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主導因素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社會經濟主導因素，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農業的區位因素

1、自然因素：氣候（光照、熱量、降水）、地形、土壤、水源。

2、社會經濟因素：市場、交通運輸、政策、勞動力、技術。

3、農業區位因素發展變化：早期自然因素對農業區位的影響最為顯著。隨著社會的進步，市場、交通運輸和冷藏保鮮技術等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越來越突出。

二、工業的區位因素

1、自然因素：土地、水源、氣候。

2、社會經濟因素：原料、動力（燃料）、勞動力、市場、交通運輸、政策、技術、信息通訊、國防安全、環境、集聚、個人偏好。

3、工業區位因素發展變化：

①原料對工業區位的影響逐漸減弱，市場對工業區位的影響逐漸增強；

②交通運輸、信息通訊對工業區位的影響越來越顯著；

③勞動力數量對工業區位的影響逐漸減弱，勞動力數量對工業區位的影響逐漸增強。

三、城市的區位因素

1、自然因素：

（1）地形

①平原：理想地形；②山區：河谷兩岸；③高原：熱帶地區。

（2）氣候：氣溫適中，降水適度的中低緯沿海地區。

（3）河流：

①河口處：如廣州、上海；②河流匯合處：如重慶、武漢；③水陸交通轉運點：南京、倫敦；④水運的起點或終點：贛州。

（4）礦產：如大同（煤）、大慶（石油）、攀枝花（鐵）。

2、社會經濟因素：

①交通運輸：如“火車拉來的城市”石家莊、株洲。

②政治：首都（如北京、巴西利亞）、省會城市（如合肥）。

③軍事：如山海關、嘉峪關。

④宗教：如拉薩（喇嘛教）、耶路撒冷（猶太教、伊斯蘭教、基督教）。

⑤科技：如日本筑波、美國硅谷。

⑥旅游：如桂林、黃山、井岡山。

⑦邊貿：如憑祥、瑞麗、二連浩特。

3、城市區位因素發展變化：

①軍事、宗教對現代城市的影響減弱；

②交通運輸、自然資源一直產生巨大影響；

③科技、旅游成為影響一些城市的新的主要因素。

四、交通線（以京九鐵路為例）的區位因素

1、自然因素：全線跨越五大水系，穿越崇山峻嶺，沿途地形各異，地質條件復雜，工程難度大。

2、社會經濟因素（決定性因素）：

（1）社會：合理布局交通網。

（2）經濟：促進沿線經濟的發展。

（3）政治：維持香港的長期穩定和繁榮。

（4）技術：先進的科技是保證。

五、交通點（以上海港為例）的區位因素

1、自然因素：

（1）陸域條件（筑港條件）：長江三角洲地勢平坦開闊，有利于筑港。

（2）水域條件（航行條件、停泊條件）：長江和黃浦江江寬水深，保證了船舶入港航道應有的寬度和大量船舶拋錨所需的空間。

2、社會經濟因素：

（1）經濟腹地：上海港的經濟腹地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長江流域地區。

（2）城市依托：上海港以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市為依托。

六、商業中心（以上海為例）的區位因素

1、自然因素：自然環境（地形、氣候、水源）的不同為商業網點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2、社會經濟因素：

（1）上海擁有較強的商品生產能力（有穩定的商品來源區）。

（2）上海擁有商品經濟發達的廣闊腹地（服務區域）。

（3）水陸交通便利，促進了商品的集散。

七、區位選擇，進行正確的區位選擇必須把握以下三個步驟

1、全方位分析主要區位因素

從自然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兩大方面入手，思維發散，要點全面，力求完整。如北京中關村發展高科技產業，可從環境（自然因素）、科技和交通（社會經濟因素）等方面進行全面分析。

2、抓住區位選擇的主導因素

區位選擇的主導因素只有一個，即最重要的、影響最大的因素。如啤酒廠的主導區位因素是市場，制糖廠的主導區位因素是原料。區位選擇的限制性因素（缺乏的因素）如果能得到滿足，也能成為主導因素。如河西走廊發展農業的限制性因素是水源，其主導因素也是水源。

篇2

議，旨在提高公路網規劃的科學性。關鍵詞：高速公路；出入通量；經濟發展；相關性中圖分類號：F299.23 文獻標識碼：A

我們都知道，通常情況下，一個地區所產生的交通量是與其經濟總量成正比的，經濟總量越大，交通量也就越大。那么為什么會這樣呢？事實上，影響交通量的眾多因素中，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是影響交通量增長的主導因素，而經濟總量和經濟結構是影響其增長的具體因素。不過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同樣的經濟總量，對于不同的經濟結構來說，所產生的交通量還是不同的。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時，需要通過統計各地市從收費站上下高速公路的交通量，再結合當地的經濟指標，選擇合適的模型進行分析。

一、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相關性的背景

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而交通運輸業在國民經濟整體中所占的比例也持續增加，如今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經濟中的一個支柱產業。交通運輸是國民經濟以及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是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們日常生活的保障，可以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而要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首先就要搞明白交通運輸發展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

（一）我國交通運輸的發展現狀

交通運輸業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它不僅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也是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命脈所在。毋庸置疑，在如今這個全流通的時代，交通運輸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是越來越重要。而我國對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度的加強，在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進程日益加快的今天，顯然不僅促進了我國交通運輸業的飛速發展，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也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并為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都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二）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

通常情況下，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復雜，不僅相互影響，而且相互聯系。所以為了促進交通運輸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對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行研究分析，提出其中存在的問題，然后據此對交通運輸業的未來發展作出規劃，最終提高交通運輸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適應程度。一個國家的交通運輸發展水平和其經濟發展水平是有著密切關系的，這是因為國家經濟的發展可以推動城市化的進程，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又可以加大各城市間的交流，這樣對交通運輸系統的要求也就會增加。所以，如果沒有完善的交通運輸系統做支持，社會經濟的發展根本就不能夠長久。

（三）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

近些年來我國一直在加大對交通運輸業的投入，而國家的重視也促進了交通運輸業的快速發展。另外，由于交通運輸發展與經濟發展是相互影響的，所以我們不難做到使交通運輸和當前經濟發展相互吻合。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要想要得到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就要以一個高效安全而完善的交通運輸系統做為保障。因為高效安全而完善的交通運輸系統可以實現各個地區經濟的共同發展。如果交通運輸無法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的話，就會阻礙經濟的發展。一個完善的交通運輸系統，可以逐步形成一個統一的市場競爭機制，為人才交流和知識傳播提供有利條件，從而利于人們視野擴寬，對生產資料進行優化配置，加大不同地區的經濟交流，最終也會促進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

二、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相關性的思路

（一）思路詳介

這里講到的收費車型，是指高速公路在收取行駛車輛通行費時所劃分的車型。在一般情況下，提到交通量時都是指由交調車型進行統計的交通量。交調車型就是公路交通情況調查統計中所采用的調查車型，即JTG B01-2003《公路工程技術標準》中所劃分的車型。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相關性時，可以通過人工進行分車型調查，從而獲得收費車型和交調車型交通量對應的比例關系，由該比例可將統計的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轉換為交調車型交通量，接著再進行匯總，在匯總時，要分地市進行，將其所轄的收費站分進口和出口進行匯總，這樣就可以得到各地市每年高速公路的交通量。這時候，就需要將該交通量和其經濟指標進行回歸分析，最終確定二者之間的定量關系。

（二）思路簡介

簡單來說，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相關性的思路即：先由各收費站得到各收費站交調車型交通量，再由各收費站交調車型交通量通過分市區的匯總，得到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最后由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得到交通量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不過這里有幾點是需要注意的：1、首先，各收費站交調車型交通量可以通過人工分車型調查得到收費車型與交調車型的轉換系數后，再結合各收費站收費車型交通量得到。2、其次，交通量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是由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和該地市的經濟指標進行綜合分析得到的。

三、總結

影響交通量增長的因素有很多，但有兩點是最重要的，一個是國民經濟的發展現狀，一個是經濟總量與經濟結構，前者是主導因素，后者為具體因素。所以，一個地區所產生的交通量是與其經濟總量成正比的，經濟總量越大，交通量也就越大。但是，即使是同樣的經濟總量，對于不同的經濟結構來說，所產生的交通量還是不同的。因此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時，需要通過統計各地市從收費站上下高速公路的交通量，再結合當地的經濟指標來選擇合適的模型進行具體分析。

[1]趙偉，周俊紅.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關系研究[J]. 公路與汽運，2013，03：230-231

[2]匡安樂.高速公路運營交通量增長特性及預測方法優化研究[D].長安大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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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危機；治理政策；政府

中圖分類號：F8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9—0082—04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雖然漸行漸遠，但是危機治理政策還在發酵，一些國家宏觀和微觀層面均出現良性運轉，長期和短期的治理效果都較好，而有的國家卻出現宏觀效果與微觀效果及長期效果與短期效果不一致的現象。就我國而言，自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放緩明顯，2013年6月短暫的錢荒引發股市波動。雖然要求政府救市的呼聲高漲，但政府卻表明態度決不救市。前后比較可以看出，近些年政府政策變化較大。至此，有必要研究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到底是如何制定出來的，以及政策制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回答這些問題，既有助于正確評判過去政策制定的依據，也有助于理解當前政府的行為及未來政策的制定。政策制定是非完全理性的偶然的漸進過程，且受到權威人士的影響較大。因此，可以說政策制定過程是一個黑箱過程。而金融危機治理政策還存在及時性特點，參與決策的人數更少，因此相對于其他政策，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黑箱特征更為突出。基于此，本文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為研究對象。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分析和論證影響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制定的因素。

一、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影響因素的理論分析

（一）影響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宏觀因素

影響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宏觀國素主要包括：一是國家制度。所有社會力量和利益聯盟的政策訴求。都要通過國家機器以及由此構建的政策平臺才能實現。國家作為最后貸款人。在金融危機救治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這里僅限于有貨幣國家）——為銀行的負債擔保，穩定金融市場的信心。在金融危機救治過程中，國家（最后貸款人）首先要確定的問題是救誰和救什么，而“救誰和救什么”是由國家制度決定的。然而，國家制度對政策制定的影響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三是社會經濟意識。一個國家長期形成的經濟意識主導著人們的行為偏好和價值判斷，而這些社會經濟意識會影響到政策的選擇。如果不顧及社會經濟意識，不僅使經濟得不到恢復，甚至會把經濟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社會經濟意識的主導者一般是處于主流地位的經濟學家，他們的言行影響著居民對經濟政策的解讀。同時，社會經濟意識也是傳統、文化乃至習俗相結合的產物。三是國際環境。國際環境從兩個方面影響政策的制定，即國際經濟環境本身和一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一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聯系得越緊密，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制定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就越大。因此，一個國家在制定政策時，需要把國際環境作為一個重要的內生變量，而不是外生變量。不過，超級大國可以利用其經濟地位，率先實施某項金融危機治理政策，而其他國家只能被動接受該政策的影響。超級大國也可能為了避免引起眾怒而采取政策創新，乃至按照大國利益修改國際慣例。

（二）影響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微觀因素

影響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微觀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政府行為。政府可以分為強政府和弱政府。強政府政策頒布和執行的時滯較短，而且一般可以實現預定目標；弱政府的政策時滯較長，且往往流于形式。在金融危機爆發時，政府為了確保政局的穩定，不論強政府還是弱政府都會采取強制政策。從效果來看，弱政府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盡管時滯較長，但政策往往科學性、公平性相對較好；強政府治理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效率較高，但政策的結果往往不能準確把握。二是企業。公共政策的實施結果總會是一部分人受益或者一部分人受益更多，但大部分情況是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損害，很難實現帕累托最優。對此，企業會通過尋找聯盟或者代言人的方式給政府施加壓力，以使政策對自己更有利。這是企業間的博弈，也是企業與政府間的博弈，而這種博弈是以企業的經濟實力為基礎的。三是社會組織。私人部門直接參與危機救治行動、承擔危機的損失，是源于官方救助資源的有限性。影響金融危機治理的國內社會組織主要是工會和行業組織，但其行為的影響既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積極影響表現在，社會組織通過自律行為和自救行為，使大家團結起來共度難關，還可以推動政府制定更有利的危機治理政策。消極影響表現在，游行示威、罷工等破壞行為可能導致金融危機轉變為社會危機乃至政治危機。此外，國際社會組織也會對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制定產生重要影響。如IMF作為重要的國際社會組織，對各國政策的制定影響很大。

二、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影響因素的實踐分析

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都采取了擴張性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盡管從結構上看，各國的治理政策都是擴張性政策，但各國的政策手段存在很大差異，且從結果上看，不同國家相同政策的效果也有很大不同，而這是多種政策制定影響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宏觀影響因素具有趨同性

根據2008—2010年金融危機時期世界各國制定的應對金融危機政策，反推其政策的屬性——制定的政策是否與國家制度、經濟意識和國際環境一致，如果一致，就說明國家制度、經濟意識和國際環境影響了政策制定，反之就沒有影響。具體結果見表1。

由表1可知，各國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具有以下特點：維護資本利益、采取凱恩斯主義方式、面向全球化的開放政策。也就是說，影響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制定的宏觀因素具有趨同性。宏觀因素的趨同性給予了政策決策者一道保護屏障，因為納稅人能夠較容易接受整體宏觀環境的狀態，從而減少了對決策者的質疑。首先，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市場更加重視資本的權益。所以在金融危機爆發后，資本所有者的利益成為危機治理的首要考慮對象，盡量減少資本所有者的損失不僅是國家制度的要求，也是資本在國家經濟中的地位決定的。其次，社會經濟意識對政策制定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政策制定后社會可能產生的反應。新自由主義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始作俑者，但要破除這種意識的影響還有待時日。從理論角度來看，金融危機爆發后，盡管政府干預經濟已基本成為共識，但政府干預經濟的背景仍是自由市場經濟，凱恩斯式的政府干預不過是短期應急行為而已。盡管有學者認為市場具有自我修復的功能，但是已經沒有政府敢冒這樣的風險，凱恩斯主義的回歸已是金融危機爆發后的共識。最后，國際環境對各國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制定的影響程度不一。金融危機爆發后，貿易保護主義和以鄰為壑的對外經濟政策幾乎成為危害世界經濟復蘇的主要因素。盡管協調各國經濟政策已成為共識，但實施過程仍然障礙重重。國際貨幣體系、貿易體系的扭曲加劇了世界經濟失衡，但其變革受到諸多因素的阻礙。與此同時，國際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國際需求結構的變化以及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等也在影響各國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制定。總體而言，政治經濟大國可以利用國際環境制定利己的經濟政策，并實現社會福利的普遍提高，而一般國家只能適應國際環境，在既定國際環境中盡可能制定有利于提升國民福利的政策，或制定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團的政策。總之，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政策制定實際上是對國際環境的適應性選擇，而國家制度和社會經濟意識只不過是以適應國際環境為前提，進而減少政策執行的阻力。

（二）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微觀影響因素具有差異性

根據2008～2010年世界各國制定的金融危機政策，比較政策制定后各利益群體所獲利益的大小，其中獲利最大者也就是影響力最強的。各國不同的微觀基礎決定著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在政策制定中的影響力。結果見表2。

由表2可知，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微觀影響因素中，影響力從大到小依次是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日本則依次是政府、社會組織和企業，歐盟和美國則依次是企業、政府和社會組織。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制度和社會經濟意識存在趨同性，且資本利益是金融危機救治的首要選擇。資本可以分為國有資本和私人資本，當國有資本占據重要位置時，就可能出現強政府；當私人資本占據主導地位時，就可能出現弱政府。當出現強政府時，政府能夠很快做出決策，而且政策會以政府利益最大化或傾向某一利益集團為前提。相對而言，弱政府面對的是實力強大的私人資本，治理政策的制定必須要充分考慮資本的利益，所以企業和社會組織在政策制定中能夠發揮更大影響，并導致較長的政策時滯。同時，在金融危機中，金融資本和金融機構受到危機的沖擊最為嚴重，而金融資本和金融機構在一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中又占據重要位置，因此治理金融危機便要拯救金融資本和金融機構。一般而言，金融機構和金融資本在國民經濟中都會處于相對或絕對的壟斷地位，并會形成相對強大的利益集團，與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對于弱政府而言，金融資本和金融機構對政策制定的影響較大，而且也只有在金融資本的風險解除后，政府利益才會得到保障。此外，伴隨金融危機的是經濟增長放緩、失業率上升和居民有效需求下降。政府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會采取擴張性政策，而擴張性政策的結果是普通納稅人的利益受損。而且不論政府采取何種政策手段，如果其政策立場是傾向于資本的。那么普通居民都會因為這一政策而遭受損失。政府擴張性政策的資金來源不外乎兩個方面：財政收入和政府發債。金融危機導致財政收入減少，所以政府發債是較為普遍的選擇，但發債的結果是居民負擔加重或是忍受發債導致的通貨貶值。從目前來看，除了提高失業救助和社會保障，以居民利益為主導的危機治理政策相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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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土地規劃；綜合分區研究；實證研究；茅箭區

[中圖分類號] F205 [HT5H][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4738（2012）05-0083-04

一、引言

我國在20世紀60年代編制了《全國土地利用現狀區劃》，這是我國第一個土地利用綜合分區[1]。《全國土地利用現狀區劃》把全國分為了4個一級區，反映了全國土地利用最主要的地域差異，12個二級區反映了農林牧等部門不同的地域組合和生產水平的差別，54個三級區和 128個四級區 ， 反映了作物組合或牧畜組合、種植方式或放牧方式，以及存在的關鍵問題等方面的差異性。20世紀 80年代初 ，中國科學院綜考會在 《中國1∶100萬土地資源圖 》的編制過程中提出9大土地資源潛力區劃思想[2]； 80年代后期，中科院地理所編制了1∶400萬土地合理利用區劃圖[3]；這是我們土地利用分區實施的開始，具有重要的意義。80年代以來，省市縣級土地利用綜合分區作為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重要內容，隨著土地利用規劃編制也開始進行調研和編制。

二、基于茅箭區的實例研究

（一）十堰市茅箭區概況

茅箭區地處湖北省十堰市城區東部，位于武當山的西北麓，屬秦嶺、大巴山的東延余脈，處于北緯32°20′—32°40′，東經110°10′—110°30′；東與丹江口市毗鄰，西與張灣區相連，南與房縣接壤，北與鄖縣搭界；東西長31公里，南北寬30公里，是全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茅箭區建立于1984年，現轄1個鄉，1個鎮，1個省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3個街道辦事處，2個經濟技術開發區，轄區國土面積536平方公里

十堰市茅箭區林業資源豐富，林地面積占87.62%。由于豐富的林地資源，十堰市在2007年湖北省土地利用綜合分區被劃分在鄂西北林業生態協調發展區[4]。筆者認為這種分區是以全省的角度宏觀分區，充考慮了十堰市獨特自然資源條件，但對于十堰市在全省的功能定位和社會經濟條件考慮較少，忽視了其工業城市的定位。

（二）土地利用綜合分區的原則 [5][6]

1.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原則

可持續利用是建立在社會、經濟、人口、資源、環境相互協調和共同發展的基礎上的一種發展，其宗旨是既能相對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能對后代人發展造成危害[7]。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國家重要發展戰略，對土地利用也提出了可持續利用的要求，也就是土地利用綜合分區必須要以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土地的可持續利用為前提，這樣才能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相似性原則

茅箭區林地廣布，山大谷狹，高差大，坡度大，切割深。其中河谷平地和山間盆地是本市農業生產特別是糧油生產的重要區域。自然條件的區域差異制約著土地利用的分區，所以，自然條件的相似性是決定土地利用綜合分區的主導因素。

社會經濟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是土地利用結果的體現，并制約著土地利用的內容、方式和程度。人口、勞動力和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深刻地影響著土地利用的布局。所以社會經濟條件也是決定土地分區的主要因素。

3.土地利用結構的類似性原則

土地利用結構是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綜合影響下的產物，它既受土地屬性的制約，又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影響。從十堰市土地利用現狀可以看出，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地勢低平，人口密度較大，耕地在土地結構中的比重也大；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則恰好相反。因此，作為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集中反映的土地利用結構，也是進行土地利用分區的重要因素。同樣，任何一種土地利用結構，都有它適應自然規律的一面和不適應自然規律的一面，存在著不同的問題，就應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分區時，就應將問題類似的區域劃分到同樣的地塊，以利于針對土地利用的主要矛盾和具普遍性的問題，采取相應的措施，開發利用好土地。

4.土地開發利用方向的共同性原則

土地利用分區，不僅要反映土地利用現狀，還要反映土地開發利用的方向。因為土地利用現狀，是由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自然條件和人們認識自然、發揮生產力水平綜合作用的結果。隨著社會的進步，社會發展目標的調整，土地利用的方向也要不斷地調整，在土地利用分區時，就必須根據土地利用的程度和利用潛力、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規劃土地宏觀調控和開發利用方向，從而將土地利用方向的一致性作為分區的原則之一。

5.行政村界線的完整性原則

土地利用是一種社會經濟活動，其開發利用、經營管理，都是在一定的范圍內實施的。保持村級界線在土地利用綜合分區中的完整性，有利于政府利用分區成果合理進行村莊發展定位和統籌城鄉經濟發展。

6.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原則

定性與定量分析的方法作為土地管理學重要研究方法，從宏觀和微觀的層次為土地利用綜合分區提供重要的分析工具，定性可以判別土地的主導利用方式，定量可以對同一利用方式土地分等定級。

（三）主導土地方式布局分析

1.耕地資源布局

茅箭區耕地目前主要分布在東北部的十堰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東城開發區和南部的大川鎮和茅塔鄉。由于所轄十堰經濟技術開發區、東城開發區地處十堰市中心城區，作為十堰市工業區，主要發展汽車及其他相關工業產業，所以這兩個開發區內的耕地逐步退出，耕地主要集中布局在大川鎮和茅塔鄉。賽武當自然保護區主要作為十堰市生態保護區，主導土地利用為生態林用地，所以可以保持少部分耕地，不作為耕地的主要布局分區。十堰市茅箭區耕地布局圖見圖1：

2.林地資源布局

十堰市茅箭區林業資源豐富，林地面積占在87.62%（布局圖見圖2），主要集中在中部和南部的

茅塔鄉、大川鎮、賽武當自然保護區。賽武當省級自然保護區是在國有賽武當林場、國有五條嶺林場的基礎上組建而成，生態林地遍布全區，是十堰市的“綠肺”。保護區地處北亞熱帶地理位置、氣候條件優越，蘊藏著豐富的動植物資源，有植物178科1316種。由于中低山生態林資源豐富，賽武當保護區主要作為為生態林保護區。茅塔鄉和大川鎮主要以低山丘陵地貌為主，山勢較緩和，海拔600米以下，加之環境質量良好，生物多樣性較豐富，是開展生態文化旅游和休閑產業開發的重要區域。

3.建設用地布局（布局圖見圖3）

茅箭區建設用地主要分布在北部的二堰街辦、五堰街辦、武當路街辦、東城開發區、十堰市經濟經濟技術開發區。地形方面，北部區域屬于低山丘陵，地勢相對比較平坦，適宜于建設。水利資源方面，百二河、馬家河、茅塔河貫穿其中，為工業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水利資源，把中心城區分為三部分。本區域處于十堰市中心城區，發展方向為茅箭區的工業區。

（四）對上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中土地利用分區的評價

上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即《茅箭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1997-2010年）》）在土地分區一章中把茅箭區劃分為農業用地區、園地區、林業用地區、城鎮建設用地區、村鎮建設用地區、獨立工礦區等6個分區，這種分區只是做了土地用途分區的劃分，而沒有提出具體土地利用綜合分區，這對于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不完備的。十堰市農業部門在80年代編制的《十堰市農業區劃》中有關于十堰市茅箭區土地利用分區的研究，但是當時由于技術力量與地理信息技術的相對落后，而且論述較為粗略，顯然不能滿足目前土地資源管理的要求。所以在本輪規劃修編中對十堰市茅箭區進行土地利用綜合分區研究可為十堰市茅箭區的土地資源利用提供重要參考，具有重要的意義。

（五）十堰市茅箭區土地利用分區方案

根據對十堰市茅箭區耕地、林地、建設用地主導土地利用方式的研究，結合十堰市茅箭區國民經濟規劃、城市發展規劃、農業區劃成果，將十堰市茅箭區分為北部建設用地區、中部低山丘陵生態農業區、南部森林生態保護區三個土地利用綜合分區（見圖4）：

1.北部建設用地區

區域范圍：屬市城區，涉及武當路沿線及以北區域（百二河下游、馬家河流域，茅塔河流域下游），包括五堰街辦、二堰街辦、武當路街辦的部分地區和東城經濟開發區。

土地利用現狀分析：該地區是茅箭區的城區，地形相對平坦，起伏較小，交通便利，人口密集，是十堰市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

主導功能與拓展方向：進一步提高城市土地集約程度，本區除武當路街辦門神溝保留工業企業外，現有工業企業逐步向東風工業園區集中。依托東風公司的國際合作和戰略重組，做大做強汽車整車及零部件產業集群，把東風工業園建成在全省乃至全國占有一定位置、具有一定影響的汽車零部件生產基地和專用車生產基地，完善火車站商貿經濟圈、城市商貿消費服務網，以北京路為軸線，加強行政集中區、高校園區和精品文化區建設。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城區交通網，為構建結構合理、功能完善的城鎮中心和生態城鎮提供良好的服務。

2.中部低山丘陵生態農業區

區域范圍：屬于低山丘陵，涉及百二河中上段、唐家河、浪溪河、黃家河流域，馬家河流域，茅塔河流域中段，包括二堰街辦的百二河村、武當路街辦的馬家河村、茅塔鄉的王家村、廖家村、康家村、臺子村、莫家溝村、大坪村以及大川鎮的大川村、浪溪村、段家村、卡子村、唐家村，共13個村。

土地利用現狀分析：該處屬低山丘陵，山勢較緩和，海拔600米以下。環境質量良好，生態涵養，水土流失較輕，植被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為主，生物多樣性較豐富，是開展生態農業、生態文化旅游和休閑產業開發的重要區域。

主導功能與拓展方向：通過村莊環境整治、新農村建設等環境友好建設，加快規模養殖小區發展步伐，使畜牧業與旅游業有機結合起來，保護環境，增加農民收入；同時加強生態林、景觀林建設，合理開發并優化配置水資源，把水利資源和旅游資源有效整合，達到資源高效利用；做好各景區主干路和幾條溝的旅游路和溝域的護坡工程，保障游客和村民安全。

3.南部森林生態保護區

區域范圍：該功能區地處賽武當自然保護區范圍，是百二河流域，馬家河流域，茅塔河流域上游，以中低山為主，峰嶺海拔一般在1000米以上，最高海拔（普陀峰）1722米，該區由賽武當自然保護區的小川村、營子村、鍋廠村、黃家村、陽坡村，茅塔鄉的東溝村、坪子村、大溝村、巖屋村，共9個村組成。總面積約21203公頃，是森林生態系統類型自然保護區。

土地利用現狀分析：由于受特殊的地理位置（區位優勢），獨特的地質、地貌特征，過渡性氣候和有效地保護，使保護區內自然環境良好，生態涵養，水土流失較輕，植被發育良好，海拔基帶的植被保持了很明顯的地帶性特征，同時孕育了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

主導功能與拓展方向：堅持保護好過渡地帶獨特的森林生態系統的完整性、物種多樣性，特別重視瀕危物種及林間保護；嚴格管理區內森林和河流，保護好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重要的庫前水源涵養地；要以保護為主，與資源持續利用相結合，維護區域生態平衡為目的，充分考慮自然保護與經濟資源可持續利用的關系，合理利用區內的森林資源和土地資源，發展生態農業和生態文化旅游等。

三、結語

作為湖北省工業重鎮，茅箭區上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由于編制倉促，未能對土地利用綜合分區進行闡述，本輪土地利用規劃中在GIS技術支持下，充分利用全國土地資源調查二調成果，以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為思想指導，綜合考慮了十堰市茅箭區工業用地時空拓展的要求，對十堰市茅箭區土地進行科學分區，目的在于為土地的集約利用與可持續利用提供區域土地功能定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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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經濟法的功能和構造

(一)經濟法的社會經濟功能

經濟法的功能是在社會經濟系統的基礎上進行制定的，它的目的是為了達到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并且能夠更加良好的可持續發展，對現有政府預設的經濟法規范進行政府調控。希望通過政府的干預和采用的措施能夠促進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可持續發展，這是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產生的最大的作用。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還體現在經濟法和社會法之間的關系上，不能單純的從一個單一的側面看待經濟法和社會經濟的關系，而是要多角度、多方面的綜合看待這兩者的關系。從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入手，充分認識和評價經濟法產生的行為后果在整個社會關系中的作用。

(二)經濟法功能的構造

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主要從以下兩點中體現出來，一是從經濟法對社會活動中主要參與的經濟主體產生的經濟活動的影響來體現，二是經濟法對社會總體經濟的作用和影響來體現。經濟法與社會活動中的經濟主體有直接的影響，反過來經濟主體也對社會經濟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和作用，并且這種影響和作用是直接的具有決定性作用的，經濟法影響和誘導著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使其影響著未來的經濟活動，然后可以通過這種影響來調整經濟主體和社會經濟之間的關系，經濟法制定的主要作用就是這個。經濟法的社會經濟影響主要通過影響參與者的活動來實現，因此要想知道經濟法對社會經濟會產生哪些影響，不僅要了解在整個社會經濟活動中經濟法所產生的作用，也要觀察構成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每個部分，也就是經濟主體所產生的經濟活動對經濟社會帶來的影響

二、經濟法的社會經濟功能

在對經濟法的社會經濟影響進行研究時，首先要了解社會經濟的功能，社會制度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社會整合功能，二是行為的導向功能，三是文化的傳遞功能。或者也可以從信息作用、約束作用、整合作用和激勵作用這幾個主要方面進行分類。雖然在對社會經濟的功能進行分類的看法上不一致，但是從分類的內容上看又存在一定的一致性。我們在對經濟法的社會經濟功能進行研究時，要從多方面進行研究，不能僅僅集中在一點。社會經濟如果要迅速的發展，那么就要具備兩個重要的條件，即協調和動力，這兩個條件影響著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中的基本制度，所以經濟法要具備以下幾項重要的社會經濟功能。

(一)權利義務分配功能

法律對權利和義務的分配功能是經濟法的基本功能之一，通過對權利和義務的分配與協調，對促進社會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有重要作用。權利和義務在法律的各方部分都得到了體現，通過對權利和義務的分配體現了法律的價值，所以權利和義務是法律的基本核心內容，權利和義務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這種關系法律的基本運行機制起著決定的作用，對社會角度的人和經濟法角度的經濟主體的利益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作用。關于社會經濟的分配方面，主要有兩個，一方面是資源和資格的分配，這主要是分配不同的經濟活動的參與條件，對其進行法律規定，在進行經濟活動時要符合法律資格，經濟主體在取得資格的基礎上行使社會資源方面的權利。另一方面是經濟法對資本和資源干預分配，這在經濟利益的平衡方面和資源的分配干預方面，都會對社會中的不同要素產生不同的影響。

(二)經濟信息傳遞功能

在開展一項經濟活動以前，需要對從事的經濟活動及從事的主體進行性質的確定，同樣也要對經濟行為和后果進行預測，所以在進行決策之前，要對這種預期的行為進行評估，根據評估結果確定經濟主體的行為。在決策中，影響評估結果的要素有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只有具有足夠的經濟信息為依據，才能充分發揮經濟法的作用，為人們從事經濟活動提供必要的信息傳遞，根據各種優惠政策和限制條件確定經濟活動的開展。

(三)激勵功能

在社會經濟中，經濟人追求的使利益最大化，所以在活動中經濟主體大多存在著自立性、理性和朱雀利益最大化的典型特征。在社會經濟活動中，人在追求利益時，來自利益的追求是動力，同時人也存在著理性的約束，這種約束可以保證人在追求利益時的可靠性。同時，參與經濟活動的主體在經濟利益的分析活動中，也會始終處在核心的地位，這使經濟法激勵功能的直接體現。人是經濟行為的主體，對利益的追求使得人們在參與經濟活動時形成鼓勵和促進的正面效應，在激勵中經濟行為才會努力實現經濟活動的信息表達，所以要對經濟活動的結果進行賞罰。經濟法的激勵會對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向產生一定影響，這會讓人們不斷改正自己的偏好，嚴格按照經濟法規范經濟活動的選擇，來實現社會和經濟的協調發展。經濟法的激勵功能對社會利益主體產生了重要影響，在經濟活動和行為中有著明顯的激勵效果。

(四)節約交易費用功能

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只要存在交易，就一定會產生相應的交易費用。所以在進行交易時，要先確定交易伙伴和交易產品，然后再確定交易費用，這些交易費用包括談判費、合約費、監督履行合約的費用等，要對這些費用進行詳細的核算，然后才能得到準確的交易成本數據。節約交易費用體現了對經濟法的遵守。遵循經濟法體現在參與經濟互動的過程中，體現了人與人、人與經濟之間的關系的協調處理，同時也可以通過必要的人際關系降低交易成本。對于有針對性的經濟法的創建，要根據經濟活動的變化，依靠權益保護單位提供的相關信息，通過法律手段對自身經濟行為給予保障，再通過法律的形式確定該信息屬于真實可靠的經濟信息，這樣可以節約大量的交易費用，保障經濟主體的利益。

三、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一)經濟法的調控促進了中國經濟的轉型

中國經濟轉型的啟動與推進都與經濟法有著密切的聯系，政府可以通過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和直接出臺經濟政策法規作用于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來直接影響市場機制，而我國通過制定和完善經濟法這種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來推動和重塑市場主體、構建市場主體、確定市場規則的運行，這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我國市場經濟的轉型，彌補了商品市場自身的不足，促進了我國經濟健康穩定的發展。

(二)經濟法影響著勞動力市場

中國商品市場的形成具有自發性，同時也有我國政府的調控，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產生使市場自發與政府主導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國的勞動就業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分配轉變為市場經濟下的自主擇業的新型就業體制，少不了勞動法等經濟法律法規的指引和保證。經濟法促進了勞動力來源的豐富性，促進了勞動用工制度的完善，也對政府促進就業進行了督導，從而促進了勞動力市場的發展。

四、結語

篇6

引言：

快速折舊法的產生、發展以及折舊率的確定，與經濟增長方式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隨著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在社會經濟發展中逐步居于主體地位，固定資產的快速折舊法必然成為普遍遵循的會計原則。而且，快速折舊法的具體計算方法也隨著社會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得到相應的發展。快速折舊法同時也是政府對社會經濟及產業結構進行調整的一種有效手段。政府可以通過快速折舊法對經濟結構進行有效的調整：一方面，政府通過在一些行業實行快速折舊法，在稅率穩定的情況下，所得稅遞延交納，相當于向企業提供了一筆無息貸款；另一方面，快速折舊法可以引導企業加快固定資產的更新速度，為經濟發展模式的轉換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快速折舊法是在固定資產有效使用年限的前期多提折舊，后期則少提折舊，從而相對加快折舊的速度，以使固定資產成本在有效使用年限中加快得到補償的一種方式。它相對于直線法和使用效率法等勻速折舊法來講，較好地反映了二戰以后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快速折舊法最早出現在美國，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政府為了鼓勵軍火工業發展，規定接受軍事采購合同的壟斷企業，其廠房和設備的折舊年限可以由原來的20年以上縮短為5年。美國政府還在所得稅法中規定了政府承認按照快速折舊法計算的應稅所得額。目前，發達國家在許多產業中普遍采用了快速折舊法，其固定資產折舊年限大體上在3－5年。

對于快速折舊法，從目前我國理論界和實務界的認識來看，基本上是持肯定意見的。他們大都認為，這種折舊方法之所以為世界各國所普通接受和應用，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原因：其一，快速折舊法的折舊計提符合成本和收入相配比的會計原則。因為固定資產一般早期生產能力要比后期大，早期營業收入也比后期要多，依據配比原則，在固定資產前期具有最大經濟效益時應多提折舊；其二，由于新使用的固定資產修理費較少，在使用多年后，修理費用會逐漸增多，采用快速折舊法，就可以使每年的折舊費用與修理費用的總和比直線法更為平穩；其三，在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情況下，固定資產的更新加快，企業固定資產的經濟年限越來越短，快速折舊法可以減少舊技術淘汰時發生的損失；其四，對于企業而言，采用快速折舊法還可以使其獲得推遲繳納所得稅的好處。從財務角度講，早期計提較多的折舊費，加大成本，便可相應減少所得稅的繳納。雖然在固定資產全部使用年限中的折舊和納稅總額是相同的，但固定資產的快速折舊，實質上推遲了納稅，相當于政府給企業的一項無息貸款，對企業來說是有利的。這些意見客觀地反映了在經濟實踐中快速折舊法的作用。如果把快速折舊法放在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加以考察，它實際還具有以下兩個特征：第一，快速折舊法的產生、發展以及折舊率的確定，與經濟增長方式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第二，快速折舊法是政府對社會經濟及產業結構進行調整的有效手段。

一、快速折舊法與經濟增長方式

固定資產的折舊源于固定資產的價值轉移方式以及損耗的程度。固定資產可以在有效期內連續使用，其價值隨著損耗程度逐次轉移到產品中去，成為產品成本的一個組成部分，并隨著產品的銷售而收回。固定資產的損耗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物質損耗，也稱自然損耗，它是指固定資產由于使用或由于自然力的作用而發生的損耗；一種是價值損耗，也稱精神損耗，它是指由于技術進步所引起的固定資產價值上的損耗。技術進步可以區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革新型技術進步，它使得生產原有固定資產的工藝得到改進，或提高了生產效率，或使其使用效能提高，從而使原有的固定資產發生了貶值；一種是創新型技術進步，它可以創造出效能更高的新型固定資產來替代原有的固定資產，從而使原有的固定資產發生了貶值。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快速折舊法主要針對的是固定資產的精神損耗。因為在技術進步的條件下，如果我們不考慮精神損耗而沿用勻速折舊法的話，就會出現賬面成本低于實際成本、賬面利潤高于實際利潤的情況，直接影響到固定資產的更新以致產業結構的調整。但是，固定資產折舊率的變化并不是個別企業行為的結果，技術進步所導致的生產效率的提高，只能使個別企業的產品價值低于社會平均價值，從而獲得超額利潤，并不會影響到固定資產的折舊率。只有整個社會或某個行業勞動生產率普遍提高，固定資產的社會平均價值降低的時候，才有必要對固定資產的折舊率進行調整。而且，這種調整的幅度是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幅度為依據的。

社會經濟的增長方式一般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它主要是依靠生產要素數量的增長來實現社會經濟的發展；一種是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它主要是依靠生產要素效能的提高來實現社會經濟的增長。從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來看，二戰以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下，其社會經濟的增長方式均實現了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庫茲涅茨對世界各國經濟增長因素的分析研究表明，經濟增長的因素主要是知識存量的增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結構方面的變化。他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迅速增加了的技術知識和社會知識存量就成為現代經濟高比率的增長和結構迅速變化的源泉。從一般意義上講，技術與勞動分工一直是生產發展的動力，但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生產要素數量的增加卻在經濟增長中居于主導地位。只有到了經濟高度發達，科技飛躍發展的當今社會，技術進步和勞動分工才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基礎，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因之一。在這種情況下，固定資產的精神損耗隨著技術進步周期的縮短而不斷加大，尤其是在一些新興工業部門，如IT產業、生物工程領域等，這種趨勢就更為明顯。因此，快速折舊法的產生、確定以及發展與社會經濟的增長方式有著緊密聯系。也就是說，隨著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在社會經濟發展中逐步居于主體地位，固定資產的快速折舊法必然成為發達國家普遍遵循的會計原則。而且，快速折舊法的具體計算方法也隨著社會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在相應發展，先后出現了定率遞減法、雙倍余額遞減法、年限積數法等多種形式。定率遞減法又稱余額遞減法，它是將每期固定資產的期初賬面凈值（原值減累計折舊）乘以一個固定的比率，計算該期折舊額的一種方法；雙倍余額遞減法是在不考慮固定資產殘值的情況下，根據每期期初固定資產賬面余額和雙倍的直線法折舊率計算固定資產折舊的一種方法；年限積數法又稱為年數總和法，是將固定資產的原價減去殘值后的凈額乘以一個逐年遞減的分數計算每年的折舊額，這個分數的分子代表固定資產尚可使用的年數，分母代表使用年數的逐年數字總和。這些不同的方法適應了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不同時期和不同行業的特定要求。從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進程來看，快速折舊法的實行適應了高新技術條件下經濟發展的要求，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就我國的情況而言，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一直沿用的是直線法和使用效率法等勻速折舊法，直到1993年歷史性的會計改革后，才開始規定可以對高科技機器設備折舊時采用快速折舊法。目前，我國企業財務制度規定，在國民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技術進步快的電子生產企業、船舶工業企業、生產“母機”的機械企業、飛機制造企業、汽車制造企業、化工生產企業和醫藥生產企業以及其他經財政部批準的特殊行業的企業，均可選用相應的快速折舊方法。但是，在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進程中，還存在著一些影響到普遍實行快速折舊方法因素，概括起來講有如下一些方面：其一，經濟增長方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經濟發展的速度及經濟總量均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但是，我們雖然在某些領域的發展中有技術進步的因素，從總體上看主要依靠的是生產要素數量的增加，走的仍舊是粗放型發展的道路。因此，固定資產的折舊還是以物質損耗為主。其二，經濟周期問題。快速折舊與經濟周期有著密切的聯系，一般講，經濟周期直接影響到快速折舊率。我國目前仍處于經濟體制的轉換時期，一些非經濟因素對產業的發展還有著重要的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秩序尚在建設階段。因此，目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經濟波動并沒有形成一個穩定的經濟周期，快速折舊率的確定就失去了客觀依據。其三，我國市場機制中居于主體地位的主要是低成本價格競爭，而快速折舊法在一定程度上會削弱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以上這些因素中最基本的是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上講，快速折舊法既是集約型社會經濟增長方式的產物，也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因素。我們應該著力推進我國社會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為快速折舊法成為普遍的會計準則創造必要的條件。

二、快速折舊法與稅收

快速折舊法不僅是一種與經濟增長方式有著緊密聯系的會計準則，也是政府對社會經濟及產業結構進行調整的一種有效手段。快速折舊法的出現，就是二戰時期美國政府為了鼓勵軍火工業發展而采取的一種政策。采用加速折舊法，可以使固定資產的成本在使用期限中加快得到補償。從固定資產全部使用期間來看，折舊總額不變，因此，對企業的凈收益總額并無影響。但從各個具體年份來看，由于采用加速的折舊法，使應計折舊額在固定資產使用前期攤提較多而后期攤提較少，必然使企業凈利前期相對較少而后期較多。

筆者以某企業為例，了解一下在快速折舊對企業經營的影響：某企業的固定資產原值為200000元，預計殘值為18000元，使用年限為5年。該企業適用33％的所得稅率，資金成本率為10％。該企業未扣除折舊利潤分別為：第一年，100000元；第二年，120000元；第三年，128000元；第四年98000元；第五年90000元，合計：536000元。按照雙倍余額遞減法計算。雙倍余額遞減法是快速折舊法中的一種方法，它是在不考慮固定資產殘值的情況下，根據每期期初固定資產賬面余額和雙倍直線折舊率計算固定資產折舊的一種方法。其計算公式為：年折舊率＝2／折舊年限×100％；月折舊率＝年折舊率÷12；年折舊額＝固定資產賬面價值×年折舊率。會計制度規定，在計算最后兩年折舊額時，應將原采用的雙倍余額遞減法改為用當年年初的固定資產賬面凈值減去估計殘值，將其余額在使用的年限中平均攤銷。

雙倍余額遞減法年折舊率＝2×1/5

×100％＝40％。則：

第一年：折舊額為：200000×40％

＝80000（元）；利潤額為：10000－80000

＝20000（元）；應納所得稅為：20000×33％＝6600（元）；

第二年：折舊額為：（200000－80000）×40％＝48000（元）；利潤額為：120000

－48000＝72000（元）；應納所得稅為：72000×33％＝23760（元）；

第三年：折舊額為：（200000－80000

－48000）×40％＝28800（元）；利潤額為：128000－28800＝99200（元）；應納所得稅為：99200×33％＝32736（元）

第四年后使用直線法計算折舊額：第四、第五年的折舊額＝（200000－80000－48000

－28800－18000）／2＝12600（元），第四年利潤額為：98000－12600＝85400（元）；應納所得稅為：85400×33％＝28182（元）；

第五年利潤額為：90000－12600

＝77400（元）；應納所得稅為：77400×33％＝25542（元）

篇7

關鍵詞：藝術設計　社會經濟　生產力　關系

一、 藝術設計伴隨著人類的生產勞動的產生而產生

就藝術設計這一創造性的活動來說，它是伴隨著人類物質生產活動和器物文化的出現而出現的。它實際上就是“人類為生存而進行的造物活動，是人為實現實用功能價值和審美價值的物化勞動形態。這種造物具有一定的審美屬性和精神價值，因而是一種藝術質的造物”。

人類的歷史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藝術設計的歷史之河也從這里發源。當人類的祖先把一塊石頭敲打成用來切割和砍削的石刀時，最早的設計活動就開始了，這把石刀就是最初的設計產品。這種工具的創造首先符合實用目的，同時也顧及到了用起來方便、省力，以引起主體的。它的制作過程具備了設計所要求的從預想、選料到加工成型等必備過程，它的功能和形式結合于一體。最早制作勞動工具如石斧、石刀、弓和箭的原始獵人，是人類第一批設計師。

工具的制造是人類自我革命的開始，也是人類區別于其他物種族類的根本。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最早的史前藝術品，差不多都是與人的生活最緊密相聯系的工具和食用器。這些就是我們人類早期之藝術設計。藝術設計于是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而發展，隨著人類的科學文明水平的提高，藝術設計也越來越科學化，其技術性也越來越高，藝術設計逐步成為了一種有目的的創造活動，成為了協調人和環境、個人和社會、生產和消費之間的手段。

二、 經濟屬性貫穿于藝術設計活動過程的始終

藝術設計的經濟屬性是它區別其他藝術活動、手工業的首要特征。人的相互關聯構成復雜的社會，社會的不斷進步與發展必然導致人對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追求，藝術設計通過藝術與技術相結合的創新設計，像其他社會生產力一樣創造社會的物質文明。

1.經濟因素在藝術設計的不同過程中具有不同的形式和作用

從設計到實現設計的全過程中，經濟因素在不同的階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和作用。（1）設計觀念的產生階段：藝術設計需要把握設計物由過去到未來形成發展的種種相關因素，然后以創造性思維方式和表現手法使之成為嶄新的設計方案。其中的經濟因素體現在對原有狀態的經濟價值分析、市場需求預測以及新方案的經濟內容評估等方面。對原有狀態的經濟價值分析，是設計觀念產生的基礎。（2）設計的實施階段：設計的實施過程指的是設計方案由圖紙到生產為實體的過程，對于設計來說，是實際制作的過程。設計在真正付諸實施的過程中，從設計物的試產、批量生產和專利保護等方面均受經濟因素的制約。（3）設計的實現階段：設計物最終要推向市場實現其經濟價值，主要是通過銷售來實現的，當設計物作為商品投放市場，設計師應當及時調查市場反映和銷售效果，綜合反饋信息以改進產品設計和進行新的設計構思。其中，經濟因素不僅體現在設計物的綜合經濟價值實現的過程中，而且作為改進更新已有方案和促成新的設計方案的產生基礎，經濟因素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3年，現代設計之父格羅佩烏斯將德國包豪斯設計學院的教育理念“藝術與技術的統一”傳播到全世界，使設計終于打破藝術桎梏解脫出來。而在經濟與信息化的今天，我們應提倡“設計與經濟的結合”，設計必須服務于經濟。

2.藝術設計通過預測未來的市場需求來確定設計目標和方向

設計具有強烈的超前性、預測性。“設計”這個概念在許多場合中，也往往被“策劃”等術語代替。這意味著設計與藝術、手工藝活動都不同，它更偏重于事前的過程。在整個市場營銷的組織中，設計占有引導性的地位。“設計生產銷售使用”這四個環節中， 設計不僅在時間上先于生產、銷售活動， 而且設計的市場定位合理與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后兩者的成效。正因為如此，設計前的活動往往比設計本身花費的時間、精力更多。如設計前必須進行大量的市場調查，包括對廠家、消費者、競爭對手、媒體的詳細調查；調查之后的數據要加以統計分析直至最后提出成文的方案、策劃報告；并且還必須根據市場狀況及時調整方案，以適應突如其來的變化，這就要求設計師的思考必須高度理性化和高度專業化。科學地進行市場潛量、市場占有率及需求預測，把握設計物實現為實體后在市場中的作用和價值體現，能夠使新的設計方案更加合理，更加準確地適應未來市場，并且通過預測可以得到提高和創造設計物附加價值的理論依據。

三、 藝術設計與社會經濟發展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1.社會經濟的發展是藝術設計繁榮的基石

藝術設計的技術性、經濟性、文化性決定了只有社會經濟高度發展才有藝術文化的繁榮。從藝術設計本身的發展來看，現代設計的起源有兩個顯著特征，其一是勞動的分工，其二是生產工藝的改進使得大規模生產和低消耗成為可能。藝術設計的每一次飛躍和進步，都處在因社會分工而造成的社會經濟高度發達的時期。首先，因為社會經濟發達，隨著人們生活水平和自身素質的提高，人們不再僅僅滿足于商品的物質性功能，而越來越重視消費過程的精神享受和審美，社會需求加大、人類文明和審美情趣的提高，為藝術設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其次，社會經濟高度發達時期也是社會觀念大變革、大解放時期，為藝術設計的應用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思想和思維空間。

知識經濟是繼工業經濟之后的又一次革命。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發展經濟的主要的直接資源。在知識經濟時代，設計藝術將成為人類十分主動和相當自覺的一種行為。大至建筑、環境、公共藝術、城市規劃，小至食品、服飾、生活用品、勞動工具。總之，人類一切生存空間、物質和生活方式，都要經過精心而富有創意的設計。人類將生活在一個經過了設計并不斷被設計著的文化環境和文化氛圍之中。也就是說，在這個新世紀，設計本身將成為人類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一種方式，將成為一種歷史沿革的文化。知識經濟為藝術設計的發展提供了機遇與土壤。時代的變革，經濟形態的變化，為設計藝術的創新發展將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因素，設計藝術也必將以自身更為完善的運作體系，更好地為社會經濟服務。

2.藝術設計的發展是社會經濟騰飛的翅膀

藝術設計是藝術與科技相結合的產物，藝術設計同樣也是一種生產力，在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

藝術設計發展的原動力在于滿足人的需求。人類在生存與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欲望和要求稱為需求。按照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馬斯洛（Maslow）的需求理論，人類的需求分為五個層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藝術設計的市場取向就是以滿足需求、引導需求、創造需求為目標的，它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物。其次，藝術設計所帶來的，不僅是精神上的愉悅與享受，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藝術設計是把預期目的和觀念具體化、實體化的手段，是人們進行經濟建設活動的先期過程。它的本質是人們對將要進行的經濟建設活動作出藝術化的設想和籌劃。總體來看，這種設想和籌劃是進步的，發展的，甚至是超前的。從這個意義上，也說明了藝術設計是一種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

藝術設計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典型案例，一是以德國為代表，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設立或制定專門的工業設計部，把設計業作為國家經濟整體的一部分。二是以原東南亞“四小龍”為代表， 政府直接參與設計的實施。其目的是把設計作為國家綜合性經濟改革的一種手段，如通過調動本地工業的多種資源激發設計，以便能在國際市場競爭中推出高附加值的產品。三是以日本為代表，日本千葉大學著名學者宮畸清教授在介紹日本經濟發展的過程時，談到日本產業振興和經濟增長有三要訣：一是艱苦奮斗的民族精神；二是領先一步的工業設計；三是不斷完善的經濟政策。這三者相輔相成，其中，工業設計對日本經濟的騰飛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從各個經濟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史來看，“藝術設計也是一種生產力”“設計就是經濟效益”的說法并不過分。藝術設計不再是對客觀世界的簡單反映，它強調創造性與個性，具有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通過藝術設計，可以提高產品的科技、藝術含量，提高產品的審美附加值，從而創造出更多的經濟效益。

中國加入“WTO”已經成為現實，我國的經濟運動模式和產業結構更新也將因此而發生深刻的變化，改革開放二十余年，中國的設計產業發展迅猛，且設計產業是伴隨著經濟不斷成長起來的，特別是知識占主導地位的今天，對設計產業的適時性、前瞻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無論是現在或未來，藝術設計都會以強大的推動力和自身優勢服務于經濟的發展中，推動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騰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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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曉庚《現代設計藝術學》[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09

[3]荊雷《設計藝術原理》[M].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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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地理區位 綜合性 主導性 變化性 構建途徑

地理區位是同地理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區位一詞除解釋作空間內的位置外，還有布置和為特定目的而聯系的地區兩重意義，所以區位的概念包括絕對區位和相對區位兩種。絕對區位是指該地理事物的位置（主要包括經緯度位置和海陸位置）；相對區位是指該地理事物與其他地理事物的空間聯系，不僅有與自然地理事物（氣候、河流、地形、湖泊等）的聯系，而且有與經濟地理事物（交通、資源、市場、產業等）的聯系，還包括與政治、社會的地理事物等的聯系。

農業區位是學生接觸到的第一個區位問題，教學時可以借助教材中的圖3.1和圖3.2加以分析，泰國湄南河平原和澳大利亞牧場兩地之所以形成不同的農業景觀是由于農業區位不同。在此需要正確理解地理區位的雙重內涵。

一、全面考慮地理區位的綜合性

從總體來看，各類區位都受到自然因素、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技術因素、環境因素等諸多因素的綜合影響，其中自然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地形、氣候、水源等；社會因素包括人口的多少、國家政策、社會政治因素、宗教因素等；經濟因素包括市場、交通、資源、勞動力素質和數量及價格、經濟腹地等；技術因素指的是技術水平及其發展變化；環境因素則包括環境質量、盛行風向、河流流向及生態平衡的維護等。各種區位因素綜合作用并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

例如，亞洲水稻種植業的區位評價。水稻是世界上重要的三大糧食作物之一，絕大部分分布在東亞、東南亞和南亞的季風區，以及東南亞的熱帶雨林區。其區位條件：自然條件：（1）氣候條件：雨熱同期的熱帶、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光、熱、水條件充沛，但由于夏季風不穩定，水旱災害頻繁，對水稻生產影響很大。（2）地形條件：亞洲多大河，河流中下游形成廣闊平坦的沖積平原和河口三角洲，土壤深厚肥沃，便于耕作，加上地表徑流豐富，利于引水灌溉。但一些低山丘陵地區，地形高低不平，給引水灌溉帶來很大困難。社會經濟條件：（1）有悠久的種植歷史和豐富的傳統經驗，精耕細作；（2）人口稠密（中國、印度、日本、印尼等），有豐富的勞動力，但土地數量相對較少；（3）水稻的單位面積產量很高，種植水稻可以緩解人口對土地需求的壓力，滿足人口對糧食的需求；（4）傳統的飲食習慣，稻米是當地人們的主要食糧，市場需求量大。亞洲之所以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產區，是因為這里有明顯的區位優勢，自然條件有利于水稻的生長，社會經濟條件促使水稻形成規模經營和發展。

二、透徹分析特定區位的主導性

在強調地理區位因素綜合性的同時，還要注意各種區位因素的作用不是均衡的，其作用不是等同的，存在主體因素。如在工業類型的劃分中，按主導區位因素把工業劃分為原料導向型、市場導向型、廉價勞動力導向型、動力導向型和技術導向型等。如甜菜制糖廠的主導區位是原料，工廠布局時應接近原料產地；集成電路、衛星、精密儀表等工業的主導區位是技術，布局時就應接近高等院校和科技發達地區。可見，不同的工業部門其主導區位因素不同。

在農業區位因素中，自然因素中的氣候因素對農業區位的影響極大，氣候條件的地域差異是形成農業生產地域性特點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不同地域的農業生產又存在首要的區位因素，如西北地區發展農業首先要考慮灌溉水源問題；東北三江平原的低洼地發展農業則首先要考慮地形問題；而高寒的青藏高原則首先要考慮熱量問題，因此，青藏高原的種植業多分布在溫度條件較好的河谷地帶。

三、深入理解區位的變化性

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學技術水平的提升，各種區位因素也在不斷發展變化，任何區位都不是一成不變的。

例如，對農業區位而言，隨著生產力水平和農業技術的不斷提高，人類可以對一些不利于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加以利用和改造。如良種的培育、溫室大棚的發展、灌溉技術的提高、修筑梯田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對農業區位的一些條件進行了改善。與自然條件相比，社會、經濟因素的變化則更明顯，如城市和工業的發展促進了以蔬菜、肉、蛋、奶及園藝業為生產重點的城郊農業的形成和發展。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農產品冷藏和保鮮技術的發展使市場對農業區位的影響在地域上顯著擴大。

工業區位因素的發展變化。原料、燃料方面：資源使用的年限，可替代材料或新資源的變化，可能使原料、燃料區位指向減弱，市場區位指向增強。交通運輸條件的變化可以對運費、市場區位產生影響，在鐵路、公路、港口等交通樞紐處出現新興工業城市。勞動力工資水平可能隨社會經濟發展而變化，使一些廉價勞動力指向型工業必須實行轉移，尋找新的區位。科技方面：科技條件和勞動力的素質對一些跨國公司企業的擴展及區位影響加大。信息的通達性、工業側重、個人偏好、環境條件和城市環境質量等影響工業區位的因素也在不斷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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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安徽省；耕地資源；保護；建議

中圖分類號：F30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944(2011)04004404

1 引言

人口膨脹、資源短缺、生態惡化是當今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3大熱點問題，如何有效地協調人口、資源、環境這3者之間的關系,一直深深地困擾著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土地資源是一切存在與發展的源泉,是萬物之本。耕地資源是土地資源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農業生產最基本的物質條件,耕地資源的數量和質量是糧食生產的基本保證,保持一定數量的耕地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也是糧食安全的關鍵,耕地資源在數量和質量上的變化必將影響到糧食生產的波動,從而影響到糧食有效供給及糧食安全水平。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糧食生產資源極其稀缺，而糧食自給的基礎是耕地資源的數量與質量,因此,加強耕地資源的保護、管理和有效利用,維護我們的生命線,已成為中國 21 世紀實現國家糧食安全的必然選擇。

2 安徽省土地資源的現狀分析

2.1 安徽省現有土地資源的結構分布

安徽省土地總面積14 012 579.20hm2,人均土地0.23hm2,分別居全國第22位和第24位。其中農用地11 053 109.17hm2,占78.88%,建設用地2014504.33hm2,占14.38%。

2.1.1 農用地結構與分布

(1)耕地面積為5 971 720.64hm2,占土地總面積的42.62%,主要分布于淮北平原區,約占43.40%,其次是江淮丘陵區和沿江平原區,分別占28.39%和16.13%,皖南山地丘陵區和皖西大別山區分布較少,僅占8.52%和3.56%。

(2)園地面積為344 875.62hm2,占土地總面積的2.46%,主要分布于皖南山地丘陵區,約占45.63%,其次是淮北平原區和皖西大別山區,分別占22.37%和16.63%,江淮丘陵區和沿江平原區僅占8.77%和6.60%。

(3)林地面積為3 378 719.61hm2,占土地總面積的24.11%,其中有林地2 646 259.63hm2,主要分布于皖南山地丘陵區和皖西大別山區,分別占52.72%和26.55%。

(4)牧草地面積為43 413.63hm2,占土地總面積的0.31%,其中天然草地42 440.86hm2,主要分布于皖南山地丘陵區和江淮丘陵區,分別占50.16%和41.19%。

(5)水面面積為1 314 379.67hm2,占土地總面積的9.38%,其中已養殖水面530 198.00hm2，主要分布于江淮丘陵區和沿江平原區,分別占39.43%和29.47%。

2.1.2 建設用地結構與分布

(1)居民點及獨立工礦用地面積為1 262 970.74hm2,占土地總面積的9.01%,其中城市用地61 246.00hm2,建制鎮用地127 271.00hm2,農村居民點用地935 428.49hm2,獨立工礦用地85 584.34hm2。主要分布于淮北平原區,占41.20%,其次為江淮丘陵區和沿江平原區,分別占25.77%和19.07%,皖南和皖西山區分布較少。

(2)交通用地面積為261 456.05hm2,占土地總面積的1.87%,主要分布于淮北平原區,占52.47%,其他各地均有一定分布。

(3)水利設施用地面積為490 077.54hm2,占土地總面積的3.50%,主要分布于淮北平原區,占49.52%,其次為沿江平原區和江淮丘陵區,分別占21.96%和19.40%。

2.1.3 未利用地結構與分布

灘地面積為944 965.70hm2,占土地總面積的6.74%。其中田坎416 592.97hm2,荒草地214 605.88hm2,灘涂155 767.82hm2,裸巖、石礫地71 759.10hm2。主要分布于江淮丘陵區,占31.43%,皖南山地丘陵區和沿江平原區次之,分別占24.74%和23.30%。

2.2 安徽省土地資源利用中對于耕地資源使用存在的問題

(1)人口增加耕地減少,耕地后備資源匱乏,人地矛盾日趨緊張。由于各項建設占用、農業內部結構調整、自然災害損毀和人為的亂占濫用,安徽省的耕地面積從1990年到1996年凈減少8.51萬hm2,平均每年凈減1.42萬hm2,人均耕地由1990年的0.077hm2下降到1996年的0.071hm2,低于全國人均0.077hm2的水平。 而安徽省的未利用地中,僅田坎、裸巖、石礫地等難以利用的土地占51.7%,宜開墾為耕地的只有2.79萬hm2,僅占未利用地的3.0%。隨著人口的繼續增長,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快速推進,人均耕地仍呈逐年遞減趨勢,人地矛盾將更加突出。

(2)土地利用粗放,生產水平低,經濟效益差,浪費較嚴重。安徽省中低產田占46.5%,低產林、低產園和低產水面分別占7.5%、14.9%和20.5%,糧食單產4 707.9kg/hm2,低于全國4 894.0kg/hm2的平均水平,在華東地區處最低水平。城鎮建設用地呈外延式發展,老城區改造仍有很大潛力,農村居民點建設用地指標過大,城鄉居民點建設中的這些問題是造成我省近年來耕地銳減的主要原因之一。

(3)重用輕養,掠奪經營,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脆弱。安徽省水土流失面積達26 278km2,占全省土地總面積的18.8%,比建國初期凈增加7 888 km2,平均每年增加179.3km2。在城鎮,隨著城鎮化、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工業“三廢”的大量排放,造成局部土地生態環境惡化。在農村,由于長期的陡坡開荒、亂砍濫伐、重用輕養、廣種薄收等掠奪經營方式,造成農業基礎脆弱。所有這些嚴重制約安徽省的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

3 安徽省社會經濟發展與耕地資源變化趨勢的實證分析

3.1 影響耕地資源變化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耕地變化是區域土地利用變化的核心,其變化和流向反映了社會經濟的基本態勢。影響耕地變化的社會經濟因素有很多,在社會經濟影響因素分析的過程中,選擇的因素應細致全面,但同時指標過多又會增加分析問題的復雜性和難度。這些因素不僅與因變量――耕地面積之間存在著相關關系,而且各自變量因素相互之間耦合關聯。如果用單純的相關分析,則必然存在一定的誤差冗余。系統分析中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將若干個自變量壓縮成幾個獨立成分,以此來減弱自變量之間的相互干擾,因此,主成分分析方法比較適合分析耕地數量變化的影響因素。

3.1.1 指標選擇及其標準化

以耕地面積為因變量(Y),自變量(Xi)即驅動力因子主要選擇社會經濟及技術因素。根據主成分分析法的思路和要求,結合安徽省現有資料情況及相關研究成果,利用1994~2008年序列資料作為基礎數據,從中選擇以下14個指標作為分析因子：X1為總人口(人)、X2為非農業人口比例(%)、X3為國民生產總值(億元)、X4為第二產業比重(%)、X5為第三產業比重(%)、X6為農林牧漁業總產值(萬元)、X7為農業占農林牧漁業比重(%)、X8為林業占農林牧漁業比重(%)、X9為牧業占農林牧漁業比重(%)、X10為漁業占農林牧漁業比重(%)、X11為固定資產投資額(億元)、X12為化肥折純總用量(t)、X13為農業機械總動力(kW)、X14為復種指數(%)。

產值一律按2000年不變價格計算,耕地面積單位為hm2,然后對統計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具體過程由SPSS13.0軟件的描述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功能來實現。標準化公式為：

X*i=Xi-X1n-1∑[DD(]ni-1[DD)](Xi-┆X)2.

式中X*i為指標標準化值,Xi為指標的初始值,n為指標數。

3.1.2 主成分分析

本文借助SPSS13.0軟件包,使用FACTOR過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所選取的14個指標數據進行分析,得到了一系列的結果：耕地變化驅動因子相關系數矩陣、特征根、主成分貢獻率及累計貢獻率(表1、表2)。

由表1可以看出影響耕地資源變化的14個驅動因子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相關,這說明它們之間有著因果必然性,從而也說明了進行主成分分析的必要性。特征根(Eigenvalue)可以被看成是主成分影響力度的指標,它代表引入該主成分后可以解釋平均多少原始變量的信息。如果特征根小于1,說明該主成分的解釋力度還不如直接引入一個原變量的平均解釋力度大。因此一般把特征根大于1作為納入標準。如果前k個主成分的貢獻率達到85%,表明前k個主成分基本包含了全部測量指標所具有的信息。從表2可以看到,前3個特征根大于1的主成分其累計貢獻率已達到92.425%,說明前3個主成分已經覆蓋了原始數據14個指標中所能表達的足夠信息。為了獲得簡單結構,以幫助解釋因子和更清楚地反映變量之間的關系,應用SPSS13.0軟件對分析結果進行方差極大法(Varimax)旋轉,由此得到了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表3)。

由表3可知,在第1主成分中,X5第三產業比重、X1總人口、X2非農業人口比例、X10漁業占農林牧漁業比重、X3國民生產總值、X6農林牧漁業總產值、X12化肥折純總用量和X13農業機械總動力荷載的絕對值較大,這8個指標主要表現為經濟發展尤其是第三產業的發展、人口增長和由非農業人口比例、農業科技發展所體現出的社會進步,因此概括為社會經濟因子。X9牧業占農林牧漁業比重在第2主成分中居主導作用,它主要反映畜牧業發展情況,可以概括為畜牧業發展因子。第3主成分中,X4第二產業比重荷載絕對值最大,它主要反映工業發展情況,概括為工業發展因子。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安徽省耕地資源變化的驅動力主要是社會經濟因素,其中經濟發展尤其是第三產業的發展、人口增長以及由非農業人口比例、農業科技發展等反映出的社會進步起主導作用,畜牧業以及工業的發展作為第2、3主成分的主導因子也分別對耕地資源的變化產生了重要驅動作用。雖然政策因素無法進行定量分析,但是在以上指標中也間接地體現出了其對耕地資源變化的驅動作用。

3.2.1 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的建立

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是解釋土地利用變化常用的一種系統分析模型。該模型要求在某一地區、某一時段內的土地利用/覆被變化(因變量)與其驅動因子(自變量)之間存在線性關系,通過對可能引起土地利用變化的各種驅動因子進行多變量分析而建立的一種數學模型,以便確定土地利用變化的原因。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的基本原理是設隨機變量Y與m個自變量X存在線性關系,其數學模型為:

Y=A+B1X1+B2X2+…+BmXm.

利用n組觀測值Yi、X1i、X2i、…、Xmi(i=1、2、…、n),根據最小二乘法原理求出上式中的待定系數B1、B2、…、Bm。

在進行主成分分析的過程中,我們得到了因子得分系數矩陣。通過因子得分系數矩陣,可以將14個指標的標準化數據轉化為以3個主成分為指標的安徽省1995~2009年標準化數據（表4）。

依據主成分得分系數計算出安徽省1995~2009年以3個主成分為指標的時間序列新數據,然后與耕地面積的標準化數據建立多元回歸模型,以耕地面積為因變量(Y),3個主成分為自變量(Z1、Z2、Z3),進行強制回歸分析,得出回歸方程為：

Y=-0.74Z1-0.592Z2-0.112Z3.

3.2.2 模型的評價與檢驗

由表5可知,復相關系數R為0.955,確定系數R2為0.911,表明在本回歸方程中,自變量可以解釋因變量總變化的91.1%,調整后的確定系數為0.845,說明在考慮自變量的個數以及總的樣本量之后,仍可以解釋84.5%,由此評價本回歸方程對數據的擬合程度很好。

由表6可知,回歸方程的斜率的顯著性水平值Sig.為0.014,小于0.05,說明通過5%顯著性檢驗；通過查F分布表,F=13.672

從回歸方程可以看出,耕地面積與第1、2、3主成分都成負相關。第1主成分是社會經濟因子,第2主成分是畜牧業發展因子,第3主成分是工業發展因子。這說明在1994~2008年間,社會經濟發展、人口增長、畜牧業以及工業發展都是耕地減少的重要驅動因子。通過分析安徽省的相關統計數據也可以說明這一點,耕地面積在1994~2008年間持續減少,而人口、國民生產總值、農林牧漁業產值以及工業產值都是持續增加的。

4 結語

通過分析得出,影響安徽省耕地資源變化的主要是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以及政策調整等社會經濟因子。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它們仍將起主導作用。通過進一步的主成分分析及回歸分析,可以看出安徽省的耕地變化主要受經濟發展、人口增長、社會進步、畜牧業及工業發展等因素的影響。從單個因子看,第三產業比重和總人口是影響耕地變化的重要因子。因此,為了保證耕地總量動態平衡,保障糧食安全,實現耕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采取合理的經濟、行政和法律手段控制第三產業和人口對耕地的占用和破壞是當務之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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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華俊,陳佑啟,伊•范朗斯特.中國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 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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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客源地；出游力；因子分析；三角圖解法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08)06－0018－06

引　言

雷珀(Leiper，1979)將旅游系統分割為3個地理要素：旅游客源地(generating-rekion)、旅游通道(transit route)、旅游目的地(destination-region)。因此，基于地理學視角的旅游研究則應相應存在7個范疇①，出游力屬旅游客源地出游研究范疇。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63)、威廉姆斯(Williams，1970)、米塞克(Miossec，1976)、格里和沃爾(Greer and Wall，1979)、修諾特(thurot，1980)、布里頓(Britton，1980)、霍維克(Haivik，1980)、戈曼森(Gormsen，1981；1997)、朗德格仁(Lundgren，1982)、皮爾斯(1987)、希敦(Seaton，1997)、吳必虎(1994；1997；2006)、張捷(1999)等國內外旅游地理學家，針對客源地出游的研究集中于出游的距離衰減性、相互流動性、集中性、等級性、核心邊緣關系等空間特征，除吳必虎(1997)、史春云(2006)分別就旅游個體出游特征及其影響要素、城市客源地出游力影響要素進行研究以外，基于區域宏觀的視角研究客源地出游力則不多見。

客源地出游力側重從宏觀尺度研究游憩活動客源產生地，關系到星級飯店、旅行社等旅游生產力的區域合理化組織，旅游基礎服務設施是否得到合理利用，客源地出游力是預測旅游流的基礎，關系到旅游目的地如何定位其旅游腹地及旅游發展戰略的制定。因此，本文以中國國內旅游出游力為研究對象，側重省際地理尺度，主要闡述兩個問題：①客源地出游力的影響機制是什么?②中國省際國內旅游出游力呈現怎樣的地域空間形態?

1　假說的提出：客源地社會經濟屬性決定其出游力大小

史密斯(Smith，1995)認為可將旅游看作是一種社會行為、一種地理現象、一項產業，并針對年齡、性別、職業、婚姻狀況、收入，以及受教育年限等社會經濟變量對個體旅行的影響，作了系統的綜述分析。國內學者定性指出旅游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產生的一種社會經濟現象(吳必虎，1999；保繼剛，2002)，分析了年齡、收入、職業、教育程度和家庭結構等特征對個體出游力的影響。

社會經濟屬性對出游力的影響已為國內外所關注，但側重從微觀尺度研究社會經濟屬性對旅游個體出游力的影響。宏觀尺度上，是否客源地出游力的大小取決于其相應的社會經濟屬性?遵循從“假設”到“驗證”的假說研究方法，以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為研究地理尺度，假設客源地的社會經濟屬性決定其出游力大小。

2　數據來源

皮爾斯(Pearce，1995)系統總結了國內游客出行的基本規律，指出人口分布對游客出行模式影響極大。簡森?維必克(Jansen-Verbeke，1995)利用旅游客源指數TOI(tourist origin index)，同樣研究發現客源地產生旅游流的能力受人口潛力分布影響。吳必虎(1999)認為居民潛在國內出游力的主要影響因素為收入水平、交通狀況和消費水平。阿薩納瑟保羅斯(Athanasopoulos，2007)通過回歸分析，建立了經濟統計變量與國內旅游需求的關系。

通過以上文獻回顧，從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結構指標體系中，選取城鎮人口比重、就業人員數、年底人口數、國民生產總值、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等21個社會經濟變量，描述2005年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社會經濟屬性。

應用SPSS10，0統計分析軟件對其進行因子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作為因子提取方法，經過方差最大旋轉，以特征值大于1為因子提取標準；將各因子方差貢獻率對各省份因子得分進行加權平均，得到因子綜合得分；將因子綜合得分定義為各省份的出游力，在此基礎上，研究中國省際出游力的影響機制及地域空間形態。

3　因子分析與假說的理論、數理驗證

3.1　因子分析與假說的理論驗證

相關系數矩陣計算結果顯示選取的21個社會經濟變量相關性顯著，KMO值和變量共同度平均值分別為0.812和0.913，適合進行因子分析。提取的3個代表性因子，方差貢獻率分別為58.76％、26.28％和6.26％，累計方差貢獻率91.30％，解釋了21個原始社會經濟變量的絕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效果顯著(表1)。

因子1在年底人口數、就業人員數、普通高校在校學生數、旅游周轉量、運輸線路長度等10個變量上因子載荷大，主要反映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可概括為社會經濟規模因子。

因子2在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居民消費水平、城鎮人口比重、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6個變量上因子載荷大，可概括為居民生活水平因子。

因子3在接待入境旅游人數、國際旅游外匯收入等5個變量上因子載荷大，可概括為對外聯系水平因子。

社會經濟規模因子及居民生活水平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85.04％，是影響中國省際出游力的主要社會經濟屬性，與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一致。如希爾和朗德格仁(Hill and Lundgren，1977)在研究加勒比海旅游影響時發現，在國際旅游流流動層次上，城市化水平高的國家構成了旅游流發生的核心，發展中國家則形成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形成國際旅游“核心一邊緣”綜合體；威廉姆斯(Williams，2003)研究發現發達完善的旅游基礎設施，包括交通、住宿和旅行社等，相當規模的就業人群，使得西歐一直是傳統的國際旅游客源地；而據世界旅游組織、世界銀行2005年統計資料，國際旅游花費總額前20名國家(或地區)有17個人均GDP超過20000美元。

對外聯系水平因子是影響中國省際出游力的次要社會經濟屬性。對外聯系水平高的地區居民，因 旅游者示范效應，往往形成良好的出游傳統和消費價值取向。食品、飲料、地方文化、當地服務業、紀念品、以及其他所有旅游區內向游客出售的商業享受，會在當地居民中間，樹立起比傳統生活水準更高的物質享受風氣。同時這些地區因旅游開發較早，旅游基礎服務設施完善，游客出行極為便利。

3.2　假說的數理驗證

將各因子方差貢獻率對各省份因子得分進行加權平均，得到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因子綜合得分(表2)，并將因子綜合得分定義為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出游力。因省際絕對出游數據缺乏，本文將2005年各省、直轄市、自治區旅行社組團國內旅游人數與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出游力進行Spearman相關分析，相關系數為0.916，顯著性水平為0.01，呈現高度相關性。因子分析結果可信，“社會經濟屬性決定客源地出游力大小”的研究假說得到驗證。社會經濟規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對外聯系水平因子是影響客源地出游力的主要社會經濟屬性。

4　中國省際出游力影響機制與地域空間形態

4.1　三角圖解法――中國省際出游力因子分解

引入三角圖解法，將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國內旅游出游力在社會經濟規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對外聯系水平因子等3個維度上進行分解，闡述中國國內旅游出游力在省際地理尺度上的區域差異。3個因子的刻度線均起于左側，向右側增大；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在3個因子上的得分之和為100；圖中圓圈大小代表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出游力大小(圖1)。

絕大多數省份集聚在三角圖中江蘇點的周圍，出游力在3個因子上的分解普遍呈現“6：3：1”的比例分割形態(圖1虛線部分)，即約60％的出游力由社會經濟規模因子決定，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影響比例占30％，對外聯系水平因子則僅占10％。

史春云(2006)通過因子分析研究中國城市出游力發現，因子1主要反映城市經濟與居民生活水平，因子2主要反映城市規模輻射能力，因子1和因子2影響作用大致一樣，城市客源地出游力呈現出區別于省際客源地出游力的影響機制(表3)。

對比推斷如下：客源地出游力主要表現為出游人次和出游花費。出游人次取決于社會經濟規模因子，出游花費取決于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城市旅游產業鏈完善，居民出游意識強，旅游消費水平高，較少受空間距離束縛，表現為出游人次和出游花費均偏高；城市客源地出游力由社會經濟規模因子和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共同決定。2005年各省份人均GDP最低是貴州為5306元，最高是上海為51486元，均超過400美元。依據國際經驗，國民普遍產生旅游動機，全國各省份旅游需求旺盛，但主要表現為大規模出游人次，出游消費偏低，如2005年中國國內旅游出游總人次為12.12億人次，出游率為92.7％，但人均總花費僅436.1元；省際客源地出游力由3個因子共同支配，其中社會經濟規模因子占主導。因此，社會經濟規模因子是影響中國省際客源地出游力的主導性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重要性次之，對外聯系水平因子最低。

依據表1、表2和圖1，山東、河南、四川、河北、湖南、湖北等成為出游力大省，源于其數量巨大的人口、相當規模的就業人群和普通高校在校學生數，在社會經濟規模因子上得分偏高，表現為出游人次規模大。在居民生活水平因子上得分偏低，出游花費不高，游客出行多為短程游憩，近域特征明顯，旅游活動行為主要為基本層次游覽觀光。如陸林(1996)和鐘士恩(2007)研究發現，黃山、廬山等山岳型風景名勝區游客出行空間距離限制性門檻為400公里，超過400公里游客分布呈現距離衰減，主要客源市場集中于本省及周邊毗鄰省份，游客出游就近分布特征明顯。而據2006年《中國旅游統計年鑒》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中國城鎮居民游覽觀光占出游目的比例高達44.9％，遠高于其他出游目的。

上海、北京、天津等傳統重要旅游輸出地，雖在社會經濟規模因子上得分偏低，但因居民生活水平高，旅游需求質量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出游率高使其仍表現為大規模出游人次，出游花費大使其較少受空間距離束縛，游客出行不但鐘情于短程游憩，更將旅游足跡遍布全國各大特色旅游地，在全國各大旅游地客源市場比例排名中較為靠前。

浙江、江蘇兩省在社會經濟規模因子和居民生活水平因子上得分均偏高，源于除城鎮居民生活水平高、旅游需求旺盛外，農村居民的出游率和出游花費在全國也均位居前列。廣東在對外聯系水平因子上得分極高，歷史原因和示范效應使得廣東居民形成良好的出游傳統，良好的旅游基礎服務設施又使得游客出行極為便利。內蒙古、新疆、甘肅、寧夏、青海、等省份居民國內旅游需求不旺盛，出游人次和出游花費均偏低。根據以上分析，得到如下結論：國內旅游出游力主要表現為出游人次規模大，出游花費偏低，游客出行多為短程游憩；全國各大旅游目的地、組織或團體，客源市場定位和市場營銷應重點針對本省、周邊毗鄰各省及遠距離出游力較強的上海、北京、江蘇、浙江、天津等5省、直轄市；客源地旅行社應側重推出中、小尺度游覽觀光型旅游線路。

4.2　出游力等值線――中國省際出游力地域空間形態

將各省份出游力數值賦予對應省會地理坐標點，采用hreGIS9.2樣條曲線插值法(spline)，標出值分別為－0.8、－0.4、0、0.4和0.8的5條中國省際出游力等值線，探討中國省際出游力地域空間形態(圖2)，結果顯示：

(1)全國尺度上，中國省際出游力地域空間形態整體呈現“三級階梯狀”，與中國三大階梯分界線大致吻合，值分別為－0.8和0的等值線是兩條重要的出游力分界線；各省份出游力值經過極差標準化處理，計算三級階梯出游力從東到西為近似“7：3：0”的比例分割形態，累計70％的旅游出游力集中在第三階梯；居民出游力區域差異明顯，從東部到西部，總的趨勢是出游力表現為明顯的距離衰減。

(2)區域尺度上，累計約60％的出游力集中在“四大旅游輸出地”：冀魯豫、蘇浙滬、鄂湘粵和四川。冀魯豫、蘇浙滬客源地是我國最主要的旅游輸出地。源于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黃淮海平原、四川盆地都是我國乃至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區，長三角經濟圈、珠三角經濟圈、環渤海經濟圈是我國的經濟重心，如上所述，社會經濟規模因子是影響客源地出游力的主導性因子。

(3)省際尺度上，依據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出游力值，通過組間平均鏈鎖距離進行Q型層次聚類分析，將中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分為4種類型：①出游力強的山東、江蘇、浙江、廣東和河南；②出游力較強的四川、河北、上海、湖南、湖北、北京、遼寧和安徽；③出游力一般的福建、江西、黑龍江、天津、陜西、廣西、重慶、山西、吉林、內蒙古、云南、貴州等；④出游力差的新疆、甘肅、海南、寧夏、青海和。前兩類主要分布于我國東部和中部地區，后兩類則主要分布于我國西部地區。

5　結論與討論

(1)研究假說成立，客源地社會經濟屬性決定其出游力大小；社會經濟規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對外聯系水平因子是影響客源地出游力的主要社會經濟屬性。

旅游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經濟現象，客源地不同的社會經濟屬性、發展階段及其對出游力的支配性，為科學預測客源地出游力提供了數據和理論依據。

(2)將客源地出游力在社會經濟規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對外聯系水平因子等3個維度上進行分解，結果表明不同地理尺度客源地國內旅游出游力的影響機制不同。

針對不同尺度的客源地出游力分析應區別對待。省際客源地出游力影響機制區別于城市客源地出游力，源于同時包括農村居民出游力和城市居民出游力。農村居民出游具有極大潛力，對外聯系水平成為旅游發展重要瓶頸。鄉村旅游的開發除加強城市、農村交通聯系水平外，更會因旅游者示范效應，有利于農村居民出游價值取向、出游習慣的形成。

(3)中國國內旅游出游力主要表現為出游人次規模大，出游花費偏低，游客出行多為短程游憩。旅游地客源市場定位和市場營銷應重點針對本省、周邊毗鄰各省及遠距離出游力較強的上海、北京、江蘇、浙江、天津等5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