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經濟的含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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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 漢魏六朝是漢語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時期，翻譯佛經作為此時期最重要、最有價值的語料之一，已越來越多地被學界引用和研究。在引用和研究漢魏六朝譯經語料時，學界多以《大正新修大藏經》為版本依據。具體考察目前有關研究成果，發現在上述譯經語料引用中存在輕信題署、忽略版本異文、輕信不當斷句三個主要問題，這些問題或輕或重地影響了研究結論。

中圖分類號： H109.2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9－4474(2012)03－0049－04

在漢魏六朝的傳世典籍中，翻譯佛經占有很大比重，越來越多的學者也已注意到它在漢語史研究中的特殊價值。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伴隨著學者們對這些譯經的小范圍征引到直接以譯經語料為研究對象撰寫專著，譯經語料的鑒別也跟中土文獻的辨偽一樣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學者們利用譯經來從事漢語史研究時，多采用《中華大藏經》尤其是《大正新修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①。雖然它們較古版大藏經多有改進，但美中仍存不足。如《大正藏》雖有圓點句讀，但非新式標點，不能準確顯示語句的語氣、語義的層次和邏輯關系等〔1〕，且時有誤斷；題署等也有訛誤。因而學界在征引《大正藏》漢魏六朝譯經時就難免出現問題，其主要體現為：輕信題署；忽略版本異文；輕信不當斷句。

一、輕信題署

《大正藏》幾乎在每部經名下都題譯者、翻譯年代，有時甚至標出翻譯地點。由于歷朝有關記載存在不少訛誤，《大正藏》以訛傳訛，年代、譯人錯題的情況不在少數，研究者又往往疏于對佛經材料真實性的鑒別〔2〕，直接拿來就用。如《釋摩男經》被誤作后漢支讖譯、《撰集百緣經》被誤題為吳支謙譯、《曇無德羯磨》被誤題為曹魏曇諦譯等。誤題后的譯經，語料年代往往會被提前，如《曇無德羯磨》就被當作三國語料，其中“爾許”的組合運用也被作為首見例來印證“爾許”中的語素“許”指代義的演變途徑為“感染生義”〔3〕。年代舛訛，立說的基礎自然會受到影響。誠如方一新先生所言：“這在早期利用佛經者當中是屢見不鮮的。以‘失譯’經為例，像《大方便佛報恩經》、《分別功德論》、《佛說奈女祗域因緣經》等譯經，傳世《大藏經》或附‘后漢錄’，或題‘后漢安世高譯’等，研究者往往徑直當作東漢佛經來引用，這其實是有問題的。”〔2〕

再如，董琨先生認為，漢魏譯經已見副詞“就”，所舉例證是誤為東漢支曜譯的《阿律念八經》：“所身患己舍，得利就無為。”〔4〕《阿律念八經》在《出三藏記集》中是歸入失譯之經的，后被《開元釋教錄》誤作東漢支曜譯，今附西晉錄。

又如，魏培泉先生認為，動量詞的最早出現時間還可上推到東漢，“例如佛經的動量詞常用‘反（返）’，也常用‘過’，而這都已見于東漢”〔5〕。其中關于“過”，魏先生引了如下兩例證：

（1）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當晝夜各當三過稽首。(后漢安世高譯《舍利弗悔過經》，T24n1492p1091a3-4)②

（2）于是迦葉如來，便出廣長舌相，以覆其面上及肉髻，并覆兩耳，七過舐頭，縮舌入口。(后漢康孟詳譯《興起行經》卷下，T04n197p173b2-3)

其實此2例均出自失譯經。《舍利弗悔過經》在僧祐的《出三藏記集》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錄》中是歸于西晉竺法護譯經的〔6〕。《興起行經》非康孟詳所譯，更非東漢譯經。據方一新先生的考證當是：最早也在三國，有可能晚至晉代③。所以，在確切的東漢譯經中，實未見動量詞“過”。

3）祗域善能分別一切音聲，即言語使回還：“此非死人。”……示其父母諸親語言：“此是輪上嬉戲，使腸結如是，食飲不消，非是死也。”(東漢安世高譯《佛說奈女祗域因緣經》，T14n553p898c19-23)

（4）為如佛教，不是愚癡食人施。……為奉佛教，不是愚癡食人施。(東漢安世高譯《佛說禪行三十七品經》，T15n604p181a19-b3)

（5）諸比丘，若以彈指間念此諸想之事，皆為精進行，為奉佛教，不是愚癡食人施也，何況能多行?是故可念行法想。（東漢安世高譯《禪行法想經》，T15n605p181c4-7）

對于《佛說奈女祗域因緣經》、《佛說禪行三十七品經》，學界傾向于不作東漢譯經，故其余各家均未采用，而《禪行法想經》的譯人亦存爭議。許理和先生曾認為：“根據早期的題記或序跋可靠地歸屬于這位中國佛教的先驅（世高）的譯經只有四部：《人本欲生經》、《大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道地經》。”〔10〕許先生此言固然保守些，不過呂澂先生同樣認為《禪行法想經》、《轉經》、《五陰譬喻經》、《佛說法受塵經》四部是否為世高所譯，尚有爭議〔11〕，史光輝亦持此意見〔12〕。

漢魏六朝時期的翻譯佛經，雖以數量宏豐、口語性強而成為中古時期彌足珍貴的語料，但譯經本身卻是個非常龐雜的體系，年代、譯人存疑者不在少數。如疏于鑒別，按《大正藏》的題署直接引用，無疑會影響研究結論；如為確保結論萬無一失，對失譯、誤題之經一概棄之不用，可供研究的語料會更加有限，我們也無法認識各時期譯經語言的真實面貌和各個譯人的獨特風格，漢語史研究的客觀性、完整性會受到重大損害。因此，研究中使用譯經語料首先應對其題署的真實性進行鑒別。

二、忽略版本異文

大正藏》以高麗本為底本，同時收集各版本異文，同頁標著。或許是先入為主，我們在征引《大正藏》時往往輕信高麗本的語料，而忽略了其他版本，因此失去了比勘、抉擇語料的機會。如唐賢清先生在闡釋雙音詞“相互”的演變時說：“‘相互’是先見于佛教文獻（共出現7例），再見于中土文獻。”〔13〕所舉之例有：

（6）所乘象馬，四腳布地，而作鳥鳴，相互占曰，余皆得道，二人不吉。(后漢曇果共康孟詳譯《中本起經》卷上，T04n196p155c23-25)

事實上，唐先生引此例未截取完整內容，丟了主語，又被不當斷句誤導，尤其是忽略了版本異文，亦未顧及其他如類書征引的可資借鑒的材料，故會使人誤認為引文中“相互占曰”的動作發出者為“所乘象馬”，但“曰”后又無內容，令人費解。

首先，按相同版本，此句有主語“衢和”，全句為：“衢和離身所乘象馬，四腳布地，而作鳥鳴。相互占曰：‘余皆得道，二人不吉。’”此句存異文，其中“互占”，宋、元、明本作“工瞻”，即為“相工瞻曰”。這于文義甚通，“相工”為“以相術為業之人”，漢時中土文獻已不鮮見。《史記·張丞相列傳》：“韋丞相賢者，魯人也。……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14〕。譯經中還有作“工相”者，義同。如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三：“王命工相相其貴賤。師曰：‘必有圣嗣傳祚無窮。’”(T03n152p14b10-11)西晉聶道真譯《異出菩薩本起經》：“王聞道人所言，即為太子選擇國中名倡妓……王深知道人、工相人。王即為太子更治宮室門戶垣墻，皆令完堅。”(T03n188p618b6-10)而“瞻”通“占”，即“占卜”。

其次，與梁時《釋迦譜》、《經律異相》兩部佛學典籍相關語料比較。梁僧祐撰《釋迦譜》卷二《釋迦從弟調達出家緣記第十》載：“衢和離所可乘象，四腳布地而作鳥鳴。相工占曰：‘余皆得道，二人不吉。’”(T50n2040p58c10-12)梁寶唱編《經律異相》卷七《調達出家九》載：“瞿和離所乘之馬，四腳布地而作鳥鳴。相工占之：‘余皆得道，二人不吉。’”(T53n2121p35c13-15)《經律異相》所載此事即出《中本起經》，這為此處實為“相工”的鐵證。“之”則復指前文言及的“瞿和離所乘之馬，四腳布地”這件不吉利事情。

碑文中“工”字形為“”，與“互”形近，而譯經中，“工”訛為“互”的情況更不鮮見。胡敕瑞先生通過比勘后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前秦曇摩蜱共竺佛念譯《摩訶般若鈔經》兩部異出經，就發現“工”訛為“互”：“或時麻油不涂身，或時聲好，或時互談。”（《摩訶般若鈔經》卷五《蜜遠離品第十一》，T08n226p533c5-6)胡先生認為：“互談”似當作“工談”，支讖本譯作“或時麻油不涂身，或時語聲好，或時巧談語”（《道行般若經》卷七，T08n224p460b19-20)，“巧談語”猶“工談”，且圣本亦作“工談”，足證“互”乃“工”字形誤〔15〕。

這樣，唐先生所舉《中本起經》中的“相互”似不能作為確證。唐先生所舉第2例證（另外6例具體見于中古的哪些譯經，我們尚無從得知）為：

（7）如王所夢有多人眾聚集一處，互相斗諍論競是非者，是彼遺法中有諸苾芻，聚集議論世間名聞利養等事。由此因緣相互斗諍不能寂靜，漸使世尊清凈法滅。(宋施護譯《佛說給孤長者女得度因緣經》卷下，T02n130p853c12-16)

唐先生認為此例“最有說服力，前有‘互相斗諍’，后面是‘相互斗諍’。這些例證從形式上就可以確定‘相互’就是‘互相’。從區別性特征來看，‘相互’所修飾的動詞‘斗諍’及‘相互’的所指對象‘多人眾’都具有‘交互性’”〔13〕。依此標準，我們在唐不空譯經中檢到1例：“汝心佛心，互相置故；汝體佛體，相互融故。”（《寶悉地成佛陀羅尼經》，T19n962p336a19-20)唐先生接著言及：中土文獻中，“相互”于唐代才見用例〔13〕，《周禮注疏》出現2例，如：

云“《載師職》云‘以物地事、授地職’，互言矣”者，彼云物地事不云貢，此云令貢賦不云物地事，地事、貢賦當相互皆有也。（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十五）

唐先生言及能找到的唐代中土文獻的例子都在《周禮注疏》中。《周禮注疏》的著書年代雖不確切，不過據《舊唐書·列傳·儒學上》記載，賈公彥在“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16〕。而《寶悉地成佛陀羅尼經》的譯者不空，在華從事佛典翻譯主要是在開元、天寶時期，“本北天竺婆羅門族，幼失所天，隨叔父觀光東國。……厥后師往洛陽，隨侍之際，遇其示滅，即開元二十年矣”〔17〕。這樣看來，賈公彥生活的年代要早于不空，因而我們無法依據上述例證得出“相互”源于佛典的結論。

翻譯佛經語料在漢語史研究中已被越來越多地征引，但譯經版本眾多，而版本間大相徑庭的記錄往往是頗具價值的部分，實有深究其語言基礎的必要。上述《中本起經》中“相工”被誤作“相互”一例便提醒我們：從《大正藏》引用譯經語料時，應結合版本異文，認真比勘后擇用。

三、輕信不當斷句

如在討論早期判斷句的否定形式時，許理和、唐鈺明、陳秀蘭、汪維輝〔18〕、魏培泉、方一新等均引用了東漢早期譯經，但所舉之例尚未超出5例。在譯人尚存爭議的《禪行法想經》中，諸家均注意到此經末尾的一例，即前所舉例（5）。

而對下面1例，諸家未曾提及，可能是因為《大正藏》斷句有誤：

（8）佛言諸比丘。若以彈指間。思惟死想。念有身皆死。是為精進行禪。為如佛教不。是愚癡食國人施也。何況多行者。(東漢安世高譯《禪行法想經》，T15n605p181b20-24)④

例（8）誤將“不”斷于前句，與前面的“為”構成特殊疑問句形式“為……不”，而不與其后的系詞“是”構成判斷句否定形式。

“為”虛化后可作助詞，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二有言：“為，語助也。”將詞尾的“為”定為疑問語氣詞，諸家也已成共識。志村良治亦云：“中古疑問句的特色之一，是在句末用‘不、否、未’等否定詞來表疑問。”〔19〕且“為……不”形式在東漢魏晉南北朝譯經中已不鮮見。但此例不然，“不”當與其后的系詞“是”構成判斷句否定形式。全句當斷為：“佛言諸比丘：若以彈指間，思惟死想，念有身皆死，是為精進行禪，為如佛教，不是愚癡食國人施也，何況多行者。”這可從異出經《佛說禪行三十七品經》中找到有說服力的例證：

（9）佛言諸比丘：“若能彈指間，惟行自身身止觀，外身身止觀，內外身身止觀，分別念解世間癡惱，是為精進，為如佛教，非是愚癡食人施。何況能多行者。”（《佛說禪行三十七品經》，T15n604 p180c11-14)

與《禪行法想經》中“不是”相對應的正是“非是”，而“非”是不作語助的，也不見其與“為”構成“為……非”之形式。

眾所周知，譯經語料在漢語史尤其是中古這一時段的研究中有著獨一無二的價值，有些語言現象只在譯經中有幾例甚至是孤例。如在引用這些語料之前，先對其正確斷句、釋義，弄清其特殊的語法形式，梳理出切實可用者，那么，它為研究者提供的將是難得而確鑿的證據。

注釋：

①《大正新修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是在日本學者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小野玄妙等主持下，以麗、宋、元、明四藏及日本古寫經、敦煌文獻進行互校，同時對勘梵、巴原典，歷時十三年編輯而成的收錄佛教資料最多的一部大叢書。其中東漢到魏晉南北朝的譯經材料異常豐富。

②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影印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經》，其中T表冊數，n為編號，p為頁碼，a、b、c表上、中、下行。本文譯經語料均采自此版本，不再出注。未出注的均指高麗本，其他版本均具體標出，如宋、元、明本等。

③見方一新《〈興起行經〉翻譯年代初探》,載《中國語言學報》2003年11期。

④此例采用《大正藏》原來的句讀。

參考文獻：

〔1〕朱惠仙.《大正藏》斷句首創與致誤條陳——以《出曜經》為例〔J〕.江西社會科學，2005，（5）：215-216.

〔2〕方一新，高列過.從疑問句看《大方便佛報恩經》的翻譯年代〔J〕.語言研究，2005，(3)：54，54.

〔3〕盧巧琴，顏洽茂.中古譯經年代與“感染生義”的判別〔J〕.中國語文，2010，（1）：83-85.

〔4〕董 琨.漢魏六朝佛經所見若干新興語法成分〔C〕∥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漢語研究（一）.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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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僧 祐.出三藏記集〔M〕.北京：中華書局，199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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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唐鈺明.中古“是”字判斷句述要〔J〕.中國語文，1992，（5）：394-399.

〔10〕許理和.佛教征服中國〔M〕.李四龍，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35-87.

〔11〕呂 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M〕.北京：中華書局，1995：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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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唐賢清.副詞“互相”、“相互”的演變及其原因分析〔J〕.古漢語研究，2006，（4）：6-15.

〔14〕司馬遷，著.裴 骃,集解.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97：680.

〔15〕胡敕瑞.《道行般若經》與其漢文異譯的互校〔C〕∥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漢語史學報（第四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142.

〔16〕劉 昫，等.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2：4950.

〔17〕贊 寧.宋高僧傳〔M〕.北京：中華書局，2000：6-7.

篇2

《蕭山市志》記述非公有制經濟把“事以類聚”作為宏觀謀篇的基本思路，以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為主線，以農業、工業、貿易業、服務業等篇目為重點，相關編章節無題小序概述非公有制經濟的發端、變化和現狀，采取設置篇目、配置數字統計表格和隨文記述相結合等形式記述非公有制經濟。這種以無題小序為綱，構筑“橫排門類，縱述史實”的基本框架，與編章節無題小序結合成一個有機整體，從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歷程、規模、效益等各個角度和不同側面，全面展示蕭山非公有制經濟的歷史與現狀，將非公有制經濟融入《蕭山市志》相關篇章節目，使人感到蕭山的非公有制經濟是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而不斷發展，發展脈絡清晰。

(一)設置篇目

1.港澳臺經濟和外商經濟

(1)設外商和港澳臺商投資工業節。工業編在經濟成分章下設外商和港澳臺商投資工業節。

(2)設對外和港澳臺經濟貿易編。下設利用外資和港澳臺資、對外資和港澳臺經濟技術合作章等。利用外資和港澳臺資章下設招商引資、直接投資、間接投資3節。對外資和港澳臺經濟技術合作章下設勞務輸出、承包工程、境外企業3節。

(3)設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編。1993年5月12日，經國務院批準，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為浙江省縣(市、區)級行政區劃唯一的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和全國4個縣(市)級行政區劃的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之一。為體現志書的時代特色、地方特色，設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編，與對外和港澳臺經濟貿易編并列。該編設招商引資、園區工業、科技創新等5章。園區工業章分別記述了外資(含港澳臺資)合資項目、外資(含港澳臺資)獨資項目的發生、發展過程和出口創匯、名優產品及企業選介。在科技創新章記述了港澳臺投資工業企業和外商投資工業企業的科技項目、新產品開發、專利技術、科技成果和技術改造等情況。

(4)設外商和港澳臺投資企業登記目。經濟管理編工商行政管理章在企業登記與管理節下設外商和港澳臺投資企業登記目。

2.私有經濟(私營經濟、個體經濟)

(1)設節。農村農民農業編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章的節下設大田聯產承包、山林聯產承包、水面聯產承包3個目。

(2)設私有工業節。工業編(初稿)下設經濟成分、鄉鎮企業、私有工業章。工業編(初稿)評議會認為，不宜設私有工業章。理由是私有工業章與經濟成分、鄉鎮企業兩章中都有重復;如果經濟成分章不設私有工業節的話，那么經濟成分章就缺少要項;鄉鎮企業是時代的產物，又不能不設鄉鎮企業章。評議會決定，在經濟成分章中設私有工業節。

(3)設個體、私營商業節。國內貿易編在經濟成分章下設個體、私營商業節。

(4)設個體戶登記、私營企業登記兩個目。經濟管理編在工商行政管理章下設企業登記與管理、個體戶登記與管理等節。企業登記與管理節下設私營企業登記目，個體戶登記與管理節下設個體戶登記目。

(5)設農業科技示范戶目。科學技術編科技應用章在農業科技示范節下設農業科技示范戶目。

(6)設中醫世家目。衛生編醫療技術章在中醫節下設中醫世家目，分別記述竹林寺婦科、何家橋傷科、華氏內科、戴村茶亭傷科、潘氏兒科、章氏眼科、韓氏兒科、馬氏婦科和孔氏兒科的出現、發展和現狀。此外，教育編在教育改革章下設民辦教育節，記述有家庭幼兒園、民辦非學歷教育、私立學校等內容。衛生編在醫療單位章下設私人診所節，記述私人診所的出現、發展和現狀。

(二)配置數字統計表格

為了全面反映蕭山市志上下限時間內的各個歷史時期非公有制經濟在各行業、領域的經濟總量，以及非公有制經濟在各行業、領域所占的比重，根據《蕭山市志》篇目記述內容的需要，配置不同指標的數字統計表格。

1.反映蕭山非公有制經濟總量數字統計表例如:1996年蕭山農村50畝以上土地承包戶情況表，記述內地、圍墾和農林場的農戶承包數量、承包面積、糧食任務和農機配套(收割機、拖拉機、翻耕機)、承包規模(50～99畝、100畝以上)，以及外來戶承包戶(承包數量、面積、糧食任務);1996年蕭山農村內地50畝以上土地承包戶情況表，記述蕭山市每一個鄉鎮的農戶承包數量、面積、糧食任務和農機配套(收割機、拖拉機、翻耕機)、承包規模(50～99畝、100畝以上)，以及外來戶承包戶(承包數量、面積、糧食任務)。又如:1985～2000年①蕭山批準“三資”工業企業情況統計表，記述了每年批準的“三資”工業企業的數量、投資總額、注冊資本、協議利用外資和累計批準的“三資”工業企業的數量、投資總額、注冊資本、協議利用外資、實際利用外資及當年增資工業企業數量。再如:1988～2000年蕭山市當年批準“三資”企業情況表，記述“三資”企業數量、總投資、注冊資本(中方、外方)、協議利用外資、實際利用外資、嫁接企業、增資企業;1988～2000年蕭山市各行業當年批準“三資”企業情況表，記述1988～2000年期間各行業當年批準“三資”企業數量;配置1988～2000年蕭山市累計批準“三資”企業情況表格，記述累計批準“三資”企業數量、總投資、注冊資本(中方、外方)、協議利用外資、實際利用外資情況。還有:1991～2000年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招商引資情況表，記述自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建立以來每年招商引資的外資(含港澳臺資)的項目、投資總額、合同利用外資、實際利用外資的情況等。

2.反映非公有制經濟在蕭山經濟總量中的比重數字統計表例如:1985～2000年蕭山工業各經濟成分企業主要指標表，記述了私有工業企業的數量、從業人數、工業總產值、稅金總額、利潤總額、虧損企業虧損總額;2000年蕭山市各經濟成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要指標表，記述了私營工業企業、港澳臺商投資工業企業和外商投資工業企業的數量、從業人數、年末資產(固定資產原值、所有者權益)、經營業績(工業總產值、工業增加值、產品銷售收入、稅金總額、利潤總額)。又如:1985～2000年蕭山各經濟成分商業網點(機構)情況表，記述個體、私營經濟的網點數量和從業人數;1985～2000年蕭山各經濟成分社會消費品零售額情況表，記述個體、私營經濟的零售額及占蕭山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比重。再如:1993～2000年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工業主要經濟指標情況統計表，記述外資(含港澳臺資)企業的工業總產值、銷售收入、利潤總額、稅金總額。還有:1985～2000年蕭山企業登記在冊數量統計表，記述1985～2000年期間私營、外商和港澳臺投資企業登記在冊數量。

3.反映非公有制經濟分類(分布)統計表例如:1988～2000年蕭山市“三資”企業外商投資者分布情況表，記述來蕭山投資各個國別在1988～2000年期間的投資家數。又如:1987～2000年蕭山市批準“三資”企業按經營形式分情況表，記述1988～2000年期間當年批準數量，其中合資經營、合作經營、獨資經營的“三資”企業當年批準數和累計批準數。再如:1991～2000年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批準項目的分類表，記述外資企業(含港澳臺資企業)的工業、商業、服務業等的獨資企業、合資企業數量;2000年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外商投資千萬美元以上企業表，分別記述每一家外商(含港澳臺)投資千萬美元以上企業的投資國別、投資方式、總投資、注冊資本、協議利用外資、合同利用外資、批準時間等。

(三)隨文記述

在《蕭山市志》下限時間，蕭山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已基本完成改制，非公有制經濟全面發展，除專門設置編、章、節、目記述非公有制經濟外，更多的是以隨文記述的方法記述非公有制經濟。如“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絕大多數是個體戶和私營企業經營，少數是港澳臺經濟和外商合資經營。所以“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基本上記述的內容是非公有制經濟。由于《蕭山市志》隨文記述非公有制經濟的內容較為普遍，因此僅舉私有經濟、港澳臺經濟和外商經濟各1例:

1.私有經濟(私營經濟、個體經濟)。居民服務業節中的美容美發目記述有:“1988年，蕭山的美發開始與美容合為一體。是年，創辦琴美美容美發屋，主營新娘化妝。后個體美容美發陸續增加，但規模較小，以家庭經營為主，少數業主帶有徒弟。”

2.港澳臺經濟和外商經濟。居民服務業節中的洗燙服務目記述:“1993年10月，蕭山開元投資置業有限公司與香港藝康實業有限公司合資設立蕭山之江清洗有限公司，總投資30萬美元，其中香港藝康實業有限公司出資7.5萬美元、蕭山開元投資置業有限公司出資22.5萬美元;主要設備從美國、英國和丹麥進口的15KG干洗機1臺、100KG水洗機4臺、23KG干洗機1臺、燙平機1臺;從業人員30人。”(四)其他形式其他形式主要有示意圖(按圖形分有曲線示意圖、條形示意圖、圓形示意圖和塔形示意圖4種)、附、人物名錄等。1.曲線示意圖。例如:1985～2000年蕭山個體戶登記在冊數量曲線示意圖，記述1985～2000年期間個體戶登記在冊數量的發展變化情況。2.設“附”。例如:私有工業節后設3個“附”:《蕭山私營工業企業抽樣調查》《蕭山私營工業企業經營者訪談錄》《蕭山私營工業企業管理模式》，全方位、多角度地記述了蕭山私營工業企業的總體情況和私營企業從家長式管理到家族式管理，再到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演變過程及業主的創業目的、如何創業、創業資金、生產資金、生產經營、發展原因、最大挫折、主要困難、從業人員情況(包括工資、福利、社會保險)等。又如:對外和港澳臺經濟貿易編利用外資和港澳臺資章后設附:《蕭山市在利用外資中存在的問題》。再如:對外資和港澳臺經濟技術合作章境外企業節后附:《萬向集團美國公司》。

3.人物名錄。如科學技術編科技應用章在農業科技示范節農業科技示范戶目后配置《1998～2000年蕭山市市級農業科技示范先進戶名錄》，記述每一位市級農業科技示范先進戶的戶主姓名、所在地和農業科技示范類別。農業科技示范類別有主體農業、畜牧、水產、林業、特產。

采取分散記述方法記述非公有制經濟需要注意的問題

非公有制經濟涉及面廣，又是無主管部門。所以，在記述非公有制經濟時，需要注意的問題較多。從蕭山市志記述非公有制經濟的實踐看，需要注意的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統計數據的來源(使用)。統計數據的來源渠道和正確使用，決定記述非公有制經濟統計數據的準確性。“統計數據以國家統計部門公布的法定數據為準。統計部門沒有的，采用業務主管部門的統計數據。”①采用企業的時點、時期統計數據，其指標定義、數據含義等都需清楚、準確，不錯用、濫用。

(二)非公有制經濟的成分(類型)。弄清非公有制經濟的經濟成分、工商登記企業類型，才能全面、完整記述非公有制經濟。凡下限時間在2004年前的第二輪志書，記述工商登記注冊的非公有制企業類型有: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記述的非公有制經濟的經濟成分有:私有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港澳臺經濟和外商經濟②。凡下限時間在2005年后的第二輪志書，記述工商登記注冊的非公有制企業類型有: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③。記述的非公有制經濟的經濟成分有:私人控股(私人絕對控股、私人相對控股)、港澳臺商控股(港澳臺商絕對控股、港澳臺商相對控股)、外商控股(外商絕對控股、外商相對控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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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以外的所有經濟類型。

一、民營經濟對我國非農就業的貢獻

民營經濟對我國非農就業的貢獻，可從國家、城鎮和鄉村三個層面來加以考察。

1.民營經濟對全國非農就業的貢獻分析。我國非農經濟類型可概括為公有經濟（統計上包括 ）、外資經濟（統計上包括）和民營經濟（即除上述兩種經濟類型以外的所有經濟類型）。我國民營經濟經歷了從無到有再到規模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其對我國非農就業的吸納帶動效應也走過了從微不足道到作用顯著再到主渠道的歷程。圖1和圖2顯示了我國各經濟類型非農就業人口及其比重的變化，1978年～2005年間，我國總的非農就業人口持續增加，從改革開放初期1978年的12341萬增至2005年的46091萬；公有經濟就業人口經歷了從上升到下降，再到相對穩定的三個階段，就業比重在1978年～1996年間處于波動上升狀態，但之后呈持續下降狀態，至2005年，就業人口為21570萬，比重為51.85％；民營經濟的就業人口和就業比重20多年來都基本呈持續上升態勢，2005年就業人口和比重分別為13406萬和32.22％，而且上升趨勢明顯；外資經濟就業人口和就業比重也呈上升趨勢，2005年其數值分別為1245萬和2.99％，顯然二者都遠低于民營經濟相應項。因此，就全國非農就業發展來看，公有就業基本處于停滯甚至萎縮狀態，外資就業雖然處于增長狀態，但對非農就業吸納有限，只有民營經濟顯示了強勁的非農就業吸納能力。綜合分析各經濟類型非農就業的變化趨勢，可以發現，一方面民營經濟就業人口與我國非農就業人口呈相同變化趨勢，另一方面，無論是就業人口數還是比重，民營經濟和公有經濟又呈耦合變化態勢。這表明一個事實，即民營經濟在我國非農就業發展中作出了雙重貢獻:第一個貢獻是，在公有經濟就業人口及比重下降和外資經濟就業人口增加有限的背景下，我國新增非農就業人口主要是由民營經濟吸納完成的；第二個貢獻是，公有經濟釋出的下崗分流人員再就業也主要是由民營經濟消化的。而且這兩個貢獻在未來發展中還將更加突出。

圖1 我國各經濟類型非農就業人口變化情況（單位：萬人）

圖2 我國非農就業中各經濟類型比重變動情況（單位：％）

2.民營經濟對我國鄉村非農就業的貢獻分析。我國鄉村非農經濟組織主要有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和個體經營者等三種，根據我們前面的界定，其中后兩種屬于民營經濟的范疇。隨著我國鄉村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民營經濟對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帶動作用也越來越明顯。數據顯示（圖3、4），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到最近的2005年，民營經濟對農村勞動力非農化就業的拉動經歷了從無到有再到規模逐步擴大、比例波動上升的過程。1978年鄉村非農就業人口為2827萬人，僅占農村總就業人口的9.22%，其中民營經濟就業幾乎不占份額；2005年鄉村非農就業人口18760萬，占農村總就業人口比重提高到38.69％，其中民營經濟就業比重為9.26％。從圖1中可了解到，鄉村民營經濟解決的非農就業人口至1999年達到高峰后出現下降低谷區，這一低谷區是由個體經濟的減少所引起，其原因與這段時期我國整個宏觀形勢處于內需不足、個體工商業者盈利能力差等因素有關。但是自1990年以來，鄉村私營經濟對勞動力的吸納量卻呈逐年上升趨勢，即使在宏觀形勢整體較差的時期也基本未受影響。這一方面表明我國私營經濟對抗不利宏觀形勢能力較強，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宏觀形勢不理想情形下私營經濟在緩解就業壓力、吸納鄉村勞動力非農就業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果從民營經濟就業占鄉村非農就業比重變動趨勢來看，也可得出類似的結論，即波動上升的比例同樣說明了民營經濟在帶動農村非農就業方面的重要作用。

圖3我國鄉村民營經濟對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人口吸納的變化情況（單位：萬人）

圖4 我國鄉村非農就業中民營經濟就業比重變動情況

3.民營經濟對我國城鎮就業的貢獻分析。根據數據分析，我國城鎮就業中民營經濟對勞動力的集聚力也呈逐步提高趨勢。1978年，城鎮民營經濟就業人口僅15萬，同期公有經濟（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就業人口為9499萬，二者占全部城鎮就業人口比重分別為0.16％和99.84％。顯然，改革開放初期公有經濟是城鎮就業的主要載體，而民營經濟的就業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但歷經20余年的發展，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民營經濟就業人口無論絕對數量還是所占比重自1978年以來都逐年增加，而公有經濟就業人口（絕對數量自1993年，比重自1978年）則呈逐年下降趨勢。2003年城鎮民營就業人口首次超過公有經濟，到2005年，城鎮民營就業人口增加到8918萬，而公有經濟就業人口下降到7598萬，二者在全部城鎮就業人口中的比重分別為32.63％和26.70％。可以說，這一時期民營經濟對于緩解公有經濟就業壓力（如下崗、分流）起到了支撐力量的作用，同時對于緩和因失業引發的社會矛盾也具有積極意義。

人們經常提到外資經濟對于創造就業崗位具有重要作用，但從分析來看，外資經濟創造的直接就業機會相比民營經濟而言相當有限。從圖5、6可知，外資經濟就業占我國城鎮非農就業比重在2005年最高，但也只有4.56％，僅相當于同期民營就業的13.96％。事實上，至2005年，我國民營經濟就業已超過公有與外資就業之和。公有經濟自1993年就業人口下降至2005年的13年間，裁員7212萬，同期外資經濟僅增加1024萬就業人口，顯然對就業的吸納是力不從心的。而民營經濟就業人數的增量達8024萬，在國企減員分流、外資增員有限的背景下，不僅一定程度解決了公有經濟背負的就業包袱，而且也有效地充當了我國城鎮新增就業壓力的減緩器，成為中國吸納勞動力的主要經濟力量，為就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二、結論

通過從國家、城鎮和鄉村等層面分析民營經濟對我國非農就業的貢獻，得出了如下主要結論：

1.民營經濟對我國非農就業具有雙重貢獻。

2.民營經濟對我國鄉村非農就業的帶動作用明顯。

3.民營經濟對我國城鎮就業的集聚力顯著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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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職務侵占罪；詐騙罪；侵占罪；個體工商戶；雇員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各種經濟體的規模日益擴大，個體工商戶作為我國特有的經營形式，也在不斷發展變化。對于雇員侵犯個體工商戶財產權利的案件也時有發生，但法律總是滯后于社會的變革，因此，對上述案件的處理也就出現了分歧。

一、引起爭議的案例

2013年6月25日及27日，犯罪嫌疑人陳××在擔任廣州市銀通鞋廠（個體工商戶）行政經理期間，由于其主管倉庫、后勤，該廠經營者張××要求陳××將存放于該廠倉庫內價值人民幣26萬余元的兩批牛皮料退回供應商。陳××遂安排他人以退貨的名義開車到該廠倉庫要求提貨。該廠倉管員金×按照規定，填寫出倉單據，并交陳××審批后，該批皮料被運出廠區，后被陳××以低價銷售給他人。案發后陳××被公安機關抓獲。

本案中，陳××利用自己“職務”上的便利，獲取該廠財物的事實清楚，其行為也符合刑法第271條規定的職務侵占罪的特征。但其工作的鞋廠屬于民法上的“個體工商戶”，而“個體工商戶”是否屬于刑法第271條規定的“其他單位”，陳××的身份是否符合職務侵占罪的主體要件，成為該案的爭議第一個焦點。

另外，陳××采用捏造退貨事實的手段獲取財物，與采用直接侵吞或竊取手段獲得財物有所區別，手段不同是否會導致對其行為定性的不同，成為該案的爭議第二個焦點。

二、分歧意見

本案存在以下三種觀點，一是認為陳××的行為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職務侵占罪的特征，構成職務侵占罪；二是認為陳××的身份不符合職務侵占罪的主體要件，其非法獲取的財物系其代為保管的財物，構成侵占罪；三是認為陳××的身份不符合職務侵占罪的主體要件，其并非財物的直接保管人，其采用虛構退貨的事實，騙取財物，構成詐騙罪。

三、個體工商戶的雇員是否符合職務侵占罪的主體要件

要討論個體工商戶的雇員是否符合職務侵占罪的主體要件，關鍵在于個體工商戶是否屬于刑法第271條規定的“其他單位”。

而“單位”從來就不是法律術語，根據不同的字典對“單位”的含義有著不同的解釋，比如：《維基百科》認為單位是中國大陸的特有名詞，全稱是工作單位，是對人所工作的機構組織的泛指統稱。如企業、學校、政府的機關（政府部門）等獨立部門。改革開放以后，單位一詞泛指公有制機構組織，例如“國營單位”，而對于私營企業則不稱單位。而《辭海》則認為單位是：“1.機關、團體、法人、企業等非自然人的實體或其下屬部門；2.工薪階層上班的地方。”《現代漢語詞典》則認為單位指機關、團體等或屬于一個機關、團體等的各個部門。

刑法意義的單位有有兩類：一是作為犯罪主體的單位，即刑法第三十條及最高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的范圍；二是作為特定犯罪被害人的單位，如職務侵占等。對兩類單位是作同一解釋還是有所區別，目前未有定論。但是，能稱謂單位的，必須是依法成立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社會組織。

而個體工商戶是《民法通則》所規范的，屬于個人投資經營，用個人全部財產承擔責任的特殊民事主體，與《個人獨資企業法》規范的個人獨資企業不同，因此不屬于企業。個體工商戶是特殊民事主體，具有自然人的全部特征，卻不具備單位的組織性。因此，個體工商戶不屬于刑法意義上的單位，其雇員不符合職務侵占罪的主體要件。[《中國刑事審判指導案例4-侵犯財產罪》（1999-2011）P478-479]

四、個體工商戶的雇員利用職務便利，獲取財物的手段不同，是否會導致定性不同

根據2008年1月1日施行的《勞動法》第2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以下統稱用人單位）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適用本法。”可以看出，雇員和個體工商戶的經營者之間存在勞動關系。但是，由于個體工商戶屬于個人投資經營，用個人全部財產承擔責任的特殊民事主體。其經營者的個人財產實際上與經營財產屬于混同狀態，全部財產的所有權都屬于經營者個人所有。因此，個體工商戶的雇員在經營過程中依職務處理經營財產的行為，實際上經過了經營者的事先授權，屬于受委托保管處理財物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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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政策制度的不斷制定，我國在經濟的發展上取得了較大的進步，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也就相應的得到了提高，但是在輝煌的另一面，又不得不面對我國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如不將其合理地解決，將嚴重影響到我國經濟發展的效率與社會的穩定。公平與效率是人們經濟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基本矛盾。在某種特定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法律對經濟的增長有著相當大的作用，而民商法與經濟法更是為其提供了有力的實踐基礎、理論依據。通過科學的制度設計，將這兩法進行有效地結合，對推動我國經濟的發展有著巨大的積極意義。

2法律價值存在的概念

古往今來，人們對法律價值所包含的真諦，每個人所擁有的看法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而國內國外的許多法學家也都各自有著不相同的探索。目前，公平、效率、安全和正義等這些方面是受到廣大學者一致認可的法律基本價值。這些方面所包含的法律價值已經基本滿足了絕大多數法學家所認同的法律價值觀念不管是什么國家的法律，都是以表現出法律的有效價值作為其終極目的。然而，由于每個部門法都是不相同的，也就導致了構成法律價值范疇內的法律價值取向是不相同的，各自都有側重點。

3民商法與經濟法之公平、效率的價值

3.1民商法與經濟法公平的法律價值

因每個學者對法律的公平價值的理解都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有的學者覺得正義就是代表著公平;也有學者覺得只有平等才符合公平的含義;另外，還有學者覺得，所謂的公平就是進行合理的分配正義。實際上，就算是相同的一個人，其在不相同的兩個時段內，對公平定義的理解都是有可能出現不相同結果的。著名的思想教育家馬克思曾在早前就指出:古羅馬人與希臘人的公平就是認為奴隸制是公平的存在，而在1789年，因資產者認為的公平原則是要求去除封建制度，因此，永恒的公平都是會跟隨時間、地點改變的，也會因人而變化。現在現如今，公平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是指權利與義務在社會和主體這兩者上的分配，進而讓社會的各方面利益都達到一種相對平衡的狀態。在法律的原則中公平價值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它并不是一個具體的規范存在，而是跟隨著法律的變動而不斷變換其定義，是一個道德的規范與原則的規范。

3.2民商法與經濟法效率的法律價值

法律是社會關系的主要體現，其能夠很好地處理好人們相互之間的各種矛盾，而這樣的社會關系與沖突，其最根本的所在就是人們利益的沖突體現。法律的作用就是運用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將這些相互沖突的關系進行很好的平衡、協調，其運用的主要方法就是通過平衡相互沖突的利益來體現出法律的作用。思想家馬克思曾指出每一個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表現的都是利益，也正是利益才能真正地做到把所有的社會人員之間相互連接起來，而法律則主要就是用來使這些不同利益能夠達到一個平衡的點。同時，法律也是保障社會凝聚力與有秩序的關鍵所在，其主要的方法就是讓所有沖突的利益得到平衡。這些利益主要包含了公共利益、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因此，將個人所追求利益的行為合理化、社會化就是法律所存在最基本的作用，通過有規則和制度的方式將其規范起來，并且尊重其追求效率的本質，從而實現將個人行為提升到組織行為的目的。經過法律的手段，逐漸的將個人的努力不斷地引向一種社會的努力，也使得個人的效率更快地向著社會效率接近。

4民商法和經濟法在公平與效率的視角下價值取向比較

4.1法律價值取向的定義

當法律有著目的或為了達成一定社會效果的一個方向進行固定的運轉時，一般這就是通常人們所指的立法價值取向。什么是價值?價值就是滿足人類最基本的需求，而其反映的就是現實中的人為滿足特定的與客體之間屬性的特別關聯=。而且，這樣的需求具有非常多的目標與層次。所以，價值取向就是在同一時間段內對不同的目標、不同的層次所存在的需求進行相應的選擇與取舍。一般情況下，正義、平等、效率以及自由等這幾個方面是人類在平常的生活中需求程度與愿望程度最高的。而身為法律外化形式的具體部門在處理這些事件時，大多是通過某些中介的途徑來體現出人的普通需求。

4.2民商法和經濟法在公平、效率的價值取向上的比較分析

4.2.1民商法和經濟法相同價值取向的分析

民商法和經濟法有著很多的價值取向都是一樣的。如在公平價值的這一方面，民商法和經濟法都是調整經濟關系必不可少的兩個部門，更是保證市場交易公平的主要力量所在。其中，民商法實行的是高位公平的原則。將公平原則跟誠實信用原則進行比較，實際上，公平原則的內容豐富程度是要遠遠大于誠實信用原則的，因此，公平原則才是民商法真正精神中的精髓。在公平原則中，充分體現出了民商法的性質、任務與特征，同時還反映出了其追求的目的，民商法是執法的準繩，是民事立法的宗旨。準確來說，公平原則可以說是民商法的靈魂所在。而在經濟法中，還是有著大量將公平看作是經濟法價值原則的學者存在。從效率方面來說，民商法和經濟法的最終目的是完全一樣的，也就是指兩法在各項的制度設計上，都是間接或直接以實現社會利益和實現經濟人的利益為目的，以此來促進生產力，進而推動了整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民商法就是由平等的角度出發，再合理地利用好個體財產的交易和公平的原則等來獲得相應的利益，當在商事的法律中時，就更加強調效益為上的原則;經濟法則是利用企業的微觀經濟效益與社會的宏觀經濟效益，來實現對整個社會的效益與公共利益的提高。所以不管是經濟個體法，還是宏觀經濟法或者是社會保障法和市場管理法，這兩者都是保障和促進社會整體利益的第一重點。

4.2.2民商法和經濟法不同價值取向的分析

但是，民商法與經濟法也存在著不同的價值取向。從大的方面來說，在整體價值的取向上，民商法是屬于私法，存在于個人角度的法;而經濟法則是屬于公私結合的第三法領域，是存在于整體社會角度的法。從細小的方面來說，在公平價值的取向上，兩法就有不同的取向:(1)民商法和經濟法在生產基礎上的不同廠在民商法中公平生產就是指商品經濟的產物，經過剛開始的自由交換活動后，就逐漸地確立起了法律制度。因此，這時的公平主要強調的就是人們私權的保護。而經濟法的公平觀念，很多情況都是指在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時發生市場失衡，也就導致了資本主義國家主動放棄守護人的角色，然后政府主動使用公共權力加入到市場中，以此來保證社會與整體的公平。(2)在公平原則上的不相同。民商法的公平原則中包括了平等的環境以及相同的起跑線，并可應用于所有的法律，而且得出的結果也都是相對的公正。(3)在公平實現的方法上的不相同。民商法主要是應用平等的原則，進而認同所有權的相應制度、私權保護以及契約自由等私法的制度，同時，還有原則對市場規則的限制以及公平交易的影響，最終建立好完善的公平保障與矯正機制。而經濟法則與民商法完全不相同，因為經濟法是直接通過國家政府來進行干預。其主要就是通過制定相應的準入制度、市場秩序以及宏觀調控等能夠讓社會利益逐漸走向公平。(4)兩法公平內容上的不相同。民商法的公平主要就是形式的公平、個人的公平與起點的公平等;然而經濟法強調結果的公平、社會整體的公平和實質的公平。

4.2.3民商法和經濟法在效率價值取向上的表現

民商法與經濟法在效率價值的取向上有著兩個方面的區別，首先，兩法在利益的強調上不同。民商法主要是以強調個體的經濟利益為重點，利用個體經濟效益的形式來推動整體經濟的向前發展;而經濟法則主要是強調整體的利益和社會的利益。其次，民商法和經濟法在效益與效率的關系上的不同。由于大多數人都是將效益看作是效率的低一層次，效益與效率又是有著整體與個體之分的存在。然而民商法保障的經濟人所具有的驅利性，就是低層次效益追求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更是個體的效益與效率。但是，其中的個體效益與效率的追求卻和整體的效益與效率沒有直接的聯系，整體也就不會隨著個體的增高而有所提高;而經濟法的效率價值取向則是直接的追求整體的效益與效率。

5結語

綜上所述，公平和效率的價值在市場的調整中，可以說是一對矛盾體的存在，相互依靠，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方都將是不完整的存在。其在民商法與經濟法中的價值取向，更應該將兩法合理地結合起來使用，而不是單獨地發揮其中一法。只有如此才能在民商法與經濟法中更好地將其作用充分地展示出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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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數的含義及分類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各行各業的相關指數也如潮水般涌了出來，已經在工作、研究和學習中占據了重要地位。指數是一種表明社會經濟現象動態的相對數，運用指數可以測定不能直接相加和不能直接對比的社會經濟現象的總動態；可以分析社會經濟現象總變動中各因素變動的影響程度；可以研究總平均指標變動中各組標志水平和總體結構變動的作用。

指數按所反映的現象范圍不同，分為個體指數和總指數。前者反映個體經濟現象變動的相對數，如個別產品的物量指數、個別商品的價格指數等；后者是表明全部經濟現象變動的相對數，如工業總產值指數、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按所反映現象性質的不同，分為數量指數和質量指數。前者反映生產、經營或經濟活動數量的變動，如商品銷售量指數；后者是說明經濟活動質量變動的指數，如產品成本指數、勞動生產率指數。按計算形式的不同，分為綜合指數和平均數指數，前者指兩個總量指標對比計算出來的指數，后者是前者的變形。

二、指數的職能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指數的職能在不斷延展和豐富之中，但其在市場中的基本職能卻不會變化。

1、詳盡刻畫市場的整體狀況。例如，股票中的道瓊斯指數，當年創立該指數的目的，就是為了給“華爾街日報”的讀者們提供一個了解整體股市動態的窗口，其漲跌所刻畫的是整體市場而非個別股票的運動狀況。產品的價格指數也是如此，其狀態反應的是整體市場的銷售水平、消費者購買力、品牌影響力等因素。消費價格指數等宏觀經濟指標更是從總體上反映了社會經濟的總體狀態。

2、真實記錄市場的運動軌跡。指數不僅是市場中商品價格的度量，同時也是商品價格歷史的標本，可以用來追溯和研究整個市場和單個品類的發展歷史。凡是能夠影響到市場價格變動的因素都會為人們所關注；凡是行業相關認識都能在指數的變動中尋找經驗；凡是重大的市場業內事件也都會在指數上留下影響的痕跡。指數就像是市場橫斷面上的年輪，豐富的歷史數據就是其價值所在。

3、間接反映行業經濟的變化趨勢。人們常說股票市場是反映國民經濟的晴雨表，換言之，國民經濟的興衰是通過上市公司盈利的增減來驅動股市指數的漲落。市場中產品的相關指數也同樣能夠間接地反映所在行業的發展程度。一個行業是否處在健康、有序的狀態之中，通過相關指數能得到清晰和直接的答案。

4、客觀衡量投資的行業風險。政府或企業在衡量投資收益時可以用自身的成本與收益進行測算，但指數可以讓投資者通過行業發展的角度判斷能否達到預期的收益水平。這給客觀衡量投資風險提供了可靠的依據，使投資行為能更加趨于理性，規避盲目投資的風險。

5、解剖市場的分析工具。市場的表象背后可能隱藏著一些引人入勝的內在規律，這時人們便需要借助于指數這一工具來探索市場的運作機制與結構特點。研究人員既可以通過橫向的斷面分析來進行跨市場的對比研究，又能夠從縱向的時序分析來進行跨周期的趨勢研究。指數所蘊涵的歷史數據和統計資料使得這些分析研究成為可能。

三、指數編制現狀

廣義上來說，任何人都能夠編制符合其目的和要求的指數。但從對社會經濟有直接和廣泛影響的角度看，主要有社會宏觀經濟指數、金融指數、企業指數。社會宏觀經濟指數主要是指從總體和社會的角度反映社會經濟狀態的指數，例如消費價格指數、宏觀經濟景氣指數等。這些指數主要是由政府機構和相關研究院所負責編制和。金融指數是與金融市場活動相關的指數，比如股票指數、期貨指數，在世界上比較著名的有道瓊斯指數、標準普爾指數、日經指數和恒生指數，等等。這些指數一般是由最具權威性的財經媒體編制，也可以由一些金融機構（如銀行和資產管理公司）編制來為其客戶服務；另外，證券交易所也可以承擔編制指數的責任。企業指數不是類似恒生中國企業指數和中國中小企業指數這樣的反映社會總體或部分方面企業運行狀態的指數，而是一種代表指數經濟和指數營銷范疇的一種產物。企業指數不局限于單個企業的發展狀態，而是可以集中反應某個地區和企業集群的特點、狀態和發展趨勢。目前，國內有若干企業指數已經在運行。例如，浙江義務小商品指數、山西大同煤炭價格指數、深圳華強北電子產品價格指數、福田指數、招商銀行“金葵花”理財指數等。

四、主要指數公司介紹

目前，主要進行指數編制工作的機構有下面幾類：政府機構、政府機構下屬的研究院所、獨立研究機構、企業。在我國，政府及下屬單位進行指數編制所需資金納入國家財政預算當中，也可利用部分資源進行創收，國外一般都是全部列入政府預算。相關單位，如國家統計局、中國社科院各研究所、政府機構各部門等。獨立研究機構主要是通過自身的研究力量承接項目，參與開發和經營來獲取收益，例如科研院所、咨詢機構。企業自行編制指數的情況在國外大企業中有較多實例，麥當勞、必勝客等都有相應指數的編制。我國目前剛剛起步的企業指數主要是以區域經濟發展為目的的指數編制。

1、中國指數研究院：2004年8月整合中國房地產指數系統、搜房研究院、中國別墅指數系統等研究資源的中國商業經濟研究機構。定期中國主要城市的房地產價格指數和別墅價格指數；為房地產管理部門提供政府顧問服務，大型區域性開發項目的市場定位和營銷策劃；為房地產企業制定企業發展戰略和業務發展規劃等顧問咨詢服務；為房地產企業組織培訓。該研究院屬于典型的咨詢類機構，盈利模式為提供咨詢、培訓、管理輸出、策劃等服務。

2、中信標普指數信息服務有限公司：是中信證券和標準普爾共同設立的獨立合資公司。公司主要從事中國資本市場股票及固定收益指數的開發和銷售，致力于為中國及全球投資者投資中國資本市場提供業績評價基準；為指數基金、交易所交易基金、指數期貨、指數權證等指數聯動產品提供投資標的；并為市場分析、投資策略和資產定價研究提供基本數據。該公司盈利模式與中證類似，都是以指數授權、參與指數產品的開發經營及數據服務為盈利點。

3、華強北指數公司：華強北電子市場價格指數是在福田區政府的指導下，由華強北重點電子專業市場、中介機構、咨詢機構及相關企業等共同出資組建的“深圳市華強北電子市場價格指數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指數的日常運營、維護和管理。“指數公司”接受區政府監督指導，開展事業化公共服務。福田區政府成立了“華強北?中國電子市場價格指數監督委員會”（簡稱“指監會”），代表區政府授權指數公司負責“華強北指數”的、管理和運營，“指數公司”接受“指監會”監督指導。

五、指數公司的盈利模式

目前，國內大量指數的編制主要還是依靠政府機構，而獨立進行指數開發的公司主要集中于經濟和金融行業，例如中證和中信標普公司。中國指數研究院則是以房地產相關指數支撐其房地產行業的咨詢業務。由此可見，政府資金目前是編制指數的主要經濟支撐，通過編制指數并圍繞指數開發相關產品和服務的公司仍然較少，并且其盈利模式比較傳統和單一。這里拋開完全由政府主導編制的社會宏觀經濟指數不談，而對行業和企業相關的指數進行討論。

1、中證和中信標普：兩者都屬于金融機構，中證依托證監會和滬深兩個交易所，提供中證系列指數的使用服務，包括直接使用和轉發或加工其指數產品；提供定制冠名和非冠名指數服務，并授權使用；提供指數數據服務，包括指數相關詳細數據的傳輸和使用。中信標普則是利用標準普爾的強大資源，同樣提供相應的指數產品和數據服務。兩個公司的主要盈利來源是指數的授權使用費、數據使用費和參與開發的指數產品的收益。

2、中國指數研究院：搜房網下屬的房地產數據和咨詢服務公司。主要服務有房地產價格指數、數據庫服務、房地產市場研究報告、房地產市場顧問、專項市場調查、房地產企業管理咨詢等內容。中指是依托搜房網的數據資源和資金，完全以房地產咨詢公司來運作，其盈利模式和咨詢公司相同。

3、華強北指數公司：由深圳市福田區政府和賽迪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聯合推出，反映華強北電子市場交易價格變化趨勢。其指數的渠道分網上和網下兩部分，成立指數網站定期更新指數，并在華強北市場大屏幕上滾動。華強北指數是典型的指數經濟行為。深圳已成為中國電子信息產品尤其是電子元器件的出口基地，地處福田區的華強北商業街已成為全國電子產業聚集度最高、交易規模最大、電子產品品種最為齊全的電子市場，交易輻射珠三角及國內其他地區，并呈現進一步延伸到亞洲及世界其他地區的趨勢。因此，創建價格指數就可以引導電子市場向更為合理、有序、集中的方向發展，加快我國電子信息產業升級步伐，提高產業競爭力。在這一點上，華強北指數與義烏小商品指數、紹興紡織品指數具有相同的意義。因此，這些指數的編制和運行，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華強北是通過福田區政府與賽迪顧問聯合經營的指數公司來運作，而義烏小商品指數和紹興紡織品指數則是由商務部直接成立指數工作辦公室來負責指數的運行工作。

六、中關村指數公司商業模式設想

1、依托中關村現有IT產業優勢，走指數經濟的路線，爭取使指數編制成為政府行為，得到政府的資金和政策扶持。華強北是由幾家大型賣場聯合做指數，而與其不同的是，中關村指數公司的運作需要由在中關村賣場中具有領導地位的企業發起和經營，進而帶來的大瀏覽量可以影響其資訊類網站。

2、結合電子商務。電子商務平臺及網站的設計體系中要充分利用指數產品，通過其專業性和公信力促使瀏覽者完成消費。但為了保持指數網站的公益性，建議鏈接做成單向，即由電子商務平臺鏈接到指數網站，而指數網站不做任何鏈接到商業網站。

3、與IT媒體合作。相關媒體定期轉載或者在其文章中引用指數產品，使指數公司擴大影響，并取得指數授權使用費。這里不涉及到共謀的問題，因為合作方只限于指數的轉載和分析用途，并不是指數的直接渠道。

4、定制指數。按照用戶需要定制相應指數，這一點既可以做成企業價值評估的范疇，也可以做到類似于公益性質的企業指數一類。

5、IT賣場咨詢服務。提供IT產品銷售的相關培訓、咨詢、管理和營銷策劃等服務，取得咨詢收益。

篇7

現代企業內部控制審計始于本世紀初期（2002年），最早由美國發起，而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1997年）美國安然公司就出現過利用非法手段隱藏公司債務、操縱近6億美元的利潤，最終的結果就是公司破產。再如，世通公司在市場擴張的過程中，公司內部管理出現了問題，即管理層失誤的決策，盲目進行低成本擴張，大肆造假支出，掩人耳目虛增企業的市場利潤和現金流，最終的結果也是倒閉破產。即使是在今天，國內外企業財務欺詐事件時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真正遇到侵害的是利用相關者，其造成的損失是巨大的，是社會性的。我國現代財務會計領域的發展起步比較晚，現代內部控制審計體系也不夠完善、成熟，本文正是基于這種背景環境，從當前我國特殊的市場經濟制度為出發點，就財務會計的發展、內部控制審計制度的演進，對審計流程、標準的選取與實施路徑簡要探究。

一、財務會計和內部控制審計現狀

1.內部控制和內部控制審計

關于“內部控制”，我國在該領域的研究和發展，興起比較晚。在2008年，我國財政部門聯合其他四大部門聯合制定、頒布、施行了《企業內部控制的基本規范》這一章程標準，其中首次明確規范了內部控制的含義。即“為了保證公司生產經營管理的合法合規，提高生產經營的效率和效果，確保財務報表信息的真正可靠，由企業的股東會、董事、監事、經理層及全體員工共同實施的過程”。

2.企業財務會計制度

新時期新經濟形勢下，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各行業發展領域及其所處環境也在不斷變化、演進之中。在這種復雜而又激烈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市場經濟主體所遭受到的最大影響因素還是來自于內部會計運作模式，換言之就是指在新形勢下財務會計所處環境在不斷變革之中，并且受到社會環境中經濟、政治、法制等眾多因素的影響，進而呈現為當下人們所看到的多元化、信息化、人力資源化等特點。總體來評價，財務會計及其環境已經成為會計理論結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對于企業價值的實現，還是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都起到著重要的促進功用。

二、內部控制審計和財務報告質量相關性

1.新時期資本市場財務環境分析

① 人力的資本化。當今世界是以知識經濟為核心的互聯網信息時代，隨著技術經濟在社會和企業發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顯著，企業更加注重人在生產要素中所發揮出的巨大作用。簡單一點講，現代企業無論是在經營管理理念上，還是在財務會計實施策略上，對于人力資本的投入，就具有一定的科學合理體系，也初步形成了現代企業價值觀，任何資本投入都是有價值的。② 主體的多元化。社會經濟主體的多元化，主要體現在產業經濟結構上，比如，在經濟主體層面上，我國包括國營經濟、外商投資經濟、個體經濟、中外投資經濟等。主體多元化，勢必會導致與催生利益多元化，繼而引發出一系列利益沖突，簡單一點講就是市場競爭程度加強，各企業的競爭實力也得到加強。現代企業會有針對性的給出相對精確的目標，長此以往，創新型的財務會計信息技術也就逐漸得以形成，并在此基礎上加以創新，產生了一個全新的會計信息運行體制。③ 計量屬性的轉變。在現代社會，人們一般都會重點研究與議論財務會計的價值，但是財務會計的價值是多方面的，包括企業市場價值、企業會計的公允價值、內在價值等，無論如何，有一點不容置疑，即財務會計的價值是面向過去時間的，這也就是我們常提到的歷史成本。如果我們從企業現行低成本或者是企業市面價格來計算，那么所估算出來的企業價值中所涉及到各指標要素，以歷史價值作為可靠，并且它與企業未來現金流量之間具有較強的關聯性。

2.提出假設

根據前面相關理論和實踐內容的概述，基于內部控制審計與財務報告之間的相關性，在這里提出假設（包含兩個）。問題假設一，上市公司被強制性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之后，可以預想到，公司內部控制審計的引入以及在公司規章規范中的確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公司財務報表審計質量的提升；問題假設二，依據前面提到的整合審計大發展趨勢，可以猜想到，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審計和財務報表審計整合程度越高，就更加有助于公司財務報表審計質量的提升。根據上述兩個問題假設的提出，也印證了本文研究的核心論點，即上市公司在公司內部治理中運用并強化現代內部控制審計，可有效地提高公司財務報告質量。

篇8

論文摘要:文章試圖對通信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一定的計量分析。為此,首先將國內部門分為通信產業部門和非通信產業部門,并以這兩部門的生產函數為基礎,推出最終的計量模型,然后根據有關的數據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分析結果表明,通信業對經濟增長的綜合邊際產出貢獻很高,從而說明對通信業應該繼續加大投入,引導和扶持通信產業的發展,發揮通信業的先導作用,進一步來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

引言

通信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性、先導性、支柱性產業。通信業的發展帶動相關產業群發展,體現了信息經濟的發展趨勢,改變產業結構,使之更具活力;它還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改變就業結構和勞動力素質。通信業已成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當前及未來社會生產和生活的重要支撐。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歷史性進程中,通信業的重要性只會加強,不會削弱。回顧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行業,通信業從弱小到強大、從落后到先進、從曾是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到成為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實現了質的飛躍。通信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高,對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拉動作用。然而,通信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如何?通信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究竟有大?本文嘗試用計量經濟模型對此進行探討。

1計量模型分析

1.1理論模型

本文嘗試用菲德模型來分析通信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菲德模型是菲德(G.Feeler)于1983年提出的一個用于測算出口對經濟增長作用的兩部門模型。該模型把社會經濟活動分為出口和非出口兩個部門,由于出口部門面對的是國際市場,激烈的競爭促使它不斷提高其生產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非出口部門正好吸收這種由于生產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帶來的外溢效應,從而增強其自身實力。因此,出口對于GDP增長的貢獻可能要比出口本身增長所形成的GDP增量大。菲德的兩部門模型就是用來估計出口對于非出口部門外溢作用以及出口與非出口部門之間要素生產力差別的數學模型。

通信產業作為一個部門,與經濟中其他部門的聯系十分重要,任何希望估計通信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必須關注通信產業對非通信產業的外溢作用。鑒于通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直接作用和外溢作用,將借鑒菲德提出的兩部門模型來測度通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與菲德模型的思路相似,把通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類同于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將國內部門劃分為通信產業部門和非通信產業部門。

模型建立如下:設各自的生產方程為:

P=f(Lp,Kp)(1)

N=g(Ln,Kn,P)(2)

其中P和N分別代表通信產業部門和非通信產業部門兩部門的產出量,L和K分別代表勞動力和資本兩大生產要素,下標代表部門。(2)式生產函數假設,通信產業的產出水平P將影響非通信產業部門的產出。

勞動力(L)與資本(K)總量可以表達為:

L=Lp+Ln(3)

K=Kp+Kn(4)

社會總產品(Y)就是兩部門產品之和,即:Y=P+N(5)

菲德模型將不同部門的勞動和資本邊際生產力的相互關系表達如下形式:

其中fl代表通信產業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產出,fk代表通信產業部門資本的邊際產出,gl代表非通信產業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產出,gk代表非通信產業部門資本的邊際產出,δ是兩個部門之間相對邊際生產力的差異,理論上可以大于、等于或小于零,正的δ意味著通信產業部門的相對邊際生產力高于非通信產業部門。

對(5)的兩邊求微分得:

dY=dN+dP=gkdKn+gldLn+gpdP+(1+δ)gkdKp+(1+δ)gldLp(7)

根據(3)、(4)、(5)、(6)、(7),可以推導出如下回歸方程:

(8)式中,α、β表示非通信產業部門資本和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γ代表通信產業部門對經濟增長的全部作用,為通信產業的外溢作用)分別是總產出、勞動力和通信產業產出的增長率;P/Y是通信業產出占總產出的比例。將國內投資視同于資本存量的增量,由于資本存量的增量在統計數據中不存在,一般用固定資產投資來代替。于是(8)式可以改寫為:

參數γ代表通信產業外溢作用與兩部門間要素生產力差異兩種作用之和。將一個常數項和一個隨機誤差項加入到方程(9)中,同時假定隨機誤差項具有零均值、同方差的特性,則方程(9)就成為所需要的回歸方程。

通過方程(10),對的系數γ的估計,可以得到通信產業部門對于經濟增長的全部作用;需要說明的是,該模型將整個經濟區分為兩個部門是一種理論上的簡化。同時,非通信產業的產出不僅依賴于配置在本部門的勞動和資本要素,還取決于同一時期通信產業的產出量。因此,這里存在著一個假設:通信產業部門對經濟中其他部門的外溢作用發生在同一時期。這個假定與現實可能不太相符,但使用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對分析結果影響不會太大。

1.2樣本的選擇

在本模型的計算過程中,Y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來代替,GDP用當年價格計算。L用年末從業人數表示,從業人數合計指標反映了一定時期內全部勞動力資源的實際使用情況。I用歷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來代替,它包括了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和其他經濟成分歷年的固定資產投資之和,是反映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速度、比例關系和使用方向的綜合性指標。通信產業部門的產出P用每年通信業務總量代表。樣本區間為1998-2005年。樣本選取時間從98年開始,是因為1998年郵電分家,通信業對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顯著。上述指標的相關數據均取自《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通信年鑒》。如表1所示:

該回歸模型采用的數據是時間序列數據,為了消除數據的波動性,我們對數據進行了平均平滑處理。處理數據結果如下表2所示:

1.3模型回歸結果

利用EVIEW統計軟件對方程(10)做LS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從方程(10)的回歸結果看,所有的回歸系數估計值α、β和γ都通過了統計的顯著性檢驗,R2達0·671254表明了方程的擬合效果好。從方程(10)的估計結果,得到最關心的系數γ的估計值為1·764966,γ就是通信業對國民經濟的全部作用。γ=1·764966的含義是:假設其他條件不變,通信部門每多生產出一單位的產出,國民經濟將增加1·764966單位的產出。

2結束語

通過以上的計量分析,得出的結果是:通信業對國民經濟的全部作用參數的估計值γ為1·764966,也就是說,假定其他條件不變,通信業每多生產一單位的產出,整個國民經濟GDP將增加1·764966單位的產出。這就說明了通信業對國民經濟增長帶來的巨大作用。

通信業對國民經濟貢獻不僅包括對GDP的直接貢獻,其更大的貢獻在于對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產生的滲透作用與倍增作用,尤其是對其他產業的推動和帶動作用。隨著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增長方式改變、資源節約利用等改革需求越來越迫切,通信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先導性、基礎性和支柱性產業,必須為有效推進國民經濟轉型做出更新更大的貢獻。這不僅要求通信業加快自身發展,更要求通過它改變人們的經濟行為,改造提升其他產業,提高社會的整體經濟效率。通信業的發展帶動相關產業群發展,體現了信息經濟的發展趨勢,改變產業結構,使之更具活力;它還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改變就業結構和勞動力素質。通信業已成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當前及未來社會生產和生活的重要支撐。基于上述的計量分析結果,筆者認為應該加快通信業的發展,在生產要素的投入上要向通信業傾斜,以發揮通信業的高效率,進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篇9

內容摘要:本文以財政政策擠出效應模型為基礎,引用1986-2007年私人投資、政府支出和稅收有關數據,運用VAR模型,得到誤差修正模型,并對序列的格蘭杰因果關系進行了檢驗。結論表明:政府支出的短期變動對私人投資存在負向影響,稅收的短期變動對私人投資存在正向影響,稅收不是導致私人投資變化的格蘭杰原因,私人投資是導致稅收變化的格蘭杰原因,而政府支出與私人投資沒有格蘭杰因果關系。

關鍵詞:擠出效應 擠入效應 財政支出 稅收 私人投資

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理論模型構建

財政政策擠出效應如圖1所示。宏觀經濟學認為,短期決定國民收入水平的因素是社會總需求。因為社會總供給由于短期價格粘性而固定不變,所以社會總需求曲線向右移動,國民收入逐漸增加。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中,社會總需求由三部分組成,即:居民消費C、企業投資I和政府支出G。在國民經濟運行中,如果個人消費和私人投資不斷下降,為了保持國民收入的穩定增長,政府就可以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減稅或增加政府支出)拉動總需求,推動經濟增長。但是在貨幣供給量不變的情況下,LM曲線保持不動,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使IS曲線移動到IS',可以看到收入從Yo增加到Y'。如果利率不變,收入可以從Yo增加到Y'',但是由于利率提高到i1,擠出部分私人投資,所以收入只能增加到Y',Y'Y''就是擠出的部分。政府財政政策的擴張使利率上升,私人投資的機會成本將增加,從而擠出私人投資,導致政府擴大需求帶來的經濟增長效應降低。這就是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模型。

擠出效應是政府支出行為形成對私人部門的負的外部性造成的,這種負的外部性通過利率變量來傳導。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大小取決于支出乘數的大小、貨幣需求對收入的彈性大小、貨幣需求對利率的彈性大小和投資對利率的彈性大小。當然,擠出效應主要取決于貨幣需求對利率的彈性和投資對利率的彈性,在“IS-LM”圖形中,就是決定于IS和LM曲線的斜率。LM曲線的斜率越小,擠出效應就越小,特別是當LM曲線是一條水平線時,這時利率不變,即在凱恩斯陷阱區域,擠出效應為零,政府具有完全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LM曲線的斜率越大,擠出效應就越大,特別是當LM曲線是一條垂直線時,這時利率上升非常高,即在古典區域,擠出效應將無限大,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等于零。

為了克服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可把擴張的財政政策和擴張的貨幣政策混合使用,這樣使得市場利率水平保持不變,弱化或者完全避免政府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擠出效應的模型表明,政府在對經濟運行進行宏觀調控時,必須要注意政策的一致性,減少政策的成本支出,增加政策的收益。

財政政策擠入效應概述

除了以上提到的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財政政策也有擠入效應,它是指政府采用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能夠誘導民間消費和投資的增加,從而帶動產出總量或者提高就業量的效應,表現在:政府對公共基礎事業增加投資會改善地方的投資環境,引起私人投資成本的下降,產生正的外部性;政府用財政收入為居民提供養老和醫療等社會保障,可以形成人們對未來的良好預期,從而引起儲蓄減少、消費和投資增加等一系列有利于國民經濟良好運行的行為。形成財政政策擠入效應的原因是隨著總需求的增大,企業外部的隱性成本下降,外在經濟會使企業產生一定程度的利潤空間,這樣即使在利率提高或者說企業籌資成本提高時,企業也會增加自主性投資。比如在鋼鐵銷售價格被限定時,鋼鐵供應可能會發生短缺,如果政府支出旨在改善鋼鐵行業的供給結構,那么企業有可能增加投資,增加供給。所以政府的財政支出行為必須有助于降低企業的營運成本,為企業的生存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才能很好地發揮財政政策的擠入效應。

我國財政政策擠出、擠入效應實證分析

本文選擇四個變量:財政支出(G),稅收(T),私人投資(PI)(包括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所有變量均采用年度時間序列,樣本范圍是1986年到2007年,由于數據很大,所以對原始數據采用對數變換法。數據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各年《中國統計年鑒》。動態計量經濟學的向量自回歸(VAR)模型是分析財政支出效應的理想工具。實證過程如下:

(一)單位根檢驗

VAR模型的分析結果嚴格依賴于隨機擾動項為白噪聲序列這一假設條件,而且協整檢驗也是針對非平穩時間序列提出的。首先利用單位根檢驗判斷各序列平穩性,結果如表1所示,說明所有變量序列都是二階差分平穩的。因此,可以判斷所考察的時間序列都是二階單整的。由于各序列均為同階單整,下文可以通過建立VAR模型進行協整關系檢驗。

(二)協整關系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

協整關系檢驗有兩個優點:一是它可以有效地避免利用非平穩時間序列建立模型出現的偽回歸問題;二是協整關系具有明確的經濟含義,它表明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因此可以利用協整檢驗考察變量之間的長期影響。

在確定VAR模型的滯后階時,利用AIC準則和SC準則,并采用滯后結構(Lag Structure)診斷,最終確定的滯后階數為3階。表2給出了利用Johansen(1988、1991)和Juselius(1990)提出的基于 VAR方法的協整關系檢驗結果(僅給出了第一、第二大特征根)。

首先,三變量的協整關系檢驗結果顯示,第一個跡統計量值均大于5%的顯著水平下臨界值,可知第一個原假設被拒絕,第二個統計量值小于臨界值,接受原假設,所以檢驗結果表明,變量之間有且僅有1個協整關系。因此,三個變量之間在5%顯著水平下存在協整關系,這同時表明財政支出、私人投資和稅收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相互作用關系。

此時,誤差修正模型的方程如下:

D(PI1)=0.172286-1.222415D(G1(-1))-1.114318D(G1(-2))-0.261602D(G1(-3))+0.412287-0.338965D(PI1(-2))-0.555577D(PI1(-3))+1.177224D(T1(-1))+1.581107D(T1(-2))+0.560514D(T1(-3))-1.117493(0.481275+G1(-1)+0.091517PI1(-1)-1.151835T1(-1))+u

這個方程式的誤差修正系數為負,符合反向修正系數。回歸結果表明政府支出的短期變動對私人投資存在負向的影響,稅收的短期變動對私人投資存在正向的影響。此外,由于短期調整系數是顯著的,因此它表明每年實際發生的私人投資與其長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1.117493%被修正。

(三)格蘭杰因果檢驗

由于協整分析只是幫助分析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的比例關系,但沒有對這些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說明,為了說明這種因果關系,需要用Granger檢驗來進一步驗證。因為三個變量的原序列都是不平穩的,所以不能直接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因此對二階差分后三個變量的序列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結論

邊際政府支出傾向為-1.222415,其含義為政府支出每增加1元,就使私人投資減少1.222415元,說明我國財政支出對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很明顯,財政支出對私人投資在長期均衡關系上表現為擠入效應。邊際稅收傾向為1.177224,其含義為政府每增加稅收1元,私人投資增加1.177224元,而稅收減少的直接影響是增加了可支配收入,從而增加了消費,這有可能是因為從1992年以后我國稅收增長幅度逐漸加大,政府增加了稅收,就增加了政府儲蓄(等于稅收減政府支出),雖然私人儲蓄同時減少,國民儲蓄保持不變,但是我國政府一直重點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不僅可以改善投資環境,降低成本,而且還會對關聯產業產生輻射效應。總的來說,政府短期內要想使私人投資大幅增加,應采取增稅的政策,但是長期增稅會影響私人投資成本,降低私人投資積極性。

從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來看,私人投資是導致稅收變動的Granger原因,稅收不是導致私人投資變動的Granger原因;政府支出與私人投資沒有Granger因果關系。前者是因為隨著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總量中所占比重的下降,私有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私人投資因此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所以政府在制定稅收政策時應考慮到私人投資的影響。后者是因為我國居民近幾年的邊際消費傾向不斷加大,由于居民收入增長較快,居民的人均收入正在從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發展,消費需求不斷增長。盡管存在財政政策對私人投資的擠出效用,但是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和金融工具的創新,家庭收入越來越多地被用來投資,這就表明了政府對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并不明顯。這可能是因為目前我國經濟處于快速增長時期,私人投資雖然被擠出效應所牽制,但是國家相關制度和設施的不斷完善優化了投資環境,而且財政政策擴張由于財政政策乘數的作用總會帶來國民收入的增長,所以私人投資逐年增長。私人投資主要投資于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前者主要體現在房地產投資上,近年來,我國房地產開發迅猛發展,房地產被認為是保險系數最高、增值最快的資產,投資房地產行業的比較收益十分明顯,因此吸引了大量的投資和投機資金,對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帶來巨大的正效應;后者主要體現在股票投資上,大多數居民報著短期投機的心理,想實現一夜暴富,但是由于股票的收益和風險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和極強的波動性,而我國資本市場投資品種少,缺乏金融創新品種,投資者只能通過股票價差獲取收益,使得投資者承擔巨大的風險。而從格蘭杰因果檢驗來看,我國財政支出的政策制定不需要考慮私人投資的影響,但是要適當考慮可能產生的間接影響。

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應該是實現利率形成的市場化,建立一個以中央銀行基準利率為核心,以市場利率為主體的多元化的利率管理體制、利率形成機制、利率結構體系和利率傳導機制。另外,政府還是要以健全房地產市場和資本市場的體制為重,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滿足投資者日益增長的投資需求。按照市場經濟規則允許私營企業進入一些新的領域,特別是金融、保險、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外貿、商業、旅游以及管理服務等行業,按照市場規則對內開放;其次,制定完善的法律和規章體系,為我國私營企業提供一個公平、安全而又透明的市場環境;最后,建立與完善針對中小企業的政府支持體系。在相關具體制度市場化以后,國家配合以適當的監管,使得制度日益完善。這樣國家進行財政政策操作的主動性和靈活性將大大增強,有利于對私人投資的調節,把財政政策對私人投資的擠出的影響降低到最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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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公民社會組織 (-organizations) 是相對獨立于政治國家的民間公共領域,其基礎和主體是各種各樣的民間組織。政治學意義上的公民社會是改革開放后對 civil society 的譯名,強調公民的公共參與和公民對國家權力的制約。對于公民社會的含義西方學者認為包括兩點:一區別于與對立國家干預的社會生活經濟領域,二意味著國家權力的一種法律上的界限。黑格爾曾在他的《法哲學原理》 中論述過:市民社會是區別于家庭和國家,是其內部成員得以保護并且市場得以運作的機構和制度是介于自然社會 (家庭) 和政治社會 (國家) 之間的地帶。而馬克思則認為:隨著社會發展到有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階段,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是社會的進一步分化。

在國內對于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的定義,主要有政治學和社會學兩種意義,民間組織是兩種定義的共同主體界定,政治學意義強調公民社會“公民性”,社會學意義強調的是介于國家和企業之間的中間領域。綜合以上對于公民社會的論述,我們可以將公民社會概括為國家、政府、企業經濟領域之外的所有民間組織或民間關系總和,是官方政治領域和市場經濟領域之外的民間公共領域。

二、公民社會組織特征

1.民間性。民間性是指根據社會發展需要和促進社會發展需要而自發產生并通過為社會發展提供服務來維持自身存在,是一種源于社會、面向社會、服務社會的存在。民間性是衡量公民社會組織是否正真起到橋梁中介作用的標準,雖然其分離于政府部門或是在政府部門的協助下成立,但它是不帶有政府行為特征的,是一種帶有自發性的社會組織。

2. 官民雙重性。官民雙重性的特征的存在有其現實根源,首先由于目前不充分的經濟發展和正處于轉型期的政治體質改革,國家在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中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其次由于一部分的民間組織是在政府的領導和協助下成立,并且在活動經費上受到政府的資助,其形成的路徑具有官方性。按照政策規定,民間組織的成立、發展的經費在原則上,是由組織自行籌集,但實際情況有一部分民間組織在經濟上依賴于政府,這就使得民間組織在成員上來源于民間社會,但實際的運作卻沒能脫離政府的作用。

3. 非盈利性。公民社會組織的成立目的不是追求權力和利益最大化,而是為其成員和社會提供不同于政府所提供的一定的公共服務。但非營利性并不是表示民間組織的活動是沒有收益,但必須清楚的是這種收益不是其存在和活動的最終目的。公民社會組織是一種產生于市場經濟時期的社會組織,其存在和運行都必須遵從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公民社會組織作為一種服務性的組織在社會發展中屬于第三產業,其發展也必須同第一、第二產業一樣,同樣以市場經濟的原則為運作標準。

4. 服務性。公民社會組織的成立目的在于服務,服務性是公民社會組織的基本特性。公民社會組織沒有公共權力,但卻為社會、社會公眾提供公共產品,即為政府、企業、社會利益團體、社會公眾提供信息、服務、技術等公共產品,以提供公共服務獲得社會對自身存在的認可。這些服務包括:溝通、協調、咨詢、監督與規范市場、政策監督與導向等。溝通主要存在于為政府與企業、社會、各行業、地區、公眾個體相互之間,為其起到橋梁作用,傳遞信息;協調各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減少摩擦,促進利益主體和諧共進;為各利益主體提供信息、政策、法律時事咨詢和進行人員培訓;以社會團體的力量監督規范市場主體的活動;依據政策規定對政府活動進行監督,并在一定程度上對政府行為活動起到一定的導向作用。

5. 自愿性。公民社會組織成員來自于社會公眾,社會公眾依據各自所關注的問題自愿加入不同的社會組織,在一個社會單位內,不止于只有一個社會組織,而是多個社會組織共存,它們之間可能是有不同利益主張或不同的利益沖突,這也是公民社會組織多元性的表現。公民社會組織成員的自愿參與源于他們關注的是公共問題而不是私人問題,可能是關系到多數人的大的公共問題,也可能是只關系到部分人的小的公共問題,但絕不是私人問題。

6. 過渡性。中國公民社會與西方國家相比,還存在著不夠成熟,其典型的特征如自、自愿性、非政府性等還不十分明顯。中國社會處于轉型期,政府職能也正處于轉變期,而中國的公民社會組織大多成長于上世紀 80 年代時期,由于歷史性原因無形中決定了中國公民社會組織缺乏自主性、自愿性、非政府性。按照公民社會組織自身的性質和成立的原則,公民社會組織需要加快自身轉型,脫鉤于國家政府、黨政機關,而是在國家政府、黨政機關的監督和管理之下進行活動,政府主要通過民間組織的主管業務單位對民間組織活動進行監督管理。

三、市場經濟與公民社會組織關系

1. 市場經濟營造了公民社會。首先,市場經濟運行與發展改變了人們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市場經濟的發展提高了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人們所了解的事物增多了,自主意識得以發展。同時,市場經濟本身所具有的平等意識更促進了人們對于自利的認識和追求,自主意識之下促使人們對于自身合法利益的訴求,同時市場經濟的發展運行促使人們之間出現利益分化,對于不同利益的追求,促使了公民社會的發展和壯大,在市場經濟時期的社會治理中,公民社會的發展為社會治理提供了力量之源。

其次,市場經濟體制使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發生變化。市場經濟前,國家對社會是一種全面控制和管轄,而在市場經濟時期,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逐漸由原有的被管轄控制轉變為國家與社會之間雙向互動的局面。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組織的發展具有相互影響的作用,國家發展有利于為社會組織的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大環境,而社會組織的發展則為國家的發展提供后援力量,社會組織通過對國家建設、發展政策的理解和實施,從而促進國家社會良好發展,社會組織也會代表自己所代

表的社會階層表達他們的利益訴求和社會發展的意見、建議,幫助國家社會解決社會問題,解決社會問題、緩解社會發展中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矛盾。 第三,市場經濟成為了公民社會經濟生活的一種模式。“公民社會的標志是私人商業公司的自主以及私人社團與機構的自主。”市場經濟的自由、自主、競爭特點,促進各公民社會的自主性,有利于公民社會組織發展成員,更有利于公民社會組織為了公共事務開展活動。同時由于市場經濟自身的特點,市場經濟塑造了公民社會意識形態,公民意識形態是指公民的公共責任意識在行為上的一種體現,體現在公民在處理與國家、社會、政府、公共事務、公民社會以及與其他公民關系之中,公民意識形態的激發有利于公民政治參與意識的提升和增強,公民會在逐漸增強的公民意識支配之下,尋求相應的政治權利,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為社會的良好發展發揮自己的力量。

2. 公民社會彌補市場經濟的缺陷。市場經濟追求利潤的特征決定了單純的市場經濟必然導致社會的不和諧,在市場經濟原則的支配之下對利潤的追求會促使社會貧富差距拉大,隨之而來的社會問題便會影響社會的整體發展。而公民社會的發展則會對市場經濟的這種缺陷給以彌補,“公民社會可以承擔為經濟領域培育市場,發展經濟機制的任務,減少了許多市場經濟發展中的阻力。另一方面,中國的社會經濟改革也在另一方向度上展開,即社會自上而下地推動經濟現代化的發展。在國家政府活動之外,社會成員自發或資源的創新活動形成了各種新的結構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如農村經濟改革中,農民自主發起的經濟合作組織、個體經濟協會、消費者協會、行業協會、慈善基金會等各種民間組織的出現并積極開展活動等,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極大的彌補市場經濟缺陷。”公民社會源于市場經濟,并且一經產生就以自身的存在和發展推動社會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需要一個自由、平等、/！/競爭有序、開放的環境和社會秩序,為此,公民社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為政府與市場經濟之間架起互通橋梁,一定程度上從社會角度為市場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

3. 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合作互補。市場經濟激活了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并為個人和團體對于物質利益的追求提供了條件和空間,同時加速了整體同質性社會解體,使得公民社會發育、發展有了條件,使得社會民主目標實現有了基礎。市場經濟塑造了由主體、自主、平等、自由、競爭意識的個人和團體,促進了公民社會的發展,同時也促進了自身的發展,為自身發展提供了人力資源。市場經濟一競爭機制促進社會發展,社會財富增加,而公民社會則從社會整體發展層面防止社會階層分化,社會差距擴大,減少社會不公平現象的出現,為社會發展提供一個更加和諧的環境,形成一個公平和效率同時兼顧的社會大環境。

四、市場經濟中公民社會組織發展

1. 公民社會組織發展的政治環境。十三中全會報告提出“要實施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支持和發展志愿服務組織。限期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真正脫鉤,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時直接依法申請登記。加強對社會組織和在華境外非政府組織的管理,引導它們依法開展活動。”從這段論述可以看出,在社會轉型期社會組織的發展的政治保障,社會組織的發展被列入社會整體治理體系之中,并且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 《基金會管理條例》 等若干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為架構的登記管理制度初步形成。以 《企業所得稅法》 及實施條例、 《公益事業捐贈法》 等一批法律和相關政策法規為框架的社會組織配套政策不斷健全完善”.社會組織的發展在逐步步入制度化的進程中,國家政策也同時對社會組織發展提出了政治協助和政治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