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危機的啟示和教訓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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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歐債危機 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社會公平 社會效率

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無疑讓一直奉行高福利型社會保障制度的歐洲國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也引發了世界各國對于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又一次新思索的熱潮。使我們認識到建立健全的但又不阻礙經濟發展水平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重要性。我國要建立符合中國特色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就需要借鑒各國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和發展的歷史教訓，歐洲債務危機曝出的歐洲“高福利”病是一個具體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對其進行研究，能讓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獲得重要的啟示。

一、歐洲高福利型社會保障制度

（一）歐洲高福利型社會保障制度導致高稅收

歐洲高福利型社會保障制度必然以高稅收為前提，由于希臘是歐洲這次債務危機的導火索，便以希臘為例進行說明。希臘的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1990年為16.47%，之后一直呈增長的趨勢，到2007年增長到21.33%。而希臘的稅收占GDP的比重與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現驚人的幾乎相同的變化趨勢。1990年，希臘的稅收占GDP的比重為26.18%，到2007年，達到了32.33%。也可以說明越高的社會保障支出會導致越高的稅收。

高稅收會通過減少投資和降低儲蓄率來影響經濟的增長。從宏觀角度來看，過高的稅收會增加投資的風險，但稅收卻不能為投資者承擔風險，所以稅收過高會減少投資。同時過高的稅收會減少個人可支配收入，從而減少居民儲蓄，降低社會儲蓄率。從微觀角度來看，稅收會對勞動供給產生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而過高的稅收將會使得人們的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使得人們減少勞動供給，繼而降低社會生產效率，影響經濟的增長。

（二）歐洲高福利型社會保障制度影響失業率

根據希臘失業率與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出，它們的變化趨勢也相似的。從1990年開始，希臘的失業率隨著希臘社會保障支出的增加而增加，到1999年上升至最高點，達到11.7%，遠遠高于世界對自然失業率的估計水平。雖然到1999年有所回落，也是因為社會保障支出占GDP比重的增長率有所下降，并且仍然維持著一個較高的水平，實際上到2009年和2010年有開始大幅度上升，一度達到歷史最高水平12.5%。縱觀歐洲的平均失業率也是非常高的，它也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和學術研究的課題。

歐洲高福利型社會保障制度會通過影響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和提高勞動力成本而使得社會失業率上升，影響社會效率。首先，由于高福利制度的存在，一定會從整體上降低勞動者的積極性，自然提高失業率。其次，歐洲的高福利政策會使得勞動力成本高，企業往往會雇傭盡量少的工人來減少生產成本，這也是高福利政策會提高失業率的一個原因。高的失業率會造成產量的損失，影響社會經濟效率。

（三）歐洲高福利型社會保障制度造成政府財政負擔

希臘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異常的高，并且呈現增長的趨勢，最高達到了147.32%。巨大的債務壓力，導致政府根本無力償還，這也是這次危機發生的直接原因。在過去幾十年中，世界人口老齡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隨著人口生育率的降低和預期壽命的延長，老齡化人口比重越來越高，到20世紀末期，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速度都非常快，意大利和德國老齡化率達到20%，希臘、法國、英國、西班牙、葡萄牙人口老齡化率都超過了16%。人口老齡化的加速以及歐洲高福利制度的剛性，使得歐洲國家福利財政支出難以下降，各國政府需要花大量資金來維持其高福利政策，財政支出持續擴張，進而導致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政府只能靠舉債來度日。歐洲高福利政策會加重國家財政負擔，甚至出現財政危機使得國家高負債，由此對社會經濟效率性產生一系列嚴重的影響。

二、歐債危機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啟示

歐洲債務危機暴露出歐洲國家過高福利政策的弊端，歐洲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強調了社會公平，另一方面卻嚴重影響了社會效率。將“兼顧公平與效率”作為我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總目標定位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哲學進揭示了效率與公平的辯證關系，效率體現的是生產力發展水平，公平則蘊涵在生產關系之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同時生產關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生產力，所以兩者相輔相成，辯證統一。從這點出發，完善我國養老保障制度要徹底轉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觀念，將效率與公平等量齊觀、統籌把握。

我國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一定要謹循在十二五計劃中提出的建立“適度普惠型”養老保障制度的目標，并且要加強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建立“適度普惠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可以從以下幾點入手。第一，擴大我國養老保障制度的覆蓋范圍，逐步縮小農村與城鎮保障水平的差距。廣泛的覆蓋率是實施養老保障制度達到社會公平的一個前提條件。第二，建立統一的養老保障制度，完善我國養老保障制度的法律體系。統一的制度和完善的法律體系才是養老保障制度彰顯公平的重要條件和有力保證。第三，建立“低水平”的養老保障，可以從制定適度的養老金替代率等方面，促進我國社會保障制度與注重社會效率相聯系起來，不造成國家財政負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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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穆懷中.社會保障國際比較[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7.

[3]鄭成功.中國社會保障3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丁建定.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王群.中國特色社會保障理論與實踐問題探索[D].吉林：吉林大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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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歐債危機；成因；啟示

一、歐債危機概述

歐債危機，其導火索為希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出現的債務危機。希臘于2001年加入歐元區，在這個過程中，其為了盡可能的達到歐盟的財赤率要求，大幅縮減自身外幣債務，并與高盛簽訂貨幣互換協議。這份協議是以希臘必須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償還給高盛高額的回報作為前提。但是連續多年整個歐元區經濟都不很景氣，因此加劇了希臘國內的經濟危機。由于無法償還債務，在2009年的時候就形成了債務危機。

2009年10月初，正當全球經濟艱難地擺脫美國次貸危機的最初沖擊，步履蹣跚地走向緩慢復蘇之際，希臘政府公告稱，預計希臘2009年的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將分別達到12.7%和113%，大大超出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3%和60%的上限。此后，標普、穆迪和惠譽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相繼調低了希臘的信用評級，希臘債務危機正式浮出水面。之后，危機迅速向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蔓延，希臘債務危機向歐元區蔓延后，其余幾個歐豬國家首當其沖，均遭遇了信用評級降級、債務利率飆升以及政府更迭。

二、成因分析

（一）歐洲國家長期高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拖跨了經濟。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多年來實行高消費高福利政策，不重視儲蓄，通過各種所謂的金融創新把未來若干年的錢提前花掉，只顧眼前享受，忽視可持續發展。如果經濟高速增長，高福利或許可以維持，但希臘經濟已連續5年負增長，陷入嚴重的衰退。希臘政府已無力償債，只能以債養債，將債務雪球越滾越大。

（二）其“導火索” 是國際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出現后，各國政府在應對中陸續推出了寬松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國家私人領域的去杠桿化和政府領域的加杠桿化，這些措施雖在短期內緩解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但卻大幅加重了國家財政的負擔。伴隨經濟的不斷發展，希臘以及其他一些南歐國家，之前處于一種財政弱平衡的境地，由于受國際宏觀經濟沖擊，削弱了其國家集群產業的盈利能力，公共財政現金流陷入惡性循環，債務負擔愈加沉重，并導致最后出現危機的局面。

（三）歐洲只有共同的貨幣和貨幣政策，但卻沒有統一的經濟政府。當希臘國內的債務問題越來越嚴重時，其政府沒有能力來改變目前的狀態，歐盟也沒有共同的經濟政府來對其提供援助。因此，各方投資者都擔心希臘政府出現違約現象，故而放棄其在希臘的投資。除此之外，當歐洲爆發金融危機后，歐元區各個國家雖然擁有共同的貨幣政策，但其貨幣政策缺乏獨立性，不能按照各自的實際情況靈活處理，這就造成各成員國只能通過財政政策來緩解危機，財政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一旦出現不順利，后果將更加嚴重，只會加劇歐債危機。

三、對我國的啟示

（一）社保障制度要與國情相適應

歐債危機教訓深刻，對我國有很大的借鑒意義。盲目追求高福利的社會保障，終將加大政府負擔，對國家的全面健康發展不利，最終影響著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社保制度的設計一方面要充分考慮人口結構的變化，另一方面更要考慮對勞動力市場可能產生的影響。當前，我國正在逐步推進覆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體系，并已取得積極的進展，但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要覆面廣，如何做好已有制度之間的相互銜接，政策空間相當大。保障制度應保持勞動力市場充分的彈性，同時應防止可能導致勞動力市場僵化和低效的福利制度，實現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在不同地區之間的轉移接續。

（二）繼續擴大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投資一直被我國政府所依重。在本輪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后，外貿進出口受到嚴重打擊，消費市場更是萎靡不振，我國政府通過增加固定資產投資，成功扭轉經濟下滑的風險， 2007年我國是財政盈余，近兩年變為財政赤字。因此，如何減少經濟發展對出口和投資的依賴，即降低資本形成和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提高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未來的基建投資應該適度放緩，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居民的消費傾向應該成為國內經濟工作重點。可喜的是，黨的十已明確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計劃。

（三）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主要做好兩方面工作：一是要嚴格控制地方政府債務的規模，防止盲目擴大，要采取積極有效的管理措施，分類管理，逐步償還，將地方政府債務統一到中央政府的管理支配范圍之內，也就是“妥善處理存量，嚴格控制增量”；二是要改革和完善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和稅收體制，適度地放權，盤活地方財政；三是在財政收入分配制度上，應堅持多給予少索取的原則，加大社會投資力度，擴大財政收入的增值空間，避免地方政府因財政的不足而無難以有所作為，也減少大量舉債，從而增強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總之，要妥善處理地方債務，絕不能讓地方債務成為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障礙。（作者單位：中國人民銀行海口中心支行）

參考文獻：

[1] 周茂榮，楊繼梅.“歐豬五國”債務危機及歐元發展前景[J].世界經濟研究.2010（11）

[2] 鄭聯盛.歐洲債務問題：演進、影響、原因與啟示[J].國際經濟評論.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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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債務；福利制度；危機；經濟；借鑒

“歐洲是現代福利制度的發祥地，英國則是這一制度的先行者。從英國伊麗莎白女皇1601年頒布《濟貧法》到1942年《貝弗里奇報告》出臺，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英國率先建成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 [1]二戰結束后至20世紀50年代，福利制度被廣泛應用到歐洲其他國家。西方福利制度是人類20世紀社會發展的一項重大成果，但其發展道路并非一帆風順。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保護機制在范圍、程度方面均在發生變化，也隨著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同而發生不同的變化。西方福利制度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高速發展到削減的這樣一個改革過程。這幾年隨著歐洲大陸一些國家債務危機加重、經濟滑坡而發生危機，導致不同程度的債務危機。審視西方的福利制度，對我國處理福利制度和經濟發展的關系都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一、西方福利制度危機的表現

1、政府高支出

繁雜的福利項目是財政的一大負擔。據報道，從20世紀末開始，歐洲大多數國家的社會負擔越來越重。然而，即使經濟不景氣，社會壓力大，歐洲的大多數公眾卻不愿改變高消費、高福利的格局，個別歐盟成員國政府不顧本國財政情況與經濟實力，一味尋求與發達國家同等的高福利。其中欠發達的希臘和愛爾蘭較為突出。2010年，希臘社會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為20.6%，而社會福利在政府總支出中的占比更是高達41.6%。從長期來看，如果這種福利制度不加以變革，經濟發展效率不高而福利趨同，則整體社會負擔趨重就會導致債務危機。

2、政府高稅收

政府的高支出必然導致較高的稅收水平。西方各國都是實行累進稅制，收入越高，稅負越重。而隨著維持整體福利制度的開支越來越大，政府對中高收入者所征收的稅賦也水漲船高。調查顯示，一個企業主在法國的征稅率是70%，而在中國香港只有21%。同樣，比利時企業家如果在俄羅斯和新加坡辦企業，其凈工資收入要比在本國高出1倍。稅收負擔的加重自然會影響企業和個人的生產積極性。過高的稅收也使得大量精英人才流失，各大公司也紛紛在海外設廠，這也使西歐各國的經濟發展受到損失。“高福利所需的高額稅收不僅減少了企業利潤，更使得勞動密集型的企業紛紛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新興國家，進一步導致本國實體經濟規模縮小。” [2]

3、生產高成本

在歐盟國家普遍存在的高福利、高稅收和實行的最低工資水平規定、工時的縮短以及對雇員權利的廣泛保護，對企業雇主的經營、資金積累以及發展和競爭造成了很大壓力。對企業雇主而言，他們雇傭一個拿最低工資的普通勞動者，所支付的并不僅僅是月工資，還必須為該雇員交納社會疾病保險、養老基金、工傷事故基金、退休基金、失業基金等各種社會分攤金，這也就使得企業的生產成本大大提高。為維護高福利的社會保障體系，許多歐元區國家依賴舉債。同時，福利水平的提高也拉升了單位勞動成本，使希臘等國在與新興市場國家的競爭中處于劣勢。

4、社會高失業率

由于勞動力價格昂貴，許多企業出于降低成本的考慮，盡量減少雇員人數，以節約開支，這樣就導致許多人失業。同時，高福利政策也養出了一批“懶人”。由于各種福利待遇太好，甚至出現失業救濟金與工資差不多的怪現象，許多失業者也不急于再就業。“激勵機制的欠缺使勞動者面臨“動力真空化”，從而進一步使得勞動者缺乏勞動積極性，不努力和不愿就業，導致失業率高漲，經濟發展萎靡。” [3]所以，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不僅有利于降低失業率，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而且利于解決在發展中面臨的新問題。

二、西方福利制度危機的經濟發展原因

西方福利制度危機的出現，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大因素：

1、對外界的依存高的經濟發展

據統計，發達國家GDP增長值中的70%-85%是依靠高新技術和現代化生產管理體制創造的，并且全球80%-90%的科學密集型產品及其出口貿易都被西方國家集團所壟斷。從全球分工體系來看，西方國家憑借其強大的經濟、貿易和科技優勢掌握著全球商品生產鏈中最能獲取利潤的部分，結果導致“生產遍及全球，利潤流回西方”。在這樣的經濟發展格局下，歐元區的某些國家特別是南歐國家在抵御外部經濟的沖擊上的能力相對比較缺乏。例如，希臘的經濟發展水平就相對較低，以旅游業和航運業為主要支柱產業，受外部影響較大，在金融危機的沖擊面前顯得異常脆弱，在經濟危機的沖擊下，容易出現致命弱點，受到較大影響。

2、相對較弱的轉嫁危機能力

美國的負債情況實際上也非常嚴重，但美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武器，即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即使國內債務高企，美國還有最后一招即開動印鈔機，通過遍布世界的美元把損失均攤到世界各國頭上。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國家財政赤字即使增加，對老百姓的福利影響并不大。而歐債危機的解決則是側重于增加其融資渠道和降低融資成本。而各國出于其對本國利益的考慮上，救援問題就難以達成共識，統一的歐元使其各個成員國失去了貨幣政策的調控的靈活性，而分散的財政使歐盟并沒有支配各國資金的權力，歐債危機的關鍵是債務償付性問題，而各國又面臨舉新債困難和融資成本提高的兩大難題無法解決，這必然導致危機爆發。

3、畸形的財政與社會政策

據《經濟日報》2011年12月19日的報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考察了全球98個國家和地區的財政狀況之后表示，北歐國家財政狀況最優。其中最突出者當屬挪威，沒有一點凈債務，其他主要北歐國家的財政狀況也不錯。北歐國家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就是在實行高福利的同時采取高稅收，而不是借債消費。通過稅收的調節杠桿，北歐國家保證了社會的貧富差距不至于擴大到危險的地步。事實上，丹麥、瑞典、挪威等北歐國家在收入平均方面要遠優于其他西方國家。與其他國家相比，最高的10%和最低10%之間收入的差距，在北歐國家是最小的。這樣，即使福利有所削減，貧困者階層也不會覺得難以忍受。而很多財政能力有限的南歐國家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也向北歐國家看齊，而完全不顧及本國的實際經濟發展水平，最終導致債務危機。由于不合理社會福利政策超過國家財政能力。因此，這場歐債危機給歐洲高福利的國家制度敲響了警鐘。

歐債危機發生后，有人對西方的高福利制度大加抨擊，并以此作為其他國家不能“過度福利化”的證據。這種觀點有其道理，但未免失之片面。同樣是西方，歐元區國家與美國、北歐之間就存在一些重要的不同，不能簡單地從前者的教訓就得出“西方高福利制度不行了”的結論。總的來看，高福利本身不是錯，它是一個國家及其人民在追求更高經濟社會水平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對一個國家來說，問題是有沒有實現高福利的基礎與能力，以及在基礎與能力不具備的條件下如何創造條件實現之。歐元區國家給我們的最重要教訓不是高福利不可取，而是應該把高福利置于一個健康可靠的基礎之上，不能采取寅吃卯糧、借債消費的辦法。

三、西方福利制度危機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自歐洲債務危機發生以來，對危機發生原因的各種看法滿天飛，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歐洲國家長期實行高社會福利政策，各類社會福利和公共支出連年攀升，而經濟卻沒能同步增長，高社會福利導致歐洲勞動力市場日益僵化，產業創新近乎停滯，各國政府只能不斷舉債。而陷于危機的國家，為了爭取歐盟和國際社會的援助，不得不實行財政緊縮計劃，減少在福利方面的開支，從而引發了其國民的暴力騷亂。但這并不能以此作為其他國家不能“過度福利化”的證據。高福利本身并沒有錯，它是一個國家及其人民在隨著經濟社會水平提高過程中的必然要求。一個國家的最關鍵之處，就是你的經濟還可不可保持高速的增長。發展福利一定要依據本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基于此思考，以下三個方面需特別重視：

1、中國的經濟發展，應該是在國家有限干預的市場運作下，讓所有人可以發揮其才干，先提高生產效率

我們的政府現在正從發動機型政府向引導型政府轉變，我們正處在一個以產業資本發展為主的階段。這個階段的發展需要很多人的合作才可以奏效。比如說以前福特汽車公司的創始人亨利福特，今天的比爾蓋茨等等，都比較容易體會到自己的財富，其實是由公司里面的上萬員工的協作，才可以財源滾滾。所以做好員工的福利是公司高速發展的基礎。中國不能走歐洲式的福利國家之路，西方發達國家雖然其國民提供了一種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社會福利待遇。而且高社會福利易于造成福利依賴，養成人民好吃懶做，缺乏生產效率，在世界經濟競賽場中沒有足夠競爭力。

2、通過國家的遞進性稅收政策，實行多賺錢，多交稅，少賺錢，少交稅來做到分配公平

從巴菲特呼吁對富人征稅可以看出，美國的分配不公是非常嚴重的，富人其大部分所得由于是資本利得、紅利和“附帶權益”形式的非勞動所得，享用15%的優惠稅率，而美國中產階級納稅人一般按25%的稅率繳稅，所得額越高，適用的稅率也越高。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這是中國所不能去“接軌”的。而這次債務危機中北歐國家風平浪靜，沒有發生社會動蕩，原因除了國家財政沒有債務以外，其稅收杠桿的作用非常重要，事實上，通過稅收調節，北歐國家在收入平均方面要遠優于其他西方國家。這樣，即使福利有所削減，國民也不會覺得難以忍受。

3、通過對弱勢群體的社會福利，來做好社會關懷

中國古代社會有豐富的福利思想，大都是建立在民本思想、重民思想基礎之上的，因為老百姓的生活安定狀況直接影響到政治的穩定。《禮記?禮運篇》云：“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雖然儒家文化有許多糟粕，但是魯迅在雜文《拿來主義》中表達得很清楚，就是要采取積極主動的“拿來主義”，吸其精華，去其糟粕，為我所用。我們如果沒有做好此等社會福利，那么中國的維穩任務就會比較艱巨。

綜上所述，歐洲債務危機給我們的最重要教訓不是高福利不可取，而是應該把高福利置于一個健康可靠的經濟發展基礎之上，社會福利支出應在GDP中有一定的比例，至少在不影響國家經濟發展競爭力的情況范圍內，更不能采取寅吃卯糧、借債消費的辦法。我們選擇一個正確的符合國情的福利模式對我國來說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1]李開盛，張冬林.歐債危機與西方福利制度的再審視[J].學習月刊，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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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泡沫化嚴重可以說是引發西班牙債務危機的導火索，泡沫的破裂不僅對經濟沖擊巨大，而且使西班牙銀行出現了流動性問題，壞賬率飆升。而西班牙政府為了救助銀行，債務規模大幅增加。

房地產泡沫是導火索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導致全球經濟衰退，歐洲經濟形勢不斷惡化。2009年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引發始料未及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歐洲貨幣市場面臨流動性短缺、資金外逃、銀行業危機等問題，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和西班牙相繼陷入債務危機之中。

西班牙是歐盟的第四大經濟體，經濟形勢也迅速惡化。2009年，隨著希臘債務危機的爆發，西班牙房地產泡沫破裂，西班牙經濟呈現負增長；2012年，西班牙銀行業危機全面爆發。與此同時，西班牙的債務規模不斷增長，2012年債務總額達到8844.16億歐元，占GDP的84.1%，比2011年增長14.8%。

二戰結束后，西班牙經濟處于自給自足的封閉狀態，直到1986年加入歐共體，才重新融入歐洲社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的十多年里，西班牙經濟曾維持多年的快速增長，1999-2007年年均增長率達到3.7%，在處理政府預算收支平衡問題上也表現良好。

但2008年后，西班牙的經濟問題開始逐漸暴露出來。不同于希臘，西班牙債務危機并非由于常年赤字、不斷舉債引致，其導火索是房地產泡沫的破裂。

西班牙人過度熱衷房地產，房屋擁有率為82%，2004-2008年西班牙房價上漲了44%。危機發生前，由于歐洲一體化程度較高，歐洲市場內資金充足，融資成本較低，導致西班牙出現購房熱現象，房地產泡沫化嚴重。泡沫破裂后，西班牙建筑及房地產業受到嚴重沖擊。

西班牙失業人口已超過600萬，失業率達到26.6%，高居歐盟之首，在這之前，西班牙失業率僅8.5%。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領取失業救濟大軍，政府財政支出壓力增大，導致政府負債無形增加。

銀行業危機推波助瀾

西班牙房地產泡沫破裂后，西班牙銀行業出現了流動性問題，壞賬率飆至10.5%，且大部分與房地產相關。政府出面救助銀行迫使西班牙政府債務大幅增加。

西班牙銀行資產中國內貸款占主導地位，達銀行資產的58.9%，主要放款給地方政府、建筑業、房地產業等部門，家庭消費主要集中于按揭貸款、購房貸款等方面。在銀行資產類項目下，占比較明顯的是政府債券，其主要來源來自國內部門及歐元區成員國，分別占到銀行資產的12.6%和8.1%。

通過分析其負債結構發現，西班牙銀行債務主要依賴于小微型金融機構的存款，其中63.8%來自于歐元區其他成員國的小微金融機構。歐洲各國銀行有相互持有債務的習慣，作為主要債權人，英、法、德持有債務危機國債務總量的一半，同時西班牙也大量持有他國債務。在經濟危機爆發時，這樣的負債結構極易使得銀行受到經濟危機的沖擊，出現流動性問題。

西班牙政治體制特殊，自治區政府擁有部分自治權，國家政府對地方財政支出的約束力相對較弱。地方政府為擴充自身實力濫用財政款項，通過公共設施建設獲取暴利，并唆使地方銀行大量投資房地產業謀取利益。

西班牙政府債務主要由中央政府債務和地方政府債務兩部分組成，中央政府債務占79.48%，主要集中于長期債券；地方政府債務占25.18%，主要集中于長期貸款。長期貸款占地方政府債務的65.4%，并主要來自于銀行貸款。債務危機爆發后，地方政府無法通過銀行貸款進行融資，無力償還債務。至今，已有8個自治區向中央政府申請救助，使得西班牙政府財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實證研究

根據指標滿足客觀性、完整性、可操作性和敏感性的原則，本文選定政府債務率、財務赤字率、GDP增長率等共15個四大類財政指標作為初選指標進行實證分析。鑒于分析整個經濟周期變動有助于掌握債務危機的深層影響，本文選取2001年-2013年季度數據（50組）作為樣本數據進行研究。

通過構建因子分析模型及Logistic回歸模型來分析西班牙債務危機的影響因素，Logistic模型對影響因子的識別程度較高，擬合程度非常好。

通過因子分析提取出4個有效公共因子，分別為：替代地方政府債務占GDP比例、政府貸款占GDP比例、國債利率、建筑生產指數，反映西班牙債務積累情況的因子變量；代表短期利率、歐元區同業拆借利率、地方政府債務占GDP比例、政府貸款占GDP比例，反映銀行業活動與西班牙債務之間聯動關系的因子變量；集中載荷經常項目余額占GDP比例、指數、股票價格指數、HICP、房屋價格，解釋投資者心理預期的因子變量；以財政赤字占GDP比例、政府財政支出占GDP比例、GDP增長率作為主要因素，反映政府財政指標對經濟發展作用的因子變量。

構建Logistic模型進行影響因素識別后，得到以下結論：因子變量在變量中解釋力最強，主要反映了西班牙債務積累與西班牙發生債務危機的正相關關系；因子變量解釋力稍弱，與債務危機負相關；因子變量在3個公因子中解釋力最弱，與債務形成正向關系。

實證檢驗的結果明確指出了，銀行業危機與債務危機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分析結果顯示：包括西班牙本國在內的歐元區眾多銀行，其資金多以貸款或債務形式流向西班牙政府；二者屬于相互作用，在債務危機發生后銀行業反應劇烈，解釋了為何西班牙債務危機引發了銀行業危機，波及整個歐洲金融市場；檢驗了“歐元區一體化程度較高，各國銀行對歐元區其他國家的債務持有率較高，各成員國之間互為債權人”的說法，間接表明歐債危機的迅速傳染，與歐元區高度金融一體化導致銀行業成為主要傳播媒介有很大關系。

綜上所述，對西班牙債務形成產生影響的因素主要有：國債利率、政府貸款、地方政府債務、建筑業生產能力、房屋價格、股票價格、廣義貨幣量、經常項目余額、通貨膨脹、政府財政支出、財政赤字、經濟增長、銀行利率、歐元區同業拆借利率，其影響程度依次減弱。

對中國的啟示

短期內西班牙應解決國內流動性不足的問題，避免導致銀行業全面崩潰，引發大規模銀行業危機。從長期發展考慮，西班牙應控制債務規模、調整債務結構，維持債務的可持續發展；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調整產業結構發展實體經濟，提高勞動生產力，增強償債能力；完善宏觀經濟政策，加強金融監管力度，出臺金融監管及懲罰政策，防止投機者擾亂金融秩序；積極配合歐元區建立金融穩定機制，共同維護歐元區金融穩定。

作為經濟共同體，歐盟應加強成員國的財政協調，提供資金援助，短期內可直接緩解債務國壓力。從長遠考慮，應完善歐洲央行等金融職能部門，明確其職能，加強金融監管力度，并賦予相應權利；建立歐洲金融穩定機制，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以弱化信用評級機構對成員國經濟環境的沖擊。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可以得到如下一些啟示。

西班牙的產業結構存在失衡，經濟主要依賴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及旅游業，虛擬經濟發展過快。房地產泡沫的破裂暴露了銀行的流動性問題，進而引發了債務危機。

回想中國的發展模式，同樣也存在相似的問題。中國近年來房地產業泡沫化嚴重，金融業高速發展，而實體經濟相對較弱，若出現不對稱沖擊，中國也很可能重蹈西班牙的覆轍。所以，我們應該積極調整產業結構，著力發展實體經濟，提高勞動生產力；同時，應盡可能的擴大內需，防止因過度依賴外需而受到的沖擊，保證經濟增長的相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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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主權；債務危機；體制缺陷；地方政府；透明度

希臘的主權危機是歐洲債務危機的開始，2009年底，希臘政府突然宣布希臘政府債務余額已經超過其GDP的110%，財政赤字超過了GDP的12%以上，這些財政標都早已超過歐盟規定的標準，12月全球三大評級公司下調希臘主權評級，希臘危機隨即越演越烈。除開希臘之外的其他歐洲國家，愛爾蘭、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等也相繼陷入債務危機中，一場歐元區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正在沖擊著整個歐元區，并逐步對全球經濟產生影響。因此，我們必須對導致歐債危機的深層原因加以分析和總結，從而有效避免危機帶給我們的沖擊，保證我國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

一、理論依據

從冰島主權債務危機開始、迪拜主權債務危機，到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美國國債風險，債務危機像“腫瘤”一般席卷了全球！據有關金融機構統計，2010年2月，全球各國負債總額已達到36萬億美元以上。與此同時，主權債務危機涉及多國，成為全球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而歐洲債務危機即歐洲主權的債務危機。其是指在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希臘等歐盟國家所發生的債務危機。2013年12月16日，愛爾蘭退出歐債危機紓困機成首個脫困國家。所謂的主權債務危機，起源于國家信用，是指主權國家將主權當做擔保，面向國際社會以發行債券的形式所籌集的資金。大多數的主權債務是以外幣為單位，向國際金融機構或者外國政府借款以自己的主權作擔保，通過發行債券等方式向國際社會所借的款項。由于主權債務大多是以外幣計值，向國際機構、外國政府或國際金融機構借款，但由于國家的經濟失去了“生產性”，導致債務國家的信譽評級被調低，就會引發主權債務危機。（主要指標：清償率是指債務國還本付息總額占當年出口收入的比重。通常不應超過20%。負債率：一國當年外債余額與國民生產總值（GNP）比率。通常不應超過10%。）如希臘在發生的金融危機時導致居民消費降低，導致經濟下滑，貨幣高估抑制了出口量，無法掌控利率和匯率工具的貨幣政策，政府不得不舉債刺激投資和消費拉動經濟，由此赤字不斷累積。赤字與收入下滑的惡性循環最終使得2009年12月8日全球三大評級公司下調希臘主權評級。2010年起歐元區其他國家也陸續陷入危機的泥潭，歐債危機已經波及到整個歐盟。

二、歐債危機起因

（一）經濟發展不均衡導致過度舉債

在歐盟中各國經濟結構并不盡相同，盡管都是歐元區國家，但是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參差不齊導致財政政策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但是為了擴大組織規模，已經有27個加盟國的歐盟依然在極力拉攏一些希望加入歐盟但是經濟發展水平并不算發達的國家。正因為這一舉措，使得一些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存在的劣勢逐漸顯露，例如以希臘、葡萄牙為代表的一些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在工資、社會福利、失業救濟等方面極力與德國、法國等發達國家保持同等水平，導致支出水平遠遠超過GDP增長水平。加之，工資及各種社會福利具有“剛性”的特征，上調后再進行調整是相當困難的，導致政府與私人部門的負債比率節節攀升。全球金融危機作為導火線，這些深層次問題就爆發出來了。

在歐元區一體化后，可以很明顯的看出由于各國不同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導致貨幣聯盟對成員國貨幣政策偏好沒法滿足，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無法有效利用貨幣貶值的契機使本國的出口量快速增加形成對外有效經營增加本國凈出口。無法增加收入的背景下，財政赤字問題自然也就不得得到有效解決，于是經濟逐漸開始呈現結構性的衰退趨勢，并且還面臨債務膨脹，這使得國家之間差距越拉越大。同時，歐元區的救助機制希望成員國之間形成一種最優的模式，但是成員國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卻導致這種期冀事與愿違，搭便車行為就是最好的佐證。

（二）統一貨幣的制度性缺陷

就如歐元奠基人前歐洲共同體委員會主席雅克·德格爾所言：歐元區僅建成了貨幣聯盟，缺乏財政政策協調機制是導致歐債危機的重要原因，歐元創建后缺乏統一機構對各國財政和經濟政策予以監督，理應確保各成員國遵循統一經濟發展標準，但這一點沒有做到。歐洲債務危機導致經濟衰將歐元區體系問題這一制度性缺陷暴露無遺，即在歐元區內歐元有歐洲央行統一發行，宏觀調控的手段之一貨幣政策則由歐洲央行統一行使，而財政政策卻由主權國家掌控，實行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相分離的制度。這使得主權國家沒有辦法有效的將這兩種手段有效的結合起來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主權國家對經濟的調控無法使用利率和匯率這兩大工具，為了復蘇美國次貸危機所帶來的經濟衰退，各成員采取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如舉債來加大投資，政府加大政府購買等方針來完成。加之，這些國家的債券也會成為國際市場上的投機對象，債務規模進一步加大。

三、歐洲債務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雖然中國的國家債務和財政赤字都遠低于國際公認的風險臨界點。但是，由于我國很多地方政府過度負債，處于失控狀態。但是如果這些債務不能被地方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決，也會有導致債務危機的可能發生，從而對市場以及經濟安全產生不利影響。

（一）握好財政赤字的“度”

從國民經濟大范圍看，我國的債務負擔率和與國際比較同口徑的赤字率都在國際公認警戒線內，繼續擴大國債發行規模的潛力仍很大。但是中國地方政府存在根深蒂固的“GDP考核觀”，為此地方政府為了加快經濟發展，量化GDP的增加，通過各種融資平臺向金融機構或社會舉債加大資金投入力度。從公開披露的數據看，截至2011年底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是30多萬億元，債務率為37.8%。2012年債務數量比2011年增加了幾萬億元，債務率基本在40%左右。這些地方債務多數質量不佳。再加上中央政府在金融危機后放松了對地方政府的管控。中央政府在戰略上允許地方政府繞過限制它們從銀行借貸的政策，使它們可以通過創造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獲得貸款。這種做法造成了貸款的隱性累積。在這種債務規模增加，不確定性風險放大形勢下，勢必會造成巨大的風險，影響到中國未來經濟的良性發展。因此我們必須對地方政府的債務結構與實際債務負擔予以高度的重視，做好債務測算和償債平衡工作。

（二）加大中國財政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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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經濟發展歷程

拉美是發展中世界最早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地區，縱觀其20世紀的現代化進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原材料和初級產品出口階段（1900～1945年）。這段時期是拉丁美洲第一個高速發展時期。拉美大部分國家在18世紀逐步脫離西班牙、葡萄牙統治，走向獨立，在受殖民掠奪的同時，歐洲等地大量移民進入拉丁美洲，帶來農業、礦業等需要的勞動力和技術。獨立后，拉美各國政府為初級產品投入了更多土地，并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如運輸、通信和儲藏技術，為初級產品的出口創造了條件。而此時，工業革命促使拉美宗主國急需大量原材料進行工業生產，拉丁美洲以豐富的自然資源換取資金發展本國經濟，逐漸形成了以自然資源劃分的鮮明區域分工。

進口替代的工業化發展階段（1945～1980年）。在這一階段，拉美各國紛紛走上進口替代的工業化發展道路，經濟保持了較快發展。拉美大部分國家基本保持了5%左右的經濟增長，20世紀70年代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邁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在發展戰略上，拉美各國轉向國內市場，走內向型發展道路，此時經濟發展特點主要是：大力發展本國制造業以取代制成品的進口；國家在基礎設施和產業投資領域發揮主導作用，并帶動國內外私人投資；建立高關稅和非關稅體系保護國內市場；工業化發展中增加就業崗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動城市化進程，擴大內需。

債務危機階段（1980～1989年）。在這一階段，拉美先后爆發了經濟危機和債務危機，經濟從高速增長迅速陷入“失去的十年”。其爆發的主要原因：其一，是國際金融市場的利率變化。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陷入滯漲，1973年的兩次石油大幅度提價使得大量石油美元流入西方商業銀行，造成國際資金市場供過于求。實際利率大幅度降低，種種變化誘使拉美國家放手借貸，大量借入以浮動匯率計息的商業貸款。到80年代初，國際貨幣市場利率水平迅速上升，拉美各國債務形勢急劇惡化。其二，是拉美國家沒有合理利用所借資金，很大一部分通過借債獲得的外資被投放在周期長和收效慢的基礎建設上，而同時忽視了出口產業的重要性，出口產品結構仍停留在原材料和初級產品水平。

“邊改革、邊發展”時期（1990年以來）。80年代，經濟危機和債務危機爆發后，拉美各國為恢復經濟嘗試進行新的改革，推行新的經濟政策，刺激經濟發展。但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機和阿根廷金融危機的爆發，再次將拉美地區經濟拖入泥潭，GDP增長率低于“失去的十年”水平，被稱為“失去的五年”，直到2004年拉美才開始了新一輪經濟復蘇。但好景不長，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到來，拉美經濟再次遭受重創。不斷的危機促使拉美持續進行改革，不斷調整經濟政策，拉美步入“邊改革、邊發展”時期。但縱觀80年代危機后各國改革的方向，可以發現：拉美各國紛紛由“內”再次轉向“外”，實行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

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從以上拉美經濟發展歷程可以看出，拉美經濟曾一度快速增長，人均GDP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1000美元，創造了“經濟奇跡”，但后來的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以及21世紀以來，相對東亞經濟的緩慢發展，拉美暴露出發展中的不少問題。

社會貧富差距嚴重。在拉美獨立前，國家財富高度集中，全社會90%的財富被10%的人占有。盡管19世紀初拉美各國相繼殖民統治，實現民族獨立，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極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少數家族和利益集團仍控制著國家經濟命脈和政治生活。世界銀行報告顯示，21世紀初，拉美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44%；同時，10%的富人與10%的窮人分別占有國民收入的48%與1.6%，差距極大。近年來，拉美各國都致力于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基尼系數有所下降，但大都處在0.4的國際警戒線以上，仍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的地區之一（見表1）。

經濟結構嚴重失衡。自20世紀40年代起，在拉美經濟委員會提出的“拉美發展主義”指導下，拉美國家普遍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模式，充分利用發達國家的資本和技術，大力實行以制造業為中心的工業化。但受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這種內向發展模式的制約和政府政策導向因素的影響，拉美國家工業部門的發展程度十分有限，工業體系在國際上不具競爭力，沒有支撐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均衡體制和完整的工業體系，甚至在20世紀80年代拉美“失去的十年”中，許多國家發展出現倒退，存在“逆工業化”現象（見表2）。

過度依賴外資。拉美地區具有廉價的生產要素和開放的市場等比較優勢，而內部資金積累嚴重不足，依靠外部力量成為大多數國家的選擇。拉美國家長期以來資金上在外債和直接投資方面都嚴重依賴外部力量，大量引進西方發達國家及大型跨國公司的資金，以帶動本國經濟發展。在拉美經濟高速增長的20世紀70年代，外部資金占拉美國家內部投資的比重不斷增加，1970～1981年，阿根廷該比重由3.8%上升到31.7%，智利由7.9%增加到71.6%，墨西哥由4.7%上升到23.7%，巴西由14.9%增加到26.8%。20世紀60年代，拉美外債總額由59億美元增加到161億美元；70年代，外債總額翻了13倍，達到2303.6億美元。由于外債總量過大，還本付息任務艱巨，1982年，拉美地區債務危機爆發，經濟陷入長期困境。進入21世紀后，雖然拉美地區各國大力進行改革，債務比重有所減輕，但目前仍有不少國家相對保持高位，超過國際上30%的安全底線，阿根廷、薩爾瓦多和烏拉圭甚至一度逼近50%（見表3）。

資源環境問題嚴重。拉美國家曾經在相當長時期內片面追求經濟快速增長，而不重視經濟發展質量，沒有考慮資源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拉美的資源和環境也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挑戰。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后，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間的矛盾更加突出，為謀求經濟的迅速增長和滿足消費結構升級的需要，拉美各國過度開發寶貴的自然資源，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能源工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拉美的工業化進展，拉美石油產量1960年為13.74億桶，1980年增加為21.23億桶，20年間增長了54.5%。1950～1970年，拉美地區錳礦石開采量從25萬噸飆升到201.6萬噸，硫磺的開采量從6.2萬噸增加到154.3萬噸。伴隨經濟發展，氣候變異和生態失衡等環境問題也日漸突出，環境破壞與環境污染相互疊加，使拉美地區的生態環境狀態越來越脆弱，人民生產、生活和經濟持續發展越來越受到制約。

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同拉美國家同屬發展中國家，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似之處，特別是我國在21世紀初加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后，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不少類似的問題和挑戰：經濟結構失衡、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矛盾大、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經濟獨立發展能力弱等。借鑒拉美經濟發展模式，我們應在以下方面繼續加強。

堅持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均GDP以年均9%的速度持續高速增長，雖然2011年和2012年增速降至9%以下，但目前我國經濟結構不平衡問題仍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產業結構不合理，區域結構不平衡仍很嚴重。此外，我國粗放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破壞，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矛盾尤為尖銳。因此，必須繼續堅持經濟結構調整，進一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增長方式。

完善社會公平機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增長，由于資源、技術等方面的差距，不同區域、不同階層間的差距逐漸拉大。根據世界銀行的計算，中國的基尼系數1980年為0.32，處于國際警戒線之下，1984年曾一度下降至0.257，隨后在1990年攀升到0.355，2003年上升到0.458，超出國際上0.4的警戒線。在世界銀行2011年發展報告所列出數據的120個國家和地區中，我國的基尼系數位列第27位，與很多拉美國家的水平接近。貧富差距懸殊會導致社會和政治不穩定，進而影響經濟發展。我國應從拉美國家經濟發展問題中吸取教訓，加大教育投入，加強政府公共職能、完善收入分配機制以促進經濟和社會和諧發展。

篇7

從表面上看，歐債危機是歐洲國家高福利政策導致的政府債務負擔問題，但從實質上看，一是世界主要經濟體核心利益沖突的必然結果，二是部分歐洲國家未能處理好經濟增長方式選擇、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社會福利政策的關系協調問題。就前者而言，眾所周知，美元的強勢地位是美國確保其對世界金融體系操縱的基礎。歐元的問世在為歐元區帶來一系列有益的變化的同時，卻對美國構成了一系列的威脅: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影響了美元長期左右國際大宗商品定價權的格局;隨著美元強勢地位的弱化，其他經濟體對美元儲備數量調減，美國通過發行貨幣所獲得的收益減少;作為同樣是債務依賴性很強的美國和歐洲，歐元的地位越強大和穩固，越會在債券資源爭奪中處于有利地位，美元的弱化，將使美國逐漸失去對債務的自由稀釋便利。也就是說，歐元的問世對美元構成了直接的挑戰，歐元的問世促進了國際金融格局的調整，卻削弱了美元的霸權地位，降低了國際社會對美元的依賴程度。因此，阻止歐元的擴張，確保美元的地位

不被削弱是美國強權經濟的核心利益所在。從這個角度思考，美國對于歐元的擴張存在戒備心理，在必要的時候，通過對歐元的狙擊來捍衛美元霸權地位是維護美國核心利益的必要手段。就后者而言，一國經濟的增長和持續發展離不開實體經濟的壯大和合理的產業結構，一旦脫離實體經濟，必然出現產業空心化格局。南歐國家在“去工業化”過程中逐漸脫離制造業，片面發展服務業和地產業，形成了不合理的產業結構。缺乏堅實的產業根基，將削弱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并產生嚴重的對外依賴。在此情況下，隨著工資和物價的上漲，勞動成本增加，產業競爭力進一步減弱，加上老齡化和經濟增長方放緩，政府維系高水平的社會福利的基礎越來越脆弱，導致經濟自身運行所創造的財富無法維持高福利，需要通過舉債維持日益艱難的收支平衡。

歐債危機的原因分析

引發歐洲債務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部因素、內部體制、不平衡的經濟發展、失衡的產業結構、難以協調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老齡化趨勢、難以持續的高福利政策等各種因素交織在一起導致了歐洲債務危的爆發。歐債危機雖然是內、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結果，但主要原因還在于歐洲的內部問題。

1．歐債危機的外部原因

就外部因素而言，次貸危機是歐債危機的主要外部原因。次貸危機迅速波及全球，歐洲在很短時間內遭受了雙重影響。一方面，為了應對危機，歐洲各國不得不救助處于困境中的銀行業，使政府負擔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激增。當美國次貸危機波及歐洲短期資金市場時，造成流動性緊缺，一些銀行融資出現困難，引發了擠兌現象。2009年6月，歐洲央行公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歐元區綜合性銀行大集團的資產大幅減少，各大銀行在債務期限陸續臨近時，普遍面臨周轉困難，加劇了歐洲銀行資本金短缺的壓力。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后，歐盟各國提供的金融救市資金總額累計接近3．5萬億歐元［1］，其中，絕大部分用于提供擔保以擴大銀行資金，緩解信貸緊縮的局面。另一方面，歐洲向美國提供救助造成一定程度的“失血”，從而使歐洲在隨后面對自身的債務危機時顯得捉襟見肘。次貸危機改變了歐洲各國的收支狀況。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從2008年10月起，歐洲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在經歷了十年的高速增長后出現急劇下滑。經濟增長減緩，造成消費需求減少，政府收入隨之下降。與此同時，為了應對次貸危機，全球許多國家紛紛出臺了各種各樣的龐大支出計劃，歐洲也不例外。歐洲一些原本是小政府的國家也開始向大政府轉變，以拯救經濟為由，各國政府開支急劇增加，進一步加大了原本巨大的政府債務，致使天量債務加身。各經濟體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就業和經濟增長，加大了財政負擔，從而導致了債務風險的積聚，不斷演化為危及全球經濟的債務危機。

2．歐債危機的內部原因

一是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原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認為，歐元區北南之間在競爭力方面存在巨大差異是歐債危機的根源。包括希臘、意大利、葡萄牙等國家在內的“地中海俱樂部”成員國經濟競爭力一直低于德國等歐元區北部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歐元區國家為了維持社會福利，導致政府負責攀升，形成巨額政府赤字，政府為了救助處于危局的銀行業也加大了財政負擔，政府的過度負債行為導致歐債危機的爆發。

二是失衡的產業結構。劉明康分析認為，一些南歐國家產業畸形發展，服務業和地產業快速發展，實體經濟相對脆弱，出現產業空心化狀態，產業競爭力嚴重削弱［2］。無論是引爆歐債危機的希臘，還是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存在明顯產業畸形發展的傾向，其脆弱的實體經濟和不合理的產業結構難以抵御外來因素的沖擊。

三是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與分散的財政政策的矛盾。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勇從深層次分析了歐債危機的原因，他認為，歐盟內部的結構性問題是引發危機的根本原因。歐元區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各成員國自主決定財政政策，使歐元區國家在面臨經濟問題時只能采用財政政策手段，造成巨額赤字和政府債務［3］。歐元區的制度缺陷使成員國不能通過獨立的貨幣政策而只能片面通過財政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控，造成政府對債務的高度依賴［4］。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與各成員國自主的財政政策之間的矛盾，造成了在貨幣聯盟條件下各成員國只能通過擴大財政赤字的方式刺激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盡管《穩定與增長公約》對成員國的財政赤字規定了上限，并對超過上限的成員國采取相應的制裁手段，但在統一貨幣政策框架內，成員國的財政赤字一旦超過限度，會迫使聯盟內利率上升，財政政策擴張所產生的負面溢出效應可以使成員國將財政赤字的代價轉移到其他國家，從而加大成員國之間的財政壓力。就歐元發行機制而言，作為歐元區的成員國，必須接受歐元的發行機制，而這一機制會使各成員國政府債務失去在極端情況下的解除機制。加入歐元區后，不能通過增發政府債券的方式實現展期限，用跨期手段為解決危機爭取充足的時間，也不能運用貨幣政策手段增加貨幣發行，通過貨幣貶值減輕債務壓力。缺乏統一的財政政策使債務危機無法通過財政轉移手段加以解決。

四是老齡化與高福利政策。李勇認為，危機爆發的社會原因是為了支撐高福利而導致剛性的社會保障支出。劉明康認為，南歐國家存在崇尚高工資、高福利、高稅收、高消費、高舉債的通病，使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的國家經濟發展缺乏可持續性。由于歐元區各國缺乏必要的協調，統一的貨幣政策與分散的財稅和社會福利政策相抵觸。隨著人口的老齡化，國家的產業競爭力受到削弱，長期形成的高水平的社會福利只能通過政府舉債支出加以維持，造成財政赤字擴大、政府債務增加。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認為，巨大的政府福利支出使政府財政狀況惡化，在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不能執行擴張性貨幣政策，在缺乏足夠經濟支撐能力的高福利制度下通過財政緊縮削減工資和福利，必然加劇社會矛盾。［5］

五是缺乏有效的監管。劉明康認為，在缺乏有效監管情況下的金融創新增大了金融系統風險，從歐盟層面看，金融監管欠缺力度。《社會科學報》報道，美國《外交政策》雜志2011年4月7日發表了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沃爾夫岡•明肖的文章，他認為，危機的起因是歐洲大陸宏觀經濟的失衡與未能受到有效監管且過分資本化的銀行體系聯合作用的結果。［6］

歐債危機對加強我國經濟安全運行的啟示

通過對歐債危機進行深入分析，對我國加強經濟安全運行有諸多啟示。

1．把握合理的宏觀政策刺激尺度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一個國家調節經濟運行的兩個最主要政策工具。兩種工具通過松緊搭配的多種組合可以對經濟運行實施有效調節，以求達到既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正如美國投資家索羅斯所言，任何一種成熟完善的貨幣體系都離不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共同作用，在出現困局時，央行提供流動性，財政部門負責處理公共債務［7］。歐債危機的爆發告訴我們，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基礎需要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寬松的政策雖然可以刺激經濟增長，然而，一旦投資規模脫離了實際，必將隱藏巨大的風險。因此，中國面對危機沖擊和經濟下行風險而出臺相應的刺激政策時一定要掌握一個合理的尺度，既要防止因刺激而造成的產能過度擴張和政府負債的過度膨脹，又要防止政策的脈沖式調整對經濟所產生的過大波動。如前所述，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與分散的財政政策的矛盾是引爆歐債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一事實告誡我們，無論是動用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一定要充分考慮兩種政策的協調性，對國民經濟運行狀況的調控必須適時、相機、協調使用兩種政策手段，才能達到理想的調控效果。

2．加強監管，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是當前我國經濟存在的一個突出的焦點問題，雖然，地方政府債務在公益性基礎建設、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推動城鎮化建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時存在比較一些突出的問題。一是政府違規擔保，二是一些地方政府超越自身財力舉債，使政府償債率高企［8］。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大幅增加到10．7萬億元，占當年GDP的27%。雖然總量可控，總債務比也低于國際警戒線標準，但我國地方政府違規擔保問題比較嚴重，且地方融資平臺的資金絕大多數來自于銀行體系，存在巨大的結構性風險。隨著地方政府債務的激增，一旦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引爆風險，不僅會加重各級政府財政負擔，還勢必對我國金融系統造成巨大沖擊。鑒于歐債危機的深刻教訓，我們應認真審視政府債務問題。雖然這幾年我國的財政赤字從逼近3%的國際警戒線回落到2%左右，赤字占GDP的比重也遠低于國際公認的風險臨界點，但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地方債務迅速擴張所隱藏的問題卻不容忽視，應注意風險防范，特別是加強對潛在風險的防范，強化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的管理，增強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做好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防范工作應側重思考:加強和規范債務管理，建立整體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框架，掌握各類債務的具體情況，理順和清晰界定投融資平臺與政府的關系;加強發債管理，嚴格控制地方政府無償還能力的負債;適當調整地方和中央收入分配結構，適當增加地方財政的收入分配比例;對地方政府性債務進行全面審計，實行動態監管，要防止地方債務導致的銀行體系的系統性風險，應加強對平臺融資項目的跟蹤監測，落實項目資金的用途;建立健全規范的舉債融資機制，把地方債務收支分類納入預算管理;嚴禁融資平臺公司的相互擔保，重點關注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風險以及由此引發的信貸風險和財政擔保風險，深入探討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轉變為金融風險和財政風險的傳遞路徑，建立風險預警指標體系，防范系統性風險;嚴控借新還舊的做法;加強地方債務發債主體的培育，改變現有的單純依靠銀行信貸的籌融資方式，逐漸向市場化籌融資方式轉變，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投資，降低銀行風險和國家信用風險的幾率，促進地方債務融資平臺投資主體的多元化;明確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逐步從競爭性行業退出，通過出售具有一定商業價值的經營性項目的方式，償還公共產品投資項目的負債，降低地方政府債務率。

3．發展實體經濟，促進地方經濟增長

實體經濟和制造業的發展狀況是一個國家經濟興衰的基礎，歐債危機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些歐洲國家的經濟失去了實體經濟和制造業的支撐。以引爆歐債危機的南歐國家為例，產業結構不合理，片面發展服務業，實體經濟脆弱，經濟遭受外來沖擊時，缺乏維持經濟增長的實體經濟的支撐。相比之下，同樣是歐元區的德國，其建立在先進制造業和高科技產業基礎之上的發達而穩固的實體經濟不僅使其具有較強的自我修復能力，能夠迅速消除危局的影響，而且其明顯的產業競爭優勢能夠使之成為穩定歐洲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的中流砥柱。可見，只有發展實體經濟，才能夯實經濟增長的基礎，才能增強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同時，只有發展實體經濟，拓寬地方財政收入渠道，才是地方經濟發展的基礎，才能實現地方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發展實體經濟，壯大制造業的實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是打造產業競爭力的基礎，也是應對外部沖擊的根本保障。

4．調結構，促轉變，優化經濟增長方式

長期以來，投資和出口是我國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人口紅利不復存在、資源供給日漸短缺、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的緊迫形勢下，怎樣改變過度依靠投資和過度消耗資源拉動經濟增長的做法，盡快調整經濟增長結構，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是我國經濟未來是否平穩發展的關鍵所在。保持我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最關鍵的就是要通過建立良性的機制，提高研發投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降低資源消耗，提高生產效率。雖然歐債危機對我國的對外貿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這次危機也為我們提供了促進我國改變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的機會。避免依靠增加投資和過度消耗資源的粗放式經濟增長，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依靠外需向以內需為主轉變;通過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公眾收入預期，減少支出預期，提高內部需求，為經濟增長提供更強大的內生動力;通過合理的機制消除內外資之間的歧視，激活龐大且日益邊緣化的民間資本，降低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資本的形成有擠出效應，使民資成為推動經濟進一步增長的新的活力;加快調整出口戰略，從主要依靠歐美市場向更具廣闊市場空間的新興經濟體市場轉變;加快產業升級的步伐，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調整產品結構，加大自主研發和科技創新能力，壯大制造業，培育產業核心競爭力。

5．加快健全社會福利制度，構建多重社會保險體系

篇8

[論文摘要]通過政府的宏觀干預進行反周期調節，是有效應對當前經濟調整的重要保證。國外近年來在危機應對和周期性調整中采用過諸如改革金融體系、實行擴張性財政、保障農業增長、實行結構性減稅、改革公積金制度、刺激中小企業增長等措施，這些經驗和教訓對于我們應對此輪周期性調整，具有重要借鑒。

1 金融體系:改革現有體系還是解決流動性

經濟調整時期最明顯的表現是銀行不良資產的爆發和流動性不足，為避免衰退，刺激增長，西方國家首先要做的是穩定銀行體系，逐漸通過各種干預措施，刺激其釋放流動性。政府可以通過購買銀行股票或次級債券，直接或通過官方清收機構購買不良債權，以及用政府債券置換銀行不良債權等形式注入公共資金等。以美國為例，對整個金融體系和經濟環境進行配套改革和調整的措施包括三個層次:一是危機時對不良資產的處理方式，通過在銀行體系內自行消化、對不良資產存量的形式進行非中介化改造，以及將其從總資產中剝離出來轉移給新的回收機構、債權拍賣等方式進行;二是對金融業進行了全方位的制度改革和創新;三是對銀行體系外部經濟環境進行的全方位改革。

和美國不同，中國的銀行業風險主要在于外部危機的輸入性風險、實體經濟增長滑坡和外匯敞口風險。因此，政府在以增長為取向的金融體系的干預中，審時度勢的調整貨幣政策并積極完善金融風險監控體系建設，以應對外部環境的變化、國內企業經營風險，推進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是當前我國金融體系面臨的最主要問題。在金融干預上，我國需要采取適合自身的調整路徑和舉措，在迅速補充流動性確保實體經濟金融需求基礎上，密切關注是否存在“流動性陷阱”，嚴防金融干預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穩步推進包括衍生業務在內的金融體系的改革和完善。

2 擴張性財政政策:如何避免“擠出效應”和“政策失靈”

作為蕭條時期運用最普遍的政府干預手段，擴張性財政因見效快而備受重視。但是財政政策的運用需要復雜的集成條件和時機把握，否則，會造成嚴重的赤字和債務危機。日本20世紀90年代巨額的財政支出主要用于刺激企業的投資需求和居民住宅等耐用消費品需求，如擴大基礎部門投資、促進民間設備投資、促進中小企業投資等。然而，財政支出沒能保持長期的經濟增長，反而導致日本陷入財政危機之中。到9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為7.4%，國債依存度為28.8%，長期債務余額對GDP之比為64.4%，成為西方國家擴張性財政的深刻教訓。日本財政政策失靈的教訓在于:一是忽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適用環境是貨幣政策和資本市場的相協調，金融自由化擴大了財政政策擠出效應，導致日本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國民收入增加并沒產生長期影響;二是過分依賴財政支出來擴大有效需求，忽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不能解決體制導致的需求委靡;三是多重政策目標的競爭削弱了財政政策的效果。

因此吸取日本的教訓，在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保增長時，首先，特別注意財政政策的綜合配套使用，防止把財政資金投入從短中期過程拖入到中長期過程。其次，財政投入是拉動投資需求的引導者，但并不是唯一參與者，它是拉動內需的先鋒而不是拉動內需的主力。再次，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財政擴張—債務擴張—過度赤字—財政危機”的陷阱，確保財政政策的推行建立在充足的財政支付能力和有效的赤字限度內。

3 農業增長:選擇就業導向還是科技導向

宏觀經濟調整時期，農業的基礎性地位既表現在確保經濟下滑期間的基本生產生活資料的供給，也表現在通過提高農業就業創造能力，吸引工業產能不足所造成的勞動力分流就業問題。在全球滯漲的20世紀80年代末，國際勞工組織推行了一種“以農村為中心的就業導向發展戰略”，主旨是通過把農村地區的非農經濟和生產率快速增長的農業部門連接起來，以提高農村地區的勞動力吸納能力。主要措施包括:一是通過發展農業對非農企業尤其是位于農村地區的非農企業產品的有效需求，來加強農業和非農業之間的聯系。二是推進非農部門的就業增長，迅速提高農業產出的國內需求。

作為傳統農業大國的中國，在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中，應認識到農業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兼顧發展中國家的就業導向和發達國家的科技導向，既要重視農民工的就業和農業產業化發展，也要關注對農業科技的投入和引導，加大對農業的各項支持力度，特別是農業教育、科研、推廣和育種技術、溫室技術、提高單產的技術。進一步優化投資主體和投資結構，及時調整升級農產品生產和貿易結構，積極推進有助于大幅度提升農產品附加值的流通體制建設。

4 結構性減稅:如何保持減稅效果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多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減稅計劃。2008年，加拿大政府將該國的商品與勞務稅稅率下調1個百分點，此次稅率下調，使加拿大消費者減輕稅負60億加元。墨西哥降低公司所得稅和社會保險稅稅率，同時小公司所有者和自雇者如果通過網上申報納稅，可以獲得1000比索的抵扣，全年的減稅總額約為131億比索。美國則是延長對住房抵押貸款保險費用的稅收扣除期限到2010年。

但是，減稅對宏觀層面的影響是復雜的。從我國實際情況看，作為一個處于戰略趕超階段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任務還很重，政府職能不可能調整到“守夜型”，保持稅收負擔的相對穩定是一種必然選擇。另外，各有利益取向的稅務陣營本不愿意放棄更多可征稅項以及相應的征管職權，全面減稅不僅意味著他們可能喪失一些利益，更意味著他們的職權將受到相應壓縮與裁減。當稅負被結構性削減，由于稅外收費的無限擴張，又可能抵消掉減稅的實際效用。這給政府提出一個不可回避的要求，就是必須盡可能地逐步清理體制外收費以及加大政府的社會保障支出。

5 調整公積金制度:如何平衡積累和消費的關系

公積金制度是保障員工福利的重要措施，其繳存比例的高低對于企業的財務績效有很大影響。20世紀80年代中期新加坡經濟下滑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新加坡長期高積累以及過快提高公積金比率，給實體經濟在短期造成過重負荷。短短的六年時間，新加坡政府將個人公積金交納比例從37%提高到50%，從而大大增加了生產成本，減少了企業利潤，同時也抑制了個人消費，導致經濟衰退。面對危機，新加坡政府從降低雇主交納比率，降低企業成本入手，在陷入衰退的兩年內將雇主的交納比率從原來的25%降為10%，最大程度的保障了微觀經濟實體的流動性與活力，為企業減輕了負擔。但是，降低公積金比率卻抑制了個人的住房消費和貸款，又造成個人消費的抑制，對于房地產業的發展帶來消極影響，從而造成政策效應的對沖和抵制。

從新加坡的改革可以看出，特殊時期對公積金制度進行調整，通過降低企業和個人繳費率可以有效促進反周期調節，但為應對由此帶來的消費抑制，必須通過系統性政策來平衡與協調積累與消費的關系。另外，適當增加我國公積金的靈活性與流動性，增加公積金在資本市場的投資力度，采取各種便利措施，適當擴大公積金在房地產之外的使用限制，鼓勵和促進居民使用公積金滿足和改善居住條件，是促進當前內需的必要選項。

6 扶持中小企業:政策性資金如何充當“放大器”

中小企業是解決就業的重要支柱，也是調整時期最容易受到沖擊的部門。經濟衰退時期的許多歐洲國家，都有各種鼓勵創辦新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的政策，目的是減少失業并提高生產率。德國主要通過稅收政策刺激中小企業增長。德國在1984年就開始實行對中小企業的特別優惠條款，1986年又開始稅制改革。目前對中小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有:對大部分中小手工業企業免征營業稅;提高中小企業營業稅起征點;提高中小企業設備折舊率;降低所得稅下限等。法國重視通過財政補貼使中小企業擁有充分的資金。其地方優惠計劃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在政府采購的報價、信息披露方面，為中小企業降低競爭門檻，并擴大信息網絡和提供社會化服務;二是降低政府采購項目的標的，增強中小企業的競爭;三是制定面向中小企業的政府采購目標。

政府扶持中小企業的核心是幫助中小企業取得更多的市場機會。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政策性資金在彌補中小企業金融缺口中主要是充當“放大器”，以有限的政策性資金去孵化出更多的其他資金，并在市場環境和交易平臺等方面進行扶持。我國在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過程中，要積極借鑒經驗，在政策性資金上對中小企業給予支持和傾斜，并在中小企業政策性資金發放、項目可行性審核、資金使用監管、資金利用效果等方面強化專業化的運行機制，避免造成政策性資金的浪費。同時，更應鼓勵中小企業的創業和發展，尤其是要提供交易平臺幫助中小企業，幫助其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擔保機構運行機制和可循環的風險投資運行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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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盧福財，黃彬云.促進就業增長的國際經驗與教訓[J].改革與戰略，2007(5):41.

篇9

對美債危機的危害性要有充分認識和準備

美債危機的危害首先在于“失信”。現代經濟的核心是金融，基石是信用。2008年下半年，源于美國次級住房貸款大量違約和金融衍生產品泡沫破裂，就引發了一場百年未遇的國際金融危機。金融危機暴露出美歐等國長期負債消費、透支未來的發展模式的弊端。然而，3年多時間過去了，美國“借債成癮”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相反更加嚴重，不得不“印票子”、依靠財政赤字的擴張來減少和轉移自身困難。因此，美債危機是對目前美元主導金融體系的信任危機，從以前的企業經營危機，演變為目前的美歐財政危機。勢必嚴重挫傷投資者信心。

美債危機具有“連鎖”效應。受美歐債務危機影響，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大幅震蕩，黃金升至歷史高位，人民幣升值加速。始于希臘的歐債危機愈演愈烈，最近，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亦卷入漩渦之中，又傳出法國將被信用降級，引起市場恐慌，大有火燒連營之勢。而消費者和企業的信心受挫，危及當前本已脆弱的經濟復蘇，使企業生產經營環境更加嚴峻。美國為免于經濟二次探底，必將推出第三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加劇流動性泛濫和全球通脹化壓力，使正在艱難復蘇進程中的全球經濟“雪上加霜”。

美債危機的危害性還表現在“遠慮大于近憂”。8月2日。奧巴馬簽署了提高美國債務上限和削減赤字法案，暫時解除了美債違約風險，但美債危機仍然是全球經濟的一大隱患。目前美國的債務上限已經從9年前的6.4萬億美元增加到16.7萬億美元，而未來10年美國的赤字僅承諾削減3萬億美元。美國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兌現這種承諾，還是一個未知數，況且我國擁有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約三分之一投資在美國國債上，假如有朝一日美國在削減債務時遇到國內政治的阻礙，面對違約和轉嫁債務的兩難選擇，我們的處境將會比現在糟糕。對此，必須認識美債危機的嚴峻性、復雜性和長期性，充分準備，妥善應對。

美債危機對浙江的影響不可避免、不容輕視

浙江經濟外向度高，與美國有著緊密的經貿活動。美國是浙江最大的貿易出口國，也是浙江的第三大進口市場。自2001年我國加入WTO以來的10年間，浙江與美國的進出口貿易額增長了6.9倍，年均增長21.4％。美國也是浙江主要外資來源地之一，目前已有23家美國的“世界500強”企業在浙江投資了32家企業。近年來，浙江企業對美投資發展迅速，截止今年4月，我省經審批和核準在美國設立的境外企業和機構計710家，占我省境外企業數的15％，美國已成為我省境外投資企業數量排名第一的國家。今年7月，趙洪祝同志率浙江代表團在美國鹽湖城以及印第安那州、新澤西州簽約項目32個。協議金額40，5億美元。開展更加緊密的經貿交流與合作，需要穩定、誠信、平等的經貿環境。

當前，我省經濟下行和上行的可能性同時存在，相互掣肘。美債危機對浙江影響雖不直接，但它將給全球經濟造成破壞性影響，也必將給浙江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考慮到美國經濟復蘇前景黯淡，財政增收幅度有限，同時削減財政開支之路布滿荊棘，最終結果是美國政府依然要靠舉債過日子，也就是說，全球經濟因美債違約而大幅放緩甚至出現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始終存在，我省出口和經濟增長很難獨善其身。具體分析，美債危機對浙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低增長”。目前，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中長期低速增長的時代。除了德國、日本等幾個國家保留占GDP不到20％的制造業外，大多數發達國家幾乎沒有多少工廠，卻擁有很多財富，這些財富主要來自金融業。比如，上世紀50年代初，金融業僅占美國人薪酬總額的3％，而2005年這一比例上升到了34％。如果美國債務危機真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將從需求方面對全球經濟造成沖擊。其影響可能不會亞于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就浙江而言，經過30多年的發展，區域經濟的內生動力和民間創造活力明顯增強，但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率問題突出。全省年產值超10億元的312個特色產業區塊，大多處于供大于求的競爭性領域，尤其是一些傳統行業利潤十分微薄。今年7月，浙江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930.5億元，同比增長9.4％，增速比上月回落1.3個百分點，其中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32，5％，為近三年來最低。美債危機發生后，世界經濟增長將會低于預期水平，浙江在全球經濟“弱增長”格局中實現自身平穩較快發展任務艱巨。

二是“高通脹”。為了彌補財政支出削減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美國必然采取低利率政策，繼續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這將使我省輸入性通脹壓力進一步加大，穩定物價難度更大。價格是經濟活動的主軸。過去幾十年，我們持續推進工業化，從農業吸收了大量社會資源，造成農產品供不應求和農產品價格持續走高。而“投資饑渴癥”在各地工業化過程中不同程度存在，這種主要依靠大規模投資來拉動經濟發展的方式，極易產生低水平重復建設。與工業化同步推進的城市化，導致土地價格和房地產價格上升而推動價格上漲。資源供給總是有限度的，而工業化、城市化所需的資源消耗無窮無盡，供需基本矛盾決定價格走高將是一種長期趨勢。今年7月份。浙江CPI同比上漲6.3％，PPI同比上漲6.4％。價格水平繼續高位運行。美債危機發生后，將使我省經濟政策調控處于“內憂外患”的地步。高物價，抬高企業成本，降低企業利潤，“高成本+微利”成為常態現象。

三是“多難題”。美債危機將帶來巨大的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和市場風險，最直接的影響便是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繼續下降，8月11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6.3991，升破6.40，而176個基點的單日升幅也創下逾9個月新高。按浙江現有出口體量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每升值0.1元，浙江出口匯兌損失約16億元。事實上，今年以來我省經濟在平穩發展中，也已出現一些值

得警覺的新情況新問題，特別是用工荒、電荒、錢荒現象愈演愈烈，一些企業處于開工不足的狀況。隨著人口“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浙江勞動年齡人口增量減少，企業從季節性招工難演變為常年性用工缺口，人口“未富先老”問題和企業用工問題日益突出。去年以來央行連續12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3次提高銀行利率，個別行業遭遇銀行停貸。今年，浙江又遭遇7年來最嚴重“電荒”。預計最高統調用電負荷需求5000萬千瓦，比上年增長18.9％，缺口比例將達總用電量的1／7左右。美債危機發生后，新的不確定性增加，推動浙江發展面臨新的難題。

把“防脹、防滯、防縮”作為今后一個時期浙江經濟工作的重點

這次美債危機也給浙江經濟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美債危機的根源在于投資與消費、實體與金融嚴重背離而形成的結構性“失衡”，導火線在于“失策”。傳統上，美國經濟靠技術進步、產業創新、刺激企業活力等手段拉動。而2008年美國政府為應付金融危機，出臺的政策只靠簡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在產業上沒有進行創新，所采取的一些經濟政策力度過大，政府舉債過多。通過提高財政赤字來推動經濟，在政策上是失敗的。我們要吸取教訓，著眼于趨利避害推動轉型升級，加快政策調整，進一步深化“標本兼治、保穩促調”經濟工作思路，把“防脹、防滯、防縮”作為浙江經濟工作的重點，努力把美債危機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一要緩解“通脹”壓力。物價上漲與通貨膨脹不是一回事。浙江民營企業多，中等收入人群龐大，城鄉收入差距是全國最小的省份之一，對物價的承受能力總體較強。但也要看到，浙江正處于結構轉型期，節能減排、資源價格改革以及提高工資標準等轉型政策，都將帶來成本性漲價壓力。美債危機發生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不斷上漲的傳導性增強，隨著PPI向CPI傳導，物價上漲演變為通貨膨脹的隱憂凸顯。無論是生產資料價格上漲，還是前階段“菜賤傷農”和最近的“豬價飛漲”，都由原材料價格波動在產業鏈逐步向下傳導而引起，無孔不入的游資炒作起到放大作用，都會增加產業鏈下端的經營難度。根據這種情況，我們應該進一步加強市場監管、完善價格調控措施，抓好“米袋子”和“菜籃子”建設，科學合理調節生活必需品和生產資料的供應，努力緩解價格矛盾和通脹壓力。

篇10

【關鍵詞】西班牙；歐盟；經濟危機；房地產泡沫

引言

從1997年到2007年，是西班牙房地產市場“瘋狂的十年”，因為在這段時間里，西班牙房地產市場飛速發展，房價成倍上漲，供大于求，導致了房地產行業的泡沫，甚至觸發了西班牙經濟危機。

1、危機的背景及成因

1.1歐洲方面

自2009年起，歐洲的一些國家陷入了危機，這場危機是美國次貸危機的加深和延續，主要是由于債務超出了政府可承受的范圍。早在2008年的華爾街危機爆發時，冰島的債務問題就已浮出水面，緊接著，歐債危機又在中歐及東歐國家爆發，由于國家小，加上鄰國的援助，還不足以引起全球金融危機。

2009年10月20日，希臘政府宣布赤字比例將超過12%，比歐盟規定的限額高出3%，接著，三家評級機構下調希臘評級，歐債危機在希臘爆發。在2010年的頭幾個月，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承諾找到解決希臘危機的辦法，但歐元區的成員國擔心他們的納稅人不滿對希臘的無條件幫助，同時，歐元區管理機構不能很好的運作，對希臘的救援計劃無法快速進行，因此，歐債危機繼續惡化。此外，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國等國家也存在一系列問題，西班牙也被卷入歐債危機。

1.2西班牙方面

從九十年代開始，西班牙經濟增長迅速，很快成為歐洲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但西班牙房地產行業卻過度發展，形成房地產泡沫。相對于歐盟其他國家來說，由于房地產泡沫的影響，西班牙經濟危機更為嚴重。

美國、英國、希臘、愛爾蘭及一些其他國家都經歷過房地產行業的繁榮時期，但是他們相比，在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下，西班牙房地產泡沫的影響最為嚴重、持續時間最長、增長速度最快。從1995年到2008年，西班牙房價增長率高達190%，平均每年增長15%。同一時期，美國房價增長率平均每年只有4.2%至6.1%。相對于其他存在房地產泡沫的國家來說，西班牙的平均房價與人均收入的比例及國民負債水平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從2000年到2008年，西班牙的私人債務和公共債務以平均每年14.5%的速度遞增，其中大部分都涉及到房地產投資。截至2008年底，西班牙的債務總額達到4.9萬億歐元，這是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42%，這個數字遠高于美國和歐洲其他主要國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房地產的數量和價格同時上漲。房地產價格上漲的情況在英國和愛爾蘭也持續了很長時間，原因是住房的供求不平衡，新建住房的數量跟不上需求的增長。西班牙的情況則完全相反，新建住房和房價同時上漲。從2000年到2007年，平均每年增加60萬套住房，其數量超過了法國、德國、英國和意大利四個國家的總和，這意味著大部分家庭都有幾套住房，甚至還有大部分住房無法出售。

房地產占GDP的份額過大。從1995年到2006年，建筑業占GDP的比例由7.5%上升到12%，到2007年，這一數值高達15.7%，而對法國、德國、意大利、英國和美國來說，建筑業占GDP的比例僅為9%。從2000年到2007年，西班牙20%的就業機會都是由建筑業提供，即五分之一的就業機會都來自于一個單一的行業，一旦出現房地產泡沫，失業率將會激增。

出現的嚴重后果：金融危機過后會出現信貸緊縮的情況，利率較高導致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房地產業、建筑業、銀行和相關行業都處于危機中，西班牙經濟正經歷50年來最嚴重的衰退，失業率上升到20%，其中45%為青年。未出售的房屋大部分歸屬于銀行名下，銀行不想讓損失變為現實所以不愿低價出售房屋。

1.3出現危機的經濟原因

移民的增長導致住房需求的增加。近年來，西班牙成為接收移民數量最多的國家，在1998年到2008年這十年間，西班牙的人口增長了18%，勞動力增加了25%，其中98%的移民來自于東歐或者拉丁美洲，在十年之內，移民人數從50萬增加到了500萬。

利率的下降降低了貸款成本，刺激了人們對住房的消費。在1999年歐元出現后，西班牙的實際利率急劇下降，銀行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貸款變得越來越便捷，貸款利率呈下降趨勢，在1991年到1996年期間，貸款利率由17%下降到10%，2005年下降到3.5%。

買方接受浮動利率增加了信貸風險。由于貸款的低利率持續了很長時間，買家預期未來的利率會更低，所以大部分的西班牙買家選擇接受浮動利率買房，這會導致西班牙對貸款利率的變化更加敏感。在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信貸環境變化很大，貸款利率提高到5%，在2009年上升到9%，購房者需要歸還的貸款增多，這增加了貸款違約和銀行金融風險。

更多的家庭愿意投資房地產。西班牙和一些北歐國家相比，社會保障能力較弱，家庭需要累積足夠的財富來抵抗疾病、失業、退休等未知的風險，所以房地產成為家庭最偏好的投資方式。

大量空置住房成了政府、銀行和交易商最擔心的問題。據西班牙最有名的房地產中介機構tinsa的估計，僅在馬德里就有5萬套住房尚未出售。此外，2010年有11萬套住房被退回，增加了未售出房屋的數量。據政府估計，如果三年內不能賣出所以有的空置房屋，西班牙的經濟狀況將比美國更糟。

2、西班牙經濟危機的發展

西班牙財政赤字在2009年上升到了11.2%。比歐洲穩定公約設定的赤字上限高出很多，西班牙政府保證在2013年使其恢復到正常標準，但標普預測2013年西班牙財政赤字仍會超過5%。

西班牙經濟下滑后，西班牙出現大批的失業者，失業率高達24.4%，接近四分之一的勞動人口失去工作。西班牙統計局后公布的數據顯示，失業人口上升到了1873萬，失業率高達26%。對于年齡低于25歲的年輕人，失業率為50%左右。目前這代年輕人被認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但他們卻面臨著歐洲最嚴峻的失業問題。大約有68%的年輕人想離開西班牙尋找新的就業機會，因為西班牙青年人失業率為歐洲平均水平的兩倍，并且還有增長趨勢。

房地產危機導致了嚴重的銀行危機。對于西班牙銀行系統來說，地方儲蓄銀行存在的問題最大。不同于其他商業銀行，西班牙地方儲蓄銀行大多有上百年歷史，股東多為對方政府。在房地產繁榮時期，地方政府鼓勵銀行發放貸款以刺激地方經濟，而不注重貸款者的實力，有些貸款甚至發放給沒有償還能力的人，房地產泡沫破滅后，地方儲蓄銀行成為重災區。幾年前西班牙有40幾家地方儲蓄銀行，由于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許多地方儲蓄銀行都破產了。近年來，西班牙央行通過收購股權或合并的方式，使地方儲蓄銀行的數量減少。相較于地方儲蓄銀行來說，各大銀行的狀況會好一些，因為他們的業務比較分散，不依賴于房地產行業。例如，桑坦德銀行就擁有很多海外業務。對于大型商業銀行，國家會制定計劃來幫助他們，此外，歐洲央行可以購買國債或提供國際援助，但情況并不樂觀。

2010年4月，評級機構標普下調西班牙長期評級至AA，標普認為西班牙經濟仍在遭受房地產泡沫的沖擊，分析師在報告中寫到，本次降級還考慮了西班牙公立和私營領域借貸成本有居高不下的可能性，勞動力市場停滯不前和出口能力較低都將進一步阻礙西班牙經濟的復蘇。

由于西班牙經濟前景的惡化，西班牙國內銀行系統又急需大量資金注入，2012年6月7日，國際評級機構惠譽下調西班牙評級至BBB級，評級展望為負面。惠譽認為，西班牙銀行業存在的問題，以及西班牙在國際市場籌集資金為銀行融資的難度將會越來越大。

3、應對經濟危機的措施

3.1歐元區應對措施

面對金融機構出現的問題，歐洲國家紛紛采取措施維護金融穩定。首先，向本國的問題金融機構注資，如法國、比利時和盧森堡共同注入64億歐元到德克夏銀行，英國國有化北巖銀行，暫時緩解了銀行危機。其次，愛爾蘭、英國、德國、法國、奧地利、瑞典、丹麥、冰島等國家都宣布對銀行個人賬戶提供擔保以穩定儲戶的信心。第三，歐洲央行、英國及其他國家央行聯手美聯儲注入流動資金到歐洲銀行系統。但是，由于歐元區的貨幣結構和政治結構的特點，歐盟不能采取統一行動，很難應對已經蔓延到整個歐盟境內的金融危機。

首先，歐洲央行的首要職責是維持歐元區的物價穩定，而不是承擔貸款人的角色，因此，為了應對危機，歐洲央行只能向整個銀行系統注入流動資金，難以解決銀行單獨的償還問題。其次，歐元區的各國央行并不是貨幣發行銀行，財政政策只能由政府來執行。特別是，政府對本國納稅人負責，對外資銀行卻難以救助。最后，從技術層面上看，一些歐洲大銀行因為跨國經營，所以很難得到某一個國家的援助。這些大銀行在各國都有獨立資產負債表的子銀行，同時，銀行總部對子銀行的事務及資本有高度統一的管理。一旦銀行被國家分割管理，銀行業務將無法繼續開展，只能由國家暫時接管出售，但在此情況下，很難找到買家。

在2008年舉行的巴黎峰會上，德國和意大利反對法國提出成立救助基金的建議，會后聯合聲明，各國共同致力于確保銀行和金融系統的穩定，但應對危機的措施仍由各國自己決定。但是，如果歐盟不實施統一的措施，解決方案只會事倍功半。

3.2西班牙應對措施

在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向歐盟提出援助請求后，西班牙也處于債務危機的邊緣。因此，政府和銀行都盡力采取更有效的措施，試圖阻止債務危機的蔓延。

西班牙央行加強監管措施，督促銀行公布房地產市場風險可能造成的損失和不良貸款量，特別是對于隱瞞呆賬壞賬的銀行，增強資產透明度。西班牙政府還致力于銀行的兼并和重組，推動資產整合，儲蓄銀行的數量從45家減少到17家，從而節省了大量財力和物力。2011年2月，西班牙政府批準的監管體系，旨在促進地區儲蓄銀行的重組改革。根據這項法律，西班牙銀行監管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要求所有銀行把核心資本充足率提高到8%，其中未上市的銀行核心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0%，以迫使儲蓄銀行進行資產重組從而轉化為常規商業銀行。對于一些無法完成市場融資的銀行，西班牙政府通過成立銀行重組基金向其注資，使銀行國有化。銀行重組基金已在2010年向部分儲蓄銀行注資110億歐元，西班牙政府還準備以發行國債的方式繼續向部分儲蓄銀行注資，以增強投資者的信心。

2012年7月13日，西班牙政府提出了2012下半年的自改革計劃，其總體目標是積極應對西班牙的經濟增長放緩，繼續收緊財政支出和經濟結構改革方案的實施。按照歐盟和歐元區的建議，將繼續改善西班牙公共財政的不平衡。具體內容包括體制改革和公共管理服務的效率，促進財政平衡和金融穩定，提高西班牙經濟的競爭力。

3.3最初的效果

在2013年初，西班牙的融資計劃已經全面啟動，馬德里政府計劃發行50億歐元的政府債券，最終發行了58億歐元，但收益率卻較上次發行同類型債券低得多。對于西班牙政府來說，政府國債的成功發行進一步恢復了投資者的信心，并證明他們的決定有效，使得不再申請歐洲央行的緊急援助。最重要的是，在調整和重組西班牙銀行資本后，銀行的數量從50減少到12，分支數量減少14%，員工數量減少13%，并繼續進行大規模的計劃以降低成本。西班牙銀行業再次擊中債券市場的大門，這有利于盡快償還部分從歐洲央行的貸款。

4、與日本經濟危機的對比

西班牙的情況與1996年的日本大致相同，從1996年到2002年，國內生產總值沒有增長，直到2003年3月，日本銀行債務大幅減少后，國內生產總值終于開始上漲。

在許多方面，西班牙的情況比日本差。首先，日本有自己的貨幣，在1997年到2002年的六年間，日元貶值了20%，導致了日本的經濟調整。其次，除了本國貨幣，日本也有自己的貨幣政策，被廣泛稱為零利率政策，而西班牙的貨幣政策由歐洲央行決定，近年來歐洲央行適當放寬了貨幣政策，相對適應了西班牙的情況。第三，日本擁有獨立的財政政策，巨額的財政赤可以通過調整私營企業的盈余資金來償還債務。而西班牙必須遵循歐元區財政政策以減少財政赤字。最后，當日本試圖擺脫經濟危機時，全球經濟屬于擴張時期，而西班牙卻沒有這樣的條件，西班牙處于經濟危機時期，也正是全球經濟危機時期。在歐洲體制內，西班牙可能會降低資產價格以應對金融危機，與其同時，經濟可能陷入停滯或蕭條。

5、西班牙經濟危機的經驗教訓

明知道風險越來越大，西班牙政府依然沒有下決心解決經濟過于依賴房地產的問題，最終導致樓市的徹底崩潰和銀行危機。事實上，許多國家都經歷過房地產業的過度繁榮，從而導致金融系統的不穩定，也加速了經濟危機的發生。但正是由于經歷了危機，西班牙在法律、會計和銀行監管上才有了巨大的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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