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樣性減少的原因分析范文
時間：2023-12-14 17: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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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調查課題：公眾對生物多樣性認知情況調查問卷
調查時間：2013年7月10日—16日
調查目的：
近年來因環境污染事件引發的公眾活動，見證了公眾環境保護意識提升，也見證了公眾參與在環境保護活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作為環境保護中的一個新興議題，生物多樣性保護對于人們來說尚顯陌生。然而國際社會早以各種方式促進與提升人們對此的關注與推動。我國于2010年頒布《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2030年）中就特別提出“建立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眾參與機制與伙伴關系”，要求“研究建立社會各方參與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聯盟，組織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活動”。
為了更全面地了解中國公眾關于生物多樣性議題的認知情況，本刊就公眾對生物多樣性議題認知情況展開調查問卷，力求了解公眾對生物多樣性議題的態度、認知水平和實踐概況，并希望這一結果能給相關各方在開展生物多樣性議題的項目時提供基本數據或信息支持。
調查過程：
此次調查通過網上提供問卷和網下發放問卷的方式進行，共回收問卷92份，其中有效問卷87份。此報告以87份有效問卷為基礎進行分析。
調查報告內容：
（一）調查結果
問卷結果顯示，對于生物多樣性概念，很了解和了解一些的人占受調查人數的10%左右，完全不了解的約占9%，了解一些的約占78%。其中，在對生物多樣性概念很了解的群體里，約88%的被調查者是通過學習或工作這一渠道獲得相關知識的。而在對生物多樣性概念不太了解的受訪者中，通過學校學習獲得相關知識的占25.86%，在工作中獲得相關知識的占24.14%，通過媒體和網絡獲得相關知識的占50%。
在生物多樣性中最突出的議題中，80%的被調查者認為“動物種類減少”是最突出的問題，16%的被調查者認為“植物種類減少”是最突出的問題。
對于導致生物多樣性減少原因的問題回答中，86.21%的被調查者認為人類活動是導致生物多樣性減少的主要原因，9.2%的被調查者認為氣候變化是最主要的原因。
關于我國生物多樣性政策一題的回答中，沒有人對我國生物多樣性政策很了解，有所了解的占52%，完全不了解的占48%。
在我國保護生物多樣性的不足之處，82.67%的被調查者認為最大的問題是“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差”，其次是國家相關政策沒有多到實處。此外，也有部分受訪者認為，檢測系統和檢測程序缺乏一致性和透明度也是問題之一。
在保護生物多樣性議題上，誰起主導作用一題的回答中，68.97%的被訪者認為政府應該起主導作用。認為企業起主導作用的占13.79%。認為社會公益團體和個人其主導作用各占10.34%。但在如何看待生物多樣性和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關系方面，89.33%的被訪者認為兩者關系密切，認為關系不大的約占6.9%。
在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實踐方面，“珍愛稀有動物”排在第一位，其次是不隨意傾倒有毒物質、低碳出行和減少一次性生活用品。再其次為不從境外攜帶外來物種，不隨意放生龜鱉等生物。
（二）調查分析和結論
1、公眾對生物多樣性認知不多
從調查的整體來看，公眾普遍對生物多樣性這一議題還不是很了解。不過，盡管人們對這一議題稍顯陌生，但對于保護生物多樣性及其在實踐中踐行這一理念，被調查者大都持肯定看法，表示愿意更多了解相關知識和規范自己的行為以保護生物多樣性。本刊建議，應該進一步加強生物多樣性議題的宣傳，通過媒體、網絡等渠道向大眾傳播生物多樣性的相關知識。
2、生物多樣性認知不受地域、教育背景、年齡限制
公眾對生物多樣性知識的掌握和其受教育程度、居住城市、年齡等沒有必然聯系。從受訪者的居住城市來看，居住在一線、二線城市的受訪者和居住在三線等中小受訪者對于生物多樣性議題的了解并沒有明顯區別。因此，居住在發達城市的人并不比欠發達地區的人們掌握更多生物多樣性的知識。其次，在接受調查的人群中，本科學歷以下、學士、碩士、博士群體中，對生物多樣性議題的了解比例相差不多。此外，在20歲—40歲群體中，對生物多樣性議題的了解也并無太大差別。這說明，年齡、高學歷或者居住在發達地區并不必然意味著擁有更多機會去了解生物多樣性議題。
3、公眾認知渠道單一
受訪者大都認為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最有效的渠道是政府，這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在生物多樣性議題作了主要工作。但同時也說明，在生物多樣性議題上，大眾仍沒有意識到生物多樣性不僅僅是政府的責任，還是企業、公益組織和個人的責任。為此，本刊建議，不僅是政府，包括企業、行業組織、NGO組織、甚至個人都可以發起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行動、倡議甚至運動，并且注意加強各類組織之間的合作，擴大生物多樣性活動的影響力。
4、公眾期待企業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
大多數受訪者認為生物多樣性遭到破壞的主要原因是人類活動，認為企業的經營活動等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導致物種減少。因此，絕大多數受訪者認為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和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密切關系。這說明，今后隨著生物多樣性議題在公眾的普及，相關企業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將面臨來自公眾越來越多的關注。這意味著企業將在生物多樣性保護中承擔越來越重要的責任與壓力。
篇2
關鍵詞： 生物多樣性 人與自然 和諧社會
世界人口無節制地增長、工業化程度不斷加速、人類消費水平無約束地提高，帶來了森林大量砍伐、生物多樣性急劇減少、大氣CO2濃度不斷提高、不少發展中國家糧食短缺，等等惡果。因此生物多樣性保護、全球變化，以及可持續發展已成為國際關注的三個熱點。
1.生物多樣性的價值
對于人類來說，生物多樣性具有直接使用價值、間接使用價值和潛在使用價值。
直接使用價值：自古至今，野生動植物都是人類重要的藥物來源，是重要的工業原料。生物多樣性具有科學研究價值，在基因工程迅速發展的今天就更加重要。生物多樣性還有美學價值，可以陶冶人的情操，美化人的生活，激發人的文學藝術創作靈感。
間接使用價值：是指生物多樣性有重要的生態功能。無論哪一種生態系統，野生生物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們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共同維系著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野生生物一旦減少，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就要遭到破壞，人類的生存環境也就要受到影響。
潛在使用價值：野生生物種類繁多，人類對它們已經做過比較充分研究的只是極少數，大量野生生物的實用價值目前還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們具有巨大的潛在使用價值。
2.我國生物多樣性的現狀
我國生物物種資源種類多、數量大、分布廣，是世界上生物物種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我國有高等植物3萬多種，居世界第三。據初步統計，中國的植物種數占世界總數的11％，哺乳類、鳥類、爬行類和兩棲類動物的擁有量也占世界總量的10％以上。同時，我國生物物種資源的特有程度高，在3萬多種種子植物中，中國特有屬就有246個，特有種約1.7萬種；在600余種栽培作物中，起源于中國或在中國種植1000年以上的就有289種。我國的生物種類正在加速減少和消亡。我國瀕危或接近瀕危的高等植物達4000―5000種，占高等植物總數的15―20％。聯合國《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列出的740種世界性瀕危物種中，我國占189種，為總數的1/4。據估計，目前我國的野生生物物種正以每天消失一個的速度走向瀕危甚至導致物種滅絕，農作物栽培品種數量正以每年15％的速度遞減，還有大量生物物種通過各種途徑流失海外。
3.生物多樣性危機產生的原因
（1）生態環境的變化。大面積森林的亂砍濫伐，圍湖造田，毀林開荒，過度放牧等，破壞和改變了生物生存的生態環境，降低生態多樣性。水庫、高速公路、鐵路的建造隔離了原有整個大面積的生境，造成片斷化，從而造成某些生物的生殖隔離，降低遺傳多樣性。
（2）生物資源的不合理利用，濫捕亂獵和亂采濫伐。獼猴在50年代因過度捕捉出口，造成種群數量劇減，迄今尚未得到恢復。我國淡水魚資源由于不斷加大捕撈強度和不控制時間，產量急劇下降，種群數量也很難回升。許多傳統的中藥和經濟植物由于長期過量采挖和開發利用，致使種群數量急劇縮減，等等。經統計，在瀕臨滅絕的脊椎動物中，有37％的物種受到過度開發的威脅。
（3）環境污染。環境污染也是造成生物多樣性下降的原因之一。根據聯合國有關組織的全世界大氣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中我國占有7席，其中北京居第三位。我國每天排放的污水每年以8％的速度遞增。有機農藥，重金屬等有害物質通過食物鏈積聚于生物體內，破壞了生態系統和生態平衡，使物種瀕危或滅絕。我國渤海、黃海和東海的赤潮頻率呈現上升趨勢，爆發間隔越來越短，范圍越來越廣，損失也越來越大，對生物多樣性的破壞無可估計。
（4）外來物種侵入。40年代，我國引入一種叫“水花生”（喜旱蓮子草）植物，由最先的飼料作物變成蘇甫地區的一種惡性雜草，遍及農田、水溝和池塘中。還有“大米草”，過去作為海灘護堤和牧草植物引入國內，現在在江蘇、福建等省的沿海海灘蔓延，嚴重影響貝類等水產品的生產。水葫蘆是外來物種，由最先的凈化污水變成可導致水生生物滅絕的殺手。
（5）人口膨脹。人與野生動植物爭奪生活空間，加大了對生物資源的需求，自1950年以來谷物、魚類和木材的人均需求量分別增加了40％100％和33％，而自然資源是有限的。加上過去沒有意識到生物多樣性的潛在危機，對生物資源的過度開發和破壞造成了目前的危機。
（6）全球影響。地球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一方面，溫室效應、厄爾尼諾現象、酸雨等全球性氣候變化造成中國氣候的改變，引起一些物種生存環境的變化。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國家對我國資源的掠奪，比如日本用做衛生筷的木材70％以上來自我國的東北，我國大面積的森林被盲目采伐以換取經濟價值，造成生態的惡化，生物多樣性受到威脅。
4.保護生物多樣性，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社會
保護生物多樣性可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加強宣傳教育，提高人們對人類與自然依存關系的認識，從而有效保護珍貴的物種資源，維護國家生態安全。
聯系與生物多樣性的有關的節日：2月2日國際濕地日，3月22日世界水日，3月23日時間氣象日，4月22日世界地球日，5月22日國際生物多樣性日，6月5日世界環境日，6月17日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9月16日國際保護臭氧層日，10月4日世界動物日，10月6日世界糧食日，開展各項活動，增強人們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意識。
篇3
《生物多樣性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于1992年5月22日通過，1992年6月在里約熱內盧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開放簽字，1993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這是1992年聯合國環發大會《21世紀議程》框架下的三個稱為“里約公約”的重要多邊環境協議之一，目前有194個締約方，秘書處設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管理。
《公約》主要內容
《公約》的目標是保護生物多樣性，持久使用其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遺傳資源而產生的惠益；實現手段包括遺傳資源的適當取得及有關技術的適當轉讓，但需顧及對這些資源和技術的一切權利，以及提供適當資金。
《公約》重申各國對于自然資源主權的原則，同時也要尊重其他國家的權利。《公約》規定締約國有責任保護他們行政管轄范圍內的生物多樣性以及在某些情況下國家管轄范圍外的生物多樣性。《公約》要求締約方采取合作行動，保護國家行政范圍以外的地區的生物多樣性。《公約》也規定了締約方有下列責任：
制訂和實施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的戰略、計劃或規劃；
監測生物多樣性的組成部分，確定保護每一類物種的緊迫程度，根據他們所具有的風險，對他們采樣、分析；
在查明、保護和可持續使用生物多樣性方面，開展研究和培訓教育，提高公眾意識；
在計劃的國家項目有可能對其他國家的生物多樣性具有負面影響的情況下，與他國交換信息和開展磋商。
《公約》在國際法中首次明確保護生物多樣性是一個“人類共同關心的問題”，是發展過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公約》包括了所有的生態系統、物種和遺傳資源，它將傳統的保護措施同可持續地使用生物資源的經濟目標相聯系。同時還確立了公平合理地分享使用遺傳資源產生的惠益以及商業使用資源所產生效益的原則，也包括了正在迅速發展的生物技術領域，涉及技術發展和轉讓、惠益分享和生物安全的問題。重要的是，該公約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締約國有責任實施其各項條款。
《公約》提醒決策者，自然資源不是無窮無盡的。它建立了一個可持續使用的哲學思想。過去的保護工作目的是保護特定的物種和生境，而《生物多樣性公約》指出，生態系統、物種和基因必須為人類的利益而使用，但這種使用必須以不造成生物多樣性長期的減少的方式和速度進行。
《公約》也給決策者就預防的原則
提供了指導。就是說，在生物多樣性有明顯減少和喪失危險的情況下，充分的科學肯定性的缺乏不能作為推遲采取措施防止和最大程度地減少這種威脅的借口。《公約》指出，保護生物多樣性必須要有充足的投資，作為回報，保護將給人類帶來重大的環境、經濟和社會效益。
《公約》涉及許多問題，下面是其中的幾個：
保護和可持續使用生物多樣性的措施和刺激手段；
依法獲取遺傳資源，包括提供資源方必須遵循“事先知情同意程序”；
技術（包括生物技術）的獲取和轉讓；
科學技術合作；
環境影響評價；
教育和公眾意識；
財政資源的提供；
實現《公約》承諾的國家報告。
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
《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是為轉基因生物越境轉移立法的第一個國際協議，是《生物多樣性公約》的一個附屬協議。該議定書于2000年1月在蒙特利爾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特別締約方大會上通過，2000年5月在內羅畢開放簽字，并于2003年9月生效。《生物安全議定書》現在有194個締約方。
《生物安全議定書》對那些對生物多樣性有負面影響的轉基因生物（LMOs）的安全轉移、處置和使用作出了規定，其中包括了它們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尤其是越境轉移。它包括管理轉基因生物的進口的“事先知情同意程序”，也包括預防的措施以及危險評估和管理的機制。
《生物安全議定書》建立了一個“生物安全交換所”，以促進信息交流，還包括了能力建設和財政資源方面的條款，特別重視發展中國家和那些沒有國內立法制度的國家。
從本質上來說，《生物安全議定書》旨在規范所有對保護和可持續使用生物多樣性可能有負面影響的轉基因生物的國際貿易、處置和使用，同時也考慮了到對人體健康的危險。
《生物安全議定書》是保護生物多樣性采取的一項重要的步驟。它特別強調對于轉基因生物向環境轉移要采取預防的措施。預防的原則是本協議的核心。它意味著締約國在對于某些轉基因產品的安全性缺乏科學認識和一致性的情況下，有權禁止和限制這些轉基因生物的進口和使用。
《生物安全議定書》要求締約國在進口轉基因作物的時候，事先要得到通知，并且要同意，這叫做“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締約國必須首先得到進口國的明確同意，才能出口要轉移到環境當中的轉基因生物。
《生物安全議定書》是一個歷史性的成就。在國際法中首次明確地要求締約國要采取預防的措施來預防轉基因生物對生物多樣性和人體健康造成的危害。
為了能夠達成協議，許多重要的生物安全的措施沒有列入，但是《生物安全議定書》還是邁出了正確的一步。現在的議定書制定了必須執行的最低標準。
名古屋議定書
2010年10月在日本名古屋召開的《公約》第10次締約方大會通過了《關于獲取遺傳資源和公平和公正分享其利用產生的惠益的名古屋議定書》（以下簡稱《名古屋議定書》）。《名古屋議定書》的目的是通過以適當的方式對遺傳資源的獲取、相關技術的轉讓以及資金的提供，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因使用遺傳資源所獲得的利益，以保護生物多樣性和可持續地利用其組成部分。《名古屋議定書》于2014年10月12日生效，目前有57個締約方。
《名古屋議定書》還規定了以下具體目標：在2020年底前，擴大保護世界上的森林、珊瑚礁與其他受威脅的生態體系，達成保護17%的陸地及10%的海洋的目標；控制或消滅外來物種入侵；使珊瑚礁等生態系統所受的全球變暖和海洋酸化等壓力降至最低；防止已知瀕危物種滅絕，并致力改善或維持其保護狀況；農業、水產養殖業和林業的作業，要接受可持續性管理；環境污染控制在某個水平，以不損害生態系統功能和生物多樣性為目標。
關于資金，《名古屋議定書》規定，《公約》財務機制，即全球環境基金是《議定書》的財務機制，還規定應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以及經濟轉型國家依照《公約》相關規定所產生的資金需求。
關于生物遺傳資源利用及其利益分配規則，《名古屋議定書》規定，利益分配的對象僅限于該議定書生效之后利用的生物遺傳資源。
《名古屋議定書》還規定，2015年前，所有締約國要制訂國家生物多樣性戰略和行動計劃。為加強監管，防止不正當對遺傳資源的獲取和使用，資源利用國須設立至少一個以上的監管機構。
補充議定書
于2010年10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生物安全議定書》第五次締約方會議通過了《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關于賠償責任和補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補充議定書》(簡稱《補充議定書》)。《補充議定書》通過了一些行政性辦法，以解決一旦源于越境轉移的轉基因生物體給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造成損害時采取的補救規則和應對措施。
締約方大會
《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是《公約》的決策機構。到2014年底，《生物多樣性公約》共召開了12次締約方大會，《卡塔赫納議定書》和《名古屋議定書》分別召開了七次和一次締約方會議。下面對其中比較重要的會議作些介紹。
1994年11月到12月，在巴哈馬拿騷召開了《公約》的第一次締約方大會。這次大會建立了實施《公約》的總體框架，包括決定建立生物安全信息交換所機制和科學技術咨詢附屬委員會，并決定全球環境基金作為《公約》的資金機制。
2008年5月在德國波恩召開的《公約》第九次締約方大會通過了關于下列問題的決議：2010年前完成一項關于遺傳資源的獲取和利益分享國際協議的談判的路線圖；集資戰略；需要保護的海洋區域科學標準和指南；以及建立一個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特別技術專家組。
《生物安全議定書》第一次締約方會議于2004年2月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這次會議通過了下列決議：信息交流和生物安全信息交換所；能力建設；決策程序；處置、運輸、包裝和標識(HTPI)；議定書的執行；責任和危害糾正；監測和報告；秘書處；資金機制指南；中期工作方案。會議還決定建立執行委員會和責任和危害糾正工作組。工作組的任務是根據《議定書》的規定，研究轉基因生物越境轉移造成的危害的責任和糾正方案。
《生物安全議定書》第五次締約方會議于2010年10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會議通過了《補充議定書》，還通過了其他16項決定，包括：執行委員會；生物安全信息交換所；能力建設；生物安全專家名錄；處置、運輸、包裝和標識標準；轉基因生物過境方的責任和/或義務；監測和報告；評估和審核；戰略計劃和多年工作方案；與其他組織、公約和項目的合作；危險評估和管理；公眾意識和公眾參與；財務機制和資金；預算等。
《公約》第10次締約方大會于2010年10月在日本名古屋召開。經過激烈的討論、談判和多個深夜的會議，特別是在遺傳資源的獲取和分享、戰略計劃和集資戰略等問題上，大會通過了一攬子協議，使這次大會成為《公約》歷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會議。會議最大成果是通過了《關于獲取遺傳資源和公平和公正分享其利用產生的惠益的名古屋議定書》。
會議還通過了下列決議：《2011年-202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戰略計劃》；實施第九次締約方大會通過的集資戰略的行動和指標；事實上暫停轉基因工程；在合成生物學問題上的立場，敦促政府對合成生命釋放到環境中采取預防的措施；《公約》在“減少發展中國家森林砍伐和退化，包括保護造成的排放”（REDD+）中的作用；特加里瓦伊埃里道德行為守則。會議還確定了加強里約公約之間合作，為里約+20峰會準備的步驟。
《公約》第1 1 次締約方大會于2012年10月8日到19日在印度的海得拉巴舉行。第11次締約方大會討論了遺傳資源獲取和分享的《名古屋議定書》的現狀、《2011-2020戰略計劃》的實施和實現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的進展以及集資戰略的實施情況等問題。
在第10次締約方大會通過了《名古屋議定書》以后，第11次締約方大會標志著從政策制定到政策實施的轉變。大會共通過了33個決定，從生態恢復、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樣性到《名古屋議定書》的實施，從生物多樣性的傳統的可持續利用到為在國家和地方一級實施《議定書》而開展工作奠定基礎。
這次會議在資金問題上，包括實施集資戰略的目標和預算這些問題上，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最后在2012年10月20日清晨達成了一個妥協性的協議。會議決定到2015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與生物多樣性有關的國際財政資金的流動要翻一番，而且要將這個水平至少維持到2020年。會議還達成了改善基礎信息的收集和分享的目標，以及為了監測集資情況的一個初步報告框架。
《公約》第12次締約方大會于2014年10月6日至17 日在韓國的平昌舉行。在第12次締約方大會的第二周，即10月13至17日舉行了《名古屋議定書》第一次締約方會議。
大會對《2011-2020生物多樣性戰略計劃》實施的進展情況進行了中期審議，還審議通過了能力建設、科技合作和其他手段對《公約》實施提供支持的進展情況。大會還討論了下列重要問題：集資和其他與資金有關的問題；提高《公約》的效率；生物多樣性和可持續發展；與其他組織的合作；海洋和海岸的生物多樣性；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生物燃料；傳統知識；可持續的野生動植物管理；入侵外來物種；合成生物學；生態系統的保護和恢復。第12次締約方大會圍繞這些問題和其他問題共通過了33項決定。
2014年10月12日《名古屋議定書》正式生效。《議定書》第一次締約方會議通過了10項決定，其中包括：遺傳資源獲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換所以及信息交流；監測和報告；《議定書》的執行；能力建設；意識提高；全球惠益分享機制的必要性和模式；組織、財務和預算等問題。
《公約》第12次締約方大會在多個問題上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特別是開始了關于遺傳資源的獲取和惠益分配的《名古屋議定書》的實施進程。
履約狀況
20多年來，由于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公約》的履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公約》本身是一個框架性的多邊環境法律協議，缺乏實施的具體機制。后來通過的《生物安全議定書》、《名古屋議定書》和《補充議定書》提供了這種機制，并擴大了《公約》的范圍，這本身就是一個成就；許多締約國建立了履行《公約》的國家機構，制訂了有關法律法規；170多個國家按照《公約》的要求制訂了《國家生物多樣性戰略和行動計劃》，采取了包括建立自然保護區等許多行動；各國能按要求遞交國家報告；在全球和地區范圍內舉行了許多的討論會和經驗交流會，開展了各種各樣的合作活動。這一切都推動了全球生物多樣性的保護。
中國已經批準《生物多樣性公約》和《生物安全議定書》，是這兩個多邊環境法律協議的締約國，并在履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措施，生物多樣性保護取得積極進展。中國履約行動主要包括：（一）建立了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工作協調機制，成立了由25個部門組成的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委員會；（二）了50多部相關法規和規劃計劃，初步建立了生物多樣性保護法規體系；（三）生物多樣性就地和遷地保護成績顯著。截至2014年底，建立自然保護區2729個，其中國家級自然保護區428 個。自然保護區總面積147萬平方公里，占陸地國土面積14.84%，超過世界12.7％的平均水平；（四）重視生態系統建設、保護和修復工作，組織開展了多項全國或區域性的重要物種資源調查和監測工作；（五）組織開展了一系列宣傳和教育活動，公眾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參與意識得到提高；（六）開展國際合作與交流，與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開展項目合作。
從全球范圍來看，《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履行還存在著不少問題。
美國對《公約》一直持消極態度，它于1993年簽署了《公約》，但迄今沒有批準，因此還不是締約國。美國、阿根廷和加拿大生產了全世界90%的轉基因作物，但他們現在還沒有批準《生物安全議定書》。這些國家和其他一些支持轉基因生物的國家，統稱為邁阿密集團。《名古屋議定書》雖然已經生效，但至今只有57個締約國，另有91個國家雖然簽署了該議定書，但尚未批準，美國等國家至今沒有簽署該議定書。
資金的問題。按照《公約》的規定，發達國家締約方應向發展中國家締約方提供新的和額外的資金，以使發展中國家完成《公約》所規定的義務，而且還規定，全球環境基金是《公約》的基金機制。但是，長期以來，發達國家沒有真正兌現他們的承諾，給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資金一直短缺。在2010年召開的第10次締約方大會上，發展中國家再次呼吁發達國家兌現他們的承諾，并說明如果沒有充足的資金支持，他們難以實施《2011-2020生物多樣性戰略計劃》，但發達國家對此持消極態度。
2012年召開的第11次締約方大會在資金問題上取得了進展。會議決定到2015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與生物多樣性有關的國際財政資金的流動要翻一番。
但在2014年召開的第12次締約方大會上，一些發達國家企圖從11次大會作出的承諾上后退。他們要求將上次作出的目標推遲5年，即至2020年實現，但發展中國家堅持原來2015年實現的目標。最后大會通過的決定是到2015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資金要翻一番。發展中國家要求在決定中寫上這是“最終目標”，但遭發達國家反對而用了“目標”兩字。這給以后在此問題上重新談判留下了余地。資金的缺乏是許多發展中國家不能完成公約所規定的義務的一個重要原因。
技術轉讓也是履約中一直存在的問題。聯合國環發大會作出決定，發達國家應以優惠和減讓性的條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保護全球環境需要的技術。《公約》規定，為支持履約，要建立專門的技術轉讓和科學和技術合作的方案。但在這個問題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一直存在著重大的分歧。發達國家強調技術轉讓應當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而且強調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性，因此對向發展中國家轉讓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技術一直持消極態度。在保護生物多樣性傳統知識的轉讓問題上，各國也存在著分歧，有的國家擔心這不能保證生物多樣性的有效保護。還有一個分歧是誰來主導技術轉讓。第10次締約方大會討論了建立生物多樣性技術方案的問題。
關于該方案的秘書處，非洲集團主張設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而歐盟主張設在聯合國環境署。由于有這些分歧和爭論，《公約》所確定的技術轉讓的目標一直沒有真正的實現。許多發展中國家因為缺乏相關的技術而不能完成《公約》和議定書所規定的義務。
關于國家層面的履約問題，《公約》本身存在著問題。它沒有很明確的國家層面應當采取哪些行動的條款，譬如沒有明確要求制定國家法律的條款。
篇4
作者簡介：王昌海，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資源與環境經濟。
通訊作者：溫亞利，博士，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為資源與環境經濟，林業理論與政策。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編號：70803005）;國家林業局重點立項基金課題（編號：621720）。
（1.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083；2.北京林業大學生物學院, 北京 100083；3.臨沂大學生物學院,山東 臨沂 276005）
摘要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在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本研究在界定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概念及分析其內涵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專家咨詢法及文獻參考方法，建立了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計量指標體系，利用市場價值法、等效替代法以及機會成本法等方法，對秦嶺自然保護區群保護生物多樣性產生的生態效益進行了經濟計量及分析。結果表明：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產生了巨大的生態效益，總生態效益約88.16億元/a，其中涵養水源效益為31.77億元；水土保持效益為17.85億元；固碳制氧效益為3.41億元；凈化環境效益為7.56億元；調節區域氣候效益為5.32億元；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為22.25億元。本研究計量指標及計量方法為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基層工作人員及類似保護區群生態效益計量及評價提供參考。
關鍵詞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內涵；計量分析
中圖分類號 F06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6-0125-10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6.021
森林作為陸地上最復雜的生態系統，是地球生命系統的支撐，發揮著顯著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1］。秦嶺自然保護區群是我國西部生態林業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西部地區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天然綠色屏障，它對改變和影響區域氣候、水資源分布、涵養水源、凈化水質、保持水土、抵御各種自然災害、維持生物穩定性和多樣性、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的社會，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長期以來，在傳統森林的效益分析與評價中，森林具有的生態功能和效益常常被忽視，僅僅局限于對森林的立木和林副產品等有形產品的效益進行分析與評價，從而造成了林業經營上的決策失誤，結果使森林資源遭到破壞、生態系統失去平衡和生態環境逐漸惡化和加劇。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公眾環境意識的覺醒，人們開始清醒認識到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重要性，開始思考建設和管理自然保護區的規范化和科學性以及維持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問題［2］。然而，由于自然保護區生態效益的外部性問題導致生態效益補償機制缺損，而且缺乏根本性的有效解決措施和手段，加之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國家和社會對保護區投入的不足，嚴重影響和威脅了保護區生態系統的穩定和自然保護事業的健康成長［3］。
從現有國外參考文獻看，早在19世紀后期,在國外的生態學及其分支學科中就已有關于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報道,但是由于科學水平和技術手段的限制,當時的認識只能停留在定性的描述階段。20世紀70年代初，生態系統服務的科學概念得以提出［4-5］,并經過Holdren和Ehrlich等人的探討和擴展后［6-8］，逐漸為人們所公認和普遍使用。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外的一些生態經濟學家對生態系統服務經濟價值的綜合測算進行了探索,尤其是Daily、Costanza以及聯合國等有關機構與國際組織做出了杰出的貢獻［9-10］。基于此，如何客觀、科學、全面、準確地對我國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進行分析與評價，使生態效益的模糊性得到明晰化，并得到社會接受和認可，成為我國學者研究生態林業建設實踐中亟待解決的一個應用性理論與技術課題。從現有國內參考文獻看，20世紀90年代,國內對深入認識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并量化其經濟價值有了強烈的實際需求。生態學家歐陽志云等系統闡述了生態系統生態服務價值內涵及其價值計量方法［11］，后來又有學者中國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價值進行了初步估算［12］;趙同謙等評估了我國草地、地表水等生態系統類型服務功能的價值［13］;謝高地等對中國自然草地和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進行了研究與評估,并制定了中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當量因子表［14］;水土保持研究學者余新曉等對中國森林和北京市山區森林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進行了測算［15］。因此，從國內參考文獻看，雖然有學者對秦嶺地區單個自然保護區生態效益或者自然保護區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進行過一些計量經濟學分析［16］，但對我國秦嶺地區自然保護區群生物多樣性保護產生的生態效益計量分析研究尚顯得不足，特別是自然保護區群生物多樣性保護產生的生態效益計量指標體系的構建需要開展這一方面的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在界定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概念及分析內涵的基礎上，構建了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計量指標體系并對此指標體系進行計量分析。
1 研究區域
1.1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
本研究選取了陜西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為研究對象，自然保護區群主要是指在某種特定生物棲息地保護中，由于其棲息地生境的破碎，在地理分布上不連續，通過在特定地理區域內建立若干個有聯系的保護區，形成一個自然保護區網［17］。本文研究的秦嶺自然保護區群范圍界定為秦嶺保護區群的主體自然保護區，主要包括太白山、周至、佛坪、長青、朱、牛背梁及天華山7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本文研究全部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有一定代表性。
1996年，世界基金會在我國秦嶺地區啟動秦嶺自然保護區群項目，我國政府在秦嶺相繼建立了太白山、佛坪、周至、牛背梁、長青、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形成了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主體，使這一重要的地域得到了有效的保護，為保護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做出了重要貢獻［18］。秦嶺自然保護區群是全球環境基金資助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試點項目之一。秦嶺保護區群地處長安區、周至、太白、眉縣、寧陜、洋縣、佛坪、柞水等縣境內。地理位置為東經107°20′-109°04′，北緯33°16′-34°05′。東西長約150 km，南北寬約95 km。保護區群總面積約251 300 hm2。保護群位于秦嶺山脈的中段，是秦嶺生物多樣性的精華所在，也是中國生物多樣性的關鍵地區之一。其中太白山、周至、佛坪、長青、朱自然保護區己經連成一片，東部有牛背梁自然保護區，西南部有朱保護區構成了秦嶺自然保護區主體網絡。
1.2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特點
本文研究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特點是在自然保護區特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提煉，總結秦嶺區域的各種實際情況，簡單歸納起來，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特點至少包括保護區群能有效緩解生境破碎化。
區域社會經濟發展能夠導致不同程度地珍稀動物棲息地生境破碎化，從而引起區域生物多樣性的改變，這是學者們公認的事實。破碎化不僅僅導致生物適宜生境的減少丟失并對其生態功能的降低產生影響從而在不同的空間尺度上影響物種的遷移、擴散和建群，且對生態系統的生態過程和景觀結構的完美產生重要影響［19］，因此，生境破碎化已成為國內外生物多樣性研究和保護的熱點問題。生境破碎化是由于人為因素或者環境變化而導致斑塊或者是由于生態功能降低而形成的。生境破碎化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總生境面積的減少；其二是剩余地區分裂成非連續的碎片。而有學者認為生境破碎化不僅僅是在數量或者形態上的變化而且更有生態功能上的變化［20］，他們認為破碎化有兩方面的表現：①形態上的破碎化；一方面隨著人類活動的增強而導致景觀中破碎生境地的增加，其結果是適宜于生物生存的棲息地面積急劇減少，另一方面隨著斑塊形狀復雜化，結果是導致斑塊邊緣效應的增強，導致自然棲息地核心區面積減少。②生態功能上的破碎化，這主要是由于氣候條件、人為活動的影響而造成棲息地內部生態環境質量的下降，或由于自然環境因子在空間組合上的不匹配而導致生境適宜性的降低或者在空間分布上的破碎化。
綜上所述，陜西秦嶺區域從建立太白山自然保護區開始，就不斷完善自然保護區的區域化，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具有區域特點的自然保護區群，各級類型的自然保護區發展迅速，已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別是珍稀動物本身生存的質量大大提高，進一步擴大大熊貓等珍稀動物的活動范圍，生態景觀及環境有效改善。從這個意義上說，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初步達到了延緩珍稀生物生境破碎化的目的，這也是當初世界自然基金（WWF）設想建立自然保護區群的初衷，也是我國自然保護事業發展的需要。
2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生態效益計量分析
2.1 自然保護區群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生態效益界定
科學合理地界定自然保護區群的生態效益是計量工作的關鍵，這一項工作因為生態資源的多功能性而變得相對復雜和困難。在計量自然保護區群所產生的生態效益時，既可能因對某一生態功能認識不足而產生遺漏，又可能因不同生態功能交叉及相互作用而產生重復計算。因此，我們生態效益計量的前提是科學地界定其內涵。
本研究認為自然保護區群生物多樣性保護所產生的生態效益是指在人類干預和控制下的保護區生態系統在有序結構維持和動態平衡保持方面向人類化的環境系統輸出的年增長效益之和，包括調節氣候、涵養水源、水土保持、固碳制氧、改善大氣質量等效益，這些效益已經得到社會的認可。根據秦嶺自然保護區群所產生的特點以及學者們的研究成果，我們把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生態效益計量分為：①涵養水源效益；②水土保持效益；③固碳制氧效益；④凈化環境質量效益；⑤調節區域小氣候效益；⑥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
2.2 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的特征
自然保護區群主要提供生態功能等無形產品，大多屬于公共品或準公共品，無法進入市場。自然保護區生態系統服務以長期服務流的形式出現，能夠帶來這些服務流的生態系統是自然資本。根據國外環境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從經濟和社會角度來看，自然保護區生態效益很明顯具有如下幾方面的特征：
（1）具有公共物品屬性。公共物品是指公共使用或消費的物品。公共物品是可以供社會成員共同享用的物品，嚴格意義上的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所謂非競爭性，是指某人對公共物品的消費并不會影響別人同時消費該產品及其從中獲得的效用，即在給定的生產水平下，為另一個消費者提供這一物品所帶來的邊際成本為零。所謂非排他性，是指某人在消費一種公共物品時，不能排除其他人消費這一物品（不論他們是否付費），或者排除的成本很高。如新鮮的空氣，無污染的水源。自然保護區生態系統在許多方面為公眾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生命支持系統服務，如涵養水源、保護土壤、放風固沙、凈化大氣等。
（2）具有顯著的外部經濟效益。自然保護區生態系統能夠社會帶來多種服務，如涵養水源、保持水土、固定二氧化碳、提供游憩、保護野生生物資源等，而這些服務其他部門如農業部門、水利部門可以不用支付任何費用而免費享用，因此，自然保護區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屬于典型的外部經濟效益。
（3）屬于社會資本范疇［21］。自然保護區生態系統提供的生命支持系統服務有益于區域，甚至有益于全球全人類，決不是對于某個私人而言，如保護區生態系統的水源涵養功能對整個區域有利，保護區生態系統的固碳作用能抑制某地區或某區域甚至全球的溫室效應。
（4）不屬于市場行為［22］。私有商品都可以在市場交換，并有市場價格和市場價值，但公共物品不能在市場上進行交換，也沒有市場價格和市場價值，因為消費者都不愿一個人支付公共物品的費用而讓他人來消費。西方經濟學中把這種現象稱之為“燈塔效應”和“免費搭車”。由于自然保護區生態系統不屬于市場行為，給保護區生態效益計量分析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5）具有不可移動和地域局限性。自然保護區的生態效益是不可以移動的，表現出地域限制性，隨著離保護區的遠近或其影響區域的遠近，所獲得的效益大小是不同的，盡管其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不排斥任何個人或集團的消費，但必須是個人或集團靠近其影響范圍內，方才有效。如處在保護區河流源頭的水源涵養林，其下游沿岸都享受其生態服務，但下游遠離沿岸的地區，必然較少地享受這種服務。
2.3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計量指標體系構建
生態效益的計量方法仍不完善，計量指標或多或少，計量結果存在較大差別。因此，建立一個社會公眾和專家學者能認可的生態效益計量指標體系是進行生態效益計量的重要前提。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生態效益是三大效益的基礎部分，因而設計的指標要比較全面、準確系統地反映秦嶺保護區群的生態特點，盡量選擇那些信息量大，綜合性強而又易于計算的指標。本文構建了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計量指標體系見圖1。
（1）涵養水源效益（B1）。森林，享有大氣和水資源“綠色衛士”的美稱，它在水資源的保護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涵養水源就是保持住區域的水分能夠正常的循環，不至于流失及破壞生態環境。自然保護區群生態系統涵養水源的生態效益主要包括蓄水效益、防洪效益、凈化水質效益三部分。即：涵養水源效益蓄水效益+防洪效益+凈化水質效益。
（2）水土保持效益（B2）。水土流失直接影響到農牧業生產。流失泥沙的養分不僅高于徑流量中的養分濃度，氮、磷、鉀和有機質也較富集，因此防止泥沙流失是防止土壤養分衰減的關鍵。從林學機理上看，森林水土保持效益與森林涵養水源效益有很好的相關性（正相關），前者是后者的派生作用［23］。因此，為了避免重復計算，本研究所述的保護區森林生態系統水土保持效益定義為同無林地相比的減少土地資源損失（固土）效益與保護土壤肥力（減少肥料損失）效益兩類，即：水土保持效益固土效益＋保肥效益。
（3）固碳制氧效益（B3）。森林在生長過程中，不僅林木通過光合作用吸收并固定空氣中的CO2，而且通過凋落物轉化為有機質將部分CO2存貯在林地土壤內。這一功能對于人類社會、整個生物界以及全球大氣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林是全球陸地生態系統中最大的碳庫。森林植物在光合作用過程中每年吸收大量CO2的同時，還釋放大量的O2。因此，吸收CO2和釋放O2是森林最基本的生態功能，本研究把固碳制氧效益界定為保護區森林每年固定CO2中C的效益和制造O2的效益。即：固碳制氧效益固定CO2中C效益+釋放O2效益。
（4）凈化環境質量效益（B4）。隨著工礦企業的迅猛發展和人類生活用礦物燃料的劇增，受污染的空氣中混雜著一定含量的有害氣體，威脅著人類，其中二氧化硫（SO2）就是分布廣、危害大的有害氣體。據測定，森林中空氣的SO2要比空曠地少15%-50%。現代工業排放的煙灰、粉塵、廢氣嚴重污染著空氣，威脅人類健康。高大樹木葉片上的褶皺、茸毛及從氣孔中分泌出的粘性油脂、汁漿能粘截到大量微塵，有明顯阻擋、過濾和吸附作用。一般說，林區大氣中飄塵濃度比非森林地區低10-25%。因此，保護區生態系統對環境具有凈化作用，對于改善保護區社區及周邊地區環境質量的改善發揮了重大作用，本研究把凈化環境質量效益界定為吸收的SO2效益和阻滯降塵的效益，即：凈化環境質量效益吸收SO2效益+阻滯降塵效益。
（5）調節區域氣候效益（B5）。森林是保護區內最高的植被。在成片的森林地區以及林冠層的下部都能形成一種特殊的氣候。此外，森林對鄰近地區的氣候也有較大的影響。森林小氣候的主要表現是林冠內外的輻射、溫度、濕度、降水和風都有相當大的差異。森林不僅使林內產生特殊的小氣候，而且對鄰近地區的氣候也有較大的影響，本研究采用學者研究成果，即按照單位面積的森林氣候調節效益對自然保護區群調節區域氣候效益計量，對促進農牧業生產，農業糧食增產將會起重大的作用。
（6）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B6）。物種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的基礎，森林物種多樣性保育功能是指森林生態系統為生物多樣性物種提供生存與繁衍的場所，從而起到保育作用的功能。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屬于生物多樣性非使用價值范疇，目前大多采用支付意愿等主觀方法去衡量，這樣評估結果受人為主觀影響因素較大。因此本研究采用定量化的客觀評估方法（Shannon-Wiener指數）計量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即：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物種多樣性保育效益。
2.4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計量
2.4.1 涵養水源效益（B1）計量
目前一般用保護區森林涵養水源的效益來代替保護區涵養水源的效益。本研究把保護區群涵養水源效益分為以下三部分計量：
（1）保護區群蓄水效益（B11）
國內外關于涵養水源量的計算方法很多，根據秦嶺山地及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特點，還有就是目前容易掌握的研究資料（見表1），本研究決定使用蒸散率計算蓄水量。
年保護區森林蓄水量（林區年降水量R-森林植被年蒸散量E）×保護區群林區面積
表1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面積統計表
Tab.1 The statistical table of areas of
Qing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數據來源：各相關保護區管理局統計數據。
我國學者對陜西秦嶺山地降水量及森林蒸散量已有研究，根據陜西省水文監測局井涌工程師的研究結果［24］，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多年平均年降水量850.3 mm（其中秦嶺南北坡多年平均年降水量分別為850.8 mm和848.7 mm）。另外，采用陜西省水文水資源勘測局資料:秦嶺山地森林植被多年平均蒸散量為496.5 mm（其中北坡為491.5 mm，南坡為501.4 mm）,用蒸散率法計算保護區群內森林植被蓄水量,根據公式：
W10 000 （R-E） D
10 000×年保護區森林蓄水量×保護區群林區面積
① 1 hm210 000 m2
（0.850 8-0.496 5）×222 528hm2×10 000①
788 416 704 m3
保護區群涵養水源的效益本研究用區域平均水價作為衡量標準，即2008年陜西省平均水價2.00元/m3。因此，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年蓄水效益年蓄水量×2.00元/m3788 416 704 m3×2.00元/m31 576 833 408元157 683.34萬元。
（2）保護區群防洪效益（B12）
根據《中國生物多樣性國情研究報告》編寫組的研究［25］，中國針葉林的防洪能力為1 447.1 m3/hm2,闊葉林的防洪能力為1 773.7 m3/hm2，針闊混交林的防洪能力為1 684.2 m3/hm2,裸地的防洪能力為850 m3/hm2。根據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管理局統計資料（見表2），可以得出保護區群防洪量。
表2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林地面積統計表（hm2）
Tab.2 The statistical table of woodland areas
Qing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數據來源：各保護區管理局統計資料。
根據研究公式得：
保護區防洪量（闊葉林防洪能力-裸地防洪能力）×闊葉林面積+（針葉林防洪能力-裸地防洪能力）×針葉林面積+（混交林防洪能力-裸地防洪能力）×混交林面積（1 773.7 m3/hm2-850 m3/hm2）×95 214 hm2+（1 447.1 m3/hm2-850 m3/hm2）×55 075 hm2+（1 684.2m3/hm2-850 m3/hm2）×71 235 hm287 949 171.8 m3+32 885 282.5 m3+59 424 237.0 m3180 258 691.3 m3
保護區群防洪效益的計量本研究采用水庫蓄水成本作為定價標準。根據最近幾年來中國傳統模式修建水庫的平均修建成本［26］6.25元/m3，因此，保護區群防洪效益B12為：
B12180 258 691.3 m3×6.25元/ m3
1 126 616 820.63元
112 661.68萬元
（3）保護區群凈化水質效益（B13）
自然保護區生態系統具有良好的水質凈化作用。研究表明，森林植被分布均勻，生長良好，覆蓋率高，具有防止水資源污染、改善水質的強大作用。另外，根據于志民等的研究［27］，在森林生態系統中，森林的攔截降水和對比試驗相差很大，森林生態系統對攔截降水具有良好的過濾效應，普遍能達到生活飲用水的標準，有的甚至是最好的水源。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內植被覆蓋良好，目前還沒有大的工業污染源，屬于水質良好的生態區或者水源地。按照陜西省水文局提供的資料，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基本能夠達到《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中規定的要求水質良好。可見，凈化水質量可以用蓄水量來表示。即保護區蓄水量保護區凈化水質量。
本研究國內森林生態系統凈化水質效益的計量方法，采用污水凈化費用來替代凈化水質的生態效益。根據唐慧中研究結果［28］，陜西省污水處理平均費用為0.6元/m3。
因此，保護區群凈化水質效益
保護區凈化水量×污水處理平均費用
保護區蓄水量×污水處理平均費用
788 416 704 m3×0.6元/m3
473 050 022.4元47 305.00萬元
綜上所述，保護區涵養水源總效益（B1）蓄水效益+防洪效益+凈化水質效益157 683.34萬元+112 661.68萬元+47 305.00萬元317 650.02萬元。
2.4.2 水土保持效益（B2）計量
自然保護區群水土保持的作用通過森林生態系統來減少土壤肥力流失和泥沙淤積，達到了保護土地資源，使水土流失達到有效控制。
（1）固土效益（B21）
根據目前研究成果，自然保護區內森林生態系統固定土壤效益的計量一般是通過計算保護區林地土壤侵蝕減少量，并把減少的泥沙量按相等費用替換的方法換算得出固定土壤的效益。土壤侵蝕減少量可根據保護區林區和保護區內非林區土壤侵蝕的差異求的，根據王夏利研究，秦嶺森林系統保護區內林區崇林茂密、植被良好，土壤侵蝕量很小，土壤侵蝕量可以約等于0。因此，保護區群土壤固土作用可以直接通過減少保護區內非林區土壤侵蝕量計算。根據西安中煤航測遙感局張光超等研究可知，秦嶺自然保護區群所屬的縣域侵蝕模數在1 000 t/km2?a以上,另外根據《陜西土壤》研究結果可知［29］，秦巴山地土壤輕度侵蝕模數值在800-3 000 t/km2?a。因此，本研究取非林區土壤侵蝕模數的保守數1 000 t/km2?a，自然保護區群固土量為:
自然保護區群固土量保護區內非林區土壤侵蝕模數×保護區群面積1000 t/hm2?a×251 316 hm225 131.6萬t/a。
由陜西省水利廳資料得知，目前挖取或截取1 t泥沙的平均費用為3.5元（1990年不變價格），求得保護區固定土壤效益B21為：
B21自然保護區群固土量×3.5元
25 131.6萬t/a×3.5元
87 960.6萬元
（2）保肥效益（B22）
保持土壤肥力效益可以通過計算自然保護區群內土壤侵蝕減少量，同時把土壤侵蝕減少量中的有機質、氮磷鉀的含量折合成化肥量，按照市場價格換算成貨幣量進行計量。根據陜西省土壤普查鑒定委員會辦公室《陜西土壤》研究結果,陜西省秦巴山地年均積累土壤表層厚度為0.4 cm-1 cm［29］，本研究取保護區群林區土壤表層積累厚度為0.6 cm。秦嶺山地各類土壤中的有機質、全氮、全磷、全鉀等營養物質的含量均值分別為：1.998%,全氮0.118%、全磷0.181%、全鉀2.231%。本研究根據《陜西土壤》中土壤容重的研究結果，陜西省所有類別的土壤容重值在1.13-1.45 t/m3,本文研究取其均值1.295 t/m3。
因此，保護區群土壤中N、P、K的含量為：
有機質含量保護區群面積×土壤侵蝕模數×表層土有機質含量×表層土有機質容重
251 316 hm2×10 000×0.006×1.998%×1.295
390 154.52 t
N的含量保護區群面積×土層厚度×表層土N含量×表層土N容重
251 316 hm2×10 000×0.006×0.118%
×1.295
23 042.16 t
P的含量保護區群面積×土層厚度×表層土P含量×表層土P容重
251 316 hm2×10 000×0.006×0.181%
×1.295
35 344.33 t
K的含量保護區群面積×土層厚度×表層土K含量×表層土K容重
251 316 hm2×10 000×0.006×2.231%
×1.295
435 653.02 t
采用替代市場法,即以市場銷售的有機肥、尿素、磷酸二氫鉀的價格反映保護區群保肥效益。2008年陜西地泰農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銷售的有機肥價格、陜西華山化工集團有限公司銷售的尿素、西安大唐化工有限公司銷售的磷酸二氫鉀的出廠報價分別為8 000元/t、1 680元/t、5 500元/t。其中有機肥中含有機質5%、尿素中含N為46.67%，磷酸二氫鉀中含P為22.79%、含K量為28.68%。保護區群保肥效益計算式為
B22390 154.52 t×8 000元/t×5%+23 042.16 t×1 680元/t×46.67%+35 344.33 t×5 500元/t×22.79%+435 653.02 t×5 500元/t×28.68%
15 606.18萬元+1 806.63萬元+4 430.24萬元+68 719.91萬元
90 562.96萬元
綜上所示，水土保持效益固土效益+保肥效益
87 960.6萬元+90 562.96萬元
178 523.56萬元
2.4.3 固碳制氧效益（B3）計量
根據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吸收空氣中的CO2，生成葡萄糖等碳水化合物并釋放O2。即:
CO2（264 g）+H2O（108 g）C6H12O6（180 g葡萄糖）+O2（193 g）多糖（162 g）
因此，植物每生產162 g干物質可吸收固定264 gCO2，釋放193 gO2，即每生產1 g干物質需1.63 g CO2，同時釋放1.19 gO2。此過程顯然是一個雙效益過程，使用市場替代法分別計算植物光合作用固定CO2和釋放O2的效益。文中研究采用的中國造林成本為260.17元/t（C）［30］；文中采用中國造林成本352.93元/t（O）和工業制氧成本0.4元/Kg［30］。本研究取中國造林成本和工業制氧成本之均值376.47元/t。
根據本研究統計數據，秦嶺自然保護區群活立木總蓄積量年增加量為120.95萬m3，平均每立方米按照0.5 t干物質計算，可求的秦嶺自然保護區群2008年干物質生長量為60.475萬t。由此，可根據1 g（干物質）1.63 gCO21.19 gO2進行計算。
因此，2008年保護區群固定CO2的量為60.475t×1.6398.57萬t；
釋放O2的量為60.475t×1.1971.97萬t。
因此，固碳制氧效益固定C效益+釋放O2效益
（固定CO2的量×12/44）×260.17元/t（C）
+釋放O2量×376.47元/t
26.88萬t×260.17元/t（C）+71.97萬t×376.47元/t（O）
6 993.37萬元+27 094.55萬元
34 087.92萬元
2.4.4 凈化環境質量效益（B4）計量
本研究根據資料的可獲取性，估算出不同生態系統吸收SO2和滯塵的物質量，然后使用生產成本法將生態系統凈化污染物的量價值化。
（1）吸收SO2等有毒氣體效益B41
保護區內植被生長較好，植被對SO2具有一定的吸收、積累、轉化、降解的作用。因此，吸收SO2的效益可以采用面積-吸收能力法進行計算［30］。根據《中國生物多樣性國情研究報告》得知，暖溫帶落葉闊葉林取215.60 kg/hm2，闊葉林為88.65 kg/hm2,針葉林為117.60 kg/hm2,灌叢為8.9 kg/hm2。針闊混葉林吸收SO2的能力取針葉林和闊葉林的平均能力103.13 kg/hm2，每消減1 t SO2的投資成本為600元。根據表2可知各種林分面積。因此，吸收SO2量闊葉林吸收SO2能力×闊葉林面積+針葉林吸收SO2能力×針葉林面積+針闊混交林吸收SO2能力×針闊混交林面積215.60 kg/hm2×95 214+88.65 kg/hm2×55 075+103.13 kg/hm2×71 23520 528 138.4 kg+4880746.5 kg+7 346 465.55 kg32 755 350.45 kg32 755.35 t。
吸收SO2產生的效益吸收SO2量×消減SO2成本32 755.35t×600元/t19 653 210元1 965.32萬元。
由于數據的獲取困難，本研究只計量吸收SO2產生的效益，其他有毒氣體暫不考慮。
（2）阻滯降塵的效益B42
本研究采用等效替代法來計算阻滯降塵的效益［23］，即：阻滯降塵的效益單位面積滯塵能力×保護區群林種面積×阻滯降塵的成本。
根據《中國生物多樣性國情研究報告》研究成果，闊葉林的滯塵能力為10.11 t/hm2,針葉林為33.20 t/hm2,灌叢為1.5 t/hm2,針闊混交林的滯塵能力為取針葉林和闊葉林的平均值21.66 t/hm2。阻滯降塵的成本為170元/t。
因此，阻滯降塵量闊葉林滯塵能力×闊葉林面積+針葉林滯塵能力×針葉林面積+針闊混交林滯塵能力×針闊混交林面積10.11 t/hm2×95 214+33.20 t/hm2×55 075+21.66 t/hm2×71 235962 613.54 t+1 828 490.00 t+1 542 950.1 t4 334 053.64 t。
阻滯降塵產生的效益阻滯降塵量×阻滯降塵成本4 334 053.64 t×170元/t736 789 118.8元73 678.91萬元。
綜上所述，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凈化空氣的效益（B4）為：
B4吸收SO2產生的效益+阻滯降塵產生的效益
1 965.32萬元+73 678.91萬元
75 644.23萬元
2.4.5 調節區域氣候效益（B5）計量
根據我國生態著名學家謝高地、魯春霞等學者研究［31］，認為中國陸地生態系統中森林單位面積氣候調節值為2 389.1元/hm2。因此，調節區域氣候效益本研究欲采用謝高地等學者的研究成果，即秦嶺自然保護區群調節區域氣候的效益可計量為
B5保護區群面積×2 389.1元/hm2
222 528 hm2 ×2 389.1元/hm2
531 641 644.8元53 164.16萬元
2.4.6 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B6）計量
本研究采用森林物種多樣性保育效益來反映自然保護區群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即計算研究區域不同森林生態系統的物質豐富度指數（Shannon-Wiener指數），每個級別給予一定賦值后，再乘以林分面積，即可得到自然保護區群物種保育效益（見表3）。
表3 物種保育Shannon-Wiener指數分級價值表
Tab.3 Shannon-Wiener index classification
value in species conservation
數據來源：國家林業評估標準《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評估規范》（LY/T1721-2008）。
根據全國林分類型的Shannon-Wiener指數等級及其分布，陜西省所有林分均處在Ⅴ級［31］，即：物種多樣性保育的效益為：10 000元/hm2?a，因此，B6222 528×10 000222 528.00萬元。
根據謝高地、魯春霞等研究成果［31］，中國陸地生態系統中森林單位面積生物多樣性保護價值為2 884.6元/hm2。
綜上所述，本研究欲采用謝高地等研究成果，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為
B6保護區群面積×2884.6元/hm2
222 528 hm2 ×2 884.6元/hm2
641 904 268.8元64 190.43萬元
2.4.7 小結
通過建立自然保護區群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生態效益計量體系，本研究依據生態學者及經濟學者們的成果，研究了秦嶺自然保護區生態效益的內涵、界定了自然保護區群的定義，在此基礎上計量了各部分生態效益的貨幣值，計量結果基本反映了自然保護區群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的生態價值。
2.5 計量結果與分析
本章節通過大量一手資料及二手數據（主要是參考文獻資料及保護區統計資料），對七大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所構成的保護區群進行了生態效益計量，最后得出了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的相對值，自然保護區群各種生態效益構成結果。
2.5.1 生態效益計量結果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計量結果見表4。
表4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態效益計量結果（萬元）
Tab.4 Results of Measurement of Ecological Benefit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104 yuan）
2.5.2 生態效益計量結果分析
本研究對自然保護區生態效益及其計量理論、方法進行了深入分析與探討，探索了一套適合于森林生態系統類型的自然保護區生態效益分析與評價的理論、計量模型，在此基礎上對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生態效益進行了實證研究，最后得出的如下結論：
首先，運用等效益替代等計量方法，對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生物多樣性保護產生的生態效益進行科學地分析與計量結果表明：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生態效益綜合效益約88.16億元人民幣，此研究結果可以作為衡量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現階段保護事業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
其次，從各項生態效益比較來看，B1＞B6＞B2＞B4＞B5＞B3。涵養水源的效益B131.77億元人民幣是單項里面最大的，自然保護區群內森林、植被最主要的生態功能之一就是涵養水源。這個計量結果也符合現階段保護區建設的作用。保護區群的建設就是為了把破碎的生態環境、珍稀動物棲息地規整，讓保護區更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從計量結果來看，保育土壤效益B2也顯示了相當大的效益（約17.85億元），森林生態系統的自然保護區為生物多樣性保護，特別是為珍稀物種提供了優質的棲息地，這和防止水土流失是分不開的。建立自然保護區的首要日的就是保護生物多樣性及其生存環境，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B6的計量結果排在第四位，從計量結果來看，雖然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沒有涵養水源效益大，但本研究認為自然保護區群生物多樣性保護效益（22.25億元）還是非常顯著的，從一個側面說明自然保護區群不僅起到了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目的，也起到了其他相當顯著的生態效益，這是值的肯定的。需要指出的是，凈化環境效益（7.56億元）是本研究計量相對來說較小的效益，但這不是絕對的，只是相對的數值，保護區群森林覆蓋率在95%以上，森林吸收的SO2等有毒氣體的量是極大的，為區域環境改善發揮了極大地作用，這一點不用質疑，數值的大小只是相對的。
最后，從單個效益來看，保護區蓄水效益最大，約合15.76億元。有研究認為，在森林涵養水源計量中，可以把涵養水源效益用蓄水效益代替。不過本研究根據秦嶺實際情況，同時根據《森林生態服務功能評估標準》（LY／T 1721-2008，2010）把保護區凈化水質效益也應該列入涵養水源效益之中。這也是秦嶺山系自然保護區的特點。另外，由于保護區良好的水源涵養功能，在保護區周邊社區，每年雨季時節，為周邊居民減少了自然災害的發生，特別是泥石流。研究認為，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生態環境有著其他保護區無法比擬的優勢。其他幾個單項效益中，值得一提的是調節區域氣候的效益，這個數值（5.32億元）相對來說是比較小的，這是由于數據的限制所致，本研究采用了學者們的研究成果，這樣既有其優點也有其劣勢，優點就是省去了繁瑣的計量，劣勢就是不能有針對性的反映秦嶺實際，只是相對情況。
3 討 論
本研究嘗試性的計量了秦嶺自然保護區群保護生物多樣性產生的生態效益，繼而分析了計量結果的一些數值及生態效益的特點，這些具有嘗試性的計量，并不是唯一結果，根據研究實際，本研究對生態效益中很多無法收集的數據回避了計量，這也是本部分生態效益計量的原則，必須保證數據的獲取性及可計量的原則。計量數值的大小不是保護區發揮的生態效益的大小，只是相對的，本研究深知，自然保護區森林生態效益絕對是個極大地數值，本研究計量里涉及了很多人為因素，比如水定價、資源成本等。但值得肯定的就是本研究設計的計量指標能夠反映出保護區生態效益的范疇，適合保護區基層技術人員評價保護區群的管理工作以及國家制定保護成本的投入的參考標準。應用最新的研究方法，特別是生物多樣性保護定量化方法（Shannon-Wiener指數）的應用，使定性問題直接轉化為定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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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easurement of Ecological Benefit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Based on Connotation Analyses
WANG Chang-hai1 WEN Ya-li1 LI Qiang1 GAO Hai-bo2,3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2. College of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Biotechnology，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3.College of Life Science， LinyiUniversity， Linyi Shandong 276005，China）
篇5
關鍵詞：生物入侵；防治對策
外來入侵物種是指從自然分布區通過有意或無意的人為活動而被引入、在當地的自然或半自然生態系統中形成了自我再生能力、給當地的生態系統或景觀造成明顯的損害或影響的物種。
這些入侵物種瘋長成災，侵入草場、林地和荒地，很快形成單種優勢群落，導致原有植物群落的衰退。外來入侵種在當地定植、擴展并產生一定影響的過程或現象稱為生物入侵。它關系到經濟、社會發展，影響人類健康、農業潛力、生態系統平衡、生物多樣性保護，并且隨著全球性貿易的發展、對外開放、全球變化以及土地使用模式的改變會愈發嚴重。
1.外來生物入侵現狀
據統計，美國每年因生物入侵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1500億美元，印度每年的損失為1300億美元，南非為800億美元。這些外來生物的入侵給生態環境、生物多樣性和社會經濟造成巨大危害，僅對我國農林業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每年就高達574億元。而生物入侵的危害又是多方面的。
我國一直是深受外來有害生物危害的國家。棉花枯黃萎病20世紀40年代初從美國入侵我國，現已發生266.67萬hm2，每年至少損失皮棉10萬t。近20年來，隨著國際交往的不斷增加，已難以準確回答到底有多少外來物種傳入我國，有多少已建立種群并帶來危害。我國對外來入侵種類的調查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依據文獻資料對農田、牧場、水域等生境的植物進行了初步統計，發現至少有58種外來植物對我國農林業帶來了危害。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外來人侵動植物危害日益猖獗，我國加緊了防治工作。對外來害蟲松材線蟲、濕地松粉蚧、美國白蛾、稻水象甲和美洲斑潛蠅以及外來有害植物水花生、水葫蘆、脈草和紫莖澤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治措施，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效果，但由于目前國家針對外來人侵種沒有制訂具體的預防、控制和管理條例，各地在防治這些入侵物種時缺乏必要的技術指導和統一協調，雖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資金，但有的防效并不理想。已傳人的入侵物種繼續擴散危害，新的危險性入侵物種不斷出現并構成潛在威脅。
1.1生物入侵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
生物入侵倍受各國政府關注的首要原因是它造成的巨大經濟損失．光肩星天牛是原產于亞洲的極具破壞性的林木蛀干害蟲．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該種害蟲隨木質包裝材料進入美國．到1998年8月，它已在加利福尼亞、佛羅里達、紐約、華盛頓等14個州的倉庫中校發現，在芝加哥、紐約等地的野外也發現了該物種．光肩星天牛在美國沒有已知天敵，會對美國遍地種植的楓樹和果樹造成危害．如果它在美國得以長期繁衍，造成的經濟損失將高達1380億美元。僅美國每年因外來種入侵造成的經濟損失就近1370億美元．
1．2生物入侵造成嚴重的生態破壞和生物污染
大部分外來物種成功入侵后大爆發，生長難以控制，造成嚴重的生物污染，對生態系統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比如，原產南美洲的水葫蘆現已遍布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的河湖水塘，瘋長成災，嚴重破壞水生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導致大量水生動植物的死亡。更可怕的是許多入侵物種，在新的環境中可能出現基因突變，造成嚴重的生物污染。
1．3生物入侵直接威脅到人類的健康與安全
如1991年美洲爆發的霍亂，很可能是由于外來船只受到污染的水傾倒在秘魯港所引起的。這次霍亂使100多萬人受到感染，約1萬人死亡；脈草、三裂葉脈草現已分布在我國東北、華北、華東和華中的15個省市，它的花粉就是引起人類花粉過敏的主要病原物；“瘋牛病”最早于1986年在英國發現。科學家推測，可能是病牛或病羊的尸體被加工成了動物飼料，從而引起疾病大規模傳播。1996年3月，英國政府正式承認瘋牛病有可能傳染給人。
1．4生物入侵導致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和化學污染引起的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引起了各國科學家的重視，但最近幾年生物入侵對多樣性的影響又成為一個主要的問題。入侵物種破壞了復雜的生態系統，降低了生物多樣性，使瀕危動植物受到侵害，外來物種中的動植物與本地種雜交，改變了當地的遺傳多樣性與完整性。參加第五屆生物多樣化公約締約國大會的專家們警告說，外來物種給生物多樣化造成的破壞，其嚴重程度僅次于生物生存環境的縮小和喪失。比如，原產中美洲的紫莖澤蘭已遍布我國西南大部分地區，原有植物群落迅速衰退、消失。另外，生物入侵導致生態災害頻繁爆發，對農林業造成嚴重損害。近年來，松材線蟲、濕地松粉階、美國白蛾等森林入侵害蟲嚴重發生與危害的面積，每年達150萬hm2；稻水象甲、非洲大蝸牛、美洲斑潛蠅等農業入侵害蟲每年超過140萬hm2；脈草、飛機草、水葫蘆、大米草等肆意蔓延，對本地生物多樣性和農業生產造成了巨大威脅，已經到了難以控制的局面。
2生物入侵危害產生的原因
2．1盲目引種
并不是所有的物種遷移或引入都會產生危害，而且許多新品種的引入確實解決了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例如：1859-1900年間，澳大利亞筆尾松鼠被引入新西蘭，就成為了新西蘭毛皮業的財富之源；然而，大多數的引種在帶來經濟效益的同時，卻給人類帶來了更大的災難。例如，20世紀50年代我國引入水葫蘆，主要是為豬提供飼料的。隨著飼料工業的發展和生豬喂養方式的改變，再采用含水量高、食用成分少的水葫蘆飼料，其投入與產出已經不成正比，于是昔日人人爭搶的水葫蘆，如今便異化成了避之不及的環境公害。專家認為盲目引種是造成生物入侵的最主要的原因。
2．2海洋業
一是海洋垃圾：隨廢棄的塑料和其他人造垃圾漂浮的海洋生物每天都在向南極洲和一些熱帶島嶼進犯，并對當地的物種造成威脅。據海洋生物學家表示，軟體動物、蛀船蟲、珊瑚蟲這些寄居類動物如今正附著在漂浮的垃圾上漂進新的地區，對那些地區的物種造成危害，并開始改變那里脆弱的生態系統。海洋生物學家巴恩斯表示，能使海水結冰的溫度可能是阻擋外來物種入侵南極洲的主要屏障，而如果全球氣候變暖削弱了阻擋外來生物的天然海水屏障，情況就將更加嚴重。二是海洋壓艙水的排放：20世紀初，壓艙水代替了固體壓艙物，這無意中為水生生物在世界范圍內的散布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輪船變成了一個滿載各種微型生物的“水族箱”，它們在世界范圍內輸送貨物時，不斷地運輸和儲存這些水生生物。由于一些尚不清楚的原因，越來越多的與壓艙水直接相關的異地種侵入事件在20世紀的最近幾十年里時有發生。
2．3旅游業
很多的物種入侵是由于旅游者的攜帶而引起的，游客從全球各地帶來各種的物種，其中就包括有異地的植物、動物、微生物。這些物種被游客有意無意地留在當地的生存環境中，對當地的生物入侵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2．4國際貿易
最近10余年來，隨著全球貿易額的不斷增加、國際運輸的集裝箱化和車船飛機的速度加快及大型化，促進了鮮活植物產品貿易，也最大程度地增加了有害生物存活的可能性，從而提高了有害生物在國際間傳播入侵的機會。例如美國白娥入侵亞洲，就是由于在二戰后，日本木材奇缺，美國原木大量傾銷日本，美國白蛾也就由此進入亞洲，進入中國；松材線蟲傳人中國、光肩星天牛(ALB)傳人美國等都是由于國際貿易而引起的。同時種苗產業國際化與國際交流頻繁更加快了病蟲的入侵與擴散。3防治生物入侵的技術措施
3．1清除
當某一物種初到新地時，試圖全面根除是可能的。這種手段雖然極端，但已經被南非的很多國家采用了。例如世界范圍內的鼠害，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有80多個島嶼已經清除了老鼠。但大多數情況下，試圖清除是行不通的。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建立了有效的早期預告系統來報告入侵物種的到來，很少有相應的專門小組執行有效的根除計劃。而且，沒有一個國家建立了完整的數據系統來確定是否新引進了某一物種，并且這一物種是否有侵略性。然而，我們都知道，只有在發現及時，立即采用有效手段和全面參與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根除入侵物種。所以這種措施在實施時有很大的局限性。
3．2防治對策
3．2.1實行全面檢疫，阻止外來種的偶然入侵
檢疫是為防止危險性有害生物傳出或傳人某個國家或地區所采取的預防性措施．14世紀中葉，歐洲的威尼斯共和國為阻止黑死病、霍亂、黃熱病等疫病傳人本國，對要求人境的外來船舶和人員采取了進港前一律在錨地停滯、隔離40d的防范措施，后來逐漸運用到阻止動植物外來種傳播方面，出現了動植物檢疫．1994年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最終達成的(實施動植物衛生檢疫措施協議)，已成為一部國際檢疫法。1999年在昆明舉辦世界園藝博覽會期間，我國共檢疫國內外參展植物763批次、683140株，草坪165279m2，肥料8100kg，木包裝7件．截獲有害生物162批次，發現有害生物160多種，并進行了及時的處置。
3.2.2采取全面的生態評估和監測，防范引進品種的入侵
美國夏威夷為了消滅害蟲，從非洲南部引進了一種玫瑰色蝸牛，誰知55年后，它競將15—20種土生土長的蝸牛伙伴消滅得干干凈凈。為了改善牧草的營養結構，美國西部引進了纖維含量較高的胡枝于，結果它瘋狂地繁殖、蔓延，致使原本能養活9萬頭奶牛的牧場寸草不生，最后被荒棄不用。在中國的海南、廣西和云南南部大面積種植的巴西橡膠林，種植面積最大時達到1億株，40多萬公頃。大面積的天然林被毀，代之以巴西橡膠占絕對優勢、土壤板結、物種多樣性匠乏的生態系統。
所以這些出于良好愿望導致的災難性后果提示人們，在進行人為引種前必須認真作好全面的生態評估，并進行引種后的跟蹤監測。
3．2．1化學防治
對外來物種的化學防治(包括誘餌、驅趕劑和毒藥)通常被認為不可取，因為眾所周知的廣譜殺蟲劑對環境和人類健康的影響。但據美國國會透露，有一些新型化學殺蟲劑只對某一種或幾種害蟲起作用，不會影響人類健康。但是，這些化學殺蟲劑非常貴，而且需要反復使用，易使害蟲產生抗藥性。所以化學防治也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才有效可取。
3．2．2機械防治
機械防治有些時候是可行的。例如，在佛羅里達，手工除蝸牛就是根除非洲大蝸牛時使用的方法。然而，大多數外來物種無法用機械防治(如小昆蟲和地穴動物)，而且，機械設備的成本很高，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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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環境保護；綠色建筑；荷蘭；NIOO-KNAW
中圖分類號 TU-02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7731（2015）12-75-04
The Featur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Netherlands from the View of Green Building
――Taking NIOO-KNAW for Example
Yu Xin
（Nan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Nanjing 210013，china）
Abstract：In the cases of NIOO-KNAW，a green building in Wageningen，this paper analyzes its C2C design philosophy，its building materials usage，energy usag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biodiversity protection，summarize out its achievements and features in the field of green building.Further more，three remarkable feature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Netherlands are reflected in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NIOO：new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place the narrow environment protection，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fields under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framework，energy ut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get extremely attention.
Key word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Green building； Netherlands； NIOO-KNAW
建筑作為人工環境，它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多層次、多方面的，其中具有明確生態環保目標和手段的建筑，可以稱之為綠色建筑[1]。1990年，世界上第一個綠色建筑評估體系――BREEAM（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在英國，標志著科學的綠色建筑設計和評價體系的首次建立。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綠色建筑”的概念。1996年，美國綠色建筑協會能源與環境設計先導LEED（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公告執行，2a后頒布正式的LEED1.0版本。該協會以商業化的操作模式將LEED推廣到全球，成為世界范圍內最具影響力的綠色建筑評級體系[2]。
中國的綠色建筑發展起步較晚。我國的綠色建筑發展一般可形象地分為4個階段[3]：淺綠階段（2004-2008年）、深綠階段（2008-2012年）、泛綠階段（2012-2014年）、真綠階段（2014-至今）。2012年以后，綠色建筑開始向綠色示范區和綠色城市發展，全壽命周期評價開始得到重視，綠色建筑理念在社會上開始被普遍接受。
1 NIOO設計理念及建筑策略
NIOO全稱為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Ecology（荷蘭生態學研究所），成立于1992年，隸屬于荷蘭皇家藝術與科學研究院（KNAW），是荷蘭最大的生態研究機構，研究領域包括水生生態學、動物生態學、微生物生態學和陸地生態學。
2011年初，NIOO遷至位于荷蘭瓦赫寧根的全新建筑。作為2011年建成的一個綠色建筑，NIOO位于瓦赫寧根的新址從設計理念、施工過程、運行管理等各個方面集中體現出荷蘭乃至歐洲在人居建筑領域的最新成果，更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荷蘭在環境保護方面的理念及做法（圖1）。NIOO建設之初，即秉承三大原則：從搖籃到搖籃（Cradle to Cradle）、使用太陽能（Solar Energy）和展示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
1.1 從搖籃到搖籃 在整體設計理念上，NIOO秉承了“從搖籃到搖籃”的理念。“從搖籃到搖籃”（Cradle to Cradle，C2C）是美國建筑師William McDouough和德國環境學家Michael Braungart教授跨學科合作而提出[4]，其最基本哲學是：以“有效用的”代替“有效率的”，即把現今環境保護中單一的節能、減碳等以“降低環境破壞”的技術手段稱為“有效率的”，而他們所追求的，是盡可能地將一個生命周期的輸出物（所謂垃圾）利用起來，放置到別的生命循環中去，即“垃圾即食物”的目標。因此，在C2C的標準要求下，對一個產品的使用不再是節約的過程，而是生產新產品的前過程。美國MBDC公司于2005年起開展了“從搖籃到搖籃”的認證工作，認證標準大體分為“材料的污染和毒性”、“材料的循環利用”、“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對水資源的管理”和“社會責任”5個方面。對NIOO而言，主要目的不是最大程度控制環境損害，而是如何能夠為周邊環境提供更好的貢獻，這也是NIOO比其他可持續建筑更進一步之所在[5]。NIOO從材料使用、能源利用、生物多樣性保護、水資源循環利用等多個方面都很好的體現了C2C的原則。
1.2 建材使用 在建材使用方面，NIOO嚴格遵循對人類無害、對環境友好、可再生和生產中不排放有害物質的原則，所有的建筑材料都通過相關認證（如FSC、PVC-free等認證）。NIOO的主體建筑材料是混凝土和木材，玻璃、鋼鐵和石子等也被廣泛應用（圖2）。與此同時，在整棟建筑中不使用密封劑、膠水等化學物品。為了建筑材料可以被重復利用，NIOO在施工過程中盡可能少的破壞材料的本來屬性。例如混凝土中并沒有過多使用化學添加劑以增強其性能，而木材僅防火處置后大量的被直接使用，木材、鋼鐵等材料盡可能減少切割、整形，以保證拆除后可以進行重復利用。
1.3 能源使用 在能源使用上，NIOO將重點放在節能和使用可持續能源2個方面。通過科學計算日照角度和時間，NIOO使用了大量的玻璃外墻以保證日間采光，同時盡可能使用LED冷光源以減少耗電。NIOO設計了一套自動感應系統，能夠根據外界自然光線強度自動調節室內燈光亮度，避免過度照明帶來的能量損失。除此之外，NIOO還設計了一套能夠根據室內外溫差智能調節的自然通風系統，以及可用于生態學研究實驗的屋頂花園等節能措施（圖3）。
NIOO的能源供應主要來自太陽能，由太陽能供電系統和太陽能供熱系統2個部分組成。整棟建筑所需的電能由太陽能供電系統提供，除此之外的熱量供應由太陽能供熱系統提供，系統內部的各種熱量也被最大限度的重復利用（圖4）。NIOO擁有一套熱儲存系統（HTS），通過管道將夏天時建筑物、道路、屋面和太陽能系統多余的熱量以熱水的形式儲存在地下300m深處，冬天時用于建筑物供暖。據測算，HTS系統可以節約70%～80%的能量消耗。
1.4 水資源管理 在水資源管理方面，整個建筑物的排水，包括雨水、污水（含實驗室排水）和廁所排水經處理后排放至建筑物周圍的地表水，作為景觀和生態補水；廁所排水處理方面，NIOO充分體現了C2C理念所提倡的“Waste=Food”原則[6]，首先使用真空排水系統減少廁所排水量，然后廁所排水收集后經發酵罐、藻類處理和濕地處理后排入周邊自然水體，作為景觀河生態補水（圖5）。發酵罐回收沼氣作為能源，處理污水后的藻類可以進行回收再利用。目前，NIOO在藻類的資源化中作出了大量努力，藻類可以作為生產飼料、食用色素、果醬等產品的原料。
1.5 生物多樣性保護 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NIOO的頂部全部覆蓋植物（綠色屋頂），植物會對水和空氣進行凈化，同時有利于建筑物內部的溫度控制；不限于此，NIOO還利用綠色屋頂開展與生物多樣性機理、植物發電、植物篩選有關的研究；同時，NIOO與各類機構合作，在建筑物周圍進行各種生態保護措施，包括各種類型的綠色籬笆、生態水道等（圖6）。由于當地蝙蝠和蜜蜂較多，NIOO在屋頂設置了蝙蝠洞穴，一座自行車棚的背面也被改建成蜂巢，使用秸稈制作的蜂房，并采取了消聲設計，以減輕人類活動對它們的影響。
2 NIOO的成就及啟示
對NIOO而言，最大的成就不是在可持續建筑領域中的某個方面做到最好，而是將各種方法、各類理念充分整合起來。如將污水處理同藻類資源化結合起來，將綠色屋頂同生物多樣性結合起來，將夏天剩余熱量儲存后用于冬天供熱等。這些不同領域內各種理念、各種技術的有機結合，使得NIOO成為荷蘭乃至歐洲首屈一指的可持續建筑典范。
NIOO的產生和存在帶來了環境影響，NIOO的努力首先是最大限度的避免、消除和恢復這些影響；同時，NIOO的建設永遠沒有停止，可持續建筑的新理念在這里將不斷的變成現實，而NIOO也將與周圍環境永續共存下去。
對于一個可持續建筑而言，存在著建設、生態影響、能源利用、污染物排放、建筑滅失后的再利用等問題，如果將一個可持續建筑放大，就會發現這就是一個城市運行中面臨的問題：建設、能源、污染、生態（圖7）。因此，一個可持續建筑就是一個可持續城市的微縮模型。
3 從NIOO談荷蘭環保的特點
荷蘭典型的自然地理條件決定了它的經濟結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環境保護特色。荷蘭政府因環境管理及政策的具有遠見，荷蘭人民把環境保護看成自身責任的需要，成功地把一個自然條件并不完善的國家建成一個戰后福利國家[7]。從代表荷蘭最高水準的可持續建筑NIOO中可以看出荷蘭環保的幾個顯著特征：
3.1 大環保取代狹義的環保 從NIOO中不難看出，荷蘭人所謂的環境保護涵蓋面極廣，污水處理等傳統意義上的環保手段僅僅是NIOO各項措施中的一小部分，NIOO更多的亮點在于建筑本身的設計與建造、能源的獲得與使用、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等方面。在荷蘭，環保已經不僅僅是我們日常所認為的污染治理、生態保護等狹義環保，而是融合能源、生態、建筑、水利、交通、污染防治，甚至太空利用等領域的大環保，污染防治只不過是大環保范圍內的一小部分，大量研究工作集中在能源、生態、建筑等領域（圖8）。
3.2 各領域交叉融合充分 從NIOO中可以明顯感受到各個領域內研究成果的交叉和融合（圖9）。傳統建筑之中融合著生態學、美學、清潔生產等理念，節能措施中有光學、智能控制、空氣動力學等成果，污染防治措施中包含著藻類資源化應用，生物多樣性保更是與科學研究工作相結合。在荷蘭，很難將某一項環保成果或者環保工程界定為污染治理、能源利用或者是生態保護，往往在污染治理的同時回收能源，在能源利用的同時保護生態。從另一個角度看，則是環境保護已經融入到社會生產的各個領域，無論是政府的行政行為、企業的生產行為還是igeren的生活行為，無不看到環保理念的貫穿，這也是荷蘭環保能夠走在世界前列的主要原因。
3.3 重視能源利用和生態保護 荷蘭作為一個大量國土面積低于海平面的國家，長久以來的自然災害使得荷蘭人對能源和環境有強烈的危機感。因此，在荷蘭，人們對能源利用的渴求隨處可見，無論是傳統的風車（風能），還是新近發展的太陽能、沼氣（生物質能），甚至是植物發電，各類新能源已經深入荷蘭環保的各個領域。生態保護方面，在宗教及文化的影響下，“我們只是暫時借住在地球上”這種理念使得歐洲人在對待自然環境時盡量保持不加修飾的原生態，城市建筑古樸自然、城市擴張緩慢有序，隨處可見成片的森林綠地、成群的牛羊，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一片優美的田園風光。
4 結語
由于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當我們在為污染治理焦頭爛額、為生態保護四方奔走之時，荷蘭人已經走在了真正的可持續發展道路。事物發展有其固有的內在規律，發達國家所經歷的階段我們也無法避免。但是，對于環保工作者和政府管理者而言，了解發達國家環境保護的發展與進步，認清自身所處的位置，才能夠明確今后努力的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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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開展生態監測的必要性
位于銀川平原北部平羅縣境內的沙湖，是一片內陸濕地，總面積80 km ，具有豐富而獨特的旅游資源.沙湖1989年被開發為旅游資源，1995年被國家旅游局列為全國35個王牌旅游景點之一，2000年被國家定為全國文明風景旅游區示范點，2001年登上國家4A 級生態旅游園區寶座.沙湖的品牌和知名度在西部乃至全國都得到了市場及消費者的肯定，成為國內旅游關注和投資的熱點.作為生態環境保護最重要的基礎工作，生態環境監測必須及時跟上，盡快形成與之相適應的能力。生態監測目的是要全面、及時、準確地了解和掌握生態環境的現狀及變化趨勢，找出原因，為生態建設提供對策。生態監測除了具有一般環境監測應具有的代表性、及時性、準確性、可比性外，還應具有更高的綜合性和長期性。
2. 生態環境監測的目的性
就是要全面、及時、準確地了解和掌握生態環境的現狀及 變化趨勢，并找出原因，提出對策建議。 與傳統的污染治理和環境質量監測相比，生態 環境監測由于生態系統的復雜性和驅動因子的多 樣性，使得生態環境監測的監測因子較為復雜，反 映面更廣，綜合評價程度要求更高。
3. 生態旅游
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條件是旅游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生態旅游減輕了環境壓力，保持了生態系統的完整性，是實現資源可持續利用及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良好途徑.加強沙湖濕地生態旅游開發，不但能夠促進寧夏經濟的發展，而且能夠促進生態環境的良性循環，使其全面發揮濕地的社會、經濟、生態綜合效益.生態旅游(Ecotourism)一詞源于“生態性旅游”(Ecological Tourism)，1980年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生態特別顧問謝貝洛斯·拉斯喀瑞在文章中首次使用了“生態旅游”一詞，指在不損害旅游對象和周圍環境的前提下進行自然景物旅行.其意義一是回歸大自然，享受清新、靜謐、輕松、舒暢的自然與人的和諧氛圍，探索和認知自然奧秘;二是增強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意識，促進環境教育的發展，達到以保護促旅游，以旅游養保護的目的 。隨著生態旅游的不斷開展，其內涵也在不斷擴大，主要內容有：① 以沒有遭到破壞或受人類干擾較少的自然或人文景觀作為旅游吸引物② 在旅游過程中應貫穿對游客的環境教育，提高甚至改變游客的環境觀和生活方式，以減少旅游活動對環境的負面影響;③ 注重當地居民的參與性，尊重其應有的權力并使其從中獲利，以此來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生態旅游的概念集中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
4. 沙湖旅游區發展生態旅游的有利條件
4.1 優越的區位條件
沙湖位于寧夏北部交通較發達的平羅縣境內，該縣南距銀川I市56 km，北距石嘴山市20 km，位于包蘭鐵路與姚西公路的交叉點上，包蘭鐵路穿行而過，西大灘火車站距沙湖僅2 km.東有109國道并與石中(石嘴山一中寧)高速公路相連，銀川I市河東機場及寶中、包蘭等鐵路干線將沙湖與全國各地緊緊連在一起.沙湖所在的寧夏北部地區是寧夏工農業較發達，城市較密集的地區，這為開展旅游業提供了一定的經濟基礎和客源市場.從沙湖在寧夏旅游帶所處的位置來看，沙湖處在兩沙一河，即沙湖、沙坡頭和黃河的旅游帶上，是寧夏的黃金旅游帶，這對沙湖的開發起著關聯帶動作用.
4.2 獨特的自然景觀
沙湖風景名勝區是一處融江南水鄉與大漠風光為一體的“塞上明珠”，是由湖水、沙山、蘆葦、飛鳥、游魚等資源要素有機組合而成的獨具特色的旅游度假區.春季，百花盛開，百鳥列隊入住;初夏，蘆葦郁郁蔥蔥，荷花亭亭玉立;入秋，葦花綻放，魚肥鳥集;冬季，大雪紛飛，一副典型的北國風光.南方多湖而少沙，北方多沙而少湖，像這樣既有湖又有沙的景區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
4.3 豐富的生物旅游資源
4.3.1 植物資源 沙湖植物旅游資源種類豐富，具有很高的觀賞和科研價值.喬木有楊樹、柳樹、槐樹、沙棗樹等，草本植物有針茅、萎陵菜、冰草、芨芨草等，草甸植被主要以禾本科為主，鹽生植物主要有堿蓬、小蘆草、西伯利亞蓼等，沙生植被有沙米、苦豆子、蒺藜等，水生植物有蘆葦、蒲草、荷花等，浮游植物有硅藻、黃藻、金藻等，構成了一個綠色的世界.
4.3.2 動物資源 沙湖濕地的野生動物以鳥和水生動物為主.鳥類共有l1目24科98種，其中國家一級保護動物有黑鸛、中華秋沙鴨、白尾生海雕、大鴇4種，國家二級保護動物有斑嘴鵜鶘、大天鵝、小天鵝、白額雁等14種，屬中澳候鳥保護協會規定的鳥類有46種，屬中日候鳥保護協會規定的鳥類有9種.水生動物中魚類有17種，分屬于4科15屬，包括鯉魚、鯰魚、泥鰍、鯽魚等，甲殼類有田螺、蚌、螃蟹、蝦，兩棲類有鱉、青蛙等，浮游動物有29種 ]，特別是北方罕見的“娃娃魚”具有很高的觀賞和科研價值.
5. 開展生態監測和環境保護所面臨的問題和采取的對策
5.1 缺乏具備空間遙感和生態理論的綜合人才
隨著科學的發展，遙感技術已成為生態環境監測的有效方法。它不但能提供高分辨率、高光譜、高時向的影像，還具有全天候、全天時、全球環境觀測能力。利用遙感技術能夠客觀、形象揭示生態環境條件變化、環境污染性質及污染物擴散規律。遙感數據通過判讀和識別分類，可獲取地表現狀信息，變化監測信息等，并可繪制成各種專題圖 。
5.2 要利用遙感圖像技術為生態監測服務。在地市級以上監測單位配備設備，而且需要具備一定的遙感知識，掌握生態學理論的技術人員，這樣才能提高目視判讀效益，目前這方面的人才比較匱乏。
5.3 保護湖區生物多樣性
沙湖濕地資源是濕地旅游之根本，因此，應重視對沙湖濕地生態環境的保護與研究，利用現代高新技術，加強濕地監測，特別是對濕地利用后的生物多樣性的變化進行監測，建立沙湖濕地生物多樣性信息系統.利用先進的繁殖技術，保護瀕危野生動物，擴大沙湖濕地野生生物的種群數量.另外，冬季收割蘆葦時應留一段露出水面的部分，保證春季候鳥遷徙時有落腳之處.在荒漠地段可進行人工種草種樹以吸引更多的鳥類來此繁衍，同時加大魚苗的投放，為水禽提供豐富的餌料.
6. 結語
生態監測的范圍很廣，涉及農、林、牧、副、漁、工等各個生產領域;此外，生態監測在國內開展的時間也不長，尚沒有太多成熟經驗可借鑒。因此，在開展生態監測工作時，必須緊密結合已進行的單一性和局部性生態監測試點研究，從區域、流域范圍著手，制訂系統、規范的指標體系和監測方法、評價標準，為實現生態旅游環境保護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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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詞: 植物多樣性; 灌排系統; 生態效應; 銀川平原
水利工程建設是對生態系統的人為改造，必然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生態影響。長期以來，國內研究者對水利水電工程的社會經濟影響關注較多，而對生態環境影響研究則比較少。雖然我國的重大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已經實施了近 20 a，對工程建設和運營中可能產生的生態環境影響有了規范化的評價方法，但是對于工程項目實施后生態環境的實時監測和評價工作的研究還較少［1 －4］，有針對性地定量研究則更少［5 －6］。開展水利工程生態效應的野外監測和分析研究，是推行“水利工程生態化”和“生態水利”的基礎［7 －8］，對于工程建設后的生態修復和同類工程的環境影響評價，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1 銀川平原及其灌排工程概況
銀川平原位于我國西北地區東部，是賀蘭山與鄂爾多斯高原之間的一塊沖積洪積平原，南北長165 km，東西寬10 ～50 km，總面積為 7 978 km2，黃河縱貫其中。銀川平原海拔為1 100 ～1 200 m，地勢自西南向東北微傾，土層深厚。該區屬溫帶大陸性半干旱氣候區，年平均降水量為 200 mm 左右，水面蒸發能力為2 000 mm 左右，光照充足，年平均氣溫為 9 ℃ ，氣溫年較差和日較差大，具有春遲秋早，冬長夏短，干燥多風的氣候特點。銀川平原的地帶性植被和土壤分別是荒漠草原植被和灰鈣土，隱域性的沙生、沼生、鹽生植被及風沙土、潮土、鹽漬土等都很發育.
自秦漢時起，包括銀川平原與衛寧平原在內的寧夏平原就開始了自流灌溉工程建設和農業開發，2 000 多年來世代沿續，形成了越來越完善的灌排體系，為發展灌溉農業奠定了良好的水利基礎，在唐代這里就有了“塞上江南”的美譽。到 20 世紀中期，銀川平原已有大小干渠 15 條，灌溉面積有 9． 6 萬 hm2。
1958 年青銅峽水庫建成后，結束了銀川平原無壩引水的歷史，水利事業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目前，銀川平原有總干渠、干渠和支干渠 18 條，總長度為 1 084 km，總引水流量為 603m3/ s，灌溉面積為 33． 0 萬 hm2; 有骨干排水溝道 24 條，總長度為 660 km，控制排水面積為 41． 9 萬 hm2，排水能力達 955m3/ s［9 －10］。完善的灌排體系為銀川平原的農業生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盡管其耕地面積僅占寧夏回族自治區耕地總面積的1 /4 左右，但是糧食產量則占到全區糧食總產量的 2 /3，糧食商品率在 30%以上。
2 灌排工程植物多樣性研究方法
2． 1 野外調查本次研究采用樣線與樣地相結合的野外調查方法，分別對銀川平原干、支、斗、農四級灌渠和排水溝進行選線，每個級別的溝渠視生境異質性程度和土地利用方式，少則選擇 3 條、多則選擇 5 ～6 條。針對每一條溝渠樣線在其上、中、下游三段各選取 1 個斷面，斷面從溝渠一側堤壩頂部沿伸至另一側堤壩頂部，盡可能放在整修時間 3 a 以上的地段，按照生態序列的遞變特征，在斷面上布設樣方。草本群落取 1 m ×1 m 的樣方，灌木群落取 4 m ×4 m 的樣方，每個群系類型都在截面鄰近地段沿溝渠流向設置 3 個重復。在樣方調查中，陸生植物主要記錄物種的名稱、數量或多度、蓋度、高度、生活型; 水生植物主要記錄物種名稱和蓋度。
2． 2 多樣性指數
雖然多度、蓋度、密度、頻度等植物群落屬性指標也能夠體現一定的生態效應，但是其內涵相對簡單和直接，不同樣地面積和群落類型之間可比性差，而物種多樣性指數則不然，它是測定生物多樣性程度及其空間分布特征的綜合數值指標，目前已有十多種表征意義不盡相同的物種多樣性指數。這里主要選用幾個常用的指數，即 Margalef 物種豐富度指數、Simpson 物種優勢度指數、Shannon-Wiener 物種多樣性指數和 Pielou 物種均勻度指數，其計算公式如下。
Margalef 指數:
R = ( S － 1) / ln NSimpson 指數:D = 1 －∑P2iShannon-Wiener 指數:H = －∑Pilb PiPielou 指數:E = H / lb S式中: N 為 i 類植物所在樣方的各個種類的相對重要值之和; S為 i 類植物所在樣方的物種總數; Pi為第 i 種植物的相對重要值。
草本和灌木的相對重要值 = ( 相對高度 + 相對蓋度) /2。
在計算出每個樣地的多樣性指數后，根據樣地所屬排灌系統類型，相加后求平均值，即得到不同等級溝渠的多樣性指數。支溝與斗溝、農溝的等級排列關系在野外常難以區分，因此合并調查、計算。
3 不同灌排水系的植物多樣性特征及其影響因素3． 1 不同多樣性指數的計算結果及其含義Margalef 指數( R) 是反映群落內部或環境中物種數目多少的指標，該數值越大，說明物種個體豐富度越高; 反之說明個體豐富度越低。從銀川平原不同類型灌排渠系的 Margalef 物種豐富度指數運算結果( 圖 1( a) ) 來看，泄洪溝的值最大，干渠的值最小，兩者相差 1 倍左右。其他溝渠類型的物種豐富度為支 － 斗 － 農溝 ＞ 干溝 ＞ 農 － 毛渠 ＞ 支渠 ＞ 斗渠。
圖 1 不同溝渠類型植物多樣性指數Simpson 指數( D) 是反映植物群落中物種優勢程度的 指標，D 值越大，說明優勢物種越少; 反之則說明優勢物種越多。
銀川平原不同類型灌排渠系的 Simpson 指數運算結果( 圖 1( b) ) 顯示，不同灌排渠系的物種優勢度相差不大，比較而言支渠和干溝的 D 值更大一些，干渠的 D 值最小，優勢物種的組成情況是干渠最突出，支渠和干溝最不突出，其他溝渠類型居中。
Shannon-Wiener 指數( H) 是基于物種數量反映群落種類多樣性的指標，H 值越大，表示群落中生物種類越多，群落的復雜程度越高; H 值越小，則表明群落中生物種類越少，群落的復雜程度越低。銀川平原不同類型灌排渠系的 Shannon-Wiener 指數運算結果( 圖 1( c) ) 與 Margalef 物種豐富度指數類似，即泄洪溝最大，干渠最小，但兩者相差只有 1/3 左右。其他溝渠類型的物種多樣性指數大小為干溝 ＞ 支 － 斗 － 農溝 ＞ 支渠 ＞農 － 毛渠 ＞ 斗渠。
Pielou 指數( E) 為群落均勻度指標，一般用來指示群落中物種的空間分布是否均勻，是隨機散點分布還是聚合成不同大小的團塊狀分布，E 值越大，植物分布越均勻，物種的生態貢獻也就越大。運算結果顯示( 圖 1( d) ) ，銀川平原灌排系統的Pielou 指數大小為干溝 ＞ 農 － 毛渠 ＞ 支渠 ＞ 泄洪溝 ＞ 斗渠 ＞支 － 斗 － 農溝 ＞ 干渠，說明干溝的植物群落有較均勻的分布，干渠的植物分布最不均勻。
3． 2 影響灌排體系植物多樣性的因素水質和土壤檢測結果表明，其與植物多樣性指數有較密切的相關關系。另外，水文和水利工程與植物多樣性指數也密切相關。對比不同排灌水系 200 多個樣地的多樣性指數值，發現生態序列越完整的溝渠，反映樣地中個體數量和種類的 R 值與H 值越大，如典型泄洪溝斷面( 圖 2) 自下而上出現從水生植物群落—濕生( 鹽生) 植物群落—中生植物群落—旱生( 鹽生) 植物群落的更替，缺失群落序列或生態序列狹窄的溝渠，其植物多樣性的 R 值與 H 值往往都偏小。反映種類優勢程度的 D 值與反映個體分布均勻程度的 E 值在不同排灌水系的樣地中差異不太顯著，這可能與水生環境的隱域性和相似性有關，總體上是支渠和干溝稍大，干渠稍小。生態序列的完整性主要受到水文和水利工程狀態的影響。
圖 2 高家閘泄洪溝典型斷面生態序列水文因素中，影響植物多樣性的首先是水量，全年有水的溝道相當于常年河，具有相對穩定的生態系統和比較完整的生態序列，因而植物多樣性比較豐富; 而各級引水渠道相當于季節性河流，生境狀態年內變化強烈，不能形成穩定的生態系統，因而植物群落類型簡單。其次為水流流速，它與植物多樣性在一定程度上呈負相關關系，引水灌渠的水流流速一般是逐級遞減的，致使渠道水淹斷面的植物多樣性有逐級增強的趨勢，干溝溝底幾無植物生存，迎水坡過水斷面上部有時有楊、柳、紫穗槐、檉柳、蘆葦等根系發達的耐水淹植物生長; 支渠在粗糙度較大的溝底會有積水，伴生有挺水植物蘆葦、香蒲、扁桿藨草、水莎草等，迎水坡上中生、旱生植物生長旺盛; 斗渠、農渠和毛渠從底部和迎水坡上多生長一年生和多年生草本及小半灌木; 排水溝水流普遍流速較慢，溝底水生植物群落生長較好，流速越慢的地段沉水和浮葉植物種類越多。最后的影響因素為泥沙，主要體現在泥沙沉積對中生植物的生長非常有利，有泥沙堆積的渠道底部及其邊坡上，中生植物種類較多，而無泥沙沉積的溝道兩側濕鹽生植物和旱生、鹽生植物較多。
灌排工程建設狀況與植物多樣性的關系也非常密切。第一，防滲措施處理過的溝渠底面和邊坡，一般在數年以內植物都無法生長，經過防滲處理后再采用混凝土預制板襯砌的 U 形或倒梯形渠系，往往能隔絕植物根莖十多年，但可減少渠道滲漏損失 60% 以上［11］。減少植物根莖阻滯并保持水流的通暢性，是現階段提高農用水效率的重要水利措施，但其對植物多樣性的負面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用混凝土或其他新型保水保溫材料襯砌的灌溉渠系，過水斷面上缺少水生、濕生乃至中生生境下的植物。第二，邊坡坡度大小與植物生物多樣性也有直接關系。調查顯示，坡度為 30°左右的標準邊坡能夠構造出較好的生境梯度，斷面上生態序列完整，植物豐富度指數 R 值和物種多樣性指數 H 值都比較大; 階梯狀邊坡除 R 值和 H 值比較大外，優勢度指數 D 值也比較大; 邊坡小于 15°時濕鹽生植物群落發育較好; 邊坡大于 45°時繁殖體保存和植物扎根困難，大多只有根莖禾草植物生長。第三，溝渠整修時間長短與植物多樣性關系密切。一般施工后3 ～ 5 a，才能出現植物群落構成比較完整的生態序列，這在排水溝道表現尤其明顯; 灌溉渠道整修頻繁，在未做防水處理的情況下，R 值和 H 值都比較大，但生態序列不完整，說明植物群落的生境分異還未形成，處在資源競爭階段。
4 結 語
( 1) 在幾種植物多樣性指數中，Margalef 物種豐富度指數和 Shannon-Wiener 物種多樣性指數對植物多樣性的表征意義比較顯著，是指示灌排水系生態效應的良好指標，應優先采用。
( 2) 各級排水溝地勢低、常年積水，加上襯砌程度低、邊坡穩定性較強、以地下水補給為主，以及水流較慢等原因，植物多樣性指數普遍比各級灌渠大，生態效應較好。
( 3) 溝渠砌護是對植物多樣性負面影響最大的水利工程措施，但在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和農田灌溉保證率方面卻非常有效。由于干支兩級渠系滲漏的損失量占灌溉用水總損失量的60% ～ 70%［12］，因此在綜合考慮節水和生態雙重效益的前提下，應當采取干支渠全面砌護、斗渠減少砌護、農渠與毛渠不砌護的生態水工策略。
( 4) 適當減緩溝渠迎水坡坡度，加長坡面，或者采取階梯狀邊坡筑建模式，能較大幅度地提高灌排水系邊坡的植物多樣性，增強其生態效應。以景觀和生態功能為核心的城鎮人工水系營造中，尤其適合選取這一模式。
( 5) 灌排水系的修整間隔時間應盡可能拉長，整修時對同一溝渠可分地段、分時段逐次進行，排水溝和干溝、支溝尤其應當如此。另外，低級渠系實行歲修制度，有助于保持競爭狀態下較大的植物多樣性指數值。
篇9
不久前，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公布了首份“全球老虎生存狀況地圖”，列舉出世界上10個問題最突出的地區，并具體分析了野生虎面臨的諸多生存危機。老虎生存狀況地圖的推出，意在提醒公眾，如果再不采取行動，那么在下一個虎年，我們很有可能再也看不到野生虎的身影。一旦野生虎絕跡，與其相伴走向毀滅的還有整片整片的老虎棲息地和原始森林。
老虎與生物多樣性
近年來，日本學界出現了一種“有魅力的研究辦法”，即以虎為視點再現環境變遷的歷史。日本學者以為，虎在生態系統中處于食物鏈的終點，當森林――特別是處于虎的棲息地和人們活動地域中間地帶的混交林――減少的時候，虎就會在人類的村莊里出沒打食。所以，通過地方志等史料中關于虎吃人畜的記錄追查虎的動向，可以搞清植被的變遷過程。
這種研究辦法是基于生物之間的食物鏈聯系。生物之間的這種食物聯系，最早是由英國著名生物學家達爾文于1859年發現的。
由于食物鏈上的各種生物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一環扣一環，所以它們在食物鏈中都占據重要的地位。在未受人為干擾的自然生態系統中，各生物的數量也不會無限增長，因為它們的數量所占比例在生態系統中總會維持在相對穩定的狀態。換句話說，自然界中，每個物種都有自己的“生態位”，如老虎、猴子、老鼠……各種不同的生物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制衡。
不過，一旦其中某些生物大量死亡，就會使食物鏈斷裂，生物之間的相互制約就會失衡，物種錯位，進而導致整個生態系統遭到破壞。
以老虎為例，在自然界的食物鏈中，虎這種高等哺乳綱貓科食肉動物，高居食物鏈頂端。通常情況下，虎的生態狀況代表著整個地區的生態狀況，對維護各種動植物的種群平衡和生態系統的穩定發展，起著控制器的作用。平時，虎以野豬、羚羊、獐等大小動物為食，如果某個地區的虎絕跡了，前面提到的其他動物就會畸形繁衍，從而導致更弱小的動物和植物衰落甚至絕滅。這種局面反過來又會使原先被作為“虎食”的那些動物，因無物可食而走向滅絕。在特定條件下，這種不正常的生態傾斜甚至會引發巨大的自然災難。
虎之殤
近些年來，全世界老虎的數量在直線下降，很多研究報告稱野生虎的數量維持在3500頭左右，但是世界自然基金會最新的調查報告顯示，伴隨著棲息地減少、非法貿易、氣候變化等一系列問題，野生虎的處境岌岌可危。即使是最樂觀估計，全球野生虎的數量也僅為3200頭。相比于上一個農歷虎年(1998年)，如今適宜野生虎生存的棲息地減少了40％，與歷史平均水平相比，野生虎現在的棲息地生存面積僅是原來的7％。
在世界自然基金會最新公布的地圖中，所列出的10個問題區域主要分布在亞洲、歐洲以及美國，這些地區要么是野生虎的主要分布地，老虎受到棲息地遭破壞、非法交易以及氣候變化等種種威脅，要么是對野生虎生存有著重要影響的地區。
此外，還有其他一些地區由于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上榜：在我國東北以及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非法捕獵使老虎的食物驟減，大量的森林砍伐造成東北虎和西伯利亞虎的數量不斷減少；在印度，由于棲息地的縮小，野生虎和人類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在孟加拉地區，氣候變化導致恒河三角洲南部地區野生虎棲息地面積減少了96％。
來得及的明天
盡管野生虎的生存面臨種種不利，人們對老虎的保護工作一直在持續，人們這樣做的根本原因在于保持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環境健康具有極高的經濟價值和意義。聯合國的研究顯示，全球每年因毀林和森林退化導致的損失達2萬億～4.5萬億美元。但如果每年向自然保護區投入450億美元用于改善生態系統，由此帶來的收益可高達5萬億美元。何況保護老虎也不單單是保護這樣一個單一物種的問題，而是保護整個食物鏈完整性的問題，拯救老虎賴以生存的棲息地，拯救我們的原始森林，拯救地球。
雖然困難重重，但拯救野生虎的希望猶存。在馬來西亞劃定的某試驗區域中，偽裝的攝影機首次捕捉到了母虎與幼崽的畫面。照片顯示，當時母虎正與它的兩只幼虎中的一只觀察著攝影機。近年來，在該區域工作的研究員曾多次從攝影機中捕捉到這只母虎的身影，但這是首次發現它做了母親。
篇10
關鍵詞： 生物安全；風險社會；社會公共利益；法律供給與需求
Abstract:The concerns of bio-safety aro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are a sophisticated sign in the process of inpidualization in industrial society， which， while indicating the supremacy of high-technology， warns us of the lurking of some unpredictable risks: the traditional modernization may be led to the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and thus a “risk society” may be imminent. Consequently， safety of eco-system， health， and social ethics & order is in more urgent need of attention in the new era of tech-revolution. The rule of “balance of interests” in traditional law needs to be replaced by a new interes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While making bio-safety laws， it is required that social public interest be ascertained and protected in the course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development so as to realize the genuine harmony of man and nature. While people are wondering about the outcomes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legal market” is no more peaceful. The requirements of bio-safety legislation will disturb the balance of traditional supply & demand of law and ultimately conduce to the enactment of bio-safety laws.
Key Words:bio-safety; risk society; public social interest; supply & demand of law
一、現代社會對生物安全的立法訴求
（一）現代化的反身性及其風險預設
關于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沖突與協調是20世紀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核心論題。與“現代性終結”相抗衡的“第二現代性”或稱之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討在德國學者U.Beck的《風險社會》后變得更加引人注目。他從兩個角度對現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說明：一是“以財富和風險生產為例討論反身現代化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混雜”；二是“工業社會中蘊含的現代性和反現代性（modernity and counter-modernity）的內在矛盾”［1］。Beck認為傳統的現代化和工業社會的現代化是有區別的，一種是古典的現代化（classical 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紀反對封建社會、建立工業社會中發展起來的，而另一種是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業社會之中發展的。在工業社會之中，存在著現代性和反現代性之間的沖突，因此工業社會不是一個徹底的現代性社會，而是一個現代的封建社會。在這種半工業半封建社會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傳統的遺物，而是工業社會的產品和基礎［1］。
工業化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主要起因于工業化過程中個體化崇尚取向，主張個體理性的張揚，強調自我為中心的權利建構。在傳統的工業社會中，社會不平等模式是階級模式，即存在著權利的平等，每個市民社會成員作為個人都平等地擁有并享受著某些權利，這些權利的私有化屬性最終成就了工業化社會發展的快速化和社會變遷。但同時這些私有化權利以其自身擁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漸掩蓋著實質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將會主要體現在階級之間的不平等，體現為對不平等社會經濟現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
個體化趨勢沒有使得社會的不平等得到實質緩解，相反崇尚個體權益和理性的現代化社會結構和變遷在某種程度上正在加深這種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從而造成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社會之間，甚至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利益不均衡，從而加速了風險社會的產生。
風險社會理論認為，工業文明在為人類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足以使整個地球毀滅的風險，舊的工業社會體制與文化意識在所謂的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凸現其內在的反身性和高風險性特征。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個人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地避開傳統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由此出現了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風險社會與不確定性為基礎的現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間的內在緊張。風險社會理論本身作為一社會變遷理論而存在，但與傳統不同的是，風險社會挑戰既有工業社會的認知、發展基礎與典范，并企圖從此種就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所衍生的災難風險、自危急性來建構社會自我翻轉、變遷的功能［2］。
貝克在《風險社會》中指出，“風險是個指明自然終結和傳統終結的概念。或者換句話說:在自然和傳統失去它們的無限效力并依賴于人的決定的地方，才談得上風險。風險概念表明人們創造了一種文明，以便使自己的決定將會造成的不可預見的后果具備可預見性，從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過有意采取的預防性行動以及相應的制度化的措施戰勝種種(發展帶來的)副作用。”［3］
風險與工業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統一與連接，互為邏輯上的因果關系。工業社會中個體化浪潮促使以個體權益為中心的社會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發展，并以此為基礎不斷推進和張揚個人理性在社會工業化進程中的作用和角色。同時也正因為工業化社會對個體理性和權益的推崇，從而導致了工業化社會在發展過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實質上不平等的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如企業的排污行為等。以個體利益促進為導向的工業社會市場經濟逐漸形成了自身的規則體系和秩序范圍，體現為建立以契約自由、所有權絕對、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為核心的法律體系，并主導當今乃至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的社會經濟秩序構建。這就是所謂“現代性”的表現。隨著市場經濟和社會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出現很多諸如經濟壟斷、信息不對稱、經濟尋租、外部性、環境污染、生物技術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實質上對社會公共利益構成重大危害的行為和秩序內容。按照Beck對現代性和風險社會的理解，這種在工業社會高度發展時期出現的實質不平等現象就是現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現。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現代化在內容層次和范圍層次上更加突出，呈現出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二）現代生物科技與生物安全
現代生物技術的繁榮與發展，逐漸成為推動世界新技術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術的產業化也開始對人類社會產生日益重要的影響［4］。然而，同其他科學技術成果一樣，現代生物技術也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它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社會經濟利益，讓人們仿佛看到了解決許多人類社會困境的希望之光，特別是看到了生物技術在解決人類社會糧食問題、人口問題、能源問題、健康問題和環境問題等方面的優勢和能力；另一方面現代生物技術也無法掩飾其內在和外在的負面效應，如在生物技術研究、發展以及產業化進程中無法保證人類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問題，無法保證生態安全問題以及可能存在的知情權問題、隱私權問題、基因歧視問題以及是否侵犯人類尊嚴問題等［5］。科學技術的社會經濟價值已經為廣大公眾所充分認知，它給人類的社會結構、生活及行為方式等帶來了舉足輕重的變化，但是科學技術現代化過程中所具有的“反身性”和“吊詭性”特征將我們引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風險社會”之中。
1.生態系統安全風險：生物技術的發展在不斷帶來社會經濟財富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并威脅著整個生態系統的安全。所謂生態系統安全，就是指從整個生態系統平衡、穩定的角度出發來判斷生物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潛在危險，主要體現在農田生態系統安全、自然生態系統安全兩個方面。生態系統是在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生物與生物之間、生物與非生物（如溫度、濕度、土壤、各種有機物和無機物等等）之間，通過不斷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個生態學功能單位［6］。按照貝塔朗菲對系統的認識，系統決不是數的簡單相加，相反則具有自身的規定性，它的整體性表現為時間維度上和空間維度上的內在穩定性、適應性、自我調整和內外環境的組織化。任何對系統本身的外在干預，都有可能破壞系統的穩定性和自我調整性。因此，生物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就是通過對生物體內控制其特定性狀的基因作為外源基因按照人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過程，轉入到另一種生物體內并使之表達。所以這種非自然的人為干預和創制行為是對生物本身內在環境以及生物與生物之間構成的相對穩定的生態系統的一種干預，那么這種干預本身可能會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它會在某種程度上改變或縮短自然生成的過程，也會在原有的生態系統內創制一種全新的物種，也可能造成物種與物種之間相互地影響，最終有可能破壞整個系統的內部運行規律，改變甚至消滅一個已有的生態系統。
2.人類健康安全風險：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滿足人類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特別是在食品和糧食供應、疾病診療等方面具有突出的價值和意義。但是生物技術的“雙重性”特征仍然不排除人們對于技術本身隱含風險的擔憂，尤其是在研究、試驗、釋放以及產品化過程中，生物技術對人類健康安全的潛在風險不能完全有效地被排除。這主要集中在兩大方面：一是生物技術對人類食物的影響進而引發食品安全問題；一是生物技術對生存環境的影響進而引發生活安全問題。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組為生物技術生產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國市場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國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學家Arpad Pusztai就鄭重警告人們關注那些未被充分證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廣的轉基因食品（GMF），因為他們可能有潛在風險；美國得克薩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內布拉斯加州一塊約一英畝的田地里種植藥用胰島素轉基因玉米，在收獲中漏掉三株轉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種植普通大豆時，結果使100萬畝大豆受到藥用轉基因玉米的污染［7］。
3.社會秩序和倫理風險：現代生物技術對人類社會的影響還遠不止于生態系統、自然環境以及人類健康等方面的潛在風險，任何改變人類物理循環狀態、生育繁衍規律、人類社會關系的生物技術都將對人類社會秩序和倫理構成深遠的影響。克隆技術、器官再造技術、人獸雜交技術將科技的概念引入至一個又一個不可思議的領域。
在現代生物技術發展的初期，很多現實性的社會秩序和倫理問題已經開始展現我們面前，人體器官移植、器官捐贈、買賣、代孕等已經將人體物化，而克隆人的設計、生產、銷售、儲藏和買賣，則將會根本改變人作為社會人的最為樸素的概念和意義，與此相關的社會問題將層出不窮，新的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嚴等新的倫理道德問題，極可能造成新的社會倫理風險、經濟風險和社會動蕩［8］。
（三）現代生物科技的反身性解決之道
風險社會理論一改傳統社會理論對科技至上主義、理性至上主義以及現代性的崇尚和張揚，給繁榮的市場經濟和全球一體化認識提供了一個逆向思維模式，給我們對生物科技發展的負面性和不確定性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維范式，為我們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持。其重要意義在于：（1）風險社會理論為進一步廣泛討論生態危機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風險社會的概念雖然還不太成熟，它卻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與工業發展的積極作用的傳統思想意識，培養了人們的反思和自省意識，從而，使人類進入了一個反思的時代。通過對現代性反思至少使人們意識到科學必須理性地發展。（2）風險社會理論增加了人們的風險意識，將生態危機與科技發展帶來的風險突現出來。然而，它對未來風險的描述有些夸張傾向，既不可能被計算也不可能被預知，這樣會使人們陷入一種無奈的憂慮，滋生悲觀主義情緒。雖然Beck本人宣稱他不是悲觀主義者，但他的思想的傳播仍會使一部分人在風險面前顯得焦慮不堪。為此，威爾金森專門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了風險與憂慮的關系問題，寫出《風險社會中的憂慮》一書。（3）風險社會理論在制度層面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風險社會中，舊工業社會體系已經過時，民族國家已經無力應對威脅整個人類的現代風險，這必然要求并引發社會結構深層的變化和政府制度的變革與角色的轉換。在全球風險社會里，建立全球風險防范體系，最終以承擔風險的基本單元為基礎形成全球公民社會，這是Beck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實現從工業社會向風險社會的轉型，如何實現生態民主與保持社會正義都還是擺在人類面前的難題。總之，風險社會理論的主要貢獻就是讓我們利用其關于風險、災害和社會思想的分析重建現代性理論［9］。
二、生物安全立法之社會公益論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科技革命的時代，相較于物理領域的科技革命，此種革命展現出一種全新的，或許還是極不尋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無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10］由生物技術引發的生物安全問題是當前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主要風險之一，是工業化社會個體化進程發展的高級表現，在彰顯科技至上主義色彩的同時隱藏著不可預知的潛在風險。風險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一方面追求個體理性和科學技術的無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過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規范體系達到對社會秩序的調整和規制。反身性的過程就是對現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過程。生物技術高度發展是現代化進程的顯著成果，但同時生物安全的擔憂和風險又凸顯了現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據上文對現代反身性立法訴求的論述，生物技術的風險回避就必須在法制目標上通過立法徑路予以完善。
對于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不同于傳統的，構成工業社會之規范基礎的，以個體利益為內核民商事法律規范。雖然這種傳統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體系成就了工業社會快速發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屬性也給現代社會秩序構成極大的風險，所以對現代化進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須在法律制度構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確立上有別于傳統的民商事法律，而轉向對集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維護。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須建立在對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謂公共利益，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國社會法學創始人羅科斯·龐德將利益劃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但他對公共利益的理解帶有明顯地政治國家色彩，即將公共利益視為涉及政治組織社會的生活并以政府名義提出的主張、要求和愿望［11］；傳統功利主義法學家杰里米·邊沁認為“公共利益是構成共同體眾多成員的利益的總和”，“社會公共利益只是一種抽象，它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總和”［12］。人們似乎自然而然地認為，公共利益在某種利益上講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總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來的問題，似乎又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13］。當前對社會公益的不同見解主要仍可歸因于思維的視角和切入點各異，即從不同的語境和研究背景下對社會公益的認識程度會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語境下探討社會公共利益，可能更為主要地集中在對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語境下探討社會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與國家利益相關聯；在經濟法語境下研究社會公共利益可能會指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樣包含國家的利益，因為它是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邏輯基礎上建構的法律秩序體系；對于環境法來說，特別是生物安全法，其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應當走出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性利益范疇，而轉向以全體社會成員利益為基準，人類利益關懷以及生態利益的實現和保護，所以這是更為寬泛范疇內的公益性釋解。鑒于此，生物安全的社會公益性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體性和普遍性。從公益性的利益范圍維度來考察，生物安全主體中所關注的是社會成員集體利益、人類利益以及生態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疇；（2）利益主體的廣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須跳出傳統以國家為界限的社會成員集合利益的藩籬，轉而充分關注個人主體之外的其他主體的利益，包括人類、國家以及生態系統（包括生物）等。狹隘的社會觀可能會使得我們對公共利益主體的理解囿于傳統的社會理論觀，但是正如學者在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否為社會關系時指出的那樣，“社會是人化的自然與自然化的人的綜合體，社會關系包括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14］。從這點來看，利益主體同樣也可以從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聯延伸至人與自然的利益關系，以及對整個生態利益的關愛。而且在生態倫理學中，生態利益是一個高于人類利益的上位概念，因為我們無法將人類與生態系統完全分割開來，否則將不存在實質性的人類利益，抑或社會成員的集合利益和個體利益。
（一）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轉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現代生物技術研究、開發、應用，特別是轉基因生物活體釋放到環境中以及進行跨國轉移，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產生潛在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1）轉基因生物的重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種的界限，進而打亂了生物進化的歷程；（2）改變了生物的多樣性和群落結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可能會遭到破壞；（3）轉基因生物回歸自然界后，會不會使種植區周圍生物受到危害，會不會影響生態系統中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4）重組微生物對某些化合物降解后產生的中間物或最終產物，有的又會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組DNA進入水體、土壤后，將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們會不會與細菌雜交，出現對人類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現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萬年；（6）轉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對人體有害蛋白或過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過蜜蜂采集進入蜂蜜中，最后再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15］。轉基因生物的潛在風險首先突出地體現在通過對轉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轉變或修飾而對生物內部組成結構、生物特性、生物機能等諸多方面產生的根本性演變，進而影響該生物所賴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態環境，將其新產生的某種基因特性釋放到他原有的生態環境中去，構成對原生態環境的沖擊和影響，并在時間的長度上修飾和更改原有的生態系統，從而使得原有生態系統中的各自然生態要素的生存環境和能量交換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最終對人的生存健康產生重大的、不可預見的影響。由此可見，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風險的基礎上衍生和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強調對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風險性的充分認識基礎上展開對其公益性的影響研究和對策研究，具體探討生物安全公共影響的深度、廣度，以及針對轉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風險的防范對策、制度構建、規范設定性的研究。
從目前來看，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對轉基因生物的生態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性研究兩個方面。所謂生態安全性研究，是指轉基因生物對任何以生態為單位的安全所構成風險的對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現為對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為核心的風險防范研究，從而確保生態環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安全”不是一個非常狹隘的概念詮釋，而是包括人類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內的，有關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種群的安全、生態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態系統的安全。所謂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轉基因生物技術的發展給人類健康所帶來的潛在威脅的對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類個體的生命健康、人類生活群體的健康安全、人類社會的健康安全，以及人類社會代際之間的平衡與安全。
（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社會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樣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資源的重要組成，也是人類生存與發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與資源。作為自然資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資源就是生物多樣性，或者簡稱為“生物資源”，也像任何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一樣，具有它自身的特征價值，主要體現為有限性、稀缺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區域性、可變性和計量的困難性［8］262。所謂有限性是指生物資源是有邊界條件的，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不能無限地供給；所謂稀缺性是指由于人類活動的廣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資源本身的邊界條件和有限性決定的資源稀缺性；所謂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資源及其以生物多樣性為骨架和主干組成的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與用途幾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資源搭配和能量循環中起著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謂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資源在自身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繁衍性、自我恢復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顯地邊界特性，因此受到資源有限性的約束，人類對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均不能超過資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謂區域性，是指生物資源和生物物種的分布帶有明顯的區域和地理位置特點，根據區域的水熱條件、氣候因素等，表現出突出的地帶性和區域性，在地理區域的共軛性與相似性的基礎上，又明顯地表現出區域分異規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顯著表征為異化現象［8］263；所謂可變性是指生物多樣性及其相應的生態系統在開放的不平衡條件下不斷地同外界交換物質與轉移能量，在不斷耗散的前提條件與進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組織的耗散結構，在相對的臨界平衡狀態或混沌狀態下不斷地推陳出新，辯證地前進，其結果可能表現為生物資源的再生、恢復、擴張、萎縮、衰減、退化或消失等；所謂計量的困難性是指生物資源的公共產品屬性、不確定性、條件參數的可變性決定了對其量化的困難性特征。
對生物多樣性的法律保護，其社會公共利益屬性重點體現在對人類社會共同體優良生存環境的保護和對生態系統保持平衡兩個方面：（1）生物多樣性是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基礎，人類的生命維持資源、生活資源、健康資源、財富資源等均來自生態環境，其多樣性決定了人類需求的多樣性，任何多樣性的喪失最終構成對人類生存的威脅；（2）生物多樣性是維持生態系統平衡和創造優良生存環境需求的基本要素；從局部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多樣性有利于涵養水源、鞏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蝕和退化等；從全局看，它有利于維持地球表層的水循環和調節全球氣候變化［16］，有利于維持生物與生物之間的能量循環和守恒，從而確保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性。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發展和質量保持將從根本上有利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生物多樣性的社會公共利益屬性在很大程度決定了，當生物多樣性的破壞或削弱構成對社會公共利益危害時，法律的規制和救濟是非常必要的，這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生物多樣性立法供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三）防范外來物種入侵的社會共益性
相對于一個生態系統而言，外來物種入侵是指原來天然存在的區域性生態系統中并沒有某個物種存在，該物種借助于人類活動、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徑和因素越過不能逾越的空間障礙而進入新的生存環境和生態系統之中，從而給新的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響。人類歷史上發生的外來物種入侵現象主要是通過自然的傳播、人類攜帶、有意引進等多種方式進行，其造成的不利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即生態系統危害和人類健康危害，共同構成了對環境法學上“公共利益”的威脅與挑戰。
在生態系統方面，外來物種入侵給其他物種造成廣泛沖擊，入侵物種通過適應性進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競爭中奪取必要的營養和生存空間，創建了自身的競爭優勢，造成本地其他物種減少甚至滅絕；這種競爭一般稱之為“似然競爭”（apparent competition），包括占據生態位的競爭和威脅本土物種生存；另外入侵物種還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過向外釋放一些化學物質，影響、抑制或刺激臨近植物的生長與發育，從而對生物多樣性構成極大威脅；此外，入侵物種還會在物種遺傳方面造成物種侵蝕，使生物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喪失，出現某些物種的瀕危和滅絕。就中國而言，我們國家遭受的外來物種入侵威脅主要體現在：（1）生物多樣性喪失；（2）破壞景觀生態的自然性與完整性；（3）競爭并占本地物種生態為，使本地物種失去生存空間；（4）危害生物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17］。
在人類健康方面，外來物種入侵在給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的同時，威脅到人類的健康和安全。從生態學的視角來看，人類作為生態系統的一個物種和要素，與其他物種之間長期形成一種較為穩定的系統環境，但外來物種的入侵給其他生物物種構成危害的同時，同樣也威脅到人類物種的健康與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遺傳多樣性的喪失直接給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環境構成極大影響；另一方面外來物種入侵也在很大程度上侵占了人類的生活領地和居住范圍，最近報道的紅蟻等外來物種已經嚴重侵害到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有的外來物種已經將原來居民的勞作場所侵占殆盡；第三，最為嚴重的是，外來物種群侵害會造成人類的疾病，使原來深藏于自然生態環境中幽秘之處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報復或侵襲人類，如“第Ⅳ級病毒”，特別是1976年在扎伊爾、蘇丹等地出現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惡劣的事例［17］132。除此以外，由動物傳給人類的疾病種類也很多，如擬桿菌屬和絲桿菌屬感染；炭疽；鼠疫、沙門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過對轉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樣性和外來物種入侵防護的公益性探討來看，其共同的目標都在于對生態系統安全、人類的生存健康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與一般的公益性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間增添了對生態利益、生態安全、生態正義等價值觀的考慮，豐富了公共利益的內涵，從而為生態安全法的邏輯基礎增加了更多的理論積淀，也為其價值目標的確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尋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三、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給與需求
公共選擇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有兩個市場組成，一個是經濟市場，另一個是政治市場。在經濟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消費者（需求者）和廠商（供給者），在政治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選民、利益集團（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員（供給者）。在經濟市場上，人們通過貨幣選票來選擇能給他帶來最大滿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場上，人們通過民主選票來選擇能給其帶來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18］。在社會的上層建筑中，同樣也存在著市場，以市場的秉性和模式運行。作為維護社會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當然也可以設定為像市場一樣的運行模式和理論，存在著供給和需求的變換統一。任何一種法律都依存于供求雙方的交換才得以成為法律產品［19］，因為它也具有社會有用性和使用價值，但同時由于法律的公共屬性，決定其在市場產品屬性上有別于經濟學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現公共產品的特點。除此以外，法律市場在主體和效率方面與一般的經濟市場存在明顯的差別和特性，法律市場的供給者主要為國家，其消費需求者體現為廣大民眾，法律市場的立法產品、執法產品、司法產品的主要生產者和供給者都是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因此享有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壟斷權；正是因為國家機關對法律市場的壟斷才造就了法律市場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場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變其與經濟市場在運行模式和構成要素上的統一性，即當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滿足社會穩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證廣大民眾的多數需求時，亦不能有效滿足國家機關的統治意愿和利益時，法律的需求應然而生，國家為了繼續穩固自身的統治地位和統治利益，保障社會整體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彌補法律供給之不足，通過立法等法律供給措施滿足社會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給中，法律生產要素資源的稀缺性，是制約供給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給能力的大小取決于法律生產要素的狀況和生產要素資源的配置及資源配置狀況兩個方面，其中法律技術、法律工作者素質的提高、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都會擴大法律的供給能力［19］207。
（一）供給需求理論的法律延伸
經濟學中的供給與需求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市場的運作原理，通過供給與需求的力量互補和相互作用，產生均衡的價格和均衡的數量，從而達成市場均衡。市場均衡發生在供給和需求力量達到平衡的價格和數量的點上［20］。任何市場的非均衡態都決定了供給和需求的重新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給，或減少需求。供給和需求的博弈永遠處在均衡的此消彼長過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給的非均衡決定了相應供給的增加。
在非經濟的法律市場中，同樣存在著供給需求的均衡解。當法律的供給成一定的穩定態勢時，即在現行法律規范體系較為穩定的狀態下，法律市場的均衡將主要取決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決定了法律供給和法律市場的發展狀況。但法律需求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方面的制約和約束。
第一，法律市場均衡與法律需求。所謂的法律市場，實際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場要素和運行規律所擬制出來的以法律作為交易客體和核心的市場環境和市場秩序。法律市場的基本構成及其變換趨勢同樣依賴于市場主體雙方的博弈，以及由此產生的價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給者之間因法律的供給和需求所產生的類市場環境。按照市場運行規律來看，相對穩定的市場在供給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場的均衡態就要求市場主體雙方在供給和需求上的相對均衡，任何一方發生變化，都會形成供給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從而引發市場波動，通過供給增加或需求削減的方式再次達到均衡。就法律市場而言，國家或政府作為法律供給方，應當及時對市場的法律需求狀態作出評估和回應，從而滿足法律市場的要求，達到法律供給需求狀態的均衡。法律的市場供給主要取決于法律制度約束、法律價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質技術等要素的影響，也就是說在現行憲法的規范范圍內，根據當前市場的守法成本和違法成本的差別比較，以及立法、執法和司法技術等相關因素，決定是否在現行法律體系范圍內增加或修訂法律，從而更大程度地滿足法律市場的需求。其中法律的價格因素客觀地體現為擬供給法律的效用范圍，如果其效用范圍廣，需求者的權益內容和范圍會基于該法律的供給得到更大程度的確認或保護，從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圍大于違法的潛在收益，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供給就成為必要。
第二，法律市場主體的支付能力與法律需求。所謂需求，主要有兩個方面構成，一是需求主體對某種客體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該主體具有購買產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產生同樣具有一般需求的內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體現為市場主體對國家機關法律活動的支付能力，執法、司法機關對立法活動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場主體的支付能力強弱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法律市場主體對自身權益、集體權益的認知程度，認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決定了相應法律供給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說，法律市場主體，特別是法律需求者對自身和集體權益保護的認識程度愈深，其相應的法律意識愈強，對能夠更大范圍內保障其權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給市場應運而生，從而相應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措施成為法律市場的必然。
第三，法律價值與法律需求。人們對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價值（秩序、自由、正義、效率），而法律的供給，僅僅是確立并實現法律的價值的過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給法律的價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過提供法律，通過提供立法、執法、司法活動來間接滿足人們的終極需求。法律的這種工具屬性，表明了國家機關僅能供給中間產品——法律，而不能供給最終產品——正義、效率等法律的價值和社會目標。在供給和需求之間探究立法的價值，就在于通過法律供給能否在法律的運作過程中實現對法律需求的滿足，確認、維護或保障應當保障的權益，防范或者遏制權益侵害、受損風險的產生。也就是說，立法的供給必須能夠明確確定擬供給法律的價值目標和立法宗旨，從價值目標上可以歸順法律供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場利益與法律需求。市場運作的機理在于交易雙方或供給雙方的利益交換或互補，法律需求的產生必然歸因于某種潛在利益的驅動，期望通過法律供給達到確認、維護和保障權益的目標。鑒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其供給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和意愿。當某一種利益目標變成大多數人的利益指向，相應保護該種權益的法律規范的需求就應運而生，這種法律需求會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場均衡，從而引發了法律市場的非均衡態，非均衡態向均衡態的發展就依靠保障該群體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給與以相對應，從而最終實現立法。
（二）生物安全法的供求邏輯
法律需求屬于制度需求的范疇，是一種將外部性內部化的制度設計，雖然其供求邏輯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下可以被解釋為一種供給和需求的邏輯發展體系，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不僅是一種非市場需求，而且是一種非物質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體對某種“潛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種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無法實現和獲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發于主體對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從當前的法律結構體系和制度體系來看，該種利益期盼是無法予以滿足的。
上述的制度經濟學的立法闡釋，至少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說明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邏輯：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廣泛。一般來說，法律需求的主體就是法律需要保護的利益主體，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場主體，也可能是國家政府，也可能是社會公眾。生物技術的發展所產生的轉基因安全風險、生物多樣喪失風險以及外來物種入侵風險等統一構成了生物安全法的風險體系和利益保護對象。在上述風險和利益保護的釋解當中，基于對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類世代延續的利益視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主要體現為一般公眾；基于對整體社會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視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又將體現為國家及其政府；基于對生態系統安全利益訴求的視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體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體觀念，轉而確認并保護動植物，乃至生態系統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潛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潛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現實的規范體系中得以體現，其潛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現實法律制度所建構的利益體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為“潛在利益”的存在，構成了法律制度體系發展的牽動力，形成一個相對穩定，但又不斷地在“需求—供給”中發展的運動模式。
從生物安全本身來看，安全的主體范圍非常明確，一切可以歸屬為生物學中的生物范疇的主體都應當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體現，并由特定的“潛在利益”與之相對應。根據生物安全法律主體的廣泛性，需要通過法律保護的“潛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眾的生命健康利益，國家政府的安全與穩定利益，一切生物體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間均衡利益，以及生態系統本身的安全利益。
3.現實法律制度安排和規范體系尚無法滿足上述“潛在利益”。建立在傳統法律理論體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難對生物安全利益提供應有的風險防范機制和保護機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所帶來的風險只是在20世紀末期才真正被人們發現和認識，科技的兩面性和吊詭性只有在科學技術知識較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廣大公眾所知曉。科技發展所隱含的生物安全問題、生命健康問題、生態倫理問題等作為一種潛在的或現實的社會問題時，其重要性和緊迫性才真正上升為多數人的社會風險意識。風險是一個與利益相比對的概念，它意味著主體的某類利益正在或將要被侵蝕或剝奪，當一種風險演化為一種群體性、社會性的風險意識時，相關的風險防范措施必須在整體上予以采納或建構。法律作為一種規則和規范體系，預設人們的行為模式和行為結果，從而在制度層面上提供了一個可知悉、可預見、可防范、可制裁的規范模式，從而加快了主體的立法訴求，也推動了權力機關的立法供給。其次，現有的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對人類自身利益的確認和保護之上，法律主體的范圍也很難突破對自然人或法律擬制主體的傳統認知，相應地法律的利益主體和權利主體也很難突破傳統之囿。然而，就生態系統而言，彰顯人類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現代化正是成就當前生物乃至生態系統風險的主要因素，現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證了至高無上的人類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視性，也從風險的角度提出了將人類利益與生物利益、生態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規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規范體系和法律制度建設來看，生物安全法的利益譜系（包括人類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態利益）仍然任重道遠。
工業文明，特別是以生物技術發展為代表的人類第四次科技革命，在為人類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足以使整個地球毀滅的風險，舊的工業社會體制與文化意識在所謂的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凸現其內在的反身性和高風險性特征。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個人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地避開傳統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由此出現了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風險社會與不確定性為基礎的現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間的內在緊張。不確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學技術本身隱含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必須在原有的法律秩序體系框架內重新建立并發展生物安全法律體系和由此產生的秩序體系。此外，生物安全法的利益取向和價值取向分析認為，生物安全立法的邏輯基礎在于，生物安全的社會公共性強烈呼喚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譜系，將人類安全利益與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態安全利益聯系起來，從而將人類的發展與整個生態系統的安全相互聯結，在利益層面確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如果我們將法律規范體系和制度體系的確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給的辯證統一，以及由此產生的法律體系的均衡給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設定了經濟學意義上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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