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貿易賬戶的特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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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這意味著，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跨上了一個新臺階。上海自貿區建立以來，在金融改革方面積累了一些在全國可復制、可推廣的創新業務及管理模式經驗，但是還存在一些問題，也面臨一定的風險，需要積極應對。本文節選自《滬港藍皮書（2015）》，作者就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方向及路徑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國際投資新規則形成和我國改革開放深化的背景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以下簡稱‘上海自貿區”）誕生了。上海自貿區是中國經濟新的“試驗田”，旨在探索市場開放和政府職能轉變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它對標美國倡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的自由貿易內涵，要求更高水平的開放，并且側重金融領域。與以往的金融改革和開放相比，上海自貿區的金融改革和開放更重視推動要素流動，主要體現在分賬核算、投融資匯兌便利化、利率市場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和風險管控等方面。上海自貿區建立以來，在金融改革方面積累了一些在全國可復制、可推廣的創新業務及管理模式經驗，但是還存在一些問題，也面臨一定的風險，需要積極應對。
一、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的路線圖
近年來，我國金融業改革和發展取得了明顯成效，服務經濟發展能力不斷增強，但也存在金融機構經營方式總體粗放、農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機構發展相對滯后、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和民生改善支持不夠等問題。因此，黨的十提出，要全面深化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健全促進宏觀經濟穩定、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穩步推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鑒于結構錯配和方向錯配不僅扭曲了我國的金融資源配置，而且產生了大量不良資產、閑置資產和沉淀資產，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提高金融配置資源效率以及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成為我國新一輪金融改革的突破口和方向。上海自貿區建立以來，“一行三會”等監管部門關于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開放的條例和實施細則陸續出臺。其中，中國人民銀行的政策對上海自貿區的金融改革最具指導意義。
依據上述管理條例和實施細則，上海自貿區的金融改革有條不紊地推進，在分賬管理、投融資匯兌便利化、利率市場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和風險管控等方面進行積極的試點。
1、分賬管理
我國實行外匯管制，人民幣資本項下尚不能自由兌換。自由貿易賬戶（FT賬戶）相當于離岸賬戶，是央行為發展上海自貿區的離岸金融而實施的創新，也是放松離岸金融管制的重要舉措。為了滿足實體經濟的需求，促進貿易和投融資便利化，上海自貿區內居民可通過設立本外幣自由貿易賬戶實現分賬核算管理。其中，同一非金融機構主體的居民自由貿易賬戶與其他銀行結算賬戶之間因經常項下業務、償還貸款、實業投資以及其他符合規定的跨境交易需要可辦理資金劃轉。這體現了離岸金融市場與在岸金融市場之間的滲透機制，是《意見》最重要的內容之一。鑒于目前境外美元融資成本為年化利率1%～2%，而國內同期外幣貸款利率為3%～4%，香港的離岸人民幣貸款也可以比基準利率下調15%，因此這項金融改革措施有助于企業降低融資成本。但是推行這種便利化需要一個過程。自由貿易賬戶要求遵守“先本幣、后外幣”的原則，自貿區分賬核算業務從本幣起步，六個月以后接受央行和外匯管理局的評估，條件成熟時開展外幣業務。
《業務實施細則》全面規范了上海自貿區的分賬核算業務。除了遵守《意見》提出的原則之外，還明確自由貿易賬戶是規則統一的本外幣賬戶，區內主體和境外機構可根據需要開立。《業務實施細則》的核心內容包括以下兩方面。①業務類型。上海地區的金融機構可以通過建立分賬核算單元，為開立自由貿易賬戶的區內主體提供經常項目、直接投資和《意見》第三部分投融資創新相關業務的金融服務，以及按準入前國民待遇原則為境外機構提供相關金融服務。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上海清算所等機構可在獲準后，向上海自貿區和境外提供各類跨境金融交易和清算結算服務。②業務管理原則。自由貿易賬戶與境外賬戶、境內區外的非居民機構賬戶，以及自由貿易賬戶之間的資金流動按宏觀審慎的原則實施管理；對自由貿易賬戶與境內（含區內）其他銀行結算賬戶之間的資金流動，根據有限滲透加嚴格管理的原則，按跨境業務實施管理；對同一非金融機構的自由貿易賬戶與一般賬戶之間的資金劃轉，應按《業務實施細則》規定的四個渠道辦理。對已實現可兌換（包括經常項目和直接投資相關）的業務，自由貿易賬戶內資金可自由兌換。
自2014年6月18日上海自貿區自由貿易賬戶正式啟動以來，已經有十家中資銀行順利獲得央行驗收。未來，該試點將逐步由中資銀行向外資銀行擴展，由銀行業向證券、保險、公募基金、信托等非銀行金融機構擴展。
2、投融資匯兌便利化
中國實行嚴格的投融資匯兌管制。雖然貿易項下的投資基本開放，但是我國政府嚴格管制資本項下的投資資金進出，資本項下的投資資金流出實行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流入實行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因此，面向企業、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個體工商戶等跨境投融資主體，上海自貿區探索進一步促進投融資匯兌便利化的具體措施包括：①區內企業辦理跨境直接投資項下的跨境收付、兌換業務時，可直接向銀行辦理，與前置核準脫鉤；②區內機構根據經營需要，可按規定從境外融入本外幣資金；③區內主體可結合自身生產經營和跨境商務活動的特點，在更大空間內充分利用區內和境外金融市場管理對沖相關風險。
3、利率市場化
央行制定的利率市場化改革遵循“先貸款、后存款，先外幣、后本幣，先大額、后小額，先單位、后個人’的原則。近年來，我國金融市場不斷推出新業務，使得理財產品和債券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貸款，小微金融呈現多元化創新，這些現象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的利率市場化進程。2013年7月20日，央行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只保留對存款利率的管制。至此，利率市場化已完成絕大部分，我國利率市場化進入關鍵時期。
上海自貿區的利率市場化在宏觀審慎金融管理框架內，根據服務區內實體經濟發展需要，以及金融市場主體培育和市場環境建設情況逐步推進。具體包括：①完善區內居民自由貿易賬戶和非居民自由貿易賬戶本外幣資金利率的市場化定價監測機制；②將區內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納入優先發行大額可轉讓存單的機構范圍，在區內實現大額可轉讓存單發行的先行先試。央行于2014年2月27日在自貿區內試點放開小額外幣存款利率上限之后，市場總體表現平穩。2014年6月27日，央行將這一改革措施推廣到全上海市之后，利率也基本持平，實際執行利率微升，外幣存款總量平穩有序增長。
4、外匯管理體制改革
進入21世紀以來，在注重防范國際經濟風險的前提下，我國外匯管理由“寬進嚴出”向均衡管理轉變，有序推進資本項目的可兌換，進一步發揮利率和匯率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作用。從2012年8月開始，貨物貿易外匯管理制度改革在全國推廣縮短了企業對外貿易的收付匯時間，降低了企業的財務成本，極大地促進了企業的發展。雖然中國在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方面取得了較大發展，但是仍然存在較多問題，如過于集中的外匯交易主體、隔離的外匯市場與其他金融市場、不活躍且缺乏創造性的外匯衍生品市場、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方向及路徑滯后的外匯管理法規等。
上海自貿區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要求區內的外匯管理模式與國際接軌，并面向市場，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從而為經濟發展和轉型提供內生動力。上海自貿區自建立以來，外匯管理部門頒布了五條舉措，包括支持發展總部經濟和新型貿易、簡化直接投資外匯登記手續、支持自貿區開展境內外租賃服務、取消區內機構向境外支付擔保費的核準、支持銀行開展面向客戶的大宗商品衍生品的柜臺交易。上海從2010年開始試點國際貿易結算中心，試點企業的數量截至2012年已發展到50家。目前，上海正在穩步推進的試點工作包括跨國公司外匯資金集中管理、跨國公司資金池以及服務貿易項下的外匯收支等。上海自貿區的跨國公司總部資金池已經積累了許多成功案例，主要包括：中國銀行攜手中銀香港為綠地控股集團（上海）國際投資有限公司辦理人民幣資金池業務；渣打銀行攜手寶信汽車集團有限公司在自貿區內開展集團人民幣資金池業務，以支持其境內外的流動資金需求、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等；上海銀行簽約為東方國際集團內117家海內外成員公司提供經常項下跨境人民幣集中收付服務。
5、風險管控
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堅持風險可控、穩步推進，“成熟一項、推動一項”，適時有序組織試點。央行重視上海自貿區的金融風險管控，將切實加強對反洗錢、反恐融資、反逃稅的監管；會同上海市政府和金融監管部門，加強監測分析，密切關注跨境異常資金的流動；按年度對區內機構進行評估，根據評估結果對區內機構實施分類管理，并建立相應的扶優限劣機制；央行可根據形勢判斷，加強對上海自貿區短期投機性資本流動的監管。
《審慎管理細則》全面規范了上海自貿區分賬核算業務的風險審慎管理，要求上海地區金融機構建立面向金融宏觀審慎管理政策的響應機制。它的核心內容包括兩方面。①管理制度。上海市金融機構應按要求建立上海自貿區分賬核算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財務和資產管理、展業管理以及內部控制制度，并以市級機構為單位接人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的相關系統。②風險管理機制。風險管理包括滲透風險管理、流動性風險管理、幣種敞口風險管理、資產風險管理、風險對沖管理等。根據金融宏觀審慎管理的需要，通過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調整金融機構開展的自貿區分賬核算業務范圍。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將開展非現場監測，并根據不同預警指標，在出現資金異常流動的情形下，采取延長賬戶存放期、征收特別存款準備金、實行零息存款準備金以及臨時資本管制等干預手段，維護上海自貿區金融環境的穩健運行。
二、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的影響
上海自貿區現階段及下一階段金融創新的重點與核心內容是建設自由貿易賬戶體系，這也為整個金融創新提供了載體和平臺。通過設立自由貿易賬戶，實施投融資匯兌便利化、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和風險管控等措施，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在人民幣國際化、平穩有序開放資本項目、促進金融業轉型發展和宏觀審慎監管方面積累了在全國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1、人民幣國際化
中國于2009年4月在國內五個城市啟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允許符合要求的外貿企業與其香港貿易伙伴進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2010年6月，該試點擴大到20個省級單位。2013年3月，該試點擴大到全國所有跨境貿易企業。雖然人民幣結算試點發展迅速，但是人民幣貿易計價的進展速度遠遠低于人民幣結算業務的發展速度。2013年，人民幣貿易結算總額達4.63萬億元，較2012年同比增長57%。但是大多數以人民幣結算的貿易活動仍未采用人民幣計價。
從2011年1月開始，人民幣可用于國內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2011年10月，人民幣的使用范圍進一步擴大到外商直接投資，同時簡化了人民幣的結算流程。2012年，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額達到5，337億元，比2011年增長88%，其中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規模大幅升至4，481億元。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統計的日均交易量，目前人民幣已成為全球外匯市場中第九大活躍的交易幣種。
上海自貿區自建立以來，對跨境人民幣結算、人民幣境外借款、雙向人民幣資金池與經常項下集中收付等業務進行了具體規定，使得直接投資的流程進一步簡化，個人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范圍進一步擴大，互聯網第三方支付手段被引入。其中，雙向人民幣資金池與經常項下集中收付業務是上海自貿區最重要的金融業務創新。跨國公司通過在上海自貿區的子公司建立跨境人民幣資金池，可以很好地實現境內外資金池的人民幣資金在一定額度內的自由流動，這既有助于提高人民幣資金在集團內的使用效率，服務于跨國公司的全球資金管理目標，又有助于提升人民幣作為跨國公司內部主要交易結算貨幣的地位，服務于總部經濟。跨境人民幣經常項下集中收付業務的內容包括代收、代付和凈額結算。它有助于簡化跨境結算手續，大幅減少跨境收支交易數量和金額，進一步提高資金運用和結算效率，降低資金頭寸管理成本和外匯風險。
離岸金融政策可以幫助上海自貿區建立起龐大的金融資產蓄水池，通過完善人民幣的全球循環路徑來打通資本賬戶，實現金融資源的全球優化配置，從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上海自貿區很可能成為人民幣回流最大集散地。截至2014年7月末，上海自貿區內完成境外人民幣直接借款78筆，累計金額超過170億元；跨境雙向人民幣資金池試點企業為36家，資金池收支總額為232.5億元；跨境人民幣結算額為1，356.4億元，同比增長2.5倍。上海自貿區內人民幣業務在上海市的比重不斷增長，從2014年4月的不到10%增加到2014年7月的15%。
2、平穩有序開放資本項目
人民幣國際化離不開資本項目開放。在利率和匯率市場化尚未完成的情況下，上海自貿區通過開設自由貿易賬戶，實施了隔離型的資本項目可兌換策略，自貿區內資本市場逐步形成。結合上海自貿區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實施的備案制，自由貿易賬戶進一步簡化了企業境外股權投資的流程，并提高了境外投資效率，鼓勵企業對外投資。例如，中國銀行已經為自貿區企業辦理了大宗商品衍生品交易，打通了國際大宗商品套期保值交易通道。自貿區設立的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平臺可以為區內企業提供融資、資產轉讓、風險對沖等服務。例如，2014年11月推出的“滬港通”有利于逐步開放中國資本項目，增強人民幣的流動性，并有望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新加速器。
相對于自貿區的企業，雖然個人自由貿易賬戶目前仍局限于經常項下的交易，但是未來有望借助自由貿易賬戶以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身份直接投資境外資本市場。對區內券商而言，因為證監會支持上海自貿區的政策尚未實施細則，所以券商的自由貿易賬戶很難開立。為更好地管理自貿區內外的金融套利，除加強監管外，關鍵還在于我國政府能否盡快完善國內的人民幣利率與匯率市場化的條件。
3、促進金融業轉型發展
我國金融業過度依賴銀行業，金融業態的發展很不平衡。而且我國金融業以行政管制為基本特征，造成資源配置向制造業、房地產業、地方政府項目和國有企業傾斜的現象，導致產能過剩、資產泡沫，金融部門對實體部門明顯產生“擠出效應”，貨幣產出效率急劇下降，金融風險不斷積累。因此，我國金融業亟須轉型發展，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上海自貿區實踐著“一行三會”提出的擴大區內金融機構準入與增強服務能力的構想。作為我國金融改革先行先試的“試驗田”，上海自貿區集聚了多種形式的金融機構。截至2014年8月底，上海自貿區新設持牌類金融機構87家、類金融機構453家、金融信息服務公司296家、投資和資產管理公司2，179家，共計3，015家，占新設企業總數的25%；已有十家中資銀行接入自由貿易賬戶信息監測管理系統，共開立了3，235個自由貿易賬戶；雖然上海自貿區的自由貿易賬戶系統現在局限于人民幣業務，但是有望根據業務開放原則逐步推出外幣業務。
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已在區內設立交易服務平臺，上海國際金融資產交易中心正加緊籌建，上海保險交易所也在積極籌劃，上海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將在自貿區成立一周年之際正式開展交易，而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的原油期貨已于2014年12月獲得證監會的批準。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和上海清算所等都將在區內新設或增設交易場所。
上海自貿區的金融改革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基于市場導向，發展多樣化的金融業態，以服務實體經濟和分散市場風險。鑒于金融改革開放最終將帶來要素價格均一化，上海自貿區的金融業轉型可以為全國金融改革積累經驗。
4、宏觀審慎監管
2005年以來，境內外利率和投資回報率差距與人民幣升值，導致境外資金通過多種渠道繞過我國嚴格的政策管制，大量、快速流入境內。這對我國資本市場開放帶來嚴峻挑戰。
上海自貿區的成立，實際上在我國境內形成了一個離岸金融市場，區內和境外的資本流動壁壘將基本消除。因此，自貿區可能成為境外資金滲透到境內尋求套利機會的跳板，從而影響我國金融穩定性，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的《業務實施細則》和《審慎管理細則》從業務管理和風險防范兩個方面，共同構建了有利于風險管理的上海自貿區賬戶體系框架，為下一步推動上海自貿區投融資匯兌創新業務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進一步推動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的政策建議
在金融改革支持實體經濟的前提下，上海自貿區可以縮短負面清單，允許設立多種類型的中外資金融機構和現代中介服務企業，以倒逼機制促使中國資本項目的開放，通過將上海自貿區建設成為中國境內的離岸金融中心，進一步推動金融改革，以適應實體經濟對多樣化金融服務的需求。
1、資本市場支持自貿區建設的實施細則
積極推動證監會頒布資本市場支持自貿區建設的實施細則。積極推動證券、保險等非銀行金融機構以自由貿易賬戶為依托開展分賬核算業務；積極支持自貿區內符合條件的個人按照規定雙向投資于境內外證券期貨市場；積極推動境外機構通過自由貿易賬戶進入上海證券及期貨市場投資。重視“滬港通”，擴大人民幣在國際交易貨幣中的份額，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實際上，這些舉措也能夠提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加強中國金融市場的對外聯系和開放度。
2、推進利率市場化
為完善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影響市場利率的機制，應進一步發展銀行間資金拆借市場和債券市場，建立完整的利率聯動體系。為控制短期信貸的增長速度，減少短期沖擊對經濟的影響，央行放松商業存貸款利率管制的順序應該按照“先長期、后短期，先大額、后小額”的原則。
此外，上海自貿區可以面向小額存款嘗試建設地區性存款保險制度，以期與國家存款保險形成保險與再保險機制。明確存款保險覆蓋的范圍，小額存款執行全國的存款基準利率上浮規定比例的政策，大額存款的利率完全市場化，并向存款人提供相應的風險溢價收益。
3、推動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在上海自貿區設立之前，主要由香港交易所或者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掌握離岸人民幣的定價權，而在上海自貿區設立之后，實際上在我國境內形成了一個離岸金融市場。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深入，把握人民幣定價權顯得更加重要。為避免海外的離岸人民幣主要定價權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獨立性造成沖擊，應該參照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逐步實現境內人民幣（CNY）、離岸人民幣（CNH）和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NDF）的價格收斂。在上海自貿區積極探索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模式，并將它推廣到全國。
4、防范上海自貿區資本進出風險
雖然資本進出都可能給上海自貿區和我國境內資本市場穩定帶來風險，但是資本流入帶來的風險可能更大，因此需要加強分類管理。上海自貿區應該以境內金融和離岸金融分賬管理為前提，根據實體經濟的引資需要，加快要素流動速度，允許一定比例的離岸賬戶資金流入實體經濟，減少國內企業發展限制，同時避免引起在岸金融泡沫。
嚴格規范自由貿易賬戶內的資金運用。加強核驗自貿區內機構及企業跨境貿易的資金收支與實際貿易行為的真實性和一致性，著力強化監測和分析涉及自由貿易賬戶的跨境資金交易，特別是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以阻止資本項下境外資金的大規模滲透，避免境外和區內金融市場的系統風險向區外境內傳播。
加強監控區內機構和企業的人民幣境外融資專用賬戶。為防范人民幣境外融資專用賬戶的資金通過項目建設投資、資本市場投資、集團資金歸集等渠道不合規地滲透到區外境內，商業銀行應確保區內機構和企業境外融資專用賬戶單獨設賬、統計、核算，并嚴格審查、追溯區外境內新增項目、新增資本市場投資和集團資金歸集的資金來源。
除此之外，可以通過征收外匯交易稅或設置高比例存款準備金提高短期資本進出國內金融市場的交易成本。一方面，讓有能力在海外實現高效率資源配置的企業和金融機構更自由地實現全球化的投資和經營；另一方面，控制熱錢的進出對上海自貿區和我國境內金融市場、匯率穩定的負面影響。
篇2
一、概念區別
（一）FTZ與FTA的本質區別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Free Trade Zone，縮寫為FTZ）是根據本國（地區）法律法規在本國（地區）境內設立的區域性經濟特區。這種方式屬一國（或地區）境內關外的貿易行為，即某一國（或地區）在其轄區內劃出一塊地盤作為市場對外做買賣（貿易），對該地盤的買賣活動不過多地插手干預且對外運入的貨物不收或優惠過路費（關稅）。
與國際上傳統自由貿易區（FTA）不同的是，傳統自由貿易區是多個國家一起玩，游戲規則多國共同制定；而這種方式是一國在自己的地盤玩，自己地盤自己做主，游戲規則自己制定。
傳統的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縮寫為FTA）是根據多個國家之間協議設立的包括協議國（地區）在內的區域經濟貿易團體，指多個國家或地區（經濟體）之間做買賣生意（貿易），為改善買賣市場，彼此給予各種優惠政策，至于怎樣做買賣，不是某一國說了算，而是在國際協議的基礎上多國合作伙伴一起商議制定游戲規則。
（二）FTZ與FTA的中文譯名
FTZ與FTA兩者的相同之處在于，都是為降低貿易成本促進商務發展而設立。為避免兩者混淆，商務部等部門2008年專門提出將FTZ和FTA分別譯為“自由貿易園區”和“自由貿易區”，以示區分。
二、貿區簡介
（一）格局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簡稱上海自由貿易區或上海自貿區，是設于上海市的一個自由貿易區，也是中國大陸境內第一個自由貿易區，將為上海帶來十年發展紅利。
2013年8月，國務院正式批準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該試驗區以上海外高橋保稅區為核心，輔之以機場保稅區和洋山港臨港新城，成為中國經濟新的試驗田，實行政府職能轉變、金融制度、貿易服務、外商投資和稅收政策等多項改革措施，將大力推動上海市轉口、離岸業務的發展。該項目立項的過程中曾遭遇阻力，但國務院總理“力排眾議”努力促成該項目通過。
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由貿易區正式掛牌成立。
上海自貿區范圍涵蓋上海市外高橋保稅區、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洋山保稅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等4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總面積為28.78平方公里，是“四區三港”的自貿區格局。
（二）特點
上海自貿區具有國際性及雙邊性，側重于金融改革試點；而設立在廣東的粵港澳自由貿易園區屬于區域性自貿區，側重于對外，著眼于廣東省與香港、澳門兩地的經濟聯系，更側重于珠三角地區經濟整合。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與粵港澳自由貿易園區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試點。
三、基本概況
（一）規模
1.外高橋保稅區（10平方公里）1990年9月正式啟動，是全國第一個，也是目前全國15個保稅區中經濟總量最大的保稅區。
2.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1.03平方公里）是國務院特批的全國第一家保稅物流園區，同時是上海市“十一五”期間重點規劃的三大物流基地之一，于2004年4月15日通過海關總署聯合驗收小組驗收。其與外高橋港區連成一體，距離外高橋保稅區僅有3公里。
3.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3.59平方公里）。
4.洋山保稅港區（14.16平方公里，其中陸域面積6.85平方公里，島域面積7.31平方公里）。
（二）功能
2013年上海綜保區將推進國際貿易結算中心、融資租賃、期貨保稅交割功能、擴大保稅船舶登記試點規模、研究建立具有離岸特點的國際賬戶等十項功能先行先試，即深化國際貿易結算中心試點運作、融資租賃功能全面發展、以期貨保稅交割功能促進大宗商品產業集聚、擴大保稅船舶登記試點規模、推動機場區港一體化邁出實質性步伐、做大洋山保稅港區國際中轉集拼業務、全面推進亞太營運商計劃、探索“前店后庫”聯動模式、試點全球維修檢測業務、研究建立具有離岸特點的國際賬戶。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2013年9月29日舉行掛牌儀式，當天國家有關部門及上海市領導為第一批入駐自貿試驗區的企業和金融機構代表頒發了證照。首批入駐自貿區包括25家企業和11家金融機構，其中11家金融機構包括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交行、招行、浦發及上海銀行8家中資銀行，花旗、星展2家外資銀行和交銀金融租賃1家金融租賃公司。
（三）入駐企業
1.首批進駐企業具體名單
25家企業如下。
（1）上海百家和信息技術發展有限公司（百視通、美國微軟全球金融）
（2）卜蜂進出口貿易（上海）有限公司（泰國正大集團）
（3）上海盛大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盛大集團）
（4）上海東方明珠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東方明珠集團）
（5）廣視通網絡通信發展有限公司（SMG、國家電網）
（6）上海跨境通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東方支付）
（7）上海東方網電子商務有限公司（東方網）
（8）上海泛亞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硅谷天堂資產、盛富投資、山水控股）
（9）上海亞太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中鐵物資、中信證券、上海乾陽投資管理）
（10）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服務有限公司（上海聯交所）
（11）上海中鹽國際物流有限公司（中國鹽業）
（12）上海汽車國際商貿有限公司（上海汽車進出口有限公司）
（13）世天威（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荷蘭世天威）
（14）上海布瑞克斯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全球網交所、金磚國家創投基金、成都中美基丕基金）
（15）聯碧德（上海）商業發展有限公司（聯碧德）
（16）艾摩珂海洋工程設計（上海）有限公司（芬蘭Almaco（愛買客）集團）
（17）法巴商貿（上海）有限公司（法國巴黎銀行）
（18）上海運力集裝箱服務有限公司（匯锝利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宏世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19）上海浦東保時捷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保時捷）
（20）杰尼亞（中國）企業管理有限公司（意大利杰尼亞控股公司）
（21）弘毅投資（上海）有限公司（弘毅投資有限公司）
（22）申銀萬國智富投資有限公司（申銀萬國期貨有限公司）
（23）華安未來資產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華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自貿區分公司（中國太平洋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5）大眾保險股份郵箱歐諾公司上海市自由貿易區支公司（大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8家中資銀行：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交行、招行、浦發及上海銀行。
2家外資銀行：花旗、星展。
1家金融租賃公司：交銀金融租賃。
2.負面清單
負面清單相當于列出“黑名單”。自貿區的負面清單于2013年9月30日公布，包括了國民經濟所有18個經濟行業門類，涉及89個大類、419個中類和1069個小類，編制特別管理措施共190項。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是此次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關鍵內容。以后，在這個清單之外的領域，外商投資項目核準將改為備案制（國務院規定對國內投資項目保留核準的除外）。
2013年11月3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后，負面清單管理模式運行平穩。自貿試驗區管委會負責人表示：將不斷修改完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調整的方向是越來越開放。
（四）戰略意義
1.國家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是國家戰略，是先行先試、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重大舉措，意義深遠。這項重大改革是以制度創新為著力點，重在提升軟實力，各項工作影響大、難度高。
建設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順應全球經貿發展新趨勢實行更加積極主動開放戰略的一項重大舉措，主要任務是要探索中國對外開放的新路徑和新模式，推動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和行政體制改革，促進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優化經濟結構，實現以開放促發展、促改革、促創新，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服務全國的發展。建設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有利于培育中國面向全球的競爭新優勢，構建與各國合作發展的新平臺，拓展經濟增長的新空間，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建設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有利于培育我國面向全球的競爭新優勢。現代物流報（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常務副主編楊達卿在2013年9月23日《論道》節目“升級的試驗自貿區”中指出，上海自貿區也是中國在全球貿易格局下突圍的重要一棋。
楊達卿指出，面對中國加入WTO后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貿易國，美國要捍衛全球貿易霸主地位，采取三大步驟欲捍衛霸主地位，并逐步架空WTO：第一是在東半球，與太平洋沿岸國家建立TPP貿易同盟；第二是在西半球團結歐盟建立TTIP貿易同盟；第三是在全球建立PSA服務貿易同盟。這三個同盟都把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和全球第二大進口國中國排除在外。中國建立自貿區既利于捍衛中國在全球貿易競爭中的主導地位，同時也利于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接軌。上海自貿區將促進上海成為亞太供應鏈核心樞紐。
2.上海
對于上海而言，自由貿易試驗區獲批推行，獲得機會的不僅是貿易領域，對于航運、金融等方面均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將使上海突破已有的條框，放寬稅收、外匯使用等優惠政策，有利于跨國公司內部的全球調撥，會有更多的金融機構在上海注冊開業。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推進將使得海上保險等航運服務業務在上海得以培育和集中，解決航運中心建設中金融支持的問題，這將使得上海獲得更多的制度紅利。
免稅和自由港將有利于吸引高端制造業，而貿易區將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加工、制造、貿易和倉儲物流企業聚集，疊加中國的產業升級。因此，自由貿易區對于物流的集聚效應將更加顯著。
四、規劃建設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指出，擴大投資領域的開放，暫停或取消投資者資質要求、股比限制、經營范圍限制等準入限制措施（銀行業機構、信息通信服務除外），營造有利于各類投資者平等準入的市場環境。《方案》又指出，擴大服務業開放。選擇金融服務、航運服務、商貿服務、專業服務、文化服務社會服務領域擴大開放。
（一）總體方案
2013年9月27日，國務院下達了關于印發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的通知。該總體方案就總體要求、主要任務和措施、營造相應的監管和稅收制度環境、扎實做好組織實施等主要環節做出了明確的要求。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包括：在上海自貿區先行先試人民幣資本項目下開放，逐步實現可自由兌換等金融創新；未來企業法人可在上海自貿區內完成人民幣自由兌換，個人則暫不施行；上海自貿區也很可能采取分步驟推進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的方式，如先行推動境內資本的境外投資和境外融資；上海自貿區在中國加環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談判中也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并有望成為中國加入TPP的首個對外開放窗口。
（二）建設背景
中國自貿試驗區花落上海并非偶然。在國務院的期許中，上海自貿區將成為推進改革和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的“試驗田”，上海自貿區很可能以“一國之內”自由貿易區的形式出現，它采取特殊的監管政策和優惠稅收，對一國內的轉口貿易、離岸貿易將有極大促進作用。
2013年3月底，國務院總理在上海調研期間考察了位于浦東的外高橋保稅區并表示鼓勵支持上海積極探索，在現有綜合保稅區基礎上研究如何試點先行在28平方公里內建立一個自由貿易園區試驗區，進一步擴大開放，推動完善開放型經濟體制機制。所指28平方公里即上海綜合保稅區范圍，其中包括2005年與浙江跨區域合作建設的洋山保稅港區、1990年全國第一個封關運作的上海外高橋保稅區（含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及2010年9月啟動運營的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
上海口岸服務辦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上海口岸外貿貨物吞吐量累計達3.6億噸，同比增長5.9%，上海港繼續保持貨物和集裝箱吞吐量世界第一大港地位。外高橋港區完成1536萬標準箱，連續八年蟬聯全國國際船舶吞吐量最高的港區。
（三）自貿區規模
1.外高橋保稅區（10平方公里）：1990年9月正式啟動，是全國第一個，也是目前全國15個保稅區中經濟總量最大的保稅區。
2.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1.03平方公里）：國務院特批的全國第一家保稅物流園區，同時是上海市“十一五”期間重點規劃的三大物流基地之一，于2004年4月15日通過海關總署聯合驗收小組驗收；與外高橋港區連成一體，距離外高橋保稅區僅有3公里。
3.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3.59平方公里）：2010年9月28日正式運作，位于我國東部沿海經濟帶與長江流域交匯點，緊鄰貨郵吞吐量世界第三的浦東國際機場，又處于亞、歐、美三角航線上。
4.洋山保稅港區（14.16平方公里，其中陸域面積6.85平方公里，島域面積7.31平方公里）：2005年12月10日在洋山深水港開港時正式啟用，是上海市和浙江省跨區域合作建設，實行海關封閉監管的特殊功能區域，也是我國第一個保稅港區。
（四）任務措施
1.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積極探索建立與國際高標準投資和貿易規則體系相適應的行政管理體系，推進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先審批轉為注重事中、事后監管。提高行政透明度，完善投資者權益有效保障機制，實現各類投資主體的公平競爭。
2.擴大投資領域開放。選擇金融、航運、商貿、文化等服務領域擴大開放。探索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逐步形成與國際接軌的外商投資管理制度。改革境外投資管理方式，支持試驗區內各類投資主體開展多種形式的境外投資。
3.推進貿易發展方式轉變。積極培育貿易新型業態和功能，推動貿易轉型升級。深化國際貿易結算中心試點，鼓勵企業統籌開展國際國內貿易，實現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提升國際航運服務能級。
4.深化金融領域開放創新。加快金融制度創新，建立與自由貿易試驗區相適應的外匯管理體制，促進跨境融資便利化。推動金融服務業對符合條件的民營資本和外資金融機構全面開放，鼓勵金融市場產品創新。
5.完善法制保障。各部門要支持試驗區深化改革試點，及時解決試點過程中的制度保障問題。上海市要通過地方立法，建立與試點要求相適應的試驗區管理制度。
（五）政策
1.擬開放人民幣資本項目。金融領域試點最惹人關注，上海市金融辦副主任徐權表示，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試點內容涉及金融方面的包括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匯兌、金融業的對外開放、產品創新等，也涉及一些離岸業務。上海市市長楊雄也在前不久的陸家嘴論壇上證實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在申請試點人民幣資本項目下開放，而且這一改革方向不會因為短期的流動性變化、熱錢流向的變化而變化。
2.構建離岸金融中心。離岸金融業務是自由貿易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與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一脈相承的。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也看好上海的離岸金融中心，人民幣匯率價格發行機制能使外流資金更好地周轉，提高人民幣使用的效率。
3.稅收優惠。稅收政策優惠是大家爭議較多的話題，因為自貿區的政策和創新需要有可復制和可推廣的價值。因此，自貿試驗區建設的目標不是傳統的由優惠和特殊政策構成的“政策洼地”。27日公布的自貿區總體方案沒有提到之前媒體盛傳的15%的企業所得稅優惠，而是“注冊在試驗區內的企業或個人股東，因非貨幣性資產對外投資等資產重組行為而產生的資產評估增值部分，可在不超過5年期限內，分期繳納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方面適用中關村等地區試點的股權激勵個人所得稅分期納稅政策。自貿區的稅收政策優惠程度低于預期。不過方案表示，在符合稅制改革方向和國際慣例及不導致利潤轉移和稅基侵蝕的前提下，積極研究完善適應境外股權投資和離岸業務發展的稅收政策。
4.貿易領域監管模式創新。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將實施“一線逐步徹底放開、二線安全高效管住、區內貨物自由流動”的創新監管服務新模式，這是與上海綜合保稅區的主要區別。所謂“一線”，是指國境線；“二線”是指國內市場分界線，也就是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空間分界線。創新監管模式提出要將一線監管集中在對人的監管，口岸單位只做必要的檢驗檢疫等工作，特別是海關方面將不再采用批次監管的模式，而采用集中、分類、電子化監管模式，達到自由貿易試驗區內人與貨物的高效快捷流動。
5.推動外貿物流創新發展。整合了外高橋保稅區、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等四大保稅區后的上海自貿區利好外貿物流。長江是全球最大的內河水運通道，被稱為黃金水道。上海港90%的集裝箱貨源來自長江經濟帶，浦東機場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貨運機場也依賴長江經濟帶。
篇3
摘要：隨著上海自由貿易區的成立，金融改革作為推動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引起國內外的高度關注，離岸金融作為金融改革一項創新舉措對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有重要意義。在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建立一個與國際接軌的法治化的離岸金融市場是需要探索的問題。本文分析了離岸金融在上海自貿區的市場監管法制現狀和并試著提出自由貿易區可嘗試的監管模式和市場準入規定，力求完善我國離岸金融的相關法律規定。
關鍵詞：離岸金融 市場監管模式 市場準入 上海自貿區
一、 離岸金融和法律概述
1.離岸金融的概念。對于離岸金融的概念，理論上有不同的界定，而依據中國人民銀行《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辦法》的規定，離岸金融業務是指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經營外匯業務的中資銀行及其分支機構，吸引非居民的資金，服務于非居民的金融活動。離岸金融與在岸金融應嚴格區分：第一，多頭監管。因為離岸金融的主體是多樣化的，就存貸業務來說，貨款的提供者和需求者都是非居民，而提供者和需求者多數是來自市場所在國之外的其它國際組織、跨國公司或者他國政府。離岸金融市場的國際化和全球化推動下，離岸金融業務可能涉及市場所在國，金融機構母國，貨款提供者或者需求者母國多個國家的事項，這樣每個國家都能以受到侵犯為由行使管轄權；與在岸金融只有母國監管不同，因此多頭監管也成為了離岸金融的主要特征。第二，監管較松。離岸金融的初衷就是吸引國際金融機構和國際資金到離岸市場，通過各國政府制定特殊政策對存款準備金、存款保險、稅收、外匯管制等給予優惠，但為了貫徹這樣的優惠政策，雖然施行多頭監管，監管政策都較寬松。
2.中國的立法背景和現狀。中國的離岸金融業務經歷了繁榮、衰落再到重新開啟的階段。2002年以后，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國際化浪潮的推動下，離岸金融業務試點開啟也順勢提上日程。2002年，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交通銀行、招商銀行、浦東發展銀行和深圳發展銀行開展作為試點開展開辦離岸金融業務，讓離岸金融得以復蘇并發展。雖然1989年就已開始了離岸金融業務，但直到1997年《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辦法》及其細則的出臺才讓其發展有法可依。2009年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指導思想被確立使離岸金融業務獲得了更快的發展。隨著金融改革的持續推進，2013年上海自貿區的成立必將迎來離岸金融業務發展的新時期。
二、離岸金融市場監管的法律制度構建
1.離岸金融市場的監督管理模式。離岸金融市場的監督管理模式是指有關管理機構對離岸金融市場與在岸金融市場的管理服務模式、方式和方法的選擇。而管理模式的選擇是政府對離岸金融市場進行監督的基礎和前提，國際監管模式主要有三種：內外業務混合型、內外業務分離型、滲透型。
（1）內外業務混合型的監管模式。內外業務混合型是指在岸金融與離岸金融業務經營不分離的市場監管模式，典型代表為倫敦和香港。特點為：離岸金融業務和在岸金融業務的賬戶合并操作，非居民和居民的存貸款業務在同一賬戶上操作，兩類業務混為一體。采用此種模式的優勢在于離岸業務和在岸業務的資金相互融通，能夠及時相互補足對方資金，促進在岸和離岸業務共同發展，并且方便當時人在兩種業務之間轉換。而缺陷也是存在的：可能會使有關金融機構利用相互混合的業務逃避監管。當一方金融機構發生風險時，必然增加另一方風險的發生，這無疑增加了國內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當今只有很少國家由于歷史的原因才選擇了內外業務混合型模式，即使選擇了該模式，為了控制風險，政府也會采取措施讓兩類業務分離。例如：英國政府就通過立法讓離岸英鎊業務只能在英屬海峽群島的離岸中心辦理，而倫敦不再開辦此業務。
（2）內外業務分離型的監管模式。內外業務分離型的監管模式是指離岸金融業務和在岸金融業務相互分離的監管模式，典型代表是美國和日本。此種模式是為了推進非居民之間的金融交易而創設，離岸業務和在岸業務分別開立不同的賬戶。將離岸業務和在岸業務分開，不僅能夠給非居民交易提供稅收等方面的優惠，而且能夠將在岸金融市場與離岸金融市場分離防止金融風險的發生相互牽連，同時也能有效防止金融機構逃避監管。美國國際銀行業務（簡稱IBF）和日本東京離岸金融市場（簡稱JOM）都將離岸賬戶和在岸賬戶嚴格區分。IBF就規定其接受非居民的存款，向非居民提供貸款，但是不得向美國居民辦理此類業務，也不得開放其他金融衍生品的業務，例如票據、保險、債券等。JOM機構更是在IBF基礎上將非居民限定在了外國法人、政府、國際機構和外匯銀行的海外分行。如今多數的發達國家都是采用這一監管模式。
（3）滲透型的監管模式。此種模式嚴格說來并不是單獨的一種分類模式，它是介于混合型監管模式和分離型監管模式中的一種。它是指離岸賬戶與在岸賬戶相互分離的情況下，居民和非居民的交易一般是分離的，但法律規定在一定情況下允許兩個賬戶之間相互滲透。具體操作是，有的國家只允許離岸賬戶向在岸賬戶滲透，而有的國家只允許在岸賬戶向離岸賬戶滲透，有的則是允許雙向滲透。雙向滲透是指離岸賬戶和在岸賬戶都可以被境內居民用作投資的渠道，在風險可控的情形下就可采取該種監督管理模式，它可以避免混合賬戶下的風險，也可以充分利用資金，該種模式主要由發展中國家的離岸金融市場所采用，新加坡就是采取此種模式的成功范例。
（4）上海自貿區應該建立的監管模式。
上海自貿區選擇內外業務分離型離岸金融市場模式更能適應金融改革的方向和離岸金融業務自身的發展。原因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從歷史的角度看，內外滲透型的監管模式被證明不符合實際。中國在1989年設立的離岸金融業務就是采取了有限滲漏的內外業務分離型市場模式，即允許離岸金融機構早在一定條件和限度內用在岸資金彌補離岸賬戶資金寸頭的不足。而最初的目的當然是在岸資金賬戶和離岸資金賬戶互相幫助共同抵御風險。而事實上卻與設立初衷相背離，離岸賬戶依賴在岸賬戶補充資金寸頭，短期還能暫時抵御風險，但長期卻不僅沒有抵御風險，反而使離岸業務的風險擴大到在岸業務上，擴大國內的金融風險。另一個問題就是在這樣市場模式下，在岸金融機構和離岸金融機構賬戶相通，在岸金融機構會利用離岸業務逃匯、套匯。從1996年到2002年離岸金融在中國停滯發展就是因為滲透型的監管模式使風險擴大化使政府被迫叫停了相關業務。
其次，內外分離型的監管模式更適應上海自貿區的需要。美國IBF和日本的JOM都是在政府的政策引導下建立的，而上海自貿區也是中央政府深化金融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等政策引導的產物，與英國和香港自發產生的內外混合型監管模式相反，適用內外分離型的監管模式更能適應上海自貿區的需求。此外，我國已經具備建立離岸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和經濟基礎，建立和完善離岸金融業務，提高國際競爭力也是我們的目標，所以虛擬業務型監管模式也不能滿足我們的需求。
最后，現階段的上海自貿區應當堅持內外分離型的監管模式。有些學者認為我們應當在建立內外分離型金融市場的過程中允許離岸賬戶和在岸賬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滲透使資金得到充分利用，并指出了采取循序漸進的做法并提出了具體制度設想。而本文認為，現階段上海自貿區應當堅定的采用內外分離型的監管模式，因為1998年的離岸金融業務失敗就證明了我國目前還不具備采納滲透型的監管模式市場環境和風險管控能力，最終導致風險管理失調和與制度施行的初衷相悖。雖然滲透型的監管模式下的確有利于上海自貿區內的離岸金融機構充分利用資金，但是目前還不適宜在上海自貿區采納。國務院最新出臺的《關于金融支持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意見》（簡稱央行“金融30條”）第二款創新有利于風險管理的賬戶體系也表明現階段還是應當堅持內外分離型的監管模式。上海自貿區目前已經暫停實施四部法律，鼓勵更多的資金投入到區內，讓企業進駐自貿區。管理方面實行“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即區內和國際市場是開放和融合的，但是自貿區和境內區外的領域相對隔離。這樣的監管模式也在與內外分離型模式相契合。
2.市場準入監督管理法律制度
離岸金融業務市場準入監督管理的法律制度主要是指金融管理當局按照法律法規規定的標準，審核并決定有關金融機構是否能進入相關市場經營離岸金融業務的制度。
（1）準入原則。我國與一般國家通常的做法相一致，在離岸金融市場上實行國民待遇原則。居民和非居民之間、非居民之間有相同的權利義務，任何國家的金融機構都能進入中國市場從事離岸金融業務。只要金融機構滿足申請進入中國離岸市場的先關條件即可。這些條件是對金融機構和從業人員資質以及相關設施建立的硬性要求。目前上海自貿區內以居民金融機構為主，非居民金融機構僅占小部分。且獲得離岸金融牌照的僅為四家居民金融機構，這對于維護離岸金融的穩定有意義，但長期與國際金融市場競爭還是需要放開準入主體的范圍，能夠做到真正的國民待遇原則，鼓勵非居民金融機構進駐并發展相關離岸金融業務。上海自貿區內已暫停實施四部法律，而對于外商投資而言，取代《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1年修訂）》施行上海市人民政府關于公布《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3年）》，其關于金融領域外商投資有限制性規定，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對自貿區的金融領域的外商投資限制還很多，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外國資金的引入，相應的離岸金融領域的業務發展也會因此受到影響，自貿區要發展有待于進一步削減負面清單，在風險得到控制的情形下，盡可能實現非居民金融機構國民待遇，以實現離岸金融國際化，增強國際競爭力。
（2）準入主體范圍。各國有不同做法，有的國家只允許金融機構進入離岸金融市場從事相關業務，因為這些國家的離岸金融市場主要集中于資金借貸業務，銀行的規范化管理使風險控制和市場監管更簡單。而有的國家允許非金融機構進入離岸金融市場開展相關業務，除了借貸業務外，票據、證券、保險和抵押等業務也廣泛涉獵。放開市場準入主體的范圍與上海自貿區的發展目標相吻合。我們建立上海自貿區不僅僅是要建立只有金融機構的離岸金融市場，我們是為了刺激金融改革，更好適應國際金融市場，增強國際競爭力，所以未來將準入主體擴大到民營企業等非金融機構是必然趨勢。央行“金融30條”也在此證明了這一點。
（3）準入方式。目前離岸金融試點中，中國主要是采取傳統的審批方式。從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離岸金融的準入多采取發牌照的方式。發牌照即簡單又方便管理。將從事離岸業務的金融機構分為：全能型銀行、限制型銀行、離岸銀行和其他離岸金融機構四類。全能型銀行能經營離岸業務，也能經營在岸業務，限制型銀行能在有限的業務范圍內能從事離岸業務，離岸銀行只能從事離岸業務。審批機構頒發執照時主要考慮申請機構母國的市場監管能力和機構本身資金實力等。香港在自貿區離岸金融市場實行三級牌照管理（全能牌照、部分牌照和接受存款牌照）就是對其最好的詮釋。對于資金實力強，內控風險管理水平高和業務完善的銀行發放全能牌照；對于其他銀行根據其業務量和風險管理能力先試行部分牌照，根據發展再過渡到全能牌照。上海自貿區內施行就是牌照管理模式。在自貿區內目前只有交通銀行、浦東發展銀行和平安銀行持有離岸金融業務牌照，還沒有放開對非居民金融機構的牌照管制。當然，希望通過牌照的管制來維持居民金融機構在自貿區的優勢并非長久之計，為了增強國際競爭力和早日建成完善的離岸金融市場，開放對非居民金融機構的牌照管制才能擴大競爭，早日實現與國際接軌。
三、結論。隨著國際金融一體化和全球化的加劇，離岸金融中心也作為一項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標準。日本、美國、英國、新加坡等發達國家的離岸金融中心已經日趨完善。2013年上海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又為離岸業務的發展帶來新的契機，我們應當繼續探索對離岸金融業務的法律規制，逐步建成完善的市場監管法制以更好地服務于離岸金融市場和上海自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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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從2013年8月上海自貿區成立，到2015年自貿試驗區范圍擴大到廣東、天津、福建三地，再到第三批七個自貿試驗區正式掛牌，我國自貿試驗區建設正式形成“1+3+7”的新格局。
上海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范圍涵蓋上海市外高橋保稅區、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洋山保稅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金橋出口加工區、張江高科技園區和陸家嘴金融貿易區七個區域。
上海自貿易實驗區緊緊圍繞面向世界、服務全國的戰略要求和上海“四個中心”建設的戰略任務，按照先行先試、風險可控、分步推進、逐步完善的方式，把擴大開放與體制改革相結合、把培育功能與政策創新相結合，形成與國際投資、貿易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基本制度框架。
廣東
廣東省自貿區總面積達到116.2平方公里，包括廣州南沙自貿區、深圳蛇口自貿區以及珠海橫琴自貿區。
廣東主打港澳牌，以“對港澳開放”和“全面合作”為方向，在投資準入政策、貨物貿易便利化措施、擴大服務業開放等方面先行先試，率先實現區內貨物和服務貿易自由化。
天津
天津自貿區主要涵蓋濱海新區中心商務區、東疆保稅港區以及天津港保稅區（含空港經濟區）三個功能區，這三個功能區均在濱海新區的轄區，總面積約260平方公里，僅為濱海新區總面積的1/10，但已接近上海自貿區的9倍。
天津自貿區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任務，以可復制可推廣為基本要求，努力成為京津冀協同發展高水平對外開放平臺、全國改革開放先行區和制度創新試驗田、面向世界的高水平自由貿易園區。
福建
福建自由貿易區包括福州片區、廈門和平潭片區，總面積118.04平方公里。
建自貿試驗區立足于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結合國家戰略和福建特點，深化對臺經濟合作，力求充分發揮福建對臺優勢，率先推動閩臺之間投資貿易自由化和資金人員往來便利化進程。作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福建自貿試驗區同時服務于 “一帶一路”戰略，積極拓展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合作，進一步優化福建對外開放格局。
河南
根據總體方案，河南自貿區的實施范圍119.77平方公里，涵蓋三個片區：鄭州片區73.17平方公里（含河南鄭州出口加工區A區0.89平方公里、河南保稅物流中心0.41平方公里），開封片區19.94平方公里，洛陽片區26.66平方公里。
河南自貿區的主要任務集中在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擴大投資領域開放、推動貿易轉型升級、深化金融領域開放創新、增強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交通物流樞紐功能等五大領域和19條舉措。其中在深化金融領域開放創新方面，提出了要擴大金融對內對外開放、拓展金融服務功能、推動跨境投融資創新、建立健全金融風險防控體系等具體措施。
遼寧
遼寧自貿試驗區實施范圍為119.89平方公里，涵蓋大連、沈陽、營口三個片區。
從功能劃分看，為整個東北服務是遼寧自貿區的一大亮點。其中，大連片區重點推動東北亞國際航運、物流中心建設，形成面向東北亞開放合作的戰略高地；沈陽片區重點提高國家新型工業化示范城市、東北科技創新中心發展水平，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裝備制造業基地；營口片區重點建設區域性國際物流中心和高端裝備制造、高新技術產業基地，構建國際海鐵聯運大通道的重要樞紐。
浙江
浙江自貿試驗區的戰略定位是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以可復制可推廣為基本要求，將自貿試驗區建設成為東部地區重要海上開放門戶示范區、國際大宗商品貿易自由化先導區和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資源配置基地。
浙江自貿區的實施范圍為119.95平方公里，涵蓋三個片區：舟山離島片區78.98平方公里，舟山島北部片區15.62平方公里，舟山島南部片區25.35平方公里。
湖北
根據國務院批復文件，湖北自貿試驗區實施范圍119.96平方公里，其中武漢片區70平方公里，襄陽片區21.99平方公里，宜昌片區27.97平方公里。
湖北自貿試驗區探索建立與自貿試驗區相適應的本外幣賬戶管理體系。自貿試驗區內企業可開展集團內跨境雙向人民幣資金池業務。支持自貿試驗區內銀行發放境外人民幣貸款。豐富金融市場主體，支持在武漢片區設立民營銀行，支持外資設立金融機構。
重慶
重慶自貿試驗區的實施范圍為119.98平方公里，涵蓋三個片區。其中，兩江片區66.29平方公里，西永片區22.81平方公里，果園港片區30.88平方公里。
重慶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劉桂平表示，建設目標是經過三年的改革探索，把重慶建設成為“一樞紐兩高地三中心”，即努力建成服務于“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建設的國際物流樞紐、口岸高地和內陸開放高地，努力建成內陸國際物流中心、內陸服務貿易中心和功能性金融中心，推動構建西部地區門戶城市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帶動西部大開發戰略深入實施。
四川
四川自Q區范圍119.99平方公里，分為成都天府新區片區、成都青白江鐵路港片區、川南臨港片區。
自貿區將著力在切實轉變政府職能、統籌雙向投資合作、推動貿易便利化、深化金融領域改革創新、實施內陸與沿海沿邊沿江協同開放戰略、激活創新創業要素等方面進行探索。根據《方案》，自貿區將力爭建成高標準高水平自由貿易園區，在建設內陸開放型經濟高地、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和長江經濟帶發展中起示范作用。
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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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合作；資源整合；自由貿易區；匯率合作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07)04-0054-03
一、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理論
在現有的貨幣一體化理論中，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是最重要的一個。該理論認為，在一個統一的貨幣區內，只要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具有完全自由的流動性，就可以實現資本和勞動力從盈余國向赤字國轉移，促使區域內各國經濟結構及時調整，經濟周期趨于同步，這樣可以促使區域內經濟協調發展，實現內部經濟均衡。蒙代爾之后．麥金農、凱恩斯等人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補充了“最優貨幣區理論”，他們將經濟的開放程度及其高度的多元化、金融一體化、通脹偏好相似性以及政策的一體化等都看作是形成統一貨幣區的必要條件。因而最后的結論是國際收支平衡是建立統一貨幣區的基礎，否則無法實現最終的組建。
1990年代克魯格曼利用GG-LL模型闡述了一個處于經濟體之外的國家是否應該加入經濟區的問題，即收益與成本之間的比較權衡標準。他以芬蘭為例用GG曲線做出分析，結論是一個國家的經濟與其所在的固定匯率區的一體化程度越高，加入經濟區的收益就越大，跨國貿易和要素流動越廣泛，固定匯率的收益就越大。而通過LL曲線分析的結論是一國和它要加入的固定匯率區的經濟一體化程度越高，在產出市場波動時，經濟性損失越少。
愛默生和格羅斯還闡述了“一個市場、一種貨幣”的思想。其理論核心是貨幣選擇根本上應由市場狀況尤其是市場需求來決定，作為一個統一的大市場，只有單一貨幣才是最優選擇。在這里，應將貨幣與國家分開，貨幣的本質是服務于市場的，而國際間經濟的廣泛交往需要貨幣最終走向融合。當一國不能充分發揮貨幣的職能時，就應主動放棄貨幣權，將權利上交給一個超國家機構以推動經濟的發展以及人民生活福利的提高。但建立貨幣區的必要條件是市場的高度融合。
由于條件界定過于嚴格導致最優貨幣區理論在實際操作上出現困難。因此米勒和威勒(1991)繼續分析了目標區不具有完全可信性的情況；劉易斯則將匯率變動的邊界擴展為中央銀行不僅在邊界處進行干預，而且在目標區內部進行干預。這些研究都為歐洲統一貨幣區的實踐提供了很好的理論基礎，同時歐洲的實踐進一步強調了國家之間相互協調的重要性。
二、東亞地區經貿合作的實際狀況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東亞地區形成的經濟模式主要是“雁形發展模式”，即工業化程度較高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潛在比較劣勢的產業轉移到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地，1980年代初，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也開始參與東亞國際分工體系，從而形成技術密集與高附加值產業一資本技術密集產業一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階梯式產業分工體系。這種分工體系導致東亞各國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東亞區域內的相互出口由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30．2％增加到90年代前期的38．3％，同期的相互進口由28．2％增加到34．5％，1994年，整個東亞地區內部相互貿易的比重已占全部貿易的43％。但在1990年代后期，由于“雁形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東亞的總體貿易份額出現了變化。亞洲金融危機后，相繼有東盟十國、中國“10+1”經濟貿易合作、中日韓和東盟十國“10+3”經濟貿易合作。從貿易份額上來看，中國在“10+1”內部的出口總額僅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約7％，這一比例明顯低于東盟主要國家對“10+1”內部市場的依賴。同一時期，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對“10+l”內部市場的依賴分別是31．3％、29．6％、24．1％、22．0％、17．4％。東盟10國在“10+1”內部的貿易額占其貿易總額的26．7％，這與這些國家簽訂的“東盟自由貿易區”協議有關。中國與東盟各國對“10+l”以外的市場存在較強依賴性。2000年，中國與歐盟和美國的貿易額占中國貿易總額的30．3％，而同期與其他東盟國家的內部貿易所占份額為42．6％。同樣，東盟對歐盟、美國、日本的出口分別占東盟總出口量的14．8％、19．2％、13．6％，而對中國的出口僅有3．7％。在進口方面，東盟自歐盟、美國和日本的進口分別占其進口總額的10．1％、13．8％、19．2％，而從中國的進口僅占4．8％。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傳統的“雁形模式”已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各國之間呈現相互超越、相互牽引的“群馬模式”。即便是這樣，隨著貿易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10+1”成員國間的關稅將進一步有所降低，這會推動區域內內部市場貿易份額的擴大。但考慮到內部市場規模的限制，總體的貿易格局不會出現大的變動。
近年來中日韓三國問的貿易一直呈現穩步增長的勢頭。以韓國為例，2004年韓國對外直接投資接近80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36．8％)，其中對中國投資達到36．3億美元，占其全部對外投資的45％；2004年韓國從中國的進口額為296億美元，占韓國進口總額的13．2％，高于從美國的進口。這些數據說明，在東亞區域內進一步推進相互貿易存在極大發展空間，這不僅有助于東亞各經濟體進一步擺脫對美國等經濟發達國家的出口依賴，還有助于推動區域內統一貨幣區的建立。
三、可以選擇的合作路徑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B?巴拉薩(1961)的區域經濟統合理論，區域經濟包括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同盟以及完全經濟統合五種類型。考慮到東亞經濟的實際發展水平，在區域內擴大自由貿易區的范圍，協調關稅、放松外匯管制應是進行貨幣金融合作的前提。區域內市場的擴大需要貿易和投資間的良性互動，這在中日韓的合作中顯得尤為重要。東亞地區的貨幣金融合作應從以下幾個層次逐步推進。
在3個“10+1”或“10+3”的框架下進一步擴大自由貿易的范圍和規模。由于中日韓之間缺乏制度上的合作導致區域內貿易和投資的規模和領域受到限制，但是隨著市場需求的擴大，三國之間在對外貿易上的共識逐步增加，這將有利于區域內貿易規模的擴大。三國應當逐步建立商品與要素的自由流動，建立內外經濟相互融合的開放型市場體系。中國在這方面尤其要穩步推進，不僅要鞏固中國在發展FTA實踐中的成果，還要同時推進與東南亞地區的東盟成員國之間的多邊貿易談判以形成互動效果。此外，在中日韓的磋商中應始終保持積極態度，爭取多邊談判取得實質性成果。對于經濟落后的區域，鞏固人民幣的貿易結算核心幣種地位，為貨幣金融合作打下良好基礎。
在《清邁倡議》(CMI)框架下，進一步推進貨幣互換機制，加強區域經濟共同監督機制，推進東亞債券市場的建設。一個有效的貨幣金融合作機制應當包括危機的防范、救助機制、共同監督機制與區域資本市場尤其是債券市場的建設。其中，能夠提供短期流動性支持、維持外匯市場與匯率的穩定、預防與及早化解金融風險的短期融資便利安排，是貨幣合作的初級形式。2005年5月伊斯坦布爾會議針對東亞原有貨幣互換機制規模過小、獨立性不足、缺乏有效的多邊合作與共同行動機制等不足，提出了大幅度擴大雙邊貨幣互換規模、將原有的單向提供融資的貨幣互換安排雙向化、建立和完善雙邊基礎上的多邊集體決策機制和貨幣互換啟動程序、提高貨幣互換機制的獨立性，將實際融資規模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規劃脫鉤部分比例由10％提高到20％，將區域共同監督機制納入CMI框架。這些措施為東亞地區進行深入的融資合作奠定了’基礎。但在目前，鑒于東亞經濟體的對外開放程度以及現有融資規模的有限性，目前應考慮建立一個統一的協調機構管理雙邊及多邊的貨幣互換安排。其次是建立起共同監督機制，與融資援助相結合以便對一國的經濟政策產生實質性的影響。第三是建立制度化的集體決策機制，因為共同監督機制只有擁有統一的規則與清晰的程序才能發揮效力。在東亞債券市場的合作方面，目前東亞的區域債券市場發展較快，自2003年6月始，先后合作成立了第一期亞洲債券基金(ABlFl)及第二期亞洲債券基金(ABF2)，第二期已正式進入實施階段。而在合作意圖上，東盟“10+3”均認可將采取措施進一步推進區域債券市場的發展，設定亞洲債券市場倡議路線圖，建立信息收集與交流機制及各國自評機制，研究亞洲貨幣籃標價債券和統一的亞洲債券評級標準，并在稅收政策等方面進行協調。盡管如此，債券市場的建設依然面臨極大困難，問題來自于三個方面，一是市場規模；二是市場的供求不平衡；三是對匯率合作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市場規模過小與缺乏流動性存在惡性循環關系，整合東亞債券市場有助于個別經濟體陷入“低水平債券市場陷阱”。初期應從東亞經濟本身的結構調整入手，形成區域內貿易占主導的貿易格局，繼續推進“后雁形模式”，加快東亞區域內的資源整合，改變以往經濟體產品趨同、相互存在激烈競爭的不利局面。
加強東亞各經濟體之間的匯率合作。尤其是在匯率制度問題上的合作以及協調。實際上，在上一個問題里就提出了匯率合作的重要性，區域債券市場的發展要求相關經濟體在資本賬戶方面的全面開放性，這對許多亞洲國家，比如中國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與其他經濟體的匯率合作方面，東亞地區長期以來都沒有匯率合作的機制與傳統，這固然與市場的開放程度有關，但更與亞洲國家根深蒂固的文化傳承有關。這樣的局面在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全面打擊后有所改觀，因此東亞地區的匯率安排表現為寬松的釘住一籃子貨幣，或是事實上的高頻釘住美元。2005年7月后，中國的匯率安排也出現了類似的特點。考慮到匯率合作的可操作性，東亞地區匯率協調機制的建立應在過渡與實質運作兩個階段上依次展開。過渡階段可以從政策對話與共同干預外匯市場開始，逐步培養互信和合作經驗。在實際運作階段，從次區域和整個東亞兩個層次上推進匯率政策的協調，進而建立某種形式的匯率合作機制。
篇6
國際貿易的主體多、交易環節復雜、時空跨度大、國內法與國際法（包括國際條約、公約、慣例等）有兼而適用等特性，加之聯手打擊跨國洗錢犯罪的國際司法援助制度的不完善，注定了國際貿易對洗錢者有著巨大的誘惑力。由于表面上合法的交易具有較大的欺騙性，洗錢主體與洗錢行為之間沒有直接關聯，有限的分析工具難以應對大量的交易數據，國際商會《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UCP 500）與反洗錢規定之間的沖突等原因，金融機構對可疑交易行為的識別和報告不力。因而反洗錢監控的重點放在了金融領域，而忽視了新興的貿易洗錢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這是中國反洗錢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從此，中國反洗錢進一步走向法制化和國際化。研究貿易洗錢的產生背景，識別國際貿易中的各種可疑洗錢行為并剖析其成因和表征，對于建立全方位的反洗錢體系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貿易洗錢的提出
一般意義上的洗錢是利用銀行賬目往來，通過交易數額、交易頻率、交易對象、交易方式等一系列賬戶特性的變動來達到非法資產合法化的目的，我們稱之為“賬戶洗錢”。1988年《聯合國禁毒公約》對洗錢的界定獲得了國際社會廣泛一致的認可，它隱含了下列幾層意思：（1）犯罪財產或者違法所得先于洗錢行為的客觀存在；（2）洗錢行為人將非法所得轉變為合法收益的主觀故意或者犯罪動機；（3）洗錢是上游犯罪的繼續，又可能是進一步犯罪的開始；（4）非法財產經過清洗之后變成合法收益的必然結果；（5）洗錢既可能是行為上的犯罪，也可能是動機上的犯罪。基此對金融機構提出的一系列制度性要求，如了解你的客戶（KYC）、報告可疑行為（SAR）和大額現金交易（CTR）、保存交易記錄等，同樣隱含了下列假定：（1）洗錢是通過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的，金融機構具有控制客戶活動的能力；（2）金融機構的違規操作和白領犯罪是洗錢得逞的必要條件；（3）制度供給可以改變金融機構的激勵結構，進而調節其行為模式；（4）信息披露與洗錢活動負相關。但這些假定并不適合新興的基于貿易的洗錢行為。
貿易洗錢主要是隨國際貿易的發展而出現的一種新興的洗錢行為，其實質是通過虛構交易事實來實現對所轉移財產的合法占有。貿易洗錢具有下列特殊性：第一，行為人（進口商或者出口商）并不持有需要經過特別清洗以掩飾其非法性質或來源的不法收益，也并不總是具有把非法收益合法化的主觀故意，或許他們更關心的是稅收籌劃、資金的合意調動以及整體收益最大化；第二，一切非法所得均可以通過貿易操作來完成，而不必金融機構的參與；第三，洗錢的后果既可能是非法收益的合法化，也可能是資本外逃和稅收偷漏，因此，資本外逃和稅收偷漏是洗錢的一部分。所以，判定貿易洗錢應該分析：（1）行為人是否存在掩飾資產的真實狀況（如性質、來源、處所、所有權等）或者隱瞞交易的客觀事實（如價格、數量、品類、支付條件等）的行為或者企圖；（2）客觀上是否發生了或者一旦其計劃得逞就可能發生表面上對所轉移資產的合法占有；（3）前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若（1）是（2）之因，則（1）的行為就是洗錢。這里，我們沒有區分財產轉移合法與否，也沒有刻意強調犯罪動機，而是注重對財產的非法侵占這一后果，因為要準確判定行為人具有主觀故意或者是在“明知”的情況下進行或者參與了洗錢活動往往是比較困難的。
因此，貿易洗錢是指通過虛構的交易事實使行為人及其相對人對所轉移的資產享有表面上合法的財產權利的行為。它是獨立的、不依賴于他罪而存在的犯罪行為，并隨國際貿易的發展而不斷走向全球化和專業化。甚至可以說，國際貿易深入到哪里，洗錢犯罪就蔓延到哪里。貿易洗錢比銀行賬戶洗錢更便捷、更隱蔽，因而也更有誘惑力、更難防范。傳統上基于銀行賬戶洗錢的反洗錢制度不能很好地遏止貿易洗錢行為，這給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機。
二、貿易洗錢在國際貿易中的表現
（一）轉移定價洗錢
作為關聯方之間的內部交易價格，轉移定價不同于一般意義上基于機會成本的定價，它是洗錢、資本外逃和逃稅的誘因。資本外逃和逃稅本質上是洗錢的變體，因為它們都使得行為人對所轉移的資產享有表面上合法的財產權利。因此，基于轉移定價的洗錢金額等于資本外逃與稅收偷逃之和。[1](1131)這里，資本外逃泛指逃避外匯管制和配額約束的一切非法資本出口，它有別于正常貿易條件下的資本流出。逃稅也區別于利用法律的漏洞或者例外條款而采取的合法規避行為。
涉嫌洗錢的跨國公司轉移定價主要有3種模式：（1）確保交易雙方共同的利潤最大化的轉移定價，即“效率性轉移定價”；[2]（2）確保定價方利潤最大化的轉移定價；（3）確保資金流動量最大化的轉移定價。無論如何，跨國公司實施戰略性定價策略的結果是造成大量資金的積淀，從而為適當時機的洗錢埋下伏筆。
然而，跨國公司并非轉移定價的惟一主體。一般的國際貿易商同樣可以通過高價進口、低價出口、高進低出等3種策略來達到洗錢的目的。通常情況下，上列操作對資金流出方沒有經濟上的好處。但是，一旦行為人與其相對人結成聯盟，他們就可以分享此類資金轉移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從而實現對所轉移財產看似合法的占有，達到貿易洗錢的目的。
在估算基于轉移定價的洗錢數額時，因為高價進口和低價出口都會降低利潤，所以應該考慮到因虛報利潤而導致的稅收偷漏。關于國際貿易的正常價格范圍的判定，可以參照同期非關聯方之間在相同或者相似情況下就相同或者相似產品進行交易的價格，即外部市場可比但不可控價格。[1］(1128)
（二）基于品類劃分的逃稅洗錢
一般地說，稅率與逃稅正相關，提高稅率必然會激發更多的逃稅行為。但是，如果根據逃稅金額決定對逃稅的懲處力度，那么，提高稅率也可能會抑制逃稅行為。實證研究發現：在中國，逃稅大多集中在高稅率的產品，稅率越高，逃稅越嚴重；稅率（關稅加增值稅）每上調1個百分點，逃稅就會增加3個百分點。[3］(471-496)
《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國際公約》是國際上協調各締約國關于商品歸類、編碼、稅則和統計的公約。每個編碼項下，詳細列明了商品的進出口管制條件以及依法應予繳納的稅種和稅率。商品歸類不同，其所對應的稅目和子目就可能不同，課征的稅率也不一樣。國際貿易逃稅洗錢的主要手段是低報應稅價值和在稅率上避高就低。前者可以通過低報單價和（或）數量來實現，后者則體現為謊報海關編碼，混淆商品類別，通過規避高稅率來洗錢。典型的案例是汽車整車進口申報為零部件進口。假設進口貨物的價值為IP，應予繳納的稅率為T1，實際申報繳納的稅率為T2，則因逃稅而發生的洗錢金額為：Vml＝IP*( T1－T2)。
因此，低報貨值以偷逃稅收是洗錢行為，高報貨值造成資本外逃同樣是洗錢。衡量逃稅最直接的方法是對比分析海關和稅務當局的統計數據。
（三）基于重量與包裝欺詐的洗錢
國際貿易貨物監管一般是“進嚴出寬，空緊海松”，即進口清關、空運查驗嚴格，出口放行、海（陸）運查驗相對寬松。海關不可能對所有出入境貨物進行逐一查驗，大多數抵達港口的集裝箱都很快裝車運往各目的地。即使是普遍裝備了X射線掃描儀的美國海關，能夠實地查驗的入境貨物也僅占2%。
貨物重量和包裝緊密相連。一般說來，常規進出口商品都有其習慣的包裝方法和標準的重量規定，如絲類商品，標準出口包裝為紙箱（30千克/箱）和蒲席（60千克/包），因而不容易混淆。問題主要出在非常規的貿易物資上，其包裝往往由制造商決定，或者由交易雙方議定，但真實重量只有廠家最清楚，海關只負責審核報關單，并輔以必要的現場查驗。另外，國際貿易統計重在成交金額，幾乎不涉及重量和包裝信息，一般人對貨物正常的重量范圍和包裝方式往往缺乏了解，因而缺少必要的社會監督。這是犯罪分子膽敢通過重量和包裝欺詐來洗錢的又一個原因。數量高報有明顯可疑的兩種企圖：一是抬高貨值，以便對外進行超額支付；二是在正常進口貨物中藏匿違禁品（如現金），以達到走私洗錢的目的。
（四）基于支付方式的洗錢
洗錢團伙往往利用表面上合法的國際匯兌來捏造貿易假象，利用偽造的信用證來混淆資金的來龍去脈，以達到非法清洗資金的目的。國際支付對洗錢者的吸引力主要來自于：（1）復雜的支付流程本身便于隱蔽資金的來源與去向；（2）地下錢莊便捷、可靠、高效的服務提供了很好的操作條件。
涉嫌洗錢的匯付和托收常常是通過地下錢莊進行的，其支付流程是：（1）匯款人（進口方）將現金交給地下錢莊A，要求其將等值外幣支付給出口方（收款人）；（2）地下錢莊A以電訊方式向出口方所在地的地下錢莊B發出付款指令，同時約定“托收密碼”；（3）地下錢莊A通知匯款人“托收密碼”，再由匯款人將其告知收款人；（4）地下錢莊B一經核實收款人提示的密碼即予付款，但即使收款人就是匯款人也必須憑正確的密碼解款。地下錢莊或者收取0.25%―1.50%的傭金，或者與客戶議定結算匯率。在不能提供現代金融服務或者雖有服務但客戶認為不可企及或收費昂貴的地方，或者金融腐敗猖獗的地區，地下錢莊因為安全可靠、方便高效、費用低廉而倍受青睞。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亞太地區地下錢莊系統每年洗錢的金額超過2000億美元。
信用證是國際貿易結算中最廣泛使用的支付方式之一。信用證的特點、性質以及UCP 500與反洗錢規定之間的沖突，注定了信用證會被用作洗錢的工具。由于信用證項下議付單證種類繁多、要求復雜，基于信用證交易的洗錢往往伴隨著單證偽造。涉嫌洗錢的信用證交易模式有：（1）大額交易過分強調即期信用證付款，這往往是行為人擔心付款周期延長會增大洗錢被識破的風險所致；（2）在跟單信用證交易或者利用假信用證洗錢時，申請人和受益人密謀首選延期付款方式，然后要求銀行貼現票據；（3）在較長時期內按照固定價格分期分批發運貨物，或者按照極低的價格裝運“虛擬”貨物，同時要求銀行憑循環信用證或備用信用證按期支付；（4）可轉讓信用證特別申明可以多次轉讓（正常情況下轉讓僅以一次為限）。
（五）基于保險欺詐的洗錢
保險產品的人銷售制、保險企業的組織結構、行業監管的不統一等，決定保險容易被用作洗錢的途徑。洗錢者只要能夠取得保險單或者保險合同，資金清洗就基本完成了，因為很少有人會懷疑保險索賠或者退保收入來源的合法性。保險人并不處于開發產品的保險公司的直接監控下，所以很難要求他們像保險人一樣了解客戶，他們也就不免被企圖通過保險來洗錢的人所利用。在國際貿易貨物運輸保險中，可疑的洗錢行為有：（1）用現金支付巨額的保險費；（2）保單持有人不是注重保險利益而是關心保單的撤銷條件；（3）為虛構的貨物購買大額保險，然后勸說保險人協助辦理索賠或者退保，并承諾索賠或者退保金額低于繳付的保費，以便保險人也有利可圖；（4）無正當理由而要求提高投保加成率。
（六）基于自由貿易區內交易的洗錢
自由貿易區（美國稱為對外貿易區）旨在促進東道國制造業的發展，但也成了洗錢的溫床。在美國，制造商如果從對外貿易區外進口料件，將按照成品而非料件的價值繳納進口稅，但是，一旦改在區內操作，制造商就可以享受關稅緩征甚至減免優待，這就為洗錢留下了空間。據統計，美國現有250個地區建立了對外貿易區，交易金額近2,500億美元。在我國的加工貿易區，海關對進口料件暫緩征收關稅和進口環節稅，并根據出口成品實際耗用的進口料件數量，免征關稅和進口環節稅。所以，洗錢者往往杜撰公司名稱和地址，利用偽造的發票、裝箱單、提單、報關單等虛構貿易事實，串通海關人員打通單證關節，以達到合伙洗錢的目的。
（七）基于貴重物品貿易的洗錢
珍貴文物、古董、寶石、貴金屬可以用作現金的替代品，因而也成了洗錢者追捧的對象。黃金、鉆石和其他貴金屬便于隱藏和運輸，開采地點又多在偏遠地區，難以追根溯源，因此更容易被用作洗錢的媒介。國際社會應該高度警惕貴重物品貿易可能孕育的洗錢行為。
三、結論與建議
貿易洗錢已經滲透到國際貿易的各個方面，從定價、品類、數量與包裝到支付和保險，從貨物貿易到自由貿易區內交易，手法不斷翻新，隱蔽性和欺騙性日漸增強，應該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借助關聯分析、基于案例的學習、統計分析等方法，加強對國際貿易洗錢可疑行為模式的識別，預測貿易洗錢的發展趨勢，是反洗錢工作的又一重點。具體地說，要了解貨物正常的價格范圍和習慣的包裝及重量規定，加大進出口報關單審核和現場查驗力度，提高銀行、海關、稅務、檢務人員對本行業各種洗錢伎倆的洞察力，加強跨行業、跨領域打擊洗錢、恐怖融資和其他金融犯罪行為的合作。同時，國際商會應該加緊修訂UCP 500，以適應全球反洗錢大趨勢的需要。
主要參考文獻：
［1］Gao, Z. and Weng, L. Transfer Price-Based Money Laundering in International Trade ［C］//Lan, H., Yang, Y., and Zou, P. Proceedings of 200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arbin: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2006.
篇7
2013年9月18日國務院批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下稱《總體方案》），明確提出：“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可在試驗區內對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金融市場利率市場化、人民幣跨境使用等方面創造條件進行先行先試。”因此資本項目的開放及利率市場化改革將進入嶄新的、實質性的階段。
利率是資金的使用價格，其價格水平的高低取決于資金的供求狀況，而資本的流動必然會引起一定區域內資金總量的變化，進而引起利率水平的波動。因此，利率水平的最終決定因素取決于一國或地區的資金供求狀況。然而，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以官定利率為主的利率決定機制，不僅利率水平不能充分反映資金的供求狀況，也未能達到資金優化配置的目的，同時還會使利率作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工具的效率被弱化。
因此，如何通過利率市場化改革，使利率充分反映供求狀況，實現資金的優化配置，對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都具有深遠的意義。根據利率平價理論，利率、匯率與資金流動有著密切的關系，而我國設立自貿區的目的之一就是將自貿區作為國內與國外資金流動的樞紐，并通過自貿區先行的利率市場化引領和推進國內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可以說自貿區的設立對推動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
然而，由于利率市場化是一個漸漸演進的過程，各階段有不同的任務和特點，并且各階段是密不可分、相輔相成和承前啟后的，因此，本文嘗試將利率市場化改革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階段，即自貿區設立之前的階段，或稱官定利率為主市場利率為輔的利率決定機制階段，或自我強化階段；第二階段，也就是利率雙軌制階段，即自貿區利率決定機制與國內利率決定機制共存及相互作用階段；第三階段，自貿區與國內融合，即完全實現利率市場化的階段。
資金流動狀況是影響資金供求的重要因素，而資金供求狀況又是決定利率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資金流動狀況對一國的利率水平會產生明顯的影響，并且外部環境不同的區域，比如自貿區內、國內及國外會有不同的資金流動及供求狀況，它們的利率決定因素也各不相同。自貿區的設立將會成為國內外資金流動的“樞紐”，并在一定程度上作為防止國內外資金直接流動的“緩沖地帶”，也是避免國際資本給國內帶來正面沖擊的一道“防護堤”和防范金融風險的“防火墻”。
自貿區的利率市場化及其對國內的溢出效應，不僅加快了國內的利率市場化進程，也對我國中央銀行形成倒逼機制，使中央銀行不得不放棄傳統的官定利率政策和有管理的匯率政策。
上海自貿區的設立毫無疑問將有力推進我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但自貿區的設立在多大程度上能促進利率市場化，還取決于這個過程中相關配套措施的跟進，在利率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必然會遇到很多預想不到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可能在短期內是難以解決的，因此對通過自貿區大力推進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效果不宜盲目樂觀。不能認為自貿區是萬能的，也不能坐享其成，相反還有很多難題亟待解決。
比如，在我國存在自貿區與國內利率市場不統一和利率相對較高的情況下，自貿區內的利率放開在短期內必然吸引國內資金和國際套利資本大量涌入，因而可能會引起大量資金空轉，并可能產生金融風險。因此，在目前開放的國際金融環境下，應該設計一個比較好的機制來防止大規模金融套利發生。
在此，我們認為在自貿區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中，利率的市場化應是一個逐步開放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但這種開放程度應明顯快于國內，只有把握好開放時點和開放度才能有效防范可能存在的風險。要充分發揮自貿區與國內外資金流動的樞紐作用，通過自貿區的“緩沖”功能，降低國際資本對國內的直接沖擊，當遇到外部沖擊時有足夠的應對時間，從而把金融風險控制在最小的程度。
篇8
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的兩個基本論點是：(1)自由貿易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世界福利；(2)一國的單邊貿易自由化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自身福利。但是，真實的經濟不是新古典理論的無摩擦平面，純經濟學模型顯然忽視了國家作為政策制定者在國際貿易中的影響因素。以多種形態存在的貿易保護政策從未消失。即便是在wto誕生后，人們所期待的平和、有序、共贏的局面也沒有出現，相反，國際貿易摩擦卻頻繁發生。
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至今，重塑國際收支平衡為全球經濟的復蘇帶來長久穩定的基礎，成為了學術界關注的現實政經問題。2009年后，各國政府對貿易保護的譴責不斷加強；對我國匯率機制導致的“貿易保護”形式更成為了爭論的核心。事實上，各國在反對貿易保護的同時，卻又采取著不同形式的貿易保護政策，國家間在貿易政策上的合作似乎無法形成。
為此，筆者將通過多階段博弈決策的分析，解釋貿易保護政策將成為未來幾年不可避免的趨勢，以及我國在匯率方面最有可能采取的選擇。
一、文獻述評
目前，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貿易保護政策產生于國家內生的政治過程。早至20世紀初，schattschneider(1930)便強調了產業利益集團在1930年美國關稅法案的修訂及引發貿易戰的“smoot-haw-ley”法案的誕生中所產生的影響。隨著20世紀80年代“公共選擇”理論的興起，利益集團對貿易政策影響的經濟分析逐步發展完善。由于政府與公眾、個人與集體之間存在著利益分歧，產業利益集團能通過眾多方式向政府決策者施加政治影響與壓力，貿易政策實為利益集團游說政府的結果。grossman和helpman(1995)提出了正式的貿易戰模型以研究大國間的貿易爭端。該模型通過非合作的關稅博弈過程，模擬了國內利益集團與政治環境如何導致了政府間的貿易爭端。但是，基于美國政治體制得出的模型具有很強的局限性，以利益集團和選民作為核心解釋變量的模型顯然不符合我國政策制定的過程。我國學者盛斌針對我國的政經體制，將貿易政策視為中央政府決策的權力范疇，以不同行業的貿易保護水平作為實證研究對象，修正了grossman對我國貿易保護研究的結論，建立基于我國民主集中制度的實證模型，奠定了研究我國貿易政策的基礎。綜上，現今學術界傾向于貿易保護政策是政府在國內與國際層面雙重博弈的結果。
筆者認為以靜態效用最大化模型求解出的博弈均衡不能很好地刻畫政府真實的決策過程，原因如：(1)國際與國內層面均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政府無法獲得先驗的有效數據；(2)決策者“有限理性”的選擇與效用最大化為基礎的模型產生矛盾；(3)“隱性”貿易保護政策造成的影響難以度量且影響巨大；(4)未考慮政府在輿論壓力下做出的“相機選擇”的非理性決策。筆者希望通過對貿易主體之間的動態博弈過程的探討，以真實地還原貿易保護政策制定的過程，并解釋在國際經濟危機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國際貿易保護發展趨勢。
二、決策模型
(一)界定博弈主體
隨著全球經濟危機的惡化，各國對貿易保護的探討也日漸增多，且矛盾集中于歐美對中國貿易保護的譴責與制裁。g20匹茲堡峰會以宣言的形式通過了《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框架》，意在給出口大國施壓促其貿易調整。2009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產品共發起10起反傾銷和反補貼合并調查，2起反傾銷調查，l起特保調查，頻度與數量均為歷史高值。中國歐盟商會報告稱，到2010年下半年，以不公平貿易為由針對中國的傾銷案將明顯增多。
中國、美國、歐盟作為貿易摩擦的核心國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1)緊密的貿易往來關系，且中國對歐美都處于凈出口的貿易地位；(2)排除鄰國間的地域性貿易關系，三方之間的貿易總量最大；(3)2008年gdp排名，歐、美、中分列第一、二、四位；(4)美元、歐元為世界的結算貨幣；而人民幣估值問題則是此次貿易摩擦的爭論核心。
綜上，本文選取中國、美國、歐盟作為研究對象；并首先以中美兩國作為博弈主體進行分析，繼而加入歐盟討論更為復雜的決策過程。
(二)中美作為決策主體的博弈過程
1.中美對貿易摩擦的關注焦點
美方認為造成中美貿易摩擦的主要原因為：(1)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帶來的巨大成本優勢；(2)中國政府為本國企業提供的大量顯性或隱形補貼：包括各種收入稅的減免、企業從國有銀行獲得的低利率貸款、企業債務的減免等，違背了wto原則；(3)核心原因是人民幣幣值低估。美方指出人民幣幣值低估范圍介于15％-40％，雖然中國2005年7月采取措施使人民幣升值2.1％，但人民幣仍遠遠低于其應有價值。美方指出美中貿易失衡不僅僅是貿易問題，而是關系到美方長期的經濟政治安全問題。
中方學者則認為美國各經濟、政治利益集團的角逐推動了中美貿易摩擦的升溫，也有觀點認為美國在格林斯潘時期施行的寬松貨幣政策以及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導致了國際貿易失衡的局面。
雖然中美雙方就貿易摩擦的產生解釋不同，但所采用的對策主要有以下幾種：(1)“出口策略”：國內低利率貸款，對特定行業補貼，出口退稅等貿易保護政策；(2)“進口策略”：反傾銷、反補貼與特保等特定調查，對特定進口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等貿易保護政策；(3)“第三方訴求”：向wto提出訴求，希望對出現貿易保護的經濟體做出干預；(4)“人民幣匯率政策”：我國采取的“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是此次貿易保護所討論的核心。以上四點中的前三項為中美雙方均可采用并已經采用，可歸結為“常規對策”；對于只有中方能夠主動施行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可歸為“非常規對策”，我們對此分別進行博弈分析。
2.“常規對策”下的貿易博弈
以單次博弈模型來解釋兩國之間形成貿易保護的研究很多，黃曉鳳(2006)指出在兩國之間不存在激勵相容機制的情況下，兩國博弈的納什均衡必然與博弈論中“囚徒困境”的結果完全一致。中美雙方最終選擇的結果必然是貿易保護政策。
中美雙方長期的貿易往來顯然不是單次的博弈過程。有研究指出，中美雙方都意識到長期合作可以克服謀取短期利益的動機，故為了獲得長期利益，雙方在博弈開始都會樹立合作的形象。當博弈無限重復進行時，兩國中的一國(以中國為例)，可以采取“激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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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機制對博弈進行干預。博弈的結果是，只要中美雙方有足夠的耐性，{自由貿易，自由貿易}將是無限次囚徒困境重復博弈的均衡解，為帕累托最優解。wto作為這樣一種“激勵相容”機制的存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使中美雙方向“自由貿易”的選擇偏移。
但是，即便中美雙方存在長期往來的貿易關系，但是其卻不滿足“激勵相容”機制所要求的長期合作條件。(1)由于雙方政府有限任期的限制，且不同內閣所施行的政策有顯著差別，政策的一致性與有效性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長期的貿易合作被割裂為獨立的貿易階段。此時，我們難以判斷合作的始端，繼而將無限次的博弈轉變成為有限次的博弈，“激勵相容”機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條件。(2)wto作為凌駕于主權國家的國際監管機構，受以下兩方面的限制，其所建立的“激勵相容”機制的可靠性有限。首先，wto的《保障措施協定》允許其成員在某些情況下使用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等一系列保護措施。在現實的囤際貿易運行中，某些貿易保護就具有了合法的外衣和可操作性。其次wto爭端解決機制程序漫長，步驟繁多，這既增加了報復的時間成本，又降低了報復行為的主動性，從而不利于可信性的提高，也就難以限制主權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
此外，我們還需看到，外在條件的變化將顯著改變博弈雙方的選擇，從而使原有的“激勵相容”機制失效。在經濟形勢良好的情況下中美政府傾向于遵守“激勵相容”機制，形成合作的局面；而在經濟形勢不好的背景下，更傾向于選擇貿易保護政策，走向“囚徒困境”。eichengreen，irwin(2009)近期研究表明經濟衰退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便證明了外在條件的改變也將改變博弈的結果。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國際經濟形勢極為惡劣的背景下，當中美雙方均只采用“常規對策”進行博弈時，結果傾向雙邊貿易保護的“囚徒困境”。
3.“非常規政策”下的政策選擇
人民幣幣值低估是美歐認為中國所施行的最明顯且最具影響力的貿易保護政策。krugman(2009)指出以嚴重低估的價值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是導致全球貿易失衡的重要原因。歐洲央行也在零九年第三季度的報告中針對人民幣估值問題進行了討論。
人民幣如何升值的問題又分為兩種觀點：(1)對人民幣進行一次性升值；(2)對人民幣進行緩慢的爬行升值。2005年在國際經濟運行良好的大背景下，我國嘗試使人民幣進入了緩慢升值的通道。但效果是人民幣的升值并沒有減緩出口的速度，反而由于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加快了“熱錢”的流入，投機性資金的大量涌人造成了我國資本市場的“泡沫”。
匯率機制在我國仍作為一個政策工具，而不是一個由市場決定的價格變量，可以視為政府博弈選擇中的重要一環。筆者選擇人民幣對美元一次性升值5％作為討論對象，探討這樣具有明顯傾向性的政策將如何影響博弈過程。
(1)中國政府的政策預期
短期之內，人民幣升值政策將給我國東南沿海以出口為主要業務的大量中小企業帶來嚴重打擊。升值意味著壓縮企業的利潤空間。在很多企業邊際利潤率已接近于零的情況下，該政策無疑將導致占我國經濟總量6成以上的中小企業的大量倒閉，同時帶來大量失業人口，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其次，作為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之一的凈出口，其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就業等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自2002年開始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的貢獻率有明顯增長趨勢。2007年，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1.5％，拉動經濟增長2.5個百分點。當2009年上半年我國經常賬戶盈余同比下降30％的時候，政府為了實現“十一五”規劃中所指定的年均gdp7.5％的增長目標，不得不采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彌補在國際外需萎縮背景下的出口減少量，以維持既定的經濟增長計劃。再次，我國巨額的外匯儲備中有超過70％為美元資產，人民幣的升值將使美元對人民幣、美元對國際大宗商品貶值預期增加，使我國外匯儲備資產大量縮水，造成損失。
不可否認的是，人民幣升值政策在短期內也有其有利的方面。我國政府在國際層面所受的輿論壓力將大大減弱；中國的消費者因人民幣的升值而變得更加富有；國內以進口原材料為主的企業也將受惠于人民幣升值的政策。
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的政策無疑是重塑國際收支平衡的重要一環。但該政策是否能夠建構新的國家間政經合作模型，帶來穩定的經濟增長，同樣值得我們深思。筆者認為以中國匯率調整作為新的國際合作的契機是“不可置信”的政策基礎。pettis(2009)指出，由于中國、歐洲和美國對全球危機根源的理解有著截然不同的概念框架，各國首腦面臨著不同國內政治困境，全面協調的解決方案無法實現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結局。也有觀點認為，由于人民幣升值給我國中小企業造成的打擊，是為一種“創造性的毀滅”過程，從長期來看有可能成為產業升級，經濟結構調整的開端。feldstein(2009)認為，中國如果允許人民幣升值，將有利于把需求從制造業轉移到服務業，并防止通脹。人民幣升值既能夠緩解中國國內的失衡情況，也有助于減輕全球失衡。
我們同樣不能忽視的是，如果實施該政策，將在長期給中國政府帶來巨大的信用風險。中國在國際層面“就范合作”的政治姿態，將為未來國際政治經濟再次出現危機時埋下中國政府“妥協”的伏筆。如果國際收支平衡沒有得到改善，那么中國將承擔著再次調整匯率的壓力。正如我們在2005年選擇了人民幣爬行升值后盯住美元的策略，現在同樣受到來自西方的譴責。如果中國政府在受到國際壓力的情況下便會施行人民幣升值為代表的“國際合作”策略的預期一旦形成，那么中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將大大削弱；在國內層面，政府也會形成以犧牲本國利益來為他國政府決策的失誤買單的形象。
綜上，本文通過三個維度來刻畫人民幣一次性升值的我國政府的預期。政府的預期包括但不僅限于表中所列的情況。
(2)我國政府的目標函數及政策選擇
我國的政治體制可以概括為“依存市場的集權主義或國家主義”，其決定了政府在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的特點——政府所認定的國家利益和集體目標在制定對外貿易政策中發揮著最重要的作用，并使其服從于總量平衡、結構調整和宏觀調整等國民經濟管理的傳統思想。
實證研究表明，促進和發展戰略產業的“國家利益模型”最能反映中國貿易保護結構的政治經濟決定因素，而“利益影響模型”的效果是“邊際性”的，維護社會公平、減少調整成本和收入再分配的“公共利益模型”并不適用于中國的現實情況。從解釋變量的顯著性來看，比較優勢大、對產業需求關聯強、勞動密集型、創造利潤和稅收多、國有企業作用小、反對勢力薄弱的行業越能夠獲得更高的保護率。
綜上，我國以保持經濟增長率的政策日標，以中小企業的發展來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這些都限定了政府不可能采取人民幣一次性大幅度升值的貿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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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解決政策。決策者在可預見的短期諸多確定風險因素與長期不確定的好處的選擇中，顯然傾向于保持穩定、保守的匯率政策，以滿足政府的既定政治經濟目標。同時，政府也甘愿在國際層面承受輿論壓力，而在國內獲得更多的支持。
(三)中國、美國、歐盟三個主體的博弈過程
以上的分析基本適用于中美歐三方中任意兩方的貿易決策博弈過程。當我們將三者共同作為研究對象時，情況則變得更為復雜。本文只分析在此框架下對我國匯率政策的影響。
當歐盟加人中美博弈的過程后，將從兩個方面改變我國政府制定匯率政策的決策函數：(1)美元兌歐元的貶值預期。美國政府為了改善其國際收支狀況，增加本國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采取了對歐元貶值的外匯政策以增大對歐洲地區的出口，緩解本國的高失業率、低出口的困境。這種可預見的美元對歐元的貶值等同于人民幣對歐元同時貶值，我國對歐洲的出口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享受來自美元貶值的正外部性。這也解釋了作為中美匯率機制的最大受害者的歐盟，同時譴責中美雙方在國際貿易保護中“共謀”的現象。(2)部分轉嫁國際輿論壓力。我國并非主動采取行動對歐元貶值。且當美元反彈，人民幣也會走上對歐元的升值通道。在國際政經合作談判中，政府有可能將關鍵決策者的角色轉移給美國，把矛盾轉嫁給歐美雙方，從而減少自身的輿論壓力。
綜上，當我們將博弈參與主體涵蓋中美歐三方或更多時，我國更傾向于采用既有的盯住美元的穩定匯率政策。
四、結 論
篇9
【關鍵詞】國際收支 轉口貿易 現狀及增長空間 分析
轉口貿易是在信息不對等，貨物所有者為了賺取差價而不是對貨物的實物實際占有時形成的一種國際交易方式。近幾年來，我國的轉口貿易業務呈現快速增長態勢和多樣化運作方式，轉口貿易外匯收支大幅增長。筆者擬從轉口貿易外匯收支角度，通過對其定義、運作方式、特點、存在問題或不足等幾方面內容分析，建議進一步擴大我國轉口貿易定義外延，且認為以我國保稅區為中轉的轉口貿易還將繼續快速發展。具體情況如下：
一、轉口貿易發展背景及現狀
轉口貿易的發生，主要是基于有些國家或地區地理、歷史原因以及政治、經濟因素，其所處位置適合于作為貨物銷售中心，他們輸入大量貨物，除一部分供本國或本地區消費外，主要是為再出口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且這些國家或地區采取特殊的關稅優惠政策和貿易政策，中轉費用不高，從而形成了以新加坡、香港、倫敦、鹿特丹等為中轉地的國際著名轉口貿易港，但近年來，不但以上述港口為中轉的轉口貿易在繼續發展，一些國家或地區的保稅監管區域、保稅倉庫等也成為轉口貿易的主要中轉地。
二、轉口貿易定義
目前，對轉口貿易的定義，《國際收支手冊》第六版中稱轉手買賣(Goods under merchanting),是指居民從非居民處購買貨物，隨后便向另一非居民轉售同一貨物，而貨物未在居民經濟體出現。商務部定義的轉口貿易是指生產國與消費國之間通過第三國進行的貿易，即交易的貨物可以由出口國運往第三國，在第三國不經過加工(改換包裝、分類、挑選、整理等不作為加工論)再銷往消費國，也可以不通過第三國直接由生產國運往消費國，但生產國與消費國之間并不發生交易關系，而是由第三國分別同生產國和消費國發生的交易。
三、轉口貿易運作方式
根據貨物流通渠道的不同分為不以第三國為中轉的轉口貿易和以第三國為中轉的轉口貿易。不以第三國為中轉的轉口貿易是指由于經驗、通訊設備等的缺管，出口商通過第三國與進口商發生買賣關系，且將貨物直接從出口國運往進口國的貿易方式。這種方式下，貨物并未在第三國進出口。這是轉口貿易最初的，傳統的發展方式。以第三國為中轉的轉口貿易是指中間商先將從境外進口的貨物運抵第三國中轉，擇機再將同一貨物從第三國出口至另一進口國。該中轉的第三國已由原來以新加坡、香港、倫敦、鹿特丹等國際著名中轉貿易港為中心發展為保稅區、保稅倉庫等為中心的轉口貿易。
根據同一貨物是否集中轉賣，轉口貿易又分為以下形式：一種是轉手買賣的中間商從境外出口商處進口轉手至另一境外進口商的貨物是同一貨物，即該貨物的數量、重量或品質等內容都未發生變化。另一種則是轉手買賣的中間商從境外出口商分幾次在不同時間購買同一貨物并集中存放于第三國保稅區倉庫，隨后，該境內中間商又于買后的某一時間出售同一貨物中的部分數量產品給境外另一家進口商，其雖為同一貨物，但該貨物的數量發生變化。且第二種形式又演變出第三種形式，以具體事例說明，境內企業從某一境外企業分兩次在不同時間購買其存放在中國境內保稅區倉庫的電解鎳共計800噸，其申報在“一般貿易支出”項下，隨后，境內該企業于購買后又以高于買價的價格出售其中的201噸給原先的境外企業，其出售后銀行根據企業的申請說明申報在“轉口貿易收入”項下，但進出口商卻為同一家進出口商。經與銀行有關人員了解，該進出口商實際也為中間商，它更多是以轉口貿易形式利用自身信息優勢作商品的差價收益。筆者認為，上述前兩種形式應歸入轉口貿易，但第三種形式下的境外企業，因境外進出口商為同一非居民，不符合轉口貿易定義，其更適合申報在“一般貿易收入”項下。
四、轉口貿易特點及成因分析
(一)轉口貿易收支差額或收益率較高
從國際收支統計角度分析，近年來，我國轉口貿易收支呈現較大差額凈收入，其轉口貿易外匯收支收益率極高。形成原因是：境內企業先以一般貿易進口方式從境外進口貨物轉至境內保稅區保稅倉庫寄存，同時領取“貨物進入境內保稅區倉庫清單”，但該批貨物以何種方式最終交易需根據國際市場行情決定。以境內轉口商A企業為例說明。首先，境內A企業從境外進口一批貨物后申報在“一般貿易支出”項下，并將貨物寄存境內保稅區倉庫等待另一購貨商，若該購貨商為境內企業，則A企業將原先申報在“一般貿易支出”項下的貨物核銷，以一般貿易支出成交。若另一購貨商為境外企業，在《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進一步加強外匯業務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匯發［2011］11號”)實施后，境內企業必須先到銀行修改申報交易編碼，即由“一般貿易支出”修改為“轉口貿易支出”后才可將轉口貿易外匯收入款項入賬。但匯發［2011］11號實施前， 若該筆貨物以轉口貿易出口，企業只申報“轉口貿易收入”即可，之前已申報在“一般貿易支出”項下的數據基本未作修改。這是造成從數據角度計算出的轉口貿易收益率大大超過常規值的主要原因。
(二)結算方式較固定，收入多為電匯，支出多為信用證
近幾年來轉口貿易業務中，其付款以90天遠期信用證為主，收款多采用電匯。從境內企業角度來看，在當前國際經濟金融環境尚未好轉情形下，資金安全、快速回流企業賬戶是首要之事，于是在結算方式上企業更希望盡快收回貨款，同時延期對外付款。而目前轉口貿易結算方式正好驗證了這種“先收款后付款”態勢。據悉，境內企業要么是先收到購貨商貨款，再以電匯形式支付給供應商，即先收后支，要么是先開遠期信用證給供貨商延期付款，而以TT電匯方式先行收回貨款，即先支后收。這兩種情形主要發生在匯發［2011］11號實施前。該文件實施后，境內企業只能用先支后收結算方式，且提前收回貨款不能支付轉口貿易支出，即企業應以自有資金支付進口貨款。反映在國際收支數據中即是某一時點轉口貿易數據表現為收大于支，并形成當前轉口貿易外匯收支倒掛局面。
(三)以保稅監管區域為中轉站的轉口貿易居多
當前轉口貿易外匯收支中，除傳統意義的轉口貿易外，以境內保稅監管區域作為中轉站進行買進和賣出的轉口貿易也呈現快速發展態勢。如其中一家境內企業，其今年以來轉口貿易外匯收支1.52億美元，其全部以境內保稅監管區域為中轉站，另一家轉口商則有80%左右的轉口貿易來源于保稅監管區域。目前，以保稅監管區域為中轉站的轉口貿易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先將從境外A國進口的貨物存入境內保稅區倉庫，在一定時日轉賣給境外B國，另一種是直接購買境內保稅區產品，轉賣給境外B國。形成以保稅監管區域為中轉站的轉口貿易的原因，一是境內企業所購買的商品價格在國內外時有差異，且有時國內價格高，有時國外價格高，境內企業將貨物寄存保稅監管區域倉儲、取得貨權后，往往不急于出貨，而是在權衡國內外市場價格后再決定處理貨物的方式，如國際市場價格高于國內市場價格，則將貨物轉賣出去，收取貨款抵減進口付匯，如國內市場價格高于國際市場價格，境內企業自行報關進口，銷售至國內，由從事轉口貿易變為一般貿易進口。于是境內企業以保稅監管區域為中轉站有時作“一般貿易支出”，有時作“轉口貿易支出”。二是近年來我國保稅監管區域的倉儲功能日趨完善，通過保稅監管區域還可規避關稅、增值稅等諸多問題，且商品已以實物存放于保稅區，企業不用過多擔心諸如運輸損耗、自然災害等一系列風險，而只需了解境內保稅區內存放貨物類型、數量等即可，于是以境內保稅區為中轉的轉口貿易隨之快速發展起來了。
五、轉口貿易增長空間展望
綜上所述，在當前國際經濟環境中貨物流動快速便捷，交易雙方信息源變化莫測不對等，保稅監管區域、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港貨物吞吐能力不斷增強等外部環境進一步寬松情形下，轉口貿易業務仍將繼續快速增長，由此也演變出多種類似轉口貿易的形式，筆者認為只要是轉手買賣的中間商有真實的貨物貿易背景，以同一貨物為中心，將其轉賣于境外兩個不同的非居民機構或個人，就應歸入轉口貿易。而由此形成的轉口貿易業務即將繼續不斷向縱深發展，特別是以保稅監管區域、自由貿易港等為中轉的轉口貿易有望快速增長，并將超越“貨物不經過第三國”的傳統意義上的轉口貿易，成為今后一段時期內的主要轉口貿易運作方式。
六、相關建議
（一）將保稅監管區的轉賣業務納入轉口貿易
筆者認為，重新定義《國際收支手冊》中轉口貿易概念，擴大其外延范圍，使其與商務部定義的轉口貿易概念一致，將通過保稅監管區域的進口轉賣業務也納入轉口貿易中，可進一步統一商務部、外匯局、銀行及企業對轉口貿易、進口轉賣等概念的理解；并及時制定專門的轉口貿易外匯管理法規及操作規程，明確轉口貿易的貨物貿易監管定位，對收付匯性質做出界定，明確規定進口轉賣業務的國際收支申報問題及收付匯時所需審核的相關單證，方便銀行操作和外匯局監管。
（二）區別運用“先支后收”轉口貿易運作方式
在轉口貿易外匯收支相關政策法規、操作規程等出臺同時，建議重新修訂匯發［2011］11號內容，由“一刀切”全部實行“先支后收”轉口貿易運作方式調整為區別運用“先支后收”轉口貿易運作方式，保證有真實貨物交易背景的境內企業進行正常的轉口貿易業務。如銀行與海關聯網核查境內企業存放在保稅監管區域內貨物清單，外匯局通過計算一定時期內境內企業轉口貿易收益率等方法，對有真實貿易背景、收益率穩定且在正常值范圍內的境內企業可適當放寬運用自有資金的比例，在其自有資金不足時可利用提前收回的轉口貿易外匯收入抵用轉口貿易外匯支出，從而緩解這些企業資金不足壓力，也減少虛增的結售匯金額。
（三）明確“收大于支”的收益率
目前，轉口貿易外匯收支的收益比率應是多少，無論是外匯局還是銀行都無參考依據，因此建議相關部門提供并定期公布轉口貿易業務中常出現的大宗商品的買賣差價數據依據，如鐵礦石收益率1-5%、聚丙烯1%-2%之間等以便于銀行、外匯局查閱和參考。若超過規定比率的則要求企業提供相關材料，以防止違規企業與境外關聯公司聯手、借助轉口貿易名義將異常外匯資金隨意跨境流動。
篇10
文章通過評估國際金融危機對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影響發現，在金融危機大背景之下，國家的進出口增速變緩，進出口企業的經濟增長同步下滑，外向型經濟發展形勢變得非常惡劣。出現這種情況是由于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國外市場需求減弱，貿易保護主義叢生，對外貿易環境惡劣。針對此種現象，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政府以及企業要增強對金融危機的防范意識，政府層面積極擴大內需，不能過度依賴對外經濟；企業應不斷開拓市場，提高產品質量，調整國際結算方式，降低金融危機對企業自身的打擊。
[關鍵詞]
金融危機；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
一、國際金融危機的含義和成因
（一）國際金融危機的概念金融危機又稱金融風暴，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者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等）急劇、短暫、超周期的惡化。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多種類型。近年來的金融危機往往是呈現更為復雜的形式出現。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金融危機往往由一個國家或地區開始爆發，并且迅速波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經濟聯系越密切，則受到的影響就越大。危機影響范圍具有國際性，稱之為國際金融危機，具體指一國持續性的貨幣貶值、金融機構倒閉、金融市場動蕩、借貸資金枯竭而引起的經濟衰退并通過多種渠道傳導到周邊和與之經濟聯系緊密的國家，造成區域性和全局性的經濟和金融指標惡化。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基本內容：一是其顯著特點是對角型流動性、支付系統與償付能力的沉重打擊而導致的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衰弱；二是在存款人和投資人的市場預期改變和信心下降的情況下，使銀行體系的運作面臨更嚴峻的形勢，進而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相關經濟體運行發生危機。
（二）國際金融危機的成因國際金融危機的特征普遍表現為整個區域的貨幣幣值出現了幅度較大的波動與貶值，經濟增長受到嚴重打擊，經濟總量與經濟規模出現比較大的損失。綜合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常見的主要有以下四點。1．經濟制度存在缺陷。一方面，政府要通過支出的增減來對國際收支進行管理；另一方面，利用匯率進行調整時，會對開放經濟各個方面產生影響，因此政府對經濟進行調控的難度加大。2．國際資本流動加速。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僅在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之間國際資本流動的速度和規模也都大大提高。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和速度的變化促使國際經濟和金融形勢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一些發展中國家，資本流入的規模已經遠遠大于經常賬戶的赤字。而許多發展中國家又無力保障外匯收入的穩定，這部分額外的外匯儲備往往又以各種形式流回資本輸出國。3．宏觀經濟政策上的失誤。假設一國政府在制定宏觀經濟發展政策的時候，沒有充分考慮到本國的實際情況，政策制定得不夠全面或者是制定了錯誤的經濟政策就有可能導致危機的發生，而這種政策性錯誤可能會帶來包括利率和匯率政策制定上的失誤。比如政府決策，當收益小于成本時，放棄固定匯率，危機爆發（如圖-1所示）。4．金融市場上政府監管不力。對于資本市場的開放，必須謹慎行事。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過早開放，會大大增加轉軌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復雜程度。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要同時維持內外均衡，往往使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處于兩難境地。綜合以上分析總結，現代金融危機生成的根源是金融的脆弱性，而泡沫經濟正是埋下的金融危機的種子，醞釀危機，在泡沫爆裂時金融危機爆發；金融自由化則使脆弱的金融雪上加霜，催生現代金融危機；僵化的不當的匯率制度為投機攻擊提供了“靶子”，導致現代金融危機一般率先從貨幣危機開始。
二、國際金融危機對外向型經濟的影響——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為例
（一）金融危機導致我國進出口增速變緩改革開放以來，擴大出口一直是對外開放戰略中最重要的目標。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出口競爭力進一步強化，6年中平均增長速度高達24.42%。與此同時，中國出口結構大幅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從改革開放之初的46%上升到2007年的95%，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占出口的比重分別達到了57%和29%。中國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國，出口占全球市場份額的近10%，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我國出口總額為100394.9億元，出口增長率為7.43%；進口總額為79526.5億元，進口增長率為8.52%，創下了自2001年以來的最低增速。受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2010年的進出口總額出現了負增長，之后幾年雖然有所回升，但是增長速度遲緩，國際金融危機對國家的對外貿易產生了極大的沖擊。
（二）金融危機對我國外貿造成巨大沖擊1．對出口企業的影響。2008年，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出口影響逐月增加，從11月開始首次出現了負增長。（1）勞動密集型企業受到的沖擊較大，高新技術型企業受到的影響較小。從出口統計數據來看，中國、鋼鐵行業以及家具、衛浴、五金、電子等產品的出口企業受到嚴重影響。勞動密集型產業產品出口增長速度低于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2）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的貿易額減少幅度較大。首先，歐盟、美國和日本是我國前三大貿易伙伴，受金融危機影響，2008年我國向這三個市場的出口明顯回落。在危機爆發后，由于美國國內消費需求明顯下降，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不斷減少；同時，危機進一步強化了美元的弱勢地位，加速了美元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的過程，給中國出口行業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其次，間接影響中國對其它國家和地區的雙邊貿易。中國對日本、德國、韓國、荷蘭、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等地的出口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3）出口依賴型地區出口明顯回落。據海關統計，廣東、江蘇、上海繼續位列各省區市對外貿易進出口總值前三名。2008年，廣東省進出口總值6832.6億美元，增長7.7%，進出口規模位列全國各省區市之首。同期，江蘇、上海進出口總值分別為3922.7億美元和3221億美元，分別增長12.2%和13.9%。扣除物價因素以及人民幣升值因素，廣東的實際增長為負增長，江蘇和上海的實際增長幅度也很小。2．對進口企業的影響。當前，金融危機不僅給我國的出口帶來了明顯的影響，還對進口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從統計數據來看，自2008年7月以來，進口與出口出現同步下滑，且下滑速度要快于出口。造成進口大幅下降的原因主要基于三個方面：一是國際能源、原材料價格大幅下跌是導致我國外貿進口下降的重要原因；二是由于國際金融危機對歐美市場的影響日益加深，加上近年來人民幣對歐元大幅升值，導致境外市場對我國商品需求出現萎縮，從而影響了加工貿易的進口需求；三是由于在國內經濟下滑的過程中，許多國內企業對進口產品需求減少，這進一步給進口企業的業務造成了負面影響，使得我國進口下跌的幅度在短期內顯著高于出口。從金融危機對進口的影響來看，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對中國臺灣、韓國、日本、澳大利亞以及美國等地進口明顯減少；二是三大行業進口均大幅下降，進口價格不同程度下跌；三是加工貿易與一般貿易進口均出現大幅下降。
（三）金融危機使我國外部市場需求不足金融危機使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經濟和貿易受到了較大影響，導致我國外部市場需求不足，從而影響了我國的出口。就美國而言，我國對美國的貿易依存度不斷上升，由2001年的4.1%上升到2007年的6.89%，2006年高達7.56%，不過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下，2009—2013年的中國對外經濟出現了很大的波動。由此可見，美國的經濟衰退勢必將影響到中國出口。
（四）國際金融危機使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外貿條件惡化金融危機使美歐經濟增長前景擔憂，企業銷售下降、利潤下降、開工不足、失業率上升，貿易保護主義開始抬頭，反傾銷、技術性、標準性、綠色的貿易保護手段會更加頻繁出現。在美國經濟復蘇乏力和美國貿易逆差高居不下的情況下，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將更加頻繁。雖然美國一直倡導自由貿易，但當其利益受損時，往往就會違反自由貿易的規則，以公平貿易代替自由貿易。這樣各種名義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將紛紛出籠。同時，金融危機使得美國經濟放緩，導致美國需求內部化的微觀要求不斷增強，這也使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持續抬頭，對中國設立更多的貿易壁壘，這一切便構成我國食品、機電產品、紡織品和服裝以及玩具鞋類對美出口的障礙。比如，美國曾炒作我國玩具、牙膏、水產品、輪胎、寵物食品等產品的安全問題，限制對我國有關產品的進口，嚴重損害了我國產品的國際聲譽和相關出口企業的利益。一些國家除了壓價之外，還通過抬高技術測試標準等非價格手段極力將市場風險轉嫁給我國紡織出口企業，如故意提高產品測試標準，有些標準明顯超出我國企業能力范圍，從而制造出大量“不合格”產品，客戶先勉強接受，一旦日后因產品品質問題而滯銷、退貨，就將全部責任推給我國出口企業，這種技術性軟條款，給我國紡織業帶來巨大的壓力和訂單風險。這些都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例證。
（五）我國出口的信用機制不健全，金融危機加大了收匯風險近年來，迫于國際市場競爭壓力，我國出口企業從傳統的信用證結算方式，改為賒銷結算方式。這種結算方式，使企業直接面對海外買家的商業風險，收匯風險較大。特別是金融危機時期，信貸緊縮，導致了部分高度依賴銀行資金運轉的企業融資困難，融資成本增加，而且融資的額度也難以滿足正常經營的需要，同時市場競爭會更加激烈，在整體銷售趨勢下降的情況下，企業難以維持銷售量和盈利水平，造成資金周轉困難。他們把債務負擔轉嫁給我國企業，造成企業無法收回貨款，壞賬數量急劇增加，外貿信用風險增大。據國際信用保險機構科法斯的統計顯示，2009年前4個月美國企業欠款指數上升了35%。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的數據表明，2008年上半年，該公司收到來自企業出口美國的報損案件及報損金額比上年同期增長了幾倍，全國范圍內已有5200多戶海外買家因拖欠我國出口企業貨款或因破產而喪失償付能力。來自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遼寧分公司的數據也顯示，2009年進入10月份以來，外貿風險呈爆發趨勢，10月10日至11月18日，該公司共接到報損案19起，平均每2天一起，同比激增375%；案值1091萬美元，同比激增1898%。
三、面對國際金融危機我國政府和企業的應對舉措
（一）政府的應對策略1．加快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向內需拉動型經濟的轉變，加快產業升級，同時加大招商引資力度，降低國家經濟的外貿依存度。由2008年的金融危機給我國出口的打擊可以看出，出口導向型經濟向內需拉動型經濟的轉變的緊迫性。從長遠來看，走擴大內需之路，才是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的首選，拉動內需刺激消費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平穩發展。2．加速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進一步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出口企業試點工作。由于歐元持續走弱，匯率波動給出口貿易造成風險，人民幣跨境結算可降低匯兌與交易的成本，一定程度上減少風險。因此，打破國際貨幣壟斷，建立人民幣國際優勢顯得非常必要。3．進一步開發多元化的出口市場。長久以來，我國出口大都集中在歐美等少數發達國家，成為誘發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抗風險能力差。政府應通過引導調整出口市場結構，積極開拓南美市場、中東市場、東歐市場和東北亞市場，鼓勵跨境電商等新型對外貿易模式，為國內企業快速走向世界奠定良好的通道，這樣可以通過出口市場的多元化來分散風險。4．政府應切實加強對企業的引導和管理，靈活運用WTO機制，加強與各大經濟體在貿易方面的談判與對話。同時，對于反傾銷和反補貼，應加強指導和引導，幫助企業積極和更有效地應訴。
（二）企業的應對策略1．積極拓展市場。在緊緊抓住現有的歐美市場的同時，大力開拓東盟、美洲等新興市場，建立多元化的海外市場。同時，規避貿易壁壘：一方面，以危機為契機，充分利用一些歐美國家寬松的投資政策，變貿易為直接投資，通過海外設廠或直接參與海外并購重組等方式來規避貿易壁壘；另一方面，努力加強合作，力爭與商務部、地方主管部門、聯合商會建立聯動機制，靈活運用世貿組織規則，應對貿易摩擦。2．不斷提高產品質量，轉變企業發展方式。要進一步加強研發，不斷創新，積極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安全標準，努力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創立自主品牌，提升競爭力。3．擴大業務拓展模式。通過建立電子商務平臺，高效利用網絡銷售模式來降低交易成本。通過網絡平臺，可減少參展、商旅、談判等成本，擴展利潤空間，增強抗風險能力。4．調整結算辦法。在結算時爭取多用英鎊、美元或人民幣等硬幣來結算，結算方式盡量用安全的前T/T或L/C并盡早收回貸款，靈活利用出口信用保險，進一步降低結算風險（馮芙蓉、崔娜，2015）。
四、結語
當前，國際經濟危機由于影響范圍大，持續性強，沖擊力較大，對外向型企業的影響也將更加明顯，外向型經濟發展面臨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因素較多，要保持經濟平穩增長和發展的壓力也在增大。危機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了巨大的沖擊和壓力，同時也為我國經濟走出去創造了機遇，我們需要從中尋找機遇，把危機作為外向型經濟發展的轉折點。充分利用國家出臺的一系列推動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創造優勢條件，做好應對困難與挑戰的各項準備。危機為我們提供了重新思考和資源重組的空間，我們需要更多從不同角度的探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必須尊重客觀規律，既要適度進行市場創新，也必須有風險的監管，追求穩健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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