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的含義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人口老齡化的含義，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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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中圖分類號：C91

人口老齡化是當今全球人口發展的趨勢，這種人口年齡的結構變遷正在廣泛而深入地影響著新世紀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老齡戰略早已被納入到世界許多發達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戰略之中，擺到了各國政府工作的主要議程之上。我國在世紀之交也進入了老年型國家行列。人口老齡化也成了人口學、社會學、法學等很多學科研究的熱點問題，積累了大量的文獻資料。文章在大量查閱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對人口老齡化的問題進行了文獻資料梳理。

一、人口老齡化的概念

在人口學界，人口老齡化（ Population of Ageing）的概念是指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比重的提高過程，是指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聯合國，1982）這是西方學術界認同的定義。

1986年我國出版的《人口學辭典》將人口老齡化定義為：“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提高的現象，尤指已達年老狀態的人口中老年人比重繼續提高的過程。”

但是應該看到，這個定義中的兩句話還是有一定差別的。第一句話說的是老年人比重提高的現象，是學術界普遍認同的定義，而后一句話說的是繼續老齡化的事情，并且使老齡化的概念衍生出兩層含義：一個是指任何一個人口中只要老年人比重提高就是人口老齡化，另一個是指老年型人口中老年人比重的繼續提高。但是我國學術界在使用人口老齡化概念時，采用的是這一概念的基本含義，即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對于人口老齡化概念的理解問題，近來我國學術界也有研究，對這一概念的由來及現今的發展作了有意的探討。（羅淳，2001）

學者姜向群，丁志宏認為近年來我國學術界和政府文件中出現了一定程度老齡化概念泛化、概念模糊化的情況，即把人口老齡化理解成老年人口規模的擴大和增長，或者將比重結構性的問題與規模數量性的問題混在一起來講，導致了人口老齡化概念的不清楚和不規范。認為老年人口的比重問題是人口學的基本問題，或總體性的問題，而老年人口的人口規模擴大增長則是一個亞人口問題，是老年學的問題，兩者絕對是兩個意思，不應該混淆的。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人口老齡化概念有三層含義：人口老齡化是一個動態過程；人口老齡化是指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動態變化，而不是個體的老齡化；人口老齡化是指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不斷提高的動態過程。

二、測量人口老齡化的標準

按照國際通用標準，一個國家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大于10%或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大于7%就稱其為老齡化國家。我國一般以60歲作為老年人口的起點年齡，但近年有向65歲靠近的趨勢。通常來說，測度人口老齡化的指標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大類。

謝靜的研究認為測度人口老齡化的指標：

1.程度指標：（1）老年人口比重（又稱“老年系數”）：60歲或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2）人口年齡中位數（又稱“中位年齡”）：是指將全體人口按年齡大小順序排列后，居于中間位置的那個年齡；（3）老少比（又稱“老齡化系數”）：60歲或65歲以上人口同0-14歲少年兒童人口比，反映人口年齡結構上下兩端相對變化的趨勢。

2.速度指標：老年人口比例的年平均增長率、老年人口比例達到某一水平所需要的年數。

3.社會經濟影響指標：（1）少兒人口撫養比，（2）老年人口撫養比，（3）總人口撫養比（又稱撫養系數）（杜鵬.1994.）

三、關于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問題

曲海波對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做出了比較科學的概括，其中指出：第一，50年代以來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經歷了年輕化和老齡化的起伏變化；第二，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速度快，人口老齡化速度超過歐洲各國而僅次于日本；第三，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是快的，其程度可能超過世界發達地區的平均水平，但不一定成為世界最高水平；第四，在今后百余年的人口老齡化過程中，中國老年人口數量將始終占據世界首位；第五，中國在經濟不發達的條件下進入人口老齡化的。

謝靜認為我國的人口老齡化主要呈現：1.速度快，規模大；2.人口老齡化在時間上呈不規則性和累進性全；3.經濟發展水平低“未富先老”；4.由于我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地區間差異較大，受經濟條件和計劃生育的影響我國人口老齡化呈現地區間不平衡，地區差異較大，城鄉倒置的特征。

四、關于人口老齡化的社會經濟影響問題

目前我國學術界對于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的認識，有兩種傾向。大多數學者傾向于持悲觀的看法，認為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既有挑戰也有機遇，挑戰大于機遇（鄔萍，1999），即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文化、科技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從經濟方面說，將對勞動生產率、分配、儲蓄和投資以及產業結構調整產生一定的不利的影響（田雪原，2000）。

較積極的看法，認為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也有其積極的一面。比如，人口老齡化有利于增加人力資本投入，提高勞動力素質，促使老年市場的形成和老齡產業的發展。發展老齡產業有助于擴大就業領域，緩解就業壓力，維護社會穩定。但不構成這一領域的主導觀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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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錚.人口學辭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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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聯合國人口委員會人口學辭典編寫委員會.多種文字人口學辭典[J].人口譯叢，1982（3）.

[5]曲海波.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M].吉林大學出版社，1990.

[6]田雪原.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發展[A].21世紀上半葉中國老齡問題與對策研究[C].華齡出版社，2000.

[7]鄔滄萍.社會老年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8]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M].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

[9]姜向群，丁志宏.人口學刊[J].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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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老齡化；社會發展；挑戰；解決措施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2）09-0074-02

人口老齡化是指總人口中因年輕人口數量減少、年長人口數量增加而導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應增長的動態過程。人口老齡化的具體標準是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是否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

“人口老齡化”有微觀和宏觀兩層含義。微觀層面指的是組成人口的個體人的老化，即我們通常的人由年輕變老；宏觀層面是指整個人口群體的老化。無論是微觀的老化還是宏觀的老化都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但二者有本質的區別。個體老齡化是單向運動過程，是一種自然現象，是不可逆轉的客觀規律。人口群體的老化則以個體老齡化為前提，受社會、經濟、人口規律及政策的影響，是可逆的，是雙向運動的過程，當人口的生育率回升時，人口老化過程就會出現逆轉，就有可能出現“返老還童”的現象。簡言之，人口老齡化就是指老年人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逐漸增加的動態過程，特別是指在年齡結構類型已屬年老型的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持續上升的動態過程。迄今為止，為世界各國普遍接受并廣泛使用的老年人社會界定標準有兩個，即1956年聯合國和1982年世界老齡問題大會所制定的標準：60歲及以上或65歲及以上人口。從老齡人口結構來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達到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達到7%以上的人口屬于老年型人口結構。人口老齡化是必然現象，是發展與進步的表現，但隨之而來的社會養老保障面臨諸多的問題也巫需研究與解決。

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嚴峻挑戰，中國政府力圖建立起覆蓋面廣、經濟有效、公平可及的老年健康支持體系，這個體系包括預防、診療和老年人照護等多方面的內容。

按照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中國將在2015年把作為主要健康指標的人均期望壽命提高一歲，達到74.5歲。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老齡工作”，這在黨的報告里還是首次出現。從應對人口老齡化、促進中國經濟健康有序發展的要求出發，中國現階段養老保障體系建設的總體思路應該是：養老保障事業由城市向農村發展，由國有部門向非國有部門拓展，通過改革和制度創新，破除城鄉壁壘和地域壁壘，實現社會保障城鄉統籌和區域統籌相結合，逐步形成中國人口老齡化形勢和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相適應的養老保障體系。專家指出，如何降低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延長老年人壽命將是達到這一目標的重要內容。有統計顯示，在未來二十年，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將會比現在翻一番，如何應對老齡化，讓老年人更健康更有質量地生活，對中國來說仍有很長的路要走。許多國家在有關老年人口生活福利方面都面臨著政策挑戰，中國也不例外。中國的不同在于，中國人口快速老齡化出現在，它的收入水平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或其它一些東亞國家。

更為嚴重的是在廣大的農村，農村老年人口占中國老年人口總數絕大多數且數量仍在增加。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人口大量向城鎮地區流動，改變了農村老年人口依靠家庭養老的狀況。這種變化反映在農村的居家安排的改變，即與成年子女同住的農村老人的比例已經從1991年的70%下降到2006年的40%。雖然外出打工的成年子女往家匯款增加了農村老人的收入，但農村老人在年齡很大時還得下地勞動并要照顧留守兒童，這對他們是很大的負擔。而且，目前這種幾代同堂的大家庭結構也會增加對成年子女的壓力，需要他們在缺乏政府持續支持的情況下為老年父母提供經濟支持。如何處理好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正在成為中國在未來幾十年面臨的一項重大挑戰。

針對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顯得疲軟無力，應當進一步完善來適應人口老齡化。具體措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調整人口生育政策。將人口老齡化問題列入各級黨委、政府和人口計生部門的重要議事日程，加強前瞻性研究，及時把握老齡化的突出問題，制定應對措施和政策；加大人口普查力度，建立人口老齡化的經常性監測機制；繼續穩定低生育水平，合理設置過渡期人口政策；建立整治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長效機制，降低人口性別結構與年齡結構交織在一起對人口安全形成的危害，努力促進老齡社會男女性別結構和諧。

2.完善社會養老保險。多渠道籌集資金；在適當的時候提高法定退休年齡；在管理上可以采取屬地持有、公司管理的模式，即全國各地的社保基金委托若干家在全國范圍內運作的養老基金管理公司管理，這樣盤子大了，可以將一部分資金投入資本市場運作；在管理體制上可以成立由行政、人大、企業和職工代表參加的養老基金管理機構，對重大問題如養老金的繳費與福利水平進行決策。這些可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保證養老金的可持續發展。這樣雖然減少了政府行政部門對養老金的干預能力，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減少了政府直接承擔的責任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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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同時也出現了諸多社會問題，如社會福利等問題成為社會長期關注的焦點，其背后深層次的原因正是源于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一方面深刻地影響著社會的各個方面，另一方面對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本文著眼于后一方面，試圖用經濟模型考察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經濟所產生的影響。

一、模型的設定

(一)人口老齡化因素變量

本文重點關注的是老齡化因素產生的效應，因此為了集中于該點，這里只考慮有勞動力人口和老齡人口，暫不考慮未成年人人口。設勞動力人口為L(t)，老齡人口數量為LR(t)，經濟的總人口數為N(t)，t為時間，那么兩者之和為L(t)+LR(t)=N(t)。為了簡便記號，以下同期t時的L(t)、LR(t)、N(t)分別簡記為L、LR、N。［1］

現定義變量α=LRN,顯然，α是該經濟中的老齡人口所占的比重，α是可以體現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一個變量。把人口老齡化因素引入經濟模型后，得到：

LR=αN(1)

勞動人口數量為L與老齡化率α有如下關系：

L=(1-α)N(2)

α的引入提供了定量分析老齡化作用效應的一個有效信息途徑。

(二)養老水平系數

從整體經濟的運行上來看，養老的實質就是將一定的社會財富用于老人養老。設經濟產出總量為Y(t)，t表示時間。其中分配給老人用以養老的部分記做YR(t)，在Y(t)中扣除YR(t)之后的部分就是可用于勞動力的支配，將其記作YL(t)，也就是：YR(t)+YL(t)=Y(t)。為了方便記號，以下同期t時的Y(t)、YR(t)、YL(t)分別簡記為Y、YR、YL。

所以，老齡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為YRLR,那么，總人均收入水平即為YN。現定義θ如下：θ=YRLR/YN,即θ是老齡人口的平均養老收入水平與經濟中總人均收入水平的比率。θ的含義如下（見表1）：

表1養老水平系數的經濟含義

不同情況θ＞1θ=1θ＜1YRLR/YN=YRYNLR=1αYRY(3)所以可以得到：YR=θαY。進一步，總產出可表示為Y=YL+θαY。(三)養老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養老水平是如何影響總體經濟運行的，由下表可以清楚地看到（見表2）：表2 養老水平影響經濟的路徑

θ的不同情況θ=0θ為特定值θ=1/α

分配情況勞動力占有全部產出勞動力老齡人口分配產出老齡人口占有全部產出生產情況資源全部進入再生產部分資源進入再生產全部資源用于養老對經濟的影響正向0負向x0F′(k)=∞,limx∞F′(k)=0，即經濟的路徑不發散。此外，假設資本、勞動和知識的初始水平是給定的，經濟最初出于平衡增長路徑上，人口總數和知識以不變的速度增長，即：N=n，A=g（其中，n和g為外生參數，N和A表示對時間的導數）。產出分為消費和投資，其中產出中用于投資的比例s是外生不變的，一般用國民儲蓄率替代表示，即K=sY-δK,其中δ為折舊率，n、g、δ之和被假定為正。［3］

要研究出現老齡化因素的經濟增長模型，需要對索洛模型作出必要的修正：

(1)假設老齡人口對其養老收入YR不再進行儲蓄，而是全部用于消費，即經濟中只能對YL(t)部分進行投資，那么，設勞動力的儲蓄率為s，則經濟中的投資量變為：

s′Y=s(Y-θαY)-δK(4)

注意，這里的s為勞動力的儲蓄率，假設s為國民儲蓄率，由于實際的投資量是一樣的，因此有：s′Y=s(Y-θαY)(5)得到s′=s(1-θα)

(2)加入老齡化因素后，人口與勞動力被區分為兩個不同的變量，其關系可表達為：L=(1-α)N。

(3)關于生產函數的假定，在索洛模型中，其核心假定涉及生產函數和三種生產投入品，即資本、勞動和知識，這三者會隨著時間的變動而變動。

本文采取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

Y=F(K,AL)Kα(AL)1-α(6)

其中，K是物質資本存量、A是勞動者的知識水平、L為生產過程中勞動力投入量。y=Y[]AL為每單位有效勞動的平均產量,k=KAL為每單位有效勞動的平均資本數量，于是可以得到密集形式的生產函數：

y=f(k)=kα(7)

其中，f′(k)＞0且f″＜0。

由L=(1-α)N，可得：

k=K/A(1-α)N(8)

對上式中時間t求導可得：

=A(1-α)N-K［(1-α)N-AN+A(1-α)］［A(1-α)N］2(9)由(4)，即前面假定N=n，A=g，帶入上式整理可得=s(1-θα)YA(1-α)N-δKA(1-α)N-gKA(1-α)N-nKA(1-α)N+KA(1-α)2N，注意到y=f(k)=Y/AL=Y/A(1-α)N以及k=Y/AL=K/A(1-α)N,因此上式可以進一步簡化為：(δ+g+n)k-1-αk(10)上式即是引入人口老齡化因素后，經濟增長模型的數學表達式。

在索洛模型中，=0代表了索洛模型中經濟的平衡增長狀態，即模型中各個變量增長率都為常數。當=0時，k(t)為常數，則人均有效資本不變，進而人均產出f(k)不變。此時若技術水平一定時（即A不變），則人均產出水平YL=Af(k)保持不變。那么，如果k=0，則在經濟增長中人均產出水平YL將保持不變，所以說，k=0是人們所關注的一種狀態，對于滿足=0的k，記做k*。也就是說k*滿足下面關系式：sf(k*)-sθαf(k*)-(δ+g+n)k*-α1-αk*=0(11)

這就是包涵老齡化因素的經濟增長平衡方程。然而(11)是否有解？有解的情況下解是否唯一？

下面說明方程(11)有唯一解，因為：

sf(k)-sθαf(k)=s(1-θα)f(k)其中，s(1-θα)＞0，f′(k)＞0,f″(k)＜0,且滿足lnada條件：limx0f′(k)=∞limx∞f′(k)=0,所以y1=sf(k)-sθαf(k)是一條上凸的遞增曲線，并在k=0點斜率無限大，故與直線y2=(δ+g+n-α1-α)k有唯一一個交點。［4］二、老齡化下經濟增長模型的改進

本文在采取曼昆、羅默和威爾總量生產函數模型，即在原來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基礎上加入人力資本存量這個因素得到以下模型：

Y(t)=K(t)aH(t)b［A(t)L(t)］1-a-b且a＞0,b＞0,a+b＜1(13)

其中，H(t)表示人力資本存量。同樣的上式生產函數滿足規模報酬不變，且前面的假設同樣成立：(t)=s′Y(t)-δK(t),(t)N(t)=n,(t)A(t)=g一樣成立，人力資本存量同時滿足假設(t)H(t)=h,h為常數。

由前面的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推導過程可知，經濟平衡增長方程(11)存在唯一解，然而由于生產量的變化，加入人力資本存量后，由K/AL推導出來的平衡方程解與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平衡方程解不一樣，下面我們尋求(13)的平衡增長路徑。

對(13)兩邊取對數，可以得到：

lnY(t)=alnK(t)+blnH(t)+(1-a-b)［lnA(t)+lnL(t)］(14)

兩邊對t求導可得：

Y=aK+bH+(1-a-b)A+L(15)

由前面的假設可知，H、A、L均保持常數的增長率，因此要達到平衡增長狀態，只要Y、K保持常數增長率即可，由(t)=s′Y(t)-δK(t)可知K(t)的增長率為：

K=s′YK-δ(16)

上式表明：當K的增長率為常數時，即等式右邊為常數，則YK必須為常數，也就是說Y與K的增長率必須保持相等，否則(16)右邊不可能為常數。所以在平衡增長路徑上，有Y=K，由(15)可得：

BY=bH+(1-a-b)A+L1-a(17)

其中B表示在平衡路徑上，gx表示變量x的增長率，即gx=x，(17)式Y0與K0的增長率gY0與gK0是在平衡路徑上取得的，并且相等。然而改進后的模型是否還能達到平衡增長路徑還有待證明，下面我們說明：

假設K的增長率滿足gk＞gk0,則由(15)式可知gY＞gY0,但由于其它變量的增長率為常數，故有gY＜gK,即Y的增長率比K的增長率小從而YK是不斷減小的，故由(16)式可知gK不斷減小，同樣由(15)可知gY也在不斷減小，且由(16)可知gY下降的速度比gK下降的速度慢，從而向平衡增長路徑上的值gY0收斂；假設K的增長率滿足gK＜gK0同理。

因此，改進后的生產樹模型也會收斂到平衡增長路徑上。在平衡增長路徑上，設p(t)=Y(t)/L(t),p(t)表示t期的單位勞動力平均產出，其對應的增長率為gBY/L=[]p=d ln pdt=d ln Y/Ldt=d ln Ydt-d ln Ldt，即dBY/L=gBY-gBL=BY-BL(18)

上式右邊為國內總產出的增長率減去勞動力增長率，即為平均每人產出的增長率，代入(17)可得：

gBY/L=bH+(1-a-b)A-b[]L1-a(19)我們再加入人口老齡化因素考慮上式。首先假設：

(1)若勞動人口的改變是由老齡化因素引起，即在時期t勞動力人口的改變量與勞動力步入老齡人口的改變量相等。

(2)老齡化因素不影響單位勞動平均產出，其理想狀態為：

=R-LR

其中，為t期的就業勞動人口改變量，R為t期的老齡人口改變量，為t期的老齡人口死亡率的變化，所以我們可以得到：在平衡增長路徑上，t期的單位勞動力平均產出增長率為：

bH+(1-a-b)A-bR-LR[]L1-a在加入老齡化因素后，單位勞動力平均產出增長率的變化量為：

ΔgBY/L=b1-a-LR+LRL 由于老齡人口死亡率變化較小，這里我們忽略不計，所以上式簡化為：ΔgBY/L=b1-a-RL(20)

所以可以看出，在a、b不變的情況下，如果勞動力的增長率小于勞動人口的增加率，單位勞動力平均產出就會出現負增長率；反之，如果勞動力的增長率大于勞動人口的增加率，單位勞動平均產出就會出現正增長率。這同時也說明，人力資本存量在經濟增長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其效應通過參數b的大小來實現。

三、實證分析

由(20)式可知，為了得到人口老齡化對于經濟的影響，需求得a、b的值，而a、b的值可由對(14)式做回歸分析得出；和R則利用人口預測模型分析預測得到。［5］這里，樣本數據時間跨度為1978―2010年，數據主要取自《中國統計年鑒》，其中，各樣本指標由下表表示（見表3）：

表3各指標的數學表示

變量名稱YKHL

數據表示GDP資本存量［6］大學中專畢業人數就業人數

首先對上述數據做預處理，對下圖各時間序列數據做平穩性檢驗，其過程實際相當于對數列做線性回歸中的顯著性檢驗，通過檢驗lnY、lnK、lnH、lnL均為95%置信度下一階單整序列。然后對(14)式做回歸分析后可得：

lnY(t)=0731*lnK(t)+012*lnH(t)+0149［lnA(t)+lnL(t)］

(t=18233)(t=14842)(t=3297)

R-Square=0959d=1834由此可知：a=0731b=012

將該結果代入(20)式可得未來至2050年我國由于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經濟影響，即對單位勞動力平均產出的影響。具體結果如下圖：未來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如圖所示可知：隨著2011―2014年我國人口老齡化給單位勞動力平均產出帶來的是正效用，但這種正向效用的程度在逐年遞減。從2015―2028年我國人口老齡化開始對單位勞動力平均產出產生負效用，其效果表現為較為平穩的震蕩效果。從2028―2031年我國人口老齡化對單位勞動力平均產出起了較大的副作用，并在2030年該負效用達到頂峰-083%。從2032―2042年人口老齡化對經濟仍然產生了負效用，但其效果正逐年減小。從2043―2050年我國人口老齡化對整體經濟開始出現正效用，并逐年遞增。由此可見，人口老齡化給整體經濟會帶來正向和負向的效用，并可劃分出較明顯的波動區域，在產生正效用的區域，人口結構合理，勞動力充足，社會處于人力資源無負荷運行中；當經濟體處于負效用區域時，勞動適齡人口結構性下降，老齡人口的相對量增多，社會處于人力資源較為緊缺的時期，不僅給經濟體的正常運作帶來了阻力，同時也會引起諸多社會問題，如養老、就業、社會福利等。因此，如何在不同的經濟時期采取合適科學的政策導向，以幫助經濟體正常平穩的運作是我們后續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

四、政策建議

1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勞動力市場出現缺口，勞動力資源出現匱乏，結合我國產業結構來看，目前仍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在將來勞動力出現嚴重缺口時，將給整體經濟帶來不小的沖擊，同時結合現代經濟發展進程，第三產業正是對勞動力人口要求相對最多的產業，面對這兩方面的困境，我們需要加快產業升級。

2人口老齡化緊接著帶來的影響是老齡人口比重加大，這同樣帶來兩方面的效果，一方面，撫養系數不斷增大，社會負擔逐步加重，單位勞動力人口所需要撫養的單位老齡人口會越來越多，這無疑給了勞動力人口和社會更大的壓力與負擔；另一方面，老齡人口的儲蓄率明顯高于勞動力人口，儲蓄率的上升對于整體經濟的發展會產生一個緊縮的效應。鑒于這兩方面的影響，我們需要進一步完善養老制度以及各項社會福利，科學的制定養老制度才能適時地減輕當下勞動力人口和社會的生存壓力。

3人口老齡化同樣也帶來正面的影響，老齡人口比例的增加對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及優化會產生積極的作用。我們需要培養正在發展中的老年產業，這是一個處在朝陽中的夕陽產業，根據全球老年產業的發展經驗，其必將成為一國整體經濟增加的強勁動力，同時我們應關注由老齡化帶來的產業結構調整，配以適時地政策鼓勵，以促進其健康穩步地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1］斯諾.經濟發展與人口約束［J］.金融信息參考，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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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Aging Population Impact on China's EconomyXu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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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老齡化，社區，戶外環境

中圖分類號： P642.5文獻標識碼： A

1 前言

隨著我國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全國各個城市在某基礎設施方面也開始對老年人有了新的考慮，比如室外健身器材的廣泛應用與普及，無疑給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活動選擇。眾所周知老年人隨年齡的增長會發生一系列的生理變化，例如視力衰退、眼花、色弱甚至失明、步履跋姍、行走障礙、準確度低常出現無意碰撞器物現象。在心理上多有失落感、孤獨感、冷落感，在感情上需要關懷，基于老年人的以上特點，我們的城市環境設施建設將面臨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戰。

2 概念界定

2.1 老齡化

老齡化一詞的原意是指年齡隨時間而遞增的過程及現象。老齡化一詞應有兩層含義：一層是指個體的老齡化，即個體的“日歷”年齡增加；另一層是指群體人口的老齡化，即群體人口的平均年齡增加。

2.2 人口老齡化

人口老齡化是指在一定范圍，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不斷增長并超過一定限度的現象及過程。對于這個限度，聯合國規定：60歲及60歲以上的人稱為“老年人”，60歲及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10%，或65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7%以上的國家（或地區）稱為“老齡化國家（或地區）”。

3 中國老齡化危機 

進入21世紀60年代，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人開始進入老年。隨著這部分人群邁入60歲門檻，未來20年中國將迎來加速老齡化的高峰期。預計到2040年前后，老年人口將達到4億人的峰值，占屆時總人口的30%左右。這就意味著中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國家行列。

年份 總人口 60歲 65歲 80歲

人口 構成比% 人口 構成比% 人口 構成比%

2010 13.76 1.73 12.57 1.15 8.36 0.21 1.53

2020 14.72 2.45 16.64 1.74 11.82 0.30 2.04

2030 15.24 3.55 23.29 2.44 16.01 0.43 2.82

2040 15.43 4.09 26.51 3.24 21.00 0.64 4.15

2050 15.21 4.38 28.80 3.32 21.83 1.00 6.57

4 老齡化社區建設

4.1社區建設對策思考

4.1.1 理論基礎

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的城市空間是一種關心人、尊重人、陶冶人的城市空間，這其中有重要前提條件是人人都有享受城市空間的公平使用權，不分種族、不分貧富、不分職業，這是一個基本的理念問題。目的就是讓那些弱勢群體有同樣的機會參與和享受。

無障礙設計

廣義的講，無障礙設計指設計者為適應大眾的需要而設計的產品，可供所有人使用。由于老年人運動能力下降，因此其活動空間也呈現出范圍不斷縮小的傾向，活動的積極性呈下降的趨勢，使老年人的活動空間越來越局限于其基本活動圈內。無障礙環境，是老年人走出家門，參與社會生活的基本條件。它為殘疾人及老年人等行動不便者創造正常生活和參與社會活動的便利條件，針對不同類別的殘疾人的動作特點和環境中的障礙情況，在設計中應采取相應的對策。

彌補性設計

設計城市戶外環境時要充分考慮到環境的彌補性。彌補性環境可以給某些方面感覺受到損傷的老人提供觸覺、視覺、聽覺刺激。視覺和聽覺是隨年齡增長而衰退的主要感覺，如果老人不能通過視覺和聽覺感受環境，那他們可以通過觸摸及加強環境刺激而得到補償。適當的選址、合理的空間布局、細部設計、基地設施等都將有助于彌補老人衰退的感覺能力和認知能力及自我保護能力。

4.2 社區環境設計策略

4.2.1服務功能布局的規劃策略

在我國，傳統的家庭式養老是老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因此，社區作為最基本的組成方式，需要充分考慮其服務功能上的合理布局與設計。例如，在物質設施、醫療衛生等方面都要考慮老年人口的各種特殊要求。同時注意組織發展老年社團，培養關注老人需求的團體，鼓勵老年人參加屬于他們自己的社會團體非常重要，這樣可以使老年人不會感覺到被社會孤立。

4.2.2 住宅的規劃設計策略

住宅設計和設施應該適合老年人的具體需求。例如，一個小面積而容易管理的房子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相比大面積的住宅，他們更容易做很多事情；定期的房屋維護對保持老年人房屋的質量也至關重要。老年人的住宅設計主要有三個基本的要求，即實用性，安全性，健康性。

（1）實用性要求

由于行動的不便，在住宅設計中，需要對相應的尺寸做適當的調整以適應老人的需求。例如，適當加大衛生間和門房的尺寸，以利于在別人攙扶與使用輪椅的情況下使用。廚房的空間應該能夠容納下輪椅在其內的便利運轉，廚房的操作平臺應該比普通家庭低一些，以方便使用。

（2）安全性要求

在我國，老人獨居的養老模式占有一定的比例。即使非獨居的老人，由于不能全天候地有人看管，同樣時常由于在室內發生不可預測或突然事件而不能得到及時救助。因此建立報警系統和智能環境是解決此類問題的有效途徑。

（3）健康性要求

針對老年人的身體健康問題，在住宅的設計中，必須充分考慮通風以及采光的問題。由于老人待在室內的時間比較長，首先需要考慮合理布局室內空間，起居室應置于采光良好的南面，以提高室內的溫度，同時有利于提高房間的空氣健康質量。再次，增強老人起居室與其他房間的隔音效果，以減少噪聲，提高老人的睡眠質量。

（4）交通的規劃設計策略

對于交通規劃，在社區范圍內需要強化社區與對外交通的聯系，在符合老人的步行范圍內布置公交站點，減少橫穿馬路或人行高架橋的次數。

5 結論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老齡化人口趨勢必將更加嚴重，老年人口將成為社會的重要資源之一，而我國作為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過1億人的國家，更需要重視老齡化社會的相關問題。因此在規劃設計社區時，應充分考慮老齡化社會所需要面臨的問題，主要從不同尺度來全面改善符合老年人居住生活的環境，給予老人更多的關注與幫助。

參考文獻：

[1]陳貴武,張海青,肖紅俠；論綜合性規劃的設計理念――老齡化社區適居性的探索；沈陽建筑工程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3；

[2]張軍民,趙學義,徐建農；適合人口老齡化的居住區規劃的幾個問題研究；山東建筑工程學院學報；1999

[3]文麗；城市老年人社會角色變化心理調適淺析；積極老齡化研究；2007

篇5

關鍵詞：老齡化；老年發展；主體地位

中圖分類號：C913.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34-0108-02

一、人口老齡化的巨大壓力

按照國際通行的老齡化判定標準：一個地區60歲及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10%，或者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7%，則表明該地區進入“老齡社會”。迄今為止，世界上已有1/3的國家和地區步入老年型國家的行列。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逐漸步入老齡化社會，到2000年60歲及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就已達到10.2%，截止到2011年末，這一比重增為13.7%。相關預測顯示，到2030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會達到20.42%，而到2050年這一比重將增至27.71%。當老齡人群大面積出現時，必然會對社會、社區、團體乃至個人帶來極大的影響和挑戰。

1.從宏觀的角度來說，人口老齡化會給社會帶來沉重的經濟壓力和發展壓力。隨著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一方面隨之增加的養老金負擔會給國家財政支出帶來空前的壓力。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意味著青壯年人口比例的下降，相應的社會勞動力就會供給不足，這將直接影響社會發展的速度。

2.從中觀的角度來說，人口老齡化會給社會帶來更加沉重的養老壓力。在老年人隨著年齡增長而身體各項機能下降的過程中，社會和家庭理應承擔起養老的責任。可是如何確保每一位老年人老有所養，并且確保為他們提供的生活照料和醫療幫助確是其所需，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3.從微觀的角度來說，在人口老齡化進程中，主角是每一個老年人個體，因此在應對老齡化問題時，應當重視老年人的主體訴求。如何將“老有所養”提高到“老有所為，老有所成，老有所樂”的層面，才是成功老齡化應當尋求的方向。

二、重視老齡人群的主體訴求

事實上，老齡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人類社會成熟的象征，但是大部分人只看到了老年人口帶來的巨大經濟壓力和負面影響。許多關于老年人群體的研究，常常將老年人定位成“弱勢群體”，老年人不僅籠統地被看作是關懷和照料“需求者”，更被看作是社會的負擔，“老年無用”的標簽被無情地灌注在他們身上[1]。這樣存在誤差的定位，不僅剝奪了老年人在晚年生活中的自主地位，也忽略了老年群體在生活中所擁有的能動性和創造性。當老年群體和外界被簡單粗暴地定位成為關懷和照料、供和求的關系時，養老問題也就理所應當地停留在“老有所依”的層面。老年人作為依靠者，當關懷提供者“被迫”提供關懷時，那么老年人的主體訴求就很容易會被忽視。

老年人并不只是“弱勢群體”，因為年齡的增長不是必然伴隨著能力的衰退。將老齡化換言以蔽之，這是人類壽命延長的結果。自古以來，長壽便是全人類所迫切渴望的，古有秦始皇蓬萊求仙藥以長生不死，今日的醫學界仍舊在為緩解人類衰老而不懈努力。究竟什么是老，應該如何看待老呢？其實當人們進入老年，只要頭腦清晰并且身體健康，他們仍舊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和意愿為自己安排舒適愜意的生活，甚至繼續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正如國際老齡問題聯合會主席海倫?海默林在2002年第二屆老齡化問題大會中所指出的：“老年人經常被視為需要照顧的對象。但是隨著社會進步，今天許多70歲甚至80歲高齡的老人仍然保持旺盛的精力，如果給予合適的機會，他們可以繼續為社會做出很大的貢獻。”[2]

當老年人的社會角色不再被限定于“弱勢群體”，他們應該回歸到應有的社會定位中。老年人不僅是社會中的共存者、共享者，更是社會的共建者。老年并不意味著人生的終結，而是人生的新開始。在這個全新的啟程中，老年人應該尋求一種繼續的發展，是有關個人的，更是有關社會的。這也就是“老年發展”所闡述的思想：通過積極老齡化（和健康老齡化）的各種途徑來增強老年資本的存量，進而減少老齡化的各種風險和沖擊。“老年發展理論”就是重視老年人自身的價值訴求，試圖從老年人自身的角度來認識老齡化內在的積極力量，并開拓促進老年人以及老齡社會實現成功老齡化的成功途徑。老年發展是指老年人積極的社會發展，就是老年期的繼續社會化，就是老年生活的學習化和社會化傾向，具體包括了老年期的健康發展、知識發展、角色發展、心理發展、婚姻發展和價值發展等[3]。

從以往研究的成果看，關于成功老齡化的探索大多從宏觀角度出發，把政府、社會看作是解決問題的唯一主體，這樣則忽略了老年人的主體地位。作為老齡化問題中的主體人群，老年人仍舊是擁有著主體訴求和多重社會角色的社會成員。只有當他們得到應有的重視，其真實需求才有可能被滿足。

三、構建老齡人群的主體地位

1.形成積極的自我養老模式。伴隨著人口高齡化的普及，老年期逐漸成為人類成長中相當長的一段時光，這一時期的生活狀態很大程度取決于老年人的生活態度。事實上，一個人無論處在壯年期還是老年期，都應該明確自己作為自己人生的主人，要獨自承擔一切責任。衰老和高齡階段并非橫空出世，而是終將到來，那么養老問題就不應該僅在進入老年期以后才受到關注，而是在年輕時就應該“未雨綢繆”，積極培養“自我養老”意識，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為自己積累養老的資源。

這里的“養老資源”具有廣泛的含義，它不僅包括物質資源，還包括健康資源、精神資源以及自立資源[4]。比如人們在年輕時就應注重養生，以確保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的各項機能不至于快速的退化，畢竟身體是生活的本錢。當養老資源被充分儲備，不僅老年人自己會生活得怡然自得，家庭、社會乃至國家的負擔也會有所減輕。人口學給予“老年人自我提供積極資源”的原則，已經對“自我養老”進行定義，其具有兩種表述方式：第一種，既不依靠子女和親屬，又沒有退休金的社會保障而主要靠儲蓄或勞動收入或其他收入（如租金、股金）來維持生計的養老模式。第二種，自立養老為主，外力養老為輔的養老模式[5]。

這種“自我養老”模式不僅僅是老年人經濟的獨立，更可以是經濟獨立基礎上的日常生活以及精神層面的獨立。老年人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和需求，為自己安排心儀的養老模式。而當老年人的主體訴求得到實現，“老有所樂”的成功老齡化才會實現。

2.延長老年人的退休年齡。當老年人口持續增加，探尋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便成為成功老齡化的一個突破口。在過去，很多國家和地區的工作崗位會強制老年人60歲退休。雖然這是基于工作效率以及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考慮，卻也忽略了老年人的工作熱情。既然年齡的增長不是必然伴隨著能力的衰退，那么在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且青壯年群體即將匱乏的今天，我們應當適時地考慮提高老年人退休年齡這個議題。

老年人的退休意味著老年個體將會完成一系列社會角色的轉變，這其中包括退出工作領域、退出社會關系網等。相應地，一系列喪失也就隨之而來，老年人會喪失社會地位和經濟來源，國家和單位則會喪失一批蘊含著豐富經驗、技能、智慧的勞動力。當退休這件事并非自愿而是強迫時，則會同時為個人和社會帶來消極的影響。適當地延長老年人的退休年齡，不僅可以滿足人們老年期的繼續社會化需求，還可以使老年社會化發展得以實現。所謂老年社會化發展，就是保持老年期的工作角色和社會角色，是老年人在扮演這些角色的過程中獲得老年幸福必不可少的成就感[3]。通過這種積極的老年發展，不僅可以緩解來自老年人口的負擔和壓力，還可以激發老年人口所蘊藏的潛力，在社會發展中散發出只屬于老年人群的正能量。當老年發展和社會發展充分融合并且協調起來，成功老齡化也就得以實現。另外，提高老年退休年齡的計劃還應該尊重老年群體的異質性，賦予老年人自主決策權。

3.大力開展老年教育工作。隨著對養老問題的進一步研究，我們應該認識到老年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一個嶄新的人生階段，它可以擁有無限的可能性。就好比生命是歲月的累積，歲月也可以獲得生命。而這里的生命已經不是單純的對長壽的追求，是一種對精神層面的追求。不可否認，老年是可以使人生趨向完善的階段，也是實現自我價值再上臺階的重要階段。當老年人的經濟問題得到解決，我們對于“養老”問題的認識也應該上升到“養心”的層面。其實老年人已經擁有大把的時間和精力這個重要資源，可以投身于心之所向的領域鉆研學習。老年大學便是這樣一個場所，在那里老年人可以唱歌跳舞，也可以磨墨寫字。很多老年人獲得了第二青春，對生活更加自信樂觀。更是有不少老人因為能力的提升和潛力的發掘，重新獲得了社會工作角色，為社會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老年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應對老齡化挑戰的措施，是填補老年生活空白，提升老年人生價值的重要途徑。老年人通過能力的提升，潛力的開發，可以是在充實中獲得身心健康，也會在滿足中提升自己的社會價值。因此應該有更多的老年人，認識到這一點，主動投身于其中。

綜上所述，在人口老齡化面前，老年人自身是可以積極應對而并非被動接受的。成功老齡化的具化表現，是老年人對晚年生活的自主規劃和主體訴求的得以實現。這樣的老齡化模式，不僅是提高老年人生活質量的需要，也是當代社會發展的需要，它能夠緩解膨脹的老年人口帶來的包袱和壓力。因為老年人群集經驗、技能、智慧于一體，是社會的寶貴財富。

參考文獻：

[1]梁博嬌，陳功.成功老齡化：老年人主體地位的訴求與實現――僅以北京市海淀區老年人生活狀況調查為例[J].保障論壇，2012，（8）.

[2]穆光宗.老年發展論――21世紀成功老齡化戰略的基本框架[J].人口研究，2002，（6）.

[3]穆光宗.如何掘金老年人口紅利[J].社會，2011，（7）.

篇6

老齡化：人口轉變的“債務”

中國的人口“紅利”還能維持十年時間，十年之后中國將開始為提前享受的“紅利”償還“債務”。中國在收獲人口轉變“紅利”的同時，準備好了應對人口轉變的不利后果――快速老齡化的挑戰了嗎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曾經是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是，快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功實施，使中國在短短20多年的時間內，走過了發達國家幾百年才能完成的人口轉變歷程。中國目前已經進入低生育率時期，人口增長速度大大減緩，人口自然增長率已連續多年低于1％。與此相對應，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不斷下降。1950年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為22％，到現在已降至21％左右。中國人口增長占世界人口增長總量的比例已由1980年后期的19．3％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

撫養比下降：人口轉變的“紅利”

中國人口快速轉變為經濟快速發展創造了這樣一種有利的人口環境：隨著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成功實施所導致的人口增長速度的減緩，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快速上升，撫養比例（0～15歲的孩子和65歲的以上的老人占16～64歲勞動力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勞動力資源的供給進入最豐富的時期。從人類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出，一個國家或者社會的經濟起飛無一不對應著一個勞動年齡人口相對豐富的時期。勞動年齡人口相對豐富的人口結構不僅意味著勞動力負擔較輕，同時還意味著較高的儲蓄率和較強的社會需求，這樣一種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人口結構對于經濟發展來說就類似于一種“紅利”。如果把撫養比的下降看成是一種經濟發展的“紅利”，這樣算來，中國經濟發展已經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紅利”。但不幸的是，人口“紅利”時期似乎很快就要結束。據預測，總撫養比會在2013年時達到其最低點，然后開始上升，并且這種上升的趨勢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呈現加速趨勢。2013的總撫養比為38．77％，這意味著近三個勞動力人口撫養一個人，這一年將是中國歷史上勞動力負擔最輕的一年。因此，從現在開始的今后十年，是中國勞動力存量最豐富的時期，也是中國開發利用勞動力資源最為有利的時期。換句話說，中國的人口“紅利”還能維持十年時間，十年之后中國將開始為提前享受的“紅利”償還“債務”。

為人口“紅利”償還“債務”

如果說人口轉變的“紅利”主要來自于生育孩子數量的減少上，那么其“債務”則來自于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上。同樣是被撫養人口，少兒和老人具有非常不同的經濟學含義。從生命周期來看，孩子正處于生命周期的開始，撫養孩子的成本不僅對于家庭而且對于社會來說都近似于一種“投資”，而老年人則處于生命周期的結束，撫養老人的成本完全是一種成本，是一種“凈”消耗，這些成本或者負擔永遠也不可能再被收回來。因此，撫養孩子和撫養老人存在著完全不同的激勵機制。

從撫養者的角度來看，孩子主要由家庭撫養，老年人則不同。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家庭養老功能不斷受到削弱，社會化養老不僅是一種趨勢，也是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撫養老年人將成為社會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其成本必須由社會所集中承擔。老年撫養比上升將加大社會負擔，極大地削弱經濟發展的競爭力，并對社會的保障體系提出嚴峻的挑戰。

中國在收獲人口轉變“紅利”的同時，準備好了應對人口轉變的不利后果――快速老齡化的挑戰了嗎？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在歷史上所面對的都是人口過多的問題，似乎還沒有出現過勞動力短缺的問題。隨著生育率的持續降低和老齡化程度的加速，中國會在有朝一日出現勞動力短缺嗎？換句話說，在中國勞動力資源最為豐富的有利時期，能否建立起一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將關系到國家的長遠發展。

“未富先老”的挑戰

其他國家都是“先富后老”，中國則是“未富先老”。

如果我們無法在勞動力資源最為豐富的時期建立起適當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那么，人口老齡化高峰時期的到來就意味著老齡化的危機。

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老齡化

中國目前正在經歷著世界上規模最大同時也是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齡化過程。歷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65歲及以上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為4．4％，1964年為3．6％，1982年為4．9％，1990年為5．6％，2000年，這一數字已上升到接近7．0％，2002年底則為8．2％。按照國際通行標準，中國已經跨入了老齡化國家的行列。預計到2017年，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超過10％。從人口結構的老齡化程度來看，雖然中國目前還不是世界上最嚴重的國家，但老齡化的速度不僅是發展中國家最快的，而且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也將成為世界上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

國際上一般認為，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就步入了所謂的老齡化社會或者說老年型國家，達到14％以上則稱為老齡社會和老年國家。人口老齡化的速度一般以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由7％增長到14％所用的時間來表示。以此測算，英國花了45年，瑞士50年，美國65年，法國115年。作為后起發達國家的日本，在1970年時老年人口比例達到7％，其老年人口比例從7％增加到14％僅用了24年左右的時間，是世界上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

從老齡化的速度來看，中國和日本不相上下。例如，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從7％上升到10％，日本用15年的時間，中國要用16年的時間；從10％上升到14％，日本用9年的時間，而中國要用大約11年的時間。中國不僅有著世界上最快的人口老齡化速度，而且還有著世界上其他任何老齡化國家所沒有的特點。一是中國老齡人口的規模龐大。例如，日本老齡化比例達到7％時，老年人口規模只有700萬左右，老齡化比例達到14％時，老年人口規模也只有1800萬左右。而中國目前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就已經超過了9000萬，2015年前后這一數字將超過1．3億，屆時中國老年人口數量將超過日本總人口數。二是中國是在經濟相對不發達的條件下實現老齡化的。其他國家都是“先富后老”，中國則是“未富先老”。例如，老齡化速度最快的日本在老齡化比例達到7％、10％和14％時的人均GDP為分別為1967美元、11335美元和38555美元?穴IMF?熏2003?雪。而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達到7％的2000年，人均GDP只有850美元；預計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會在2020年左右超過10％，屆時中國的人均GDP預計也只能達到3000美元左右。因此，中國是在一個經濟相對不發達的情況下而不得不提前面對一個相對老化的人口年齡結構。

家庭養老功能弱化的挑戰

更為嚴峻的是，中國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正在不斷弱化。人口的快速轉變使得家庭結構和規模發生了巨大變化。根據歷次人口普查數據結果，1953年平均家庭規模為4．33人，1964年為4．43人，1982年為4．41人，1990年為3．96人和2000年為3．44人。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家庭的平均規模經歷了一個劇烈的下降，在近20年的時間內家庭平均規模減少了一個人左右。同時，家庭結構也出現了核心化的趨勢。在城市地區，家庭結構越來越趨于小型化和簡單化。由于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城鎮地區普遍流行“4－2－1”（四個老人、一對夫婦和一個孩子）的家庭結構，當獨生子女長大婚嫁之后，不論選擇什么樣的居住方式，屆時只會出現夫妻家庭、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空巢家庭等，而不會再出現聯合型的大家庭。家庭結構和規模的變化意味著家庭已經不可能同時也越來越難以承擔起對養老的職能。

然而，中國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二元化”結構導致城鄉養老體系存在巨大差別。城鎮老年人口主要以社會養老為主，家庭養老為輔；而農村老年人口以家庭供養為主，社會供養為輔。但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在未來的幾十年內對老年社會保障的需求都將不斷地擴大，城鄉分割的養老體系將無法滿足這一日益擴大的需求狀況。如果不及時采取應對措施，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加快，將會有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口陷入貧困。

從國際經驗看，在人口老化高峰的至少前20年～30年，必須建立適當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并進行足夠的資金儲備，以應付人口老化的高峰給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的壓力。上世紀60年代生育高峰時出生的人口將在2020年前后陸續進入老年階段，屆時我國的人口老齡化進程會突然加速而逐漸達到人口老齡化高峰。這樣算來，我們的準備時間恰好有20年～30年時間。如果我們無法在勞動力資源最為豐富的時期建立起適當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那么，人口老齡化高峰時期的到來就意味著老齡化的危機。

養老保險改革踏上不歸路

中國能否成功地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挑戰，取決于能否對這樣兩個問題給予肯定的回答：一是中國經濟能否繼續穩定和健康地增長，二是中國能否建立起社會化的養老保障體系。

在中國城市，中國目前的養老保障體系正處在由計劃體制向市場機制過渡的轉軌時期。在計劃經濟時期，城鎮職工養老是企業的責任，企業職工實行的是單一的養老保險制度，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過去單一的養老保障制度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逐步建立起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是目前養老保障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世界首創的養老金體制

我國目前的養老保險體系由三個部分（或層次）組成。第一部分是基本養老保險，第二部分是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第三部分是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基本養老保險可稱為第一層次，也是最高層次。

在上述三種養老保險中，基本養老保險是作用最大、覆蓋最廣，同時也是最重要的養老保險形式。從籌資方式上來看，世界上主要存在兩類養老保險模式，一類為現收現付制，另一類為完全積累制。我國目前的基本養老保險實行的是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模式。社會統籌意味著養老金的現收現付制，而個人賬戶實際上是一種積累制的養老金，中國把二者結合在一起的養老金體制在世界上屬于首創。從養老金的籌集模式上來看，中國的這一制度采用了傳統型的基本養老保險費用的籌集模式，即由國家、單位和個人共同負擔。截至2003年底，全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人數達到15506萬人，基金收入3680億元，支出3112億元，累計結余2207億元。

將大多數人納入養老保險體系

雖然中國目前的基本養老保險在保障離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和確保社會的穩定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必須看到，目前基本養老金的覆蓋面還很低，它僅僅覆蓋城鎮中的部分人，參加養老保險者占城鎮就業人員的比例只有大約60％左右，農村人口基本上被排斥在基本養老保險之外。根據美國戰略與研究中心的報告，僅25％的中國勞動力，包括農村與城市，有不同程度的養老保險。作為一種以政府為主導的再分配制度，養老保險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保障所有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安全。因此，今后的養老保險改革，必須盡可能實現廣覆蓋，從而讓社會中大多數的人都能夠享受制度的好處。

中國能否成功地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挑戰，取決于能否對這樣兩個問題給予肯定的回答：一是中國經濟能否繼續穩定和健康地增長，二是中國能否建立起社會化的養老保障體系。

中國目前正處在勞動年齡人口最為豐富的時期，勞動力資源優勢是中國最大的競爭優勢，而且，這種優勢在中國成為WTO正式成員后變得更加明顯。可以預見，資源在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有可能會使中國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制造業中心，從而讓中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通過物化為產品的形式實現在國際上的“流動”，為中國經濟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繼續保持穩定增長奠定堅實的基礎。應該說，經濟的持續、穩定和快速發展為中國應對老齡化挑戰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養老保障體制的改革進程也將加快，中國完全有能力在人口老齡化高峰到來之前不斷完善養老保障體制，從而確保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都得到保障。

閱讀背景

老齡化的中國與世界

老齡化不僅是中國人口發展的趨勢，同時也是世界人口變動的趨勢。目前，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都步入了老年型人口國家的行列。北美洲、歐洲和大洋洲已經成為三個“老年洲”。1865年，法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老年型人口國家。到現在為止，世界上共有22個國家或地區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或超過了15％，除了日本以外，全部為歐洲國家。整體上看，25年后發達國家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其總人口的比重將從目前的15％上升到20％左右。

一般來說，在一個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以及有著凈遷出人口（與老年人相比，年輕人更容易遷移）的社會?熏老年人口的比例就會較高。瑞士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熏其65歲以上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在世界上最高，達到18％左右。相反?熏在一個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以及有著凈遷入人口的國家?熏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會較低。例如，非洲擁有世界上最低的老年人口比例?熏僅為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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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制度分析

［作者簡介］　盧效堅，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財經系教師，汕頭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政府與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廣東　東莞，523106

［中圖分類號］ C9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7723（2012）04-0024-0003一、前　言

所謂人口老齡化，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相對比例上升，按國際慣用標準， 60 歲以上或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超過 10%和7%，即可看作人口老齡化[1]。人口老齡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它既是社會進步的標志，也會帶來一系列棘手的社會問題。

目前，全世界范圍內，我國是農村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老齡化狀況最嚴重的國家。而當前全國 70%以上的老齡人口主要分布在農村，必須重視農村人口的養老保障。據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我國農村人口 7.84 億，而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則達到 7.51％[2]。如此龐大的農村老年群體與城市的退休老年職工的重大區別是，他們沒有工資，沒有退休年齡的年限，往往忙碌一生，甚至直到喪失勞動能力后，生活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更不用談享受退休金待遇。

因此，如何解決農村老年人的養老問題，建立全面多支柱的養老保障制度，是一項亟須解決的難題。不僅與廣大農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權益相關，與農村的穩定發展相關，甚至與國家的長治久安相關。

二、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形成原因及其影響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全國人口為1339724852人，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十年間增長了7390萬人，增長了5.84%，平均年增長率0.57%，比1990年到2000年期間的平均增長率1.07%下降0.5個百分點。

0～14歲的人口占總量的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了6.29個百分點；而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了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了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3]。有關專家預測，2020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達到2.4億人，占總人口的17.17%；在2030年之前，中國將進入高度老齡化社會（22%）；到2050年，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4億，老齡化水平達到30%以上[3]。

（二）我國人口老齡化形成的原因

從根本上講，這種人口轉變是醫療進步、教育水平明顯提高和經濟發展的直接成就，也是公共衛生事業，例如克服營養不良、飲用水衛生、克服傳染病和寄生蟲疾病，以及降低母嬰死亡率等方面的結果。（1）出生率下降。1973年以來，全國范圍內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出生率大幅度下降，2000年總出生率2.31%，相比1950年，降低了3.5%；（2）低死亡率。我國人口的平均壽命不斷提高，1957年，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為55.82歲，女性的平均預期壽命為55.95歲，而到了1995年，男性平均預期壽命為67.36歲，女性平均預期壽命為71.89　歲[4]。

（三）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

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1）勞動年齡逐漸老化，勞動力資源日益不足。勞動年齡的群體占總人口比例的降低，從而導致勞動力資源減少，間接降低了勞動生產率，進而直接影響到整個經濟的增長；（2）老年保障費用投入增多，而投資農村經濟的費用卻相對減少；（3）家庭負擔加重，供養比重不斷提高，農業投入逐漸減少。

三、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制度分析

（一）制度變遷理論

1. 制度變遷

制度變遷是指“制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易過程，它實質上是一種效率更高的制度替換另一種制度的過程”[5]。而諾斯認為，制度變遷是一個在制度不均衡時追求潛在獲利機會的自發交替的過程。[7]加強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建設是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是一種效益更高的新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代替舊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過程。

2. 制度安排

制度安排可以定義為管束特定行為模型和關系的一套行為規則。制度安排既可以是正式的，又可以是非正式的，正式的制度安排如政府、企業、醫院、大學等等，而意識形態、價值、習慣等就屬于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范疇[7]。在本文中，制度與制度安排所指的含義相同，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就是一種制度安排。影響制度變遷的因素有多個方面，不同的情況之下影響制度變遷的因素不同，各個因素影響制度變遷的程度也各異。

3. 制度變遷的主體

制度變遷的主體主要由個人、組織、各種社會團體和國家組成。其中，個人作為基木單位，是制度變遷的基本主體。組織是一群具有共同目標的人結成的集體，是制度變遷的關鍵。而國家往往是制度目標的選擇者、制度變遷進程的安排者以及制度的最終確立者[8]。在本文中，影響農村養老保障制度變遷的主體主要有政府、受益者和失益者，其中，失益者包括在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下遭受不公待遇的政府和農民。

4. 制度變遷的形式

制度變遷主要有兩種形式：（1）誘致性制度變遷。它是指“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它由個人或群體，在響應共同的利益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的制度變遷形式[7]。這種變遷的發生主要由于原有制度安排下無法獲得的利益所引起的，它通常是一種從整體到局部、自下而上的變遷過程。（2）強制性制度變遷。它是指“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實行”的制度變遷形式。學者林毅夫認為強制性制度變遷可以彌補誘致性制度變遷存在的缺陷，如誘致性制度變遷所帶來的持續制度供給的不足，而國家的干預可以彌補持續的制度供給不足[7]。”并且，政府還可以依靠其強制力等的優勢來減少或遏制“搭便車”等常見的現象，從而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

（二）我國養老保障制度現狀的制度變遷分析

目前我國養老保障體系的不完善狀況，究其原因，是制度失敗的結果。當前，在我國養老保障制度問題上，存在著大量的缺陷與漏洞現象，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盡管是多方面的，但制度是其最深層次的原因，它表明我國現行的養老保障制度存在著重大的缺陷。

1. 養老保障制度非均衡的制度分析

制度經濟學家認為, 當社會處于制度均衡狀態時, 制度變遷不會發生變化，而一旦社會出現非均衡情況，制度變遷就會發生[9]。從當前養老保障制度所出現的各種問題中，可以看出我國的養老保障制度明顯處在一種制度非均衡的狀態。從養老需求層面看，農村人口老齡化速度快，老齡化人口不斷攀升, 對養老需求不斷增加[9]；從養老供給層面看, 在我國，養老保障制度是一種準公共產品，制度供給主要靠國家承擔，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傳統的養老方式主要靠家庭和個人，而對不承擔贍養責任的個人或家庭也沒有相關的懲罰措施，更嚴重的是，農村尚未建立完善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10]。多年來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 使農村家庭養老的資源越來越缺乏, 負擔加重。加上農村人口絕對值的增加，人均土地量的減少, 土地功能弱化等因素, 導致農村養老保障能力急劇降低。農村養老保障需求和供給失衡, 家庭養老功能逐年弱化,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變遷迫在眉睫[9]。

2. 農村養老保障制度運行機制的不健全

當前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出現的問題，是持續的制度非均衡狀態的必然表現。（1）農村養老保障系統不全面，工作人員待遇低，管理水平有限。首先，在很多實行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地區，農民投保率頗低，回報率低，難以起到養老保障的效果。其次，對于農村的養老保險經費的投入，國家和地方財政投放低，幾乎全部由農村各人承擔，這對清貧的農民來說，是筆很大的開支。另外，農村的養老保障管理機構不完善，并無專人管理，也缺乏監督。（2）農村養老保障的法律不健全。我國目前施行的農村養老保險辦法是基于民政部發行的 《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 （試行）》上略作修改而形成的，嚴重缺乏法律效力，常受一些外在因素和行政因素的影響。方針、政策缺乏穩定性，國家常變動、更換，影響農村養老保險無法正常實施，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也難以步入正軌[11]。

3. 農村養老保障制度變遷中的主體關系分析

推動制度變遷的主體既有個人、組織，也有國家和各種社會團體。不同制度的變遷，其主體也各異。本文認為，推動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變遷的主體，主要有三個角色: 政府、現存養老保障制度下的受益方以及失益方，從深層次分析，養老保障制度的形成與變遷，實際上是這三個角色不斷反復博弈的結果。

（1）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中政府與受益方之間的關系

養老保障制度的變遷表現為自上而下的過程，是由政府主導和推進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推動制度變遷過程中，政府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各級政府為了績效，為了短期目標，往往不顧整個地區長遠發展，只重視城鎮的發展，無視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以犧牲農村的發展來換取城鎮的發展，長期下去導致城鄉貧富差距懸殊加重，使原本能嘗到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優惠的受益方遭受利益的侵蝕。這種情況下，盡管本應受益的一方想對養老保障制度進行變遷，但是由于原本受益的一方力單勢薄，加上政府重經濟效益，認為只有GDP的增長才是考量政績的唯一標準，不希望加大投入來換取農村保障制度的完善，地方政府在保存自身最大化經濟利益最大化前提下，，故意曲解規則，修改文件，采取策略妨礙甚至取消制度的變遷，費盡周折加大制度變遷的成本，讓制度變遷活生生地被夭折。

（2）受益方與失益方在制度變遷中的關系

對于完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我國政府在遭受各種輿論之后也進行了各種制度修補和完善，但效果并不明顯；并且由于現存養老保障制度的缺陷，使部分人非正常受益，這部分人為了自身利益往往會忽視公眾和失益方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與之相比，社會保障制度中失益方的力量則顯得比較分散。由于受益方中一部分人因怕得罪領導，無膽站出來推動制度的變遷；還有部分人懷著“搭便車”的想法，不積極參與推動制度變遷行動。另外，制度作為一種公共物品，其發動、組織實施等都難以由力量分散的失益方承擔。因此，以往發生的養老保障制度的變遷，大都表現為政府主導和推動的自上而下的變遷過程。所以說，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制度變遷的形式是典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也就是“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實行”的制度變遷。

由以上三個角色之間的關系可知，當前在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中的失益方很難對目前不完善的養老保障制度的現狀形成有效制約，他們有完善養老保障制度的強烈愿望和動機，但因缺乏順暢的參與方式和有效的參與渠道，很難有所作為。由此看出，養老保障制度變遷的核心主力只能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以往針對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每一次調整與嘗試，都是中央政府對制度保障失益方的一種回應，但是這種回應由于不能完全做到及時與全面，而且并非養老保障制度失益方的每一項呼吁都能得到及時迅速的制度回應，這主要是由于制度安排時滯性的影響作用。時滯性的存在，常使得新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給之間存在一個較長的時間間隔。除此之外，由于我國養老保障制度供給低效問題，導致新的制度安排的出臺，往往需要很長時間。由此，我們不難明白，為什么當前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存在眾多弊端，處于制度非均衡狀態卻難以形成制度變遷。

由此可知，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是與現行的養老保障制度處于不均衡狀態密切相關，制度中失益方和社會大眾缺乏有效的參與機制，而作為強制性制度變遷主體的中央政府，沒有發動足夠的動力如物力、人力和財力等來推動養老保障制度的制度變遷，導致了這種制度安排的不均衡狀態持續存在。但是，也應看到，這種制度的非均衡如果長期發展下去，將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因此，為了避免產生種種的不良后果，必須采取措施，通過制度上的不斷創新，建立起一整套可操作性強、科學完善、客觀公正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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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老年人力資源 開掘 老年社工 理論 視角

根據人的生命周期理論，隨著人的生命延續，當步入老年以后，體力、智力等均會趨于衰退，勞動參與的能力也就隨著減退。對于某總體人口而言，當該總體人口進入老年型、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的時候，勞動參與的能力減弱，導致勞動參與率的降低、老年撫養比的提高，從而影響到社會經濟的發展。

一、老年人力資源的開掘具有現實條件、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

首先，從人力資源的概念上分析，我國老年人力資源開掘是可行的。所謂人力資源（又稱勞動力資源或勞動力），是指能夠推動整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口總和，既包括勞動年齡內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口，也包括法定勞動年齡以外具備實際參與社會性活動能力的人口。這也就是說人力資源的含義，不應受年齡大小和在業與否的限制，其中也包括健康的、具有一定勞動能力的老年人口。

其次，老年勞動力供給充足。在65歲以下的老年人口中，在這個年齡段中，大多數勞動者依然身體比較健康、精力比較充沛。而且他們的不少人還具備較高的技術水平，并積累了豐富的專業技術和領導管理經驗。加之老年人由于工資低，退休金少，年齡的增長對勞動生產率影響不明顯，所以許多老年人退休之后，只要身體條件允許，大都愿意再就業。

第三，不存在與年輕人競爭崗位的問題。老年人從事填補“拾遺補缺”的崗位，這些崗位由于收入較低、工作量小、耗時較長且不固定，具有明顯不同于勞動適齡人口的特點，不符合年輕人就業的空缺，但與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點相適應，又為社會所需要，既滿足了社會的需求，又為老年人實現自身價值提供了機遇；老年人參與社區服務等為主要形式實現就業，既可以緩解技能人才短缺帶來的不利影響，也可以傳授年輕人以知識、經驗、專長等，與年輕人之間產生一種優勢互補，達到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并有助于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第四，經濟發展急需大量科技人才。目前我國已退休的高級專業技術人員達80多萬，占在職高級專業技術人員的40%。他們中的90%是年齡在70歲以下的低齡老年人，大多數有繼續工作的能力和意愿，并且不需專門培養，這為目前我國許多領域技術和管理人才提供了強大的支持，為老人施展抱負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第五，市場經濟的發展為老年人力資源開掘提供了機遇。那些身體健康而又有一技之長的老人符合市場經濟所要求的“量才錄用”原則，在勞動力市場上，企業根據自己的要求選擇合適的勞動力，用人的標準是能力強弱，而不完全是年齡大小。隨著社會的發展，生產和辦公自動化的提高，這有利于老年人憑借其智力和經驗優勢再次參與到社會生產。現實也證明了老年人再就業過程中，經驗技術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二、我國老年人力資源的開掘途徑

第一，在國際上步入老齡化社會國家的實踐告訴我們，勞動力成為稀缺資源是一種普遍地現象。我們要利用勞動力暫時過剩的機遇，加強對勞動教育的投資，使未來的勞動者素質有較大提高。其次，要通過技術進步、經濟結構調整和資源的優化配置等途徑提高勞動生產率，解決老齡人口撫養比過高、勞動力負擔過重的問題。

第二，倡導和鼓勵離退休人員再度創業，轉換養老觀念。老年人的再就業已遠遠超出了經濟意義，讓現代老年人樹立起“既有享受退休的權利，也要盡相應的社會義務”的新觀念。根據老年人力資源的知識積累優勢、經驗優勢、時間優勢、資深輩高優勢、人脈優勢，結合市場和社會對老年人力資源的需求，老年人力資源開掘應重點有以下幾個領域：技術服務和參謀咨詢、創辦企業、公益服務、代際合作、家務勞動。

第三，創造有利于老年人力資源開掘的政策環境。老年人力資源開掘相當部分屬于政府行為，政府有關部門應要盡快制定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的政策法規，呼吁社會重視對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把開掘老年人力資源作為發展我國老齡事業的一項重要舉措加以研究規劃，把老年人才開發納入人才資源開發的整體戰略之中。

第四，積極營造尊老敬老的社會氛圍。世界衛生組織已倡導“積極的老齡化”觀念，即將對社會的貢獻和高質量的生活延伸到老年階段。因此，努力開掘老年人的潛力，支持他們繼續勞動，或者指定優惠政策鼓勵他們來領辦、創辦一批符合社會需要的事業、企業，不僅順應了老齡人口的物質及精神需要，而且能夠使他們夕陽增輝，晚霞添彩。這不僅是老年人自身的需要，同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經濟發展的需要。

第五，推進老年繼續教育，構建終身教育體系。充分整合教育資源，加大對基層老年教育的投入，加強基層老年教育的師資隊伍建設，不斷創新基層老年教育的內容和方式。逐步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為、老有所學、老有所教、老有所樂”六個老有的老齡工作目標。

綜上所述，人口老齡化的確是對人類發展的一項重大的挑戰，但是，龐大的老年人口同時也意味著我們擁有數量充沛的可供開掘和利用的老年人力資源。只要認識正確，措施得力，通過卓有成效的老年人力資源開掘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口老齡化的負面影響，完全可以將我國當前沉重的老年人口負擔轉化為創造社會財富的人力資源優勢。

注釋：

（1）“角色理論、活動理論、延續理論、社會建構理論、現代化理論”，參照2012年元月，中國社會出版社，社會工作實務，第五章，老年社會工作理論，P162—P165。

（2）文中“所謂人力資源（又稱勞動力資源或勞動力），是指……”的定義，引用人力資源管理《實用資料大全》第一模塊、基礎設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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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養老保險；必要性

一、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內涵及特點

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國家和社會根據一定的法律法規，為保證勞動者在達到國家規定的解除勞動義務的勞動年齡界限，或因年老喪失勞動能力退出勞動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種社會保險制度。它包含以下兩層含義:第一，社會養老保險是在法定范圍內的老年人完全或基本退出社會勞動生活后才自動發生作用的。判斷是否“完全或基本”退出社會勞動生活的標準，則視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是否脫離，或者對勞動者而言，參加的生產活動是否屬于其主要社會生活內容而定。另外，法定的年齡界限亦根據各國實際情況相應確定。第二，社會養老保險目的是為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為其提供穩定可靠的生活來源。因此，養老金在分配過程中不再遵循按勞分配或按需分配原則，而是依據勞動者的社會貢獻、勞動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當時社會生產力水平來確定額度。

養老保險是世界各國較普遍實行的一種社會保障制度。一般具有以下幾個特點:①由國家立法，強制實行，企業單位和個人都必須參加，符合養老條件的人，可向社會保險部門領取養老金；②養老保險費用來源，一般由國家、單位和個人三方或單位和個人雙方共同負擔，并實現廣泛的社會互濟；③國家可測算出未來大概的養老金開支，并根據某些既定標準來確定養老保險待遇；④養老保險具有社會性，影響很大，享受人多且時間較長，費用支出龐大，因此，必須設置專門機構，實行現代化、專業化、社會化的統一規劃和管理。

二、我國當前養老保險制度的現狀

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經過了50多年的發展，歷經多次改革，目前，我國城鎮已初步建立了較高水平、較為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養老保險金基本實現了社會統籌，但由于我國城鄉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我國城鎮和農村的養老保險制度也不相同，農村養老保險從1991年開始試點，此后一段時期，農村養老保險工作迅速開展，截止到2005年底，全國有近2000個縣開展了農村養老保險，5400多萬農民參保，積累基金達300多億元，已有200萬名農民開始領取養老金。盡管如此，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仍存在著覆蓋面小、參加養老保險的人數少、保障水平低的特點，一個綜合的可持續發展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尚未形成，這樣，在土地初級保障的基礎上，絕大多數農民的養老缺乏保障，這不僅會加劇城鄉差距，而且也會釀成一系列社會問題。因此，在我國建立健全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三、在我國農村建立養老保險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健全農村養老保險是應對農村人口老齡化高峰期到來的需要

國際上，一般把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10%的社會、或者將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7%的社會叫做老齡化社會。目前，我國60歲以上人口已達到1.34億，超過總人口的10%。其中65歲以上人口1.1億，占總人口的8.5%，而且全國70%以上的老齡人口分布在農村地區，農村老齡化問題就顯得更為突出。更為嚴重的是老齡化速度在未來的30年間將持續加速，根據預測，2030年農村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率將上升到17.93%，比城鎮的比率高出4.8個百分點，因此，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而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解決好迅速增加、數量龐大的老年人口的老有所養。與發達國家“先富后老”不同，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的發展水平不一致，絕大部分地區處于“先老未富”，甚至是“先老還窮”狀態，另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人口總量較少，人口老齡化的負擔相對較小，而中國農村基數大，老年人口數量很多，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超過了整個歐洲各國老年人口之總和。因此，為了迎接農村人口老齡化高峰期的到來，使數量龐大的農村人口老有所養，就有必要適時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

(二)建立農村養老保險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現實要求

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就是要使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擴大的趨勢逐步扭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得到飛速發展，城鄉居民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城鄉居民收入之比卻在不斷擴大，1964年中國城鄉居民收人比為2.2∶1，1978年為2.4∶1，到了1994年就達到2.87∶1，2001進一步上升到2.9∶1，2004年則為3.45∶1，目前仍有擴大的趨勢，而我國二元化格局下的城鄉養老保險差別也很大，以國家近年來社會保障費用支出為例，2001年，占人口70%左右的農民的社會保障費支出僅占全國保障費總支出的11%，而占總人口30%的城鎮居民卻占全國社會保障費的89%。人均占有方面，城市人均社會保障費455元，農民僅人均15元，相差近30倍;從覆蓋面看，城市已達90%以上，而農村只有2.4%。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巨大差距已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羈絆。要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城鄉和諧，就必須建立覆蓋城鄉全體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通過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有效實現國民收入再分配，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和不公平，使社會穩定發展，達到國家的長治久安，才能從根本上保證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

(三)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是解決土地和家庭養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徑

由于我國農村人多地少，農民人均擁有的土地數量有限，根據國土資源部日前公布的2005年度全國土地利用變更調查結果顯示，我國人均耕地面積僅為0.093hm2，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加之城市化過程中耕地消失的速度快于農業人口消失的速度，土地的養老保障功能顯得更是脆弱。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后，我國農產品還要面臨世界低成本農產品的更大沖擊，其價格還有進一步下降的趨勢。相應地，農民從農業生產中獲取的收益也就難以得到保證。因此，單純依靠有限的土地已經難以保障農民的基本生活了，土地保障的作用正日益削弱。

我國農村家庭養老保障功能也正在弱化，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計劃生育工作的深入進行以及現代觀念的沖擊，我國農村過去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漸被父母和子女居住的現代小型核心家庭所取代，家庭結構不斷簡化，家庭規模漸趨縮小。我國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戶常住人口由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1994年的4.54人，每個勞動力負擔人口(含本人)也由2.26人減少到1.57人，農村家庭養老保障功能受到巨大沖擊。對于我國如此眾多的農村老人依賴自己不穩定的老年勞動收入來養老，農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確實是我們面臨的一個社會問題。因此，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解決土地、家庭養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徑，是廣大農民的迫切需要，它不僅可以保障農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也是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

(四)從西方歷史經驗看我國已經基本具備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條件

從一些歐洲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丹麥、瑞典、葡萄牙與西班牙分別于1891年、1913年、1919年與1947年開始通過立法在農村建立養老保險制度，當時這四個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相當于中國1999年可比值水平的79.3%、99.9%、46.6%與73.3%。歐盟15個成員國將農民納入基本養老保障制度在時間上大致從20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末完成。與這些國家當時的農業產出、人均收入等指標比較，我國整體經濟水平和農村經濟水平都達到或超過這些國家當時的條件。另外，比照國外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的國家，一般有兩個規律，一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滯后城鎮30-50年;二是農業占GDP的比重在3.1%-41%之間，平均為16.2%。而我國城鎮養老保險制度建立于1951年，當時政務院頒布了《勞動保險暫行條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事實上已滯后城鎮50多年。2003年，我國農業GDP比重為14%，已經達到或超過了國際上已經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國家建立該制度時的比例。而目前我國政府財政收入保持年均高速增長，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提供了強有力的資金后盾;同時，我國當前的財政支出結構中存在著社會保障支出不足的問題，這也為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深入實施提供了潛在的經濟支持。因此，我國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已經基本具備條件。

(五)加強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是保證經濟可持續穩定發展的必然選擇

黨的確立的在農村實行，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帶動了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就業結構的變革，以及小城鎮的發展，農村已經初步構筑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經濟體制框架。從某種意義上講，農民是率先進入市場經濟的群體。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經濟，優勝劣汰是競爭的必然結果。農民不論亦工、亦農、亦商都必然要承擔市場風險。逐步在農村建立發展社會養老保險，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也是促進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保證。

由此可見，建立健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我們國家解決好“三農”問題的必要條件，對于構建和諧社會、建設新農村、保持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也是目前需要迫切解決的一項重要任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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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摘 要 職業年金是事業單位職工福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職業年金的建立對于事業單位來說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重點對事業單位建立職業年金制度的動因進行了分析，認為政府的政策推動為職業年金的建立做好了供給準備；事業單位建立職業年金制度可以減輕單位財政負擔；人們對較高養老水平的追求是職業年金制度建立的內在需求動力；職業年金制度的建立還是應對當前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實選擇，也是全球養老金制度改革的大勢所趨。

關鍵詞 事業單位 職業年金 人口老齡化

隨著2009年1月28日《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的正式下發，事業單位職業年金計劃也浮出了水面。鑒于中國當前只實行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改革，因此，當前的職業年金制度僅指事業單位的補充養老保險。本文將重點探析促進事業單位職業年金制度建立的動力因素。

一、政府的需求理論與政策推動

政府通過政策來推動事業單位建立職業年金的理論基礎是福利經濟學。英國福利經濟學家李特爾（I.M.D.Little）提出了個人經濟福利增加的標準，主張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協調起來，使得社會福利達到最大。[1]又由于職業年金具有準公共產品屬性，市場無法解決此類產品的資源配置問題，并且，職業年金制度的建立可以減輕政府在基本養老金上的財政負擔，因此，理論界普遍認為職業年金的建立應由政府來供給。

2010年4月，在召開的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一季度新聞會上，新聞發言人尹成基透露，“目前正在擬定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試點的相關配套政策，重點研究基本養老金計發辦法和職業年金試行辦法。”可見職業年金計劃已提上日程。職業年金計劃是事業單位在國家相關部門法律的指導下，以單位為主體建立的一種額外福利計劃，既不同于國家舉辦的基本養老保險，也不同于體現個人責任的商業保險，是一種具有互濟性和強制性的社會保險計劃。

長期以來，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實行的是退休職工“雙軌制”，最后形成了“碎片化”的制度。為了扭轉中國養老保險“碎片化”的發展趨勢，政府出臺了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的政策，以統一養老保險制度并保障退休待遇的公平性。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于2009年1月28日正式下發了“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其內容充分指出了我國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的方向，即建立職業年金制度，以解決退休金“政企不公”的現象。我國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應形成“基本養老保險+職業年金”的復合型養老模式，基本養老保險替代率為60%，職業年金為20%。職業年金的建立使基本養老保險替代率由80%～90%下降到60%，由此減輕了政府的財政支出壓力，這是政府推進職業年金建立的驅動力。

二、事業單位的需求理論與動因

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的原則是既要堅持改革的帕累托改進原則，又要遵循養老金待遇的剛性原則。事業單位對職業年金制的需求基于帕累托改進原理，此原理是福利經濟學派先驅、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Vil-fredoPareto，1848-1923）為了使閑置資源得到充分利用而提出的改革標準。帕累托最優是指在不減少一方福利的情況下，就不可能增加另外一方的福利，是社會資源配置達到的一種最優狀態。[2]帕累托改進是指在不減少一方的福利時，通過改變現有的資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逐漸向帕累托最優靠攏。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帕累托改進是通過養老保險制度的政策規定――“建立職業年金制度”來實現的。即以不減少當前退休者的待遇為前提，通過參與職業年金計劃而增加個人退休后的待遇，這就成為事業單位建立職業年金的理論基礎。

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占國家科技人才的80%，他們是科技發展的主力，也是社會建設的主力，因此，他們應得到很好的福利待遇，免除其后顧之憂，以提高工作效率。然而，事業單位員工的養老保險即將改革，使其與企業養老水平看齊，那么事業單位員工的養老金水平將大幅度下降，這將使員工懈怠工作、降低工作效率。但是，事業單位職業年金制度的建立將會扭轉這一局面，這一制度不僅保障事業單位員工的養老待遇不降低，還會統一政企之間的待遇水平，從而顯示出事業與企業間的公平與公正。職業年金計劃通過退休后的延期福利待遇可以保留和吸引事業單位的高端技術人才，進而增強事業單位的內部凝聚力和外部市場競爭力。

由此可見，職業年金制度的建立不僅可以留住人才，也可以提高其工作效率，這將會給事業單位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因此，事業單位具備了足夠的動力來推動職業年金的建立和發展。

三、職工的需求理論與動因

人們對職業年金的需求理論基于職業年金效用。效用是丹尼爾•伯努利1738年在解釋圣彼得堡悖論時提出的，其含義是指對于消費者通過消費或者享受閑暇等使自己的需求、欲望等得到滿足的一個度量。相應地，職業年金效用便是消費者在購買職業年金產品后，滿足自己需求、欲望的度量值。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壽命的延長，人們對養老的需求層次逐步提高，而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后，政府的基本保障難以滿足人們養老的“多層次”需求，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職業年金的建立。然而，職業年金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個人效用最大化呢？莫尼迪亞尼的生命周期假說理論充分說明了職業年金是員工達到個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想選擇。

其中YL表示勞動收入，C表示消費，WL表示工作期間，NL表示預期壽命儲蓄生命周期假說理論是由弗蘭科•莫迪利亞尼（Franco Modiglianl）和理查德•布倫伯格 （Richand Brumberg）共同創立的，并以此獲得了198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該理論主要是引用跨時期消費的概念來闡釋個人的儲蓄與消費行為。[3]理性消費者追求的是其生命周期內一生效用的最大化，其生命周期內的收入與消費支出是平衡的，即兩個陰影區域的面積是相等的（如圖1所示）。因為個人自愿的儲蓄是難以確保消費者實現他退休后的消費目標，所以，職業年金的出現使人們的儲蓄更加方便，工作期間按一定比例繳納職業年金，退休后從個人賬戶中支取，從而代替了以往的儲蓄活動。[4]最后實現生命周期內各個時期的平滑消費。

圖1是生命周期理論的直觀描述。[5]其假設條件為①職業年金不盈利；②工作期間的收入保持不變；③退休前后的價格保持不變。則公式：（YL－C）•WL＝（NL－WL）•C成立。

根據生命周期假說理論，人們希望實現生命周期內的個人效用最大化，而生命周期假說理論的一個前提條件是：消費者是理性的。但在現實生活中，消費者并不是完全理性的，難免會出現短期的揮霍行為。西蒙（Harbert A Simen）認為消費者只具有相對理性，不具有充分的理性。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戴蒙德（Diamond）就提出了運用政府的力量，迫使人們從工資中提取一部分進行儲蓄，從而形成年輕時儲蓄，年老時消費的模式，即生命周期的形態分布圖狀態。職業年金的建立正是在政府推力的作用下，實行強制繳費的一種保險形式。可見職業年金效用可以滿足人們對整個生命周期內個人效用最大化的需求。因此，人們“多層次”的、追求較高水平的養老需求是推動職業年金建立的內在動力。

四、中國人口老齡化現狀是其建立的現實動力

事業單位員工的退休收入保障受到老齡化的嚴峻挑戰，楊燕綏教授認為應對老齡化的戰略應從變革養老金做起，因此，事業單位應借鑒企業養老金改革的經驗，建立個人所有的職業年金制度，這是應對老齡化的科學辦法。

首先，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說起。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使年輕人口逐年下降，而65歲及以上的人口逐漸增加，這種反向增長趨勢加快了人口老齡化的速度，使得老年撫養比（ODC）也逐年升高。（老年撫養比是指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與15-64歲勞動人口的比例）如表1所示，到2009年末，老年撫養比已增至11.6%，也就是8-9個勞動人口對應1個老年人口。從2010年開始，老年撫養比加速上升，預測人口老齡化的趨勢為：20多年后將是3個勞動人口對應1個老年人口，40年后將是2個勞動人口對應1個老年人口。

其次，職業年作為補充養老保險的作用發揮。職業年金作為事業單位養老保障的第二支柱，能對整個保障體系起到延伸和完善的作用。基本養老保險雖然覆蓋面廣，但是保障水平低，屬于橫向平衡，注重公平性。基本養老保險采用的是“現收現付”制模式，當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快的同時，繳費人員不變，但是退休人員急劇增加，必然導致支付危機。而職業年金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參加者在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并且職業年金采取的是個人賬戶下的基金完全積累模式，是一種個人收入的縱向調節機制。由此可見，事業單位的“雙支柱”養老模式，是應對老齡化危機的理性選擇，即基本養老保險與職業年金的相互合作，實現橫向平衡與縱向調節相結合，從而保障員工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降低。

綜上所述，職業年金建立的動力主要來自政府、事業單位和個人三方的合力，三方參與主體在彼此遵循的原則下相互合作互動：政府通過稅收等政策優惠手段來激勵事業單位職工參與職業年金計劃，這樣不僅可以保障職工退休后的養老水平，還可以實現生命周期內的個人效用最大化。個人參與職業年金的行為又作用于國家和單位，一方面可以減輕國家、事業單位在基本養老保險支出上的財政壓力；另一方面通過職業年金制度的建立保障了事業單位員工退休后的收入不下降，從而激發提高了事業單位高端技術人才的工作效率，為國家創造財富。因此，推動職業年金制度建立的動力因素主要來自于國家的政策推動、事業單位和職工的理性需求，并且當前中國人口老齡化也是促進職業年金制度建立的現實動力。

參考文獻：

[1]陳鵬軍.我國企業年金需求分析與模式設計研究.廈門大學.2006.

[2]王鑒崗.社會養老保險資源配置的帕累托優化.社會保障研究.2002.1.

[3]張杰,殷玉平.大師經典:1969-200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才學術評述.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