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價值論的意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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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勞動價值論作為深層理論，必須從抽象法的視角才能正確理解；應從勞動價值論所弘揚的勞動和勞動者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主體作用的角度去深刻領悟該理論的社會意義；而勞動價值論要想進入現實應用，則必須在其轉化形式即生產價格規律的市場調節作用中去實現之。

一、關于勞動價值論的種種不同觀點提出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理論界關于勞動價值論的討論經歷了幾次大的，從國內公開出版和發表的著述來看，是多種觀點紛呈，且論爭持續至今，但觀點分歧依舊。這一方面反映出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需要發展。我們要在堅持勞動價值論的立場和基本觀點的基礎上，按照變化了的社會經濟實際對該理論作出創新和拓展。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能看到，國內很多論述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缺陷”的論文和專著，其實對于馬克思的這一理論的深刻內涵和內容卻未能作出全面而探刻的理解和把握。在我國現今祟尚改革和創新的年代，對于傳統理論的指責已經不需要多大勇氣反而成為一種“時尚”。但是，理論創新其實是一種嚴謹和嚴肅的行為，要求我們必須對要評判的對象首先要研究深透，方能發表見地。從這一方面來說，國內較多學者的相關觀點似有流于膚淺和追求上述“時尚”之嫌。概括地說，我國理論界提出的關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認為勞動價值論與我國市場經濟的現實不符。或認為勞動價值論存在“殘缺”，“不完整”。因此需要予以修正，使其與經濟現實相符。持有這一認識的學者們認為，我國市場經濟及其運行的現實是，生產要素經濟化市場化現象已經成為社會的普遍存在，資本、勞動、土地等生產要素都在生產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它們的投人會帶來相應回報，而這些報酬又成為產品價格的組成部分。難道機器、資本、土地等非勞動要素不創造新價值嗎?因此，有學者認為，以勞動為唯一源泉的傳統“勞動價值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的矛盾”是明顯的。“馬克思在分析交換價值時，把決定使用價值交換比例的共同因素僅僅歸結為勞動而忽視了其他因素的作用，是使他的理論與現實發生矛盾的關鍵或邏輯起點”。現今我國經濟理論界廣為流行的“要素價值論”，可能就是這一思維的結果。

其二，認為勞動價值論對于現實市場經濟沒有應用意義。晏智杰教授的觀點是這一方面的典型。晏教授認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有設定的前提，即是排除了貨幣關系、供求變動、資本關系等以后的狹義價值論。“所謂狹義價值論，是指非市場價格和非資本市場條件下的商品交換規律理論，也就是從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到馬克思分析商品價值時所設定的那種原始的實物交換條件下的交換規律理論”。“然而如果越出了馬克思(以及古典學派)建立勞動價值論時所設定的條件，這個理論本身以及它對其它領域的現象仍然保有說服力，這還沒有得到證明，或者說還需要加以證明”。也正因為學者們認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過于抽象而缺乏應用意義，為使其能夠進人應用，而將種種客觀經濟因素乃至人們的主觀心理引人對商品價值的分析，于是，諸如“效用價值論”、“資源貢獻價值論”等等其他種種價值理論便應運而生。盡管其中不乏合理因素，但大多少有說服力，或者偏離了馬克思的價值理論。

其三，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只是作為分析資本主義的一種方法，對社會主義經濟無用。例如，馮春安教授就認為:“剩余價值理論只是勞動價值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具體貫徹或表現”。“馬克思把剩余價值作為利潤的本質，利潤又具體分割為產業利潤、商業利潤、借貸利息和地租，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在分配領域的具體體現，它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本質，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提供了理論武器”。而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生產關系改變了，勞動者成為社會生產資料的主人，社會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廣大群眾的共同富裕，而不再是為私人資本家階級創造剩余價值和進行剝削服務，所以勞動價值論在這里是無法作為分析社會主義經濟過程之用的。由此，持有這一方面基本認識的學者普遍認為，要想使勞動價值論能夠進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必須對其作出改造和修正。近若干年來理論界出現的有些別樣的價值理論，可能就是在這一思路指導下產生出來的。

我們以為，持有以上種種觀點的學者們對于勞動價值理論的指責，如果真是想發展而不是為否定勞動價值論的話，那么，他們要么是對勞動價值論中運用的方法沒有能夠深刻理解，要么就是對該理論的深刻內涵和所體現的立場及基本觀點未能作真正把握。本文試從勞動價值論的方法論意義，對我國社會主義現階段市場經濟具有的社會意義以及應用意義作出闡述，以就教于理論界。

二、深入理解勞動價值論的方法論意義

針對現實中我國理論界一些學者對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種種誤解，我們需深化對勞動價值論的理解與把握。如何深化?一條重要途徑是從抽象法在勞動價值論中的運用來給予理解和把握。馬克思認為，分析商品價值形式必須運用抽象法。因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并且，分析商品價值形式對抽象法的運用要求更高。“兩千多年來人類智慧在這方面進行探討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結果，而對更有內容和更復雜的形式的分析，卻至少已接近于成功。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已經發育的身體比身體的細胞容易研究些”。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單個商品形式或商品交換關系的分析采用了抽象法，即在分析過程中確定和暗含了三個方面的前提條件。一是抽象了貨幣關系，這也就是將價格等范疇撇開不談。馬克思認為，在所考察的商品價值關系中，沒有貨幣居于其間，當然更沒有資本存在的余地。因為如果引人貨幣，就勢必涉及價格，價格雖然比價值更接近現實，但是卻更遠離事物的本質，而本質只有在純粹的實物交換條件下才能得到闡明，闡明了價值之后才能說明價格一類現象。因此在實物交換中顯示出的商品價值關系，是分析商品價值的必要條件，而且應當是唯一正確的條件。二是抽象了供求變動因素對于商品交換比例的影響，即假定商品交換中供給和需求一致。無論是生產要素的供求，還是消費品的供求，都是相一致的。供求平衡，這實際上也就是排除了“稀缺性”因素引人商品價值關系的分析。三是抽象了生產領域中勞動以外的其他生產要素(如機器、資本、土地等)的作用，即假定勞動以外的要素使用都是無償的。當然，馬克思并不認為進人交換的產品僅僅是勞動這一要素生產的，他明確指出，就使用價值而言，它們是勞動和其他生產資料相結合的產物，但是他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只與勞動相關而同生產資料無關，因而，在他的交換價值分析中沒有機器、資本等要素的地位，這些要素出現在交換中也不要求付出代價。

馬克思對商品價值關系的分析設置上述前提條件的做法是合理的。抽象法的作用以及馬克思運用抽象法分析的目的，是為了揭示商品價值的質的規定，即由生產者生產該商品時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當然，在客觀上，分析商品價值形式時會帶有各種復雜性，即不僅有商品自身物質性質決定的因素，還有貨幣、資本、地產乃至市場變動和購買者心理加給它的各種復雜因素;但是，即使加人這些復雜因素，馬克思認為，也并不會改變商品價值的實體是抽象勞動凝結這一性質，而只能影響到價值的水平，并使問題的分析復雜化，甚至會模糊事物的性質。這里作出以上三個方面的抽象，就使考察變得簡單，同時又不影響事物的質的規定。

對于馬克思分析商品價值形式時抽象法的運用，以及相關前提條件的設置，我國理論界很多的學者是有著不同看法的。例如晏智杰教授就認為，是馬克思由于設定了這么多的前提條件，使得商品價值只能由勞動這一唯一因素決定了。那么，如果按照晏教授的思維邏輯，如果對于勞動以外的其他生產要素、市場因素等等不予以抽象，而是統統納人分析的視野，比如將生產過程中的資本、機器、土地等要素加入分析，是否就可以得出多種生產要素共同決定價值的結論了?看起來，“要素價值論”這一觀念意識的存在確實有著條件和基礎。對于馬克思分析商品價值時運用的抽象法及其得出的結論的歧見，其實是產生于不同的人的指導思想和基本觀點的分歧。

對于勞動價值論不能嘲笑是“古典”，對于“要素價值論”不能認為就是“現代”。的確，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于100多年前形成的，但不能由此而認為馬克思那時的理論境界沒有達到“要素價值論”的高度(該理論是否有“高度”?)。必須清楚，馬克思創作《資本論》時，正是在資本主義完全實行按生產要素分配(核心是按資分配)、西方學者宣揚要素價值論的時代，批判了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否定了要素價值論，提出自己的勞動價值論的。

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依據其抽象層次的不同，大體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表層理論，一是深層理論。表層理論一般是由以概括商品經濟運行的理論，是商品經濟表象的規律性總結，深層理論則是決定表層理論和支配表象性規律的本質層次規律的概括。深層理論和表層理論的關系是，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和內容，后者是前者采取的形式;并且，深層理論往表層理論演繹過程中往往發生顛倒，后者掩蓋前者，即呈現出來的是與深層理論相反的形式。勞動價值論是屬于深層理論，而“要素價值論”則屬于表層理論折射而來的虛假現象，連表層理論的真理性也沒有。晏教授可能認為勞動價值論對經濟現象役有說服力，但是他卻沒有正確對待馬克思經濟理論的方法論運用。如果試圖越過相應的表層理論而企圖用深層理論直接去聯系客觀經濟現象，這種做法是不恰當的。

三、深刻領悟勞動價值論的社會意義

勞動價值論直接地說，其意義是在于作為馬克思經濟理論體系的基礎和出發點。然而，馬克思在當時歐洲的那種人與物關系顛倒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中構建他的勞動價值論時，恐怕不僅僅是將其作為理論體系的一般基礎和出發點來對待，更是有著深層的批判不合理的資本主義經濟現實和為廣大勞動者階級伸張正義的社會意義。現今我們可以運用勞動價值論中蘊含的社會命題，來矯正我國現實社會經濟中的種種不和諧因素，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體而言，在我國經濟現實中，應堅持勞動價值論所蘊含和具有的以下兩個基本命題。

其一，是堅持勞動價值論所代表的最廣大勞動者根本利益的立場。我們知道，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社會是一個存在不同利益主體和講求所有權的社會，一個以人和物相顛倒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社會。馬克思對于這樣一個社會經濟的解剖，卻以勞動價值論開始，將其作為其余理論的前提和賴以形成的基礎，這本身就是在宣告勞動對于財富形成的基礎性重要作用，宣告勞動者階級對于人類社會的創造性貢獻。可見，勞動價值論是宣揚勞動者的社會貢獻的理論。再從勞動價值論本身來說，該理論的首要或核心之點是回答商品價值的實體或本源是什么，即價值是由勞動者的抽象勞動形成的。馬克思認為，抽象勞動不是對一部分勞動者的生產性勞動的抽象，而是對構成社會分工體系的所有有用勞動的抽象。這也就是說，不只是一部分人的勞動，如“精英”的勞動、“老板”和“老總”的勞動創造價值，其他更多的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勞動也創造價值。勞動價值論涵蓋和代表的是包括了社會各個階層的全體勞動者的經濟利益，并與經濟發展的“共同富裕”的目標是聯系在一起的。也正因于此，這一理論才能成為“統籌”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各方面利益關系的理論基礎。其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一個理論支撐點，是將勞動過程的諸生產要素區分為主體和客體的原理。馬克思認為，人即勞動者是勞動過程的主體要素，生產資料是這一過程的客體要素，從而將勞動過程概括為是“人的活動借助勞動資料使勞動對象發生預定的變化”而生產出產品的過程。在勞動過程中，一切勞動資料就其職能和客觀屬性來說，是勞動者器官的延長。勞動工具無論多么先進，它也是人的勞動加工創造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一個核心理論點，即認為只有勞動者的勞動才創造新價值、其他非勞動生產要素不創造價值的規定，正是建立在這一區分主體客體要素的原理的基礎之上的。由此可見，勞動價值論是肯定了勞動者階級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的主體地位，是為勞動者階級立論。勞動價值論也就是宣揚社會生產過程中的以人為主、以人為本的理論。我們尊崇勞動者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和主體作用，就是要在面對多種客體生產要素所有權獲取價值分配面前維護廣大勞動者的經濟權益。我們在觀念和政策上，應在維護資本所有者權益的同時，相應地要更加保護勞動者的權益不受侵犯，因為人是主體的首要的生產力。

其二，勞動價值論是宣揚“以人為本”的理論，該理論應當成為構建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基拙。這里的“人”有三個方面的涵義:一是說，以人為本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指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人的生命、人權和人的尊嚴等等;二是說，以人為本的“人”，不是客體，而是主體，也就是說，不能把人民群眾單純地看作是被同情、關愛和救濟的對象，而應看作是推進改革和發展的創造性社會力量;三是說，以人為本的“人”，即廣大勞動群眾，是政府考慮經濟發展工作的出發點、著眼點和落腳點，發展就是為了提升廣大勞動群眾的物質利益。由此，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構建和諧社會，體現在我國的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上，就是要求改變原有的以單純“追求增長率”為核心的指導思想，而形成以“富民”為根本特征的新型戰略指導思想。“富民”戰略強調的著力點起碼有這樣兩個方面。第一，需要樹立能夠獲得富民績效的科學理念，各級地方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在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上要真正做到“以民為本”。要確立科學發展觀、社會和諧觀、新的公平效率觀和正確的政績觀。政府制定的政策不可代表富人與民爭利，政府官員不能為權不公、以權謀私，不可漠視群眾的疾苦。第二，要及時進行保證富民戰略獲得成功所需要的各種制度和機制的建設。要加快消除阻擋8億農民和城鎮貧困勞動者脫貧致富的財政、金融、教育、醫療等體制鴻溝，建立起“富民”的新體制。要形成一套社會各階層公平分擔社會轉型成本、分享改革和發展成果的新機制。加速推進城鄉二元體制改革，建立起新型的“統籌城鄉、以城帶鄉、實現共同發展”的城鄉發展新體制。

四、正確把握勞動價值論的應用意義

狹義的勞動價值論，直接地說，它的意義和作用只在于成為馬克思經濟理論體系的基礎。然而，勞動價值論作為商品經濟理論，它又是一種價值決定的規律及其對社會經濟發揮調節作用的理論。從這一層面來說，勞動價值論可以進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應用。但是，勞動價值論要進人現實應用，必須在商品價值范疇的基礎上，植人資本所有權關系和市場競爭因素，使之轉化為生產價格。因為生產價格規律是商品價值規律在市場經濟中的轉化形式。在我國市場經濟社會里，勞動價值論可以也有必要轉化為生產價格的形式，通過價值分配的方式來實現對于社會經濟的調節。具體而言，生產價格規律的調節作用有以下三個方面。

生產價格規律作用之一，是構造公平競爭的市場條件，使得企業必須依靠自身努力來實現經濟效益的提高。這是由于生產價格形成需要以平均利潤率的形成為前提，而競爭機制的全面作用和資本在各產業部門之間的自由轉移會導致各部門利潤率平均化的趨勢。平均利潤率規律的作用將各部門的差別利潤在社會范圍內進行重新分配，必然導致我國長期存在的依靠行業壟斷而形成的某些部門的高利潤率得以消除，各類企業就會處于同一起跑線上，憑借自己的實力展開公平競爭。只有那些能夠不斷推進技術創新、勇于現代管理、善于捕捉市場機會的企業，才能創造出較高的企業利率，提高自身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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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傳統勞動價值論認為，勞動力商品的價值需要在生產中被重新創造出來，而不是像生產資料的價值轉移到新產品上。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和生產資料的價值同樣是投入生產中的舊價值，為什么會有這種差別?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我國理論界的一般說法都沒有給出合理的解釋。筆者認為這種認識是與勞動價值論的內在邏輯相矛盾的、在這一問題上，希法亭和羅松等人的觀點具有啟發性。文章的結論是，勞動力商品的價值與生產資料的價值一樣也是通過轉移的方式凝結到新產品上的。

價值形成過程是價值轉移過程和價值創造過程的統一。從古典經濟學家到馬克思對價值轉移的認識經歷了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古典經濟學家側重于對價值創造的研究，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價值轉移的探討。斯密沒有真正接觸到價值轉移問題，這一方面是由于他沒有建立科學的商品二因素和勞動二重性理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斯密教條的限制，即斯密錯誤地認為商品的價值只分解為工資、地租和利潤三種收人，并斷言:“無論什么商品的全部價格，最后必由那三個部分或其中一個部分構成”，從而將不變資本的價值排除于商品價值構成之外，使得他對價值轉移問題一無所知。在經濟思想史上，李嘉圖第一次感覺到了新價值的創造和舊價值的轉移的區別，并正確地指出:“影響商品價值的不僅是直接投在商品上的勞動，而且還有投在協助這種勞動的器具、工具和工場建筑上的勞動。李嘉圖關于價值轉移理論的錯誤之處在于:在價值轉移的對象中，他遺漏了不變資本中原材料的價值。此外，由于李嘉圖并不真正懂得勞動二重性，因而無法說明新價值的創造和舊價值的轉移是怎樣進行的，這也就決定了他對價值轉移的理解還遠不是科學的。

馬克思在批判繼承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創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并第一次較為準確地闡述了價值轉移和創造理論。馬克思認為價值的轉移和創造是同一勞動過程兩個不同的方面，前者是由具體勞動完成的，后者是由抽象勞動完成的。價值的轉移只與具體勞動有關，價值轉移的對象包括原材料在內的所有不變資本的價值;價值的創造只與抽象勞動有關，產品價值構成中可變資本的價值和剩余價值都是在生產過程中新創造出來的。但是，馬克思對價值轉移規律的認識似乎仍有不足，主要表現在:在價值轉移的對象中他將勞動力商品的價值遺漏了。筆者認為，勞動力商品與生產資料相比固然有其特殊性，但從根本上講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決定與其他商品的價值決定并無本質區別，勞動力商品的價值與生產資料的價值在生產中的運動方式也應該是相同的，即通過價值轉移的方式凝結到新產品上。

一、傳統勞動價值論沒有對勞動力商品的價值為什么不是轉移給出合理解釋

對于勞動力商品的價值為什么要在生產中被重新創造出來而不是轉移到新產品上，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國內理論界的一般說法，都沒有給出合理的解釋。

馬克思認為“生產資料的價值由于轉移到產品上而被保存下來”，也就是說“生產資料的價值是再現在產品的價值中，確切地說，不是再生產”;而勞動力“卻不是這樣。當勞動通過它的有目的的形式把生產資料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上保存下來的時候，它的運動每時每刻都形成追加的價值，形成新價值”戶且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是“真正的再生產，不象生產資料的價值只是表面的再生產。在這里，一個價值用另一個價值來補償是通過創造新價值來實現的”。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同樣是投人生產的舊價值，為什么生產資料的價值是被轉移到產品上，而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卻需要被再生產出來?馬克思對這種差別的解釋是:“生產資料的價值實際上沒有被消費，因而也不可能再生產出來。言下之意是勞動力商品的價值被消費掉了，因而才需要再生產出來。

事實上，馬克思在這里區別了兩種不同的生產消費，一種是對勞動力的消費，另一種是對生產資料的消費。馬克思認為，當資本家在商品市場上購買了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后，“就著手消費他購買的商品，勞動力;就是說，讓勞動力的承擔者，工人，通過自己的勞動來消費生產資料”。即馬克思認為:在生產中資本家對勞動力的消費必然會導致工人對生產資料的消費。但是這兩種消費的結果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會導致勞動力商品的價值被消費掉，而后者卻不會導致生產資料的價值被消費掉。然而關于為什么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在生產中被消費掉了，馬克思卻沒有給出進一步的解釋。因此，馬克思并沒有對勞動力商品的價值為什么不是轉移到產品上而是需要被重新創造出來，給出真正合理的解釋。

在我國比較有影響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對這一問題給出了不同的解釋。一種解釋是:“這部分資本(可變資本一引者注)的價值，在生產過程中不是轉移到新產品上去，因為資本家所支付的勞動力的價值，被工人用于購買生活資料而消費掉了。另一種解釋是:“變為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其價值在價值增殖過程中不是再現于新產品，而是再生產出來。因為購買勞動力的資本價值進人勞動者手中即轉化為他的收人，已被勞動者用于購買生活資料而消費掉，要由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再生產出新價值來補償這部分資本。這兩種解釋實際上認為:可變資本的價值在投人生產前就被工人的個人消費消滅掉了，或者說在生產中可變資本的價值是不存在的，當然也就不可能被轉移到新產品上。顯然，這種觀點對待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采取了雙重標準。因為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支付，也可以說被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用于購買生產或生活資料而消費掉了，但為什么生產資料的價值卻是轉移到新產品上的呢?實際上，資本家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支付，以及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所有者如何使用因出售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獲得的價值，不是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本質區別，因而也就不能成為解釋這種差別的理由。而且，這種解釋已經偏離了馬克思的解釋，二者的差別在于對勞動力商品的價值何時“被消費掉”的認識是不同的: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是在生產中被消費掉了，而這種解釋卻認為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是在勞動者的個人消費中就被消費掉了。筆者認為，這種解釋并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因為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會隨著勞動者個人消費的結束而消失，而是認為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是“物化”在勞動力上的。如馬克思說“就勞動力代表價值來說，它本身只代表在它身上物化的一定量的社會平均勞動”。在談到勞動力的日價值時，馬克思又說“假定平均每天所需要的這個商品量(用商品表示的生活資料的數量一引者注)包含6小時社會勞動，那末每天物化在勞動力中的就是半天的社會平均勞動”。

二、否認勞動力商品價值的轉移是與勞動價值論的內在邏輯相矛盾的

首先，否認勞動力商品價值的轉移，就會將勞動力商品與生產資料商品對立起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多次強調勞動力商品與其他商品的一致性，二者最大的差別在于勞動力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價值，即“它的使用價值本身具有成為價值源泉的特殊屬性”，而勞動力商品的價值與其他商品的價值并無本質的不同。如馬克思說“同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的”(著重號為筆者所加)。而且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價值一樣，它的價值在它進入流通以前就已確定，因為在勞動力的生產上已經耗費了一定量的社會勞動”(著重號為筆者所加)然而，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中這兩種本質上并無區別的舊價值，在生產中的運動方式卻是完全不同的:生產資料商品的價值是通過轉移到新產品中獲得補償，是一個連續的、流動的過程;而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卻需要被重新創造出來獲得補償，是一個間斷的、跳躍的過程。這種價值運動方式的不一致，事實上將勞動力商品與生產資料商品相對立起來。

其次，否認勞動力商品價值的轉移，就會在計算商品價值時遺漏了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從而偏離了勞動價值論耗費勞動決定價值的基本觀點。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由工人的具體勞動轉移的生產資料的舊價值(即。)，一部分是由工人的抽象勞動創造的新價值(即v+m )。雖然在馬克思所認為的商品價值構成(c+v十m)中包含了可變資本的價值v，但稍加分析就會發現，這個v與投人生產中的勞動力商品價值只是在量上相等，二者的內涵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在生產中由活勞動創造出來的新價值的一部分，而后者是凝結在勞動力上的舊價值。因此，無論是轉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還是新創造的價值，都沒有包含勞動力商品的價值。這樣，馬克思在商品的價值構成中就遺漏了可變資本的價值。如果我們用生產商品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考察，這種遺漏就更加明顯了。假設生產資料的價值c為10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勞動力商品的價值v為5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生產中投人的活勞動所代表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8小時。如果用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則產品的價值應為以上三者之和即10+5+8=23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是如果按照以上馬克思對商品價值構成的理解，產品的價值只包括轉移到產品上的生產資料的舊價值(10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和由活勞動新創造的價值(8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共計18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樣，馬克思就把5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代表的勞動力商品的價值遺漏掉了。這種遺漏不僅與用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的觀點相矛盾，也與馬克思的以下表述相對立:“只要使用價值是有目的地用來生產新的使用價值，制造被用掉的使用價值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就成為制造新的使用價值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 三、希法亭和羅松等人關于勞動力商品價值轉移的論述

西方經濟學家雖然沒有專門研究過勞動力商品價值的轉移問題，但是，在探討復雜勞動還原為簡單勞動問題(以下簡稱為還原問題)的過程中，希法亭、羅松和米克等人，事實上已經部分承認了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是轉移到新產品中的。

眾所周知，《資本論》第三卷出版后，庸俗經濟學家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發起了猖狂的攻擊，他的其中一個論點是:馬克思對還原問題的解答沒有經驗證據。希法亭正是在反駁龐巴維克這一論點的過程中，一方面對復雜勞動還原為簡單勞動的“社會過程”作了富有創見的說明，另一方面用獨特的方式闡述了他的勞動力價值轉移理論。希法亭認為，熟練工人可看成是非熟練工人加上一定的生產技術，而這個技術中物化有“廣義”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謂“廣義”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指:生產熟練工人生活必需品所需的勞動時間，加上教育培訓這個工人，使他掌握技術成為熟練工人所需的全部直接的和間接的勞動時間。希法亭進而認為，學校的教師、清潔工、學生所用課本的生產者甚至校車司機等勞動者的勞動，都對熟練工人勞動力價值的決定作出了貢獻。當這個熟練工人運用他所掌握的技術時，這些技術所包含的全部價值就逐漸轉移到產品中去。因此，熟練工人所生產的價值可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作為一個非熟練工人時所創造的價值;另一部分是他應用他所掌握的技術時所轉移的先前物化在技術中的價值。希法亭還認為，熟練工人的所轉移的物化在技術中的價值比他作為一個非熟練工人所創造的價值大得多。

羅松和米克對希法亭這一觀點基本都是贊同的。羅松指出，“一旦采用希法亭的方法，熟練勞動向非熟練勞動的還原，就可擺脫對工資水平的依賴和龐巴維克所批評的循環論證”同時，羅松對教育部門的勞動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教育部門作為一個非生產性行業雖然不創造剩余價值，但教育部門全體教職員工所進行的勞動，尤其是超出這些教職員工本身勞動力再生產所需要的剩余勞動，會物化在知識、技術之中，通過所培養出來的熟練勞動工人而創造出更大的價值。米克在研究復雜勞動向簡單勞動還原問題時指出:“馬克思顯然認為，訓練熟練勞動者所花費的勞動仿佛是蓄積在他個人身上的，當他從事實際工作時就表現出來了。”而且，米克認為熟練勞動的支出，正如希法亭所說的，“意味著同時凝結在其中的各種不同的簡單勞動的支出”。

希法亭和羅松的觀點也受到一些國內經濟學家的注意。朱鐘棣認為，希法亭和羅松解決還原問題的總體思路是正確的，但還需要進一步發展。他認為，希法亭和羅松的主要錯誤之處在于:‘他們認為物化在熟練工人技術中的勞動，只不過象物化在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中的勞動一樣，是一種舊價值的轉移，而不是一種新價值的創造’，朱鐘棣指出:“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勞動力新創造的價值是比勞動力本身的價值更大的價值。簡單勞動尚且如此，復雜勞動為什么不是?”筆者認為朱鐘棣的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根據希法亭和羅松的觀點，無論是簡單勞動力還是復雜勞動力都會生產出比勞動力自身價值更大的價值，只不過勞動力所生產的價值不全都是勞動者所創造的，而是勞動者創造和轉移的價值之和。其次，如果按照朱鐘棣所說的，復雜勞動力所生產的價值都是復雜勞動力所創造的，那么生產復雜勞動所耗費的勞動(如教育培訓勞動)形成的價值又到哪里去了呢?是消失了，還是根本沒有生產出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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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自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誕生一百多年來，人類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當代經濟生活并未超出勞動價值論涵蓋的范疇，反而為勞動價值論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應用空間。在當代中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不僅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基拙，而且是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的理論依據;不僅為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提供了重要指導，而且成為牢固樹立以人為本價值觀的思想源泉。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深刻闡釋了商品經濟的本質和運行規律，賦予了活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決定作用，并由此奠定了剩余價值論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在人類經濟學說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歷史地位，尤其是在當代中國飛速發展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了許多不同于馬克思時代的新情況和新特點，因此，有必要結合現實問題，加強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重要價值與當代意義的理解和認識。

一、在現代經濟條件下深化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認識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創立一百多年后，當代世界經濟結構和中國社會現實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如今，人類已經進人信息社會和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的提升特別是計算機的普及創造出新型的生產工具，使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發生了革命性變革，生產工具的發展使現代經濟呈現出全新的生產模式。

在這種新變化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超過了物質資本，人的勞動形態由此而發生了三個方面的改變:一是隨著現代高新技術的發展，人類生產由以體力勞動為主轉變為以腦力勞動為主;二是管理勞動在規模和作用上都有了大幅度提高，這種對生產進行科學組織與管理的勞動同樣是一種高級的腦力勞動;三是伴隨著現代科學技術和社會分工的發展，以第三產業為主的服務勞動在社會生產中占據了越來越大的比重，并逐漸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在社會產品中，活勞動所占的比重越來越低，物化勞動的比重卻逐漸增加。知識、信息、科技等日益成為獨立的生產要素，發揮著重要作用。總之，與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的時代相比，現代勞動的內涵與形態所出現的巨大變化引發了人們對勞動價值論的種種疑問，為此，只有對現代勞動形態下勞動創造價值的機理以及資本、管理、技術等生產要素與勞動創造價值的關系作出深人分析，才能從根本上消除人們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誤解。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核心思想是活勞動創造價值。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活勞動是指在生產過程中勞動者體力和腦力的支出，而物化勞動則是指包含在過去勞動中的各種各樣的生產資料。馬克思認為，在價值形成的過程中，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其他生產要素不創造價值，作為生產要素的物化勞動只能依靠活的具體勞動轉移價值，其本身并不增加價值量。而且，這些物化勞動在轉移自身價值時，也需要通過具體勞動來實現。盡管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優化了資本的有機構成，促使不變資本在產品中的比重大幅上升，但是，科學技術并不創造價值，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是人類活勞動的結果，而不是人類活勞動本身，因此，它自身并不能創造價值。在商品生產中，新技術和新知識進入勞動過程，但不進人價值形成和價值增值過程。也就是說，不是新技術、新知識本身在創造價值，而是掌握和運用了新技術、新知識的勞動者把人類的簡單勞動變成了復雜勞動，而復雜勞動是自乘的或倍加的簡單勞動，在相同的時間內可以創造更多的價值。總之，勞動創造價值的形態發生變化并不意味著勞動創造價值的本質發生變化，因為勞動價值形態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勞動創造性的提高，而不是非勞動生產要素也開始創造價值。

在當今社會，知識經濟越發展，人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就越大，因為具有更高創造性的科技勞動必然能夠創造更高的價值。目前，世界各國及地區均日益加大了對各種高素質人才引進的力度，其原因就在于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由此也印證了馬克思關于活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理論的科學性。

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當代意義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誕生一百多年來，人類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當代的經濟生活并未超出勞動價值論涵蓋的范疇，反而為勞動價值論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應用空間。勞動價值論在中國建設現代化國家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在以下四個方面顯示著其當代意義:

(一)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在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上，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闡述了價值來源于勞動的科學理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所揭示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不僅適用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且適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勞動價值論所闡述的商品經濟規律與規則為商品生產與經營制定了行為準則。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是社會分工和產品的私人勞動性，商品生產者要想獲得生存與發展，必須使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就要求生產者努力去改進技術，逐漸縮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在增加產品數量的同時提高產品質量。此外，勞動價值論還揭示了商品經濟的根源，只要人類社會還存在著社會分工，存在著各個企業自身的利益，就一定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這使社會經濟自然地發展成為一種商品經濟。如果按照價值轉化為價格的理論，商品的價值要轉化為價格就必須依靠市場，即價值只有在商品流通的過程中才能實現。因此，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努力建設有序的市場環境，對于企業的正常生產和運營以及商品經濟的健康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要求各種商品生產和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遵循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而一個有序的市場環境至少應當具備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在商品交換中充分體現價值規律，嚴格實行等價交換的原則;二是要擁有比較完善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并建立比較完備的市場體系。因此，為了又好又快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必須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指導下，嚴格依據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實踐中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二)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的理論依據

馬克思指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的，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成正比，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而超額價值則與勞動生產力成正比。由于“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起了自乘的勞動的作用，或者說，在同樣的時間內，它所創造的價值比同樣社會平均勞動要多，因此，企業為了獲得更大的生產利潤，必然要不斷地改進生產技術，加強勞動管理，提高生產效率，從而獲得超額的價值。所以，生產者在經濟活動中會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巨大效用。

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盡管是以簡單勞動作為其研究商品價值的基本勞動形態，但馬克思對含有科學技術因素的復雜勞動也作出了深人研究和充分肯定。馬克思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過程中的獨立要素，與生產力中的各個要素密切相關。同時，他在闡述商品價值量的決定因素時指出:“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可以說，在決定勞動生產力的諸多因素中，許多都直接或間接地與科學技術相關。由于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是一種具有激烈市場競爭的經營活動，面對各種各樣的生存與發展壓力，商品生產者必須在生產中積極追求科技進步，提升產品的科技含量，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武裝勞動者，以提高他們的勞動技能，同時努力改進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水平，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總之，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復雜勞動在社會總勞動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如果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指導下，大多數商品生產者在生產和社會活動中努力提高科技意識，就會帶動整個國家的科技進步，并促進全社會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

(三)合理調整收人分配關系的指導思想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收人分配制度是由生產關系的性質所決定的，而勞動價值論不是形成收人分配制度的直接依據。一些研究者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支撐來探討收人分配問題，實際上是混淆了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的關系，但這并不意味著價值分配與價值生產沒有任何關系。按照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觀點，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盡管物化勞動是創造價值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但它們在勞動過程中只能轉移自身的價值，并不能直接形成新的價值。因此，在建立一定的收人分配制度時，應當充分尊重和維護創造價值的勞動者的權益，勞動者不僅應當通過勞動的付出來獲得必要的產品，而且還應當名正言順地參與其他產品利潤的分配。

當前，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勞動形態與價值的形成均發生了深刻變化，科技勞動、管理勞動、服務勞動早已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體力勞動的范疇，在社會生產中占據了越來越大的比重，并逐漸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在這種現實情況下，按勞分配依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分配原則，但是，按生產要素分配也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所公認的分配原則，因此，在中國目前所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必須把兩種分配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制定與調整分配政策的重心應當始終放在尊重和維護勞動者的整體利益上。然而，某些地方政府為了調動生產要素所有者的投資積極性，過分傾向于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造成了勞動收人與非勞動收人的嚴重失調，擴大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收人的差距，加劇了貧富分化。為此，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為指導，深人分析和解決這些問題，讓人民群眾充分認識到勞動在生產中的主導作用，親身體會到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在實際分配中理順勞動收人與非勞動收人的關系，既貫徹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原則，又允許生產要素按貢獻大小來參與分配，適當調整高薪階層的收人，積極擴大中等階層的收人，大幅度提高低保階層的收入。這樣才能充分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化解社會矛盾，協調各社會階層之間的關系，從而真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四)牢固樹立以人為本價值觀的思想源泉

篇4

【關鍵詞】價值悖論 勞動價值論 邊際效用邊際效用學派 價值 使用價值

一、水與鉆石悖論的提出和相關學派對此問題的看法

（一）水與鉆石悖論是古典經濟學上的經典案例

水與鉆石悖論，又稱價值悖論，為古典經濟學的經典案例，雖然此問題并非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其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提最早提出，但正是他提出后，此悖論成為經濟學界的一段公案。斯密在書中說到：“沒什么東西比水更有用；能用它交換的貨物卻非常有限；很少的東西就可以換到水。相反，鉆石沒有什么用處，但可以用它換來大量的貨品”。(1)

具體到水與鉆石悖論上，按照斯密的理論，水對人的意義是舉足輕重的，人的生命都依靠水來維持，而反觀鉆石，則屬于奢侈品，人離開鉆石一樣能很好生活，并非必備品，因此說鉆石基本沒有什么用處。然而現實情況是，水的“價值”很低，有些地方甚至是免費的，而鉆石的“價值”非常高，有些甚至價值連城。可見斯密概念中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在應對某一物品上，可能會出現很大的差異，即有很高使用價值的一些物品沒有或僅有很低的交換價值，而有很高交換價值的一些物品可能幾乎沒有什么使用價值。這一矛盾，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家來看，困擾了邊際效用學派興起前的古典經濟學家長達百年之久。

（二）其他古典經濟學家對此問題的直接或間接的解答

在政治經濟學之前，斯密和李嘉圖都用了勞動價值論來衡量商品的交換價值，即商品交換價值的大小取決于其生產耗費的勞動量。其中李嘉圖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將商品分為兩類，一類是勞動不能大規模增加其數量的商品，另一類是勞動可以無限增加其數量的商品。他認為前類商品“有罕見的雕像和圖畫，稀有的書籍和古錢，以及只能在數量極為有限的土壤上種植的葡萄所釀制的特殊葡萄酒等，這類商品的價值單只由它們的稀少性決定，只隨希望得到它們的人不斷變動的財富和嗜好一同變動。”(2)可見李嘉圖也間接為水與鉆石悖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鉆石由很強的稀少性，追逐的人多了，因此價值也就上升了，并非完全由生產鉆石的勞動量來決定。

然而古典經濟學家們對此解答仍然不太滿意，他們不知道為何會出現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嚴重分離，認為僅僅用稀少性不能很好解決這一矛盾。他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決定了商品的交換價值，即“是因為人們潛入水中費力將珍珠取出，所以珍珠才有價值（即交換價值取決于人勞動），還是因為珍珠有價值，人們才潛入水中尋找珍珠？（即交換價值取決于其對人類的效用的滿足）”。

古典經濟學家薩伊反對斯密和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學說，他認為價格也即價值，取決于供求本身，而不是勞動量。水和鉆石交換價值的巨大差異也即是其各自供求的巨大差異所導致的。當然，薩伊的解答也沒有令后世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界感到滿意，之后的古典經濟學家西尼爾和約翰穆勒也同樣如此，直到邊際效用學派的興起。

（三）邊際效用學派對此問題的解答

在當下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界，對邊際革命十分推崇，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即他們認為邊際效用學派很好的解決了水和鉆石悖論，使得百年的古典經濟學悖論得以化解。

邊際學派中，無論是以重視心理分析方法來建立其理論體系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門格爾和龐巴維克，還是以數學方法進行論證的英國經濟學家杰文斯和瑞士洛桑學派經濟學家瓦爾拉斯與帕累托，他們雖然所用的方法不同，然其邊際分析的本質是不變的。他們認為產品的價值取決于人們購買最后一單位該產品所產生的效用，即最后單位的效用決定產品的價值和價格。

回到水和鉆石悖論的問題本身來說，邊際學派認為水的價值取決于人們消費最后單位的水的價值，也即邊際價值。水無疑有很大的總效用，人類離開水將無法生存，然而水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擁有量是很大的，而維持人生存的必要需水量是有限的，因此人們在滿足必要用水后，還有很多多余的水量，可以滿足人類次一點的需求，如牲畜飲水和農田灌溉，如果還有多余水量，則可以滿足人類再次要的需求，如洗菜做飯，沖洗衣物等等，如果還有富余的水，將會滿足人類更次要的需求，如游泳池，人工噴泉等等，以此類推，如果該地區的水量足夠大，則使得人類的需求得以滿足到飽和狀態。在此情況下，人們消費最后一單位水的邊際效用為零，那么水的價值或價格也將為零。反觀鉆石，鉆石又稱金剛石，在地球上十分稀少，南非一鉆石礦的開采報告稱，每噸原礦中平均只能開采到不到一克拉的鉆石，其數量遠非水可以比擬，導致了人們消費鉆石最后一單位的邊際效用非常大，因此鉆石的價值或價格十分昂貴。如果改變條件，比如說處于沙漠這樣的極端情況下，幾乎沒有水源，因此身上僅攜帶的一瓶水的效用將會非常大，因為其僅僅只能滿足生存的需要，根本不可能去想什么灌溉農作物，洗菜做飯，沖洗臟物等等其他次要用途，因此，在此極端情況下，人們消費最后一單位水的邊際效用將會非常巨大，遠遠大于鉆石的效用，這一類極端的例子也是存在的。

因此，邊際學派自認為其給出了古典經濟學水和鉆石悖論的最終解答。這一邊際分析方法隨即被廣泛運用在經濟分析中，被不少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們認為是開創了經濟學說史的新局面，是古典經濟學的終結，經濟學自有了廣泛的邊際分析法后，從此進入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時代。

（四）當代部分經濟學者對邊際學派解釋的批評

對某一經濟學派解釋力和預測力的批評自古有之，如同勞動價值論一樣，以邊際分析法來解釋水和鉆石悖論，并非得到了所有經濟學者的贊同。

當今一些學者認為斯密的這一所謂悖論完全是自找的麻煩，實際上根本不是什么悖論。他們認為，首先，邊際學派把計量單位不同之物等量齊觀，用所謂的消費最后一單位的邊際效用來偷換兩者屬于不同性質的概念。水的計量體積單位是毫升，升，立方米，同樣也有計量水質量的，如千克，噸等；而鉆石的計量單位僅限于毫克，克，克拉等重量單位，一般較少以體積來計量。這里就需要明確，消費最后一單位水，單位是什么，用什么來統一，可以假定都是一克的水和一克的鉆石，自然在一般情況下，一克鉆石遠遠昂貴于一克水，但是，如果消費最后一單位水不是克，而是千萬噸呢？要知道地球上水的總質量是鉆石的總質量所無法比擬的，那也就不見得一千萬噸的水會比一克拉的鉆石價格便宜了。其次，斯密把使用價值賦予了一個無交換價值的自然物品。雖然說由于環境污染，當下很多自然水已無法直接飲用，但在斯密當時，工業并不發達，水源污染少，可以說水對于人類得需求而言是充分飽和的。而鉆石雖然偶爾能在露天拾到，然最主要獲取鉆石的途徑依然是大規模開礦，故而兩者的對比是十分困難的。

二、以政治經濟學正確理解該悖論的內涵

（一）價格不是價值，生產費用論也并不構成價值本身

在當下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價值（VALUE）和價格（PRICE）并無政治經濟學下的明確概念區分。實際上，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市場價格是解釋價值最好的工具，即因該商品市場價格高，故而價值也高，同理價值高的商品必然有很高的市場價格。在完全競爭市場的一般均衡下，無論是商品市場還是服務市場，無論是勞動力市場還是資本市場，無論是租金市場還是智慧市場（包含企業家才能與創新才能），皆能實現穩定且均衡的價格和數量，因此，這一價格也好，價值也罷，即為完美市場經濟下的一般均衡價格。對此一般均衡價格，絕大部分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這就是內在完美的價值。

而根據政治經濟學，價值和價格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價格是對現實運行的經濟或抽象經濟中商品的交換比率，在長期穩定下，市場價格表現為市場均衡價格。而價值是解釋市場均衡價格為何會是這一價格的，這不是簡單的同義重復，而是對所以然的解釋。即為何市場上不同商品的價格會不同，價格背后的本質是什么。因此，不能以市場本身來解釋不同商品價格的不同。以人經濟活動為依托的商品價值的本質，只能由人的勞動來解釋，是人類辛勤的勞動構成了商品價值的本質。

（二）計量不同的商品何以有一樣的計價體系

部分經濟學家認為不同的商品之間很難統一單位，也即很難比較出每單位的邊際效用的大小，似乎這一點能構成對邊際學派攻擊的重傷。

然而，情況并非如此。在當下的現實生活中，自來水也罷，瓶裝礦泉水也好，都是人們天天必備的生活必需品，離開了就幾乎不可能生存，而鉆石屬于奢侈品，能用鉆石作為裝飾品的人十分稀少，擁有哪怕是幾克拉鉆石，皆被認為是擁有較大財富，屬于上流階層的一個標志。因此，水和鉆石不能因為計量方法的不同就武斷下此結論。如果單位不同不可比較，那么幾乎任何兩個商品皆難以比較了，甚至是面包和蛋糕這樣非常相近的商品。可見，說“不見得一千萬噸的水會比一克拉的鉆石便宜了”，這無疑是很不負責任的說法。

在當今社會中，特別是城鎮中，水皆有其市場標價，當然鉆石無疑有其市場標價了，在中國，一般居民消費一年的自來水用量，不過千元，而這遠不及購買一克拉鉆石的花費，且每個居民皆對自來水的消費比較隨便而對夠買鉆石卻十分謹慎，非高收入者不能買。請問持這一觀點的經濟學家何以忽視這一明顯的社會經濟現實？如果以各自商品的計量單位不同，所以價值就不可比，那么市場經濟下的廣泛價格體系還有何意義？

（三）正確理解該悖論的重要意義

筆者認為，水和鉆石的悖論，意義重大。其揭示了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和人類改造自己的客觀世界的重大意義，以及經濟交換所具有的重要特點。

水誠然是人類最重要的物品，然而并不一定構成商品的必要條件，只是在當下社會，人們逐漸在大城市居住，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使得水質污染成為不可避免的現實，因此才出現自來水廠與水質凈化設施等等。這里就涉及到最關鍵的一點，即價值由什么來衡量，這么多種類的不同商品的本質是什么。商品固然有效用，不是商品的東西，對很多對人也是有效用的。比如最常見的，含有氧氣的空氣，對于每個人而言，空氣和水都是必不可少的，雖然全球大部分地區的水已經成為了商品，但絕大部分地區的空氣還不是商品。當然，空氣商品的例子也是有的，在日本的超市中，有富士山附近的新鮮空氣出售，該商品滿足客人需求的出發點在于，當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造成了嚴重的空氣污染，新鮮空氣成為了大城市生活之人所無法就地獲得的物品，因此，特殊的富士山空氣出售到大城市就有能滿足人們需要的可能，在這種極其特殊的意義下，空氣也成為了一種商品。

在政治經濟學中，使用價值是物品能滿足人類需要的客觀屬性，對人類有使用價值的物品，不一定有價值，價值的產生源于勞動，勞動是物品能成為商品的最關鍵因素。同時，價值與商品也依托于市場經濟。在原始的物物交換下，交換比例取決于交換者勞動量和勞動強度，但在資本出現后的資本社會，各方所有權者皆參與總價值的分配，但價值在各所有者中的分配并不能說明價值的本源就不是唯一由辛勤勞動所創造的。因此該悖論對于政治經濟學而言，重要意義在于明確價值的內涵與外延，反擊以主觀效用和客觀生產費用論來決定價值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正確解釋價值規律和其所依托的市場經濟規律。

三、政治經濟學對該悖論的有效解釋

（一）水與鉆石的使用價值與價值

水誠然有對人類生存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水對于人類而言固然是有使用價值的，即能滿足人類的需要。鉆石對于人類而言，同樣是有使用價值的，斯密所謂的對人類幾乎沒有什么作用的說法，筆者認為僅僅只是對于人類的生理必備需求而言的，誠然鉆石對于人類的生存而言是可有可無的，然而不能說鉆石就沒有使用價值，鉆石不僅可以作為裝飾品與奢侈消費品，在工業化發達的今天，由于鉆石的堅硬性質，其還能作為非常好的鉆探探頭，不僅鉆探力量大，且耐磨不易損，這也是鉆石使用價值的表現。筆者認為以武斷的方式判斷水和鉆石的使用價值誰大誰小，是不妥的，他們都是對于人類而言有使用價值的物品。正如古語所謂，尺有所長，寸有所短，絕非如斯密所言的“鉆石沒有什么用處”。

價值是以市場交換為前提的，而價值的本質在于商品中所凝結的無差別人類勞動，故而應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水的價值和鉆石的價值。

先看水的價值。水在人類歷史的絕大多數時間里并不是用于交換的商品。那時水質沒有污染，水源也是干凈的，可以直接飲用。其勞動僅限于取水的勞動，各家各戶取水的勞動也沒有用于勞務交換，可以說屬于個人勞動，并非社會勞動，水這種東西在當時幾乎只有使用價值而無市場意義上的交換價值與價值。主要的變化是在社會進入了工業化發展時期和城市化發展時期，由于工業的污水排放，水質和水源皆出現了污染，直接取的水無法滿足人類的正常生理需要，因此才產生了自來水廠及其中的凈化水措施，乃至于修筑水庫與引水渠工程。因此水的這一商品化趨勢更明顯地發生在中大城鎮中，而在偏遠且水源豐富的農村，只要水源沒有受到工業或其他污染，水都不是商品，皆不存在價值。在城市，水雖然成為了商品，但自來水公司的供水效率比較高，凈化自來水與處理污水的能力也非常強大，輔之于當下桶裝飲用水的產業化生產，效率進一步提高。對于民眾而言，生產水的效率非常高，注定了即使水成為了商品，幾乎人人都可以消費。極端情況下，比如在沙漠上或因嚴重污染而無干凈水源的地方，水的價格非常昂貴，水的昂貴并非是缺水的緣故，一定是生產干凈飲用水的效率非常低下的原因。正如我國經濟學家譚立東先生所說的那樣，在沙漠地區，實際不是完全沒有水的，甚至很多沙漠地區反而有十分豐富的地下水，但在沙漠，取水的效率很低，因此水的價值非常高。如果在沙漠里如果可以發明大規模的取水設備時，可以預見，水的價值會大幅度下降。

那么現在來看鉆石的價值，鉆石作為一種稀有結晶體，在地球上分布十分稀少，開采難度更是十分巨大。從最初的地質勘探到最后的進入消費者環節，鉆石產業有六大環節，即勘探、開采、分選、加工、分級、銷售。勘探是尋找可供開采，鉆石礦豐富的原礦；開采即為開采原石；分選即對開采出的原石進行分類篩選；加工即對篩選出來的鉆石進行打磨加工；分級即對加工好的鉆石，根據其品相進行分級定價；最后進入市場的銷售環節。根據業內人士推斷，一噸鉆石原礦也無法提煉出一克拉的鉆石，而生產一克拉的鉆石需要經過200多萬勞動者的辛苦勞動，可見因其所蘊含人類無差別的勞動十分繁重，且該產業鏈的難度大，生產效率也低，因此其價值非常昂貴。即使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鉆石的生產效率一直難以提升。今天的鉆石主產地南非，即使采用了最先進的挖掘開采與分選機械，其效率依然不高。此外鉆石不僅有奢侈品的特征，還是很重要的工業品，隨著工業化的大發展，鉆探的需求日益增大，鉆石作為最佳鉆頭的材料無法滿足人類對鉆頭的廣泛需求，隨之產生了各種鉆石替代品，部分替代品甚至成為了比鉆石價格略微低的奢侈品，比如合成碳硅石與瑞士鉆石。

（二）邊際效用學派與馬歇爾解釋解釋的嚴重錯誤

著名經濟學家，經濟學說史上第二次綜合的完成者馬歇爾在其著作《經濟學原理》中，關于市場均衡價格的論述如下：“價值這個名詞是相對的，表示在某一地點和時間的兩樣東西之間的關系。用貨幣表示它們的價值，并稱這樣表示的每樣東西的價值為價格”(3)這一論述已經表明馬歇爾將價格與價值相混淆。隨后，馬歇爾將均衡價格理論決定于供給與需求，即他所言的“一把剪刀的兩個刀鋒”。其需求理論正是建立在邊際學派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上的，而其供給理論，是建立在生產費用理論的。

實際上，邊際效用學派對該悖論的解釋也是邊際效用論與生產費用論的結合，只是邊際學派將供給一方盡量簡化，僅僅簡化為水的供給量大，鉆石的供給量小，而突出需求一方，而馬歇爾用古典經濟學的生產費用論解釋了供給一方對均衡價格的影響，僅此而已。因此，兩者對該問題解釋的本質是一致的。

邊際學派也好，馬歇爾也罷，回避價值的本質，以市場自證市場，又將市場的地位近乎神話，將經濟學引入一種主觀決定論與市場存在即有效正確之論。邊際效用說掩蓋了價值決定的本質，雖然說以邊際效用說解釋價值有其西方主流經濟學界意識形態的因素，然而這一影響卻使得自邊際學派興起后的西方主流基礎理論經濟學，特別是價值論，長期停留在130年前的老認識上。

邊際學派所描述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客觀存在于消費者的選擇和心理感受上的，人們購買的某種商品不會過度，更不會不惜超過飽和狀態；社會上錢相對少的窮人必然將錢用在維持其生存最重要的基本方面，隨著工資的增加，工人才能逐步實現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直到較高的工資實現勞動力的擴大再生產。然而，主觀的邊際效用論并非是市場上商品價值的源泉，主觀有很強的隨意性、盲目性和趨從性，主觀評價也會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干擾。此外，邊際學派聲稱的飽和狀態，即一個人有錢到所有商品皆能到其邊際效用為零的程度，即為人類的終極美好狀態，但是130年過去了，我們看到的是，社會無論貧富，不僅沒有任何一個人能達到總效用的飽和狀態，反而是不幸福之感越發強烈。可以說人類存在邊際效用理論所描述的現象，然而這并不能說明價值就由其來決定。

四、結束語

自1870年邊際效用學派的興起來算，至今過去130多年時間了，這一所謂價值悖論的“邊際佳話”也成為了經濟學說史上的經典案例。然而時至今日，對這一經典案例的解釋依然停留在漏洞百出的邊際效用價值論和生產費用論共證價值上，這無疑是一種以市場自證市場的循環論證，不能說明任何問題。

自邊際學派后的130多年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而言，任何一家學說決不能不拜邊際效用學派這個碼頭。西方主流經濟學微觀部分也以此為基礎，宏觀經濟學部分，無論是新舊凱恩斯主義者還是新自由主義者，皆有邊際效用和邊際分析那只看不見的手在掌控這些經濟學家們的思維模式。由于邊際分析法在經濟學界大行其道，使得很多其他十分有潛力又深刻的經濟分析法無法施展自己應該有的空間，如分工理論和再生產理論。筆者對于經濟學界視邊際效用論為唯一價值依據，分析分析發為最主要分析手段的現實狀況表示惋惜。

反觀勞動價值論，其嚴格區分了價值和使用價值，生產的物質條件與生產的社會條件，很好的解釋清楚了水和鉆石悖論的內涵與外延，以此強有力反擊了邊際效用價值說的主管先驗與隨意性，這一解釋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由于西方主流經濟學在意識形態上對勞動價值論的排斥，使得其不顧邊際效用理論的嚴重問題，執意堅持這樣的觀點。

水和鉆石爭議以邊際效用說的“解決”后，理論經濟學在思想空間上不是更開闊，而是更狹窄，其分析工具不是更多樣，而是更單調，近六十年來，經濟學的創新也僅僅主要集中在應用經濟學的層面上，理論經濟學的創新陷于枯竭，讓人感到非常的痛惜。筆者真誠希望有志于學習研究經濟學的同仁們，能進一步打開自己的思維空間，以更遠的角度和更高的深度來理解經濟學，開創一條理論經濟學分析方法，思維模式的新思路，發揚如勞動價值論、分工理論和再生產理論這些古典經濟學的閃光篇章。

注 釋

(1)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24頁

(2)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8頁

(3)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下卷，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81頁

參考文獻

[1]（奧）龐巴維克：《資本實證論》，商務印書館，1964

[2]姚開建主編《經濟學說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美）斯坦利L.布魯著《經濟思想史》，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

篇5

關鍵詞：；勞動價值論；挑戰；意義

1 勞動價值論的理論源泉及主要內容

1.1 勞動價值論的理論源泉

經濟學創始人威廉?配第在 1662 年的《賦稅論》中提出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時間決定的觀點，這是首次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由流通轉向了生產。威廉?配第覺得，勞動是體現價值的根源，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了價值，且區分了“政治價格”、“自然價格”、“真正的市場價格”。此外，他還初步的提出了勞動的復雜性與簡單性兩者之間的關系問題，雖然他提出的勞動價值論的觀點沒有形成體系，但是卻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形成了勞動價值論的雛形。亞當?斯密對勞動價值論進行了補充，于1776 年發表了聞名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闡述了勞動價值理論，并對其發展做了一定的貢獻。他提出“應當注意，價值一詞有兩個不同的意義。它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對它種物品的購買力。前者可叫做使用價值，后者可叫做交換價值。”亞當?斯密認為勞動工資、土地資本和資本利潤構成了商品的真實價格，科學勞動價值論的產生以亞當?斯密的生產勞動創造價值的論斷為基礎。

大衛?李嘉圖進一步發展了亞當?斯密的價值理論，他提了由活勞動和物化勞動共同形成商品價值，但物化勞動只是轉移自身價值并不創造價值的觀點。大衛?李嘉圖比威廉?配第和亞當?斯密更加堅定地堅持了勞動是“唯一原則”的觀點。他批判地繼承了斯密的觀點，同時根據勞動價值論對斯密、薩伊等人關于非勞動價值論的錯誤觀點進行批判。提出了自己的獨特的觀點，對勞動價值論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1.2 勞動價值論的主要內容

馬克思認為生產勞動具有二重性，即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具體勞動是指生產某種使用價值進行的特定的生產活動，它體現了包含在生產資料和原材料中原有價值向新商品中的轉移，并創造出不同質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是指撇開各種具體形式的一般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由于勞動二重性的發現，才解開了物所掩蓋的社會生產關系，徹底揭示出了商品經濟的矛盾，更為重要的是揭示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

在勞動二重性的基礎上，馬克思明確闡述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者的對立與統一的關系，他提出，商品具有的使用價值和價值都是二重屬性，使用價值是指商品能夠滿足人們日常生活需要，這是商品的自然屬性。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這是商品的社會屬性，屬于歷史的范疇。馬克思認為，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所固有的基本規律，價格除了受價值決定，還要受到供求關系等多種因素的影響。這一規律使得生產者必須盡量縮短自己的生產時間，使得自己的生產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只有這樣，生產者才能獲得效益，否則只能因效率低下被社會淘汰。這就讓整個社會的效率得到了提高，從而提高了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益，引領社會前進。

2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面臨的挑戰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2.1 以物質產品生產為中心而將大部分服務業部門排除在外的勞動價值論受到了經濟現實的挑戰。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建立在工農業生產的基礎之上，并圍繞著物質產品生產過程而展開的，與物質產品生產沒有直接聯系的服務業部門基本上被排除在價值創造的考察范圍之外。但是，與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產生的歷史條件相比，現代經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現代產業結構中，服務業的比重不斷上升，發達國家出現了經濟服務化趨勢，服務業的生產和就業在整個經濟和社會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以物質產品生產為中心而將大部分服務業部門排除在外的勞動價值論受到了經濟現實的挑戰，深化對服務勞動與價值創造過程的認識，成為實踐發展的客觀要求。

2.2 科技革命引起的勞動形式和價值創造方式的變化對勞動價值論提出了新的挑戰。

馬克思建立勞動價值論所依據的生產方式是工業機器大生產，活勞動在運用生產資料生產物質產品的過程中創造新的價值，生產資料則在勞動過程中實現價值轉移，活勞動與物化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流程很清晰。但是，現代科技革命大大地提高了生產過程的自動化程度，出現了無人車間以至無人工廠，活勞動的耗費降低到最小程度，而物質財富及其體現的價值量卻成十倍成百倍地增長，其中科技成果和專利技術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3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當代意義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誕生于19 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盡管歷史的車輪已經向前滾動了一百多年，具體的歷史條件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當今社會經濟的發展仍然是圍繞著勞動價值論而進行的，并沒有超出這一范疇，那么，研究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就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在我國的建設中，勞動價值論依然發揮著很重要的作用。第一方面，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是對人道主義的堅持。馬克思在勞動價值論闡述了單一按勞分配的正義性和合理性，他認為要充分保證勞動者的權益，這樣在一定程度上是勞動主體得到解放。在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繼續堅持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有助于保證勞動者的權益。目前，拖欠勞動者工資、勞動者休息權不能得到有效保證等現象比較普遍，繼承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體現的人道主義精神有助于減少這種情況，至少用人單位能夠意識到不能侵害勞動者的基本權益，這樣，反過來也能夠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對于勞動者技能的提高也大有裨益。第二方面，堅持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是將收入分配關系合理化的指導思想。依據馬克思的觀點，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了收入分配的制度，而勞動價值論不能成為分配制度的依據。依照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觀點，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根源，物化勞動在勞動過程中能轉移自身的價值，但是并不能直接形成新的價值。所以，在建立一定的收入分配制度時，首先應當充分考慮的是尊重和保護勞動者的權益。

4 總結

以人為本不僅是一種治國方略，更是一種管理方式和理念，在企業管理過程中要時刻注重勞動者的主體地位，重視員工的需要，激發員工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保障員工的權益，實現員工與企業共同發展，共同進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今天，繼續延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精神，對于今天“以人為本”的堅持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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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論文摘要〕按資本、技術、管理、勞動等要素分配，為家庭企業改革分配制度、吸引和留住人才提供了依據。當代企業之間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缺乏人才是家族企業最大的軟肋。作為股權主要為單純家族成員所有，其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大多結合在一起的家族企業，只有從戰略的高度建立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機制，才能做大、做強、做長久。因此，必須以改革單一按資分配方式為按資分配與按其他要素分配相結合方式為突破口，促進家族企業實現股權結構與企業管理的社會化，以實現家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人類社會誕生最早的企業形式就是家族企業。現代社會雖然以社會企業為主流形式，但是，因家族企業很容易建立和家族成員有著共同的目標而可以做到精誠團結、不斤斤計較，使管理成本大大降低，所以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處在生產力層次復雜、總水平還比較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家族企業只要能夠跟上時代的步伐，吸引并且留住人才，提高技術和管理水平，開門辦企業、誠信辦企業，主動融入社會并利用社會資源，那么中國家族企業同樣可以做大、做強、做長久。然而現實的問題是中國的家族企業難以做大而且普遍短命。據甘德安等研究，中國的家族企業擁有千萬元規模以下者平均壽命僅3-5年，億元以下者不過10年，眾多家族企業在其鼎盛時期即為其破產之時(2002年)。筆者以為，中國家族企業管理與技術水平普遍偏低，是因為缺乏各類專業人才，必須實施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一整套人才戰略。實施這一戰略則要以建立科學的分配制度為突破口。黨的十六大提出的按資本、技術、管理、勞動等要素分配的思想不僅為國有企業建立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嶄新分配制度提出了指導思想，而且也為家族企業改革分配制度，吸引和留住人才從而全面提高管理水平指明了方向。

一、家族企業實施按資分配與按其他要素分配相結合制度的必要性

企業是創造利潤的經濟實體，無論誰投資企業都要獲得利潤。在有多個投資者哪怕僅為家族成員的企業里，“親兄弟明算賬”的傳統文化思想必然促使每個出資人都要求公平地獲得企業利潤，如果某出資人感覺利益以及與利益相關的權利分配不公，那么他的投資或者經營管理的積極性必然會受到挫傷，甚至會抽出資金另起爐灶。中國的家族企業由于分配制度缺陷引起普遍壽命不長的現象十分普遍。浙江省以家族企業為主的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僅為7年，該省1988年前注冊的以家族企業為主的民營企業共7260家，到2006年僅剩1078家;該省1989年注冊的以家族企業為主的民營企業1035家，到2006年僅剩351家;該省擁有18年以上歷史的民營企業僅占民營企業總數的0.355%，有20年以上歷史者幾乎找不到。在市場環境遠不如東南沿海省份的我國中西部廣大地區的家族企業的發展則更為艱難。

研究者大都認為家族企業短命的主要原因:一是家族企業所涉及的領域以傳統制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普遍存在企業規模偏小、生產設備簡陋、技術含量低、競爭能力弱的劣勢。由于企業做不大、做不強，即使在擁有一定技術優勢的浙江家族企業中，研發投人占銷售收入的比重還不到0.3 %。二是許多家族企業趕時髦地走上了改制的道路。浙江省的家族企業就有75%以上掛上了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牌子，甚至有少數企業改制上市。但是這些企業壓根兒不想放棄家族對企業的控制權，不愿意按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改革舊的企業運行機制，所以企業即使做大了也做不強、做不長久。在這些企業里從董事長到總經理，直至管人事、營銷、財務等所有要害部門都由家族人員把持著，難以獲得股權的非家族成員的經理人和企業職工必然缺乏積極性，勞資矛盾還會加劇。如果當初創業時的幾個人到股份公司成立后還是由他們控制著管理權，其管理方式依然是集決策權、經營權和管理權于一體的高度集中方式，維系企業生存發展的主要紐帶還是血緣關系而非契約關系，那么企業短命的結局則是必然的。因此家族企業要獲得可持續發展，必然的途徑是加大技術投人和加快實質性改制步伐。

筆者十分贊同研究者們已有的分析，筆者的新認識是股份公司也不能固守傳統的管理模式不變，其各種管理制度，特別是分配制度應該與時俱進地改革。今天的時代被稱為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的競爭最終表現為人才的競爭，企業獲得的利潤不僅是資本而且是技術、管理、勞動以及社會宏觀經濟環境創造的，家族企業必須改革單一的按資分配為按資分配與按其他要素相結合的分配方式。其實，在競爭日益激烈的條件下，經營管理者的勞動越來越成為企業獲得利潤的決定因素，因此當代西方的許多大公司的經理人員不僅擁有高額工資而且享有數以百萬股計的被稱為“金手銬”的股權激勵，許多總經理或者CEO最終成了本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為了調動職工的生產積極性，有些公司還實施了職工持股制度。顯然西方現代大公司已經不再實施單一的按資分配制度了，而是將按資分配與按其他要素分配結合起來，正是由于與時俱進地改革了分配制度與其他管理制度，洛克菲勒、松下電器等家族公司才能做成為大型跨國公司而且長盛不衰。中國的家族企業雖然多為中小公司，但是要想做大、做強、做長久，也必須從建立按資分配與按其他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嶄新分配制度做起。其必要性在于:

其一，家族成員一般都在企業里擔任著不同的決策、經營、管理等職務，他們承擔的責任不相同，不僅應該有工資水平的差別，而且應該根據各人的不同貢獻分配企業的利潤，充分尊重人力資本的價值。按不同貢獻公平地分配才能把大家長久地團結在一起，再加上有血緣紐帶，這樣的企業能夠辦得興旺發達。如果因分配不公平而使部分家族成員消極怠工，大家會因為血緣關系，礙于情面而不能重罰他，撤他的職;罰重了他則會鬧分裂。因此單一的按資分配是不可能明確家族企業成員不同的物質利益的。為了讓能夠長久對企業做出最大貢獻的家族成員成為企業的最高管理者，應該在家族成員中也建立股權激勵機制。

其二，家族企業非家族成員的經理人以及技術、管理骨干需要通過股權激勵產生對企業的認同感。這些人員在履行職責過程中由于手中握有的權力不足導致難以有效履行職責或者不能心情舒暢地履行職責，致使他們因受到的激勵程度不大而降低對企業的忠誠度，甚至另謀高就;少數獲得了機密信息和資源，包括一些客戶資料而且與這些客戶建立了個人關系的經理人則會帶走這些信息和資源，另立門戶，與原老板競爭。為解決這一問題，國外公司普遍實施了主要給這部分人戴上“金手銬”的股權激勵制度。雖然國內某些研究者從授權角度提出了一些解決辦法，但是不讓他們分割最大的權利股權，他們始終會有二心的。

其三，受雇于家族企業的職工是企業財富的直接創造者，他們在生產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也是企業得以生存和發展的關鍵要素，國外股份制企業已經開始把注意力放在了普通職工身上，某些公司通過工會或者直接針對職工推行了職工持股制度。在這些企業老板所分得的利潤比例雖然大大減少，但是企業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卻大大增強，老板賺取的利潤絕對量會相應增多，賺取利潤的時間會拉長。中國的技術含量不高的家族企業雖然不必要也不可能實施職工持股制度，但是對于少數忠誠度高、貢獻大、工齡長的骨干職工給以股權激勵應該是增強企業活力的好辦法。

二、家族企業實施按資分配與按其他要素分配相結合制度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

家族企業改革單一按資分配為按資分配與按其他要素分配相結合的新型分配制度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十分強調勞動的偉大，指出勞動是人類一切物質資料生產的基礎和一切財富產生的源泉，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和勞動力是有區別的:“工資不是它表面上呈現的那種東西，不是勞動的價值或價格，而只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的隱蔽形式”。勞動力是指人的勞動能力，是“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勞動則是勞動力商品的使用或消費過程，勞動力商品使用后能夠創造一個大于自身價值的價值，即剩余價值。由于勞動力價值即工資是在市場被敲定的并“由契約確定下來，雖然它要在以后才能實現”，而“勞動力的消費像其他任何商品的消費一樣，是在市場以外，或者說在流通領域以外進行的”。二者不能同時表現，必然使勞動者看不清勞動和勞動力的區別，特別是看不清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不僅創造了工資而且同時創造了剩余價值的特殊性。因此資本家能夠順利地從市場上“公平的”購買到勞動力并且理所當然的剝奪了包括技術和管理人員在內的全體勞動者參與利潤分配的權利。當然資本是利潤產生的條件，資本如果不能帶來利潤，資本所有者是不會有出資行為的。但是出資者占有全部利潤則是不公平的。

在家族企業里，不公平的利潤分配不僅會挫傷勞動者的積極性，而且會削弱企業的凝聚力。因為單一的按資分配只能使企業利潤在家族成員小集團中封閉運行，參與利潤創造的非家族成員和其他職工只能產生“身在異鄉受歧視”的感覺。因而既不利于他們奉獻自己的全部智慧，又不利于企業廣泛吸收人才。黨的十六大報告針對國有企業的分配制度改革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與時俱進地提出了按要素分配這一嶄新的社會主義分配理論，強調“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分配的對象就是企業所得稅后利潤。筆者以為按要素分配的最大受益者是勞動者，因為資本與管理只是要素之一而不是唯一，按要素分配理論破天荒地將勞動作為要素之一并且要求勞動也應該有按貢獻參與利潤分配的權利，第一次從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確立了用股權增強勞動者主人翁責任感的激勵手段，實際上是為企業引人“共同治理”新概念。企業創造的新價值是由v+m構成的，v是工資，m是利潤。按勞分配理論強調將v按勞動的貢獻有差別地分配給勞動者，m則全部歸企業與國家;按要素分配理論則在重申v歸勞動者所得的同時強調部分m也應該直接分配給勞動者，因而這一理論是從理論和實踐上對按勞分配理論的發展。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為理論基礎的按要素分配理論也應該成為家族企業改革分配制度的指導思想。家族企業主應該認識到工資不等于利潤，本企業包括技術與管理人員在內的沒有出資的職工，僅僅以雇傭勞動者身份領取工資是不夠的，他們作為技術、管理和勞動的所有者也應該按各種要素的付出對企業利潤的貢獻率分得一定的利潤。這樣做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十分必要，因為企業的活力在于全體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而職工的“三性”只能來自于職工的主人翁責任感，讓他們參與利潤分配既能夠讓他們感受到公平又能夠讓他們把自己看作是企業的主人。整個企業上上下下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還會有不能解決的困難么!家族企業主應該借分配制度改革之機將企業改造成為家族公司，期望保持家族企業性質的企業主完全可以在保證絕對控股權的條件下建立期權激勵機制和職工持股制度，讓每個職工都享受做主人的權利。然而即使在已經改制的某些家族公司，家族企業主只看到了受雇的經理人員的積極性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僅僅推行了期權激勵，而且拿出的期權比重很小，激勵效果很差。享受股權激勵的經理人員也無意促成企業建立職工持股制度。這些企業的以農民工為主的職工群體不僅得不到企業分給的紅利，缺少勞動保障，工資水平低，而且工資不能按月足額拿到手。這些家族企業應該懂得企業的利潤正是農民工一點一滴創造出來的，不尊重他們的權利，把他們看成利潤的創造者而采取措施加以挽留，他們遲早會離你而去的。近兩年東南沿海發達省份出現的民工荒使得大量家族企業初步嘗到了不善待農民工的惡果。因此家族企業應該將認真推行股權激勵與職工持股制度作為實施人才戰略的突破口。 另外還要告誡家族企業主:社會環境也是支持家族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要素，而且企業的人才來自社會，實施人才戰略必須尊重社會環境要素的利潤索取權，老老實實照章納稅，舉辦職工技術與文化教育，搞好環境保護，真心實意參與社會慈善事業。沒有政府鼓勵私人企業發展的大好政策，沒有社會提供的大量農民工以及教育、金融、通信、水電、交通等公共資源，包括家族企業在內的大量企業是不能夠生存下去的。家族企業有了利潤以后必須考慮如何回報社會以與社會和諧相處的問題，這也是家族企業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和必須追求的社會效益，僅僅只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千方百計推卸社會責任的企業最終是辦不下去的。

三、家族企業實施按資分配與按其他要素分配相結合制度的對策

我國的家族企業管理水平相當落后，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實施人才戰略，提高企業治理水平，特建議以建立能夠全面調動出資人、技術人員、經營管理者和其他職工積極性的科學的分配制度為突破口，特別要重視勞動以及技術、管理等因素對企業利潤形成過程中的不同貢獻，認真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降低家族成員持股比例，建立股權激勵機制與職工持股制度。家族企業最大特色就是“家”，有家就有凝聚力。但是家族企業都存在大量非家族的技術與管理骨干以及廣大職工，要讓他們進得來，留得住，而且擁有生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就要讓他們在企業找到家的感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家族成員讓出部分股權以建立股權激勵機制與職工持股制度。在確定一個合理的分配比例，保證出資人利益的前提下，股權激勵就應該對高管人員和技術骨干給予重獎，家族成員拿出的股權不能太少，如果家族成員持股一股獨大，名正言順地搞一言堂，非家族成員持股比例很小，沒有說話的權利，那么家族成員讓出部分股權也沒有多大的激勵作用。改制比例達到3/4的浙江省的家族企業家族成員的持股比例在改制后普遍達到75%以上，非家族成員持股比例很少，只能在企業管理中做個陪襯，因而不會有積極性。其實擁有更多股權的實質是為了得到更多利潤，只要企業發展了，企業股權的含金量能夠成倍提高，家族成員就能夠得到更大的實惠，那么放棄部分股權就是可以接受的小問題了。

其次，改革工資制度。家族企業的工資制度一般比較單一，不利于調動雇員的積極性。工資是給雇員一定勞動付出的回報，同時也是企業科學管理的手段，但是工資表現這種功能的前提是能夠準確地反映雇員的勞動付出。家族企業工資是在雇員進企業之前就定下來的，工資水平的根據一般是當地同類企業同類工種的平均工資等因素經過討價還價后敲定下來的。這樣的工資水平很難準確地反映雇員的勞動付出。因此家族企業多規定了勞動試用期，至少三個月，一般為半年或更長時間，試用期給的工資很少。家族企業這樣做是為了防范用人風險，但是這樣做一開始就使雇員感受到自己是被雇傭的打工怠，不是企業的主人，而且在試用期有受到剝削的感覺，因此上班初始就沒有生產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何況個別家族企業借試用名義不斷地廉價“輪換”試用勞動者，永遠支付低工資，使家族企業名聲不太好，許多勞動者是找不到好工作無可奈何才進人家族企業的。因此筆者建議家族企業縮短甚至取消試用期，在試用期間不得扣減工資;招聘時應該按規定科學考察受聘者，減少辭退率;試用期間按條例嚴格考核試用者，試用期滿及時給他們確定級別，要讓每個人有受到重視的感覺。另外還要有定期調職調級制度，給予每個人有發展的機會。這樣做能夠使工資成為重大的激勵手段，并且增強企業的凝聚力。為了穩定管理者隊伍，激勵管理者樹立戰略眼光，對于企業高級管理者適宜實行年薪制。

篇7

一、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問題域”約束

理論就是對“問題域”的一種應答。“問題域”指提問的范圍、問題之間的內在的關系和邏輯可能性空間。法國著名的結構主義的者路易·阿爾都塞，將其稱之為“問題框架”，它指由一系列問題結合起來構成的特定的問題結構或問題體系。阿爾都塞認為任何“文本”都是雙重的或雙層的結構。第一層是表面的文字結構，即“可見的話語”，表現為概念、句子之間的邏輯聯系等。第二層是深層的、潛藏在無意識層次中的語言結構。他把潛藏在“文本”深處的結構稱之為“問題框架”。“正是問題框架的概念在思想內部揭示了由該思想的各個論題組成的一個客觀的內在聯系體系，也就是決定該思想對問題作何答復的問題體系。”（注：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中譯本，第47頁。）認為脫離“文本”的“問題框架”，從字面行文來對原著和思想進行閱讀和理解，極易造成誤斷和歪曲。

理論只是用來說明和解釋某一“問題”的簡單或理想化的“模型”。不同的經濟理論也就構成對“問題域”的“應答域”。提出問題的“方式”、“角度”和“問題本身”，就引導理論研究到何處尋找問題的解，它主觀上指示了求解的方向，預設了“應答域”的范圍。所以必須梳理價值論發展的內在邏輯，把握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深層結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要解決的問題及其內在聯系，就構成其特定的“問題域”或“問題框架”。對古典經濟學價值理論中的邏輯矛盾或悖論的發現，事實上成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研究的起點。正確的問題是理論和現實相結合的“橋梁”，是實現理論革命的關鍵。

古典政治經濟學價值論概念的歧義性，導致價值論的混亂和不徹底性。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價值論方面存在的邏輯矛盾和顯示出的演進方向，就成為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者和繼承者——馬克思研究勞動價值論既定的約束條件，并決定勞動價值論研究的突破口和切入點的選擇。

亞當·斯密認為生產商品時所耗費勞動和商品交換中所購買的或支配的勞動，在量上看作是相等的，不變的。以“勞動的價值永遠不會變動”為前提得出了勞動決定價值和收入決定價值二元價值論。馬克思在批判“馬爾薩斯片面發展了斯密價值論錯誤”時，明確指出：把“勞動量和勞動的價值這兩個用語等同起來”，“純粹是同義反復”，“直接同工資相交換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能力，正是這個混淆造成了謬誤”，“但決不能從上述反復中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定的勞動量等于工資中或者說構成工資的貨幣或商品中包含的價值量。……也不能說，工資的價值等于代表（同工資相交換的）勞動的產品的價值，……因此，代表所能買到勞動的價值所包含的勞動的那些商品價值和用來購買或支配這一定勞動量的那些商品的價值，是不大相同的。”（注：《剩余價值理論》第三冊，第18－19頁。）斯密有時把商品的價值量歸結為勞動時間，主張“客觀價值論”；也有時把形成價值的勞動看作勞動者對“安樂、自由與幸福”的犧牲，而不是把勞動看作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頁。）這樣對勞動價值論做出了主觀主義的解釋。斯密價值論多元性是造成價值論在不同的方向發展的根源。

李嘉圖混淆了作為勞動產品的商品之間的交換與資本與勞動（力）本身商品的交換的區別，價值論從商品之間交換向勞動力商品轉移時，出現了價值的例外和反常。“因為他（李嘉圖）始終是以在資本家和工人間分配的成品為前提，卻不去考查導致這一分配的中介過程——交換。”（注：《剩余價值理論》第三冊，第8頁。）“李嘉圖對表現在使用價值上的勞動和表現在交換價值上的勞動沒有加以應有的區別。……李嘉圖那里，到處都把表現在使用價值上的勞動同表現交換價值的勞動混淆起來。”（注：《剩余價值理論》第三冊，第149頁。）其他經濟學家，混淆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區別，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區別，價值與其獨立形式貨幣的區別，價值量與價值實體的區別，形成了這樣或那樣的錯誤認識。通過上面的分析可知，馬克思把價值理論邏輯上的矛盾或認識上的錯誤的根源，同時指向了“商品的價值和商品特殊形式——勞動力價值的關系問題”，從深層次上洞見到：古典政治經濟學價值理論的混亂、不徹底、庸俗化等都與無法正確把握“商品的價值和勞動力的價值”這一“共性與個性”的關系相關。商品價值與勞動力價值問題相互依托、相互參照，成為同一問題兩個方面，成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內在結構。因此，馬克思從商品價值的共性和勞動力商品價值個性的辯證統一中，建立了勞動價值一元論，實現了勞動價值論的一場革命。只有從這一特定結構出發，才能理解勞動價值論的精髓。

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概念約束

價值概念的多義性和使用中的混亂，直接了價值理論的相互溝通，成為深入研究價值理論的最大障礙。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首先要清除對價值概念的誤解，明確價值概念的內涵，設定其適用條件和范圍。

第一、價值是關系范疇，而不是物自身的不變的“實體”范疇或“屬性”范疇。馬克思明確反對把價值看作是絕對東西，看作物的屬性的作法。把“價值變成某種絕對的東西，變成‘物的屬性’，而不是把它看作僅僅看成某種相對的東西，看成物和社會勞動的關系，看成物和以私人交換為基礎的社會勞動的關系，在這種社會勞動中，物不是作為獨立的東西，而只是作為社會生產的表現被規定的。”（注：《剩余價值理論》第三冊，第140頁。）馬克思強調價值是不同于使用價值的另一種相對的社會存在，勞動價值論是為了說明：“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社會中，如何實現“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體系”的問題。（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頁。）簡單地說，就是揭示在什么利益關系或生產關系條件下才能使私人勞動變成社會勞動，而這與個人具體勞動的特點沒有任何關系。

第二、價值是社會勞動，而不是具體勞動或私人勞動。價值必須通過交換環節而實現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移。用來自己消費的勞動，無法社會化的具體勞動或使用價值都不是價值。勞動交換和勞動社會化是價值的本質。馬克思強調“商品作為價值是社會的量，因而和他們作為‘物’的‘屬性’是絕對不同的。商品作為價值只是代表人們在其生產活動中的關系。價值確實包含交換，但是這種交換是人們之間物的交換；這種交換同物本身是絕對無關的。……‘價值’的概念的確是以產品的‘交換’為前提的。產品作為商品的交換，是勞動的交換以及每個人的勞動對其他人的勞動的依存性的一定形式，是社會勞動或者說社會生產的一定方式。…直到為止，還沒有一個科學家發現，鼻煙和油畫由于什么自然屬性而彼此按照一定比例成為‘等價物’。”（注：《剩余價值理論》第三冊，第139頁。）

第三、價值是衡量社會勞動的尺度，只是財富的一種形式，而不是財富本身。配弟在《租稅論》中也講到，“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財富是自然物品本身固有的和人類勞動創造的所有使用價值的總和，價值只是衡量社會勞動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隨著人類必要勞動耗費的減少，社會生產力、自然生產力的極大提高而變得沒有意義，終久要退出舞臺。“隨著大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已消耗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于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動因的力量，而這種動因自身——它們的巨大效率——又和生產它們所耗費的直接勞動時間不成比例，相反地卻取決于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的進步，或者說取決于科學在生產上的”。又說：“一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200頁。）馬克思、恩格斯一再批評“勞動是財富的惟一源泉”，“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的說法。價值作為財富的一種暫時的歷史的形式，并不是對所有使用價值的衡量，只是對商品交換過程中的勞動耗費的比較和核算。商品交換的雙方要計較各自為生產商品花費了多少勞動，和比較二者是否相等，是否可以相互補償，如果可以，就成交。吃虧的事是誰也不愿意干的。這里加以計較和要求補償的勞動耗費就是價值。

第四、價值既是一種矛盾關系，又是解決矛盾的中介手段。商品生產中包含的私人勞動和勞動、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關系是價值產生的內在根源。商品在物物交換過程遇到的困難是這些矛盾的直觀表現。一般等價物的形成，即價值從觀念形式到獨立的貨幣形式，為解決這一矛盾提供了有效的中介和手段。人們在進行勞動耗費的和補償時，抽象掉各種不同的具體勞動的特點，把它們一律當作人類一般勞動的消耗，即同質的抽象勞動的消耗。簡單地說，價值就是為生產商品所耗費的一般的人類勞動，這種勞動耗費由于要計算和補償，所以被當成價值。商品的價值量由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只是一種抽象，事實上它是商品生產者不同生產條件下競爭的產物。不同商品生產者的社會生產條件在事實上是永遠不會相同的，并處于不停的變化之中。同一商品勞動耗費的不同，表明生產條件、技術條件、勞動經驗和勞動強度的不同。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的價值量，生產者在生產之前是不能預見和預期的。生產者只能千方百計降低個別必要勞動時間，而實現在商品交換中不虧本或盈利。

第五、勞動力的價值是商品價值的特殊形式，與商品價值是個性和共性的關系。古典學的勞動價值論正是脫離勞動力價值論這一特殊形式，所以根本無法理解勞動者的工資、資本利潤的實質，無法解釋剩余價值對于價值的反常或背離。“李嘉圖實際上卻沒有闡明，按價值規律（按商品中所包含的勞動時間）進行的商品交換中，如何產生了資本和活勞動之間的、一定量的積累勞動和一定量的直接勞動之間的不平等交換，也就是沒有說明剩余價值的起源（因為在李嘉圖那里資本是直接和勞動相交換，而不是和勞動能力相交換）。”（注：《剩余價值理論》第三冊，第7頁。）只有理解了勞動力的價值，才能深刻理解使用價值與價值區別對于理解商品價值的重大意義，才能擺脫使用價值對于價值的各種“糾纏”。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落腳點和出發點就是要說明商品價值與使用價值是截然不同的，只有把商品使用價值與價值相區分，才能把勞動力商品中勞動力的使用價值與和價值區分開來。兩者互為條件、互為前提。可見勞動力的價值問題才是馬克思批判和發展勞動價值論的突破口和切入點。

三、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方向性約束

近一段時期，關于堅持和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討論不斷深入，理論工作者提出了許多有見地和有新意的觀點。但也出現了一些忽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自身“容納”限度，把邏輯性矛盾的或馬克思明確反對的觀點，通過“拼湊”和“嫁接”等外科手術的形式，實現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新“融合”或新“發展”，客觀上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理解帶來混亂，造成混淆視聽的不良。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不能脫離原有理論的條件性和約束性，要在原有的理論空間中，探索正確的發展方向。而不能從相反的方向使勞動價值論走向庸俗和倒退。

第一、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是商品交換的理論，不能作為財富分配的惟一的理論依據。因為物質財富分配的具體方式有不同的制約條件。比如財富的分配除了生產條件的決定作用，還有非經濟的因素如權力、社會暴力、道德理念、宗教思想等起著十分重要作用，這些超經濟的權力可能凌駕于經濟之上成為分配的有形的“指揮棒”，進而掩蓋經濟活動的本質。馬克思雖然創立了勞動價值論，但他并沒有以此作為分配的根據。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是用以揭示資本主義內在的經濟關系的，并不意味著只有參與價值的創造，才有參與分配的權利。要把價值的創造與價值的分配區分開來。馬克思認為利潤、利息、地租是資本所有權、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根據是對資本、土地等要素的經濟所有權，體現了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平等的地位，并不是因為創造了價值。所以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理論聯系起來，認為按勞分配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是一種理論誤解。因為馬克思設想未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商品生產消亡，價值不再作為衡量勞動的尺度，按勞分配是個人消費的實物分配，不再存在價值分配。可見，馬克思認為勞動價值論它只能說明商品交換中的勞動耗費問題，在非商品的未來社會已失去其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也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論意義。因此，馬克思從來沒有用勞動價值論來說明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即使社會主義國家事實上存在商品經濟和價值關系，也應把價值的生產與價值的分配區分開來。至于我國現階段存在多種分配方式，允許和鼓勵各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存在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方式，并不意味著對勞動價值論的否定。因為勞動價值論是實現勞動社會化的一種最有利生產方式，不是生產方式的全部，只適用于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條件。

第二、資本、土地以及機器設備等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的問題。我們必須明確價值的概念。如果把“價值等同于物質財富或使用價值”，這里毫無疑問，資源、自然工具、人造工具都是人在勞動中創造新的使用價值的輔助條件，是財富的源泉。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也強調“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源泉。并指出“自然界”也是“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雖然這些物化勞動可以商品化，但他們本身不是價值，不是價值的實體，更不是價值的源泉。因為它們都是“實體”性要素，是作為“物”的絕對不變的屬性而存在。不反映商品交換者的相對的社會關系。它們只是作為社會生產條件的重要因素，使社會生產條件不斷進步。它們是社會生產條件本身，而不是這種社會條件下的社會生產關系。這些物化勞動作為影響個別必要勞動時間決定性因素，凸現了個別必要勞動時間和平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存在的競爭關系。對這些物化勞動的不同占有和使用權，反映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不同的生產地位、生產條件等歷史現狀。另外須澄清的概念是“勞動”和“創造”，“勞動創造價值”與“勞動創造財富”這兩句話中“勞動”和“創造”的涵義是不同的。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語義框架內，勞動創造價值指勞動在商品生產中進行了勞動的耗費即消耗的體力、腦力的支出，為了商品交換的順利進行就必須以價值形式進行比較或給以補償，這里的“勞動”是抽象勞動；“創造”是一般勞動的“凝結”，在這個意義上勞動是價值的惟一源泉。勞動創造財富，是說勞動者運用生產資料對某些物體進行改造，改變它們的原有狀態，造出某種適合人的某種需要的新使用價值，這里的“勞動”指具體勞動，“創造”是改變物理狀態。“物化勞動”（資本、土地、機器設備等）只是作為具體勞動的形式或條件，在改變勞動對象原有狀態過程中起作用。“物化勞動”實現商品化也要進行一般勞動的“抽象”，放棄在具體勞動中的一切“外觀”和“重要性”。人們只所以會產生物化勞動能創造價值的誤解，主要由于生產條件不同，個別必要勞動時間少于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結果按平均必要勞動時間為同一尺度，帶來了盈利，用較少的勞動支配了較多的勞動，形成勞動創造的財富在社會的不平等、不均勻占有。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正是為了揭示和批判這種經濟關系的局限性。不能把批判“對象”偷換成批判“工具”，使“工具”喪失它的批判功能和批判使命。

第三、、知識、信息等腦力勞動要素、勞動產品及腦力勞動本身創造價值的問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科技進步，科學技術日益成為創造和增進財富的決定性力量。知識經濟，知識和信息作為一種巨大的無形資源，在人類的生產活動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樣，科技、知識、信息這些作為社會的生產條件與資本、土地、機器設備等“硬件”相比，是社會生產條件的“軟件”，它們決定了商品生產者腦力耗費的強度，也是衡量、比較平均的、正常社會生產條件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樣它是社會生產條件本身，而不是在這種生產狀況下的社會生產關系。

總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建立在以下幾個前提假設之上。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并沒有商品生產的社會生產條件問題，而是把“現有的社會生產條件”、“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相同的勞動強度”作為商品交換價值論的既定的前提條件，而這個前提又是商品生產者充分自由競爭的基礎。也就是說，不管生產商品的社會生產條件的具體特點如何，只要社會是充分自由競爭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就存在一個相對確定的趨勢。馬克思說過，沒有充分的自由競爭，沒有勞動者從一個部門向另一個部門的自由流動，勞動就只能是具體勞動，抽象勞動就是一種虛構，商品價值量的確定就沒有任何科學性。另外一個前提就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所以我們發展勞動價值論只能在對勞動價值論的約束條件進行分析，勞動價值論向哪些方面發展不是我們主觀任意選擇的。研究在公有制和市場長期的非充分競爭狀態條件下，如何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生產的競爭力，最大限度地實現勞動的社會化；在社會意識形態克服商品拜物教的危害，實現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這才是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應堅持的正確方向和選擇。

【】

［1］何煉成.堅持和發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02（2）。

篇8

關鍵詞：剝削；勞動價值；剝削新情況

中圖分類號：陽32；D0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519412010)06―0161―05

一、政治哲學視域中勞動價值論與稀缺價值可以并存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一些意識形態偏見較深的學者，長期以來熱衷于制造勞動價值論與稀缺價格(他們別有用心地混稱為“價值”)的對立，把勞動價值論與稀缺價格渲染成了冰炭不能同其器、寒暑不能同至的兩極。

從學術上看，勞動價值論與稀缺價格之間是經濟實踐中“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關系，必須分別研究，不能混為一談。勞動價值論的立足點在生產領域，它要揭示的是經濟實踐架構的重心如何形成的源頭問題。勞動價值論強調勞動在創造價值的決定性作用，這是實踐的哲學觀的應用。稀缺價格或價值論其立足點是在價值實現的流通領域，說明的是同一勞動價值及其商品體可以衍生出由供求稀缺性產生的若干交換價格，最終的流通交換價格與生產勞動價值可以形成等于、大于、小于的非對稱關系。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主要是闡述勞動價值淪，《資本論》第三卷闡述的就是市場價格形成與波動機制。馬克思或許當時并未意識到未專門論述勞動價值與供求價格轉換與區別將帶來多大麻煩。于-是就有學者提出，《資本論》第三卷中的價格理論與第一卷的價值理論存在邏輯上的矛盾，生產價格論不能同價值論相協調。

怎么解決勞動價值與供求價格轉換帶來的麻煩?過去的路徑是拘泥于“轉形問題”。所謂轉形問題，簡單來說是企圖論證出價值與市場價格以及總價值與總價格相等的問題。西方學者通常認為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是澄清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否為科學理論的關鍵所在，并認為“轉形問題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核心”。

其實，恩格斯早就預見到，解決價值規律和利潤率之間表面矛盾轉形理論，“在馬克思的原文發表之后會和發表之前一樣引起爭論”。恩格斯和希法亭撰文對爭論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回答，力圖維護馬克思的價值轉化理論。

20世紀40-50年代，馮?龐巴維克，J.溫特尼茨，R.L.米克等經濟學家沿著德國數理統計學家和經濟學家馮?鮑特凱維茲的研究傳統，試圖用數學方法研究轉形問題，提出各種解決所謂價值與生產價格的矛盾的數學模型。鮑特凱維茲通過模型得出：“兩對總量”只有在特殊的條件下才能同時相等，而在放松約束條件時，無法實現同時相等。所謂“嚴格的約束條件”就是要求總不變資本與總可變資本的比例或總資本在一定條件下社會平均資本有機構成不變。

鮑特凱維茲等人運用聯立方程求價格和利潤率的做法，大體上可以看作是新古典的均衡分析方法。森島通夫等更是將馬克思的生產價格理論乃至整個勞動價值論與新古典的馮?諾伊曼模型直接結合起來，建立一種“馬克思――馮?諾伊曼模型”，從而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納入到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得出的結論是，將馬克思生產價格等同于均衡價格的理論與馬克思對價值與價格的分析截然不同的，“馬克思以一般的人類勞動為實體的價值量是獨立于收入分配和價格決定的，因此用貨幣利潤率與平均價值利潤率的‘不一致’來否定馬克思的轉形理論乃至整個勞動價值論是沒有道理的。并且，這種‘不一致恰好反映了新古典均衡分析自身難以克服的理論邏輯問題”。均衡價格理論主要反映的是商品的價格由供求狀況決定的變化規律，該理論忽略丁勞動與資本的對立關系以及勞動創造商品的價值并最終決定價格的基礎性作用。馬克思通過對商品價值的抽象分析有助于人們看清楚剩余價值的真實源泉是如何被神秘化的，并了解利潤的真實性質，這恰恰突出了勞動價值論以及馬克思的經濟學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剝削的本質方面所運用方法的獨特性。

國內學者也為勞動價值論的論證做了不少工作。特別是在“轉形問題”研究上，更是取得了很顯著的學術成果。羅雄飛將“轉形問題”的產生歸結為檢驗轉形理論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196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一批西方學者依據斯拉法在《用商品生產商品》中所闡述的商品生產和價格理論，又展開了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討論。在討論中，薩繆爾森、斯蒂德曼、霍杰森、森島通夫等人主張放棄或修改勞動價值論，建立“沒有勞動價值論的剝削理論”。

篇9

一、“知識價值論”

根據“知識價值論”與勞動價值論的關系，“知識價值論”可分兩類：一是“取代說”，二是“發展說”。

（一）“取代說”是指由于經濟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勞動價值論已經過時，必須用“知識價值論取代勞動價值論”。

西方，以奈斯比特、里夫金（J.Rinkin）為代表。奈氏認為：“在信息社會里，價值的增長不是通過勞動而是通過知識實現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LaborTheoryofValue）誕生于工業經濟的初期，必將被新的‘知識價值論’（KnowledgeTheoryofValue）所取代。知識是一種不同于馬克思所認為的勞動。”（注：〔美〕奈斯比特：《大趨勢》，1982年英文版，第17頁。）里夫金認為：“文明從一開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圍繞著勞動的概念而構成的。現在人類在其歷史上第一次系統地將人類勞動從生產過程中完全抹去。智能機器正在無數的工作崗位上代替人的勞動，迫使成百萬的藍領和白領工人加入失業者的行列。”（注：〔美〕里夫金：《技術的兩面性》，《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8年第10期。）

中國，以張直為代表。認為（1）知識本身，作為勞動產品包含著價值，并能將自身轉化為現實價值；知識的使用能夠在生產中創造新價值、創造大于生產或購買它所花費的價值。（2）在傳統經濟中是勞動創造財富（即價值）；在知識經濟中，不是（直接）勞動，而是科學技術（即知識）創造財富（即價值）。“在知識經濟中，人的直接勞動已脫離生產過程，不再是創造價值的主要源泉，這時，再用勞動價值論說明價值創造問題，顯然是不合實際的，于是知識價值論便應運而生。”（注：張直：《從勞動價值論到知識價值論》，《湖南經濟》1998年第6期。）

（二）“發展說”是指在承認勞動價值論的同時，又認為知識（科學技術）也創造價值。或者認為，“知識價值論”是勞動價值論在經濟時代的發展和突破。

美國柯里（J.Curry）等人認為，（1）在所有歷史時期，從最基本的意義上說，勞動是人類的創造，由知識起中介作用，并與物質世界有關。這一點沒有發生變化。顯然改變了的只是知識信息的數量、質量和密度，是知識發展和變化的速度，是體現在即使是最普通產品的設計、生產和銷售中的知識分量。（2）知識是一種過程，“這種過程是與作為過程的資本的其他各種類型‘并駕齊驅’的，并且或許甚至能改變后者”。（3）“知識＝價值”。體現在一件知識商品中的價值主要是其信息的或思想的內容。（4）馬克思選擇勞動作為價值的基礎既不是錯誤的，也不是任意的，甚至沒有歷史局限性的。但我們沒有理由不能確定（并強調）知識是價值的另一決定因素。（注：〔美〕柯里：《價值創造與知識經濟》，《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8年第9—10期。）也就是說，決定商品價值的有兩個因素：一是勞動，二是知識，即知識本身的使用價值。

中國沈建新等認為：（1）知識價值論是勞動價值論在知識經濟時代的發展與突破。（2）科學的知識價值論能夠被確立起來的關鍵在于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勞動：一類是創造性勞動，另一類是重復性勞動。只有創造性勞動才能創造價值，重復性勞動不創造價值，只能轉移價值。（3）知識是人把握客觀現實和識別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動過程，也就是人的創造性勞動過程。一般來說，創新程度越大，知識含量也就越高，所創造的價值也就越多。（4）知識價值論是勞動價值論和效用價值論走向有機結合的一條極有希望的途徑。（注：沈建新：《知識價值論》，《學術月刊》1999年第2期。）

桁林認為，（1）作為一個勞動的分工體系來說，知識生產，智力創造也就越來越獨立于生產環節，腦力勞動作為一種復雜勞動就越來越成為價值的主體。它集中體現在知識產品生產上：一方面改善了勞動力的素質，提高了勞動力的價值，另一方面也相應提高了勞動質量和效率。（2）知識創造價值越來越獨立化、市場化，知識本身已越來越成為衡量價值大小的尺度。（注：桁林：《從勞動價值論到知識價值論》，《經濟體制改革》1999年第1期。）

二、智能價值論

主要代表人物是我國的童天湘。他在《智能革命論》一書中提出了“智能價值論”：（1）人類文明史的劃分依據不應該以浪潮說，而應以兩種革命——能量革命和智能革命——來劃分。人類已經歷了磨擦取火、制造蒸汽機、電力使用和核能利用這四次能量革命。能量革命使人和機器的潛能釋放出來，導致社會智能化。（2）“知識本身不是力量”，知識的獲取、處理、使用和創新，才是真正強大的力量。這正是人類智能的體現——智能就是力量。因此，決定社會發展的關鍵性因素是新知識和高智力，而不是一般的信息和知識。（3）隨著物質型經濟向智能型經濟的轉移，商品的價值也從主要由體力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轉向主要由智力勞動所創造的價值；高智力能使產品有高附加值，從而獲得經濟上的高效益。（4）商品價值大小不是以勞動時間為度量尺度，而是以勞動的質為依據。（5）智能價值的核心是創新求異。這是多元社會多樣性的價值反映。（注：轉引自《自然辯證法》1996年第7期，第66—68頁。）

英國學者斯伽爾米（D.Skyrme）認為（1）知識是產品中一個有決定意義的因素。（2）人力資源——能力——在以知識為基礎的公司中是價值的靈魂。（3）滲透在體系或過程中的知識與游離于人們頭腦外的知識相比，具有更高的內在價值。（4）信息/知識密度——能產生效益的產品依賴信息和專門知識；在發達經濟中超過70％的雇員從事信息工作，在許多工廠里，工人是用腦而非用手在工作。（注：〔英〕斯伽爾米：《全球知識經濟及其對決策者的深遠影響》，《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8年第8期。）

三、科學技術價值論

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它在生產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特別是知識經濟初露端睨之時，一些學者認為，科學技術也創造價值，但在怎樣創造價值，以及在創造價值中作用大小等方面，又有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科學技術同樣創造價值。

谷書堂說，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同樣創造價值。據西方發達國家統計，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技術因素的貢獻率已達60—80％，而另一方面，生產中所耗費的活勞動相對減少。其主要原因在于科技勞動作為因社會分工 而分開的社會總生產勞動的一部分，作為高智能的勞動被利用到直接生產過程，就不僅可以把自身的價值生產出來，而且如同活勞動一樣還可以創造更多的新價值。因此，科技進步同樣創造價值。（注：傅軍勝：《全國勞動價值論研討會綜述》，《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5期。）

錢伯海認為，先進技術設備的先進之處就在于它作為一代又一代的復雜勞動的積累和物化，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生產效率，在生產中代替和節約大批活勞動，從而在創造價值和使用價值中，產生放大效應，創造出比舊設備多得多的價值。（注：錢伯海：《論物化勞動的二重性》。）

第二種觀點認為，新技術對價值形成有重大影響，或在一定條件下能夠創造價值。

馮文光等認為（注：馮文光：《馬克思的價值決定論及其現實意義》。），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從質上來說，由它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確立為決定價值（量）的多種因素開辟了道路。除勞動以外，生產過程的其他因素雖然不直接創造價值但也是作為一個決定因素參與價值的形成，如固定資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相對剩余價值。馬克思明確說，“凡是提高勞動生產力率的一切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作為決定因素加入產品價值的形成，科學在生產中的應用主要體現在固定資本上。”（注：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馬恩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冊第91頁。）

李定中認為，先進技術在一定條件下創造價值。“新技術設備用于生產時，在能夠因此促使商品的個別價值小于社會價值的前提下，它就不僅轉移了價值，而且還有條件地創造了價值”，為企業帶來超額利潤。其關鍵在于先進技術在使用中扣除轉移價值后，仍可幫助勞動者無償利用更多的自然力，以節約或代替更多的人類勞動。這些自然力本身雖沒有價值，但在市場競爭中誰能率先使用新技術，誰就能更有效地利用自然力以替代更多的人力，從而在價值關系中能使個別價值還原為更多的社會價值。（注：傅軍勝：《全國勞動價值論研討會綜述》，《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5期。）

四、信息價值論

西方以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為代表。他認為信息是信息社會中的戰略資源。智力信息成為一個國家生產力增長和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社會動態變化的源泉，換句話說，在信息社會里，起決定性作用的已不再是資本，而是信息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地不再靠勞動者的體力和技能，而是靠智力和知識。（注：轉引自夏立容：《信息時代的標志及基本特征》，《自然辯證》1996年第8期。）

中國葛偉民等認為：（1）知識經濟是信息經濟的重要范疇。經濟增長和價值創造主要來源于以腦力勞動或復雜勞動為主的各種勞動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2）知識作為勞動的過程，它只是增加勞動力的價值；作為勞動的成果，在被應用時，它的價值可以被轉移到勞動對象之中或被包括在勞動成果之中，不論這種勞動是以物化的形式提供還是以“服務”形式提供。（注：葛偉民：《知識經濟與腦力革命》，《上海經濟》1999年第1期。）

五、簡評

“理論是實踐的反映”。國內外涌現的這些觀點不過是對信息技術革命和知識經濟時代熱點問題的有益探索，它們從不同側面對知識經濟時代，“究竟誰創造價值”的問題給出了各自的答案。這對我們全方位、多角度審視我們所處的時代特征，把握時展的必然趨勢有著十分重要的啟迪。

第一，以約翰·奈斯比特為代表提出的“知識價值論”，雖然有其否定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動機，但畢竟第一次向世人宣告了一個以信息技術、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時代即將到來，揭示了“知識生產力已成為生產力、競爭力和經濟成就的關鍵因素”的大趨勢。里夫金以智能機器正在許多領域、許多崗位上代替工人的勞動為依據，得出人類第一次系統地將勞動從生產過程中完全抹去的“勞動終結論”，顯然是錯誤的。但這一論斷卻從另一方面揭示了智能機器的廣泛應用必將造成對廣大工人勞動替代的客觀趨勢。也許，這僅僅是對發達國家經濟現實的描述。但它們的今天正是我們的明天。美國學者柯里（J.Curry）對知識經濟時代價值的創造問題的認識有其科學的閃光點：勞動是人類的創造，即使在知識經濟時代，這一點依然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知識和信息的數量、質量、密度，及其在生產經營中所占的分量和作用。尤其是他把知識看成至少與資本“并駕齊驅”甚至能改變后者的一種過程，并肯定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這都是十分有見地的思想。不足的是，他認為決定價值的除了勞動，還有另一個因素——知識，因而陷入勞動、知識“二元價值論”。

與此不同的是，沈建新、桁林等認為知識價值是勞動價值論在知識經濟時代的發展與突破，并賦予知識和知識價值論以新的內涵。如把知識理解為“人把握客觀現實和識別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動過程，也就是人的創造性勞動過程”；把知識創造價值理解為“創造性勞動價值論”或“科學價值論”。應該說，這是一種有意義的嘗試。只可惜作者把知識、科學、創造性勞動三者等同，把作為“創造性勞動過程”的知識（動）與作為這一過程結果的知識（靜）混同；進而與知識（靜態）的體系——科學、以及創造性勞動三者混為一談。最終走向“效用價值論”。

第二，“智能價值論”認為“知識并不就是力量”。知識的獲取、處理、使用和創新才是真正強大的力量。這正是人類智能的體現。在知識經濟時代，商品的價值也從主要由體力勞動創造價值，轉向主要由智力勞動創造價值。作者試圖用勞動價值論來解釋新知識和高智力（能）創造價值，其出發點是值得肯定的，但作者卻混淆了智能（力）本身與智能（力）的作用——腦力勞動，結果在智能價值大小尺度上走向了“以勞動的質為依據”的多元效用價值論，即按創新程度大小決定價值。特別要指出的是英國學者斯伽爾米不僅認為人力資源——能力——在以知識為基礎的公司中是價值的靈魂；而且認為滲透在體系或過程中的知識與游離于人們頭腦之外的知識相比，具有更高的內在價值。也就是說，知識的運用——腦力勞動比單純知識本身有更大價值。斯伽爾米似乎已隱約感覺到知識本身的價值比起知識的應用——腦力勞動新創造的價值小得多。盡管他沒有把腦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產物或結晶——知識本身區別開來，但他的這種認識與“知識本身能創造價值”的觀點相比，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

篇10

關鍵詞：勞動價值論；效用價值論；均衡價值論；需求

中圖分類號：F014．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6-0001-03

一、勞動價值論中價值的實現與決定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開篇中就這樣說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馬克思發展了斯密的勞動價值論方面，他從“商品的二重性”出發，揭示出創造商品的“勞動二重性”，進而提出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體。他認為各種商品能夠有效地進行交換，其中必須包含一個“共同物”，這個“共同物”就是商品的價值，即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價值作為商品經濟的一個核心范疇，其本質在于它是一種特殊的生產關系，即商品生產不同主體之間一種特殊的勞動關系，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它“首先是一個外界的對象，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具體勞動創造的使用價值是商品的自然屬性。使用價值是構成社會財富的物質內容，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它體現了人與自然的關系。

作為商品的自然屬性的使用價值雖然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但馬克思從未忽視過對它的研究，也從不否定商品的使用價值在經濟社會中的作用。勞動產品之所以成為商品，首先是因為它的有用性，能夠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否則，它就不是商品，而僅僅是勞動產品而已。“商品的使用價值。是它的交換價值的前提，從而也是它的價值的前提。”生產商品的目的是用來交換，是要將產品轉到把它當做使用價值的人的手里，即只有實現了交換的勞動產品才是商品，才有價值可言。因此在研究商品價值時，不僅要研究商品的價值決定，還要考慮商品的價值實現。

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商品時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所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指“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的勞動時間。”這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它是指物質生產領域內生產某一個使用價值所花費的平均勞動時間，反映了同一部門內不同生產者在生產單位產品的勞動耗費上互相比較的關系，它強調一定條件下，某一部門單位商品的部門平均勞動耗費。“事實上價值規律所影響的不是個別商品或物品，而總是各個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獨立的社會生產領域的總產品；因此，不僅在每個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勞動時間，而且在社會總勞動時間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類的商品上。”“只有當全部的產品是按必要的比例進行生產時，它們才能賣出去。”這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所說的“另一種意義的必要勞動時間”。它反映了社會勞動在各個部門不同的分配比例問題，即資源配置的實現問題。社會的總勞動時間在各部門之間的分配比例應該與社會對該部門的勞動需要量相適應。

“說商品有使用價值，無非就是說它能滿足某種社會需要。當我們只是說到單個商品時，我們可以假定，存在著對這種特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經包含在它的價格中，――而用不著進一步考察這個有待滿足的需要的量。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個生產部門的產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會需要，這個量就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了。”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考慮到商品的需求，從而來研究商品的價值。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從生產供給的角度來分析的，而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正是在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基礎上引入了需求這一必然要素。生產商品的勞動的社會屬性決定了商品是社會化的產物，研究商品必須從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統一來考察。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從物質生產的領域來界定的，而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則將研究視角拓寬到了流通領域，從兩個過程的統一來考察部門總量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直接決定商品的價值量，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通過決定價值實現，以其為中介從而間接影響價值量的決定；決定價值量的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通過部門內部諸供求關系之間的競爭形成的；而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由部門之間的供求競爭形成的。

二、勞動價值論和效用價值論的交集

效用價值論以物品滿足八的欲望的能力或人對物品效用的主觀心理評價解釋價值及其形成過程來形成自己的理論，認為商品價值取決于消費者對商品效用的主觀評價。效用是商品價值的源泉，商品價值的具體決定取決于效用和稀少性。例如薩伊就認為，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價值的基礎，價值源于物品的效用。龐巴維克則進一步指出效用是形成商品價值的必要條件，稀缺性是商品價值形成的充分條件。“一切物品都有用途，但不是一切物品都有價值。一切物品具有價值，必須具有有用性，也具有稀缺性――不是絕對稀缺性，而是相對于特種物品需求而言的稀缺性。”在效用價值論者看來，物有用而不稀少，沒有價值；物稀少而無用，也沒有價值；只有既稀少又有用的物品才具有價值。

效用價值論者否認商品價值的實體性，沒有從實質上認識商品的價值，將價值的形成與勞動過程割裂開來，這首先是由他們的研究立場導致的。馬克思認為勞動是價值的源泉，使用價值就是物的有用性，勞動產品如果沒有使用價值，那么，它也就沒有絲毫價值，價值必須以被社會承認為前提。

效用價值論中的效用是物品對人的需要和欲望的滿足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效用可以看做使用價值。勞動價值論把物的有用性作為使用價值的定義，而效用價值論者則把物的有用性作為效用價值的一個特征。可見，兩者都注意到了物的有用性以及對人的需要的滿足。這也正是效用價值論和勞動價值論的交集所在。從客觀上看，商品的價值是由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形成的，從主觀上看，消費者所關心的是商品帶給他的效用；從供給的角度來看，商品的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從需求的角度看，商品必須得到消費者的認可，適應消費者的需求。這同時也說明了生產要符合需求才能繼續進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勞動價值論是從供給層面研究以及具體分析商品的價值是如何決定的；效用價值論則是從需求層面研究以及具體分析商品的價值是如何決定的。消費者只會購買

那些滿足自己需求的商品，如果一種商品能夠滿足人們的需要越多，消費者對該種商品效用的主觀評價就會越高，那么，這種商品的價格自然就越高，但是，當商品的價格超過了消費者對該商品效用的主觀評價時，消費者就不會去購買它了。

三、勞動價值論與均衡價值論的交集

馬歇爾的價值理論同樣是從價值范疇的定義開始的。均衡價值論認為，一種商品的價值，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是由該商品的供給狀況和需求狀況共同決定的。針對斯密將價值解釋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觀點，馬歇爾說：“經驗已經表明，把價值這個字用作前一種意義是不妥的。一個東西的價值，也就是它的交換價值，在任何地點和時間用另一物來表現的，就是在那時那地能夠得到的、并能與第一樣東西交換的第二樣東西的數量。因此，價值這個名詞是相對的表示在某一地點和時間的兩樣東西之間的關系。”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知道，馬歇爾所謂的價值就是指交換價值或價格。正是在將價值定義為價格的基礎上，馬歇爾才得出了價值(價格)取決于供給價格與需求價格的共同作用的均衡價值(價格)理論，其中，決定供給價格的因素是生產費用的高低；決定需求價格的因素是邊際效用的大小。馬歇爾的均衡價值論是建立在局部均衡理論基礎上的均衡價格論，通過商品的均衡價格來衡量商品的價值。

在馬克思看來，需求具有兩個層面上的含義，一種是市場上對商品的需要，馬克思把這個稱之為需求，為了區別起見，我們將其稱為“市場需求”；另一種則是實際的社會需要，我們可稱之為“社會需求”。“市場上出現的對商品的需要，即需求，和實際的社會需要之間存在著數量上的差別。”…這里所說的“社會需要”，不是指“個別商品或物品”，而是指前文所提到的“各個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獨立的社會生產領域的總產品”；也不是個別時間或地點對某種商品的需要，而是指一個較長時間和全社會范圍內的需要。“社會需求”是一種宏觀意義上的需求，而“市場需求”則是微觀意義上的。“市場需求”的存在是以“社會需求”為基礎的。

馬克思在《工資、價格與利潤》中，有一節專門分析供給與需求。這里明確地指出，“供給和需求只調節著市場價格一時的變動。供給和需求可以說明為什么一種商品的市場價格會漲到它的價值以上或降到它的價值以下，但決不能說明這個價值本身……當供給和需求相互平衡因而停止發生作用時，商品的市場價格就符合它的實際價值，就符合市場價格隨之變動的那個標準價格。所以在研究這個價值本質時，我們完全不用談供給和需求對市場價格的一時影響。”這里的“需求”是指市場需求。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價值是價格的基礎，價值決定價格；價格是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價格隨價值的變動而變動。價值規律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經濟規律，即商品的價值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交換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由于供求關系的影響，并不是每一次交換價格都與價值一致，供過于求時價格低于價值，供不應求時價格高于價值。“不同商品的價格不管最初用什么方式來互相確定或調節，它們的變動總是受價值規律的支配。”

均衡價值淪里的“需求”對應的是“市場需求”這一微觀層面上的概念。市場的供給與需求影響著商品的價格，使其圍繞價值上下波動，這只不過是價值規律作用的表現形式而已。出現市場供求決定的均衡價格與價值不符的情況并不是偶然現象，而是經濟社會中的普遍現象，這種差別是由許多因素造成的。馬克思也注意到了這種差別，所以他說：“要使商品互相交換的價格接近于符合它們的價值，只需要：(1)不同商品的交換不再是純粹偶然的或僅僅臨時的現象；(2)就直接的商品交換來說，這些商品是雙方按照大體符合彼此需要的數量來生產的，這一點是由交換雙方的銷售經驗來確定的，因此是從連續不斷的交換本身中產生的結果；(3)就出售來說，沒有任何自然的或人為的壟斷能使立約雙方的一方高于價值出售，或迫使一方低于價值拋售。我們把偶然的壟斷理解為那種對買者或賣者來說由偶然的供求狀況所造成的壟斷。”…在馬克思的那個時代，也許造成價格與價值不一致的原因主要只有上述三種情況，但是在當今紛繁復雜的經濟社會中．影響市場供給和需求進而導致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的因素不是僅幾種情況所能描述的。借用西方經濟學的概念，也許只有當市場處于完全競爭的狀態時，才能使商品的市場價格最接近于它的價值(或生產價格)。

馬歇爾的均衡價值論是從供求統一和主客觀統一的角度來分析的，這一點是其可取之處。從市場需求這一角度來看，勞動價值論與均衡價值論也是存在交集的。但是，馬歇爾混淆了價值和價格的概念，用對價格變動的現象分析代替了對價值本質的分析，無法真正揭示價值的本源。均衡價值論認為商品的供求決定價值，不承認商品價值的內在屬性，把供求關系當做價值的決定因素，用現象分析代替本質分析，是根本錯誤的。但是從市場價格的形成來看，市場供求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均衡價格理論分析供求對均衡價格的影響以及價格對供給和需求的影響，進而分析價格變動的原因以及如何發揮價格調節供求的作用，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適用的。

四、三種價值論的交集――從需求的角度分析

對價值是人類無差別勞動的凝結的認識，是從供給角度理解的；如果引入需求進行分析，價值則是凝結在商品中被認可的人類勞動。于是，對于商品價值的決定便需要從供給和需求兩個角度來考慮。供求關系決定著什么條件下的勞動是創造價值的：當社會供給大于社會需求時，商品的價值量就不再由中等條件下生產某種商品所花費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生產條件好的商品生產者的個別勞動時間來決定；而當社會需求大干社會供給時，劣等生產條件下生產某種商品所花費的勞動時間決定商品的價值量；只有在供求平衡的條件下，商品的價值量才由中等生產條件下的勞動時間來決定。商品價值雖然是由凝結在商品中的抽象勞動形成的，但是，它在量上的大小和有無卻是受供求狀況制約的，不能脫離開具體條件去抽象談論勞動價值論。“如果說個別商品的使用價值取決于該商品是否滿足于一種需要，那么，社會產品總量的使用價值就取決于這個總量是否根據這種特定數量的社會需要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產領域。在這里，社會需要，即社會規模的使用價值，對于社會總勞動時間分別用在各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來說，是有決定意義的。”馬克思最初分析商品的價值決定問題時，假定市場供給與需求是平衡的。如果考慮到市場需求與社會需求在量上的差異，從市場需求和供給的角度來考察，我們知道商品的市場價格受市場供求的影響，會高于或低于商品本身的價值，這并不違背價值規律，這只是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而已。于是，從需求的角度來看，三種價值論是存在交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