退稅率的降低及信貸控制的放寬，中小企業的資金短缺問題可以得到有效緩解。

3．帶動地方經濟積極響應

中央財政投入基礎建設和民生工程帶動了地方經濟的積極響應，如北京市政府今后兩年將投資1200億至1500億，用于加強城市軌道交通建設、城市路網、保障性住房等城鄉基礎設施建設，預計可帶動社會投資1萬億元；廣東省政府以重大項目帶動社會投資，5年內計劃投資2.3萬億元；江蘇省政府加快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企業的支持力度，實施總額2200億元的政府主導性項目。新晨

4．有利于社會公平

政府財政支出對分配可以起到很大的調節作用，一方面通過對政府支出的公共保障功能的強化；另一方面通過完善補助政策，關注低收入者群體。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經濟的均衡發展和國民經濟快速增長。

5．有助于產業結構調整

在深度調節產業結構方面，財政政策有著其他政策所不可比擬的優勢。其能對產業結構的薄弱環節有針對性的調節，如利用稅收政策來鼓勵中小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發展；拿出相當一部分資金扶持“三農”調整農業種植業結構，支持新農村建設等。

6．降低對外依存度

受國際經濟環境制約，我國政府通過降低關稅和降低出口退稅稅率，并且進一步完善企業稅負負擔，通過稅收政策來引導企業把更多的資源配置到符合國內消費需求的產行業中，從而減輕了國際收支對國內經濟增長、流動性膨脹等的壓力。

四、結束語

全球金融背景下，我國政府對未來進行了積極的預期，重拳出擊實施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雖然這些政策的實施效應還未完全顯現。但是，無疑這些舉措對我國經濟頹勢的扭轉，遠期增長方式的轉變都具有積極的意義。此外，我國的財政處于轉軌階段，由原來的投資性財政向公共財政、服務財政轉移。所以，財政刺激方案取向也是財政改革的實踐取向。相信這種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可以有效地減少世界經濟下滑帶給我國的沖擊，保證經濟的持續發展，而且也是我國政府運用政策應對危機能力的一次有益體驗。

參考文獻

[1]馬洪范.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財政政策選擇[J].經濟研究參考.2009（7）

篇10

1996年以來，財政收入每年以14％－20％的速度增長，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擔心，認為會抵消擴大財政支出的作用。積極財政政策重點由擴大財政支出向減少財政收入轉變，即實行減稅或所謂的供給政策的主張開始流行起來。那么實際情形到底怎樣呢？

1996年以來國家財政預算收入的快速增長，主要是體制改革中建立公共財政的結果，并非意味著我們實行了與擴張性財政支出政策相抵消的緊縮性財政收入政策。1994年以來，我國各項稅種的稅率水平并沒有提高，法定稅基也沒有擴大。國家財政收入快速增長的真實原因是，分稅制改革調動了中央與地方的積極性，使得它們都對收入歸自己支配的稅種加強了征收管理，偷漏稅等現象顯著減少。因此，實際稅基比分稅制改革前有所擴大，國家財政預算收入顯著增加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實際上，我國宏觀稅負水平到2001年也只是上升到15％的水平，低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水平。在這么低的稅負水平下，如果微觀經濟主體仍然不能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說明現實條件下的微觀主體的生產經營效益對稅收并不十分敏感，進一步減稅對國民經濟的刺激作用不會很大。

退一步講，如果考慮到宏觀調控的需要而實行減稅，應該做的是選擇若干稅率較高、影響面比較大的稅種進行規范的減稅處理，即通過稅法的統一變動調整國家法定稅率和稅基，比如將增值稅由生產型轉為收入型或消費型，降低我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等。

但是，真正能夠對企業負擔產生實質性影響的是稅外負擔的消除。一些主張減稅的人正是考慮到我國稅外負擔沉重的現實才得出減稅結論的。然而，因此就主張我國應該通過減稅來減輕企業負擔，刺激民間投資，則是走錯了方向。

既然我國企業正稅負擔水平并不高，就不能將重點放在減稅上，而是應該大力推進財政體制改革，加快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取締政府的不合理收費行為。應該借著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時機，沖破既得利益的阻撓，盡快完成費改稅、財政集中收付制度和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徹底解決企業的非稅負擔問題。

目前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當然也需要根據形勢變化做出相應調整，但是調整的重點不應該是減稅，而應該是加快財政體制改革，盡快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實現改革與發展的良性互動。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財政領域推行了放權讓利式改革，這種改革對于打破傳統財政體制的計劃經濟特征，促進市場機制發育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這種改革方式也存在一些缺陷，當計劃經濟體制框架基本瓦解，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已經取得實質性突破的時候，財政體制改革就應該有目的地以全面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體制為目標了，繼續簡單地沿襲過去放權讓利式改革的經驗已經不合時宜了。

1994年開始的分稅制改革標志著放權讓利式改革方式的結束，我國改革從此進入全面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自覺的高級階段。繼續墨守以前的改革成功經驗，堅持無原則地向地方政府和企業分權是沒有理論根據的，對我國改革和發展事業也沒有好處。市場經濟的宏觀經濟調控職能要求由中央政府統一行使，地方政府只是起配合作用，已經不再需要地方政府直接參與當地的經濟事務，相反，形勢的發展已經開始要求建立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要求地方政府盡快轉換職能，企業盡快轉變行為方式，實現政企分開，讓企業真正成為獨立自主的市場主體，尊重市場機制，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依靠政府的優惠政策甚至尋租活動。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經濟不再依靠提供稅收優惠和補貼，或者直接出面創辦企業進行投資開發，而是依靠提供良好的地方公共品和服務，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等投資環境。所以，已經沒有必要對地方政府和企業進行籠統的“放權讓利”。

實行積極財政政策與財政體制改革并不矛盾，兩者完全可以相互促進，不能因為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而放慢財政體制改革步伐。建立公共財政并不包含對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帶有負面影響的內容。相反，財政收入和預算管理方面的改革能夠有效增強國家財力，特別是中央政府的相對財力，從而為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提供充分的國家信用保障，解決大規模發行國債可能產生的國家債務負擔問題。

費改稅和取消不合理收費實際效果等于減稅。財政預算和支出管理體制方面的改革也為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提供了制度保障。當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也有利于加快財政體制改革步伐。潛在的國債還本付息負擔逼迫我們不得不在擴大財政支出的同時嚴格財政收入的征管，對國債融資項目的支出管理有利于建立國庫集中支付制度，加上加入WTO對政府職能，特別是對地方政府職能的影響。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將是我們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從事宏觀經濟調控的第一次嘗試，客觀上必然會提出相應的財政體制改革要求。

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目的是緩解國民經濟的通貨緊縮困境，保障國民經濟在困境中仍然能夠維持比較高的增長速度。現在，我國整體上仍然是個發展層次很低的國家，而且體制改革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如果不能維持國民經濟的較快發展，各種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就有可能尖銳化，后果也將不堪設想。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自1997年以來，針對不利的國內外經濟形勢，我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別是持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使得國民經濟勉力維持了7％以上的年增長速度。然而，不利的國內外經濟環境至今沒有大的改觀，通貨緊縮的壓力依然存在，內需增長乏力。加上實行積極財政政策拉動內需主要依靠增發國債、擴大財政支出，財政赤字和國債負擔增長比較快，一些人開始對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和實施策略產生了懷疑。

1996年以來，財政收入每年以14％－20％的速度增長，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擔心，認為會抵消擴大財政支出的作用。積極財政政策重點由擴大財政支出向減少財政收入轉變，即實行減稅或所謂的供給政策的主張開始流行起來。那么實際情形到底怎樣呢？

1996年以來國家財政預算收入的快速增長，主要是體制改革中建立公共財政的結果，并非意味著我們實行了與擴張性財政支出政策相抵消的緊縮性財政收入政策。1994年以來，我國各項稅種的稅率水平并沒有提高，法定稅基也沒有擴大。國家財政收入快速增長的真實原因是，分稅制改革調動了中央與地方的積極性，使得它們都對收入歸自己支配的稅種加強了征收管理，偷漏稅等現象顯著減少。因此，實際稅基比分稅制改革前有所擴大，國家財政預算收入顯著增加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實際上，我國宏觀稅負水平到2001年也只是上升到15％的水平，低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水平。在這么低的稅負水平下，如果微觀經濟主體仍然不能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說明現實條件下的微觀主體的生產經營效益對稅收并不十分敏感，進一步減稅對國民經濟的刺激作用不會很大。

退一步講，如果考慮到宏觀調控的需要而實行減稅，應該做的是選擇若干稅率較高、影響面比較大的稅種進行規范的減稅處理，即通過稅法的統一變動調整國家法定稅率和稅基，比如將增值稅由生產型轉為收入型或消費型，降低我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等。

但是，真正能夠對企業負擔產生實質性影響的是稅外負擔的消除。一些主張減稅的人正是考慮到我國稅外負擔沉重的現實才得出減稅結論的。然而，因此就主張我國應該通過減稅來減輕企業負擔，刺激民間投資，則是走錯了方向。

既然我國企業正稅負擔水平并不高，就不能將重點放在減稅上，而是應該大力推進財政體制改革，加快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取締政府的不合理收費行為。應該借著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時機，沖破既得利益的阻撓，盡快完成費改稅、財政集中收付制度和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徹底解決企業的非稅負擔問題。

目前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當然也需要根據形勢變化做出相應調整，但是調整的重點不應該是減稅，而應該是加快財政體制改革，盡快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實現改革與發展的良性互動。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財政領域推行了放權讓利式改革，這種改革對于打破傳統財政體制的計劃經濟特征，促進市場機制發育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這種改革方式也存在一些缺陷，當計劃經濟體制框架基本瓦解，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已經取得實質性突破的時候，財政體制改革就應該有目的地以全面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體制為目標了，繼續簡單地沿襲過去放權讓利式改革的經驗已經不合時宜了。

1994年開始的分稅制改革標志著放權讓利式改革方式的結束，我國改革從此進入全面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自覺的高級階段。繼續墨守以前的改革成功經驗，堅持無原則地向地方政府和企業分權是沒有理論根據的，對我國改革和發展事業也沒有好處。市場經濟的宏觀經濟調控職能要求由中央政府統一行使，地方政府只是起配合作用，已經不再需要地方政府直接參與當地的經濟事務，相反，形勢的發展已經開始要求建立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要求地方政府盡快轉換職能，企業盡快轉變行為方式，實現政企分開，讓企業真正成為獨立自主的市場主體，尊重市場機制，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依靠政府的優惠政策甚至尋租活動。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經濟不再依靠提供稅收優惠和補貼，或者直接出面創辦企業進行投資開發，而是依靠提供良好的地方公共品和服務，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等投資環境。所以，已經沒有必要對地方政府和企業進行籠統的“放權讓利”。“”版權所有

實行積極財政政策與財政體制改革并不矛盾，兩者完全可以相互促進，不能因為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而放慢財政體制改革步伐。建立公共財政并不包含對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帶有負面影響的內容。相反，財政收入和預算管理方面的改革能夠有效增強國家財力，特別是中央政府的相對財力，從而為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提供充分的國家信用保障，解決大規模發行國債可能產生的國家債務負擔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