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社會的起源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經濟社會的起源，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元朝是蒙古族所建立的政權，初稱為蒙古國，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南宋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稱國號大元。

我國元朝時期，是一個幅員廣闊的多民族國家，統治集團以蒙古貴族為核心，被統治的人民以漢族為主體。在經濟上，北方草原的蒙古族以畜牧業、漁獵業為主；西北各族也經營畜牧業和農業；雅魯藏布江流域的吐蕃藏族，也有自己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云南大理白族等各族人民，以從事農業為主。元世祖忽必烈是一個很有作為的統治者，他懂得只有保持漢民族原有的經濟制度，才能成為統治全國的皇帝，只有恢復和發展經濟，才能安定社會秩序，保證國庫充實，使元王朝得以鞏固。他當政后在詔書中說，國家以人民為本，人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因此采取一系列發展經濟的措施。

農業發展

首先是發展農業，建立管理農業的政府機構，由勸農司指導、督促全國各地的農業生產，并以“戶口增，田野辟”，作為考核、選用官吏的標準。政府還編輯出版《農桑輯要》，推廣農業生產先進技術，保護農業勞力和農民耕地，禁止占民田為牧地，招集逃亡，鼓勵墾荒，儲備種子，興修水利，使全國農業生產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到了元世祖時，關中小麥已盛于天下，產量年年增加。元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在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等地，大種經濟作物棉花，設木棉提舉司，歲輸木棉布10萬匹。

手工業發展

元朝時期有官辦手工業，官辦手工業分屬工部、武備寺、大都留守司、地方政府等部門；私營手工業經營紡織、陶瓷、釀酒等。

官私手工業主要有絲織業、棉織業和氈紡業等，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一次送納入庫的白厚氈2772尺、青氈8112尺，品種主要有剪絨花氈、脫羅氈、雀白氈、半青紅芽氈、紅氈、染青氈等等。絲織業主要產地在建康、平江、杭州、慶元、泉州等地，產量很高，比如鎮江府一年造緞5901匹，建康4527匹，花色也很多，有暗花、絲綢、胸背花等。棉織業在元朝中期已有攪車、彈弓、紡車、拔車、線架、織機等工具，黃道婆還傳授錯紗、配色、綜錢等方法，產品很多，印染技術也有很大的發展。其余像麻織業、兵器業、制鹽業、制瓷業都有很大發展。

商業發展

元朝在商業的發展上也很重視，元朝的商業主要控制在政府和貴族、官僚、色目商人手里。政府對許多商品進行壟斷，壟斷形式不同，部分金、銀、銅、鐵、鹽由政府直接經營；茶、鉛、錫由政府賣給商人經營；酒、醋、農具、竹木等，由商人、手工業主經營，政府抽分。貴族、官吏和寺院依靠手中的特權，也從事經商活動。色目商人資金雄厚，善于經營，出現了許多大商賈。

政府直接控制對外貿易，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在泉州、上海、溫州、杭州、廣州設立市舶司，外國商船返航，由市舶司發給公驗、公憑。出口的物資有生絲、花絹、緞絹、金錦、麻布、棉布、花瓶、漆盤、陶瓷器、金、銀、鐵器、漆器、藥材；進口的商品有珍寶、象牙、犀、鉆石、木材等等。總的看，整個城市商業活動比較繁榮。

大都（北京）是全國最大的城市，馬可?波羅當時有這樣一段精彩記敘：“汗八里（即大都）城內外人口繁多，有若干城門，還有不少附郭。居住在這些附郭中的有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人，他們或是來進貢方物的，或是來售貨給宮中的，所以城內外都有華屋巨室，有的是貴族居住的，有的是供商人居住的，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專門住宅。國外運來的價錢昂貴的珍品和各種商品之多，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與之相比。來自各地的貨物，川流不息。僅絲一項，每天進城的有成千車。還有不少絲織品。”

除了大都（北京）外，全國各地還有杭州、蘇州、廣州、泉州、揚州、鎮江、開封等地。元朝的商業操縱在政府、貴族、官僚、大商人手中，政府規定，金、銀、銅、鐵、鹽、茶、水銀、礬、鉛、錫、酒、醋、農具，實行專賣，政府抽利。寺院、道觀也經營商業，從中取利。諸王、后妃、公主、駙馬、大臣，通過其奴仆進行商業活動。

民間大商人非常富有，有人說“人生不愿萬戶候，但愿鹽利淮西頭”講的就是當時鹽業商人的情況。當時國內南北物資交流暢通，從南運北的商品有米、麥、綢緞、棉布、陶瓷。從北運南的商品有北方土產和來自西域的商品。由于蒙古族當時統治的地域幅員遼闊，也就造成元朝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對外貿易的交往，是繼唐朝之后又一個比較頻繁的時期，對當時整個亞洲的經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貨幣的流通

元朝是我國領土面積最大的時期，這都是我國任何一個朝代不可比擬的。和唐朝一樣，我國元朝的貨幣也隨著經濟的交往，大量流出到海外各國。

我國元朝的貨幣主要借助于經濟和文化的聯系往東流出到高麗和日本。在經濟上，元朝與高麗可通過互市進行物資交流和錢幣交換。韓國曾發現沉沒在海底的裝有大批元代貨物的中國船只，這艘沉船有12個船艙，裝有上千件瓷器，7萬枚錢幣。元朝時期，日本商人經常到閩浙海口來做生意，中國的海船也常常去日本，帶去一批財物和錢幣。

貨幣往南主要流出到東南亞各國。《島夷志略》記載，元朝商人從海路到安南、占城（今越南）經商，帶出一批財物和錢幣；元代旅行家周達觀寫的《真臘（柬埔寨）風土記》寫道，元朝的錢幣、金銀、銅器、錫器、漆盤、青瓷、麻布、雨傘、鐵鍋等等，在真臘到處可見；公元1294年暹國王來元朝訪問，從此，元朝的商品、錢幣，不斷流出到現今的泰國。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和意大利人馬可?波羅，都看到元朝商人帶著商品和錢幣，到印度南部的俱蘭、獅子國、馬爾代夫去做生意。

貨幣流出到西北的欽察、伊利汗國。這兩個汗國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在統治，與我國元朝在經濟上、文化上聯系十分密切，元朝錢幣流出到這兩個汗國的比較多。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元朝派到伊利汗國的丞相孛羅，幫助汗國采用元朝的鈔法，發行了紙幣，通行全國，在汗國各地還設有鈔庫，負責發行及緡鈔倒換事務。整個紙幣的發行制度和鈔票的形狀，都是從中國元朝照搬去的。

此外貨幣還流出到中非和中歐的一些國家。公元1253年，元朝憲宗年間，曾派親王旭烈兀帶兵到達敘利亞、埃及等地，后來元世祖忽必烈又派大臣到達馬達加斯加、層搖羅國（坦桑尼亞桑給巴爾），中國的財物、錢幣，從此流入非洲。

篇2

關鍵詞：轉型警察權威弱化重塑

1、警察權威的含義及作用

權威就是憑借社會公認的權勢和威望而形成的對社會的支配力量。警察權威，又稱警察執法權威，則是指作為國家法律的執行和維護者的警察機關及其執法人員在執行國家法律、依法進行公務活動時所應體現出的權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威望，是警察機關及其警務人員在執法過程中所產生效力的綜合反映。

警察權威對社會的作用體現在對社會的控制上，這種控制表現為一種駕馭。首先，為了保證社會在預設的行為框架下活動,社會權威需要建立起強大的控制和管制機構，通過制定規則來保證國家對社會的統攝力。其次，警察憑借威望對社會中的沖突和矛盾進行調節。再次，社會必須建立一種機制對社會成員之間的爭議進行裁決，國家并不允許個人自行正義，而是需要通過法律來對行為做出衡量。[1]最后，因為社會規范只有在對懲罰的擔心超過對獲取不當利益的渴求的情況下才能得到遵守，沒有制裁社會規范便不能得到社會成員的遵守,因此要通過這種威懾力來制裁違規的現象。

2、社會轉型期警察權威弱化的原因

社會轉型期警察地位弱化的原因具體分析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制度性的缺陷。1、警察的地位低。我國對警察教育的投入所占比例較低，而韓國等一些國家積極展開精英教育來培養警察的后備力量，高度重視警察教育。另外，媒體對警察的負面信息炒作，部分網民對警察情緒化否定，警察在影響力甚巨的網絡媒體中失語或應對不力，給警察權威帶來無形損傷。2、警察與法學地位的不對稱。一些法律條文在制定時并沒有考慮到實踐中的情況，比如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雖然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可是一旦人員拒絕到收容所，那么警察便無法對流浪人員進行管理，社會的秩序相當于還是沒有控制。3、條塊管理的必然缺陷造成的權限不清、警務職責不明確。在公安機關內部，相關職責內容重復，或者單個職責的缺失都是源于不合理的管理體制。[2]

（二）法律規范不健全。1、公檢法機關認識上的不統一。在我國法律中，缺少對于警察權利保護的相關法律條文規定。縱觀我國現有法律，專門用于維護民警執法權益的單獨法律尚未形成，相關條款散見于《人民警察法》、《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等法律條文中。2、警械使用缺乏明確的，有操作性的規定。為降低違紀風險，警察執法遇不法侵害時常常不敢使用警械，警察權威受到非理性壓制。3、在依法保障和維護民警正當的執法行為上缺少操作性的依據和工作力度。法律規定都比較籠統，沒有具體的實施細則和明確的司法解釋，給打擊和處理此類案件造成困難。由于在司法實踐中難以掌握好法律尺度，目前一般將暴力襲警案件當作一般治安案件處理，影響了執法的權威性，從而難以有效的依法保障人民警察履行職責。

（三）各種思潮的影響。受西方思想意識的影響，并伴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成長與法治進程的不斷推進，公民權利與自由不斷地被強化與彰顯，警察權力在法律上越來越受到限制。

（四）歷史性。1、缺少法制傳統。公眾法律意識的覺醒本是有利于我國社會民主法治的進程，但覺醒不是盲目理性和對法律采取實用主義，只講權利、不講義務。當不法分子高呼“警察有什么了不起，打的就是警察”時，正是不完善法治環境和扭曲的法治心態的反映。2、制度滯后。警察位于司法生物鏈中的最低端。3、缺少宗教傳統，人民缺少一種敬畏感。4、國民素質缺少中立性。人們容易受到社會輿論大方向的引導，無法從中立的角度來思考問題。[3]

（五）自身原因。1、自身素質差。警察隊伍龐大，然而警察的整體素質卻普遍偏低。大多數人在思想上麻痹大意，因為缺少對法律知識的了解，在執法過程中不依照規范執行任務。2、內部管理理念不正確，缺少專門的應訴機構。我國公安機關應當積極應對出現的投訴的問題，以正面的形象展現在社會公正面前，才能從新樹立起警察的權威。3、裝備差，缺少專用的警用武器。我國在警察配備的投入遠不能超過發達國家，影響了警察的工作效率。

3、警察權威重塑的途徑

對于警察權威的重塑途徑的構想，必須考慮到當下警察權威之所以弱化的原因，究其本源，治其根本。在考慮這幾個根本性原因的基礎上，應該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恢復和加強警察的權威：1、加強制度保障2、完善法制建設3、增強國民素質4、警察的自身建設5、輿論支持。

首先，在制度方面，通過完善國家的法律來明確警察的權利，保護警察的權益，以此來樹立警察的威信。我國現在對于“警察”的稱謂過于籠統，這不僅是一種身份上的混淆同時也是一種職責和權限上的不清楚，這就使得對于警察的管理和分工混亂，給人們形成一種警察胡作非為的印象。[4]對于這種現象的杜絕，首先，應該在警察系統內部制定合理的權限分工制度，必要時還可以根據部隊的建設模式，思考警察的種類。將其身份和責任均明確，具體化。這樣就能給人們一種明確和規范的印象，從而消除權限不清、警務職責不清的現象。

在法制建設方面，因為考慮到警察所處的社會特殊角色和特殊的職責，對于其工作任務危險性的考慮應對其制定不同于普通人的人身安全的防御，保護以及救濟的法律條款。而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規定的過于籠統化和表面化完全無法達到警察職務所要求的程度。刑法上的入罪，表面上對破壞警察權威的行為規定為犯罪，但在語言上的不明確性和不易操作性使得對警察人身和權威的保護如同虛設。[5]為了這種權威的樹立，就必須在現實生活中讓人們真切的感受到警察職務的嚴肅性。

當然，人們的重視和尊重是建立在警察自身合法和嚴肅的基礎上的，所以對于警察權威重塑的一條重要和必經之路便是警察的自身建設。警察必須把自己的警務行為與國家的職責和要求聯系起來，只有代表國家行事，才會使自身的行為具有權威性和嚴肅性，才會樹立起警察權威；只有嚴格規范自身的行為才能樹立人們的尊重、敬重和信任之情。只有信任才會配合，而只有自愿配合也才能體現出警察的權威。

另外，要善于利用創新公安宣傳方式方法，深入挖掘警察先進典型，樹立可親、可敬、可信、可學的新時期人民警察光輝形象。要加強警民日常信息溝通，強化突發事件處置中的媒體應對能力，明確回應涉警疑問，堅決駁斥對警察的不實輿論攻擊。要從行政、法律上規范網絡媒體的行為，堅決防止少數網絡媒體為增加點擊率而設置誣蔑性議題，挑撥、操縱、放縱過激言論妖魔化警察，維護警民互信與良性互動，從而強化警察權威。[6]

“君者，治之本也”，若要保障自己的權威，則必須獲得國家賦予的權力以及社會的認可，“警以威立”是治安哲學內容的一個基本思想，警察權威的塑造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作為警察的自身的需要，而更加重要的是國家運行和建設的需要，因此，必須從理論和實踐中均重視起警察權威的塑造。

參考文獻:

[1]李強. 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分層結構[M].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2002.

[2]陳伯君. 轉型期中國改革與社會公正[M].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5.

[3]蘭久富. 社會轉型時期的價值觀念[M].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9.

篇3

    為了貫徹中央關于黨政機關與所辦經濟實體和管理的直屬企業脫鉤的決定，做好市級黨政機關所辦經營性企業的脫鉤工作，經北京市黨政機關與所辦經營性企業脫鉤工作領導小組同意，現對我市市級黨政機關移交、撤銷企業人員的安置和社會保障工作提出以下實施意見。

    一、移交、撤銷企業人員的范圍

    移交、撤銷企業的人員應是2000年6月30日前正式錄用，并與企業建立了勞動關系的在冊人員。

    二、移交企業人員的安置和社會保障

    （一）移交企業的職工和退休人員隨企業一并移交。對于編制在黨政機關及其事業單位的人員，原則上隨企業去向安置，并與機關脫離行政關系；離休人員由市級黨政機關各部門負責安置，不隨企業移交；對于編制在黨政機關的人員，參照市委、市政府《北京市黨政機關機構改革人員分流的意見》的有關政策，符合提前退休、提前離崗條件的，可以提前退休、提前離崗，不隨企業移交。

    （二）移交企業的職工與企業簽訂的勞動合同仍然有效。由于企業移交造成企業名稱變化的，應變更勞動合同的企業名稱；造成職工崗位、待遇變化的，雙方應協商變更勞動合同的相關內容，協商不一致的，企業可依法解除勞動合同，并按有關規定支付經濟補償金；職工提出解除勞動合同的，企業可以不支付經濟補償金。未簽訂勞動合同的企業應根據有關法律法規與職工簽訂勞動合同。

    （三）移交企業尚未參加社會保險的，應按《北京市企業城鎮勞動者養老保險規定》（市政府令1998年第2號）、《北京市失業保險規定》（市政府令1999年第38號）、《北京市地方所屬城鎮企業職工和退休人員大病醫療費用社會統籌的規定》（市政府令1995年第6號）、《北京市企業勞動者工傷保險規定》（市政府令1999年第48號）及有關規定，在企業移交前到企業所在區、縣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辦理參加職工養老、失業、大病統籌、工傷保險等手續，并補繳社會保險費用。若企業無力補繳，2000年12月31日前所需社會保險經費由企業原主管單位籌資解決。已參加社會保險的企業，移交后應繼續向所在區、縣社保機構繳納各項保險費用，不得因移交而中斷或拖延繳費。移交企業中凡編制在黨政機關或具有行政管理和執法監督職能事業單位中的工作人員，在首次辦理個人基本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時，其按國家規定計算的連續工齡，可視同職工個人繳納保險費的年限。

    三、撤銷企業人員的安置和社會保障

    （一）撤銷企業的職工，由企業主辦單位本著“統籌安排、積極穩妥”的原則負責安置。

    （二）撤銷企業應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及勞動合同的約定處理勞動關系。職工被安置到其他企業就業的，原企業與職工解除勞動合同，同時職工與新企業簽訂勞動合同。新企業應將職工在原企業工作時間視同現企業工作時間。企業主辦單位與職工就重新安置協商不一致的，原企業可以解除勞動合同，同時比照經濟性裁員支付經濟補償金。

    （三）撤銷企業職工自謀職業的，企業可以按照每人一萬元的標準一次性發給安置費，安置費由企業和企業主辦單位籌措。

    （四）撤銷企業工傷職工傷殘程度為五至十級的，由企業主辦單位負責安置。如本人自愿自謀職業，由企業按照市政府令1999年第48號的規定發給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傷殘就業補助金由企業和企業主辦單位籌措。

    （五）已參加北京市養老、失業、大病醫療、工傷保險的撤銷企業，職工分流安置到其他企業的，社會保險關系隨同轉移，社會保險的繳費年限合并計算；自謀職業的職工，可將其檔案委托存放到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或人事部門開辦的職業介紹服務中心或人才交流中心存檔，繼續繳納社會保險費用的，與存檔前繳費年限合并計算；終止、解除勞動合同失業的職工，可由企業將檔案轉到職工戶口所在地區、縣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失業人員進行求職登記，按規定享受失業保險待遇。

篇4

    為保障企業離退休、退職等人員基本生活，經市政府批準，現對2000年實施企業基本養老金正常調整制度的有關問題，通知如下：

    一、1999年12月31日前符合養老條件，經批準按月領取養老金的企業離、退休（職）等人員，自2000年7月1日起調整基本養老金。

    二、離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的調整。

    1937年7月6日前參加革命工作的企業離休人員，每人每月增加離休金105元；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參加革命工作的企業離休人員，每人每月增加離休金75元；1945年9月3日至1949年9月30日參加革命工作的企業離休人員，每人每月增加離休金55元。

    離休人員離休前享受正局級待遇的，按上述辦法調整不足105元的按105元調整；享受副局級待遇的不足90元的按90元調整；享受正處級待遇的不足75元的按75元調整；享受副處級待遇的不足65元的按65元調整；享受科級及以下待遇的按55元調整。

    離休人員離休前的職級，按《關于給企業離休人員增加離休金的通知》（京組通〔1995〕36號）進行確定。

    三、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的調整。

    企業退休人員、退職人員、原臨時工養老人員中，1993年12月31日前退休的，基本養老金每人每月增加35元；1994年1月1日至1996年3月31日之間退休的，基本養老金每人每月增加30元；1996年4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之間退休的，基本養老金每人每月增加25元。

    1999年7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之間退休的人員，在調整上述待遇的基礎上再增加25元基本養老金。

    四、原行業統籌移交北京市管理的企業、單位的離退休人員統一按上述辦法調整基本養老金。

    五、原為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經國家或北京市政府有關部門批準成建制轉為企業，轉制前已按機關、事業單位辦法辦理退休、退職及原臨時工養老的人員，統一按上述辦法調整基本養老金。

    在機關、事業單位辦理退休、退職的勞動合同制工人，按機關、事業單位調整辦法執行。

    六、按北京市生產服務合作總社《關于北京市城市生產服務合作總社系統社員職工退休、退養和退職試行辦法的通知》（京合總字〔1983〕008號）辦理退養并按月領取退養費的人員，每人每月增加退養費20元。

    七、建國前參加革命工作，按原勞動人事部《關于建國前參加工作的老工人退休待遇的通知》（勞人險〔1983〕3號）規定享受原標準工資100％退休費的老工人，按本通知第二條規定的標準增加基本養老金。

    八、按本通知規定增加的基本養老金，做為離休人員及享受標準工資100％退休費的老工人每年增發1～2個月生活補助費的基數。其增加部分自本通知執行之月起，一次性全額發給。

    九、繳費年限不滿10年按月領取生活費的占地農轉工養老人員，按本通知第三條標準執行。

篇5

（延壽縣太平川林業站，黑龍江 延壽 150700）

林業部門作為生態建設的主體承載著重要的責任。造林綠化是利國利民，蔭及子孫，造福后代的公德事業。地球需要綠色，人們生產生活需要綠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更需要綠色，林業承擔著改善生態環境和促進經濟發展的雙重使命。山川秀美是現代文明社會的重要標志，從人類活動對自然界的影響上來看，生態惡化源于毀林，生態改善始于興林保護和發展森林資源，提高造林質量，是改善生態環境的必由之路。

要根治水土流失，恢復植被，綠化山川，改善生態環境，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就要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抓好造林綠化工作。不抓造林綠化，森林就不能恢復，水土流失得不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得不到根本改善；不抓造林綠化，農業的基礎地位難以鞏固，糧食穩產增產、農民增收就得不到保證；不抓造林綠化，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脫貧致富奔小康，實現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會落空。進一步建設自然、改善自然、完善自然，建立人與自然新的更高水平的和諧，加快林業發展，加強生態建設，改善生態環境是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關鍵所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是要不斷推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努力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強調的發展,應是全面、協凋、可持續的發展，不僅要關注經濟指標，而且要關注社會發展指標、人文指標、資源指標和環境指標。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

（1）人與自然的關系反應著人類文明與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及其結果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依賴于自然，同時文明的進步也影響著自然的結構、功能與演化，經歷了由和諧到失衡、再到新和諧的旋律上升過程。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效應日益凸顯,林業產業是規模最大的循環經濟體,森林資源的可再生性和林產品的可降解性,為經濟社會發展可持續利用森林資源展示了光明前景。加快發展林業產業,對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為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意義十分重大。

（2）把天然林保護、防沙治沙、防護林建設、退耕還林、野生動植物建設任務放到特別重要的地位，走一生態建設為主的林業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工業文明的出現，使社會生產力有了質的飛躍，人類利用自然的能力極大的提高。加快林業產業發展,才能充分發揮林業的經濟功能,為建立完善的生態體系和繁榮的生態文化體系提供重要保障。加快林業產業發展,不僅將產生巨大的生態、社會效益,而且將創造出巨大的物質財富,最大限度地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林業的多種需求。人類對自然的理念也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由利用變為了征服，人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占據了統治地位，使人類成為自然的主人和統治者。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的過程就是發展人與自然關系的過程，尋求和建立新的更高層次的和諧，重要的是要采取行動去扭轉和改變造成不和諧的因素。人類起源于自然，生存于自然，發展與自然，與自然相處、和諧發展是人類發展的題中之意。破壞自然就是損害人類自己，保護自然就是呵護人類自己，改善自然就是發展人類自己。

（3）加快林業產業發展是全面推進現代林業建設的主要內容。林業具有巨大的生態功能、經濟功能和社會功能。加快林業產業發展是維護國家木材安全的根本途徑。森林是國家重要的戰略資源,我國木材和林產品需求急劇增長,世界各國的實踐證明,經濟越發達,對木材和林產品的需求量越大。而維護全球生態安全、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又對保護森林資源提出了強烈要求。森林資源的稀缺性和經濟社會發展對木材的剛性需求的矛盾日益尖銳。加快林業產業發展,立足國內解決木材和林產品供應問題,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加快林業產業發展,可以為農民提供最適應、最直接、最可靠的就業機會,充分釋放林地、沙地、濕地資源和物種資源及勞動力資源的巨大潛力,對于增加農民收入、破解“三農”難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人類的發展。

篇6

關鍵詞：金融危機 中國經濟 影響 啟示

起源于美國次貸危機的全球金融危機自2008年爆發以來，變引起了全球各國的普遍關注，不管在哪一個國家，金融危機都使其經濟社會當中的熱點話題，可以說金融危機帶給世界經濟的影響與沖擊是巨大的。而時至今日，盡管很多國家的經濟水平都在漸漸的回暖，但金融危機的影響依然沒有“煙消云散”，其依然在不停地蔓延與擴散。部分經濟學家預測，今年，金融危機有可能會再度爆發。不難看出，金融危機對于全球經濟及金融的影響依然在繼續。再次條件下，要保證我國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通過對金融危機給我經濟造成的影響進行全面地研究，并從找尋求一定的啟發，以便于為我國未來經濟及金融行業的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可以說是尤為必要的。

一、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不可否認，相比于西方發達國家而言，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及金融行業的影響與沖擊相對較小一些，但結合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來看，我國經濟社會還是收到了一定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對我國出口的影響

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出口增長的放緩。一直以來，出口貿易都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點，我國對于貿易的依存度也要高于其他的國家，而且在我國出口貿易當中，中美貿易是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當中比重最大的組成部分。然而金融危機使得美國財富縮水嚴重，居民的消費性支出也因此大幅降低，這使得我國的出口貿易行業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2009年來看，我國當年的出口額下降了16%，成為近30年來出口額的最低點。盡管2009年下半年開始我國的出口貿易開始慢慢回轉，但歐美等國對我國的進口增長遠不及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

（二）對我國金融市場的影響

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世界金融格局，使得金融危機的觸角延伸到世界各地，因此，金融危機的爆發對全球金融市場都形成了一定的影響，我國金融市場也未能幸免，因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金融市場的動蕩也因此而加劇。由于歐洲債務危機的不斷蔓延，我國金融市場也形成能夠了消極的傳導作用。就2009年1月份來看，全球的股票市場當中近5.2萬億美元的市值被蒸發掉，其中發達國家的市值跌幅為7.83%，新興市場跌幅為12.44%，而我國A股更是以21.4%的跌幅居于全球跌幅的前段。

（三）對我國就業的影響

從就業方面來看，金融危機使得我國的就業情況出現大幅的萎縮。以上的分析中已經提到，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我國的出口行業收到很大的影響，這就使得那些以出口為主的企業的經營受到較為嚴重的打擊，隨著企業收益的不斷減低，裁員或者加減薪則成為出口企業降低成本的有效手段。在此環境之下，很多企業開始紛紛地裁員，原有的招聘需求也不斷減縮，而一些依賴于國外訂單支撐的中小型的企業也都開始減產甚至是停產，尤其是像電子產品、家具以及紡織品等這些行業，甚至出現企業倒閉的情況。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我國原有的用工水平大幅降低，在職職工留職停薪、下崗失業，應屆大學畢業生就業率走低等，都造成我國的就業的萎縮。

（四）對我國房地產行業的影響

金融危機對我國房地產行業的影響是絕對不容小覷的。在金融危機之前，隨著美國樓市的整體上漲，使得我國及其他一些新興的發展中國家獲得了很大的鼓舞與信息，多數業內人士及消費者都認為在當時的環境之下，房價只可能上漲而絕對不會下跌，所以那段時間，我國的房地產行業可以說是如火如荼的發展，而房價也宛如脫僵的野馬一般，一騎絕塵，各種調控政策也是屢屢落空。但金融危機的爆發，為我國房地產行業及我國居民敲起了警鐘，人們開始意識到，房地產行業并不是只升不降的，這時，一些投資開始不斷撤離，居民也都持幣觀望。盡管房價的整體水平依然存在小幅的上漲，但是一些樓盤在價格上的明升暗降的現象卻是不斷的出現。一直到我國經濟振興政策的出臺，才使得房地產行業又回到往日的繁榮。

不難看出，金融危機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的影響與沖擊也是較為嚴重的。盡管金融危機的影響正在慢慢褪去，但這并不代表未來經濟環境會是穩定的。那么，從金融危機的爆發、其主要影響以及對我國經濟的沖擊來看，我們可以得到哪些啟示呢？

二、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結合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及其對我國經濟及金融市場的沖擊來看，我們可以從中總結出幾點經驗教訓與啟示：

首先，要維持經濟及金融行業的穩定，我國應當通過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并依此創造出更多工作崗位；

其次，要對經濟及金融行業進行規范，就必須強化對房地產行業的監督與調控，對行業市場當中的違規行為進行有效的治理，有計劃性的進行住房攻擊力的提升，對各種投機的需求進行有效的打擊與控制；

再者，要避免國際經濟市場動蕩對我國經濟的較大沖擊，我國還需要對當前對外貿易的基本結構進行相應的調整，鼓勵企業在出口場頻的創新與研發方面進行著重提升，通過提升商品的競爭力來保證出口額的穩步提升；

另外，正如我們所了解的一樣，此次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主要是由于美國次級抵押機構對風險防范的疏忽，所以，通過此次金融危機我們應該意識到加強對銀行內部風險控制的重要性，不斷對銀行內部風險的控制工作進行加強與優化，避免為危機的形成而埋下隱患。

三、結論

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對世界各國經濟及金融市場的影響都是較為嚴重的，此次金融危機不管是波及的范圍還是影響的深度都較大，但著力于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影響這一問題的探討，最關鍵的還是要從中得到一定的啟發與教訓，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對我國經濟結構進行調整與完善，以避全球動蕩的經濟環境再度對我國經濟形成影響。

參考文獻：

[1]高硯竹.論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J].才智,2011,(03).

篇7

關鍵詞：發展 循環經濟 會計

中圖分類號：F23文獻標識碼： A

發展循環經濟的目標不可變更，這是由于要想建設一個資源節約的環境友好的社會，就必然要發展循環經濟，循環經濟是實現一個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和必要手段。循環經濟堅持的原則是“開發節約并重、節約優先”， 即在生產過程中對資源等循環利用的原則,其目的是大力推進節能節約社會的發展，加強對資源和能源的綜合利用,。21世紀發展的三大亮點是網絡經濟、知識經濟和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的發展是必然的，循環經濟是在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經濟發展過程，循環經濟倡導的是一個社會經濟良性發展的過程，這個發展過程要求必須以一個科學的發展觀為基礎，循環經濟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物質和能量，實現高效率利用而低污染甚至零污染排放的經濟模式。循環經濟會計就是在這種經濟發展的大潮中發展起來的。

一.循環經濟會計假設

如同會計有假設一般，循環經濟會計的發展過程中，也有著三大基本的假設，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早在20世紀初就被人們提出來了，但是我國的可持續發展依然是相對較慢的，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事實上可以從三個層次來進行理解和分析，

第一個是人類自身的可持續發展，第二個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第三個是人類生存與發展需要的資源能源的可持續供給。如果沒有這三個基本的假設，經濟會計的理論就無法完善，這三大假設是資源的可循環性，生態文明與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以及環境的可持續性。事實上，循環經濟會計存在的基本前提依然是會計學的四項基本假設，但循環經濟活動由于具有國家強制性的特性，故而會計主體是微觀主體和宏觀主體的綜合和概括，首先是可循環性，可循環性強調的是資源是可以循環的，可循環性的提出是隨著科學的發展而受到關注的，社會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讓人們開始認識并且了解到物質具有循環利用的過程，科學技術的進步可以幫助人們實現這個過程。循環經濟就是建立在這種物質可以不斷循環利用原則的基礎上，社會經濟的運行與發展，必然要遵循著一個從社會資源到產品最終到再生資源的發展過程，在這個物質反復循環流動的過程中，可以真正的實現環境友好的諾言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才是社會所要求的和理想的，循環經濟會計正是在循環經濟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循環經濟可以實現我國的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循環經濟會計的第二個理論基礎和假設是 社會資源的稀缺性循環經濟聚焦于生態文明與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建立一個生態文明與和諧的社會是人們一直所追求的，一個生態文明與和諧的社會講究的是如何實現對資源經濟和生態環境等多個方面進行協調從而進行一個綜合發展的過程，這個發展過程中是集經濟技術和社會于一體的。 循環經濟會計的發展是以循環經濟的理論為指導的，通過努力來建立一個生態補償機制實現對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態環境的保護，循環經濟的發展可以協調一個區域間的經濟和環境利益關系，最終促進這個區域的協調性發展。所謂的生態補償是指最終實現保護環境和對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實現生態系統服務的目的，事實上生態補償機制是一個復雜的機制，而不是獨立的經濟機制，生態補償機制作為生態經濟的“副產品”而存在，在我們的生態經濟保護中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制度。生態補償機制的各個系統之間都是有著相互作用和影響的，其目的都是最終實現動態平衡，實現人與自然和社會經濟這三者之間的和諧和平衡。我們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必須依賴于自然資源和生態系統的支持； 通過對經濟系統的發展我們可以實現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系統的管理和制約，對于生態系統中那些破壞稀缺自然資源的行為加以制止。循環經濟理論最終實現的目標是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保持生態的良性循環。

第三個假設是環境的可持續性假設，可持續發展要求不僅要實現現代人類經濟發展對社會資源和能源的需求以及對環境的需要。還要滿足我們的未來子孫后代的發展的要求，畢竟資源能源及環境的需要是所有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我們不能只注重于自己的經濟發展而忽視了對后代的破壞和影響。在20世紀以來，特別是近20年來，我們的社會經濟發展十分的迅速， 這極大的滿足了人們的生產消費的欲望，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但是我們知道這種經濟飛速發展是建立在我們對自然資源能源的瘋狂掠奪與環境極大破壞的基礎上而得來的。我們社會經濟的發展的過程中就是伴隨著許多的生物種類的滅絕和社會資源極大消耗的過程，其中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極端天氣等都是我們過多追求經濟的發展而忽視了對環境的保護。人類的發展必須建立在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之上， 必須嚴格的遵循自然可持續發展的自然規律。

二. 循環經濟會計目標與原則

循環經濟會計的發展過程中人們對循環經濟會計進行不斷的定義和詮釋，首先是循環經濟會計目標，我們知道會計的目標是滿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循環經濟會計當然也不例外，不同的信息使用者使得會計信息的需求也有著不同。信息使用者的差異導致著會計信息的需求的多樣性，所有的研究會計理論的邏輯起點是目標，會計目標的分析可以從邏輯的內涵來進行分析，決策有用和相關性就是會計目標。我們知道，企業的受托責任的最終體現是這個企業的所有者的決策，循環經濟會計的最終目標仍然是決策有用，所謂的決策有用是指會計信息能夠滿足約束條件(經濟性、技術性)下具有決策者的有用性。

循環經濟會計的核算原則，循環經濟會計核算的內容大致是三個部分，即在循環經濟會計的核算過程中必須遵循經濟性、效率性和效益性三個原則。首先是循環經濟會計核算的經濟性原則。循環經濟的發展的核心是建立一個資源高效利用和與環境友好的社會生產與再生產活動過程，循環經濟的發展是以生態學規律和經濟學規律兩者的共同作為支點的，循環經濟社會的發展倡導的是建立一個最優生產的，最優消費的而且最低消耗的社會。循環經濟社會可以實現物質的循環以及能量的梯次使用。循環經濟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清潔生產技術和資源回收利用技術受到了人們的大力支持和運用，通過清潔生產可以實現對資源使用的源頭監控，循環利用的過程中最大化的節約資源，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廢棄物量會大大減少，最終實現環境的低污染甚至零污染的發展目標。

循環經濟會計核算的第二個原則是效率性原則。所謂的效率性原則是指在產品生產、使用和廢棄的過程中，循環經濟可以實現對整個全過程的封閉循環過程，其最終目的是達到資源的零輸入和廢物的零排放的目標，即實現生產系統自持的過程。從企業微觀層次的角度上來看，循環經濟是指在企業的整個縱向生產鏈中， 生產產品到廢舊產品回收處理和再生的過程中實現生產鏈的循環過程；其實施的目的是將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進行回收利用和無害處理。實現企業生產與發展過程中的循環經濟的建立過程。

循環經濟會計核算的第三個原則是效益性原則。所謂的效益可以指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兩個方面，發展循環經濟可以使得企業和整個社會都獲得長遠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我們知道，通過實現一個污染預防和控制的環境保護戰略可以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從而避免或減少對環境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 通過實現廢舊物的再回收與利用可以使廢物排放被減少，而且極大的節約原材料并最終實現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和社會經濟效益的目標。

三、我國循環經濟下企業會計的構建

首先是制定一個完善的法律法規。我們知道，一個企業的會計實務與所處的環境法規之間的聯系極為密切, 通過相關的法律法規與制度的強制性要求可以保證循環經濟的順利進行與實施, 因為為了減輕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就必然要增加企業的支出和開銷。這對于企業來說是一種負擔，企業在一定程度上不樂意或者主動進行，必須予以強制執行。雖然我國己經建立了大量的環境法規等文件來進行管理,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這些環境法規往往是不全面的，建立一個完善的環境法規勢在必行。

其次是完善相關的會計信息披露制度。會計研究過程中,會計信息披露是最早進入實務領域的, 循環經濟會計的發展過程中，不同企業披露會計信息的方式內容的不同導致了信息不對稱情況的加大，使得會計信息使用者難以獲得真實準確的環境信息, 無法對企業的環境績效進行全面的評價,影響其決策。

最后是構建企業競爭力評價體系。做好企業競爭力評價體系的構建能及時充分了解自身所面對的環境問題。無論是企業或者是國家都要充分了解所面對的環境壓力和環境保護現狀。根據目前的管理現狀和綠色需求現狀,分析自身存在的不足, 從而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提高自身的綠色競爭力。

結語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會計對于我們的社會經濟的發展重要性越來越受到重視，循環經濟發展的戰略下，循環經濟會計在經濟管理中的重要性愈發的強大起來，循環經濟會計可以有力的促進我國的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當然，循環經濟會計也在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之中，比如現在十分受重視的綠色會計就是循環經濟會計的細致發展，循環經濟會計可以將會計學和生態經濟學交叉來進行研究， 通過對自然環境資源和社會環境資源的加以控制實現資源的有效利用。綠色會計以生態環境和財經的法律法規為依據來研究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環境資源之間的關系，并運用會計方法，對企業給社會資源環境造成的外部性進行確認、計量、報告，以便為決策者提供環境價值信息的會計理論和方法。

參考文獻

[1]孫回回,王磊.循環經濟模式下的環境會計框架[J].財會通訊,2007(2).

[2]徐泓:《環境會計理論與實務的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陳少華:《企業財務報告理論與實務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4]孟凡利:《財務會計理論》,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年

[5]尹鈞惠.循環經濟發展的綠色金融支持體系探討[J].金融與經濟,2009(9).

篇8

今天，我們在幾分鐘之內就了解到發生在地球另一端的新聞事件，可以隨時隨地和世界任何角落的人進行通信交流、研討工作、召開會議，也可以在家里購買自己喜歡的幾乎所有東西。創新，推動了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巨變，改變了我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讓很多人夢想成真。

柳傳志和聯想、馬云和阿里巴巴，是中國人在這場世界性創新浪潮中創造奇跡的兩個代表。29年前，柳傳志帶著11個人和20萬元資金，從中科院計算所在中關村的一間小平房起步。今天，聯想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PC廠商和全球500強企業；24年前，馬云創辦了阿里巴巴。今天，阿里巴巴的估值已達1000億美元。他們的成功，除了自身獨特的企業家氣質外，更重要的在于，他們成功抓住了信息產業革命的機遇，成功利用了全球化背景下各種優質創新資源，成功實踐于中國改革開放后無比廣闊的市場。隨著世界現代化的進程和新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興起，未來，有創新精神的創業者的機遇會越來越多。

今天，包括中國、印度在內的20億-30億人致力于實現現代化。現代化的進程，將對資源、食品、健康、教育、文化等各方面提出極大的需求，也對現有的發展方式提出極大的挑戰。破解發展難題，創新發展模式，根本出路在于創新。 未來可能突破的方向

從科技創新發展自身看，以綠色、智能、安全、普惠為特征，已成為主要趨勢，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比如，科學家已經制造出“人造樹葉”，比天然樹葉的光合作用效率高10倍，這將為發展生物質能源開辟一條有效的途徑。可以預計，可再生能源和安全、可靠、清潔的核能，將逐步替代化石能源，我們將迎來后化石能源時代和資源高效、可循環利用的時代。

信息產業正在進入跨越發展的又一個轉折期。智能網絡、云計算、大數據、虛擬現實、網絡制造等技術突飛猛進，將突破語言文字壁障，發展新的網絡理論、新一代計算技術，創造新型的網絡應用與服務模式等。

先進材料和制造領域已能夠從分子層面設計、智能化制造新材料，過程將更加清潔高效、更加環境友好。3D打印已經開始應用在設計領域，滿足了個性化需求，大幅節約了產品開發成本和時間，將帶來制造業新變革。

合成生物學的重大突破，將推動生物制造產業興起和發展，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現在，科學家在實驗室中已經實現首個“人造生命”，打開了從非生命物質向生命物質轉化的大門。基于干細胞的再生醫學快速發展，有望解決人類面臨的神經退行性疾病、糖尿病等重大醫學難題，引發新一輪醫學革命。

在一些基本科學問題上也出現革命性突破的征兆。201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了希格斯粒子的發現，這對揭開物質質量起源具有重大意義。科學家對量子世界的探索，已經從“觀測時代”走向“調控時代”，這將為量子計算、量子通信、量子網絡、量子仿真等領域的變革奠定基礎（利用一臺萬億次的經典計算機質因數分解一個300位的自然數，需耗時15萬年；而通過在一臺萬億次的量子計算機上運行Shor量子算法，則只需耗時1秒鐘）。我們對生命起源和演化、意識本質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入。這些基本科學問題的每一個重大突破，都將會深刻改變人類對自然宇宙的認知，有的還將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直接的、根本的影響。

綜合判斷，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最旺盛的地方，就是新科技革命最有可能突破的方向。這是一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發達國家和后發國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誰抓住了機遇，誰就將掌握發展的主動權。誰喪失了機遇，誰就會落在歷史發展的后邊。 中國圖景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變化之大如天翻地覆，主要動力靠的是改革開放釋放出的巨大能量。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處于重要轉型期。一方面資源驅動、投資驅動的發展方式，受到能源、資源、生態環境等方面的嚴重制約；另一方面，在產業鏈中的不利分工，也難以支撐經濟在現有規模上的持續增長。

作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深切感受到，我們的科技創新與國家和全社會的期望還有很大差距。這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在體制上的問題。中國科技創新起點不高、基礎薄弱。記得1987年我從美國回來的時候，國內科研投入很少、研究條件也差，小到實驗室所需的電阻、電容等器件，都需要自己到中關村電子一條街一家一家找。那時科研成果很少。上世紀90年代后期，這一狀況才開始有所改變，但真正重大原創成果還是鳳毛麟角。2000年以來，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九年出現空缺。可喜的是，2013年鐵基超導研究有望填補這一空缺。

現在，中國科研條件大幅改善，研發投入2012年超過1萬億元，位居世界第二。中國發表的國際論文數量已升至世界第二，高水平產出明顯增多，比如，在中微子研究、量子通信、超導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批重大原創成果。國際專利大幅增長，中興、華為的申請數已位居世界前列。人才隊伍整體能力和水平也在顯著提升，越來越多的留學人員選擇回國創業，據統計，近五年留學回國人員已近80萬人。這些跡象表明，中國的科技創新已經開始從量的擴增向質的提升轉變。

從一些后發國家的經驗看，科技趕超跨越一般都要經過20年左右的持續積累后，真正實現質的飛躍。按照目前的發展態勢，再有10年-15年時間，中國科技創新一定能實現質的飛躍。我們在一些重要科技領域將走在世界前列，一批具有國際水平的科學家將活躍在世界科技舞臺，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型企業將發展壯大起來。

實現這樣一個發展圖景，需要科技界共同努力，更需要全社會的大力支持。 如何布局

科技體制還存在很多制約發展的突出問題，需要以改革的精神、務實的態度去解決。更重要的，我們要立足未來10年-15年的發展圖景，認真思考迫切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做好充分準備。

第一，要推動科技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形成良性互動的機制。促進科技與經濟結合，是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核心，也是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關鍵。科技創新要堅持面向經濟社會發展的導向，積極發揮市場對技術研發方向、路線選擇、要素價格、各類創新要素配置等的主導作用，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加強市場競爭前關鍵共性核心技術的研發。要強化產業界特別是企業，在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和成果轉化中的主體作用。通過建立定位明確、分工合作、利益共享、風險分擔的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著力解決科技創新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不足、應用開發研究與實際需求結合不緊、轉移轉化渠道不暢等問題，消除科技創新中的“孤島”現象，提升國家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在全社會形成強大的創新合力。

第二，要為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做好前瞻布局。在能源、信息、材料、航天、海洋等關鍵領域，要加強前沿布局和先導研究，通過科技界和產業界密切合作、共同攻關，培育中國未來新興產業的基礎和核心競爭力。

在這里，我特別呼吁，要更加關心和支持基礎研究。一直有人問我，基礎研究有什么用？我想，莊子言“無用之用，是為大用”，明代徐光啟的“無用之用，眾用之基”，都是很好的回答。法拉第也曾表示，問基礎研究有什么用就好像問一個初生的嬰兒有什么用。基礎研究的“用”，首先體現在它無所不在，在我們現實生活中廣泛使用的半導體、計算機、激光技術等，都是基礎研究成果的實際應用。知識產權的保護已從基礎研究階段開始，原始性創新是核心關鍵技術的源泉。基礎研究還體現了人類不斷追求真理、不懈創新探索的精神，是現代社會文明進步、發展的重要基石。在國外的大型學術會議，很多的與會者來自企業，他們從學術報告中抓住有應用價值的基礎研究成果，早期介入，取得核心知識產權，搶占戰略制高點。而在中國的專業性學術會議上，很少看到來自企業的人員與會。

第三，要創造一個鼓勵創新、支持創新、保護創新的社會環境。上世紀80年代，美國涌現出一批像比爾·蓋茨、喬布斯這樣的成功創業者，分析他們的成長經歷，當時美國社會良好的創新條件和環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篇9

大數據是以數據容量為計量的一種全新的數據表達方式，容量大是其主要的發展特點，從目前對大數據的研究來看，大數據時代的“3V理論”受到了大部分學者的認同，即大數據應該具有“Volume”、“Velocity”以及“Variety”都較大的基本特征。這些基本特征是影響大數據在實際應用中的一個關鍵因素，從目前的信息發展來看，大數據的存在對計算機軟件技術的發展應用提供了一定的數據處理支撐以及內容優化方式，隨著軟件技術數據規模的增大，計算機數據處理技術的要求提升是大數據時代的重要表現特征。目前，對大數據的“大”尚無統一標準，通常數據量大于10TB到1PB。現階段，大數據相關的重要技術包括分類分析、機器學習、遺傳算法等。信息時展中對大數據的應用十分廣泛。軟件技術是以計算機信息技術為支撐經過延伸和發展逐漸應用于現代化社會的重要技術，當今社會正在處于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與傳統的手工生產模式相比，軟件技術能夠與生產模式相結合提高經濟發展效率，為社會發展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在生產領域的發展階段，以提升核心競爭力為發展目的的生產運營工作的有效開展需要不同程度的將生產過程與軟件化技術相結合，大數據時代的背景發展為軟件技術在生活中的廣泛應用提供了一定的數據基礎，同時兩者的有效結合發展能夠為經濟社會發展下各領域經濟效益的有效提升創造了更多的條件。因此，在大數據背景下對軟件技術的發展研究具有較高的價值和實踐意義。

2以大數據為基礎的軟件技術在中國的發展現狀

計算機軟件技術的發展起源于美國，隨后對其廣泛的研究在世界各國都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和進步。中國的計算機軟件技術在過去的二三十年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如今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經濟發展模式的逐漸轉變，以軟件技術為基礎的生產生活工作已經逐漸應用開來，一方面不僅增強了經濟效益，同時也為廣大群眾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從目前經濟社會的轉型方向來看，以軟件技術為基礎的智能化生產方式和技術是當前社會生產的重要發展方式。伴隨著大數據研究的不斷加深應用個，商業領域和生產領域等其他具有代表性的發展領域已經將軟件技術作為主要的應用，其在各行業領域的受重視程度不斷提升，從目前的應用狀況來看，以政府機構、企業公司以及教育行業等為主要應用領域的機構紛紛構建數據信息庫，加大了日常工作中的數據保存、分析以及儲存等工作的扶持力度與重視程度，同時也增強了社會公共資源在人們生活中的使用效率，隨著大數據在社會中的逐漸深入應用，計算機軟件技術的數據分析工作，數據處理工作等已經成為主要的工作內容以及發展方向。大數據背景下軟件技術在日常生活中的發展和應用體現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例如，生活超市中，超市可以利用顧客的消費記錄，購買記錄以及消費能力、潛在購買意向等多方面的數據利用軟件技術進行詳細化的處理與分析，通過意向購買產品來增強商品的銷售額以及企業的經濟效益，這種在數據庫中通過海量的數據進行數據處理分析以及匯總工作能夠有效提升企業在發展中的經濟效益，并為下一階段的發展提供正確的指向。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掀起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浪潮，增進了軟件技術在生活中的發展和應用，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也推動了社會的發展。

3大數據背景下軟件技術分析

3.1云儲存技術

大數據的技術特點主要特點在儲存容量上，因此，云儲存技術作為軟件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由多個存儲單元同時運行的，能夠實現多種功能在計算機網絡環境中的聯合協同工作，利用數據庫的分析與整合資源，實現儲存管理的自動化與智能化技術。不僅能夠有效的提升存儲的效率，還能夠實現負載均衡以及故障冗余等多項功能，在降低運營成本的同時還有效減少了資源的浪費。云儲存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是大數據發展背景下計算機發展的有效提升，他不僅增強了對數據的處理和優化保護，還促進了數據處理中的有效整合與高效存儲，為用戶帶來便捷的使用體驗的同時還增強了數據的支撐功能，是對大數據進行合理分類和有效規整的重要軟件技術。

3.2虛擬化技術

軟件技術中的虛擬化指的是對資源的一種管理技術，是將計算機里面的實體化資源進行有效的抽象轉化，打破實體結構空間的不可分割障礙，促進用戶在使用互聯網計算機的時候能夠對不同形態的資源進行合理的有效利用，在提高數據信息的處理效率的同時，還能夠增強對資源利用的靈活程度，提高企業和機構對數據資源的合理利用和有效整合，虛擬化技術在大數據平臺的應用能夠實現兩者的高效有機融合，在虛擬化不斷完善自身的結構和功能的同時，也為其他技術的優化和提升創造了優質的發展條件，實現了大數據背景下軟件技術的高效發展和合理利用。

3.3信息保護技術

大數據發展時代下軟件技術的應用是以信息資源和數據的有效整合為基礎展開的，不同的組織機構都有其獨特的數據資源以及整合路徑，在進行資源整合與利用的過程中，互聯網環境中的安全隱患會給資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以及安全管理帶來一定的障礙，在這種情況下，以信息安全保護為目的的軟件技術應運而生。對數據資源的收集與整合工作能夠有效實現對機構的發展特點以及未來變化趨勢的有效預測，數據的分析與保護便顯得尤其重要，利用軟件技術實現對信息資源和數據的有效保護能夠促進社會發展的公平競爭，在經濟轉型社會中實現和諧發展。互聯網平臺的自由和開放的特征為各種病毒和木馬提供了合理的傳播平臺，大數據的處理和應用是以互聯網為基礎來展開的，因此，信息安全技術在大數據環境下的有效應用能夠保障互聯網平臺的安全發展。

4大數據背景下軟件技術在社會中的具體應用研究

4.1商業化應用

軟件技術在商業領域的發展應用以及以軟件技術為主要商業化發展方向的行業領域的發展都在飛速發展，可以看出，軟件技術的應用于發展對于促進社會經濟的有效轉型以及經濟結構的合理轉換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一方面，軟件技術的有效應用能夠促進商業領域的高效管理與信息資源的有效整合，提升商業化競爭力，另一方面，軟件技術還為生產行業的技術化生產提供了有效的生產途徑，強化了生產過程的便捷性和有效性，促進生產效率的提升。以軟件技術為商業化的發展方向更是從根本上促進了計算機軟件的結構化創新，從軟件的設計到軟件的應用都不同程度的得到了資源的整合發展，提升了不同企業在資源化競爭中的有效競爭力，在促進信息的歸納整合與分析的同時，還增強了計算機軟件技術的不斷創新發展與高效利用。例如，以大數據發展背景下軟件技術為基礎的網絡商鋪的應用，以信息安全技術為服務支撐的網絡公司的發展以及以云儲存技術為發展方向的互聯網軟件的廣泛推廣與應用，不僅增強了經濟發展下的社會效益，還能夠促進人們對資源的便捷利用與有效整合，提高了對數據的利用效率，發展了經濟結構，促進了水效益的提升。

4.2教學化應用

軟件技術在教育方向的發展應用是重要的著力點，教育是人才培養的基礎和關鍵途徑，軟件技術的應用是提升教學效率，增強教學途徑與方式的重要發展方向，再教育事業的發展中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現階段信息數字化的教學模式在教學過程中的廣泛應用，能夠有效避免傳統教學方式下空間和時間的局限性，增強教育過程中學生的感知力與知識的整合過程，同時還能夠有效提升教學對象的學習效率和興趣程度。軟件技術的應用不僅能夠幫助教學主體對教學資源進行結構整合與資源利用，還能夠實現教學內容由抽象到具體的合理轉變，幫助學生懟課堂教學內容進行合理的理解和有效的消化，從而提高教育教學中的效率。大數據背景下軟件技術的應用能夠對學生的學習數據進行有效的整合，通過分析發現不同學生在學習階段的閃光點與學習弱點，進而實現教師在教學階段的針對化輔導，在促進教學手段提升的同時還增強了教學效果，促進了教育內容向數據資源的有效轉化，實現了學習資源的多向高效利用。

4.3通信化應用

通信領域的發展離不開計算機軟件技術的支持，借助于IBMSPSS軟件的預測和分析，能夠充分地提升對各種商業信息的分析準確性，進而減少沒必要的信息損失。在通信化領域利用軟件技術對顧客的行為進行精準化的數據分析與合理化的預測，能夠促進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對問題的有效分析和反饋，從某種角度來看，通信行業與軟件行業是相輔相成的，通信行業的數據量相對龐大，將軟件技術與其進行結合能夠實現對消費者客戶信息的有效分析，不僅能夠對消費喜好與購買能力進行分析，還能夠對未來的購買方向進行精準預測，通過這些數據信息將客戶進行合理的定位，能夠促進企業發展中經濟效益的最大化發展。例如，在通信行業以客戶在流量的使用情況以及消費情況為數據進行分析，能夠精準得出不同消費人群在套餐方面的使用情況，進而通信企業可以根據消費情況推出不同類型的消費套餐供客戶選擇，在提高服務精準化的同時還增強了企業的經濟效益，促進了經濟社會的高效轉型。大數據背景下軟件技術的應用在增強企業的發展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同時，還提高了服務質量的精準化程度，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綜上所述，經濟社會的發展與大數據背景下軟件技術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關系，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促進了軟件技術的不斷優化提升，軟件技術在企業行業的發展應用促進了經濟結構有效轉型發展，但同時，應當充分認識當今社會發展下計算機軟件技術面臨的挑戰和難題，并在未來的發展中不但優化提升，促進經濟社會轉型與大數據背景下軟件技術的高效協同發展。

[1]胡聲艷.試談大數據時代背景下計算機軟件技術的應用[J].電腦編程技巧與維護,2018,401(11):106-107+118.

[2]向羽.計算機軟件技術在大數據時代的應用探究[J].電子技術與軟件工程,2016(22):78-78.

[3]周子玉.人工智能在計算機網絡技術中的應用探究[J].電腦迷,2018,No.97(06):199.

篇10

關鍵詞：薩林斯；形式主義批判；實踐理性；象征理性

中圖分類號：C95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3）03007308

作者簡介：馬良燦，貴州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 （貴州 貴陽 550025）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復蘇和經濟學帝國主義對整個社會科學的沖擊，形式主義關于功利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觀念蔓延到各個學科之中，成為主導性學術話語。特別是在經濟人類學中，很多人類學家按照經濟理性原則來解構部落民族的經濟社會生活，將該民族視為追求物欲和私欲的理性個體。這種將初民經濟視為資本主義原始版的做法，歪曲了該民族社會行為的本質。在經濟人類學領域，再次引發了一場針對部落民族經濟社會關系本質的論戰，即著名的“形式論”與“實質論”論戰。持實質論的人類學家試圖延續和重振波蘭尼的傳統，強調經濟行為的社會文化基礎，突出文化制度對人們經濟社會生活的意義。他們反對將經濟理性觀念強加給部落民族，認為這種做法是一種虛構，背離了該民族經濟社會生活的真實。

在經濟人類學視野中，薩林斯是繼波蘭尼之后實質主義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將初民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置于同一理論平臺，通過對兩者之間的經濟社會關系的比照，從三個層面完成了對形式主義的知識論、價值論和理論硬核的解構。首先，從知識論層面，薩林斯對一百多年來盛行于西方學術思想中的實踐理性觀念進行了系統批判，形成了其關于文化理性制約經濟實踐、“物質實踐由文化構成”的人類學命題。其次，從價值觀層面，薩林斯探討了西方人經濟行為邏輯中關于“罪惡”、“利己”、“需求”等觀念的宇宙觀背景，認為這種以趨樂避苦、利己為基礎的功利主義人性觀是西方基督教神學的原罪，是西方宗教宇宙觀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復歸。其三，在理論與經驗鏈接層面，薩林斯通過對初民社會中人們經濟社會行動的動機、生產模式、經濟互動類型、交易方式的系統研究，駁斥了形式主義經濟學中盛行的經濟理性、理性選擇、理性個體等抽象觀念，使經濟人類學回歸到了正確的思想軌道。對薩林斯的新經濟人類學思想的系統研究，不僅有助于增進我們對西方經濟社會科學認知局限的認識，而且有助于加深我們對復雜多變的人類經濟社會行動邏輯的理解。

二、 對實踐理性的批判及象征理性原則的闡釋

薩林斯從實質論的學術立場，對功利論和實踐論關于人類社會經濟關系的觀念進行了深刻批判。這兩種觀念主張，文化制度是從物質實踐活動及其活動背后的適用利益中逐漸形成的。實踐論關注的是經濟活動的形式，功利論強調的是制約物質生產利益的邏輯。薩林斯指出，實踐論的主要學術流派是以馬克思為代表的歷史唯物主義，它主張文化理性由物質實踐構成，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人類社會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過程。功利論的主要流派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功能主義人類學，它堅持文化是行動者在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活動中積淀形成的，是行動者進行理性選擇的主觀結果。無論是功利論還是實踐論，都是從“實踐理性”立場，強調理性計算和理性選擇邏輯對人類社會文化的限定，主張經濟理性對人類經濟社會生活的主宰。從實踐理性立場看，“所謂文化因素在那里相對于物質理性是‘外生的’，且典型地被視為其發展的一個‘妨礙’，因此是‘非理性的’”[美]薩林斯：《“土著”如何思考：以庫克船長為例》，張宏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頁。。實踐理性主張經濟理性邏輯對塑造個體人格的意義，這種觀念構成了西方資產階級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

薩林斯明確反對用經濟理性的觀念來解讀文化秩序，反對將文化貶低為個體追逐私利的結果。他指出，西方人錯誤地將經濟理性視為人的本性，將物質追求視為人的目的。這種本末倒置的文化觀忽視了經濟的文化形式，曲解了象征理性對個體生命的意義。資本主義的商品化邏輯使人們的所有行為和欲求都用金錢來衡量。但這種經濟理性事實上根植于一個龐大的文化體系，這一體系由事物的邏輯——意義屬性與人們之間的關系所構成。因此，資本主義的金錢理性，盡管同土著人的物質實踐方式不同，“但殊途同歸，它只是更大文化價值體系的結果”[美]薩林斯：《石器時代經濟學》（新版前言），張經緯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7頁。。

歷史唯物主義主張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物質實踐決定文化形態，它將物質資料“生產的社會性邏輯服從于工作的工具性邏輯，……將社會存在的象征坐標轉置成社會存在的結果” ④ ⑤ [美]薩林斯：《文化與實踐理性》，趙丙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0、205頁。。在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真正的中介因素是以勞動為基礎的物質生產邏輯，文化僅僅是生產活動的結果。歷史唯物主義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生成。觀念不組織經驗，而是追隨經驗，生產是人們建立各種社會關系的前提。歷史唯物主義將人與人的關系，正如人與自然的關系一樣，簡化為經濟關系，這顯然將人類真實的社會經驗事實倒置了， “唯物主義成了‘唯經濟主義’的一個變種”④，人由此蛻變成沒有文化個性與社會特質的理性動物。把生產關系消解成生產過程本身時，也就將文化邏輯消解成了工具邏輯，將生產的文化關系轉化成了自然的關系。在唯物主義視野中，工具理性得到了伸張，但卻以犧牲象征理性為代價。當馬克思將人視為“類的存在物”時，人所“從屬的‘類’，實際上就是‘經濟人’”⑤。這樣，人們所有的社會經濟關系都依賴于實踐理性，依賴于勞動過程的工具有效性。依照這種邏輯，經濟理性的實質不證自明，而文化則是物質實踐的副產品。張盾曾對薩林斯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進行了批判。參見張盾《保衛唯物史觀：評薩林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浙江學刊》2005年第5期。

功利論明確倡導一種經濟人的觀念，將文化視為一種工具系統，視為滿足人們物質欲求的手段。它關注的是個體為實現其利益和目的而采取的行動，“強調客觀世界是依主體的需求而調節和定位的” ④ [美]薩林斯：《“土著”如何思考：以庫克船長為例》，張宏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211頁。。摩爾根是人類學功利論思想的主要發起人，他強調文化是人類的欲望和需求的產物。馬凌諾夫斯基則是文化功利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與摩爾根相比，馬凌諾夫斯基更明確地將文化視為實現人的欲求的工具，認為文化是從實踐行動和實際利益中創造出來的馬凌諾夫斯基關于文化及其功能的更多闡述，參見＼[英＼]馬凌諾夫斯基《文化論》，譯，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功能主義僅把文化屬性當作表面現象看待，將文化視為滿足沖動、欲望、天性和需求的手段，這無疑“用工具理性的刻薄真理消解了象征秩序” ⑩ [美]薩林斯：《文化與實踐理性》，趙丙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8、220頁。，扭曲了人類文化的本質。由此，自我利益成為了社會生活的主宰，文化也被簡化成理性行動者從有目的的決策過程中產生的副現象。這種建立在實踐理性基礎上的實用主義觀念，漠視了人類行為的意義秩序。

薩林斯指出，無論是實踐論還是功利論，都使文化理性從經濟理性的邏輯中消解了。實踐論在將生產看做是滿足需要的、自然的、實用的過程時，陷入了古典政治經濟學論調。功利論強調人們參與社會經濟生活的過程是謀求物質利益最大化的過程。這種根深蒂固的實踐理性觀，構成了西方社會科學的知識論基礎。但實際上，任何既定群體的“理性的”、“客觀的”圖式都是“文化性地建構起來的”④。甚至在完全相同的物質條件下，文化秩序都可能完全不同。薩林斯反對將文化系統從物質活動中抽離出來，反對經濟脫嵌于社會。他批判到，不論是實踐論還是功利論，都錯誤地將文化理性等同于各種適用性，將需求視為文化存在的根基：經濟關系是為了滿足社會需求，社會關系是為了滿足精神需求，精神關系是為了滿足經濟需求。這種從物質欲求層面來理解文化形式、將文化視為物質環境的產物的認識是錯誤的。

薩林斯進而倡導一種“象征理性”的新觀念。這種觀念主張，“人的獨特性在于，他必須……根據由他自己設定的意義圖式來生活”[美]薩林斯：《文化與實踐理性》，趙丙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2頁。。亦即文化是關于人與事物的意義秩序，這些秩序是系統性的，它絕不可能由物質實踐隨意地創造出來，人們的經濟活動是文化系列不開分割的領域，不可能脫嵌于其所處的文化系統。因此，一個民族的經濟社會活動只有置于該民族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之中才能理解，“經濟活動是具體生活形式中，價值體系與社會關系的物質表達”[美]薩林斯：《石器時代經濟學》（新版前言），張經緯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1-2頁。。換句話說，人對生活的看法并不受物質條件的限定，相反，人們對生活的看法決定著其物質生產、交換和消費的方式，事物與觀念、價值觀與利益，均是文化的建構物王銘銘：《薩林斯及其西方認識論反思》，載薩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觀的本土人類學探討》（代譯序），王銘銘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9、13頁。。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決定或者說包容了經濟基礎”[美]薩林斯：《何為人類學啟蒙：20世紀的若干教訓》，載薩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觀的本土人類學探討》（附錄），王銘銘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129頁。。猶如波蘭尼所主張的人類經濟行為應嵌入于社會之中，經濟關系應納入社會整體的脈絡中進行理解一樣Polanyi， Karl，eds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Glencoe：Free Press，1957，p250，薩林斯指出，象征理性決定經濟實踐，經濟社會關系嵌入于一個民族的文化意義秩序之中。這正是他所強調的，應當將“社會放置在歷史中，把生產放置在社會中”⑩。只要物質力量被社會所建構，其行動方式和社會后果必定由文化決定。

薩林斯指出，生產中的物質力量并不包含文化秩序，物質力量本身沒有生命，其展開過程和結果只有通過將其與文化秩序的坐標聯系起來方能理解。無論是西方社會還是部落社會，均強調特定的文化制度對經濟社會關系的意義。部落社會強調親屬制度對人們經濟社會生活的意義，而西方社會則強調生產關系的意義秩序。資本主義經濟本身也是一個文化系統，其獨特性在于經濟象征機制是以結構性的方式起決定作用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物質基礎及其社會存在形式是由它在文化系統中的整合程度決定的。就其對象征理性的依賴而言，西方工業文明與部落民族文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西方人為了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毫不留情地摧毀其他文化形式。他們在追逐私欲的過程中，忘卻了一個極為普通的常識，即“社會對自然的主宰，是受社會主宰的”[美]薩林斯：《文化與實踐理性》，趙丙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頁。。

三、 對功利主義思想與道德根基的質疑

功利主義為實踐理性提供了價值基礎。它主張從人的先天性和生物性來解釋人類經濟社會關系的本質。這種觀念認為，人們進行經濟社會行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這種追逐私利的沖動是個體奮斗的動力與社會進步的源泉。薩林斯指出，這種功利主義人性觀源于西方古老的猶太教——基督教文化傳統中的宇宙觀，其強調人性的善與惡，強調人性的墮落與貪婪，強調苦樂與人類苦難的天命價值論。古典政治經濟學正是西方宗教神學思想的延伸，是西方人對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文化、人與社會之關系的現實表達。因此，只有對西方宗教神學關于人性論的認識進行系統批判，才能擺脫功利主義宿命，從根本上顛覆實踐理性的價值與文化根基。

西方基督教神學強調人是罪惡之源，是追逐私欲的貪婪動物。人類始祖亞當違背了神諭。亞當偷食禁果后，已將人類帶入了無知和貪婪的塵世中。在基督教神學觀看來，上帝是永恒的、神圣的和完美的，而人卻是從虛無中創造出來的，是有限的、墮落的、世俗的和貪婪的。人之有限性成為了一切罪惡的根源。人注定要在滿足自己生理需求的過程中耗盡其體能，但在滿足欲求時，已冒犯了上帝。“由于人把對自己的愛放在對惟一能滿足人之需求的上帝面前，人成了自己需求的奴隸。終歸，上帝是仁慈的，他為我們提供了經濟學這門知識。” ③ ④ ⑥ [美]薩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觀的本土人類學探討》，王銘銘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8、9、10、24、26頁。而這門學科的要旨，正在于研究人類為滿足私欲而進行理性選擇的策略，在于探明人如何充分利用有限資源，如何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回報。薩林斯指出：“正是基督教宇宙觀中的那種不幸狀態觀，為自由意志向理性選擇的提升設下了想象的空間。”③如果說西方工業社會將經濟人從基督教倫理的禁錮中解救出來，并允許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遮掩地標榜自己，那么，迄今為止，西方的人性觀尚未發生根本性變化。人永遠是一個不完美的生命體，其需求總是要超過他的能力，現代社會中的經濟人依然是亞當，“這個有需求并由稀缺性予以驅動力的造物，并沒有因時間推移而消亡，反而存活至今并成為一切人文學科的主要敵手”④。

基督教神學對人性的認知與現代資本主義人性觀之間存在悖論。西方人對自身欲望的極度關注，對教父來說是一種束縛，而在現代社會中卻成為了個人實現自由的前提。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個人的需求與貪婪是社會美德的力量源泉與社會發展的基礎古典政治經濟學奠基者斯密在對人性及人的經濟行為動機進行闡述時，曾強調了經濟行為的道德與情感基礎，強調同情心、良知和正義對于限定個體的貪婪與私欲的重要性。不過，他的這一觀點并未在政治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中引起共鳴，反而被后者所摒棄。薩林斯所批判的，正是建立在經濟理性和功利主義原則基礎上的新古典經濟學。斯密關于經濟行為道德基礎的論述，可參見[英]斯密《道德情操論》，趙康英譯，華夏出版社2010年版。。人們聚集成群并發展社會關系，要么是出于有利可圖，要么是將彼此視為滿足自身目標的工具。在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中，沒有任何神圣存在于世間，人喪失了人格化特性，缺失了神人同形的主體性。

在基督教神學看來，人一半是神一半是獸，他不僅是一種雙重的、分化了的生命，還被詛咒著擁有永恒沖突的精神和肉體。由于人本體上充斥著肉體和非理性力量，使他經不起貪欲的考驗，從而出現“肉體因渴求貪欲而與精神沖突，精神也同肉體相沖突”⑥。這種身體與心靈間緊張的二元關系乃是基督教神學的原罪。依照這種神學邏輯，似乎只有死亡才能醫治一個人身體的墮落。因為只要是出于，肉體就總是精神難以對付的敵手。與精神的不確定性相比，肉體具有確定性，其質量、重量、體型和各種物質欲求均可計量。這種將人視為追求物欲的功利主義人性觀，從根本上歪曲了人性的本質和人之所以為人的多重屬性。

總之，在薩林斯看來，猶太教——基督教的神學觀念，在造物主與造物、圣神與世俗之間形成了一條永遠無法跨越的鴻溝。在西方宇宙觀中，上帝是絕對超驗的，而自然則是純物質性的。作為神和自然之中介的人類，唯有通過主觀的苦樂體驗方能理解生命的意義。基督教所起的作用，恰恰是在反對古典唯意志論當中繼續擴大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分離，這正是追隨原罪而蔑視物質世界的必然結果。依照個人的苦樂體驗來理解經驗實在，用效用來協調客觀性，是功利主義者處理社會經驗現象的一貫邏輯。西方本土知識長期將客觀性等同于理性：“物體的客觀性由身體的健康代為經驗。它是針對我們而言的客觀性，是我們幸福的客觀性。” ② [美]薩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觀的本土人類學探討》，王銘銘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63、67頁。而墮落的亞當成為了解讀功利主義思想的道德前提，他通過對身體的感知來認識人與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當人們趨利避害時，一切都降為簡單而又悲哀的生活觀。那些將生活界定為追求所謂幸福的人實際上是不幸的，因為“耶穌，從未笑過”②，基督教神學觀早已在西方每個人的心靈中種下了不幸的種子。

四、 嵌入在象征理性中的部落民族經濟社會關系

薩林斯對實踐理性及其功利主義道德根基的質疑，其目的在于徹底擺脫政治經濟學陰影，使人類經濟社會生活回歸并重新嵌入到象征秩序之中。他拒絕從經濟理性邏輯出發來理解部落民族的經濟生活。在他看來，部落民族在物質生產實踐和經濟社會交往中并沒有明確的生產目的和物質欲求，經濟關系呈現的是社會的物質生命過程，是“社會本身，是上天的智慧之神決定著經濟學的觀念。” ⑤ [美]薩林斯：《石器時代經濟學》，張經緯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5、45頁。因此，“社會是彌漫而無所不在的實在，它像我們呼吸的空氣一樣，包圍我們，向我們滲透，指導我們的全部生活。”[法]布羅代爾：《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形形的交換》（第二卷），顧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499頁。讓人類學重返經驗世界，關注和體悟部落民族真實的經濟社會關系實踐，是對實踐理性最好的回擊。

他基于豐富的田野民族志資料進行考察后指出，部落社會是一個富足的豐裕社會。狩獵采集民族的物質需求很容易滿足，成功適應了其所處的環境。他們對自然的索求不多，滿足需求的方式很多。人們量力而行，對食物和生計的追求是間歇性的，食物攝入是豐富的。因此，對部落民族經濟的認識，不應想當然地將物質環境和經濟結構聯系起來，由此錯誤地推導出他們經濟生活的艱辛。生活的閑暇是部落民族經濟生活的重要特征。這些民族勞動的特點就是斷斷續續、干一天歇一天。狩獵采集者的生活受環境影響，的確保持在較低的生活水平。但他們所掌握的生產手段，已足以滿足其物質需要。與之相反，當今人類社會中，還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處于饑餓和貧困中。在技術力量發展到頂峰的今天，饑餓卻仍然司空見慣。世界上最原始的人們擁有極少的財產，但他們一點都不貧窮。因此，“貧窮不是東西少，也不僅是無法實現目標；首先這是人與人的一種關系。貧窮是一種社會地位。它恰是文明的產物。”⑤現代人由于追逐無限的欲望，才使自己陷入了短缺和貧困的宿命。

部落民族經濟往往維持在低度生產水平，這種低度生產主要表現在資源低度利用、勞動力低度使用等層面。低度生產與原初豐裕是一致的，亦即既然可以很輕易地滿足自己的需求，也就沒有必要過度使用勞動力和過度開發資源了。部落民族刀耕火種的農業耕作方式是資源低度利用的典型形式。這種耕作方式極其簡單，土地耕作一到兩季后，便被拋荒多年，直至恢復植被，重新積聚肥力。然后，這塊土地重新開辟，進行新一輪耕作和休耕。刀耕火種低于其技術能力所能達到的水平，處于低度開發狀態。勞動力低度使用是部落民族經濟低度生產的重要特征。在這些社會中，人們承擔的經濟義務和他們的身體能力相比較而言嚴重失衡，青壯年不事生產，反而將工作的重擔留給了年老力衰之人。他們工作的動力難以持久，工作時間很不規律，大量勞動力被閑置，沒有得到充分利用。而儀式、娛樂、社交及休息的需求，是經濟活動的重要補充，也是社會結構對經濟活動的動態適應。部落經濟追求具體而有限的目標，是一種為使用而生產的經濟形態。

這是一種典型的家戶經濟，它強調以生存為本薩林斯明確表示，他關于部落民族家戶經濟分析的理論基礎源于俄國著名的農民學家恰亞諾夫。恰亞諾夫是農戶經濟分析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從農民的文化心理和農業組織形態層面探究農戶經濟行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農戶經濟的組織理論，形成了著名的“恰亞諾夫定理”。關于恰亞諾夫農戶經濟理論的更多討論見[俄]恰亞諾夫《農民經濟組織》，蕭正洪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其首要目標是滿足家庭的生計需求。家戶經濟追求的是生活的路徑，遵循著反剩余原則，它的生產模式專為生計所設，只要略有剩余，便會終止勞作。在由家戶生產群體組成的社會群體中，家戶相對生產能力越強，其成員工作時間越短。在部落經濟中，生計的標準往往以大部分家戶所能達到的程度為依據。這意味著，家戶經濟不存在生產剩余品的動力。那些生產能力較強的家庭，不會為了窮人的利益而擴大自身的生產。

從社會組織層面看，部落民族的經濟行為受制于親屬關系，呈現出權力關系與政治力量之間的復雜關系。一方面，親屬關系與制度不僅是社會結構的組成部分，更是家戶經濟的決定力量：“這些力量依托家庭之上的社會結構，以及生產過程之外的文化結構，控制著社會經濟的張弛。” ③ [美]薩林斯：《石器時代經濟學》，張經緯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116、215頁。同時，部落民族的家戶經濟受到政治體制和政治組織的強烈影響。家戶經濟受到部落政治力量的干預，生產的動力是由政治權力傳送出來的。頭人、酋長本身是集體命運的化身，他們激發集體的經濟動力，做到人盡其能、物盡其用。因此，政治制度是約束家戶經濟及其生產模式的重要機制。酋長和頭人慷慨贈予是一種強加的義務。這種贈予體現了領導者與追隨者之間的政治關系。酋長因控制財富，而具有進行財富再分配的權力。他通過贊助公共福利、組織公共活動而為集體創造了巨大利益。

與現代社會一樣，部落經濟不是一個封閉系統，它會在部落內部、部落與部落之間發生交換和互惠。不同的是，部落民族往往將經濟交換視為社會互動和社會鏈接的一部分，交換活動與社會制度、親屬制度和親屬關系相嵌合。在這些社會中，“物品的流動是社會規范的一部分，并受到社會規范的限制。”③在家戶與家戶、部落與部落之間，人們主要通過互惠方式進行經濟交往，將物品流動與社會關系鏈接起來，物品的流動開啟了社會關系。而以禮物交換為基礎形成的互惠經濟是部落社會經濟社會交往的典型形式。這些民族將禮物交換視為個人與社會、群體與群體、民族與民族之間基于互為主體性基礎上的社會互動過程。人們正是通過禮物流動，建立社會聯系，增進社會團結。因此，禮物經濟成為了連接人與人、人與社會、民族與民族的基本紐帶，成為了維系社會秩序的重要機制馬良燦：《論“莫斯精神”在當代社會學中的遭遇》，《青年研究》2011年第1期。。

依照初民社會經濟社會關系的性質，薩林斯將互惠分為“慷慨互惠”、“等價互惠”和“消極互惠”三種類型薩林斯一方面承認他關于初民社會經濟交往的認識受益于波蘭尼的啟發。但他指出，初民社會中，互惠和再分配是一回事，兩者可以合二為一。再分配是一種互惠的組織和系統。以此為基礎，薩林斯建立了部落民族互惠關系與社會融合的理論分析框架和模型。波蘭尼關于市場、互惠、再分配和家計經濟等經濟社會整合機制的討論，詳見Polanyi，Karl1992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Granovetter， M& R Swedberg（eds）.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Boulder：

Westview Press：pp29-51；[匈]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馮鋼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8頁。。慷慨互惠是一種利他的交換過程，在這種交往模式中，人們之間的經濟交往不計回報，交換的物質方面被社會性所壓制，對互惠的期求可有可無。而等價互惠指的是直接交換，參與互惠交往的群體以更為明確的經濟和社會目的面對彼此，交換的物質和社會動機并置，給予的物品必須在短期內回報，社會關系隨物品流動的變化而變化。在部落社會交往中，等價互惠往往是作為一種正式的社會契約而存在的，它是和平與結盟活動首選的媒介，是群體間從自我封閉走向聯合的方式。人們通過等價互惠，建立了很多契約關系。消極互惠是一種只進不出的企圖，集中了對報償和利益的貪求，物質交換中充滿著欺詐和投機，其交換動機是為了賺取實際利益。因此，消極互惠是個人間的交換，通過不斷討價還價，最終謀求個人利益最大化。

薩林斯明確指出，互惠的形成與社會距離、社會的結構性位置、財富密切相關，初民社會中的親屬關系距離和親屬關系等級決定了他們所采用的互惠模式。首先，親屬關系距離決定了互惠的模式。一般而言，近親之間近于分享，樂于利他和奉獻，契合慷慨互惠，而對陌生人與非親屬則是對等交換或詐欺。其次，與親屬關系和親屬制度相關的重要因素是道德。初民社會的經濟社會關系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原則之上，部落民族將依據交往對象的差異而采用不同的道德原則。第三，親屬關系等級對人們之間的互惠關系和交換模式也具有一定的作用。等級意味著特權，特權意味著義務。上等人只有通過將財物進行贈送和分配才能獲得權威。互惠成為了啟動機制，它參與了社會等級的建構。第四，社會團體之間財富差異和社會地位也會影響人們的互惠模式。在親屬共同體中，富人會給予自己的族人力所能及的幫助，人們總會關心自己的近親而非遠親。初民社會中，慷慨互惠不僅是一種交換活動，它使所有人特別是窮人在災難面前增加了幸存機會。

總之，在部落社會中，人們之間進行經濟交往的價值受制于“交換區域”的限制。交換區域依照不同的等級秩序標準，規定了物品的不同價格。物品的不同價值取決于它們在交換過程中所處的社會區域。同樣的物品在不同的交易過程中，會表現出不同的交換比例。現代社會中盛行的市場原則無從解釋原始交換關系。在部落社會中，親屬和友好群體會站在一起，共同反對商業中的競爭關系。部落民族的經濟交換關系遵循著嚴格的道德規范，在這樣的社會中，沒有人可以為了利益不顧一切，是“社會關系而非價格將‘買方’與‘賣方’聯系在一起”，“交換過程應該被理解為社會整合的類型，而不僅是（簡單的）交換類型”[美]薩林斯：《石器時代經濟學》，張經緯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339、347頁。。原始社會的貿易活動體現的是一種伙伴關系，其本質是交易過程中的交換比率由社會交換的經驗所決定。通過物質交換同外族建立社會關系，對交易本身而言是最有意義的。

五、結語及討論

薩林斯從學術思想的源頭與現實的經濟社會場景、從功利主義的道德與哲學根源、從部落民族經濟社會關系的真實經驗出發，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功利主義經濟思想展開了全面論戰。從他關于物質實踐由文化構成、社會距離、親屬制度和交換區域決定部落民族的經濟交往關系、關于生計經濟、伙伴關系重于經濟利益的論述中，能體悟到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物質實踐與社會制度的相互契合與連動。在薩林斯筆下，古典政治經濟學所塑造的理性人將人視為追求私欲的貪婪動物、把人們之間的關系表述為受自由競爭的市場法則支配的觀念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受家庭倫理、文化制度、生計原則和社會習俗制約的社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