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背后的原因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雙減政策背后的原因，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最近五年來，人民幣匯率問題一直是國際經濟界引人注目的焦點問題之一，特別是在中美兩國的經貿關系中，這個問題更具有特殊意義。在2005年之前，中國實務界和理論界多是從對外經貿關系的角度來看待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直到2006年，當中國的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以及國際收支雙順差成為國際收支失衡基本內容并且成為中國宏觀經濟調控中必須認真對待的挑戰性問題之后，實務界和理論界關于認真對待和多角度思考人民幣升值壓力及匯率政策調整問題的聲音才多了起來。

由于匯率決定模型復雜多樣而且還因為匯率理論的假說及其政策引申意義，至今難以找到一個可被廣泛應用且能夠被當成“主流認識”的具有廣泛認同性的一致說法。正因為這一點，我們在研究人民幣匯率問題時，也自然要從多角度出發不受限制地進行思索，才有可能從中發掘更深刻些的理論內涵和更有利于中國長遠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在目前形勢下談人民幣匯率和中國國際收支問題，應當考慮以下問題：（1）怎樣看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動機？（2）人民幣幣值是否被嚴重低估？低估的背后原因是什么？（3）現行的人民幣匯率政策能否做出更好的策略性選擇？本文就上述幾個問題談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愿望為何如此強烈

在眾多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經濟體中，美國無疑是愿望最強烈的一個。據我觀察，在美國大致有四類人對人民幣匯率問題表示了強烈關注：一是勞工組織，他們認為從中國大量進口工業制品影響了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就業；二是制造業資方代表，他們親身感受了中國低價產品的競爭性威脅；三是一些代表前兩類人的政治家，他們往往出于政治考慮以某些利益集團代言人身份發表施加壓力迫人民幣升值一類的意見；四是一些從一定的經濟學理念和全球貨幣結構經濟結構失衡角度思考問題的經濟學家，他們認為人民幣幣值的確存在嚴重低估傾向，如果人民幣通過增加匯率彈性等手段出現較大幅度的升值結果將有助于業已出現明顯傾斜的全球貨幣結構和經濟結構，當然也可以部分地緩解美國的貿易逆差壓力。

2006年，美國的對外貿易逆差為7636億美元，其中，美國對中國的逆差為2325億美元在美國貿易逆差總額中占比大約為30%，這一高比例也說明了為什么美國最為關注人民幣匯率問題。只不過許多呼吁人民幣升值并指責中國匯率政策人士忽略了兩個重要的事實：一是在2006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3000多億美元產品中，有2/3是外資企業或中外合資企業，其中也包括很多的美國公司；二是中國向美國出口增速較高，與美國沃爾瑪等大公司的低價采購行為推動有很強的關聯度。2000年時，沃爾瑪公司的全球零售總額只有1913億美元，到2006年，這個數字已飆升至3500億美元左右，沃爾瑪公司多年來就一直把中國當成其最重要的商品采購市場，而美國市場在沃爾瑪公司銷售總額中的貢獻率達80%以上，這說明，美國消費者也是便宜中國商品的最大受惠群體。盡管如此，要求人民幣匯率擴大波動控制區間并允許人民幣提高升值速度仍然是美國社會的主流意見。其中，許多學者認為人民幣幣值確實存在嚴重低估現象及中國政府通過匯率政策的調整也能對世界貨幣體系產生積極影響等意見，也的確值得重視。

二、人民幣幣值低估及其形成原因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只要它力圖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和非自由放任的匯率制度，就必然會面臨一個如何確定匯率的問題。確定匯率實際上確定本國商品在國際貿易活動中的相對價格。假若進出口商品的價格彈性充分（即按照馬歇爾——勒納條件，這個彈性的絕對值大于1），“相對價格”較低即本幣幣值采取低定價策略能夠刺激出口并改善經常項目收支的狀況，“相對價格”較高即本幣匯率高估則會出現相反情況。

一般情況下，經濟學家們總是用一價定律和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來思考和解釋長期的匯率決定問題。按照一價定律，同樣的商品如果不考慮運費和貿易管制成本，它在不同的國家應該價格相等。由于一價定律考慮的不是單項商品，如果將兩國商品的總體價格水平進行比較就生成了以購買力平價為基礎的匯率決定理論。購買力平價理論從邏輯上之所以能夠成立，它背后的前提是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即在貿易和資本完全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因素（如勞動、資本、土地等）價格會逐漸趨同。

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況，因此，本幣幣值的確定并不能簡單地運用國際經濟學中的主流匯率決定理論進行解釋。通常，一國貨幣的匯率水平常常取決于它所選擇的匯率制度及由國內貨幣市場、宏觀經濟運行及國際收支調節策略等多項因素決定。在浩如煙海的經濟學文獻中，雖然有各式各樣的均衡匯率模型，但對市場參與者和調節者有影響意義的永遠是選擇什么樣的匯率形成機制或如何確定一定時期的名義匯率。

中國多年來的匯率制度名曰“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實際上是以美元為釘住目標的固定匯率制。在十多年的時間里，我們一直將美元與人民幣的兌換關系確定在1:8.28左右。直到2005年7月21日，中國才宣布放棄單一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而改為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根據市場供求允許人民幣匯率每日在3‰的區間中浮動的新匯率制度，20個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已升值約7.76%。盡管如此，國際金融市場仍抱有強烈的人民幣升值預期，中國的外貿出口勢頭仍然有增無減，國際上一些熱錢仍然在想方設法鉆進中國市場，在難以抑制的人民幣升值預期推動下，資產（股票、房地產）市場價格也出現一路飆升的景象。所有這些，都給我們提出了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人民幣幣值是否被低估，到目前為止，被低估的幅度到底有多大？

人民幣幣值是否被低估？這是一個很難用三言兩語就簡單說清的問題。在一國實際匯率的分析中，現在理論界較普遍的看法是用實際有效匯率這一綜合匯率指數方法判斷一國的幣值更有說服力。在這一方法的應用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大多數成員國都以消費物價指數為測算基礎，其中，24個工業化國家還采取以單位勞動力成本來替換消費物價指數指標，其所得測算結果，同樣能反映出一國的國際競爭力。根據專家的計算，中國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大體經過了3個階段，即（1）1980～1988年，人民幣名義匯率與實際有效匯率均呈現大幅同步貶值勢頭；（2）1989～1993年，人民幣名義匯率基本穩定但實際有效匯率卻大幅下降；（3）1994年至今，人民幣名義匯率僅經歷了相對較短時間的變動但實際有效匯率卻出現了明顯的升值。我們都知道，一國的名義匯率如果未發生變化，但實際有效匯率出現明顯升值，就說明該國的貨幣幣值存在低估傾向。

匯率決定理論極為精巧復雜，由于中國國情的特殊性，直接用任何一種均衡匯率理論模型恐怕都難以獲得對人民幣幣值現狀及走向問題的圓滿解釋，但現有經濟理論卻可以給我們提供一條簡明的思考路徑，這就是在不考慮決策當局偏好的情況下，從一些重要宏觀經濟變量的變化趨勢中分析現行匯率是否已出現失調，然后從失調的矯正措施中去選取政策調節方法。

一般地說，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一國貨幣幣值的提升總是與這個國家的經濟基本面狀況良好及由此產生的投資者預期改善等因素相聯系。而一國經濟的基本面又主要取決于在一定的開放度條件下該國的儲蓄投資循環狀況、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社會總需求和就業水準、貿易條件、政府財政支出水平以及金融體系的健全和效率等等因素。這些因素如果都處于良好運行狀態就會對經濟成長產生合成推動作用，而中國在改革近30多年的時間里一直保持年均經濟增長速度世界第一的記錄也就是這些因素發揮積極作用的結果。近年來，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滯后影響，原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已大大放慢了增長速度，美國自2001年以來也結束了持續近十年的強勁增長勢頭，歐洲經濟雖然未出現美國經濟那種戲劇性的漲跌變化但始終未出現過高成長奇跡，日本則剛剛走出經濟不景氣泥沼呈現低速增長勢頭，印度和俄羅斯雖近年來在經濟增長率上亦有不俗表現但眼下及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在某些方面還無法同中國抗衡。在相互發生作用的國際競爭環境中，中國不僅速度領先，而且在國民儲蓄率、外匯儲備增長額、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絕對額方面都名列前茅，并且，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中國至少在今后十年中也許還能繼續保持增長領先地位。按照一般規律，一個政治安定、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主要依靠內源融資能維持10年以上的經濟高增長預期的經濟體，其貨幣就必須堅挺并出現明顯的相對升值，從上世紀70、80年代德國馬克、日本日元到90年代的美元幣值變動史中都可以看出這個規律。同樣，中國目前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也是這個規律在強制地發揮作用的結果。

篇2

關鍵詞：光伏產業 快速擴張 原因 應對之策

氣候變化和能源短缺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為了應對這一挑戰，最好的辦法是減少對煤炭、石油等非再生化石能源的需求，轉而應用可再生的非化石能源。由于太陽能是迄今為止地球上可利用的最大能量來源，利用太陽能成為未來的必然趨勢。由此，催生了光伏產業。光伏產業致力于將太陽能轉化成電能，它包括多晶硅、光伏電池、光伏電池組件和相關生產設備的生產、光伏發電系統等。

歐美國家和日本率先利用太陽能發電，因此，也是最早發展光伏產業的國家。中國光伏產業于20世紀70年代起步，90年代中期進入穩步發展時期，并在2004年后經歷了飛速發展的過程。2007年至今，中國的光伏電池產量一直位居世界首位。但是光伏產業嚴重依賴外需，絕大部分光伏產品依賴出口。出口的迅速擴張，加之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導致歐美光伏企業出現經營困難，美歐相繼對中國光伏企業發動“雙反”調查。

2011年11月，美國商務部宣布對中國輸美光伏電池展開“雙反”調查。2012年10月，美國商務部公布對中國光伏電池及組件的終裁結果：對中國光伏產品征收的關稅范圍為23.75%—254.66%。9月初，歐盟宣布對中國光伏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9月下旬，歐洲光伏產業聯盟向歐盟委員會提起針對中國光伏企業的“反補貼”訴訟。這是中歐之間最大的貿易糾紛，也是全球涉案金額最大的貿易爭端。這些將對中國的光伏企業造成巨大的困難。

為了更好地發展光伏產業，需要我們探究光伏產業快速擴張的原因。然后，提出應對挑戰的對策。最后，本文給出光伏產業對中國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啟示。

一、中國光伏產業的快速擴張

最近10年，整個世界的太陽能產業以平均每年30%的速度遞增，最近3年，更是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長。中國光伏產業的增長率遠遠超過了世界的平均增長率，2004—2009年的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00%。2011年，在中國光伏產業鏈中，多晶硅企業70多家，硅片企業60多家，光伏電池組件企業700多家。行業年產值超過3000多億元，進出口總額220億美元，就業人數達30萬人。2011年，中國的尚德電力成為第一家光伏組件出貨量超過2GW的光伏企業，連續兩年高居市場研究機構IMS Research出貨量排行榜之首。光伏組件出貨量前五中唯一一家非中國光伏企業是美國的First Solar，排名第二。由于中國企業的生產能力擴張過快，遠高于歐美需求的增速，自2008年以來太陽能板批發價格下跌了近四分之三。

二、中國光伏產業快速擴張的原因

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在市場經濟中，某個產業快速擴張的根本原因在于企業投資該行業有利可圖，而且利潤率要高于其他行業。進一步，我們可以將光伏產業高利潤的原因分解為三個。

第一，歐盟著力推行太陽能發電支撐了光伏電池需求的增長。歐盟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領導者，積極施行各種碳減排措施。近20年來，歐盟積極推動光伏產業發展。歐盟是世界上光伏發電量最大的地區，2008年，歐盟的光伏發電量占世界光伏發電量的80%。預計在2020年，光伏發電量占歐盟總發電量的12%。歐盟對光伏發電的推廣應用創造了對光伏電池的巨大需求。中國的光伏電池嚴重依賴外需，尤其是歐洲市場。

第二，中國光伏產業具備快速擴張的供給因素。首先，我國的光伏產業具有加工貿易的性質，光伏產業是典型的“兩頭在外”。由于我國光伏企業的自主研發能力不足，主要的半導體原材料和設備均靠進口。其次，相比歐美國家，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有助于光伏產品在國際上樹立價格優勢。

第三，地方政府推波助瀾。為了拉動本地區的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地方政府都在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而從名義上講，光伏產業屬于新能源產業，是國家鼓勵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又由于光伏產業的高額利潤，企業愿意投資，地方政府不約而同地選擇將光伏產業作為本地區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均把光伏產業列為本地區的戰略性新興產業；600個城市中，有300個發展光伏產業。為了發展光伏產業，地方政府在土地價格、貸款等方面給予了大量優惠。

三、中國光伏產業的應對之策

第一，政府應鼓勵應用光伏發電，創造光伏電池的國內需求。國內光伏產業的快速擴張得益于歐盟市場的擴大，同樣，光伏產業的困境也是由于歐債危機導致歐盟需求的下降。嚴重依賴外需的現狀導致中國的光伏產業受制于外國。2010年，中國太陽能發電占發電裝機總容量的比例僅為0.1%。中國應用太陽能發電具有巨大的潛力。為了使得光伏產業穩定發展，致力于創造國內需求是政府下一步的政策方向。

第二，整合現有企業，大力支持研發。由于市場競爭加劇，大型光伏企業出現經營困難，許多中小光伏企業更是面臨被淘汰的命運，產業整合不可避免。為此，中央政府應該致力于整合現有光伏企業。許多地方政府由于前期對光伏企業的貸款扶持，已經被光伏企業綁架，整合光伏產業的任務應該由中央政府完成。將光伏企業整合成少數具有發展空間的大企業，并把未來的方向確定為突破光伏產業的關鍵技術，改變依賴外國核心技術的局面。

第三，協商解決貿易爭端。為了應對歐美國家對中國光伏企業發動的“雙反”調查，對于沒有最后裁定的訴訟，最適宜的解決方法是協商解決爭端。首先，說明中國政府并未對光伏企業進行巨額補貼，中國光伏企業的價格優勢主要得益于勞動力成本優勢和光伏電池加工貿易的性質。其次，讓歐美認識到對中國企業征收反傾銷稅會危及到歐美自身的經濟利益。因為中國從歐美進口了相應的設備，為歐美的光伏產業創造了就業。最后，中國可以考慮主動削減對歐美的出口，讓中國光伏企業對歐美的出口在其可承受范圍之內。

四、光伏產業對中國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啟示

第一，要深刻認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本質。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本質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能源短缺，換句話說，就是為了節能減排。因此，只有當某個產業確實做到了節能減排才能稱得上是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國企業和地方政府將發展光伏產業理解為生產光伏電池，而并未利用光伏電池進行發電，這并不能達到節能減排的目的。而生產光伏電池，又重走加工貿易的老路，并沒有走自主研發之路。因此，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并不能集中于某個產品，只有該產業確實做到了節能減排，才能稱得上是戰略性新興產業。

第二，抑制企業盲目擴張，鼓勵研發。中國企業起初投資光伏產業，主要是看到了其背后的巨大利潤，因此，主要依靠從國外進口先進設備和技術，然后依賴勞動力成本優勢和各種政策扶持來快速發展光伏產業。在光伏產業不具備創新能力的前提下，盲目擴張，盡管短期內具備一定的價格優勢，但從長期看，抗擊外來風險的能力太弱，不具有可持續性。因此，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時，應該抑制企業的盲目擴張，并鼓勵研發。

篇3

關鍵詞:反傾銷國家利益博弈

在《中國入世議定書》中我國曾對非市場經濟地位作了期限15年的承諾,而今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成了我國出口商品遭受反傾銷調查的最主要原因。2004年以來我國為爭取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做了很大的外交努力,迄今獲得了40多個國家對我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承認。然而歐美等國至今都不承認我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還提出了各自的市場經濟標準,用于判定反傾銷對象國是否是市場經濟國家。表面上看,反傾銷只是一個經濟問題,實質上卻是一個政治與外交問題,其背后是國家利益的博弈。如何應對日益增多的反傾銷調查,是我國目前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

傾銷是指一項產品以低于正常價值的價格進入另一國市場。反傾銷是針對傾銷行為而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是世貿組織允許采取的、各國公認的維護公平貿易和保護國內產業安全的合法手段。實施反傾銷不是一個國家政府的隨意行為,它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最基本的要件:傾銷、損害以及傾銷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但是,一些國家利用某些貿易糾紛案件,把反傾銷作為貿易保護的工具,人為地夸大出口國產品所謂傾銷的幅度,尤其是把一些發展中國家作為“非市場經濟國家”,采用與這些國家經濟毫不相干的第三國(替代國)的市場價格來計算這些國家產品的正常價值,而不從這些國家產品的實際成本和價格出發來計算,使一些國家出口產品被錯誤地裁定為“傾銷”,給這些國家出口造成人為的壁壘,給國際貿易公平秩序造成過度的摩擦和動蕩。

反傾銷的實質

國際貿易實質是不同國家的利益互換,反傾銷只不過是維護一個國家的利益在國際貿易中不遭受損失的手段,所以,反傾銷的實質是在國際貿易中盡可能維護進口國的國家利益。現存國際貿易體制是由歐美等國主導建立的,歐美等國作為利益既得者當然不愿看到自己利益受到損害,他們在通過國際貿易獲得更多利益的同時,還會千方百計地維護既得利益,他們用于反傾銷的所謂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和市場經濟標準其實都是為了實現其國家利益最大化。當前我國屢遭反傾銷的根本原因,是我國經濟發展和出口增長撼動了現存的國際貿易格局,對歐美等國的既得利益形成了威脅。就像20世紀60、70年代日本經濟擴張頻遭黑手一樣,日本作為西方工業化七大國之一,顯然是完全市場經濟國家,但是當日本出口商品威脅到歐美等國的既得利益時,日本同樣要遭受反傾銷。我國從2001年入世以來,進出口貿易發展迅速,貿易順差不斷增大,在這樣的背景下,不論是否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是否符合歐美等國的市場經濟標準,都會得到比別人多得多的反傾銷調查。隨著國際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和不斷升級,反傾銷逐漸演變成為許多國家進行貿易保護的手段。

反傾銷的經濟影響

反傾銷既影響出口國的經濟發展,又影響進口國的經濟發展,常常會對進口國和出口國雙方造成“雙輸”的結果。

反傾銷對進口國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影響出口。一方面,進口國通過反傾銷限制某種產品進入,必然增加國內該產品的生產,而國內生產該產品的企業由于缺少國際競爭優勢,增加的產量難以出口;另一方面,進口國擴大該產品的生產,會增加對本國稀缺的生產資源的需求,進口國原本利用這些資源生產具有國際比較優勢的產品,由于資源需求增加以致資源成本提高,從而減弱了這些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出口貿易受挫。影響產業結構調整。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國產業結構的調整需要更多地考慮國際分工的因素,才能實現經濟資源最佳配置,進口國利用反傾銷保護該國落后的沒有競爭優勢的傳統產業,既破壞業已形成的國際分工,又阻礙進口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影響社會凈福利。反傾銷以犧牲國內消費者和其他商品生產者的利益為代價,僅僅保護特定商品的生產者的利益,不僅使進口國損失國際分工和生產專業化的利益,而且使消費者損失國際交換利益,從而使整體福利水平下降,產生社會凈福利損失。

反傾銷對出口國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影響出口。出口國產品遭遇進口國反傾銷時,出口國產品在進口國的市場將會迅速地縮小,甚至被迫退出進口國市場。反傾銷還具有一定的連鎖效應,一個國家對出口國的產品采取反傾銷措施,常常會有另外一個或幾個國家跟進,也就同樣的產品提出反傾銷。反傾銷對出口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具有非常大的破壞性作用。影響產業結構發展。反傾銷會極大地打擊出口國具有國際比較優勢的產業,這些產業往往在出口國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整個產業結構中擔負重要的支撐作用。出口國遭受反傾銷的產業,其大量的出口產品只有轉回頭來投入到本國市場,與本國原有的產品搶奪市場,這勢必造成市場供求失衡,價格下跌,以至于產品嚴重積壓,大批工廠被迫停產,嚴重影響出口國產業結構的正常發展。影響規模經濟。具有規模經濟特點的企業在一個相當大的產量范圍內,隨著產量的增加,單位產品的成本遞減,因而具有貿易優勢。但規模經濟的實現與市場容量有密切關系,只有市場廣闊,企業才有條件進行大規模生產,提高經營效率,降低成本,實現規模經濟,產品出口到國際市場上才有競爭力。而反傾銷則會造成市場縮小,限制出口國企業規模經濟。四是影響利用外資。反傾銷會使出口國外資企業逐漸減少或喪失海外市場份額,危及外商投資者的經濟效益,從而影響外商對出口國投資的信心,甚至導致外商從出口國撤資,對出口國擴大利用外資產生惡性影響。

我國遭受反傾銷的現狀

目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反傾銷調查與制裁的“重災區”:我國遭受的反傾銷指控居高不下。自1996年以來,我國年年成為世界上出口產品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而且受反傾銷指控的案件有增無減。對我國提起反傾銷指控的國家越來越多。上世紀80年代對我國出口商品實施反傾銷的主要集中在歐共體、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西方發達國家和組織。進入90年代,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加入到反傾銷指控的行列。反傾銷案涉及的產品越來越廣泛。以前反傾銷多是針對我國的五礦化工產品,現在已經擴展到家電產品、農產品等。反傾銷指控不僅涉及我國的內資企業,也越來越多地針對我國的三資企業。反傾銷案涉及的金額越來越大。

我國出口產品頻遭反傾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國經濟發展和出口增長撼動了舊有世界貿易格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出口產品的數量和種類增長迅速,特別是加入WTO以來,我國的出口總量更是快速增加,貿易順差日益增多,目前已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強大的出口不可避免要遭到進口國的抵制,反傾銷調查作為有效的抵制手段成為必然的選擇。我國產品享有巨大的勞動力和原材料比較優勢,在競爭中往往處于明顯的有利地位,于是經營情況日益惡化的進口國產業紛紛提起反傾銷申請,希望借助這種手段將我國產品擠出本國市場。加入WTO后,其他WTO成員國對我國原有的單邊設限、產品配額等將逐步取消。為保護自身利益,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國內產業必然會變換手法轉而通過反傾銷案件阻止我國產品大量進入。我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尚不合理,行業的發展缺乏長遠規劃,比較注重眼前利益。一旦某個行業有利可圖,往往出現過度投入的情況。而且我國企業數量眾多,行業管理和協調力度不夠,出口秩序混亂,經常出現企業低價競銷的現象,最終導致反傾銷案件的發生。歐美等國對我國實行歧視性反傾銷政策。在我國市場經濟建設已取得實質性成就的今天,大多數國家仍然將我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我國出口產品的正常價值不是按照我國的實際生產成本確定,而是依據“替代國”的成本價格來決定,常常被判定為傾銷而課征高額反傾銷稅。這種歧視性的反傾銷政策和做法不但使大量我國產品因征稅而退出當地市場,更嚴重的影響在于它客觀上誘導了進口國當地產業不斷通過反傾銷手段限制我國產品的進口,從而使我國出口產品的現實競爭力受到壓制,未來潛力遭到窒息。

我國應對反傾銷的措施

國際貿易不僅是國家利益的互換,并且是國家實力的體現,反傾銷作為一種貿易保護手段,從長遠看,不僅嚴重損害出口國的利益,而且造成進口國的利益損失。因此,我國應積極采取措施,避免傾銷與反傾銷的發生。

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

目前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存在著各種行政性壟斷,作為市場經濟特征的貨幣自由兌換、勞資工資談判等還未確立,我國政府的職能還保留著計劃經濟的一些痕跡,在不同程度上還存在著越位、錯位和缺位的現象。因此,必須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明確政府的職責范圍,嚴格依法行政,分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使政府成為市場的完善者、保護者,為企業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

監督和鼓勵企業按照市場經濟規則開展經濟活動

表面上看,WTO協議由成員國政府簽署,WTO事務是政府間事務。但是,WTO事務直接關系到企業、行業、產業利益,企業和代表企業、行業、產業利益的商會是WTO事務中的利害關系方。WTO規則主要是根據市場經濟原理制定的,而企業是市場的主體。因此我國應鼓勵企業根據市場經濟原則通過創新、改善經營管理、提高勞動生產力、降低成本等途徑開展合理競爭,防止出口企業間的惡性競爭。

充分發揮行業組織的作用

在傾銷和反傾銷中,行業組織能夠發揮政府難以發揮的作用。在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行業組織可以收集本行業市場經濟運作的資料和證據,統一對外開展本行業的市場經濟運作的宣傳,積極爭取行業獲得市場經濟地位。目前,我國的行業組織很不健全,各個行業的企業由于缺乏行業組織的協調,加上個別企業缺乏自我約束,為了占領市場,進行惡意競爭,不僅影響行業的正常發展,而且影響國家的財政收入。因此我國應積極培育和發展行業組織,充分發揮行業組織的協調、溝通、磋商和避免過度競爭的作用。

鼓勵企業積極應訴反傾銷調查

由于對WTO有關反傾銷規定缺乏研究,我國多數企業在遭到反傾銷時通常都不應訴,使進口國有權使用所謂的“最佳可獲得信息”直接裁決,其結果往往是征收高額反傾銷稅。當外國產品對我國進行傾銷時,我國企業又缺乏較強的自我保護意識,錯失申請反傾銷調查的最佳時期,不僅嚴重影響企業發展,而且導致國家利益損失。所以我國應鼓勵企業積極應訴反傾銷調查和提出反傾銷調查申請,維護國家利益。

制定中長期產業發展政策,走創新發展的道路

目前我國企業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在低水平上過度發展,惡意競爭,大打價格戰,科研創新投入嚴重不足,企業沒有自己的特色,難以做大做強。因此我國應通過制定中長期產業發展政策,鼓勵企業自主創新,建立和發展自己的特色、優勢,通過新產品開發占領市場,不斷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和競爭力。

進一步加強國際交往與合作,改善國際貿易環境

2004年以來,隨著我國展開積極的外交談判,進一步加強國際交往與合作,越來越多的國家承認我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極大地改善了我國的國際貿易環境。

參考文獻:

篇4

［關鍵詞］ 流動性；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雙穩健政策；經濟結構；收入分配；儲蓄―投資結構

［中圖分類號］ F810.451［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7）12－0011-08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重要政策工具，兩者協調性研究近年來取得重大進展。從1998年下半年至2004年末中國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是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重大實踐，對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搭配使用，主要是針對內需嚴重不足而實施的總量調控。從2004年開始中國經濟出現新的特征，經濟產生局部過熱、宏觀經濟總供求的諸多結構性矛盾日益顯現。經濟運行中流動性膨脹、貿易順差過大、外匯儲備、投資增長過快等問題突出，嚴重制約了中國經濟健康有序的發展，同時也影響了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針對上述問題，國家宏觀調控目標開始發生變化，由過去偏重GDP的增長轉向對經濟結構的調整。與此同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也由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轉變為穩健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雙穩健的政策在具體操作中重點體現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屬于結構導向型的宏觀調控政策，這是兩大政策協調搭配在實際中的又一次重要運用，必將對中國經濟產生新一輪的影響和效應。

一、現實背景：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重大挑戰之一――流動性過剩

流動性（Liquidity）一詞在經濟學上有兩層含義：一是指貨幣（Money）的流動性，主要用于央行貨幣政策層面和金融機構體系層面，指的是貨幣供應量或金融機構體系的資金頭寸狀況；二是指資產（資本）的流動性，即資產的變現速度以及變現成本。不同層面的理解，使得流動性成為包容性很強的一個概念，因而流動性膨脹也是一個綜合性較強的經濟現象，是貨幣和資金（資本）問題混合而成的經濟現象。流動性膨脹如果是純粹的貨幣問題，則意味著貨幣投放過多，貨幣超經濟發行，出現產品價格全面上漲，從而引發通貨膨脹，一般用廣義貨幣M2占GDP的比重等貨幣指標衡量。如果從資金或資本的角度來看流動性膨脹，資金過多，則會引起市場利率下降，從而導致資產價格的普遍上漲。從中國目前的整體經濟情形來看，流動性膨脹應該既包括貨幣投放過多，也包括資金過多，兩者兼而有之，屬于混合復雜的經濟現象。當前流動性過剩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貨幣供應量過多

貨幣供應量過多不僅表現為絕對量增速較快，更表現為相對量（M2/GDP）增長過快。首先，各個層次貨幣供應量近年來持續快速增長。2003年末中國M0、M1、M2分別為219 226.8億元、84 118.81億元和219 226.8億元，到2007年6月末分別為26 881.09億元、135 847.4億元和377 832.1億元，年均同比增長率分別為13.1%、17.1%和17.2%，三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始終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2007年7月末M2同比增幅達到18.48%，為今年來的月度最高值，在上半年出現回落趨勢后，貨幣供應再度顯現增長勢頭，可見流動性偏多局面仍然嚴峻。其次，廣義貨幣M2增長速度快于GDP增長速度。除2004年外，2003~2007年6月M2增長率均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長率，GDP年均增長率為13.7%，M2增長率比GDP名義增長率平均高3.5個百分點。貨幣供應量的快速增長使得M2占GDP的比重不斷上升，2003年為1.629，2004年有所下降為1.589，2005年為1.632，2006年上升為1.65，達到近年來的最高值（如圖1所示）。

（二）金融機構存貸款差額日趨擴大

近年來，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增長速度始終快于貸款增長速度，2003~2006年存款增長比貸款增長平均高2.4個百分點。存貸款增速的差異導致存貸款差額不斷擴大，2003年末存貸款差額達4.91萬億元，2006年末這一數值已上升到11.01萬億元。2007年存款增長速度所有減緩，貸款增速首次超過存款增速，但存貸差仍有擴大趨勢，第一季度末存貸差達11.4萬億元，第二季度末達11.8萬億元。如圖2所示金融機構存貸款差額持續擴大，使得金融機構存在大量閑置的資金，金融機構可運用的資金規模相當大，大量資金滯留于金融機構間市場，有效金融資源得不到合理利用。

（三）金融機構間資金拆借利率水平較低

自2006年以來，盡管人民銀行多次調高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收緊金融機構的流動性，但金融機構間資金拆借利率變化不敏感，這表明金融機構的資金面是相當寬松的。2003年銀行間資金拆借利率2.44%，2004年為2.80%，2005年下降為2.26%。2006年，人民銀行3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累計上調幅度達1.5個百分點，而金融機構間資金拆借利率為2.27%，僅比2005年上升0.01個百分點。2007年人民銀行又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目前存款準備金率已達12%，而銀行間資金拆借利率下降為1.74%，達到近年來歷史最低水平。①

（四）資產價格上漲過快

主要表現為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股指屢創新高。一方面，流動性膨脹導致人們對房地產需求的急速增加，由此造成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2004年全國房地產價格漲幅為9.4%、2005年為7.6%，2006年為5.5%，三年累計增長28.4%。②盡管2006年以來，中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限制房價過快上漲的政策，但房價上漲的勢頭依然不減，2007年第一季度，全國房地產價格漲幅為5.6%。另一方面，流動性膨脹還表現在股票市場上，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上證綜指年度最高點從2006年的2 698.90點竄升至2007年的5 209.51點，深證成指年度最高點由2006年的6 481點上升至2007年的18 128.74點。③房地產價格和股票指數的持續上揚，容易產生資產價格泡沫，發展下去勢必會推動實體經濟價格的上漲，帶動社會需求快速增長，加大通貨膨脹的壓力。

（五）物價持續走高，通貨膨脹壓力顯現

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物價出現了上漲趨勢。特別是進入2007年，價格上漲壓力持續加大，1~7月份CPI平均上漲3.3%，其中7月份上漲5.6%，創下34個月以來的最高點，已經連續第4個月超過央行3%的目標。④雖然CPI主要由食品價格特別是豬肉價格上漲帶動，食品價格上漲占整個物價上漲的80%，剔除食品和能源等非核心因素后的核心CPI僅上漲0.9%。但由于中國居民的恩格爾系數較高，食品價格在中國CPI中的比重約為1/3，而且糧食價格波動是導致CPI波動的主要力量。因此，食品價格的持續上漲高位運行，會增加居民的生活成本，誘發通貨膨脹預期，可能導致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與此同時，食品價格短期內的上漲，推動各個行業生產成本上升，資源要素價格也存在上漲壓力，會帶來價格總水平一定程度的增加。

二、經濟內外失衡：流動性過剩的成因

一般認為，導致中國流動性過剩的原因在于中國長期的對外貿易順差，外匯儲備激增以及國外熱錢的大量涌入。毋庸置疑，這些都是導致中國流動性過剩的關鍵因素，但深入剖析可以發現，真正造成流動性過剩的原因除了諸多外部失衡因素之外，深層次的原因在于中國經濟的內部失衡，即經濟結構不合理。

（一）直接原因――經濟外部失衡

近年來，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迅速增長同時，商品進出口不平衡，對外貿易順差較大的問題越來越突出。2003年中國實現貿易順差254億美元；2004年緩慢增加，貿易順差額為321億美元；2005年貿易順差急速增加，達到1 02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倍之多；2006年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達1 658億美元（如圖3所示）。

貿易順差擴大帶來的外匯占款增加是形成流動性膨脹問題的直接原因。超過1 000億美元的巨額貿易順差推動外匯儲備大幅增加。2003年末中國外匯儲備達4 032.51億美元；2004年末為6 099.32億美元；2005年增加2 000多億美元，年末為8 188.72億美元；2006年10月份外匯儲備突破萬億美元大關，達到10 096.26億美元，年末增加到10 663.44億美元。⑤

與此同時，在大量貿易順差和人民幣預期升值的作用下，國際資本不斷輸入、大量熱錢涌入中國，產生了與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相同的效果。目前尚且無法精確測算出究竟有多少熱錢流入中國，但可以推測，2003~2006年，中國外匯儲備新增額為6 630.93億美元，而同期貿易順差額為3 371億美元，占50.8%，也就是說新增加的外匯儲備有大約一半來自于同期貿易順差的貢獻；而同期非貿易順差外匯流入則占到了49.2%，這其中來自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額為2 439.3億美元，⑥其余估計與熱錢流入有關。由于中國外匯儲備超常增加，中央銀行需要大量投放基礎貨幣以吸收這些外匯，為此央行投入了超過3.6萬億元的基礎貨幣，如按5倍的貨幣乘數計算，則形成18萬億元的廣義貨幣，比同期M2的15萬億元增長額還高出3萬億元。

（二）根本原因――經濟內部失衡

長期對外貿易順差、外匯儲備激增、大量熱錢涌入中國，增加了中國貨幣和資金的流動性。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經濟的外部失衡對本國經濟提出了嚴峻的考驗。但是經濟的內部失衡不容忽視，隱藏在流動性背后的是經濟內部失衡，即國內經濟結構不合理。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內經濟諸多結構性矛盾導致整個經濟不能良性發展，從而加劇了貨幣和資金的流動性。經濟結構性矛盾表現在很多方面，但引起流動性膨脹主要是國內總需求結構以及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等因素。

1. 總需求結構失衡。中國總需求的結構失衡主要是呈現出高投資、低消費的格局，這種需求結構不利于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研究經驗表明，在拉動經濟增長的幾個因素中，消費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消費每增長1個百分點可以帶動GDP增長1.05個百分點，而投資增長1個百分點只能帶動GDP增長0.44個百分點（閻坤，2007）。可見，真正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是消費而不是投資，而且消費對經濟增長同樣具有乘數效應。再看中國的實際情況，卻與上述結論相反，2003年最為突出。2003年中國投資對GDP的貢獻率為6.4%，而消費對GDP的貢獻率僅為3.5%，⑦說明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增長大部分是靠投資而不是消費拉動的。投資高速增長不可能長期維持，因此依靠投資刺激經濟持續增長的方式也不能長期存在。在經濟總體穩定增長的同時，必須看到需求結構存在的問題。

首先，投資―消費結構失衡體現在國內消費率不斷下降，而投資率卻不斷上升。從2000年開始，中國國內消費率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由2000年的62.3%下降至2006年的50％，達到近年來最低點，而同期國內投資率卻由35.3%上升為42.7%（如圖4所示）。消費水平持續走低的原因在于儲蓄率過高。2006年末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突破16萬億元大關，達到161 587億元，比上年增加14.6%。⑧儲蓄存款的過快增長意味著居民即期消費欲望不足而預期消費支出增加。中國的經濟體制正處于一個轉軌時期，這使得居民更多地面臨著未來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為了應對未來的這些不確定性支出，大多數居民選擇減少當期消費，這就將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加大居民的未來支出預期，進而迫使居民進行更多的預防性儲蓄，導致儲蓄剛性增長。

其次，投資―消費結構失衡還體現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大大快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速度。投資的高速增長從2003年開始顯現出來，2006年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109 870億元，這一數額2003年為55 567億元，4年間幾乎翻了1倍，2003~2006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為27.7%、26.6%、26%和24%，年均增長26%；比較而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速度緩慢，2003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52 516.3億元，2006年為76 410億元，2003~2006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分別為9.1%、13.3%、12.9%和13.7%，年均增長12.25%，遠遠低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如圖5所示）。

投資增長會造成新的供給，而新的供給要靠新的消費消化掉。如果沒有消費提供支撐，投資就可能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帶來產能閑置、效益低下，最終影響經濟正常發展。因此，要解決投資過高的狀況，主要不是抑制投資的增長，而是要促進消費的增長。

2. 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一個社會要想擁有充足的消費需求必須首先擁有相對均衡的收入分配結構。所以說，中國總需求結構的失衡又是來自于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不合理。現代社會能夠符合社會穩定和發展要求的收入分配結構應該服從正態分布，也就是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這意味著中等收入者占全社會多數、而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數。但是中國目前還沒有形成這樣的一個收入分配結構，相反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還有不斷拉大的趨勢，馬太效應逐步顯現。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47，超過國際公認警戒線0.4的水平，可見，中國正在轉變為一個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在世界銀行2005年發展報告中列出數據的120個國家和地區中，由低到高的順序排列，中國的基尼系數位居第85位，已經接近某些社會分化嚴重、經濟增長停滯的拉美和非洲國家的水平。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不利于擴大消費需求，因為高收入者的消費只占其收入的一小部分，而低收入者卻由于收入不足在消費愿望無法轉化為現實需求，因此差距過大的分配結構不利于全社會消費需求總量增加；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狀況惡化對社會公正和公平提出了嚴重的挑戰，將導致社會沖突增加，影響社會穩定，進一步可能制約經濟增長。

三、貨幣政策：治理流動性過剩

（一）貨幣政策的主要實施內容

近年來，中國實施了穩健的貨幣政策，面對流動性膨脹問題，貨幣政策穩健中開始適度從緊。中國人民銀行主要采用三種貨幣政策來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即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利率、向市場發行央行票據。

1. 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為治理流動性膨脹問題，央行頻頻使用存款準備金這一貨幣政策。中國人民銀行2006年3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由7.5%上調至9%，增加1.5個百分點。特別是進入2007年，人民銀行幾乎每月調整一次存款準備金率。截至2007年9月份，7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目前為12.5%，增加3.5個百分點（見表1）。據測算，當存款準備金率每上調0.5個百分點，就能凍結商業銀行資金1 700多億元。⑨這樣，如10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累計達到5個百分點，就能夠凍結商業銀行資金8 500億元，減少商業銀行的可用資金，削弱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能力，有利于加強銀行體系流動性管理。

2. 提高存貸款利率。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實行了低利率政策，并對利息所得開征20%的個人所得稅，目的是為了刺激消費。然而，該政策非但沒有收到啟動消費的效果，還加劇了投資和消費結構不平衡。低利率影響流動性膨脹的傳導機制是：低利率―高投資―國內產出膨脹―低價出口―對外貿易順差過大―外匯占款―流動性膨脹。所以，提高利率可以緩解流動性膨脹的壓力。為此，央行動用利率貨幣政策平衡內外經濟結構。中國人民銀行繼2007年3月18日、5月19日、7月20日三次加息后，2007年8月22日起又第四次將金融機構存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18個百分點；2007年9月15日又將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這是央行自2007年以來的第五次加息，其中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由3.60%提高到3.87%，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由7.02%提高到7.29%。

3. 向市場發行央行票據⑩。中央銀行從2003年起運用發行央行票據來收回流動性，主要有以下舉措：一是配合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政策，保持央行票據發行力度。截至2007年6月末，央行票據余額為3.8萬億元，比上年末增加0.8萬億元；二是適時延長央行票據期限。為緩解央行票據集中到期投放流動性的壓力，重啟3年期央行票據，與3個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據相互配合，收回銀行體系多余流動性。2007上半年，3個月期、1年期和3年期的央行票據分別發行6 230億元、12 700億元和7 480億元；三是市場化發行央行票據與定向發行央行票據相結合。在保持市場化發行央行票據力度的同時，央行于2007年3月上旬、5月中旬和7月中旬對部分貸款增長較快、且流動性充裕的商業銀行定向發行3年期央行票據3 030億元，既有效收回了流動性，也對信貸增長較快的機構起到警示作用；四是引導央行票據發行利率適度上行。2007上半年，3個月期、1年期和3年期央行票據發行利率分別上升24個、30個和52個基點，影響市場利率走勢，發揮市場利率調節資金供求關系的作用。

（二）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1. 就近年來的實際情況而言，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已經成為中國貨幣當局最為看重的常規工具，但這是一種多少有些無奈的選擇。在西方成熟市場，自20世紀90年代起，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已大大降低，一些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如英國、加拿大等，其央行甚至已完全取消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反觀中國的情況，卻是頻頻使用存款準備金率政策以控制銀行體系的流動性。2002年下半年以來，由于國際收支不平衡不斷加劇，截至2005年末，因外匯占款而投放的基礎貨幣已經占到當年基礎貨幣凈投放的326%，這種情況下，央行所能使用的、較為簡便直接的工具只能是存款準備金率。一方面，盡管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回收流動性資金的成本最低，但對商業銀行的影響是非常有限的。如前所述，10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累計達5個百分點，凍結商業銀行資金8 500億元，這與商業銀行13.1萬億元的存貸款差額相距甚遠，貨幣政策傳導效果不明顯；另一方面，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對居民儲蓄沒有影響，對改善經濟結構、增加居民消費起不到什么作用。

2. 央行票據工具正在面臨難以為繼的尷尬局面。2003~2006年底，央行票據余額從3 000多億元急劇上升到30 000多億元，如此龐大的規模，發行央行票據，不僅使得財政負擔與日俱增，而且也意味著央行增加了市場上對資金的需求，這無疑加大了央行在貨幣政策操作的兩個主要對象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之間進行協調的難度。同時，發行央行票據的成本高、時限又比較短，最長為3年期，這些票據到期后，再次形成貨幣投放的巨大壓力，流動性將再次回到市場。央行不可能無限期地滾動發行票據，票據到期，市場流動性所帶來的經濟和金融問題就會再現，也正因為如此，央行轉而頻繁使用存款準備金率這一工具。

3. 由于中國利率市場化剛剛起步，利率既不能反映也不能調節資金供求狀況，因此，中國并不適合將利率用作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而是采用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利率政策實際上使貨幣政策于兩難境地：一方面，流動性膨脹意味著貨幣供給多，使利率面臨下降的壓力，低利率不僅刺激了投資，導致投資和消費的失衡，還加劇了生產膨脹。生產膨脹又要求通過擴大出口來實現產品市場均衡，導致貿易順差、增加外匯儲備占款，進一步強化流動性膨脹，形成流動性膨脹和利率下降的惡性循環。另一方面，投資增長過快、經濟過熱和資產泡沫需要通過提高利率加以解決，而利率提高以后又會使貸款需求下降，存貸差進一步擴大，流動性膨脹加劇。可見，在經濟內外失衡狀態下，不論利率上升還是下降，都會惡化流動性膨脹的狀況，利率政策面臨兩難困境。

此外，有專家認為在目前情況下，緩解流動性膨脹最有效的工具是匯率政策，但是目前央行還不能輕易使用。因為如果人民幣匯率一次提升到位，勞動力、土地、資本、原材料等生產要素的價格將大幅度上漲，企業的成本陡增，對中國企業沖擊太大，對經濟產生不利影響。

流動性膨脹表面是金融領域表現出來的問題，但實際上是整個經濟結構不合理導致的。要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不應該僅僅從銀行體系這個角度來考慮，而應該從整個宏觀經濟平衡這個更為廣泛的視角去分析和研究。這意味著僅僅依靠貨幣當局，沿用現有的貨幣政策手段來應對流動性膨脹，難以根治問題，貨幣政策難以保持穩定性和持續性。這就要求政府同時運用財政政策配合貨幣政策，雙管齊下，從根本上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

四、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流動性膨脹是中國當前經濟中的突出矛盾，這一矛盾的存在，是容易導致中國經濟由偏快轉向過熱的一個重要內在因素。因此，當前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是要把遏制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控制通貨膨脹壓力。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兩大政策工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都是促進經濟穩定發展，但兩者在諸多方面存在差異。特別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節功能有所不同，財政政策的調節功能更多地表現在結構調整和資源配置方面；而貨幣政策的調節功能主要表現在調控社會需求總量上。這一特征差異，決定在當前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情況下，要更加注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解決經濟結構性失衡的關鍵在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推動經濟結構性調整，實現國民經濟中儲蓄、消費、投資等宏觀比例關系的協調與均衡，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這也是從根本上緩解流動性偏多、促進國際收支趨于平衡問題的途徑。從整體上講，這一階段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是“雙穩健”的政策，即同時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穩健的財政政策核心在于調整經濟結構失衡問題，緩解流動性膨脹除了運用貨幣政策之外，必須配合以財政政策，擴大消費需求、建立消費主導的良性經濟發展模式，是應對流動性膨脹的治本之策。

（一）調整公共支出結構

從2004年開始中國財政政策開始轉型，當年減少國債發行額400億元，財政赤字比上年減少844.28億元，這表明積極財政政策開始淡出，取而代之的是穩健的財政政策。政府開始從總量調控轉向結構性調整，并致力于建設公共財政體制。公共財政體制的重點之一是對財政支出范圍作出限定，同時優化公共支出結構。中國目前已經建立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共財政支出格局。但是，應該看到中國政府職能在諸多地方存在著“越位”和“缺位”的現象，這必然導致財政支出范圍和結構含糊不清。例如經濟建設費用，在整個財政支出中的比重雖下降，但很多支出仍然屬于競爭性的建設性支出；社會文教費用的增加，只是數量的變化，沒有發生質的改變，政府在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基礎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仍然不足。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勞務方面的職責缺失，使得人們不敢輕易消費，增加儲蓄以應對不時之需。因此，中國需求結構以及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在很大程度上來自財政支出結構的不合理。

面對如此局面，財政支出要進一步進行結構性調整。對與經濟過熱有關的、直接用于一般競爭性領域的投入，財政支出要逐步退出；相應地，財政支出應從投資領域轉向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等公共產品領域。在社會保障方面，中國社會保障制度依然存在諸多問題，覆蓋面過窄、養老保險基金空賬運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嚴重不足等，都與財政投入過少息息相關；在教育方面，財政對教育整體投入嚴重不足，直接后果是城市里的子女教育費用主要由家庭負擔，農村則在很大程度上由農民自己辦教育；這些領域的改革嚴重滯后以及明顯失衡，在短期內向通過增加消費來擴大內需難以獲得顯著效果。而明確政府在提供公產產品和公共勞務中的職責，加大財政投入力度，解決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這些都將直接減低國民儲蓄和投資，促進消費，真正改善社會總需求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

（二）繼續深化稅制改革

近年來，中國對稅制開始進行調整，但都屬于局部的微調。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增值稅轉型、消費稅調整、農業稅的取消、出口退稅制度調整、提高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額、降低利息所得稅率等都已逐一展開。財政政策利用稅收工具調整經濟結構，特別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其重點在于所得稅制和財產稅制的改革。

1. 繼續深化個人所得稅改革。針對宏觀經濟形勢以及個人所得稅存在的問題，近期政府從三個方面對個人所得稅實施了部分調整：一是從2006年1月1日起，對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所得的費用扣除標準進行上調，即由原來的每人每月800元提高到1 600元；二是對個人轉讓居住不滿五年的住房所取得的個人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三是從2007年8月15日起，對下調利息所得的個人所得稅稅率，由原來的20%下降至5%。這些方面的改革是政府運用個人所得稅財政政策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提高工資薪金費用扣除標準，是要解決工薪階層成為個人所得稅納稅主體的尷尬局面，真正體現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對個人轉讓住房征收個人所得稅則體現了政府在控制房地產市場中使用的財政政策；降低利息所得稅率，實質上體現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使用，中國同時宣布采取加息和降低利息稅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這“一加一減”將回收流動性膨脹，調節和穩定通脹預期。但應注意到，這些調整都是局部的微調，并沒有觸動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根基，舊的個人所得稅法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個人所得稅的改革不應僅僅關注費用扣除額、稅率等這樣的技術問題，應當對其整個體制進行全面的改革。首先要改變稅制模式，由分類課征模式逐漸改為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課征模式，分類所得稅制模式不利于社會公平的實現，不符合稅收量能負擔原則；而綜合所得稅制模式稅基寬，因此可以達到調節納稅人之間稅收負擔的目的，并實現一定程度上的縱向再分配。建立一個更科學更合理的稅制模式，是合理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改善國民收入結構的基本前提。其次，在確定稅制模式之后，就要對稅制結構進行改革，如科學界定應稅收入、簡化稅率水平、費用扣除額實行“指數化”等等。

2.省略/~yangdy/data/link2.htm.2007年5月22日。

②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6）。

③2007年上證綜指和深證成指最高點為2007年8月以來的最高值。

④數據來源：stats.省略。

⑤數據來源：sate.省略。

⑥數據來源：2003~2005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6）、2006年數據來自《2006年統計公報》。

⑦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6）》。

⑧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2006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⑨田俊榮：《貨幣政策為何頻頻亮劍？流動性膨脹仍較為突出》，《人民日報》，2007年8月13日。

⑩此部分內容主要參考中國人民銀行2007年第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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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趙志君.流動性過剩的認識誤區及政策選擇［J］.中國發展觀察，2007，（7）.

篇5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一個綜合的可持續發展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尚未形成,在土地初級保障的基礎上,絕大多數農民的養老缺乏保障,這將加劇城鄉差距,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

當前,學者對農村保障的研究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農村的保障應趨向社會保障,另一種觀點認為農村保障應趨向于土地保障為主。

一、我國農村保障現狀

(一)農村社會保障現狀

長期以來,務實的農民們之所以羨慕城里人的非農戶口,是因為非農戶口的背后有農業戶口所不能企及的很多實惠,其中就包括著城里人的公費養老。早在共和國成立之初的1951年2月,政務院就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暫行條例》,對城鎮職工的生、老、病、死、殘、傷做了保姆式的關懷;改革開放后政府又對城鎮職工的失業和貧困給予特別關照,直至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城鎮全面實施。

有關研究表明,從1952年到1990年,中國農業通過稅收方式、“剪刀差”方式和儲蓄方式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總量達11594億元,其中,通過稅收方式提供1527.8億元;通過“剪刀差”方式提供8707億元;通過儲蓄方式提供1359.2億元。1952年到1990年,中國工業化建設從農業中凈調動了約l萬億元的資金,平均每年高達250億元,可見中國農民對國家工業化資本積累的負擔有多么沉重。社會保障在農村的缺失,與農民所作的犧牲性貢獻是極不相稱的。

當被改革開放的大潮吸引著的農民們走入城市,政府逐漸意識到“農民工”已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農村的社會保障建設終于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于是,國家在“七五”計劃中設想“抓緊研究在農村建立社會保險制度,并根據各地的經濟發展情況,進行試點,逐步實行”。“八五”計劃又進一步指出:“建立和健全養老保險和待業保險制度,在農村采取積極引導的方針,逐步建立不同形式的老年保障制度。”1986年,民政部在山東煙臺開始了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試點工作,并于1992年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制訂頒發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這個方案在全國“有條件”的地區逐步推廣,截至2000年底,全國農村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人數達6172萬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滾存結余195.5億元。

隨著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推廣,逐步暴露出一些問題。首先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采用“完全積累制”——個人繳費、集體補助和政府政策扶持相結合,政府不承擔直接財力支持的責任,集體補助常常落空,社會保險演變為“個人儲蓄保險”,從而失去了它應有的意義。其次,參保農民的繳費水平低,現行的繳費標準為2元～20元/月,共設十檔,但執行中多數農民選擇了保費最低的2元/月,這樣按民政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交費領取表》計算,10年后每月可領取養老金4.7元,15年后每月可領取9.9元,這顯然不足以解決他們的養老問題。另一個問題是,實踐中出現了“保小不保老”傾向,據山東社會科學院的調查,19歲以下的投保者占全部投保人數的60%以上,這顯然與我們制度設計的初衷相悖。

(二)農村土地保障現狀

在農民的社會保障中,土地占有重要地位。傳統的農民社會保障,實質上就是以土地為核心的保障。但是,農村經濟和整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得土地保障功能的發揮面臨著一系列新的矛盾。

首先是土地保障功能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矛盾。隨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民分化程度的提高,二者的矛盾越來越加劇。土地向經營能手集中,連片開發、發展農業規模經營,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必然要求。而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導致農戶的土地不斷細分,不利于土地的連片開發,妨礙農戶之間的土地流轉,延緩土地規模經營的發展,進而有悖于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耕地面積不斷減少的同時,農村的人口和勞動力卻不斷增加,導致人地關系不斷惡化。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從相對地位來看,土地所承擔的社會保障功能上升,生產資料功能下降。在有些地方,由于農業經營比較利益低等原因,土地的生產資料功能已經嚴重退化,甚至基本消失,土地轉變為單純的保障手段。部分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戶,往往對土地進行粗放經營,或將土地撂荒。

其次,土地保障功能與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的矛盾。近年來,農村土地的保障功能不僅沒有得到強化,反而不斷弱化。其主要表現是:農業經營的絕對收益越來越低,在有些地方,農業經營甚至絕對虧本。目前,多數農產品提價的空間小,降價的壓力大。但在以小規模農戶分散經營為主的農業組織結構,農產品成本增加的勢頭卻一直比較強勁,由此導致主要農產品的生產成本占出售價格的比重已經很大。以1999年為例,糧食、棉花、戶養生豬的生產成本,占出售價格的比重分別高達82%、94%和99%。在價格、成本雙因素的夾擊下,我國農業經營的絕對收益已經越來越低。以浙江省農村固定觀察點的十個村資料為例,1995年畝均凈收益為680.04元,到1999年已經下降到505.71元,四年間減幅達25.6%;如果扣除人工和物質費用因素,則農地經營的畝均純收益,1995年為34.51元,到1999年已經下降到-174.72元,農地經營處于絕對虧本的狀態。

農村土地負擔越來越重,越來越多的農民視土地為包袱。農民負擔問題的嚴重性至今沒有得到明顯的緩解,有些地方的農民負擔甚至越減越重。同時,土地的流轉價格越來越低。有的地方發生土地流轉時,轉出戶不僅不能從土地轉讓中獲得收益,反而要倒貼給轉入戶。

第三,土地保障功能與國民經濟結構調整的矛盾。隨著城鎮化的發展,農業用地轉為非農用地的規模迅速擴張,許多農民失去了土地,進入先前不太熟識的非農領域或城鎮生活,增加了生活和就業的風險。目前,我國農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農村人口的7%以上。由于70年代以來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的滯后效應,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農村老年人口的比重將會繼續上升。農村養老的任務將會日趨艱巨。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村核心家庭的主流地位將會繼續提高。面對日趨繁重的養老保障任務,單純依靠土地的養老保障能力是遠遠不夠的。農民的土地保障基本上屬于非正規社會保障。正規的社會保障基本上屬于土地外保障。

因此,發展農民的社會保障,必須把增強土地的保障能力與發展土地外保障結合起來,積極實現保障方式的轉變,由傳統的家庭保障轉變為家庭保障與社會保障并舉。

二、土地保障與農民社會保障的綜合

(一)雙管齊下,提高農業經營效益和比較利益水平,激活土地的保障能力

針對現有的土地均分制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矛盾,許多學者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土地制度創新思路,希望借此促進土地流轉,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其中許多思路不乏創意。但是,多數思路的實施,因為受到兩方面的制約,可操作性并不很強。一是農業經營比較利益低,導致農戶轉入土地的動力不足;二是因缺乏非農就業機會,導致農戶轉出土地后的收入來源和社會保障問題無從解決。提高農業經營的比較利益水平,不僅可以提高農戶轉入土地、擴大農業經營規模的積極性,有利于實現土地經營的效率目標,還可以提高農村土地的現實保障能力。當然,農業經營比較利益水平的提高,也有可能導致農戶轉出土地的動力不足。但是,綜合而論,其積極作用還是會大于其消極作用的。農業經營效益和比較利益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農村土地的流轉價格,進而提高農民的土地轉讓所得;也有利于促進土地真正向經營能手集中。

(二)鼓勵土地流轉制度的創新,積極探索多種形式的土地資本化,實現土地保障模式由消極向積極的轉變

土地既可成為農民獲得社會保障的重要手段,也是重要的農業生產資料。但如果我們將目光僅停留在這樣兩點,則容易產生土地利用公平與效率的矛盾;與此相對應的,實際上是土地的消極保障模式。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得更為開闊一些,看到土地還是一種可以資本化的資源;那么,就可能協調土地利用公平與效率的矛盾,將發揮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與利用其生產資料功能有效結合起來。與此相對應的,實際上是土地的積極保障模式。近年來,許多地方在此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通過實行反租倒包、轉包轉讓、租賃、拍賣、土地經營權入股、企業或大戶托管等形式,有效地盤活了土地資產,實現了土地增值;也明顯加快了農村土地流轉的進程,促進了農業規模經營。

(三)積極促進各種形式的農民合作組織和農民自我保護組織的發展,提高農民的談判能力

土地制度的建設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都是一個制度變遷過程。制度變遷的方向,不僅取決于效率原則的指向,還取決于與此相關的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相對談判能力的強弱。在城鎮化及與此相關的土地農轉非過程中,在農業結構調整中,要規范政府行為,有效地維護農民利益(包括土地承包經營權或社會保障權),必須有相當發達的農民組織做支撐。農民要制約土地負擔的迅速增長,要在與農產品經營有關的諸多“談判”中,節約交易成本,減少信息不對稱性,改變其被動接受的地位,就必須依靠其組織化程度的提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各種形式的農民合作組織,既是提高農民生產能力的重要形式,也是增強農民自我保護能力的重要形式。

(四)因地制宜,加快發展面向農民的土地外社會保障

長期以來,農民的土地保障基本上屬于非正規社會保障。正規的社會保障,基本上屬于土地外保障。從前文分析可見,僅從今后農村養老保障的需求來看,發展農民的社會保障,必須把增強土地的養老保障能力,與發展土地外養老保障結合起來,積極實現養老方式的轉變,由傳統的家庭養老轉變為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并舉。實際上,養老保障如此,其他方面的保障也如此。當前,農民的社會保障需要重點關注以下問題,一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二是逐步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結構在社會保障問題上的反映,就是將大多數農民排斥在正規的社會保障制度之外。在這種社會保障的發展格局下,面對未來收入預期下降、支出預期上升的形勢,農民往往不得不壓縮現時消費,將為數可觀的儲蓄和手持現金留備不測。這是導致近年來農村消費市場擴張乏力的重要原因。因此,面向農民加強正規的社會保障建設,有利于緩解近年來農村市場的擴張困難。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70%;目前農村市場的消費需求水平低、層次也低,城鄉之間存在巨大的消費斷層。擴張農村市場不僅在于能夠產生簡單的數量意義上的擴張效應,更在于能夠延長我國現有產業的生命周期,改善整個經濟的循環關系,緩解包括城市企業在內的企業經營狀況,擴大國民經濟吸納就業的能力。這對于整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開源節流”都是有益的。

(五)積極開拓農民正規社會保障基金的多元融資渠道

可在科學測算、加強試點的基礎上,將農民的土地轉讓所得,拿出一個固定的份額,用于建立農民的社會保障基金。土地資本化不僅適用于農業用地不改變用途的情況,也適用于農業用地轉為非農用地的情況。在城鎮化發展中,對于農轉非的土地,積極探索多種形式的土地證券化思路,促進土地的資本化開發,實現以地生財,以地建立正規的社會保障基金,也能明顯地提升土地的保障功能。結合相關政策或法律的調整,發展以土地使用權或所有權抵押為特征的土地金融,提高城鎮化過程中的融資能力,加快土地開發或增值的進程。此外,市以上政府可以根據當年的城鎮開況,從財政收入中劃出一個固定的比例,用于建立農民的社會保障基金。

農民正規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還可有另外兩個渠道,一是鄉村集體資產的收益,包括集體資產改制中收回的價值形態的資產,以及股權收益、租賃收益等。二是發行國債的部分收益、部分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收益,國有企業轉制中的資產拍賣、變現所得和股權收益。這些來自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的收益,轉入國家財政,再通過轉移支付等形式,支持農民的土地外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國有資產是全國人民所有的資產,不是城市人獨有的資產,更不是國有企業職工獨有的資產。因此,在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的收益中,應該有屬于農民的那部分資產收益。否則,就是對農民利益的侵犯和剝奪。

篇6

日前,陜西地電與國電之間榆林搶地，在黃土坡上上演了一場“龍蛇斗”，最終以國家電網的讓步收場。

此次事件只是國家電網與地方電力企業利益沖突的一個縮影，其折射出來的深層原因是在于電力體制改革不徹底。

電力改革十年，旨在打破壟斷，結果卻是電網的改革越改越滯后，壟斷力量越來越強勢。

電力改革隨著我國經濟、政治改革的深入又到了一個能否越過去“坎”的時候了。如何真正完成廠網分開，建立競爭、開放的區域電力市場，以及多方競爭的供電格局，已經成為中國電力體制改革必須面對的話題。

國電與地電之爭

人類社會，競爭無地無之，無時無之。

國家電網作為一個壟斷者，在與地電的競爭中改變了形式，已經從產品競爭轉向了對壟斷權的競爭。

今年4月25日，200名陜地電力職工欲強行拉線穿越國家電網擁有的330千伏輸電線路，由此與國家電網陜西分公司工作人員之間發生激烈沖突，最終導致國家電網職工4人受傷，1人住院。該事件已是四年來雙方發生的第二次激烈沖突。

“武斗”的背后，是兩大電力公司對供電利益的爭奪：陜地電試圖從內蒙古引進220千伏輸電線路，以擺脫電源長期受困于國家電網的格局，而國家電網則顯然不允許有人在其地盤上如此“造次”。

陜西地電和國電之間的矛盾早已積怨已久。

陜西地電是隸屬于陜西省政府的省屬大型企業，其前身為陜西省農電管理局，2004年按照國家電力體制“政企分開”的原則進行改革。改革后的陜地電涉及多個領域，如房地產、餐飲、發電。不過供電仍是其最主要業務。

陜西地電與國家電網的矛盾與陜西地電拒絕“上劃”到國家電網有關。1998年以來，國家電網公司開始對地方電力的整合，很多地方電力公司已經由國家電網實際控制，但陜西地電則一直堅持“走自己的路”。

為此，陜西地電也付出了代價，陜西此后的電廠項目審批受阻，這造成陜西當地的用電緊張，而在向國家電網公司申請增加供電也遇到了障礙。并最終導致兩次暴力對峙的局面。

早在2008年，在陜西就發生過著名的長武事件。

據了解，陜煤集團的二甲醚工程于2008年在陜西省長武縣建廠，為了供電，國家電網咸陽供電分公司對該項目進行電力配套，當電塔架設到長武縣冉店鄉的時候，國家電網便受到了陜地電方面的多方阻撓。后者甚至對前者的現場施工人員暴力驅趕。

兩家的爭搶造成了電網的重復建設，由于電能掌握在國電手里，很多地電公司即使建成了電網，也因為無電可用而不得不閑置，因此在陜西省出現了一方面是企業急等著用電，另一方面是國家投資數億元建成的輸變電工程長期閑置的怪象。

國網與地電之爭也是地方政府與央企之間的利益博弈。雙方爭斗的焦點是電網和供區市場。

在經歷了10年的電力體制改革之后，地電公司數量越來越少。目前主要包括蒙西電網、陜西地電、廣西水利電業集團公司、四川水電投資經營集團有限公司、山西國際電力集團有限公司、新疆建設兵團等6家，合計經營13個地級市電網和近400個縣級電網。

而與此對應的是，除了南方五省區被南方電網控制外，其余絕大多數區域由國家電網控制，覆蓋國土面積的88%以上。

在此背景下，陜西地電的過激行為似乎也能讓人理解。

在現有電力體制之下，陜西地電與國網的利益爭斗仍將不可避免。

電力規劃總院原處長、國家電網建設公司原顧問丁功揚預計，國網在其壟斷地位上會堅持“寸土不讓”，而地方電網也不會任其擺布，未來的爭斗不可避免。

國電高電價之秘

挑戰國家電網的不只是陜西地電，還有山東省魏橋集團。魏橋集團在國家電網的地盤上開辟出一塊屬于自己的“自留地”，雖然電力沒有國家電網那樣穩定，但其價格具有足夠的吸引力，無論是工商業用電，還是居民用電，電價都比國家電網要低1/3以上。

魏橋集團的模式被視為對抗國電壟斷的一種畸形模式，沖撞目前的電價和電力市場的秩序，被專家稱為惡性競爭。

事實上，蒙西電力、陜西地方電力集團的實際工商業電價比國家電網公司要低一倍。而工商業電費占全部電費的85%，其中工業占70%、商業占15%。只此一項，國家電網公司的進入，就意味著當地工商業生產要承擔比地方電力公司多一倍的電價成本。

以蒙西為例，該地區素有“電價洼地”之稱，其以前工商業電價每度電3毛多，最近漲到4毛多，而蒙東的工商業電價則要每度電8毛多。這是地方政府支持本地電力公司發展的主要原因。

國家發改委價格司一負責人說，我國國家電網的電價體系，包含諸如三峽基金等多項國家附加收費，企業自備電廠則無需承擔類似社會責任，因此電價較低。

另外，國電還要考慮到小機組、脫硫等帶來的環保問題，不能僅僅根據發電成本售電。

在英、美等國家，采取的是放開兩頭，只管中間，對電網單獨定價的辦法。所謂放開兩頭，就是不管上網電價和銷售電價，將這兩個價格交給市場決定，而管住輸配電價。通過核算電網的運營成本，由監管部門定出一個合理的輸配電價標準。

在中國，卻恰恰相反，管住兩頭，而忽視了對電網的監管。由于電網體系過于龐雜，主輔不分，至今難以核算成本。

眾所周知，從我國發電成本到用電價格來說，不是暴利，但由于我國供電系統處于行政權力下的壟斷地位，供電環節則嚴重暴利。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國發電基本不賺錢，因為成本很高，出廠價很低，而供電則是很賺錢，因為基本上不需要成本。

國電的價格如此之貴，從國家電網過去的業績中可看出端倪，2010年，國家電網主營業務收入15427億元，公司售電量26891億千瓦時，資產總額21192億元。

電網員工高利潤、高福利，已是公開的秘密。2010年，國家電監會數據顯示，在電網企業輸配電成本構成中，折舊、職工薪酬以及其他費用所占比例最大，分別占41.64%、19.32%和27.15%。這一數據頗值得解讀，因為職工薪酬與其他費用居然占到總成本的46.47%。

國家電監會原副主席邵秉仁表示，國有企業壟斷的根本問題在于定位不準確，比如電網公司，它必須履行社會公益職能，不能去用利潤考核的指標要求它。電網的輸電價格，這是國家必須管制的。輸電單獨定價，留足合理的利潤，如果虧損了，國家再給一點補貼。上網的價格和銷售的價格必須市場化。

電力體制改革困局

陜西國電、地電競爭起沖突后，處于壟斷地位的國電指責地電搞區域壟斷，不進行市場競爭，這種具有強烈反差的做法恰恰說明了我國電力市場“游戲規則”的不合理性。

現在，兩家企業同時使用市場和計劃兩種“游戲規則”，看在具體業務中哪種“游戲規則”對自己有利就采用哪種。這使得目前陜西電力市場的“游戲規則”混亂，常常出現國電、地電“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怪現象。

陜西“國電”“地電”之間的沖突正暴露了目前我國電力市場中存在的諸多問題，現有電力市場亟待改革完善。

2002年國務院下發《電力體制改革方案》即國務院“5號文件”，明確了我國電力體制改革的方向，即堅持“廠網分開、競價上網、打破壟斷，引入競爭”方針，建立社會主義電力市場經濟體制。

次年國家電監會掛牌成立。“電改”邁出了“輝煌的第一步”——初步實現了“廠網分開”。 國家電網公司自此誕生。與經營廣東、廣西、云南、貴州、海南五省的南方電網相比，國家電網的轄區覆蓋26個省、市、自治區，在“雙寡頭”格局中居于絕對優勢地位。

根據部署，“廠網分開”之后，緊接著第二步改革內容就是“主輔分離”，再下去則是“輸配分開”、“配售分開”，最終建立起規范、公正和高效競爭的電力市場體系。

經過9年的漫長等待后，于2011年9月兩大電力輔業集團——中國電力建設集團與中國能源建設集團掛牌成立，這意味著電力體制改革邁出電網主輔分離改革的重要一步。

“然而最觸動“神經”的“電廠直供”卻進展緩慢，輸、配分開一步也未邁出，“精簡機構”越減越多，實際上是成了一句空話！”四川省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理事長馬懷新坦言。

十年中，國務院和有關部門圍繞電力改革也在緩慢地行進，但收效甚微。

十年即將過去，被賦予了電力市場監管、電價改革的重任的電監會卻倍感困頓。“解決問題的根源，在于理順混亂的電力管理體制，重新定位電監會職責和權利。改革不能一拖再拖，時間逾長電改的難度愈大。”“電力改革由多個部門共同承擔，電監會并非電改牽頭人。改革的阻力非常大。” 電監會一名負責人在一次峰會上如是說。

電力體制改革小組囊括國家發改委、財政部、電監會等多個機構和部門，其中價格監管、投資準入、項目審批、技術質量標準歸口發改委；電力企業國有資產管理劃歸國資委；監督企業財務制度則以財政部為主。

“缺少關鍵性的電力價格審批和投資準入，導致電監會監管行為約束力不足，監管權威不夠。各個部門都為自身權利考慮，在電力監管過程中常常排斥電力監管機構的介入，電力監管工作處于兩難境地。”這就是說，5號文件下達至今，電力改革步履維艱。

邵秉仁直言，電力體制改革停滯不前，有些方面反而倒退了。

國電重歸“大一統”

今年年初，區域電網的最后一塊堡壘——華北電網將被分拆為國家電網華北分部和冀北電力公司兩部分。

成立不到10年，曾被寄望于打破電力壟斷的區域電網公司已集體退出歷史舞臺，而國家電網的壟斷地位則進一步得到強化。

根據國務院“5號文件”的表述，“區域電網公司應該將區域內的現省級電力公司改組為分公司或子公司，負責經營當地相應的輸配電業務”。而國家電網公司的主要職責是“負責各區域電網之間的電力交易和調度，處理區域電網公司日常生產中需網間協調的問題，同時參與投資、建設和經營相關的跨區域輸變電和聯網工程”。

分拆后，原區域電網只得以保留區域調度職能以及基建、安全等非經營性部門，而不再具有經營職能，這使得原來的區域電網實質上已經失去了獨立市場主體資格，等于是被架空。

“這意味著原來的電力體制改革方案遭遇重大挫折。5號文件對中國電力市場的設計是以區域電網為發展方向，這是從安全和管理角度考慮，現在區域電網的牌子還在，但功能已經喪失，特別是一旦特高壓交流形成全國一張網，意味著省與省之間的500千伏網架必須解列，成為配電網，這等于回到了國家電網大一統的狀態。”韓曉平說。

而另一方面，特高壓電網建成后，為確保電網安全和管理順暢，輸電和配電將更加難以分開。

事實上，重新“大一統”正是近期國家電網全網工作重點。近期，國家電網總經理劉振亞在多個內部講話中強調，“‘三集五大’體系建設是今年國家電網工作的重中之重。”

所謂 “三集五大”是指以集約化、扁平化、專業化為方向，以統一信息平臺、統一管理標準、統一支撐服務為保障，做強公司總部、做實省公司、實現全公司資源、業務、管理向總部和省級集中。簡單理解，就是權力上收，資產下放，實現總部分部全面融合。

“輸配分開是打破電網壟斷電力市場所必須采取的措施。而國家電網通過特高壓這種技術手段，將在事實上強化其在電力購銷上的雙重壟斷。”韓曉平說。

除資源重新向總部集中外，國家電網一直在不斷突破原來政策的。

近幾年來，利用新能源高速發展的契機，國網相繼投資了一批新能源發電項目，突破了電網不經營發電業務的限制。

“國家電網參與電源建設肯定是與‘5號文件’背道而馳的。今后新能源發電將越來越普及，國家電網參與投資風電光伏，既是賣家，又是買家，很難做到公平，以后這可能成為新的問題。”韓曉平說。

電力體制改革亟待破冰

如果不推進電力體制改革，目前所剩無幾的地方電力公司面臨的是能堅持多久的問題。

輸配電環節的改革一直是整個電力體制改革的難點和重點，如果輸配電價格改革不進行，電力體制改革難以進行。

此前，政府工作報告已明確提出要“推進電力行業改革”；國務院批轉的《關于2012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也明確表示，將“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穩步開展輸配分開試點”。在經歷長達十年之久的“廠網分開、主輔分離”后，電改終于實質性進入“輸配分開”的深水區。

1月9日，電監會《2012年推進電力改革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將進一步鞏固廠網分開成本，對電網企業擁有的發電資產進行摸底調查，提出監管建議；制定開展輸配電體制綜合改革試點操作方案，推動有關試點工作。在科學界定輸配電界面方面，將以功能劃分為基礎，研究輸配電業務劃分的原則、標準和方法，研究制定輸配電資產劃分辦法。

3月，電監會對全國部分電網企業2011年輸配電成本的合法性、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及價格執行、電費結算情況的專項檢查也已經展開。

“電監會的種種舉動都表明了其推進輸配分開的決心。”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稱，“但今年能取得的實質成效如何并不好說，關鍵看電網的態度。”

4月10日，國家電網公司總經理劉振亞首次公開表態，認為應堅持現有輸配一體化、調度和電網一體化的格局。

劉振亞在其撰寫的《中國電力與能源》一書中提出，電改的方向應是構建“政府監管下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電力市場體系”，關鍵要放開發電市場和售電市場兩頭，改進中間輸配電網環節的監管，形成“多買方多賣方”的市場格局。

他認為，“現行輸配一體化和電網調度一體化符合國情，有利于保障電力安全，促進電網的科學規劃與發展，最大限度降低電力系統瓦解和大面積停電風險。電力市場化改革不能以犧牲電力系統安全性為代價。”

他提出，“實施輸配電網結構分拆反會帶來效率損失。實施輸配電網結構分拆，有時候不僅不會提高電力工業效率，相反會帶來效率損失。”他還援引學界研究，認為中國若實行輸配分開將增加成本600億至1800億元。

著名經濟評論家葉檀女士說，在如此大的利益格局中，讓國家電網自己產生改革的意愿是不可能的，他們不是活雷鋒，不可能把吃到嘴里的肉吐出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形成博弈的力量，推進改革的進程。我們應該制定規則，讓地方電廠擁有投票權來表達各自的意愿，當它們以一個共同的意志出現，以類別表決的形式來否定電網的某項決策時，這個決策就不能實行了。

她認為，電力改革首先要做到輸配分開，其次，對于電力的投資要有一個審定機制，最好是第三方的獨立審定機構，然后是在下游不同的上網電價之間要有競爭，不同的生產電的地區和企業之間，對于輸配和電網利益要有分享權和投票權。

馬懷新則表示，應毫不手軟地削弱央企集團的行政性（明的和延伸的）壟斷權力，剝離企業的公共職能，限制公司的行為邊界等。

同時，改變現在國家層面的多頭電力管理體制。明確一個統一電力管理機構，統一領導電力改革和電力市場化的改革，這成了當前最緊迫的任務。

篇7

關鍵詞：和諧社會；現代市場經濟；金融現代化；金融法治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08)04-0005-05

一、金融市場對市場經濟發展具有“粗調”與“微調”的雙重影響

(一)金融市場既是發展市場經濟之成果，又是深化改革開放之必需，為實現社會科學發展和“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提供運行機制

在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過程中，社會生產所需要的資本除自身積累外，還需要通過借貸資本來籌集，從而促進了間接融資市場的形成。隨著商品經濟躍變為現代市場經濟形態，單個資本有限性和社會要求資本的無限性催生了信用制度的發展并創設了特征各異、形式多樣的信用產品和信用工具，信用產品的運用和信用工具的流通進而為金融市場的產生提供了空間。我國金融市場既是發展市場經濟之成果，又是深化改革開放之必須，為實現社會科學發展和“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提供運行機制。

發展金融市場有利于國家的經濟結構調整，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結構調整需要大量的資金導入，以帶動存量資金的重組，發展金融市場可以引導居民儲蓄分流，為結構調整之資金來源開辟渠道。另外，發展金融市場可以提供多種金融工具，為經濟結構調整開拓存量調整空間，使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加速形成。因此，金融現代化并引發的經濟結構調整、促進創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將濃重地影響市場經濟發展，對國家經濟施以“粗調”。

發展金融市場有利于加強國家宏觀調控。國家經濟能否健康發展，宏觀調控舉足輕重。市場經濟下，國家宏觀調控策略不再拘泥于簡單、粗暴的行政干預或行政命令，而是融合資本工具、利率、稅收、法律等經濟政策，并輔以政策性導向，以宏觀、多層、間接的方式對國家經濟予以“微調”，不至于發生“摁下葫蘆起來瓢”的矯枉過正現象。因此，發展現代金融市場，豐富金融產品或金融工具，既為國家“微調”宏觀經濟提供長效性工具，又為“體檢”國家經濟提供參考性信息，系反映國家經濟運行情況的“晴雨表”。

發展金融市場是鞏固并繼續深化改革開放之必需。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已經結出了豐碩成果，物質、文化、政治、和諧的“木桶模塊”節節加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容量”正不斷增大。但是，由于歷史原因，組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木桶”的各個“模塊”長短高度并非劃一，與物質文明和文藝文化發展相比，諸如生態文明、貧富差距加大、環境污染等問題尚亟待解決，現實社會中許多與和諧社會標準相左的因素與現象亟待消弭。為有效應對上述種種問題，鞏固并繼續深化經濟改革為大勢所趨。在此過程中，發展現代金融市場，建立規范、完善、高效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實屬必須。而且，隨著金融全球化浪潮涌向中國，用開放的思維發展金融市場、推進金融市場更大層次上開放、建立起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的現代金融體系，既符合世界經濟的發展潮流，也是深化我國改革開放之必需。

(二)金融市場通過放大社會財富及增量，充分發揮資金規模效應，實現各先進生產要素的高效配置

金融市場發揮著資金“蓄水池”作用。金融市場通過創造多種多樣的金融工具并為之提供良好的流動性，滿足了資金供求雙方不同期限、收益和風險的要求，為資金供應者提供合適的投資手段，從而引導眾多小額分散資金匯聚成可以投入社會再生產的大規模資金。金融市場將籌集的資金投入在生產領域，通過杠桿作用將社會財富以幾倍、幾十倍的比例予以放大，改變社會財富的增量方式。

金融市場具有優化社會資源配置的功能。金融市場的內在約束機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的有效途徑。在金融市場上，買賣雙方的相互作用決定了金融工具的價格，金融工具價格的波動反映了不同部門之間受益率的差異。在價格信號的引導下，資金能夠迅速轉移到需求較為旺盛的部門。金融市場通過價格的漲落指示著資金應如何在金融資產間進行分配的這一過程也稱為“價格發現過程”。金融資源的流動不僅引導著有形資源的轉移，同時克服了投資項目的不可分性，從而有利于資源在不同地區、部門、行業和企業之間流動，促進資源合理配置。而且，在金融市場沒有形成以前，資金一旦形成了實際的廠房或設備，就被定在那里，只能“從一而終”，幾乎不可能再轉入新部門或新領域，即凱恩斯所謂的資本投入的不可撤回性(Irrevo-cable)。而在金融市場上，金融工具或金融資產已經成為社會財富的重要存在形式，宏觀上有助于政府盡可能地將社會閑置資金聚集起來，投到國民經濟中對資金更為需要的部門或領域，微觀上有助于企業把資金由利潤低的部門轉移到利潤高的部門，既降低了尋求資本的信息成本、時間成本和使用成本，又提高了社會富余資金的使用效率。

(三)金融市場提高了社會資金使用效率，為經濟發展提供資金和貨幣“動力”，是經濟發展的“引擎”

在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中，充當一般“等價物”的貨幣和扮演權利表征功能的證券、資本衍生工具等都具有較強的流動性，這是實物資產所不具有的特性。根據經濟學觀點，資產流動性與其投資收益成反比，而個體風險的存在使投資者難以預料未來的投資收益，但如果投資者持續持有流動性較強的資產，則很難獲得較高的資產收益。因此，投資者往往面臨流動性沖擊和經濟效率提高的兩難選擇。金融市場通過各種金融工具將社會富余資金融通起來，投入到收益率較高的投資項目之中，由于金融資產與投資項目的實物資產存在一定關聯性，而金融工具的流動性遠遠高于實物資產，這就使得投資者在沒有遇到流動性沖擊時可以獲得金融資產所對應的實物資產的高收益，當遭遇流動性沖擊時，則可以利用金融工具快速流轉的特性迅速減輕、轉移、釋放風險。金融市場的這種流動性供給功能主要是因為各類經濟主體獲得了重新分配流動性風險的可能。

另外，在出口、內需雙優的大環境下，我國企業整體效益穩步提高，并開始尋求在產品結構升級、企業規模、產業市場拓展及產品附加值的提高等諸要素上大做文章。特別是我國企業在參與國際競爭過程中發現：在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前提下，企業如能自如地增資擴股、重組或參與購并，開拓國際市場，提高產品服務質量，不僅易于形成品牌效應和規模效應，而且還

將直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和生存力。故當前我國企業急于從貨幣、資本市場籌集資金。企業通過在一級市場上發行股票、債券等證券，或者從商業銀行取得信用貸款，快捷地籌集巨額資金，借以在資本上支持企業進行各種戰略運作。

因此，金融市場的快速流動，既可以滿足投資者的流動性需要，又可以將資金投放到投資收益率高、流動性較差的長期投資項目中，從而緩解流動性風險給長期投資項目帶來的融資約束，為經濟發展提供資金和貨幣“動力”，是經濟發展的“引擎”。

二、完善市場經濟的法治規則。培植金融法治化特征

(一)完善法治經濟規則：主體獨立、市場決定、自由競爭、等價交換，促進經濟流轉頻次與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系法治經濟，但市場經濟并非天然具有法治內涵。考察各國經濟體制發展之沿革，一個國家能否真正實現從傳統市場經濟或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變，關鍵在于能否構建起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的法治基礎，故培育并完善法治規則并嵌入市場經濟中至關重要。

第一，主體獨立。主體獨立規則是法治經濟的平等理念體現。按照法治經濟的要求，各種經濟主體首先必須是一個獨立的法律主體，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獨立法律主體應包括以下內涵：首先，主體必須具有對財產的直接占有、使用、支配和處置的權利，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其次，主體必須具有從事經濟活動的自，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對經濟活動做出調整而不受制于政府或他人，政府不得隨意干預主體的合法經濟行為；最后，主體必須既有權利又有責任、既要追求利潤又要承擔風險。

第二，自由競爭、市場決定。自由競爭和市場決定規則是法治經濟效率和自由理念的體現，是市場經濟的動力之源。市場運行機制發揮引導資源配置的功能，關鍵在于市場存在有效的競爭機制，各經濟體在市場中充分展開競爭，是提高經濟效率的必要路徑。因此，法律必須充分保障各個主體之間的合法競爭，任何主體不得實施損害競爭的行為，國家通過立法等行為，對各種妨礙競爭的行為進行規制，積極營造一個自由競爭的經濟秩序。

第三，等價交換。等價交換是法治經濟公平理念的重要體現。市場經濟是交換型經濟，交換的發生依賴于對交換主體的資格和實力的了解，對交易過程的充分信任，以及對出現糾紛時的權利救濟。因此，作為價值規律核心內容之一的等價交換，是保證交換的發生和市場秩序的穩定的基礎。市場主體只有在等價交換的基礎之上，才會買入或賣出自己的產品，并使交易持續不斷地發生。

第四，完善法律體系，法律應扮演市場經濟“守夜人”角色。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展現的是一種無形約束，但在特定情況下，這種自我調節會暴露種種無序與盲目。而且，參與市場調節的人為追逐私利可能會打破市場規則，制造市場運行的障礙，即違法違規。社會需要獨立于市場內控機制的其他規則予以矯枉或調整，建立以保障權利為理念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非常重要。在市場經濟下，完善的法治應融和剛性與柔性于一體：在私權自治與私權保障上，法律是柔性的，它扮演的是“服務人”角色；在國家調控或監管領域，它是剛性的，扮演的是“經濟警察”角色，但法律的終極角色歸口于市場經濟“守夜人”。

因此，在建立健全市場經濟自身機制的前提下，完善框架性的法治經濟規則，規范市場行為和秩序，保障市場主體權益，促進經濟流轉順暢，刺激經濟流轉次數和總量，是法治經濟的基本特征和必然要求。

(二)培植現代金融市場的法治特征

金融市場是一柄雙韌劍。一方面，金融市場通過提供充足資本支持借以創新技術、優化管理、擴張企業規模和再投資，直接推動經濟發展；另一方面，金融市場是以貨幣為交易對象的高風險體系，基于經濟人對財富和利益的貪婪追求，金融市場天然存在系統性和非系統性風險，暗含在公共利益理論背后的經濟學現象是金融市場失靈。銀行危機的外部性特征表明：一旦對金融機構的經營狀況發生懷疑，就會出現“傳染效應”和“羊群效應”，單個銀行的風險問題或者倒閉很容易產生連鎖反應而導致銀行的系統性風險，好的銀行和壞的銀行概莫能外，由此而使公眾蒙受巨大損失，并對整個經濟造成嚴重打擊。在現代金融體系中，金融機構財務的高杠桿特性，也使得這種外部效應更為明顯。因此，必須設計科學合理的法律規則予以規避。誠然，基于金融市場的虛擬性、或然性和博弈性特點，金融立法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金融風險，但制訂精妙的法律規則、構建完善的法律環境卻是防范、預警、降低金融市場常規性風險的重要手段，是金融市場穩定運行的必要基礎。

首先，加快金融創新，防范金融風險。以商業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應加快構建利率風險防范機制以適應利率逐步市場化帶來的變化：根據客戶的信用等級、信貸風險程度、銀行經營成本和綜合收益等因素，實行差別利率和浮動利率；進行自身的利率風險內控制度的建設；要加快金融產品的創新，減持高風險的信貸資產業務，降低不良資產發生概率；借鑒金融發達國家經驗，開發投資期限長短相接、投資屬性各異、收益與風險比例化的金融產品，建立風險對沖機制，轉嫁金融系統風險。

其次，加強對各類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的風險監管。有效的金融監管體系是維護金融市場良好秩序和促進金融市場長遠健康發展的保障，具體包括：設計一套科學合理的金融風險預警制度和指標系數，構筑分層次的預警體系，及時對金融機構的各類風險進行分析、預測、預警，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跨行業、跨地域傳遞；借鑒“國際三大金融監管核心組織”頒布的一系列關于金融公司治理結構、內部風險控制、外控機制、資本充足率、核心資本充足率及不良資產認定的監管規則，考量中國征信體系發展現狀，制訂更嚴格的監管指標；改進金融監管方式，試點性嘗試PCA監管模式(預先承諾制)；進一步完善不同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與協同監管機制，等等。

再次，強化金融內部控制，完善金融公司治理結構。根據金融法理論，金融風險監管又細分為內部風險控制與外部風險控制兩種模式，前者的監管核心在于自我調節、自查與預防，通過一攬子制度安排達到防患于未然，其中完善金融公司治理結構是重要途徑，主要包括：強化監事會或獨立董事對經理人和董事會的制衡作用，增強金融公司治理的規范化；完善重大信息披露制度，維護股東知情權和賬簿查閱權，增強公司治理透明化；完善股東直接訴訟及派生訴訟制度，提高高管人員的違法成本；建立業務、崗位與財務的“防火墻”制度，避免工作人員因交叉混合引發道德風險。

最后，加強風險教育與執法力度，抑制道德風險，嚴懲違法違規行為。就外部監管而言：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由“一行三會一局”為主體的金融監管框架，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及其各分支行和各派出機構之間協作加強，金融監管水平和能力有所提升；在觀念

層面，要對金融機構從業人員與金融市場投資人員進行持續風險教育，弘揚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觀念，建立覆蓋面廣、信息共享的社會征信體系；建立嚴格的財務報表上報制度和完善的數據采集體系，保證及時發現影響金融穩定的潛在風險；各監管部門必須嚴格執法，加強對各類金融機構之違法違規行為的查處力度，加強現金和儲蓄賬戶的管理，抑制道德風險。

三、金融法治化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經濟“安全閥”保障

(一)金融法治保障市場經濟健康運行，彌補市場缺陷和不足

市場經濟是資源配置的最好形式。在法律的保障下，通過市場主體的分散決策、等價交換和自由競爭，資源實現有效配置。而作為現代經濟核心的金融，它能夠通過放大社會財富及增量，充分發揮資金規模效應，實現各種先進生產要素的高效配置，為經濟發展提供資金和貨幣“動力”，成為經濟發展的“引擎”。在此過程中，良好的法治規范了金融運行的平臺，保障了金融作用的有效、高效、安全地發揮，有力地推動市場經濟快速、健康發展。

市場調節并非萬能，其運行機理存在固有缺陷，僅靠市場不僅無法實現公平正義與社會和諧的一系列核心價值，也難以解決經濟發展產生的諸如經濟過熱、盲目導向、虛假繁榮等系列問題。在所有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的外部方式中，政府的適度介入被認為是成本最低的、效果最顯現、操作最便捷的途徑。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法治可以調整市場與非市場的基本界限，厘清市場與政府的邊界，對政府所享有的權力及其行使給予明確、公開的限制與制約。政府對市場進行調控時，金融手段往往成為實現其目標的首選。通過金融市場，政府可以運用財稅或通過中央銀行的利率、貼現率、匯率等手段來調節并影響商業性金融機構利潤目標的實現程度及實現方式，從而達到或修正自己的宏觀調控目標；可以以國家信用為基礎，以優惠的存貸款利率為條件，通過開發性金融機構，直接或間接地貫徹、配合特定的優惠政策，實現政府既定的發展目標。政府通過實施金融杠桿，借金融市場所獨有的資本放大功能，在經濟的不同部門、行業與領域進行看得見的、高效的資源配置，彌補市場缺陷和不足，等等。

(二)金融法治是預防金融波動及金融風險的長效機制

金融業作為從事貨幣資金融通的特種行業，具有虛擬性、或然性、復雜性和高資產負債性特征，通過經營風險并獲得利益(利潤)為“本性”，是風險與收益共舞的行業。根據產生的過程與誘發因素不同，金融風險總體上可以分為由市場的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市場性風險)和由國家政局、管理制度和人為因素帶來的風險(體制性、機制性、管理性風險)。盡管金融風險具有先天性，無法徹底根除，卻能夠被我們所認識并規制，通過制度和技術手段加以防范、管理，進而避免系統性、全面性金融風險發生并非難事。金融法治即是預防金融波動及金融風險的長效機制。

首先，通過法律制度安排，金融法治對金融企業的內控機制提出嚴格要求，并規定強制性標準，保障和規范對金融行業的監管與調控。

其次，在金融市場的高效運行中，資金的供給者和使用者缺乏緊密聯系的紐帶，制定技術性的市場規則，使雙方的金融行為都置于規則的約束之下，保證雙方能夠便捷、安全地進行交易；設定一個客觀中立的“裁判者”，對交易雙方的金融爭端做出快速處理；當交易失敗后，需要對不良資產進行管理和快速處置，防止風險的聚積，并重新配置資源。

最后，金融法治培養起來的金融市場獨立和金融市場競爭規則，有助于理順監管體制，避免人為因素對市場運行的不當干預，減小市場運行的摩擦和震動，預防由此造成的經濟波動和引發的經濟風險。

(三)金融法治促進經濟發展實現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的統一

和諧社會的構建要落實在經濟發展上。實踐證明：要保證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就必須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結構的合理或優化意味著資源配置的合理或優化，在一般意義上，結構越是合理或優化，就越容易形成相對來說比較高的發展速度；和諧社會一定意義上又是質量型社會，提高經濟發展質量，才能為社會提供優質的服務和產品；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益，促進經濟“又好又快”地“永續發展”并呈良性循環，方能保證社會全體成員有更多的機會參與社會財富的創造過程，走向共同富裕。經濟發展追求有數量、有質量、有效益的市場經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需與題中之義，為實現這種全面的科學發展，必須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統籌地區和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加強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發展資本支持的創新型市場經濟。

而且，經濟發展對金融的需求與日俱增，不僅增量調整需要注入新的金融資源，原有存量的優化組合也需要金融的支持。金融法治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設計，引導金融行業為符合國家發展戰略和目標任務的產業調整和升級提供多層次、多方面的金融服務，由此引導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優化金融資源在各產業之間的配置，建立規模適度、結構合理、功能完善、安全高效的金融體系，使金融業提高自身效益和支持經濟發展很好地結合起來。

(四)金融法治保障資本、貨幣市場市場化發展，平衡效率與公平的比例分配

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是金融系統的兩個子系統，二者的交易對象都是單一、同質的資金，資金的逐利性引導資源流向收益更高的地方，而交易對象的同質性決定了貨幣與資本市場之間存在著競爭，這種相互競爭使市場間形成了合理的價格，促使市場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通過這種良性的互動，貨幣與資本市場成為對金融市場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的主要機制，這兩個系統相互協調、聯動發展是金融市場穩定的保證。

在長期分業經營的格局下，我國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處于人為分割的狀態，資金的流動渠道不暢，貨幣市場雖然達到了相當的規模，卻沒有實現對資本市場的促進，造成資源的結構性閑置、效率的損失。美國《金融現代服務法》于1999年12月的順利通過，標示著以英美為代表的金融業混業經營模式風靡全球。混業經營所具有的高效與低成本特性表明，打破嚴格的分業模式，向一體化、現代化金融方向轉變是我國金融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在此過程中，法律定然要“與時俱進”，由此衍生更先進、完善的金融法治規則。

首先，打通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之間資金合理流動的渠道，允許銀行合規資金入市，券商發行金融債券、向銀行申請股票抵押貸款、進入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和國債回購市場等。

其次，以市場化法則重塑金融體系，確立金融體制運作的規則和秩序，入市機制、上市公司市場運作機制、退市機制等市場化的運行機制不斷健全，擺脫了行政干預和歧視，給予市場主體更多的發展空間，資金供求和使用者通過競爭、互動過程能夠尋求到真實的市場供需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