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下的利與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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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全球經濟失衡 外匯儲備 人民幣升值

2011年2月18日至19日，二十國集團（G20）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法國巴黎舉行，“全球經濟失衡問題”被列為會議的首要議題之一。自2005年2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全球失衡”進行概括以來，全球經濟失衡問題就備受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關注，2008年經濟危機以后，關注程度更是有增無減。本文在簡要綜述了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后，重點從與利弊兩方面探討在當前新形勢下，全球經濟失衡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試圖讓人們對全球經濟失衡有更客觀和理性的認識。

當前關于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國內外專家學者各抒己見，并沒有達成共識。目前共有如下幾種主流觀點：世界主要經濟體內部經濟結構的失衡、全球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美中之間不平衡的貿易政策、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南北經濟失衡以及人民幣匯率被低估。

全球經濟失衡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

對失衡原因的探索有助于我們認識全球經濟失衡，而全面了解當前全球經濟失衡對我國的影響，更利于我國采取正確的調整對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總裁 Rodrigo de Rato（2005）認為，全球經濟失衡會對世界經濟增長帶來破壞。然而，目前對失衡的調整也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外部風險。其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如下：

（一）外匯儲備問題

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截至2010年底中國外匯儲備累計為2.85萬億美元（見圖1）。面對巨額的外匯儲備，由于我國外匯管理體制的不完善，大量的外匯儲備只是用于債權投資，收益率較低，造成了大量資源的浪費；加之當前為應對經濟危機和復蘇國內經濟，發達國家大多實行低利率政策，外匯資產的收益就更低，外匯儲備的增值保值越來越困難；再者，巨額的儲備使我國貨幣錯配問題越來越嚴重，細微的匯率變動都將導致我國巨大的外匯貶值損失。

（二）增加國內流動性并加重通貨膨脹

在現行的外匯管理體制下，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使央行被動投放大量基礎貨幣，造成國內流動性泛濫，引起物價上漲。 2011年2月26日，易綱在第24次CMRC朗潤預測報告會上表示，到2010年底中國外匯儲備累計為2.85萬億美元，中國央行拋出了近20萬億元人民幣來對沖。2010年M2余額為72.6萬億元，比上年末增長19.7%；M1余額為26.7萬億元，增長21.2%；流通中現金（M0）余額為4.5萬億元，增長16.7%。易綱認為“貿易順差過大是通脹的源頭”。面對通脹的壓力（見圖2），央行理應更加收緊貨幣政策，但過緊的貨幣政策可能導致經濟發展速度的驟降，也使央行的貨幣政策陷入兩難。

（三）經濟結構和資源保障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結合自己的資源優勢，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并在我國的經濟崛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初步計算，2010年人均GDP4383.74美元，中國經濟實現了較大發展。但這種戰略已經不能適應我國現在的經濟發展形勢。在多年的發展中，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和資源保障壓力增大等問題越來越突出。一方面，在以往我國為鼓勵出口賺外匯，更多地支持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使國內資源更多地流向對外部門，結果導致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擠占了內向型經濟的發展空間，經濟發展對出口的依賴較大，國內經濟結構失衡。當外部市場下滑時，國內經濟便受到較大影響，經濟發展的風險也逐步增大。再者，我國目前經濟總體發展水平較低，處于國際分工的低端位置，出口的產品耗費了我國大量資源，2010年全年能源消費總量32.5億噸標準煤，比上年增長5.9%，其中原油消費量增長12.9%、天然氣消費量增長18.2%。主要原材料消費中，鋼材消費量7.7億噸，增長12.4%；精煉銅消費量792萬噸，增長5.1%；電解鋁消費量1526萬噸，增長6.0%。使我國的資源保障壓力不斷增大。

（四）貿易摩擦

進入新世紀以來，雖然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使我國出口有所下滑，但每年仍有巨額的外貿順差，2008、2009、2010年三年的外貿順差分別為2981億美元、1957億美元和1831億美元。中國對美的大量貿易順差，使貿易摩擦也越來越多。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09年，中國出口產品共遭受116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金額約127億美元。2010年全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共發起58起調查，其中有19起調查被訴方涉及中國企業，占調查總數的1/3。部分美國政客和經濟學家將美國從中國進口制造品視為其巨額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誘發了美國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自美國2010年10月啟動對中國的清潔能源有關政策和措施301調查以來，我國面臨的貿易摩擦從深度和廣度上都發生了變化，已經從過去的反傾銷、反補貼、特保等方面，向產業政策等更高層次轉變。

（五）人民幣升值壓力

自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后，在美國的高壓下，日元大幅升值，使全球經濟失衡問題得到了暫時的緩和。現在，在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上，除不斷制造貿易摩擦外，美國最希望的就是簽署第二個 “ 廣場協議”即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因而隨著全球失衡的加重，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越來越大。2011年2月，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分別重提人民幣匯率法案，以圖實現人民幣的快速升值，人民幣匯率問題逐漸政治化。我國提出的主動性、漸進性和可控性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實施的難度不斷加大。

（六）熱錢涌入

快速增加的巨額外匯儲備和不斷增加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加了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刺激大量熱錢流入中國。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跨境資金流動監測報告》顯示：2010年“熱錢”凈流入355億美元，占外匯儲備增量的7.6%，占當年GDP的0.6%，并且在過去十年中，“熱錢”年均流入中國近250億美元，占同期外儲增量的9%。2003年至2010年，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強化，“熱錢”合計凈流入近3000億美元。雖然流入的數額與我國的外匯儲備和GDP相比并不大，但熱錢的涌入特別是集中涌入個別行業，仍然增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和宏觀政策調控的難度。

全球經濟失衡對中國經濟的正面效應

雖然全球經濟失衡對世界、對中國經濟都有重大不利影響，已經到了必須要調整的地步，但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其對我國也有一定的正面效應。

為應對將來可能的國際收支逆差轉變作準備。據王宇（2006）所述，經濟失衡是在國際分工中，中國等國家與美國比較優勢實現的不同步，才造成“貿易失衡”或“經常項目不平衡”。因此經濟失衡是臨時的，可以隨著美國比較優勢產業未來的出口增長而得到彌補。相反，中國大量的外貿順差未來可能轉變為貿易逆差。另外，隨著中國老齡化的到來、人口紅利的喪失，以及各項制度的健全所引起的居民消費的上升，中國不再可能保持現在的儲蓄率，根據國民經濟恒等式，中國的順差便可能減小并可能出現逆差。雖然這兩種轉變是漫長的，但中國需要有所準備。

為進口和對外投資提供了基礎。在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需要大量進口國外先進科學技術和戰略能源物資，為我國的工業化提供新動力和基礎。再者，要實現真正的中國崛起，我國也必須加大對外投資，在世界范圍內獲得更好的經濟發展優勢。無論是進口還是“走出去”，龐大的外匯儲備必然為其提供堅實的基礎。

就業問題。2010年，我國出口總額15779.3億美元，其中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7403.3億美元，加工貿易的比重近50%，而加工貿易的背后是約60萬條生產線及附帶的3億勞動大軍，2010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1%，全年農民工總量為24223萬人（見圖3）。在當前城鎮仍有大量失業人員、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的形勢下，保持適當規模的出口對我國的就業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具有重要意義。

經濟增長。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發展是第一要務。龐大的人口規模、就業、環境污染以及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等社會問題越來越突出，這些問題都需要中國在發展中解決。雖然經濟發展對出口的依賴較大，加大了我國經濟的發展風險，但鑒于國內消費短期內難有突破性的增長，投資已經產能過剩，經濟轉型難以短期到位等現實情況，擴大出口和保持一定貿易順差對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仍然難以替代。據統計局初步測算，2010年GDP為397983億元，比上年增長10.3%；凈出口扭轉了2009年對經濟增長的負拉動趨勢，拉動GDP增長0.8個百分點。

增強對外匯市場的干預能力和經濟風險的抵抗能力。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在牙買加體系中，匯率頻繁波動，加上國際巨量投機資本的沖擊，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風險越來越大。為促進貿易和投資的平穩發展以及國民經濟的穩定，我國需要頻繁干預外匯市場，以維持匯率的大體穩定，而大量的外匯儲備是其必備的基礎。

為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提供了基礎。近年來，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人民幣在我國周邊國家和港澳地區的使用越來越廣泛，人民幣逐漸實現周邊化，國際化進程在逐步加快。 在實現國際化的進程中，為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兌換要求，要求一國政府必須要有充足的國際儲備尤其是外匯儲備。我國巨額的外匯儲備，為人民幣走向國際化之路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結論

全球經濟失衡對中國來講是把“雙刃劍”，有弊也有利。面對全球經濟失衡，中國有責任和義務也有必要，為失衡的調整做出貢獻。但近來，美國和一些國際組織越來越強調外部世界對失衡的影響。毫無疑問, 強調外部世界的目的還是要其他國家更多地分擔失衡調整的風險。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應該正確判斷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失衡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其對我國的影響，對全球經濟失衡有更加客觀和理性的認識，以選擇恰當的調整戰略與調整途徑。

參考文獻：

1.解佳轉.全球經濟失衡背景下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分析[J].知識經濟，20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