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體制的作用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計劃經濟體制的作用，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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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部審計部門在企業實施全價值鏈體系化精益管理戰略中的作用

（一）企業所有活動的根本目的在于創造價值，企業各項活動連接起來就是一條價值鏈，這就意味著企業創造價值，必須從管理的全要素、運營的全流程，全方位地進行價值分析，在整個一條價值鏈上實施基于價值的管理，即全價值鏈體系化精益管理。

（二）企業所有部門都應成為價值管理的實施主體，有直接創造價值的環節，如技術研發、生產制造、市場營銷等。有輔助創造價值的環節，如人力資源、財務管理、企業文化等。

（三）企業內部審計部門是全價值鏈體系精益管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實施全價值鏈體系化精益管理戰略，內部審計部門負有雙重責任。一方面是實施者，另一方面又是評價者。作為實施者，要用精益管理的理念指導審計工作，提升審計工作的價值和效能。作為評價者，要用科學的方法，提高管理咨詢服務能力，在認真查找企業價值形成過程中的問題和浪費的基礎上，幫助管理者消滅那些不能產生價值的環節和活動，把成本費用率、廢品率、研發周期、“兩金”占用，勞動生產率等經營指標的改善作為精益管理成效的評價標準，及時為企業實施全價值鏈體系化精益管理戰略的效果做出準確評價，并提出有價值的建議。促進企業全面優化業務流程并持續改進，減少和避免損失，有效控制企業風險，不斷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

二、目前審計工作存在的問題

（一）內部審計工作為企業增值的作用弱化。內部審計人員往往將大部分精力投入財務數據的真實性、合法性、合規性的查證及生產經營的監督上，其主要職能是就賬審賬、查錯防弊。內部審計審計對象主要是會計報表、賬本、憑證及其相關資料，工作集中在財務領域而未深入到管理和經營等領域。一般采取事后審計、秋后算賬的工作方式，但在事前預防和過程控制方面效果甚微，缺乏前瞻性，而不是對企業管理做出分析、評價和提出管理建議。

（二）內部審計的職能轉變還需加強。隨著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外部約束機制不斷加強，內部管理水平逐步提高，會計電算化普及，賬務表面的錯弊會越來越少，內部審計也應從傳統的防錯向服務轉變，審計的重點應從查錯防弊型向管理服務型轉變。

（三）內審工作在標準化、量化作業方面難以突破。中國內部審計雖然有二三十多年的積淀，但一直難以形成一整套易操作、有效的標準化和量化的執業方法和工具，不能大幅度提升審計的價值和影響力。

三、創新審計工作方法、拓展審計工作領域，實現增值作用

在全價值鏈體系化精益管理中，將內部審計工作增值作用作為落腳點和出發點，創新服務理念和工作方法，進一步拓展審計工作領域，創造精品審計項目，在每一個審計項目上明確地體現價值所在，用精益管理的理念指導審計工作，提升審計工作的價值和效果。用科學的方法，及時為各級單位實施全價值鏈體系化精益管理戰略的效果做出準確的評價，并提出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提升審計工作水平，使審計工作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價值。下面從實際工作出發，談談幾點體會。

（一）轉變工作作風，樹立“審計創造價值”的理念

在公司實施全價值鏈體系化精益管理戰略中，積極探索新形勢下審計工作的特點和規律，樹立“審計創造價值”的理念，強化審計的服務意識，主動服務于公司全價值鏈體系化精益管理，提升審計人員風險的識別能力、分析能力及風險應對能力，加快知識更新，提高勝任能力，提高咨詢服務能力，成為精益管理所需的復合型人才，及時提示風險，及時糾正錯誤，減少和避免損失。積極推廣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提高發現問題、揭示問題的能力，消除浪費，使審計工作成為企業價值創造的重要環節。

（二）以全面預算管理為主線，強化審計服務職能

圍繞公司年度奮斗目標，從預算的編制、分解、執行、控制、考核、分析等環節入手，認真分析全價值鏈的各個環節，以關鍵KPI預算指標為牽引，綜合各項管理因素，重點對采購、生產、銷售及經營管理等環節有針對性選定審計項目，制定審計方案，明確審計目標。及時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督促各單位持續改善，落實預算進度，提高預算執行效率。1.重點對公司年度奮斗目標分解及落實情況進行階段性的檢查，制定工作目標、檢查內容、檢查方式以及時間安排，在進行具體研究的基礎上，制訂檢查工作實施方案。針對目標值、指標量化值及重點檢查內容，設置檢查工作專用表格。檢查方式采取聽取匯報、查閱相關記錄、實地走訪、與一線員工交流等形式，及時發現問題，并及時把存在的問題反饋至公司領導層，明確公司下一步的工作重點。2.主動與業務融合，深入基層單位了解情況，每月通過對各單位生產經營指標完成情況進行審計，對各職能部門預算管控指標的完成情況進行檢查，通過月督促、季總結的方式，加強對各單位生產經營指標完成情況的監督，促進形成供、產、銷的聯動機制，縱向到底，橫向到邊做到網絡化全覆蓋。以單元成本為過程管控，以關鍵KPI預算指標為牽引，重點關注預算結果對考核績效的應用，查擺問題，并提出管理建議，以促進公司整體目標的實現。

（三）進一步突出審計工作的風險導向

1.按照全價值鏈管理的目標要求，企業在追求價值最大化的同時，要充分考慮風險因素。以價值創造為主線，以風險管理為導向，將企業內控體系建設與企業價值創造、全面風險管理、全面預算管理相融合，并將精益的管理方法貫穿于其中，營造良好的內部控制環境，提升全員風險防范意識和能力，落實內部控制措施，有效防范企業風險。開展內部控制有效性評價，通過設置內控測試有效性測試表格，明確測試流程，制定相應的評價標準與方法，提高服務意識，強化對制度可操作性的指導，及時發現內部控制制度及業務流程的缺陷，客觀揭示內部控制缺陷，消除重大內部控制缺陷，落實整改措施，督促相關單位進行改進，做到全方位、全流程、全覆蓋，促進企業內部控制體系有效運行，提升企業整體管控水平。2.定期對公司財務運行情況進行檢查，重點關注財務風險，對債務、結構、償債能力、擔保及履約責任等事項加強分析與評估，為管理者提供決策依據。3.將重大決策執行情況、重大項目、重大合同、重點資產、大額資金使用等項業務，作為全價值鏈體系中審計工作的重點，強化審計服務職能，提高審計監督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抓住企業價值創造的重要環節，揭示重要風險，避免重大損失。

（四）充分發揮年度財務決算審計的多重功效

1.從督促盤點清查，落實實物資產盤點、往來款項核對、貨幣資金盤點、低效資產處置等環節入手，查找薄弱環節，落實責任，提出針對性的改進措施，充分發揮年度財務決算審計的多重功效。2.做好分析診斷，研判資源配置和運營效率、評估經營風險，揭示經營短板，提出對策與建議。

（五）加大兩金占用的審計力度

1.加大對存貨占用資金審計的力度。從存貨成因入手，延伸至原材料的購入、儲存、領用環節，正常生產經營過程中存貨控制環節以及產品銷售環節，認查找存在的問題，提出相應管理建議及降低庫存物資的措施。進一步加大對存貨邊界管控力度，落實責任，嚴格考核，盤活資金，降低庫存。2.開展往來款項管理專項審計。根據公司實際情況，制定專項審計工作方案，定期對公司往來賬款做了全面清查，分析款項形成的原因，從行業信用風險、營銷政策、產品競爭力分析；應收賬款管控邊界確定；信用政策和賒銷額度的確定；逾期應收賬款的清收措施等環節入手，對相關制度進行了全面梳理，重點查找薄弱環節，對加強業務銜接制度的修訂及考核制度制定提出了管理建議。

（六）抓好項目審計，提升項目審計創造價值的直接效果

在全價值鏈體系化精益管理中，充分發揮審計的預警、防御功能，從差錯糾弊向風險防范、價值增加、促管理轉變；從事后向事中、事前全過程控制轉變；變被動防御為主動控制，針對建設項目關鍵環節實施跟蹤審計，隨著建設進程，把握好介入時機，嚴格控制審前審中和審后各階段工作質量，憑借跟蹤優勢，及時對關鍵階段和重要環節事項進行審計監督并提出改進建議，防范問題再度發生，將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減少浪費，使項目管理規范、有效。持續做好竣工結算審計，重點把住資金關，進一步提升項目審計創造價值的直接效果。

（七）統籌審計資源，提升審計監督科學化水平

統籌審計監督資源，充分發揮“三位一體”大監督體系合力。使審計與紀檢監察、監事會工作同部署監督、同落實、同檢查，協調配合。在企業全價值鏈體系化精益管理戰略中，提升審計監督科學化水平，著眼于企業發展質量和效益，開展系統性的改善，查找出影響企業發展質量的根源性問題，提出系統明確可量化的改善目標，并逐層分解，有計劃有步驟地督促實施改善。

（八）強化整改落實，確保審計工作成果最大化

發揮審計的監督作用，加強對審計結果落實情況的跟蹤管理，及時把審計發現的問題和整改要求傳遞給相關業務部門，督促相關部門整改。通過對審計結果信息的歸納、分析和提煉，以及審計成果的多層次利用，為公司決策和業務部門管理活動提供建議的支撐服務，切實促進公司管理水平提升，發揮審計工作價值創造關鍵控制環節的作用。

（九）加強審計體系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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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經濟轉軌是近年來研究熱點之一，但研究方面多涉及傳統經濟學領域，較少涉及生態環境領域。文章在總結前人觀點的基礎上分析經濟轉軌進程中生態環境效應，著重分析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生態環境正負效應。總體而言，市場經濟生態環境效應要優于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為提高資源配置和資源效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生態環境經濟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但同時也要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規避其帶來的生態環境負效應。

［關鍵詞］經濟轉軌；管理機制；生態環境效應

［中圖分類號］F1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3）01-0019-05

一、引　言

國內外學者關于經濟轉軌的研究比較多，但對其還沒有形成一個確切的定義。經濟轉軌也叫“經濟轉型”或者“經濟過渡”，主要研究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社會主義世界計劃經濟消解、市場逐步形成的這一過程（胡德寶，2010）[1]；經濟轉軌主要是指社會經濟從一個歷史階段向另一個歷史階段的轉變，具體而言主要是指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唐末兵，2005；光，2007）[2][3]；轉軌經濟一般情況下，就其原來意義來說，無論“過渡經濟”、“轉軌經濟”，還是“轉型經濟”，其含義并無太大區別，均指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制度轉換（張仁德，2006）[4]。綜上所述，許多學者基于傳統經濟學的視角將經濟轉軌定義為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筆者認為經濟轉軌內涵非常豐富，不應僅僅指對資源配置方式起重要作用的體制的轉變，還應包括發展模式、發展要素、發展路徑的選擇。

目前關于經濟轉軌的研究內容多集中在傳統經濟學領域，例如市場化轉軌過程的描述和分析[3]、轉軌經濟比較方法論[4]、經濟轉軌過程中自然壟斷行業規制改革及績效差異[5]、轉軌經濟中的國有企業重構[6]、經濟轉軌不確定性對我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7]、轉軌路徑、經濟增長與轉軌理論范式研究[8]、經濟結構對體制轉軌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9]等。然而，經濟轉軌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上述社會經濟效應，它還改變了企業的運行模式和政府的管理模式，對企業的生態環境決策和政府的生態環境管理產生重大影響，從而帶來生態環境質量的改變。但當前對于經濟轉軌過程中的生態環境效應研究比較少，主要有李國柱、馬樹才從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中國經濟體制轉軌與生態環境質量的關系[10]；侯偉麗從定性角度分析中國經濟轉軌的生態環境的效應[11]；季斌、沈等從定性和定量、尤其定量的角度分析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轉軌的生態環境效應[12]等。因此，有必要研究經濟轉軌帶來的生態環境效應，對于區域建立和完善可持續發展機制有重要的意義。

二、經濟體制的基本類型和特征

張春霖認為經濟體制是人類為解決資源配置和動力問題而確定的一組機制，包括決策、信息、激勵、約束的機制，強調所有制和協調機制并不是經濟體制的構成要素，進而又把上述四種機制分為兩組，即決策—信息機制和激勵—約束機制[13]。張仁德認為經濟體制是借助于經濟體制實行資源配置的一整套經濟系統，或者說是對資源配置作出決策和執行這一決策的一整套組織安排[14]；樊綱、光認為經濟體制是一定的經濟制度或者生產關系所采取的具體組織形式和運動方式，包括社會組織和管理經濟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經濟運行機制[15]。上述定義從不同角度揭示了經濟體制的特征，筆者基于上述研究結論對經濟體制的含義進行重新界定。經濟體制主要是指資源配置的方式，這種方式也可以認為是在一系列機制運作下的制度安排，不僅僅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和企業所有制結構，還包括整個國民經濟的管理體系和制度，主要分為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兩種。計劃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政府在整體的宏觀調控、總量控制、結構調整、經濟布局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計劃成為配置資源的基本方式、國家通過指標的方式直接管理企業、國家所有制是經濟體制的基礎、強調國家利益等[16]；市場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市場在微觀經濟領域、日常生產經營活動和有關資源配置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場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高效率地配置資源，生產者和消費者是決策的主體，追求個人、企業利益是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力[17]。

三、計劃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公地悲劇”的產生

馬歇爾·戈德曼（Marshall　Goldman）曾對這個問題有過簡練的描述，計劃經濟形成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經濟的偏離，由于不存在資源的私有產權，工廠經濟不必為其使用的土地和資源付費，這就導致了對資源的過度使用。從理論上講，計劃經濟體制可以避免外部性問題，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處置資源時，真正的“公地悲劇”才會產生。整個社會或者多個單位共同占有公共資源，公共資源的產權清晰而使用權模糊，經濟主體往往可以以較小的成本就可以獲取公共資源，最終會使公共資源枯竭[18][19]，計劃體制對資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業將追求利潤作為經濟業績，也浪費了大量的資源和污染了生態環境。此外，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生態環境政策、制度、觀念不完善，往往導致資源的過度使用和生態環境污染。另外，國家作為社會成本的承擔者和強制執行者，僅具有純理論的意義，企業使用資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企業運營機制和價格機制也加速了資源的過渡利用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力度；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制定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也對資源生態環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重工業為重心的工業建設、和化運動造成了資源的大量浪費、“大三線”和“小三線”建設使得錯誤的工業布局引發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以鋼為綱”、“以糧為綱”方針忽視生態規律，造成生態生態環境的極大破壞。

（二）重工業優先發展趕超戰略的負作用

由于當時的國際背景和國內背景，迫切需要盡快建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盡快實現工業化，我國采用蘇聯的工業化發展戰略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道路，然而重工業這種資金、資源密集型產業并不符合我國的優勢，因此重工業的發展必須在扭曲的宏觀政策中得以生存和發展。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業結構是生態環境效應的主要因素，是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的主要驅動因子[20]。縱觀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是計劃經濟時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國重工業化時期大致分為五個時期，即1949年～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重工業優先、“一五”期間的重工業化、“二五”期間的“”對重工業的強化、1961年～1964年對“”的糾正、1965年～1978年備戰和三線建設對重工業優先的再次強調[21]。長久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形成了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的畸形產業結構，重工業的發展不僅消耗了大量的資源，而且使生態環境破壞嚴重。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研究員認為重工業一般具有兩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傳統的重工業發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發展道路，重工業的過度發展造成本來已經很脆弱生態生態環境加速破壞；二是資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業的加速發展必然使得本來已經非常短缺的水、土、煤、電、油等基本資源高度緊張，企業的正常生產和群眾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負效應的影響[22]。

四、市場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正效應

1.　市場機制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市場經濟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場機制或稱為價格機制，市場機制在反映資源稀缺性、提高資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微觀層面上，企業對于市場上的價格信號能夠做出靈敏的反應。市場價格的波動，及時地反映出市場對各種產品的需求，以及各種資源的稀缺程度，通過企業的自發行為，促使生產要素流動，經過一定的過程，使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23]。宏觀層面上，由于堅持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宏觀調控，價格信息真正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導向作用，市場經濟體制資源配置實現較計劃經濟體制高的效率。以水資源為例，研究表明，市場發育程度越高，水資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無償供水或者低價供水，城市生活和工業用水的價格也是嚴重扭曲，極為嚴重浪費水資源[25]。由于水資源的無價或低價，使用者很難通過技術創新來減小成本，據調查灌溉農田比噴灌、滴灌分別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劇了水資源的浪費，還造成了土地鹽漬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態生態環境問題出現。市場經濟體制下水資源有償使用法律、辦理辦法等明確規定了各類用水全面實行有償使用[26]，不僅使供水單位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而且對節水工作的開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經濟杠桿的作用。另外，市場機制促進了非國有企業的發展，集體、三資、私營等各種產權類型的企業大量出現，這些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開了競爭。市場機制的引入建立了資源市場，在價格機制的引導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擴大。

2.　市場化有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全要素增長率和產出增長的貢獻率遠高于傳統經濟時期，這將有利于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及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由來已久，政府多次強調轉變經濟方式卻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學者樊綱認為歸根結底這不是認識、管理、政策問題，也不是發展戰略問題，而是體制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國外延式發展的問題不可能根治[28]。劉國光學者也認為，相比較而言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對經濟增長方式制約性更大，這種制約性不僅反映在微觀層次的企業經營機制上，而且體現在宏觀層次的經濟調控體系和調控手段上[29]。劉傳江學者認為傳統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因其忽視個人利益和經濟激勵、排斥市場制度與市場機制，因而不僅會因為缺乏技術創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勵和動力機制而內生出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而且還決定了這種增長方式的鎖定狀態[27]。上述觀點表明，經濟體制轉變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應該是同步的，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市場化可以通過三個渠道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第一，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形成靈活、準確反映各類自然資源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逐漸替代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資源價格體系，從而為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和優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價格幾乎全部決定市場上供需變動的產品，受指令性價格影響的工業品占工業總產值的份額較低；第二，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調整產業結構，通過市場調整，形成有別于計劃經濟體制的高度化和協調化的產業結構；第三，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促進企業研發和采用新技術以在競爭中保持優勢，以增進資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態環境污染程度。

3．　市場化有利于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

生態環境政策是協調發展與資源生態環境之間矛盾的手段，同時也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延伸和實現其發展目標的重要調控手段[30]。生態環境政策包括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生態環境法規制度、生態環境公眾參與等三個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生態環境經濟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費、排污權交易、生態補償、資源生態環境稅收等方面，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對于降低生態環境保護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減少政府補貼、擴大財政收入以及提高公眾生態環境意識諸多方面起到了較好的效果。在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漸進的改革時期，這些帶有鮮明時代特色的生態環境政策與市場經濟手段相結合，比較有效地緩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兩種手段，一種是政府干預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環境資源稅、環境污染稅或排污收費、環境保護補貼、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種是市場機制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自愿協商制度、污染者與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權交易制度等。近年來國家積極推進環境稅費改革、環境價格和收費改革、綠色資本市場完善、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排污交易市場的試點、綠色貿易和綠色保險的實現、環境污染責任強制保險、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綠色信貸和銀行綠色評級、企業環保債券等體現了我國環境管理的市場手段更加健全，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建設日臻完善，注重市場機制在解決環境問題中的作用。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負效應

市場經濟相對于傳統經濟體制在經濟發展、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市場經濟體制的調節有以下缺點：①只能解決微觀經濟平衡問題，不能解決宏觀經濟平衡問題；②市場機制只能反映現有的生產結構和需求結構，而不能反映國民經濟發展的長遠的目標和結構；③市場機制的有效作用是以充分競爭為前提的，而現實條件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壟斷等因素下難以實現充分競爭；④許多社會消費的公共產品難以通過正常的市場價格機制加以分配[17]，以及生態環境資源本身的公共物品屬性使得市場經濟并不能解決所有的生態環境問題，相反有些資源生態環境問題反而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變得更加惡化。

一方面生態環境和資源往往屬于公共財產，破壞生態環境、浪費資源將會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外部不經濟性，但卻可以降低生產者的邊際私人成本和增加消費者的邊際私人效應。換句話說，對于外部性的生態環境和資源問題來說，市場機制是不起作用的，另外市場機制往往只能反映[前和局部利益，難以解決長遠和整體利益，因此市場經濟難以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32]。另一方面，我們的經濟體制轉變僅僅30年的時間，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轉變卻用了上百年的時間，我們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在制度方面還有很多不足之處，由于生態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往往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外部不經濟性，卻能給企業和消費者帶來[前與局部利益，然而企業和消費者行為的不規范就表現為生態環境和資源的惡化。

以海洋漁業資源為例，隨著水產品價格不斷升高，以及資源保護、維持水產品資源再生能力的意識極為淡薄，缺乏資源持續利用的觀念，20世紀70年代后期隨著漁業市場的迅速發展，尤其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近海捕撈過度，水產資源嚴重衰退，傳統的底層魚類資源衰退最嚴重，形成了“見有就補，越捕越少、越少越捕”的惡性循環[33]。又如農村資源生態環境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的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中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這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由于生態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斷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者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缺乏資金吸引力。同時由于農村生態環境保護資金利用率較低，有限的農村環保資金沒有產生出最大的生態環境效益。目前在實施農業和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建設項目上，還存在著資金分散、重復建設和“自上而下”的決策現象，資金分散到多個部門，難以達到協調統一效果[34]。綜上所述，市場機制并不能解決所有的生態環境問題，由于資源生態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市場體制也有不能企及之處，因此必須充分發揮政府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市場建設方面的作用。

篇3

關鍵詞：經濟原因；經濟制度；蘇聯解體

1.從經濟體制上，指令性計劃經濟致使經濟體制失靈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蘇聯統治階段末期，國家的經濟體制總的說來表現為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然而就當時的國家形勢來講并不適應蘇聯上層建筑即國家政治制度的發展。蘇聯長期以來一直都在實行以國家為基礎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國家通過行政手段建立國家所有制，又通過行政手段快速地從集體所有制轉化為全民所有制。國家計劃成為管理經濟運行的主要手段。計劃一經制定，就成為了國家的規定，必須完成。

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是排斥貨幣和市場的，而僅僅把完成國家計劃的規定作為經營活動的根本目標。完全忽視物質利益的刺激，僅僅靠行政手段做動力驅動機制。這種機制在戰爭時期還是十分有效的，但是隨著環境條件的變化，這種用行政手段的驅使機制的作用越來越不明顯了。加之蘇聯后期在勞資分配方面的平均主義，嚴重傷害了勞動者生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最終導致經濟體制運轉不靈，國民經濟失去活力。蘇聯的這種指令性計劃經濟一方面否定價值規律的作用。在蘇聯的經濟體制內，決定商品的價值量不是由生產該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由于統治者根據自身的情況來確定的，長期照此實施必然會導致市場出現嚴重的問題。另一方面，指令性機會計劃經濟忽視市場機制的作用，他們限制商品貨幣之間的關系，意圖用行政命令的手段來管理國家的經濟。1990年至1991年在蘇聯全國范圍內出現的盧布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事例，國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所出現的財政赤字無法通過市場來進行調節，而盲目的擴大貨幣發行量無疑會使得國家步入通貨膨脹的國家國幣信用危機。不難想象，長時間的運用這種方式來發展國家的經濟，必然會導致國家的經濟體制出現問題。

2.從經濟結構上，片面發展重工業致使經濟結構失調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面臨著非常復雜的國內外環境，當時國內條件比較落后，國外面臨著資本主義的敵視和戰爭的威脅。因此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別強調發展工業，尤其是發展重工業，用以保障國家獨立和加強國防建設。斯大林說： “不是發展任何一種工業都算做工業化。工業化的中心， 工業化的基礎， 就是發展重工業（ 燃料、金屬等等） ， 歸根到底，就是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 發展本國的機器制造業”。蘇聯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是以犧牲農業發展速度換來的。在農業集體化之后，為了保障重工業的發展，過多的向農民征購農產品，而且價格很低，致使農民收入減少，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戈爾巴喬夫說： “我國經濟是世界上最軍事化的經濟， 把最大量的經濟花在國防上”。直到蘇聯解體前，官方數據表明，蘇聯的農輕重發展比例是1∶1∶3。經濟發展比例失調嚴重阻礙了蘇聯經濟的持續快速的發展。所以，隨著時代的發展，經濟中心必然會向著高新科技的企業轉移，生產也逐漸由大規模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聚集而轉變成分散的生產形形式。蘇聯的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是重工業。然而當一個國家工業化完成后，其工業結構也必然由生產資料的生產工業轉移到生活資料的生產方式，蘇聯片面的發展重工業，致使其輕工業的發展長期停滯不前，嚴重制約了蘇聯重工業的擴大再生產和生產力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因此蘇聯缺乏進一步擴張和提升生產的能力，致使經濟發展動力不足，最終的結果就是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出現極大的問題。

3.從經濟戰略上，粗放型經濟戰略致使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蘇聯的經濟是以高速度發展為首要任務的，發展的目的是追求速度和數量。因此，蘇聯長期執行的就是粗放型的發展戰略。為了可以在經濟增長速度和產品數量上趕超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選擇的經濟發展戰略。追求速度是蘇聯經濟發展的目標，蘇聯長期以來高速度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的是多投入，高消耗來維持的。蘇聯粗放型經濟發展策略造成原材料和能源消耗過大，導致經濟發展成本增加，致使生產效率低下，投入產出比下降。粗放型經濟發展戰略導致企業缺乏活力， 缺少把資料轉化為生產力的動力。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體制的消極作用也隨之顯現出來， 其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費的弊端致使蘇聯后期的經濟發展停滯不前。這種僵化的經濟模式使蘇聯經濟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這種破壞性表現為蘇聯的經濟增長速度緩慢、國民經濟（農、輕、重）比例失調；國內貨幣發行失去控制；國際上債臺高筑；通貨膨脹率越來越高。總之，僵化的蘇聯經濟體制導致了蘇聯的經濟危機，經濟危機進而導致信仰危機、政治危機和民族危機，并最終導致蘇聯的解體。

馬克思說過：“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每一種政治體制的改革和變遷都是由于各種經濟活動和社會經濟因素變動所共通過作用的結果。因而，在蘇聯解體的整個過程中，經濟無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重視經濟因素的發展與變遷，預計經濟形勢的走向和結果將是我們在社會和國家發展過程中不變的永恒課題！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5

[2]《斯大林選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1979

篇4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的合理與有效配置通過政府制定的集中統一的計劃，這種資源配置方式決定了經濟決策權的高度集中，因為資源的配置者是政府，全社會統一的計劃只能由政府做出，而不是由千千萬萬個經濟主體分頭做出。我國原有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正是這樣的，在經濟管理上，政府不僅管宏觀，而且管微觀。在管理方式上主要不是經濟手段，而是靠行政命令。實際上，把全國視同為一個大工廠，眾多的企業不過是這個大工廠的車間。企業基本投人要素—人、財、物，企業的生產過程—供、產、銷，以及產品的價格，都由政府決定，國有企業實行國有國營，政企職能不分。由于不承認企業具有獨立的經濟利益，集中統一的計劃，按照行政區劃、行政層次，采用行政命令加以實施。結果，企業成為政府機關的附屬品，喪失了活力。

通過計劃配置資源，實現資源配置的優化和有效，需要兩個前提條件:第一，完全準確的經濟信息，沒有這個前提，計劃決策必然不符合客觀實際而失誤。第二，不同經濟主體，包括各級政府、企業、家庭和個人，在價值觀或利益的完全一致，以保證計劃決策的完全實現。這兩個前提條件是不可能具備的，在現代經濟條件下，經濟信息舜息萬變，錯綜復雜，靠計劃經濟體制下，按照行政等級流動的縱向信息體系，不可能使經濟信息的傳遞與反饋迅速而淮確。不同經濟主體在利益上是多元的，具有不同的價值觀或經濟利益。因而集中統一的計劃目標不可能完全實現，用集中統一的計劃配置資源，也就不可能達到合理和有效。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源的配置通過市場供求與價格的波動，資源配置者不是政府，而是市場上一個個經濟主體。這種資源配置方式下，經濟決策必然是分散的，資源配置決策由成千上萬個企業和家庭個人分頭做出。由于市場配置資源固有的缺陷和失靈，政府的職能在于彌補市場的缺陷和失靈，從宏觀上對經濟調控。由于經濟主體利益的多元化，政府主要運用財政、金融等經濟手段通過影響經濟主體的利益，加以實施，以實現資源合理與有效配置。因此，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必須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與方式。

要確定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首先要研究市場經濟固有的缺陷。政府瞥理經濟的職能在于彌補市場配置資源的缺陷和不足，凡是市場調節能夠解決的問題，就不需要政府干預，凡是市場不能解決的問題，正是需要政府發揮作用的地方。

市場經濟已實行過數百年。歷史實踐證明，市場配置資源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市場調節有其固有的缺陷，也有失靈的時候。

第一，基于市場調節是由各個經濟主體根據市場信號進行的事后調節，因此，它不能確定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目標，也不能避免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波動，達到經濟的均衡需要較長的時間并伴隨資源的浪費，而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要求按照頂定的目標，穩定協調地增長。

第二，市場調節不能解決某些宏觀經濟變量的確定和控制，如國家預算的收支總量、信貸收支總量、外匯收支總量等等，而這些宏觀經濟變量的調控，對經濟穩定增長具有決定意義。

第三，市場調節不能解決收入分配的公平。在公平與效率的選擇中，市場調節注重效率而忽視公平。收人分配的公平和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

第四，市場竟爭有產生壟斷的趨勢，而壟斷使價格在反映資源的相對稀缺上失真，從而妨礙市場調節作用的發揮。

第五，市場調節不能有效提供社會必需的公共產品和勞務，也不能解決諸如環境污染、生態平衡等問題。

上述種種問題均是市場配置資源所不能解決的向題，也正是需要政府加以干預和宏觀調控的地方。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主要是統籌規劃、掌握政策、信息引導，組織協調，提供服務和檢查監督等。

統籌規劃、掌握政策，就是制定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計劃、方針政策，制定資源開發、技術進步和智力開發等方案，部署公共和基礎設施、以及短缺產業的發展。

信息引導和組織協調，就是為各地區、各部門、各行業企業提供經濟信息，引導資源配置，通過組織協調，協調地區、部門、行業與企業間的經濟關系，搞好宏觀經濟的綜合平衡，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持經濟穩定協調的發展。

提供服務，就是積極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匯集和傳播經濟信息，為企業發展提供多方面服務，創造良好的社會壞境。

檢查監督，就是監督檢查企業執行國家法律、法規，照章納稅、交費，保證固有資產的完整和增殖，維護企業依法行使企業經營的自，反對壟斷，保護公平競爭。

轉變政府的職能，不是要削弱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既有不該管而管，不該嚴而嚴，微觀管得過多過死的一面，也有該管而役有管，不該寬而寬，宏觀沒有管好的一面。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對經濟的管理，既有應當削弱的一面，也有應當加強的一面，以實現宏觀管住管好，微觀放開搞活的要求。

我國經濟體制處在新舊體制交替時期，處在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在這種體制背景下，要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要切實做到政企分開。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作為資源配置者的企業，應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主體，企業的基本投人要素和企業的再生產過程和生產經營決策應由企業自主決定。改革以來，企業自已有所擴大，但企業還遠遠沒有成為獨立的經濟主體，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對企業千預過多，國家法規已確定的企業權利往往為各級政府和主管部門截留。要轉變政府的職能，必須切實做到政企分開，凡是國家法令規定屬于企業的職權，各級政府均不應干預，切實落實國務院關于轉換《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經營機制條例》給予企業的各項權利。

第二，加快建立和完善包括商品和生產要素在內的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只有建立完整的市場體系和形成完善的市場機制。各種市場信號才有可能成為反映資源相對稀缺程度的指示器，政府才有可能通過市場，運用經濟手段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才有可能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又是一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市場體系遠遠沒有得到充分的發育，完善的市場機制也遠遠沒有形成。要改變資源的配置方式，要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就必須運用政府的力量，加快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的發育，建立各種市場法規，限制壟斷，保護公平競爭，使市場有序的運轉。

篇5

關鍵詞：俄羅斯經濟；經濟轉軌；休克療法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07-0000-02

一、俄羅斯為什么選擇激進的休克療法？

（一）什么是休克療法

首先來說明什么是休克療法，休克療法就是激進式的反經濟危機措施，主要推行“三化”政策，即“自由化”，“穩定化”和“私有化”。俄羅斯在經濟轉軌初期曾圍繞這“三化”推行過一些激進的改革措施，其中主要包括：第一，開放價格市場，即市場上80%以上的商品的批發價格由市場的需求與供給關系來定。第二，推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其中，緊縮的財政政策包括兩點，首先是通過增加稅收來提高財政收入，其次是減少財政支出。緊縮的貨幣政策則包括限制國有貨幣的發行規模以及企業的信貸上限。第三，加大進出口貿易規模，逐步放開經營組織進行對外貿易的條件，允許只要是在俄羅斯境內注冊的公司都可以進行外貿活動。第四，實行私有化政策，推進私有化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發展。第五，允許俄羅斯的50國可以隨意兌換盧布，實現匯率的逐步統一。

（二）采取激進的休克療法的原因

那么，俄羅斯在經濟轉軌中為什么會采取這種激進的“休克療法”呢，結合當時的經濟背景，主要有以下五點。

第一，在斯大林之后的數次經濟體制改革都沒有取得成功之后，俄羅斯注意到市場經濟體制模式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要性。在這之前，蘇聯對市場經濟機制一直處以否定的態度，使計劃經濟體制過于根深蒂固，無法進行全面性的改革，所以在經歷了幾次失敗后，俄羅斯的民主派開始意識到必須把市場經濟模式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頭戲。

第二，當時蘇聯的經濟形勢不斷惡化，在1990年年初至1992年年初之間，蘇聯的GDP，GNP以每年2%-3%的速率下降，經濟增長率也處于負增長狀態，到了1991年年末，俄羅斯的預算赤字比當年的計劃赤字上漲了五倍，在俄羅斯的所有地區中，有2/3以上的地區的糧食儲備糧為零。不僅如此，在所有糧食中由于供應商的供應量不足導致的不能交易的食品種類達到90%，這種嚴峻的經濟狀況正是導致俄羅斯采取激進式休克療法的直接因素。

第三，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導致新任的執政者采取激進式的經濟轉軌的間接原因，在8.19時間至蘇聯正式解體，俄羅斯的舊政治力量逐漸解散最后瓦解致使舊的國家經濟已不可能進行正常的經濟調節功能，并且不斷地陷入經濟蕭條之中，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的民主派決定必須采取激進式的改革建立民族國家。

第四，舊的經濟體制已經在當時的俄羅斯人民的心中留下烙印，與此同時又在西方國家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模式取得的成功中看到了希望，正是由于這種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妄想風”，認為只要通過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就能解決當時的經濟困境，進一步加快了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

第五，隨著蘇聯的解體，俄羅斯的民主派獲得了領導權，但是當時的領導地位并不牢固，所以，為了穩固民主派在執政黨的執政權力，俄羅斯采取激進的改革方式，推行私有化政策，削弱以國有制為核心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形成不可逆的趨勢。

二、采取休克療法進行經濟轉軌失敗的原因

從俄羅斯在經濟轉軌進程來看，采取休克療法必然導致失敗，歸其原因主要有三點。

（一）采取休克療法與當時的俄羅斯的國情不相符

首先，休克療法強調“自由化”，不僅通過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使經濟達到穩定水平，而且是在自由的經濟市場下進行自由的競爭進而提高GDP，那么為了做到這一點，企業就必須對市場的供給與需求的變化作出迅速的反應，但是這個要求只有在市場經濟體制模式下才能實現，也就是說休克療法成功的前提是國家的經濟體制必須是已成型的市場經濟體制。

然而，俄羅斯在經濟轉軌時主要是以國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并不是市場經濟國家，而是企圖通過市場經濟轉軌實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換，實現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國家。這從根本上就不滿足休克療法成功的前提條件，因此，俄羅斯在不符合采取激進的休克療法的條件下仍然采取這種措施并企圖通過這種方法實現經濟轉軌和經濟復蘇取得了失敗。

（二）過度抄襲西方的市場經濟模式

俄羅斯在經濟轉軌中過于借鑒西方的模式，推行了自由市場經濟模式，這種做法沒有考慮到當時的國情造成改革的失敗。

自由的市場經濟模式是在私有制為核心的前提下削弱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并使國民的社會保障市場化，但當時的俄羅斯的經濟權重中國有經濟占有絕大部分，而且其中計劃經濟的規模很大，這與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毫不兼容，最終必然導致改革的不成功，就以上兩點繼續進行深入分析。

首先，就第一個不兼容來說自由市場經濟的主體必須是私有制，而在俄羅斯原來的經濟結構中，私有經濟及非國有經濟所占比例不到15%，80%以上的經濟為國有經濟，這一點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俄羅斯試圖通過自由市場經濟在短期內將國有制轉為私有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為國有變私有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需要逐步的進行改造。

其次，自由市場經濟不贊成國家進行宏觀調控，這與俄羅斯的計劃經濟體制相沖突，因為在當時的俄羅斯的經濟調節中，國家干預占到重要作用，這恰恰與自由市場經濟背道而馳。

（三）與市場經濟轉軌規律不協調

俄羅斯在推行激進的休克療法進行經濟轉軌時出現了兩個違反市場經濟轉軌規律的地方。

第一，俄羅斯采取休克療法推行了一些政策，這些政策在現在看來是與當時的俄羅斯經濟條件完全不相符的，如前所述，俄羅斯雖然在當時開放了價格，可當時的市場上的商品供應嚴重不足，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卻沒考慮到生產力的急劇下降；不斷加大私有化的進程卻沒意識到初始資本量的短缺。

第二，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條件除了有私有制作為前提外，還需要一套完整的市場運作機制來調控市場的經濟活動，然而，要想形成這樣一個成熟的體制是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這說明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并非在短時期內就可以完成，企圖用激進的快速轉軌方式與經濟轉軌規律并不相符。

三、政策的內在矛盾

（一）國家干預力度的削弱與穩定經濟間的矛盾

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最首要的問題就是要穩定經濟，查看歷史可知，在轉軌初期俄羅斯正處于經濟危機中，市場的供給與需求完全不平衡，在這種情況下，既要實現向市場經濟的過度又要緩解經濟危機，穩定經濟，就必須依靠國家的宏觀調控經濟的手段，然而，放開價格政策間接的在對國家干預進行阻撓，使經濟危機更加嚴重。

（二）緊縮的財政政策與信貸政策間的矛盾

在進行經濟轉軌的初期，除經濟危機外還存在嚴重的財政危機，要實現穩定經濟的目標，提高社會生產力就需要增加投資量，而同時要解決財政危機就必須減少政府支出和國家投資，一旦緊縮信貸，又與提高生產力的目標相矛盾導致在緊縮性的財政政策與信貸政策間存在矛盾。

（三）休克療法采取的措施與私有化進程間存在矛盾

俄羅斯通過采取激進的休克療法，開放價格市場，逐步減少計劃經濟和國家干預程度，實現大規模的私有化。在實際的實施過程中，前三點實踐起來相對容易，可最后一點卻很難在短期內就形成，但是沒有私有制代替國有制這一根本性的變革，經濟的轉軌就不可能成功。因此私有化的進程與政策的不同步使計劃經濟迅速被停止而市場經濟無法在短時間內形成，造成一時間的經濟處于虛無狀態，經濟穩定難以實現。

四、結語

本文結合俄羅斯在經濟轉軌時期的背景，首先解釋選擇激進的休克療法的緣由，主要是“幻想式”的想通過西方的市場經濟模式來改變現有的計劃經濟模式，解決當時的經濟危機等嚴重的財政狀況，然后分析選擇激進的休克療法失敗的原因即：休克療法與當時的俄羅斯的國情不相符，過度抄襲西方的市場經濟模式，與市場經濟轉軌規律不協調。最后歸納出休克療法與當時俄羅斯的國情之間的三個方面的內部矛盾即：國家干預力度的削弱與穩定經濟間的矛盾，緊縮的財政政策與信貸政策間的矛盾，休克療法采取的措施與私有化進程間的矛盾.

參考文獻：

[1]郭連成.俄羅斯經濟轉軌理論述評[J].國外社會科學，2002（3）.

[2]格?科勒德克.從休克到治療：后社會主義轉軌的政治經濟.上海：遠東出版社，2000.

篇6

【關鍵詞】：“經濟人”假說

計劃經濟 市場經濟 體制轉軌

“經濟人”的概念歷史悠久，僅僅把“經濟人”理解為一個簡單的概念，認為它只是為了理論簡化的目的而存在的觀點是片面和不完善的；筆者認為應該把“經濟人”當作一種假說來看待，因為作為一種假說“經濟人”是一系列命題的組合，其內容是歷史、現實等很多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經濟人”假說是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基石之一，它自提出開始就不斷地受到批評和指責，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使得“經濟人”假說完成了從提出、發展到逐步完善的過程。對于“經濟人”假說的認識，我國經濟學界是伴隨著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這一進程不斷的得以深化的，并且經濟學界越來越傾向于承認這一前提，但是還存在很多的誤解和偏見。本文對“經濟人”假說的發展進行了簡要概述，并對這一假說在我國體制轉軌過程中的運用進行了分析探討。

一、“經濟人”假說的提出與發展

（一）古典時期。

“經濟人”的思想是由重商主義者首先提出的，但將“經濟人”假設系統的引入并運用于經濟學研究中卻是從斯密開始的：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以“經濟人”作為其理論體系的基本立足點展開他的論述，盡管斯密沒有直接使用過“經濟人”這一術語，但是此時他關于“經濟人”的思想已經成形了。斯密在他的經濟自由主義的主張下，認為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背后存在著某種“自然秩序”，且這種秩序是完美的由于它的運行“經濟人”在追求私利時就會不自覺地實現公利，即利己的活動對社會是有益的。邊沁在“經濟人”思想的發展史上也有很顯著的貢獻，為“經濟人”假說奠定了道德和心理學的基礎。西尼爾和穆勒主要從方法論方面對“經濟人”假說進行了探索，認為“經濟人”是抽象人不能完全等同與現實中的人，只是現實中的人的一部分而已；主張“經濟人”僅是一個重要的、基礎性的假設。穆勒等人將“經濟人”的利己本性發展為最大化原則。后來帕累托提出“經濟人”概念時吸取了“邊際革命”的成果，并建立了“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時如何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統一的“帕累托最優條件”。在帕累托的時代，已經比較系統地完成了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穩定性和“看不見的手”的社會效果的論證。

（二）新古典時期。

這個時期的“經濟人”假說的發展是在前一時期的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的，主要代表有杰文斯、瓦爾拉斯、馬歇爾等經濟學家。

（三）廣義“經濟人”假說時期。

他們將“經濟人”假說推廣應用于非經濟學領域中，擴充了“經濟人”的最大化目標，引入了非貨幣收入的因素。主要有：西蒙的有限理性論和次優理論，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理論，貝克爾的經濟理論等。

（四）對現代經濟學中人性假設的反思和展望。

1998年，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承認經濟學在研究世界的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時，經濟學需要人類“自利”普遍人性的假設，以追求最大化的目標來描述解釋和預測經濟生活；但是應該加入倫理的內容，承認人類行為動機的多樣性，使人性假設最為逼近真實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對于“經濟人”與“道德人”分離的“斯密問題”如果說從開始就被誤解，那么在經濟學研究中這種分離現象是客觀存在，經過不斷的批判和修正，特別是阿馬蒂亞·森的研究這種情況得以復歸。

二、“經濟人”假說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的作用

在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下，各種資源包括：人利資源、非人力資源、時間等資源還存在稀缺性，還不能實現按需分配的理想的分配模式，故在當前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經濟關系的主體必然滿足“經濟人”假說。以前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即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生產資料全部歸社會占有，以群體的利益代替個人的利益，完全否定通過市場來客觀評價個人貢獻的機制而用身份、等級、職權等方式來代替。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對人在經濟活動中的選擇和行為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它們各自內含的人性假設是不同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假定人是“道德人”即參與主體是理性的是非自利性；市場經濟體制下假定人是“經濟人”及市場參與主體理性的并且是自利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但這種行為不能直接表現出來只能通過扭曲的形式表現出來。計劃經濟體制不承認個人追求私利的合法性剝奪了個體追求私利的權利，此時企業缺少自主權沒有足夠的激勵約束機制促使企業的高效生產，“道德人”只是缺少經濟權利的單方面的“義務人”而已，這顯然不符合人們追求私利的目標，故必然會導致生產的低效率甚至是無效率的狀況。

三、結論

“經濟人”假說已經奠定了在現代經濟學中的地位，我國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要改變傳統文化中對于道德的強調遠遠重于對利益的強調的局面，通過對“經濟人”假說歷史發展的研究，我們認為“經濟人”行為是現實社會中一種普遍的存在，應該成為我國經濟體制轉軌、深化改革和制度創新過程中必須承認的一個基本前提。我們的任務就是在承認“經濟人”假說的前提下，通過建立一種恰當的機制，促使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客觀上有助于社會整體目標的實現，為在新的時期進一步推進我國經濟體制轉軌和深化改革提供理論依據。

參考文獻：

[1]王新新，“經濟人”假設的合理性及其現實意義［J］，《甘肅社會科學》，1998，(3).

[2]張延，對西方經濟學基本前提假設的研究［J］，《北京大學學報》，1998(5).

篇7

關鍵詞：財務制度；稅法；會計準則；關系；探討

中圖分類號：D92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1-0-01

一、引言

隨著新會計準則的頒布和實施，我國的會計管理制度模式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制度型向準則型逐步轉化，此項改革具有重大意義，不僅能夠規范企業的會計事項處理，而且還能有效提高會計信息質量，也是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換的重大舉措。新型的具體的會計準則的頒布，必須對原有的財務制度與稅法政策進行改革，平衡三者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二、財務制度、稅法與會計準則是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關系的平衡點

從不同的角度入手可以發現財務制度、稅收和會計準則之間的關系也會存在差別，但始終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三者在平衡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關系上所起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盡管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日漸成熟，這個結論照樣適用，只是在不同的所有制結構下三者的結合方式會有所不同。

在實行改革開放以前，國有企業是我國經濟的基本成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按勞分配制度來實現社會資源的配置以及社會總產品的分配。這種經濟運作方式也被許多的集體企業等非國有企業競相模仿。按照馬克思經典理論中所闡釋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首先對社會總產品同意進行分配，以國家為分配的主體，從而形成補償基金和消費發展基金，使社會實現再生產。財務制度作為基金分割的直接依據，已經形成了資金投入、成本補償等諸多標準。國家稅收的基礎是財務制度，其包含的補償標準和收益確認標準是稅收基礎的最直接的依據。會計制度歸根到底來說是在財務制度和稅法要求下的報告格式和核算內容，其本質就是薄記制度。

多年的實踐證實，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所建立的財務制度、稅收和會計準則的定位缺點甚多。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分配權力掌握在國家手中，權力過于集中，導致企業對補償基金和消費、發展基金無法掌握自，從職工的福利分配到企業的設施的更換再到項目建設都無法自行解決，都必須經由政府部門決定。

2.分配過程制約不明顯。國家在進行分配時對于社會總產品的總體分配，比如有多少用于補償基金，多少用于發展并沒有一個明確的計劃和預算，有時甚至違背了經濟生活的自身發展規律。

無論在何種社會和經濟體制下，社會總產品都是在補償基金、消費基金和發展基金之間進行分配，所不同的是不同的經濟體制下三者分配的主體、層次和根據會有所不同。計劃經濟體制下，這種分配的層次是國家，這是弊端產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改革的主要方向是要將這種分配層次改為以企業，由企業掌握主動權和自。

三、財務制度與會計準則的關系

1.會計準則是人們經過市場經濟的長期實踐得來的，經過數百年的市場的催化，準則的邏輯越來越嚴密，概念體系也越來越規范。會計確認和計量的固有方式的形成原則例如真實公允、謹慎等時刻地規范著會計事務，使會計工作在市場經濟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使資本的存量與增量的分割更加科學合理。

2.會計準則是處理投資者、債權人、管理者、企業職工、政府部門等諸多關系的內在穩定器和平衡點。而企業則是所有利益關系的紐帶和結合點。廣泛的經濟利益既包含直接的經濟利益，也包含以經濟信息形式存在的間接利益，即擁有更多的信息者則掌握了更多了決策權，也就間接獲得了更高的經濟利益。

在資源的配置和分配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財務活動和財務管理。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由國家法律對資源進行配制和優化，都是在國家的計劃和指導下進行的。所有者或者是管理部門決定資金的投入方向和多少以及利潤的分配原則。國家主要是考慮社會秩序、保障債權人的利益作出一系列的宏觀調控。而國有企業卻與上述情況有很大區別，在國企中，國家是所有者，也是財務的管理者，對企業掌控全部的決策權，行使所有的職能。主要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

1.資本的管理和控制對于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至關重要。國有企業的所有者即是國家，因此國家管理和執行全部資本的投放和收益。

2.國有經濟成分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特殊的經濟成分，不僅是實現社會主義經濟最終目標的重要手段，也負擔著許多其他的社會目標，例如形成合理的產業結構、解決就業問題等。

3.國有企業比私有企業的約束機制要弱得多，所承受的經營風險也要大得多。非國營企業大多由自己授權，風險意識要遠遠高于國有企業。

四、稅法與會計準則的關系

在傳統的經濟體制下，財務制度是稅法和會計準則的依據，會計準則根據其制定資產計價和收益標準，稅法則根據財務制度確定稅基。

關于會計準則和稅法之間關系的討論主要分為了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稅收屬于會計學科的一個分支，主要是集中處理與稅收相關的會計業務，包括增值稅的會計處理、所得稅和消費稅的會計處理。另一種觀點是根據稅收會計與財務會計的目的的不同性以及現實差異建立獨立的稅收學科。

五、結語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和日趨成熟，企業具體的會計準則的陸續頒布和實施，企業的會計準則體系必將越來越成熟和完善。財務制度和會計制度的有機結合會使會計準則更加適用，也會進一步促進稅法的不斷完善，與會計準則協調起來，共同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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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防經濟制度變遷影響主要因素

任何制度都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遷。國防經濟制度的變遷,本質上是自身矛盾運動的結果,但同時也必然受到種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正是這些因素的聯系和影響,構成了國防經濟制度變遷的內在規律。影響中國國防經濟制度變遷的因素很多,概括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國家安全形勢

國家安全形勢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生存與發展所面臨的基本態勢及其走向。國家安全形勢是動態發展的,其決定因素在于國家或地區之間在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力量對比。一個國家對自己所面臨的安全形勢的判斷和把握,直接影響著國家關于戰爭與和平可能性的評判與選擇,從而在制度安排上做出相應的調整。國家安全形勢對國防經濟制度變遷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第一,國家安全形勢的變化直接影響國防經濟的總體規模和結構。國防經濟的特性決定了它在整個國民經濟系統中的比重和規模,但國家安全形勢的變化會迅速改變這種局面。當國家面臨現實的戰爭威脅、安全形勢趨于緊張時,為保證整個國家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利益,國民經濟中的很大一部分會迅速轉入國防領域,國防經濟的總體規模就會迅速擴張,國防工業生產和武器裝備采購就會急劇擴大;當國家安全形勢趨于緩和、戰爭危險解除時,原來緊急轉入戰爭軌道的那部分國民經濟就會逐步復員,國防經濟的總體規模和結構也就隨之改變。國防經濟的這種伸縮性就要求國家在不同的安全形勢下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

第二,國家安全形勢直接影響國民經濟動員制度的變化。在相對和平時期,國民經濟動員制度主要是致力于提高國家的國防潛力,同時應對各種突發性公共事件;而當國家安全形勢惡化、戰爭危險來臨時,國民經濟動員就會迅速轉入應戰體制,國民經濟動員制度作用的內容、方式和強度等,都以服務戰爭和贏得戰爭為根本指針。

第三,國家安全形勢直接影響軍隊后勤保障制度的變化。不同的國家安全形勢,會對軍隊后勤保障提出不同的制度需求。當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戰爭一觸即發時,就要求軍隊后勤保障以直接服務戰爭、最終贏得戰爭為中心,在戰備物資采購、儲備、投送等方面進行科學的制度安排,以保障戰爭的順利進行,并加快戰爭勝利的進程;當戰爭結束或戰爭危險解除后,軍隊后勤保障制度服務于戰爭的功能并不會隨之褪去,但此時就要求軍隊后勤保障制度更多地關注后勤保障效益的提高、促進國防和軍隊建設與國民經濟建設協調發展以及改善軍人福利待遇等方面。

二、軍事戰略方針

軍事戰略方針“是指導戰爭全局的方略,是戰爭指導者運用戰爭力量和手段達成戰爭目的的一種藝術”,是對戰爭中一些帶有全局性、長遠性問題的籌劃和經略,贏得戰爭是其唯一使命。它是敵對(現實的或潛在的)雙方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體現著國家的根本利益。軍事戰略方針的確立和調整,對國防經濟制度的變遷有著深遠的影響。

第一,軍事戰略方針的確立和調整決定著國防經濟的總體規模和結構。一個國家如果奉行擴張性的軍事戰略方針,就必然會安排相應的制度刺激其國防經濟超常發展,以滿足其擴張戰爭的需要,其國防經濟的總體規模和結構也就超出了本國防御的實際需要。建國以來,我國的軍事戰略方針雖然幾經調整,但“積極防御”的總體性質始終沒變,這就有利于我們在國防經濟制度安排上保持適度的國防經濟規模,既能保證國家安全的需要,又不妨礙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并且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從而有力地維護了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第二,軍事戰略方針的調整,會對國防工業生產、武器裝備的采購及其管理體制、國民經濟動員體制、軍隊后勤保障等方面提出新的制度要求。不同的軍事戰略方針,要求國防經濟在武器裝備生產的數量和結構、國民經濟動員的方式和強度以及后勤保障的能力和方式等方面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

三、國家經濟體制

國防經濟制度作為一個子系統,既從屬于國家的國防制度,又從屬于國家的經濟制度。因此,當國家經濟體制轉型時,國防經濟制度也會隨之變遷。

第一,國家經濟體制轉型引起國防經濟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的變化。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國防經濟在生產資料占有形式(產權制度)上實行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國家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具有了多種實現形式,這就必然引起國防經濟尤其是國防科技工業產權制度、投資制度變遷。

第二,國家經濟體制轉型引起國防經濟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國防經濟資源由國家以指令性計劃的形式統一配置,完全排斥市場的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資源配置采用計劃和市場相結合的方式,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這種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對國防科技工業制度、裝備采購制度、國民經濟動員制度和軍隊后勤保障制度均會產生直接的影響。

第三,國家經濟體制轉型引起軍隊后勤保障方式的變化。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軍隊后勤保障自成體系,軍隊后勤社會功能齊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國家建立起包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這必然促進軍隊后勤保障的社會化改革,引起軍隊后勤保障制度變遷。

當然,影響中國國防經濟制度變遷的因素還有很多,但上述因素無疑是最主要的。在一定階段,當這些主要因素相對穩定時,國防經濟制度也較為穩定;當主要因素發生重大變化時,國防經濟重大就會隨之發生質的變遷。

參考文獻:

[1]D.C.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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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斯密定理;技術創新;經濟增長;市場化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1978年～2014年年均9.72%的高速增長，令世人驚嘆。而今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下行壓力與日俱增;同時能源供給緊張、環境污染嚴重等問題也顯露無遺。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經濟粗放的要素驅動發展模式已不可持續。故十會議適時提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大部署，十八屆五中全會更是再度將“創新發展”列為五大發展理念之首。這標志著“創新”對未來中國經濟健康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性已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將從“斯密定理”出發，對未來如何有效地將創新發展付諸實踐進行嘗試性的探討。

一、 “斯密定理”與經濟增長

如何維持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是備受世界各國關注的重要問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就有對經濟增長的源泉以及如何實現經濟增長的討論。其中提到：“分工起因于交換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總要受交換能力大小的限制，換言之要受市場廣狹的限制”，言簡意賅卻內涵深刻。而后的學者從中提煉并概括出了被譽為“斯密定理”的命題--經濟增長取決于市場規模的擴大，其邏輯是：市場規模的擴大會促進分工和專業化程度的加強，進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并推動經濟增長（如圖1所示）。

具體而言，由于不同勞動者在進行同一種產品的生產活動時面臨的成本以及擁有的技術水平有所差異，故勞動生產率也不盡相等。根據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貿易的基礎是生產技術的相對差別以及由此產生的相對成本的差別。于是個人、企業乃至國家都會秉承理性的原則，集中生產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并通過市場交易獲得他們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這樣人們得到的商品總量會大于他們同時生產這些商品時的總量。隨著人數的增加，市場規模不斷擴大，人們之間潛在的通過貿易獲得的收益就會隨之增加，進而“誘致”出分工和專業化。進一步地，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以及分工和專業化程度的不斷加強會導致競爭愈加激烈，這使得人們必須通過不斷的技術改進來達到降低成本適應市場競爭的目的，這也催生了“技術進步”這一分工和專業化的衍生品。而在整個過程中，勞動生產率也會隨之不斷提高，由此推動了經濟增長。

二、 技術創新的動力機制分析

1. 技術創新主體的行為動力淺析。增長經濟學理論中，經濟增長的動因一般會被歸結為各生產要素和所謂的“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中國改革開放至今，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尚不足40%，c發達國家相去甚遠。所以能否提高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使其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有效因素，是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所在。

技術創新活動的三大主體為政府、研究機構和企業，它們各司其職，而且對于創新行為的動力機制也有所不同。具體分析如下：

政府是國家權力的集中體現，是全社會的管理者和組織者。為了對內滿足廣大公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對外適應國際軍事貿易競爭的大環境，抵御侵略，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增強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政府需要制定一系列的發展計劃以便快速增強國家實力，這也成為了政府追求技術創新的動力來源。不同的經濟體制與不同的客觀現實需要，決定了政府實施技術創新方式的不同。在涉及到國家重大項目及課題時，政府會選擇直接投資，用以組織、管理和協調創新活動，實施政府制定的科技發展計劃;而在其他情況下，政府會通過政策引導等形式對技術創新進行間接干預和支持。

研究機構是專門從事科學研究發明、開發設計的組織，是技術創新活動中知識創新的主要承擔者。不同種類的研究機構追求技術創新的動力也會有所不同。對于非盈利性的研究機構來說，一切開支都由政府以撥款或捐款形式支付，因此它們的創新動力來自對學術聲望的追求，它們所從事的研究與創新多數是出于學術前沿的尖端領域，往往作為政府或公共行為的一部分;而對于盈利性的研究機構來說，商業性的特征決定了其提供的產品是為追求經濟效益，這也構成了其技術創新的動力來源，其行為規范便是市場規律。

企業是以盈利為目的進而為社會提供物質產品的經濟組織，是社會財富的直接生產者、生產技術的直接應用者，同時也是新技術的主要吸收者。企業之所以需要使用新技術，是為了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產品以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其根本目的是對利潤的追求。無論企業采取什么方式改進其技術，都是為了通過提高產品的競爭力與增加產品銷售量來追求利潤最大化。故產品市場上的競爭是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直接動因。

2. 中國不同經濟體制下技術創新機制與動力比較分析。自建國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經歷了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變過程。特別是3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得市場已基本替代計劃成為中國經濟資源配置的主要機制，而價格也已經取代數量成為引導資源配置的主要信號。從技術創新的視角來看，這些深刻變化具有其歷史必然性。

（1）計劃經濟體制下創新主體的動力。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任何組織機構均有對應的上級主管部門，該部門又附屬于政府的某個機構。所有此類機構都不能越權，否則便屬于違反行政紀律。這樣，創新機構的設立必須得到計劃機構的批準，創新項目的立項必須有計劃部門批準，創新成果的轉讓是計劃決定，創新活動所需的資源配置也要按計劃進行。如此看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創新體制也成為了計劃體制，創新的動力也便是政府具有的動力，政府的計劃如"指揮棒"般左右著社會的一切，這也無形中限制了技術創新的傳播渠道和技術擴散的范圍。此外，通過各種政策和投入來提高現有生產技術的水平進而提高產品競爭力的過程實施起來較為漫長，久而久之，政府在技術創新的動力上難免會打折。

計劃經濟體制下研究機構的活動也附屬于計劃，無論該機構是中央直屬、部門所屬或地方所屬，都必須直接聽從其主管單位計劃部門的指揮。任何科研計劃所必需的人才、設備和資金都要通過逐層申報最后到中央計劃部門的批準認可，這會大大增加創新過程所需的時間和成本。此外，研究機構不是一個獨立的經濟實體，其經費來源也按照計劃方式配置。不管是否擁有研究項目或課題，研究機構都可以依靠這些經費生存，而且也不會憑借研究成果獲得額外收入。因此研究機構缺乏為追求學術地位和經濟效益而產生的技術創新的動力。

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企業同樣不是獨立的經濟利益主體，它僅僅是政府經濟主管部門的“附屬工廠”，其職責不過是完成上級下達的生產任務，其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和生產出來的產品則完全由上級部門通過計劃調撥，企業在計劃體制下只有生產活動沒有經營活動。企業里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企業的任何行為都按照政府的意志行事，不能超越或違反政府的計劃。如此一來，企業便失去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同樣也缺少了創新的動力。

（2）市場經濟體制下創新主體的動力。與計劃經濟體制相對應的是市場經濟體制。由于市場經濟有其特定的運作規律，因此處于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各種社會機構也會選擇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行為方式來進行技術創新活動。

市場經濟下的政府依然承擔著維護國家和民族尊嚴的職責，國際上的政治、經濟、軍事競爭所帶來的壓力依舊存在，這些壓力同樣是政府技術創新的動力來源的一部分，這不以國內經濟體制的改變為轉移。與計劃體制不同的是，政府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職能不是直接參加或干預國家范圍內所有的經濟活動，而是對外維護本國民族利益的同時，對內通過制定一系列的宏觀調控政策和法律法規來為社會經濟正常運行和平等競爭營造穩定良好的外部環境，并在市場失靈的環節給予政策性彌補。此外政府還通過向科技、教育等領域的加速投資來刺激技術研發，鼓勵全社會開展技術創新。

研究機構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是完全獨立的利益主體，其產品就是創新成果，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就是它的創新成果能否被社會所承認，能否被使用者購買。研究機構對效益的追求引發的直接結果便是不斷地為社會提供社會所需要的科研成果。此外，為了爭取來自政府和企業的委托研究和研究開發費用，研究機構還必須在學術界和產業界樹立起較高的學術地位和聲望，客觀上也要求科研機構必須不斷地提高學術研究水平。總之，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研究機構追求學術聲望和追求經濟利益可以較好地統一。

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企業也成為了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企業的唯一目標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其行為也完全按照市場導向來進行。為了在市場競爭環境下獲取利潤，企業會不斷改進生產技術并提高管理水平以增加產品種類，提高產品質量。此外，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企業具有自主決策權，在企業家的領導下，企業可以根據市場情況以及項目本身的盈利性來自己決定是否立項而不必再經過政府的逐層審批，同時企業家可以通過多方面的融資渠道以及交流合作來解決資金和人才問題。這樣技術創新活動的效率與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均會得以提高。

（3）不同經濟體制下的技術創新活動對比分析。對比兩種經濟體制下的技術創新活動，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市場經濟體制在技術創新活動的優勢是明顯的，其引導技術創新活動過程中起到的積極作用也遠大于計劃經濟體制。因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技術創新活動最活躍的主體是政府，計劃是政府控制的，技術創新動力也就是政府所具有的動力。然而計劃者所制定的任何計劃都會因為無視其他創新主體的個性而具有局限性，他們不可能在任何領域都能夠及時甄別各種信息的有用性和重要程度，也做不到在各行各業都能夠捕捉到潛在的盈利契機并啟動有重大意義的研發活動，這樣勢必導致技術創新活動的僵化和大量科研成果的閑置。所以，中國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型也成為必然。

三、 創新發展的關鍵在于加快市場化進程

1. 創新發展與市場化――對“斯密定理”的擴展。技術創新活動的后續是技術創新的擴散，而后者甚至比前者更為重要。經濟發展不僅取決于技術創新本身，更重要的是要加快技術創新的擴散，使新技g能夠滲透到國民經濟的每個角落，從而對經濟的增長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技術創新活動及其擴散的完成關鍵在于所處的體制環境：積極合適的環境，可以加速技術創新的擴散;反之則會減慢甚至阻礙技術創新的擴散。結合前文對不同體制下創新活動的比較，可以認為：技術創新決定了經濟的增長，而體制環境則左右著技術創新活動和技術創新的擴散程度。

進一步，如前文所說，技術進步是分工和專業化程度加強過程中的衍生物，于是可以判斷：大多新技術都是在伴隨著分工和專業化程度的加強而產生的，而大多創新活動也是在這一環節完成的。技術創新的最終目的是實現產品的商業價值，因此必須通過產品的交易才能完成。同時產品的交易能否成功也內在決定著新技術的交易能否成功，即技術創新的擴散能否順利進行。而這一切的實現都要基于市場環境這一重要前提。只有市場規模足夠大，對于新產品和新技術的需求才會更多，進而人們交易成功的可能性才會更大，技術創新的最終目的才更有機會實現。與此同時，技術創新的擴散也得以繼續，并促進經濟的不斷增長;而經濟增長也會“反哺”市場，吸納更多的新增就業人口，進而繼續擴大市場規模，于是會形成一個良性的有機循環。然而計劃體制下，其結果便是因技術創新及其擴散過程未能順利進行而減緩了經濟的增長速度。至此可以對“斯密定理”進行拓展，其邏輯如圖2所示。

2. 創新發展的關鍵在于加快市場化進程。拓展后的“斯密定理”對中國接下來的經濟發展方向是具有啟發意義的。

今天，中國已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由于種種原因，計劃體制的很多東西依舊有所遺留。這集中表現在政府對國民經濟干預過多，不僅會引發出的“尋租”、權錢交易等行為帶來的腐敗，同時也會導致資源不是按照效率原則而是按照腐敗指數進行配置造成資源浪費和效率低下，更會打消企業對創新的積極性。因此在經濟增長中不能單純強調技術創新的重要性，而是要重視技術創新背后最為關鍵的因素--市場環境，即創新發展的關鍵在于加快市場化進程，這里面包涵量與質兩個維度。從量上來說，市場化進程的加快會使得閑置的資源數量不斷減少，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人和企業、曾經沒有市場化的領域如土地等都會進入市場，其結果必然是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從質上來說，市場化進程的加快會進一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這意味著計劃體制下遺留的問題逐步得以解決，技術創新活動越來越依靠市場導向而非政府部門的意志。因此，應當首先為技術創新營造一個穩定公平的外部環境，從制度層面上給予技術創新以正向的激勵，進而確保技術創新活動能夠順利進行并提高技術創新的成功率。這就要求必須把首要任務定為繼續加快市場化進程，不斷擴大市場的規模，持續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地位，并充分發揮市場對于技術創新的積極引導作用;改革的重點也必須轉向對于政府的改革，要推進政府職能的轉變，使政府由干預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要充分發揮企業在技術創新中最活躍的主體地位，政府要通過制定相關政策法規來為企業提供有利于技術創新的環境，主要是鼓勵公平競爭、風險投資、合作開發和高技術產品出口，并為技術創新開展廣泛的教育培訓工作。此外，在遇到單靠市場的力量無法解決的問題如市場失靈、壟斷時，政府要介入并有效解決。只有這樣，創新發展戰略才能夠得以順利開展，中國經濟才能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中國也終將會步入創新型國家的世界先進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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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與‘雙創’研究”（項目號：2015YZD03）。

篇10

我國的宏觀調控為什么比較頻繁

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我國的宏觀調控比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要頻繁得多，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大大小小的調控已經有五六次之多，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頻繁的宏觀調控是經濟體制不成熟的表現。成熟的市場經濟，具有自我調節功能，其經濟體制的顯著特點是：在價格信號的誘導之下，各市場主體能盈利的時候就進入，不能盈利的時候就自然退出；各市場主體有強烈的產業升級沖動，因為只有率先的產業結構升級，才能在更高的層次上獲得更為豐厚的回報；企業具有社會責任意識、追求企業與社會、環境的和諧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則遵循政府本身的優勢所在，創造公共產品，提供良好環境。

然而，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不可一蹴而就，決定了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的不成熟，這種不成熟表現在國有企業的產權約束尚未充分硬化，地方政府不適當地扮演了市場主體的角色。事實上，地方政府和一些國有企業不僅存在著盲目的擴張沖動，而且對于各種調控信號不能作出敏感的反應。只要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沒有最終建立起來，這種由于產權約束軟化而產生的沖動就會一直起作用。這就是我們看到的調整一輪盲目擴張沖動以后又會產生新一輪的擴張沖動的深層次的原因。

中國企業在產業選擇上更容易發生“潮涌現象”。所謂潮涌現象，是指絕大多數企業幾乎會在同一時間選擇幾乎相同的產業，于是很快在某一領域發生產能過剩。我們是發展中國家，各種產業選擇都沿著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軌跡前進。例如，家用電器、汽車、手機等等，一個產業緊接著另一個產業都是跟在人家后邊，大家都沒有明確的預期和走向。這種現象通常在發達國家是不容易發生的。因為他們處在產業鏈的前端，對未來的產業走向的把握各個企業是不一樣的，重合的比較少。這種產業選擇上的潮涌現象，導致重復建設，一擁而上，產能過剩，就迫使宏觀層面不能不進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政策的博弈。無疑，中央政府代表了全國人民的整體利益，高瞻遠矚、統攬全局。而地方政府則從本地情況出發，更著重于本地利益，強調本地特殊情況，更有的則從以往的經驗中悟出了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必須在新一輪宏觀調控到來以前迅速地超越，于是就導致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現象的發生。當然，積極地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也會迫使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更為完善，更為穩健。

以上分析說明，我國目前相對頻繁地進行宏觀調控，實際上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有著其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在一個時期內，我國經濟發展過程只能是“走鋼絲”，太“熱”了，適當地壓一壓，太“冷”了，適當地促一促，并最終伴隨著經濟體制的成熟，過渡到一個穩健的發展狀態。

現階段宏觀調控中的行政手段有其必要性

規范意義上的宏觀調控是針對成熟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的缺陷而言的，正是因為市場的缺陷，才有了第二次調節的必要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宏觀調控是相對“被動”的，是對第一次調節不到位的補充。如果宏觀調控過于積極、過于頻繁，就會干擾正常的經濟運行――因為適當的波動正是經濟運行中自我調節的一種表現，誠如馬克思經濟學所講的價格圍繞價值波動是價值規律發揮作用的形式一樣。

目前我國還不是成熟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因此宏觀調控中就會出現許多問題。例如，微觀層次的先天不足，就不會對宏觀調控的信號做出積極的、靈敏的反映，宏觀調控的政策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又如，宏觀層面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使宏觀調控政策的設計并非僅僅從裁判員的立場出發，如此也必然影響到“賽場”上的正常秩序。這些情況在經濟轉軌期的中國都有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