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概論知識總結范文
時間:2024-04-16 17: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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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程網易和中國網絡電視臺等視頻網站上向全國公眾免費播出,這是教育部準備在“十二五”期間重點建設的中國大學1000門精品視頻公開課中的首批課程。本人主講的“古希臘文明的興衰”有幸列入其中,成為武漢大學乃至湖北省高校第一門上線的精品視頻公開課。在首批上線的20門課程中,除了幾門涉及到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之外,其余大部分都是關于中國文化的課程,如北京大學閻步克教授主講的“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中國人民大學宋志明教授主講的“中國傳統哲學通論”、南開大學陳洪教授主講的“六大名著導讀”、浙江大學董平教授主講的“王陽明心學”等等,而本人主講的“古希臘文明的興衰”成為其中唯一一門關于西方文化的精品視頻公開課。
一、本課程的背景情況
對于中國的大學生和社會大眾來說,了解西方文化要比了解中國文化困難得多。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雖然未見得對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有過專門的研究,但是畢竟身在其中,耳濡目染,在日常生活中已經對中國文化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和親近感。然而西方文化卻與大家多有隔膜,一般中國人不僅對西方文化的歷史脈絡和傳承演變了解有限,而且對西方文化的不同分支和地緣情況也知之甚少。對于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西方只是一個籠統和模糊的集合概念。尤其是對于那些在網絡中長大的年輕一代大學生而言,所謂西方文化就是以美國的好萊塢、麥當勞、英特網為代表的高科技和消費文化。由于歷史傳統、地理環境、文化習俗和價值觀念等多方面的差異,中國的大學生們很難像體驗中國文化那樣深切地進入西方文化的意境之中。這樣就使他們對西方文化的了解總是難免有一種隔靴搔癢之感。近20年來,本人在武漢大學等多所高校所講授的“西方文化概念”通識課程,就是為了幫助同學們系統地了解西方文化的不同源流傳統和發展演進歷程,從而使他們能夠對西方文化形成一種清晰而全面的認識。
眾所周知,古希臘文化是整個西方文化的源頭或搖籃。一個中國大學生要想系統地、全面地了解西方文化,就必須從古希臘文化入手。正因為這樣,所以我也把“古希臘文明的興衰”作為整個“西方文化概論”課程的第一個階段或開端。講授該課程的目的不僅是為了讓同學們了解那個充滿了美麗神話和睿智哲學的古代希臘,而且也是引導他們進入博大精深的西方文化殿堂的初步訓練。因為古希臘文化與其后的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精神聯系。20多年來,我在講授“西方文化概論”課程時始終堅持一個基本觀點,那就是把西方文化當作一個具有生命力和連續性的有機整體,從宏觀的和長程的角度來展現西方文化的整個發生、發展和演變歷程。具體地說,就是不僅要分別描繪出西方文化發展的各個階段――希臘城邦、羅馬帝國、中世紀封建社會、近現代西方文化――的具體歷史面貌和不同文化特點,而且還要從那些殊異的歷史時代和文化現象背后尋找到一種內在的邏輯聯系和連貫的精神脈絡。這種有機論的基本觀點,是與把西方文化按照不同的學科領域――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來進行分割的機械論觀點針鋒相對的。它的宗旨就是要讓同學們在學習的過程中認識到,西方文化是一個有機演進的生命體,而不是一個機械拼湊的綜合物。
任何一種文明或文化都是在歷史過程中逐漸生長起來的,歷史作為一種時間性的縱坐標,是通過一系列具體事件、年代和人物而呈現出來的。但是對于中國的大學生來說,那些發生在遙遠的西方世界中的歷史事件、年代和人物往往是一些很抽象、甚至很枯燥的東西。為了使同學們能夠真切地進入西方文化的具體情境,本人和課程組成員在制作“西方文化概論”課程的課件時,采用了大量的圖像資料,從古希臘的城邦遺址和藝術作品,到古羅馬的斗獸場所和中世紀的哥特式教堂,再到近現代的科技創新和社會變革。本人在講課過程中,將西方文化史上的那些重要事件、人物、場景等通過鮮明生動的圖像資料展現在學生面前,使他們能夠身臨其境般地感受到這些發生在遙遠國度和古老時代的事情。除了大量的圖像資料之外,歷史地圖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門徑。我們的很多大學生之所以對西方歷史不感興趣,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他們對西方地理不了解,這樣就很容易把歷史中發生的真實事件變成一些死記硬背的抽象概念。如果授課老師能夠結合不同時代的歷史地圖來講解西方文化的發展演變過程,將縱向的歷史過程與橫向的地理環境相結合,把事件的發展、時代的變遷具體地表現在直觀的歷史地圖中,這樣就會產生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正是出于這種考慮,所以本人在講授“西方文化概論”課程時制作了幾十幅歷史地圖,從古代的愛琴文明(克里特一邁錫尼文明)一直到現代的大西洋文明,將整個西方文化的發展過程都體現在不斷變化的文明版圖之中。
與國內其他兄弟院校開設的同類課程相比,本人講授的“西方文化概論”課程的最大特點就是努力踐行“文化發展與邏輯演進相一致”、“歷史事件與地理環境相聯系”、“傳授知識與陶冶情操相交融”這三個基本理念。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一樣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同樣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發展歷程,充滿了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和感人心魄的崇高情懷。講授西方文化的課程,不僅只是單純地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通過講解文化典故而引發同學們的情感共鳴,提升他們的道德境界,調動內心深處的崇高感。授業的目的不只是在于解惑,更重要的在于傳道,即傳授人生修養之大道。從而不僅把同學們培養成為一個有系統知識的科學人,而且更要引導他們健康地成長為一個有道德情操的性情人。
在上述教學理念的指導下,再加上20多年的授課經驗,以及將科研成果不斷地運用于教學過程的教學相長做法,本人講授的“西方文化概論”通識課程不僅成為武漢大學最受學生歡迎的課程之一,而且還在2008年被教育部評為國家精品課程。近些年來,本人還先后應邀前往電子科技大學、東南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等高校給大學生們系統地講授該課程。東南大學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把本人主講的“西方文化概論”列為該校的人文精品課程之一,澳門科技大學更是將該課程列為全校學生的通識必修課。目前,國內許多高校均采用本人撰寫、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4年初版,2008年插圖修訂版)并被列入國家“十一五”規劃教材的《西方文化概論》作為講授該課程的指定教材??梢哉f,本人
主講的“西方文化概論”課程已經成為國內通識教育課程的一個著名品牌。
二、本課程的建設過程和缺憾之處
正是由于在多年的教學過程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所以當2011年教育部計劃在“十二五”期間建設1000中國大學視頻公開課時,本人講授的“西方文化概論”課程非常順利地通過了武漢大學和教育部的層層評審,入選教育部首批建設的103門精品視頻公開課之列。在這103門課程中,武漢大學有4門入選,除了本人主講的“西方文化概論”之外,還有國學院郭齊勇教授主講的“中國古代思想智慧”、歷史學院李工真教授主講的“大學現代化”和潘迎春教授主講的“簡明世界史”。
2011年暑假期間,在武漢大學教務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我和其他三位教授開始進行精品視頻公開課的制作。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我們每位主講老師都必須把入選的課程在錄像機面前系統地講一遍,然后由專業人士制作成符合要求的視頻錄像資料,報送教育部進行評審。與平時在課堂上講課不同,精品視頻公開課要求每一講的時間長度為半個小時,課程總長度控制在10講左右。按照我平時在大學講課的教學計劃,“西方文化概論”課程的總時長為36個課時(每個課時45分鐘)。但是在制作精品視頻公開課的錄像時,由于受授課時間的限制,所以我只能采取一種分段講解的方式,即先集中時間講授西方文化的源頭古希臘文明。至于后面的古羅馬文明、中世紀基督教文明和西方近現代文明,只能留待以后再制作視頻錄像了。
經過精心的準備,包括合理安排每一講的課程內容和形式、修改和充實文字與圖像資料、完善PPT課件等,我在7月下旬非常順利地一遍完成了“古希臘文明的興衰”課程的全部13講的視頻錄像過程。然后經過專業的后期制作,包括音頻效果、畫面質量、字幕校對等一系列復雜的工作,到10月初,武漢大學4門入選課程的視頻錄像資料送交北京,由教育部組織專家進行最后的審查。經過嚴格的挑選,我主講的“古希臘文明的興衰”有幸被選入首批20門精品視頻公開課之列,于2011年11月9日在愛課程、網易等視頻網站上與廣大觀眾見面。兩個月后,郭齊勇教授主講的“中國古代思想智慧”也作為第二批精品視頻公開課(23門)之一在上述網站播出。而武漢大學的另外兩門入選課程在經過適當修改之后,也將在近期陸續上網面世。
本人主講的這門精品視頻公開課原名為“西方文化概論之古希臘文明”,后來采納評審專家的建議,改名為“古希臘文明的興衰”。在錄制過程中,我仍然堅持平時授課時的基本教學理念,力圖通過古希臘文明的發生、演進過程來展現西方文化的精神特質,并通過大量生動具體的圖像資料和歷史地圖來引導同學們身臨其境般地感受古代希臘文化的具體情景。根據課程計劃,本課程的全部內容共分為13講,分別對克里特文明、邁錫尼文明、希臘神話傳說的源流、荷馬史詩與“系統敘事詩”、赫西俄德的《神譜》、希臘城邦制度的早期發展、斯巴達與雅典、城邦時代的宗教生活、希臘悲劇、從希臘悲劇到希臘哲學、從分離主義到帝國主義、亞歷山大帝國與希臘化時代、希臘文化精神的凋敝等主題進行了系統性的講解。其中涉及到特洛伊戰爭、奧林匹亞競技會、城邦民主制度、亞歷山大東征、希臘文明衰落等重大事件,并對古希臘時代的瑰麗的神話傳說、獨特的城邦政治、優美的文學藝術、深邃的哲學思想等作了較為細致的介紹。尤其是凸現了古希臘文化所具有的濃郁的人文精神和歡愉的生活態度,既突出了古希臘文明與其他后續文明――古羅馬文明、中世紀基督教文明――之間的文化差異,也揭示了它與后者之間內在的精神聯系。為了說明該課程的基本內容和主要特點,我按照教育部精品視頻公開課的制作要求,專門寫了下面這段課程推介詞:
古希臘文明作為西方文明的搖籃,以美輪美奐的神話傳說、崇高典雅的奧林匹亞競技會、寓意深刻的命運悲劇和充滿睿智的哲學思想而著稱于世。無論是愛琴海文明依稀如夢的斷壁殘垣,還是城邦文明氣勢恢弘的神殿劇場,抑或希臘化時代開疆拓土的赫赫武功,都在不斷地激勵著后世人們的浪漫理想和英雄豪情,使得古希臘文化成為西方人心中永恒的精神家園和夢幻故鄉。武漢大學趙林教授主講的“古希臘文明的興衰”課程對整個希臘文明的發生、發展和演進歷程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講解,生動而貼切地引領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們走進交織著神話氛圍和哲學意境的古希臘文明。
由于受授課時間和視頻錄像等因素的影響,本課程也有一些不盡人意之處。這些不足之處主要表現在課時分配不夠合理,例如開篇的克里特文明和邁錫尼文明講得太細,花費了較多時間,而后面的一些內容卻顯得有些倉促和單薄。特別是關于古希臘哲學的部分,未能詳盡地加以講解。事實上,希臘哲學不僅與神話傳說一樣構成了古希臘文化的重要內容,而且也是我最熟悉的領域之一。在武漢大學,與“西方文化概論”同樣深受大學生歡迎的一門課程,就是我主講的“西方哲學史”。早在2006年,我主講的專業課程“西方哲學史”就被評為國家精品課程。幾年前,我還為超星數字圖書館的“名師講壇”專門錄制了36講、長達18小時的“古希臘哲學”。該課程的視頻錄像在超星網站上播出之后,一直深受廣大觀眾的歡迎,點擊率非常高。事實上,在設計“古希臘文明的興衰”課程的教學內容時,我本來準備用整整一節課的時間來講授古希臘哲學的發展梗概和精神特征。但是在錄制視頻的過程中,由于前一講希臘悲劇的內容比較多,而且在講完希臘悲劇之后又必須簡單地介紹一下希臘喜劇,所以不得不占用了原本計劃用來講解希臘哲學的課時。結果,希臘哲學只用了不到半節課的時間來講解,難免有些倉促,只能簡單地介紹一下希臘自然哲學和形而上學的思想脈絡,未能詳盡地展開。至于希臘科學的發展情況,更是由于時間限制而忍痛割舍。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扼腕的憾事。
篇2
關鍵詞:東西方文化交流課程;目的;教學方式
中圖分類號:G633.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6)05-0224-02
在當今世界一體化的趨勢下,有關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正方興未艾,而相關課程也在各高校陸續開設。本文作者將試著就該課程的目的和教學方式等方面提出一些管蠡之見,希望對該課程以后的教學有所幫助。
一、課程目的
德國教育家第斯多惠指出:“教學藝術的本質不在教授,而在激勵,喚醒,鼓舞?!边@是一個總的宗旨。不同的課程有不同的目的,而教師對課程目的的理解會直接影響或反映在教師的授課方式和教學態度上,從而影響到教學的結果。
就東西方文化交流這門課而言,其課程目的主要是:(1)增強學生對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情況的了解;(2)激起學生對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興趣,從而對其中的某一/些方面進行深入地研究;(3)使學生能夠靈活利用所學到的有關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知識,促進其它方面的學習和研究。
了解了課程目的后,教師應該擬定一個教學目標來指導和匡正自己的教學活動。根據美國著名教育家馬杰的研究,從結構上看,一個編訂優良的教學目標應當包含三個要素:“首先,它應當描述預期的學生行為――學生必須做些什么?其次,它應當列舉出學生行為得以產生的條件――怎樣認可或測驗這種行為?再次,它應當給出一個在測驗中可以接受的行為標準?!备鶕@一標準,再結合課程特點,教師就可以制定出一個合理有效的教學目標和教學方式了。
二、課程設計
所謂課程設計,就是指在課堂教學中“為了達到一定的教學目的,對教什么(課程、內容等)和怎么教(組織、方法、傳媒的使用等)進行設計”。
本文作者認為該課程應采取以討論式教學為主,其它各種教學方法為輔的教學方式。討論式教學方式的具體做法有很多,這里,討論式教學方式主要指引導式討論和創造性分組式討論。
(一)討論式教學法
討論式教學法的好處很多,布魯克菲爾德就曾經列舉了15項,但綜合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有助于更為深入、清晰地研究課題;(2)有助于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發展學生分析、判斷、綜合和表達的能力;(3)有助于增強學生的民主意識,培養博大的心胸。
盡管討論式教學法益處多多,但在執行中卻是有很多的方面必須考慮,因此,在進行討論之前教師要做一下準備工作:(1)每堂課提前告知參與者討論的課題,并保證參與者提前并同等地獲得相關資料。(2)說明討論的基本原則,期望達到的目的等。(3)規范運用征求意見表,調查參與者感興趣的方面和熟悉的領域等,以便對以后的課程進行改進。(4)圍成圓形來進行討論,使所有的發言者都能聽見,并確保所有學生都能參與討論。(5)將整個學期的教學計劃和教學方式在第一節課時就告訴學生,以便學生進行配合。
眾所周知,學生在進行討論時很容易出現冷場現象。為盡量避免這種現象的出現,討論式教學法的具體做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引導式討論,即以一人或少數幾人為主,其他人參與的講座加討論形式;另一種是創造性分組的討論形式。第一種是教師讓對某方面了解比較多的學生事先做好準備,包含所需的圖文、影音等資料。與此同時,其他同學也要在課前對將要討論的課題進行了解并準備自己的問題。這樣,在上討論課時,由部分同學組成專家組,先對自己的研究結果進行展示,然后提出討論的課題或范圍,帶領其他同學進行討論,最后對該課題的討論結果進行總結。在此期間,教師起引導者的作用,即統籌安排時間,在適當的時候穿插幾句話,使討論順利進行。第二種是教師安排課題,并將學生按所學外語專業分成幾組,讓他們比較中國和他們所學外語國家文化在所定課題范圍內的差異或交流情況。如果是日語或韓語系的學生,就讓他們比較所學語系國家和西方國家文化在所定課題范圍內的差異或交流情況。這樣,每個組就自成一個專家組,但該專家組在上課之前要先各自研究,然后進行小組討論并得出較為統一的觀點。在上課時,每個專家組用自己的方式對自己研究的課題進行展示,可以是以一人為代表其他人補充的方式,或是每個人負責一部分的方式等。這樣,在同一堂課里,學生在對自己組研究的課題上有較深認識外,還可以了解到不同方面的知識。在此期間,教師的作用主要是總領全局,將各組巧妙的整合起來,安排好他們的時間和順序,并在討論結束時作討論總結,指出值得表揚和可以改進的地方。
但是這兩種討論的方式都有一些必須注意的地方。首先,教師必須調整自己的心態,把自己當作引導者或總領全局的人,而不是具體的參與者。這就是說,教師不能太多地介入討論,不能講太多話或影響學生的觀點。其次,教師要有把握全局的能力,在有些學生發言太多或太少時進行控制,使學生的發言機會保持平衡。再次,教師必須經常與學生聯系,了解學生課前準備的情況。以第二種做法為例,教師可以讓每組選一個代表,在課前將他們組討論的結果告知,以便合理安排整堂課的活動。最后,應該盡可能在多媒體教室進行。
(二)其它輔助教學手段
討論式教學法也有它的弊端,如它要求學生有較高的配合度,在課外花一定的時間去做課前準備之類的。因此,教師可以采取其它的教學手段來彌補。如請在東西方歷史文化交流或比較研究方面的權威人士來做講座,請西方人士過來作直接的文化交流,教師直接授課,多媒體教學等。
此外,教師可以利用一些教育輔助工具。根據布魯納的看法,教育輔助工具有五種,即:(1) 替代經驗裝置:影片、電視、幻燈片、錄音帶等;(2)用于掌握現象根本結構的裝置:實驗室實驗或事物演習、模型、圖表等;(3)程序設計裝置:編排教學材料等;(4)戲劇式裝置;(5)自動化教學機器裝置。心理學研究證明:用多種感官同時感知,不僅可以降低大腦層的疲勞程度,而且可以提高學習效果。另外,學生的心理發展通常是由無意注意到有意注意,由機械記憶到意義記憶,由形象思維到抽象思維,由沒有反思能力到有反思能力。因此,形象的輔助教學工具不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在東西方文化交流這門課上,教師可以選擇使用影片,幻燈片,繪畫或書法作品等輔助工具來幫助說明某一課題。當然,學生在進行課題討論時也可以要求使用某些輔助教學工具,此時教師應該配合學生。
三、總結
教學方法通常是因人因課不用而有不同,只能靈活運用。在東西方文化交流這門課上,如果單純采取教師講課的方式,或者說采取以教師為主而不是以學生為主的教學方式的話,不管教師采取何種教學輔助工具,都比較容易形成教師和學生對立的局面,比較難調動學生參與課程的積極主動性。在調動學生積極性方面,學生討論為主的教學方式相對來說效果要好,也較容易被學生接受。當然,由于本人才疏學淺,考慮的肯定不夠周全,這種教學法也存在一些弊端。但是,如果這篇文章能引發一些思考的話,本文的目的就達到了。
參考文獻:
[1]李伯黍,燕國材.教育心理學(第3版)[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2]高艷.現代教學基本技能[M].北京: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0.
[3]斯蒂芬?D?布魯克菲爾德,斯蒂芬?普瑞斯基爾,羅靜,褚保堂(譯).討論式教學法――實現民主課堂的方法和技巧[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2.
[4]王坦.教學模式概論[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
[5]熊川武.實踐教育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篇3
英語專業是人文專業而非實用型、工具型專業。英語專業教育是“人文教育”而非功利教育。人文教育(LiberalArtsEducation),或稱自由教育、博雅教育、全人教育,首先是一種教育理念和人才培養的理念,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其邏輯起點和理念目標;人文教育的目標是培養自由、博雅與全人。如張汝倫所言,“人文教育是通過文史哲的學習,通過對人類千百年積累下來的精神成果的吸納和認同,使學生一方面有獨立的人格意識,有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性,有健全的判斷能力和價值取向,有高尚的趣味和情操,有良好的修養和同情心,對個人、家庭、國家、天下有一種責任感,對人類的命運有一種擔待。它使受教育者在提升自己的時候也超越自己,看到自己作為人類的一分子對于全人類的責任;它在使受教育者豐富和發展自己的人格的能力的同時,也在為社會和人類培養合格的公民”①。英語專業本應該將我們的專業培養理念定位于此,以免繼續培養“語言技工”,英語專業的人才培養模式也要將這種“技工培養模式”轉變為英語專業人才培養模式,英語語言文學專業應該回歸人文學科本位,致力于重點培養人文“通識型”或通用型英語人才,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兼顧復合型人才的培養。誠然,“聽、說、讀、寫、譯”等技能是英語專業的立業之本,然而單一的技能訓練遠遠偏離了英語專業人才的培養理念,所謂的“人文教育”或“博雅教育”也更無從談起。在指導學生夯實英語基本功底的同時,教育者更該引導學生“登堂入室”,進入英語專業的殿堂,真正達到張汝倫先生所表述的人文教育的培養目標。具體來講,在基礎語言技能課程設置之外,教育者理應盡可能地利用語言這一文化載體,開設以英語語言文化、文學、哲學等為核心的專業課程。作為世界文明的兩大源頭,“兩希文化”無疑是人文課程設置的重中之重,與其相關的課程如“古希臘羅馬神話”、“宗教節日”、“圣經閱讀”、“西方宗教”等也理應作為“西學”課程設置的重點。通過此類課程的設置讓學生詳細掌握西方社會文化、風俗習慣、科學技術、等知識,提高學生的人文關懷和文化認同感。讓學生逐漸具備人文視野、人文情懷、人文追求。
二、英語專業課程設置現狀調查
(一)英語專業課程設置現狀調查
針對目前我國英語專業教育存在的理念上和現實主中存在的問題,作者對山東與上海的幾所高校的英語專業文化課程設置現狀進行了現狀調查和對比。山東高校分別是山東大學、山東師范大學、齊魯師范學院等;上海高校分別為上海外國語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調查結果表明,所有被調查的高校,無論其屬于何種類型,都基本上達到了英語專業教學大綱的要求,開設了基礎層次的文化入門課程。各高校普遍開設的英美文學選讀、歐洲文化入門和英語國家文化概況等。山東各高校的人文課程的開設也大都僅限于此,但對比其它高校的文化課程設置,山東大學明顯優于其它省內高校,如他們開設了歐洲文化史和其他各小語種國家的文化史課程。除此之外,山東大學在通識課程的設置上明顯加大文化課,甚至兩希文化相關的課程設置,如歐美文化與文學,考古學與世界文明史(人文)、圣經人物點評、世界遺產概論及欣賞(人文)等通識課程。上海的幾所高校也開設美國文化相關的課程,如復旦大學和上海外國語大學的美國歷史與文化,華東師范大學的美國文化。被調查中的上海高校中有四所都開設了有關中國文化的課程,如上海外國語大學的中國文化要義及中國歷史及文化、復旦大學的中國文化等。在深層次文化課程設置方面,調查結果表明,文化課程的設置與該高校的綜合實力、英語專業的培養理念密切相關。除山東大學外,山東其他高?;緵]有開設更深層次的文化課程。上海高校在此層次上要明顯優于山東諸高校,特別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依賴于其強大歷史、師資、辦學條件等,文化課程的設置在廣度和深度上均超越了英語專業教學大綱的基本要求,人文課程不局限于英語專業,體現了英語專業的人文性。作為全國專門的外語類院校,上海外國語大學的英語專業教學和科研均處于學科領先地位,西方文化和文化比較類的課程設置方面,尤其凸顯其強大的專業力量。東西方文化導論、跨文化交際、西方宗教專題研究、現代西方哲學精華、尼采與東西方文化、美國電影研究、歐洲電影研究、圣經選讀、希臘羅馬神話選讀、大眾文化、歐洲文藝鑒賞等課程的設置與教學無不彰顯出其在英語教學與研究方面的強大實力和領先地位。無論是上海的綜合類大學還是外語類院校,對文化課程的設置均體現了其對跨文化交際能力素質和實際跨文化交際能力與技能的人才的培養理念。
(二)英語專業課程設置現狀調查的結論
經過以上調查對比,結論非常明顯:所有被調查高校在基礎層次的文化課程設置方面都基本達到大綱和課程教學要求,在中層和深層次的文化課程方面,眾多高校的文化課程設置缺乏豐富性和深度,在人文課程的設置上非常薄弱,在教學內容上僅限簡單介紹層面上。相比較而言,上海外國語大學和復旦大學明顯優于其它高校。這也是上外近幾年來一直致力于人文課程改革的理念所致。
三、英語專業課程改革建議
篇4
關鍵詞:外語教育;傳統文化;跨文化
在擔任外語教師的職業生涯中,我們一直在思考,高校外語院系是否存在著有別于社會外語培訓機構的獨特價值?誠然,在師資質量、教學環境、國際交流、研究氛圍等方面,高校具有社會培訓機構難以企及的優勢。但是,大學擴招、家長與學生乃至社會都關注就業率的現實,使高校外語院系淪落為高級的、過渡性質的培訓機構。大學生或者希望從這里獲得通過研究生入學外語考試的秘笈,或者希望通過四年或更長時間的學習掌握一門或兩門外語以順利找到工作,或者希望大學階段的外語學習能夠幫助他們取得理想的雅思、托福等出國留學語言測試的高分。事實上,教育與培訓也有著本質的區別。培訓意味著通過學習掌握技能,而教育則是通過教與學來達到擴增心智的目的。
在西方,大學被認為是西方或民族文化的守護者甚至是守門人。那么我國高等教育中的外語教學,在承載傳統文化、綜合培養學生能力方面,又擔當了什么角色呢?聯系我國外語教育的歷史和現狀,可以看出,無論是從學生個人發展,還是從高校人才培養、國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在高校外語教學中加強傳統文化教育已經迫在眉睫。
一、加強傳統文化教育有利于學生面對西方文化擁有健康的心態
大學之道,在于“育人”,而非“制器”。我國的傳統文化當中,固然存在著糟粕,但更多的則是讓我們民族生生不息的智慧結晶。眾多的人口生活在這片廣闊的土地上,歷經幾千年的發展,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值得后人學習借鑒?!洞髮W》開篇講了八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梁漱溟先生總結道,“在儒家的領導之下,兩千年間,中國人養成了一種社會風尚,或民族精神”,“這種精神,分析言之,約有兩點:一為向上之心強,一為相與之情厚。”在高校外語教學中增添中國文化相關課程,不但可以讓學生學習古人智慧、提高人格修養、奠定清明安和向上的心態,還可以培養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與自信心。“為人之道,修身為本”,通過對傳統文化的學習,學生在“格物、致知”的同時不忘“誠意、正心、修身”,將來實現“平天下”的愿望,利用外語工具,充當中外交流使者。文化一詞來源于拉丁字Cultura,意為耕作、培養、教育、發展、尊重,最初是指人對自然界有目的影響以及人自身的培養和訓練。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B.泰勒(Edward B. Tylor)在《原始文化》中對文化下了定義,“文化是一個復合的整體,其中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人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習慣”。在其綿長的壽命中,中國傳統文化包容吸收多種文化,放射影響周邊地區。除了儒家文化這個核心內容外,我國傳統文化還有其他豐富的內容,例如:墨家主張打破血統論和宿命論,只問是非曲直、賢愚勤惰;道家注重本體論與辯證法,“道法自然”,強調事物的自生自化;佛教強調因果報應、三種輪回的思想;范縝發表《神滅論》批判佛教教義的理論基礎“神不滅論”;明代李贄著《藏書》68卷,公開反孔非儒,稱《六經》、《論語》、《孟子》“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這些思想從不同角度理解世界,彼此交鋒碰撞。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有利于提高學生的思辨能力,不是被動地全盤接受某一種思想,而是對不同文化內容進行對比思考,尋找自己的答案,從而找尋自己的價值追求和人生目標。這對外語院系的學生尤其重要,能夠避免學生在深入學習西方語言文化的時候對傳統文明視而不見、走向全盤西化的誤區。
二、加強傳統文化教育有利于高校培養跨文化優質人才
歷史上,張元濟先生曾評價洋務派設立的同文館、廣方言館、船政學堂、水陸師學堂,一針見血地指出“泰西教育之法,莫不就其本國之民質、俗尚、教宗、政體以為之基礎,各有其獨立之道而不可以強同。一切教授規則皆受成于部。凡所損益,一以國民精神為主,故學成之輩,無不知愛其國、衛其種”,建議“勿標講求西學之名”。京師大學堂則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辦學方針,強調“中西并重”,務使二者“會通”,缺一不可。在這樣的培養體制下,學生力求精通母語和目的語,靈活應用語言,在不同語言間自由轉換。老一代翻譯界的大師,如傅雷、戈寶全、錢鐘書、葉君健、朱生豪等人,他們學貫中西,外文精湛,國文功底深厚,其翻譯作品不僅實現了“信、達”,還能達到“雅”的高度,久經時間考驗。在外語院系遍地開花的今天,教育部對高校開設中國傳統文化課程持鼓勵態度。以2000年《英語教學大綱》為例,大綱建議為英語專業學生開設《中國文化概論》等課程,在附錄中推薦十幾本關于中國文化的參考書目。學生只有在掌握語言的基礎上深入學習中外文化,才能在使用語言的過程中做到游刃有余。然而目前對高校外語專業學生的培養,往往缺失跟傳統文化有關的知識講授,這是巨大的損失。高校對學生外語能力的培養,不僅體現在聽、說、讀、寫、譯具體語言能力的提高上,還體現在對跨文化交際能力的訓練上。目前我國高校外語院系開設了大量西方文化課程,例如英語國家社會與文化、英美文學導論、西方文明史專題等等。然而,在強調目的語文化輸入的同時,卻忽視了教學過程中母語文化的滲透。例如,我們的學生可以流利地用英語講述圣誕節的來歷,卻難以用英語介紹端午節的傳說和習俗,甚至有學生在被詢問中國節日的細節的時候,理直氣壯地說:“西方很多節日都是跟宗教歷史有關的,我們很多節日是跟吃有關的?!边@種想法竟然受到了不少同學的贊同。誠然,宗教問題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嶺。但中國以道德代替宗教,以倫理組織社會,又怎么是簡單的“節日跟吃有關”能解釋的?如果外語院系學生本人都不深入理解我們的傳統文化,又怎么可能向其他人介紹中國文化呢?《20世紀的社會轉型》作者阿蘭·圖雷納提出,“現代性并不是一筆勾銷往昔,而是要把盡可能多的往昔納入到盡可能多的未來?!敝挥屑訌妭鹘y文化教育,才能保留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和特點,培養適應未來社會發展的高素質人才。
三、加強傳統文化教育有利于國家維護文化安全、增強國際競爭力
20世紀90年代初,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首創“軟實力”概念,認為在信息時代,軟實力的重要性變得比以往更突出。文化是軟實力的重要要素之一,同志指出:“一個沒有文化底蘊的民族,一個不能進行文化創新的民族,是很難發展起來的,是很難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文化認同不是一個中性的活動,而是帶有價值觀選擇的、有喜惡傾向的活動。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國家越來越注重運用文化力量來獲取國家利益,為其戰略目標服務。美國一直致力于將美國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擴展到全球,用美國的方式“改造世界”,最終實現全球霸權。面對這一現實,在十七大報告中,我國的文化軟實力建設已經被提高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在高校外語教育中加強中國傳統文化的弘揚與傳播,有利于增強學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與自豪感,以應對文化殖民主義的威脅。先生認為,“語言是文化整體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個工具的體系,而是一套發音的風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闭贾鲗У匚坏恼Z言,會影響我們的思維方式,影響我們對世界的觀察和思考。如今,英語在國際上處于主導地位。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9年3月公布的統計:全世界每年出版的翻譯著作大約有2.4萬種,其中從英文翻譯成其他文字的占60%,而美國的英語著作又占其中的80%;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用本民族文字寫的作品,能夠被翻譯成英語、法語等語言出版的,只占這2.4萬種翻譯著作的5%。中國作家的作品想要在西方獲得認同,往往需要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與中國的實際情況脫節。在中外雙向的文化交流中,我們需要認識自己的文化,才能同世界其他民族分享中華文明的結晶,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為此,黨和國家提出了“走出去”的戰略,加強對外文化交流,擴大文化貿易。然而,沒有精通傳統文化的高素質外語人才,“走出去”戰略只是紙上談兵。
我國的傳統文化一直在向前發展,腐朽落后的被淘汰掉,精華的則被保留和發揚。無論是為了學生人格的健全發展,還是為了高校培養跨文化優秀人才、國家提高綜合實力,在高校外語院系加強傳統文化教育,讓學生在掌握外語能力的同時深入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希望高校能給學生的,不僅僅是一張通往工作的門票;高校能給社會的,不僅僅是有文憑的工人。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能自暴自棄。加強傳統文化教育,分享幾千年文明結晶,充當傳統文化的守門人,恰恰應當是高校外語院系和社會語言培訓機構的區別之一。
參考文獻:
[1]顧建新.跨國教育的發展現狀與政策建議[J].教育發展研究,2007,(Z1).
[2]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教材編審委員會英語組.高等學校英語專業英語教學大綱[Z].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0.
[3]汪清松,查昌國,張國定.楊叔子院士文化素質教育演講錄[M].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7.
[4]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張元濟,著.教育救國論[M].侯且岸,選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6]袁振國.當代教育學[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
[7]錢民輝.教育社會學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8]馬廣利.文化霸權:后殖民主義批評策略[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
篇5
關鍵詞:天人合一 天人相分 生態智慧
英國的阿諾德?湯因比在《人類與大地母親》一書中寫道:人類將會殺害大地母親,抑或將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濫用日益增長的技術力量,人類將置大地母親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導致自我毀滅的放肆的貪欲,人類則能夠使她重返青春,而人類的貪欲正在使偉大母親的生命之果――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價。何去何從,這就是今天人類所面臨的斯芬克斯之謎??梢?,怎樣解決生態破壞與文明沖突的問題已成為現階段甚至整個人類文明進程中的頭等大事。于是乎,部分學者便將生態的破壞簡單歸咎于“天人合一”或是“天人相分”的思想。但這似乎是欠妥的。因為“天人合一”或是“天人相分”只是一個關于天人關系或者認識論方面的命題,不是什么經濟思想?;蛟S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思考問題,看看能否從“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這對典型的中西自然觀中去尋找一些生態智慧呢?
1.生態破壞與文明的沖突
人類生產方式的發展史,大約經歷了采集漁獵時代、農耕畜牧時代、工業化時代三個階段,當下正在向信息智能時代轉化。前兩個階段,都走過了“創生――繁榮――衰敗”的全過程,第三階段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極盛,其衰象在此后年代日益突顯。這三個階段文明由盛轉衰的部分原因便是該階段的生產方式已日益嚴重地破壞了生態環境,人們只得尋找新的生存方式,向新的文明形態過渡。
盡管在歷史的“前階段”的“低階段”,人類也曾留下破壞生態環境的記錄,也曾導致中國黃河流域從先秦至明清三千余年間生態環境漸趨惡化,西亞兩河流域文明、中美洲瑪雅文明消亡等嚴重事態,但從大體上說,那時的人類尚未擺脫對自然的依附與敬畏,對生態環境的干擾、破壞的力度有限,加之自然界有較強的自我修復與再生能力,人類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基本還維持著原始的可持續性。而“高發展”的工業文明則打破了這種原始平衡。以“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為行動指針的工業文明在造就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又因為人以自然為索取的對象,很少注意自然資源的養護和再生,犧牲環境求得發展,并使經濟活動規模超過環境和寓于環境中的自然資源的承受程度。人類以空前規模開采不可再生資源(如各種礦藏),恣意干擾各種可再生資源(如森林、草場)天然循環的生物鏈,在創造巨量財富的同時,又危及地球給人類提供的生存與發展的支持系統。加之工業化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其嚴重性成倍增大,環境問題日益全球化,現在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無法躲避全球變暖、空氣及水質污染的威脅。而造成全球性生態問題的癥結,便在于文明發展的無節制性。(中國元典文化十六講,2006:156)針對此癥結,我們仍須“上下而求索”,不妨嘗試著從中西自然觀中獲得一些啟示、一點智慧。
2.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自然觀
中華文化基本上以物我一體、人天同構的“天人合一”為本質特征。我們的先人認為人類的自身的存在與社會的發展并不是孤立進行的,它與自然有著緊密的聯系。人類在大自然中生長,在大自然中活動,人類既受到自然的種種恩賜,同時也不時地要受到自然災難的威脅,人類的命運與自然的狀況往往聯系在一起,人類對自然存在著極強的依賴關系。這就使古人產生了要保護自然和順應自然的觀念。
道家的代表老子曾經指出:“人發地,地發天,天發道,道發自然?!保ā独献印范逭拢┧J為天地人是相互依賴的,并不是孤立地存在,雖然這三者各有其特性,但總的來說,三者是一個整體。例如人不能離開大地,因為人類扎根于大地,大地孕育和生養著人類,大地給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條件。同樣,天給人類帶來了光明,帶來了溫暖,帶來了雨露陽光。如果人類離開了天地,就不能生存,更不要說發展。因此人類應該竭盡所能地維護自身與天地之間的協調關系。
那么儒家對“天人合一”持何種態度呢?儒家雖然認為人類與自然萬物有本質的區別,但他們認為這種本質上的區別并不意味著人類與自然沒有聯系,并不意味著人類可以脫離自然而孤立存在。恰恰相反,儒家認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是相互聯系的一個整體,是不可分割的??鬃诱f:“天何言哉?四時行矣,百物生矣,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孔子明確地告訴人們,人類必須遵循天命,要從四季時令的變化中去體會天命,人道離不開天道。為此,孔子提出了“與命為仁”的命題。命即天命,而仁則是人道,由此可見,“與命為仁”即是“天人合一”。不僅如此,孔子還在他的思想中多次提到人類要向自然學習。孔子認為人類雖然在自然中最崇高和偉大,但人類是離不開自然,人類應該維持人類社會與自然的和諧與協調的關系。
隨著歷史的推移,“天人合一”的精神也不斷被賦予了新的內容。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體系是典型的例證。董仲舒雖然把天人格化了,自然天變成了神,“天人合一”思想帶有了神秘的色彩,但他對人與自然萬物的聯系的理論論證更充分了。如果說董仲舒的“天人感應”還是把天和人看作是兩回事,那么宋明理學家前進了一大步,他們直接把天理等同于人理,天道與人道合一。如朱熹說:“天人本是一理?!保ㄖ袊鴤鹘y文化導論,2004:351-356)可見,“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那么是否正如某些學者所聲稱的那樣,中國傳統文化中就只有“天人合一”嗎?果真如此,他們又當對荀子的“明于天人相分”、劉禹錫的“天與人交相勝”做何解釋呢?事實上,中國同樣有“天人相分”的思想,這是不言自明的。即使“天人相分”的思想不足以成為中國思想史的主流,否定不了中國文化“天人合一”之特色,但也不致于像某位學者所說的那樣:“‘天人之分’或‘天與人交相勝’只是‘異端’而已。”(真善之間:中西文化比較答客問,2003:126)
3.西方文化中的自然觀
普遍認為西方文化有兩個源頭,一是希臘文明,二是希伯來文明。在天人這一問題上,希臘傳統主要是哲學和科學,希伯來傳統則主要指的是基督教。在古希臘文明中,泰勒斯是第一位用“天人相分”的思維模式而思考自然的哲學家。他將萬物的本原看作“水”,認為萬物由水產生,最后又復歸于水。泰勒斯的學說直面自然,不再需要神這一中介。同時他將世界對象化和客體化,突顯了“天人相分”的特點。后來普羅泰戈拉進一步提出了以認識主體為中心的學說――“人是萬物的尺度”。他們之后,蘇格拉底創造了以討論為主的辯證法,使認識主體更加獨立。柏拉圖可算是對這一理論貢獻最大。他首次提出了理念學說,使主體可以對事物進行本質性的探索,為西方的思維科學奠定了基礎。古希臘另一哲學家是亞里士多德,他創造了一套形式邏輯,使主體能夠更為有效地認識客體。
至于基督教“天人相分”的思想,其思維模式同希臘哲學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不同的是,基督教有關上帝本原的思考比起希臘人對本原的思考更為縝密。這表現在:相對于“存在”、“理念”等,上帝更是一絕對的他在;“存在”、“理念”等只是純抽象的概念,而“上帝”既是絕對抽象的,但同時又帶有具象的性質;“存在”、“理念”等與人類事物無關,而上帝與人類事物息息相關,雖然是一絕對意義上的客體,但同人的主體性又是一種互動的關系。(ibid:146-147)根據《舊約?創世論》載文:“上帝說:‘我要照我的形象,按著我的樣式造人,叫他們管理海里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的爬蟲畜牲?!币罁苏?,人類作為最近似上帝的存在,有理由支配自然,令其為自己服務。但在古代和中世紀,人類因為不具備征服自然的強有力的手段,這種人與自然相分離、相對立的思想尚未獲得實踐的強大動力。時至近代,人與自然的關系開始發生變化。近代初期,英國哲學家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認為掌握知識的目的是認識自然,改變自然,他還致力于從思想上鍛造征服自然的“新工具”――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和實驗的理性方法。笛卡爾進而將主體與客體截然兩分,認為作為主體的人類有權將作為客體的自然視為一堆無生命的資源,可以任意掠取。牛頓則使這種理性方式升華為近代科學體系。此后,英國人瓦特于1769年首創燃煤的帶冷凝器的蒸汽機,實現熱能向機械能的轉化。以此為開端,人類擁有越來越強勁的征服自然的能力,與此同時,在“笛卡爾式觀念”指引下的現代人與自然的關系日趨緊張。(中國元典文化十六講,2006:147)
但西方文化中也同樣并非只有“天人相分”的思想,相反地也孕育著“天人合一”的思想。如《舊約?創世論》載文:“上帝說:‘我供給五谷和各種種子作你們的食物。但是所有的動物和鳥類,我給它們青草和蔬菜吃。’”其中最后一句便體現了一種樸素的生態平衡思想。另外,杰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費爾巴哈說:“我的學說或觀點可以用兩個詞來概括,這就是自然界和人?!辟M爾巴哈批判了在自然和人的問題上以往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各自的片面性。他認為人是自然界發展的產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人與自然界是不同的,“自然是與存在沒有區別的實體,人是與存在有區別的實體。沒有區別的實體是有區別的實體的根據――所以自然是人的根據”。自然是人的前提、原因或根據,人就是“那個自然界在其中化成有人格、有意識、有理性的實體的東西”。因此,在費爾巴哈看來,“人依賴于自然界,人必須同自然和諧相處”??梢?,西方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是十分明顯的。
4.我們的思考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生態環境問題已不是某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關系到人類的前途和命運的全球化問題。在“天人合一”觀的指導下,中國和西方的先哲們提出了許多保護自然生物資源,使其繁衍再生以造福于人類的樸素的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并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付諸實踐。我們需要從哲學高度深刻反思人類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歷程,包括對中西天人之學進行比較研究總結得失和經驗教訓,樹立人與自然有機統一、和諧共生的辯證天人觀。同時高度重視和正確發揮“天人合一”思想的積極價值,克服其歷史的局限性,吸取“天人相分”中的精華,大力發展科學與民主。要解決生態環境保護問題,我們不僅要有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正確認識,還必須大力發展現代科學技術,依靠科技來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生態環境質量??茖W技術的發展極大地增強了人類改造自然的力量,但如果被濫用或超過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也會有負面影響。所以我們追求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天人合一”境界,只有在正確的天人觀的指導下,才有可能實現。我們還應有一種“綠色意識”,即指人類應效仿綠色植物,取之自然,又回報自然,有利于大自然的生態平衡,實現經濟、環境和生活質量之間的相互促進與協調。
參考文獻:
[1]朱漢民.中國傳統文化導論.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4.
[2]啟良.真善之間:中西文化比較答客問.廣州:花城出版社,2003.
[3]趙林.中西文化分野的歷史反思.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4]馮天諭.中國元典文化十六講.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6.
篇6
[關鍵詞]中華文化 本土化 產品設計
設計藝術始終與前進著的社會生活、生活條件、科學水平、技術條件、社會制度、時代風貌等當代社會歷史條件密切關聯。所以,設計藝術反映了該時代的歷史條件。而這些歷史條件正是文化的內涵。所以說一個產品它包含設計藝術的同時還有著深刻的文化內涵,產品就成了物化的文化。
一、什么是本土化
所謂本土化,是指共同地域的人在歷史上形成的共同語言、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質的人的穩定的共同體。簡單的說,就是具有民族特色化。而傳統的理解是指有一定地域限制的民俗形象,是傳統的民俗文化和人們生活習慣方式。其形成過程受自然條件,地理位置,人們的身份階層等方面的影響。本土化設計是傳承下來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間開發自然物質的設計,是在歷代設計傳承過程中,各地區自然材料所組成的設計形式。
本土化設計形式,應從不同的層面和意義上進行思考其相應的實踐對策,從而體現商品的文化價值和市場消費的價值。首先,把“本土化”的“土”提升到概念層面,立足本土,突出本土,把“土”的形象做到位。其次,把“本土化”上升為傳統的設計形態,使其孕育于傳統的營養之中,更加趨于完美。然后,把“本土化”與現代科學技術及審美方式相結合。在一個完整的經濟文化環境中,傳統文化藝術與現代科技生產之間存在著一種必然的互補關系,尤其在精神領域中,地域文化的基因總是與現代文化緊密地融合著,并且在融合過程中衍生新的形式。
二、本土化的設計觀念
本土化設計作為一種表現形式,是無可厚非的,但在呼吁國際化、全球化設計的今天,如果把這種方法視為振興設計的唯一途徑,很可能會偏狹于一隅,使我們的路子越來越窄,使我們的思路也更加局限。本土化設計是對我國傳統文化的一種繼承,而繼承只是取決于物質內容的承接性。在知識經濟時代的今天,我們要面對時代的新內容,面對各個領域的變革,從而指導設計的新發展。
(一)本土化設計應突出本土文化
世界上沒有相同的民俗文化,更沒有相似的生活習慣和文化信仰。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人文以及風土人情。我們國家,五千年的文明歷史,民族的精神、氣質,民族的風俗人情,民族的哲學觀和美學觀,使我們終生打下了民族的烙印,民族文化,民間美術其質樸實,其情真切,不僅體現著民族的精神素質和心理素質也體現著民族的喜聞樂見和審美情趣。因此吸收民族特色,表現鄉土風情,反映出中國特色是設計發展的必然。
在設計發展歷史上,不同時期的設計思想、風格在本土藝術和本土材質的影響下,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主要體現在傳統的文化和思想對設計的指導作用?!瓣庩柡椭C”, “情理兼顧”,“真、善、美的統一”等等,是我國思想文化史上的精髓,是土生土長的民族特色。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思想已經滲入,貫穿于我國設計的整個過程。如戰國的神奇和浪漫;秦朝的厚實和莊重;漢代的簡歷、仙風拙氣;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受佛教和西域文化的影響,其產品風格“清瘦”和“寬懷”并舉;“仙氣”和“佛光”互映;隋唐時期的“雍容華麗”、“大度豐滿”;宋代的自由、理性、淡雅;明代的簡潔、大氣;清代的精、繁、豐富、艷、俗;所有這些理念,都是我國本土文化的民族精神。
中華文化自古以來崇尚“天人合一”“物我交融”“以和為貴”的顧整體、求中和,通過對自然萬物的尊重、承認和包容,通過溝通、協調而達到和諧統一。而西方文化則崇尚個性、競爭、自由,它注重在人類征服自然中實現人的利益,體現人的價值。直至今日,隨著科技的進步,生產力的發達,自然的平衡卻已經打破,此時人們才意識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重要性,提倡環保、綠色設計、人性化設計等等。今天看來相比較西方文化中華文化更加符合現代設計的設計理念因而具有巨大的潛力。
中華文化的這一深厚底蘊深刻的揭示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現代設計的發展方向,如何將先人千年來總結的客觀規律運用到今天的設計,將是一個值得我們研究和深思的話題。
例如,中國的園林,體現了中華文化人與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諧美。而西方的園林,則體現了西方文化駕馭自然,強迫自然接受人指定的法則而形成的整齊劃一,均衡對稱的人工美。又如,漢代的長信宮燈,結合功能性與外觀美于一身,并且創造性的進行了無煙設計,煙灰可以從跪坐的宮女身后取出,燈的照明方向可以調節。體現了古人的環保和健康意識。
設計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從內層的設計文化理念到外層的物質設計形式,都表現了設計應有的物質性、時代性和民族性。在設計中,做到本土化和國際化的統一,歷史性和時代性的統一,才能具有自己本民族特色的設計思想和語言形式。也才能增強我們本民族的設計具有持續的創新能力和對世界的衍射力。
(二)本土化設計是設計走向國際化的基礎
市場永遠是衡量設計成敗的度量衡,沒有市場的設計永遠是沒有意義的,因此,設計必須面向市場,以市場的需求為切入點,以滿足不同消費特征為設計目標。由于市場競爭的國際化的需求,為了能滿足國際溝通的需求,設計中必然要求尋求國際共通的表述語言,對商品信息的認知和形成共識性,這就使民族圖形的國際化成為必然。
在國際市場的大背景下,設計是產品的必要元素,承載著信息溝通的重要作用,自然要求尋找國際共通的視覺語言。其次,是現代設計多元化的需求?,F代設計國際化的格局是以國際主義設計為主導,多元化、多樣性并存的局面。在設計發展的多元化格局下,本土化是一個重要方面,地方性形象的國際化正是適應了這一要求。國際化的內容除了在傳播功能上追求共識性、表現形式、追求國際特色,還包括審美功能的國際化,也就是圖形設計要符合國際審美標準,能被國際社會所公認和接受。地方民族圖形在其發展過程中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階段,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其形式美感的技術表現很多已經不能適應現代人的需求。使用現代的審美標準重新演繹新的民俗圖形,也是國際發展趨勢的要求之一。在現代設計中,真正本土化的作品,應該是既蘊涵民族特點,又融合了強烈的現代意識,是本土風格與現代意識的統一體。
將中華文化融入現代設計并不是簡單的在產品表面繪制有中國傳統特色的圖案就可以了事的,文化在產品中的融入應該是一種精神文明和文化情感的融入,并且以產品本身為載體自然而然的表現出來,傳達出產品所承載的文化內涵,這也正是產品在經濟價值、審美價值之上的第三種價值精神價值的體現??梢哉f此時的產品已經成為了架在不同文化領域之間,溝通不同民族情感的橋梁。
學習中華文化,領悟前人的精神,抓住中華文化的精髓,在與世界文化的交流中,海納百川,和而不同,運用中華文化中適應現代的先進理念,最后融入到產品的設計中。
(三)本土化設計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走向國際化
國際化是本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是不同地域性文化的共同體現。中國的傳統文化有千百年的悠久歷史了,諸如賽龍舟、舞獅舞龍、扭秧歌等是我們大多數人所喜聞樂見的節日藝術,它們帶來的那份喜慶與歡樂是不能用其他形式所取代的,它們凝結著富有民族情結的審美情趣。設計者采擷這種種藝術之花,運用到商品的設計中去,大大增加了消費者對產品的親切感。在自己本民族的優良傳統中挖掘設計素材,通過不同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使本土的設計特色讓世界了解、認識、接受。從而,將本土特色轉變成世界特色,將本土化設計轉變為國際上均能接受的設計風格。
例如,文藝復興早期意大利威尼斯派最杰出的畫家之一的喬凡尼·貝利尼的名畫《眾神聚宴》,畫中表現了西方諸神歡宴的場面,是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向往的理想世界的寫照。值得一提的是,諸神所用的器皿均是中華宋代的青花瓷,可見中華文化的聲明遠播以及那個時代的西方人對中華文明的崇拜和神往。
中國商品的設計應有中國本土特色、中國本土氣質,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國貨,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市場上引起重視。如果只是一味的模仿和借鑒,沒有自己的特色,我們的設計就會失去生命力和競爭力。最終也不能走向國際化。
三、結語
設計,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其文化內涵不僅是特定文化符號的裝置,而且體現了設計師對自然、社會和人類文化產生的認識和體驗。本土化設計的目的是在傳統文化中吸取營養,將本土化和現代化相統一,希望通過設計向世界傳遞我們本土文化和民族特色;同時,結合地域和民族共通意識,達到國際間的交流。使我們的設計在研究傳統中融合時代和國際特色,以本土的特性和風格走向世界。
中華文化伴隨歷史的長河流傳至今,留給我們后人的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其中蘊含的力量和潛力也是難以估量的,如果我們能夠繼承中華文化的精髓,結合中華文化中先進的設計理念,將中華文化融入到現代設計中,則必將把中國的設計事業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將中華文化融入到現代設計中不單單是提升產品價值促進中國產品走向世界的催化劑,更是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必經之路。
參考文獻
[1]席躍良,設計概論,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4,1
[2]王荔,中國設計思想發展簡史,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10
[3]劉經緯,中國傳統文化概述,中國大地出版社出版,2001,8
篇7
【關鍵詞】傳統文化教育;語文教學;教學方法;教學理論
五千年的歷史長河滌盡過后的中華文明留給了人們太多美好的東西,尤其是那些有著豐富人文內涵的優秀的傳統文化。但是面對著科技文明來臨所帶來的信息大爆炸和外國文化的滲透和沖擊,傳統文化似乎也在當代文明中漸行漸遠。近年來,人們開始認識到并逐漸接受傳統文化對國人來說確實十分重要,因此,傳統文化又重新活躍在人們的視野中,但是傳統文化的現狀并沒有人們預期的那么樂觀。語文作為一種人文社會學科的存在,它的作用不僅停留在能夠豐富學生的知識涵養,更重要的是能夠讓學生意識到自己是怎樣的一種存在及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在哪里,所以如何把傳統文化教育與當下的語文教學結合起來,探索語文教學新思路就顯得格外重要了。
一、傳統文化在我國的現狀
(一)傳統藝術瀕臨失傳。近年來,大工業生產時代的到來不僅提高了生產效率,而且也加快了人們的生活節奏,導致人們的心態也越來越浮躁,很多傳統手工藝術受到了巨大的沖擊,甚至面臨幾近失傳的狀態,如桃花塢木刻年畫等。另外還有很多傳統戲劇也面臨失傳的狀態,如白局(南京地區的古老曲種)等。傳統節日的氛圍再也沒有往日的濃烈,對于一些學生來說,傳統節日的吸引力甚至不如西方的一些節日,甚至中國人最在意的春節如今也沒有了以前的那種熱鬧。傳統藝術凝結著先人的智慧和汗水,現在卻面臨失傳的困境,這是一個應該引起所有國人注意的問題,甚至是讓人們感到無比擔心的一個問題。所以,傳統文化在語文教學中開展勢在必行。(二)道德的缺失。傳統美德的總結與認同,是繼承和發揚民族優良倫理道德傳統的關鍵,也是現代中國道德文明建設極為重要的源頭活水。但是在現有經濟市場背景下,人們都在忙著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卻忽視了對道德的追求,社會上各種負能量的事件層出不窮,如地溝油、各種假冒偽劣產品的出現等。人們甚至一度陷入了道德信任危機,如老人倒了不敢扶。更有甚者,如藥家鑫事件等。紛繁復雜的社會給了學生相對多元的導向,但是也讓學生受到了很多不良思想的影響,產生了不正確的價值觀。在整個社會都面臨道德危機的時候,傳統道德中的仁、義、信地提出就顯得十分重要。(三)民族自信力低。一個國家的公民只有對自己國家的文化認同,才能夠熱愛自己的國家,才愿意以自己國家的文化為準則來要求自己,才能擁有更高的民族自尊和自信。但是在這樣一個經濟、信息全球化的時代,整個世界成為了一個大的地球村,文化的交流也更加的頻繁和便利。面對西方文化如洪水般涌入,很多人變得不知所措。在國內,很多學生對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尤其是他們在口頭語言使用上更是深受其影響。他們說“hold”那是時髦,講成語卻說“太酸”。另外,很多學生深受西方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的影響,誤認為那是個性解放,甚至認為先輩奉行的艱苦奮斗精神是可笑的。還有很多學生在外出深造以后都選擇了留在國外,在如今多元文化沖擊的背景下喪失了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
二、傳統文化在語文教學中開展的必要性
(一)文化政策的影響。主席提出要認識到傳統文化對我們當今這個時代的偉大意義,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把我們民族形成的積極向上的民族精神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結合,成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領航標。另外,一些相應的文化政策和法律也開始出臺,因此,繼承和弘揚傳統文化是語文學科十分重要的任務?!读x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表明:“語文課程對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和革命傳統,增強民族文化認同感,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庇纱丝梢?,傳統文化在語文教學中開展十分必要,這是語文課程重要的教學目標,也是教師在進行教學設計時需要牢記的理念。(二)增強文化認同感和民族自信的需要。如果想知道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是什么樣子,那就應該關注這個國家的青少年,因為未來是屬于他們的。我們的中國夢能否實現,也取決于他們。因為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程度,非旦關系到他們個人的道德建設,而且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傳統文化于學生而言,不僅能夠讓他們了解到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厚底蘊和內涵,以本民族文化為自豪,而且還能夠喚起他們強烈的愛國情懷,讓他們更加深刻地意識到自己身上肩負的民族振興的巨大責任。當他們愿意以傳統文化中的道德準則作為自己行事做人標準的時候,他們就能塑造出更加健康的完善的人格,進而成為一名合格的社會主義建設者。當他們能夠認同自己文化的時候,他們才能夠擁有更強的民族自信。當他們行走在這個競爭無比激烈的世界上的時候,他們才能夠昂首挺胸。
三、語文教學中開展中國傳統文化教育面臨的困境
(一)功利浮躁的社會環境以及應試教育帶來的巨大壓力。在快節奏生活方式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大多數人關心的是如何以最快的時間求得最大的利益,而傳統文化的學習是一個相當宏大的并且是一個系統的工程,所以很少人愿意做這種前期成本投入太大,見效卻十分緩慢的事情。另外,高考是我國目前相對而言最公平也是最便捷的一種選拔和培養人才的方式,因此在短時間內,高考制度無法得到改變。這種評價方式的單一,造成了各種考試的泛濫,而學生為了能夠順利通過高考這根獨木橋,很容易陷入為了考試而學習的誤區,成為只會做題而沒有思想和靈魂的機器。學生去學校學習的不是知識,反而是為了學習答題的技巧。即使是學習文言文,但是學習的功利性也讓他們無法安下心來去欣賞傳統文化的內涵。在這種背景下,傳統文化無法在語文教學中更好地開展。(二)教師缺少先進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面對高考,老師也承受著升學率帶來的壓力。很多老師所進行的一切都是為了讓學生怎樣取得更好的成績,因此他們在忙著鉆研答題技巧,鉆研高考真題。老師追求和關注的不是語文教育的育人功能,而是考試功能。在這種背景下,很多老師無暇顧及提高自己的自身素養,甚至都沒有建立完整的知識系統和結構。即使有些文本涉及到傳統文化,老師也只是把它當成一個范例去對待,并沒有進行深入的挖掘,或者只是簡單介紹一下背景,教師忽略了他本可以用比較生動活潑的教學方法對學生進行傳統文化的教育。(三)學生對傳統文化興趣不高,認同不夠。很多學生對傳統文化都不能持一種比較端正的態度,認為傳統文化是一種過時的文化,距離人們太過遙遠,無法適應當今這個知識信息飛速更新的時代,對于他們而言變成了一種沒有太多意義和價值的存在,甚至認為堅守古人的東西是一種迂腐的做法,因此,很多學生無法對傳統文化產生興趣。除此之外,有部分學生缺乏社會感,對中華文化式微的事實表現出冷漠的姿態,面對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他們缺乏必要的心理防線和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對“糖衣炮彈式”的西方強勢文化媒體的入侵,免疫力極低,缺乏辨偽存真的能力,沒有強烈的文化安全意識。
四、傳統文化教育在語文教學中開展的措施
(一)更新教師教育理念,增強學生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感。教師應該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不能僅為了考試而教,把學生當成考試的機器,而應該意識到學生是作為一個思想獨立、人格獨立的獨一無二的個體而存在的。教師不僅僅要傳授給學生關于如何能夠成為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的技巧,還要關注學生的心理發展和成長。教師應該主動提升自己的專業素養,掌握系統的傳統文化的理論和知識,進而引導學生體會到傳統文化蘊含的那種美和韻味。同時還應該關注學生的情感需求,進行情感熏陶和疏導,使學生正確理解我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內涵,使學生形成傳統文化的思想共鳴,教育學生將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內化為自己的準則和信念。另外,教師應該引導學生將所學習到的關于傳統文化的理論應用到實踐中去,如在講《陳情表》中的孝道時,可以讓學生為父母洗一次腳等。(二)轉換教學方法,提高學生興趣。第一,教師在進行涉及到傳統文化的課程內容教學時,可以通過探究式教學法讓學生能夠更加自由、獨立的思考,進而增強學生之間的合作,在課堂中以學生為主導,而教師作為引導者的身份出現在課堂上。第二,教師可以選擇一些與學生實際生活更相近、更有趣的傳統文化內容引入課堂,如在學習《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時,可以加入關于重陽節的一些知識,以增強課堂的趣味性。第三,教師可以帶領學生一起學習,鑒賞一些經典篇目,還可以提高學生文言文的翻譯能力和理解能力,引導學生進行傳統文化的應用,如應用到寫作中。第四,教師可以通過建立學習互助興趣小組拓展傳統文化學習的途徑。第五,教師可以借助互聯網的力量,通過一些電視節目,如百家講壇等讓學生進行傳統文化的學習。(三)教學內容上挖掘傳統文化的因子。教師在講解文本時,不能只停留在疏通字詞、翻譯文本上,還應該不斷地挖掘教材中所蘊含的傳統文化因子。在進行文言文的學習時,能夠介紹文章的寫作背景,讓學生進行知人論世。教師應當將教材中一些傳統文化的觀點與內容作為教學的重點,對其中蘊含的道德觀念與文化價值要給與重點介紹。如在學習琵琶行時,不僅應該知道這是當時作者被貶謫,仕途失意之所作,還應該從商人重利輕別離中意識到當時商人的身份地位極其低下,這是與當時重農抑商的社會環境分不開的。作為祖國未來的建設者,學生應該勇于承擔起繼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重任,傳統文化的復興之路和富民強國之路一樣任重而道遠,希望能夠認識到傳統文化傳承的必要性,不斷探索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效路徑,使優秀傳統文化煥發出勃勃生機。
【參考文獻】
[1]張岱年.中國文化概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
[2]黃秋生.當代大學生文化自信缺失現狀及其對策分析[J].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
[3]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版)[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4]鄧攀.初中語文教學中傳統文化實施教育策略研究[D].杭州師范大學,2016,5
[5]王曉紅.論高中語文課對學生中華文化認同感的培養研究[D].齊齊哈爾大學,2015,6
[6]潘涌.論高中語文教學中的傳統文化教學[D].貴州師范大學,2015,5
篇8
〔關鍵詞〕 傳播學中國化;傳播理論;在地經驗;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5)05-0045-05
中國傳播學的系統發展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迄今已有30余年。在此期間,華人學者著眼于中國的傳統歷史文化與當代現實,發掘具有本土特色的傳播現象與觀念,意圖建構中國特色的傳播理論體系,這在中文新聞傳播學界從一開始即是孜孜以求的學術目標,被稱為“傳播學中國化”“傳播學本土化”或“傳播研究本土化”等。另一方面,自其伊始,華人學者就圍繞“傳播學中國化”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展開論爭,贊成與反對對立,實踐與反思并存,爭鳴之聲至今不絕,這使其成為中文傳播研究中幾乎最具影響力的議題,也是中國傳播學30年來苦苦摸索以求發展突破的一個關鍵問題。
一、傳播學的中國化
早在1977年,美國傳播學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訪問香港中文大學時就已提倡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傳播遺產。首次論及“傳播學中國化”這一命題及其內涵的,是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的創立者余也魯。他在1978年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第一次“中國傳學研討會”上,作了題為《中國文化與傳統中傳的理論與實際的探索》的演講。他認為,“文化與傳統若不同,作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傳的觀念、原則、型式也隨之而異。因此,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與實際中應該可以找到中國的傳播理論。”余氏不僅從議題設置上旗幟鮮明地倡導中國化的傳播理論與范式,并且進一步探索它的取徑與步驟,就如何在中國歷史與傳統中探尋傳播理論提出了“十二個入口”?!?〕余也魯的呼吁成為“傳播學中國化”的先導。在大陸,“傳播學中國化”的思想源頭可以追溯至1982年在北京舉行的第一次西方傳播學研究座談會,會議形成了對待這一外來學科的十六字方針:“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要結合中國實際,建立起符合中國國情的、有中國特點的新聞學或傳播學”〔2〕,該會議為傳播學中國化提供了思想理論上的依據。
1993年,在廈門大學召開“首屆海峽兩岸中國傳統文化中傳的探索座談會”,論題涉及中國傳統文學、哲學、歷史、語言、民俗、人類學、經濟等多個領域中的傳播現象,會后出版了《從零開始:首屆海峽兩岸中國傳統文化中傳的探索座談會論文集》(1994),這一標題意味著,中國學界開始正式有組織地展開中國傳播學的本土研究。同一時間在廈門,還舉辦了第三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中心議題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理論體系,正式提出傳播學“本土化”的問題?!?〕這一系列傳播學會議對“傳播學中國化”議題的確立有倡導和推動之功。
此外,研究著述更是代表了這種學術努力的成果。吳予敏的《無形的網絡:從傳播學的角度看中國的傳統文化》(1988)是國內第一本傳播學中國化的專著。此后,中文傳播學界陸續出版了一批中國特色的傳播學著述,專著如尹韻公《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1990)、關紹箕《中國傳播理論》(1994)、孫旭培主編《華夏傳播論》(1997)、張立偉《心有靈犀:儒學傳播謀略與現代溝通》(1998)、李敬一《中國傳播史論》(2003)及金冠軍、戴元光主編《中國傳播思想史》(2005)等;論文如陳力丹《論孔子的傳播思想》、黃星民《禮樂傳播初探》、邵培仁《論中國古代受眾的信息接受特色》、何慶良《先秦諸子對傳播功能的認識與應用》等。這些研究基本屬于余也魯提倡的研究路徑: “回到過去”,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傳播觀念,從歷史經驗中總結傳播特征,建立自己的理論框架,偏重于傳播理論的中國化。此外,“傳播學中國化”還有另一種路徑:“著眼當下”,借鑒西方傳播理論研究中國現實問題,針對當代社會改革發展中的傳播問題提出新觀點,這種研究更關注傳播應用的中國化,其研究成果在中文傳播學界更是不勝枚舉。
簡言之,“傳播學中國化”是華人學者倡導的從傳播視角研究中國傳統與現代的社會歷史及其思想觀念,一方面“將中國歷史和傳統中所出現的傳的現象、事件、思想進行分析,在共同性中尋求特殊性,并提煉出來,作成規律、原則,甚至理論”〔4〕,另一方面借鑒西方理論,對現當代中國社會的傳播活動展開研究,提供傳播策略,解決傳播問題,并在此過程中探索新的傳播理論。前者以古代中國為主,后者以現代中國為主,在兩者基礎上抽象概括出契合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傳播概念、模式乃至理論范式,彰顯文化的特殊性,又兼顧理論的普遍性,以期建構中國特色的傳播理論體系。
二、“中國化”:合法性與可能性之辯
“傳播學中國化”在提出后,并未獲得國內學界的一致認同,一些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這一命題的合法性與可能性提出了質疑與反思。
20世紀90年代,徐耀魁撰文指出,這一提法的弊端在于過分強調其特殊性,把傳播學僅僅視為一種方法,僅局限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未免有些片面和狹隘〔5〕,持類似看法的還有陳力丹,他強調社會科學理論普遍性的一面,“某學就是某學,一定要某國的什么學,其實很難成學?!灰撕唵蔚貙⒀芯恐袊鴼v史與現實中的傳播觀點,視為是傳播學的‘本土化’”〔6〕,這兩位學者是對“傳播學中國化”的合法性、特殊性提出了質疑。然而,傳播學的研究對象是人而非客觀規律,無論古代還是現代中國,傳播語境、傳播主體的思維與行為模式、傳播載體等與西方均有所不同,不具有超越國界的普遍性,西方亦然,因此筆者更同意李金銓的觀點:“西方傳播學理論不能定于一尊,而且除非經過國際層面的考驗,終究還是停留在‘西方’的理論層面?!薄?〕換言之,在傳播學的西學東漸中,源自西方脈絡的傳播理論未必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如“現代化理論”以及受其影響的國際傳播學經典之作丹尼爾?勒納(Daniel Lerner)的《傳統社會的消逝》(1958),以西方現代化的歷史模式強加于中東等第三世界國家之上,如今已受到諸多批判。祝建華也以自己的研究經驗證明,西方傳播研究中的受眾和效果理論,對于個人主義至上、并已被充分研究的西方社會或許并不構成太大問題,但是對于研究中國的受眾及效果卻有“隔靴搔癢”之效〔8〕,原因即在于中國不同于西方的社會政經體制和媒介環境。因此,與西方傳播理論一樣,中國的傳播經驗及其模式觀念無疑也具有其歷史文化的特殊性,傳播學的中國化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學術意義。
對社會科學理論持普遍性的觀點,不僅容易忽視本土化研究的文化特殊性,另一方面,這一觀念加之西方理論不可否認的強勢地位,使一些學者對中國化的研究是否可能也產生疑慮。如李彬曾指出,傳播學中國化面臨著西方霸權的困境,當人們從傳統文化中總結傳播學的本土特色時,實際上早有一個“固定的范式與框架預先設置在思想之中”,“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卻無一例外地屬于舶來品”,這時“以獨立獨行相標舉的本土化,本質上也許恰恰顯示出西方話語的支配性?!薄?〕確如李彬所言,傳播學從概念術語到研究范式都以美國傳播研究為宗,中國傳播研究無論方法還是理論都隨著美國式傳播研究亦步亦趨,不乏以西方理論設定中國的傳播議題,或以國內的傳播現象附會西方的理論概念,實乃削中國實情之足以適西方理論之履。因此李彬的擔心不無道理,但卻不能因噎廢食。真正的“中國化”,是從具體國情出發,將中國社會的傳播經驗擺在首位,直面當代中國社會變革與傳媒變遷中的真問題,基于自身的文化傳統思考它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探索契合傳播實情的學術語言與研究典范。如上述《無形的網絡》即從中國古代社會的實際情況出發,考察獨特的語言文字與非語言傳播媒介、家族、社團等社會組織及其傳播方式、政治體系及其傳播控制、儒道法墨等思想流派的傳播觀念,并從傳播視角總結了三種社會化傳播結構:“生命〔生活〕―傳播結構”“社會―傳播結構”“歷史―傳播結構”,勾勒出一幅較完整的中國古代社會傳播的立體圖式〔10〕,在西方傳播經驗之外展示了新的傳播模式,而并無對西方傳播概念與理論生搬硬套的痕跡,諸如此類的研究為傳播學中國化提供了一些示范性的研究路徑。
三、全球在地化:從在地經驗到全球理論
在上文中,無論是傳播學中國化產生的緣由背景,還是圍繞該議題展開的討論爭議,實際上都指向全球化背景下知識生產的問題,或曰特殊性與普遍性、在地化與全球化的辯證關系。2000年在新加坡舉行的國際大眾傳播研究學會的年會上,中文傳播研究學會組織了一場“中文傳播研究之批判性回顧”的專題討論。會議組織者汪琪教授在其建議書中總結了中文傳播研究的問題:“隨著中文傳播學術圈的擴展,人們對其在國際傳播學界中的地位及貢獻的不滿也與日俱增。有學者在質問西方理論對中文傳播研究是否有用,也有學者則批評中文傳播研究缺乏理論性。問題是,我們還將偏安于國際學術界的邊緣地帶多久?”〔11〕邊緣化是當代中文傳播研究的學術境地,也是傳播學中國化所面臨的學術語境。因此引出的問題是,地處邊緣的傳播學中國化如何面對全球化的知識生產?兩者的關系為何?
在本文中,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識生產主要包含兩層涵義:一是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理論知識由各種基于在地經驗的研究構成,并在全球背景下流通。就傳播學而言,全球化在本質上仍是西方化甚至美國化,由于學術霸權而形成了以美國為中心的知識生產格局。然而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理論仍是一種地方性理論,其解釋的有效性和適用性需要在理論旅行中接受其他文化經驗的驗證。二是具有更廣涵蓋力和解釋力的全球性傳播理論,這是傳播研究中的高階創新。它必須基于地方性理論之間的比較,在互動對話中抽象出更宏觀的理論范疇及體系。對傳播學中國化與全球化知識生產的關系探討,主要在這兩層涵義中展開。
首先,在全球化知識生產的趨勢下,作為在地經驗研究的中國傳播學,不再可能如中國傳統學術一般閉門造車、自說自話,它與西方傳播理論不是兩套互不相干的理論話語;相反,歐美傳播研究作為當前該領域的主流,應作為傳播學中國化的參考資源,后者要在充分吸收西方傳播理論的基礎上展開。這種吸收不是簡單地以西方理論觀照中國現實,或以西式研究方法解決中國傳播問題,而是全面了解西方有關的社會與傳播理論,學習其中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意識、思路和方法論意識,以之來活絡眼光思想,勾勒在地的素材現象,遵循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徑,從具體傳播經驗而非西方理論預設出發直面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才能得出歷史契合性的傳播概念、思想乃至理論建構,從某個角度,它們又能與西方傳播理論形成有效的比較,才有可能“最終創造出集東西方文化精華之大成的傳播學”?!?2〕筆者以為,對西方理論的化用不著痕跡、潤物無聲,才是上之上者,而不像一些學者認為的,“由于傳播學的中國化過于強調的是一個‘化’字,也就是化他為我,或者僅僅是把他人的東西改造成我們中國自己的東西,因此,這就很容易把思維的重點放在吸收和改造他人方面,而忽略完全基于我國文化土壤和現實基礎的原創性追求?!薄?3〕一方面,這是將理論手段當成了研究目的,另一方面,原創無疑是傳播學中國化的終極目標,但在學術全球化的背景下,原創并不意味著由于“影響的焦慮”而排斥他者、自我獨創,而是轉益多師,入乎其內,出乎其外,正如李金銓所言,“先要鉆進去學人家的東西,然后要能夠跳出來,才能攀登另一個高度”〔14〕,否則“集東西方文化精華之大成”又如何可能?從現實的角度,中國傳播學30多年的發展經歷了譯介、研究和自創的歷程,原創本就是基于譯介學習、研究應用之上和之后的。因此,傳播研究的中國化雖然基于地方經驗,但無法擺脫先在的西方傳播理論的影響而單獨發生,只有自覺置身于全球知識生產場域中,不斷接受內外的激發和挑戰,才能持續發展并具有跨文化對話的全球性意義。
其次更重要的是,傳播學中國化與全球化知識生產的進一步關系,在于由特殊性、在地化上升至普遍性、全球化的理論升華。以往的學界討論和實踐主要注重內向的自我研究與理論建構,在方法論上缺乏與西方理論比較對話的全球視野。這首先取徑于“文化間際的交互參引”〔15〕,基于第一層關系,中西方傳播經驗與理論構成不同文化間的交叉互映,由中國化而來的傳播概念、方法與理論,一方面用來彰顯民族特色,同時也用來“攻錯”,即“兩個文化之間在相關領域上有所對應,但是對應之間是不一致的,這種差異可以提供相互觀看的斜角,也就是透過他者文化與母文化的不一致,產生母文化的問題意識,使得母文化的存在不再是理所當然,而是必須成為思考的對象,并藉著他文化的錯位觀點,對母文化的物象化過程進行剖析,即可深化母文化的生成機制”。〔16〕“攻錯”是母文化與他者文化相互間的過程,一方面深化對自身的陌生化理解,另一方面雙方在“錯位觀點”的燭照下進一步存異而求同。這在當前傳播研究中由于中西方學術格局的不平衡而似乎觸不可及,但像比較文學等其他比較研究一樣,在中國化的傳播研究中加入中西的對比攻錯是可行的,正如錢鐘書先生對中學的研究始終在與西學的比較與發明中,差異性和共同性并舉。與之同理,提倡“傳播學中國化”的意旨在于注重中文傳播的獨特現象與規律,但并不意味著強調特殊性而忽視進一步的普遍性探索,而是力圖從特殊性上升至普遍性,從中文傳播的現象出發,探究重大的傳播問題及其內在理路,隨著抽象思維拾級而上,自然到達理論的層面取精用宏,此時或者形成原創性的理論與西方平等對話,或者在與西方理論的互映中探求聯系、互補融通,從在地化走向全球化。在這一意義上,“傳播學中國化”只是中文傳播研究的起點,方向是國際化;不是特殊性,而是以在地經驗充實傳播理論庫的普遍性,與西方理論展開平等比較與對話。只不過這是在地化與全球化辯證關系的終極目標,在當代中國化的傳播研究中,尚無研究真正達到這一層面。
四、結語
傳播學的中國化,這一提法本身就暗示出知識傳播自西向東、由中心向邊緣的走向,加之其所產生的時代背景,它所折射出的民族主義和學術自主意識不言而喻,其中焦慮與自信并存;另一邊,則是英國學者詹姆斯?科倫(James Curran)等呼吁的傳播理論要“非西方化”。〔17〕在這種你情我愿中,傳播學中國化成為中文傳播研究從地方走向全球,從追隨西方亦步亦趨到以我為基自主對話的重要路徑,其中包含的是地方經驗與全球理論的辯證意識。在當代中文傳播學界,香港一些學者已經在上述第二層關系中展開耕耘和嘗試突破;臺灣和大陸的學者則傾向于向內看,主要致力于研究總結中國歷史上的傳播現象與理論,試圖建構契合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的傳播理論體系,而對當代中國傳播的研究多為歸納與提出觀點,尚未形成獨特的研究范式和傳播理論,整體上仍處于第一層關系中。因此,未來中國化的傳播研究,一方面繼續致力于對中國經驗的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具有全球的理論視野,將中國經驗的特殊性上升至普遍性,從具體經驗中抽象出理論概念,唯此才有可能實現在地經驗與全球理論的辯證統一,實現知識生產的全球在地化,而“傳播學中國化”這一命題才具有更深層的學術意義。
〔參考文獻〕
〔1〕〔美〕宣偉伯.傳學概論〔M〕.余也魯,譯述.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5:譯者代序.
〔2〕邵培仁.傳播學導論〔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7:17.
〔3〕明安香.中國新聞年鑒〔M〕.北京:中國新聞年鑒社,1994:141.
〔4〕余也魯.從零開始:首屆海峽兩岸中國傳統文化中傳的探索座談會總結〔C〕//余也魯,鄭學檬.從零開始:首屆海峽兩岸中國傳統文化中傳的探索座談會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288-291.
〔5〕徐耀魁.我國傳播學研究的得與失〔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6〕陳力丹.關于傳播學研究的幾點意見〔J〕.國際新聞界,2002(2).
〔7〕〔14〕李金銓.傳播研究的典范與認同:一些個人的初步思考〔J〕.傳播研究與實踐,2014,4(1).
〔8〕祝建華.中文傳播研究之理論化與本土化:以受眾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論為例〔J〕.新聞學研究,2001(68).
〔9〕李彬.反思:傳播研究本土化的困惑〔J〕.現代傳播,1995(6).
〔10〕吳予敏.無形的網絡――從傳播學的角度看中國的傳統文化〔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后記.
〔11〕Wang,G. Chinese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Z〕// Panel Proposal Submitted to the 2000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ference Planning Committee.2000.
〔12〕鐘元.為“傳播研究中國化”開展協作――兼征稿啟示〔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4(1).
〔13〕郝雨.淺論傳播學的中國化與原創性〔J〕.當代傳播,2008(1).
〔15〕葉啟政.全球化趨勢下學術研究“本土化”的戲目〔M〕//鄒川雄,蘇峰山.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2009:12.
篇9
〔關鍵詞〕中國 音樂史學 近代轉型
在中國近代,國內音樂史逐漸產生與發展,并在重要時期實現了近代轉型。中國音樂史學主要是對音樂史本身的規律進行研究討論,確定對音樂史全面認識的一門學科。中國音樂史內涵主要有4個方面:史實、史學、史料和史著等。在近展過程中中國音樂史經過轉型,逐漸發展成為現代意義的音樂史學。
一、中國音樂史學對傳統音樂的繼承
音樂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文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中華民族文化作為一個巨大的文化體系,有著悠久文化歷史,主要在其文化延續性上表現出來,因此,中國音樂就呈現出對另一種歷史的繼承。在晚清音樂史的影響下,國內近代音樂史的階段性集成了晚清音樂的一些特點,呈現出一種音樂史學發展的延續性。晚清時期雖然在國內經濟和政治方面比較落后,和外國列強之間存在差異性,但是應全面了解認識這一階段國內音樂學術研究獲得的豐碩成果以及影響國內近代音樂史的因素,這些都是國內近代音樂史學轉型時需要注意的問題。近代音樂史學繼承晚清音樂主要體現在各個方面,例如,清代樂志、典制體等,從而在研究與闡述清代樂志過程中,讓國內近代音樂史學得到延續性發展?!肚迨犯濉肥乔宕穼W代表著作,其內容主要使用篇幅方式對樂理的內容進行總結,并做了相關記錄,這不僅說明了清代重視樂志的發展與音樂史學的地位,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清代史學考據研究法在國內音樂史的發展上具有重要作用。而典制體是國內史學著作方法的重要分支,主要以典章法制為主,以時間為脈絡,對國內古代典章法制的起源和發展進行詳細論述。典制體在清代逐漸發展成為當時史學發展的潮流,在這個潮流中也進一步梳理總結了國內音樂發展的情況,并且越來越注重國內少數民族音樂帶來的意義,詳細記錄了少數民族音樂的樂器種類、樂曲結構和表現方式,建立了一個完善的音樂體制,為國內音樂史的發展做出很大的貢獻。國內近代音樂史以晚清音樂史為起源,繼承晚清樂志和典制體,從而為完善歷史和自身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二、中國音樂史學的近代轉型
(一)中國音樂史學――音樂史觀的轉型
在近代,隨著近代史學思想與史學觀不斷發展,我國音樂史學的音樂史觀也在不斷發展變化,并將近代史學思想與史學觀協同轉型的特點呈現出來。我國近代史學思潮與史學觀主要有愛國主義思潮、辯證唯物史觀以及新史學、現代新考據學等3大主流。在上述主流的影響下,音樂史觀主要以顯性或者是隱形轉變的特點呈現出來。首先是在文化民族主義史觀發展下音樂史觀的轉型。國內近代屈辱歷史發展的事實,讓文化發展以曲折前進的狀態表現出來,文化民族史觀得到人們的關注,逐漸成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思潮。這個思潮主要體現在音樂界組成的戰勝觀念、模仿觀念、反古觀念和表情觀念等音樂觀念上,于是,給國內音樂史觀帶來了濃重文化民族史觀色彩。其次,在進化論史觀發展下音樂史觀的轉型。進化論史觀給音樂史觀帶來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與音樂有關的史著中,近代著名音樂學家王光祈直接在音樂著作中融入進化論著,而且在語言表達以及音樂內容敘述上處處散發著進化論思想的信息。同時,在同一時代的一些音樂家也受到進化論史觀的影響。最后,在辯證唯物史觀發展下音樂史觀的轉型。在后,國內史學因為唯物史觀帶來的影響,音樂史學也受到很大的影響,因此,在近代音樂史觀的轉型過程中音樂史觀起到關鍵作用。
(二)中國音樂史學――音樂史著書寫范式
編寫音樂史學的每個步驟與層面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中國音樂史學家深刻認識史學工作的重要性。這一認識主要是指各個史學家在編寫音樂史學過程中體現的歷史文學、史料觀點、編纂主張和歷史研究方法等,是史學工作者認識音樂史學內容的外在形式,而音樂史著的體例和內容之間相互制約、相互影響。體例取決于內容,體例也受內容體現的影響。近代音樂史著的內容主要有3個方面,例如,傳統音樂歷史內容、作家綜合音樂歷史和西方音樂作品等。針對上述內容完美的體現,要求有相符合的體例形式。近代音樂家經過各種音樂體例形式實現編寫音樂著作的目的,從客觀上實現了音樂史著書寫范式的轉型,進而推動整個音樂史學的近代轉型。這些音樂體例主要有:(1)具有主流性和顯性的史著體例。表現為章節體通史著方式,根據西元紀年的形式對音樂史內容進行編排。這樣編纂音樂史著的體例對新史學帶來巨大影響,章節體推動了音樂進化論史觀發展,具有優越性與進步性。(2)旁支次要和存在隱性的編纂體例,代表形式為編年和紀事本末體、指南和概論為代表方式等。由于在時代轉型的影響下,編年與紀事本末體已經逐步失去原有的價值,而指南類和概論類的音樂史學著作卻變成對近代音樂史學著書寫范式轉型進行研究的憑證。
(三)中國音樂史學――音樂史學研究方法轉型
傳統史學研究方法主要表現在還原歷史事實、進行歷史比較研究與分析、解釋歷史過程等3個層次上。但由于傳統史學研究方法受近代新史學思潮的影響和感染,最大程度上實現了優化與創新,逐漸向時代前沿的史學研究方向發展。近代史學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古史二重研究法、演繹研究法、歷史演進研究法、碑志正史研究法和詩文正史研究法等,其特征表現為多樣化和多元化。國內近代音樂史學的研究,通常情況下,以傳統歷史研究方法為主,傳統文獻和考證方法為輔。但是因為近代歷史不斷發展變化,推動了人們開眼看世界,并不斷引進國外優秀文化元素,而音樂史學由于受其影響較大,在一定程度上近代新型研究方法逐漸取代了傳統的音樂史學研究方法。例如,在西方進化論思想的影響下,王光祈在研究音樂史學過程中不斷引進外國學術研究方法;據相關調查研究表明,也引入了古史二重研究法;而鄭師許、朱謙之的相關影月文獻中主要利用跨文化比較研究手段??傊?,受國內近代思潮的影響,國內音樂史研究方法的轉型得到實現。
三、中國音樂史學近代轉型的“通”和“變”
我國音樂史學的發展屬于一個“長時段”的歷史發展時期,而近代,只是一個“中時段”發展時期,在這個“中時段”中又出現了 “短時段”。從1895年、1919年、1937年和1949年這些具有歷史標志的突發事件上進行分析,這些屬于外在標志,可能會對一時的文化外在形態、文化選擇態度與文化觀念帶來影響。但是從長遠發展來看,在后傳統學術轉型成為近代學術,這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選擇繼承與積極改造形成的結果,是實現中國傳統文化學術轉型的思想動力與內在基礎。
對于中國音樂史學的1840年~1949年而言,由于受現代學術操作與西方進化論形式的影響,逐漸呈現出“近代性”的特點。在20、30年代音樂學術和史學背景完全契合,正如當代相關學者提出的:“剛開始大部分希望轉型成創造“國民”社會,然后轉型成創造“學術社會”,這些與文化類似的情況在30~40年代的中國音樂史論著與史家身上得到驗證。例如,王國維“極其重視打通各種文學藝術門類的關系,比如,戲曲、美術、詩、舞蹈、詞、音樂、曲和小說等,以開拓學術的眼界,讓審視在歷史文化網絡中作為綜合藝術戲曲形成、流變的主體?!?/p>
中國近代音樂史學作為一門具有知識體系的學科,在確立過程中傳統文化資源起到重要作用。這些史學家的學術背景和知識結構非常相似,一方面他們幼習舉業,有傳統國學基礎;另一方面,受西方知識的熏陶,他們能夠了解西方文化。同時,這些史學家大部分在執教,其學術視野、思想理念和研究方法明顯與“古代”音樂史學存在差異,能夠在“通”的基礎上,完成短時段的“變”,進而發展成為一個新的學術階段,為中西文化交流格局建設中國音樂學科與塑造中國音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結語
綜上,中國音樂史學近代轉型體現了“通”和“變”的特點。受近代思潮與西方進化論史觀的影響,中國音樂史近代化的特點主要在“通”和“變”上發揮出來,即在認識傳統的音樂史學上,與近代音樂史學的特點結合起來,讓中國音樂史學的發展實現轉型,不斷向音樂史學的巔峰前進?!巴ā笔侵钢獣越穼W發展的潮流,“變”是指近代各種音樂史學轉型的變化,例如,音樂史學研究方法、音樂史觀和音樂史著寫范式等,中國音樂史在通和變過程中逐漸實現近代轉型的重大歷史改革。
參考文獻:
[1]王文君.中國音樂史學的近代轉型初探[J].藝術時尚(下旬刊),2014,(6):150-150
[2]劉茜.淺析中國音樂史學的近代轉型[J].黃河之聲,2014,(5):113
[3]韓中健、談欣.”中國音樂史學國際高端論壇”專家講座述評[J].黃鐘―中國?武漢音樂學院學報,2015,(4):158-161
[4]王書亮.中國音樂史學應用民族音樂學研究方法的探討[J].音樂時空,2016,508(5):77-77,78
篇10
論文摘要:基于文學教育在中學語文教學中的重要地位,文學理論課程體系對于高師院校中文系學生的培養具有重要的意義。調查顯示,當前高師院校中文系在文學理論課程的教學中存在著諸多問題。它要求我們在編訂具有時代性、前沿性同時又不乏普適性的文學理論教材以及開設相應的課程以加強文學理論教學的實踐性、時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學理論是高等師范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體系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觀念:文學理論是一門“以美學方法論為總的指導,從理論高度和宏觀視野上闡明文學的性質、特點和一般規律”,的學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學史提供的大量材料與文學批評實踐所取得的豐富成果為基礎,同時為文學史、文學批評提供理論指導。文學理論課程體系對于高等師范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專業素質的提高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關系著學生的理論水平,決定著學生能否以科學的方法對具體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進行科學的分析與評價。然而,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這一目標?,F實中的情況如同相關學者指出的那樣:“在大學的文藝學研究與教學中,或者說在教科書形態的文藝學知識的生產與傳播中,文藝學的危機就表現得尤其突出。學生明顯地感覺到課堂上的文藝學教學知識僵化、脫離實際,它不能解釋現實生活中提出的各種問題,也不能解釋大學生們實際的文藝活動與審美經驗。在當前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中,這樣的現象是屢見不鮮的:教文論的不講作品,講作品的沒有理論,理論因為與生動的文學實踐相隔離而顯得抽象、缺乏實際意義,文學實踐也因為缺乏理論的引導而顯得感性、隨意。尤其是對于高師院校而言,人們往往對于那些玄奧、費解的理論觀念對于中學語文教學的實際意義存在著疑慮,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人們對于文學理論相關課程的開設價值的懷疑。
這種狀況的存在固然與人們認識上的某些誤區相關,但它也與我們在文學理論課程教學中存在的許多問題有著直接的聯系。在圍繞著“高師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面向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研究與探索”這一課題所展開的一項調查中,筆者曾向近十年來由各高等師范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分配到中學從事中學語文教學的畢業生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你有機會回到高校中文系學習,你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相當一部分畢業生在問卷中表示希望進一步“加強自己的理論素養,提高自己分析、闡釋相關文學作品的能力”。然而,當在同一份問卷中問及他們:“你覺得大學中文系應當減少課時的專業課程是什么”時,許多畢業生選擇了文學理論方面的課程。在這里,提高理論素養的要求與削減理論課程課時的希望之間的矛盾鮮明地表現出來,這一矛盾迫使我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在高等師范院校中文系課程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學理論諸多課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學生理論素養的作用,問題出現在什么地方?因而,對高師院校的文學理論課程體系進行學科反思,對其所涉及的相關課程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進行清理,從而對文學理論課程在高師院校中文系課程體系中的意義進行評價,這就顯得非常必要了。
文學理論課程體系在高師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體系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這首先是由文學教育在中學語文教學中的地位所決定的。文學教育,可以幫助學生認識社會生活、吸收人類傳統中優秀的文化價值觀念,幫助他們培養審美能力和審美情感,陶冶情操,發展個性。這種獨特的學科價值,是其他學科替代不了的。文學作品的語言一般是規范、優美的語言,是理想的母語教育范文,中學語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課文是文學作品,這體現了人們對于文學教育在中學語文學科中的重要性的認識。因此,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制訂的《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要求學生:“根據自己的學習目標,選讀經典名著和其他優秀讀物,與文本展開對話”fal。從這一要求出發,普通高中語文教材選用了大量的經典文學作品,“課程標準”還向中學生推薦了大量的課外經典讀物,其內容涵蓋了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包括《三國演義》、《紅樓夢》、《吶喊》、《子夜》、《邊城》、《巴黎圣母院》、《復活》、《老人與?!贰ⅰ蹲冃斡洝?、《西廂記》及普希金、莎士比亞的作品等等。這些都說明了文學教育構成了中學語文教學的一項重要內容。
文學教育既然在中學語文教學中具有重要的意義,那么,指導學生進行文學欣賞也就構成了中學語文教師的一項基本職責。面對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語文教師對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觀的層面上,他應當具備一定的理論素養,能夠站在理性的高度對一定時期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作出理性的把握,這樣,較強的文學理論素養就成為我們對一名中學語文教師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學語文教學不同于大學教育,它不要求向學生講授系統的文學理論,但《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明確要求教師引導學生“在閱讀欣賞中,了解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文學體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現手法”,并要求教師引導學生閱讀朱光潛的《談美書簡》、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等文藝理論名著。另外,“課程標準”還要求教師“幫助學生提高審美能力,增強文化意識,重視人類文化遺產的傳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關注當代文化生活,學習對文化現象的剖析”。這里所要求的審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識的培養,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對一定文化現象進行闡釋的能力,實際__卜都是指向學生理論素養的提高的。中學語文教師承擔著指導學生展開文學欣賞,培養他們的審美能力,分析和闡釋一定文化現象的能力的使命,這就對高等師范院校在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的理論素質培養方面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學生理論素養的提高,固然與他們對文學史的學習、作品的閱讀有著緊密的聯系,然而,對文學理論的全面、系統的自覺把握,是離不開文學理論課程體系的開設的。
就高師院校文學理論課程開設的目標而言,它對于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素質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學理論課程體系的教學目的在于幫助學生掌握文學理論的一般知識,為他們能正確認識、分析文學現象奠定基礎。作為一名合格的高等師范院校中文系畢業生,應當具備比較深厚的文學素養,他們對于文學的認識不應當停留于感性的層面上,而應當對文學的性質、特點,文學作品的構成、文學創作、文學作品欣賞的一般規律有較為深人、全面的認識。只有如此,他們才可能科學地認識不同時代、不同歷史條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種文學現象,才有可能深人淺出地引導學生進行文學欣賞,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例如,當前中學語文教材選用了許多中國古典詩詞,在對這些古典詩詞的欣賞中,就離不開對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認識,特別是文學理論中關于“意境”的理論是我們解讀這些作品的的關鍵。然而,我在圍繞著本課題的相關調查中曾向畢業生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你對‘意境’、‘典型’、‘靈感’、這些術語的熟悉程度如何”?約有60%的畢業生選擇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確切內涵”。這一回答是很不能讓人滿意的,這些概念都屬于文學理論中的基本范疇,缺乏對其內涵的充分認識顯然是不利于他們對學生閱讀的指導的。
同時,在調查中我還發現,在中國古典詩詞的教學中,一些教師往往把重點放在字、詞的解釋和翻譯方面,而忽略了引導學生進人到對這些作品的藝術境界的感受、體驗之中,這與他們的文學理論基礎方面的不足有著直接的聯系。實際上,中學語文教學所涉及的文學作品是有相當的廣度與深度的,比如:李商隱的《錦瑟》詩是中學語文課外閱讀篇目之一,對于這首非常晦澀、含蓄、“幾同無字天書”詩歌,中學語文教師如果不了解中國古典藝術的一般審美特征,是很難說得上為學生的欣賞活動提供指導的。對于教師文學理論素養的要求是貫穿于中學語文教學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學的性質、特征、文學的構成、文學的創作、鑒賞、發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學語文教材中選取了大量的詩歌、散文、小說、戲劇作品,其內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種文學類型。如何引導學生展開對這些作品的欣賞和閱讀呢?這就離不開對各種文學樣式、創作思潮的理論把握。對于諸如((祝?!贰ⅰ段业氖迨逵诶铡愤@些作品的分析,也離不開文學理論中關于“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關理論,而對于《變形記》、《等待戈多》等作品,就離不開對現代主義文學的理論把握。
其次,文學理論要努力培養學生的理論思維能力。文學理論作為對創作實踐的理論概括,其根本意義在于為人們提供一種從理論的高度去認識、評價具體的文學現象的能力。文學理論作為中文系的一門基礎理論課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識性學科,不是僅僅介紹各種文學理論知識和各家各派的觀點就行了,關鍵的是它必須闡明文學理論本身的”學理”,著重培養學生分析、闡發作家、作品以及各種各樣的文學現象的能力,使他們對文學的認識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觀的層面上。它當然要介紹各種各樣的文學理論觀點,但不能滿足于單純的知識介紹,更主要的是要為學生面對紛繁復雜的文學現象提供一種認知方式。向研究型、學者型的教師轉化,這是我們對中學語文教師的理想要求,我們很難想象一名基礎理論匾乏,缺乏較強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畢業生能夠成長為一名研究型教師。因此,在高師院校文學理論課程教學中,對各種理論問題的內在意義、它們之間的邏輯聯系的把握,最終都指向為學生提供一種理論思辨能力,引導學生對具體的文學現象從理論的高度上展開思考,通過不斷加強這種訓練,逐步培養學生的理論思維能力。
再次,文學理論應當培養學生正確認識、分析各種文化現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養他們能夠面對現實進行思考的能力?!蔽膶W是人學”,文學是對人類生活狀況的整體反映,文學作為人類文化的載體,它總是與人類的政治、經濟、歷史、宗教、哲學等文化現象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文學理論固然是以文學為研究對象的,但這種研究并不僅僅局限于文學本身,它通過文學涉及人類廣泛的社會現象、文化現象。當前文藝學領域正在發生的“文化論”轉向就體現了這一內在要求,它強調通過對文學作品的“價值閱讀”,發現文學所承載著的文化意義。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文學理論教學不僅要傳授關于文學的一般知識,更要從文學的角度出發,教會學生如何面向現實進行理論思考,引導學生正確地認識、分析、評價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文藝作品中所蘊含著的文化意義。特別是近十年以來,文化傳播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經典意義上的文學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網絡、大眾傳播媒介的出現、“文化工業”的興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學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文學與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復雜地結合在一起,文學理論要取得鮮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視這一趨勢的存在,一名優秀的中學語文教師,不僅應當具有闡釋文學經典的能力,還應當具有引導中學生面對現實社會中豐富、復雜的文學現象、文化現象進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師范院校文學理論課程教學與研究的現狀而言,有兩方面的問題值得我們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學理論本身的實踐性問題。在高等師范本科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中,當代中國文藝學學科體系主要是以文學概論為基礎,以美學、西方文論、中國古代文論以及馬列文論為輔的課程體系。從知識結構方面來說,這一體系是無可非議的,它很好地涵蓋了古今中外關于文學的一般觀念,能夠反映出不同時代,不同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下人們對于文學的一般規律的認識。但從另外一種意義上來看,這一體系在強調了學生對文學理論課程體系的相關知識的掌握的同時,卻對文學理論本身所固有的實踐性缺乏足夠的重視,在實際操作中我們往往不得不面對一種現象:基礎理論與文學實踐相脫節,文學理論課程與文學史、作品選課程各講各的,文學史、作品選讀的課程往往對文學理論問題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學理論的教學與研究往往與具體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的研究相脫節,這種趨勢在近年來尤其嚴重。理論為文學史、文學批評提供指導,在很大程度上淪為一句空話。特別是近二十余年來,當代中國社會的審美意識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我們的大學文學理論課程往往無視這一變化:“文藝學研究的范圍局限于經典的作家作品(甚至連在西方已經經典化了的現代主義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很難作為”例子”進人文藝學教材),并且堅持把那些從經典作品中總結出來的”文學特征”當作文學的永恒不變的本質與標準,建立了相當僵化機械的評估一篩選一排除機制。這就日益喪失了與現實生活中的文化一藝術活動進行積極對話的能力”(陶東風《大學文藝學的學科反思》)。知識僵化,脫離實際,不能解釋現實生活中所出現的各種復雜的文學問題。這成了人們對于文藝學學科的一個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問題是:如何面對人類豐富的文藝理論成果,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能夠較全面地對古今中外的各種文學現象進行闡釋的文學理論體系。中國現代文藝理論體系處于西方文化的絕對影響下,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特別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西方文藝觀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觀念、新理論不斷涌現,理論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論界的一道基本景觀,這些理論往往自成體系,在不同層面上都具有自身的價值,如何處理他們之間的關系,從而對其加以整合,這是一項非常艱辛的工作。這一間題突出地表現在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方面,文學理論教材編寫的難度是困擾著文藝學界的一個基本問題。應該說,二十余年來,國內文藝學研究有了巨大的進展,但文藝學研究成果向教學領域、教材編寫領域轉化的效果卻還很不盡人意,其中困擾著大家的一個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內容的先進性和普適性的關系的處理問題,對這兩者關系的處理,也就是教材的編寫者的學術個性和教材涵蓋當代學術進展的客觀性的關系的處理問題。
從中國當代文學理論體系的發展演變過程來看,在蘇聯文論模式的影響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學理論體系主要建立在現實主義反映論的文學觀的基礎之上。作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著廣泛影響的大學文學理論教材,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雖然承認”萬古不變的文學原理是不存在的”,對于文學理論的研究應該”同具體的歷史經驗聯系起來加以考察”川,但在具體的理論闡述中,教材卻以反映論的理論模式代替了對古今中外紛繁復雜的文學現象的認識,觀念嚴重滯后,知識老化、僵化。當前文學理論界對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著足夠的認識的,也在突破這一模式方面做出過許多努力,近幾年所出的幾樣教材的確有不少新意。但是,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論上的前沿性的同時,卻又r帶來了另一個方面的問題,對各種理論觀念的整合差強人意,特別是在本科文學概論教材的編寫中,對于大學本科低年級學生的知識基礎、文學素養考慮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論問題往往過于寬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談,但什么都談不透,整部教材讓學生覺得晦澀難懂,教師也很難取舍。
針對上述各種情況,對于當前高師本科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文學理論課程體系的教學,有幾方面的問題需要我們進行認真的思考并作出相應的改革。這主要涉及到優秀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文學理論課程體系的加強,特別是應注意文學理論課程教學中的實踐性與時代性,加強文學理論、文學史與作品選之間的聯系,開設富于實踐性的文學批評與鑒賞課程,同時,作為對轉型期時代文化狀況的回應,把文化研究納人到文學理論課程體系的系統之中。
教材的編寫是文學理論課程建設的難點之一。我們現在正處于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傳播方式的改變以及“全球化”的趨勢使我們從以往那種單一、封閉的環境之中走了出;來,地球上每一種創作思潮、理論觀念都能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之中,多元化已經成為我們對于這個世界的共同認識。表現在文學理論界,理論上的創新、學術觀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論觀念、審美取向各領數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種各樣的文學觀念整合到高師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文學理論課程體系之中,使我們的理論體系有足夠的覆蓋力,從而獲得更強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學理論成為各種理論觀念的拼湊,而能構成一個自足的體系,這無疑是高校文學理論教學中所巫待解決的問題。如同童慶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樣:“過去文學理論只關注現實主義,不關注現代主義。實際上現代、后現代都要關注,各個方面都要照顧到,這樣才完整”。然而,困難在于: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的建設正處于一種尷尬的“失語”狀態之中,雖然理論界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氣象,但面對豐富的文論資源,不同學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學術興趣也有著很大的差異,選擇哪些觀點、學說來加以介紹,如何依據教學的需要,把這些觀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統中去,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個問題。
其中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教材內容的先進性和普適性的關系的處理問題,即既要使教材能夠體現出學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內容的普適性為編者本人的學術個性所掩蓋。大學教材與學術專著有著很大的區別,優秀的學術專著往往帶有著者鮮明的學術個性。而對于文學理論教材而言,它不應該只是講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應當客觀地介紹人們對于文學的性質、特征,文學作品的構成以及文學創作、鑒賞及文學發展的一般規律的認識。文學理論教材的個人風格,不應沖淡其理論的全面性、普適性,而應當綜合本學科國內外主要的成果,特別是對于作為基礎課程的“文學概論”課,它應具備較強的知識性,應當在綜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具有普適性的文論體系,而不宜過多的強調編寫者個人的學術興趣。其中應特別注意文學理論研究成果的繼承與創新問題,如果我們缺乏對當代學者科研成果的吸納,教材便往往缺乏時代感,與時代相脫節,但同時也應注意到對以往學者研究成果的繼承,如果僅僅因為“創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優秀成果,就會使文學理論失去豐富的學科資源而顯得漂浮、淺薄。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者應當具有廣闊的學術視野、海納百川的學術胸襟,把歷史上不同學者關于某一文學理論問題的優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應避免把教材作為宣講個人學術觀念的地方。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間題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論的深淺程度問題。20世紀世界文學理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此我國的文學理論研究界也給予了充分的注意,這對于全面地反映當代文學理論的發展狀況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對于《文學概論》這樣的課程,在注意到人們關于文學的觀念的多元化的同時,是否也應當考慮到其作為基礎課程的性質,內容不應過于繁雜,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術語名詞滿天飛的局面。“文學概論作為講授文學理論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識的課程,是文學理論的初步。文學理論中所包含的各個方面的問題,它都概括地講到,但它只講最基礎的東西,不涉及其中比較專門的復雜問題。它是概論,不是專論”。一方面,文學概論是為大學低年級學生所開設的一門課程,這一階段的學生文學方面的素養還相對不足,如果這一門課過于艱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響到他們學習理論的效果,甚至影響到他們學習文學理論的熱情。另一方面,師范院校的文學理論課不是培養專業的文學理論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養合格的中學語文教師,我們在注意到引導學生了解文學觀念的豐富性的同時,是否應該考慮到學生的學以致用問題呢?因此,對教材所涉及的理論問題的深度與廣度的慎重考慮是我們在教材編寫中所必須注意到的。
就高師本科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文學理論課程體系的建設而言,傳統上分層開設課程的做法是值得繼承的,在大學低年級以開設文學概論課為基礎,培養學生初步的文學理論素養。在大學三年級以后逐漸開設中國古代文論、西方文論等文學理論的分支課程,分別在相應的領域作進一步的深人學習。在此之后,可結合師資狀況開設中國古典美學、文心雕龍研究、當代文學思潮研究等專業性較強的專題課程,對這類課程必須突出其選修性質,以適應不同學生的興趣。
問題的關鍵是必須是對每一階段的具體某一門課程開設的價值、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應當有一個較為明晰的認識。從提高學生文學理論素養的需要出發,我們可以把文學理論課程體系的課程分為三類:專業基礎課、專業必修課、專業選修課?!拔膶W概論”作為一門基礎課程,其目的在于向學生介紹歷史上人們對于文學的性質、特征,文學作品的構成以及文學創作、鑒賞及文學發展的一般規律的認識。它是文學理論的初步,基礎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開設一般放在第二、三學期比較恰當。
中國古代文論、西方文論是在學生學習了“文學概論”課,對文學的基本原理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同時經過對文學史的學習、閱讀了一定數量的文學作品的基礎上,引導學生更進一步了解中國、西方文學理論發展的一般狀況。它是在“文學概論”的基礎上的進一步深人,如果說“文學概論”課是側重于對歷史上人們關于文學的本質、規律的綜合性的介紹的話,那么“中國古代文論”、“西方文論”等課程則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學理論的發展歷程中,具體了解不同時代、不同理論家關于文學的認識發展過程。這類課程可列為專業必選課,放在三年級開設較為恰當。對于馬列文論、美學原理這些以往在文學理論課程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課程,就其性質而言,它們在內容、課程性質方面與文學概論課多有重復之處,將其作為必修課并無多大的意義,可將它們歸人選修課的范圍。專業選修課的開設對于學生理論素養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視的,但在這一類課程的開設中應當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必須突出其選修的性質,以適應不同學生興趣的需要。另一方面,這一類課程為提高課,具有較強的學術性,它的開設應當根據各個學校的師資條件而定,在此類課程的開設上,應特別強調教師的學術特長,以保證其學術性,達到引導學生在相關問題的研究中提高理論素養的目的。
在高師本科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課程體系的建設中,對傳統的文學理論課程體系進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們需要注意兩方面的問題:
首先,應加強文學理論課程的實踐性,改變文學理論與文學史、作品選讀之間相互脫離的現狀。文學理論來自于對文學實踐經驗的總結,它源于實踐而又面向實踐,具有極強的實踐性,沒有任何理論可以超越具體的實踐而存在。文學理論并不是以知識的傳授為最終目的,它應當為學生提供理論思維的方法,培養學生的審美眼光,提高其闡釋、分析具體文學現象的能力,這些能力不是通過教師的傳授就可以實現的,而只能在學生的具體實踐中才能完成。在當前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中,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學理論的教學往往成為抽象的理論灌輸而與鮮活的文學實踐相脫離,理論因為與生動的文學實踐相脫離而顯得抽象、缺乏實際意義。這正是導致學生一方面覺得自己缺乏闡釋具體作品的理論素養,另一方面卻認為高校文學理論課程缺乏實際意義而應當削減課時的原因。針對這種情況,加強文學理論課程與文學史、作品選讀之間的聯系就顯得特別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學校雖然也開設有文學批評課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評理論的講授,對于文學批評與鑒賞的實踐性質缺乏充分的注意。與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夠針對這種狀況,開設文學文本解讀、文學批評實踐等課程,在對具體文本的解讀中培養學生的理論分析能力,這是很值得借鑒的。
其次,注意文學理論課程體系的時代性,加強文化研究類課程的建設。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伴隨著經濟領域的激烈變革,我國的文化環境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電視、網絡的普及改變了傳統的文化傳播方式,也造成了人們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同時,文藝活動前所未有的市場化,這一切“改變了有關‘文學’、‘藝術’、‘審美’的經典定義”。在某種意義上,文學這一傳統范疇與各種復雜的文化現象交織在一起,使中國當代的文化現象呈現出較強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如何適應這一環境的變化而進行文藝學課程的改革呢?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來為眾多學者所倡導的文藝學的“文化論”轉向,文化研究是劇烈的社會轉型期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門類面對急劇變化的現實,打破原有學科界限,進行跨學科綜合交叉,從而形成新的學術應對面的結果。當前大眾文化的興起,影視文化的普及,圖像、網絡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為基礎的文化傳播方式,這些變化使我們已經很難固守傳統上以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四大門類為中心的文學觀念,適應時展的需要,文藝學學科幾年前已經:出現了“文化論”轉向。高師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培養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學語文教師,而(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要求引導中學生“關注當代文化生活,學習對文化現象的剖析”,這給高等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在培養目標上提出了一個要求:我們所培養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生應當具備剖析各種當代文化現象的能力,作為對時代所提出的這一問題的回應,在文學理論課程建設中,我們是否應當開設文化研究類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