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的概念范文
時間：2023-12-21 17:18:39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氣候變化的概念，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全球氣候變化；植物地理學；植物分布；教學
中圖分類號：G642.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2）12-0188-02
一、教材分析
全球氣候變化尤其是近代氣候變化對植被、植物資源的影響已經成為植物地理學研究中的熱點問題，但目前中國高校采用的教材中普遍缺失對這部分內容。為使學生了解研究前沿、拓展知識面，有必要在植物地理教學中補充這部分內容。全面闡釋全球氣候變化與植物分區變化的關系，內容應包含三部分：（1）氣候、氣候變化的概念，氣候變化的分類及特征；（2）地質時期尺度上的氣候演變與植物分布區的關系；（3）近代全球氣候變化趨勢下植物分布區變化預測的研究進展。在本教案設計中以第二、第三部分為主要內容。第二部分主要參考武吉華主編的《植物地理學》第二章第二節中“環境演變與植物分布區的變化”；第三部分為作者綜合、總結文獻而成。
二、教學目標
1.理解氣候變化的基本概念、特征、分類。
2.了解氣候變化如何影響植物的生長和分布。
3.理解地質時期尺度上的氣候演變與現代植物種分布區的重要影響。
4.理解近代全球氣候變化的主要特征，及全球氣候變化對植物分布區影響。
5.聯系實際，人類應如何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
三、教學內容的重點及難點
1.重點：不同時間尺度上氣候變化的特征及其對植物種分布的影響。
2.難點：近代全球氣候變化特征及其對植物分布區的影響。
四、設計思路
1.先概述氣候變化的基本概念、分類和特征，再分述不同時間尺度上氣候變化對植物中分布的影響，最后聯系實際，分析人類如何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設計問題程序環環相扣，教給學生建立知識網絡、理清知識線索的學習方法。
2.注重聯系實際，讓學生搜集資料并分析近代氣候變化的特征及其對植物分布的可能影響。引導他們思索人類應該如何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變化。
五、教學過程
本文重點分析“不同時間尺度上氣候變化的特征及其對植物種分布的影響”這一重點知識來體現設計思路，流程如下：
（一）概述氣候變化的基本概念、特征及分類
講述氣候變化對植物分布的影響，首先學生需要明白什么是氣候變化。考慮到本課程是對自然地理專業的學生開設，這個專業的課程安排中另有一門《氣象學與氣候學》中會詳細講述氣候學的基礎知識，所以這部分內容只需簡單明了地帶領學生溫習一下相關知識點。
（問題設計）以問題引入。師：“昆明號稱‘春城’，天氣宜人，四季溫差不大”和“今天氣候不好，出去別忘記帶傘”這兩句話有什么問題？什么是氣候？和天氣是一回事嗎？以此引導學生對比天氣和氣候的不同，從而理解氣候的概念，并突出氣候“多年常見”和“某地區特有”這兩個特征。在此基礎上氣候變化的概念也就呼之欲出，非常容易理解了。
（課件展示）
需要掌握的知識點：
1.概念：天氣：短時間的大氣過程和現象。當代氣候：按照世界氣象組織（WMO）的規定，以30年為整編氣候資料時段長度的最短年限，每過10年更新一次。氣候：指某地區多年間常見的和特有的大氣過程和現象的綜合。氣候變化：氣候平均狀態統計學意義上的巨大改變或者持續較長一段時間（典型的為10年或更長）的氣候變動。
2.氣候變化的分類及特征。（1）從跨越的歷史時期來看，氣候變化可以分為：a地質時期的氣候變化：時間跨度最大，變化周期最長的氣候變化；b歷史時期的氣候變化：距今1萬年以來的氣候變化；c近代氣候變化：最近一二百年有氣象觀測記錄時期的氣候變化。（2）氣候變化的特征：a全球氣候一直處于變化之中，變化是常態。b時間越長，氣候變化幅度越大，如以105年為單位的亞冰期和亞間冰期溫度變幅可達10～15℃；而以101～102年為單位的近代氣候變化溫度變幅
（二）不同時間尺度上的氣候演變與植物分布區的關系
地質時期尺度的氣候變化對植物種分布區的影響。（探究活動）
材料1：播放多媒體材料“森林之歌——銀杉”。師：大家看到的這種美麗植物叫做銀杉，是20世紀50年代我國植物學家陳煥鏞教授和匡可任教授在廣西花坪發現的松科植物的新屬、新種。由于銀杉產自中國，葉的背面具有兩條銀光閃閃的氣孔帶，所以兩位教授就把銀杉的屬名定為Cathaya（“華夏”之意），把種名定為argyrophylla（“銀色的葉”之意）。銀杉被植物學界公認是世界上最珍貴的植物之一，享有“植物中的熊貓”的美譽。目前只有我國一些低緯度的群山高聳、地形復雜的局部地區，如廣西龍勝、四川南川金佛山以及貴州道真縣一帶有分布。但植物學家們曾分別在北緯62°的原蘇聯西伯利亞地區和法國西南部的第三紀地層中發現過銀杉的球果化石和花粉化石。這說明了什么？答：說明銀杉的分布區域曾經向北深入到歐亞大陸。師：使銀杉“退縮”的原因是什么？答：各種植物有自己適宜的氣候條件，銀杉曾經廣泛分布于氣候溫暖適宜的歐亞大陸。第四紀冰期的降臨，冰期時高緯度地區和中緯高山首先變冷，原有植物一代一代向南方和低處遷移，因此銀杉的分布區域向低緯度溫度較高處退縮。銀杉這個例子說明地質時期氣候變化對植物分布的影響。并由此例導出地理殘遺分布的概念。這種第三紀時分布很廣的植物在冰期時分布范圍急劇縮小，至今仍僅保存狹小的分布區，這類情況稱為“地理殘遺分布”，這種物種叫“地理殘遺種”。
材料2：落葉松屬在歐亞大陸的分布（示地理替代種類）圖（《植物地理學》第39頁）[1]。
師：請同學看圖，分析為什么落葉松屬植物的分布不連續，而是呈現間斷分布呢？答：在第四紀冰期來臨之際，古氣候變化導致落葉松向南擴展；當第四紀冰期結束后，氣候回暖又使落葉松轉向后方退縮，返回原地時因兩地植物已混雜，便形成分布區間斷。（課件展示）總結上述材料，可以得出知識點：地質時期尺度的氣候變化對植物種分布影響嚴重，通常可以造成某些物種在山地的間斷分布，或者形成新的特有分布的規律。
（三）近代氣候變化特征及其對植物分布影響的預測研究進展
（過渡設計）20世紀后期以來人們開始認識到人類所面臨的許多全球性問題，如自然災害環境污染、氣候變化、資源匱乏等。以“氣候變暖”為突出標志的全球環境變化已經引起了科學家、各國政府與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雖然從目前已有的研究結果來看，短時間尺度內的氣候波動僅會造成植物分布區呈現擺動趨勢，而造不成嚴重影響。但如果近代氣候變化趨勢持續下去，未來植物分布所受的影響仍不容忽視。這部分內容利于學生了解研究前沿和熱點，在教學過程中主要采用啟發發現式教學法。（探究活動設計）課前安排學生分組，搜集近代氣候變化相關的文獻資料，由各組在課堂上分別總結近代全球氣候變化的特征及可能原因。在討論中學生對近代全球氣候變化的主要特征——溫度升高、大氣CO2濃度升高達成共識，在此基礎上再引導學生思考預測氣候變化在未來對植物個體及分布影響的方法，并根據已經學過的植物與生存環境間的關系分析近代氣候變化對植物分布的可能影響。師：如何準確評估陸地生態系統對于全球變化的響應，以最大限度地減小全球變化的不良影響是全球變化研究者面臨的嚴峻挑戰。目前最常用的預測當代和未來的氣候變化產生的影響的方法是情景驅動影響法。
需要了解的知識點[2]（課件展示）：
1.預測氣候變化對植物分布影響的方法：目前最常用的預測當代和未來的氣候變化產生的影響的方法是情景驅動影響法。這種方法常常用50～100年的氣候變化情景去驅動生物物理環境變化模型。
2.預測氣候變化對植物分布影響方法的步驟為：（1）采用情景假設的方法模擬未來氣候變化。（2）在不同氣候變化情景下再根據植物或植被分布與環境因子定量關系來模擬氣候變化對植被分布的影響。
3.在分析氣候變化對植物分布影響方面，主要進行兩個層次分析，一個層次是分析單一植物物種分布變化，另一層次考慮植物群落或植被分布變化。（課后活動）
（1）通過查找資料，分析氣候變化的概念形成及影響等（拓展課堂問題）；（2）分組調查近代氣候變化對家鄉植被或農作物的影響，思考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探究生活實際問題）。
參考文獻：
篇2
由于環境問題新興產生，國際法中并無已有的公約或慣例可以直接援引來解決此類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而言，該類問題的出現導致國際法的空白。針對氣候變化問題引發的大規模難民遷移現象最早從引入環境難民的概念開始研究。
一、氣候難民的界定
探討氣候變化引發的大規模難民的救助機制，有必要首先界定這類難民的范圍，明確氣候難民不等同于環境難民。聯合國難民署國際移民組織和難民政策小組于 1996年在瑞士日內瓦召開了"國際環境誘發移民和大規模移民對環境影響研討會"，會后發表的《原則聲明》中將"環境誘發性人口遷移"分為五類[1]，雖然聯合國難民署沒有直接使用"難民"的稱謂，所謂"環境移民"實際同"環境難民"無本質區別。詳細分類見下表：
可見，氣候變化引發難民被難民署劃分為不可返回性緩發移民，作為環境難民的下屬概念。哈佛大學國際人權研究所的Bonnie Docherty在其文章中提出了climate change refugee這一概念，并且在Biermann and Boas提出的環境難民概念的研究基礎上批判性總結出氣候變化難民的六項要素：(1)Forced migration;(2)Temporary or permanent relocation;(3)Movement across national borders;(4)Disruption consistent with climate change;(5)Sudden or gradual environmental disruption; (6)A "more likely than not" standard for human contribution to the disruption.[2]
本文認為使用上述要素來界定氣候難民的概念是可取的。針對第二項，本文認為氣候變化導致的難民絕大部分屬于不可返回性的，若是可返回性的，在解決的困難程度上相對容易，因此暫定重置為永久性的更具針對性。此外，第四項和第六項要求迫害應當主要由人為原因導致的氣候變化所引起，實踐中相關機構如果要進行鑒定可能存在一定困難，因此還需要借鑒其他專業技術性較強的機構進行協助鑒定。
綜上所述，本文中"氣候難民"是指由于氣候變化導致的環境惡化，迫使跨越國境并永久性離開其居住地的人。
二、氣候難民可否納入聯合國難民署的保護范圍
目前國際法上關于難民問題主要規定于1951年《關于難民地位的公約》和1967年《關于難民地位的議定書》，其中有關難民的定義是國際法上認定難民的主要依據。《關于難民地位的公約》第1條第1款(乙)項將難民定義為：
"(乙)由于1951年1月1日以前發生的事情并因有正當理由畏懼由于種族、宗教、國籍、屬于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國之外，并且由于此項畏懼而不能或不愿受該國保護的人;或者不具有國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經常居住國家以外而現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懼不愿返回該國的人。"
據此，氣候難民并不能滿足難民署對于難民的認定條件。雖然實踐中有國際組織嘗試對難民概念進行擴張解釋，如1969年《關于非洲難民問題的公約》及1984年《卡塔赫納宣言》都對"難民"進行了擴展，但是尚未將"環境因素"考量在內。那么基于難民定義產生的背景和運作機制，有無可能擴大解釋"難民"定義，使得氣候難民被納入其保護范圍?
二戰后，國際社會逐步建立了一套處理難民問題和保護人權的指令、法律和條約，列明了保護范圍及具體給予何種法律保護。《關于難民地位的公約》是美國與蘇聯為逃離敵對陣營迫害的難民提供庇護以達到打壓對方為目的的政治博弈。[3]該公約的產生帶有一定的時代性和偶然性，單純就環境問題再次給予各大國救助責任實屬難事，因為其無法律上的動機承認"環境難民"為難民，亦無動機提供援助。從該公約形成的歷史背景分析在當今國際社會擴大解釋難民定義的可行性不大。
其次，從難民署的執行機構來講，聯合國難民署僅是國際援助機構，而非凌駕于國家之上，無任何強制執行力，其開展難民保護工作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使整個難民權利國際保護工作舉步維艱，無力將保護范圍擴展至氣候難民。
最后，從聯合國難民署運作機制來講，經費問題入不敷出嚴重影響了現有難民救助工作的效率。難民署大部分資金來自于發達國家的自愿捐助，僅不到5%的資金來自聯合國的行政預算，且其支出逐年上升，從7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1億美元增長到1993年的13億美元[4]。 難民署對于現有的難民尚且安置不好，對于擴大解釋的環境難民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此將氣候難民納入難民公約給予保護并不是有效可行的途徑。
三、 氣候難民可否納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機制予以保護
氣候難民問題的引發是由于發達國家早期工業化發展中溫室氣體的排放所致。近幾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就氣候變化問題頻繁組織國際會議，且參與國廣泛。該機構對于氣候問題的研究具備較強專業性，其在建立的基金組織及分配各國責任方面很有成效。因此，本文試圖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找到解決氣候難民問題的依據和思路。
(一)建立保護氣候難民機制的法律基礎
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四條第四款有關承諾的條文規定，"附件二所列的發達國家締約方和其他發達締約方還應幫助特別易受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發展中國家締約方支付適應這些不利影響的費用。"其中第八款規定，"在履行本條各項承諾時，各締約方應充分考慮按照本公約的需要采取哪些行動，包括與提供資金、保險和技術轉讓有關的行動，以滿足發展中國家締約方由于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和/或執行應對措施所造成的影響，特別是對下列各類國家的影響，而產生的具體需要和關注：(a) 小島嶼國家;(b) 有低洼沿海地區的國家……" 上述兩條明確規定了對于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尤其是小島國和低洼沿海地區國家的特殊保護措施。本條可以作為設立保護氣候變化難民公約的法律基礎。召集締約方發起廣泛磋商，由大會主持擬定保護氣候難民議定書，并依據公約設定必要的執行機構。其中第七條第二款詳細規定了締約方會議職能，包括設法動員資金，設立其認為履行公約所必需的附屬機構，酌情尋求和利用各主管國際組織和政府間及非政府機構提供的服務、合作和信息等。
(二)建立保護氣候難民議定書的原則
根據框架公約第七條第五款的規定，其締約方會議作為本公約的最高機構，可以召集特別會議從而嘗試達成初步文件，即《保護氣候難民的議定書》，該議定書的訂立應當堅持如下兩項基本原則：
第一，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5]，秉持氣候難民的保護始終是全球性的責任，是人類共同承擔對于環境破壞的責任，在責任的分配和資金繳納方面仍舊適用框架公約下的這一基本原則。
第二，國際合作原則[5]，《聯合國》序言部分以及第一條第三款都提到了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問題的原則。本議定書更應該明確該原則，倡議各主權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為其早期工業化發展歷程排放溫室氣體導致海平面上升給島嶼國帶來的威脅承擔相應的責任，為主權國家設定有限的接受氣候難民的義務。
議定書在實質內容的擬定中，應該關注到重新安置是保護氣候難民權利的主要工具，它更側重于客觀有計劃的自愿重新安置遭受氣候影響的人口，而非單純的應急和救災;其次，接納國必須將氣候難民作為永久難民，并給予不低于一般外國人的待遇;最后，該議定書針對的救助對象是團體而非個別難民，在認定程序方面應當考慮集體認定。設立氣候難民特別工作組，主要負責該議定書的執行并監督各個締約國對氣候難民的人權保護，負責和其他國際組織機構之間的合作。建議將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作為該特設小組的輔助機構，其項下三個工作小組可以提供大量的專業咨詢意見和數據統計，協助鑒定審核申請國所受氣候影響，難民身份的認定及難民遷移的緊迫性和必要性等。
(三)建立保護救助氣候難民的資金機制
有關資金機制值得探討的一點是依據議定書建立一個新的單獨的基金組織，還是在已有的基金組織中設立附屬機構比較可行。本文更傾向于借助已有的資金機制，在原有的框架之下增設。具體而言，在框架公約中已經存在一個現有的資金機制，框架公約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茲確定一個在贈予或轉讓基礎上提供資金、包括用于技術轉讓的資金機制。該機制應在締約方會議的指導下行使職能并向其負責，并應由締約方會議決定該機制與本公約有關的政策、計劃優先順序和資格標準。該機制的經營應委托一個或多個現有的國際實體負責。"
目前這個實體就是全球環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簡稱"GEF")，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旨在保護全球環境的項目資金(包括贈款和貸款) 的金融機構。其所資助的項目包括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等七個項目。該基金組織目前運作良好，其項下分管多支基金，平均每年發放大約25億美元。其中氣候變化特別基金，接受自愿捐贈來解決氣候變化的適應及其他問題。[6]在全球環境基金氣候變化這個項目下目前有兩個子項目：項目一旨在幫助發展中國家在可再生能源及能源效應等領域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項目二旨在增強對發展中國家氣候適應的能力、知識和技術支持。據《全球環境基金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一屆會議上的報告》可知，截止2009年，全球氣候基金已投資27億美元支持項目一的發展，約172億美元在項目聯合融資上。
鑒于對上述兩個項目的研究考察，本文認為該基金機制的實施效益非常可觀，建議應該在氣候基金項下再設立第三個項目，作為氣候難民保護議定書的財務機制，向經申請鑒定，面臨氣候問題需要遷移的難民群體提供安置費用。雖然遷移費用是一筆龐大的費用，但是從目前的解決機制而言，在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建立氣候難民議定書并設立氣候難民保護基金不失為解決氣候難民資金問題的出路。
作者：王雪梅 來源：青年科學·教師版 2014年10期
篇3
摘 要：我國在歷史發展的階段中，在國際會上已經采取恰當的方式應對氣候變化下對推動成像規劃理念的轉變工作，是當前相關部門值得思考的一個話題。隨著成像規劃理念的不斷深入，一定要堅持走可持續發展的路線，從而采取節約資源以及調節能源兩個方面來探討此話題。
關鍵詞：氣候變化；城鄉規劃；理念轉變；分析
由于氣候變化作為人類實現可持續發展中的一個難題，主動應對氣候變化，無論是對我國經濟發展還是對人民群眾的利益都有著重要的意義。而在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同時，也是推動城鄉規劃理念轉變的關鍵所在。基于此，本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從而提出合理化建議，提供給相關人士，供以借鑒。
1 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歸根到底是發展問題
從應對氣候變化的本質上看，應當堅持減緩、適應、技術轉讓和資金支持同舉并重。應對氣候變化同各國發展階段、生活方式、人口規模、資源稟賦以及國際產業分工等因素密切相關。應對氣候變化絕不能僅僅就環境v環境，就能源講能源，而應該且只能在發展過程中推進，也只能靠共同發展來解決。
需要強調的是，應對氣候變化應當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堅持巴厘路線圖的授權，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堅持可持續發展。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一方面對于優化能源結構、保護環境、減排溫室氣體、應對氣候變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當前，國際能源供需不均衡的區域性矛盾和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甚至于產生國際社會的沖突。各國經濟發展都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能源市場格局變化與價格波動的影響，因此發展可再生能源也是各國共同面臨的挑戰，是開拓新的經濟增長領域、促進經濟轉型、擴大就業的重要選擇。
城鄉規劃工作者應當清醒地認識到轉變城鄉規劃理念、調整能源結構的重要性，應當統籌協調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環境保護的關系，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堅持以人為本，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實現人與自然和諧。
2 以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的理念研究城鄉規劃理念的轉變
2.1 新的發展模式下城鄉規劃應當遵循的原則
從以往的角度來講，相關部門在生產的時候大部分都會傾向于怎樣控制排放情況的角度進行考慮的，當前在面對氣候變化的形勢下，筆者建議相關人員要依賴于消費的角度去對新型產業進行不斷研究，研制出可以滿足未來發展的行業，這樣就不能僅僅只對消耗情況引起重視，還需要從消費理念做好深入分析，從而對資源環境問題做好詳細的分析。從這個角度來看，對于城市規劃的理念來說，應當遵循系統原則的方向發展，并且始終堅持科學的態度，對城市規劃的發展做好認真的分析，不管是在編制方面還是在管理工作中，都需要盡可能將消費形式以及政策手段不斷優化。
無論是對城鄉編制還是在實際施工的時候，僅僅呈現出單一的概念以及原則的認識是不科學的。應當始終堅持科學態度，并采取相應的解決措施。倘若只是傾向于某一單一目標，那么不但不能處理好問題，而且還會存在炒作的嫌疑。在這里筆者建議，系統原則作為城市規劃理念的原則，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手段一定也是系統的。
2.2 清潔生產、綠色經濟、概念辨析
綠色經濟是在生態經濟學的基礎上，強調人類經濟發展與自然生態資源的相互依賴以及人類經濟活動對氣候變化的相互影響。在全球經濟危機時，聯合國環境署呼吁制定全球綠色協議，鼓勵各國政府支持本國經濟向“更綠“的經濟轉型（UNEP，2008年10月22日）。一般認為綠色經濟是指人們在社會經濟活動中，通過正確地處理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高效地、文明地實現對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從而使生態環境持續改善和生活質量持續提高的一種生產方式或經濟發展形態。
清潔生產是推動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社會建設的最基礎的工作，是長期以來世界共同關注的問題。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本質上是在不同角度討論地球容量和經濟發展的關系，是在經濟活動中注重防治生態過度惡化帶來人類和自然界生物生存環境惡化的過程。無論是清潔生產、綠色經濟、低碳經濟還是循環經濟，都是把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保護協調起來，通過污染防治、發展可再生能源、節能減排來實現人與自然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實現生態文明。
3 能源結構調整和可再生能源的應用將主導城鄉規劃的理念轉變
3.1 促進城鄉規劃的理念轉變的具體行動
第一，對經濟結構及其能源供應方式加以優化，從而促使其得到低碳生產的效果，利用產業結構調節以及發展形勢的轉變，能夠維持經濟增長以及就業機會之間的聯系。相關部門應當加大處理好新型產業發展中具有的限制，積極促使新型產業可以在技術上不斷創新，最大程度發揮出自身的價值，將低碳能源在總體結構中的比例不斷提升，促使城鎮化發展中可以使能源效率得以優化。
第二，從建筑發展的角度來看，應當始終堅持以綠色建筑為主的理念。盡可能起到節約資源的作用，靈活使用太陽能等可以再生的資源。相關人員需要對經濟政策及其市場體制進行深入探討，并把新型能源朝著有發展前景的方向發展，最大程度使用區域可再生能源具備的優點，制定切實可行的設計方案，無論是在設計方面還是在材料的使用方面都應當使用可再生資源加以充分利用。
3.2 科學規劃、因地制宜、探索和實踐我們的理念
隨著當前城鎮化腳步的日益加快，不管是對城市也好還是對鎮也罷，所消耗的能源數量一直上升。處理好城市、鎮發展中所產生的能源問題，制定切實可行的計劃，并依據城、鎮的實際性質以及功能進行確定，對其評估手段以及指標系統加以明確，充分了解城鎮生產以及消費的具體情況，從而找到問題原因，給出科學的評價方法，減少資源過度的消耗。積極促使使用新能源的試點工作。不斷開發新能源產業，從而建立一個清潔的能源系統，最大程度發揮出城鄉規劃的價值，有效落實新能源推廣理念，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從而為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奉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結束語
通過以上內容的論述，可以得知：即使得到主題研究的結果在實際落實中會使一個非常艱難的任務，然而從當前的發展形勢來看，需要處理好城鄉發展中的一些問題，并鼓舞規劃人員行動起來，不斷的努力，做好反思，進行深入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夠妥善面對氣候變化下所形成的新挑戰，確保城鄉規劃工作可以達到前瞻的效果，為城鄉規劃工作的開展創造有利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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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發興，王偉峰，楊揚.國內低碳風景園林發展述評[J].南方林業科學，2015（04）.
[3]王睿，陳筠婷，滿寧生，邱一桓.廣西農村沼氣發展規劃途徑探求[J].中華民居（下旬刊），2014（09）.
篇4
期以來，中國農業可以歸納為四個字――“靠天吃飯”。這既道出了農業生產的規律，也說出了農民心中的無奈。
農業是中國重要的戰略性基礎產業，中國的農業事關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糧食安全。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之下，近年來，中國農業正試圖打破“靠天吃飯”的魔咒。
近日，由農業部與世界銀行共同實施、由全球環境基金資助的“氣候智慧型主要糧食作物生產項目”在北京啟動。
事實上，氣候智慧型農業項目已經在喀麥隆、贊比亞等非洲國家和越南等東南亞地區開始實踐，并初步取得了成效。中國加入氣候智慧型農業項目，可以讓中國農業以更為積極的態度應對氣候變化，也以更主動的行動保障糧食安全和發展現代農業。同時，氣候智慧型農業項目在中國的嘗試，也面臨著機遇與挑戰。
農業的雙重角色
在氣候與農業的相互關系中，農業具有雙重角色。
一方面，農業是氣候變化影響最直接的行業。2009年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IFPRI）公布的一份預測結果顯示，如果全球變暖趨勢得不到控制，2050年將發生全球規模的糧食減產以及物價高漲。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今年的第5次評估報告中也指出，增溫2℃或更高，會對熱帶和溫帶地區的小麥、水稻和玉米的產量產生負面影響。
“全球氣候變化對糧食安全的影響很大，如果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不積極應對，那么將有很嚴重的后果。”江西財經大學國貿學院教授李秀香表示。
為什么氣候的變化能給農業生產帶來極大的不穩定性？
在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研究員李茂松看來，有三大因素。
“第一，農業是有生命的產業，無論種植、畜牧、養殖，對象都是有生命的有機體；第二，農業生產過程具有不可逆性，進入某一生產階段之后就不能再從頭開始；第三，農業生產系統整體上是開放的，并沒有自我調控的機制。”
另一方面，農業也是溫室氣體的重要排放源。據聯合國糧農組織估計，農業各相關領域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約占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在中國，農業生產活動占全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11%。
為了更好地應對日益劇烈的氣候變化，2010年10月28日，在聯合國糧農組織發表的報告中，“氣候智能型農業”第一次被提出。
聯合國糧農組織對“氣候智能型農業”的定義是：能夠可持續地提高工作效率、增強適應性、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并可以更高目標地實現國家糧食生產和安全的農業生產和發展模式。
作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新型農業發展模式，氣候智慧型農業旨在走高產高效低排放的農業之路。
農業部科學教育司副司長、“氣候智慧型主要糧食作物生產項目”國家項目辦主任王衍亮在項目啟動儀式上指出，氣候智慧型農業將探索如何在確保糧食安全和農民收入的同時，又做好農業的節能減排。
事實上，為了加強對氣候變化的應對，學界曾提出過“低碳農業”“循環農業”及“綠色農業”等多種農業發展模式。
相比之下，氣候智慧型農業的發展模式是一個更為綜合的概念。“氣候智慧型農業是一個更高層面的農業發展形態，是在以前發展理念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以更高的標準、智能化應對氣候變化的農業發展模式。”李秀香說。
作為一種新的農業發展模式，李秀香認為，氣候智慧型農業項目更強調減排性、適應性和高效率。“首先是運用智能技術達到農業減排目的，減少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等溫室氣體的排放，減少農業對氣候的影響；其次是運用智能技術使農業適應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例如運用物聯網、傳感及云計算等技術實現對農業生產、儲存、加工和銷售以及包括氣候、土地和水資源等在內的農業生產條件的智能化監測、控制和管理。此外，這個概念還強調了高效的農業政策。”
據悉，在中國糧食主產區試點的“氣候智慧型主要糧食作物生產項目”，將通過引進國際氣候智慧型農業理念和技術，重點開展減排固碳的關鍵技術集成與示范，提高化肥、農藥、灌溉水等投入品的利用效率，增加農田土壤碳儲量，減少作物系統碳排放。
“以前的概念往往只側重某一個方面，氣候智慧型農業是對之前眾多發展理念的融合、創新和超越，且更強調智能技術的運用。總的來看，如果智能化工業被稱為工業4.0，那么氣候智慧型農業就應該是農業4.0。”李秀香說。
國外探索與中國經驗
雖然氣候智慧型農業的概念提出時間不長，但是在國外農業發達國家，一些應對或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已經開始了探索之路。
以越南為例，其北部地區普遍種植玉米，氣候變化致使當地的土壤侵蝕不斷加劇，在越南開展的氣候智慧型農業項目引進了咖啡和茶葉等多年生作物，借此種方法保持水土。
“IPCC根據全世界的科學研究的現狀提出了三個環節。第一是論證，識別氣候變化的風險，并且把它納入到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中；第二要分析適應技術，選項識別、風險評估、評估權衡；第三是實施，實施以后再認識。”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林而達表示。
在實踐中，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及部分歐洲國家，在農業的減排固碳方面已經頗有經驗。
“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往往會采用輪耕、休耕增強土壤的固碳能力，在農田的周圍，還會保留農業濕地，同時，間隔耕種也是一種減碳防蟲的好經驗。”李秀香說。同時，國外也正在探索實施更為高效的農業政策。
“例如天氣指數保險政策。”李秀香說，“即把直接影響農作物產量的氣候條件損害指數化，以客觀的氣象要素閥值，如溫度、降水、光照和風速等，作為理賠依據。如果發生農業災情，以往要查清損失后，再給予補償。實際上，要查明損失十分困難，而天氣指數保險則高效得多，譬如若水稻低于-5℃，損失就會發生，那么，天氣預報（-5℃）就成了理賠依據，無須損失調查。”
李茂松認為，與國外的經驗和探索相比，其實中國的農業文明早就闡釋了氣候智慧型農業的精髓。“二十四節氣就告訴我們什么時間應該做什么事情，二十四節氣名稱上就有適應氣候變化特征的經驗的總結。”
“我們中國有句話叫‘順天時應地利’，其實這就是氣候智慧型農業的含義，不要與自然規律作對，不要與自然為敵，而要趨利避害。”
發展瓶頸
2013年2月，氣候智慧型主要糧食作物生產項目獲得批準。
中國中部地區的兩個產糧大縣――河南省葉縣和安徽省懷遠縣成為了該項目在中國的兩個示范區。本項目利用世界環境基金的510萬美元，項目縣按1∶5配套，項目總資金為3143萬美元。
據悉，項目從2015年年初正式實施，為期5年。目前，葉縣和懷遠縣已經開展了項目的籌備工作，在地方農業部門的網站上，該項目的移民安置政策框架、環境保護實施規程以及病蟲害管理計劃文件已經公布。
今年3月，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對葉縣和懷遠縣兩地進行了深入調研，了氣候智慧型農業項目的《社會影響評估報告》。報告指出，在葉縣和懷遠縣分別劃定的5萬畝項目區內，所涉的社會因素較為復雜，可能將面臨勞動力女性化和老齡化、村級組織化程度低、科技意識和環境意識不高等制約因素和潛在社會風險。
針對項目開展可能面臨的障礙，報告提出了以開展培訓、加強技術服務、采取激勵措施、明確資源分配為主要原則的十幾條對策。
氣候智慧型農業項目對糧食安全、節能減排和氣候適應“三贏”提供了新的途徑，但是項目在中國真正的生根發芽，還面臨著切實的挑戰。
“現在主要的問題一方面在于農業智能技術人才短缺，技術推廣和綜合利用跟不上。”李秀香說，“另一方面，農村氣象預報設施以及智能技術設備普遍較少，僅防災減災都難應付，若實現智能生產與管理則更難，這也正是發展氣候智慧型農業的桎梏。”
“一家一戶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狀態，也對氣候智慧型農業項目的推廣有一定的束縛，不過現在土地確權之后，土地能夠向大企業和大經營戶集中，對發展氣候智慧型農業有極大的促進作用。”李秀香表示。
鏈接
中國糧食主產區的氣候智慧型項目
本項目由環球基金會（GEF）出資，中國農業部和世界銀行組織實施，符合GEF的第5個操作計劃的目標（即克服提高能效和節能方面的障礙），將通過推廣農業主要投入品節約技術和農業土壤固碳增匯技術促進中國農業生產方式轉變，有效降低主要農業投入品的投入，實現高效使用，進而實現農業N2O等溫室氣體減排。
項目包含的活動針對提高農業糧食作物生產減排和增加土壤固碳碳匯以及促進農業減排增匯技術的廣泛應用。項目將與環球基金和聯合國開發計劃資助的終端能效項目（EUEEP）以及中國政府正在推行的“農業農村節能減排”的政策相得益彰。項目建議方在開展能力建設活動時將與EUEEP的相關活動協調。項目還將與參與農業節能增匯技術研究開發和農業節能減排技術政策設計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機構緊密協調。
該項目選擇我國主要糧食生產區，確定安徽省懷遠縣和河南省葉縣為項目區。安徽省懷遠縣為水稻―小麥種植模式，項目村12個，初步確定水稻和小麥面積均為5萬畝。河南省葉縣為玉米―小麥生產模式，項目村28個，初步確定的玉米和小麥面積均為5萬畝。
項目內容
1.技術示范與應用
2.政策應用與創新
3.知識管理
4.激勵機制與能力建設
5.項目監測與評估體系
篇5
關鍵詞：風景園林；氣候適應性；綜述
中圖分類號： TU986文獻標識碼： A
隨著全球氣候變化的加劇，適應性研究不斷涌現，風景園林領域也不例外。
在理念認識層面，最早有美國麥克哈格1992年在其著作《設計結合自然》中詳細的闡述了人與自然之間密不可分的依賴關系，并提出以生態原理進行規劃操作和分析的方法。[1] 近幾年，有張卓予（2009）[2]、包滿珠（2009）[3]、趙彩君（2009）[4]、胡承江（2011）[5]、楊銳（2011）[6]等討論了風景園林規劃設計與氣候變化的關系，強調了風景園林規劃設計在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方面的作用。
在設計方法研究層面，有馮瀟（2009）的博士論文《現代風景園林中自然過程的引入與引導研究》總結了風景園林中引入與引導自然過程的原則與方法。 [7]趙彩君（2010）在其博士論文《城市風景園林應對當代氣候變化的理念和手法研究》中通過對理論的總結，以及技術手段、設計手法的闡述，將科研成果、設計實踐和應對策略相結合。[8]（美）奇普·沙利文（2005）的《庭園與氣候》按照傳統上用以解釋現實世界本質的四元素“土”、“火”、“空氣”、“水”劃分為四個部分，展示了過去偉大的建筑師和設計師是如何利用這些元素來創造微氣候的。[9]柏春（2009）在《城市氣候設計 城市空間形態氣候合理性實現的途徑》書中提出“城市空間形態氣候合理性”的概念，并從這一概念出發，建立一個關于城市氣候學與城市設計學交叉研究的體系、框架以及實現途徑。[10]冷紅（2009）在《寒地城市環境的宜居性研究》一書中提出寒地城市環境宜居性建設的科學理念和設計方法。[11]荊其敏、張麗安（2012）《設計順從自然》本書主要介紹了設計與自然生態的關系，提出設計順從自然、設計順從氣候、設計順從地形地貌、設計從土從石、設計從風從聲。[12]
在應用理論研究層面，按風景園林規劃設計類型來看，有譚剛毅（2003）[13]、趙彩君（2011）[14]、王建華（2008）[15]等對傳統園林氣候適應性及各氣候應變措施進行了研究； 何海霞（2008）[16]、郭虓（2012）[17]等對民居院落氣候適應性進行了研究；在居住區規劃設計研究中，有張亭（2005）[18]、鄭潔（2005）[19]、朱俊華（2011）[20]、劉姝宇（2010）[21]等總結了居住外環境氣候設計的方法及策略；在校園規劃設計的研究中，有冒亞龍（2010）[22]、李帥（2010）[23]、宣怡（2012）[24]等探究適宜地域氣候的生態校園規劃與設計的原理和方法,提出了校園規劃布局結合地方氣候等規劃與設計策略；對于城市公園規劃設計的研究有冷紅（2011）[25]、閻晶（2010）[26]等探討城市生態公園的規劃設計的策略與具體方法；譚曉紅（2004）[27]、肖銳（2012）[28]、梅洪元、代陽（2012）[29]等從氣候角度出發對街道的綠色設計方法進行了研究；對于廣場規劃設計的研究有畢曉莉（2011）[30]、劉偉毅（2006）[31]等提出了廣場的氣候適應性設計策略；周瑞祖1996）[32]、程靜靜（2010）[33]、陳玉玲（2010）[34]、唐芳、張秋鈐（2011）[35]等對于風景區進行了氣候資源評價的研究，并提出了開發利用的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發現，近年來，風景園林規劃設計研究界深刻地認識到了氣候與風景園林規劃設計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并且對于不同類型風景園林規劃設計項目中的氣候適應性設計應用理論都有所研究，但是針對氣候適應性風景園林規劃設計方法的研究相對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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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這個全新的產品是荷蘭銀行繼上月推出國內首款掛鉤于IPOX（首次公開發行）指數籃子掛鉤結構性存款后，再次領導市場，緊抓市場脈搏，為中國投資者提供的又一創新的投資工具．荷蘭銀行上月推出第一期IPOX指數籃子掛鉤結構性存款，獲得良好市場反饋后，銀行于4月29日再次隆重推出產品第二期IPOX。
荷銀氣候變化與環境指數掛鉤標的外匯理財產品是屬到期保本型結構性存款，是與荷蘭銀行今年三月推出的全球首個氣候變化和環境指數掛鉤，使投資者可直接追蹤專為解決氣候變化與環境惡化的相關上市公司的股票表現。
此指數透過度量各個分支行業的市值變化以反映行業的發展，每個分支行業于指數中的比重亦反映其對經濟的重要性及增長潛力。本指數中分支行業的公司專注以下范疇：
1.通過再生能源產業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2.通過水務與廢物管理提供潔凈的土壤與水源。
3.通過使用觸媒轉換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提供更清凈及較少毒素的空氣和水源。
荷銀氣候變化和環境指數覆蓋八個分支行業各最多四家公司，最多共有三十二只成份股。指數每半年根據各分支行業的市值變動作出調整，以充分反映每個分支行業的實際增長情況。
氣候變化與環境指數是組成荷蘭銀行生態市場業務平臺的一部分。荷蘭銀行私人投資產品部亞洲區主管兼香港區全球市場主管黃集蔚先生解釋說：“氣候變化為本行客戶帶來新挑戰、新機遇和風險。生態市場結合本行所有相關產品范疇，荷蘭銀行借此開發不同方案以協助客戶控制有關風險及從這些新機遇中取得利益。”
篇7
關鍵詞：溫室氣體減排;氣候變化;頁巖氣;談判策略
中圖分類號：F11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0169(2012)04000805進入21世紀，氣候變化已成為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世界各國正努力采取多種措施，以減少氣候變化對人類生存發展的威脅，推動低碳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由于一直以來氣候變化議題都具有“全球性、政治性、長期性、不確定性”等顯著特點\[1\](P267-268)，這使得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協調格外復雜和艱難。作為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機制的重要平臺，氣候變化談判不僅事關全人類的命運，而且還與談判各方的經濟政治利益密切相關\[2\](P111-120)。然而，從哥本哈根到德班，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談判形勢和輿論氛圍悄然生變，直接影響各國溫室氣體減排的政策取向和談判策略。本文在梳理德班氣候大會主要進展的基礎上，著重分析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新情況、新動向，提出我國更好地參與國際氣候談判、增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的對策建議，為構建適應氣候變化的國家戰略提供支撐。
一、“德班氣候大會”的主要進展
2011年底，第17屆聯合國氣候大會（以下簡稱“德班會議”）在南非德班召開。雖然會議期間出現了加拿大退出《京都議定書》等事件，但總體而言，與會各方表現出更為理智的態度和務實的談判策略，按照“巴厘路線圖”推動談判的意愿也比較清晰。經過反復磋商，德班會議取得了一定的積極進展。從中方的角度來看，德班會議的成果集中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基本實現了“三個堅持”，即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京都議定書》和“巴厘路線圖”，堅持雙軌制的談判模式，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二是對《京都議定書》的第二承諾期達成妥協，這無疑是發展中國家最為關心的問題；三是啟動綠色氣候基金，在減排資金安排上有所突破；四是在2010年坎昆協議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了減排技術、能力建設以及透明度等方面的機制。另外，德班會議還對2020年后進一步加強《氣候變化公約》的實施進行了深入討論，并設定了相關進程。然而，德班會議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會議未能全部完成“巴厘路線圖”的談判，坎昆協議和德班會議成果的落實也尚需時日，而發達國家自身減排以及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轉讓的政治意愿仍明顯不足，這成為影響應對氣候變化全球合作的主要障礙。
同時，回顧過去20多年來的談判歷程可以發現，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一直是步履蹣跚，各方矛盾和紛爭不斷，談判主導權爭奪激烈。由于約束力有限，一些通過反復討價還價艱難達成的減排方案在各國執行過程中大打折扣。在談判機制和模式上，發達國家力推“并軌”，以在國際氣候談判中最終達成單一的協議，進而使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多的減排責任，而發展中國家則堅持“”談判，堅守“巴厘路線圖”的原則\[3\]（P9-16）。這表明現有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機制越來越顯現其局限性，迫切需要創新談判機制，以推動氣候變化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如何破解歐盟、美國、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之間及其與三個發展最快的新興經濟體——中國、巴西、印度之間的利益糾葛，避免國際氣候變化談判淪為國際政治新格局的博弈工具，是未來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機制創新的核心和關鍵所在。
盡管德班會議及其取得的成果對維護現行的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機制具有積極作用，但在歐債危機、“頁巖氣革命”、“棄核風潮”等因素的影響下，全球特別是發達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及溫室氣體減排的整體氛圍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與哥本哈根會議前后的“喧囂與鼓噪”相比，“氣候變化”的話題不再熱得燙手，而是似有轉冷的跡象。在法國等主要發達國家，有關德班會議的報道很少見諸主要媒體，這與哥本哈根會議形成了鮮明對比，一些科學家和政治家將氣候變暖由一個邊緣概念變為全球主流共識的努力似乎正面臨新的挑戰和質疑\[4\]（P36-37）。碳捕獲與封存技術（CCS）應用前景不明朗、相關研究資助力度減弱、公眾關注度下降等因素，使未來應對氣候變化的形勢更加錯綜復雜，全球減排資金機制和技術應用的不確定性加劇。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7月第12卷第4期楊丹輝：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新動向與我國氣候談判策略二、“后德班時期”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新動向（一）在歐債危機和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影響下，發達國家資金支持受限
篇8
摘要：本文研究了工業低碳發展的理論、現狀和趨勢，尤其側重工業經濟增長同碳排放的“脫鉤”和峰值問題，研究結論認為我國工業當前正處于從“相對脫鉤”向“絕對脫鉤”的過渡期，工業碳排放可能在2025年左右到達峰值。
關鍵詞：工業；脫鉤；氣候變化；碳排放
引言
2014年我國提出到2030年左右全國碳排放達到峰值的目標和2016年11月《巴黎協定》的正式生效,標志著我國應對氣候變化進入新的階段。我國工業能源消費占全國70%左右，加上工業過程排放后，工業總體碳排放占全國比重在80%左右，要實現全國達峰目標，關鍵在于2030年前盡快讓工業碳排放達峰。另一方面，“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經濟增速總體呈下降趨勢，經濟結構出現大的調整，工業占全國經濟的比重出現下降，服務業拉動經濟增長的趨勢更加凸顯。同時隨著人均收入水平持續增長和城鎮化快速發展，經濟的需求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高消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低端工業品需求正趨向飽和，低消耗、低排放、高附加值的高端工業品需求在快速增長，這迫使工業供給側進行改革，工業進程由中期向后期發展。應對氣候變化的外在要求和工業發展階段的內在變化，為推進我國工業從高碳發展模式向低碳發展模式轉變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這種形勢下，工業低碳發展的一些關鍵問題亟待理清。本文從工業低碳發展的理論、現狀、趨勢三個方面進行了分析，并重點研究了“脫鉤”和“峰值”兩個關鍵問題，以期對推進我國工業低碳發展提供啟示。
一、工業低碳發展的理論
（一）工業低碳發展的目的
工業低碳發展源自氣候變化問題，是從經濟角度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內容，其最終目的是實現工業發展由高碳模式向低碳模式轉變，即改變工業且增長且排放溫室氣體的不可持續模式，為工業且增長且不排放或少排放溫室氣體的可持續模式。工業低碳發展的這一目的，在理論上被稱作工業增長和碳排放的“脫鉤”。“脫鉤”用于表示通過某種方法改變兩個或多個變量原本之間的相關關系，被廣泛應用于多個領域。20世紀末期德國Wuppertal研究所開始用這一概念研究資源利用效率同經濟增長的關系，并提出若在50年內把提高全球和發達國家資源利用效率4倍和10倍，可實現經濟增長資源利用的脫鉤。2000年，OECD開始用脫鉤概念分析農業政策同貿易的關系，很快這一概念開始在交通、能源、資源、環境等多個研究領域應用。
（二）工業低碳發展的特征
工業低碳發展具有三個特征，源于工業對氣候變化問題三個特性的反應。一是氣候變化的累積排放。人類活動導致大氣中溫室氣體增多并影響氣候變化，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過程。或者說，今天的氣候變化問題，不完全是今天人類活動的碳排放引起，而是因為長期碳排放的積累導致。這種積累尤其在工業革命后，隨著發達國家率先開始工業化，燃燒化石燃料排放碳的規模逐漸增大，經過長時間積累，才導致今天的氣候變化問題顯著，這就是累積排放問題。
因為累積排放，過去人類活動的碳排放影響現在的氣候，同樣現在人類活動的碳排放，也影響未來的氣候。二是氣候變化的外部性。氣候變化從出現就是全球的，即無論在哪個地方有碳排放，都會影響全球的氣候變化，而且這種影響還是長期的。這就是外部性問題，所以要應對氣候變化，單靠任何單個或幾個國家和地區，是不現實的，必須全球各個國家和地區都努力才能產生效果，否則一個國家和地區努力降低碳排放，另一個國家和地區毫無節制地進行碳排放，應對氣候變化的效果就會打折扣。雖然氣候變化具有外部性，但這并不能僵化地就認為，為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每個國家都要承擔相同的責任。這就涉及到氣候變化問題的第三個特點。三是氣候變化的關聯性。氣候變化的關聯性是指氣候變化問題同環境污染、經濟發展等問題緊密關聯，不能割裂，不能把氣候變化問題從這些問題中孤立出來，單純看待。碳排放引起的氣候變化問題，同污染物排放引起的環境問題，很多都有共同根源，如燃煤既排放二氧化碳，同時也排放二氧化硫，所以有時候減少煤炭使用在減少碳排放的同時也減少二氧化硫的排放，氣候變化同環境污染的這種關聯性多數情況下是一種正關聯性，即減少碳排放的同時也減少污染物的排放。
另外，由于化石燃料當前是經濟活動的主要動力，碳排放和經濟增長緊密相關，而且這種關聯更復雜，即碳排放和經濟增長沒有“脫鉤”的情況下，減少碳排放會影響經濟增長，而碳排放和經濟增長“脫鉤”的情況下，減少碳排放不會影響經濟增長，這里涉及到“脫鉤”理論。由于氣候變化具有關聯性，所以控制二氧化碳排放，要考慮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區別對待，不能脫離經濟發展基礎，孤立、空泛地談論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否則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氣候變化的累積排放、外部性和關聯性，導致工業低碳發展相應具有三個特征:一是可持續性，即低碳發展必須考慮碳排放的累積排放問題，具有可持續性，不能讓當代人的碳排放影響到未來的氣候；二是全球性，即低碳發展不是某一個國家或地區自己的事情，而是全球都應該追求的先進發展模式，需要在一個切實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下實現；三是脫鉤，即低碳發展使經濟增長和碳排放實現了脫鉤。
（三）工業低碳發展的模式
從發達國家發展的經驗看，工業低碳發展遵循從高碳模式，經過穩定模式，向低碳模式轉變的路徑，這種分階段變化體現了工業化和城鎮進程的不同特征，總體呈現倒“U”型趨勢。這一趨勢符合環境庫茨涅茨曲線的一般規律。20世紀50年代，諾貝爾獎獲得者庫茲涅茨在分析收入不平等和人均收入的關系時提出：收入不平等現象隨著人均收入水平增長呈現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線關系。到了90年代，研究者借用庫茨涅茨曲線來研究環境質量同人均收入之間的關系，并發現環境質量開始隨著收入水平增加而惡化，但當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環境質量又會隨著收入增加而改善，即環境質量同收入水平之間也存在倒U型關系。從碳排放看，環境庫茨涅茨曲線揭示了工業低碳發展的一個重要概念，即碳排放峰值問題。根據環境庫茨涅茲曲線，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工業發展水平較低的時候，如圖1中的A點，工業碳排放水平也較低，但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也即工業發展水平的提升，工業碳排放水平會隨著經濟增長而加劇；當工業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說人均收入達到某個臨界點以后（有時候這個臨界點表現為一個區域值），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進一步提升，工業碳排放水平就開始下降，表現為工業碳排放水平逐漸減緩，如圖1中的C點，高碳排放壓力逐漸得到改善，整個工業呈現低碳化的趨勢。在這個過程中，“拐點”是最為關鍵的，在拐點之前，碳排放會隨著工業發展而不斷增長，在拐點之后，碳排放會隨著工業發展而不斷減緩，這個拐點正是工業碳排放的峰值。
環境庫茨涅茨曲線說明，在一般情況下，工業低碳發展遵循一個倒U型的過程，即工業碳排放從工業化初期開始，呈現增長趨勢，到工業化中后期，工業碳排放會出現峰值，之后碳排放開始逐漸下降。這一過程說明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工業化發展，同發展階段緊密相關，在不同發展階段，工業低碳發展的特征是不同的。例如，一個國家和地區如果在工業化初期階段就過渡控制碳排放，很可能導致發展不充分，從而降低生活水平，這樣的低碳發展本身也是不可持續的。根據這種階段性特征，將工業低碳發展分為四種基本階段。其中，（a）是屬于高碳模式階段，這種階段處于工業化初期或中期階段，碳排放隨工業化發展不斷增加，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度正處于這一階段；（b）是低碳模式階段，這一階段處于工業化后期，經過了碳排放峰值，碳排放隨著工業化發展而不斷下降，實現了“脫鉤”，一些發達國家，如英國處于這一階段；（c）是穩定模式，這一階段處于工業化后期，即碳排放穩定在峰值階段，一些歐洲發達國家，如丹麥處于這種相對穩定的階段；（d）是轉型模式，這種階段處于工業化中后期向工業化后期轉化階段，即接近碳排放峰值的階段，如我國當前正處于這一階段。在工業低碳發展的不同階段，碳排放趨勢和特征不同。
二、工業低碳發展的現狀
（一）工業經濟增速減緩和工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開始下降
“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的階段，總體呈現增長速度相比過去減緩，產業結構趨于優化。從2010年到2015年，工業增加值增速從12.6%下降到6.0%，同時在2012年，第三產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開始超過第二產業，這一趨勢不斷增強，工業在國民經濟的比重開始下降，如圖4所示，同時工業供給側面臨改革，煤炭、鋼鐵等傳統工業產能過剩形勢較嚴重，高技術產業保持較快增長速度。
（二）工業能源消費占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70%左右
工業是我國能源消耗的最大部門，能源消費占全國的比重始終在70%以上。從“十五”時期開始，工業和全國能源消費保持同步快速增長，2000年到2014年，全國能源消費從14.7億噸標煤增長到42.6億噸，工業能源消費從10.3億噸標煤增長到29.6億噸，兩者都增長了1.9倍，年均增速達7.8%。
（三）煤炭在能源結構中的占比接近70%，工業煤炭消耗占全國50%左右
近年來，天然氣和新能源的快速發展，使煤炭占比出現下降，2015年，我國煤炭消費約占能源消費總量的64.4%，石油和天然氣約占23.6%，非化石能源消費約占12%，高碳特征明顯，“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基本特征短期內難以改變。煤炭也是我國工業的主要燃料和原料，據統計，2012年除電力行業外，工業煤炭消耗占全國的46%，其中焦化約占29%，煤化工占20%，工業鍋爐占
（四）鋼鐵、建材等六大高耗能行業能耗占工業能耗的70%以上
2000年到2014年，鋼鐵、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電力等六大高耗能行業，其能源消費占工業的比重由66.8%增長到73.3%，從2003年起始終在70%以上。其中鋼鐵行業能源消費增長最快，從2000年的2億噸標煤增長為2014年6.9億噸，增長了2.4倍，能源消費約占工業的23.5%。
（五）工業化石能源碳排放占全國碳排放的70%，占工業碳排放總量的85%以上
工業領域碳排包括化石能源碳排放和工業過程碳排放兩部分。其中，2000年到2014年，工業化石能源碳排放從24億噸增加到了65億噸左右，增長了173%。全國化石能源碳排放量從33.8億噸增加到93億噸，增長了175%。工業化石能源碳排放占全國碳排放比例由2000年的70.1%到2014年的69.4%，2014年在工業領域碳排放總量中的占比達到86%。2014年，工業過程碳排放約10億噸，占工業碳排放總量的14%左右，2014年，工業領域碳排放總量約75億噸。總體看，在2012年之前，工業碳排放增速一直快于全國碳排放增速，從2012年開始，隨著工業經濟增速減緩、高耗能行業產能過剩等影響，工業碳排放增速放緩，低于全國增速。
三、工業低碳發展的趨勢
從前面的理論分析不難發現，工業經濟增長和碳排放的“脫鉤”，以及發展模式轉變的倒“U”型曲線，也即“峰值”，這兩個問題關系工業低碳發展的目的和路徑。為此本文重點對這兩個問題進行研究，前者基于2000年-2014年的數據重點分析當前我國工業低碳發展的“脫鉤”程度，后者基于數據模型探討未來5年到15年工業碳排放趨勢。
（一）工業經濟增長同碳排放的“脫鉤”
1.脫鉤指數
根據前述理論分析，工業低碳發展的目的是實現工業增長同碳排放的脫鉤。用脫鉤概念分析工業增長同碳排放的關系，關鍵在于如何判斷是否脫鉤。
2.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的工業經濟數據和能源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碳排放因子和碳排放計算方法，選用IPCC報告和相關研究。
3.計算結果及結論分析根據表1數據計算我國2000年-2014年計算IGT脫鉤指數d。縱坐標用d表示，代表IGT脫鉤指數，即工業增長率同工業碳排放之間的響應關系；橫坐標用g表示，代表工業增長速度。區域A、B、C分別代表絕對脫鉤區、相對脫鉤區和未脫鉤區。t值表示碳排放強度下降速率，代表政策措施，隨著t值增大，表示我國工業花費更大精力和更多政策用于降低碳排放強度增長，如果t值為負值，表示我國工業碳排放強度呈現增長趨勢，這意味著工業增長更加注重規模擴張，忽視因工業增長導致對環境的影響。00點到14點，主要處于B區域的右半部和C區域的上部，除了14點(g=0.070,d=1.009)處于A區和B區的邊界線上之外，其他各點都沒有在A區。這說明，2000-2014年的15年間，我國工業發展整體上沒有實現絕對脫鉤，基本處于未脫鉤和相對脫鉤狀態，這同我國工業發展的基本現狀相符合，過去15年，我國工業總體上仍然屬于粗放發展模式。00點到05點，除了01點（g=0.087,d=0.394）和02點（g=0.100，d=0.040）外，00、03、04、05四個點都在C區，而且06-14點的d值都大于零，位于B區。這說明，2000年-2005年，即“十五”期間，我國碳排放增速明顯超過工業增速，工業碳排放隨著工業快速發展而更快地增長，工業增長模式是一種高度粗放模式。而從2006年開始，即從“十一五”開始，工業發展進入相對脫鉤模式，工業碳排放速度雖然隨著工業增速增長而增長，但增長率低于工業增長率，這同我國工業發展實際也相符。因為從“十一五”開始，我國節能減排的力度明顯增大，粗放式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遏制，而進入“十二五”后，脫鉤形勢進一步趨好。00點到14點，大體上呈現依次從右下向左上發展的走向，這代表我國工業經濟總體呈現，速度逐漸降低的同時碳排放強度緩慢降低（工業增速下降速度快于脫鉤指數上升速度，即趨勢線的斜率平緩），這一方面說明降低經濟增長速度有助于實現脫鉤，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問題，無法區分脫鉤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政策導致，還是因為經濟整體速度下降引起。這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在對2000年-2014年三個五年計劃期我國工業發展與碳排放脫鉤情況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一是我國工業整體上呈現從“未脫鉤”經“相對脫鉤”向“絕對脫鉤”轉變的趨勢，這說明我國工業發展的低碳競爭力正在穩步提高；二是我國工業脫鉤過程中伴隨著工業增速的下降，而且工業增速下降速度快于脫鉤過程，這說明我國工業低碳發展仍需要進一步加大政策力度，加快推進工業低碳發展；三是我國工業發展當前已經處于從“相對脫鉤”階段向“絕對脫鉤”階段的過渡期，這意味著我國工業碳排放峰值出現的可能性已經增大，未來不久的時期內工業碳排放將會實現達峰。
（二）未來5年到15年工業碳排放趨勢
在對過去15年工業增長同碳排放脫鉤研究基礎上，我們進一步通過模型研究了2010年到2035年的工業碳排放趨勢。
1.工業碳排放模型
工業能源消耗主要取決于工業經濟發展和工業能效水平。工業經濟發展集中體現在工業增加值指標，工業能效水平集中體現在工業增加值能源強度，即單位工業增加值的能源消耗量，這個指標綜合反映了工業內部產業結構變化和技術進步。測算模型為:E=I×T其中E表示工業能源消費總量，I表示工業增加值，T表示工業增加值能源強度。由這個方程可以推出工業能源消費量增速同工業增加值增速與工業增加值能源強度下降速度的關系，即：e=(1+g)(1-t)其中e表示測算期內工業能源消費量年均增速，g表示測算期內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速，t表示測算期內工業增加值能源強度年均下降速度。通過工業增加值變化速度和工業增加值能源強度變化速度可以計算出工業能源消費變化速度，然后通過設定基準年，就可以得出不同年度的工業能源消費量。然后根據不同年度的工業能源消費量和能源結構變化，可測算出每年的工業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工業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時間即為峰值時間。
2.模型參數設定
綜合考慮“十一五”和“十二五”情況，結合相關規劃政策文件，對模型參數設定：（1）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設定2010-2015年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速為8%，工業增加值能源強度下降幅度設定為19%。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和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標，設定2015-2020年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速為6.5%，工業增加值能源強度下降19%。參考世界主要工業國家實現工業化以后經濟增長情況，設定2020年-2035年工業增加值增速和工業增加值能源強度下降速度。（2）根據“十二五”能源規劃目標及2020年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設定202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達到15%，根據《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設定203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達到20%。結合當前新能源技術創新和產業化的突破性進展，2020年以后我國非化石能源供應量有望持續較快增長，預計2035年達到25%。
3.測算結果與分析
根據以上，測算2010年到2035年我國工業碳排放情況，圖10表明模型結果，對其進行分析。
一是我國工業碳排放峰值在2025年左右出現。這一結論支持我國2030年達峰目標，表明工業領域通過努力可以在2030年前實現達峰，也說明當前我國工業正接近或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我國已經開始具備條件在工業領域主動控制碳排放。
二是我國工業碳排放峰值約在71億噸左右。考慮2014年工業碳排放64.7億噸，以2030年達峰為限，未來15年，我國工業領域大約剩余6億噸的碳排放余量。對這一余量要兩方面考慮，一方面如果按過去15年的發展模式（工業碳排放年均增速約為7%），余量是不夠的，因此推進工業低碳發展，主動控制碳排放，解決防止粗放模式的反復。另一方面，我國工業脫鉤或者達峰伴隨著工業增速下降，考慮到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尚未完成，應防止工業增速過快下降，出現“跳崖式”急轉，盡量實現平穩達峰和脫鉤。
三是工業能源消費在工業碳排放達峰之后，或者說2030年之后，仍將會緩慢增長。圖102010-2035年我國工業碳排放趨勢及峰值這說明我國工業總量仍需要保持增長趨勢，發展進程遠未結束。
篇9
一、國內低碳旅游研究進展
第一，低碳旅游概念分析。侯文亮、梁留科等（2010）認為，低碳旅游不僅是一種新的旅游方式，也是一種管理思想，應在保障旅游者旅游體驗的同時降低CO2的排放。唐承財、鐘林生等（2011）通過對低碳旅游產生的背景研究認為，低碳旅游是一種能夠實現旅游業節能減排與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利益最大化的可持續旅游發展方式。他們通過分析旅游業的碳排放途徑，認為低碳旅游的內涵包括三個方面：目的是實現多元素（節能減排、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等）的利益最大化；手段為創新節能技術、開發可再生能源和轉變低碳旅游思想；發展方式具有能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CO2排放少的特點。張雪松（2011）認為，低碳旅游就是要求在旅游過程中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其內涵是保護生態環境，實質是低碳經濟發展方式，強調保護環境而不是享受環境。鄭海燕（2011）認為，低碳旅游是一種綠色生態、高效循環、可持續的旅游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提倡低碳技術創新，實行碳匯機制和低碳消費方式。何瑋、徐喆（2011）在對低碳旅游概念對比研究后，認為“低碳”是低碳旅游概念的核心，“可持續”是低碳旅游發展的目的；他們認為相比與生態旅游、綠色旅游及可持續旅游等概念，低碳旅游研究對象更加全面、關注對象更加明確、目的性更加廣泛以及實際可操作性更強。吳曉山（2011）認為，低碳旅游方式是旅游業今后發展的新出路，是其融入當代人類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必然選擇。
第二，低碳旅游與生態旅游、可持續旅游等對比分析。有眾多學者在低碳旅游與生態旅游、可持續旅游、綠色旅游等的差異方面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姜真林（2011）在對生態旅游、低碳旅游和負責任旅游的對比分析中，認為三者的發展背景和目標相同：都是在全球生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的背景下逐漸被人們關注的，他們的最終目標都是實現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他對三者的不同點也做了深入研究，首先三者的涉及范圍不同，低碳旅游的范圍最廣，其次是負責任旅游，再次是生態旅游；第二個不同點是三者的側重點不同，生態旅游的側重點是以自然環境為主的旅游區域，負責任旅游主要關注的是旅游利益相關者的“倫理責任”，包括社會倫理、生態倫理和經濟倫理三方面，低碳旅游強調的是“低碳”，即實現旅游各利益相關者的較低碳排放，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的。蔡萌、汪宇明（2010）通過分析可持續旅游、生態旅游和低碳旅游的關系認為，低碳旅游和生態旅游是兩種旅游發展方式，都隸屬于可持續旅游；兩者的指導思想是可持續旅游理念，終極目標是實現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生態旅游更加注重的是“自然旅游”，即“生態”，而低碳旅游比生態旅游具有更強的操作性和更強的實踐性，它更強調的是“低碳”，運用“低碳技術”，建設低碳景觀、低碳旅游社區等，結合“低碳消費方式”，實現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第三，低碳旅游發展策略分析。解智涵、韓軍青（2011）通過對翼城縣旅游業發展現狀及旅游資源分類進行分析，提出了實現翼城縣低碳旅游發展的策略：宣傳低碳理念和倡導低碳旅游方式，低碳更經濟轉型，人才培養和強化旅游企業內部管理，低碳景區和低碳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低碳旅游產品創新等。王潔、劉亞萍（2010）通過對氣候變化對旅游業的影響分析，認為低碳旅游時我國在氣候變化形勢下旅游業發展負責任的選擇，應該在明確旅游業“碳責任”、樹立旅游業“碳形象”、降低旅游業“碳足跡”等方面實現旅游業低碳化發展。蔣小華、盧永忠（2011）通過對云南騰沖的旅游發展現狀進行分析，提出了其發展低碳旅游的基本策略：構建低碳旅游示范區，引導騰沖旅游業整體發展；建立旅游業低碳發展數據庫，量化測評旅游業的低碳發展趨勢；加大低碳旅游宣傳力度等。
二、國外低碳旅游研究進展
第一，碳排放足跡研究。Paul Peeters等（2009）通過對低碳旅游研究認為，全球4.4%的CO2排放量來自于旅游業，并且在未來的三十年內旅游業CO2的排放量每年將增加3.2%；并且指出，全球在應對氣候變暖、減少CO2排放的措施中對旅游業的重視不夠。Farreny Ramon等(2011)在研究了南極洲的旅游業后發現，南極大陸旅游業的發展不僅對本地，也對全球的氣候變化產生了影響；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主要是有運輸業造成的，這種影響被大部分人們所忽視；作為統計領域，南極洲旅游業對能源消耗、CO2排放以及對全球氣候變化方面的數據仍然缺乏；他們通過研究發現南極洲CO2排放的主要來源是海洋巡航，這也體現了氣候變化的全球性特征。
第二，酒店及景區低碳發展對策分析。Kostakis等（2011）以旅游酒店為研究對象，在運用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篩選出影響游客對可再生能源的支付意愿的影響因素，其主要包括人口、經濟、經驗、環保意識及信息傳播等方面；他們還發現，中年人更愿意為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支付額外的費用，一般情況女性的支付意愿比男性小，同時如果游客具有環保意識并且充分知情，其支付意愿更強。Filimonau Viachaslau等(2011)通過對旅游住宿設施的生命周期評估（LCA，Life Cycle Assessment）,研究發現，酒店在運營過程中實際的能源消耗和CO2的排放量是要比旅游住宿管理機構預期中的要少；并且隨著社會的發展，酒店業的能源利用效率也在不斷的提高。Boemi S.N.,Slini T.等（2011）認為酒店建筑物的節能和環保性能在其節能減排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并且他們嘗試通過對希臘酒店在節能環保方面的數據進行分析，選取酒店能源消耗影響因子，制訂一套對酒店節能環保效果的評價指標。
三、國內外低碳旅游研究對比評述
通過對國內外低碳旅游理論與實踐研究現狀的分析總計，其低碳旅游的研究的區別主要表現以下幾點：
第一，國外低碳旅游研究更具深入性。國外對低碳旅游研究相對更加系統，研究方法和技術模型應用比較普遍，理論與實踐研究對象更注重與社會經濟發展同步。國外研究的視角越來越多樣化、微觀化，不僅注重酒店業和航空業等對二氧化碳排放貢獻較多的領域的有效控制研究，也更加關注對國際間碳交易、碳稅等領域的研究，視野更具國際化。
篇10
2015年12月結束的巴黎氣候大會通過《巴黎協定》，就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合作行動做出了制度性安排，成為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繼《京都議定書》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又一個新的起點。
《巴黎協定》將極大推進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推進世界經濟低碳轉型。在新的形勢下，我國也必須進一步加強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的實施，加快經濟轉型的步伐，以適應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進程，引領世界低碳發展的潮流。
一、積極適應《巴黎協定》確立的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新機制
《巴黎協定》確立的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新制度框架，主要體現為在全球控制溫升長期目標下的各國自愿合作行動。首先，協定中確定把未來全球溫升控制在工業革命前水平的2℃以下，并努力控制在1.5℃以下。為此，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必須盡快達到峰值，到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源的人為排放與匯的清除之間的平衡，即實現溫室氣體的凈零排放。而實現這一目標則以各自制定國家自主決定貢獻（INDC）目標和行動計劃為基礎。
為保證全球長期目標的實現，一方面要加強各國減緩行動和支助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則是每五年進行一次全球行動的總結或盤點，以評估實現協定宗旨和長期目標的集體進展情況，促進各國進一步更新自主貢獻目標，加強行動和資金支助力度，以縮小和彌補與實現全球控制溫升長期目標之間的減排缺口。
協定體現了《公約》中確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區分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同的責任和義務，并將該原則體現在減緩、適應、資金、技術、能力建設和透明度等各個要素之中。在減緩問題上，協定明確要求發達國家應當繼續帶頭，努力實現全經濟絕對減排目標，而發展中國家則應當繼續加強其減排努力，鼓勵其根據不同國情，逐漸實現全經濟絕對減排目標。
《巴黎協定》的實施將對我國帶來新的挑戰和艱巨任務。
新的國際氣候制度雖然不是“自上而下”對各國施加強制的減排任務，使各方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可以根據國情、發展階段和各自能力提出有力度的自主決定貢獻目標和行動計劃，全面統籌經濟發展、改善民生、保護環境與減緩CO2排放之間的關系，不至于使限控CO2排放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剛性制約。但另一方面，全球實現控制溫升不超過2℃（甚至1.5℃）目標，全球未來總的碳排放空間將受到嚴重制約，必須大幅減排，世界各國都會面臨碳排放空間不足的挑戰。在保護地球生態安全和全人類生存發展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標下，世界各國的自愿合作行動也都必須不斷加大力度，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下，體現出為全人類共同發展的責任擔當，從而加快世界范圍內經濟發展的低碳轉型。
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和碳排放大國，未來減排目標和效果將備受關注。全球緊迫的控制溫升目標，使我國等發展中國家已不可能再沿襲發達國家以高能耗和高碳排放為支撐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在當前《巴黎協定》實施“自下而上”自主減排機制下，必須自覺加快經濟低碳轉型，形成促進低碳發展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決不能固守傳統的高碳發展路徑。
《巴黎協定》所確定的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長期目標和行動計劃，將極大地促進世界經濟的低碳轉型。實現全球控制溫升不超過工業革命前2℃目標，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必須盡快達到峰值，到2030年需由2010年的500億tCO2下降到400億tCO2e，而按當前各國INDC目標匯總后，2030年排放仍將上升到550億tCO2，到2030年距實現2℃目標下的排放情景尚有約150億tCO2的減排缺口。因此需要各國共同努力，不斷更新和強化各自INDC目標和行動。各國都要實現發展與降碳的雙贏，就必須加快發展低碳經濟，促進發展方式的低碳轉型。由于能源消費的CO2排放占全部溫室氣體排放約三分之二，因此全球低碳化發展的核心即在于推動能源體系的革命性變革，要大力節能，提高能源效率，控制能源消費量；同時加強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在保障能源供給的同時減少CO2排放。
二、加快推進國內能源革命和經濟發展方式的低碳轉型
巴黎大會之前，我國提出有雄心、有力度的國家自主決定貢獻（INDC）目標，包括2030年單位GDP的CO2強度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例達20%左右，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45億立方米，以及CO2排放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等目標，既符合我國國情和發展階段的特征，又展現了付出極大努力的積極行動。我國當前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能源需求和CO2排放在一定時期熱雜瀉俠碓齔ぁ
要實現“發展”和“降碳”的協調共贏，關鍵在于提高單位能耗和單位碳排放的產出效益，也就是較大幅度降低單位GDP的能源強度和CO2強度。所以我國提出單位GDP的CO2排放“強度”下降目標，有別于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下降目標。但從減排力度上看，我國今后單位GDP的CO2強度每年下降速度要保持在4%以上，發達國家雖然是總量絕對減排，但由于其GDP增速緩慢，根據其INDC中總量下降目標折算其單位GDP的碳強度下降速度，基本上都達不到4%，尚低于我國下降的力度。
我國提出2030年左右CO2排放總量達峰目標，即意味著在強化“強度”下降目標的同時，要進一步控制CO2排放總量的增長，實施“強度”和“總量”的雙控機制，促進CO2排放達峰。其后進一步再實施與發達國家類似的排放總量下降目標。
實現CO2排放的峰值，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綠色低碳轉型的重要轉折點，這意味著屆時經濟增長而化石能源供應不再增加，兩者實現完全脫鉤。這也意味著國內資源和環境嚴重制約形勢的根本改變，對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以及國內可持續發展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我國2030年左右CO2排放達到峰值時，要早于發達國家CO2排放達峰值時的發展階段，屆時潛在經濟增長率仍將保持著相對較高的水平，所以也必須持續保持較高的GDP的CO2強度下降水平，需要更強有力的節能和能源替代力度。
2030年左右CO2達峰后，在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能源需求仍會繼續有所增加，但能源總需求增長將依靠增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應滿足。因此，實現2030年非化石能源比例達20%左右目標，是對CO2排放達峰的重要支撐。據測算，2030年非化石能源裝機將達約13億千瓦，相當于目前我國發電裝機總量，而且仍需繼續以年均6%-8%的速度增長，在滿足新增能源需求的同時，加快替代原有化石能源消費存量，促進CO2排放量的絕對下降。我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速度和規模都將是發達國家所遠不能及的。
當前我國新常態下經濟轉型升級、產業提質增效，有利于應對氣候變化目標和行動的實施。“十三五”期間加大產業結構調整，鋼鐵、水泥等高耗能原材料產品將達峰值，煤炭消費量也將達到峰值，單位GDP能源強度仍將保持較快下降的趨勢。到2020年，單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幅度將達45%-50%，超過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對外承諾的40%-45%的下降目標，這也將為完成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的INDC目標奠定基礎，并為將來不斷更新和強化INDC減排目標創造條件。當前要以積極的INDC目標為引導，加快經濟轉型和結構性改革，發揮CO2減排與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協同效應，實現經濟發展、環境改善、節能降碳的協調共贏。
為實現全球長期減排目標，巴黎大會決定各國于2020年前制定并提交本世紀中葉長期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戰略，以共同努力實現全球長期目標。我國當前也正在研究和制定2030年能源革命戰略和中長期低碳發展戰略，需要和《巴黎協定》的長期目標相結合，超前部署，以適應全球能源變革和經濟低碳轉型的潮流，在世界范圍內低碳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治理中發揮主動和引領作用。
三、探索并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新模式
《巴黎協定》確立了在《公約》指導下確立的以各國自愿和自覺的合作行動為基礎的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的新制度框架。一方面體現了世界范圍內對于“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和地球構成緊迫的可能無法逆轉的威脅”的空前共識和合作應對的共同政治意愿。另一方面，機制設計上體現激勵各國“自下而上”地確立有雄心的目標和行動計劃，而非“自上而下”強制性分配責任義務，體現了摒棄“零和博弈”的狹隘思維，轉向“共和博弈”的合作共贏。協定中各方利益訴求都得到了平衡反映，談判各方也都體現了建設性和靈活性，體現了全球和全人類共同利益與各方自身利益的協調和平衡。新制度框架也旨在推動各國經濟的低碳轉型，促進應對氣候變化與公平獲得可持續發展和消除貧困的協調統一，實現“發展”與“降碳”的雙贏，同時強調各國在可持續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共同合作，促進各國間的合作共贏。
《巴黎協定》的達成，意味著國際氣候治理模式的新轉折，也開啟了世界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新起點。
日漸緊迫的地球生態危機對人類社會的切實威脅，任何國家、團體和個人都難以獨立應對，也不能獨善其身，全球和全人類共同命運取決于世界各國共同的合作行動。建設全人類命運共同體，各國自愿和自覺地采取行動，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威脅成為全球道義的制高點。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下，各國都需要承擔和國情、發展階段和自身能力相稱的國際義務，體現為人類共同利益的責任擔當。特別是發達國家在繼續率先減排的同時，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的支助，在各國同舟共濟、共同努力、互惠共贏的合作進程中，發達國家多一些共享，多一些擔當，提升發展中國家的應對能力，有利于推進全球合作進程，實現《巴黎協定》確立的控制全球溫升幅度、保護地球生態安全和人類社會持續發展的長期目標。
主席等150多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出席巴黎氣候大會開幕式并作重要講話，為巴黎氣候大會成功提供政治推動力，也展現了世界各國合作應對氣候變化強烈的政治意愿。主席講話中，不僅就“攜手構建合作共贏、公平合理的氣候變化治理機制”做了全面闡述，而且提出要以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努力作為一面鏡子，思考和探索未來全球治理模式，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要創造“三個未來”。即各盡所能、合作共贏的未來；奉行法制、公平正義的未來；包容互鑒、共同發展的未來。我國積極推動巴黎氣候大會取得成功，就是以提出的新理念為指導，深度參與全球治理的一個成功范例。關于全球治理理念和模式的探討，將對落實《巴黎協定》后繼的談判和合作進程發揮重要的引領作用，也會在其他領域的全球治理中有重要影響。
《巴黎協定》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機制和新進程，均有待于從2016年開始的后續談判中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