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學定義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人文地理學定義，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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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M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of the eaa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story，p．306．

②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p．3--21．

地理學在東西方都是古老的學問，無論《禹貢》還是《奧德賽》，都反映了人類先民的地理意識。地理學又是復雜的：從橫向上看，這一學科存在著文化區域的差異①；從縱向上看，該學科從近代以來發生了巨大變化，產生了眾多的分支學科。其中的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②由于其以人類與環境的關系為研究對象，因而與環境史學的聯系十分緊密。人文地理學一直處于發展變化之中③，依筆者的專業和目前的學識很難全面地把握它，因此擬選取某一方面來具體認識它與環境史學的聯系。在選擇過程中，我們的目光集中在了法國人文地理學大師阿·德芒戎的思想上。這么做的考慮，是出于德芒戎對20世紀史學或歷史學家的不容置疑的影響。這從法國年鑒派大師費爾南．布羅代爾創作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一書中可窺見一般。布羅代爾在開列需要感激的名單時，第一個提到的就是他在巴黎大學時的老師阿爾貝·德芒戎，我們從布羅代爾對地中海周圍山區的描寫中，很容易找到德芒戎筆下的“利穆贊地區的山地”④的影子。鑒于地理學對于環境史學的貢獻以及環境史學同年鑒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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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國地理學家、近代地理學區域學派創始人赫特納(1859—1941)在論述西方地理學史時指出：“若是我們也把中國的地理學，我們的文化區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學，牽連在一起，這對于理解現在的科學，至少是現在的地理學，恐怕沒有多大的幫助”。[德]阿爾夫雷德·赫特納著：《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王蘭生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6頁。

② Hum01 Geography在中國還被翻譯為“人生地理學”或“人類地理學”，盡管譯法各異，但都涉及“人”。而“人文地理學”法語詞為Gé0graphie humaine，德語詞為Geographie des Menschen，其中也都有“人”。

③ 關于人文地理學的發展變化，參見王恩涌等編著：《人文地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學問題》，葛以德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25--248頁。

的學術傳承關系①，我們認為，在沃斯特和威廉斯所開列的地理學家名單中加上阿爾貝．德芒戎，應該是恰當的。②

一、定義問題

人文地理學是當前西方學界基本區分的地理學兩大類別之一，另一類是自然地理學。《大英百科全書》2002年版則將地理學分為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和區域地理學三支，其中人文地理學包括了人口地理學、經濟地理學、文化和社會地理學、城市地理學、政治地理學、醫藥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等，因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解釋人類的分布及其特點，這屬于人口地理學的范疇。但是不對以下問題予以重視，就不能理解人類的分布：人類如何滿足自己的需要和如何謀生，屬經濟地理學范疇；人類的文化、社會價值觀、勞動工具等，屬社會和文化地理學范疇；人們在城市和大都會的聚居，屬城市地理學范疇；人們的政治機構，屬政治地理學范疇；人們的健康和威脅他們的疾病，屬醫藥地理學范疇；當前的分布方式如何演進而成，屬歷史地理學范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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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學者認為環境史的學術淵源之一是法國的年鑒學派，參見Char Miller & Hal Rothman，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tory，Pitts— brgh：University 0f Pittsburgh Press 1997，Introduction，p．X Ⅱ．

② 不知何故，沃斯特和威廉斯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沒有提到德芒戎。

③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2002， v0L. 19．p．882．

面對人文地理學的如此繁雜而又密切聯系的分支領域，我們怎樣才能認識和把握它呢?對于人文地理學問題，阿．德芒戎于20世紀初所做的論述，被視為是“指明了正確的道路”①。從德芒戎的論述中我們了解到，雖然西方人很早就看到了地表上人類習俗的差異，但是直到18世紀以前，“對那些被我們現在歸人人文地理學名下的事實，即地球表面上人類生活方式和聚居方式的研究，只是一種單純的描述……實際上它們只是一堆未經整理、未加解釋的，也就是沒有科學性的雜亂無章的知識。科學人文地理學的發展，主要起始于18世紀進行的發現航行和殖民活動所導致的我們對地球知識的增長：主要由科學家或具有科學好奇心的探險家進行的航行。”②對于人文地理學的定義，德芒戎強調不能泛泛地認為人文地理學是研究人類和自然環境的關系的，因為“它包括不了整個關于人類與自然環境關系的研究內容……這些關系中有許多肯定不是人文地理學者所能研究的，它們屬于別的研究部門。”③于是，他將人文地理學界定為“研究人類集團和地理環境的關系的科學”④。他之所以用“人類集團”和“地理環境”概念取代“人類”和“自然環境”概念，是因為他認為，首先，人文地理學研究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社會人。“我們不再把人類作為個體來考慮。通過對個體的研究，人類學和醫學可以取得科學的成果；而人文地理學就不能。人文地理學所研究的，是作為集體和集團的人：是作為社會的人的作用。”第二，“地理環境這個詞組比自然環境的含義更廣；它不僅包括可以表現出來的自然的影響，還包括一個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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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見“阿爾貝·德芒戎”，載[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學問題》，第10頁。

②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3--4頁。

③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5頁。

④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7頁。

于形成地理環境，即整個環境的人類自身的影響。”①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定義以及他所運用的定義邏輯對于我們如何界定環境史學富有啟發意義。

環境史學自誕生至今，對于它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是研究和闡釋人類社會歷史的一種新的史學理念和視角，在學術界尚存歧義②。近30年來，在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環境史研究成果源源不斷，其作者都在按各自的理解具體地研究和詮釋環境史，因而關于環境史的定義是見仁見智③。在美國，雖經多次討論，學者們基本上認定環境史就是研究人類與環境的互動關系史，但是對于“人類”、“環境”等具體內涵的認識有一個逐漸明晰和豐富的過程，對此，大家的理解還是不太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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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6--7頁。

② 譬如沃斯特傾向于認為“環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學科，而是對歷史及其核心問題的廣泛的、新的再想像”，見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第103頁；包茂宏在介紹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環境史的發展時認為又誕生了眾多的次分支學科，見包茂宏：《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載《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

③ 邁克爾·威廉斯在“環境史學與歷史地理學的聯系”一文的第一部分介紹了納什(Roderick Nash)、比爾斯基(L.J．Bilsky)、泰特(Thad Tate)、沃斯特等人關于環境史的定義，參見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environ— 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信／Historical GeograpAr，20．1(1994)，pp．4-9；此外，包茂宏在“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一文中還進一步介紹了貝利、克羅農和麥茜特等人有關環境史的定義，參見包茂宏：《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而麥茜特推崇的是沃斯特、克羅農、克羅斯比以及她本人關于環境史的解釋，見http：／／www． cnr．berkeley．edu／departments／espm／env-hist／studvguide／chapl．htm．

20世紀80年代末沃斯特提出環境史研究的農業生態史模式，認為環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強調環境史學日益擺脫了初期的道德訴求和政治信仰，主要目標是為了加深我們對歷史上人類與自然關系的理解，即在時間長河中人類如何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反過來，人類又如何影響自然環境，并產生了什么結果。在沃斯特心目中，這個自然僅指非人類世界。這一世界在原初意義上并不是我們人類所創造的，因此，它不包括社會環境(the social environment，只是人類之間相互作用的舞臺)和人工環境(the built environment，無處不在，成了“第二自然”，這完全是一種文化的表現)①。應該說，沃斯特關于環境史研究中的“自然”的界定是清晰的，它特指自然環境——非人類世界。沃斯特的有關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20世紀90年代初以前的美國環境史研究。但即使在那個時候，尤其是到了90年代，關于環境史的理論還是有著不同的聲音和爭論，其中最突出的，是喬爾·塔爾等人認為環境史研究應該包括城市或人工環境，并提出人工環境通過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而成為地球環境史的一個組成部分的論斷②。當然，沃斯特本人的這方面的思想也在發展變化③。

筆者認為。上述爭論的關鍵在于如何認識影響著非人類世界的人類，以及人類到底怎樣并在哪里影響著自然環境等問題。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辨析“人類”概念的內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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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290--291；pp．292--293．

② Christine M．Rosen & J0el A．Tarr，“thc Importance of Urban Perspec— tiv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may 1994)，p．307．

③ 見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第102—103頁。

對于歷史研究中的人類概念的認識，我們應該回到的原點上來。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①。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是考察人類歷史開始點的總體假說。馬克思提出從人類社會整體出發的假說后，具體考察歷史的出發點是“現實的人”。“現實的人”生活在一定的具體社會環境之中，現實的人和現實的社會環境的統一構成了“人類社會”②。環境史學中的“人類”，也只能是結合著現實的社會環境，并進行對象性實踐活動的現實的人。其內涵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社會組織程度的人的群體或集團，可以簡稱為“文化人”、“文明人”或“社會人”；其外延是由人類的生活活動、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等各類實踐活動構成的環境，包括由人所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和各種設施組成的人工環境，以及由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組成的社會環境。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是人類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人類社會是整個自然界中的人類子系統。與此相對應的，是由地球上的大氣圈、水圈、土壤一巖石圈和生物圈所構成的自然子系統，即環境史學中所運用的“自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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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頁。

② 參見蔣大椿：《當代中國史學思潮與歷史觀的發展》，《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頁。

至此，我們可以借用德芒我的定義邏輯來對環境史學進行界定。環境史學包括不了人類子系統和自然子系統各自內部或相互關系的全部內容，其中有許多方面肯定不是環境史學所能研究的。譬如，自然子系統具有自己的結構和功能，并按照一定的規律進行演化。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可能屬于地理學、地質學、生態學等學科的范疇。環境史學則是研究由人的實踐活動聯結的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互動過程的歷史學新領域。

這樣來辨析，就可以明了環境史研究是否包括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問題了。作為環境史學中“互動”一方的“自然環境”不包括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但是互動的另一方——“人類社會”囊括了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人類正是通過連續不斷的實踐活動，在利用與改造自然環境的過程中創造著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或者在創造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過程中實現了對自然環境的利用與改造，并使原生的自然環境逐漸地改變了模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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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生的自然環境又被稱為原生環境或第一環境；被人類活動所改變了的原生環境，如被綠化的山野、被污染的大氣和水體、被破壞的森林等又有第二環境、次生環境和“人工-自然環境”等稱謂。

轉貼于 二、研究對象問題

長期以來，不同學科的學者都有興趣于人類與環境之關系的研究，各自對這一“關系”的具體把握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環境史學與人文地理學在這一問題上同樣如此。

這里仍以德芒戎的思想為例。德芒戎從他的人文地理學定義出發，對人類社會和地理環境的關系這一抽象問題進行了具體闡釋，由此構想了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確定了其范圍和界限。他認為，從這種關系中產生的問題包括四大組，即：1)人類社會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2)人類社會對利用自然資源的方法所作的不斷演進，即文明類型的演化；3)隨著自然條件及被開發利用的資源而變化的人類分布；4)人類從最簡單到最復雜的集群或定居的方式①。德芒戎強調，這些就是人文地理學專有的內容；人文地理學的全部研究工作和著述都不出這一廣闊的領域。不過，從他之后的學科發展來看，不僅人文地理學本身研究的問題隨時展在進一步拓寬，而且他界定的內容也并非只為人文地理學所專有。譬如，20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環境史學同樣致力于對人地關系的思考與研究。

在抽象意義上，環境史學是“關于自然在人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歷史，是關于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各種關系的歷史”②。而如前所述，環境史學家對于相互關聯的“人類”與“環境”涵義的認識是逐漸明晰和不斷豐富的。從目前歐美環境史學家關于環境史研究對象和內容的種種規定來看，我們認為沃斯特關于環境史的三層次分析模式比較典型：

第一，對自然本身的理解，因為在各個歷史時期自然是充滿生機并發揮作用的；這包括自然的有機體和無機體，當然少不了人類有機體，因為人類是自然的食物鏈中的一環，他時而是子宮，時而是胃，時而是吃客，時而又被吃，時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時而又是一種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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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8頁。

②Mart A．Stewart，“Em4ronmental History：Profile 0f a Developing Field”，The History Teacher，v01．31，no．3(May 1998)，p．351．

第二，引入社會經濟領域，因為它與環境是相互作用的。這兒我們關注的是工具和勞動、從勞動過程中產生的社會關系以及人們所設計的從自然資源中獲取產品的各種方式。一個被組織起來在大海捕魚的村社與一個在高山牧場養羊的村社，其制度、性別角色和季節周期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決策的權力，無論是環境方面還是其他方面，在一個社會內幾乎不可能完全平等地分配，因此對權力結構的探尋是該分析層次的組成部分。

第三，獨特的人類經歷的象征一一純粹的精神或思想層面，其中，感知、倫理、法律、神話和其他意識結構成為個人或組織與自然對話的組成部分。人們不停地描繪他們周圍的世界，界定資源是什么，判斷哪些行為會導致環境的退化，應該被禁止，并且對他們生活的目的做出選擇。①

這三個層面即三組問題，是沃斯特構建的環境史研究綱要，他自己認為“這個模式仍然是好的、有活力的”②。筆者大體上贊同沃斯特的研究架構，因為其他學者提出的分類大都是這一基本框架內的局部調整。因此，我們可以在這一框架的基礎上比較和認識環境史學和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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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mn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0f Ean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aory，p．293．

② 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第103頁。

就沃斯特的環境史綱要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對象來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交叉域。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研究對象，可歸結為人類在利用自然資源基礎上的生活、生產、居住和遷徙等問題。這些問題同樣為環境史學所看重，沃斯特的第二個層面與之聯系最為緊密，而這一層面正是目前環境史研究的重點所在。已出版的關于歷史上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行為對環境影響的著述大都屬于這一層次①。由此我們可以領會二者間的關聯和環境史的學術淵源。然而，環境史學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之間又有著顯見的不同。這突出表現在它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路向和研究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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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唐納德·沃斯特著：《塵暴：19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Eli— nor c．K．Melville，Plague of Sheep：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ofMexic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英]克萊夫·龐廷著：《綠色世界史一一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

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研究涉及的問題止于人類對環境的利用、利用方式與地域的變化等。這些問題所折射的有關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觀念，基本上是一種單向的認識，即局限于人類在不同的時空中對自然環境的作用。德芒戎的思想是一種“可能論”(possibilism)的論點，這種論點是他的老師、法國人文地理學的奠基人維達爾·白蘭士于20世紀初提出來的。“可能論”認為，自然環境為人類的生存提供一定范圍的可能性，人類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來利用這種可能性，因此人在與環境的關系中是一種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力量。“可能論”雖然是一種與“環境決定論”相對立的人地關系觀，但它與決定論卻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認為，人類處于一方而環境處于另一方，兩者不相容；二者的目的是要確定一方對另一方的作用或影響。可能論與決定論的這一共同之點被稱為“人類與環境之間關系的亞里斯多德學派的觀點”①。這類論點的提出和持續，與直到20世紀初的科學發展的大背景密切相關。“當時發展中的科學方法還是以探索簡單的、單線的因果關系為標志，即A引起B，B引起C，如此類推，而尚未認識到形成當今科學的復雜的相互作用和反饋過程。”②這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文地理學家在探求人文現象的地理分布規律及原因時，做出的大都是與線性科學相一致的簡單的、直向的解釋——要么強調環境對人的決定性作用，要么側重人對環境的改造與適應能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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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納德·L·哈迪斯蒂著：《生態人類學》，郭凡、鄒和譯，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頁。

② 唐納德·L·哈迪斯蒂著：《生態人類學》，第2頁。

③ 當然，人地關系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有關這一問題的思想、理論在人文地理學領域是不斷豐富發展的。繼環境決定論和可能論之后，又出現了“適應論”、“生態論”、“和諧論”等。參見王恩涌等編著：《人文地理學》，第40--42頁。

環境史學恰恰要從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止步的地方起步。它從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改造與利用開始，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事例來探討人類如何受到了自然環境的影響；反過來，人類又如何影響了自然環境，并產生了什么樣的結果等問題，以此來再現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歷史。環境史研究使得歷史學對人地關系的認識超越了固有的抽象的歷史觀層面，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達到了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新認識。一方面，環境史學不同于政治史、經濟史、社會文化史等史學模式，而重新界定了環境因素在歷史解釋中的地位，認為“環境”是歷史中的一個活躍要素，而不只是人類活動的前提或工具；其他生物、大自然發展進程等都與人一樣具有創造歷史的能力。環境史非常明確地將自然要素納入歷史寫作的范疇，從而拓寬了歷史研究領域，豐富了歷史思考。這正如海外中國環境史研究專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論述人與疾病雙向互動的關系時所指出的，“對這種社會與自然間因果回饋循環之發現和闡明，正是環境史相對于其他歷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①

另一方面，環境史學反對將人與自然割裂的機械自然觀，強調世間萬物的有機聯系，證明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始終不斷地發生的是相互的作用，兩者之間的分野是不明確的，要理解一方就要了解另一方。這顯然是一種關于人地關系的雙向認識，因而有別于上述人類與環境之關系的亞里斯多德學派的觀點。當然，環境史學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這種雙向認識也是隨其研究的發展而逐步明晰的。歐美環境史學大體上經歷了一個從片面狹隘的污染或災難史到全面寬廣的環境史的轉變，其研究日趨成熟，標志就是認識不再片面，也不再受到政治動機的影響②。這反映了環境史家從對緊迫的環境問題的關切轉變到對人類與環境關系史的全面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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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上)，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年版，第10頁。

② 參見K．j．w．Oosthoek，“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ml．

以英國環境史為例，在1970--90年代初，空氣污染和水污染或城市化與工業污染等問題成為研究的焦點，彼得·布林布爾庫姆、比爾·拉金和勞倫斯·布里茲等人先后發表了諸多專題性成果①。及至90年代中后期，有關的研究從污染史拓展到環境史，其中戴爾·波特的《泰晤士河河堤：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的環境、技術與社會》是這方面的佳作。波特認為：“泰晤士河與倫敦的關系并非自然與人類文明之間的簡單對照。一千多年來這條河與這座大都市共同將自然的作用與人類創造的事業調和起來。人因為對食物和原料的需求而以他們的建筑物和周圍的鄉村發展了城市。人們通過堤岸、碼頭以及他們對清潔水的需求和廢棄物的排放而塑造了河流……泰晤士河河堤作為一項公共工程，展示了技術在以文化價值觀、社會組織和制度為一方，以自然環境為另一方之間的調節作用……當然，技術作為一種分界面，其本身受環境條件和使用技術的社會的態度與習慣的制約。它充滿了變數。泰晤士河河堤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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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林布爾庫姆的有關著述是空氣污染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1850—1900年約克空氣污染》(Air Pollution in York，1850—1900)、《倫敦空氣污染》(Air Pollution in London)和《19世紀蘇格蘭的黑雨》(Nineteenth Cen— tury Black Scottish Showers)等文章，是將現代氣候研究與歷史檔案研究融合起來的佳作；而《大煙霧：中世紀以來倫敦空氣污染史》(Peter brimbleeombe， The Big Smoke：A History 0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 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7)一書影響了許多后繼的環境史家。比爾·拉金和勞倫斯·布里茲的著作則是關于英國河流污染的代表性成果：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Ifistory 0f the thames in the 19th Centu- ry，IOP Publishing Limited，1986；Lawrence Breeze，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Rwer Pollution，1865--1876，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3．參見Matt Osbom，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

“是自然的也是社會的‘建構’，并且它還要因應意外的氣候、、流沙和這一地區可資利用的原料的質量而作變更。”①波特的研究從一個具體的方面既展示了人類如何塑造了自然環境，又展示了自然要素在影響和改變人類文明中的作用。這是一種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雙向互動觀，它凸顯了環境史學的目標，即“認識人類如何受自然影響，又如何影響自然，以及影響的結果。”②

環境史學的這種雙向認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今有關人與自然關系研究的學科發展的態勢。20世紀中后期，不僅地理學本身在努力克服過去只重視研究“地”對“人”或“人”對“地”單向作用和影響的局限性，開始全面地研究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而且誕生了數門以“人類一環境系統”為研究對象的新興交叉學科，如環境科學、人類生態學和地球系統科學等，它們一致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整體性并對其進行綜合研究③。環境史學從環境科學和生態學等學科汲取了大量的養料，其中生態學尤為重要。生態學研究生物與環境的相互關系，這些關系集中體現在環境對生物的生態作用、生物對環境的生態適應以及生物對環境的改造等方面④。環境史學受到了生態學的巨：大影響，較某些前輩學者而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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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ale Porter，The Thames 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Akron，Ohio：University 0f Akron Press 1998，p．4； pp．8---9．

②T．C．Smout(cd．)，Scotland Since Prehistory：Natural change and Human Impact，Aberdeen：Scottish Cultural Press 1993，p．xiii

③ 參見陳靜生、蔡運龍、王學軍著：《人類一環境系統及其可持續性》，第6--32頁。

④ 1866年，德國動物學家E·海克爾首先把生態學定義為“研究有機體與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詳見周鴻編著：《人類生態學》，第1--2頁。

史學家更看重自然的作用，并將人類與自然的互動視為一條‘雙行線’(two-way street)”。①這一分析非常適合于就德芒戎的思想與環境史學關于人地關系的認識所作的對比。

與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不同相聯系，環境史學又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目的。

人文地理學作為地理學中研究地表人文現象空間分布與變化規律的學科，其目的是要“闡明各國、各地區人文現象的分布規律，著重說明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樣的人文活動，并探討其形成的原因，預測其發展的趨勢。例如，為什么當前世界上有的國家工業高度發達，有的國家工業依然處于極端落后的狀態。”②這顯然是對地表各種人文現象的空間分布與空間結構作客觀的描述與探討。德芒戎對法國農村聚落的類型、法國北部與美洲的聯系、北海的漁業和漁港、尼日爾河流域的土著殖民和整治工程等問題的研究即是如此。與之相比較，環境史學作為歷史學中研究人與自然關系史的新領域，除了要探尋人與自然關系的因果律外，更主要的，是為了比較和反思人類對自然的歷史認識和態度，尤其要檢討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對待自然的種種方式。環境史學要通過具體的實證研究，來探討人類文明發展的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不同人群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歷史，比較各個時期不同類型的文明中人們關于自然的思想、概念和價值觀方面所存在的差異，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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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k Cioc，Bjsrn-Ola Linnér，and Matt Osborn，“Environmental Histo— x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Environmental History，V01．5，No．3，July，2000，p．397．

② 辛潤田主編：《現代人文地理學》，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頁。

來認識人們對待他們周圍環境的不同態度及由此導致的不同結果。由于歷史上自然曾以各種各樣的災變對人類有悖于自然規律的開發活動予以了報復和懲罰，因而透過各種各樣的災害而揭示人類對自然的毀滅性開發和戕害所產生的消極影響，探尋人類合理地利用自然以使人類文明健康發展的途徑，必然是環境史學的主要任務。由此，環境史學持有鮮明的批判立場。它反對竭澤而漁式的發展觀，提倡網開三面式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并試圖通過對人類與自然關系史的反思和評析，來尋求人類與自然互惠共生之路。沃斯特的環境史綱的第三個層面突出地反映了這一訴求，《塵暴》一書則是他從文化批判的角度研究環境問題的典范。沃斯特認為，20世紀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發生的塵暴，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文化將人對自然的敬畏與謙恭蕩滌殆盡，并以人類對自然的極端狂妄與自負取而代之。它與北美大陸的土著印第安人的敬畏草原、感激自然并自我約束的環境倫理形成了鮮明的對比①，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斯特提醒第三世界國家不要迷信和盲從美國的生產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國的覆轍②。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國際背景之下，他的這一“盛世危言”是發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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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見高國榮：“對環境問題的文化批判——讀唐納德·沃斯特的《塵暴》”，《世界歷史》2003年第5期，第94--97頁。

② 沃斯特著：《塵暴：19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第316--334頁。

與沃斯特的作品一樣，歐美環境史學界的其他著作大都飽含著對近代科學革命以來的機械自然觀、科學與理性崇拜、現代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等內容的分析與思考。如麥茜特的《自然之死——婦女、生態和科學革命》，該書從性別的視角描述了人們關于自然概念的變化，并對這種變化進行了深刻的歷史反思。麥茜特將以往科學史中許多被忽視的問題突出出來，尤其是通過對科學革命及其背景的考察，發現在產生近代科學革命的16、17世紀之際，“一個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為其中心的有機宇宙形象，讓位于一個機械的世界觀，這里，自然被重新建構成一個死寂和被動的、被人類支配和控制的世界。”①由此我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人類怎樣將自然概念化，以及有機的自然觀如何轉變為機械的、死寂的自然觀的歷史過程，從而加深了對人類“合理地”支配自然并破壞生態環境的歷史根源的認識。像這樣的對現代文明及其對自然之態度的評判，正是環境史學有別于人文地理學的重要之處。

因此，從研究對象來看，環境史學與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聯系的基礎在于二者都在探討人與環境的關系，區別的原因則在于它們對這種關系的認識和研究目的的不同。從這種聯系與區別中，我們可以更好地界定環境史研究的對象與側重點，以把握不同時代學科發展變化的脈絡。今天，環境史學已表現出更全面地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變化，并合理地解釋有關問題的能力，但環境史不能自詡解釋了所有的問題并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也不應被視為“至今所有的編年史的邏輯發展的一個頂峰”。②因為歷史學研究的問題像任何其他學科一樣，也是變化的、不斷發展的，并需要多樣化的解釋。人類行為如此復雜，以至不能靠簡單的因果分析來解釋。同樣，對人類與環境的復雜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不應采取簡單的、一對一聯系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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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洛琳·麥茜特著：《自然之死一一婦女、生態和科學革命》，吳國盛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頁。

② [美]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態學研究》，第112頁。 三、方法原則問題

關于人文地理學的方法原則，德芒戎是這樣規定的：

第一原則 不要認為人文地理學是一種粗暴的決定論，一種來自自然因素的命定論。人文地理學中的因果關系是非常復雜的。具有意志和主動性的人類自身，就是攪動自然秩序的一個原因……第二原則 人文地理學家應當依靠地域的基礎進行研究。凡是人類生活的地方，不論何處，他們的生活方式中，總是包含著他們與地域基礎之間的一種必然聯系。使人文地理學不同于社會學的，正是這種對地域聯系的考慮……第三原則 為了全面地說明問題，人文地理學不能局限于只考慮事物的現狀。它必須設想現象的發展，追溯過去，也就是求助于歷史……

德芒戎規定的人文地理學的方法原則對環境史研究同樣具有啟發。盡管如前所述，他的人文地理學思想在對人地關系的認識上是單向的，但他關于“人文地理學中的因果關系非常復雜”的提法依然值得我們注意，而他將人類看成是影響自然秩序的一個原因，由此而否定環境決定論，這種看法本身在今天尤其值得環境史學家所重視。由于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已有千萬年之久，其中的因與果事實上乃是相互糾纏和滲透的。這里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認識人類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沃斯特綱要的第一個層面“對自然本身的理解”即包括對人類有機體的理解。

人類是生態圈中頗為獨特的物種，一身兼具三重身份：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自然界的成分，又是自然界的改造者和創造者①。因此，人類既具有自然稟賦，又具有社會與文化屬性。人類的捕食、生殖、與其他生物爭奪生存資源以及對自然環境的依賴等基本生物功能，屬于自然秉性。就此而言，由于人在體力和許多器官的功能上沒有什么優勢可言，人甚至比許多其他生物更不能適應環境。但人有思想意識，有發明創造能力，并組成了一種社會和不斷完善這個社會，這是人的社會與文化屬性。人的這種屬性的形成從根本上改變了他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人類為了得到足夠的資源(食物、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質材料等)來維持生存，可以發明各種手段和方式從不同的生態系統中去獲取，這使得人類成為了惟一能夠威脅以至于摧毀自己生存所依賴的環境的生物，而且是惟一的進入了陸地所有生態系統，并通過技術的使用來支配它們的生物②，因此，人類必然會對自然生態系統產生全面的干預和極其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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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見陳靜生、蔡運龍、王學軍著：《人類-環境系統及其可持續發展》，第49--54頁。

② [英]克萊夫·龐廷著：《綠色世界史——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第20頁。

即使如此，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人類的所作所為仍不得不受自然環境的制約和影響。這是因為大自然有著自己的節律和功能，人類的作為必須符合自然的規律，否則將會受到大自然無情的懲罰。人類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最終要歸結到一點，即地球能否承擔和接受人類的發展速度，或人地關系是否統一這個問題。一方面，地球上的資源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另一方面，人類將從自然索取的物質消耗以后，又會將廢棄物歸還自然。人類與自然之關系的本質即在于相互之間進行的這種物質、能量乃至信息的交換。由于人類社會在不斷發展，不同時期人類的技術水平、組織規模和文化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類與環境之間的交換關系在不同的時期也有著很大的不同，總的來說經歷了人類從誕生之初的完全依賴自然并敬畏自然，到利用、改造、破壞與藐視自然，再到今天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時強調保護與親近自然等階段。這一歷史進程表明：人類與環境的關系是既對立又統一，并在對立統一中前進和發展的。今天，人類社會的問題已成為如何遏制人自身種種的超越了各類生態系統能力的需求，以緩解乃至消除由此而造成的種種壓力的問題。由此我們必須加強對人與自然關系中因人而起的不和諧及其消極后果的認識與研究。

由于人與環境的互動以及由此引起的問題總是發生在一定的地域空間之上，并往往會超越領土、領空的界限，如跨境的水體污染、沙塵暴、酸雨等，這樣，德芒戎提出的人文地理學研究應當依靠的地域基礎，也是環境史研究應當依靠的基礎。

德芒戎特別強調人文地理學不要忘掉人和土地的關系，不能離開人所居住的土地去研究人。他說到：“為了清楚地看到一般現象的全貌，最好從特殊的、局部的現象開始去觀察這個區域內包含的特殊植物、居民……，去明確某種由一片土地和一群人類的結合而產生的有活力的東西。這樣，我們就不得不回到對世界認識的起點，回到我們的物質存在的直接基礎上。人們常常要在對組成一個區域面貌的各個特征進行分析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把人類和環境結合在一起的那些關系。”①德芒戎的上述思想和認識方法也可以為環境史學所遵循。環境史研究同樣要回到“對世界認識的起點”上來，這即是要加強對自然環境的原貌的認識。因為自然環境在不斷地變化，今天我們眼前的山川大地和氣候條件遠非其原貌。只有深入地了解自然環境的原貌，我們才能找到衡量其變化的基準或坐標，弄清其變化的幅度。這也符合關于歷史記載的出發點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②當然，自然基礎或自然環境的初始狀態是相對的，其時間斷限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是有別的，這由文明出現的早晚而決定。即使在同一國家，由于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地區的初始狀態，有的早就被破壞了，有的在不久以前尚可以見到。③這樣，在具體研究中必然要求根據具體情況而選取不同的地域單位。明確地說，環境史學除了繼續運用傳統的國別研究單位外，還要加強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這是一種方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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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11頁。

② 在馬克思、恩格斯筆下，自然基礎包括地質條件、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見：《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4頁。

③ 此處得益于中國文物研究所的景愛先生的指教，謹致謝意。

至于如何確定所研究區域的范圍，則要視研究的問題而定。區域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以小見大，化整為零，而是為了獲得對一個區域的人、自然及其相互關系的全面了解和認識。這就要求對某一區域的環境問題進行綜合性的研究，將涉及到的自然、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諸因素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尤其要注意聯系社會文化環境來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因為它們往往是通過人類社會的物質文化、社會文化和精神文化來體現相互作用的。這樣，突破學科界限，將自然和人文社會科學各相關學科的知識體系、理論方法和研究手段融人具體的研究過程，是環境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由此我們看到，環境史研究具有跨學科性質；環境史學家尤其需要運用生態學、生物學、林學和地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知識來理解自然界在過去所發生的事情。但反過來，作為地理學家的德芒戎則強調入文地理學必須“求助于歷史”。他說道：“人類在時間中發展，為了理解這種發展，歷史的證明和自然規律的認識對我們同樣是必要的。”①這一思想從一個方面說明了歷史研究在一切學科研究中的基礎地位。這也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在環境史研究中應如何處理歷史學與其他需要借鑒的學科的關系。環境史學的跨學科性質并不意味著歷史學的學科特征的泯滅，因為其本質上仍然是通過對有關問題的史料的發掘、整理和解釋來再現人與自然的關系史，并理解其現；伏。環境史學家也不必成為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他們要做的只是跨越學科邊界，熟知其他學科(特別是自然科學)的術語、理論和方法，以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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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13頁。

理解歷史上的環境問題。①不僅如此，由于環境變遷具有長時段的、深層次的社會歷史根源，這一變遷本身及其對人類社會歷史的影響并不是計算機模型或實驗室的實驗可以完全地模擬或實驗出來的，因而就愈發需要深入有關的歷史變遷之中去梳理、歸納和認識，從而為現在和未來提供有意義的啟示。此外，如前所述，環境史學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學乃至其他研究自然與人類關系之學科的目的，因而不要充當自然科學或別的什么學科的婢女。環境史研究者不要東施效顰，而要清楚自己與自然科學家的不同。這樣，環境史學應是以歷史學為基礎和主體的跨學科研究。環境史學家要做的是在固守歷史學陣地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拓寬知識結構，擴大史料收集的范圍，并提高處理各類資料的能力。

今天，人類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遠離了自然，卻又越來越劇烈地干預了自然。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至少是地球表層的生態系統，已經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原生自然，而是愈來愈深刻地融人了人類活動的意蘊。同時，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彌散于諸如技術體系、經濟結構、政治制度、文化意識、宗教信仰以及風俗習慣等各種人類事象之中，成為社會分化和文明演進不容忽視的動力之源。”②因此，在人類文明高度發達的現時代，我們認識和研究自然環境在什么程度上并以什么方式參與了人類社會的演進歷程，人類社會又在什么程度上并怎樣干預和影響了自然環境，以探索人類文明發展的新途徑，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相處而貢獻史學的智慧，是非常必要的。國際史學界已表現出對環境史研究的濃厚興趣。從中國環境史學的發展來說，筆者認為，我們應擯棄中國世界史學界對國外研究成果進行宏觀中文話語處理的一貫做法，弘揚并改造中國學術界歷來重視災害史研究的傳統，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就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開展精細深入的理論建設和問題研究。我們既要研究他國以及世界性的問題，更需要研究中國自身的問題，并在研究過程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式和理論框架，實現學術創新，以對國際環境史學和中國史學的發展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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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區域的三大本性

地理學是研究區域差異的學科。美國著名地理學家哈特向在其著作中強調：地理學是研究地球表面區域差異性的學科。區域的差異性不是將地表的任何事物作簡單分類。例如，如果用人口密度將區域劃分為勞動力密集地區和稀疏地區，在實際應用時，會發現這樣的分區結果毫無用處。北京市相對河北省人口密集，但是勞動力成本并未因為供給充分而低廉。北京勞動力市場的特點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作用決定的，如勞動力需求、勞動力結構、勞動力生活成本等。因此，必須將區域中的多種要素同時考慮，才能確定區域特點。而這些多要素的組合，往往造就了區域的“惟一性”。 地理學的“難度”在于，用區域的惟一性作為“自變量”，分析它對其它事物發展的影響。

區域的惟一性來自區域的三大本性。區域本性是其它地區無法復制的區域特點。區域的第一本性是區域在某個時段內的自然特點，這些特點由地球系統的整體發展決定。如北京的第一本性是由地貌、氣候、水文、生物等自然要素組合。區域的第二本性是人們在某個區域中長期積累的人類物質財富的組合。如歷朝歷代在北京積累下來的城市基礎設施和建筑群。這些物質財富的積累雖經歷歷史上多次大規模的洗禮，但是依然具備周邊地區難以復制的雄厚物質基礎。區域的第三本性來自在這里發生的歷史事件，如在北京發生的、，這些也是其它地區無法復制的。

區域三大本性來自區域主體性

區域的三個本性在不同主體眼中是不一樣的。區域地理學一直是20世紀地理學的主干。1920年代，索爾創立文化地理學派。他指出，不同人對同樣的自然條件的認識是不同的。如北美的印第安人和歐洲移民在同一塊土地上創造的文化景觀大不相同。1970年代，人文主義地理學學派出現。代表人物段義孚等認為，由于人生經歷不同，每個人對特定區域的認識也可能不同。如北京作為盧溝橋事件的發生地，若作為反戰、和平的教育基地，中日雙方對北京的認識是一樣的；若作為激發民族意識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中日所定義的教育意義又是不一樣的。這個例子表明，區域的主體可分可合。

篇3

王衍用和曹詩圖則從宗教起源、宗教源地、宗教習俗和教義以及宗教分布四方面論述了與其地理背景的密切關系[11]；趙榮、王恩涌等也從宗教景觀的區域性發展特點以及宗教體系的空間變化過程出發，認為宗教地理學的主要研究內容包括宗教起源、宗教分類、宗教傳播和分布、宗教與國家政治和民族關系、宗教儀禮和習俗與地理環境、宗教景觀等[12]；薛熙明等也在2010年對國外宗教地理學作了較系統和完善的回顧，將國外宗教地理學的研究主題概括為宗教與地理環境的關系、宗教的分布與擴散、宗教文化景觀以及宗教文化區[13]。總體來看，相較于國外宗教地理學綜述性研究而言，中國現有對宗教地理學的研究進展的述評都普遍存在共同問題，即基本上都從傳統文化地理學研究范疇入手，雖然國內有些學者亦認識到新文化地理學研究視角逐漸在當前國外宗教地理研究中占據主流[13]，但都并不深入。本文主要從新文化地理學視角，對當代國外宗教地理學所關注的研究議題作了系統回顧與梳理，以期豐富和補充完善中國宗教地理學的相關研究視野和方法。

國外宗教地理學研究新議題

20世紀20年代，馬科斯•韋伯對宗教地理的開拓性研究奠定了現代宗教地理學的基礎，他考察了宗教在社會、文化、經濟、地理等方面的影響，將宗教看成是一種影響因素、現象背后的動因[14]。這一思想對二戰以后的宗教地理學者產生很大的影響，也使索爾和伯克利學派的研究焦點集中在宗教對人文環境及景觀變化的作用上，他們將宗教視作影響文化景觀的超級機制建構(superorganiccon-struct)。受此影響，傳統宗教地理學的研究議題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宗教人口的空間模式，如宗教人口分布、空間擴散和擴展，以及宗教群體的地方終結；宗教文化區；宗教對景觀外在形式的影響和作用；關注于宗教對環境影響的宗教生態學(或為環境神學)[15]。80年代，以杰克森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學主張采用解釋學的方法，推崇景觀作為面紗(veil)、文本(text)和凝視的物體(objectofgaze)等隱喻，重視“地方性”(locality)和知識的建構本質，以及融入象征(symbolism)、認同(identity)、霸權(hegemo-ny)和抵抗(resistance)等概念到宗教地理學的研究，使宗教地理學的研究內容和議題在延續傳統宗教地理學的研究主題的同時發生了多元變化，形成了“新”宗教地理學研究議題。本研究基于當代人文地理學重要的概念和術語：空間、地方、景觀、現代性和尺度，對國外“新”宗教地理學的主要研究議題進行探討和回顧。宗教與地方：場所、地方依戀、身份和地方認同地方是一個復雜的概念。在現代人文地理學中主要有3種含義：作地方講，是地球表面的一個點；作地方意識講，是人們對地方的主觀感受，包括地方在個人和團體中的作用；作場所講，是人們日常活動和交往的背景和場所[16]。宗教在不同地方或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都持續存在，這需要地理學者追溯宗教在特定的空間和地方的變化意義[17]。研究通過回顧國外宗教地理學者對“宗教與地方”這一大主題的詮釋，主要從宗教場所、對神圣地的依戀、宗教移民的身份和地方認同等議題探究宗教地理學者是如何理解地方的后兩種定義及其如何在宗教的研究中進行應用的。宗教場所地方對宗教個體和群體而言是他們日常活動和交往的場所。國外宗教地理學者對宗教場所的關注主要分為“正式神圣”場所(officiallysacredsite)和“非正式神圣”場所(unofficiallysacredsite)。教堂、寺廟、清真寺、猶太人教堂和具有崇拜功能的神圣地都被稱為“正式神圣”場所[18]。有關“正式神圣”場所的研究大多數是基于對非穆斯林國家所建的清真寺的研究[6]。如Naylor和Ryan對倫敦南部郊區清真寺景觀的象征性意義進行分析[19]。Dunn則揭示了悉尼清真寺規劃建設中的政治問題[20]，Cesari還剖析了歐洲城市中穆斯林與歐洲文化間的辯證關系以及清真寺建設中的沖突等等[21]。這一系列研究均表明“正式神圣”場所的政治和象征性意義話題在過去10年內如火如荼地得到開展。此外，也有學者開展了對其他神圣地的研究，如佛教寺廟[22]和東正教教堂[23]等。而對于“非正式神圣”場所，Kong特別提出現代性背景下的“新”宗教地理學要開拓正式神圣地以外的宗教地研究[5]，即“非正式神圣”場所。“非正式神圣”場所這一術語在學術界不斷被采納和獲得認可，相關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現。國外宗教地理學者開始關注并挖掘日常生活空間內暗含的宗教意義，這豐富了宗教地理學的研究內容，如學校[18]、家[24]、圣林[25]和路邊神龕[26]等“非正式神圣”場所的研究擴展了宗教認同和社區、政府和宗教的關系，以及神圣和世俗的互動等議題的探討。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科技元素也融入到宗教空間，并產生了“科技—宗教”空間(techno-reli-giousspace)。這類空間在某種意義上也屬于“非正式神圣”空間。科技對宗教空間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宗教也影響到科技在神圣空間內的傳播和使用，如宗教以何種形式抵抗電視或計算機等技術對其的世俗化[27]。Kong探索了國家政策、廣播技術與宗教融合的方式，分析了國家、跨國界和地方是如何在宗教信徒的日常生活中建構的，并揭示新加坡廣播政策的政治意圖以及穆斯林接受和挑戰廣播政策所暗含的意識形態[28]。而值得一提的是，宗教個體和群體的身體同樣也是宗教神圣性得以展演的微觀尺度空間。盡管他們屬于小尺度的“非正式神圣”場所。宗教地理學者也開始將情感(affect)、身體體現(embodiment)和表演性(performativity)等概念融入宗教微尺度的研究中。由上可見，國外宗教地理學者對宗教場所的關注點由正式向非正式，由具象的、物質的、較大尺度的研究向虛化的、意象的、微觀尺度的研究轉變。神圣地的依戀、宗教移民的身份和地方認同在人本主義的詞典里，地方的目的是恢復人們對地方的各不相同的感覺。也就是說，不論是什么樣的個人和群體，都會對他們所生活的特定地方給出自己的理解并產生某種感情，并產生依戀感[29]。宗教地理學者應用人文主義地理學家現有的概念，開展了人們對神圣地依戀的研究。Mazumdar-Shampa和MazumdarSanjoy探討了宗教和地方的互動關系，指出宗教在人們對地方依戀中產生重要作用。同時，地方性對宗教地依戀的形成也有非同尋常的作用，并指出除了宗教經驗，積極的社交活動，諸如舉辦儀式、使用工藝品和訪問地方之類等也有助于產生地方依戀[30]。Kong則分析新加坡宗教信徒如何對教堂和印度廟宇產生依賴和地方感[31]。然而，宗教地理學者對神圣地依戀的研究并沒有對地方依戀的理解再概念化，正如James所言，這些研究沒能揭示出神圣地依戀與世俗地依戀的差異[5]。文化地理學家認為，地方是與個人和群體身份的形成聯系在一起的[32]。隨著跨國主義研究的興起，移民在遷入地是如何塑造其新的宗教身份、移民社區如何形成其獨特認同的過程，以及移民對他們的新目的地和宗教傳統間的談判方式是怎樣的等等逐漸成為地理學者關注的焦點。如Jenkins從微觀地理學的視角出發，研究了在加拿大多倫多的愛爾蘭新教徒移民，發現日常生活經歷和空間過程使新教徒塑造了忠誠的英國人認同形象[33]。離散的猶太人(diaspora)的身份建構尤受到地理學家的注目。他們具有混合的身份，包括宗教的、國家的和文化聯系等[6]。Dwyer以在英國的年輕穆斯林南亞婦女為研究對象，探索流亡人身份談判中的日常困難，發現流亡在外者的身份總是通過性別進行配置的[34]。Chivallon通過對在英國的加勒比海流亡者的研究，發現他們形成了一種“開放”的宗教認同，無種族邊界、保護世界多樣性等理念在他們的話語和實踐活動中得到再現[35]。宗教與景觀：象征性與政治索爾給文化景觀所概括的經典定義是：文化景觀是某一文化群體利用自然景觀的產物，文化是驅動力，自然區是媒介，而文化景觀則是結果[2]。索爾以及他的伯克利學派學生們都將可見形式作為景觀研究的主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憑借經驗。傳統宗教地理學對景觀的研究深受伯克利學派的影響，多探討宗教對景觀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景觀解釋的一些新方向。經由、后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等視角，景觀的“面紗”、“文本”、“梭子”和“凝視”等一系列隱喻著重探討景觀表象背后的深層意義與結構問題[36]。Cosgrove和Daniels把起源于藝術歷史的圖解法(iconography)應用于景觀解釋中，解讀景觀所承載的文化意義和象征性[37]。盡管，這種新的研究與較早的景觀傳統保持著重要的聯系，但它明確把社會理論和文化理論應用于景觀解釋中，對形成景觀的社會文化和政治過程以及在這些過程中景觀所起的作用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在新文化地理學的帶動下，西方宗教地理學者對宗教景觀的研究，不僅將其作為一種“事物”，而且把宗教景觀看成一種象征主義的或意識形態的過程。宗教景觀的象征性意義研究在國外地理期刊上紛紛出現，如《SocialandCulturalGeography》雜志于2002年設立“宗教與精神”專題，探討日常生活實踐中宗教景觀的生產、再現、轉化和作用。Rai-vo以芬蘭東正教教堂(orthodoxchurch)為研究對象，分析了戰爭重建后的教堂的精神價值轉變，認為景觀遺跡是區域認同的再現，并陳述了景觀是如何反映社會的轉型以及強化象征秩序感，也回應了“景觀作為文本”的觀點[23]。Naylor和Ryan通過對倫敦南部郊區的清真寺進行的深層剖析，揭示了身份的政治復雜性和宗教朝拜地的差異，發掘出清真寺對不同的宗教、民族和社會群體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意義，強調宗教景觀和信仰對社會文化認同的產生有著重要作用，也表明宗教景觀和空間中蘊含著性別、種族和年齡等話語[19]。此外，MacDonald介紹了蘇格蘭長老會(Presbyterian)景觀的形成，研究發現神學信仰可以在空間實踐中扮演、在空間的再現中體現和在再現的空間中得到預示。與此同時，神學可以在崇拜的空間中得到維持或轉變[38]。當前，國外宗教地理學者對宗教景觀的研究充滿了權力和話語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分析。社會與文化的沖突與關系，尤其是政府和宗教社區、宗教社區之間以及社區內等方面的不平等權力關系，這些都包含在宗教景觀的創建、描述與解釋之中。Philp等分析了緬甸的佛教景觀與軍政府統治之間的張力關系[39]。Collins-Kreiner通過介紹建立宗教新中心的3個案例來反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宗教沖突[40]。而Sidorov則通過對莫斯科重要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進行尺度分析，揭示了俄羅斯在世界政治地圖上定位的變遷。從中可窺見宗教文化空間成為了一個國家與民族政治求索的縮影[41-42]。宗教與現代性：神圣、世俗和后世俗宗教與現代性這一復雜問題一直就是社會學研究的核心主題[43]，同樣也是當代宗教地理學研究的重要議題。已有的宗教與現代性的相關研究主要探討現代性是一個世俗的還是神圣的問題[44]。有學者認為現代性這一世俗力量削弱了或實踐在社會中的重要作用[45]。也有學者指出，世俗并不意味著宗教的消失，而是需要進行再定義和重組織[46]。那么，宗教在現代性秩序中是衰落、還是得到延續抑或新生？本研究不能對宗教與現代性間復雜的關系作一全面的論述，但試圖從世俗化和后世俗的爭論、神圣與世俗的互動以及沖突等方面闡明西方宗教地理學者對這一復雜問題的探索。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學術界對宗教問題爭論的核心[47]。20世紀60年代初，受全球范圍內世俗化過程的影響，學術界掀起了對世俗化理論的研究。Buttner呼吁將世俗化過程引入到宗教地理學的研究中[48]，之后對世俗化理論的爭論源源不斷。世俗化理論的擁護者Bruce指出世俗化的動力來源于現代性的多方面，如理性主義、多元主義、工業化和城市化等[49]，在2002年其出版的《上帝滅亡：西方世俗化》中認為世俗化理論與3個過程相聯系：①宗教機構在非宗教領域(政府和經濟)的影響力衰落；②宗教機構本身的社會立足之地越來越站不住腳；③在個人信仰和實踐的背景下，宗教的重要性越來越弱。而Norris和Inglehart基于全球尺度的實證研究表明，世俗隨著工業社會的出現，傳統和實踐在相對落后的社會中得以保留[50]。Howe研究了世俗化過程中的反偶像主義(seculariconoclasm)，并將美國的反偶像主義分為3種模式：凈化、私有化和褻瀆[51]。世俗化理論同時也受到諸多批判，Smith認為世俗化作為分化的觀點僅停留在宏觀層次，而事實上這些確實在歷史上都曾發生過[52]，而Asad則對世俗化理論的核心分理論(分化理論)的有效性提出質疑[53]。在“新”宗教地理學研究中，“世俗”的研究地位下降，而“后世俗”(post-secular)的話語則不斷突顯。世俗化、世俗主義和世俗性等術語在解釋和闡述當代宗教時不斷地被邊緣化[54]。近來學術界關于反世俗研究的動力之一源于世俗化理論、世俗倫理和社會政治世俗性。這些都與現代性、新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緊密相連。而后世俗倫理可以為政治抵抗提供巨大的支持(而這些是世俗的自由主義無法做到的)[55-56]。此外，一些學者采用后世俗話語的研究集中于城市研究，他們關注道德、精神以及“再出現”的神圣，將這些作為城市空間和社區發展的影響因素[6]。同時，Kong也指出，當前出現的將“后世俗化”作為全球變化一方面的觀點可能有些誤導，在沒有對世俗化的含義進行仔細地審視以及世俗化理論被解釋清楚之前，“后世俗”話語不能普遍甚至毫無疑問地被采納[6]。Eliade在1959年將神圣空間看作是圍繞某個固定點或某一中心的空間，而世俗空間則是均質中性的空間[57]。實際上，神圣和世俗間的界限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流動的。Kong對“家”[24]和學校[18]等“非正式神圣空間”的研究都印證了上述觀點。隨著社會的現代化，宗教儀式和實踐等不斷地被修改和變化去適應現代生活。Sinha通過對新加坡寺廟的研究，發現寺廟的功能和宗教活動等為了適應現代化不斷地進行創新，闡明了神圣空間所蘊含的傳統意義是如何在城市更新、城市規劃和城市發展等世俗力量下發生變化的[43]。Kiong和Kong以新加坡的中國宗教為例，研究了傳統中國儀式是如何通過再解釋和創造去適應現代生活[58]。面對現代性這一強大的世俗力量，宗教會不斷地進行調適，一方面表現為神圣為了適應世俗環境而不斷地變化，另一方面則表現為神圣與世俗間的沖突。國外宗教地理學者非常推崇文化政治、意識形態、霸權和抵抗等一些概念，將其與神圣與世俗的沖突研究相結合。Kong使用霸權和抵抗的概念作為理論分析框架，探索霸權政府與宗教群體和個人對宗教建筑所賦予的對立意義和價值觀，分析了宗教群體和個人對政府所強加的意識形態和行為進行談判的方式和系列抵抗活動[59]。此外，她對“非正式神圣”場所——宗教學校的實證研究亦是揭示神圣與世俗沖突的典型案例，通過剖析現代性的政府是如何塑造宗教學校的教育方式，并分析新加坡穆斯林社區是如何在多元文化和多宗教背景下進行談判的，從而挖掘文化背后的政治以及神圣與世俗間的沖突[18]。宗教與尺度：多尺度分析人文地理學中對尺度有兩種代表性的看法：①把尺度看成是一種貫穿于政治和經濟過程中的真實事物；②認為尺度是表達人們對世界理解的一種方式[29]。尺度具有人文特征，突出表現為尺度政治。考慮尺度運用的人文機制，以及如何運用尺度達到有利于自己的目的，即尺度政治[60]。隨著Talor兩篇論文[61-62]的發表和Smith的題為《不平衡的發展》的著作問世，20世紀80年代末，人文地理學界內部圍繞著開始被看作“尺度政治學”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29]。Brenner將當代人文地理學對尺度的政治學的理解可分為兩類：①空間性的尺度政治學，通常用地方的、城市的、區域的、國家的、全球的尺度等級劃分來選取和建構；②是尺度重組的政治學或尺度結構化的政治學，關注于尺度的重組過程，將地理尺度理解為物質上和話語上建構社會空間差別的層級化和再層級化的一種形態[63]。將宗教置于不同尺度上去看，可以開闊研究視野和豐富研究內容。Kong提出宗教地理學的研究需進行多尺度的分析：全球的、國家的、區域的、地方的和身體的[5]。全球尺度是一系列空間性尺度的一個端點，Warf和Vincent即基于全球的視野分析了世界宗教多樣性的分布，探討宗教多樣性的社會動力，包括國家歷史、人口趨勢、政府政策以及宗教多樣性和信仰者的關系[64]。電腦和廣播等現代傳媒正在全世界范圍內以種種復雜的和充滿矛盾的方式重新調整宗教個人和群體的生活[27]，由此也帶來了宗教文化在某種程度上的“同質化”。Nagata認為雖然宗教具有全球化的趨勢，但不同宗教傳統在尋求特定的宗教理想之下越來越趨同和顯現一致性，如定期舉行儀式，每星期中有神圣的一天，典籍和書本的神圣地位等等[65]。而空間性尺度的另一端點就是地方。本土性的研究可探索宗教地、身份和社區的詩化和政治[5]。Jones通過對威爾士西部的伊斯蘭教社區的研究，發現農村景觀不僅作為崇拜建筑，而且可以作為會議場所、小學、語言學習地和婦女商議討論的地方[66]；Maddrell等通過研究蘇格蘭惠索恩島上的紀念碑，探索辦喪事行為和信仰表達間的關系，洞察英國社會內信仰—非信仰的持續以及信徒—非信徒間的模糊界限[67]。身體和身體化的研究正在歐美地理學界蓬勃興起。宗教個人和群體的身體不僅是神圣時間—空間的生產者，其本身也是重要的神圣場所[68]。Bailey分析了了英國康沃爾郡的衛理公會派青年教徒的身體是如何成為其節制價值觀的代表物，揭示了身體是作為神圣和道德展演的場所[69]。伴隨不斷涌現的對身體研究的興趣，引發了身份認同和主體性的研究。Gokariksel研究虔誠的穆斯林婦女戴面紗行為，通過宗教和世俗的重要性來分析身體、主觀性以及城市[46]。因此，身體不僅是宗教和社會價值體現的重要場所，特殊的身體表現形式反映了道德神圣性的建構。目前，地理學者更傾注于日常生活的微觀地理學和微觀政治的研究。然而，隨著宗教在宏觀—地緣政治中的影響力不斷加強，Murphy認為，地理學者需著眼于更宏觀的視野進行大尺度地分析，至少人們可以在公共辯論中將會有更多的話語[70]。對于Murphy提倡對宗教的研究進行大尺度分析的觀點，Kong對其進行了回應，認為宗教地理學家在分析大問題時不應該拋棄微觀尺度的分析。因為，理解宗教的微觀政治有助于理解當代世界中存在的一些更廣泛的沖突[6]。事實上，每個地理事物都可理解為處于一個等級化的尺度序列而非一個單一尺度，小尺度的政治能反映大尺度的政治，地理學者應該超越宗教空間的微觀政治分析來了解當代世界的政治大事件，包括宗教沖突和宗教變化。

對國外宗教地理學研究的新反思

關于宗教的定義宗教概念的界定一直受學者們的關注，正如Proctor所指出的西方學者關于宗教問題最關心的是其定義、本質、起源和表達[47]。宗教被認為是對神的崇拜，被視為是超人類實體或權力，是一種道德系統，以及規范人類的行為方式、習慣和活動等。但有學者指出，無論將宗教定義為什么，宗教是服務于不同學者或機構的目的而被建構的[71]，而不應該被理解為某種本質的事物[72]，更有甚者，有研究指出地理學者更傾向將宗教作為實證研究的對象，而不是作為神學和哲學信仰的支撐[73]。總之，宗教是社會建構的觀點在地理學術界內更受歡迎，得到Proctor[47]、Buttimer[74]等人的支持。近來，宗教地理學者對宗教的含義進行了新的探索。Ivakhiv重新審視了什么是宗教和神圣，并提出地理空間的分布意義可作為考慮的出發點[75]；Holloway采納了19世紀精神主義的解釋學分析，主張朝著身體體現(embodiment)和情感(affect)方向，重新定位當代宗教的含義[76]；Proctor將宗教視為對權威的信任和信仰，并認為宗教屬于認識和道德層面上的權威系統[47]。實際上，盡管地理學家們對宗教的含義進行了持續的探索，但仍需做更大的努力去分清宗教是什么和宗教不是什么[18]。關于宗教地理學和宗教性地理學的辯證關系宗教地理學(geographyofreligion)的研究主要是以地理學的視角對宗教進行研究，比起關注宗教本身，它更關注社會、文化和環境之間的關系及作用。而宗教性地理學(religiousgeography)的出發點是宗教，注重對宗教本身的研究，探討宗教在塑造人類感知和人性中的作用。當代宗教地理學者借助新文化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的方法對宗教進行研究，探討宗教景觀和空間的象征性和政治、神圣的世俗化、神圣和世俗的沖突、對認同的建構和人們生活實踐的作用以及宗教的歷史過程等等。與此同時，其他學科的學者也大量使用地理學的概念和觀點對宗教進行研究，例如，神學家(theologians)重申地方和宗教傳統、崇拜以及精神的自然景觀的重要性，他們比宗教地理學者更關注于神圣空間的研究，而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則對諸如朝圣之類的宗教儀式和實踐的空間身體化而感興趣[77]。宗教研究者不斷尋求研究方法和范式來探索宗教地理和宗教性地理間的辯證邏輯關系。目前學術界對已提出的采用局內人和局外人研究方法來區分兩者間的邏輯關系進行了激烈地爭論[78]。Ferber指出局內人和局外人方法并不是區分這一辯證關系的最有效方法，并提出批判現實主義對客觀性的理解可以為這一大辯證邏輯間的分化搭建起溝通的橋梁。這可能是一種解決認識論缺失的有效研究范式，也為宗教地理學對哲學傳統的討論開辟了一扇新大門[79]。關于宗教地理學的研究趨勢盡管西方地理學者對宗教的研究已取得了巨大進步，但是過去幾年仍沒有在學術界獲得重要的話語權。宗教在當今世界是否重要，以及宗教地理學的學術地位和影響力如何等都是值得地理學者去反思的[47]。全球轉變的大背景下，宗教地理學仍有許多新的研究議題有待發掘和探索。Kong基于全球轉變的背景提出一系列新的研究議題，如宗教在解決城市社會問題(尤其是加強城市社會福利和社會公平)中的作用、宗教在解除環境危機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宗教在老年人安度晚年中的作用、宗教在各生命階段(兒童、少年、青年、成年和老年等)中的不同影響和不同經歷、第二代移民與其父母在宗教認同方面的差異(包括宗教活動和當地社區的聯系)等等[6]。由此可見，宗教地理學的研究議題日趨與全球性社會問題密切相關，其研究意義重大。今后，宗教地理學的研究應加強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倘若在解決全球變化所帶來的社會不平等、環境惡化、人口老齡化和移民活動頻繁等問題上取得更大的學術成就，并在實踐中發揮其有效的作用，那么其學術地位和影響力將得到提升。

篇4

作者：烏鐵紅 閆立杰 王漢祥 單位：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 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

空間認知與旅游地意象空間結構

空間認知是認知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空間認知是對現實世界的空間屬性包括位置、大小、距離、方向、形狀、模式、運動和物體內部關系的認知，是通過獲取、處理、存儲、傳遞和解譯空間信息，來獲取空間知識的過程。心理學家認為，人之所以能識別和理解環境，關鍵在于能在記憶中重現環境的形象。曾經感知過的事物在記憶中重現的形象，稱“意象”或“表象”(image)，具體環境的意象稱“認知地圖”(cognitivemap)。認知地圖就是人通過多種手段獲取空間信息后，在頭腦中形成關于認知環境(空間)的“抽象替代物”，又叫“心像地圖”(imagemap)［12］(12－14)。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地理學家、規劃學家乃至心理學家對感知環境研究的迅速展開，空間認知在旅游地理學中的研究也隨之展開。旅游地意象是旅游主體及其利益相關者對旅游地這一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空間的感知，空間感知(Spatialcognition)是旅游地意象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對結構、實體和空間關系的內在描繪或認識，是對空間和思想的重建和內在反映。旅游地意象空間是指由于旅游地環境對旅游者影響而使旅游者產生對旅游地環境直接或間接的經驗認識空間，是旅游者的“主觀環境”空間［13］。旅游地意象的空間構成要素包括道路、邊沿、結點、區域和標志。城市規劃師林奇認為上述五種要素是城市空間意象構成的關鍵因素，區域由結點構成，受邊沿的限定，道路貫穿其間，標志散布在內，它們有規律地互相穿插和迭合。國內旅游地意象空間的研究深受城市意象空間研究的影響，學者們應用認知地圖理論研究了旅游地的意象，目前主要是集中于旅游城市、古鎮和古村落等人文型旅游地意象空間的研究［12，14－19］，對于自然風景區等自然型旅游地的空間意象研究較少，僅林玉蓮在1995年對武漢東湖的空間意象進行了研究［20］。此外，對古鎮等旅游地意象空間的研究結果也表明，旅游地意象空間的構成也是上述五種要素，不同之處在于各要素在意象形成中的作用及內部的各自構成。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與旅游地意象動態變化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的起源，最早可上溯到1939年基爾伯特(E•Gilbert)的《英格蘭島嶼與海濱療養勝地的成長》一文［21］。但一般認為，最早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概念由克里斯特勒(W•Christaller)在1963年研究歐洲的旅游發展時提出的。1973年，帕洛格(Plog)也提出了一種獲得普遍認可的生命周期模式，他把旅游地的周期與吸引不同類型的旅游者群體的變化聯系起來，提出了心理圖式假說，并認為旅游地的興衰取決于不同類型旅游者的旅游活動。繼之，1978年斯坦斯菲爾德(Stansfield)通過對美國大西洋城盛衰變遷的研究，也提出了類似的模式。他認為大西洋城的客源市場部分由精英向大眾旅游者的轉換伴隨著它的衰落。1980年，巴特勒(Butler)在《旅游地生命周期概述》一文中，根據產品生命周期以及人文地理學家的研究成果，提出了S型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模式，認為旅游地的演化要經過6個階段:探索階段、參與階段、發展階段、鞏固階段、停滯階段、衰落或復蘇階段［22］。盡管學界對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還存在著諸多質疑，如是旅游地生命周期還是旅游產品的生命周期、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存在邏輯漏洞、實踐檢驗對生命周期理論有否定等，但是并沒有影響學者們來使用該理論進行旅游地理學和旅游學的研究。在旅游地意象研究領域里，根據Butler的理論觀點，學者們提出了旅游地意象的生命周期、特征、意象戰略以及演化規律等(見表2)，并認為旅游地意象生命周期的研究是旅游地意象動態研究的一個分支領域。旅游者對旅游地發展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認識與評價，關于旅游地意象的認知隨著旅游地生命周期而變化的規律，可同構為旅游地意象的生命周期模式，對旅游地發展的不同階段的意象設計與傳播具有指導意義［11］(90)。隨著旅游地的演化，旅游地意象必然隨之演化，經歷不同的演化階段，在各階段產生不同的旅游意象類型，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形成旅游地意象的演化規律［23］。四、地方感與旅游地意象策劃環境感知是國外游憩地理學和環境心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地方感屬于人與地方相互關系中的環境心理研究范疇。某些地方以其與眾不同的特征和意象而被認為獨具特色或令人難忘，形成了強烈的地方感，可以被解釋為人們通過親身體驗、深刻記憶和明確意圖而對某個地點形成的依戀感，1974年圖安(Tuan)將這種情況稱為“戀地情結”［6］(247)。地方感是關于人們對特定地理場所(setting)的信仰、情感和行為忠誠的多維概念，主要包括地方依戀(placeattachment)、地方認同(placeidentity)、地方意象(placeimage)和機構忠實(agencycommitment)等研究領域［24］。人與特定地方之間形成的地方體驗和地方情感是地方感研究的兩個主要視角和領域。地方體驗主要是指人以特定地方為感知對象，在人的態度、期望和目的地等因素影響下形成的對特定地方的感知評價和意象，以及賦予地方的特殊意義和價值，探討的主題包括地方(Place)的概念、地方性、無地方性、地方精神(Spiritofplace)等。地方情感主要包括人對特定地方的情感評價和情感依戀兩方面［25］。地方感與旅游地意象關系密切(圖略)，地方感是旅游地意象策劃的基礎，并與旅游地意象相互影響。地方體驗是旅游地意象感知和策劃設計的基礎。“地方或地方性(Place)”這一術語是人文主義地理學乃至現代地理學的一個核心概念［26］。人文地理學家把地方定義為生活空間、社會網絡交流的場所或者可以解釋為個人產生地方感的來源。“地方性(Place)”和地方識別性和地方認同(identity)的研究，與旅游地意象的研究有著密切關系［11］(26)。從旅游地理學角度講，地方是旅游者對一個旅游地感知、感受、審美和判斷以及形成對旅游地整體印象的基礎［27］。任何地方都有其自身獨特的地方特性，或稱地格(Placeality)。諾伯舒茲所謂的場所精神(GeniusLoci)體現了這種地格意義。諾伯舒茲認為，場所是環境的一種具體形態，場所不只是抽象的區位，它指的是由物質的本質、形態、質感及顏色的具體的物所組成的一個整體，這些物的總合決定了一種“環境的特性”，亦即場所的本質。一般而言，場所都會有一種特性或“氣氛”。地方性研究是區域旅游意象設計的基礎工作之一，旅游地意象的設計要把握地方的文脈，提煉包括文化特質和自然特性的地格［28］(206)，為未來的旅游開發和規劃提供本土特征基礎。地理學的地方情感評估主要體現在地方意象的評估上，在旅游地理學中主要體現在旅游地意象的情感評估上［25］(13)。此外有研究認為，旅游地意象和地方感是相互影響的。人們對地方的經驗認識和了解會影響認知意象的產生和情感上的反應，意象的形成與地方熟悉感的概念相似。旅游地意象的形成會影響游客對旅游地的地方依附感［26］。總之，地理學以人地關系為其研究的重要內容，而旅游現象是旅游者在不同旅游地域遷移的一種時空位移過程，隸屬人地關系的一種。旅游地意象是旅游者對旅游地的綜合感知，從地理學相關理論的角度來解讀旅游地意象感知的時間與空間特性，具有本源視角上的理論意義，也可使旅游地意象在旅游管理實踐中更好地發揮其對旅游業發展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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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鄉村聚落；景觀格局；城鎮化

中圖分類號：F323.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08-0037-02

一、鄉村聚落研究綜述

聚落通常包括農村聚落和城市聚落兩類。作為人類生產和社會活動的中心，聚落是人們居住、生活、休憩、勞動生產以及進行各種社會活動的場所。鄉村聚落學是聚落地理學研究的重要分支，也是人文地理研究中較為薄弱的部分。鄉村聚落學是研究鄉村聚落（狹義的聚落）的景觀、形成、演變、分布規律及其與地理環境相互關聯的一門學科[1-3]。

鄉村聚落地理的研究開始于19世紀。這一時間段內的鄉村聚落研究多側重于描述聚落的形態以及與地理環境的關系。1980年以來，后現代主義、人本主義、結構主義、批判現實主義地理學等影響，西方的鄉村地理學研究逐步向人文和社會方向轉型。

隨著鄉村聚落研究的不斷深入，研究方法也呈現出多樣性，諸多學者運用GIS的方法開展對鄉村聚落的研究。2012年，李紅波等通過研究大量的文獻資料，發表《國外鄉村聚落地理研究及近今趨勢》，提出鄉村聚落的人文和社會化與鄉村重構趨勢。2014年，吳江國等運用GIS的方法，結合土地調查數據在縣域、鎮域、村域三個尺度上分析了鄉村聚落景觀的分型特征[3]。2015年，宋曉英等學者發表《基于GIS的蔚縣鄉村聚落空間格局演化與驅動機制分析》一文，引用GIS和密度估算方法，分析了蔚縣商周時期至清朝3000多年間的鄉村聚落演化，指出其演化受自然、軍事、人口、經濟等的影響[4]。

二、鄉村聚落研究相關理論

（一）人地關系論

人地關系論是在人們對人地關系的認識產生的理論。主要包括：地理環境決定論、或然論（人地相關論）、適應論、人類生態論、文化景觀論、唯生產力論、非決定論、協調論等。人地關系協調是人地關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人類活動和自然環境相互作用所達到的最理想的狀態。其主要強調人地關系中各子系統（自然子系統、經濟子系統、社會子系統和人口子系統）內部及相互之間的協調，最終目的是人地系統的和諧發展。人地協調的重要標志是，在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同時，生態環境也不斷得到改善，社會可接受性不斷加強[5]。

（二）中心地理論

中心地理論是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在《德國南部中心地》一書中提出的，成為研究城市職能、城市規模及城市空間結構的核心理論。克里斯塔勒通過對德國南部城市和中心聚落的實地調研，提出了中心地的概念，表述為向居住地周圍提供商品和服務的場地，并發現中心地的分布會受到市場、交通和行政三個因素的影響，由此中心地有等級大小之分，等級的大小決定了中心地的數量、分布、服務半徑。通過確定中心地經貿活動的影響半徑，加之空間組合的概念，形成中心地的網絡結構，他還提出在理想環境下的聚落分布的六邊形模式[5]。

（三）系統論

19世紀40年代，貝塔朗菲（L.V.Bertalanfy）提出了一般系統論，奠定了系統論發展的科學基礎，到70年代，在各國的學科領域內掀起了“系統運動熱潮”。

系統學作為一類嚴謹的科學，為地理學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越來越多的地理研究者將系統論的思想引入地理學研究，諸如建立地理研究的系統模型，界定系統的研究邊界，在城鎮規劃、區位選擇等方面，系統思維與地理思維形成了較好的契合。隨著RS、GIS、GPS等系統學科的發展，地學研究逐漸打破靜態的思維方式，通過一些動態的模型，更加明確了地理研究的可視化和動態演化。系統論也成為地理科學方法的核心，系統學思維為地理學研究開辟了新前景[6]。

（四）分形研究理論

1967年美國數學家曼德爾布羅（B.Mandelbrot）提出分形理論。分形是指與整體以某種方式相似的形體，如海岸線的局部和整體的相似[7]。分形理論被用于地理學是一種定量研究。國外將分形理論應用于聚落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阿林豪斯、巴蒂和富蘭克豪澤。阿林豪斯運用分形理論對中心地進行重構，并證明分形方法可以生成廖什體系。

巴蒂在1994年與朗利聯合出版了《分形城市》著作，書中探討了城市的邊界、土地利用形狀、城市形態等。法國學者富蘭克豪澤出版《城市結構的分形性質》，并于2000年發現城市化進程中，聚落形態演化逐漸出現的分形特征。

國內研究在1990年開始，艾南山等將分形理論引入城市地理學的研究，開始運用分形理論研究城市規模和結構[8]；陳彥光、劉繼生和朱曉華等相繼將分形理論應用于城市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中。1998年，單緯東、陳彥光發表《信陽地區城鄉聚落體系的分形幾何特征》一文，通過對信陽地區、羅山縣域、周黨鎮村鎮的聚落進行考察研究，發現了其相似分形性質。2014年，吳江國、張小林等結合分形理論，通過研究對比蘇南地區和皖北地區的聚落，發表《蘇南和皖北平原地區鄉村聚落分形特征對比分析――以鎮江丹陽市和宿州橋區為例》一文，證明分形理論對聚落體系規劃的實用性和科學性[9]。

三、鄉村聚落景觀及空間格局研究綜述

（一）鄉村聚落景觀研究內容

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期，鄉村聚落景觀格局的研究在國內外地理學界全面展開。景觀格局的定義來源于景觀生態學，是一種描述景觀空間格局的外在現象。景觀格局又稱景觀結構，由大小和形狀各異的景觀要素排列組合形成，是生態過程中形成的在不同的尺度上的結果[10]。

鄉村景觀研究最早在捷克、荷蘭、德國等國家開展。研究內容主要為：研究鄉村聚落景觀的演變；分尺度研究鄉村聚落景觀的類型；研究鄉村景觀，通過鄉村規劃調節人類與環境的關系；研究鄉村景觀中人類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文化感知等。

（二）國內鄉村聚落景觀研究成果

19世紀80年代，鄉村景觀研究在中國興起。相對于國外，中國的鄉村聚落研究起步較晚，但卻是一個全新的值得挑戰的領域。在借鑒國外研究的基礎上，中國的鄉村聚落景觀研究主要包括鄉村住宅環境、鄉村聚落的景觀類型以及評價、鄉村規劃、鄉村旅游等方面。近年來，鄉村聚落景觀的研究著作頗豐。

1.景觀格局。湯國安通過GIS緩沖區分析方法，通過研究水系、地形、交通、城鎮距離等因素對聚落的影響，提出聚落格局受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影響[11]。蔡為民、唐華俊等應用景觀生態學的原理和定量方法，研究了黃河三角洲近20年來的農村居民點格局[12]。馮文蘭等通過GIS緩沖區分析和度量方法，選取高程、水系、交通網、坡度對鄉村聚落的空間集聚做了定量化分析[13]。

2.鄉村聚落景觀與環境的關系。姜廣輝等學者將北京山區作為研究區域，應用GIS空間分析技術以及景觀指數的量化分析方法，分析了農村居民點分布及其變化與自然環境、生產環境和社會經濟三方面的要素之間的關系[14]。劉仙桃研究了地形、河流以及公路交通等因素，對農村居民點空間分布的影響，并得出農村居民點空間分布分為集群型、隨機型和均勻型3種類型。

3.鄉村景觀評價。劉濱誼與王云才運用景觀規劃學、景觀生態學、景觀地理學的理念建立了鄉村景觀的可居度評價，可達度評價，相容度評價，以及敏感度評價和美景度評價體系[15]。謝花林與劉黎明從鄉村景觀的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生態價值和美學價值出發，通過構建目標層、項目層、因素層和指標層4個層次的評價指標體系，為鄉村景觀規劃和設計提供依據[16]。趙勇等對中國首批歷史文化名鎮（村）保護狀況進行了社會調查，構建15項指標的歷史文化保護體系。運用因子分析法對其分析評價，并運用聚類分析法劃分為 4 種類型及相應做出評價[17]。

4.村落規劃。郭曉東等通過對研究區的鄉村聚落進行分析，發現人們對居住點的選擇更傾向于空間較為開闊、交通更為方便、水源條件更為適宜的地方。但人口的擴張、聚落數量的增加，導致聚落的空間分布呈現分散性。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背景下，政府應充分發揮主導作用，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和加強中心村建設，促進和引導鄉村聚落適度集中，從而實現鄉村聚落的健康發展和空間結構的優化[18]。

四、結論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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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博斯威爾的這種思想傾向，美國著名人文地理學家大l?哈維有種說不盡的無奈。在《希望的空間》(Space of Hope)中，哈維著力描繪了那些具有身份優越感的貴族對城市的種種偏見：信誓旦旦地認定城市只因他們這些人而存在，為了健康的城市文明，那些黑人、窮人等群體，必須被逐出市區，或者將他們統一規劃到郊區與城市邊緣空間中。而為了防止“下等人”的靠近，這些城市貴族們甚至建造了“門控社區”等種種排他性空間。哈維相信，這種對城市的“不平衡地理”想象，勢必會導致城市中的“區隔”問題：不同群體之間的誤解和仇恨將會越來越嚴重。

相比之下，作為博斯威爾老鄉的喬納森?拉班(Jonathan Raban)則要顯得大度得多。拉班認為，倫敦是一個充滿張力的城市，任何人都能在這個城市中找到自己獨有的注腳，它們無窮無盡，不分貴賤。1974年，拉班將這個思想進一步放大，最終歸結成了一本書，書名為《柔軟的城市》(soft city)。此書通過對倫敦的盡意書寫，為所有城市刻畫了一個細致入微、柔軟異常的現代寓言，其對西方后來城市規劃的影響極為深遠。

自柏拉圖以來，關于城市的種種定義大多都是政治化的。拉班一改常規，將城市賦予了意味深長的感性：“城市，我們偉大的現代形式，是柔性的，它順從地接受了令人目眩，而且好色的種種生命、夢境和闡釋。”因為柔軟，一切就變得不再固定，人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位置，各種可能性在此――敞開。換句話說，我們不應以階級、種族等眼光來打量一個城市，城市的特質正在于它的多元與異質。

但是，城市為何會變得柔軟呢?作為旅游作家的拉班，通過自己多年對城市的切身觀察與體驗，最終將其原因歸結為城市中不同的個體人。一個人，意味著一種獨有的生活方式。在大小不一的城市中，我們總能看到波德萊爾詩里的浪蕩子、本雅明筆下的拾荒者、福樓拜眼中的貴婦、馬克思著作里的勞動力，以及狄更斯故事間的都市夜行人。這些人散落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無不為解讀城市提供著別具一格的視角。也正因此，拉班才借用羅蘭?巳特“零度寫作”的觀念，提出如今的城市已經變得“去風格化”，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風格，城市無非只是個人風格一種經驗的劇場。

當然，在個體人將城市變得柔軟的同時，城市反過來也讓個體人逐漸變得柔軟起來。書中，拉班甚至用了整整一章的文字來描述城市是如何軟化一個初來乍到者的(拉班將這些人稱之為“綠角”)。拉班認為，進入一個城市的過程，是一種戲劇化高度增強的場面。每個城市都有特殊的入口，那里凝聚了整個城市最具感染力的修飾符號，能使“綠角”們興奮異常，難以招架。于是，在諸多的影視作品中，我們總能看到那些身懷“美國夢”的人在客船甲板上第一次見到自由女神時的狂喜。而在進入到城市內部之后，各種城市景觀也在“綠角”面前逐一鋪開：衣著光鮮的摩登女郎、燈光迷離的都市街道、豪華氣派的大型商場、琳瑯滿目的百貨中心。要想融入城市，

“綠角”們必須先融入這些城市景觀。原本堅硬的本我，就這樣在城市面前緩緩柔軟，進而變成了一個任意可塑的城市人。

出于道德自覺的考慮，拉班雖然并未像博斯威爾那樣給城市設置一個具有等級差異的倫理標準，但是他還是對城市之“柔軟”提出了自己的憂慮。他認為，一個柔軟的城市，因為太隨便，太自由，以至于發展到了不負責任的地步，這樣的自由無疑是膚淺的。而對于自由來說，膚淺是極為危險的：人們可以把不切實際的消費欲望視為自由，可以把不顧他人之痛的欺騙視為自由，也可以把城市中無處不在的仇恨與犯罪視為自由。這種略顯無奈的自由，彰顯了一個饒有意味的悖論：城市雖很柔軟，但卻充滿著堅硬的事例。正因此，拉班才感嘆城市懷有“魔幻”之屬性，讓人實在難以猜透。

面對現代城市中的各種堅硬困境，大l?哈維認定傳統的烏托邦已從城市中退隱，但他并未因此而否認城市的意義。在他看來，把城市比喻成一座糞堆，這只是一個頭腦簡單的l道士采用的一個頭腦簡單的提喻，毫無意義。所以，一方面，我們不能樂觀地奉承芒福德們的完美構想，認為僅憑理性便可掌控城市的全部；另一方面，我們也沒必要悲觀地走向鄉村社群主義，高唱“城市之死”的挽歌。這也是為什么拉班會把自己的書取名為《柔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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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土地生態安全；應用研究；研究展望

一、概念研究

上世紀40年代Aldo Lcopold在對土地功能狀況評價中考慮了土地健康的因素，生態安全的研究也隨之逐漸開展。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需要大量的土地，人們對土地資源開發的深度和廣度不斷加大，甚至已經超過了土地生態系統自身承載能力，區域內土地生態安全處于亞健康的狀態，人們的生存環境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一些學者從土地生態系統結構是否受到破壞，生態功能是否降低定義土地資源生態安全；張虹波等從保持土地生態系統自身動態平衡，內部結構、功能完整，實現土地資源的持續利用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角度定義土地生態安全；梁留科等從實現社會、經濟、生態安全的協調發展角度定義土地生態安全；還有學者從人類對土地的需求量與土地的供給能力定義土地生態安全，即土地的數量和質量能夠滿足后代人發展對其的需求。

二、土地生態安全的基本理論研究

（一）人地關系協調理論

1650年西方人文地理學家沃侖·紐斯的《地理通論》中首次提出了人地關系。從地理學角度上講，人地關系就是人與自然地理環境之間相互影響關系。人地關系有兩大基本原理，一是土地承載力限制與超越原理。人地矛盾主要是指人口的不斷增長以及人類對土地需求的增加使得土地難以滿足人類的生產和生活的需要，既土地承載力是有限制的，人地關系的發展主要表現在提高土地承載力；二是人地關系地域關聯互動原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人與土地生態環境的聯系更加密切，在關聯互動中，即便是來自不同尺度的人地關系系統，每一種層次都是彼此聯系、彼此依存的。這時，變動與沖突、互補與協調就成為了人地系統的主要特征，吳傳均在上世紀90年代就指出人地關系地域系統是地理學的研究核心內容。

（二）可持續發展理論

上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萊切爾·卡遜在《寂靜的春天》闡述了農藥的大量使用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羅馬俱樂部在1972年出版的《增長的極限》揭示出環境安全問題對人類生存、發展的重要影響。布倫特蘭報告中正式提出可持續發展概念并給出可持續發展定義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滿足其需求能力構成威脅的發展”。從生態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社會、經濟的持續性發展要與自然生態環境的持續能力相適應，保證人類社會的發展要在土地生態環境所能承受的范圍之內，不能以破壞環境為代價而謀取發展。只有把可持續發展作為基礎、作為前提條件，土地的生態安全的研究才更具有意義。

（三）生態經濟理論

20世紀80年代國際生態經濟學會成立，1989年創辦《Ecological Economics》雜志。國內外對生態經濟理論進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顯著的成就。生態系統和生態經濟系統的研究均是生態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內容，土地生態保護與經濟持續發展是密切聯系、內在統一的，土地資源生態安全的實現必須以保護生態環境為基礎，要遵循生態環境的內在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實現生態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情況下。反之，生態環境的破壞會嚴重阻礙經濟的發展。

三、土地生態安全研究的主要內容及研究進展

（一）土地資源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研究

城市化進程中大量的土地轉變為建設用地，土地生態安全面臨著嚴重的威脅。現代化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化肥農藥的使用改變了土壤的特質，人類對森林不合理開采改變了陸地水循環。土地生態安全評價的研究被人們提上日程。土地生態安全評價的關鍵在于構建科學合理的指標體系與評價標準，目前尚無統一標準，多通過借鑒1993年FAO發表的《可持續土地管理評價大綱》中關于土地質量評價指標構建土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多數學者從土地生態系統壓力、狀態、響應3個方面對土地生態安全進行研究，張建新在P-S-R框架模型的基礎上選取評價指標，對湖南省土地可持續利用進行了生態安全評價。許月卿從自然、經濟、社會安全的角度構建小城鎮土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對貴州省貓跳河流域土地生態安全進行了研究；杜忠潮依據P-S-R模型，從土地自然資源現狀、土地社會經濟環境壓力和人文影響3方面構建土地資源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高珊依據“壓力-狀態-響應”（P-S-R）模型，從環境、行為和決策三個層面選取指標，研究了生態建設成效。

（二）土地生態安全評價的方法研究

土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確權的方法有特爾菲法、層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及熵權系數法，部分學者也采用兩種或以上的方法確定指標權重。李秀霞采用熵權對吉林省城市化進程中土地生態安全問題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實現土地生態安全的合理性建議；徐道煒采用突變級數法研究了福建省土地生態安全問題。綜合指數法、物元法等方法是學者們常用的土地生態安全綜合性評價的方法，李明月基于BP神經網絡方法對廣州市土地生態安全進行評價。上世紀60年代，部分學者以研究土地承載力的方法對區域土地生態安全進行了研究，90年代，人們將生態足跡的方法引入到生態安全的研究，現代，科學技術的創新，突破了原有的定量水平和精確程度，生態足跡方法定量化程度高，一般只有很少因素定量評價生態承載力狀況。何淑勤等利用生態足跡理論與方法，對雅安市土地生態安全情況進行了研究。

（三）土地生態安全預警研究

土地生態預警的目的在于時刻了解系統內部生態安全的綜合狀況。法國經濟學家Alfred Fourile最先闡述了監測預警的思想。HaqueC.Emdad對加拿大紅河谷土地資源的危險性進行評價。我國對預警的研究主要在一下幾方面，一是概念方面，傅伯杰提出的區域生態環境預警是對區域資源開發利用的生態后果、區域生態環境質量的變化以及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評價、預測和警報；二是研究方法方面，目前國內部分學者利用GIS建立土地生態預警信息系統，準確掌握區域生態狀況和動態變化趨勢；三是評價指標方面，吳冠岑選取從自然、經濟、社會三方面選取預警評價指標，并引入變權理論的概念，構建了土地生態安全預警的懲罰型變權評價模型并對淮安市進行了實證研究，許學工對黃河三角洲生態環境進行了評估和預警研究。

（四）土地生態安全設計研究

生態安全設計，對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和區域土地資源生態安全有重要意義。主要針對區域內生態環境問題，對區域生態環境問題進行有效控制和持續改善。主要包括以生態安全為前提的土地利用結構優化和區域生態安全格局設計。生態因素已成為影響土地利用結構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S.Hermann從自然環境角度選取生態約束因素對鄉村土地利用結構進行設計；趙丹從生態綠當量的角度，對寧國市土地利用結構進行了實證研究。區域生態安全格局設計方面，馬克明對區域生態安全格局的概念以及理論基礎的論述，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區域生態安全格局的設計原則與方法；徐海根等提出了自然保護區生態安全設計的概念，構建了從區域層次到網絡的每個節點（保護區）再到網絡與節點的連接（廊道）的研究流程，綜合運用迭代法、整數規劃方法和地理途徑方法等方法設計自然保護區生態安全格局。

四、研究啟示

首先，土地生態安全評價研究中，加大對各模型進行基本參數與可信度、準確度的研究。評價方法上將計量模型與現代信息技術結合起來，為土地生態安全設計的研究構建空間模型。

其次，加強土地生態安全評價和設計相結合的綜合研究。土地生態安全評價和土地生態設計的研究在于保持生態系統平衡和土地資源的持續發展和利用，保障區域生態安全，實現生態、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

最后，加強動態監測和預警系統研究。目前國內沒有明確系統預警指標體系和成熟的理論體系，有關預測誤差方面的研究較少，在預警過程中難以及時、準確對預測誤差進行修正。且較少進行多種預警方法的綜合運用。構建基于過程的動態模型，結合地理信息技術加強土地生態安全動態監測，在此基礎上建立土地生態安全預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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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體系 等級 規模

我國正處于快速城市化的發展階段，城市人口增長和地區經濟差異越來越明顯，城市等級體系也必然隨之發生較大的變動。我國城市數量多、區位優勢和經濟發展差異巨大，加強城市等級體系的研究對于探索新時期我國城市發展規律和制定合理的城市群發展策略具有重要意義。

一、城市等級體系的概念界定

基于城市等級體系的自身特點，國內外學者對城市等級體系的研究主要是以定量研究為主，對其定性研究較少，因此城市等級體系的概念沒有明確的定義，在一些研究中將城市等級體系、城市規模等級和城市體系等級混合來用。

城市規模等級是衡量城市大小的指標，包括人口規模、用地規模、經濟職能規模和基礎設施規模四部分，在實際應用中主要以人口規模為主。依據城市非農人口規模指標將我國城市分為五個等級：超特大城市（人口1000萬及以上）、特大城市（人口大于100萬小于1000萬）、大城市（人口在50萬到100萬）、中等城市（人口在20萬到50萬）和小城市（人口規模20萬以下）。

城市等級體系是指按照城市多項指標的綜合對城市進行定位，它包含了城市中心地區和廣大鄉村地區，以及多產業體系的區域經濟系統，城市等級的確定對城市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城市等級絕不等同于城市規模，一些人口多的城市其等級不一定高，人口相同的城市也不一定就屬于同一個等級。但在一些實際研究中，直接以人口規模指標來劃分城市等級。

城市體系是指一定地域內在功能和等級方面互相聯系的城市總體，城市體系是對多個城市來說。它包括城市功能體系、城市等級體系兩種類型和規模結構、職能結構、空間結構三個基本結構。城市體系可按城市規模的大小劃分為若干個級別，但并不意味著這個級別就能代替整個體系的等級。

綜上所述，并不能說單個的城市規模或城市等級就是城市等級體系，本文所講的城市等級體系為城市規模和城市等級的綜合體。

二、城市等級體系的相關理論綜述

城市等級體系的產生和發展是以幾個重要的經濟地理學的理論為依托。克里斯塔勒型（Christaller-type）的城市空間體系是在農業腹地的擴大導致制造業生產地點分散（通過產品差異或運輸成本導致多組貨物生產組織的產生）中自發形成的。城市等級體系的演化經歷了三種不同的傳統模式，第一模式是采用阿隆索（1964）——米爾斯（1967）——穆斯（1969）單中心城市模型，這是杜能（1826）土地利用模式的重新修正，其中“偏僻的小鎮”有中央商務區（CBD）取代。第二模式是亨德森（1974）作為經濟模型的城鎮體系，也就是作為一個集合的城市，其主要研究城市規模和類型（Henderson，1987，1988）。第三模式是克里斯塔勒（1933）和廖什（1940）的中心地理論，以均質的平原空間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為理論基礎。

（一）中心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

中心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是由德國城市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和德國經濟學家廖什（A. Losch）分別于1933年和1940年提出的，50年代起開始流行于英語國家，之后傳播到其他國家，被認為是20世紀人文地理學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通過對德國南部城鎮的調查，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發表了《德國南部的中心地》一書，系統地闡明了中心地的數量、規模和分布模式，建立起了中心地理論。克里斯塔勒創建中心地理論深受杜能和韋伯區位論的影響，所以他的理論也建立在“理想地表”之上；其后又引入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即生產者和消費者都是理性人假說。克里斯塔勒指出級別高越高的中心地生產較高級別的中心貨物或提供較高級別的服務，反之亦然。根據中心地的服務范圍，提出了正六邊形的網絡服務體系，并在此基礎上推出了K=3的不同級別的中心地數量的遞推公式。

克里斯塔勒認為，有三個原則支配中心地體系的形成，即市場原則、交通原則和行政原則，不同的原則有類似于K=3的中心體系網絡分布，只是在不同的原則下K的取值不同而已，市場原則下取值為3，交通原則下取值為4，行政原則下取值為7。以上三個原則共同導致了城市等級體系的形成。

1940年，德國經濟學家奧古斯特·廖什出版了《區位經濟學》一書，在書中他利用數學推導和經濟學理論，得出了一個與克里斯塔勒學說完全相同的區位模型。與克里斯塔勒不同，廖什更多的是從企業區位理論出發，通過邏輯推理方法，提出自己的生產區位景觀。廖什出色的工作，為中心地理論樹立了更為牢固的理論基礎。

此后，1958年，貝里（B.J.L. Berry）和加里森（W. L. Garrison）對中心地理論作出了一些新的解釋。首先，他們增補了中心地理論的假設，即消費者的消費支出是均質分布的。其次，由于當時克里斯塔勒的《德國南部的中心地》尚未譯成英文，貝里和加里森對六邊形網絡做了自己的解釋。在構造中心地等級體系時，貝里和加里森明確提出了“邊際等級貨物”這一概念，這對中心地理論是一個發展。1962年貝里又提出中心地等級的提高，職能單位數目的增加比中心地職能數目的增加要快。1967年貝里又指出中心地理論假設條件變化后對中心地等級體系的影響。他認為，人口密度越高，地區潛在的消費也越高，因此，中心地等級體系中的層次潛在數目就越多。便利、快捷、低成本的交通將減少低級中心地的重要性，有利于較高級別中心地的發展，這一點符合美國中心地的發展態勢。他還指出，農業社會由于消費水平低，中心地職能分化程度低，中心地等級體系的層次數也較少。

貝里（Berry，1967）的概括特征的前兩個已由Fujita等（1999）、Tabuchi和Thisse（2011）的研究演繹得出。可見，城市等級體系依托于中心地理論而產生和發展。

（二）亨德森城市體系理論（Henderson-type）

城市經濟學在針對城市區規模和類型結構的研究中構建了關于城市等級體系的模型（Henderson，1974等）。亨德森認為經濟體為城市的集合（A Collection of Cities），其中存在兩種相反的作用力，即產業在城市的地理集聚產生外部經濟，同時，越大的城市存在越高通勤成本引發城市的非經濟性。同時，亨德森提出由于產業間的規模經濟存在差異，而城市非經濟性決定于城市規模，由此解釋了存在大量具有不同規模的專業化城市現象。但亨德森的城市體系無法處理城市空間分布及相互空間作業關系等空間問題，因此可以被視為無空間城市體系模型。

新經濟地理學上的城市等級體系研究，將空間因素重新帶回城市等級體系理論的模型。該研究始于Fujita和Krugman（1995）對于“杜能”空間經濟框架中單中心城市形成機制的建模，隨后，Mori（1995）、Fujita和Mori（1997）逐步推進，最后Fujita等（1999）完成創作。此后，Tabuchi和Thisse（2011）對此進行了必要的補充。

（三）城市首位律（law of the primate city）

城市首位律是馬克·杰斐遜（M. Jefferson）早在1939年對國家城市規模分布規律的一種概括。杰斐遜分析了51個國家（其中6個國家為兩個不同時段）的情況，列出了每個國家前三位城市的規模和比例關系，發現其中有28個國家的最大城市是第二位城市人口的兩倍以上，有18個國家大于第二位城市三倍以上。他將在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中占據明顯優勢的城市定義為首位城市（primate city）。其定義的首位城市也就是一個國家中最高等級的城市。

首位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體系中的城市人口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這不免以偏概全。為了改進首位度2城市指數的簡單化，又有人提出4城市指數和11城市指數。

（四）城市金字塔

城市金字塔是指城市按規模大小分成等級，等級越高的城市數量越小。高等級的城市唯一金字塔的頂部，低等級的城市是城市規模等級金字塔的基礎。不同規模等級城市數量之間的關系可以用每一規模等級城市數量與其上一規模等級城市數相除的傷（K值）來表示。

城市金字塔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分析城市規模分布的簡便方法。戴維斯（K. Davis）把城市金字塔的規模等級邊界規范化，當城市規模按兩倍數分級時，發現世界和城市體系發育的大國基本符合各規模級城市的數目隨著規模級降低而倍增的規律。

（五）位序——規模法則（rank-size rule）

位序——規模法則從城市的規模和城市規模位序的關系來考察一個城市體系的規模分布。

最早是1913年奧爾巴克（F. Auerbach）發現五個歐洲國家和美國的城市人口數據符合下式

PiRi=K

式中：Pi是一國城市按人口規模從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城市的人口數；Ri是第i位城市的位序；K是常數。

1925年羅特卡（A.J. Lotka）發現美國符合

PiRi0.93=5000000

他給出了一個比奧爾巴克方程能更好地擬合美國1920年的100個最大城市的模式。羅特卡的貢獻在于對位序變量允許有一個指數。

1936年在辛格（H.W. Singer）的研究中才出現一般轉化公式（以10為底的對數的轉化公式），相當于：

PiRiq=K

1949年捷夫（G.K. Zipf）提出在經濟發達國家里，一體化的城市體系的城市規模分布可用簡單的公式表示：Pr=P1/R。式中：Pr是第r位城市的人口；P1是最大城市的人口；R是Pr城市的位序。

捷夫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意義，但作為一種理想的均衡狀態，已被很多人介紹。

三、城市等級體系實證研究綜述

城市等級體系是新經濟地理學的核心，對城市等級體系的研究多是從經濟地理學科理論基礎出發。國內外對城市等級體系的研究中最常見的問題是關于城市等級體系的劃分。傳統的方法是從單一的人口規模角度劃分；或者是從行政職能的角度劃分，但以人口規模方法最為多見。

國外對城市體系研究最早的要數奧爾巴赫（F. Auerbach），他于1913年提出的位序-規模法則，用公式來表示一個城市的規模和該城市在國家所有城市按人口規模排序的關系。羅特卡對奧爾巴克的約束性方程做了修正，辛格（H.W. Singer）1936年提出了一般轉移公式。1949年捷夫（G.K. Zipf）提出了在經濟發達國家里一體化城市規模分布的表達式。馬克·杰斐遜（M.Jefferson）于1939年提出了城市首位律（Law of the Primate City），通過對51個國家（其中6個國家為兩個不同時段）的情況分析，他發現一個國家的首位城市要比第二位城市大兩倍或三倍以上。馬克·杰斐遜還提出了四城市指數和十一城市指數。

我國學者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理論。比較成功的有：嚴重敏、寧越敏（1980年）和徐學強（1982年）先后用全國城鎮的詳細人口資料進行的位序-規模律的檢驗，指出我國城市整體上符合位序——規模法則；王法輝（1989年）用更系統的設市城市資料計算（1949—1987年）歷年位序——規模模式參數；周一星（1989年）對中國各省區二、四、十一城市指數計算；徐學強（1982年）、李少星（2009）周一星（1986年）對80年代以前中國的城市規模等級結構詳細的分析等。

隨著我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近年來一些學者在前人研究城市規模等級體系的成果上，將城市等級體系的研究進一步推進和細分。其中，陳彥光（2001，2002，2010，）等，運用理論模型對美國一些城市和我國一些城市進行實證研究，驗證實際發展中的城市對模型的擬合度；J.K. Ahn，H.O. Nourse，張弘芬提出城市等級體系空間經濟相互依存模型，提出產業等級和城市等級體系的關聯；王發曾（1993年）針對河南省提出建立城市體系等級層次的理論和方法，對河南省的城市發展提出建議；魏守華、韓晨霞（2010年）對城市等級與服務業發展采用基于份額偏離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對我國城市等級與城市發展階段的聯系具有借鑒意義；劉繼生、陳彥光（2001年）對城市等級體系結構進行宏觀——微觀對稱性分析，具有創新意義；李震、楊永春根據我國城市發展的自身特色將GDP的規模分布于城市等級變化進行等級結構扁平化抑或是等級性加強的分析，指出我國城市GDP規模分布于城市等級變化等級結構加強，而不是西方國家的扁平化，但加強速度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發展有減弱趨向；我國還有一些學者將交通網絡引入城市等級體系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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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3）12-0024-010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3？12？003

1 引言

旅游是一個涉及社會、經濟及環境的復雜的社會現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旅游規模的不斷擴大，它所產生的影響日益受到關注。墨菲（Murphy）把旅游定義為關乎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雙方的社會文化事件[1]，認為旅游作為現代社會最大規模的人際交往的意義首先體現在文化交換和跨文化交流。世界著名旅游學專家賈法爾（Jafar）則明確指出，旅游是離開常住地的游人、滿足游人需要的產業和旅游地三者之間社會交換給旅游地帶來綜合影響的一種社會文化現象[2]。實踐表明，旅游發展對地方經濟、社會結構、文化傳統和生態環境等方面有著廣泛的影響，然而旅游業的發展也會對社區的社會文化、經濟和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干擾、分裂乃至破壞當地社會結構[3]。因此，旅游對于旅游地社會文化的影響比之經濟影響更深刻、也更長遠。

旅游影響研究于20世紀60年代開始于英語國家，并逐漸成為旅游地理學研究的核心內容和熱點問題[4]。由于受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左右，在旅游規劃與管理的實踐中，對旅游影響的關注點是經濟影響。因此，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研究開展稍晚（較之旅游經濟影響），但發展較快。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人文地理學的社會文化轉向，國外關于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的研究日漸深入，研究成果不斷涌現。迪瑞等（Deery，etal.）對此進行了很好的綜述[5]，由于某些原因文章僅局限于旅游的社會影響，尤其對旅游地居民感知的綜述占了較大的篇幅，而對旅游文化影響有所忽略。在國內，宗曉蓮、朱竑（側重于居民影響）、謝婷、鐘林生等也對國外此類文獻進行了總結[6，7]，但這些綜述只涵蓋了20世紀的研究文獻，2000年之后只有幾篇。21世紀文化全球化、旅游全球化的實踐表明，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的研究內容不斷豐富，研究視角更加新穎，研究手段日趨多樣。鑒于此，有必要對2000年以來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的研究文獻進行及時的回顧與反思，通過理清歷史脈絡，指明未來研究方向，為促進新時期政府部門旅游管理的有效性、旅游產業發展的可持續性、游客—居民—移民三元關系的協調性提供有益的實踐參考。

2 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的研究階段劃分

20世紀60年代以來，旅游對目的地的社會文化影響一直是旅游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半個世紀的研究歷程表明，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研究是一個不斷完善、逐漸深入的過程。根據學者們的研究思路、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宗曉蓮、朱竑將之劃分為如下3個階段，分別為定性描述、片面評價階段（20世紀六七十年代）；細分、量化研究階段（20世紀80年代）；跨學科、多方法相結合階段（20世紀90年代以后）[6]。以10年為界、定性—定量—性量結合的大眾化劃分方法固然沒有錯誤，但對于揭示演化的機制是無力的。21世紀以來，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的研究內容無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有所突破，呈現新的特征。迪瑞等的四階段論———定義和概念階段、模型發展階段、工具設計和發展階段、工具檢測與精煉階段，是新時期的經典[5]，生動地刻畫了演化的內動力，對未來研究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技術變革往往成為階段劃分的重要依據，如能結合全球社會經濟發展的時代背景，從生產方式、價值觀的轉換等途徑來思考這一問題，更具有現實意義。沿此思路，本文認為，在后工業化（后現代化）、文化多元化、價值觀多樣化的社會，未來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研究將呈現如下特點：在研究視角上，人類學、社會學、文化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的理論將會從不同的視角和維度切入；研究尺度上，將更多地采用微觀代替或折射宏觀的方式；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質性研究將大顯身手，著重實現“解構”、“映射”、“講述”和“扎根”的功能，進而實現對社會文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具體而微”和“互動深描”全方位的解讀與詮釋，同時，一些新的定量分析工具將得到靈活采用，因此，在研究內容上會表現得更加多樣化、細致化、生動化。

3 2000年以來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的研究進展

模糊的概念、定義、邊界直接影響了研究內容的科學性。關于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的核心概念、界定和研究內容，早期學者如史密斯（Smith）把旅游社會文化影響歸結為示范效應、社會分層與社會化、自尊、文化復興和憎畏感[8]。巴特勒等（Butler，et al.）認為，旅游的社會影響在接待地或旅游目的地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關于接待地或目的地的特征，包括對于主—客關系的影響，如文化效應、犯罪、、示范效應等；另一類是旅游對基礎設施和當地資源開發、利用的影響，如旅游開發對地方資源和設施形成的壓力，輸入外來勞動力對當地就業造成的壓力，當地語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改變等[9]。馬西森（Mathieson）則將旅游社會文化影響具體區劃為旅游地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各個層面，如產業結構、收入結構、空間結構、人口結構、家庭關系、社區組織、價值體系、觀念習俗、生活方式、

傳統文化等[10]。

隨著研究的持續進展，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研究的核心概念及其邊界逐步形成，居民感知影響、文化變遷（物質與非物質）影響、社會結構影響等研究內容的基本框架得到明確[6，10]。地方是社會文化的空間載體，旅游發展對地方身份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地方以文化表征的形式，通過符號的象征作用，向游客傳達某種意義。地方身份日漸成為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的重要研究內容。

3？1 對居民感知行為的影響

旅游地社區居民是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的真實見證者，是旅游社會文化變遷的“晴雨表”（barometer）和“指示器”（predictor）。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感知是衡量旅游目的地社會文化影響的有效途徑。正如迪瑞、克列姆（Klemm）等學者指出，社區居民已經成為目的地旅游“產品”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他們的態度和行為對旅游目的地經營的成功與否有著相當大的影響[5，11]。從“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態度”視角審

視旅游的社會文化影響，避免了研究對象過于寬泛、難以量化的問題，使研究變得具體、可操作[6]。

居民是如此的重要，理解居民支持旅游產業的內因，有助于建立旅游發展的增長模型，從而降低社會負面影響，爭取社區的積極行動。自20世紀70年代伊始，居民感知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各種研究方法被采用，不同研究目標相繼得到實現，研究表明，當地居民對旅游持積極態度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把旅游看作是一種經濟發展的工具[12]。21世紀以來，不同旅游發展形式得到驗證，如生態旅游[12-15]、

鄉村旅游[16，17]、濱海旅游[18-22]、遺產旅游[23]、賭場[24-26]、事件[27]、主題公園[28]，居民對此態度不

一。然而居民對影響感知和支持的程度，伴隨著旅游地生命周期階段的改變而改變。正如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中所指出的：當旅游地進入快速的發展階段，居民對旅游的感知發生分化，任何一種旅游發展形式都不可能得到每位居民的支持；而進入后期發展階段時，居民對旅游發展開始持消極態

度[29，30]。在這一階段，傳統的經濟評價工具已經不足以評價居民的態度，除經濟之外，環境、社會、情感等其他因素需要被考慮進來。同時，學者們對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的旅游地的比較結果也發現居

民的態度存在差異[31-36]。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目前居民旅游感知研究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成熟程度，只需要進行定期的更新工作便可，從而減少無理智的重復（unwittingduplication）[5，12]。國內，這方面的研究正處于具有一定“實證意義”的“刷頻”階段，理論提煉與學術價值略顯不足。

居民感知的新進展離不開美國學者格里斯（Gursoy）及其合作伙伴的努力[37，38]。盡管早些年一些學者，如蘭克福特和霍華德（Lankford&Howard）模型、福克納和泰德史威爾（Faulkner&Tideswell）模型已經思考過這個問題[39，40]。格里斯等全面審視居民感知的發展歷程，整合理論化的研究框架，重構應變量與其他因素的關系，不斷修正、檢驗、完善旅游影響態度量表，試圖建立一個統一的、適用性較強的旅游影響態度量表，以克服由于衡量指標不統一，調查結果不能進行互相比較的難題，使得這一領域的研究朝著系統化、理論化的方向發展[37，38]。這種努力一直延續，直到迪瑞等批判性地

審視旅游社會影響的研究成果，重新建構居民感知的概念框架和研究議程，將居民旅游感知的結構設計為：影響居民感知的變量分為外部變量和價值觀變量[5]。然而2010年之后，居民旅游感知模型的有效性開始受到質疑，一些新要素開始出現，如權利、信任、信仰等[41，42]。

3？2 對文化變遷的影響

隨著現代化步伐和文化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旅游作為一種文化體驗和文化實踐的重要形式，成為目的地文化變遷所不可忽視的因素。湯姆林森（Tomlinson）認為，全球化處于現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實踐處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43]。在旅游全球化過程中，人們體驗到了全球空間的親近感，或者說是“時空壓縮”，從麥克盧漢（Mcluhan）的“地球村”到聯合國所發明的“我們的全球鄰居”，這種“親密感”跨越了很大的時空段，導致遠方的游客進入到地方的體驗之中。然而，這種親近感卻無法回避一個基本的問題，那就是克服了時空距離之后，人們（居民、游客、旅游移民）如何面對新的文化沖擊，這種文化實踐活動（強勢文化）會對目的地文化（弱勢文化）變遷產生何種影響？

在保繼剛看來，旅游因其復雜本質，對目的地文化的影響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很難定出一套衡量影響的標準尺度[44]。學者們通過多種途徑對旅游文化影響展開研究，文化景觀成為一個重要的切入點。文化景觀是文化地理學中的核心概念和中心議題[45]，也是傳統文化的本質特征[46]。目前，旅游影響文化景觀變遷的專項研究缺乏，語言景觀是其主要研究領域。

語言景觀。語言是人類思維的外殼，是人類的交往工具。布爾迪厄（Bourdieu）指出，語言交往的實質是不同的個人、團體、階層和群體之間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勢力的交流、調整、比較和競爭，也是他們所握有的權利、資源、能力及社會影響的權衡過程[47]。語言變化是衡量社會文化變遷與旅游開發之間關系的一個重要指標[48]。戴凡等較早注意到旅游開發對目的地語言變化的影響[44]，潘秋玲刻畫了西方、粵語言景觀在西安傳播的空間格局[48]。

民族文化。影響最為深遠的當屬民族—民俗文化的變遷。民族文化是一種建構物———“想象的社會”，由許許多多的“創造性的傳統”所組成的。民族認同寄生于深層次的集體認同感之上，包括“感情、價值觀、共同的記憶和共同的命運等”。然而，旅游作為一種全球跨文化傳播的重要方式，會對目的地民族文化產生多種影響，這種復雜的影響既可以摧殘原有的認同心理，使旅游地逐漸喪失個性和特色，也可能凸顯、增強原有的認同感和文化自尊感。

真實性與商品化歷來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49，50]。大多數學者傾向于將其定位在消極方面：認為在旅游發展過程中，經過商業包裝的民俗文化喪失了原有的文化內涵，主要表現在民族文化的同化、民族文化的商品化、民族文化的庸俗化、民族文化價值觀的退化與遺失[51]。例如戴亞等（Dyer，et al.）對澳大利亞本土社區雅加布卡（Djabugay）的研究[52]，約瑟夫等（Joseph，etal.）對印度宗教旅游地普什卡（Pushkar）的研究[53]，以及梅森（Mason）對加拿大渥太華本地音樂遺產的再語境化過程的研究[54]，都得到類似的結論。

也有學者認為，在商品經濟還非常落后的民族地區，旅游對接待地民俗風情的影響，其積極影響遠遠大于消極影響。民族文化的商品化增強了民族自信，實現了民族文化的良性變遷，加速了民族文化的世界化進程[55-58]。伴隨著旅游全球化的持續推進，目的地居民對旅游的理解更加深入，主體意識不斷增強，不同的策略作為應對文化沖擊的手段紛紛被采用，以協調“全球”與“地方”的文化關系。文化生產和身份識別的復雜性從來不會屈服于成品的身份。阿莫阿莫（Amoamo）考察了新西蘭毛利人新的身份涌現過程，即“雜種性”（hybridity），動搖了毛利人固定身份的概念，為土著—邊緣人群賦予新的人格愿景，開創了對自我—他者理解的新空間[55]。陳麗坤對西雙版納3個傣寨、唐雪瓊對元陽哈播和綠春以及張瑾對廣西龍勝縣黃洛瑤寨的研究，同樣表明少數民族為適應現代社會的主流文化，經歷了地方文化認同、文化適應與文化重構的過程，從而走向世界文化[56-58]。

3？3 對地方身份的影響

當全球化深入地方的時候，我們所處的地方隨即發生轉型。然而，旅游實踐最本質的東西恰恰是由地方性而非全球性來定義的。這種地方文化不會在五星級的國際飯店中顯示出來，但它會在大街小巷、房屋、工作場所、酒吧、餐館、商店等這些遠離商業區的地方顯現出來。已有研究表明，由于宏觀社會文化數據采集的困難，加之當代社會破碎化程度的加深與地區異質性的增大，伴隨著全球化和地方化的交織，全球化在改變地方意義構成的影響日益凸顯：它是怎樣影響旅游地居民的地方感、認同以及自我與地方的關系，它是怎樣影響當地人所有的、完全是在地方定位的生活中發展而來的共享的理解力、價值觀、欲望、神話、希望與恐懼，這些問題成為當前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的研究熱點。

地方感與身份認同。地方構成個人或社會群體身份的一部分，處在同一個社會與權力結構不同位置的社會群體對于地方的意義有著截然不同的想象，地方內部復雜的社會與權力關系影響地方身份的建構形式。旅游對地方影響如此深刻，然而值得慶幸的是，對民族—社區認同感、對地方實踐和語境的附屬感，還未被旅游商品化的邏輯所殖民化。目前學者對地方與身份關系的理論與經驗研究逐漸增多，基恩等（Jeong，etal.）采用文化節日構建地方身份[59]，魏雷等通過走婚文化構建男性與摩梭地方身份[60]。什么因素會促進地方身份的增強？拉克姆等（Rekom，etal.）在荷蘭沃倫丹（Volendam）與厄瓜多爾奧塔瓦洛山谷（OtavaloValley）的研究發現，旅游帶來的商業活動對培育地方身份有重要的協調作用[61]。

精英們傾向于在固定的時空架構中固定地方，通過投資建設物質性的、紀念性的建造以固化地方意義來形成認同。地方通過景觀儲存喚醒個人和集體的記憶，進而塑造民族認同和國家感。遺產旅游就是一個生動而鮮明的例子[62，63]。遺產旅游經歷被看作一種符號化機制，通過它，國家認同感和國家歸屬感得以重建并互相交流。作為一種文化產品，它最根本的作用在于維持國家的團結性和合法性。帕克（Park）以韓國昌德宮殿（Changdeok）為例，“深描”了游客對國家集體、共享記憶的主觀感知和喚醒過程[64]。作為共享國家遺產的背景，昌德宮殿的永久性在于它能夠增強認知渴望和民族文化延續的象征和社會心理地位；作為一種象征（symbolic agent），它的作用在于鼓勵國家感知歷史的闡述和國家歸屬感維持與增強。

文化表征與象征意義。文化表征是對目的地及其居民的“正確”描述，它們傳達了一種客觀的風景和體驗，以語言、代碼的形式融入到旅游產業的實踐之中。表征產生于“它們本身”（things？in？ themselves），即人、服飾、食物、自然特征、建筑環境或獨特的圖標，以視覺形式轉化為照片或電影，口頭形式轉化為事實和科學陳述、新聞報告、神話，聽覺形式轉化為音樂、歌曲、演講，物質形式轉化為模型、仿真、紀念品，數字形式以多種方式組合成網絡[65]。旅游表征是一種經濟社會力量，把游客、當地居民的文化身份、期望、經歷纏繞成一種復雜的關系。亨特（Hunter）鑒于臺灣南部特殊的文化背景，研究魯凱（Rukai）社區居民的文化旅游中的表征主題，揭示了表征在本土居民身份識別中的社會歷史地位[66]。少數民族文化表征是民族旅游的核心，楊麗從利益相關者的視角識別中國云南多民族文化表征，反映并強化社會權利關系的政治過程，揭示了文化霸權在旅游表征中的永恒性[67]。

象征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扮演了社會轉換機制的功能。象征具有多層次的雙重意義結構，一方面表現出它的可伸縮性、模糊性、隱含性、不確定性、混沌性、多義性及歧視性，另一方面在特定的脈絡和處境中，表現出明確的針對性、一義性和穩定性。它不僅使象征的意義結構具有無限模擬、轉化的可能維度和領域，而且也使象征的意義結構本身賦有永不僵化的運動動力和生命，具有可被想象的無限可能性，也具有潛在的再生產和更新能力[68]。遺產旅游是一種象征性的文化實踐活動，具有特殊的象征運作邏輯。瑞安（Ryan）和谷慧敏對中國五臺山宗教節日的考察，發現它具有經濟、政治、信仰、娛樂、聲望等層面的象征意義[69]。探求景觀的象征意義，及其對空間和地方的解釋大多以列斐伏爾（Lefebvre）的社會空間三元模型為基礎，即空間實踐、空間表征和表征的空間（spatialpractices，representationsof spaceandspacesofrepresentation）[70]。杜芳娟等發現民族精英通過各種社會關系、權力影響和重構地方身份，進而影響地方意義的重構[71]。

3？4 對社會結構的影響

社會結構是社會學理論分析的一個核心概念，但是很少有明確的定義。廣義地講，它可以指經濟、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多方面的結構狀況；狹義地講，在社會學中主要是指社會階層結構，社會關系與行動的結構。旅游是一種強大的社會力量，對推動人類發展和公共福利，復興與加強旅游的社會地位和全球共同體的形成有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旅游發展對社會結構的影響意義深遠，目前研究主要體現在家庭就業與角色地位的轉變；社區結構和社會階層的重構；社會資本、社會關系以及全球社會空間的變遷等方面。

就業與家庭角色。作為生活質量的先導，旅游在影響居民感知的同時，促進了家庭成員地位角色和生計的轉變。旅游就業往往被貼上負面標簽，尤其是對婦女。金特里（Gentry）對中美洲伯利茲（Belizean）婦女調查表明，旅游就業侵蝕了婦女的傳統信仰，然而在家庭經濟決策、社會交往、交易所有權、自治水平等方面為婦女提供了挑戰傳統規范的機遇[72]。在落后的土著社區，旅游提供大量的就業機遇，成為當地居民的可持續生計戰略[73]。最近，瑪百娃（Mbaiwa）在非洲博茨瓦那奧卡萬戈三角洲社區（OkavangoDelta）的調查得到類似的結論[74]。愛西（Ishii）發現在泰國阿卡族（Akha）部落，旅游改善當地少數民族生計的同時，破壞了社區傳統的家族式社會系統[75]。然而，在發達地區，旅游對家庭生計的貢獻并不那么突出，更多地側重于維持社會網絡、地方感與祖籍地的關系[76]。國內近年來，旅游影響少數民族家庭權利、價值觀及生計變遷的研究也取得一些進展，如唐雪瓊等對云南瀘沽湖地區摩梭女性[77]、張瑾對廣西黃洛瑤寨紅瑤婦女的研究[58]。

社區結構與社會階層。旅游拉大了社會貧富差距和當地社會分層系統的范圍，中產階級居住的社區逐漸轉化為一個相對富裕的區域，推動了旅游地社區結構的動態變化，旅游紳士化是目前這一領域的研究焦點。高瑟曼（Gotham）認為，旅游紳士化是通過休閑娛樂和旅游業的發展使得中產階級居住的鄰里地區轉化成為一個相對富裕和專有區域的過程，他在新奧爾良（VieuxCarre）的實證中研究發現，伴隨著這一過程，社區租金持續上漲，休閑旅游吸引物及娛樂設施充斥鄰里，資本流向地產市場，社會空間發生極大變化，低收入者受到排擠不得不離開本地[78]。趙玉宗在南京“總統府”周邊區域的實證研究表明：城市旅游紳士化現象呈現了較為明顯的居住與商業轉變過程，“企業化”的地方政府和尋求利潤的房地產開發商在推動旅游紳士化發展中具有主導角色，而特定的地方城市社會文化特質和居民的需求偏好則重塑其發展背景[79]。

逆城市化導致了鄉村居住系統的改變，與之類似的是國際旅游對偏遠的第三世界目的地的影響。居住分化和階級分層在尼泊爾的安納普爾納峰（Annapurna）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內帕爾（Nepal）在研究中發現，這種鄉村居所的分層結構呈現“核心—邊緣”的特點，這種由旅游引起的鄉村居住區在數量、規模、功能等方面遵循不同發展階段的規范的分類法則，同時，歷史、社會、經濟等因素對鄉村居住區類型的轉換產生影響[80]。

社會資本與社會關系。社會資本反映了社會凝聚力的大小，一般包括網絡參與、互惠、信任、社會規則和公共財產等[81]。自布爾迪爾、科爾曼（Coleman）、普特南（Putnam）、林南等的開創性貢獻之后，社會資本研究在諸多學科領域中都得到重點關注。社會資本對旅游地居民、企業和中間商的效用是不一樣的。瓊斯（Jones）對非洲岡比亞一個小村莊的考察發現，較高的社會資本是社區居民生態旅游形成的工具，集體行動的共同承諾易受到侵蝕，印證了約翰斯頓等（Johnston，etal.）社會資本不穩定性的觀點[82]。張彥和于偉對濟南兩社區的實證研究表明，因旅游活動導致的不同居住類型和參與經營程度居民對社會資本影響呈現差序格局[83]。旅游供應商充分利用社會資本策略，加強全球與地方的聯系，為當地旅游扶貧做出貢獻[84]。

自從史密斯的《東道主與游客》出版以來，“主客關系”一直被視為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研究的重要研究內容[8]。近年來，尤其是伴隨著人文地理學的“關系轉向”，“主客關系”不斷向游客—居民—移民三元辯證關系的方向演進。相關研究超越了厄里（Urry）所熟悉的“旅游是社會關系的再造，社會網絡的空間延伸”的階段[85]；突破了主客身份和地位的嚴格分類，“主人”成為“客人”，“客人”變成“主人”，或者說“客人”扮演了“主人”的角色，亦或是“非主非客”，這就為處理發生在旅游前線復雜的社會關系提出了挑戰。另有學者指出：“主人”和“客人”不應該被隨便使用，因為它們缺乏深刻的意義和重要性[86]。目前，居民和旅游移民關系、旅游移民和游客的關系、旅游移民之間的關系成為研究的焦點。而旅游對當地社區居民之間的關系影響研究依然停留在簡單的文字描述階段，如減少社區互動等。

全球社會空間。隨著旅游城市化、旅游全球化持續推進，一種基于大眾旅游的新人口遷移現象———旅游移民在全球出現，并受到了國際地理聯合會（InternationalGeographicalUnion，IGU）的關注。蜂擁而至的旅游移民改變了社區原有的人口結構和社會關系，使得居民的社區意識發生微妙的變化，穩定的人地系統產生松動。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文化在全球生根發芽，賦予全球以地方意義，重塑社會空間新景觀（如全球“唐人街”、新加坡“小印度”、麗江“洋人街”等），不斷破除“地方與文化的穩定性是天生的一對兒”的思維方式，成為吸引游客的新亮點。

城市發展的現代主義階段，種族社區往往被認為是阻礙城市發展和復興的過渡空間，然而后現代時期又賦予此類社區以歷史、文化和情感價值的因素，促進種族社會空間的旅游發展。芝加哥唐人街是華人在同當地斗爭中建立起來的社會文化、經濟、政治有機體。李（Lee）以韓國多民族節慶為切入點，通過對轉換的、認知的、社會的、情感的利益識別，為移民社會空間的整合與和諧發展提供建議[87]。

4 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研究的理論、方法總結

早期，社會學的社會交換理論被用來預測和解釋居民旅游感知和態度，該理論認為，旅游地居民通常會權衡旅游發展后的付出和獲得，他們對旅游的態度取決于這種益—損計算的結果，總是以獲取最大化和付出最小化的方式采取行動。生命周期理論則假定居民在旅游地發展的不同階段，會采用不同的態度和行為。

進入21世紀以來，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生態學等學科的研究理論大量引入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研究。例如社區依戀理論、情感團結理論被用來研究居民對旅游的態度與情感[88]；創造性破壞理論被用來研究旅游地文化變遷[89]；“景觀信息鏈”理論成為識別旅游地文化景觀要素變遷的重要工具[90]；文化系統理論被用來解釋旅游地的文化表征和身份[91]；社會破壞理論被用來研究旅游對社區犯罪的影響等[92]。多學科理論介入固然重要，對自身理論的總結更為可貴，這也是科學走向成熟的關鍵。

在研究方法上，居民旅游感知主要采用問卷調查和結構方程模型，少量結合定性方法，或采用郵寄和電話的方式收集數據；旅游對文化變遷、地方身份和社會結構的影響研究采用質性研究方法，如半結構訪談、深度訪談、民族志等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有時采用焦點小組法、友好會話、非正式敘事和少量的定量方法相結合。

5 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的研究展望

從研究內容來看，實證研究較多，規律總結較少。國內外很多學者都針對某個社區或者旅游區做過專門的調查工作，也得出了一些有意義的結論，但是總體看來大部分研究的結論都較類似，欠缺對深層次的影響因素和機制的探討，理論提煉進展緩慢。這使得大部分的研究都屬于“后補式”而非“前瞻性”，實際的指導意義欠佳。

社區居民對旅游的感知、態度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心理問題。簡單的代數方法、幾個缺少內涵的數據顯然不能說明情況，更不能解釋原因。這些感知存在怎樣的效應，強弱程度如何，通過何種途徑內化為居民的行動結構，對于這些問題需要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揭示其內在機制。旅游因其復雜本質，對目的地文化的影響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很難定出一套衡量影響的標準尺度。面對文化全球化的沖擊，全球—地方與時空壓縮機制的相互作用，在不同地方、不同歷史時期，文化景觀給予人們的表征和象征意義是不同的，人們對它的地方感應和認同也存在差異，區域比較、歷時比較和不同群體對其意義比較值得關注，以揭示其文化類型、符號、意義轉換的過程與機制，以便進行有效的文化管理。旅游對社會結構的影響研究存在性別歧視、區域歧視、民族歧視等問題。旅游發展也為男性就業帶來不同的經歷，這種全新的獨特研究視角，很少引起學術界關注，旅游就業后對人口流失地社會網絡的破壞作用還未提上研究議程。旅游發展對原住地社區結構和社會分層是顯著的，盡管旅游紳士化已引起學者關注，但對它的指標判定、階段、驅動要素依然模糊，不同類型旅游地的比較有待深入。旅游引致的社會分層具有時代特殊性，是一種消費驅動生產的模式，對消費符號、表征和意義的理解是識別分層要素的關鍵。社會資本對社會網絡的形成、發展、穩定有積極的作用，在宏觀數據乏力的情況下，對“小小世界”的微觀結構分析是一種很好的視角轉移。社會空間的研究轉向引導學者重新解構、重塑社會空間新景觀，增強“地方—全球意義”的新認識。

選擇適合研究目標的恰當理論、方法與分析工具，是解決科學問題的重要環節。目前對居民旅游感知的研究急需從模型工具的盲目迷戀中解脫出來，多一份理性，多一點思考。然而，旅游對社會、文化變遷影響的研究仍徘徊于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的傳統研究方法而無法前行，所幸的是，社會網絡分析法的推廣以及20世紀末復雜網絡研究中“小世界性”、“無標度性”（scale？free）的發現，加之Ucinet、Pajek等相關網絡技術的成熟，對于清晰刻畫旅游影響社會網絡演化的微觀結構和動力、全球文化傳播和文化連鎖的時空路徑、地方—全球身份的轉換機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無論是分析全球地方化的時空壓縮過程、地方全球化的時空延伸格局，還是處理地方—身份的人地關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致謝：感謝中山大學旅游發展與規劃研究中心保繼剛教授、張朝枝教授、左冰教授給予的講座機會，在學術交流過程中，對本文提出眾多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意見和建議。感謝研究中心陳鋼華、梁增賢、翁時秀、曾麗、尹壽兵、羅芬、蘇靜、史甜甜、陸依依、陳霄、靳文敏博士以及所有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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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正 文】

環境史是在戰后現代環保運動推動下所產生的歷史學的一個新的次分支學科，其研究對象是歷史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以及以自然為中介的各種社會關系。由于研究對象非常復雜，環境史的興起，就為從事跨學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機。傳統上，人文社會科學以人和社會為研究對象，而自然科學則以自然為研究對象。環境史的出現，則為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融合，也為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合作搭建了橋梁。跨學科研究方法，也就成為環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一、復雜的研究對象

對環境史這一領域而言，跨學科研究不是一種奢侈，而是一種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與自然本身及其相互關系的復雜性，以及環境問題本身的復雜性。

環境史學之所以要采用跨學科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環境史學研究對象的兩大組成部分——人與自然——都非常復雜。

環境史學中的人，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生活，具有自然和社會的雙重屬性。作為自然進化的產物，人的自然屬性決定了他一刻也不能離開自然而生活。但人又具有社會屬性，他可以通過自身的活動對自然進行改造，使自然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對自然的干預和改造，必須遵循自然規律，而決不能恣意妄為，否則只會適得其反。既然人對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人對自然的態度，人圍繞利用自然所產生的各種社會關系是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那么，環境史研究必然就要大量借鑒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考古學、政治學、法學等研究領域的成果。免費論文

環境史學所謂的自然，并非是指整個宇宙和銀河系，也不是指包括地核和地殼在內的整個地球，而只是指對人類有意義、與人類直接發生關系的地球表面。按照詹姆斯的定義，“地球表面是指從地面向下人類能夠穿透，和從地面向上人類通常能夠達到的一個圈帶”（注：普雷斯頓·詹姆斯：《地理學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頁。）。地球表面通常被人們劃分為巖石圈、大氣圈、水圈、生物圈。這幾個圈層相互交接，彼此之間不斷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物質、能量的交換并不是簡單的轉移，在這一過程中，又會復合出大量新的物質。既然環境史學家要把自然重新寫入歷史，那么，他們要認識和了解自然，就應該涉獵地質學、生物學、生態學、氣象科學、水文學、物理學和化學等學科的一些基本知識，盡管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自然的復雜性就在于它是一個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對局部的人為干預往往會牽一動百，其后果人類根本無法預料。在對待野生動物方面，美國就留下過慘痛的教訓。在1870年前后，白人的獵殺使野牛在大平原基本滅絕，而狼則開始以牛羊等家畜為捕食對象，人們則采用投毒的方式毒殺狼群，甚至在國家公園里也沒有了狼的蹤影。只有在失去之后，人們才懂得珍惜，人們漸漸發現了狼的存在對于保持自然界生態平衡的可貴。狼只有依靠群體的力量，才能捕殺比它們大得多的草食動物，而且捕殺的往往是老幼病殘的動物。對公園的研究表明，“冬季遭狼傷害的鹿中，有58％是6歲或年齡更大的鹿，而這個年齡組的鹿只占鹿的總數10％。這個事實說明了，狼所要消滅的正是應該消滅的部分。這些鹿大都已經老了，病殘了，喪失繁殖能力了，它們的作用只是消耗更多的植物資源。消滅它們在客觀上就是強壯了鹿的種群和保護了鹿的食物資源，對其他的草食動物也是如此”。此外，狼在食取獵物時，總會剩下骨頭等殘渣剩屑。而這些也都不會浪費，會成為狐貍、禿鷲、鷹、烏鴉等的食物。沒有狼以后，這些動物就很難度過冬天。所以在動物學家的眼里，狼是一種智商很高，富有人情味，在整個草原和森林生態系統中不可缺少的動物。正如美國狼基金會主席阿斯金所說：“黃石公園若沒有重要的肉食動物，就像一個鐘表沒有發條一樣。”除此以外，狼的滅絕也導致野牛大量繁殖，“目前在黃石公園內的野牛，數目就約有3500頭，數量已經有點過剩”，它們“經常跑出公園騷擾私人牧場，不僅破壞牧場的圍籬，牧場主人更擔心野牛身上帶有的‘布魯斯桿菌’影響牲畜的生長”。在這種情況下，公園管理部門于20世紀90年代以每只20多萬美元的價格從加拿大引進了一批灰狼，通過自然的食物鏈，來達到控制野牛數量的目的（注：理查德·福特斯：《美國國家公園》，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頁。）。

環境史學所以要采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也是由環境問題本身的復雜性所決定的。所謂環境問題，是指主要由于人類活動導致環境質量下降，從而反過來對人類的生產、生活和健康產生不利影響的那些問題。環境問題的產生，與人類對自然的了解支離破碎，對人類行為的后果缺乏整體認識有直接關系。人類在處理環境問題時，往往一葉障目，顧此失彼。美國著名環境問題專家埃克霍姆就提到，“在閱讀經濟學家、林學家、工程師、農學家和生態學家的分析報告時，有時很難相信他們所談的竟是同一個國家。專家們的行動往往都體現出缺乏相互了解和一致的看法。工程師們接二連三地修建水壩，但卻很少注意上游地區的耕作習慣和濫伐林木的情況，而這些會影響河流的含沙量并決定水壩的壽命。農業經濟學家利用精細的計算機化的模式去設計遠期的地區性糧食生產方案，卻沒有注意到作為根基的土壤質量的不斷惡化和被毀從而頻頻發生水災等問題。水源專家在沙漠邊緣開鑿水井而沒有作出安排去控制附近的畜群規模，造成過度放牧，并產生一片片新的沙漠。那些必須在農村的家畜和打柴人中植樹護林的林業管理員，只受過植物學和造林學方面的訓練，而沒有在農村社會學方面受到良好的訓練；種上才幾個星期的樹苗便被牛、山羊和打柴人所破壞。”（注：E. P. 埃克霍姆：《土地在喪失——環境壓力和世界糧食前景》，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頁。）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自然、社會本身及其相互關系的復雜性，對環境問題的復雜性往往缺乏認識，這與條塊分割的學術體系有很大關系。恩格斯指出：“把自然界分解為各個部分，把各種自然過程和自然對象分成一定的門類，對有機體的內部按其多種多樣的解剖形態進行研究，這是最近400年來在認識自然界方面獲得巨大進展的基本條件。但是，這種做法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種習慣：把自然界中的各種事物和各種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宏大的總的聯系去進行觀察，因此，就不是從運動的狀態，而是從靜止的狀態去考察；不是把它們看作本質上變化的東西，而是看作永恒不變的東西；不是從活的狀態，而是從死的狀態去考察。”（注：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頁。）而100年以后，英國學者斯諾則提到，西方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文化，它們分別以人文學者和自然科學家為代表，這兩種文化的分裂和對立將人類置于危險的境地，社會在飛速前進，但不知會將人類帶往何方。人類內心的困惑、迷茫與緊張就恰如狄更斯在《雙城記》開頭的一段話所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壞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新紀元，那是懷疑的新紀元；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絕望的冬天。我們將擁有一切，我們將一無所有。我們直接上天堂，我們直接下地獄。”（注：狄更斯：《雙城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

人類在戰后遭遇的一大困境就是日趨嚴重的環境危機。環境問題“主要是由自然系統、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具有多重性和多層性的特征”（注：金玲、肖平：《關于資源與環境問題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導報》1994年第3期，第40頁。）。環境危機的整體性和復雜性，使任何單一的傳統學科在危機面前都捉襟見肘，力不從心，這就使跨學科研究成為必需。恰如有學者指出，“環境問題顯然不屬于社會科學任何學科獨有的研究領域，沒有哪一門學科足以為探討人和自然的全面接觸交往提供一種恰當的、獨一無二的認識論；也沒有哪一門學科可以宣稱它專以環境問題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事實是，存在著一個無形的學院，它超出和包括多門傳統的社會科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法學、行政學和地理學。其中每一門都能為某些特點的課題提供線索，此外更有許多廣泛的范圍，需要跨學科和多學科的研究和對話。”（注：薩利·M. 麥吉爾：《環境問題與人文地理》，《國際社會科學雜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27頁。）

自戰后以來，對環境問題的跨學科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這集中體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機構發起的一系列跨學科、跨國界的環境研究與教育計劃。國際生物學規劃(IBP， International Bio Program)于1964年開始執行，它重在研究各類生物群落的結構功能與開發利用。人與生物圈計劃(MAP，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1971年起在世界范圍內開展的一項大型國際科學合作項目。它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結合起來，著重研究人類活動對自然生態系統及生物圈的影響，為改善人與環境的相互關系提供科學依據。其目的在于通過全球性的科學研究、培訓及信息交流，為生物圈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與保護提供科學依據，同時為各國自然資源的管理培養合格的專門人才。此外，大型的環境跨學科合作項目還包括國際地圈與生物圈計劃(IGBP，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和“全球環境變遷中的人文因素研究計劃”(HDGEC，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前者由國際科學聯盟委員會(ICSU)于1984年正式提出，1991年開始執行，旨在探明全球環境變遷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原因及其后果，后者則力求了解全球環境變遷的人文原因及人文后果。

二、相關學科的影響

環境史既然以歷史上人與自然的關系為研究對象，跨學科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但這也并不意味著，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對環境史的影響就可以等量齊觀。相對而言，生態學、地理學、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環境科學對環境史的影響就更深刻明顯。

生態學作為環境史學的理論基礎之一，其影響自不待言。而在美國以外，環境史多脫胎于地理學，尤其是人文地理學。至于環境科學對環境史的影響，則散見于一些著作和文章之中。環境史與生態學、地理學、環境科學的聯系，可以參閱梅雪芹等學者的文章。梅雪芹曾經撰文指出，地理學、生態學、環境科學和環境史雖然都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但側重點及研究角度則存在差異，這幾個學科的關鍵要素分別是“空間地域”、“生態適應”、“環境質量”和“人類文明”，這種區分“可以使人們更好地把握各自所應承擔的學科任務”（注：梅雪芹：《環境史學論綱》，《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思想與環境史學》，載梅雪芹：《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侯文蕙：《環境史和環境史研究的生態學意識》，《世界歷史》2004年第3期；高國榮：《什么是環境史？》，《鄭州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筆者也比較認同上述見解。考慮到學界已有的成果，這里僅簡單介紹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和政治學對環境史的影響。

環境史之所以要借鑒經濟學的成果，主要是因為“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將它們分配給不同的個人”，“經濟學的雙重命題就是稀缺和效率”（注：韓德強：《經濟學是什么？》，《讀書》2001年第2期，第34—35頁。）。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主要是通過生產、交換及消費同自然發生聯系，并以生產和分配為基礎形成種種社會關系。圍繞經濟活動所形成的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恰恰是環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層面。這就使環境史和經濟學聯系起來。

環境史和經濟學之間的聯系，還在于經濟學和生態學有相通之處。這主要表現在：從詞源上看，經濟學和生態學具有共同的希臘語詞根oikos，該詞根都與“家”有關系，所以二者都是研究家園的科學，生態學側重于家園內部生物之間、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而經濟學則處理“家庭中的家務及其日常的活動和管理”（注：唐納德·沃斯特：《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34頁。）。從歷史上看，經濟學，尤其是古典經濟學，一貫強調資源的稀缺和總量有限，這與生態學家的主張不謀而合。在18世紀法國的重農學派那里，“農業是財富唯一可靠的來源”（注：麥克邁克爾：《危險的地球》，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頁。），而馬爾薩斯強調人口對食品供應的無情壓力；李嘉圖提到土地和地租吸收剩余價值而導致的“停止狀態”；杰文斯則擔憂燃料耗盡，“在那個時代，經濟學曾經有一個綽號，叫‘陰郁科學’”（注：戴維·S. 蘭德斯：《國富國窮》，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頁。）。從經濟學發展的新動向來看，形成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環境經濟學，已經受到了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環境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赫爾曼·戴利認為，人類經濟系統是自然經濟的一個子系統，所以經濟的規模必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以內。恰如自然系統演化不斷趨于穩定，經濟的穩定狀態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注：赫爾曼·E. 戴利和肯尼思·N. 湯森：《珍惜地球：經濟學、生態學、倫理學》，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頁。）。

但經濟學與生態學對待人類—環境系統的態度有非常明顯的差異：經濟學總是傾向于把“物質財富當作人類活動所要達到的目標，那么人類征服自然就是實現了人類的使命”，而生態學強調“極限而不是不斷增長，強調穩定而不是不斷開發”；在時間尺度上，經濟學“注重資本的周轉，而生態學則要考慮生態系統和有機體的演化”（注：陳靜生、蔡運龍、王學軍：《人類—環境系統及其可持續性》，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314頁。）；從世界觀來說，經濟學家往往比較樂觀，而生態學家則往往比較悲觀。經濟學家樂觀的理由就在于他們相信市場和科技的力量，他們相信市場會自主調節資源分配，而科技能夠不斷發現新的可以利用的替代資源，因此增長沒有極限。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國經濟學家西蒙，他曾經寫過一本題為《沒有極限的增長》的著作。而生態學家則立足于自然提供資源的生產能力和化解污染的自凈能力的有限性，認為增長不可能無限持續下去。

在有關科技作用的現實爭論中，經濟學家和生態學家的觀點往往針鋒相對。在《自然不可改良》一書中，“巴西環保運動之父”盧岑貝格就大量介紹了他所耳聞目睹的一些爭論。他的一位朋友(物理學專家)曾在和一位經濟學家談話時說到：“如果我們科學家必須告訴你們，我們不能簡單地發明出你們所要的技術時，您會怎樣？”他的言下之意是指，人的能力總是有限度的，與發明并生的還可能有負面問題。但這位經濟學家卻認為金錢和市場萬能，他說：“我會付給您雙薪。”還有一次，盧岑貝格在參加有關能源危機的會議時，一位工程師批評環保主義者“對于市場巨大威力一無所知”，這位工程師同時聲稱，“如果可以賣得好價錢，石油是可以從我們的煙囪和汽車排氣管中排出的二氧化碳中生產出來的。”（注：何塞·盧岑貝格：《自然不可改良》，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74頁。）

迄今為止，經濟學家往往在和生態學家的爭論中勝出，盡管政府和公眾接受了生態學家的一些建議，但前提是不能在經濟上付出太大代價。經濟增長依然被作為判斷政府政績的主要標準。經濟學家受到更多擁護的理由還在于，“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是眼前的，而它所強加的代價則主要是未來的”（注：小約翰·B. 科布：《論經濟學和生態學之間的張力》，《國外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環保工作在未來是否能夠順利推進，與公眾環境意識的有無與強弱有直接關系。在傳播和弘揚環境意識方面，在說服公眾自覺按照環境保護的要求來規范言行方面，環境史學能夠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

環境史受社會學的影響也很明顯。這首先是由于歷史學和社會學之間的密切聯系。它們“都涉及整個社會和一切人類行為，從這一點看它們必然是知識的伙伴。我們可以視社會學為研究整個社會的科學，著重概括社會結構；歷史學是研究不同時期人類社會的科學，著重探討其間的差異以及各個時期社會的變遷。兩種方法相輔相成，變遷寓于結構；結構包含變遷”（注：彼特·勃克：《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的淵源》，《國外社會科學情況》(南京)1990年第5期，第26頁。）。社會學注重社會調查，較多地依靠社會調查這種手段獲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在此基礎上，探尋一般規律，提出理論分析模式。這恰恰可以為歷史學取長補短。

其次，環境史與社會學的聯系，還在于社會學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視。一般地講，“社會學的目的是要通過對現實進行宏觀(結構的)及微觀(社會心理學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對社會的一切體制作出綜合性分析。為了對社會諸關系進行整體考察，社會學家必然要對人類取得生活資料的方式，以及社會及其賴以生存的資源之間相互關系提出許多問題”。但社會學的人類中心傾向，又使社會學家往往相信人與自然之間具有良好的調節和適應機制。社會學對這一傳統觀點的突破，部分體現在社會學內部衍生出的一個新分支，即環境社會學。在環境社會學家看來，至少在當前，人類與環境的關系已經趨向于失衡，經濟擴張引起的生態破壞還在加劇，解決環境危機，需要人們改變對環境的傳統觀點（注：弗雷德里克·H. 巴特爾：《社會學與環境問題：人類生態學發展的曲折道路》，《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第5、18頁。）。

再次，社會學對環境史的影響，還表現在城市環境問題、環境正義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成為美國環境史的主要內容。社會學家更加關注現實生活中的環境問題，撰寫了有關這方面的大量社會調查報告，比如“理科遜在1974年曾對100多家工廠進行抽樣調查，了解已經實施污水控制法的企業對環境問題的態度；莫洛奇曾詳細考察過巴巴拉納地區官員和居民對當地石油溢出事件的反應，重點研究許多居民由此產生的‘激進化’傾向”（注：《環境社會學研究縱橫談》，《中國環境報》1988年9月15日。）。而且許多研究報告顯示，“種族、民族以及經濟地位總是與社區的環境質量密切相關，與白人相比，有色人種、少數族群和低收入者承受著不成比例的環境風險”（注：洪大用：《環境公平：環境問題的社會學觀點》，《浙江學刊》2001年第4期，第67頁。）。可以說，這些調查報告的公布與發表，對環境正義運動的興起，起過推波助瀾的作用。當城市環境、環境正義進入環境史學家的視野之后，階級、種族、性別等分析方法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環境史學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采用，并帶來了環境史和社會史的融合。

環境史與文化人類學的關系也異常密切。這一點已經為沃斯特、懷特等許多環境史學者所指出（注：唐納德·沃斯特：《作為自然史的歷史：理論與方法》(Donald Worster， "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太平洋歷史評論》(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3卷，第1期(1984年2月)；理查德·懷特：《土著印第安人與環境》(Richard White， "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nvironment" )，載W. R. 斯瓦格蒂：《學者與印第安人的經歷》(W. R. Swagerty， ed. ， Scholars and the Indian Experience)，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理查德·懷特：《環境保護主義和印第安人》(Richard White， " Environmentalism and Indian Peoples" )，載康韋、凱尼斯頓、馬克斯：《土地、空氣、火和水：對環境的人文研究》(Jill Ker Conway， Kenneth Keniston， and Leo Marx， eds. ，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馬薩諸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克雷希、麥克尼爾、麥茜特：《世界環境史百科全書》(Shepard Krech Ⅲ，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紐約2003年版，引言，第xiv頁。）。人類學是一門研究“人類自身的起源和發展，以及人類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發展規律的科學”（注：梁釗韜：《人類學的研究內容與作用》，中國人類學學會編：《人類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頁。），依照這兩部分研究內容，它又可以分為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兩支。其中，文化人類學又衍生出考古學、民族學、生態人類學等次分支學科。“人類學從其形成到現在，經歷了以研究進化為主到以研究行為及習俗為主的重心轉移”（注：周大鳴：《現代人類學》，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第7頁。）。在19世紀人類學的形成時期，許多人類學家特別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尤其是地理、環境和氣候對人類社會和文化的決定性和限制性的作用。受進化論的影響，人類學長期研究人對不同環境的適應，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始社會。到20世紀40年代以后，“人類學逐漸對較復雜的鄉民社會產生興趣”，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人類學的視野也開始轉向對都市的研究”（注：周大鳴：《我們從歷史走來》，周大鳴編：《二十一世紀人類學》，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頁。）。在人類學發展的過程中，環境決定論逐漸被或然論所取代，后者強調人類與環境的穩定的或動態的關系。這一觀點被斯圖爾特表達得最為充分。在他看來，環境和文化不是分離的，而是包含著“辯證的相互作用……或謂反饋或互為因果性”，“環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環境在人類事物中的作用是積極的，而不僅僅是限制或選擇”，同時，“在反饋關系中環境和文化的相對影響是不同等的”，“有時文化起著積極的作用，有時環境又占上風”（注：唐納德·L. 哈迪斯蒂：《生態人類學》，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頁。）。對環境和文化關系的一貫重視，及其或然論主張，使人類學與環境史結下了不解之緣。

人類學對美國環境史的發展功不可沒。首先，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之后，環境與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人類學家推動的。盡管美國西部史學家韋布和馬林已經開始從環境、生態角度分析歷史問題，但這一傳統沒有能夠在美國歷史學家中繼續下去。沃斯特曾著文指出，美國人類學家克拉克·維塞勒(Clark Wissler)、朱利安·斯圖爾特(Julian Steward)、羅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和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發展和完善從生態角度解釋文化進化的理論方面做出了積極貢獻，認為環境史學家應該向人類學家學習。其次，人類學流派眾多，其寬廣的研究視野對環境史學也有較多的啟發。文化生態學強調環境與技術的相互作用，著重研究技術、人口、能源和社會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生態人類學家則將生態系統、生境、棲息地、適應等生態學概念應用于人類社會的分析。歷史生態學則通過景觀變化來重建過去的生態。而人類考古學則非常有益于了解世界范圍內人對古代環境的影響，對火的使用、動植物的馴化、城市化、集約化生產、傳染病、氣候波動和火山爆發的影響等許多問題都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而社會和文化生態學對環境史的貢獻則在于人種學和歷史分析，它研究的問題包括土著的自然觀、自然的文化建構、人類影響的第二自然、長期適應和持續發展的可能性，環境政治和環境正義等許多方面（注：克雷希、麥克尼爾、麥茜特：《世界環境史百科全書》，引言，第xiii-xiv頁。）。最后，人類學對擴展美國環境史的研究領域也很有幫助。盡管環境史以歷史上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關系為研究對象，但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美國環境史一直局限于對資源保護和荒野保護的研究，這與真正的環境史還距離遙遠。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學著作，對環境史學家開闊思路而言，應該有很多幫助。另外，在印第安人與環境這一研究領域，尤以人類學家的貢獻最多。

政治學與環境史也有比較密切的聯系，它們二者之間的聯系可以通過環境政治史得以充分體現。美國幾乎所有的環境史學家都認為，環境政治史是美國環境史最重要的研究層面之一。在美國環境史發展的過程中，環境政治史、環境思想史、自然生態史一直是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環境政治史之所以受到特別的關注，首先是由于，環境史是在現代環保運動的推動下直接產生的，所以環保運動本身，以及環保運動的前身，包括自然保護和資源保護運動，一直是美國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環保運動對環境史的影響，還表現在環境保護主義使環境史具有比較強烈的政治與倫理訴求，使環境史具有比較明顯的文化批判意識。其次，環境政治史受到重視，還在于自然環境與政治之間存在密切聯系。一個政權要得以穩定，就必須依賴一定的環境基礎。如果一個國家自然資源長期急劇惡化，人民衣食無著，那么就很難維系政局的穩定。在這種情況下，公眾的民主自由也恐怕很難實現。在歷史上，因為自然環境急劇惡化而導致政權和文明毀滅的事例，是屢見不鮮的。環境關乎一個國家的安危，對國際局勢的穩定也能夠產生一定的影響。所以，在近年來，環境安全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再次，環境政治史受到重視，還因為國家在環境保護方面發揮的重大作用。自19世紀后半葉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逐漸不再固守自由放任政策，國家職能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國家服務職能的強化。在環境保護領域，國家通過頒布各種政策法令，協調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沖突，以緩解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在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國際暴力沖突新根源的形勢面前，在環境外交領域，民族國家在捍衛自身環境權益方面將發揮主要作用。因此，環境運動、環境政策、環境法令、環境外交都特別容易受到環境史學家的關注。

在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相對于其他學科而言，環境史具有獨特的優勢，這種優勢一方面是由于歷史學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就是因為歷史學是一種歷時性研究。環境史研究歷史上的人類生態系統，這一系統內部因素或主要部分的變化，“可能進行得極其緩慢，甚至難以察覺，但有時又相當突然，會在幾年、幾個月、幾小時或幾分鐘內發生”。這種突然變化往往很少出自單個的事件，在更多的情況下它是長期累積的結果。因此，環境問題研究如果不借助于歷史，就不可能深入。正如有學者指出：“求助歷史研究才可能作出貢獻……因為各個系統都處于演變之中，人們對它們的觀察便不能只從時間的某一點上著眼，哪怕關于某一系統的演變的大量數據只能在某一特定時刻收集到。只有聯系過去的情況，才能對變化進行研究；對于緩慢的演變過程，或其生態系統中的后果要在幾個月到幾個世紀以后才能充分顯示出來，要想認識到其影響，就必須從歷史著手……研究人與生物圈的關系，可能是一個全新的科學領域，但是如果要獲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歷史。”（注：哈羅德·布魯克菲爾德：《論人與生態系統》，《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1984年第4期，第12—13頁。）

三、史料利用范圍

環境史的跨學科研究特點也可以從它所利用的各種各樣的史料反映出來。所謂史料，是指“人類在自己的社會實踐活動中殘留或保存下來的各種痕跡、實物和文字資料”（注：李良玉：《史料學片論》，《福建論壇》2000年第5期，第55頁。）。依據其表現形式，史料主要可以分為文字與實物兩大類。此外，口傳史料也是史料的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在民間流傳的口頭傳說和史詩。在美國環境史研究中，利用較多的是文字與實物兩類史料。這些史料大大拓寬了傳統史料的范疇，反映了環境史跨學科研究的特點。

美國環境史學家納什在20世紀70年代率先講授環境史時，他就認為，景觀是一部歷史文獻，它包含了大量的歷史信息。所以他鼓勵學生到野外進行考察（注：納什：《環境史概況》(Roderick Nash， "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載赫伯特·巴斯：《美國史研究概況》(Herbert Bass， ed. ，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芝加哥1970年版，第249頁。）。沃斯特提到：要理解“在歷史上發揮最根本作用的那些力量”，“我們必須經常走出議院、育嬰室和工廠，出門在田野、森林和開闊地帶漫步”（注：唐納德·沃斯特：《研究環境史》(Donald Worster， "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載唐納德·沃斯特：《地球的終結：關于現代環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rster， ed. ，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劍橋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頁。）。沃斯特最近還提到：“我總是告訴我的研究生去選擇一塊地方……然后發掘它的環境歷史……去認識它的地質、植被、土壤、氣候的類型以及人類到來后的影響。”（注：沃斯特：《為什么我們需要環境史？》，《世界歷史》2004年第3期，第11頁。）這兩位權威學者都意識到，田野調查、實地考察對環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國有一句諺語，所謂“行萬里路，破萬卷書”，講的也是這個道理。

每一個地方，每一處景觀，都或多或少地保留著過去的信息，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該地的環境變遷史。在環境變遷研究中，“斷代是十分重要的，對于各種環境變化過程和環境事件，只有將其置于時間標尺之上才有確切意義，也才能從中找到規律性的東西”（注：黃春長：《環境變遷》，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頁。）。在實際工作中，樹木年輪、孢子花粉是環境史學家從事斷代分析最常用的一些史料。

樹木年輪學創立于20世紀上半葉，通過樹木年輪的寬窄來觀察較長時期內影響樹木生長的外界因子的變化。年輪是樹木生長的“年譜”，“它不只記錄了樹木自身的年齡，還記載下環境和氣候等綜合外界因子對樹木生長的影響，如光照、水分、溫度、土壤條件及生物之間的作用等。現在研究還表明，樹木年輪可記錄環境污染及大氣成分變化、地震、火山爆發等”（注：劉宏頎：《樹木年輪——環境氣候的檔案》，《植物雜志》1993年第4期，第38頁。）。因此，樹木年輪通常被人們稱為過去環境變化的“記錄器”（注：馬利榮、卜春林：《樹木的歷史“檔案”——年輪》，《科學世界》1994年第7期，第23頁。）。

樹木年輪分析的成果在環境史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用。比如，美國學者通過對巨松的年輪進行分析，發現了美國大平原地區干旱周期和雨季周期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循環交替，每隔35.7年，這里就會出現持續時間不少于5年的干旱；大約每隔55.6年，就會再次發生持續時間不少于10年的大旱（注：道格拉斯·赫特：《塵暴：農業和社會史》(Douglas Hurt， The Dust Bowl: An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芝加哥1984年版，第3頁。）。又比如通過分析樹木的年輪和過火后樹木上疤痕的位置，就有可能知曉歷史上該地發生林火的具體年份。另外，樹木的形態也能反映一些很有價值的信息，樹冠特別巨大的古樹，它所在之處以前應該是草原或比較開闊的地方；而分布在林區的樹木，一般樹冠較小，而且集中在樹的頂部；那些長出叢叢新枝的樹木，就表明它周期性地被人采伐（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來北美中部的環境變遷史》(Gordon G. Whitney， From Coastal Wilderness to Fruited Plain: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emperate North America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劍橋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頁。）。

孢粉分析是研究保存在地層中的化石孢粉。孢粉與植物的繁殖有關，每一種植物的孢粉都不一樣。由于孢粉外壁堅固，能耐高溫高壓和強酸強堿，因而孢粉在地層中能完好地保存億萬年之久。同時它體輕量大，在幾乎所有地層中都有保存，因此，通過孢粉分析，就可能恢復各個地質歷史時期的古氣候、古地理和古生態（注：王憲曾：《孢粉學的應用縱橫談》，《地球》1985年第6期，第16頁。），重現自然的滄桑巨變。孢粉分析已經在考古學中被廣泛應用，用于“確定考古遺址各文化層及地層的年代；了解古人類生活的自然環境及其變遷歷史，人類社會發展與其周圍自然環境的關系；了解古代社會的文化發展狀況，如農作物起源及其擴散”（注：姜欽華：《花粉分析與植硅石分析的結合在考古學中的應用》，《考古》1994年第4期，第372頁。）。

迄今為止，運用孢粉分析已經取得許多成果。孢粉學為板塊構造學說提供了新的證據，并表明“在侏羅紀以前美洲大陸和非洲大陸仍然一體相連……兩大陸塊自侏羅紀以后才開始開裂和漂移”，“而印度和歐亞大陸在地質歷史上長期分離，直到早第三紀印度板塊才與歐亞板塊相碰在一起”（注：王憲曾：《孢粉學的應用縱橫談》，《地球》1985年第6期，第17頁。）。此外，在發掘美國貝科斯河(Pecos)新墨西哥薩勒堡壘南約24公里處遺址時，考古學家通過花粉分析，斷定該遺址的“年代是公元900—1250年。花粉分析結果發現，以藜科和莧屬花粉占優勢，禾本科花粉在文化層上部顯著增加，并在幾個層位中發現很多玉米花粉，證明在公元1200年后當地居民由原來的狩獵生活逐步轉變為栽培種植的經濟”（注：周昆叔、嚴富華、葉永英：《花粉分析法及其在考古學中的運用》，《考古》1975年第1期，第67頁。）。

除實物史料外，環境史學家利用更多的還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之卷帙浩繁，足令研究者望洋興嘆。美國學者惠特尼將歷史生態學的史料分為文獻資料、圖表資料、統計數據系列、手稿四大類，他列舉的資料對環境史學者說來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來北美中部的環境變遷史》，第10頁。）。

關于美國自然、地理、生態環境的記載大量散見于有關的探險日記、移民自述、移民指南、地區手冊等文獻資料。由于這些資料比較分散，不容易收集，利用起來有一定的困難。從戰后以來，美國學者開始對這些資料進行整理和編目（注：羅伯特·唐斯：《美國印象：新大陸的海外來客》(Robert B. Downs， Images of America: Travelers from Abroad in the New World)，伊利洛伊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加羅德·科爾：《美國漫游：從航海發現到現在，報刊游記文章匯編》(Garold Cole， Travels in America: From 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ravel Articles in Periodicals)，俄克拉何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約翰·杰克勒：《俄亥俄山谷觀感：1740—1860》(John A. Jakle， Images of the Ohio Valley: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ravel， 1740 to 1860)，牛津大學出版社1977年版；弗蘭克·弗賴德爾：《哈佛美國歷史指南》(Frank Freidel， Harvard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哈佛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奧拉爾·科德：《游記里的新澤西：1524—1971》(Oral Summer Coad， New Jersey in Travelers' Accounts， 1524-1971，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新澤西州梅塔欽1972年版；羅伯特·休巴赫：《早期游客敘說美國中西部》(Robert Hubach， Early Midwestern Travel Narrativ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634-1850)，底特律1961年版；R. 韋爾：《來自舊邊疆的聲音》(R. W. G. Vail， The Voice of the Old Frontier)，費城1949年版。），為使用者提供了按圖索驥的便利。

探險日記、旅行自述非常有益于我們了解過去的景觀，但在利用時，卻不能不仔細甄別。因為這些文獻有一些缺點：許多敘述相互矛盾，摻雜著大量對自然的偏見。許多新大陸的宣傳手冊渲染北美大陸的富饒，以吸引移民前來開發北美大陸。許多西去的移民是沿著已經開辟的路線前進，他們沿途所寫并不能準確地反映途經地區的全貌。一些來自歐洲開闊地帶的移民則夸大了森林的面積。另外，一些人提到草原野火和森林颶風，但他們究竟是有感于難得一見或是觸目皆是，現在則不得而知。

在美國開發西部的過程中，博物學者和生態學家留下了許多科學考察報告。早期的博物學者如德雷克(Daniel Drake)、希爾德雷斯(Samuel Hildreth)、柯特蘭(Jared Kirtland)、拉帕姆(Increase Lapham)已經意識并記錄了拓殖帶來的生態變化。在19世紀末生態學出現以后，許多生態學家力爭在開發之前將保存尚好的景觀記錄下來。這些資料對從事美國環境史研究的學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注：要了解早期的科學考察報告，可以參閱馬克斯·邁澤爾：《美國自然史書目：開拓世紀，1769—1865》(Max Meisel， Bibliography of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 The Pioneer Century， 1769-1865)，紐約1967年版。有關美國各區域和部分州的早期生態，則可參考埃瑪·布朗：《美國東部的落葉林》(Emma L. Braun， Deciduous Forest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費城1950年版；埃塞爾·米勒：《俄亥俄灣植物生態學書目指南》(Ethel M. Miller， Bibliography of Ohio Botany)，俄亥俄州立大學出版社1932年版；霍默·豪斯：《紐約州植物生態學書目指南》(Homer D. House， Bibliography of the Botany of New York State， 1751-1940)，奧爾巴尼1941-1942年版；C. 達林頓：《栽培植物染色體圖冊》(C. D. Darlington， Chromosome Atlas of Cultivated Plants)，倫敦1945年版；H. 格林、J. 柯蒂斯：《威斯康星植被：書目指南》(H. C. Greene and J. T. Curtis， Bibliography of Wisconsin Vegetation)，紐約1955年版；保羅·里澤：《伊利洛伊植被：書目指南》(Paul G. Risser， Bibliography of Illinois Vegetation)，伊利洛伊州尚佩恩1984年版；馬文·羅伯特、羅納德·斯塔基：《俄亥俄高校有關該州植被的研究生論文題錄》(Marvin L. Roberts and Ronald L. Stuckey， Bibliograph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on Ohio Floristic and Vegetation in Ohi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俄亥俄州立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

在統計數據系列中，《美國聯邦人口統計》是美國環境史研究常用的資料。美國人口普查始于1790年，此后每隔10年進行一次。1840年美國第6次人口普查還對各地方縣的農林產品輸出進行了統計。而從1850年起，人口普查表格還統計了單個農場的熟田、荒地、莊稼和家畜的數量。這些資料大都由各州圖書館、檔案館和歷史協會保存。從1925年開始，人口普查的間隔由10年縮減至5年，由此就能夠提供更加詳細豐富的信息。此外，從1928年開始，美國林業局周期性地對美國林業資源進行統計，并不斷更新。這些數據已經被用來繪制以縣為基礎的全國樹種分布圖。

還應該提及的是，美國還保存了比較完整的氣象資料。19世紀早期，美國軍隊軍醫處就開始記錄許多軍事據點的氣象情況，此后，美國軍隊管理局開始建立氣象站。自1891年以來，美國氣象局及后來取代它的聯邦海洋與大氣監測局，負責搜集全國的氣象資料，并逐月發表《氣象數據》(Climatological Data)。這些信息為環境史學家重新審視過去提供了參考（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來北美中部的環境變遷史》，第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