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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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我國的經濟轉型過程可以大致劃分為3個階段：在第一階段（1978～1993年），通過引入正式的激勵機制、強化預算約束和競爭機制對原有舊體制進行改革。在第二階段（1994～2000年），我國試圖建立一個以市場規則為基礎的市場體系并引進國際先進經驗。在這一階段，國家在統一匯率、經常項目可兌換和國有企業重組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同時對財政稅收體系進行了重構和完善。在第三階段（2001～2015年），將通過改變收入分配格局，優化產業結構，重新配置經濟機會，保持制度績效，進一步提高市場效率①。

目前，我國現正處于由“起飛”向經濟持續發展的“雙重過渡”階段。從發展水平看，正從低收入水平（或不發達經濟）向中等收入水平（或中等發達經濟）過渡；從體制模式看，正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在這個階段，如何培育市場并保持其發展趨勢，是經濟轉型中的一個重要任務。

二、轉型時期的稅收效應與市場效率

在西方財政學中，稅收效應是描述稅收對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影響狀態的一個范疇。從總體上說，稅收效應分為正效應和負效應，具體來講主要包括以下4個方面：

（一）總量效應

一方面，稅收總量要適度，其增幅不應超過gdp的增幅，更不能因為強調財政困難而損及稅源。國際上通常用稅收彈性系數作為衡量指標：當稅收彈性系數大于1時，表明稅收增長快于經濟增長；當稅收彈性系數等于1時，表明二者同步增長；當稅收彈性系數小于1時，表明稅收增長幅度小于經濟增長幅度。政府可針對不同的經濟形勢，以此作為調節稅收總量的依據。當經濟過熱、通脹率過高、投資過旺時，稅收彈性系數應超過1，給經濟降溫；在供給與需求總量基本保持平衡時，稅收彈性系數應維持在1左右較為適當；當經濟不振、市場疲軟、投資萎縮、需求不足時，稅收彈性系數應調低在1以下，以刺激投資和需求，促進經濟增長②。另一方面，稅收總量的調節不僅要靠所得稅發揮“自動穩定器”的作用，而且還要靠流轉稅發揮制約性調節和引導性調節作用，也就是通過稅收的獎限政策，改變市場利益信號，發揮收入效應。

（二）結構效應

在轉型時期，稅收結構要著眼于促進經濟結構的合理配置，刺激經濟增長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目前，稅收結構效應主要體現在稅收政策向國家鼓勵的產業和產品傾斜，對限制性行業和產品采取抑制政策等方面。

（三）周期效應

稅收的周期效應包含3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稅收的周期調節如增稅、減稅措施的運用等可以在一個經濟周期中有效使用，以熨平經濟周期的波動。二是根據經濟增長原理，在一個經濟增長周期里采用最優的稅收政策，可促使經濟實現持續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經歷了4次比較完整的經濟周期，相應地稅收政策也進行了微調，經濟周期與稅收周期雖不同步，但通過調整而出臺的一些稅收政策對這4次經濟增長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三是根據稅收次優原理，一些非傳統的“過渡性周期制度”可能在某一時期里比所謂的最優制度具有更高的效率。一些具體的經驗是：激勵、硬預算約束、競爭不僅應當實施于企業部門，而且也應當體現在稅收周期政策和措施中，使改進的稅收政策可以在不導致很多或巨大損失的情況下在一個短周期組合中改進效率。

（四）關聯效應

稅收的關聯效應主要包括3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創造激勵、施加硬預算約束、引入競爭性制度不僅應當適用于企業而且應當適用于稅收本身。實際上，對稅收的改革是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稅收具有正的激勵并受硬預算約束限制和引入競爭理念時，改革的結果將是生產性的。如果稅收是非激勵、軟預算約束并呈全封閉狀態時，則改革結果將是有問題的。二是成功的經濟改革依賴于稅收的政治性支持，而這又將取決于為大多數人口提供可見的實惠。三是稅收設計應當使稅收與經濟協調增長，而不是同步增長。經濟增長與稅收增長呈正相關，但不等于相關程度強。在這種情況下，要跳出就稅收論稅收的思路，轉變稅收增長越快越多越好的觀念，實現稅收的最優化而不是最大化。在解決現實稅收與經濟相關問題時，要冷靜地分析納稅人負擔與承受力問題，正確處理納稅人負擔重和國家財政吃緊的矛盾，實事求是地把握理論與實踐、長遠與短期、依法治稅與完成收入計劃任務的關系。

三、優化稅收，提高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市場效率

稅收產生至今，經歷了4次革命性變化：一是以征收貨幣稅取代勞役和實物稅；二是以法律和國際稅收條約為標志的依法課征取代專制課征；三是稅收的專業化分工、程序化管理；四是計算機進入稅收征管領域，現代管理手段被廣泛使用。這個依次以便利規范科學高效為標志的演進過程，體現了稅收對效率的追求與改進。我國現階段優化稅收應以提高效率作為出發點及總目標，并對稅收的效率改進有全面的認識和可行的辦法。

（一）提高效率要體現在稅收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方面

高新技術進步可以概括為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以產品為龍頭、以技術創新為基礎、以技術改造為重點，通過采用國內外先進和適用的科技成果，優化產品結構，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物質消耗，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轉型經濟中，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與日俱增，遠遠超過其他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成為現代企業發展的重要基礎和動力，特別是知識經濟的興起，對于推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更具有戰略性意義。

1.稅收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關系的實證分析。

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各方面資金的投入。世界各國為刺激企業技術進步，普遍運用稅收政策鼓勵企業加大對研究與開發的投入。其稅收政策主要有：（1）減免稅。通過減免公司所得稅，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增加企業稅后所得，增強企業技術研究與開發投入的能力。（2）企業研究與開發費用允許在所得稅前列支。這一方法最早由美國提出，現已為大多數國家采用。（3）加速折舊。如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設立新技術機械設備特別折舊制度，規定在購置設備的第1年可提取50%的特別折舊費，并在所得稅前扣除。（4）稅收抵免。美國、日本從20世紀80年代起相繼對企業當年用于研究與開發的投入超過上年投入的部分，不僅繼續給予所得稅前列支，還給予其投資額20%的所得稅抵免。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僅公司研究與開發費用列支一項，聯邦預算每年就少收20億美元的公司所得稅。上述稅收激勵政策，不僅給企業研究與開發帶來資金，而且也激活了企業加大技術進步投入的積極性。

2.建立和完善稅收促進高新技術進步的新機制。

（1）對科研單位、高等院校以及企業技術研究開發機構轉讓科技成果取得的收入，改征增值稅。為保證增值稅鏈條的完整性，可給予“先征后返”的照顧。對其技術性所得減征或免征所得稅，調動其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的積極性。

（2）完善增值稅稅制，有選擇、分步驟地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對企業購進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規定的先進設備以及科技成果中所含的已征增值稅，允許作為進項稅額進行抵扣，加速企業技術改造和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進程。

（3）企業研制屬于國家產業政策重點開發的高技術含量、高市場占有率、高附加值、高創匯、高關聯度且對全省乃至全國經濟發展有重要影響的新產品，其繳納的增值稅，可給予定期“先征后返”的照顧。

（4）對屬于國家產業政策鼓勵發展的行業和產品，其技術改造措施貸款項目新增利潤繳納的企業所得稅，在歸還其貸款本息期間，給予“先征后返”的照顧。

（5）對企業用于研究與開發的投入允許按實際支出在繳納企業所得稅前列支；對當年研究與開發費用超過上年實際支出的部分，給予其投資額20%的企業所得稅抵免。

（6）對技術含量高且屬于國家產業政策鼓勵發展的行業和企業，可縮短其固定資產的折舊期限，實行快速折舊制度。

（7）對經省級以上有關部門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無論其是否設立在國家批準的高新技術開發區內，均給予定期減征企業所得稅的照顧。

（8）對屬于國家產業政策鼓勵進口的設備、技術，可進一步降低關稅稅率。

（二）提高效率要體現在稅收促進生態環保產業發展方面

1.稅收要有利于保護、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

我國現行對資源課稅的稅收政策還遠不能滿足切實保護、合理開發和有效利用自然資源的要求，主要表現在：稅制不規范，征收范圍窄，調節軟弱無力，激勵措施過少等。針對上述問題，在實行其他行政、法律手段的同時，需要采取以下稅收對策：（1）應合并現行各種資源課稅的稅種，設立統一的資源稅，并擴大征收范圍，把森林、草原、海洋、名貴中藥材和淡水等需要實行保護性開發利用的自然資源納入征稅范圍；（2）實行分項課征制，對土地資源等大幅度提高稅負水平；（3）擴大消費稅的征稅范圍，對利用不可再生資源或相對稀缺可再生資源生產的消費品普遍征收消費稅；（4）對利用替代資源和綜合利用自然資源生產產品的企業制定全面、系統的“稅收激勵計劃”，在一定時期內實施一攬子稅收優惠（各種協調優惠）予以激勵。

2.稅收要有利于保護和治理環境。

從我國的現實國情考慮，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出路，一要靠技術創新，二要靠制度創新。通過技術創新，使企業在追求內部發展的同時解決一些外部不經濟問題，或者將外部的不經濟性降低到最小程度；通過制度創新，包括健全法律制度，制定科學的產業政策，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管理與監督力度等，使環境治理與保護的成效達到或超過政府的預期目標。

稅收是政府制度創新的重要內容，現階段可以采取兩方面的對策：一是稅收限制，二是稅收引導。

所謂稅收限制，就是借鑒國際經驗，對環境污染企業和產品征稅。具體設想是：（1）取消征收排污費的做法，開征排污稅和環境保護稅，主要以排放工業廢氣、廢液和汽車尾氣為征稅對象，實行差別定額稅率從量計征，稅負以污染的治理費用為標準設定；（2）擴大現行消費稅的征稅范圍，除對鞭炮、焰火等征稅外，將“白色污染”制品等對環境有害的消費品納入征稅范圍，實行稅收限制。

所謂稅收引導，就是利用稅收優惠與鼓勵措施引導投資，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具體設想是：（1）在流轉稅方面，對采用高新技術生產的環保產品或有利于環保的產品，分別情況給予免稅、減稅等優惠；（2）在企業所得稅方面，除對以廢氣、廢渣、廢液和垃圾為原料生產的產品實現利潤給予免稅外，還可對投資于環境治理與保護項目的企業實行投資抵免和再投資退稅政策等進行鼓勵，即允許企業在所得稅前的實現利潤中抵扣一定比例的投資額，或對企業用稅后利潤投資于上述項目的，退還其全部或部分已繳納的所得稅，以鼓勵和引導更多的企業重視、參與環境保護活動。

（三）提高效率要體現在稅收促進第三產業全面發展方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產業結構明顯改善。三次產業的gdp結構，由1978年的28.1∶48.2∶23.7變為1998年的18.0∶49.2∶32.8；三次產業的勞動結構由1978年的70.5∶17.3∶12.2變為1998年的49.8∶23.5∶26.7.但這一結構同世界其他人均收入相當的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

綜合來看，目前我國第三產業中，勞動生產率較低的批發零售業、餐飲業、交通運輸業、倉儲業等傳統產業仍居主導地位，但增長已放慢；勞動生產率較高的房地產業、金融保險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等新興產業以及社會服務業、郵電通信業、文化教育衛生等服務部門雖規模較小，但增長較快。這一發展趨勢符合產業結構演進規律。與消費結構相聯系，1997年我國城市居民的恩格爾系數比1992年的日本高28.5個百分點，農村高36.2個百分點；而住房、文教、醫療、交通和通信的支出卻明顯低于日本，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今后我國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預計“十五”期間，伴隨我國工業、商品流通業比重的穩中有降，房地產業、金融保險業及社會服務業比重將明顯提高，科技、教育、文化、衛生、信息、咨詢等服務部門比重也會有所提高①。

在這種情況下，發展第三產業，不應該只局限在鼓勵發展那些一般業，而要大力發展能夠支持第一、第二產業能量釋放，服務和支持高科技產品開發與生產的行業與部門。在發展方向上，應充分利用稅收的產業配置優勢和優惠政策，全面實現從傳統的產業平面擴張與結構調整向產業縱向升級與深化高次產業代替低次產業的政策轉變；實現從重點依據產業發展規模衡量產業發展質量的政策理念，向重點依據產業附加值高低衡量產業發展的政策理念轉變；實現從保守的產業靜態劃分與靜態管理政策操作模式向新的產業動態劃分與動態管理政策操作模式轉變。

在這個大前提下，發展第三產業首先要求調整投資結構，加大對第三產業的投資力度，宏觀產業政策及稅收政策應當引導社會投資更多地進入第三產業部門。目前，我國服務業很不發達，不論是城市還是農村，交通運輸、郵電通信、金融保險、教育、科研、技術服務、咨詢服務、公共服務、居民服務等的發展都遠遠落后于經濟發展階段的需要。這些產業的發展前景非常廣闊，其高速增長至少能夠對我國今后10～15年的經濟快速增長提供重大的支撐作用。只要社會投資尤其是民間投資的重點轉向了這些第三產業部門，第三產業的投資和發展相對規模就會趨于合理。其次，要通過產業體制改革促進第三產業協調發展。我國第三產業中的鐵路和航空運輸業、郵電通信業、金融保險業、教育、科研和技術服務業以及公用事業、衛生體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影電視業，非國有經濟的比重都很低，由于缺乏競爭，經營效率相對較差。隨著我國加入wto和對外開放的擴大，迫切要求在對外開放的同時，實現對內開放。通過相應的改革措施和政策調整，減少以至消除非國有企業進入這些產業部門的體制障礙和限制，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和協調發展，促進國有企業生產率的提高和民族產業競爭力的增強。

主要參考資料：

（1）錢穎一《中國市場化過渡的基礎》（載《世界銀行發展經濟學年會論文集》1999年）。

（2）胡世文《積極財政政策中的稅收取向》（載《稅務研究》2000年第1期）。

（3）鄭玉歆、樊明太《中國cge模型及政策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4）武義青、陳永國《中國第三產業結構及發展態勢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①參見錢穎一《中國市場化過渡的基礎》（載《世界銀行發展經濟學年會論文集》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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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　轉型　路徑

一、經濟轉型路徑分化的表現

1.轉型目標的分化

轉型的目標雖然都是走向市場經濟，經濟轉型具有的理性主義的設計色彩。中國經濟轉型目標模式的確立經歷了一個不斷摸索的“動態化”過程，是隨著中國經濟轉型進程的不斷深化而不斷修正、調整轉型的目標。因此中國經濟轉型具有經驗主義的特色。

2.轉型方式的分化

在轉型方式方法上有兩種道路：激進的和漸進的。所謂激進的轉型道路，其核心的特點無外乎是“先破舊再立新”，即試圖在短期內快速、徹底地摧毀計劃經濟體制的各項制度安排，然后通過一整套激進的轉型措施迅速建立起市場經濟的制度框架，從而實現從計劃到市場的一步跨越。所謂漸進的轉型道路其核心在于“先立新后破舊”，即在暫時不破壞舊體制的條件下，分階段、逐步地向前推進，通過培植新體制因素以達到體制的轉換，經過一段時間積累達到預定的目標，從而最終過渡到市場經濟。

3.轉型順序的分化

轉型的順序主要是指轉型是以政治轉型為先導或者是政治轉型與經濟轉型同步進行，還是經濟轉型先于政治轉型。中國的政治改革則相對來說滯后于經濟轉型，或者說是經濟轉型先于政治轉型。中國是在制度環境（社會主義基本的憲法制度與意識形態）基本保持穩定的前提下開始實施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制度環境的基本穩定使得政府和個人可以在預期穩定的前提下穩步推進各種經濟制度創新活動，從而使得中國的改革與轉型進程具有漸進性。制度環境在保持基本穩定下，隨著改革的推進，逐步放松，從而變得更具包容性，以便為新生的、積極的改革事物提供合法性支持。通過分析可知，轉型國家的轉型道路分化為三條不同的路徑。

二、經濟轉型路徑分化的力量分析

一方面，從對于這些轉型國家轉型進程的分析，不難發現存在著一些因素，使得轉型國家的轉型趨于相同的路徑；另一方面，也存在分化的力量，使得各國的轉型路徑不盡相同，甚至有很大的差異。

1.路徑趨同的力量

第一，相同的邏輯起點。在的指導下紛紛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形成與資本主義敵對的意識形態；都努力克服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致力于社會主義經濟變革；政治和經濟之間的熔合緊密。轉型國家轉型前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的配置是按照行政部門、行政區劃、行政層次來進行，依靠計劃指標、行政分配和行政協調來實現。

第二，相似的轉型任務。由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在世界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過程中，都存在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因而，各轉型國家在轉型之前都面臨著經濟效率低下、企業缺乏活力、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嚴重危機的局面。各轉型國家在轉型之初都面臨著克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激發經濟的活力、提高效率、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務。

第三，相同的走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轉型的一般性和根本性的目標已得到學術界基本一致的認同。經濟轉型的長期目標是“建立一種能使生活水平長期得到提高的繁榮的市場經濟”，并認為只有當“轉型中的問題逐步轉化為成熟市場經濟中的正常問題”時，轉型的進程才算完成。可見，經濟轉型的目標是走向市場經濟，即現代市場經濟。現代市場經濟雖表現為多種不同的模式，但其共同的本質是“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相結合形成的“混合經濟”。正如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等人所說：“我們的經濟是私人組織和政府機構都實施經濟控制的‘混合經濟’：私有制度通過市場機制的無形指令發生作用，政府機構的作用則通過調節性的命令和財政刺激得以實現”。混合經濟是轉型國家走向市場經濟的唯一目標。轉型國家面臨最大的挑戰是必須找到適合本國國情的混合經濟模式。

2.路徑分化的力量

從制度變遷的演化-博弈的視角來看，造成轉型路徑分化的既有客觀的力量，又有主觀的力量。客觀的力量包括：初始條件的不同、外部環境的差異和典型的偶然事件因素。主觀的力量是轉型主體的態度，即轉型主體的選擇。

初始條件的不同和外部環境的差異構成轉型路徑選擇的客觀約束。首先，初始條件的不同是造成轉型路徑分化的首要的客觀力量。初始條件包括經濟條件、社會文化條件和政治條件。由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性，初始條件的不同制約了各轉型國家可能的機遇空間。其次，外部環境的差異也造成各轉型國家轉型戰略選擇的機遇空間不同。外部環境的差異包括外部的經濟環境、外部的智力影響的大小、外部實踐的示范作用等方面的不同。對于轉型國家來說，外部環境“限定了動員的空間，因此也限定了轉型進程的范圍和選擇”。

在客觀的約束條件下，選擇何種轉型戰略，成就何種轉型路徑，主要取決于轉型主體的態度。在有限的機遇空間內，在幾種可能的制度變遷方案中，轉型國家究竟選擇哪一種方案，走上哪一條轉型路徑，取決于轉型主體的態度。因此，轉型主體在轉型路徑的選擇上起著能動的作用。轉型主體的態度，是造成轉型國家走上不同的轉型路徑的主觀力量。

歷史上典型的偶然事件的發生最終促成了轉型路徑的分化。各個國家的轉型路徑只有在轉型主體真正做出各不相同的戰略選擇的時候才會真正出現分化。而各個轉型國家歷史上典型的偶然事件的發生為轉型主體啟動、推進經濟轉型提供了契機，最終促成了轉型路徑的分化。因此，在轉型路徑的選擇上，客觀的力量和主觀的力量交互作用，共同確定了制度變遷的方向和內容，推動了轉型進程，確定了轉型國家各不相同的轉型軌跡。在路徑趨同力量與路徑分化力量共同作用下，由于往往路徑分化的力量遠大于趨同的力量使得轉型路徑呈現出多樣性，出現了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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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以及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轉型是一場內涵豐富的，深刻的歷史性大變革。這些國家的經濟轉型對現有的經濟學理論提出了重大挑戰，經濟學家們也廣泛運用各類經濟學前沿理論成果對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與已有經濟學理論相違背的現象展開深入的分析。與此同時，這些理論成果也對國家經濟轉型的實踐過程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熱若爾•羅蘭認為經濟轉型是“一種大規模的制度變遷過程”[1]，也就是經濟體制的轉變，是在經濟運行中起基礎作用的相應制度的新陳代謝的體制轉變過程。洪銀興教授認為我國的經濟轉型涉及到四個方面的內涵：經濟體制的轉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轉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經濟開放度的轉型。[2]第一點提出了經濟體制的轉變，后三點屬于經濟發展的內涵。經濟轉型應該在研究體制轉變的同時重視現實經濟的發展，把二者結合起來，并注重體制轉變對實現經濟長期發展的促進作用。經濟轉型的邏輯起點涉及到對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和轉型的選擇問題。它不應該是簡單的針對計劃經濟體制內部的改革。只有對制度進行變革，打破原有計劃經濟體制對改革的制約，促使各個領域大規模的政策調整和制度變革，才能稱得上為轉型。而改革僅僅是轉型的準備階段。經濟轉型真正始于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每個國家都必須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和基本國情作出合理的選擇，從而形成不同的市場經濟模式。現代市場經濟雖然顯示了多樣化的模式，本質卻是由市場機制和政府調控相結合的一種混合經濟。正如保羅•薩繆爾森所說：“我們的經濟是私人組織和政府機構都實施經濟控制的‘混合經濟’：私有制度通過市場機制的無形指令發生作用，政府機構的作用則通過調節性的命令和財政刺激得以實現。”[3]因此，經濟轉型的目標選擇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重視政府干預和調節的混合經濟模式。

二、經濟轉型的路徑依賴

路徑依賴是指在制度變遷中，存在著的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了某一條路徑，其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路徑依賴的自我強化表現在制度變遷在既定的路徑狀況下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也可能沿著原來的錯誤路徑下滑，還可能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中。經濟轉型是制度結構整體性的變遷，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作用。這種路徑依賴包括初始條件的依賴和自我強化機制的依賴。

（一）初始條件的依賴一國的經濟結構、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是影響制度變遷從而經濟轉型的重要初始條件。就轉型的經濟條件來說，當前經濟發展水平所處的階段和作為制度變遷起點的原有的制度結構將影響經濟轉型的路徑選擇和經濟發展的方向。因此正確認識經濟發展水平當前所處的階段是實現制度變遷的漸進式經濟轉型的重要依據。因為在短時間內人們不可能改變現存的經濟條件，而必須以這些經濟條件為出發點進行合理的路徑選擇。但是經濟轉型的初始條件并不僅僅是指在轉型起點狀態的最初條件。事實上，在漸進式轉型過程中，制度變遷的每一步演進所帶來的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正是不斷地作為制度進一步演進的初始條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經濟轉型對初始條件的依賴是一個制度演進的過程，而不僅僅是最初的一點。因此，在研究經濟體制轉變的漸進過程中，要時刻把握經濟水平的動態發展，發揮制度演進的反饋機制。

（二）自我強化機制的依賴路徑依賴的自我強化機制是指經濟轉型中的制度變遷一旦選擇并走上某一路徑，其所選擇的方向將在今后的發展中得以不斷的強化。正如諾斯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所指出的那樣：當人們最初選擇的制度變遷路徑是正確的，那么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并迅速優化之；反之，則有可能順著最初選擇的錯誤路徑一直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陷入無效率的狀態中。這種無效率的路徑依賴，是導致一些發展中國家政治與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的一個主要原因。[4]因此，路徑依賴的自我強化機制的理論意義，在于經濟轉型的起點上在制度變遷最初的條件狀態下相對理性地選擇合理的轉變路徑，并在既定的路徑下，在轉型的不同階段通過反饋機制不斷加以修正以削弱其中負面的自我強化機制；不斷地打破既得利益的束縛，使新制度要素產生正面的自我強化機制。如果既定的路徑已經被證明是最初選擇的錯誤路徑并顯示為負面的自我強化機制，那么就要試圖擺脫路徑依賴，進行跳躍性的制度變遷。跳躍性的制度變遷并不屬于激進式的經濟轉型方式的范疇。從長期看，跳躍性制度變遷只是制度徹底變革的開始，如果要完成最終的徹底變革，就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5]經濟轉型中相對理性的路徑選擇或是對于路徑依賴的擺脫需要提供相應的經濟理論作為依據。換句話說，針對經濟轉型終極目標的路徑最初選擇，實際上是通過對現有的經濟理論的選擇來確定的。

三、經濟轉型中的經濟理論選擇

（一）主要經濟學流派分析經濟轉型的研究涉及到不同的經濟學流派，雖然國內外許多學者對經濟轉型問題給予了關注和探究，但是由于各流派研究的思路和框架不同，對于經濟轉型的研究方法和內容仍舊缺乏統一的觀點和認識。

1.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派。新古典經濟學長期以來一直占據著現代經濟學的主流地位，而經濟轉型的研究最初就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下進行的。新自由主義學派主要以現代貨幣主義、供給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等為代表，它們主張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認為所有的經濟問題實際上都是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并強調自由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能夠通過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來促使經濟體制的轉型。其政策主張就是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完全的市場化和自由化以激進的、一步到位的方式來實現，而在全面轉型的過程中,市場機制會及時補上計劃體制退去后留下的空缺。這種思想的體現就是杰弗里•薩克斯所提出的著名的“休克療法”。在該理論指導下的前蘇聯、東歐地區的經濟轉型遇到了極大的困難，相反，采取漸進式轉型方式的中國卻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快、增長最有活力的經濟之一。理論和實踐的反差使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轉型理論經歷了一系列的批判和反思。因為這些理論在私有權制度下研究經濟運行的規律和資源配置的效率,而對于從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轉化并沒有深入的認識，所以得出的結論只能是加快私有化和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進程。

2.制度—演進經濟學派。人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轉型絕不僅僅是“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大規模私有化、穩定化和自由化。按照Kolodko所言“：是因為‘華盛頓共識’忽略了制度建設在轉型中的重要性，因此必然導致‘制度真空’。”[6]通過強調經濟轉型中的制度因素的作用而引入新制度經濟學和演進經濟學兩個學派的分析范式，促成了所謂的“后華盛頓共識”。新制度經濟學派研究經濟轉型問題的關鍵在于制度的選擇，核心是確定產權的標準，因此必須設計出各種制度以保證可能的最大效率。該學派成功地將產權、交易費用、激勵、經濟行為等因素納入到了轉型國家的制度變遷分析之中，并將轉型分析動態化；不足之處在于認為只有迅速地私有化和嚴格保護私有產權才能順利實現成功地轉型，從而陷入了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研究范式。相比較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制度轉移，演進經濟學派強調制度變遷的內生自我演化過程，認為不同的初始條件和不同的路徑依賴是產生多樣化制度安排的根本原因。青木昌彥以一種制度演進和進化博弈為分析工具，形成了一種內生性博弈均衡的制度演進觀，使對經濟轉型的分析范式回歸到了真實制度演進的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過程中去。

3.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新凱恩斯主義主張政府對市場運行采取相機干預，其主要觀點是認為市場因其不完全競爭性必須借助于政府的干預才能有效運行。該學派對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轉型觀和“休克療法”給予了嚴厲批評，他們認為價格機制作為解決經濟問題的惟一手段是不全面的，價格的全面放開會造成嚴重的供需失調，引起通貨膨脹，嚴重影響民眾的生活水平并使其改革信心受挫。市場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私有化必須在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干預下循序漸進，快速私有化無法解決企業迅速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問題，相反會造成生產停滯、失業增加和矛盾的深化。因此，經濟轉型過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僅不應削弱，而且還要加強，政權的穩定是推動經濟轉型順利進行的關鍵。正如該學派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所強調的那樣，市場經濟中信息是不完全的、資本市場是不完全的、競爭也是不完全的。他也強調了政府在轉型中的積極作用。

篇4

關鍵詞：經濟轉型；財政轉型；稅收型財政；公共型財政

在歐洲債務危機爆發時，索羅斯指出："歐債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是歐元區有統一的貨幣政策，但無統一的財政政策。"可以看出，財政政策對于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現在中國經濟的狀況深受我國財政政策的影響。同時，我國的財政狀況也與我國經濟狀況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眾所周知，現在社會上熱議已久的是：中國經濟轉型。同時，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及社會的進步，我國稅制改革的進程不斷推進，如在今年二月份在上海對稅制改革進行初步試點--將部分企業的營業稅取消劃入到消費稅中。因此，中國財政轉型也成為人們所關注的話題。那么，什么叫做經濟轉型和財政轉型？我認為：經濟轉型可分為經濟體制的轉型和經濟結構的轉型，經濟體制轉型是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經濟結構轉型則是產業結構、技術結構、供求結構、區域經濟布局結構等的轉變；財政轉型包括財政收入的轉型和財政支出的轉型，財政收入轉型是指財政收入來源的轉型，財政支出轉型是指財政支出對象的轉型。

那么中國經濟轉型與中國財政轉型存在著什么關系？我將先對中國原經濟類型與財政類型的關系進行分析論述。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經濟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體，由農業向工業轉變。而我國當時的財政類型屬于自產國家財政類型。自產國家主要是指那些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在這些國家，廣泛的國家所有制使得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我國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于集體或國有企業所上繳的利潤，而我國財政支出則由國家統一支出進行產品的供給和公共設施的建設。也就是說，如果把政府看做是一個家庭，那么當時的財政狀況就屬于"家財政"，因為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的來源主要是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工人的低工資，國有企業的利潤。

從這些收入來源來看，國家的財政收入與公民存在的是間接關系，也就是說國家的財政收入全部是政府所有，并由政府統一支配。在財政支出方面，政府將大部分財政投入于國防建設，工業建設以及基礎設施建設并沒有用于投入到民生的改進。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并不平等，形成了社會依賴于政府的關系。政府在獲取財政收方面是通過行政命令等手段取得的。在這種"家財政"的狀況下，政府為人民所提供的福利待遇不能得到有效的的保證，難免會影響到公眾的生產積極性，造成資源的浪費，生產效率低下等。從這一點上來看"家財政"是比較危險的。而形成這種財政類型的根本原因就是當時我國實行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所有的生產資料，所有的自然資源均歸公有（其實就是政府所有）。進而形成的"家財政"的局面。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中國經濟轉型與財政轉型在無形中同步進行，那么現在經濟類型與財政類型的關系也呈現新的一面。

中國經濟類型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經濟結構由以工農業為主的第一，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型；技術結構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區域經濟的分布則由東南沿海向內陸轉型。而財政類型則由改革開放前的"家財政"向"公共財政"轉型。首先，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型，我國開始逐步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在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不再壟斷"市場"。私營企業如雨后春筍，成為我國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的財政收入的來源也由以國有企業的利潤向財政稅收轉型。在這一時期里我國開設了多個稅種，目前我國的稅種體系基本健全。

中國財政收入開始由自產國家向稅收國家轉型。目前，我國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稅收，這說明現在政府的財政收入與公眾存在著直接的關系，而且政府對社會的依賴程度明顯加大，公眾作為納稅人有權利監督政府對財政的支配。而且，私有部門所繳納的稅占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越高中國想稅收國家轉型就越徹底，國家對社會的依賴程度就會越大，公眾對民主化的要求就會越強烈。而政府的財政支出對象也應該更多的考慮的公眾的福利等內容。我認為，我國目前的財政轉型的狀況正在向"公共財政"轉型。

從我國的宏觀經濟層面來看，我國經濟的轉型決定了我國財政的轉型基，正是由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對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等。使得我國財政收入來源擴大，財政支出內容復雜化，迫使財政轉型。改革開放后，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入，國有企業的活力明顯不足，經常虧損。同時，中小私營企業發展迅速。政府財政收入由以國有企業的利潤為主轉為依靠中小企業及公眾所繳納的稅費為主。在財政支出方面，政府更應該考慮到公眾的利益。

中國經濟的成功轉型離不開中國財政轉型的支持。當前中國經濟轉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產業結構的轉型，技術的轉型，地區經濟分布的轉型。而產業結構的調整，技術的轉型，地區經濟分布的轉型需要政府給予財政上的大力支持，同時政府財政支出的轉型，使得政府對社會的責任更加明確化，我在這里想說的是：政府拿社會的錢，應該為社會辦事。至于如何辦事，取決于中國整個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納稅人的共同意愿。

就目前來看，我國經濟發勢頭基本良好，但是我國財政轉型對中國經濟轉型以及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所起的作用是大打折扣的。政府財政的轉型就是由"家財政"向"公共財政"轉化，當今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大搞"經濟建設--面子工程。我認為正就是中國財政轉型過程中的不足，這就是政府財政職能的越位。然而，我們回望中國的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科技的方面的投入占財政支出比重很小。中國在偏遠的山區使用原始的耕種方式，仍然有10%左右的人生活的在貧困線以下。這是為什么？這就是政府服務職能的缺位。

談及中國財政轉型，我認為中國財政轉型應當服務于中國經濟的轉型，但不能盲目跟進。中國財政轉型對經濟轉型的作用要切實的運用好財政政策，稅收政策。中國不同于北歐，加拿大等發達國家，這主要是由于我國的風俗傳統所決定的，中國的稅收以及福利水平在短時期內不會達到以上國家的水平。因此，國有企業對于政府的財政收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我國財政轉型的方向是向稅收型財政轉型，這有助于我國公民對政府財政的監督，使政府財政公眾化。

綜上所述，我國財政轉型與經濟轉型的關系就是財政收支的轉型與經濟體制及經濟結構轉型的關系。我認為，中國經濟要想成功轉型，財政支出上不能過求所謂的"經濟建設"--面子工程。應當將財政收支切實的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證納稅主體的利益，激發其積極性，我想這更有助于我國經濟的成功轉型。

參考文獻：

[1]馬駿.中國財政國家轉型:走向稅收國家[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1,(1).

[2]劉守剛,劉雪梅.從家財型財政到公財型財政--中國財政轉型的案例分析[J].山東經濟,2009,(4).

篇5

     經濟轉型似乎是“無形之手”高歌猛進，攻城掠地，“有形之手”步步退讓，一敗涂地，一切以市場化為價值取向。但是，市場經濟本身能否自發形成，經濟轉型能否完全依賴市場自身的力量自動實現呢？我們所追求的經濟轉型的目標果真是市場之手獨霸天下，國家在經濟生活中消失得無影無蹤的所謂自由經濟嗎？如果不是，又該如何實現經濟的成功轉型？經濟轉型后的目標體制又該是怎樣的昵？

    當前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由于新的經濟體制尚在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之中，舊的經濟體制和觀念尚未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新舊體制的沖擊和對抗，使經濟領域內暴露出來的矛盾，盤根錯節，錯綜復雜。解決這些問題既是促進經濟發展的迫切要求，也是經濟成功轉型的基本前提，而每個矛盾的解決都離不開經濟法思想的指導，離不開經濟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一、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模糊，急需按經濟法理念重新定位

     政府改革的滯后，是我國經濟轉軌進程中面臨的主要矛盾。改革開放以來，歷次政府機構改革不盡如人意，政府職能轉變未能取得實質性成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理論認識上的模糊不清，沒有徹底解決國家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的正確定位。改革開放前的政府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政府，經濟活動的各個環節：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都由政府管制，以命令、服從為特征的行政管理關系取得絕對的統治地位，企業和個人完全喪失了主動性、創造性。近幾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那種認為政府應當徹底退出經濟活動領域，只當守夜人，一切交由市場的論調一度博得多方喝彩。在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上我們常常是非此即彼，國家不是“越位”，就是“虛位”，總是很少“到位”。

    當前，我國的改革面臨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的挑戰，這是一個更為深刻、更為復雜的改革新階段。經濟轉型要求構建現代產權關系，社會轉型需要形成新的社會利益整合機制。伴隨著經濟社會的全面轉型，在實現權利的多次分離后，國家成為集多種身份和多種職能于一身的集合體。具體來說，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應是三重身份（行政管理者、經濟管理者、國有資產所有者），三種職能（行政管理職能、經濟管理職能、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實現三次權利分離（行政管理權與經濟管理權相分離，經濟管理權與國有資產所有權分離，國有資產所有權與經營權或法人財產權相分離）。國家以不同的身份，行使不同的職能，就會形成不同的法律關系。正確認識由國家參與的各種不同法律關系的性質，才能準確適用法律，維護各方合法權益。

    同時我們認為按照經濟法基本要求，不僅要實現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轉變，還在于要實現政府治理方式的轉變，從依賴行政命令轉而依靠法律保障，遵循經濟法律制度行使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實現從人治到法治的歷史性跨越。

    二、經濟的二元結構特征顯著，城鄉、地區矛盾的解決有賴于經濟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國經濟存在多重二元結構性矛盾，其中最突出的表現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巨大反差和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引起的地區差異。城鄉、地區矛盾的日益突出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主要結構性障礙，如何化解矛盾不僅是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首要課題，而且已上升為一個嚴峻的政治問題。

    經濟法既服從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尊重市場主體的獨立性、自主性和創造性，又強調國家應當在經濟生活中發揮正確的作用，它把“無形之手”與“有形之手”辯證地統一起來的特征顯示其對于解決城鄉、地區二元矛盾天然地具有優越性和獨到性。

     針對當前農村中公共衛生、基礎教育、社會保障等財政投入嚴重不足；違法侵占農民土地，任意降低征地補償標準，漠視失地農民的就業和生活安置以及農民負擔過重，亂集資、亂攤派屢禁不止等問題，從完善以下三個方面的經濟法律制度入手，有助于構建規范的、持續長效的縮小城鄉差別的法律機制。

     由于我國目前尚未制定統一的財政法，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之間事權與財權劃分不清晰，權利與義務不明確，導致財政支出責任不落實，上下級政府間一事一議，討價還價現象較為常見。而且，目前我國普遍實行的市領導縣的財政體制，客觀上使得農村社會經濟資源、資本更主要地是被城市所汲取，加劇了城鄉二元分割。行政長官追求立竿見影的政績驅動與財政支出法律規范的缺位，往往使農村成為最終的犧牲品。所以，首要的是要建立科學完備的財政法律體系，明確各級政府的職責、支出責任和稅收劃分規則，確立覆蓋城鄉的統一的公共財政支出原則，強化市以上各級財政對農村基礎教育和基本社會保障的支出義務，規范上下級政府間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并把城市返哺農村的各項制度具體化，才能從根本上有助于縮小城鄉差距。

    其次，要進一步完善《土地承包法》，明確土地承包權的物權性質，并賦予權力保護以可訴性。2003年新的《土地承包法》雖然對于保護農民長期、穩定的土地承包權，限制土地發包方濫用權力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仍然存在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首先，確權工作嚴重滯后，估計有約30%的農戶仍然沒有領到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權屬登記進程的滯后，導致大量土地承包糾紛只能適用土地承包合同，弱化了土地承包權的物權性質，客觀上助長了發包方任意毀約行為。其次，侵害土地承包權的責任形式單一，法律責任輕，違法成本低。根據承包法第54條，侵害土地承包權的只是承擔“停止侵害、返還原物、恢復原狀、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幾乎不用承擔刑事責任。而所謂的民事責任，由于侵害方主要是村、鄉集體組織，也幾乎難以得到實際執行。最后，權利救濟渠道阻塞，可訴性差。長期以來，許多基層法院拒絕受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1999年最高法院出臺有關農村土地承包合同糾紛的司法解釋后，雖然規定應當受理，但是許多地方對土地承包這一典型的經濟法律關系缺乏正確的認識，仍然糾纏于該法律關系到底是民事法律關系還是行政管理法律關系的爭論而不能自拔，其結果是犧牲了廣大農民應當得到國家司法救濟的正當權力。

    最后，應當建立和完善農業稅收法律體系，規范各類涉農收費。亂收費、亂攤派之所以屢禁不止，源于我國農村稅費名目繁多，包括農業稅、附加稅、特產稅、屠宰稅、“三提五統”、教育集資以及以資代勞款、地方行政勞務收費、地方行政性收費等等，而這些稅費的征收依據主要是稅收行政法規和各級政府決定，對收費項目的創設權限和程序沒有法律約束，現有的有關農村稅費的規范性文件位階低，缺乏權威性和穩定性。隨著農村稅費改革的逐步推進，在條件成熟時，以最大限度減輕農民負擔為出發點，以統一的涉農稅法理順國家、集體、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規范農村基本分配制度，才能從制度上確保農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我們再來看區域差別。為了縮小東、中、西三大經濟區域間的差距，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國家開始貫徹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方針，不斷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傾斜。隨著經濟轉型的推進，國家職能的轉換，公共財政體制的確立，除大型基礎設施外，中央政府勢必改變以往直接投資設廠的支援模式，加大對中西部地區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將成為必然選擇。

    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是實行分稅制國家處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財政關系的普遍做法和基本方式。它是基于中央和地方財政之間的縱向不平衡及各地區財政的橫向不平衡所產生的，是國家為了實現區域間各項事業的均衡發展而采取的一項財政支出制度。實施轉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通過中央財力的轉移分配來調節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從而達到運用財政分配職能貫徹中央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

    但是，我國目前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具有明顯的過渡性特征，還存在許多問題。比如，稅收返還以保證地方既得利益為依據，從而把原有的財力不均問題帶入分稅制財政體制中，未能體現財政均衡原則，也與設置轉移支付的基本目標相違背；中央對地方的專項撥款補助缺乏規范的法律依據和合理的分配標準，與中央和地方事權劃分的原則不相適應。另外，財政補助分配透明度低，隨意性大，監督約束不足也亟待改變。所以，在合理劃分各級政府事權與財權的前提下，有必要制定轉移支付法，明確財政轉移支付的原則、目標和形式，制定科學合理的計算標準，形成一整套規范的監督約束機制，才能充分有效發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平衡區域間差別的作用。

    三、市場經濟秩序混亂，行政治亂應讓位于依法治理

    經濟轉型經常伴隨著經濟秩序的混亂。市場本身不能自動產生良好的秩序，秩序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必須也只能由政府來提供。企圖單純依靠民事法律制度，依賴市場主體的自我約束就能達致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是對市場迷信式的崇拜，注定是水中月、鏡中花。營造良好的經濟秩序必須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也必須改變以往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一時的暴風驟雨只能沖走地表的浮土和污穢，卻無法沖跨滋生混亂的深層土壤，更不能培育出一個井然有序、生機勃勃的萬花園。

     其實，我們當前經濟秩序中的許多問題都與我們經濟法制的不完善或執法不力有直接的關系。稅務領域的混亂，要求我們完善稅收法律體系；財經領域的不規范，呼喚我們盡快制定起科學合理的財政法律制度；假冒偽劣產品的大肆泛濫，敦促我們進一步健全產品質量和消費者權益保障制度。只有堅持標本兼治，邊整邊改，著力治本，鏟除引起經濟秩序混亂的體制性障礙，同時加強經濟法制建設，確保嚴格執法才能最終保證市場經濟有序、健康發展。

    可見，經濟法律制度的完善，是經濟實現成功轉型的基本保障。經濟轉型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是行政干預力量逐漸歸位，市場力量日益壯大的過程，是國家與市場在經濟生活中各得其所的過程，也是經濟法思想逐步確立、深化的過程。經濟法律制度的完善，推動經濟轉型的進一步發展，也以法律的形式鞏固著經濟轉型的成果。

篇6

在中國這樣一個快速成長的轉軌金融市場中，金融監管當局既背負著培育金融市場與監管金融機構的雙重責任，又要在推動改革本土監管體系的同時維持整個金融體系的相對穩定，避免監管的改革對現實市場的運行形成顯著的沖擊。金融監管機構需要在多重目標和力量的平衡中找到平穩的路徑。這樣，無論是站在市場、機構還是監管體系運作的角度，處在這樣的金融環境下、這樣的發展進程中的金融監管機構，一定能夠被找出許多可以批評的地方。

在一般的市場經濟中，金融監管目標較為明確，也就是保護消費者利益，控制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然而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不同階段的金融監管目標具有動態變化的特征。例如，在計劃經濟轉型初期，維護金融秩序，保證宏觀經濟穩定是監管的主要目標。隨著計劃經濟成分的減弱和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控制不良貸款、防范金融風險和保護存款人利益等目標逐步被提到了較為重要的高度。與此同時，配合經濟結構的轉型，以及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從宏觀的角度把握對不同行業和不同領域的政策支持，配合并保證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實施也為經濟轉型中的金融監管者不得不兼顧的目標。

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一個較為明顯的改變便是行政配置資源的結構出現變化，地方政府在特定領域的影響力明顯提升，特別是在與中央政府經濟利益出現差異和分歧時，一些地方政府作為不同的利益主體的理性選擇，在進行相關決策時便會采取不同的博弈方式，可能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局面。從國家監管的角度來看，這種格局在房地產調控，以及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清理等領域已經表現得十分明顯。

篇7

關鍵詞： 制度厚度 構成要素 中國化涵義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獲得了飛速發展，原有的經濟制度已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求，我國開始逐步進行經濟轉型，即由高度集中的計劃再分配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與此同時，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國際貿易壁壘日益改善，使得更多公司由本土走向世界，“全球—地方”間聯系逐漸加強，區域的制度因素在該地區經濟發展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所以，在全球經濟轉型的潮流下，市場資源的整合，正式與非正式制度的合理化搭配所產生的協同作用，以及社會文化因素在經濟及發展中起到的促進作用，將最終促成傳統經濟發展的升級換代，并借助“制度厚度”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實現國家地區經濟的發展。

一、制度厚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地理學在經歷了多次研究方向和視角的轉變后，正逐漸發展成為研究區域經濟的正式規范的科學。但由于區位分析假設條件的不切實際，有價值資料的獲取難度增大，以及社會經濟現象的過于復雜，都導致經濟地理學的計量發展受到挑戰。戰后的全球及地區經濟發展的問題也向經濟地理學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問題，而其理論方法顯得力不從心。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開始，經濟地理由新古典學派轉向政治經濟學派，特別是以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為代表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派，哈維將空間看作是圍繞經濟活動社會關系的產物，把空間社會化，或者說是將其進行社會化構造。新馬克思經濟地理占據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的經濟地理的研究前沿。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經濟由開放程度較低的福特經濟范式向全球化開放式的后福特主義經濟范式轉變，因此促使歐美發達國家與地區向后福特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調劑方式”相適應，法國調節學派（Regulation School）由此誕生。調節學派認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資本主義國的滯脹危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每一階段都以一種特定形式積累過程為特征，從而形成特定的“積累體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每種體制的積累都在危機中告終，并在新的生產組織中誕生新的制度及社會規范以支持。每一種積累體制都有其特定的“調節模式”（Mode of Regulation）支配著積累過程。因此，資本主義的積累體制需要相應的制度形式（Institutional Forms）框架加以維持。

西方經濟地理學家逐漸意識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社會與制度關系的重要性，并將其關系運用到相關地方經濟的問題討論當中。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地理學界開始了對制度轉向（Institutional Turn）的研究當中，相關理論得以研究和發展，其研究的領域也相應擴大和拓展。

部分學者認識到特定的制度條件對地方和區域經濟區域發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這種經濟地理的制度轉向中，Amin和Thrift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制度厚度”（Institutional Thickness）。他們認為，在“全球—地方”聯結下，除了區域自身的環境條件與產業特色外，區域通過正式與非正式制度的搭配因產生協同作用（synergy）而使得該地區獲得經濟活力。制度化過程，使得該區域各機構間產生信任，擁有同一愿景，形成一套共同認可的行為、支撐和操作規定，使每個個體“如魚得水”。

Amin和Thrift在《制度厚度與地區經濟》（institutional thickness and the local economy）中認為“制度厚度”有以下四個要素構成：①密集的制度存在，包括該區域內的企業、志愿組織、行業聯盟、地方政府、金融機構、工會、研究與創新中心等，這些機構的存在，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構成制度厚度的重要條件；②各種組織間產生高度的相互作用，促進其相互合作、交流及反射網絡（reflexive networking）的形成，這種交流合作使各機構間產生信任感。在地區制度安排層面，產生顯著的同構（isomorphism）；③在各機構間產生高度相互作用后，主體結構對其他機構形成管轄結構，通過聯合建造和集體存在，將部門主義和制度之間的沖突降到最低，也降低了社會成本；④一個地區共同的愿景，這是一種集體動員，讓各組織形成相適應的行動步調，使各部分圍繞特定的議程、項目或區域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共同目標，達成共識。

二、制度厚度的中國化含義及其構成要素探究

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由此飛速發展，同時，中國的經濟體制也發生巨大的變化，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相對封閉，施行計劃經濟，主要特征有開放程度低、國有經濟比重高、政府對經濟的全面管制和中央政府的高度財政集權。改革開放初期，經濟體制改革在以下三方面取得了成效：在農村得到推廣、鄉鎮企業興起、深圳、珠海、廈門、汕頭四個經濟特區建立。由此，我國開始走向改革，走向開放，走向市場經濟，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趨于解體。

長期以來，我國的計劃經濟體制經歷著自由化、市場化、民營化、國際化的四個階段的轉型，逐漸發展為現在的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經濟模式，在這四個過程中，經濟的自由化將中國經歷了一個以農村為主到以城市為主的漸進式的改革過程，在農村的改革過程中，以為核心，放開國有企業自由經營權，使國有企業初步擺脫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推動城市經濟改革，使非國有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經濟市場化改革將國有企業推向市場，參與到其他所有制企業的競爭當中，使國有企業更進一步地擺脫計劃經濟的束縛。接下來的民營化改革則強調產權的重要性，允許經濟更大程度地自由，各種所有制相互競爭，使非國有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經濟的自由程度逐漸加強時，中國經濟將走向世界，經濟的國際化改革變得不可或缺，國際化改革歷程中，中國經濟在加速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同時能夠面對來自世界新經濟的挑戰，逐漸參與到國際市場的競爭當中去，向國際經濟的一體化過渡。

但市場經濟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可能會導致市場失靈、市場缺失、市場抑制，以及市場化主體行為不理性等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在制度轉型的同時進行制度創新。在全球化的今天，一個地區影響力逐步加強，我們可探索在一個地區進行制度創新，由此來盡量克服市場經濟的弊端，促進經濟發展。因此，我們應建立制度與地區的關系，為地區的經濟發展服務。制度厚度恰好將區域經濟發展與區域制度聯系起來。

Amin和Thrift認為，制度厚度是支撐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區域內企業、志愿組織、行業聯盟、地方政府、金融機構、工會、研究與創新中心等，他們通過交流而產生高度的相互作用，形成一套共同認可的行為、支撐和操作規定。但是我國社會構成、文化環境與外國有所不同，制度厚度在我國的含義也會有所改變，考慮到我國區域中主要機構及社會文化因素，我們認為，制度厚度是指區域中的企業、政府、金融機構、行業聯盟與研究創新中心，在政府制度的主導下，通過交流合作而產生同構，擁有同一愿景，并為此而形成一套共同認可的行為與規定。它的構成要素有以下四點：①制度存在，包括該區域內的企業、行業聯盟、地方政府、金融機構、研究與創新中心等，這些機構是構成制度厚度的基礎；②政府政策支持，政府制度對于地區制度厚度的形成起著主導作用，在中國，行業聯盟、大型銀行、研究創新中心多為政府主管，政策支持有利于各機構間快速行動，加強合作；③各種組織間合作、交流，這種溝通使各機構間產生信任感，形成一個地區共同的愿景。各組織以該地區及自身經濟發展作為目標，步調統一，合作共進。

三、結語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愈來愈強調制度與文化對區域經濟的影響，尋求特定空間內的制度對區域的影響，隨著研究的深入，“制度厚度”新觀點應運而生，雖然其定義和理論尚缺乏一定的精確度，在區域和地方的制度尺度上如何運用，地區的制度厚度到底如何推動經濟發展與繁榮等問題依然存在，但制度厚度仍能使全球與地方更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全球化，作為一種非地方性的影響力量，增加了地區經濟的不穩定性，促使制度的改變以適應全球化的經濟發展。中國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中發展，處于經濟轉型的變革中，借助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厚度，藉由非正式制度的密切互動，與正式制度合理結合，在政府的少量干預下，而自發地形成綿密的制度結構，以帶動地方的經濟實力和競爭力，與全球化接軌，實現“全球—地方”的有機結合，并實現經濟發展的目標。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制度厚度”的繼續研究應更符合中國經濟的特色，集合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現狀，彌補其在西方發達國家應用時的不足，更有效地發展中國地方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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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出現了罕見的大衰退。縱觀全球經濟的代表性國家，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困難，經濟危機一次比一次嚴重。而各國應對危機的辦法都是“寬松的貨幣政策”這一藥方，如日本的安倍經濟學、歐洲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等。據統計，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央行累計降息近700次，而效果卻越來越差。運行了近300年的自由市場經濟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自由市場經濟本身存在難以克服的缺陷，由于沒有協調機制，它的供給和需求永遠都是錯配的，生產的產品總是多于實際需求，這就產生了極大的資源浪費，資源過度開發、產能過剩等都可歸因于此。而且雜亂無章的自由市場總是產生太多的抵消作用，比如重復建設、惡性競爭，以及馬太效應和貧富分化等。這些固有的缺陷導致自由市場經濟已無法自救，那么未來的經濟發展出路在哪里？答案是：新計劃經濟。

二、新計劃經濟

互聯網的高速發展，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的廣泛應用，使人類社會進入到了一個高度信息化的新紀元，高度的信息化造就了新計劃經濟誕生的必然性。通過信息技術進行生產信息和消費信息的采集和處理，在社會化大生產和靈活的物流配送體系下對產品的生產、銷售、分配、消費進行計劃指導，把準確預測消費和計劃生產擺在同等的位置上，既有消費品市場的競爭又有計劃的和諧，這就是所謂的新計劃經濟。

較之自由市場經濟，新計劃經濟具有其獨特的優越性。其一，新計劃經濟能夠有計劃、有組織地安排生產和消費，可以消除市場競爭的盲目性；其二，新計劃經濟是節約型經濟，它不用考慮銷售這個環節，而銷售環節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其三，新計劃經濟避免了商品的梯級批發和零售環節所增加的商業成本及龐大的廣告費用，也避免了商品積壓，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資源的浪費，既節約了成本，也不會造成庫存、產能過剩。

三、按需生產

新計劃經濟的本質即是按需生產。在傳統的生產方式里，a品是生產者說了算，消費者只需要根據自己的需求決定買或者不買。而以互聯網+、工業4.0為代表的生產技術的革新，引起了一場“消費關系”的大解放，未來的消費關系是：消費者需要什么，生產者就得生產什么。這是一個逆向生產的過程，整個社會的供應關系被摧毀重建。

以工業革命4.0為例，互聯網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導致制造業與互聯網的高度融合，誕生出C2F（顧客對工廠模式）。這也是工業4.0的本質，工業4.0將在未來實現工廠、消費者、產品、信息數據的互聯，最終實現萬物互聯，從而重構整個社會的生產方式。即利用物聯網、大數據、移動互聯網的手段，使工廠實現定制化生產（按需生產）的過程，從而實現消費需求――工廠制造――后續服務的一體化。

如果說過去十年屬于互聯網企業，那么未來十年屬于成功轉型的傳統企業。傳統企業會因為互聯網而發生裂變、重構，帶來創新。消費數據會決定工廠生產什么，而不是工廠生產什么便消費什么。

四、中國正在進入“新計劃經濟”時代

當前中國消費品供需正面臨著不可忽視的結構性失衡，“供需錯位”已然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路障。同時，過剩產能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大障礙，產能過剩企業會占據大量資源，使得人力、資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制約了新經濟的發展。針對這一問題，中國推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供給側改革下，經濟運行的計劃性在增強。再者，新計劃經濟是從生產、供給端入手安排經濟活動的，和供給側改革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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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有企業；規模經濟；規模不經濟；山西新華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一、引言

從1986年開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的建立，并在不斷的完善的過程中，由計劃主導的經濟體制正在一步步的退出市場，但是我國的國有企業，作為指令性的生產方式大幅度的減少，企業被逼的要面向市場，走向市場。

山西新華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原國營第九零八長，是“一五”期間建立的防化器材專業生產廠，擔負著陸海空三軍防化裝備和重點武器系統和生化三防器材的配套任務。公司生產的產品包括軍品和民品。

二、規模經濟與規模不經濟

規模經濟是指在一定的科技水平下生產能力的擴大，使長期平均成本下降的趨勢，即長期費用曲線呈下降趨勢。就是伴隨著生產能力的擴大，生產批量不斷的擴大，，從而產生規模經濟效應。

企業改組改制是指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的過程。改組：就是把工廠制改為公司制。可改為有限責任公司；國有獨資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發起設立或募集設立；上市或非上市公司）。

三、國有企業規模不經濟的表現

國有企業規模不經濟表現在很多方面：

首先，大企業不大，一方面表現為所謂的大企業的產量低，如水泥行業，國際上大型水泥廠一般生產規模為日產4000噸熟料，而我國的大型水泥廠的規模卻以日產700噸熟料為主。

第二，根據1993年到1995年清產核資情況，我國國有小企業達24.93萬戶，其數量之多，恐怕世界上任何國家都難以相比。

第三，重復投資，重復建設。這種情況在輕紡行業和制造行業中尤其突出，我國輕紡行業有相當的基礎，改革后又上大項目，現在大多數輕紡產品生產能力是世界第一，不少產品的年產量已超過世界年產量的一半，供過于求，年國內產量僅占生產能力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使已建成的生產能力報廢，閑置嚴重，大部分輕紡行業處于虧損和高補貼，高負擔，高庫存的危機狀態。

第四，技術落后，在國有企業中政府承擔著所有者和消費者的角色，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不存在技術創新的壓力和負擔，所以技術創新的自主性不強，技術普遍處于落后的狀態，所以在技術落后的情況下，造成了資源的浪費。

四、國有企業規模不經濟的原因

國有企業的規模不經濟是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首先與企業的管理者有關，其次在計劃化經濟的背景下或是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初期政府以及政府的官員對國有企業經濟不規模也起到了一定的影響，第三就是國有企業的自主的技術創新的動力不足。

首先、企業的管理者：對于企業的管理者來說，當企業的規模不斷的擴大的時候，他所能控制的資源就會越來越多，隨之而來的管理者的收入就會越來越多，他在社會中的等級以及各種待遇就會越來越高。

再次、國有企業自主的技術創新的動力不足：造成國有企業技術創新動力不足的原因很多，是多種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國有企業缺乏外在的壓力，由于政府是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所以國有企業更容易獲得資本的支持和設備的更新，參與市場競爭的程度不深，對于技術的創新的要求不強烈。

五、山西新華化工有限責任公司由規模不經濟到規模經濟的改組改制

改革前的山西新華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叫做九零八廠，在1986年到1990年的這段時間內，作為指令性的軍品生產任務逐年大幅度的消減，企業被逼走向市場。因此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逐漸的處于不利的地位。從1991年到1999年，雖然在中央提出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的背景下，企業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由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負擔沉重，加入市場競爭不再同一起跑線上，造成新上項目未能收到應有的效應，使企業進入舉步維艱的境地。

六、從規模不經濟到國模經濟再到規模不經濟的循環過程

山西新化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從規模不經濟到規模經濟的轉變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并伴隨著我國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公司逐步的從由計劃性任務到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形式，也從由于規模過大，技術落后，冗員過多而導致的資源的浪費，規模不經濟，在經過一系列的國家政策的引導，企業自身的改組改制而實現企業的重組，從而達到到一個最優的組織結構，而達到規模經濟。

但是山西新華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從規模不經濟到規模經濟的轉變是伴隨著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必然趨勢。但是隨著我國的市場經濟的發展，山西新華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很可能在很多因素的影響下從規模經濟逐漸的再次的形成規模不經濟，這樣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

本文以山西新華化工有限責任公司為例，簡單的介紹了公司從1986年到現在的一系列的改革的過程，并在改革的過程中由虧損到盈利的過程，從規模不經濟到規模經濟的過程。但是國有企業的發展就如自然規律般，從規模不經濟到規模經濟，在從規模經濟到規模不經濟這樣的過程。但是這個過程是可以無限的延長的，這就需要一方面的國家的市場經濟的不斷的完善，讓國有企業充分的參與到市場競爭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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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瑞.我國企業規模問題的研究[D].河南大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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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劃經濟管理模式:我國大學自主權落實的瓶頸

2.國防科研事業計劃經濟管理應遵守價值規律

3.中國計劃經濟時期計劃管理的若干問題

4.加強宏觀經濟管理 推動計劃體制改革——全國宏觀經濟管理問題討論會綜述

5.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計劃管理面臨的難點與對策

6.關于不同計劃管理形式下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研究

7.適應新的經濟情況 改進計劃管理體制——在計劃管理體制改革討論會上的書面發言

8.淺析資本主義國家對國民經濟的計劃管理——兼談計劃機制與市場機制兼施并用的必要性

9.略論社會主義宏觀經濟計劃管理

10.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搞好計劃管理工作

11.加強我國國民經濟計劃管理的幾個問題

12.不同計劃管理形式下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的結合

13.加強宏觀經濟管理 推動計劃體制改革——全國宏觀經濟管理問題討論會紀要

14.第四章 國民經濟計劃管理體制

15.計劃經濟的兩種宏觀控制理論——計劃管理體制改革的若干問題

16.論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在建國初期的歷史作用及其局限

17.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是價格管理的基本原則

18.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車材計劃管理

19.市場經濟中企業的計劃管理

20.電力市場環境下電力企業經濟活動分析及綜合計劃管理

21.國有林場經濟計劃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探討 

22.發展橫向經濟聯合與計劃管理體制改革淺探

23.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是一種管理方法

2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宏觀經濟計劃管理

25.山東省縣(市)級計劃經濟管理研究會一屆一次年會在平度市召開

26.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計劃管理

27.淺談海洋石油開發項目經濟評價與計劃管理

28.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計劃經濟管理在全球的變化”國際研討會紀要

29.適應市場經濟形勢 搞好建筑企業內部計劃管理

30.第六講 經濟管理過程(三)——編制和實施計劃

31.正確處理經濟管理體制中的計劃與自由的關系

32.世界銀行經濟發展學院與我院聯合舉辦的中級干部一般項目計劃管理講習班結業

33.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是我國經濟管理的重要原則

34.計劃經濟理論在醫院經濟管理中的應用

35.宏觀經濟計劃在宏觀經濟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36.以企業資源計劃為核心構建經濟管理類專業綜合實驗平臺

37.國民經濟管理講座 第八講 國民經濟計劃管理

38.企業計劃管理與市場經濟

39.印度的計劃管理——印度宏觀經濟管理情況之一

40.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搞好計劃管理

41.電力市場環境下電力企業經濟活動分析及綜合計劃管理

42.國民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一個文獻回顧

43.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下的計劃管理工作探討

44.加強計劃管理 提高經濟效益

45.“計劃”必須緊隨“變化”——談新形勢下的企業計劃管理

46.堅持計劃經濟制度提高計劃管理的科學性——讀《中國財政問題》

47.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學原理》中計劃管理部分的改寫思路

48.推行綜合計劃管理,實現電力企業持續發展

49.計劃經濟要求財政加強對宏觀經濟的管理

50.關于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貨幣管理問題  

5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計劃管理

52.試論市場經濟下的生產計劃管理

53.從計劃到規劃:宏觀經濟管理手段的邏輯建構

5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農業科研計劃管理

55.計劃和市場相結合是我國經濟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徑

56.市場經濟條件下 必須加強企業的計劃管理工作

57.市場經濟與企業計劃管理

58.電力經濟發展中計劃管理的優缺點分析

59.論電力經濟發展中計劃管理的優缺點

60.在商業管理體制改革中如何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

61.試論經濟合同在計劃管理中的作用

62.試論科研的經濟效果與科技計劃管理

63.在市場經濟中企業更要加強計劃管理

64.論慈善事業的管理方式及其轉型

65.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 努力辦好《宏觀經濟管理》

66.社會主義經濟如何進行計劃管理

67.計劃經濟時期計劃管理的若干問題

68.計劃管理體制初探

69.總會計師制度遭遇人才瓶頸國家衛生計生委實施經濟管理領軍者培養計劃

70.計劃管理與經濟杠桿

71.民主德國的國民經濟管理、計劃和經濟核算

72.企業計劃管理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新視角

73.關于建立市場經濟下計劃管理新體制的幾個問題

74.華東經濟管理·青年學者培育計劃(Ⅳ期)

75.我院經濟管理系在省“挑戰杯”創業計劃大賽中摘得銀牌

76.推進與鞏固建設監理制的重要條件是改革計劃經濟建設管理體制

77.榮享副省級城市級格 譽享在國家計劃中單列模式 高享省一級經濟管理權限

78.我國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管理方式

79.質量管理:“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

80.華東經濟管理·青年學者培育計劃(Ⅳ期) 

81.華東經濟管理·青年學者培育計劃(Ⅰ期)

82.市場經濟與計劃管理

83.談談商品分類與價格管理

84.慈善事業的管理方式及其轉型

85.市場調節為基礎 計劃調節為主導——試論我國經濟管理中的計劃與市場

86.對衛生經濟計劃管理問題的探討

87.蘇聯新計劃體制下的農業經濟管理

88.關于法國控制通貨膨脹的幾個問題——中國計劃部門宏觀經濟管理研討團

89.建立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管理體制

90.以利益機制協調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強化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思考

91.更新思想觀念 轉入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軌道

92.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改革運輸計劃管理模式

93.30年來國家計劃實踐與理論互動:從計劃到規劃

94.農業經濟管理專業教學計劃改革的幾個問題

95.印度的計劃管理體制及其改革趨勢

96.華東經濟管理·青年學者培育計劃(Ⅰ期)

97.建立計劃調節為主、自發調節為輔的市場經濟管理體制

98.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