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思想與方法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經濟學的思想與方法，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社會關系的日益復雜化、多元化、多維化，使得作為新興學科的經濟法學有可能超越傳統法學的平面思維，嘗試從多角度立體分析社會現實問題。這方面，經濟學研究提供了生動的范例。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學界關于市場與計劃關系的學說推陳出新，層出不窮。由最初的“板塊說”――認為市場與計劃各有其作用領域且互不兼融，發展到“滲透說”――認為計劃與市場能夠互相包容和配合，隨后又出現了“層次說”――認為市場調節是基礎性調節而計劃調節則是高層次的調節，二者都覆蓋全社會。11可以說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由平面到立體層層不斷演進，認識亦不斷趨于深化。相較之下，法學的研究方法卻一直停留在平面分析的水平，其最集中的反映即是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問題。此問題一直是經濟法理論研究中爭議的焦點，特別是集中在經濟法應否調整部分橫向經濟關系的問題上。以往盛行的“大經濟法”觀點與后來得勢的“大民法”觀點之間以及現今經濟法學界多種觀點之間，盡管觀點對立，但思維方法上是一致的，即在同一個平面上給經濟法與民法分界，亦即歸民法調整者就不能歸經濟法調整，反之亦然。這與經濟學界丟棄了的關于計劃與市場的“板塊”之爭如出一轍。其實，調整對象之爭至今之所以未能定論，咎在平面分析法之弊。如果換用立體分析法，依據經濟學界關于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層次說”，經濟法應否調整橫向經濟關系之爭就會迎刃而解。因為市場調節和國家干預的作用范圍都覆蓋全社會，橫向經濟關系由于受國家干預和市場調節的作用而呈現出雙重屬性，民法和經濟法都只是分別就橫向經濟關系的某種屬性進行規范，民法調整橫向經濟關系并不排斥經濟法也調整橫向經濟關系。12正是由于民法遵循市場調節的要求調節橫向經濟關系，經濟法遵循國家干預的要求調整橫向經濟關系，才使得橫向經濟關系得到全方位的法律調整。所以，運用立體思維來研究市場調節與國家干預的結合、民法與經濟法的結合，就用不著對民法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爭論得你死我活。

同理，立體分析方法對于解決實踐問題亦很有幫助。例如，時下我國經濟運行最傷腦筋的問題為內需不足，“擴大內需”即成為各學科學者所著力解決的任務。經濟法學者用立體分析的眼光來看，制約國內需求的因素是多元和多方位的，內需擴大有賴于各項制度的共同作用，至少應當從以下幾種角度來思考：一是從市場主體法的角度來思考。例如，通過確立非國有市場主體的地位，進行淡化所有制的企業立法，就會促進非國有資本的投資；通過完善企業經營機制和治理結構的制度設計，增強企業適應市場和技術創新的能力，就會提高供給質量和優化供給結構。二是從市場規制法的角度來思考。例如，通過規制不正當競爭和限制競爭行為，營造公平交易的環境，重構誠實信用的秩序，就可以解決當前信用不足乃至信用危機的問題；通過打擊假冒偽劣，加強產品質量監督，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就可以提高消費者的消費積極性。三是從宏觀調控法的角度來思考。例如，通過完善產業政策和財政、稅收、金融、國有資產投資等經濟杠桿的運用規則，實現宏觀調控的規范化，就有助于解決市場供需矛盾。四是從社會保障法的角度來思考。例如，通過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形成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就不僅可以提高消費水平，而且可以提高消費者的社會保障預期而調動消費欲望?？傊?，針對內需不足的問題，應當同時從上述幾個方面采取綜合性、全方位的法律對策，而不應當只從宏觀調控方面來思考。

八、法律與經濟，經濟更重要

與其他法律部門相比較，體現了“法律對經濟關系的翻譯”的經濟法在更大程度上依賴于經濟學原理，以致經濟法學界將二者關系形象地概括為“三分法律、七分經濟”，這就揭示出經濟學在經濟法學中的本原地位。特別是當今經濟立法的理由大多在于經濟學，甚至經濟學的概念和論斷直接為經濟立法所吸收。當今社會分工日益精細的同時，不同學科也正在走向交叉、融合，形成了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的局面，片面的知識和方法已不可能給予現實滿意的解釋。因此，在經濟法學的研究中重視經濟因素，符合20世紀以來社會科學各學科相互滲透的潮流。強調經濟因素對經濟法學的重要性，應注意以下兩方面的問題：

1.經濟法學在貼近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的同時，應堅持自己的獨立品性。長期以來，我國經濟法學總是將研究重點放在對經濟政策和方針的解釋上，放在對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新現象的解釋上，這種研究方法反映了經濟法學貼近生活、解釋實踐的特征。但是當其一旦走向極端，就會背離法學應有的嚴謹科學態度，顯得有些急功近利，缺乏法學本身應有的主動性和獨立性，亦缺乏自身獨有的品性。經濟法學研究應當具有前瞻性，應當著意探求經濟運行的普遍性和規律性，而不能跟在并不如意的現實立法背后，進行簡單的反映和注釋，更不能把現實中一些本不合理、正有待改革加以解決的現象，當作普遍規律而上升為理論，否則經濟法學有淪為純“政策注釋學”的危險。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經濟法學界許多理論觀點、學說和主張處于短命、易變的狀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各學派對于經濟法的概念和調整對象的認識變化過程。

經濟需要由法律來規范，但并非所有經濟現象都有必要或可以由法律來規范。一般說來，需要用法律手段解決的經濟問題，是常態性問題而非短暫性、臨時性問題，是由常見性原因、深層次原因而非偶然性原因、淺層次原因所引起的問題。經濟法學只應當研究需要用法律手段解決的經濟問題，并依據以這類經濟問題為對象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提出法律對策。經濟學則不同，無論何種經濟問題，也無論其由何種原因引起的，都有必要進行研究并依據研究結論提出政策建議。經濟學研究經濟現象，主要是分析其原因和機理，描述其過程和后果；經濟法學研究經濟現象，則主要是針對其利弊、原因和過程進行制度設計并尋求如何將其設計的制度法律化。

2.合理借鑒法律經濟學分析方法。借助于精確的數學公式、數學模型等量化分析優勢，經濟學日益向相關社會科學滲透、擴張，顯露出經濟學的“帝國主義傾向”。法律經濟學即是法學與經濟學相互融合的產物。法律經濟學者主張運用經濟學的觀點，特別是微觀經濟學的觀點，分析和評價法律制度及其功能和效果，朝著實現經濟效益的目標設計和選擇法律制度。其核心思想是：“效益”――以價值最大化方式分配和使用資源為其宗旨。所有的法律活動即立法、執法、司法和全部法律制度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資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財富為目的。因此，視界的開拓、方法的創新必然促進整個法學的變革和重構。在傳統法學看來，秩序、正義、公平是法律追求的基本價值，法律的任務就在于創設或維護一種正義的社會秩序。法律經濟學則認為，法律應該有利于經濟效益最大化，所謂“正義”就是效益，效益是法學的基本原則。這樣以社會財富最大化為基礎，整個法學概念體系完全可以用經濟學原理來解釋，也為不同的法律領域提供了一種傳統法律所缺乏的一致性。誠然，法律經濟學的適用有失之片面和過于強調效益的不足和瑕疵，但作為一種“范式”的革命，其對整個法學的影響是至為深遠的。作為與經濟學更有親緣性的經濟法學，當然能更好地借鑒、使用法律經濟學分析方法。就我國現階段法律經濟學的研究狀況而言，似乎有兩點值得注意：（1）不宜過分提高效益目標的地位。作為法律制定和實施主體的國家雖然越來越重視經濟，但畢竟不是經濟人，或者說經濟人不是其主要角色，于是在國家的政策目標和法律的價值目標中，公平正義和安全穩定不能不擺在首位。所以，強調法律的效益目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效益目標置于法律的整個價值目標體系中來思考。再者，效益目標對法律影響主要有立法和執法兩個環節。效益目標對立法的影響表現在制定法律時就充分考慮法律的效益后果，亦即法律實施的成本和收益；效益目標對執法的影響只宜限于執法者有自由裁量權的場合，公正執法和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執法的最高原則，執法者追求效益目標時不得超越此原則，這也是近些年來執法過程中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等借口考慮效益目標而執法不嚴不公的現象盛行的深刻教訓?？梢姡б婺繕藢Ψ傻挠绊憫斠杂绊懥⒎橹攸c。（2）法律的經濟分析應當以來源于我國實踐的數據資料進行量化分析。在分析某項法律制度時，如果只是列出其成本和效益的構成因素，而不運用經過調查、統計所得到的數據資料對各項構成因素的數量和比例以及各成本因素與各收益因素之間的函數關系，那就不是經濟學的實證分析；如果雖然進行了量化分析，但所依據的只是外國的數據資料，那其結論對我國僅有參考意義，而不宜用來說明我國法律的成本和效益。在有的法律經濟學論著中，雖然畫出了反映一定函數關系的圖像，但未注明其數據和圖像的來源（是我國的還是外國的，是自己第一手取得的還是援引他人的），13那就不可能有說服力。應當承認，在我國現階段，學者們要想獲得法律成本和效益的數據，還相當于“蜀道難，難于上青天”，這就限制了法律經濟學的作用和地位。

九、當代與后代，后代更重要

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發展是硬道理。面臨著趕超型發展目標，這就需要我們認真研究發展中國家處理當展、公平和效率與代際發展、公平和效率之間關系的特殊規則。在此背景下的經濟法，不僅要保障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而且要規范政府經濟行為的行使方式與限度，使政府行為及其所控制的市場行為對后代的負面影響得以限縮，做到當代的發展不損害后代的發展，當代的利益不損害后代的利益。這種使命隨著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提出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確立更加顯現和緊迫。市場機制和與之對應的民法，一般只能作用于當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故對于可持續發展來說，有著不可克服的內在缺陷，這就需要由可能以可持續發展為價值取向的國家干預和相應的經濟法來彌補。所以，考慮、顧及和保護后代利益，對經濟法來說更為重要。

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不同于傳統發展模式的全新發展模式，使人們擺脫了傳統發展思想的束縛，從更高、更全面的角度看待人類的發展史與文明史，構成了對傳統發展模式的挑戰，代表了一次全方位的社會變革。實踐表明，由于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采用可持續發展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已引起了社會、經濟生活一系列顯著變化。例如，經濟體制和生產組織形式的變化，宏觀調控方式和市場規制方式的變化，等等。事實上，可持續發展目標已經內化為經濟法的目標價值取向，給整個經濟法的立法和實施帶來了全面而深刻的影響：（1）可持續發展對經濟法理念的影響。經濟立法應當將可持續發展目標內化為目標價值取向，在法律制定、實施的全過程中始終貫穿此價值目標。傳統的經濟立法、經濟政策只注意到現時利益的調節與分配，只調整當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沒有深入到人類利益的基礎和人類代際關系的領域，以致行為短期化傾向嚴重。因此，可持續發展需要實現當代人和后代人之間的利益均衡，正確處理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系。（2）可持續發展對經濟立法、經濟法實施的影響。歷史經驗證明，人類過去實行的許多非持續性政策，正是導致今天許多社會問題的根源。制定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法律、經濟政策，就是要將環境、生態、人力資源等與可持續發展密切相關的問題納入經濟立法之中，改善管理體制與制度，有效地使用經濟手段與其他鼓勵措施，將經濟發展導入可持續發展方向。在此背景下，可持續發展需要從新的角度、更大的范圍、更長遠的未來利益來考慮經濟立法的價值取向、決策的重點和實施手段、政策后果的評價以及政府行為的作用方式等等。

十、全球化與本土化，本土化更重要

全球化是人類自誕生以來的趨勢，是一個漸進的歷史發展過程，它強調世界大同，與國際接軌，引進國外技術、制度和觀念等。本土化則強調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大同、接軌、引進都應當符合國情。發展中國家面對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在不回避和主動迎接挑戰的同時，更應當重視從本國國情出發來作出因應的對策。知識界在努力認識、把握全球化思潮的同時，又或多或少有些喪失自我的傾向。于法學研究而言，全球化趨勢與中國國情和現實之間的關系愈發緊張，如何借鑒、移植國外立法例并使之與本土法律資源、本國經濟發展相協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不同的部門法對于全球化或本土化的需求程度是不一致的。一般說來，不同國家的民商法之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借鑒與移植，而不同國家的經濟法之間可借鑒和移植的程度則很小。這是因為，民法與市場機制相對應，與日常交易規則密切相關，而市場機制、日常交易規則在各國都基本相同，所以，不同國家的民商法往往反映了人類生活的共同基本準則，易于借鑒和移植，從而同大于異，甚至在民商法某些領域已經出現統一實體法的趨勢；經濟法與國家干預對應，是國家干預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規范，而國家干預主要是針對市場供求狀況實施的，市場供求狀況具有多樣性和多變性，這決定了在不同國家或同一國家不同時期其國家干預的體制、目標、方式等往往不同，所以，不同國家的經濟法之間往往難于借鑒和移植，從而異大于同。14總而言之，經濟法中的諸多理念與制度，都具有特定的時空維度和典型的本土色彩。無論建立在不同經濟社會制度上的政府，抑或不同發育程度和供求狀況的市場，還是政府干預市場的不同方法與力度，都表明經濟法的內容難以趨向統一。例如，中國經濟法自身的邏輯起點和獨特發展歷程，政府經濟行為的運作與規范，競爭立法模式的選擇和對經濟性壟斷、行政性壟斷規制等命題莫不反映出經濟法的國情差異。因此，現代的、作為一種制度規范的經濟法不宜靠移植、借鑒得以創立，而應當從我國的本土資源中演化創造出來，更加注重對本國國情的研究。現今灌輸的全球化內容其實大量的是西方國家的價值觀、經濟和政治制度模式――因為只有在同一既定模式下，發達國家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經濟、政治優勢強行輸出自己的價值觀，獲取更大化的利益。我國要趕超發達國家，只能基于本國國情創造出有利于自己的制度。歸根結底，最具有民族性和本土化特質的法律，也最具有全球性和國際化色彩。全球化研究最終是為解決本國問題服務的?，F時出現的“全球本土化”一詞，是耐人尋味的。經濟法在全球化的趨勢中，應立足于對我國政府與市場的研究，探索政府對市場運行有效和適度的干預方式，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和健康發展。

十一、傳統與現代，現代更重要

作為知識的積累和傳遞，我們理當學習、繼承傳統的學說和知識。但是，我們也一定要考慮到前人理論的實際語境與制度背景，不能刻舟求劍。現代社會有與傳統社會顯著區別的特性，其本身發展也可謂是日新月異，經濟法應當充分考慮現代的實情。尤其是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出現，它必將改變整個世界的發展趨勢，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必將帶來人類社會的深刻變革，推動經濟和社會運行的重新整合，給法律的內容、調整方法以及整個法制的運作機制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中國經濟法學應當把握現代社會的發展趨勢，特別是把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和知識經濟的思潮納入經濟法學研究的視野之中，更加關注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發展趨勢及其對經濟法的影響與要求，著重研究國家如何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法律對策。例如，競爭方式與社會經濟形態密切相關。農業經濟時代競爭的決定因素為土地，工業經濟時代競爭的決定因素為資本，而知識經濟時代競爭的決定因素為知識。競爭方式從有形資產向無形資產的變遷即昭示了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歷史差別，這種差別則必須為法律所認識、包含。又如，勞動關系在早期被納入到民法的調整范圍之中，但實踐證明，由民法調整勞動關系已不足以保護處于弱者地位的勞動者，并且導致社會勞動力資源的萎縮和階級斗爭的激化，于是，就出現了突破私法自治原則、體現國家干預、以保護勞動者為主旨的勞動法，并脫離民法而成為獨立法律部門。時至今日，仍有學者食古不化，意圖讓勞動關系回歸到民法體系之中。15此種思維方法即是忽視勞動關系的特殊性，仍停留在勞動關系屬于民事關系的舊有觀念上。再如，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以自由主義與干預主義相結合的現代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而不是以自由主義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近代市場經濟。所以，我們在對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行法學思考時，就應當著重從現代經濟學中汲收理論營養，而不必崇拜傳統的自由主義經濟學。還如，在設計我國現代法律體系的框架時，許多學者一直把法律體系的傳統框架即“六法全書”框架16奉為樣板。如果按此法律框架及其理論依據來思考，經濟法當然無立足之地。殊不知，從古代、近代到現代，法律賴以存在的經濟和社會基礎，法治化的程度，以及法律調整的方式和技術，都在變動，法律體系的框架當然會隨之重構，并且呈現由混沌到清晰、由簡單到復雜的進化趨勢?！傲ㄈ珪笨蚣苁墙ǖ目蚣埽洕ㄊ乾F代法，“17在”六法全書“框架中當然無法理解經濟的獨立地位。然而用”六法全書“框架來概括近代法盡管是適當的，但用”六法全書“框架來硬套現代法則不合時宜，因為現代已出現了許多近代不曾有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法律現象。現代法框架是以近代法框架為基礎的法律框架重組，經濟法就是這種法律框架重組的產物。所以，只有把經濟法置于現代法框架中，才可以理解經濟法的生成和地位。

十二、借鑒與原創，原創更重要

改革開放后，我國的社會科學意圖與世界學術規范相接軌。在早期“補課”任務大體完成之后，目前似乎只有兩種人還保持著較為高昂的創造力：一種是外語功底深厚的人，這些人可以越過翻譯界直接追蹤世界學術最新動態，有話語方面的進口權；另一種是對現實各種動向具有高度敏感性的人，他們能夠直接從生存經驗和社會實踐中汲取思想能量，對現實作出創造性學術回應。上述兩種人似乎代表了學術研究中借鑒與原創的兩個方向。兩者相比，原創更具有重要意義。同樣的，中國經濟法學要求研究者根據內在的本土資源，以批評的態度，獨到的眼光，精密的思維，提出特殊而具體的重大原創性問題，并謀求得到正確的答案。例如，中國經濟法的知識內容源于兩方面：高度計劃體制下的前蘇聯經濟法學說，市場經濟體制基礎上的西方經濟法學說。但是經濟法學者在繼受上述兩方面知識來源的時候，未能重視結合我國實踐進行原創性的開拓工作。近幾年來，經濟法學界普遍認為：市場缺陷是現代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條件之一；政府缺陷之有效克服，是現代經濟法發展中面臨的一個重要的、亟待解決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由此推論出經濟法的使命在于彌補“雙重缺陷”。18但是，在特定的語境、制度背景下得出的結論并不一定適合現實國情。借用“雙重缺陷”及其彌補的分析框架來給經濟法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定位，這當然有意義。但不應當只轉述西方經濟學中關于“雙重缺陷”及其彌補的理論，而應當著力分析我國的“雙重缺陷”有何特點，彌補“雙重缺陷”的對策有何特殊性。這樣的研究才有原創性。

又如，許多學者在其經濟法著作中都把經濟法律關系理論作為經濟法總論的主要內容，但都不夠成功，給人的感覺是對民事法律關系理論的直接套用。雖然應當承認，民事法律關系理論的分析框架，即民事法律關系的構成要素（主體、客體、內容）和民事法律關系的發生、變更、消滅及其法律事實以及相配套的民事法律責任，是一套成熟的分析框架，但這只適宜于像民事法律關系那樣內在結構較為簡單的法律關系，而對于內在結構復雜、多樣的經濟法律關系來說，則顯得不適應，以致用這種分析框架來描述經濟法律關系，往往給人以呆板和形式化的印象，對制度設計幫助不大，并且對經濟法學分論各章不便適用，即使適用也沒有多大義。這就需要尋求經濟法學的新型分析框架。筆者認為，經濟法總論的分析框架應當在總結、抽象、歸納經濟法分論各章分析框架的基礎上形成，即是說，應當原創而不是借鑒。完全可以說，經濟法總論的獨特分析框架形成之日，也就是經濟法學走向成熟之時。

十三、靜態與動態，動態更重要

法律作為一定時空條件下的行為規則的固定，具有穩定性，因而有必要對法律及其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僅限于一定時空進行研究；但是，法律相對于活生生的社會現實總是顯得僵化，甚至難免于滯后，這就需要將法律置于動態過程中進行闡釋和分析，彌補靜態法律條文與動態社會現實之間的差距。

篇2

一、導致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出現割裂的原因

西方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在教學過程中，往往相對獨立。學生對微觀和宏觀部分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和思想體系有學科體系的原因，有教材選擇和使用的原因，也有教學過程中的問題。

首先是學科體系的問題。西方經濟學發展到今天總共只有二百多年的歷史，雖然在學科體系上形成了主流體系，但總體的學術流派林立，思想和研究觀點呈現百家爭鳴的態勢，這就導致在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和宏觀部分的學習中，并不了解和掌握整個經濟學學科體系的全面，導致學習中不能建立起有機體系，而容易造成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形成割裂的局面。

其次是本科教材的選擇問題。當前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和宏觀部分的劃分和教材的編寫一般都是遵循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視角展開的，同時為了保證全面性和一定的前瞻性，將部分非主流經濟學的流派思想也納入了教材體系中。此外，主要的本科教材都是使用國內學者編著的教材，加入了國內學者的主觀思想，同時也避免不了國內學者思想體系的束縛，導致當前的教材使用中，學生很難通過閱讀教材看到歷史上經濟學微觀部分和宏觀部分的演化歷程和不同觀點的分野。加上大量非主流經濟學思想的編入使當前教材在學科體系的傳播和影響上，作用大為下降。造成學生無法讀懂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密切聯系的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

最后是教學環節的問題。在教學過程中，認可教師往往會突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各自學科中的重點部分，而往往忽略兩門課程的銜接部分。在微觀經濟學部分，消費者理論、廠商理論、市場結構理論等部分是教學的重點內容，而其他部分往往安排的教學時間和講授深度有限。而在宏觀經濟學部分，無論是是先講短期模型后講長期模型，還是先講長期模型后講短期模型，都更多從宏觀經濟學產生之初，宏觀經濟學幾點問題入手。忽略了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講授過程中，也回避了眾多打通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之間紐帶的因素。最終導致學生形成一種錯誤的觀念，微觀經濟學介紹消費者、廠商、單一市場結構等微觀問題，而宏觀經濟學介紹政府和貨幣當局如何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經濟學關注的統計指標等。

二、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關聯部分

首先，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關聯的最為重要的思想紐帶。無論是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都是強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主體作用的。而且，無論是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對特定的社會環境、歷史傳統、文化法律等有十分明確的限制。這說明，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不僅強調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還強調維系市場經濟基礎的軟環境。

其次，方法論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共同的基礎。無論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都是眾多主流經濟學家通過不斷發展演化中創造性的運用了數學中邊際、均衡等研究方法而形成的。雖然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現代西方經濟學存在眾多局限，但整體上來說，西方經濟學的主體地位在整個經濟學界上不可撼動。作為西方經濟學的兩大板塊，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式、研究思路是相通的和密切聯系的。

最后，存在著許多可以打通和關聯的知識理論。造成現實上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有明顯割裂之感的重要原因是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興起。由于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強調了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當局的貨幣政策積極干預經濟，導致大家往往忽略微觀經濟學中的一般均衡、福利經濟學以及宏觀經濟學中的發展經濟學、經濟周期理論等。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包含著宏觀思想，宏觀經濟學理論有扎實的微觀基礎。

三、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在教學中的銜接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既然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那么在教學實踐中就應該消除兩種之間割裂的感覺。使兩者之間真正建立起緊密的聯系，并使學生對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這兩門西方經濟學不可分割的部分成為有機整體。

一是在教學中為學生梳理不同經濟學理論發展的脈絡，在經濟學思想上的地位，以及不同理論的地位、作用和選入教材的原因等。通過這樣的教學過程，可以使學生很清楚的了解到所學的知識點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之間有著緊密聯系的。微觀理論的提出的基于既有宏觀經濟學思想的，而宏觀經濟學的演化中，微觀基礎也是其可以發展和延續的重要依據。因此，通過明確知識體系的方式可以避險學生對知識點形成孤立認識，杜絕了教學過程分割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密切聯系。

篇3

關鍵詞：法律經濟學　效益　資源配置　法律現實運動　法學泛經濟化　法律的經濟價值　定量　事前分析

本世紀70年代以來，一門新興的邊緣性、交叉性學科“法律經濟學”，作為一門新的法學流派，開始躋身于傳統法學流派之林，并因其視角之新穎，方法之獨特和實際的運用價值，越來越引人注目，不斷擴大，在法學界尤其在西方法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已發展成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成為許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課程，并且擁有自己的專門的學術刊物和有關的學術研究機構。本文試圖從法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發展軌跡和當前研究狀況方面對其作一個簡單介紹，并予簡略評析。

一、法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所謂法律經濟學，即用經濟學的概念與方法去研究法律問題的一門學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國，一般將其稱為“法學與經濟學”。例如，該理論研究領域中最具權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為“法學與經濟學雜志”（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經濟學家波斯納稱其為“法律的經濟分析”；此外，該學科還有一些類似的稱呼，如“法律的經濟學研究”、“經濟分析法學”等。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門由法學和經濟學相互滲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興學科。

法律經濟學是以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法律的成長、結構、效益及創新的學說，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執行都要有利于資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資源，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它幾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門法領域，既包括民法、經濟法，又包括憲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釋法律現象與現實的全新的方法論結構體系，提供從法律的價值等基本理論到具體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來服務于整個法律制度，也包括經濟法制的變革和完善。[1]

二、法律經濟學的發展軌跡和研究現狀：

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中的《法律篇》，亞里士多德的《學》就有了用經濟觀念分析法律規則的思想。到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創立了唯物主義。馬認為，“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而已?！盵2]

“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盵3]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更是廣泛地論及了法律與經濟的辯證關系。因此，有人稱的法學理論為“經濟學研究的法理學”。

而經濟學與法學的真正結合肇始于本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當時嚴重的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秩序的劇烈沖擊使法律在此時顯得蒼白、無力與無能，促使人們尋求新的法律模式。這就必然要求改變傳統的法學研究，改變純粹的邏輯推理式的法律演繹和歸納法，于是在美國興起了法律現實運動。人們開始將法律與包括經濟在內的相關學科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以便能對已經出現的社會現象進行合理的解釋。在此背景下，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率先醞釀課程設置的改革，經濟學開始成為法學院的正式課程，芝大也由此獲得“法律經濟學發祥地”的美譽。1958年，芝大法學院經濟學教授阿??？迪萊克特（Aron Director）創辦了法律經濟學方面的最具權威性、代表性并對該學派的發展產生了巨大促進作用的學術刊物-《法學和經濟學雜志》，該雜志對推動法律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直到本世紀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經濟學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數政府管制經濟的成文法規，被人稱為“舊的”法學與經濟學。[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學院高級研究員科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社會成本問題》和卡萊布雷斯的《關于風險分配和侵權行為法的若干思考》這兩篇論文的發表才改變了這一局面，被認為是開辟了“新的”法學與經濟學的廣闊領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并逐漸走向成熟的時期，其主要標志是芝大法學院理查德？？A？波斯納（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經濟分析》一書的發表。該書后來多次再版，成為法律經濟學史上的經典性著作。在該書中，波對法律經濟學的有關理論進行了深入系統的闡述，并且幾乎對所有的部門法領域進行了經濟分析。至此，法律經濟學作為一個新的法學流派，終于以其完整的理論體系和獨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而臻于成熟，并為人們所接受。

法律經濟學在其短短的幾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亞的兔子”，在“知識生態學”中找到了一塊真空地帶，并以驚人的速度填補了它，其發展與成就越來越受到人們的矚目。法律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日益繁榮與深入，法律經濟學的影響日益增強，其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獨秀”到進入“春色滿園”，越來越多的法學院與商學院開設了“法學與經濟學”課程，有關論著接連問世，學術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學與經濟學雜志》外，又創辦了《法學與經濟學研究》、《法學與經濟學評述》、《法律、經濟學和組織雜志》、《法和經濟學國際評論》等刊物。法律經濟學也不僅僅囿于學術研究的“閨房”，而開始向司法滲透并對司法活動產生影響。如在威廉訴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為了支持自己的判決，“在判決中將平均可變成本和邊際成本曲線以及有關它們同確定掠奪性定價的做法之間的關系的討論也包括進去了”。[5]⑤在美利堅合眾國政府訴卡羅爾拖輪公司一案中，法官漢德（Learned Hand）提出了著名的漢德公式：B

學最早誕生于美國，但其迅速在各國傳播，日益成為一種具有國際力的法學流派。在我國，近幾年來，法學與經濟學相結合的也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雖相對于美國等國家，我國法律經濟學研究還處于萌芽階段，但正如專家指出：“我國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歸根到底是通過政府與、企業與企業、企業與職工、職工與職工之間的權利與義務的分配與再分配，使權利與義務及其界限最優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經濟效益。我們的立法與執法應當適應這種改革，把效益作為分配權利和義務的基本標準。為此，加強對西方經濟法學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論來補充和改造我們的法律，是完全必要的?！盵7]　根據市場經濟的需要，以經濟角度對既有的法律重新評價分析，同時設計出以效益優先，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的法律法規，對促進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繁榮，起著重要的作用。

三、對法律經濟學的幾點認識：

法律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從誕生發展至今，一路上都伴隨贊譽與詆毀，既有人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為然。本文試圖從價值觀與論上對其作簡略評析：

無疑，發展經濟與弘揚法治是人類的共同目標。法與經濟作為社會的兩大主題，已構成的基調。如果用單純的法學或經濟學的原理去評價某種經濟現象或社會現象，無論如何都是只窺一斑。法律經濟學以其新穎的視角，獨特的研究方法將兩大目標關聯在一起，成為本世紀法學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重大創新。正如西方學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學思想方面發生了一種轉向于強調經濟的變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為重點?！盵8]但另一方面，過分的法學泛經濟化，抬高經濟分析方法而貶低、排斥其它傳統的研究方法對法學的健康發展無疑是有害的。經濟學理論在法律中的具體首先應體現在價值層次，亦即在公正、正義等基本價值名目中，為“效益”躋出一席之地，形成正義與效益雙重標準的法律價值觀；其次在立法、執法等層次上，應貫徹效益優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經濟價值，并以此作為評判法律優劣、成敗的一個客觀標準。

在方法論上，法律經濟學別具一格，它運用經濟學尤其是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對法律進行分析，具有明顯的定量分析的優勢，它使人們的思維更趨于準確。經濟學的優勢在于它是一種事前分析，而法律僅僅是一種事后的“補救措施”。法律經濟學將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學研究，可以對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進行事前分析，預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誤。這種方法大大開拓了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的視野，豐富了法學研究的內涵，是法學研究方法論的重大變革。但認為經濟因素能解釋人類行為的所有方面，以經濟學概念將正義、權利、義務、過失等傳統法學概念取而代之，將法學泛經濟化無疑也是有失偏頗的。因此，實事求是地說，經濟學方法只是研究法學的一種方法，我們不能片面強調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種法學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適用界限。但必須有一點明確，那就是運用經濟學原理與方法分析法律不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這一理論并將其運用于我國的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對保障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1] 呂忠梅、劉大洪：《經濟法的的法學與法的經濟學分析》，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頁。

[2]《馬恩列斯論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頁。

[3]《馬恩列斯論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頁。

[4] 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 ，第21頁[5] 克拉克森和米勒：《產業組織：政府、證據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677頁。

[6] 張乃根：《經濟學分析法學》，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第20－22頁。

篇4

關鍵詞：歷史方法；經濟學；科學性

一、判斷經濟學是不是科學的標準

判斷一門學科是否是科學，首先應確定一個“科學”的衡量標準。這種標準的依據不在于該學科研究的對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而應遵循以下三點原則：一是是否以揭示研究對象的內在規律性為目的。二是在研究的過程中，是否運用了一種合理有效的方法。熊彼特強調“一門科學是任何一種知識，它發展了尋找事實和解釋或者推理(分析)的專門技巧”。三是是否有一種科學的理念和精神。顯然，這種判斷標準避免了由于選擇尺度的狹隘而將諸多科學性的東西排斥在科學大門之外的尷尬。就經濟學而言，政治經濟學認為，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研究社會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并且采用唯物辯證法、科學的抽象法、邏輯和歷史相統一的方法等。在西方經濟學看來，經濟學是研究如何對稀缺性的資源進行配置的學問，采用的方法有：經濟模型、規范分析和實證分析的方法、靜態及比較靜態和動態的方法、邊際分析的方法、均衡分析的方法及數學分析的方法等。

科學的判斷一門學科是否科學，依據的重要判斷標準是該學科的方法論必須科學。一般來講，經濟學的研究和認識過程是：先從實際出發，從經濟史實和現實經濟問題出發，在掌握大量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的基礎上抽象出概念和命題，然后再用范疇和概念去說明、解釋和預測經濟事實。這表明，從具體到抽象再到具體，從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從實踐到理論再到實踐的認識論方法貫穿了經濟學確立的各方面。就此方法論而言，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同樣符合科學標準。

二、為什么要強調歷史方法在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性

19世紀末，奧地利學派創始人門格爾和德國歷史學派代表施莫勒進行了一場持久的經濟學方法論之爭。由于歷史學派方法論的缺陷，以后的主流經濟學在演繹主義方法論的影響下走上一條公理化道路。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在經濟學——這樣一門本質上屬于社會科學的學科的探討上丟棄歷史分析的方法。

(一)主流經濟學過度演繹推理的做法不科學。在一些人看來，歷史的東西往往存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尷尬局面，而基于公理推斷的東西則存在邏輯上的一致性和統一性?？陀^地講，經濟學采用演繹推理的方法，并輔之以數學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然科學的一種靠攏。但如果以為像自然科學一樣在少數公理的基礎上構建起邏輯大廈，就意味著經濟學自動走向科學殿堂的想法未免太天真。這里有一個關鍵問題，即公理本身是否就存在統一性或不存在認識和理解上的不同呢?按照尼采的看法，所謂的公理實質上是一種沒有辦法通過進一步推理證明的無條件的命令，公理本身也是一種信仰，即相信公理是“真”的。對信仰而言，在抽象的意義上，很難判斷孰優孰劣、誰是誰非。既然公理本質上是一種信仰，而信仰顯然會隨時間、地點和任務不同而不同。因此，建立在公理即信仰基礎上的經濟學理論大廈就會表現出不同的外觀和內在結構。在懷爾斯看來，“‘公理’成了‘神圣命題’的代名詞。公理的存在可以使我們不顧事實建立起龐大的演繹結構，這已經成了經濟學根深蒂固的傳統”。事實上，脫離具體歷史條件而抽象出來的經濟學公理，如理性經濟人等在現實環境中也遇到質疑。這種抽象演繹的結果不僅無助于經濟學科學性形象的樹立，相反還損害經濟學的科學性。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看，對經濟學基本理念的信仰在不同歷史時期存在巨大差異。亞當·斯密教條地認為，在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經濟生活會自動趨于最優狀態，不會存在經濟過剩和失業。而1929一1933年的經濟危機徹底打碎了人們對市場機制的信仰，轉而尋求政府干預。而凱恩斯以后的宏觀經濟學學派林立，或者說對同一經濟現象有不同的理論學說，究其原因恐怕是其信仰“失之毫厘”所致。

(二)宏觀經濟學的諸多成果得益于歷史分析的方法。宏觀經濟學的目標有四個：通貨膨脹、就業或失業、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顯而易見，這四個方面的研究對象，如長期的經濟波動，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歷史數據和歷史事實。即使在微觀經濟學的問題中，同樣也無法回避時間序列的探討。由此可見，目前主流經濟學中抽象演繹法所作的努力，即通過形式上的數理化來完成對經濟學的科學化改造并不能擺脫歷史數據的支撐。

(三)任何學科成就的取得都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經濟學也不例外。在熊彼特看來，“不管哪個學術領域，任何時期存在的問題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過去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帶有當時留下的創痕?！薄叭魏我幎〞r間的任何科學狀況都隱含它過去的歷史背景，如果不把這個隱含的歷史明擺出來，就不能圓滿地表述這種科學的狀況?！睆哪壳敖洕鷮W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看，首先都是進行文獻綜述，然后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可以說，經濟學中任何一個問題的提出與解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都不是哪一家一派可以獨立完成的，而是一個不斷的、連續的過程，也就是說是個歷史過程。這一點在政治經濟學的建立過程中體現的尤為充分。

(四)經濟學中的許多概念、范疇和定理必須運用歷史分析的方法，才能加以正確的理解。恩格斯認為，“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在《資本論》中，諸如商品、價值、貨幣、資本、勞動力商品等概念，馬克思都反復強調是個歷史范疇，從而對庸俗政治經濟學家進行批駁。同時，這些概念的許多規定性也只有放在歷史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如，貨幣形式的發展、貨幣的本質及貨幣的功能等問題。

(五)在一定意義上看，歷史的方法是經濟學其他研究方法的基礎。一是發展的觀點認為事物總是處于運動的狀態中，這與歷史主義強調的原則是吻合的，即“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絕對的存在，而是歷史的暫時產物，它在歷史中產生、發展，也必將在歷史中消亡。事物就是它的歷史過程本身。”二是科學的抽象法認為，必須對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進行充分的考察才有可能把握住其中的規律。要做到這一點，除要求在一個時間截面上盡可能掌握事物不同的特征，更需要對事物的特征進行時間序列上的追蹤考察。只有經過事物特征的反復顯現，才有可能抓住背后隱藏的規律性。

雖然歷史的方法在自然科學和經濟學中都非常重要，但必須承認，由于學科的限制，歷史方法發揮的作用在不同學科中存在較大差異。這導致相對于自然科學而言，經濟學的科學性似乎有所削弱。自然科學的成果經過歷史的積累，很容易被后人認可和運用，因為自然過程是反復發生的。但經濟學的歷史發展卻不具備完全可復制性。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充滿了各種新的、不同的意見與觀點。結果是，經濟學無法以嚴格的累積的形態取得進展，經濟學說史上就出現了形形的理論反復。一種理論和觀念總是以真理或謬誤的姿態在不同的時期交替出現，這在近代以來的宏觀經濟學中表現的尤為突出。在當代尤其是中國，之所以很多人認為唯自然科學才是科學，是因為自然科學對生產力的推動作用是直接和明顯的，相比較而言，社會科學的作用則是間接的、長期的。時間的跨度有時甚至要經過一兩代人，所以經濟學的成果不易為人所觀察和掌握，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往往要在理論成果產生多年后才被授予。但經濟學的科學性并不會因此而受到損害，相反說明經濟學的特殊性更需要用歷史的觀點去考察。

三、經濟學的發展歷史是一部借鑒自然科學方法與理念的歷史

從對歷史的回顧中發現，無論是有意借鑒還是異曲同工，自然科學的理念及有效的分析工具，在經濟學的發展史中都得到體現，這使經濟學日益成為最接近于自然科學的“硬社會科學”。

在西方，經濟學的出現以古希臘思想家色諾芬的《經濟論》為標志。為能把握住觀察對象的規律，古希臘畢達哥拉斯學派發明了數，認為萬物即數；萬事萬物的差別實質上是數排列組合的差別。在中世紀的歐洲，經濟學一度成為封建神學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并無科學性可言。隨著文藝復興和自然科學的興起，經濟學也迎來了科學的黎明。在馬克思看來，“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②，即古典政治經濟學才稱得上是真正科學的經濟學。從理論觀點和貢獻來看，古典經濟學認為，商品經濟是天生的平等派，不管是達官顯貴，還是平民百姓；無論富商巨賈，抑或小商小販，在進行商品交換時，都必須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沒有任何超經濟的強制力存在。顯然，這一商品經濟的基本理念是受天文學革命的影響。在傳統的封建等級制中，人有天生的高低貴賤之分，皇族乃上天的代表，即天子。但天文學革命卻發現：整個自然界并非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等級結構體，各天體之間是作用與被作用的關系。這一信號傳遞到人類社會，其含義就是：人與人之間不是生而不平等，而是生而平等的。進一步把該思想反映在經濟生活中，就是等價交換的原則。當然，此時可能有來自傳統的追問，即如果沒有舊有封建等級制度的管理秩序，那么靠什么來維持社會生活尤其是經濟生活的運轉呢?在亞當·斯密看來，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會推動資本主義這架精巧的機器一直運轉下去，永不停歇。這正如牛頓的力學所揭示的原理：萬事萬物為何運動有序?因為一切都是“力”的作用。將亞當·斯密以后的經濟學與牛頓的物理學作比較，很多的地方都會發現對事物處理方法的相似性。

就當時化學取得的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表面上千差萬別的物本質并無區別，都是原子所組成，差別惟一在于原子數量的不同。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及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勞動價值論都認為，不同的使用價值和商品表面上看起來各不一樣，但卻都是勞動的產物。在馬克思看來，質上不同的使用價值在量上能夠比較，是因為它們都凝結有抽象勞動，即價值。

從生物學的角度看，生命體被當成一個系統來加以對待。而系統研究方法在經濟學中早已被自覺不自覺地運用。從魁奈的經濟表到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以及當代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產業結構、地區結構等問題，都把經濟生活當成一個整體在進行研究。

現代主流經濟學對數學的運用更是無處不在。馬克思曾說過，只有當一門學科使用了數學時才成為真正的科學。數學使以往古典經濟學帶有哲學思辨式的思想通過數學方式的表達而顯得更為精確，使經濟政策的實施也更具可操作性?？梢赃@樣講，正是對數學這頂自然科學皇冠的摘取，才使經濟學取得了社會科學皇后的地位。

篇5

一、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困境”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進程逐步加快，各類市場主體日趨成熟壯大，主體之間的“所有制邊界”越來越模糊，體制內的矛盾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經濟主體的行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來越多地受到微觀利益沖突的影響，人們對經濟制度的關注程度正在逐漸下降?；诖?，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教師不得不大量增加對體制與機制的解讀，進而推演經濟制度的量變與質變。盡管說從現象到本質的認識方法符合理論認知的一般邏輯，但是，過多的現象解讀很可能誤導或弱化學生對“經濟制度”這一核心理論的掌握。比如，在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時，學生的興奮點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會保障、公平效率、價格機制等緊密結合社會實踐的命題上，而對于這些體制機制與生產資料所有制之間的內在聯系缺乏熱情。這種現象經常導致教學過程陷入“顧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決辦法是先講制度后講體制，把體制看作是制度的實現形式，很少有教師能夠在講解體制問題的基礎上，繼續深入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公有制之間的關系問題。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受到課時量和教學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師都安排了較多的課時解讀資本主義制度的現狀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問題，相對而言，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量變與質變，以及對市場經濟造成的公有制主體地位變化等重要理論命題則“沒有足夠的時間”予以解讀。在一些經濟學科排名較高的“211學?！敝校捎谡n時充足，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困境稍顯緩和，但是也同樣面臨著“體制重于制度，現象多于本質”的教學難題。造成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國內外的社會經濟環境、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以及各高校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定位等，但是從教學角度看，最直接的問題還是教學的方式與方法。面對“有限的課時、復雜的背景和龐大的理論體系”，講好這門課的關鍵在于：凝練教學目標，歸納內容體系?；诖?，本文提出了“三位一體”教學法，即確立“意識形態教育、方法論教育和理論知識教育”三位一體的教學目標，并以此為導向確立內容體系和教學方法。

二、政治經濟學教學目標中的意識形態定位

政治經濟學應該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學目標？這不僅要取決于政治經濟學在學科體系中的地位，還要取決于社會需求以及理論體系本身的特點。從學科地位來看，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特殊的地位決定了政治經濟學必須承擔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對此目標，部分教師認為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應歸口于思想政治學科，而不應該放在經濟學科。這種認識最主要的誤區在于對意識形態教育的界定過于狹窄。意識形態教育不僅僅是思想政治學科的任務，而是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共同任務，這一界定不僅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的要求，而且對資本主義和其他社會制度同樣適用。以西方經濟學為例，這些年來，中國學生和西方經濟學的學者都很推崇西方經濟學的教育，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認為西方經濟學注重分析工具的運用，而沒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說教。其實，了解西方經濟學的人都知道，現代西方經濟學體系是效用價值論和功利主義哲學觀的結合體，其解釋力集中表現為：以稀缺性為基礎，以資本要素配置為核心，進而說明按資分配的合理性。在這一理論體系中確實沒有意識形態教育的痕跡，但是整個理論體系無一不是為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個結論：社會科學的科學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識形態教育，正相反，社會科學是否具有科學性，很重要的一點在于能否科學地解釋意識形態的合理性。這一點正是我國政治經濟學學者應該借鑒和學習的。由此，我國的政治經濟學教育不僅不能忽視意識形態教育，而且應該把意識形態教育作為首要目標，科學地凝練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增強對勞動價值論、階級性和經濟制度的專業解讀。

三、政治經濟學教學目標中的方法論定位

政治經濟學是國內大部分財經類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學的第一個學期開課。作為基礎課，傳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學目標的重中之重。對于應該講什么樣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異。從現有的教材版本來看，大部分教材傾向于對馬克思科學抽想法的解讀，而對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帶而過的方式?？茖W抽想法固然是馬克思經濟學體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卻不應該是政治經濟學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數學方法在內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釋政治經濟學理論和認識社會實踐活動方面都有同樣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課程的開篇增加對研究方法的介紹，使學生真正理解政治經濟學相對于其他學科的基礎地位。此外，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部分學者傾向于認為傳授分析工具應該是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教育的重心。從根本上講，這種理解沒有錯，但卻忽視了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本身的特點。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整體性很強的理論體系，各部分之間都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關聯性，對政治經濟學理論（包括對分析工具）的解讀必須聯系整體認識局部，不能斷章取義。這就要求在講授過程中，首先要給學生建立前后關聯的整體思維方法，讓學生在整個邏輯體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運用和作用。為此目的，在方法論教育方面，既要注意專業術語和分析工具的講解，還要注意思維方法的傳授。

四、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目標中的理論知識定位

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教學目標是理論知識教育。政治經濟學理論知識教育是意識形態教育和方法論教育的基礎和載體。沒有理論知識教育，意識形態和方法論就是空中樓閣。同時，所謂的意識形態教育和方法論教育都要融于理論知識教育當中，而不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獨立的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課時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統地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內容，而只能通過精選凝練，形成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結合社會經濟實踐，理論聯系實際地解讀馬克思的部分理論內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論發展，這種方式已為國內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經濟思想的升華。馬克思經濟理論歷經兩個世紀而不衰，除了科學嚴謹的理論體系之外，還有其立意深遠的經濟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學過程中結合理論知識升華經濟思想，則很容易陷入“解釋力困境”?？梢?，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知識教育不僅要包括經濟理論與經濟實踐，還必須包括經濟思想。

五、化解教學困境的幾點建議

1.內化意識形態教育。在現有的政治經濟學課程體系中，對資本主義部分的解讀基本貫徹了馬克思的研究邏輯，但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部分的解讀則缺少對勞動價值論的貫徹?；诖?，解讀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問題（特別是經濟制度問題），有必要首先分析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特別是國有經濟的勞動過程），在生產過程中分析公有制條件下的價值創造、價值增值，以及價值分配問題。進而突出勞動在公有制條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為基礎，凸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差別和創造性發展。

2.推動方法教育與理論體系的融合。對于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來說，政治經濟學不僅僅是一門理論課程，還應該是一門方法論課程，學生希望通過學習，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識”意義的認識方法?；谶@樣的要求，政治經濟學應該強調“專業術語”、“分析工具”與“思維方法”三位一體的方法論教育。為此目標，一方面必須強調政治經濟學專業術語的規范性，既要反映理論體系的嚴謹性，又要反映相關應用學科的時代性。另一方面必須要求學生增強對專業術語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運用矛盾運動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讀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演變，讓學生更加準確地理解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性。

篇6

相對于以亞當·斯密作為奠基人的古典經濟學體系，現代經濟學范式的形成和發展主要歸功于經濟學思想史過程中的兩次重要的思想革命：其一是19世紀70年代史稱“邊際革命”的經濟學價值理論革命；其二是20世紀30年代表現為“凱恩斯革命”的經濟學分析的方法論革命。這兩次重要經濟學思想革命的邏輯結果，使現代經濟學范式較之古典經濟學范式具有更加寬闊的思想發展空間。譬如說，現代經濟學的價值(效用價值)概念包含精神元素，從而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對象可以被視為精神過程與物質過程相統一的“行為學”過程。而凱恩斯明確地使用三大心理學因素，來解釋經濟過程的有效需求相對于供給機制的獨立性，則是對“邊際革命”之后的一條經濟學思想路線的繼承和發展。在本文中，我們把同這樣一條思想路線相聯系，并且對現代經濟分析思想產生重要影響的經濟學思想元素，稱作為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

由于近兩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顯性張揚，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已經對近30年來居經濟學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義”構成了嚴峻的理論挑戰。本文依據經濟學思想演變的理論和歷史邏輯，對現代經濟學思想的這種前沿發展作出分析判斷，認為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將在主流經濟學體系中“復興”。

二、現代經濟學中的“凱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確定性與無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確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納特(f.h．knight)提出。凱恩斯(j．m．keynes)的貢獻是將這個概念同經濟行為主體的決策行為及其實際后果聯系起來。凱恩斯認為，人們對于未來的種種不同看法足以影響目前的情況，經濟過程的現狀是完全被動的、確定的，是由經濟體系中的不同的行為主體關于未來的不同看法所決定的，也就是說，經濟體系的現狀是行為主體關于未來看法的函數，人們對于未來的預期是主動的，是自變量，而經濟體系目前的狀況則是因變量。由于未來是不可確知的，因此，所有經濟行為主體的主動的“決策過程”都是在“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完成的。這意味著經濟體系的現狀始終是同“事前”的預期相出入的。

凱恩斯的“不確定性”概念中包含著“無知”(ignorance)的內涵。他從來就不相信“不確定性”能夠從經濟體系或經濟活動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類最終能找出一種方法來完全預期未來；相反，他確信，“時間和無知的黑暗力量”永遠是經濟體系和經濟活動的一個內在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們假定經濟行為主體是完全理性的，他們的經濟決策的現實結果也總是會同經濟決策的預期目標相出入，所以，實際經濟過程總是經濟行為不斷進行調整的過程，也是經濟的調整成本持續發生的過程。凱恩斯指出；“人們總是被無數主觀和客觀的偶然性包圍著、支配著，不得不持續不斷地調整自己的預期和決策以適應變化了的情況和條件，但這仍然不能保證新擬定的計劃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設”不成立

現代經濟學的價值理論對于經濟學分析(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有一項演繹屬性的邏輯貢獻，這就是將人類的精神活動過程通過包含精神元素的價值概念引入經濟行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動及其支配下的經濟行為貫穿全部經濟學分析，因此經濟學家們關于人類精神活動的基本狀態的理論假定，實際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決定了他們的經濟學分析的思想路線。

關于人類精神活動狀態的一項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類精神活動過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設，這個假設給經濟學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兩點：其一，數學方法作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設的條件下可以作為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著人類精神活動及其行為后果對于經濟運行機制并不構成實質性影響，因為在完全理性假設的條件下，人類精神活動及其行為后果對于經濟運行過程不可能構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沖擊”。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設”，由現代經濟學范式的價值概念引入經濟學體系的人類精神活動特質就被抹平了，經濟學分析的全部邏輯都可以被還原到古典經濟學的認識。這就是現代經濟學中的一條新古典經濟學的思想路線。

同由“時間和無知的黑暗力量”構成的客觀方面的“不確定性”相對應，人類經濟行為的心理過程的復雜性和波動性構成實際經濟過程中的起源于主觀方面的“不確定性”，凱恩斯關于這一認識所提出的經典概念是人類經濟行為中的所謂“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這種精神是同人類經濟行為“完全理性假設”水火不容的。人類經濟行為中的心理過程的復雜性、波動性和自主性，是凱恩斯經濟學解釋實際經濟過程缺乏穩定性的主要理論依據。凱恩斯本人關于總有效需求規模的自主性決定因素的概括，就歸結為三大外生心理學因素；邊際消費傾向、投資的邊際效率和流動性偏好。事實上，從凱恩斯的經濟學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經濟學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獨立性和外生性，是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分析具備物理學涵義的“均衡”概念的邏輯依據。因此，在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理論認識中，心理狀態或精神狀態的起伏變動就會導致實際經濟過程起伏變動，正如庇古(a．c．pigou)在“凱恩斯革命”之后所認識到的那樣；“物體擺動的周期在磨擦的影響下趨于縮?。坏覀儾⒉荒苡纱硕普摚睦頂[動的周期亦將如此，”

元素三：非瓦爾拉市場均衡分析的方法論

劍橋學派的馬歇爾承接“邊際革命”之后的新價值理論，啟動市場價值決定的“雙刃說”，主張幣場需求和市場供給是兩股相互獨立的市場力量?！皠P恩斯革命”在這個方面繼承了劍橋學派的傳統，將市場需求和市場供給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觀個體層次提升到宏觀總體層次，并以三大心理學因素解釋了市場需求之所以獨立于市場供給的邏輯原因，從而使得凱恩斯經濟學的思想路線同古典經濟學的“薩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現形式“瓦爾拉定理”劃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設”抹平了經濟行為主體的精神活動的復雜性和獨立性，古典經濟學范式的“薩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滲透到現代經濟學分析之中。這就是所謂的“瓦爾拉一般均衡”及其現代數理表達方式“阿羅—德布羅均衡”(k．arrow & g.debreu)。這一新古典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實際上反映的是需求數量與供給數量派生于一個經濟體的總生產函數的“恒等”的關系，而非市場需求獨立于市場供給所產生的兩股力量交互作用而達至的物理學涵：義的“均衡”，數學形式反映數量相等的邏輯關系，但“數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邏輯內涵之一，是事后的結果；“方向相反”才是構成“均衡”事前的原因。這是新古典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同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的基本區別之一。

作為以上“凱恩斯元素”合理的經濟學結論，凱恩斯經濟學的思想路線認為：現實經濟行為及其宏觀表現是內在地不穩定的，經濟過程出現“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具體表現為工資和價格剛性以及調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國家經濟管理作為市場經濟過程的穩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凱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夠從經濟學范式轉換的高度來歸納和理解上述凱恩斯元素，凱恩斯經濟學同古典經濟學之間的“范式區隔”就為后人所忽視。凱恩斯在《就業通論》中關于“名義工資和價格剛性”的假定就被理解為一個權宜性的假設，而不是有著深厚思想基礎的見解。于是，伴隨著凱恩斯之后的標準宏觀經濟學體系的發生，現代經濟學范式之中的凱恩斯元素就開始流失，主流經濟學家對于凱恩斯經濟學的誤解和誤用開始泛濫。

(一)“新古典綜合”與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之爭”

篇7

關鍵詞:法律經濟學;理論基礎

一、法律經濟學的產生背景

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學的研究涉及很多社會制度的問題，所以經濟學研究也一直做著法律的研究。從早期古典經濟學一直到美國制度學派，都在經濟學研究當研究者法律制度的作用［1］。但是，在20世紀20－3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成為了經濟學研究的主導，社會制度被作為資源配置的前提，所以對法律問題的研究開始減弱。但是，經濟學當中仍然在研究反壟斷法律和公共事業管制的問題，因為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對當時社會的沖擊很大。進入20世紀70年代，是法律經濟學的成長期，這個階段多數的經濟學家并沒有直接參與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波斯納等法學家最開始進入了法律經濟學這個領域，主要是以經濟學的視角對法律進行評估。波斯納使用經濟學的方法，對所有法律可能涉及的領域進行了分析，完成了對法律經濟學的初步構建，從而讓法律經濟學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學派［2］。雖然波斯納的最初目的使用經濟學的角度進行法律的研究，以及使用經濟學概念來研究法律，但是很多經濟學家看到這種方式表明了經濟學在法律當中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開始，法律經濟學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階段，隨著法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逐漸完善，法律經濟學也有了全新的面貌，這也使得法律經濟學作為一種思潮，開始進入歐美意外的國家，并且受到了國際的認同。很多政府機構和公共團體都接受了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在美國，很多政府規章都會經過成本－收益的評價才能被確立。很多經濟學家都參與了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工作，還有的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合作，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法律經濟學開始進行模型化地對法律規則進行研究，使用數學分析理論分析對法律法規進行研究，研究的成果和數量在不斷增加。而且，為了適應教學的需要，《法和經濟學》等教材相繼出版，更推動了法律經濟學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法律經濟學的逐漸被確立，也開始逐漸分化。法律經濟學是多個流派并存的，在個時代，開始向權利、正義、效率等方面有更多的研究，讓法學、經濟學和哲學相結合，建立了全新的經濟法哲學觀點，拓展了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并改善了研究方法。其中麥樂怡就努力突破波斯納的框架，并且將意識形態的內容也納入到了法律經濟學的領域當中。

二、法律經濟學的研究現狀

(一)芝加哥學派

法律經濟學的產生主要來自于芝加哥法學院，芝加哥法學院可以認為是法律經濟學的源頭［3］。目前芝加哥學派在法律經濟學處于主流地位，并且無人能撼動，科斯和波斯納都是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學派堅持芝加哥大學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傳統，對法律經濟學的核心觀點在于財富最大化、效率最大化，并且堅持市場觀念。以新古典主義的邊際分析、均衡分析、成本效益分析作為主要的分析方法。芝加哥學派的理論主要來自于三個基本命題:1．波斯納定理:市場的交易成本如果過高就會一直交易，財產權利要賦予珍視財產的人2．斯密定理:自愿交換對個人是互利的3．科斯定理:交易費用為零和產權界定充分的情況下，外部因素并不會影響到自愿的配置，此時消費者或者生產者受到市場里互惠互利的思想引導交易談判。芝加哥學派主張法律需要具有可行性、公開性、程序性、效益目標性，并且法律條文之間也要有合理的結構，尤其是法的效益，需要處于整個結構的核心。在進行法律的效益的評估中，波斯納不再使用帕累托優勢標準，遵循卡爾多?？怂剐蕵藴?，用效率取代了正義這個在法律當中并不明確的而內容［4］。但是這種方式也受到了主流的哲學家和法學家的反對。

(二)公共選擇學派

法律從指定到實施，都和政治決策密切相關，所以需要有關于政府的時政經濟理論，以便能夠研究政府政策的偏好，對于國家和社會種不同的利益團隊所產生的影響。公共選擇學派所研究的就是這類問題，以布坎南、尼斯坎南、圖洛克、羅爾斯為代表，研究當中對先發的選擇和改革、法律程序、公證等問題進行了分析。法律經濟學家施密德也將公共選擇理論引進了法律經濟學的理論，完善了法律經濟學的市場本位。在布坎南的研究當中，對科斯定理進行了主觀契約注意的重構，用主觀契約注意中的一致同意去檢驗波斯納和科斯所研究的效率。布坎南等公共選擇學派學者認為憲法是所有規則中最高層次的規則，不僅直接對經濟產生作用，也會影響到其他的法律制定和執行，并且能夠對政府的權力作出限制，保護社會中的各種規則。政治哲學家和公共選擇學派學者羅爾斯認為，在“無知之幕”下作出選擇的才能是足夠公正并且是富有效率的。同時，公共選擇人學派還認為，利益集團的游說、賄賂也會影響立法和司法制度的變遷，這會導致法律制度的中性和無偏性在外界利益的影響下難以保證。公共選擇理論最大的貢獻在于打破了過去對政治、司法、立法過于理想化的分析，更看重法律在運行過程中的成本，使得法律經濟學的研究不再只是在產權－市場－效率這個循環中進行循環論證，而是能夠更對規范意義上的政策進行研究。

(三)制度分析學派

制度分析學派的代表人物高闊塞繆爾斯、施密德和威廉姆森，在研究當中，制度分析學派不再像芝加哥學派過于強調效益最大化，也不會進行極端分權市場進行討論。法律在制度分析學派看來是一個可供選擇的過程，通過對法律經濟學的現象進行制度分析，并且會研究其中的交易費用，從而在多種制度方案當中，研究出費用最低的制度。產權理論的德姆塞茨、巴爾澤也是制度分析學派的學者，是雖然這些人并沒有對法律制度進行經濟分析，但是法律經濟學也受到了他們的影響得到了全新的分析視角，或者使用了不同的理論技術進行分析。一定程度上來說，這種現象反映了法律經濟學正在和制度經濟學相融合，而且也說明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在尋找法律制度和經濟系統之間的關聯。

三、法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法律經濟學的發展變得比較平緩，無論是全新的領軍人物還是新的是論著都沒有出現。但是，法律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一直在擴大，并且展現出了兩種不同的學術傾向。

(一)對法律經濟學研究領域的突破

為了能夠尋求研究上的突破，學者開始反思法律經濟學的定位。麥樂怡認為，“法與經濟學”、“法律的經濟分析”雖然有聯系，但是仍然有很大程度的不同，所以二者應該是有所區分的。同時，法律經濟學的研究還需要尋找全新的思維和方法，于是批判主義法學、自由主義法學、自由意志法學、新的研究都收到了法律經濟學研究者的重視。

(二)系統反思和綜合性的研究

一些學者認為，發個經濟學雖然有著結合，但是并不是一致的，這就導致一些研究雖然能夠互補，卻也有一些研究存在著競爭性。這也導致了制度主義、公共選擇學派等學派的成立。為此，需要將法律經濟學的理念記性綜合，辨別出哪些才是法律經濟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結束語

篇8

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隨著學科的不斷發展，其研究方法還處于不斷創新、完善之中，我們在進行民族經濟學理論研究之前應該對其研究方法有系統的認知，并將這些研究方法運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從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理論價值。學習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運用其做研究，這就要求我們在系統掌握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之后，要將其融會貫通于自己的理論研究之中。

一、科學理論思維方法

任何一門科學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研究的深度、廣度以及效率，同時也體現著本學科理論研究的特質和側重點。事實上，一門學科的研究過程是否科學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研究方法的科學性。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其研究方法還處于不斷創新、完善之中。但是，無論采取何種具體的研究方法都要以科學的理論思維方法作指導。因此要將科學的理論思其貫通于民族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方法創新等學科研究的全部過程中，以此來指導民族經濟學這一學科的不斷發展。在對一門新興學科進行研究方法探討時，在結合本學科的具體特點的同時，還應該將研究方法加以分類。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結構層次可以分為三個不同層次,即理論思維方法、基本方法和具體研究方法。傳統的民族學的基本研究方法,突出對研究對象進行系統的觀察與分析,由此而形成了傳統民族學的研究特色。然而，傳統民族學的研究方法與唯物辯證法是基本排斥的。只有將唯物辯證法這一科學理論思維作為民族經濟學方法論的指導，才能使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更加趨于科學、完善。這是民族經濟學對傳統民族學研究方法的補充和發展?？茖W的理論思維方法是由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嚴謹的思維方法。要想在理論思維中全面的把握事物及其事物的各個方面,就必須遵循從具體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體的研究方法。要全面把握事物運動發展的整個歷程,就必須遵循由簡單到復雜以及從低級到高級的研究方法。將這兩種方法辯證統一于理論研究中,才能達到科學理論思維的層次，從而也才能對民族經濟學其他具體的研究方法具有指導意義。科學的理論思維方法是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中的指導方法，始終將這一研究方法貫穿到我們的理論研究、方法創新等全部研究過程中，才能保證民族經濟學方法論的科學性，進而促進民族經濟學這門學科不斷地創新、發展。

二、田野調查方法

民族經濟學是真正立足于中國的現實，緊密聯系民族地區的田野調查的具體探討。田野調查方法是在科學理論思維指導下的民族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理論均來自于實踐，田野調查方法作為民族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要深入民族地區進行實地調查研究，進而通過實地的田野調查來進行理論研究。進行田野調查的目的是了解民族地區的實地情況和掌握第一手資料。田野調查方法對于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田野調查方法有助于我們深入地了解我國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通過進行田野調查不僅能夠增加我們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感性認識，更重要的是能為我們的理論研究提供詳盡的資料。

三、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對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啟示

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也可以運用經濟學的方法論來指導民族經濟學的發展，借鑒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來探討民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民族經濟學的方法論不斷得以豐富和創新，從而使民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更加系統化。首先，明確主體。在做研究時首先應該做到的就是明確主體，明確主體就是明確研究者代表的階級利益，不同的階級都會根據其主體的需要通過其思想代表將本階級的階級利益和意識概括為政治經濟學理論從而來表達本階級的利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理論是以工人階級為主體來概括其階級利益和意識，從而揭示資本主義的經濟矛盾的。民族經濟學也要明確以各民族有自主意識的勞動者為主體。其次，重視矛盾。矛盾是主體之間的聯系，在研究矛盾時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是辯證思維的關鍵，同時，在做研究時要體現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再次，概念運動。概念運動是《資本論》研究方法的核心，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寫作中，以概念運動為核心，通過概念的規定、展開、改造和完善、轉化等概念的運動來構造《資本論》的論述體系。民族經濟學的研究也要注意概念的運動。概念體系的建立是民族經濟學的形成的標志。概念是不斷運動的，伴隨著概念運動，概念體系也會隨之不斷進行演化。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學科不可能只是某一個學說的概念體系，而應該有若干個概念體系相互支撐和補充。研究就是要創新，就要在對既有和新的現象材料進行實證的基礎上不斷抽象，進而規定新概念，改造和完善舊概念，充實已有的概念體系，甚至創建新的體系。最后，構造體系?！顿Y本論》的體系并不是雜亂無章，而是非常嚴謹的，馬克思將概念按照從抽象到具體，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原則來構造《資本論》的論述體系。在其論述體系中聚合了概念運動各個環節的研究成果，從而使《資本論》的邏輯思維更加嚴謹。對于民族經濟學的研究而言，在進行理論研究時也要通過民族經濟概念的運動來構造民族經濟學的論述體系，使自己的研究有一個邏輯嚴謹、論述清晰的體系。

四、結語

篇9

[關鍵詞]本土化　經濟學范式　中國經濟學　經濟思想史

[中圖分類號]F01；F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8)10―0052―07

共同榮獲197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位經濟學大師――繆爾達爾和哈耶克，盡管在學術主張上截然不同，但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關系上卻罕見地表達了他們之間的共同觀點?？姞栠_爾指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重大差別：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永遠也得不到常數和普遍適用的自然法則；也即，在我們的社會領域中，對事實以及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系的研究所涉及的事物，比物質的宇宙間的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系要復雜得多，而且變化多端并充滿流動性和不確定性。究其原因在于，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問題是關于人的行為的問題，而人的行為，不像自然物質一樣具有永恒不變的性質，人的行為有賴于并取決于生存其中的生活條件和組織構成的錯綜復雜的復合體；人類的行為表現為不同的、千變萬化的可變性與僵化的東西的各種組合，因而即使是在某一時點上和在某種特殊情況下，這些現象確實是難以把它們作為事實而定義、觀察和衡量的。同樣，哈耶克也指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存在著這樣的不同：一方面，自然科學研究的基本上是“單一”現象，很容易觀察到各因素之間的規律性，而社會科學把資料分類和確立其規律性并非根據它所具有的共性，而是基于我們所作的關于個人行為的假設；另一方面，自然科學所研究的事物之間的關系涉及到的是相對簡單的現象。而社會科學所研究的人與物或人與人的關系涉及到生活、精神和社會中更為復雜的現象，因而社會科學具有非常強的主觀性，它并不是按照客體所具有的共同屬性，而是根據個人對經濟現象以相同的方式所作的主觀反應去對經濟現象分類并找出其規律性的。這也意味著，社會現象中沒有一成不變的事情，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同樣的行動產生的后果完全不同；因此，我們就不能從中歸納總結出公理性的經驗規律，而只能對個體現象、個體行為和個人性質作出假設和概括。

一、社會科學離不開心理文化的基礎

經濟學本質上屬于社會科學，一方面，經濟學所研究對象――經濟現象――本身就是人類行為的產物，不僅主體的行為構成了經濟現象的一部分，而且主體的認知也構成了經濟現象的一部分，因而主體對經濟現象的認知也不是脫離自身的經驗和感覺的，即經濟學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另一方面，人們對社會現象進行探究并不是像自然科學那樣僅僅是應用不可變更的原理，相反是試圖對不合理的現狀進行改造以促進人類社會更為良性地發展，從而使社會科學的研究本身具有強烈的規范性。正因如此，經濟學的理論探索本身就充滿了主觀性和規范性：主觀性體現了個體的私人知識和傳承的社會習慣，規范性體現了個體的社會關懷和立場視角。Ⅲ正因為經濟學本身具有強烈的人文性，經濟學的科學性也體現在如何理解真實而具體的社會關系下人的理性內涵問題：顯然，具體社會中的人類理性具有豐富的社會性內容，而不僅僅是自然主義的先驗理性。事實上，經濟學根本上是要通過剖析人們的行為機理來探求提高人們的福利的途徑，因而經濟學不僅是要研究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也即，經濟學的研究必須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人面對著自然物時如何行為，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二是人對著他人或社會時如何行為，如何充分運用人的理性以實現社會需求的最大化。前一個內容可以借鑒自然科學的知識，但并不需要像目前這樣復雜化；而后一個內容根本上是心理學和文化學的內容，需要分析具體環境下人的行為方式和偏好。而且，根本上說，社會現象都必然涉及到后一個內容，因而需要認真研究內在經濟現象中的“人”的因素；譬如，米塞斯就把經濟學視為研究人類有意識的行為的科學，研究人如何達到他的目的。

而且，即使現代主流經濟學把經濟學視為研究理性人如何行為的科學，但理性本身也是具體社會關系下的產物，從而也具有明顯的社會人文性。事實上，經濟學所意指的理性主要集中于在人們的目的與選擇的手段之間的關系上，本意是強調達到目的的合理手段的選擇；但顯然，目的本身只不過體現了人們愿望，從而具有主觀性和多樣性，因而目的本身沒有所謂的理性與非理性之分。正是基于這一角度，“每個人的行為總是有理性的”，這表現為兩點：“(1)它指向某一目的；(2)在他眼里，它的收益必須超過它的成本，否則他便不會采取這一行動。”這意味著，對理性的理解和判斷與人的具體目的有關，如果僅僅因為從自己的評價角度看行動的目標是不值得追求的而把它們稱為非理性的，這顯然是無根據的。進一步地，人的目的與心理和文化有關，因而不同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下人的目的是不同的；特別是，受不同文化所熏陶的人之社會性也是不同的，因而其行為機理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正是因為社會現象是由人的互動行為產生的，而行為又受人的心理支配的；因此，有的學者就指出，心理學實際上是任何社會科學出發的基礎，所有根本性的解釋都要以此為基礎，分析具體社會關系下人的理以及人類行為造成的經濟現象。也正是由于不同社會環境下人的行為方式的不同，因而要真正探悉社會現象產生的內在機理，要探究人類有效的理性行動，則必須搞清楚行為主體的需求特點以及行為發生時的條件或背景；正因如此，經濟學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本土性，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也必須建立在本土行為機理的契合性基礎之上，而“所謂‘本土契合性’，就是指研究者的研究活動及研究成果與被研究者的心理與行為及其生態、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等方面的脈絡密切或高度符合、吻合及調和的狀態”。

其實，正如帕累托指出的，“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心理的活動，根據這一觀點，不僅經濟學的研究，而且還包括人類活動的所有其他部門的研究，都是心理學的研究，并且所有這些部門的事實，都是心理學的事實”；顯然，這一觀點也得到穆勒、波普爾等人的認可，而且，許多經濟學現象的經典解釋也依賴于心理主義。譬如，主流經濟學有關價格變化的解釋就是建立在假定一個或多名個人的偏好變化的基礎之上，現代經濟

學對人類行為中互動均衡的理解也是建立在心理學定律的帕累托有效的概念之上；可以說，從微觀經濟學的“戈森三大定律”到宏觀經濟學的凱恩斯三大心理基礎都與心理學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以致長期以來學界也往往把經濟學的思想視為心理學或應用心理學的一個分支。當然，由于現代經濟學產生、成長并壯大于西方社會，從而也就是建立在西方個人主義行為心理的基礎之上的；特別是，隨著20世紀30年代之后主流經濟學在美國最終形成，從而導致現代經濟學也深深地打上了美利堅民族行為的烙印。基于此我們認為，現代主流經濟學也就是真正的“西方”經濟學，而且，即使已經為廣大非西方國家所廣泛傳播和接受的馬克思經濟學，它也是“西方”非主流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們都是建立在西方人行為心理之上的，并體現了西方社會基本的自然主義思維(盡管與主流經濟學還存在一定的差異)。

正因為經濟學本身存在強烈的人文特性，需要與具體的文化心理相結合；事實上，經濟學探究的是社會主體行為所產生的經濟現象，而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的行為動機是不同的，從而建立在人類行為機理之上的經濟學理論也有所不同。例如，中國人的思維就與西方社會截然不同：在中國，人一直被視為思維和認知的主體，中國社會本質上也是人本主義的，它首先關心人類社會，儒家文明更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共生關系；因此，中國人的基本思維方式就是由人而物、由內而外、由社會而自然，將從對社會秩序的探究中獲得的知性逐漸反思到自然社會中，這是天人感應乃至于天人合一哲學的基礎。正如楊國樞指出的，“所謂美國心理學，無非是美國人的本土心理學：所謂德國心理學，無非是德國人的本土心理學：所謂法國心理學，無非是法國人的本土心理學。但在近代史的不同階段，中國心理學卻曾先后將這些國家的本土心理學當作‘世界心理學’或‘(全)人類心理學’，甚至將之視為可以照樣適用于中國人的心理學。試問，任何單一國家的本土心理學能夠置諸天下而皆準嗎?能直截了當地成為世界心理學或全人類心理學嗎?美、英、德、法大都是屬于基督教文化圈的國家。然則，基督教文化圈之人民的本土心理學能代表人類的心理學嗎?它能適用于儒家文化圈(中國、日本及韓國)的人民嗎?”顯然，這里把心理學一詞換成“經濟學”一詞，意思同樣存在；杰寧斯就強調，文化不僅保證了人類社會行為和社會內在安排的連續性，而且也意味著，社會過程不是由一個普遍規則所支配而是互動和歷史地決定的。

因此，經濟學本質上無法像自然科學那樣科學化、客觀化和通用化，而是具有強烈的本土化色彩：特別是，隨著經濟學研究對象從原先狹隘的物質資源配置領域轉向更為廣泛的社會關系領域，經濟學本土化的重要性愈發凸顯了，現代經濟學根本上面臨著一個本土化的問題。然而，盡管早期的古典經濟學本身就包含工程學和倫理學兩方面內容，但自新古典主義以降，經濟學日益局限于稀缺性資源配置的探究，而“人”這一因素在經濟行為中的影響逐漸被主流經濟學所忽視了；相反，它開始盲目地接受自然主義的思維方式，刻意模仿物理學等自然科學以求研究的“客觀”和“科學”，從而逐漸形成了與工程學的研究內容相適應的抽象化方法論。特別是，迄今為止的經濟學理論仍然建筑在西方的科學主義基礎之上，從而抹煞了經濟學的人文性和本土性，也使得經濟學理論與不同社會的具體制度安排相脫節。哈耶克就感慨，“20世紀肯定是一個十足的迷信時代，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高估了科學業已取得的成就；所謂人們高估了科學業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說人們高估了科學在相對簡單現象的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意指人們高估了科學在復雜現象的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為事實業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對簡單現象的領域中被證明為大有助益的技術也同樣適用于復雜現象領域的做法，是極具誤導性的”。為此，本文通過對經濟學說史中的本土化現象來對當前中國經濟學的走向作一分析。

二、經濟學說史及流派中的本土化現象

關于經濟學的本土化問題，我們可以從經濟學說史的發展以及各個流派的特性中窺見一斑：正是基于經濟學的這種本土性，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所形成的經濟學往往具有較大的差異，而這些不同特質的經濟學流派共同推動了經濟學的發展。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英國和法國，這兩個國家在歷史上形成了兩種相差很大的理性傳統：一是經驗的和演化的理性傳統。一是先驗的和建構的理性傳統：即為盎格魯的經驗主義傳統和高盧的唯理主義傳統。其中，法國受啟蒙主義時期的百科全書派學者以及盧梭等的建構理性主義影響較大，充滿了笛卡爾式的唯理主義；相反，英國傳統主要是由一些蘇格蘭道德哲學家所明確闡明的，他們當中的杰出者首推大衛?休謨、亞當?斯密和亞當?福格森，這些思想家所利用的資源主要是那種根植于普通法理學中的思想傳統。正因為兩個國家在思維特質上存在差異：從英國傳統發展的是演進理性，而法國發展的則更凸顯建構理性的特點；因而這兩個國家產生的經濟思想、理論和政策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法國的經濟學特別重視均衡和數理的分析，這一點顯然不同于與英國傳統強調演化和連續性的思想。事實上，在從重商主義向古典經濟學的過渡方面，英國就采取了較為溫和的方式，繼承和接受了重商主義重視商業和貿易的傳統：而法國的重農主義則是18世紀法國的資產階級在對重商主義的激勵批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把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因而更有效地探討財富的增加問題，并開始思考整個宏觀經濟的均衡問題。而且，在古典時期形成強調供給等于需求的薩伊學派與強調演化的斯密學派也存在很大不同，也正因如此，在邊際效用興起之后，瓦爾拉斯開創的洛桑學派主張與古典經濟學斷裂，也正是在繼承這種建構理性主義的思維傳統的基礎之上拓展了一般均衡的分析；相反，以馬歇爾為首的新古典經濟學則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和信奉“自然不會跳躍”的格言，充分將邊際分析與較早的以李嘉圖和穆勒為其冠冕的英國經濟學早期傳統結合起來，并基于演化理性主義的傳統構建了在特定域里的封閉性的局部均衡模型。

經濟學本土化現象更為突顯的例子是德國，德國本土孕育出來的經濟學說與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存在很大的不同，它特別強調歷史的意義和國家的作用，這主要源于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化上具有強烈的集體主義和文化主義色彩；二是歷史進程上的落后狀態使它無論是思想上還是經濟形態上都深受中世紀的影響。事實上，德國承襲了日耳曼部落人的民主政治傳統和立約、守約精神，在早期的日耳曼公社制度中就有民眾大會以及民選王的制度：民眾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它有權決定部落中的一切重大事務，包括立法等事項，并具有審判的功能；在日耳曼部落的民眾大會開會時，所有成年男子均全副武裝參加，由王來主持，但在開始時王的權力并不大，王由民眾

大會選出。隨著氏族貴族和軍事貴族勢力的增強，在日耳曼部落中也曾出現過“貴族議事會”，有關戰爭、媾和、土地分配以及對外交涉等重大事務，都先由貴族議事會審議，然后再在民眾大會上討論。這種形態也在神圣羅馬帝國中得到繼承：當時眾多邦國林立和封建主地方割據，為了解決教會的神權與皇帝的王權、國王與邦主之間的利益沖突，德意志皇帝、教皇以及大封建主之間經常進行爭斗，而每次較量的結果都會制定一項“詔書”、“條例”或“合約”之類的性法律性文件。因而帝國皇室的權力實際上很小，并形成了德國通過封建領主選舉方法產生君王的獨特歷史傳統。也正因如此，德意志地區長期以來都處于諸侯割據的狀態，直到18世紀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德國的思想家也尚未經歷過市民社會的生活：因此，德國的啟蒙運動在康德那里達到了其頂峰：但并沒有成熟就開始消逝了，而他的學生海德格爾將康德的啟蒙思想扭向了另一個方向，成為啟蒙運動的批判者，代表了前浪漫主義運動觀念的最初發展，其關注的焦點問題是文化差異觀、民族精神、各民族在歷史中的地位等。同時，為了快速提升國家和民族的力量，德國社會又特別贊頌國家的作用，認為個人是附屬于國家的分子。個人財富不僅依賴、而且必須服從整個民族國家的福利和權力；因此，德國的經濟學思想深深地打上了歷史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烙印，這不但與英國存在著差異，敵視孕育斯密思想的世俗化自然法則，而且與法國也有很大不同，敵視功利主義和強求來自理性的一般規則。

事實上，這種區別自從德國的官房學派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后來的歷史學派則更深刻地體現出了這一點；而且，即使二戰后受到了英美制度的改造，但德國的弗萊堡學派的經濟思想依然殘留著歷史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特征。其中，關于德國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的差異突出地體現在古典時期，當時以李斯特為代表的德國歷史學派就強調德國人的行為和社會環境與英國的不一致性，并以此出發認為，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存在這種普遍的經濟規律，而只可能有適用于某特定國家的經濟規律：從而嘗試建立以國家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提出需要確立一些新的適合于經濟落后的或正在興起的國家的原則，而且根據這種思路，李斯特等又將古典經濟學視為“英國的國民經濟學”。譬如，李斯特就認為，“政治經濟學或國家經濟是由國家的概念和本質出發的，它所教導的是，某一國家處于世界目前形勢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國際關系下，怎樣維持并改進它的經濟狀況”：因此，經濟學的任務就是將經濟現象加以歷史的經驗的敘述。從德國的民族立場出發開始著手建立德國的國民經濟學，李斯特強調，國家經濟學的任務是“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國家憑農工商業取得富強、文化和力量”，并研究“國家為了改進它的經濟狀況所應該遵行的政策”：而且，基于歷史發展的事實，他提出了經濟發展階段說，認為在不同的時期應該有不同的政策，相對于當時工業化程度最高的英國，相對落后的德國就應采取保護政策。特別是，盡管德國的歷史學派是根基于本國的歷史，但它對經濟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影響了本國的經濟學發展，而且派生出了美國的早期制度學派等。

正因如此，盡管20世紀30年代后美國逐漸把英、法兩大經濟學傳統合流起來，但德國經濟學卻仍然作為一個重要思想流派或泉源而存在著；直到現在，德國仍樂于將經濟學稱為國民經濟學，推崇自由市場的同時仍然偏好國家干預的弗萊堡學派仍然以新自由主義旗幟飄揚在當今世界經濟學界。顯然，這種經濟思想存在著明顯的歷史淵源和連續性傳統，如弗萊堡學派的創始人――歐根早期就比較傾向于歷史學派，只是由于面對一戰后魏瑪政府時期空前嚴重的通貨膨脹，歷史學派卻束手無策，歐根才放棄歷史學派的傳統，而走向經濟理論的研究；但不管如何，歐根的思想卻深受歷史學派的影響，他和他的追隨者反對概念式的經濟理論研究，而主張重視現實世界的經濟分析，而這被視為是歷史學派的精粹。而且，弗萊堡學派推崇的“奧爾多秩序”這一詞匯就是從中世紀歐洲基督教會關于“ordo”的觀點中直接脫胎而來的，它強調的是一種合乎人和事物本質的秩序，體現為一種有用和公平的秩序，從而具有較強的規范性色彩。事實上，根據中世紀基督教會的觀點，世界秩序是神授的秩序，這種秩序是“本質秩序”、“自然秩序”或“奧爾多秩序”，是合乎理性的人和事物的自然本性的秩序；而且，這種秩序特別強調連續的或適當的順序、有規則的排列，所以政治上往往用于指公民的等級、階級級別等，而教會也用來指教會內部的等級。此外，德國歷史學派的一些方法論和政策主張對經濟學的發展也作出了積極貢獻：一方面，目前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已認識到歷史經驗研究對于解釋現在、檢驗舊理論、發展新理論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歷史歸納法也已經被普遍接受并成為抽象演繹法的補充；另一方面，歷史學派認識到不加限制的自由企業不一定為整個社會生產出可能的最佳產出，因此對自由放任的批駁也已經成為經濟學的一般共識。

三、本土化現象對中國經濟學范式的啟示

當然，盡管西方經濟學說在發展過程中由于歷史發展界定和特殊文化的差異而產生出不同的流派，但是，整個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質是大體相通的：都是發源于希臘理性和希伯萊信仰，并且都受到基督教文明的長期洗煉；正因如此，西方社會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機理也大致相似，這為西方經濟學的趨同提供了相應的文化心理基礎：英、法兩大經濟學傳統逐漸被統一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旗幟下，德國學派的很多思想也不斷地被吸收進主流經濟學中。其實，李斯特并未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基本行為基礎，仍然把英國的古典經濟學稱為“世界主義經濟學”：但是，他認為，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經濟理論是不同的，英國的古典經濟學不適合德國的實際經濟狀況，因而主張德國要建立更適合自己經濟發展背景的經濟學，并基于歷史發展階段提出了國民經濟學。也正因為如此，當西方各國的經濟發展狀況開始趨近以后，原來具有濃郁本土化傾向的各流派就開始逐漸統一起來；當然，這種統一也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也更趨同化的情況下的(如德國社會的個體主義意識已經明顯增強)。與此同時，這種統一也與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日益集中在資源配置領域有關，這可以更好地引入自然主義思維，并以物理學和生物學為效仿的榜樣；正因如此，我們說，以美國為中心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實際上是源于西方各國的理論和思想之綜合，并逐漸用數學分析和經濟計量學來作為經濟學的統一語言。正如斯皮格爾所說，“盡管很多不同的民族都對經濟思想作出過貢獻，但大體上說，經濟思想是整個西方文明遺產的一部分”。

然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人的行為卻與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別，即使像日本這樣已經高度西方化的國家。在一系列的社會制度上也與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別；因此，經濟學的東方化就不像李

斯特所講的那么簡單。這需要對經濟學基本的微觀行為機理進行修正。事實上，我們知道，盡管日本的經濟實力已經非常高，且社會制度也與西方存在如此的差別，但在經濟學領域并沒有取得相應的成就和聲望；究其原因就在于，當前的經濟學話語權還為西方社會所掌握，而東方社會迄今也沒有提供一個相應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盡管日本學者也正在朝這方面努力。楊國樞說，“時至今日，儒家、佛教、伊斯蘭教三大文化圈的心理學者大都仍在東施效顰，以盲目模仿基督教文化圈的本土心理學為能事，所發展的只是一種西方本土心理學(特別是美國本土心理學)的復制品――西化心理學”；顯然，經濟學更是如此，因而經濟學更自詡為客觀的一般化的科學，這種一般化實際上也就是將西方經濟學一般化。正因為經濟學基本研究范式，特別是其基本微觀行為基礎是西方的，那么，當前的經濟學也只能是“西方”經濟學，沒有以自身的行為機理為基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本土化理論。顯然，目前社會上流行的那些本土化口號也僅僅是膚淺的將研究對象本土化而已，而其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思維也都是西方的，也必然無法真正搞清楚中國社會現象的內在機理。

篇10

在全球化趨勢的帶動下，各行各業的經濟發展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有效開展經濟學人才的培養非常重要，在教學中適時滲透經濟思想也非常必要，這是適應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1.1適應市場需求的必然途徑教學的實質是幫助學生盡快融入到社會實踐中，因而加強教學的實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前提。電子商務及國際貿易不斷發展，極大地增加了各大企業的經營風險，在這種復雜的經濟環境下，要及時融入新思想，以更好地幫助企業適應當前的經濟環境。傳統的經濟學教學理念無法滿足當前的市場需求，加強經濟思想的滲透可改善教學現狀，適應市場的發展需求。

1.2經濟學教學質量提升的有效方法經濟學教學的目的是通過培養專業性人才，幫助人們客觀分析當前的經濟環境，為下階段的經濟活動做準備。雖然當前的高校教學中現代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實際教學質量仍然存在較大不足，教學內容滯后、教學方法單一等弊端，導致經濟學教學的優勢無法有效發揮出來。經濟思想的滲透可以很好地改善經濟學的教學現狀，突破傳統的經濟學教學。

2經濟學教學中的不足

教學質量的提升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共同配合才能實現，教師個人的專業素養、學生對于知識的吸收能力、教學設備及教材等都會對教學質量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2.1教師自身不足這種不足不僅表現在專業能力上，同時也表現在教學方法與教學理念上。教師自身的專業經驗對教學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高效的經濟學教學需要教師依據自身經驗，全面理解并合理安排教材內容。這就對專業教師提出較高要求。

2.2學生個人意識的影響經濟學在高校中比較普遍，其作為一門基礎性較強的學科往往無法得到學生的重視，學生僅出于對學分的需求，側重于對考試技巧的掌握，而在系統性知識與思維的培養中存在較大。

2.3經濟學自身教學特點的影響經濟學對師生的要求比較高，且涉及的知識面也非常廣，在實際教學中，部分理論知識過于抽象，學生不能很好地掌握。受教師個人教學習慣的影響，無法充分發揮當前先進教學設備的優勢，在營造課堂氛圍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不利于學生個人興趣的培養。

3經濟學教學中經濟思想滲透的措施

3.1加強重視，改進教學理念經濟學是一門較為實用的學科，在具體的教學中可結合實例具體分析，從而讓學生直觀地感受到經濟學的作用，轉變意識。經濟思想的滲透可幫助學生了更好地實現角色轉變，主動承擔相應責任，從而促進教學質量的提升。

3.2教師的自我完善由于經濟學是一門重要的基礎性學科，因而在實際教學中要充分發揮教師的優勢，提高教學效果。定期擴充專業知識，更新教學理念，發揮先進教學設備的優勢，重視新思維的學習與分析，加強與學生之間的溝通，從學生感興趣的地方著手，有針對性的進行經濟思想的滲透，營造活躍的教學氛圍，幫助學生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

3.3教學重點轉移到經濟思想和原理方面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是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在這兩門課程的教學中，應將教學重點轉移到經濟思想和原理方面。對低年級的學生來說，在講授經濟學課程時應把教學重點放在經濟學經濟思想和原理方面。在經濟學課堂上多穿插一些經濟思想方面的內容，包括近來的經濟學思想與早期理論的聯系。

3.4采取融合的教學思維模式教師在講授原理之前要為學生提供各種背景材料，在解釋過去文獻的基礎上介紹最新的理論，并依據不同背景點評經濟學家的處境和思想，從而引出東西方經濟思想的差異性。結合原理揭示經濟現象的本質特征，據此講解經濟學基本原理，使學生掌握經濟學的基本定義和實質，總結經濟學研究的方法和模型，利用簡單的方法和模型解讀經濟學原理，理解其內在規律。

4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