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國際政治學的研究方法，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 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 TPACK； 教師教育技術

[中圖分類號] G434 [文獻標志碼] A

[作者簡介] 徐鵬（1981—），男，吉林長春人。工程師，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教師教育技術研究。

一、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TPACK）概述

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TPACK）是美國學者科勒（Koehler）和米什拉（Mishra）于2005年在舒爾曼（Shulman）提出的學科教學知識（PCK）的基礎上提出的，它是信息技術時代對教師知識結構的一次全新界定，對于未來教師教育領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TPACK框架包含三個核心要素，即學科內容知識（CK）、教學法知識（PK）和技術知識（TK）；五個復合要素，即學科教學知識（PCK）、整合技術的學科內容知識（TCK）、整合技術的教學法知識（TPK）、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TPACK）以及境脈因素（Context）。[1]TPACK各個要素既彼此獨立，又相互聯系，松散耦合構成一個整體，整個框架處于一種動態平衡。

TPACK國外的相關研究始于2005年，早期的研究主要以TPACK理論建構為主，屬于定性研究。近年來，TPACK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師TPACK水平測量、教師TPACK培養策略和基于TPACK框架的教師教育實踐研究等方面。本綜述研究選取的研究領域是教師TPACK水平測量，該領域研究在整個TPACK研究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通過對教師TPACK水平的測量，既能完善和修正TPACK現有的理論框架，又能用于指導教師TPACK水平培養策略和方法的制定。

二、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TPACK）

測量方法國外研究現狀

本研究首先以“TPCK”、“TPACK”和“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為檢索關鍵字，對Education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ERIC）、SCOPUS、Wiley、Web of Science、Springer Link等五大數據庫進行文獻檢索，檢索年限限定在2005年到2013年。另外，本研究文獻檢索的來源還包括由TPACK創立者創辦的“TPACK Newsletters”在線文檔，該在線文檔創立于2009年1月，到2013年5月為止已經了16期。通過文獻檢索和整理，共計得到TPACK相關文獻142篇；通過二次文獻檢索，共計得到“TPACK測量”相關研究文獻19篇，文獻按照出版時間分布如圖1所示。從圖1中可以看出，2009年是TPACK測量研究成果最多的一年，出現了如施密特（Schmidt）設計開發的經典TPACK測試量表，該測試量表是一個包含47個題目的五點式里克特量表，該量表也成為后續諸多TPACK測量工具設計和開發的重要參考依據。

圖1 國外TPACK測量研究文獻按年份分布圖

通過對檢索到的文獻的內容進行分析，本研究發現近年來研究者所采用的TPACK測量方法主要有五種。

1. 量表測試法

量表測試法是目前應用最為普遍的TPACK測量和評價方法，通過內容分析我們共計得到13篇研究文獻應用了量表測試法，具體情況見表 1。所有采用量表測試法進行TPACK測量和評價的研究均采用五點式或七點式的里克特量表，從測試對象來看，62%的研究以職前教師為研究對象，38%的研究以在職教師為研究對象，另外，在測試量表的信度檢驗方面，85%的研究均對研究使用的測試量表作了信度檢驗。下面我們就對幾個較為典型的基于量表的TPACK測量和評價研究作簡要介紹。

施密特在2009年研究設計了一個包含七個維度和47個測試題目的五點式里克特量表TPACK測量工具，對美國愛荷華州和密歇根州的124名職前教師進行了測試。依據測試結果，在對測量工具的信度檢驗中顯示，該測量工具七個維度的克隆巴赫系數（Cronbach's Alpha）分布于 .75至 .92之間，具有良好的信度。[2]該測量工具也是目前應用最為廣泛的TPACK測量工具，許多后續研究的TPACK測量工具都是基于該工具設計和開發的。

表 1 量表測試法研究文獻分布情況

阿查波特（Archambault）在2009年設計開發了一個包含24個測試題目的五點式里克特量表，用于測試參與K-12學校在線教師培訓課程的教師的TPACK水平，該工具測試內容包含三個維度，它們分別是技術無關知識維度（CK、PK和PCK）、技術相關知識維度（TPK、TCK和TPACK）和技術知識維度（TK）。研究者利用該工具對來自美國25個州的596名參與在線培訓的教師進行了測試，依據測試數據對該工具進行了信度檢驗，檢驗結果顯示三個維度的克隆巴赫系數（Cronbach's Alpha）分布于.699 至 .888之間，因此該工具具有良好的效度。[3]

以上兩個經典的基于量表的TPACK測量工具是TPACK研究早期較有代表性的測量工具，二者均采用了五點式里克特量表，并均對測量工具進行了信度檢驗。但它們都缺乏對測量工具的結構效度檢驗，因此，在接下來的研究中，研究者加強了對基于量表的TPACK測量工具的結構效度檢驗。

例如，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的學者蘇梅（KohHwee Ling Joyce）在2010年設計開發了一個包含29個測試題目的七點式里克特量表的TPACK測量工具，測試對象為來自新加坡的1185名職前教師。該項研究著重加強了對該測量工具的結構效度檢驗，主要檢驗方法采用的是探索性因素分析法，檢驗結果顯示，七因素最終被聚合為五因素，它們分別是技術知識（TK）、學科內容知識（CK）、利用技術進行教學的知識（KTT）、教學法知識（PK）和進行關鍵性反思的知識（KCR）。另外在信度檢驗方面，以上提到的五因素的克隆巴赫系數（Cronbach's Alpha）分布于.83 到 .96，證明該測量工具具有良好的信度。[4]

來自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的學者蔡清生（Chai， Ching Sing）在2012年開展了一次研究。研究之初，研究者依據施密特和蔡清生設計的測試量表，設計開發了一個包括46個題目的七點式里克特量表，對新加坡的參與一門Web2.0相關教師培訓課程的1296名職前教師進行了測試。通過對課前測試結果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和課后測試結果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將測試量表的測試題目精簡為34個，通過萃取和聚類，形成了六大因素，它們分別是Web 2.0相關的技術知識（TK）、教學法知識（PK）、學科內容知識（CK）、整合技術的教學法知識（TPK）、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TPACK）和網絡健康知識（Cyberwellness Knowledge）。在信度檢驗方面，以上六因素的克隆巴赫系數（Cronbach's alpha）均在 .90以上，說明該測試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5]

通過以上各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基于量表的TPACK測試工具由最初的五點式里克特量表發展為現在的七點式里克特量表，使得每個題目的測試結果更加精確。另外，在量表的設計與開發過程中，越來越多的研究在對量表進行信度檢驗的同時，也通過因素分析的方法完善量表的結構效度。

2. 開放式問卷調查法

基于開放式問卷調查法的TPACK測量往往都伴隨著其它測量方法而出現，相關研究的研究方法都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結合的混合式研究，開放式問卷都是為了定性研究而設計。

例如，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的學者蘇孝菁（So Hyo-Jeong）在2009年開展了一項研究，該研究的研究對象是參與整合技術的基于問題解決課程設計培訓課程的職前教師，研究者設計和開發的測量工具是為了測試參與培訓的職前教師的TPACK水平，以及教師在日常教學中應用TPACK知識有哪些認知困難。測試數據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個是開放式問卷，另一個是課程設計作品。其中開放式問卷的問題主要包括：基于問題解決的課程設計的核心環節是什么，你認為基于問題解決的課程教學是如何促進學習者學習的，基于問題解決的課程有哪些優點和缺點，整合技術的基于問題解決的課程有哪些優點和缺點。該項研究共有來自新加坡的97名職前教師參與，開放式問卷的數據統計是基于關鍵詞的詞頻統計開展的。通過研究發現，教師在基于問題解決的課程設計過程中主要存在問

題選擇困難、輔助技術選擇困難以及教學任務實施過程中教師和學生主體地位賦予三大認知困難。另外，研究還發現參與測試的教師TPACK水平處于較高水平，但在基于問題解決課程教學過程中應用TPACK知識的能力較低。[6]

美國楊百翰大學在2008年開展了一項名為“SciencePlus”的教師發展培訓計劃，該計劃主要針對科學教師，整個培訓包括面授學習、實地探究學習和實踐教學等三個階段。格雷漢姆（Graham）等人在該項培訓過程中制定了一個包含兩個開放式問題和31個李克特量表測試題目的測試問卷，在培訓前和培訓后分別對15名參與培訓的在職教師進行測試，以考察培訓前后教師TPACK水平和使用技術輔助日常教學的自信心變化情況。兩個開放式問題包括：你現在如何使用數字技術去輔助日常教學；如果你能夠獲取和使用任何數字技術，你打算選擇哪種數字技術以及如何在日常教學中使用該技術去輔助教學。通過對比前測和后測的結果發現，參與培訓的教師的TPACK水平及使用技術輔助日常教學方面的自信心都得到了明顯提升。[7]

3. 訪談法

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教育學院的學者尼斯（Niess）在2011年開展了一個為期四周的數學在職教師培訓項目，通過培訓前后對教師TPACK水平的測量，以判斷培訓是否對教師的TPACK水平有影響。該研究將教師TPACK水平分為了解、接受、適應、使用和熟悉等五個階段，通過訪談法這種定性研究方法，以確定教師TPACK水平處于哪個階段。[8]

4. 觀察法

觀察法作為教師TPACK水平測量中一種輔助的定性研究方法也被研究者所采用，該方法的測量結果較為客觀。例如，尼斯在2011年開展的數學教師培訓項目中，為了了解教師在培訓前后的TPACK水平，采用了觀察法這種定性研究方法。該研究使用的觀察檢核表是基于舒爾曼的PCK觀察檢核表構建的，研究中觀察教師在培訓中的表現，使用觀察檢核表記錄教師行為，最后通過數據對比分析以確定教師所處的TPACK水平。[9]

三、國外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TPACK）

測量方法研究啟示

通過對國外近年來“TPACK測量”相關研究脈絡的梳理，我們發現國外相關研究呈現兩大趨勢。

一是重視測量工具結構效度的檢驗。2010年之前的“TPACK測量”研究，研究者往往只通過克隆巴赫系數（Cronbach's alpha）來檢驗測量工具的信度，缺乏效度檢驗；從2011年開始，研究者除了對測量工具作信度檢驗外，還通過探索式因素分析法和驗證性因素分析法對測量工具的結構效度進行檢測，目前，這已經成為“TPACK測量”研究的常規研究步驟。

二是由單一測量方法轉向多種測量方法相結合的混合式測量方法。早期的“TPACK測量”研究往往只使用單一的量表測試法對教師的TPACK水平進行測量，測量結構主觀性較強，缺乏客觀性驗證。近年來，研究者的研究多采用主客觀相結合、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混合式測量方法，例如，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學者多林（Doering）構建了一個名叫“GeoThentic”的地理在線教學環境，內設地理教學模塊和教師評價模塊，其中教師評價模塊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法（主觀和定性）和在線教學行為觀察法（客觀和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對教師的TPACK水平進行測量。[10]

未來TPACK測量相關研究，有兩個方向值得業內學者展開研究。

一是學科化的TPACK測量研究。目前TPACK測量的相關研究只關注其一般性，而忽視了其特殊性研究，相關TPACK測量工具未與具體學科結合，這在某種程度上會影響到測量結果的準確性。在未來的研究中，針對具體學科特點的教師TPACK測量研究將會成為研究熱點，也將成為TPACK測量研究領域的重要突破口，這部分研究主要包括學科TPACK測量工具設計、開發及相關實證研究。

二是TPACK混合式測量方法研究。從TPACK測量領域近年來的研究趨勢可以看出，整合量表測量法、開放式問卷調查法、訪談法、觀察法和間接測量法等方法的，主客觀相結合、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混合式TPACK測量方法必將成為未來業內的研究重點和熱點。這部分研究主要包括TPACK混合式測量模式、方法和實證研究。

四、結 語

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是信息技術時代對教師知識結構的全新界定，國內外同行一致認為TPACK相關研究將是未來教師教育領域研究的突破口。早期的TPACK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論體系建構方面，屬于“定性研究”，而近些年來，TPACK相關研究逐漸由“定性研究”轉入“定量研究”，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教師TPACK測量、教師的TPACK培養等方面。“TPACK測量”相關研究在整個TPACK研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既關系到TPACK理論體系的發展與完善，也關系到教師TPACK水平的培養策略和方法的制定，因此，值得我們在未來的研究中著重展開相關研究。

[參考文獻]

[1] AACTE. Handbook of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TPCK） for Educators[M]. New York： Routledge，2008：9.

[2] Schmidt， D. A.，Baran， E.， Thompson， A. D.， Mishra， P.， Koehler， M. J.， Shin， T. S..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Assessment Instrument for Preservice Teachers[J]. Journal of Research 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2009，42（2）：123～149.

[3] Archambault， L.， Crippen， K.. Examining TPACK among K-12 Online Distance Educa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J].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echnology and Teacher Education （CITE Journal），2009，9（1）：71～88.

[4] Koh， J. H. L.， Chai， C. S.， Tsai， C. C..Examining the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of Singapore Pre-Service Teachers with a Large-Scale Survey[J].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2010，26（6）：563～573.

[5] Chai， C. S.， Koh， J. H. L.， Ho， H. N. J.， Tsai， C. C.. Examining Preserviceteachers’Perceived Knowledge of TPACK and Cyberwellness throug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J].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2012，28（6）：1000～1019.

[6] So， H. J.， Kim， B.. Learning about Problem Based Learning： Student Teachers Integrating Technology， Pedagogy and Content Knowledge[J].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2009，25（1）：101～116.

[7] Graham，C. R.， Burgoyne， N.. TPACK Development in Science Teaching： Measuring the TPACK Confidence of Inservice Science Teachers [J]. TechTrends， 2009， 53（5）：70～79.

篇2

【關鍵詞】學術自立 思維方式 政治學話語體系 導向功能

【中圖分類號】D092 【文獻標識碼】A

中國政治學研究中的問題與成因分析

中國政治學自20世紀80年代恢復以來，無疑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目前的研究現狀與政治學的學科地位極不相稱，與中國政治實踐和政治發展的需要和期待相距甚遠。就目前中國政治學的發展現狀來看，政治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理論體系還未建立起來，它所具有的超前于政治現實的政治導向功能也未得到有效發揮。中國政治學界在學科體系和理論研究上，正處于政治學理論主導和西方政治學理論引介的階段，還談不上對外參與理論對話與理論建構，也沒有形成獨立而成熟的政治學基礎理論與學科體系。政治學理論對于國家政權建設和社會階級階層分析提供了一定的解釋力，但其主導作用并未反映出來，這與政治學理論的意識形態化有關。意識形態作為一種價值體系與觀念固然有助于社會政治與文化的整合，但意識形態所具有的信仰與理想特征削弱了其學理。政治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不是以其信仰而是以其批判與反思、分析與建構的理性力量而獲得生命力，并贏得其學科地位的。

政治學是一門最具有現實感的、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它所存在的價值在于超前于現實、并引導現實，通過對現實的分析與透視、反思與批判而后發現問題，并從道義與智力上指引并激勵現實的政治變革。但政治學界的這種激勵變革之聲較為微弱，中國政治學并未以其大量而成熟的理論成果發揮廣泛的社會影響，也沒有以其征服人心的理性力量吸引眾多官員與公眾。相反，大量的研究滯后于現實，成為正式政治文件的宣傳與注解以及對正在實施的政治與社會政策的事后論證與說明。整體而言，中國政治學界的知識生產能力有限，呈現出整體研究空洞化和微觀研究碎片化的特點。在知識生產方式和學術風氣上出現了某種不良傾向：機械地查找與引用西方政治學著作中的片言只語而勉強地說明中國的問題已成為一種寫作套路，看似既有理論又有現實分析，實則既沒有抓住深厚的理論本意也缺乏真實的現實關懷；表面充滿專業術語和各種定義，讀來空洞無物。

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出現的上述問題，是由多種原因引起的：其一，政治學的研究領域廣而研究隊伍小。政治學不僅要研究政治主體、政治關系、政治制度、政治過程與政治行為等基本政治問題，因國家政權兼具社會管理功能，它還得研究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政治穩定與社會進步等問題，政治學實際上“是一門以國家政權為核心，涵蓋全部社會生活的綜合性大學科”。①但在高校與研究機構中，政治學不過是一門小學科，研究隊伍規模的限制直接影響了政治學研究的縱深發展。而在政治學的研究隊伍中，還存在不少中國特有的“大政治學”研究人員，受過專業政治學訓練的研究人員并不太多，這樣一種復雜的研究隊伍難免影響政治學研究的學術性與學理性。

其二，政治學因其特殊的研究對象而受到一定的限制，政治學的現實依附性限制了它的自由研究空間。就其性質來說，政治學與現實政治必定存在一定的緊張，現實政治力圖將政治學納入自身之中而使之成為自身合法論證的工具，而政治學存在的全部理由卻在于反思并變革政治現實。兩者的緊張很正常，這種緊張為政治學的存在提供了意義。但當民主程度不高而現實政治能力強大時，政治學必將受到抑制而難以發揮其實踐導向功能。政府的強力規劃和市場所激發的功利之心，使大量學者再難支撐需要經過長期訓練和積累的純正學術研究了。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所有社會科學都或多或少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只是政治學尤甚。

缺乏學術自主性是中國政治學發展最致命的問題。那么，中國政治學如何走出尷尬處境，盡快建立完善的學科體系和成熟的政治學理論，形成獨立參與國際學術對話的能力？筆者認為，為了提升研究的學術性和學理性，在思維方式上，應打破知識的地域界限，擱置西化與本土化的虛假爭議，在開放與交流中積累與訓練，以提高中國政治學的理論水平；研究內容回歸政治體制研究，通過獨立于現實的自主研究而發揮政治改革的理論導向功能。

打破地域界限，擱置西化與本土化的虛假爭論

最近，中國政治學界有一種強烈的呼聲：政治學理論研究要謹防西化，推動政治學研究的本土化，建構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其理由主要有：

第一，中國政府成功地避開了金融危機，經濟高速發展，社會穩定，中國崛起速度加快，這些成就“得到了國際層面廣泛承認”，以至國際輿論中出現了“中國”。而中國政治學對如此強大的國家建設能力的闡釋“還跟不上”。②由此，我們需要“堅持自己的價值和概念基礎上建構政治學話語體系……”。③第二，政治學是一門研究治國理政的學問。中國是世界上的政治文明古國、政治思想大國、政治文化強國。④ 第三，一些學者把西方政治學的新理論新名詞拿來套用于中國的政治問題。他們更熱衷的是介紹和宣傳，對于問題的分析卻往往不能切中癥結。⑤ 第四，“在過去被視為民主典范的、以代議制民主和多元民主為主要制度的西方民主模式正在全球范圍內遭遇挑戰”，西方國家的理論大師也在“反思修正傳統民主理論”，“社會發展形式與民主形式”應該是多樣性。

簡單地歸納一下，以上論證無非是說，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發展強大，西方的民主形式面臨挑戰，政治學理論上的拿來主義不能切中中國問題，我們理應基于自己的現實，構建屬于自己的政治學理論與話語體系。

以上論證似是而非。關于第一點，中國經濟實力增長，國力增強并受到世界關注甚至引起他國的擔憂，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經濟實力和國家建設能力的強大并不等于政治學理論實力的強大，也不能直接地轉化為理論實力。政治學理論的建構離不開對人類已有知識的積累和對現實問題的獨立研究，任何想要形成知識生產能力并參與人類知識創造的個人或國家，唯一的出路就是拆除人際界線和地域界線，哪里有最具有洞察力和解釋力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就向哪里學習。

關于第二點，誰都會承認中國曾經是世界上的政治文明古國和政治文化強國。但政治文明與政治文化的強大并不等于政治學研究與學科建設的強大。政治文明與政治文化反映的只是一種政治現實中統治方式與統治能力上的成就，而且這種傳統的政治實踐成就并不等于現代的民主的政治文明。

關于第三點，只是指出了中國政治學研究的不良風氣：簡單套用或堆積西方政治學的某些新名詞和新說法以便使發表的文字顯得有點學術含量，但這種生搬硬套的引用并不能說明被引用的理論本身是錯誤的、是沒有值得學習與借鑒價值的。

第四點指出了一個普遍的事實：西方代議制民主存在問題。但政治學理論存在的意義正在于反思那些包括最受推崇的制度與政策所存在的問題，西方民主理論家對西方代議制民主所存在的問題已經進行了批判與反思。西方政治理論發現西方民主制度有待改進的地方，并不構成我們遠離西方政治理論，以免被西化的理由。

長期以來，我們似乎迷茫于西化與本土化之間。其實，在政治學理論（也包括其它理論）研究上發生的西化與本土化之爭不過是一場虛假的爭議，它源于對理論與知識的深深誤解。政治學作為一種理論和知識必定具有最低限度的普遍性，對獨一無二的個別政治現象或者某一特定政治事實的陳述并不是知識，只是一種信息。難以想象，一個政治學家提出的國家理論只適用于某一個國家，而對于其它任何國家的解釋毫無作用。我們學習政治學理論只因該理論所具有的科學性或合理性，為何要如此介意提出該理論的人來自于中國還是西方？在知識的學習、交流與生產上，人為地設置地域界限只能有損于知識的增長與進步。那種認為只能學習并接受西方政治學而無需獨創，或者遠離西方政治學而從頭做起的觀念，都是荒唐的。

當然，也有人認為：“政治學是門國家屬性、價值屬性很強的學科”，中國政治學者要在“堅持自己的價值和概念基礎上建構政治學話語體系”。⑥這一觀念本身就歪曲了政治學研究的意義，違背了政治學的學科性質。首先，國家并非是不可再分的原子，正是國家內部不同階級階層結構和權力分配制度決定了國家的類型與性質，政治學恰恰要對此作出評判與選擇，政治學家還得追問國家背后的政權屬性、制度屬性、民主屬性等等。其次，政治生活不過是為了解決權利與資源分配的問題，每個人獲得共同體保障的機會和資源，與根據他們的宗教與道德觀念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矛盾。政治共識并不剝奪個人的價值。相反，正是為保障個人的價值追求提供政治平臺和政治保障。何種政治共識與政治價值最有利于共同體成員個人價值的實現，是完全可以相互交流和借鑒的。追求政治現代化正是近現代政治哲學的最大成就。

至于說追求建構中國“自己的政治學話語體系”，這是一個可喜的雄心。但一種有效的科學話語體系至少要符合兩個條件：其一，新的政治學概念與理論必須獨立于現實政治自我宣傳和自我維護的話語，并具有解釋和反思現實的能力，否則就不是政治學話語，而是政治話語。其二，自己建構的政治學話語不能僅僅是“自己的”，它必須與世界政治學相開放，創造的概念與理論必須具有可對話性，并盡可能尋求共享的研究范式和理論體系。

從以上的簡短分析可知，中國政治學的發展，無論在政治科學、政治哲學還是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建構上，如果力圖把中國與西方對抗起來，不僅不能成功，反而會掉得更遠。

研究內容回歸政治體制，發揮政治改革導向功能

政治學要研究的是政治權力的歸屬與分配（民主問題），政治權力的設置及其內部關系（分權問題），政治權力的運行規范（法治問題），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與監督等等，而這一切都歸于政治體制的問題，要變革政治權力的分配和政治權力運用方式，只能改革政治體制。因此，政治體制及其改革是中國政治學研究不可回避的經典主題，偏離該主題大大減損了政治學研究的實踐價值。但是近兩年來，中國政治學研究出現了一種變化：政治體制及其改革的研究悄然降溫，而關于國家能力和政府有效性的作品火爆起來。綜合分析，這種變化與以下因素相關：

政府能力與體制成就。改革開放使中國取得了堪稱“中國奇跡”的經濟與社會成就，積累了足以與發達國家相抗衡的強大國力，尤其是中國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彰顯了中國的體制優勢和政治優勢。

政治導向。政治學為了實現自身的實踐價值力圖發揮變革現實的導向功能，而現實為了自我維護總是要規劃學術、引導學術。通過增強體制能力而實現體制穩定，通過加強治理而實現其對體制的維護，是近年來政治對學術的導向。

西方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影響。近年來，西方政治學家傾向于對政府行為與決策過程的微觀式實證研究，在這種研究方法的影響下，中國更多的政治學學者離開政治體制的主題轉而對體制的有效性進行測量，對決策能力進行評估。

由此看來，政治體制改革的研究減少合情合理，既有現實的政治導向，也有西方的學術影響，更有中國體制彰顯的強大成就和能力支撐。筆者認為，對政治體制內部結構及其權力分配變革的研究不能放松，體制效能研究也不必過于偏重。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就曾說過：“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們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們政府的有效程度”。⑦這里所說的政府有效程度主要就是指政府實現預定目標或對社會控制的能力。究竟是政府形式重要還是政府能力重要？不能抽象判斷，要看思考的角度與立場。對于外國政府來說，最關心的是他國的實力與能力，而不是其內部形式。只有一國的實力與能力才能對他國產生壓力和影響。但對于國內民眾來說，政府形式意義更大，沒有受到民眾控制的政府形式，可能政府越是強大，民眾的利益越難以得到保障。體制的能力是整體性的，而政府的形式關系到權力與利益的劃分，體制能力不能取代體制的形式及其變革。

我們固然要學習西方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但同時也要注意到其成熟的政治哲學研究，尤其是其在對制度缺陷和權利與資源分配的關系方面的反思。對于西方而言，其體制更加穩定和成熟，主要問題不是體制變革，而是體制框架下的政策實施和體制能力發揮，因此，實證主義的技術研究具有更大的需求空間。而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和體制變革時期，因此對體制變革的去向和規范需要更多的理論關注和理論研究。這并不是說實證研究與體制結構研究及展示相沖突。只是說實證不能僅局限于具體的政策及其效能研究，更不能對“政治體制改革”繞道而行。“體制有效性”研究不能避開對體制類型與體制性質的分析，也不可逃避體制改革的要求。

“制度建設”亦不應僅限于政府對經濟利益調整和對生產生活安全監管等方面的制度建設（如食品監管制度、藥品監管制度、安全生產監管制度），還應包括政治權力本身的制度建設，如廉政制度建設、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建設等這類涉及到對公共權力的約束與監督的制度及其有效實施。

總之，中國政治學界已作出了一些努力，但離人們的期待較遠。中國政治學發展的關鍵在于堅守學術自主性，要想建立完整的政治學理論體系，首先必須解決研究的學理性和學術性問題，為此，需要打破知識的地域界限。一種政治學理論或方法，無論來自于中國還是西方，只要是成熟而規范的，都應學習與借鑒，從而通過理論訓誡提高對話能力。其次，中國政治學實踐價值的實現，取決于研究的自主性，唯有獨立于現實并反思現實，而不是跟隨現實，才能發揮它對于中國政治發展的理論導向功能。

【注釋】

①朱光磊：“中國政治學發展中的兩大尷尬與兩大轉變”，《中華讀書報》，2004年8月11日。

②⑤樊鵬：“2013年中國政治學研究趨勢與熱點盤點”，《中國圖書評論》，2014年第1期。

③④⑥蘇長和：“中國政治學正走出百年西制崇拜意識”，《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3月31日，第A05版評論。

篇3

關鍵詞：地理決定論；結構主義；方法；變遷

中圖分類號:D0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23X(2012)03-0034-03

在地緣政治學研究的方法中，最為久遠的傳統就是對人與地理環境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研究。這種研究主要關注的就是地理條件與國際政治之間的關系。地理環境決定論在整個地緣政治學的發展過程中是始終存在的。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科學技術突破了民族國家的地理邊界，結構因素成為全球化時代影響國家對外政策的重要因素，結構主義理論在地緣政治領域的應用引起了地緣政治學的復興。

一、地理決定論的淡出

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都表述了地理環境對人的性格、社會及政治組織的影響。中世紀以后，孟德斯鳩、黑格爾等也承認地理環境對人民性格和國家政策的影響。19世紀后，拉采爾又提出“生存空間”、“國家有機體”等概念；契倫和豪斯霍弗認為地理空間是國家持續發展的動力。馬漢、麥金德、斯皮科曼等提出控制全球某一重要的區域就會增強國家力量的觀點。至此，地理決定論便成為地緣政治的主流研究方法，國家所處的地理環境成為國家歷史和現實發展的動力，控制“制海權”，控制“心臟地帶”與控制“邊緣地帶”就成為地緣政治學中的規律。地理環境決定論的邏輯忽視了時間及空間的變化，將復雜的歷史簡單化，通過地理環境的決定因素美化了國家的對外擴張。

雖然地理因素作為國家及其人民無法選擇的現實而存在，但全球化的發展已經改變了地理環境的性質，與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共同影響著地緣政治格局。全球化把世界各國整合到統一的國際經濟秩序之中，促使民族國家利益的維護方式由以前的武力沖突變為參與國際制度。國際制度是各個國家的角力場，民族國家必須要遵守國際市場規則和秩序，通過國內政策與國際法規的結合來實現自身的經濟利益；通過國際制度中的投票等行為，為本國經濟的發展爭取良好的國際環境。新的地緣科技促使生產、消費擴展到全球，促使原料產地、生產廠家和消費市場實現了地理意義上的分離，進而形成全球相互依存的地緣經濟格局，形成世界性市場。總之，全球化提升了國家間聯系的緊密程度，又帶動了全球一體化的發展。

生產力的發展也促使了生產關系發生了重要的變革，許多人文環境已經無法用地理環境決定論來進行解釋。傳統地緣政治理論基本上已經失去了理論所具有的“預測”功能，只能停留在“描述”與“解釋”階段。如果繼續用傳統的地理決定論思維來指導當今的國際戰略現實，不僅會使國家間的地緣戰略思維新回到“沖突的時代”，而且還會加劇國際社會的不穩定性。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世界不再以控制某一個地理位置為出發點，而是已經初步形成整體的觀念和相互依存的結構。而這種相互依存將會使國家變得更加富強。

二、科學技術的發展

奧圖泰爾曾經總結過地緣政治學的三種用法：“第一，用于描述對特定地區或問題概覽，以便把握被認定為是外部事實的事物的明顯特征，在這種用法下，地緣政治學就是對某一問題進行考察的分析工具。如，有關的地緣政治，可以指石油、能源、資源、信息等；第二，地緣政治學是現實主義的同義語；第三，作為大戰略的同義語。”［1］從上面的地緣政治中，我們可以看到地緣因素影響的眾多，但是科學技術幾乎是最重要的一個。

首先，科學技術的發展，推動了信息革命的產生，進一步加強了全球的整體性。科學技術的進步促進了全球化的加速發展，促進了全球范圍內的交流與融合，世界的整體性與合作性進一步增強，國家之間的合作突破了國際政治的“叢林法則”，打破了海陸二分的地緣政治結構，促使全球化時代的地緣政治結構向海陸合作的方向發展。因此，地緣政治的研究方法也需要突破傳統意義上的地理決定論，轉向結構功能主義。

其次，科學技術的發展改變了全球地理空間的含義。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僅使得地緣空間有了新的地緣政治意義，還開拓了新的地緣政治空間。在早期的地緣政治理論中，陸地與海洋是生活在其土地上人民性格的重要決定因素，“山地人民善于保守，不受外界影響，平原人民比較維新，沒有固執的成見，一切都容易遷就……島上的人民性格也向山地處于比較孤立的環境，有保守的天賦。”［2］在思想家看來，是環境決定了人的特質，地理空間只是人類生活的場所。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海權時代的來臨，促使人們對于全球地理空間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地理空間不僅可以作為生活的場所，還能作為控制世界的手段。蒸汽機的發明使得海洋的機動性與便利性體現出來，利用在海洋上的優勢，可以包圍陸地或者截獲陸地國家發展所需的資源，馬漢的海權論強調國家要利用海洋所賦予的條件，積極謀求國家力量的增長。內燃機的發明促使鐵路在歐亞大陸的發展，促使麥金德看到陸上機動性的提升，于是麥金德認為，“心臟地帶”的機動性促使地緣政治態勢向陸上轉變。無論是海權論，還是心臟地帶理論基本上都處于二維空間中，但是飛機的出現，使人類認識到天空的意義，也是人類第一次脫離地表，由平面空間轉移到立體空間。因此，制空權的提出，改變了人類對空間的認識。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空間技術也開拓了人類的外太空地緣空間，網絡技術開辟了人類生活的虛擬空間。

再次，科學技術的發展突破了距離的限制。傳統地緣政治理論中，地理距離始終是人們無法逾越的障礙，高山、大河、海洋對國家的對外行為有極大的限制作用。在此基礎上，博爾丁（Boulding）提出力量梯度損失（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模型，他指出，“一國的勢力在本國最為強大，它離國內的距離拉得越遠越弱，力量越是擴張，強度越是減少。”［3］奧沙利文給出了一國實力的強度（用表示）公式，S=PT=Pπr2。在這個公式中，P表示一國勢力的總量，T表示該國以圓周計算的面積。由于T=πr2，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當半徑增大時，國家實力的強度會變小。

在冷兵器時代，距離是一個國家絕好的防御，但是在熱兵器時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使得距離的阻礙被克服，現代化的遠程投送能力，海洋、陸地和天空中交通工具的發展幾乎使它們失去了原來地理屏障的作用，現代化武器可以輕而易舉地穿透一國的領土，也使它們失去了距離對于保護國家安全的基礎。現代科學技術已經改變了國家地理位置、國家間距離、國家地緣空間在國際政治范圍內的意義，影響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也不再是地理條件，政治決策體制、經濟發展水平、與國際社會的相互依賴程度甚至社會文化都會對其產生影響，地理空間只不過是這些因素的承載體，那么如何更好地理解全球化時代的地緣政治現實，就需要從結構主義視角來分析。

三、結構主義的借鑒

結構主義發端于瑞士學者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列維?施特勞斯的結構人類學和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結構（structure）來源于拉丁文“structura”，該詞當初只有建筑學意義，后來得以拓展，主要描述具體物體的各個部分構成一個整體所采取的方式。皮亞杰強調，結構具有整體性、轉換性和自我調節性。整體性是指按照一定規則構成的整體；轉換性主要描述結構中的規則在不斷的建構之中；而自我調節性主要分析結構的各個部分，它們相互制約、互為條件。列維?施特勞斯認為結構也包含四個功能：第一，結構由若干要素構成一個整體，任何一個要素的變化都會引起其他要素發生變化；第二，對于任何一個模式都能排列出同類模式的轉換系；第三，如果要素發生變化，能預測模式如何反應；第四，模式應該能使一切被觀察到的事實都能成為可理解的。［4］

在地緣政治學的母體――地理學中，也出現了結構主義思潮。“結構主義思潮以一條公理為其特征，該公理就是：對所觀察現象的解釋不能只通過對現象的經驗研究得出而必須在支持所有現象但又不能在其內部辨認的普遍結構中去尋找。”［5］約翰斯頓在《哲學與人文地理學》一書中，將結構主義思潮劃分為四個部分：作為構成物的結構、作為過程的結構、對的發展和人文地理學中的結構主義。他指出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建立在一系列被清楚表述的“社會學方法規則”的基礎上，作為方法論來講，吉登斯為了將人本主義思潮與作為過程的結構相結合，他辨別了三種社會的概念，系統、結構和結構化，因此“吉登斯所主張的，就是發展一種充分重視人類角色在結構轉換中作用分析的模式”。［5］這在以往地緣政治學中很少見到強調人類角色的分析。

結構主義地理學在方法論上主要有以下三個特征：整體性、內外雙重性、共時態與歷時態的劃分。第一，強調研究的整體性，反對割裂式研究。在結構主義地理學家們看來，任何一種地理現實都有各個組成部分，各個組成部分相互依賴，彼此不能分割，這種地理現實的出現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第二，強調認識事物不能只看事物的內部或者外部，而忽視了另外一方面的存在。結構主義地理學者指出，盡管有些地理現象看上去是紛亂復雜的，但是其背后肯定存在著深層結構的影響，我們不能只看到表面的結構。因此，地理學家的任務就是要找出背后這些深層次的內部結構并進而發現內部結構與外部結構之間的聯系；第三，強調對地理現象進行共時態和歷時態的綜合考察，二者不能有失偏頗。

結構主義的實在認識論、通過理論的發展不斷獲得知識的積累以及辯證看問題的觀點具有可借鑒的意義。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地緣政治學領域也出現了利用結構主義分析現實的理論專著。例如：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索爾?科恩.地緣政治學：國際關系的地理學［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11.“它們以地理學的區域觀念為指導，用地域結構分析方法，考察整體世界中包含的政治地域結構以及不同政治區域之間的相互關系。”［6］從這些理論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

第一，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的發展以及對外政策的制定并不是某種單一因素而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任何結構因素的變動都會引發地緣政治的錯位，甚至會引起地緣政治的“聯動效應”。政治地理邊界功能的降低、國家利益的海外拓展、國家之間利益的日益交融、地緣政治研究單位以及地緣政治分析層次的變遷、地理決定論的貧困、科學技術的發展這些因素都會引起地緣政治現實的變化。

第二，在全球化時代，國內與國際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因此，對地緣政治的分析不能只注重國際因素或者只注重國內因素，一國內部的因素往往比外來的力量或影響更為深遠。

第三，在全球化發展的過程中，其本身就蘊含著全球內部結構的影響。因為“如果我們把全球化看成是一種長期的發展邏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法被逆轉的，另外這樣的邏輯又限定了在政治與經濟層面上可能性的大小，那么這就是種結構主義式的分析”。［7］

［參考文獻］［1］孫相東.“地緣政治學”概念研究［J］.東方論壇,2008，(6).

［2］陳民耿.地緣政治學［D］.臺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6:55.

［3］奧沙利文.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M］.李亦明,等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1:12.

［4］陳炳,高猛.結構主義與官僚制：對傳統公共行政的話語透析［J］.中國行政管理,2011，(2).

［5］R. J. 約翰斯頓.哲學與人文地理學［M］.蔡運龍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篇4

1、政治，是一門以研究政治行為、政治體制以及政治相關領域為主的社會科學學科。狹義的政治學研究國家的活動、形式和關系及其發展規律；廣義的政治學研究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公共權力的活動、形式和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現代政治學注重研究政治主體和現實政治問題，如政治制度、國家法律、政治行為、政治決策、政治合法性、政治心理等。

2、英語，是印歐語系日耳曼語族下的語言，由26個字母組合而成，英文字母淵源于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淵源于希臘字母，而希臘字母則是由腓尼基字母演變而來的。英語是國際指定的官方語言，也是世界上最廣泛的第一語言，英語包含約49萬詞，外加．全面理解和掌握美術學的專業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

3、掌握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去闡述美術發展的規律。

4、掌握和運用具有較好的藝術鑒賞能力、邏輯思辯能力、綜合分析研究能力、理論表達能力。

（來源：文章屋網 ）

篇5

（一）英文原版教材

可以肯定地說，國際政治原版相關教材在雙語教學中的優勢非常明顯。一是內容具有較強的新穎性、實用性和參與性。二是理論研究具有明顯的前瞻性、創新性、動態性和實踐性。三是專業知識學習與英語語言訓練具有自然的融合性。因此，在國內高校教學雙方具有較高英語水平的情況下，原版國際政治教材的這些優勢就會成為高校國際政治學雙語教學教材的首要選擇。但國際政治相關原版教材在教學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一是原版教材缺乏針對性，不適合課程教學大綱知識體系，不能有效反映國內實際，更不能與其他專業課程進行合理銜接。二是原版教材內容繁多，在中國目前現行的雙語教學方法、教學習慣、規定的課時以及學生英語閱讀速度和理解能力的限制下，原版教材的使用價值就會大打折扣。三是原版教材受中西文化背景和教育體制的限制，一些重要知識點的理解上也會產生中西偏差，即使教師花費很長時間進行闡釋，也未必達到滿意的效果。因此，原版教材的內容并不能被充分利用。四是原版教材版權和價格過高也阻礙了其大規模普及，尤其是原版教材較高的價格超出了貧困家庭學生的經濟承受能力，是教師在選擇原版教材時不得不重點考慮的一個問題。

（二）原版影印教材

原版影印教材是國外出版社授權并由國內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影印教材。它包括無翻譯的和有翻譯的原版影印教材。這類教材基本是把原版教材和國內專業課程標準要求有機結合起來，不僅保證了雙語教材的語言規范、純正，內容簡練、適度，而且也基本反映了我國高校學生的認知能力。同時，教材定價也比原版教材價格低幾倍，能被學生所接受。但這類教材的缺點也很明顯，主要是策劃和出版周期較短，其條理性和系統性方面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三）自編英文教材

自編英語講義是指雙語教師根據教學大綱，把原版教材與國內成熟的國際政治權威教材結合起來，用英文編寫的自編英文教材。這類教材的靈活性和實用性強，既能體現國際政治領域的前沿動態，又能體現國內課程的特點。但這類教材對編寫者的要求較高，一是教師要具備極高的英語水平，二是編寫者必須是國際政治領域的高水平專家，愿意把充足的熱情、時間和精力投入到雙語教材的編寫之中。否則，所編寫的教材不僅語言不地道，無法保證知識的先進性，而且自編教材摘選原版英文教材的部分還可能產生著作侵權的問題，這些問題會給雙語教學帶來事倍功半的效果。

（四）活頁教材

活頁教材是教師沒有選擇到一本真正合適的國外原版或影印版的雙語教材，通過復印與雙語教學比較接近的原版或影印版教材的部分篇章，或根據教學需要由教師自己編寫英文版教材沒有的內容。這種活頁教材經濟實用，針對性和靈活性較強，能發揮教師教學的個性。但它自身固有的缺陷也使其不能成為雙語教學的首選教材。這種作為“活頁”性質臨時發給學生的教材除了具有上述自編教材的種種弊端外，而且“沒有教材的雙語課程學習，知識掌握散亂，既無系統性又缺乏深入性，不但無法改善和提高外語水平，也不便對課程內容理解。”由此可見，國內高校目前采用的《國際政治學》雙語教材并不完全符合雙語教學的實際需要，成為影響雙語教學質量與效果的主要瓶頸。雙語教材的選擇是國內高校雙語教學面臨的重要課題，因此，探索并建設適合本國高校教學實際的《國際政治學》雙語教材已成為國內國際政治學界當下最緊迫的任務之一。

二、高校《國際政治學》雙語教材的特色創新模式

筆者在《國際政治學》省級雙語示范課程多年教學與實踐經驗積累的基礎上，自主探索并編寫了一本適合我國高校國際政治雙語教學目標且擁有自有著作權的國際政治雙語教材《國際政治基本理論分析》（英文版），該教材2011年2月由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教材的出版填補了我國高校沒有國際政治理論教學正式英語出版物的空白。在某種程度上說，這本教材的特色創新模式也為突破國內雙語教材困境積累了很多寶貴的經驗。具體說，《國際政治基本理論分析》雙語教材特有的創新模式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編寫目標與思路明確

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把教材的作用看成是“在一個有目的的情境發展過程中所觀察的、回憶的、閱讀的和討論的種種事實以及所提出的種種觀念。”《國際政治基本理論分析》教材在編寫前就把知識目標、語言目標和思維目標確定為該書的首要編寫目標。也就是說，這本雙語教材不僅要通過完整的知識體系培養學生的國際政治思維能力，而且還要通過簡明和地道的英語表達來提高學生專業外語的交際能力以及運用外語思考國際問題的能力。在編寫目的的指引下，還要進一步明確編寫思路。《國際政治基本理論分析》教材內容嚴格按照課程教學大綱和課程標準的要求進行編寫。編寫體例借鑒中外相關教材的優點，每一章節都包含引言、正文、經典案例、學者學術背景介紹、課后分析理解題、進一步閱讀書目和國外相關課程網址七個部分。編寫內容力求覆蓋課程教學大綱全部內容，同時突出重點。

（二）原版教材和英語網站內容合理取舍

一本規范的雙語教材除了包含本學科常規的基本理論外，還應當體現這一學科國內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主編者的科研創新與教學體會。《國際政治基本理論分析》就是對國際政治中英文權威教材內容和英語網站材料進行了合理取舍和修改，從中獲取了中英文材料的精華就是該教材的重要素材。例如，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主要直接引用英美國際政治權威辭典、原版教材和英語專業網站中的原文論述。經典案例盡量選擇原版教材的素材以及自己在科研中所積累的材料。對于原版教材或網站上的內容取舍不是簡單地照搬照抄，對于直接引用的要給予注釋，而對于其中描述不當的地方要采取慎重抉擇的態度，多參考國內外權威大家的見解并結合自己的認識加以取舍。因此，“一本好的雙語教材絕不是幾本原版教材的選編或摘錄，而是參考了上百種資料并加入自己認識的教學成果。”教材的內容需要不斷地完善與更新，尤其《國際政治學》課程更是如此，應體現最新的理論研究成果。為此，筆者在教材的每一章之后都開列了方便學生進一步查閱相關文獻資料和獲取最新案例信息的鏈接網站，從而充分發揮了靜態教材和動態案例的結合。

（三）中國國政理論不可或缺

英文原版國政教材很少包含中國方面的國際政治理論，但作為中國學者編寫的教材，應把世界性、先進性和民族性結合起來。《國際政治基本理論分析》知識體系的一大創新之處就是增加了中國國家安全思想的內容，這也是該教材在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思想上融合的充分體現。中國國家安全思想具有獨特的思想內涵，其思想精髓已成為當代國際政治理論知識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安全思想體現在英文教材里，不僅能夠幫助學生深刻領悟中國追求和平發展的緣由，還能夠讓其感受中國正在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所做的貢獻，無形中增加了學生的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情愫。

（四）立體化教材傾力開發

篇6

這一抽象命題在全球化、市場化和分權化背景下的展開，則是作為國際社會科學前沿話語的治理理論與實踐問題。前沿孕育著未來。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學知識體系的變革，說明這樣一個觀點：作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論，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學研究綱領，是現代政治學本來就應該是的樣子。

一

從上述事實性知識或判斷性知識來審理治理理論，這一理論興起的直接原因來自于公共權力結構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現危機，反映在治理話語中，則集中體現在三個論點上。其一是面對越來越復雜的社會，國家已經喪失應有的行為能力，也難于預測自己的行為后果，甚至難于避免產生有害的決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縛，不時頒布不適宜的或無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種群體接受。其二是社會結構急劇變化，地位危機、社會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眾對公共權力的效能和未來越來越不抱幻想，公眾的心靈世界碎片化，行為邊緣化日趨嚴重。其三是作為社會一致性中樞的公共行政體系能力衰減，并進一步成為公眾的負擔，中央集權、分等論級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層系統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無力承受大量社會需求，無法對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問題做出裁決，超優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國際市場。對于這一總體性的危機，治理話語走向了積極的知識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臘之本，在政治上重開自由主義之源，在實踐出路上擇定新制度經濟學，在技術上親和于管理主義，從而推出具有建設意義的政治學理論和分析方法。

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治理理論是人類在尋求解決社會一致和有效性問題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認識轉折與制度突破，在一定意義上，包括近代以來在內的一切政治學知識都在這一框架下實現了新的整合，無論是在事實上還是在判斷上，政治學知識體系都在悄悄地脫離統治這一核心而轉向個人對公共事物的關心這一主題，由此導致現代政治類型在三個維度上發生重大轉向：

第一，從高級政治向低級政治變遷。一般而言，高級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國際關系中意義重大、影響非凡的決策活動，如討論一國是戰爭還是結盟等等。其次高級政治是指在共同體層次上、有關民族國家問題的重大決定和政策制定，如號召種族或集團一體化，或是與產權制度有關的政治關系的變革，如私人產業國有化，或者對政府的體制和形式進行根本性變革等等。所謂低級政治也是一種政治類型，這類決策不涉及對國家或國際社會中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變革，它涉及次要性的決策，如將大型社會系統保持在某種均衡狀態。低級政治通常由官員和管理者們在公共行政領域中實行，一般屬于官僚政治行為，功能是在不干擾社會政治經濟現狀的條件下為貫徹高級政治決策所進行的活動。在國內層次上，低級政治包括通過有關防止環境污染的法規；決定提高最低工資和社會福利標準；對外貿易、旅游和投資往來的促進等等。現在應當已經到了把上述思維方式顛倒過來的時候了。

第二，從暴力政治向規勸政治變遷。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革命及各種規模的國內騷亂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個體或國家之所以發動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其目的總是在于改變或控制對手的行為。雖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脅仍被人們用于實現政治目的，那么人們就不能否認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這種地位應當是有限的。相反，規勸政治應該是公共政治活動中的基本形式。規勸政治一般是指倫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談判、協商、立法、集體討價還價，經濟、社會、文化和科學合作或激烈的競爭。當然，前提是這種競爭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預先規定其法則的基礎上進行。

第三，從等級政治向復合政治變遷。等級政治是權力和權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結構為前提的，由等級政治所決定的政治關系表現為下級單位從屬于上級單位，每個等級社會當中的頂峰都是最高權威，但這一權威并不一定總是合法的，權威的下屬是各級權力層次，每一下屬權力層次又控制著更多的下級次層次，這一系統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為塔基部分決大多數的人民無所抗辯地承認。與之相反，復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為者們之間的政治關系，在這種關系當中，社會由信息暢通的、積極的和自治的政治單位組成，這些政治單位對維護自身的獨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備的態度，然而它們也承認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對自身利益有利，同時也是整個社會的利益所在。復合政治只有在具備充分的商品和服務以滿足其成員需求的社會中才能付諸實踐。進一步推斷，復合政治應有一套自由的和競爭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統，該系統無需依賴于對大眾傳媒介實行壟斷性控制，而等級政治的目的是通過發動具有強烈傾向性的宣傳運動來造成一種虛假的社會一致感。

政治學知識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須客觀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質與規律，但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開，真正成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異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學知識的發展與人類思維的進步是聯系在一起的，只有當人類的思維已經進展到能夠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時，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會消失。低級政治、規勸政治和復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學知識發生重大轉變，并為治理型政治學代替統治型政治學提供了基本概念。興起于現實公共政治生活危機中的治理理論，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學知識的轉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維回應了當代人類生活的變革。從近代從統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變遷，體現了公共權力運動發展的內在規律，當公民權利真正成為公共權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時，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場秩序，政府制度才會內生于市場秩序。應該說這才是民主政治本來應該有的樣子，換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學長期以來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論更體現了現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從治理型政治學的應用或其實踐戰略來看，新公共管理的實踐是其必然的邏輯展開，是治理型政治學在現實中的具體表現形態。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學看成是一種新的政治科學研究綱領，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中有關硬核和保護帶的理論，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間的關系恰恰體現了科學研究綱領中硬核和保護帶的關系。因此，割裂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不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學科的性質，減弱治理理論在回應現實問題時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論在學術論戰中失去有效的保護帶。國外有些學者認為，新公共管理以和治理理論有關，是因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詞，簡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則框架，將有助于我們認識這一點。

作為新公共管理內容的主體，它有兩個基本學術支持：管理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管理主義在這里的應用是把私人部門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門，強調直接的職業管理、明確的績效標準和評估標準、根據結果進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時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費者——公民的觀念。新制度經濟學則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勵結構引入公共服務中，通過新的激勵制度安排削減官僚機構，通過承包和準市場的運作方式實現更有效的競爭以及消費者選擇。而關鍵也最具有質感的口號是用企業家精神的政府來代替受統治結構羈旁的官僚政府，以企業家精神的政府推動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競爭，其基本的理論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權從官僚手中轉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場機制而不是官僚機制；(3)驅動政府管理者前進的是自己的目標——部門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規則和規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眾定義為消費者，并且為它們提供選擇的機會；(5)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而不是簡單地提供事后服務；(6)把精力放在贏利而不是簡單地支付財政撥款上；(7)實行分權制度，主張參與式管理；(8)；公民評估自己的者的績效時，關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結果(9)關注的目標不僅僅是公共服務的提供，還包括激勵所有的部門和公民，為解決他們社群中存在的問題采取行動。顯然，新公共管理的這些觀念和低級政治、規勸政治及復合政治都關心競爭、市場、消費者以及結果，公共部門圍繞這些主題的轉變就是脫離統治政治的、更小的政府，而另一方面則是更多的治理。

三

在一個全球化和不確定性日益增加的大變革時代，各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在尋找一種更好地適應環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經濟的競爭中贏得優勢并讓社會獲得有質量的增長，治理理論正成為回應這一變革的強勢政治理論話語，支持這一話語體系的價值觀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識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學的統治理論，并在全球范圍引起政治家、學者以及官員、實業家的共識。立于中國公共管理實踐理解治理理論時，我們深感這對重構中國民主政治知識體系，尋求善治的制度平臺和有質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擺脫市場化進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敗，在新的合法性基礎上重建社會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論資源。從社會或區域之間競爭的可持續性來看，治理理論資源合法充足的利用，應當是十分重要的社會資本的一種提升途徑。中國正在發展公共管理制度，開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識，以便為有效地治理中國提供基礎性條件，這一努力要趨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點達成共識：

首先要對政治學的知識類型的實行轉換，尤其在人為秩序與自然秩序、辯證理性與有限理性、意識形態與實證主義方法、形式主義運作和效率至上原則之間作出整合性選擇，從而使得政治科學知識在現代社會中的擔負真正來自于公民社會而不是意識形態。因為治理模式的選擇和善治目標的達成有一定的路徑依賴，而一個社會知識的狀況或稱之為存量結構總是形成發展與變革路徑的根本，知識狀況已成為制度學派分析社會問題時的一個重要變量。而不能掌握社會變革所需要的知識，其結果就會形成社會的創傷。因此當代社會發展的競爭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知識存量的長期性競爭。

篇7

素養一詞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而出現，有深刻的社會烙印。早在兩千多年前，學生發展評價更多注重“品德”的養成，無論是中國孔子培養健全人格的思想，還是西方亞里士多德提倡“公民德行”的素養，都把“德”的培養放在第一位。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社會分工明顯，職業多樣化，于是以能力為中心成為衡量一個人的指標，教育也相應的研究人的能力發展，比如皮亞杰在發展科學領域將能力解釋為一般智力，通過同化和順應雙向構建的過程實現個體和環境的交互作用；加納德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論等等，都體現著對能力的要求。隨著社會的發展，現代社會更強調全面發展的人才，傳統單一的德行、能力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催生一個新的詞匯――核心素養，于是“核心素養”成為21世紀世界范圍的教育潮流。[1]各國際組織、國家和地區都對核心素養開始了普遍關注和研究。其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核心素養指向終身學習，并提出“學會求知、學會做事、學會共處、學會發展、學會改變”五大支柱，成為一時的潮流。

我國新課改走了十幾個年頭，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為了適應國際發展和我國現階段發展對人才的需求，課程改革在進一步的探索中，黨的十提出立德樹人的教育發展目標，這無疑給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必須培養全面發展，能適應未來社會發展的人才，基于核心素養的課程改革在全國進行得如火如荼。但核心素養的實現必須依賴具體課程的實施，因此，對學科核心素養的探求成為現階段教育工作者不斷研究的新話題。所謂“學科核心素養是指學生發展素養在特定學科的表現，是學生學習一門課程之后所形成的、具有學科特點的關鍵成就，是學科育人價值的集中體現”。[2]對于思想政治學科來說，由于其課程性質是一門德育課程，肩負著黨和國家公民教育的職能，不僅具有自己的學科體系，還要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經過專家學者的商討，目前高中思想政治學科素養基本確定為四個方面：政治認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識、公共參與。

二、高中思想政治學科核心素養與三維目標的關系

新課程改革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從最開始的強調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到上一次課改的三維目標的提出，再到本次核心素養的提出，它們之間是一個不斷繼承和發展的關系。新課改只有不斷深化，才能在原有的基礎上不斷創新和前進。思想政治學科核心素養與三維目標之間的關系是在原有基礎上的繼承和發展。

（一）內涵上的繼承

所謂“三維目標”是一個目標的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是相互聯系的，即在過程中掌握方法，獲取知識，形成能力，培養情感態度價值觀。而核心素養實際上是對三維目標的提煉和整合，將知識、技能、過程、方法提煉為能力，把情感態度價值觀提煉為品格，能力和品格的形成即三維目標的有機統一，這是兩者在內涵上的一致性。

（二）高中思想政治學科核心素養的創新性

首先，思想政治學科核心素養更體現以人為本的學生觀。素養是一種內在的要求，是從內在去培養學生具備的學科品質和社會發展必備品質，更關注是知識到素養的轉化，培養學生在未來不確定性的情境中所需要的真實問題解決能力和必備素質；三維目標更多體現對學生的外在要求和期望；其次，思想政治學科核心素養主要從學生發展的角度來著手，這次課改的重要一點是教材的重新編排，以學生的核心素養為依據來編排教材，不同于過去三維目標是從教材標準的角度出發，編寫教材，要求學生應達到的標準。最后，思想政治學科核心素養更突出綜合性，核心素養并不是不要知識和技能，它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與三維目標相比，它包括知識、能力和態度等多元層面，更強調三者的統合，進一步強調情感態度價值觀的作用，應該說核心素養的角度是更宏觀和全面的。

三、培養高中思想政治學科核心素養的途徑

高中思想政治學科核心素養主要體現四個方面，即政治認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識、公共參與，這四個方面在內容上相互聯系、相互交融，在邏輯上相互依存。朱明光對這四個要素進行具體的概括，他認為從培養公民的角度從出發，對應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四個要素，就是要培養有信仰的中國公民、有思想的中國公民、有尊嚴的中國公民和有擔當的中國公民。[3]基于此我想談談作為高中思想政治教師如何培養學科核心素養。

（一）在情景體驗中培養國家認同

政治認同主要是指對我國歷史、文化、政治制度、思想意識、價值觀念的認同和追隨，是一個國家公民教育的主要內容。中學思想政治課是培養學生政治認同的主要渠道，而學生對國家的政治認同光靠簡單的思想灌輸是低效且無用的。建構主義理論認為，學生的學習是在已有知識基礎上自己主動去建構屬于自己的知識體系，只有這樣，真正的?W習才發生。首先，要營造民主平等的教學氛圍，現代教學提倡師生平等對話，只有營造平等的課堂氛圍，學生才敢于參與課堂互動，才能激發思維，喚醒學生的能動性；其次，教師應該精心準備教學設計，給學生激發思維的情景或問題，高中生是一群思維活躍，想法奇特的孩子，只要給他們足夠的情景或者問題，他們的積極性很容易被調動起來，這需要教師精心設計課程，精選貼近學生生活的案例和事件，在情境中培養學生的國家認同感。

（二）在問題探究中培養理性精神

高中階段是理性發展的高峰期，這時學生從感性認識逐步發展到理性認識，理性精神得到發展。而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培養學生的理性精神，使其成為敢于批判的理性公民。思想政治內容要想得到學生的認可，必須從實際問題中辨明思想，讓學生經歷由不疑到產生疑惑，從有疑到質疑，再從質疑到釋疑這一系列過程，這時利用問題探究能很好的達到效果。

（三）在案例分析中培養法治意識

現代社會是法制社會，法制社會關鍵就是公民的法治意識，由于受中國傳統歷史的影響，公民的法制意識比較淡薄。思想政治課要培養公民的法制意識必須要在思想上觸動學生，從思想層面去培養法治意識。案例的選擇和呈現是思想政治教學的重要方式。首先，精心選擇案例，選擇熱點案例，并且讓學生真實可感；其次，引導學生通過角色扮演、合作探究等方式分析案例，解構案例，讓學生寫自己的感悟和體會，交流分享。

篇8

關鍵詞：馬基雅維利《君主論》 政治思想 影響和評價

馬基雅維利是西方近代政治學的奠基者，他的政治思想對政治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貢獻：一方面他使政治與道德分離，政治不再是道德的附庸，開創了近代政治學的新紀元；另一方面，他使政治與宗教分離，政治不再束縛于神學，而是從人、人性出發研究政治，近代政治學終于誕生。馬基雅維利一生著作頗多：《君主論》（1513），《論提圖斯.李維的前十卷》(1513)，《用兵之道》（1521），《佛羅侖薩史》（1525）等等。

一、《君主論》

馬基雅維利在這本書中提出了一種新的政治哲學――基于人性惡觀念之上的“權力哲學”。近代政治思想也正是在這個邏輯起點上展開了一種新的理論體系。在《君主論》這本書中，作者集中論述了其君主專制理論和君子統治術思想。

全書共有二十六章。其內容基本上涵蓋了君力的形式、來源、管理和如何維持。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十一章），作者論述了君主國的性質、種類以及獲得它們的方式。君主國包括：世襲的、混合的、市民的、教會的這四種，獲取君主國的方式包括：通過自己的軍隊和能力獲得、依靠他人的軍隊和依靠幸運獲得、通過犯罪方式獲得。作者對君主國權力的來源進行了深入分析，教讀者如何對當時的形勢和權力分布進行分析，并協調這些力量。第二部分（第十二章至十四章），作者論述了軍隊的種類和君主在軍事方面的責任。軍隊包括：援軍、混合軍、雇傭軍和自己的軍隊。從政治的角度講，任何軍隊都代表了一定的利益集團，軍隊為自己實質領導服務。所以，要讓軍隊效忠，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自己的軍隊。在軍事方面，英明的君主應該整頓軍隊訓練士卒，思考戰略，博覽歷史，分析成敗。第三部分（第十五章至第二十三章），作者論述了君主應以國家利益和人民立場為重。就國內而言，明智的君主應當急民眾之所急，賞罰分明；就君臣而言，親賢臣，遠小人；就國際而言，敵友分明，立場堅定。第四部分（第二十四章至第二十六章），作者從歷史的角度，以意大利為例，分析了其過去、現在的國家和政治，并勸告當時君主爭取意大利的解放。

二、馬基雅維利《君主論》中所闡述的政治思想

首先，人性惡。馬基雅維利從經驗論的觀點出發，認為人性雖然有善的一面，更有惡的一面，但就其基本性質而言是惡的。從古到今，所有人都無一例外的受到利欲的驅使，所有人都毫無道德可言。事實上，在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上，從柏拉圖到中世紀，大多數的政治家都本著政治道德化，人性本善的觀念，用道德掩蓋政治，使政治從屬于道德。到了中世紀，神學政治論更使政治淪為神學的工具。而馬基雅維利的性惡論，一反常態，標新立異。馬基雅維利所認為的人性惡，其主要的前提就是人的自然屬性，這種惡，直接體現在世俗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爭斗與沖突。

其次，權力政治觀。權力是馬基雅維利政治思想的核心。所謂的權力就是實力，也就是《君主論》中經常提到的“能力”。馬基雅維利斷言，任何一個擁有權力的人都想擁有更大的權力，國家一經建立就面臨著對內部敵人的鎮壓和與臨近諸國的較量，只有統治者建立良好的秩序，才能鞏固法律和軍隊，進而穩定君主政權的基礎。在《君主論》中，馬基雅維利更多的是論述軍隊，武力的重要性及其對意大利統一的重大影響。并且他堅定的認為好的法律會讓整個國家強盛起來。在論述意大利歷次革命和戰役失敗原因時，馬基雅維利說：“要使得一個新近當權的人能夠獲得巨大的榮譽，莫過于他創制新的法律和新的制度。”由此可見，馬基雅維利也是十分重視法律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總之，權力就是軍隊和法律，是君主統治權獲得的基礎，是國家秩序穩定的最可靠保證。

第三，權術論。權力是政治的核心，攫取權力本身就是目的。權力的主體是君主，那么君主如何獲得權力，如何保持權力，除了依靠能力之外，君主也必須要懂得“權術”，其構成了馬基雅維利學說的另外一個重要部分。而正是由于這個權術論，也招致了后人對馬基雅維利的批評與指責。馬基雅維利強調不論研究問題還是制定策略，都應該從實際存在的生活出發，而不應該從空洞的道德原則出發。馬基雅維利認為，君主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是可以不折手段的。這就是被后人所熟知并遭到眾人抨擊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其實，我們只有真正的了解其所處的時代背景，我們才可以對他作出評價。正如薩拜因在其《政治學說史》中這樣說到：“馬基雅維利心目中的君主是機智與自我節制的化身，他同樣利用自己的美德和惡癖，這不過是對十六世紀意大利暴君的理想化寫照而已。他是那種多少有意被夸大了的在暴君統治時代被拋到政治生活前沿的人的真實寫照。”所以說，馬基雅維利作為一個具有時代特征的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無疑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

最后，共和政體思想。在馬基雅維利看來，共和政體是一個國家最為理想的政體。馬基雅維利認為國家的政體有三種形式，即君主政體，貴族政體還有共和政體。而這三種政體也有可能發生變異，蛻化成暴君政體，寡頭政體和群氓政體。在諸多的政體中，他認為共和政體是最理想的政體。但針對當時的意大利，他卻主張實行君主專制政體，因為當時意大利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君主實現統一。建立統治和維護統治是不同的，要實現理想的共和國是需要在一定的條件的，只有這些條件具備才有實現的可能，但是在當時的意大利，實現這種政體是非常的困難的。因為共和政體要以人民的德行和秩序作為前提條件，而意大利市民德行頹廢，社會已經陷入腐敗和混亂之中。而只有建立君主制，實現統一，才能為實現共和制政體奠定基礎。

三、對馬基雅維利政治思想的評價

1．對政治學的影響。馬基雅維利改變了傳統的政治學，讓政治獨立于道德，使政治學擁有了現代性。正如馬克思所言：“從近代馬基雅維利以后，權力都是作為法的基礎，由此，政治的理論觀念擺脫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獨立研究政治的主張，其他沒有別的了。”馬基雅維利的政治思想改變了西方傳統的政治學。他在吸收先人優秀成果的基礎上，結合親身經歷和個人經驗形成了劃時代的偉大思想，進行了理論創新，極大地推動了政治學的發展。

2．從時代特征的而言，馬基雅維利顛覆了中世紀傳統的神學世界觀和道德倫理學說。他生活在歐洲的舊秩序正在崩潰、國家和社會都面臨不斷迅速出現新問題的時代，試圖解釋這各種事件的邏輯意義，預測那些不可避免總要發生的問題，并設法找到在新產生的種種條件下正在形成的規律。這些規律是注定要在關系國家生存的今后政治活動中起關鍵作用。實現祖國統一是其畢生的追求，更是新時代的要求。國家統一是生產力發展到這個階段在社會領域的必然要求，馬基雅維利就是這個時代的先驅者。

3．對當時社會的影響。當時意大利內戰不止，人民希望有一位強有力的君主來實現統一，馬基雅維利的呼吁正是順應了民心。他的政治思想的目標是意大利的統一，實現途徑是有一個賢明的君主通過建立自己的國民軍，驅逐外國侵略者。當時的意大利，封建勢力頑固，資產階級的力量薄弱，需要王權的保護。因此，馬基雅維利主張用君主制來實現意大利的統一，既符合國情，也順應了歷史的發展規律。

綜上所述，在文藝復興時期，馬基雅維利一反以前的政治學家政治思想學說，開辟了新的政治革命。但是我們也應該客觀的承認他那個時代所具有的局限性。馬克思說過，16世紀以來，許多思想家“都已經用人的眼光來觀察國家，他們是從理性和經驗中而不是從神學中引申出國家的自然規律”。馬基雅維利是最早這樣做的思想家，他使“政治的理論觀念擺脫了道德，也擺脫了神學”。正因為如此，馬基雅維利與古代、中世紀的政治觀念劃清了界限，成為近代政治學的奠基人。

參考文獻：

［1］徐大同主編. 《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2］羅伯特．唐斯著. 纓軍譯: 《影響世界歷史的是本書》.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5.

［3］袁繼富:《馬基雅維利政治學說論析》.理論探討，2007，5.

［4］肖群忠:《論政治權術與政治道德的關系》.齊魯學刊，1996.

［5］王福春，張學斌：《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大學出版社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篇9

【關鍵詞】高中政治 課堂提問 要求 原則 策略

一、前言

眾所周知，課堂提問，是教學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而又比不可少的環節。其有效性和實踐性要全方位地凸顯出來。

首先，我們要增強學生政治學習的感受，真正做到引人入勝，環環相扣，營造有利于學生綜合發展的良好學習氛圍。其次要注意教學形式的靈活多樣以及教學中計算機輔助教學的運用。

其次，在課堂上，我們要從學生的認知水平和自身實際出發，根據高中政治的學科特點等，去提出貼近教材、貼近生活的問題。這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教學方式。

二、高中政治教學課堂提問六要求的具體體現

教師要有自己的教學主張，應對學生的實際情況充分了解，對于不同層次的學生設置不同的目標，不同的教學任務。通過課堂提問的不斷深入，逐步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創新的精神，為他們的終身發展奠定基礎。我們的終極目標是，學生要能圍繞問題，采取自主、互助、合作學習等方式，相互探討，得出答案或結論。

大家都知道，精心的準備，是實施高效的課堂最為關鍵的一步。沒有認真準備的話，我們的教學改革就難以實現。更不用說有效教學和學生的長期發展了。

（1）問題要有趣

平時，我們要不斷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調動學生的學習政治的積極性和熱情。目前，國際政治風起云涌，國際經濟變幻莫測，國際形勢千變萬化。不少學生對于高中政治學科的學習，總是有一種畏難情緒。他們好象時時感到困難。為此，我們盡力吸引學生政治學習的興趣。讓興趣成為教學過程中架設的一座無形的橋梁，成為聯系教與學的紐帶。反之亦然。

因此，我們要充分應用網絡和多媒體來整合一些新鮮的素材，比如說一些時政熱點話題來設置問題，或者利用學科之間的滲透等來創設問題情景。這樣來提升學生的政治學習興趣。

（2）問題要有層次

課堂提問，一要符合問題的層次關系，二要遵循學生的認知規律，循序漸進地進行。在課堂上設計的問題或活動可以圍繞不同的學生對象來進行。比如給擅長表達的學生設計辯論題，給性格內向的同學設計一般的討論題和簡答題。

（3）問題要開放

在平時的課堂教學活動中，我們提出問題的目的是讓學生多動腦，多思考。在思考中分析問題、研究問題，最終去解決問題。課堂提問時，我們必須鎖定教學目標。讓我們設計的問題和教學活動服務于教學目標和教學內容。說到問題的開放性，我們還要注意體現學生的自主、合作和探究等學習方法和手段。我們的問題設計要體現探究為主的活動。我們還可以在討論的過程中逐步地提出問題。讓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學會對材料進行分析，接著去討論問題的答案，從而加深對的問題理解和領悟。

在開放性教學活動中，教師充分利用課堂教學的情感效應來激發學生主動思考、積極探究以提高高中政治課堂效率是可行的。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是高中政治有效教學得以實施的根本保證。在開放的問答過程中，我們要多教給學生活學活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融會貫通的方法。

（4）問題要新穎

陳舊的問題會讓學生的興趣蕩然無存。課堂教學過程中，新穎獨特的問題視角能夠激發學生的想象力。我們也應該教育他們避免傳統的思維方式，鼓勵他們大膽質疑求異，鼓勵他們多想想問題的可能解決辦法。真正做到創新能力的培養和課堂教學有機的結合到一起。

課堂教學中教學方式和教學內容的革新，是現代教育區別傳統教育的本質之處。比如說，我們的政治學科的問題設置與生活緊密聯系起來，從生活中學習有用的政治知識是新課程的重要理念，也是我們判斷教學改革成功的關鍵所在。

（5）問題要全面

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進行適當的拓展。教師所提出的問題要涵蓋整個章節的重點和要點，使學生深入領會學習內容和重點知識，設問的方法和角度很多。

（6）問題要有情

高中政治課堂教學過程中，教師設計的問題要充分體現情感因素。在抓教學的同時，我們要建立和諧的師生關系，即我們要親近學生，接近學生，視生如子。加強積極的情感教育，鼓勵學生敢于改變自我。真正處理好師生關系和生生關系，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新性。激發學生的靈感，增強學生的信心，培養學生的非智力因素，促進學生的心理健康，為學生的全面成長和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長期下去，我們能夠讓學生的政治素養從情感到表_，從技能到認知，都能在情境中得到發展。

三、結束語

篇10

一、內容困境：理論與現實

高中政治學科作為一種價值認識學科，要傳導社會主義政治觀、價值觀、人生觀、道德觀。而當前的社會正處于轉型期，面對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價值選擇日趨多元。然而，高中政治教材沒有及時作出回應，教材與社會生活現實之間出現了脫節、滯后甚至相悖的現象，理論跟不上社會生活實際和變化；部分政治教師在實施課堂教學中就事論事，不能及時充實拓展教材內容，缺乏時代感，不斷重復“昨天的故事”，試圖拿著一張“舊船票”登上“新課程的客船”。

破解之道：破解這一困境必須使政治學科的內容更貼近社會、貼近現實生活，在確保有效實施國家課程目標的前提下，拓展課程資源，讓政治課堂更有實效，更具吸引力。

1.增強與社會生活實際對接的意識與能力。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是政治課教學的一大特色。學生喜歡政治課程，重要原因在于教師在課堂教學中理論能夠聯系實際，還課堂給學生，讓學生充分發表自己對現實問題的見解，拓寬學生的視野，增強他們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政治教師要具備較強的開發和利用各種課程資源的能力，利用熱點問題，拓展課堂空間。如《經濟生活》中有關“消費”這一知識的講解，教師可以就目前倡導的節儉之風、“光盤”運動，聯系學生平時的消費狀況設計問題，讓學生參與問題討論。這樣就使得教學更加貼近學生的生活，學生很有感悟。又如《政治生活》有關“國際關系的決定因素”這一內容，可以聯系當前東海、南海的領土爭端，朝鮮核試驗等現實問題，教師在課前設計好問題，學生預先收集、整理相關材料，課堂上結合課本理論加以分析點評，這樣政治課堂既增強了理論的說服力，又拓展了學生視野，增強了時代感和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2.政治教師應提高人文素養，展現課堂魅力。枯燥的理論，僵死的教條，只會使課堂失去生命力。政治學科作為人文學科，其教學過程應該是學生感悟人文精神的過程。“女媧補天”“精衛填海”“西西弗斯永不停頓地推石上山”等故事表達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不屈意志；海明威作品中老人與海的搏斗、魯賓遜在荒島上的漂流，則更多地表現了人面對自然的偉大與主觀能動性等等，政治教師要增強與相關學科領域對話的意識與能力，善于學習、了解相關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善于吸收其合理成分并為我所用，增強理論的說服力和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如《哲學生活》教學中，教師可以引用各種典故、詩詞、成語等文學素材，以增強教學的趣味性，使學生充分感受到人文的熏陶和生命的價值。

二、方法困境：灌輸與引領

政治課靠“灌輸”的傳統做法面臨著進退兩難的困境。靠課堂說教，政治課就會變成枯燥的代名詞。而政治課肩負著對青少年學生進行基本理論的教育、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歷史重任，因此課堂中“灌輸”的成分似乎又多于其他學科，再加上有些教師不注重研究教學教法，將德育課視同一般知識課進行“填鴨式”“注入式”的教學，降低了德育的效能，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課堂的吸引力。

破解之道：教育不能簡單化，就像人需要鹽，但不能直接讓人吃鹽一樣，政治教育需要教師不斷思考與探索，并在此基礎上豐富教學方法與教學手段，讓政治課堂不再那么“沉悶”。

1.嘗試“多課型”教學。政治課教學方式要更加豐富、多元，如“問題導向型”“演講型”“項目研究型”“辯論討論型”“互動實踐型”等等，要大膽革新教學方法，用靈活的教學形式、教學手段來組織教學。創設教育教學情境，使課堂教學更貼近學生生活，更符合學生的心理需求，這樣政治教學的教育效果才能最大化。

2.學生參與課堂“熱點”討論。政治教師應時刻關注學生生活中的“熱點”并適時適當地運用，以增強課堂的感染力和學生的情感體驗。如學生大多會面臨如何處置自己的壓歲錢問題，在講《經濟生活》“投資理財”這一內容時，教師在教學時可以讓學生自己制定理財計劃。在學習《經濟全球化》這一內容時，教師可以呈現中國入世以來國內經濟的發展和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兩段視頻，并適時提出可供辯論的話題：經濟全球化是“鮮花”還是“禍水”？根據自己所見所聞談談看法。將學生進行分組，組織學生開展課堂辯論，學生的思維異常活躍，廣泛參與，教學效果明顯好于簡單的“灌輸”式教學。

三、價值困境：功利與素養

江蘇目前實施的高考模式，使得有些師生對待作為等級學科的政治學習顯得過于功利，高中政治應試化，強調答案的統一、唯一，忽視了學習過程的研究與探討，政治課在客觀上日趨邊緣化。

破解之道：政治教師要摒棄一些功利的思維及做法，著眼于政治學科的長遠發展，創設學生思維情景，全面提升學生素養。

1.政治課應流淌生命的活水。課堂、知識是有生活味的，一個沒有生活情趣的老師，他的課堂怎么會有生活味，學生又怎能喜歡這樣的課堂？要使政治課堂更有吸引力，教師僅有勤奮的態度還不夠，更需要知識、生活經歷的支持，需要教師用智慧去探索。一位特別喜歡政治學科的學生曾在文章中寫道：班級政治教師的課有“立體感”，能引領學生透過政治活動表象，試著去探究活動背后的緣由、發生發展過程及規律，產生的影響及啟示，學生自然會聯想到當下的生活和未來的生活，這無疑會激發出求知的熱情，引發對社會和人生的思考。因此政治教師要不斷提升自身的素養，讓閱讀成為教師生活的一部分，通過閱讀提升我們的專業素養，豐富我們的視野，相信一位知識淵博的教師將更受學生歡迎，課堂教學也更有韻味。

2.創造問題情境，提升學生素養。純粹的知識傳授不是教育的目的，知識是創新的起點。政治學科是與現實結合很緊密的學科，學生有了一定的基礎知識后，下一步便是創設情境，利用現實生活鮮活的材料，激活學生的創新思維，提升學生的思維素養。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理論聯系實際，用學到的知識及分析問題的思維方法分析實際問題。在學習《哲學生活》歷史唯物主義這一內容時，教師在課堂中設置了這樣一個價值沖突的生活場景：“面對摔倒的老人，到底是扶還是不扶？”這樣的設問會引發學生深層的思索，在分析中自我感悟，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增強社會責任感。還可以根據當時國內外的時事熱點，以巧妙的發問激發學生思考，提取材料中的有效信息，多角度地思考問題。例如在分析問題、時，教師可以設置三個問題：運用國際社會相關知識，分析中國維護國家的理論依據；分析日本、菲律賓等國行為的錯誤之處；作為普通公民，我們該如何理國？問題層層遞進，培養了學生發散思維的能力，深化了學生多問、靈活、獨特的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