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傳承的意義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非遺傳承的意義，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傳統手工藝的生存與發展有自己的特點。這類非遺中的大多數并非僅靠傳承人和技藝的傳承就可以存在，更重要的是需要通過產品的生產和市場銷售而生存。

走生產性保護的路子，四川的保護措施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鑒的案例。

藏羌繡：不能失傳的技藝

傳統手工技藝的保護離不開社會各界的積極參與，適時的幫扶將對這些技藝的生產和傳承起到意想不到的點化作用。

6月16日，文殊坊白云寺金馬巷充滿藏羌文化氣息的“藏羌繡苑”內，3名身著民族服裝的藏族婦女正在現場演示“紡線”、“搓線”、“牽”、“織”等藏織的制作過程，織機的咔咔聲不時輕輕響起：一旁的長桌邊坐著4名羌族婦女，也各自用五彩絲線在布面上繡著圖案，悠緩的走線，輕快的笑語，使人仿佛置身于阿壩的藏寨羌碉之中。

“我們的技師一共有10名，5個藏族，5個羌族，都是從阿壩州理縣、小金、茂縣等地過來的，最大的都61歲了。她們都是第一次來成都，為的就是展現藏織羌繡的技藝，為家鄉的婦女爭取產品訂單。”52歲的“藏羌繡苑”當家人、阿壩嘉絨藏族編織挑花刺繡工藝傳承人楊華珍說。

楊華珍的團隊是2009年5月12日進駐“藏羌繡苑”，成為這里主人的。“藏羌繡苑”的主要功能是進行藏織羌繡手工藝品展覽和技藝展示，為前來訂貨的客戶提供樣品，最后的成品制作則由家鄉的農村婦女完成。

開店1個月，“藏羌繡苑”的藏織羌繡制品受到了熱烈追捧，楊華珍接到了總額達30萬元的訂單。“還有許多人前來洽談合作和培訓的事情，這些天真有點忙不過來啊。”小店經營的火爆，楊華珍始料未及。

“其實我不想當什么傳承人，只是覺得藏織這門技藝在我這一代失傳了，實在可惜。地震以后，阿壩州很多婦女失去了房屋、土地，也失去了經濟來源，我很想幫助她們，讓她們憑借祖先傳下來的技藝，不離鄉離土，就能進行生產自救。”楊華珍動情地說。

就在楊華珍四處奔走，為阿壩婦女們開拓市場，爭取產品訂單時，中房集團、文殊坊管理公司找到了楊華珍，表示將無償提供一處場所，幫助她們打開市場銷路。

“這家店面從裝修到展廳布置，甚至展示技藝所需要的絲線，都是中房集團為我們提供的，沒有這個平臺，我們根本拿不到這么多的活路做。在這里，我體會到了社會各界對藏織羌繡技藝價值的認同，也對這門技藝的未來充滿了希望。有這么多好心人的幫助，我們一定會好好珍膳。”楊華珍的話里充滿感激。

“藏羌繡苑”開業以來，楊華珍拒絕了3批社會人士的捐款。“我跟他們說，我們不要救濟，我們要的是合作，要的是訂單。只有讓遠在家鄉的婦女們進行生產，她們才能獲得長久的收入來源。地震以前，古老的藏織技藝只有50歲以上的婦女才懂，手藝精湛的技師也很少。現在，我們能夠培養更多年輕的藏、羌婦女參與到生產中，我們的技藝一定能更好地傳承下去。”

借助文殊坊的經營平臺，通過走向市場，地震災區的一門瀕臨失傳的技藝得到了有效的保護。其實，通過社會各界的積極參與。只要適時幫上一把，許多身懷絕藝的“楊華珍”們就能讓傳統手工藝煥發出驚人的活力。

漆藝：傳承人的憂慮

后繼無人，是許多傳統手工技藝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政府應該成為拯危救難的主力軍，在推動傳承人培養上作出更多的努力。

在浣花風景區非遺展示基地“錦繡工場”的漆器展廳里，擺放著成都漆器廠自1956年建廠以來的精品。其中，掛在展廳中央的一幅“大樂與天地同和”漆畫最為顯眼。它的主要作者是成都漆藝國家級傳承人尹利萍。

年近花甲的尹利萍說，“制作一件精美的漆藝產品非常耗費時間和精力，我覺得年紀大了，以后也做不了多少這么好的精品了，所以過段時間我想把我的幾件作品從展廳里拿回來，留給自己做收藏。”

留給自己做收藏，尹利萍的話中透露著淡淡的“大師遲暮”的感覺，而這背后，還隱藏著她對成都漆藝發展深深的憂慮。

成都有3000多年的漆器生產史，成都漆器是中國五大名漆之一，現在這門手藝卻面臨后繼無人的尷尬境地。

從事漆藝工作30多年，尹利萍最為擔心的事情是找不到合適的培養對象。“漆器制作工藝非常復雜，設計、漆胚板、上底灰、涂底漆……一個學徒至少要學5年，才能掌握基本的工藝流程，而要在表現力極其豐富的漆器制作中取得一些成就，更是需要多年的磨練。”

漆藝學習的過程是非常艱苦的，研習者要在長時間中忍受沒有功利的寂寞，普通學徒一個月才七八百元收入，還要忍受對天然生漆的過敏反應，因此愿意全身心投入學習的年輕人寥寥無幾。加之市場占有率小，社會認同度低，都造成了目前漆藝傳人“斷檔”的狀況。

據尹利萍介紹，目前包括退休人員在內的高級技師和工藝大師，還在“堅守陣地”的也就40多個人。“他們中的很多人，20多年都沒招過徒弟了。”

后繼乏人，是當前絕大多數傳統工藝都不得不面臨的發展難題。非遺保護專家、成都民俗研究會副會長張世英認為，第二屆非遺節的舉辦，讓包括漆藝在內的很多傳統手工技藝得到了民眾更多的認知，創造了非遺保護更為良好的大環境，但是許多非遺項目自身“造血”功能比較差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政府應該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從資金上給予更多的支持，幫助傳統技藝傳承人進行長遠規劃，為傳承人培養機制的建立提供有效保障。”

6月11日，由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召開的全國非遺保護、古籍保護暨文博事業杰出人物表彰、頒證、授牌電視電話會議四川分會場會議在成都召開。省文化廳教育科技處處長、非遺保護中心副主任任丘在會上透露，國家財政部、文化部正在擬定為非遺傳承人保護提供資金保障，國家級非遺傳承人每人每年補貼最低標準為8000元人民幣。

“這樣的國家補貼雖然不多，但是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所邁出的重要一步。”尹利萍說，“這是國家對我們這些傳承人予以的肯定和支持，也是一種保護的形式。如果這樣的鼓勵措施再多一些，再有力一些，應該能夠吸引更多的年輕人關注并投身到非遺項目的學習和繼承中去。”

蜀繡：“他山之石”的借鑒意義

傳統必須適應現代，并深入到普通民眾的生活當中，才能煥發生機。而做到這一點，必須打破藩籬，以開放的姿態求新求變。

作為第二屆非遺節分會場之一的郫縣安靖鎮，憑借非遺節的舉辦，大大提升了知名度。在7天的“繡天下”國際刺繡藝術節上，極具文化特色的蜀繡廣場、蜀繡藝術館，極宮四川民俗特色的拋繡球、吼山歌等活動，吸引游客達20萬人次，實現旅游總收入700萬

元。在今后幾年，安靖鎮將打造為“蜀繡風情小鎮”，成為蜀繡工藝展示的窗口和示范基地。

非遺保護專家張世英認為，這樣的產業化發展模式，為非遺項目的保護提供了一個范例。“但是，蜀繡與同屬中國‘四大名繡’的蘇繡相比，在發展上的差距還很大，蘇繡的經驗值得借鑒。”

由于在傳承歷史文化的同時，注重快速接軌市場、走向市場，蘇繡已成為一個擁有“10萬繡娘”、年產值10億元、在全國擁有300多家經銷點的龐大產業，并形成了系統的創作、繡制、營銷專業分工的產業鏈。張世英說，蜀繡的發展也應該如此，除了走精品化路線之外，還應該與大眾接軌，讓產品走入更多普通民眾的生活中去。“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活態文化，植根于生活當中，是離不開民眾的積極參與的。傳統手工藝只有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才能真正得到更好的保護、傳承和發展。”

6月9日下午，文殊坊麻將與茶文化博覽館舉行了一場“民間傳統工藝與現代應用主題交流會”，非遺傳承人、現代設計師、學者和企業家會聚一堂，進行了一次發展傳統工藝的思想碰撞。

蜀繡工藝國家級傳承人楊德全在交流會上展示了自己的作品，其中有以傳統花、鳥、魚、熊貓等圖案為主的作品，也有富于現代氣息的人物繡像和風景作品。“蜀繡在制作工藝和傳承人培養方面都沒有問題，但是在圖稿設計、產品包裝和營銷上還沒有緊跟時代需求，缺乏突破自身的能力。我們特別需要借鑒專業的現代設計團隊的經驗，通過交流合作，激活蜀繡的創新力。”楊德全說。

針對這一話題，許燎源現代設計藝術館館長許燎源認為，傳統的手工藝在當代已失去了傳統文化語境的多層次蘊涵，很多產品的形態只具備舊民俗象征的簡單符號意義。“傳統的工藝紋飾大多已不適應現代審美的情趣，如果不在產品設計上推陳出新，只是照搬固有的設計元素，就會形成‘有工無藝’的局面，得不到發展。”在許燎源看來，傳統的元素一樣可以現代化，傳統技藝必須與現代設計、包裝相結合，才能重現生機。

傳統手工藝應該在生產技藝和生產形態上求新求變，成為與會者們的共識。“傳統手工藝如果死守祖先衣缽，不求變化，最后的結局必然是坐吃山空，逐步消失。”四川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林木教授說，中國的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夠綿延數千年，不斷地融入各種文化元素進行創新，不斷適應當時社會和民眾精神需要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交流會上，幾位蜀繡、漆藝、藏羌繡傳承人與許燎源現代設計藝術館、文殊坊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準備共同建立“文殊坊藝術精品軒”，通過集聚各方優勢，把傳統手工藝的生產性保護提升到更高的層次上。

四川省文化廳產業處副處長李慷表示，這樣的交流與合作方式，體現出企業家、藝術大師高度的文化責任感。民間技藝與現代設計和營銷手段相結合，將極大地推動非遺傳統工藝的產業發展。

鏈接

6月1日至13日，第二屆中國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13天時間，以“多彩民族文化、人類精神家園”為主題，設立成都非遺國家公園主會場及文殊坊街區、金沙遺址博物館、郫縣安靖、崇州和都江堰5個分會場。來自國際國內的120余史表演隊伍和1000多個非遺項目參加了6大類370多項節會活動，吸引了520萬人廣泛參與，凸顯了“文化的盛會、民眾的節日”的辦會宗旨，有力地推動了非遺保護，展示出巨大的國際影響力。

篇2

標價360元的一壺兩杯竹編茶具，一天能賣出好幾套，邛崍竹編干脆臨時在展柜前設起銷售點;云南建水的紫陶、四川瀘州的油紙傘、重慶的榮昌折扇、甘肅的慶陽香包等展品，都引來不少人駐足欣賞，“忍不住開啟了買買買模式”、“每樣都想入手”成為了許許多多觀展者的共同心聲;在“巴蜀工匠?非遺精品展”現場，一個被圍得水泄不通的展柜上，貼了張小紙條，上面寫著“展品不賣，如欲購買，請移步文殊坊”，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成都銀絲花制作技藝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道安大師推出的各種精致的銀花絲項鏈、戒指等首飾，令不少觀展者“一見鐘情”、“戀戀不舍”，詢價的聲音此起彼伏，似乎無法止息……

第六屆中國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期間，傳統非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專名簡稱）“滿血復活”成為了搶手貨。

事實上，非物質文化遺產并非“高不可攀”。6月10日上午，第六屆中國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暨2017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文化部主場活動開幕式舉行，淅淅瀝瀝的雨任性地從成都的天空中飄灑至大地，觀展者的崆槿此亢斂患酰他們舉著傘從四面八方匯聚于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園，來自全世界的1100多項非遺項目，將從這一天開始直至6月18日，持續“烹飪”出一場場歷史與文化的饕餮盛宴。在這里，小朋友們圍著提線木偶、皮影、年畫看得津津有味;年輕人爭先恐后地拜非遺傳承人為師，有的體驗做糖畫，有的學起了面塑、竹編;老年人可以圍坐在一起，欣賞“尋找天籟之音――四川省非物質文化聲音檔案”視聽展。

非遺的“身影”，其實不僅僅在“非遺節”期間才能隨處可見，日常逛街的時候，或許吸人眼球的“中國風”女包恰恰是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上海絨繡”工藝織就的;外出休閑旅游的時候，或許能偶遇巧奪天工的徽州歙硯，品味到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武夷巖茶制作技藝傳承人沖泡的佳茗……

那么，讓非物質文化遺產“活起來”、“動起來”、“傳下去”，非遺傳承人有何絕招？

讓“活在當下”不再尷尬

當《小康》雜志記者在第六屆中國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上見到留著披肩長發、戴著特色民族頭飾、穿著羌族傳統服飾的沈艷燕時，距離“中國非遺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西南民族大學羌繡班的結業已經有半年多的時間了，但對于培訓的收獲，這位四川省工藝美術大師、平武羌繡代表性傳承人仍然念念不忘，“這次培訓主要是開拓眼界、發散思維，讓大家領悟民族藝術的傳承不是一味守舊，也不是盲目創新。”

在這個由39名羌繡傳承人組成的班級里，四川平武縣明陽村大地社社長王曉兵是唯一的男學員，也是羌族少有的男繡郎。他十四五歲時就會羌繡了，但對于羌繡的文化價值卻并不清楚，只是把它當作日常的一門手藝。參加完培訓，王曉兵不但了解到各種針法，還明白了其中的含義。 盛大開幕 2017年6月10日，第六屆中國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盛大開幕。

地地道道的羌族繡娘吳小蓉則領悟到，只需要稍許改變，傳統羌繡便可以與現代時尚接軌。許多羌族女孩都是從記事起就會使用繡花針的，技法則是由家中的老人言傳身教，以前，吳小蓉覺得作品的顏色越鮮艷越漂亮，可以隨心所欲進行搭配，作品也不外乎被套、傳統服飾、茶席等，通過這次培訓，她才知道，傳統羌族刺繡在現代服飾中也可以靈活運用，色彩淡雅的羌繡更容易被都市白領接受。

民族精神的DNA――這是中國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稱譽。“如果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消失了，我們損失的不只是一門技藝，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寄寓其中的寶貴智慧和精神血脈。”多年從事民俗與非遺保護研究的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蔡豐明認為，非遺雖然大多是傳統社會的產物，但它們在當代社會中依然有一定的生命力，只有將其與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聯系起來，才能更好地活在當下。

然而就在三年前，非遺的傳承與保護狀況還顯得有些“尷尬”。2014年年底，第七屆潘家園非物質文化遺產交易博覽會邀請了包括面人彭、毛猴孫、風車王、皮影周等諸多非遺手工藝品的工藝大師和收藏專家，聊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這些傳承人普遍袒露出比較擔憂的心態。風車王講述道，他最開始學做風車，主要目的是為補貼家用，當時家境貧寒、工資不高，一家人幫別人糊火柴盒掙點外快，火柴盒的價格極低，糊好1200個還要打包送到買主那里，才掙六毛錢，可是當時糊一個風車輪子就能掙兩毛錢。但是現在，很少有人玩風車了，能堅持制作風車，也只是為了自己心里的信念，要將這門手藝傳承下去，但若要真正地傳承，首要的事情――收徒弟，就是一大難題。

沈艷燕也曾有過類似的擔憂。2008年的汶川地震，受損的不僅是她家鄉的房屋建筑，還有那些早已瀕危的羌族非遺技藝。由于羌繡技法幾千年來都是通過家庭內部口傳親授，加之強震影響，更是面臨后繼無人的局面。如何才能讓“養在深閨、不為人知、后繼乏人”的羌繡得以傳承？僅靠沈艷燕的一己之力，肯定不行。

這樣的狀況引起了文化部領導的注意。“由于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遷，一部分以手工藝為主要生計來源的傳統工藝項目傳承人群，面臨產品需求萎縮、收入不足以解決生計的困境，致使年輕人不愿學習和傳承手工藝，傳承后繼乏人。”在第六屆中國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暨2017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文化部主場活動開幕式召開的當日下午，第六屆成都非遺節國際論壇舉辦，文化部副部長項兆倫在發表以“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理念與實踐”為主題的主旨演講時提到，“為此，我們把努力實現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改善生活、豐富生活的統一，提升年輕一代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重要性的認識和參與積極性，不斷增強傳承活力與后勁，作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重要目標。”

“研培計劃”助力匠人妙手生新品

在文化部領導和工作人員們看來，能力建設直接關系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時代變遷中的可持續發展。具體而言，傳承人群的傳承與當代實踐能力，包括對本地區、本民族文化傳統的認識深度，對相關遺產知識和技藝的掌握程度，進行再創造所必須具備的知識和技能，也包括在一些項目傳承實踐中獲得相應經濟收益的能力。

“幫助傳承人群獲得和增強這些能力，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重要著力點。”項兆倫介紹道。而實施“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以下簡稱為“研培計劃”），便是一項重要的舉措。文化部和教育部一起，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提供大學的學術和教學資源支持，通過對以持有者和從業者為主體的傳承人群的短期培訓，幫助他們加深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理解，強化對相關遺產知識、技藝和流變脈絡的認識與把握，了解時代變遷帶來的審美變化和社會需求變化，豐富藝術、材料等方面的專業知識，掌握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 匠心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離不開匠人匠心，每一位非遺傳承人都在以自己獨有的方式展示著他們的匠心之作。

在第六屆中國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期間，首次設立的板塊“中國傳統工藝設計暨研培計劃成果展”就是旨在總結2015年、2016年研培計劃和傳統工藝工作站的成果，讓觀展者近距離接觸其中的優秀作品，集中向公眾展現非遺傳承人群對于“將傳統技藝融入當代生活”的諸多思考。這一板塊共展出作品680余套，遴選自57家研培計劃參與高校和5家傳統工藝工作站推薦的1500余套作品。建水紫陶燒制技藝云南省代表性傳承人田靜的“承瑜”套件作品便位列其中。

從1996年開始，田靜就在建水當地拜制陶的老手藝人為師了，后來，她考入景德鎮陶瓷學院（現為景德鎮陶瓷大學）學習陶瓷造型設計，畢業以后又回到建水跟隨師傅學習。建水紫陶是云南省建水縣的地方傳統手工藝品，始于元末明初。用建水近郊五色陶土（紅黃青褐白）制作成型，經過書畫、雕刻、填刮、燒煉、磨光等工序，陶器色澤深紫，花紋雪白，叩聲如磐。具有濃厚的民族文化特色。于1953年在北京舉辦的全國民間工藝品展覽會上被列為我國四大名陶之一，與江蘇宜興陶、廣西欽州陶、四川榮昌陶并駕齊名。被國務院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建水紫陶能傳承近千年并名揚大江南北，與其制作、燒成技藝不無關系，在制作技藝上，建水陶保留了傳統的手工制泥工藝，經過24道程序之后的泥才可以拿來制作陶器。

2015年年底，“非遺傳承人群清華研修班”第二期在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拉開帷幕，田靜全程參與了研修班學習。在研修期間，班里的21名學員利用半天時間在校園里進行了現場展演，當時的京城已是隆冬，又有霧霾縈城，但依舊擋不住參觀者的熱情。田靜一邊進行手工演示，一邊為粉絲們答疑解惑，忙得不亦樂乎。與來自全國各地的傳承人共同學習、相互交流，除了對傳統手工藝的傳承與發展有了新的認識外，田靜還和同班的陳俐宇發生了一場“美麗的誤會”。

陳俐宇是河南太行山麓悠久的野王器髹飾技藝第五代傳承人，在一次展出中，田靜發現了陳俐宇的一套化妝盒。“你讓現代女性用這么好的東西，調制顏料，再化妝，可能性很小。”田靜提議，“能不能用你這廟堂之上的盒子，給我放一些小茶食？”她的合作就此展開。

兩人的技藝都具有豐富的內容，但為了讓河南野王器髹飾技藝與建水紫陶燒制技藝這兩種古法能夠穿越時空、搭配協調、完美交融，陳俐宇和田靜開始狠心“做減法”。器具形狀的搭配是兩個人面臨的第一個難題。陳俐宇的漆器為圓形，也是整套作品的輪廓主體，田靜為了配合她，舍棄了建水陶中最經典的圓壺造型，打造了一把精致的小方壺。第二個讓彼此感到“糾結”的是顏色的協調。野王器以華麗、高貴著稱，這是建水陶很難具備的，為此，陳俐宇舍棄了漆器上的全部精美花紋，只留下野王器中最具識別性的紅與黑色調，而為了迎合紅與黑的色調，田靜也舍棄了建水陶的特有泥色，選擇了淡雅的灰胎。

經過兩位“匠人”的妙手生“新”，一套由兩種非遺技藝組成，淡雅、清新、脫俗的作品呈現出來。以前，野王器髹飾技藝并沒有很好的市場，雖然陳俐宇全家都在堅守著這門技藝，但卻只能靠做家具生意維持生計，相對而言，伴隨著茶具飛入尋常百姓家，建水紫陶燒制技藝的市場較為廣闊。而當被田靜形容為“美麗的誤會”的合作展開后，野王器生機重現，原本放在壺承上面的建水陶茶具也增色不少，最讓陳俐宇和田靜感到振奮的是，經過創新和“再設計”，野王器髹飾技藝如今擁有了走向市場的可能性。

類似的案例在“研培計劃”中不勝枚舉。原本互不相識的徽墨、湖筆、曹氏宣紙的傳承人，通過“研培計劃”，受到了中國“整體性保護”非遺原則的啟發，于是締結聯盟、開啟了新征程――文房瑰寶重聚首，成品比以往的單品更具特色。鈞窯傳承人劉紅生與徽州菠蘿漆傳承人俞均鵬也攜起手來，在2016年北京國際設計周上，他們合作的花瓶引人駐足。

一個人能帶動一批項目和一片地區嗎？

在過去的兩年多時間里，因為“研培計劃”，全國1萬多名曾一門心思埋頭于手藝的人走進校園，拓寬了眼界，提高了技藝，并且對所持項目的文化內涵有了更深刻的領悟，對自己手藝的價值和潛力有了更強的自信。“2017年參與大學已達78所。到2020年，參加人數將超過10萬。”項兆倫稱。

無疑，對于非遺保護和傳承而言，“研培計劃”顯得彌足珍貴，培訓一人，帶動的往往是一批非遺項目和一片地區的非遺傳承人。

今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文化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聯合印發的《中國傳統工藝振興計劃》，部署促進中國傳統工藝的傳承與振興，也為“研培計劃”提供了制度保障。

家住青海塔爾寺附近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銀銅器制作及鎏金技藝”代表性傳承人何滿曾經帶著困惑走進清華大學，在他的家鄉，“灰頭土臉的手藝人總被瞧不起”，他見過太多的匠人一個個外出靠打工來賺錢，在機器能大批快速制造銀銅器的時候，手藝人很難找到自己的價值。

“持續加大保護力度，著力支持傳承實踐”也是中國非遺保護工作的重要舉措之一。去年，中國政府將給予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的傳習補助經費由每人每年1萬元提高至2萬元，不少地方也相應增加了補助。2009年以來，已支持各地建設了3000多處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館和11000多處傳習中心，命名了100多個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建設了153個保護利用設施。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中，又規劃了219個保護利用設施的建設任務。

銀銅器制作及鎏金技藝，在青海湟中擁有300多年的悠久歷史，素以形薄、光亮、輕柔、質純等特點著稱，使用敲、鏨等技巧，通過浮雕、平雕、掐絲等表現手法，加以獨特的技藝――鎏金，一錘一鏨敲打出青藏高原獨有的“奢華”之色。學習銀器制作非常艱苦，沒有七八年的磨練根本學不好手藝。從16歲開始，何滿就跟隨父親學藝，手藝傳到他這里已是第三代。

這些年國家政策對非遺保護的傾斜，讓何滿感受到融融暖意。參加“研培計劃”后，在清華大學的校園內，何滿聽藝術史的老師們講了中華文化的歷史淵源與發展脈絡，看了不少國內外藝術精品，他還和其他傳承人一起參觀了故宮、國家博物館、工藝美術館，在打開了眼界的同時，他從心底感覺到了“匠人”的偉大。

研培結束后，出自于何滿手上的銀銅器也悄然發生著變化――不再局限于民族或宗教用具，而是貼近實用生活;他練就了40多年的鎏金手藝也不僅僅貢獻于寺廟，新開發的拇指大小的轉經筒掛飾廣受青年喜愛。

如今，在何滿的家鄉，非遺受到了熱捧，何滿的兒子還在山西攻讀碩士研究生，但已有了把所學用于非遺的念頭;何滿的女兒出嫁了，卻產生了回家學手藝的想法;何滿的徒弟們紛紛立志，表達了堅守傳承銀銅器制作及鎏金技藝的愿望。今年3月底被選為“研培計劃”咨詢專家的何滿，已經促成了年輕的湟中銀銅器制作手藝人赴北京學習的事宜。

從2008年開始致力于羌繡傳承發展的沈艷燕，原來只是想用羌繡來治愈汶川地震的創傷，結果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在西南民族大學羌繡班參加培訓之后，沈艷燕想運用學到的知識，聯合當地的人一起把羌繡做成一個文化產業，讓大家的手工羌繡進入市場，帶來收益，改善生活水平。羌繡有了名氣之后，也不斷有高校教師、藝術工作者走進羌寨，引導繡師們將作品更好地融入市場。沈艷燕希望，通過羌繡技藝與現代藝術的結合，古老的羌文化能夠走進千家萬戶，走進現代生活。

平武縣平通鎮益泉村村民任朝清就是在沈艷燕的勸說下，開始系統學習刺繡，成為一名繡娘的。在系統學習之前，任朝清平時就有刺繡和剪紙的愛好。現在，農忙之余，任朝清從事羌繡便能增加幾千元的收入。沈艷燕把羌繡文化的保護傳承與旅游、農業等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以羌民俗文化、古羌梅文化、茶文化等為主題的特色文化旅游、文化創意品牌，形成了“小針頭帶動大產業”的商業模式。家住鎖江羌族鄉的貧困戶彭貴秀在沈艷燕的帶領下學會了羌繡，成為云朵繡坊里的一名繡娘;豆叩鎮銀嶺村村民趙熠雯外出打工返鄉后，在沈艷燕的幫助下開辦了以茶文化為主題的“羌韻雯繡”農家樂和云朵繡坊，游客在采茶、品茶的同時還能親手繡茶花……如今，平武羌繡已帶動200余戶貧困村民致富，并帶動了50多家農家樂的發展。

新生代傳承人的非遺生意經

截至目前，全世界共有429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代表作365項，急需保護的非遺名錄47項，優秀實踐名冊17項。其中，中國共入選39項，代表作31項，急需保護的非遺名錄7項，優秀實踐名冊1項。這些優秀傳統文化使得中國躋身為非遺大國，而隨著近幾年非遺保護傳承實踐、保護傳承能力、保護傳承環境工作的不斷加強、完善，非遺“新生代”開始漸露鋒芒。

去年3月27日，“研培劃”試點成果匯報展在春意盎然的水木清華拉開帷幕，41名學員初嘗收獲，140套、300余件傳統工藝精品亮相，作為一名傳統文化研究者、《中國畫學刊》副主編，藝術獨立評論人張書云應邀觀展后，在《不負春光 傳承正當時》一文中寫道，“說到非遺傳承人，常常會讓人聯想到白發蒼蒼的老者，而我看到參加清華學習的非遺學員不少是年輕面孔：開封朱仙鎮木板年畫傳人李力、蜀繡、鈞窯煉制技藝傳人劉紅生、徽州漆器傳承人俞均鵬等一批人為70后，他們現在正是非遺傳承的主要力量;另有一些經歷過高等美術教育的，江蘇南通藍印花布研究名家吳元新的女兒吳靈姝、南京剪紙第六代傳人張鈞、潮繡傳人詹惠娜等一批學員為80后;年齡最小的是河南唐三彩傳人高賀，是90后傳承人中的佼佼者。”

幾乎每一項非遺的保護與傳承，都有著講不完的故事，其中有輝煌、亦有坎坷，而每一個故事的背后，都離不開一代又一代傳承人的執著堅守。

在瀘州，年輕的小伙子畢原紳幫著父親畢六福把油紙傘生意做得紅紅火火。被譽為“中國傘王”的畢六福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瀘州分水油紙傘制作技藝的傳承人，他的油紙傘制作技藝的傳承方式是家族式的，一代代傳下來，到畢六福這里已是第六代了。畢業于電子科技大學的畢原紳原本在一家軟件公司工作，事業上順風順水，只是如果堅持做下去，父親一輩子的心血和家族的努力可能都白費了。于是，2009年年底，畢原紳回到家鄉，用3年時間，跟著父親系統地學習如何從選料到做成一把油紙傘。

為了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在市場上站穩腳跟，2010年，畢原紳牽頭成立瀘州市江陽區畢六福傘業有限公司，同時注冊“畢六福”為油紙傘品牌，整合了油紙傘的制作、銷售、推廣、展示等環節，致力于提升分水油紙傘的知名度，傳播油紙傘文化。在制作環節，畢原紳在傳統花鳥、風景的圖案基礎上，嘗試加入現代的噴繪、彩繪方式，以擴大市場。這位年輕人還嘗試著采用“互聯網+非遺”的全新商業模式，在網上賣油紙傘，并通過分析消費者的偏好，推出個性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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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校 藝術人才 培養 非遺傳承 實踐

一、高校藝術人才培養與“非遺”傳承相結合的必要性

1.提升我國民族文化創造力和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戰略舉措

目前，我國整個民族民間文化的生存環境都面臨著經濟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挑戰，千百年的民族傳統遭到西方強勢文化的沖擊，非物質文化遺產日趨危亡。作為專業人才培養基地的藝術類高校，通過校園文化建設、創新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等方式，使高校藝術教育與“非遺”傳播有機結合，進而推動“非遺”進校園、進課堂、進教材，弘揚我國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為學校師生提供藝術創作源泉和社會實踐平臺，實現“非遺”保護與高校教育資源彼此共享、相互促進，對提升我國民族文化創造力和國家軟實力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2.高校培養符合市場需求的藝術類專業人才的必然途徑

在國家政策的積極引導下，“非遺”正在被逐步地推向市場。而“非遺”保護教育及相關人才培養體系的缺乏和不完善，成為阻礙“非遺”適應現代社會的重要因素之一。高校作為守護精神家園、展示和傳播“非遺”的重要載體，必須要將高校的藝術人才培養與“非遺”傳承有機結合。通過校園文化建設、創新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等舉措，實現“非遺”傳承與人才培養模式的共同發展，只有這樣，高校才能培養出真正符合我國市場需求的創新創業型藝術類專門人才。

3.培養大學生民族精神、提升綜合素質的重要手段

隨著西方強勢文化的沖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及節日缺乏了解。同時，高校藝術類學生還存在著人文知識匱乏、知識結構單一等實際情況。而我國“非遺”所蘊含的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識，具有超越時空的永恒魅力和巨大感召力，是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通過高校藝術教育與“非遺”傳承的有機結合，不僅對培育大學生民族精神能夠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對大學生人文素質、文化品位、審美情趣的提高也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高校藝術人才培養與“非遺”傳承相結合的途徑

（一）加強校園文化建設

校園文化是高校建設發展的重要途徑和載體。校園文化建設對于優化校園成才環境、促進校園文明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將“非遺”傳承的有關活動創新地融入到校園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建設中，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

1.良好的、富有傳統風格的物質文化建設，能夠起到培養民族精神、提升民眾綜合素質的作用。包括房屋建設等校園布局、標志性的建筑和雕塑、校園綠化美化、環境衛生和宣傳欄、廣告牌以及圖書館、實驗室實訓室等各種學校活動設施的建設。

2.富有傳統文化教育的制度建設，對藝術類高校人才培養具有重要作用。包括學校的管理體制、組織機構、生活方式、行為規范、規章制度等。校園制度文化具有規范性、組織性、秩序性的特點。對于規范學校成員的言行、維持學校良好的教學秩序、確立良好的校風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3.精神文化建設，是校園文化的核心和靈魂。包括大學的傳統文化精神，如群體思想意識、輿論風氣、心理素質、人生態度、行為模式、價值取向等。具體通過校訓、校歌、校徽的制定以及校史的完整編撰來展現。具有傳統風格的高校精神文化建設，對于形成良好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4.校園文化活動是校園文化建設的重要載體。如組織“非遺”進高校系列講座活動，成立學生“非遺”科技小組，開展大學生“非遺”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等，將德育、智育、體育、美育滲透到傳統文化活動之中，使師生的專業能力得到提高、團隊精神得到培養、道德境界得到升華。更好地突出了高校藝術教育的應用價值。

（二）創新藝術專業人才培養模式

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是指在現代教育理論思想指導下，高校按照應用型專門人才的培養目標和人才規格，以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管理制度和評估方式，實施人才教育的過程的總和。包括培養目標和規格、整個教育過程、管理和評估制度、教學方式方法和手段四個方面。

1.以“非遺”項目市場為導向，設定培養目標和規格。如培養目標中，要求掌握“非遺”基本理論知識，熟悉“非遺”項目研發過程，懂得“非遺”項目管理知識等。培養規格中，要熟悉“非遺”領域基本法規、政策，掌握“非遺”資料查詢、文獻檢索及運用現代信息技術獲取“非遺”前沿信息的基本方法。

2.建立科學的管理和評估制度。在制度建設過程，必須保證管理和評估制度的完整性、科學性、可操作性和公正性。管理和評估制度的規范性、組織性和秩序性，對于實現特定的培養目標和規格的教育過程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3.創新教學方式方法和手段，是實現人才培養目標的重要途徑。藝術類高校可在通識教育基礎課群中的必修課或者選修課中加入非遺類基礎課程，在專業基礎課群的必修和選修課中加入非遺類專業課程和拓展課程等。教學方法要以學生為主，靈活調整，如根據非遺課程特點，采用聘請非遺傳承人集中授課，教師分解指導的方式，不僅可以增強學生對非遺項目的理解，掌握要點，同時會大大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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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 手工技藝 藝術傳承

1. 手工技藝的保護形式

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手工技藝資源十分豐富。按照各種技藝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內涵，應采取不同形式進行積極保護，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資料性保護，利用對有關文獻資料及實物的征集整理，歸檔并妥善保存，這是所有對于列入不同級別的傳統手工技藝名錄是必不可少的基礎性工作。二是記憶性保護，現代技術將手工技藝尤其是生產技術代替，這是歷史發展的趨勢。一些在歷史上具有重要作用的項目蘊含的比較豐富的技術，進而被列入國家級非物遺。比較有效的辦法就是基于資料性保護并進行弘揚，采用文化記憶方式獲得教育效果。三是政策性保護，傳統工藝的生命力較強，雖然現代化浪潮對其產生一定程度的沖擊，但還是有很多手工技藝具有良好的經營潛力，發展前景廣闊，因此通過避免惡性競爭等有效措施，使技藝得到有效傳承。四是扶持性保護，一些傳統工藝由于受到管理體制和觀念等方面因素影響到其傳承，需要有關部門提供必要的支持，才有希望由扶持性保護向自主傳承轉化。五是維護性保護，一些傳統技藝見證了先民的智慧和創造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隨著時代的發展，許多技藝不斷變化賦存狀態，進而影響到對其的保護形式。基于此動態保護格局，需要對基層情況加深了解，采取有效形式，進而使預定目標才能實現。

2. 手工技藝傳承方式

我國傳統手工技藝主要采取口傳心授、師徒相承的傳承機制，大部分都是家族傳承形式，但該方式也存在不足之處，如技術過度保密、人亡技藝失傳等，都受到該傳承體制的影響。但也要注意到，目前隨著社會經濟體制的變革，傳統工藝由個體、家族經營逐步轉變為企業經營。受此情況影響，尤其是企業采取現代經營管理體制，藝術院校中新的技藝教育方式逐步取代了師徒相承的傳承方式，成為傳統技藝傳承人，多樣化的習藝歷程主要源自實際工作，也留不開培訓班、各類學校的培養。特別要引起注意的是，傳統手工技藝的傳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產生了明顯變化，傳統手工技藝作為一種活態文化，其傳承最重要的是藝人傳承，這為培養傳承人指明了方向，具有指導性作用。

3. 手工技藝在藝術院校中傳承的優勢

在藝術院校中，手工技藝傳承具有十分明顯的優勢。目前在傳統工藝傳承中受經濟利益驅動，傳統工藝受急功近利方式開發過度，惡性競爭使其發展畸形化，進而造成工藝及產品品質對其聲譽產生不利影響，一些學者不愿繼續開拓傳統工藝市場，刻意回避對傳統工藝保護傳承，自信心嚴重不足。盡管這種理念與傾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比較片面，與聯合國保護非物遺公約中的有關內容的理解相悖，阻礙了其實踐，進而產生比較嚴重的危害。確保非物遺的生命力，涉及到確認遺產各方面內容，通過研究、保存、弘揚、承傳等措施使其得到振興。這是目前對非物遺保護采取文件界定形式中最明確和完善的，對于保護傳統手工技藝也是十分合適的。據此，保護不只是保存、維護，而是通過很多環節對其工作過程和體系進行有機結合，進而實現傳統工藝的生命力和可持續發展。

振興傳統手工技藝具有多種豐富的內容方式，在歷史發展中，傳統工藝的產生及發展與社會需求和市場具有十分密切的聯系。起初，先民們主要滿足生產生活實際需要，隨著不斷擴大的分工，一些手工技藝逐步發展為專業化和商品，在形式、格局、內涵等方面與社會經濟、人文發展具有十分密切的聯系并具有影響作用。不可否認，目前還存在純粹源于個人愛好的手藝制作，但傳統工藝生存、傳承離不開市場開拓這一客觀事實，沒有市場，手藝人難以生存，也影響手工技藝的傳承及發展。藝人及其所在社區是手工技藝的主體，保護手工技藝離不開藝人的努力，政府扶持也是十分必要。

千百年來，民間藝人因不斷改善的物質生活，其制品形式和紋樣不斷開拓，引發了需求的不斷增長，使手工技藝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傳統工藝的生存與市場具有十分密切的關系，傳統工藝的傳承離不開市場開拓。在藝術院校教學中，應充分利用好教育資源優勢，學習韓日等國傳統手工技藝保護的成功經驗，提高對民間智慧和首創精神的重視程度，堅決遏制急功近利的過度開發策略，才能使傳統手工技藝得到有效傳承。歸根結底，都是對其生命力的保護。手工技藝振興的前提就是傳承，為其傳承提高重要保障。有關政府部門應充分利用好職責，將保護傳統手工技藝列入重要工作日程，通過制定保護法規、減稅等扶持政策，才能對手工技藝傳承及振興產生促進作用。在政府規劃指導下，手工技藝傳承人應充分發揮主體作用，使自身綜合素質不斷提高，嚴格遵守職業道德，不斷創新，使年輕藝人在技術院校中得到正規化培養，這也有利于傳統手工技藝的傳承及持續發展，進而對傳統工藝價值內涵提高認識程度，樹立保護非物遺傳統手工技藝的意識，才能弘揚傳統文化底蘊。

4. 結語

綜上分析可知，目前傳統手工技藝同時存在家族及社會兩種傳承方式，這對于兩種方式的同時存在具有互補性作用，也有利于傳統工藝的保護。保護手藝作為一項重要事業，對于維護傳統文化命脈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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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家鄉；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

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最終目的是傳承，“特別是通過正規或非正規教育”手段。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不斷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進入現有正規教育體系已經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方面，要保證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目標的有效實現；另一方面，則需要選擇恰當的方式避免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成為學校和學生新的負擔。當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責任落在教育之上的時候，如何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合理納入現有的教育體系和框架，是值得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者和教育研究者共同關注的重要議題。為此，我們以為，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素質教育之間找到其結合點，當是解決這一難題的切入點和有效途徑，而“家鄉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失為一種有益的思考。

一、“家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

非物質文化遺產，按照《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定義，是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所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體系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各個群體和團體隨著其所處環境、與自然界的相互關系和歷史條件的變化不斷使這種代代相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創新，同時使他們自己具有一種認同感和歷史感，從而促進了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從空間分布來看，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在一定區域產生的，與該環境息息相關，該地域獨特的自然生態環境、文化傳統、宗教、信仰、生產、生活水平，以及日常生活習慣、習俗都從各方面決定了其特點和傳承。地域性可以說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現實存在的最為突出的特點。

非物質文化遺產由人類以口頭或動作方式相傳，與各民族特殊的生活生產方式緊密相關，是民族個性、民族審美習慣的“活”的顯現。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聲音、形象和技藝為表現手段，并以身口相傳作為文化鏈而得以延續，是“活”的文化及其傳統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過程來說，人就顯得尤為重要。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者而言，“人”指在特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區域上生活的人，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群。

對傳承人群而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分布地域，就是自己的家鄉，所謂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傳承人家鄉日常生產與生活甚至集體意識的一部分。所以，在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的時候，家鄉非物質文化遺產即是指教育對象(傳承人)家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當然，這是一個高度概括的定義，在教育對象發生變化的時候，其所指，即相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也隨之發生相應變化。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分布在空間上具有地域性，而在傳承上則具有活態性，不僅具有特定的空間，還有特定的人群。對于傳承人群的甄別而言，只有以非物質文化遺產分布區域為家鄉的特定人群，才是該非物質文化遺產真正意義上的傳承人群；反過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知而言，只有分布在特定人群家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其才具有格外重要的文化意義和傳承價值。這兩者的統一，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現實存在與傳承人群的結合點，就是家鄉非物質文化遺產。

二、家鄉非物質文化遺產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的意義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核心在于成功實現對其的傳承和發展，而這必須以人為核心和基點。但在保護過程中，選擇什么人，選擇何種非物質文化遺產，采取何種方式進行教育傳承，是保護行為能夠實施的必要前提，而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又決定了教育傳承能否收到預期的效果。

(一)明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的主體

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和特點我們可以看出，其核心在于它是特定人群代代相傳的活態的文化樣式，它與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生產、生活方式密切相關，甚至就是一種特殊的生產或生活方式。在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過程中，不僅需要做好確認、立檔、研究、保存、保護、宣傳、弘揚等工作，其最終目的還是實現對其的活態傳承和發展。顯然，特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并非全社會都能參與，而應當由特定人群來完成。特定人群就是通常意義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群。綜合考察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地域性與延續性，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地域世代居住，即以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地域為家鄉的人群，是進行教育傳承的理想對象和恰當人選。

在教育傳承過程中，那些來自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地域的傳承者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這些優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理解的優勢。因為傳承者是以自己家鄉的文化遺產樣式作為傳承內容，所以對于作為該文化樣式產生背景的當地文化傳統中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諸多微妙內容，都能夠迅速領會和理解；對于各種習俗的特殊功能、意義，也都能夠有準確、深刻的把握。二，語言的便利。傳承者可以自如地運用自己的母語方言，與家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隨意交流。在他們之間，不會有任何生僻的土語生詞妨礙相互意思的表達，對于言語中通過某些句式的特殊運用、語氣的變化等所表達的微妙情緒，傳承者也都能夠有比較準確的領會。三，文化認知的便利。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獨特的文化樣式，不僅具有特殊的表現形態，更具有豐厚的文化內涵，傳承者在家鄉多年的耳濡目染，使其能夠了解和領會家鄉文化傳統中那些外人所難以明了的文化意味，在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的時候，他們不僅可以傳承技藝、習俗等外在形態，更為重要的是可以傳承與外在形態共生的那些文化意味和內涵，從而避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空殼化”。

在實踐過程中，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推進，傳承人的權利與利益逐步顯現出來。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不僅能夠得到文化層面的尊重，也能獲得一定的經濟收益，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選擇過程，在很多時候表現為各方利益的博弈與均衡。顯然，在各種利益之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效果至關重要，從文化權利上講，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其傳承地域的人群共同的文化財富，其傳承權只能是傳承地域的傳承人群所享有。家鄉非物質文化遺產貫徹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的屬地性原則，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其傳承地域、傳承人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避免了因保護介入而導致的教育傳承與原文化空間的脫節現象，保證了教育傳承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二)明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的內容

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眾多，地域文化差異非常明顯，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剛剛啟動、經費和人力都相對短缺的現實條件下，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實踐不可能全面鋪開，而是在若干個具備了一定條件的學校特別是高校開展試點，在同一空間內的受教育者可能來自不同的地域，在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的過程中，如果不考慮受教育者自身的地域文化背景而對其施以同樣內容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則不免在保護一部分人群的文化權利的時候，卻傷害了另一部分人群的傳承權利，這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初衷是相違背的。因此，在傳承內容的選擇過程中，是不是傳承對象家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有效而操作性極強的甄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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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了多樣化的教育傳承渠道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過程中，家鄉非物質文化遺產定義的引入，意味著教育內容的來源從以往的教育者提供拓展到了受教育者自身的文化傳統及生活空間，教育者從單純的施與者轉變為引導者，而受教育者則從單純的接受者轉變為自主性極強的傳承者。在學校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的實踐過程中，教學內容的來源根據學生的家鄉可以作出相應的選擇。從尊重個人文化選擇權利的角度來看，依照家鄉來選擇教育傳承的內容，顯然是符合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價值預期與文化事象演變規律的行為。

按照家鄉選擇教育傳承的內容打破了“大一統”的教育教學模式，在學生承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過程中，教師顯然不能夠為來自各地的學生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教學內容，這就為學生走出教室、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走進教室提供了可能，從而在學校教育體制內拓展和豐富了學生的知識獲取途徑。

作為教育傳承的主體，學生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學習效果只有傳承人能夠評價，這種評價標準和評價方式其實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其評價方式又是不一樣的，這為實現對學生的評價的多樣化發展提供了可能。

三、家鄉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學生素質拓展的意義

家鄉非物質文化遺產進入教育傳承過程，不僅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而且能對學生的能力培養和綜合素質的提升發揮重要作用。

(一)知識拓展

與學生在書本中接觸到的體系化的知識不同，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活躍在民間的自成體系的知識與思想的綜合體。它涉及到學生家鄉自然與人文的多個方面，可以說是一門“活態的”鄉土教材。通過對家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學生在接受統一的知識教育之外，還能接觸到家鄉的地域文化，了解家鄉的風土人情，不僅承傳了非物質文化遺產，還將與之相關的地方文化、地方性知識也一并傳承了下來，而后者恰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存在和發展的土壤和語境。

(二)技能習得

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有著極其豐富的蘊藏，而其在各自社區里的存續狀態和傳承機制，則是我們尤其需要給予尊重的。少數民族和各地民間社會所創造的文化傳承方式，諸如師徒傳承、家系傳承等等，人們維系和保持自身生活方式及文化的辦法，還有它們在各自社區里發揮功能或展演、展示的活動方式等，都是適應其各自族群或社區的社會文化生態而自然形成的。在教育傳承過程中，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教學內容體現為一種技能：歌舞、戲曲、工藝等。作為技能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殊之處在于，它不僅僅是一種技能，還融合了地方性的知識、觀念和價值選擇，因此它是知識與技能的綜合體。學生承傳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通過學習，掌握這種極具地方性的技能。在學生的學習時期，這種技能只作為課堂知識學習的補充，而進入社會生活以后，特別是學生在家鄉生活的過程中，對家鄉非物質文化遺產技能的習得，也讓學生學會了一種生活或生產技能，從而為學生提供了職業選擇的可能。

(三)素質提升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目的是為了延續民族傳統，維護文化多樣性，來自不同地域的學生在同一時空內承傳自己家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就是多種文化樣式共同呈現的過程。非物質文化遺產集中體現了地域文化的獨特性，涵蓋著風俗民情和民族特征，對家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就是對地域文化的有效延續。同時，來自不同地域、民族的學生在同一空間內進行傳承活動，對學生樹立民族尊重和融合的觀念能夠起到很好的引導作用。在學習過程中，學生不僅要了解自己家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對其他同學家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了解，由此而產生文化平等與融合的多樣性觀念，從長遠來看，具備文化多樣性觀念的公民正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可或缺的社會基礎。

家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過程，對學生而言，是從知曉、了解、傳承到熱愛的過程，也是學生從精神層面回歸家鄉的歷程，與空洞的說教不同的是，學生在技能學習的過程中，伴隨著知識的習得，同時增進了對家鄉的歸屬感和對民族的認同感，從更大的時空范圍來說，就是增進了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是一種效果明顯而持久的愛國主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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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非遺；徽州民歌；保護；傳承

中圖分類號：J63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9-0246-03

在《中國民間音樂概述》中，民歌的定義是：“民歌是人民在社會實踐中為表情達意而口頭創作的一種歌曲形式，通過口傳心授在群眾世代相傳中不斷得到加工鍛煉，具有集體創作、口頭創作，在口頭傳播中不斷變異，并能表達人民心聲的特點。”

在《中國傳統音樂概論?音樂卷》中對民歌的解釋是：“民間歌曲簡稱民歌，是勞動人民在生活和勞動中自己創作、自己演唱的歌曲。”

在《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中定義民歌為：“民歌（folksong）指民間口頭流傳的歌曲。”

徽州是一個地理概念，自公元1121年設立徽州府開始，所轄歙縣、黟縣、績溪、休寧、祁門、婺源六縣。徽州文化自南宋崛起，在明清達到鼎盛，清末以后衰退。徽州文化以學術思想、經濟基礎和社會制度為內涵，以學術、藝術流派為主體。徽州文化的內容廣博深邃，經歷了上千年的積累沉淀，至今徽州文化資源大量遺存。其中，徽州民歌作為徽州文化資源的精神化形態，反映著徽州的風俗文化、社會歷史、宗教及人們的審美習慣，是老百姓千百年來勞動和智慧的結晶。

徽州民歌作為本地區藝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2006年，成功申報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正式成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一員。

一、徽州民歌保護和傳承現狀的分析

（一）徽州民歌的保護現狀

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國內音樂界一直認為徽州無民歌。這主要與徽州社會封閉、地理位置偏僻、語言難懂、專業人才缺乏有直接的關系。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在全國開展了民歌的搶救運動。當時徽州地區的文化部門認為這是搶救和保護徽州民歌的契機，決定成立徽州民歌保護小組，由現任黃山市音樂家協會主席劉凡帶隊，走遍徽州的山山水水，不辭辛勞，采用一歌引一歌的交流方式，搜集了徽州各地民歌100首。他們將這些徽州民歌記錄樂譜，將現場的錄音轉制成磁帶。現在均存放在徽州博物館內。進入21世紀，尤其是在2004年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蘇州會議和2005年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蘇州論壇之后，全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動如火如荼的開展起來。黃山市政府決定將徽州民歌作為黃山市的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劉凡、汪繼長等老一輩文化工作者重新梳理資料，填寫申報書，負責指導拍攝申報片等工作，2006年，徽州民歌正式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之后，徽州民歌傳承人的申報工作也緊鑼密鼓的展開，操明花、凌志遠成為第一批省級徽州民歌傳承人。

文化部王文章副部長在他《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一書中提到：“‘保護’不只是意味著在書齋里對歷史資料進行研究，也不是為了向博物館提供一些展品，‘保護’是一項系統的工程……”。徽州民歌從申遺至今，沒有登上過大雅之堂。當年老一輩文化工作者的采集的一手資料已經發黃，磁帶也已經退磁，急需要進行徽州民歌的再保護。

（二）徽州民歌的傳承現狀

經過筆者針對項目開展的田野工作發現，徽州民歌的傳承方式主要有兩種：自然傳承和家族傳承。

1.自然傳承

民歌的自然傳承筆者的理解是在生產生活中，由于聽得多，看得多，自然就學會了演唱，不存在人與人間的固定的教學關系，也沒有固定的教學時間和教學場所。筆者在調研中發現，徽州民歌集中的歙縣的南鄉和黟縣的龍池灣地區，男女老少皆是歌手。筆者隨便問及他們的歌曲是跟誰學的，問答幾乎一致：“不知不覺就會唱了。”事實上，徽州人在田間山頭勞動就是學歌的大講堂。每年采茶季節、插秧季節，全村的人在勞動中你唱一句，我接一句，一來一往，自然而來大家都學會了歌唱。另外，依照封建社會徽州當地的風俗，未婚女人不能與外人接觸，已婚女人只能在家中相夫教子。因而，徽州民歌中的情歌、出嫁歌和表達徽州女人生活情感的歌曲只有從父母或公婆那里學得，無法進行其它的傳承。

2.家族傳承

家族傳承是指包括父子、母女或其他家族內部成員之間傳承民歌的方式。這也是徽州民歌傳承的主要方式。筆者以一次調研個案為例：徽州區瓦村余雪堂一家三口都會演唱多首徽州民歌，女兒余立瑛的演唱都是跟父親余雪堂、母親徐蓮花學得。訪問得知，平日里，一家三口一起做家務，一起出農活時都有歌唱。余立瑛告訴筆者，她現在會唱的徽州民歌中的兒歌《磨米磨沫》，就是她媽媽在她上學時一句句的教她演唱的，至今都沒有忘記。這類簡單的曲調通過耳濡目染即可學會，篇幅較大，曲調復雜的民歌還需要通過口傳心授來教給后代。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徽州人的生活方式發生很大的改變，居住在田間山頭的徽州人開始來到城鎮居住和工作，年老一代相繼離世，年輕一代外出務工，民歌傳承的環境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兩種傳承方式的弱化和蛻變給徽州民歌傳承帶來了嚴峻的考驗。

（三）新時期徽州民歌保護與傳承的具體對策

徽州民歌的保護和傳承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系統工程。當今社會是一個數字化的、新媒體社會，如何采用現代化科技手段、科學的舉措來更好的保護和傳承徽州民歌，讓這一徽州文化中的璀璨明珠永放光芒，迫切需要我們去研究和探討。

篇7

【關鍵詞】非遺；民間文學；現狀；傳承與保護

可持續發展已然成為當今時代的主旋律，在此影響下，非物質文化遺產逐漸取得新的文化話語權。“截止到2018年4月，國家已公布的四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中，民間文學類項目共有175項，占總數的9.5%。”[1]非物質文化遺產民間研究機構如雨后春筍般成立，其中不乏有部分是出于功利性目的加入進來的，為新時期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帶來新的問題。

一、“非遺”視域下民間文學多元化發展特征

（一）“口傳心授”的交互模式文字創造之后，大部分勞動者未能獲得讀書寫字的機會，一段時間內，大眾的交流、互動、創作和表演主要依靠口頭語言。“群體中彼此間的知識經驗的總結、反思、交流以及傳播，主要通過‘口傳心授’的交互模式。”[2]在過去封建王朝統治制度的影響下，勞動人民內心情感的宣泄以及觀念意見的表達往往沒有適當的出口，于是在一些非正式的場合創作出歌謠、笑話、俗語等口頭文學來調侃俗世，評論時政。但這類表達也有明顯的缺陷，一是流傳的時間不長久；二是傳播范圍受限。

（二）來源于集體的創作成果與作家文學存在顯著差異的集體性特征，是民間文學的根本屬性。作家文學是一個人創作出的，而民間文學所呈現的創作源泉則是一群人，一個集體性場合的勞動成果。在這個創作過程中，創作者和傳播者是同為一體的。一個文本的產生流傳是依靠集體的力量，一段原始的歌謠最初可能只有那么兩三句話，但在一代一代的傳誦中，不同的傳播者依據自己的理解不斷豐富其內容，構造更為完整的故事情節，久而久之，流傳下來的就是一則長篇敘事文。

（三）應時而變的文本信息變異性是民間文學的本質屬性。受不同價值觀念、知識經驗的影響，個體在發出文本信息時，作出的選擇不同，接收文本信息的反應也會有所不同，民間文學的奇妙之處就在于你永遠想象不到手中的文本到底存在多少種變化。“在同一時間段內，同一個人在不同場景中講述的文本會發生變異。”[1]講述人在農忙、祭祀時的文本講述，也是與其他時間段的講述存在一些差別的。簡言之，選擇最恰當的時機去搜集相關素材，是學者們進行田野調查普遍需要考慮的關鍵因素。

二、當下民間文學的生存境遇

（一）生存機制發生轉變1.傳承場域由全民參與轉變為內部傳承。人是維系民間文學作品生存命脈最為重要的元素，民間文學時刻秉持“以人為本”這一理念。現實情況卻是，在很多傳統文化村落，多以老年人為主要常駐人口，青壯年外出務工，少兒群體都走進課堂接收學校系統化、正規化傳統教育，故事講述的既定場域因此發生改變，甚至缺失了。“這與傳統社會中民間文學全民性質的創作與參與狀況形成鮮明對比。”[3]2.傳承情境由任性而發轉變為擺拍式講述。雖然目前民間文學仍以口頭傳播為主，但受到時間、地點、人際交往以及受眾場所等復雜因素的影響，民間文學的傳承情境不可避免地發生著變化。“一些原本任性而發、任情而唱的民間文學講述變成了應時而述、應景而講的擺拍式講述。”[3]在一些民間文學作品素材采集的過程中，民間文學講述人或傳承人要面對鏡頭機械地重復著故事的講述。為了塑造故事的真實性，還會找當地的一些群眾來扮演聽眾，而講述人則是在這種“被塑造”的環境下進行講述。3.傳承方式由口頭傳播轉變為多維互動。隨著科學技術的跨越式發展，多媒體影音設備，甚至人人擁有的手機，都可以成為民間文學采錄的工具，口口相傳不再是民間文學僅有的傳承方式。作為體驗者來說，從口口相傳轉變為視聽多維互動的感知體驗，能夠有選擇地享受豐富多樣的民間文學，不失為一件好事，但也或多或少扼殺了一部分口述傳承的生機與活力。4.研究范疇由文本分析轉變為田野作業。民間文學從本質上看屬于文學一類，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文學創作。如今民間文學的研究重視田野、遠離文本，并希望“由田野作業獲得人類文化的普遍性知識或特別地區的地方性知識。”[4]總體來看，文學研究應該是立足于作品文本進行分析，“田野作業和語境分析，只能是一種服務于民間文學作品的科學記錄、合理闡釋手段，而不能成為民間文學研究的本體。”[5]

（二）保護機制面臨挑戰1.傳承人老齡化問題嚴重。必須承認，現階段各民族民間文學都面臨失傳的危險。過去羌族地區流傳著一句諺語“會說話就會唱歌”，但如今北川6萬多羌族人口當中會用羌語進行自由交談的已不到20人，會唱多聲部民歌的就只有3個人了。2.保護傳承目的存在功利性。“文化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增長點。”[5]在各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過程中，一些現象尤為引人注意。如盲目爭搶其歷史故事溯源地，用商業化手段去打造所謂的名人效應，甚至將GDP的增長與當地的“非遺”項目申報掛鉤，并且在記錄傳承人講述時，還出現故意杜撰部分傳承內容、夸大傳承影響等現象，這種局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意在傳承文化獨特性的設立初衷背道而馳。3.呈現兩極分化保護不均的態勢。在現階段“非遺”項目申報過程中，項目關注的保護對象呈現兩極分化狀態，“神話、傳說在申報項目中所占比例較大，甚至還出現多地互搶發源地、競爭申報權及聯合申報的白熱化現象。”[3]這是由于神話傳說中“非物質”抽象形式亟待通過名勝古跡、地方史實等實物形態的“物質”來表現，因此通過這類“非遺”項目在打造區域品牌文化、提升區域名人效應、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等方面就顯得更為高效。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助推了在工業化信息化高速發展的今天，傳統民間文學不得不一步步淡出老百姓的生活，僅存活于學者們的研究領域和歷史記憶當中。4.靜態化、非活態性的保護。當下開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活動，大多是靜態的、“非活態”性的，大都是將民間文學文本搜集整理、出版成冊后儲存在圖書館或博物館內供世人閱覽。這雖然是將這些珍貴文本保護起來了，卻阻斷了其在流傳中的應時而變和不斷革新，使得部分類型的民間文學只能僅存于民眾的記憶中，這種脫離真實講述場合而進行的非活態傳承，對當今民間文學的生存以及持續發展并無多大功效。

三、“非遺”視域下民間文學傳承與保護路徑研究

（一）強化政府部門的主導地位政府應該強化主導地位，在政策和資金方面提供幫助，文化部門應該設立專門的民間文化監督管理部門，為民間文化研究與創新提供一個良好的市場氛圍。“由于民間文學藝術作品不同于一般的文學藝術作品，即是由相關群體通過集體的努力而不斷發展形成民間文學藝術作品，因此過短的保護期可能起不到保護的作用，結合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自身的特點來規定其保護期限。”[6]這就更需要從頂層設計方面來統籌制定落實相關政策措施，以期能夠維護創作人或傳承人的合法權益。

（二）加強傳承人保護和傳承機制的建設民間文學是以人為核心、以生活為載體的口傳藝術，是一種“活著且流動的”文化。“文化部已公布民間文學類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共有77名，僅占總數的3.88%。有31個項目只有一位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7]面對傳承人匱乏的困境，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要做好傳承人保護工作和傳承機制的建設。摸清傳承人家底，做好“非遺”傳承人的摸底登記，加大對“非遺”傳承人的激勵力度和扶持力度，充分調動其主觀能動性，主動吸納和培養新一代“非遺”傳承人。

（三）健全保護傳承的“非遺”數字化體系傳統的“非遺”保護工作主要是通過紙質的載體進行保存，隨著大數據時代的來臨，民間文學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工作還可以借助現代影像和數字化手段。“截止到2012年，在‘中國記憶——民族民間文藝基礎資源數據庫’中以數字化方式保存的民間故事（包括神話、傳說）44萬則，諺語36萬條，歌謠10萬余首。”[8]數字化儲存具有永久性、海量性、便捷性和快速性等優勢，健全保護傳承的“非遺”數字化體系，有助于“非遺”項目通過各種新穎的數字化手段被社會各界所認知。

（四）采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傳播方式在自媒體發展迅猛的今天，民間文學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需要借助網絡來進一步擴展其傳播范圍。想要得到更為有力的傳承與保護，需要“采取更加具體、生動、靈活及民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傳播形式，線上線下傳播相結合，讓依賴互聯網且樂意接受新鮮事物的青年群體及‘非遺’傳承人都處在一個統一的體系中，共同致力于民間文學類‘非遺’的傳播與傳承保護。”[9]

篇8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人類文明的瑰寶，其必要性不言而喻，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在人類漫長、悠久的文明歷史中，產生了無數具有文化特性和民族文化淵源的口口相傳的技能和民族文化遺產。這些鮮活的文化傳統的獨特見證，往往蘊藏著傳統文化的最深的根源，保留著形成該民族文化的原生態以及各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它同時也反映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對自身特性的認同和自豪感，以及被國際社會認知的程度；它不僅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歷史成就的標志，也是反映當今文明的標志。

然而，由于種種原因，這些代表著我們優秀文化傳統的民間藝術并沒有進入我們的主流文化，有的存在于社會強勢主流文化的邊緣。在各民族發展歷史中植根最深、影響最廣，是民族情感的寄托，是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體現。它們通過神話、傳說、故事和史詩形式記錄著一個民族的喜怒哀樂和愛憎好惡，并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精華。文化形態失去了原有的生存土壤和社會和環境，就會開始慢慢地走向變異甚至死亡。有的民族民間文化因為人口增長、城市擴張、環境污染、圈地運動、生活習性、甚至自然災害、戰爭等多種綜合因素的影響，日漸失去了原汁原味的風貌，并且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壞。有一位社會學家曾說：“一個民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了人類的感情，包含著難以言傳的意義和不可估量的價值。它不僅是民族文化的瑰寶，更是世界聞名的財富”。所以，筆者認為：不同民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構成了多姿多彩的人類文明，衛護共同的文化瑰寶是全人類的責任和義務。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4年通過決議，設定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國度性榮譽，在2003年10月，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公約》，對語言、歌曲、手工技藝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做出了必要規定。在探討“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時，現在一般都要將其與“民族民間文化藝術”聯系起來，比如民間文化藝術：昆曲、剪紙、風箏、印染、雕刻、刺繡、藍印花布等。《公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范圍的界定要比我們一般理解的寬泛得多。比如，和文化空間聯系在一起的可能有物質空間，如過去的皇城、廟宇和山。故宮是文化遺產，那么朝拜儀式則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部分。還有人類生活中社會實踐的各種不同方式，只要它是傳統的文化表現形式，一代一代傳播下來的，都可以被納入進來，所以它的范圍很廣泛。當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涉及到人和人的行為，所以要加入道德考慮和道德限定。有些儀式和習俗，比如西班牙斗牛，一直被一些動物保護組織所批評。傳統中藥里的一些工藝比如使用虎骨、熊膽等，也是受到廣泛批評的。所以在進行現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時，首先進行清點，列出急需搶救的重點和有重要代表意義的遺產項目，建立由專家和會員代表組成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地方組織（或稱保護委員會），評審有關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協調有關工作。

一、制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的措施

第一項措施：摸清家底，是保護的基礎性工作

《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草案》里，已提出保護工作的三個步驟，即設立“清單、目錄、寶藏名錄”。具體操作的要求是，首先制定一個清單，把本區域內所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列進去，這個清單要報上一級教科文組織和保護委員會，最高層次是國際委員會。二是上一級保護委員會和教科文組織，通過評審篩選，對名單中所涉及的具有較高價值的瀕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提供特別的幫助，拯救那些受到特殊威脅的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三是將一些有代表性的項目納入《公約》的保護體系，編制寶藏名錄。通過以上“清單、目錄、寶藏名錄”三個基礎性工作，建立規范的保護機制，以此保證有適當的人力、物力、財力保護人類創造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以此推動所在區域的政府和全體人民的關注和重視。

第二項措施：非物質文化遺產植根于民族的土，必須培育“根系”，這個“根系”就是學生，特別是大學生

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農耕文明之國，幾千年的文化連綿不斷，許多古老文化原型在不同的時期通過積淀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態、疊層和變體。當今的學生們、特別是高校大學生們尚未來得及讀它、了解它、研究它時，它們中的許多就已經消失了。這些民間的“瑰寶”一經消失，我們就不知道自己從哪里來，往哪里去，社會就失去了民族的根系，失去了民族的身份。我們要守住自己的根系，守住我們這個時代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底線和感情底線，大學生應承擔義不容辭的歷史職責。主要做法有：一是將民間美術作為人類文化遺產正式列入大學藝術教育，舉辦多層次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教學研討會；二是高校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當作一個學科建設；三是高校作為大學生專業與綜合技能的培養主陣地，積極參與作為文化生態可持續發展的科研信息的研究、開發、推廣，肩負起非物質文化遺產專業人才培養的責任；四是打破單一文本、學院式的學術模式，走進文化遺產地進行田野考察，深入民間收集、整理民族、民間文化遺產，參與社會實踐。據悉，中央美術學院、南京大學等少數幾所大學成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等相類似的機構，將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式編入大學教育，填補了民間藝術認知教育的空白。

第三項措施：改善區域環境，對經濟落后地區，應特別注意遺產保護和開發利用與扶貧相結合

旅游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開發主要的、較好的方式，這是各地區范圍內的一個普遍做法。但在開發過程中，我們既要努力使居民從旅游開發中受益，還要盡量使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受影響，讓當地的傳統習俗完整的傳承下去。由于大多數文物古跡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地都處于偏僻貧困的農村地區，因此有關部門應注意協調，把文物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扶貧項目結合起來，政府提供直接經濟援助，組織專門的知識技能培訓，使居民能夠盡快地適應自己的新角色、新環境。吸收當地居民參加文物古跡的保護工作和管理工作，通過多種措施使當地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和提高。

第四項措施：在群眾文化活動中，注重民族民間文化藝術主體的培育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中，我們應當樹立人性的文化尺度，尊重民眾文化傳承的自發性、自主性和文化個性，為群文活動的蓬勃發展提供廣闊的舞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不僅是一種被長期忽視的民族、民間文化資源進入主流教育的過程，也是一個對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及那些源自祖先心音的活態文化存在的認識過程，是人性發現和理性傳承的民族文化整合的過程。民眾主體的培育，群文活動的參與，民間藝術的表現，是民間“瑰寶”根植于民族土壤的最直接的必要手段。

二、注重建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的立法模式

一是民族民間文化的普查機制。普查是對民族民間文化進行保護的基礎性工作，包括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實物和資料的收集，其目的就是建立民族民間文化的檔案，在立法中將其中一些重要部分予以規范，包括政府的責任、公民的義務、普查的方式和要求。

二是民族民間文化重點保護和傳承機制。這是對民族民間文化進行保護的核心。在廣泛調查的基礎上，確定其中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的或瀕臨消亡的民族民間文化遺產，給與重點保護和重點搶救，培養傳承人。在立法時，明確認定重要民族民間文化遺產的標準，政府公布遺產名錄，并指定遺產保護者的方法，即保護者享有的相應權利和榮譽，負有的義務等。

三是民族民間文化的使用與開發機制。鑒于民族民間文化多產生于民間，主體具有不確定性，整理者、改編者、使用者濫用民族民間文化，侵害產生該民族民間文化表現形式的群體的精神和物質權益的現象經常發生。因此，立法應明確，主體不確定的民族民間文化作品、智力成果應該歸屬于產生它的群體乃至國家。若有民族民間文化的保護、開發、使用，應有不同的鼓勵、保護和限制措施。同時對于國家相關法規限定需要保密的民間絕技的傳承方式、范圍均應予以限制，對于經審批允許改編、整理者，必須尊重原群體的精神、利益、權利，對于被認定為某地區甚至國家極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不管其內部的權利主體是否明確，但其地區或國家可以限制其境外買斷著作權。

四是文化生態保護機制。劃定文化生態保護比較完整的地區為文化生態保護區，將民族民間文化遺產，原生態地保護在其所屬地區環境中，使之成為“活文化”，不失為保護文化生態的一種有效方式。立法中應明確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管理方式，以及保護區內居民的權利和義務，破壞文化生態者應承擔的法律責任等。

五是民族民間文化的保障機制。為了使上述工作依法科學有效的落實，必須建立完善的保障機制，包括經費、機構、人員、稅收優惠政策、專家咨詢機構等，同時根據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可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項資金，用于補助全國性的或跨區域的民族民間文化重大項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組織對重要民族民間文化遺產的專項保護，培育傳承人，對做出突出貢獻的人員進行獎勵。

上述民族民間文化立法模式，主要是通過法定程序制定強有力的法律責任條款，應與《知識產權保護法》、與《著作權法》、《民族區域自治法》等法律條文相銜接；通過法定程序，挖掘、保護、搶救、開發、利用這些民間“瑰寶”；通過提高認識，按統一步驟、標準，發揮高校、專業技術人員和相關群文工作者的作用，注重開發與扶貧，樹立人性化的文化尺度；通過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我們堅信，中國民間“瑰寶”會永遠根植于中華民族的肥沃土壤。

篇9

關鍵詞：家族傳承；非遺保護；高職教育；課程設置；教材編寫；社會實踐

作者簡介：邵晨霞（1972-），女，江蘇常州人，江蘇理工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服裝設計與服飾文化、非遺傳承與保護。

中圖分類號：G7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6）29-0086-03

2014年《蘇南現代化建設示范區規劃》中提到：“彰顯蘇南文化風采，要充分發掘蘇南優秀傳統文化，進一步豐富和提升文化內涵，突出地方文化特色，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和開發利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十三五”規劃，建議將“構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加強文化遺產保護，振興傳統工藝，實施中華典籍整理工程”作為今后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1]。近年來，非遺文化的傳承與保護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關注，而家族傳承又是非遺傳承的主要途徑。所謂家族傳承，是指在有血緣關系的人們中間進行技藝的傳授和修習，過去的手工技藝都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傳承和延續的，然而，現在這種家族傳承卻面臨人才缺乏而傳承困難的窘境。

一、家族面臨傳承人才匱乏困境

2008年常州留青竹刻成功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目前，常州的留青竹刻從業人員總共有幾十人，其中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家族傳承、家族對社會招收的學徒、留青竹刻愛好者。在這些人員組成中，家族傳承無疑是最為重要的。

常州有三支家族傳承著留青技藝。家族傳承對留青技藝的保護與延續所做出的貢獻是毋容置疑的，如果沒有家族的傳承，技藝又如何能延續百年不斷而流傳至今？然而，從家族成員參與家族的實際人數來看，家族傳承正面臨人才缺乏的困境，在非遺的傳承中，傳承人是非遺傳承鏈中最重要的承載者和傳道者，他們是精湛技藝的掌握著，是文化遺產“活”的寶典。因此，傳承人的數量及質量將直接影響著非遺的生存與發展態勢，正如馮驥才先生所說：“中國民間文化遺產就存活在這些杰出傳承人的記憶和技藝里，傳承人是民間文化代代薪火相傳的關鍵，天才的杰出的民間文化傳承人往往還把一個民族和時代的文化推向歷史的高峰。”[2]

如果沒有了傳承人，傳承鏈就會中斷而產生后繼無人的現象，如果本來從事非遺的人數就少，再加上下一代接班的人數又在減少，只要每一代傳承基因消失5%，過不了幾代技藝就會滅絕。留青竹刻由于學習時間長，經濟效益產生的時間也長，對于年輕一代的傳承人來說，耐不住寂寞，看不到近期經濟收益，是他們不愿傳習非遺的最主要原因。家族作為一個傳習所，不僅是技藝傳授與交流的地方，也是積蓄人才的蓄水池，如果這個蓄水池積不到水源，技藝就會干枯衰竭。高職是培養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基地，高職校非遺人才的培養可通過家族成員走進課堂傳授“核心技藝”、設置課程內容與編寫“留青”教材、參與工作室項目及拓展社會實踐活動等一系列途徑來實現。

二、職教家族“非遺”人才培養的對策

高職教育的重點在于培養實踐應用型人才，而常州留青竹刻是一項對實踐操作能力要求很高的技藝，這與高職人才培養目標相符。傳統的學徒制是一種古老的職業教育形式，在職業學校產生以前，這種以父子相傳或師傅帶徒弟、“做中學”的學徒制逐漸成為技藝傳承的主要形式，成為幾千年來手工業發展薪火傳承的主要方式[3]。2013年教育部文化部國家民委出臺的《關于推進職業院校民族文化傳承與創新工作的意見》中明確提出“職業教育是民族文化傳承創新的重要載體。”在高職院校中培養非遺傳承人，不僅可以解決家族傳承人才緊缺的問題，同時也可以解決高職學生的職業選擇。

（一）家族成員走進課堂，傳授“核心技藝”

著名鑒賞家王世襄對留青竹刻的定義為：“留青乃用竹之青筠，留作微微高起之花紋，而以去筠之竹肌為地。竹筠潔如玉，竹肌有絲紋。竹筠色淺，年久呈微黃，竹肌則年愈久而色愈深。蓋利用質地及色澤之差異，分為紋與地也留青刻畫本，極饒變化。因青筠可全留、可多留、可少留、可不留。留愈少，竹肌之色愈外泛，故可假全留、多留、少留、不留，而生褪暈，分層次。明晦獾，因景而施，于是變幻詭譎，而色彩紛呈矣。”[4]留青竹刻作為一門小眾藝術，并不為諸多人所知悉，在歷史上的竹人名字也難見經傳，而且歷史上的竹刻作品多不署款，留青竹刻也是如此。過去，手工技藝只在家族內部進行傳承的保守思想，源于手藝人“安身立命”的本能反應，不立文字，選用“口傳心授”，是手藝人出于自身生存考慮而采用的不得已的措施。然而，要“活態”地保護非遺，就得打破原有家族觀念，多招收學徒，傳承“核心技藝”。所謂核心技藝，學者邱春林說：一項傳統工藝的特色有時被材料的獨特性所決定，有時被神秘的工藝流程所決定，有時被奇異的風格樣式所決定，有時則全憑手藝人高超的技藝、技巧而決定。在材料、工藝、技巧、裝飾背后，還存在著相對穩定的意識形態，那些能夠跨越百年甚至千年而不衰的手工技藝背后，一定有人文價值的支撐，邱春林把這種決定某項手工技藝的特色以及形價值的技藝稱為“核心技藝”[5]。留青竹刻的核心技藝包括刀具的磨制及“青筠五色”技法的表現，留青竹刻的刀具市場上沒有現成的出售，只能靠藝人自己打磨，不同的刀具表現不同的技法；常州的留青竹刻以寫意為主，寫意注重竹筠的褪暈處理，畫面生動、感染力強，通過到與竹所產生的自然肌理，表現出不同的墨韻。家族成員走進課堂，將核心技藝傳授給學生，讓學生成為精湛技藝的掌握著，這無疑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二）設置課程內容，編寫“留青”教材

早在2005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中指出：“教育部門和各級各類學校要逐步將優秀的、體現民族精神與民間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編入有關教材，開始教學活動。”[6]《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三條規定：“對體現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歷史、文學、藝術、科學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采取傳承、傳播等措施予以保護。”[7]然而，留青竹刻至今沒有一本教材。最早寫關于竹刻書是民國時期竹刻家金西寫的《竹刻小言》，雖然只是一本小冊子，但卻是史上第一本竹刻的專著；之后，王世襄又在金西的基礎上寫了《竹刻藝術》、《竹刻鑒賞》等書，而留青竹刻只是作為其中的一部分內容簡單介紹了一下，而要傳習留青竹刻，必須要有一本專門的教材。教材的編寫可以參考家族傳承培養人才的固有模式，常州的徐氏竹刻傳承人數最多，而且作品的精品數也多，根據徐氏竹刻第三代傳承人徐雪草回憶，他上初中二年級時就開始學習留青竹刻了，學習具有固定的套路。首先，學習挑選竹材；其次，學習中國傳統書畫；再次，學習刀具的磨制與技法的表現；最后，進入自己創作階段。因此，在高職校應設立相應的課程教學，如國畫線描、國畫花鳥、國畫山水、國畫人物、書法篆刻、刀具磨制、雕刻技法、美術史論等。此外，高職學生的文化素養也是很重要的，要成為大師型的傳承人才，深厚的文化底蘊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學校教育在非遺文化傳承體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通過有目的、有計劃、系統地傳習與培養，使高職學生提升綜合素質，掌握專業技能，成為傳承鏈中的接力者，以保障家族以及民族技藝的延續。

（三）參與工作室項目，拓展社會實踐活動

工作室是家族傳承“非遺”的主要場所，常州的幾大留青竹刻家族都建有自己的工作室，這也是一個傳習所，是培養后代傳承的場所，后代在這里汲取營養，耳濡目染，鍛煉技藝，成熟成才。工作室主要做兩類作品：一類禮品，一類精品。高職學生可以參與到禮品的制作中去，禮品的制作并不復雜，定價也較低廉，高職學生通過做禮品，一方面可以了解市場需求，一方面可以有經濟收入。此外，學校還應組織學生參觀一些展覽會，例如由江蘇省工藝美術協會組織的精品展、江蘇省文聯舉辦的工藝美術博覽會等，博覽會除了展示留青竹刻作品外，還有玉雕、陶瓷、刺繡、木雕等，高職學生通過接觸其他門類的藝術品，開闊視野，活躍思維，提高審美。2015年常州的徐氏竹刻在溧陽南山竹海旁的古松山莊建立了“采竹教育培訓基地”，為采竹提供了場地，留青竹刻的選材很重要，因為選材直接關系到作品的最終效果。選材以江南地區常見的毛竹為主，一般選用3-5年齡的陰山竹，此類竹子竹青竹簧厚而堅實，所制器物牢固，而且竹青厚也適宜表現多種刀法和畫面效果，選3-5年齡的竹子還應以節疤小而平、節距長而竹筒圓、色澤潔凈的竹子為佳。竹子砍下后，要隨即用山泉水清洗，并且立即放在鍋中加明礬煮，新砍的竹子不會馬上死，立刻煮熟就是將其纖維素收縮、凝固，如果不及時處理，沒死的竹子還在呼吸，進行氧化，而它那時還在消耗營養，竹子的品質就會變差了。通過一系列的項目參與和實踐活動，能夠引導高職學生參與到其中，并從中感受與體驗留青竹刻藝術，也增添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寓教于樂，使非遺傳承人才培養更趨于完善。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特點是什么呢？是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規律是什么呢？是進化，靠傳承而進化，在傳承中進化[8]。由此可見，“傳”與“承”是多么重要，沒有傳承又何談進化？這也正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區別于物質文化遺產的一個特點，就是“口傳心授”。如果沒有了傳承人，傳承鏈就會中斷而產生后繼無人的現象，因此，要活態地傳承好非物質文化遺產，就要在家族以外廣招弟子，高職校充足的生源能夠讓家族傳承吸納更多的人才，只有參與的人數多了，才越能夠出精品，也就越能夠保護和延續好留青竹刻技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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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EB/OL].http：///index.php/styles/item/998―2005.

篇10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高校；保護傳承；傳播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31-0035-02

隨著日益頻繁的中外交流，中國傳統文化備受世界的青睞。我們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高校更應該肩負起傳承中國文化、保護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責任。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和保護傳承價值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在歷史和自然的發展過程中，民間各種文學作品、技藝、工藝作品、表演形式、文化場所等世代相傳的非物質表現形式，是民族歷史文化的“活化石”。學者王文章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中歸納了非遺文化“獨特性、活態性、傳承性、流變性、綜合性、民族性及地域性”等7個特點。各地區非遺文化的合理傳承開發，將使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現代社會，使非遺傳承人能夠保有持續弘揚甚至創新的動力，進而使本土非遺文化成為地區社會文化的特色和名片。

二、云南非遺文化的保護傳承現狀

云南是祖國西南邊陲多民族大省，有著悠久的民族文化與豐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從2003年開始，云南作為全國試點省份，開展了民族傳統文化資源普查，收集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之后持續開展非遺申報工作。目前，在文化部四批國家級非遺保護名錄中，云南已有大理三月街、阿詩瑪、東巴造紙技藝、傣族潑水節、布朗族彈唱、普洱茶制作技藝、白族扎染技藝等107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位列其中，有幾十個文化部命名的國家級中國民間藝術之鄉和中國特色藝術之鄉。同時，《云南映象》《云嶺天籟》等成為馳名中外的云南民族文化名片，李懷秀、李懷福姐弟、香格里拉組合等，也成為云南原生態文化的代言人，這些文化遺產傳承與創新為今天的彩云之南打下了耀眼的民族文化烙印。

但是，云南的非遺文化傳承仍然存在諸多問題：

1.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法規不夠完善，在城鎮化浪潮的沖擊下，云南不少傳統民居、服飾、語言習俗等民族具象特征正在消亡，大量珍貴的非遺文化亟待保護。

2.非遺基礎理論研究和學科體系建設滯后于保護實踐，各州市對非遺重要價值的認識不一致、不到位，傳承人才隊伍參差不齊，非遺學科帶頭人和專業骨干匱乏。

3.云南各州市非遺申報比例失衡，如布依族、基諾族、德昂族等文化遺產亟待發掘和非遺申報。

4.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和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機構之間還缺乏有力的合作機制，非遺傳承和保護形式較為單一。除了各級文化館、藝術院所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陣地外，還應發揮博物館、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作用，使非遺保護及傳承機制多元化提高傳承保護的有效性。

三、高校在非遺傳承保護的使命及文化責任

教育和文化傳播本身就是高等教育的職責所在。當年，西南聯大的聞一多、鐘敬文等先生就在挖掘研究云貴少數民族文化方面做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非遺保護需要理論支持，理論研究正是高校的優勢所在。作為文化的承載者和傳播者，高校學者具有先進的文化理念和很強的思辨能力，通過選擇、批判、傳承、傳播培養大學生的審美能力和宣傳文化保護傳承的責任意識，同時對傳承非遺傳統文化起到文化拓展創新的職能。

四、高校在傳承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作用探索

1.利用高校教育經驗優勢，加快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科化建設步伐。

2.建立非遺文化保護人才培養計劃，構建非遺人才培養機制，以老帶新，培養更多有志于從事非遺保護傳承專家和學人。

3.構建高校、地方政府與傳承人合作的新模式，即“1+1”互動教學模式。安排一名專業教師與一個非遺傳承人共同開設一門課程或講座。由傳承人現場表演，傳授藝術創作技藝、呈現創作過程，由專業教師從學術角度講授其起源、發展及流變，歸納藝術價值。這種通過口傳身授、聲形并茂又有一定理論文化深度的方式更有利于傳播弘揚非遺文化，也是對非遺傳承人一種長期良性的保護。云南財經大學2016年就邀請一批非遺傳承人如楊文忠、畢向紅等到校開展系列“活態”非遺傳承活動，受到財大廣大中外學生的好評及政府管理機構的關注。

4.高校可以利用校園文化藝術節、“非物質文化遺產日”以及國家民族傳統節日，舉辦“非物質文化遺產校園巡展”、非遺系列講座、學術論壇、“非遺”專題展覽和地方戲曲、曲藝、民俗游藝活動等演出，同時收集精品，通過走出去及網絡傳播的形式擴大傳播影響力。以此提升學生及公眾對傳統文化的興趣，深化大學生人文底蘊和人文情懷的培育與熏陶，打造繽紛多彩的校園文化。

5.搜集、整理有關云南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數字化資源，創建非遺名錄信息資料庫和研究資料專題數據庫，以云平臺資源庫形式用網絡傳播的渠道，將云南非遺文化傳向世界。同時，還可利用大數據，對非遺媒體活躍度、關注度和成因進行分析，進而提出對應策略，為非遺的活化傳播尋找方法和路徑。

6.隨著移動互聯時代的到來，對于引導公眾，特別是年青一代對非遺文化的價值認同，移動互聯網媒體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應在非遺文化傳播統一規劃體系下，通過網站、QQ、“三維一端”（微信、微博、微視頻、移動客戶端）等，以中英文雙語形式，加大非遺文化的移動互聯網傳播和互動交流。

7.以產學研合作為載體，加強非遺保護與文化產業協調發展，多渠道為非遺傳承和弘揚提供持續的經濟保障。

8.加強高校與博物館、文化館、專項科研機構的聯合，形成資源共享的合力。

9.非遺保護既需要理論，更需要現場實地挖掘。因此，高校的非遺傳承保護應在確定系列課題后，“走出去”主動融入非遺地進行基層田野調查。云南財經大學通過“布朗族彈唱”“傈僳族民歌傳承”等非遺田野調查課題研究，正在積累相關實踐經驗。

10.非遺的傳承傳播應在繼承中吸收新元素，不斷創新，融入當代民眾的文化生活。受到大眾的喜愛和維護，才是最好的傳承保護。

11.高等院校可以Y合本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成立相關研究傳承機構。基于此，云南財經大學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社會和政府的肯定，并在2016年成立了“云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基地”，更加體系化地投入到云南非遺保護傳承和傳播中。

五、結語

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將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保護傳承和傳播，并使非遺文化成為一種核心競爭力，是我們教育文化工作者的責任和使命，也是進一步提升高等院校自身價值和形象的重要途徑。另一方面，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播引入高等教育體系，將豐富高等教育的文化資源、教學手段及方法，也對高校大學生素質教育起到積極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王文章.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8.

[2] 劉寧.地方高校對本土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措施研究[J].大眾文藝，2014，（5）.

[3] 李桂云，繆悅.學校教育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地位與作用[J].江蘇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